西方通史——进行巩固的尝试：1880年代的德国

1880年代，殖民政策仅仅是德国诸多活动领域中的一个。1880年代初的当务之急是要调解文化斗争。1878年2月就任新教宗的利奥十三世出于一个原因就已经想改善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法国1877年选举后上台的政府志在政教分离、还政于俗。而俾斯麦也认识到，文化斗争无法取胜，而宗教作为后盾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方面是有用的。1880～1887年间国会通过了一些“缓和法”，收回了1870年代在文化斗争中出台的大部分措施。获得保留的法令中包括对耶稣会的禁令（1917年取消），以及到1953年一直有效的布道条规和 公证结婚。1882年普鲁士和梵蒂冈再次恢复外交关系——俾斯麦在十年前终止了这一关系。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建立一个社会保险体系。俾斯麦早就决心走上“社会改革王国”之路，像洛伦兹·冯·施泰因1850年曾要求的和“经济历史学派”所赞同的，后者是1870年代初起聚集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身边的社会政策协会的成员。帝国宰相坚信，君主国若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就会为自己创造一种额外合法性并可以对社会民主主义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也许我们的政策有一天会失败，”他在1881年6月对其合作者莫里茨·布施（Moritz Busch）说，“但国家社会主义势在必行。任何人只要抓住这个理念，他就会上台。”

俾斯麦原本恨不得完全放弃该由工人自己出的保险费，让国家拨款来取代这部分保费。但他的想法未能得到实施，这是因为来自官僚主义和议会的阻力，此外他为了削弱议会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意欲组建行业自治组织的计划也未能取得成果。第一个社会保险法案是1883年的医疗保险，凡没有参加自愿互助储蓄的工人必须在当地的医疗保险机构参保；工人须缴纳三分之二的保费，雇主负担三分之一的费用。接着在1884年设立了意外事故保险，其费用全部由合作性雇主机构买单。最后于1889年引进了养老和残疾保险，雇主、工人和国家各分担三分之一的费用。

德国的社会保险在质量上新在它让个人有权利享受社会效益，用它取代了传统的贫穷救济。1880年代的保险法案让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必须帮助解决紧急情况，这类情况是个人不该负责和无法避免的。因此德国成为率先引进社会保险的国家。倘若没有1878/1879年的“内部建国”社会保险法案几乎不可能实施：与保护性关税一样，它们是以告别“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贸易自由主义为前提的。

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从而反对社会保险法案的包括左派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又分属德意志进步党和自由联盟中的分离派。他们在1881年10月的国会选举中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加在一起得到了多于五分之一的选票，而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则不得不接受失去不少选票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稍微失去一些选票，中央党能够保持原有的水平，德意志保守党的选票稍有增加。在所获选票从23.1%下降到14.7%后，民族自由党经过内部长时间辩论后做出一个重大抉择：在法兰克福有影响力的市长约翰内斯·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敦促下，他们转而支持俾斯麦的社会政策。

1884年10月的国会选举中，上述政策变换略见成效：民族自由党的选票增加了近三个百分点。最明显的输家是不久前与德意志自由思想党合并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他们反对前两项社会保险法案和殖民政策均未能拉来选票。赢家还有社会民主党，其所获选票份额从6.1%增加到9.7%。因为易北河以东人烟稀少选区的特权，德意志保守党尽管得票略有下降，所得议席却从50席上升到78席。新一届国会在获得稳定的亲政府多数支持方面与上一届相差无几。

从1886年起，引起公众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部分带有经济和社会特性，部分带有“民族”特性：普鲁士东部省份农业人口减少。许多居民已移居海外，许多人前往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其中的德国人超过波兰人。因此东部地区人口比例中的波兰人上升，而德国人减少。在反对国土逐渐“波兰化”，赞成“国土日耳曼化”（Germanisierung des Bodens）政治宣传活动的影响下，普鲁士政府在1886年春向议院呈交了一份提案，准备在一个皇家移民委员会控制下由一家基金会来购买波兰人的土地。4月底该法案生效。

普鲁士所购买的土地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作为皇室领地，而是用于德国农民的移居，这是在民族自由党的催促下实现的。花在定居点政策上的资金相当庞大：1886～1914年约耗资10亿金马克。然而，“内部殖民”的成就却十分有限：尽管有成立于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境地区联盟（Deutscher Ostmarkenverein）的大力支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22000名农民，加上其家人差不多120000名德国人，在波森和西普鲁士落户。

