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帝国主义（二）：瓜分非洲

如果人们从1886年的立场回溯的话，那么大英帝国在自1874年以来的十二年中（自从迪斯雷利第二次任首相起）大幅度崛起。1883年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的书《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问世。在回忆18世纪时，书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人们几乎有一种印象，“好像我们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当年英国殖民地的创立确实没有深思熟虑的计划。除了早期的北美殖民地，一般是以贸易为先导：在英国的“要求”已经厘定的地方，那里的商业用途就会出现。伦敦在这方面通常喜欢通过忠诚于英国人权威的当地人来进行间接统治。当英国由于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失去了其第一帝国后，已经以这种方式奠定了其第二帝国的根基，海外最重要的地区是印度，那里由东印度公司掌控。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帝国主要从英属印度向北、向东扩张和在中心发展。此外不适合英伦三岛移民的殖民地更让人觉得是种负担，这种评估尤其是在1846年完成向自由贸易的过渡后（“非正式帝国”的繁荣期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现有殖民地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的移民主要或至少在数量上大多来自欧洲，这些地方从纽芬兰（1855年）和加拿大（1867年）开始成为自治领（接下来1901年成立了 澳大利亚联邦，1907年新西兰，1910年南非联邦）；第二类是直辖殖民地，如牙买加、巴哈马（Bahamas）、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Singapur），它们由英国总督管理；第三类是英属印度，它是一个内部多元化的从属帝国，其政府由伦敦部分从法律上、部分从实际上进行组建和控制。

至于大不列颠自1870年代起比过去几十年推行更为积极的帝国政策的原因，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一些人甚至否认在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主政时期发生了转折，而是强调“英国扩张”的连续性。事实上，要举出大英帝国1860年代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扩张或是在其他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都不是困难的事。1861年，西非港口城市拉各斯（Lagos）被宣布为英国的受保护国，次年转变为英国殖民地，那里曾是英国一向想取缔的一个奴隶贸易中心，进行这项贸易的是阿拉伯人，或者更多的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东非沿海地区的非洲黑人。1863年大不列颠与西非加纳的阿散蒂人（Ashanti）开战。1867年伦敦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干涉，因为英国公使和其他英国公民被埃塞俄比亚皇帝（“王中之王”）特奥多鲁斯二世（Theodorus II.）俘获。结果皇帝自杀，1872年最强大的亲王之一约翰（Johannes）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登上皇帝宝座。

尽管如此，1860年代还谈不上系统的帝国政策。1874年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后发生了变化，这与1870/1871年最重要的事件普法战争、德意志帝国创建，总之就是那场“德国革命”密切相关。1871年1月迪斯雷利在下议院就说过，从欧洲均势的角度看这次革命的重要性要超过法国1789年大革命。当时的保守派反对党领袖认为，英国受这件事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只有把巩固和扩张大英帝国作为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准绳，它才能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

西利在1883年又进了一步：“如果美国和俄国还能再维系半个世纪，那么到那时一些古老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就会像侏儒一样被挤出历史舞台。英国也难逃同样下场，如果它仍然继续以欧洲帝国，即皮特时代那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自诩。”被称作大英帝国的不是一种人工构建，甚至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这是伟大的英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帝国幅员辽阔，在没有蒸汽机和电力的时代这种距离威胁着要打破血液和宗教的纽带。今天距离已经被克服，当美国和俄国的例子证明了宽广地域上政治结合的可能性时，更大的大不列颠（英文原文：the Greater Britain，作者注）也上升为一种现实，而且活力非凡。它将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结合，虽然不会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它会远远超过那个被称为俄国的大杂烩：那里生活着斯拉夫人、德国人、土库曼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信仰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和佛教。”

当1886年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取代了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时，帝国言辞早已不再是托利党的垄断词汇。经由激进派它已进入自由党并分裂了该党。格莱斯顿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和间接统治基础上的“非正式帝国”——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软”形式，如果人们完全一般地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其目的是让别的民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陷入一种广泛依赖的状态——的最后一位伟大维护者。但即使格莱斯顿在1882年也被迫不情愿地在埃及进一步推进了该国对欧洲列强的依赖，其手段包括动用武力和创建英国的受保护国，后者是一种含蓄的事实殖民地，目的是保护英国在那里的投资——虽然这对他本人不那么重要——以及保障他的国家能够控制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印度的最短海上航线。

在埃及的干预所产生的长期后果远远超出了非洲东北部和大英帝国的地域。很多迹象表明1882年堪称一个转折点。历史学家沃尔夫冈·J.蒙森认为1776年开始存在的“非正式帝国”在这一年终止了，同时该年也开启了“古典帝国主义”时期，他让这一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918年结束。古典帝国主义时期与此前的时代一样，出现了一种并列：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出于经济原因的依赖，这是国外欠发达地区对工商业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公开的殖民统治。与“非正式帝国”时代相比，后者越来越重要。此外，大不列颠还遭受来自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这些国家扩大自己的殖民地，或者试图重新创建殖民帝国，1880年代这种不同利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非洲。

而迈向全球化的进程则是新的现象，这发生在1880年后争夺殖民地和其他附属领地的竞争中。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力量与活动的总和，它们为这类跨殖民地帝国的建立和维系作出了贡献。“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是建立帝国中心的意志和能力，一再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定义为帝国利益，并在国际体系之无政府状态中于全球范围内主张这种权利。因此，帝国主义不光包含着殖民政策，而且蕴含着‘世界政策’，对这种政策而言，殖民地不仅是达到目的本身，而且也是全球权力游戏中的筹码。”

当《旁观者》1876年第一次把“帝国主义”这个术语用到迪斯雷利的政策上时，它并非偶然提到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这个“帝国主义”蓝本。第二帝国的首脑在1860年代不仅对墨西哥进行了武装干涉，而且此前就与英国一起在中国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他占领了澳大利亚以东的新喀里多尼亚（Neukaledonien）岛。1854年长期受法国影响的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Senegal）被宣布为殖民地，从那里开始了对塞内加尔腹地的远征。

对法国来说，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扩张成果最大。还在旧制度时代的1787年，法国就与安南（当地人称越南）的皇帝签约获得了那里的第一批基地。1858年拿破仑三世以越南基督徒受迫害和一些传教士被杀为理由，与西班牙一起出兵南圻（Nam ，Cochinchina）。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Saigon），1862年第二帝国强迫安南割让东部三个种植水稻的最富庶省份。1864年，柬埔寨王国违背曼谷（Bangkok）的意志成为法国的受保护国，此前暹罗（Siam，现在的泰国）一直是它的宗主国。在法国的殖民地扩张中商业利益起了显著作用；对拿破仑三世而言，其个人，同时还包括民族的声望也不容忽视，他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稳固。

当第二帝国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解体后，追求民族声誉又获得了新的含义：成功的殖民政策保证能减轻失败的痛苦和缓解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不甘。北非成为扩张的重点。此时已经变成法国粮仓的阿尔及利亚，已经在1830～1874年间被占领，虽然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1848年以后由阿尔及利亚构成的三个省份由巴黎进行管辖。有选举权的当然只限于法国公民，1870年起也包括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35000名犹太人，但不包括大部分穆斯林居民。分为三个省份的阿尔及利亚也未能改变一个事实：位于撒哈拉沙漠北部的该地区南部仍受一个军政府的统治。

1881年5月，在完成向“机会主义共和国”的过渡后，温和派共和党人茹费理（Jules Ferry）的第一届政府与突尼斯的贝伊签署了《巴尔杜条约》（Vertrag von Bardo），突尼斯成为法国的受保护国。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英国和德国就为巴黎今后在突尼斯的行动开了绿灯。由于北非这部分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移民的目标，亚平宁半岛的公共舆论对此义愤填膺。罗马对法国插手一个意大利感兴趣的地区的对策是：1882年签订《德意奥三国同盟》，1887年签署《地中海协定》。在法国也出现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这主要来自左派，他们之所以怀疑茹费理的殖民政策，是因为该政策得到了俾斯麦的支持。后者的动机毋庸置疑：德意志帝国宰相希望法国这样就不会为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复仇。与贝伊签订的条约虽然得到了批准，茹费理却因不久后派兵镇压突尼斯起义被国会通过不信任动议赶下了台。

1883年茹费理重新执政，他把两年前不得不中断的殖民政策又付诸行动。在俾斯麦的支持下，这位总理开始了对马达加斯加（Madagaskar）的征服，自17世纪以来法国在其东海岸有个落脚点圣玛丽（Sainte-Marie）岛，以确保通往印度的航线畅通无阻。占领该岛直到1902年才成功，在法国吞并马达加斯加为殖民地六年后。同时茹费理还推动分散在非洲西海岸的较老的法国资产向内地发展，直至刚果河右岸，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段法国传教士在那里开展传教活动。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法国成功地让皮埃尔·萨沃尔尼安·德·布拉扎（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来自意大利加入法国国籍者）此前勘察过，并通过受保护条约为法国争得的区域被认可为法国领土。