伴随“国土日耳曼化”的是东部语言的日耳曼化。早在1876年和1877年，先是普鲁士，然后是整个帝国便以立法方式确立德语为政府和法院优先使用的官方语言。语言的日耳曼化涉及的不仅是波兰人，还包括生活在北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在和梅茨周围地区说法语的居民。但“种族之争”（Volkstumskampf）只发生在帝国的东部，在那里“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相遇。只有面对波兰人——而不是面对丹麦人与法国人——那种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感才油然而生，这令人忆起殖民者对待“原住民”的态度，从而让德国人对说波兰语地区的统治带上了殖民统治的色彩。对波兰人的排斥在其种族动机上与反犹主义类似，因而对波兰的敌意就打破了“正常”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框架。然而与犹太人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人指责波兰人企图统治德国，甚至统治世界。这种混杂着自卑感的情感只存在于反犹主义中。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波兰人不得不忍受的“一般”种族主义还略有不同。

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也受到歧视，但在形式上要比波兰人所受的歧视温和许多。利用一项“选择权”，到1873年帝国新吞并地区的居民中约有50000人离开家乡前往法国。留下的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比其他德国人拥有的权利少。开始时帝国这一地区由帝国宰相直接任命的一位最高行政长官管理。1879年阿尔萨斯和洛林获得了帝国成员国的地位，但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它被允许在联邦参议院发挥顾问作用。斯特拉斯堡的执政者受皇帝直接领导，同年他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并有权在联邦参议院向本省的议员下指示。1911年起阿尔萨斯和洛林才有权选举人民代表机构，在那之前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委员会代替了本地议会。与德国其他邦国一定程度的接近是显而易见的：积极参与1879年帝国相关法律制定的是以奥古斯特·施内甘斯（August Schneegans）为首的主张“自治”的温和派国会议员，而不是数量上占多数的“抗议者”。1890年后“抗议者”的影响明显减小。1893年的国会选举中，德国各党派议员和自治主义者所获得的议席甚至超过了抗议者的议席，后者部分是神职人员，部分是自由主义者。

1887年第二个七年临时军事预算到期——它是1880年获得批准的。此前一位志在“复仇”的将军布朗热（Boulanger）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长（此事下面还会专门论述），乘此机会俾斯麦在1887年1月要求国会再次批准为期七年的临时军事预算。在申请遭到拒绝后帝国宰相找到理由大约提前九个月解散了本该任期三年的帝国议会。随后的竞选活动完全致力于宣传法国的威胁。德意志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结成一个“联盟”，为新的七年临时军事预算拉票。爱国呼吁获得成功：在1887年2月新选出的国会中再次形成了自1881年以来的第一次亲政府多数，那三个“联盟党”在397个席位中占有的席位多于220个。他们帮助通过的第一个法案就是3月通过的第三次七年临时军事预算。

一年后，威廉一世皇帝于1888年3月9日去世，享年90岁。他的继任者登基时已身患绝症：喉癌。皇帝腓特烈普鲁士国王谱系为三世——无论从所受教育还是态度上看，军人气质都不亚于其父，但同时又比他父亲的思想更为自由。这有可能是受了其妻子维多利亚——英国女王之女——的影响，他对议会领导下的英国非常有好感，与德国左翼自由主义者的领军人物维持着良好关系，总是清楚地表达自己拒绝反犹主义的态度，对俾斯麦则敬而远之。人们一再猜测，若是腓特烈皇帝能够执政更长一段时间，德国的历史走向将会是什么样：帝国也许会更自由、更议会化，比如在舰队政策方面与英国能有更多的相互理解？同时代人中持怀疑态度者早就提出质疑，这种反对以容克为主体的普鲁士的新政是否行得通。总之，腓特烈只当了99天皇帝。他于1888年6月15日去世，享年56岁。他29岁的儿子威廉二世（Wilhelm II.）继位。1888年遂成为三帝之年。

威廉二世几乎在各方面都与其父不同：不崇尚自由，而是极为专制；与反犹主义领袖如教堂和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曾过从甚密；多才多艺，但肤浅；是个爱慕虚荣和奢华的夸夸其谈者，他想用空谈来掩盖自己的不安全感和天生的身体缺陷——残废的左臂。不难想象，他会迅速与俾斯麦发生冲突。早在1886/1887年，当除了与法国的“布朗热危机”外，沙皇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在巴尔干地区关系也高度紧张时，当时的皇子站在以皇帝的总参谋长瓦德西伯爵（Graf Waldersee）为首的“主战派”一边，力主主动与俄国和法国两线作战。在雄心勃勃的宠臣如写诗和作曲的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伯爵（Graf Philipp von Eulenburg）和帝国宰相的对手、仇恨犹太人和俄国人的瓦德西影响下有自负倾向的威廉，在登基后决心尽快走出帝国创始人的阴影，亲自掌控局面。