1883年，即法国人开始征服马达加斯加的同年，他们在安南的部分地区东京（Tonkin），不得不抵御越南人的起义。巴黎对起义进行了惩罚性远征，这让安南名义上的宗主——中国皇帝行动起来。持续近两年的北圻战争虽然总的来说是法国人取得了胜利，但在谅山（Lang-Son）的公开失败在法国引起一波反对茹费理的浪潮，与1881年突尼斯开始起义反对法国的统治时一样，为首的是激进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85年3月30日，对法国来说十分成功的柏林会议一个月后，茹费理下台。然而，作为主管总理他还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其中后者放弃了对安南的宗主权。此后，印度支那中的这一部分就成为受法国人保护的地区。总体来说，印度支那成为法国海外帝国经济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

由茹费理引进的殖民政策被其继任者继续推行，而且完全按照其意旨，即建立一个庞大的法兰西殖民帝国。1888年吉布提（Djibouti）港和其在红海出口的周边地区被占领并宣布为法属索马里兰（Französisch-Somaliland）。（在其东南方，自1884年以来已有英属索马里兰。）在拿破仑三世治下，吉布提从1860年代初已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在亚丁湾（Golf von Aden），面对英国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亚丁基地，位于前往印度最短海上航线咽喉要地的吉布提拥有一定战略意义。

法国在西部和中部非洲不断增长的殖民帝国却不能说有这类战略意义。茹费理一再用来为其殖民政策辩护的贸易政策利益，具体到这一地区看上去也缺乏说服力：无论是作为法国产品的销售市场还是原料供应方，大多数新赢得的区域都没什么价值。在西非和赤道非洲获得的殖民地也无法弥补法国1881年因回归贸易保护主义而在其他方面丧失的销售机会。1880年代对“黑色大陆”的殖民收购首先表现为政治声望的体现：法国希望在“争夺非洲”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大国地位。

抢夺非洲的竞赛开始于1880年前后大不列颠在南非和埃及的政治、军事攻势，直接起因是这两个地方的异族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南非是布尔人的民族主义，在埃及是阿拉伯人的。从开普到开罗：是来自英国的南非钻石矿主和政治家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第一个提出英国在非洲扩张的这种设想的。向这一应由铁路线连通的埃及至南非的殖民帝国发展的第一步，是罗兹已经着手的对德兰士瓦东北部贝专纳兰（Betschuanaland）的占领；1887年它被宣布为英国的受保护国。

被罗兹选中的下一个目标是马塔贝莱（Matabele），他猜测那里有丰富的金矿（后来证明是错误的）。1889年罗兹在伦敦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积极支持下创办了南非公司（South Africa Company）。他们的雇佣兵带着在美国新发明出来的马克沁机枪，对马塔贝莱国王洛本古拉（Lobengula）的战士进行了毁灭性远征，并在英国政府的默许下于1894年占领了林波波（Limpopo）河以北地区，罗兹自己称其为罗得西亚（Rhodesien），即如今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所在地。这片被占领的区域名义上由南非公司拥有，实际上构成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从开普殖民地向那里进行了移民，自1890年起塞西尔·罗兹担任开普殖民地的总理。

与罗兹在许多方面类似，出身马恩（Man）岛走私家族的一个英国冒险家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在西非扩大了英国的殖民版图。他的出发点是受保护国拉各斯，1880年代它延伸到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1886年戈尔迪在这里创办了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与南非公司一样，凡是要显示其要求之分量的地方，他都让马克沁机枪来说话。血腥征服的结果是1914年宣布尼日利亚为殖民地。在东非运作的是东非公司（East Africa Company），该公司1887年起开始向内陆推进，从而为1895年和1896年建立的受保护国英属东非（Britisch-Ostafrika）——如今的肯尼亚和乌干达——打下了基础。上述三家商业公司都以东印度公司为蓝本：英国的统治始自特权社会的贸易垄断。在非洲向英国王室直接统治的过渡比在印度发生得要快很多。

1880年代末，法国是唯一能够在“争夺非洲”过程中危险地接近英国的国家。在尼日尔地区存在着摩擦，尤其是苏丹。在伦敦，人们把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推进看作是——它也确实是——尝试将大西洋和红海之间的尽可能广阔的陆地置于法国控制之下，即从撒哈拉向东部苏丹直至尼罗河推进，用以弥补所失去的对埃及的影响。1883年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的程度甚至不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英国竞争对手登场了：德意志帝国。

此前俾斯麦拒绝了德意志殖民事业协会（Deutscher Kolonialverein）所要求的殖民政策，该协会成立于1882年，其靠山是商界，首先是重工业、各大银行和汉萨同盟城市汉堡和不来梅。1884年4月他却将西南非洲安格拉-佩克纳（Angra Pequena）海湾处的很大一块地区置于帝国保护之下，这块地方是不来梅商人阿道夫·吕德里茨（Adolf Lüderitz）收购的。受帝国宰相委托，7月多哥和喀麦隆被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宣布为德国的受保护国。1885年2月，又向德属东非（如今的坦桑尼亚）提供了保护，那块领土是一年前德属东非协会与土著首领以签订保护协定的方式获得的。三个月后德意志帝国宣布对北新几内亚（Nord-Neuguinea）拥有宗主权，现在改称威廉皇帝领地（Kaiser-Wilhelm-Land），其离岸岛群称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