年轻的皇帝和年老的宰相间不久就冲突迭起，而且是在不同的领域。1890年初为了抢社会民主党人的风头，威廉二世想通过立法在劳动保护领域采取一些收买人心的措施，包括禁止周日工作。对此俾斯麦先是进行抵制——因为他担心产生负面政治影响——后来他决定找机会在立法过程中让这种打算落空。更严重的争执发生在1878年通过的为期两年半的《社会党人法》第五次延期时。民族自由党只有在删除令人愤慨的驱逐条款前提下，才会让皇帝遂了心愿。俾斯麦拒绝这样做，而威廉二世赞同做这种让步，以便该法作为整体能够被通过。而德意志保守党又想让帝国宰相在国会表态赞成删除相应条款，才同意通过这一温和版本，此建议遭到俾斯麦的拒绝。

1890年1月25日，德意志保守党、中央党、自由思想党、社会民主党、阿尔萨斯—洛林人、波兰人、丹麦人和韦尔夫家族派中“反对”该法延期的多数人否决了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中赞成延期的少数：在169票反对、98票赞成的情况下，温和版《社会党人法》在三读时被否决，十二年来一直有效的该法于1890年9月30日失效。1890年1月25日的表决让社会民主主义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1887年的“联盟”被打破，俾斯麦的权势受到持续削弱。

1890年2月底通过两轮选举选出了新一届国会：2月20日举行了第一轮投票，8天后接着进行了第二轮投票。“联盟各党”惨遭失败，失去了议会多数。选举赢家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第一次成为赢得选民最多的政党，选票份额从10.1%上升到19.7%，几乎翻了一番，议席数从11增加到35；另一赢家是自由思想党人，其选票份额从12.9%上升到16%，议席数从32增长到66。对帝国宰相来说他绝对不可能跟新国会一起执政。即使是他争取到中央党支持自己（俾斯麦的财务顾问、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介绍该党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于1890年3月12日与他进行秘密会谈显露出这种意图），因内部分歧，尤其是民族自由党与中央党之间的分歧，一个由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组成的政府多数实际上也是不可想象的。

俾斯麦决心与社会民主党——这就意味着与新的国会——争个鱼死网破。在普鲁士政府3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俾斯麦甚至考虑让普鲁士国王放弃德意志皇冠，由诸侯们解散帝国。威廉二世最初准备进行这场政变，但在最后关头考虑到后果被吓了回去。因此俾斯麦反议会的算盘落了空，宰相本身陷入一条死胡同。其政变计划突然暴露了1866年普鲁士宪法冲突时的妥协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的特性。在议会和执行机构间的权力斗争中，政府迟早必须提出以下问题：它是愿意顺从多数人民代表的意愿，还是想违宪。1890年俾斯麦准备走第二条路。

就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冲突就要达到高潮时，3月17日俄国大使舒瓦洛夫伯爵拜见了俾斯麦，告诉他圣彼得堡的政府已授权他这位大使，就1890年6月即将到期的1887年的《再保险条约》续签事宜展开谈判，而且只能跟俾斯麦或是他在外交部担任国务秘书的儿子赫伯特谈判。舒瓦洛夫来得太迟了，同一天俾斯麦接到威廉二世要求他辞职的通知。3月18日俾斯麦按要求辞职。1890年3月20日，他被解除了帝国宰相、普鲁士首相和普鲁士外交大臣职务。《再保险条约》没有续约：俾斯麦之俄国政策的反对者——总参谋长瓦德西伯爵和外交部“幕后人物”参事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抓住有利时机说服皇帝，对德国最好的方案是不要满足俄国的愿望。

俾斯麦的下台让德国避免了一次严峻的国家危机。帝国第一任宰相的斗争计划会导致一种或多或少隐蔽的军事独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会引发内战。1880年代末俾斯麦在外交和内政上均处于失败的边缘。通过保护性关税和禁止用俄国证券抵押贷款，他严重损害了与俄国的关系，《再保险条约》续签也不过就是一种权宜之计。这就破坏了其同盟体系的基础，该体系本来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而存在的。在最重要的国内政策纷争——《社会党人法》的延期问题上，宰相自己堵死了所有妥协可能性。他的固执导致1890年2月国会选举中的惨败和不久后的被解职。

自从帝国覆灭以后，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的评价主要是在与其继任者的比较中做出的，看其继任者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意愿、行动和所达到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帝国创始人的外交政策看来可谓周到、适度并具有最好意义上的政治家风度。事实上，俾斯麦在很大程度上即兴、颇为矛盾的联盟政策可以用一个术语来概括，此术语是这位帝国创始人的传记作者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在描述1881年后的国内政治时首创使用的：它是个“救急体系”（System der Aushilfen）。

尽管如此，俾斯麦曾是外交艺术的大师，他坚决反对炫耀权力和威望的政策，能够及时识别风险，把愿景和可实现的目标严格分开，现实评估其他大国的利益，并根据不同条件用一项行动可能性代替另一项。他认为1871年后的德国处于“富足”状态，从未有野心与老牌世界强国英国一争高下。是他的那些继任者才追求这一目标的，他们感到自己足够强大，按照“敌人多，荣耀多”的座右铭准备实行进行特定挑战的政策。

相反，几乎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认为“铁血宰相”在内政方面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毫无顾忌地把政治对手打上“帝国敌人”标签的做法毒害了议会和公共生活，而且其影响直到他下台后仍在继续。就算从来没有过《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成为宰相的支持者。相反，若是没有文化斗争，中央党可能会成为温和保守的政府阵营中的一部分。

德国的议会化之所以未能完成，当然不是仅仅因为俾斯麦不情愿，而是因为普鲁士和其他各邦国都不想让帝国议会架空邦联参议院。是原则上最赞成议会体制的民族自由党人想通过文化斗争长期保持他们的优势，从而防止议会权力转移形成天主教政党与保守党“联合”的局面。再加上从1880年代起，1890年后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更为害怕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而社会民主党又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核心力量结成议会联盟，因为这违背了阶级斗争学说。1890年前后的德国离议会制的距离可能比帝国创立时更加遥远。

尽管如此，整个民族还是凝聚在一起了。1890年，除了俾斯麦之外，几乎没有人考虑让这个帝国解体。反对帝国的是那些被迫属于它的人：波兰人、丹麦人和帝国内讲法语的居民。相反，多数讲德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人此时已经找到了对帝国的认同感。除了新教徒，越来越多的数字上庞大得多的天主教徒亦然。1890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抗议者”遭遇惨败。1866年的“老德意志”败落者，除了北德一些“韦尔夫家族派”外，早就与普鲁士领导的帝国讲和了，其中大部分在1870/1871年就这么做了。

与历史邦国、其国君和王朝的紧密关系，并未对帝国的忠诚有什么妨碍，甚至让这种忠诚更坚定。用历史学家迪特·朗格维舍的话来说，德国在1871年后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帝国创建二十年后德国人属于同一整体的感觉至少和他们各邦国特殊性的感觉一样强。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战争与和平的经验，有共享的不断增长的公共交通和通讯网络，共同的货币，共同的机构设置如帝国政体、民选的帝国议会、帝国法院，共同的政党和利益集团，还有不容忽视的学校和军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俾斯麦离去时，德意志国家民族的形成已基本完成。

俾斯麦当帝国宰相时，德国人一直分裂为两个阵营：他的崇拜者和反对者。随着他归隐汉堡东部的萨克森森林中的庄园——这是威廉一世皇帝1871年为感谢他的建国功绩馈赠给他的——真正的有关“帝国锻造者”的偶像才开始形成。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出现时，人们都会引用他那充满胜利豪情的话：“我们德国人在世界上除了上帝什么都不怕……”他在1888年2月6日的国会讲话中于这半句话后面还说了什么，则被人遗忘了：“……因为敬畏上帝，这种敬畏让我们热爱和维护和平。”

俾斯麦能说会写，尽管嗓音高而且细，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家。他对被人们所称的“议会文化”有很大贡献，始终反对国会扩张其权力，如果国会大多数议员与他的意见相左，他会毫不犹豫地解散国会。这个伟岸男子也是个记大仇的人，而且记起仇来经常鼠肚鸡肠。当爱德华·拉斯克1884年1月在访问美利坚合众国途中于纽约去世时，俾斯麦拒绝把美国众议院的一封唁电转交帝国议会。议员们要求他阐述理由，俾斯麦再次在国会攻击死去的对手，而且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妥。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而言，1890年后俾斯麦越来越成为让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英雄。大部分中产阶级不认为或不再认为那是一种缺陷——德国人被剥夺了自己选举、对议会负责之政府的政治自由。一位自由主义者特奥多尔·蒙森在普鲁士宪法冲突时期曾反对过俾斯麦，1866年后转而支持他，1880年后再度反对他，于自己去世的前一年即1902年1月3日曾在给国民经济学家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的信中写道：“俾斯麦打断了国家的脊梁……”这对俾斯麦先是领导普鲁士，然后领导帝国的28年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公正的结论。但从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评判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