至于俾斯麦过渡到积极殖民政策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其中的一种解读，他希望通过把内部紧张局势向外转移来稳定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通过开辟新的市场来对付1873年以来“大萧条”时期所常见的经济衰退。反对这种“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周期”解释的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抗辩：如果宰相追求这么长期的战略，那很难理解为什么殖民收购在其执政期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很多迹象表明，殖民插曲的原因得在其他领域寻找。

没有争议的是，俾斯麦想把冲突引向对外。但是这种冲突大概不是内部社会的，而更多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宰相支持法国茹费理政府的殖民政策，以便离间英国和法国，从而规避此两大国联手对付德国的风险。当他把非洲的区域置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下时，他是甘愿冒着使德英关系紧张之风险的。然而这是一种相对较低的风险：格莱斯顿政府对德国崛起为殖民势力的反应是冷静的；下一届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内阁正因为与法国的殖民冲突，更在意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伦敦和柏林之间接近的表现是1887年签订的英意奥《地中海三国同盟》（Mittelmeerdreibund），德国作为暗中伙伴：这种转折，若不是英法之间存在殖民政策方面的矛盾大概是不可能出现的。

1884/1885年似乎俾斯麦也曾感到与英国的关系有些紧张。这是因为他想阻止亲英派、娶了英国女王女儿的皇太子采取一边倒的亲英政策。这位皇太子腓特烈与“分离派”有良好关系，他们是1880年从民族自由党退出并组成自由联盟的政治家，1884年他们与进步党合并组成了德意志自由思想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这又是一个令其对新主登基怀有顾虑的原因：俾斯麦绝对无法确定，腓特烈当皇帝后他是否能继续任宰相。相反，他必须估计到有在德国组建一个自由的“格莱斯顿内阁”的可能性。所以在外交领域造成一些无法逆转的既成事实，而且还是一些在国内政治方面受欢迎的事实就格外重要，这能保证在下一届帝国议会选举中 政府能稳操胜券。外交部国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宰相的儿子和亲密合作者——包括宰相本人都发表过相关论点。

但即使俾斯麦只是暂时三心二意地关心过为德国创建殖民地之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曾是“帝国主义分子”。从他出于外交政策的原因支持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法国进行殖民扩张时起他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此外，设立德国的受保护国完全与俾斯麦1879年完成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向相吻合。虽然德国殖民地无论是作为原料供应市场还是作为定居点都没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它们对经济也没起到任何积极作用，除了多哥（Togo）和西萨摩亚（West-Samoa，1899年起完全由德国管辖），其他殖民地一直需要财政补贴，以致它们总体而言对帝国预算构成一种负担。但自1885年起终于出现了转机：德国现在是殖民大国，发挥着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殖民地对广大不同圈子的居民，尤其是对受过教育的，具体来说对较年轻的学者产生了强大魅力。与英国和法国相比，俾斯麦的殖民收购规模适度。但许多德国人认为，这只是德国未来世界政策和创建德意志海外统治的前奏，而帝国的创建者完全有理由根本不想听闻这样一种政策。

1884年12月，在德国成为非洲殖民势力那一年的年底，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刚果大会，或者按照盎格鲁-撒克逊史学传统至今仍被称作西非会议。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非欧洲国家参与了谈判，作为代表团顾问发挥作用的有英裔美国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斯坦利享誉世界是因为，1871年10月经过在非洲腹地八个月的搜寻，他找到了在欧洲被认为已经失踪的英国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我想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I presume］ 斯坦利的这句问候语已经成为格言。）此前他曾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委托，探索广阔的刚果盆地，当时他曾说服众多当地不知情的头领，把他们的土地和所有相关权利转让给利奥波德——纯属虚构的国际刚果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Congo）会长，并向他提供劳动力。

柏林会议标志着德法之间在殖民政策合作方面的巅峰。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两个大国阻挠了伦敦的意图——把刚果河口周边地区划给依赖于英国的葡萄牙。大不列颠在柏林完全受到孤立，而且势力还遭到削弱，因为在埃及财政国际监督问题上它依赖德国和法国的参与（大国间的谈判直到1885年3月才成功结束）。所以英国必须确认法国在西非的权利要求，同时也必须接受国际上对利奥波德和斯坦利创建的那个暂时尚未命名的实体的承认，1885年5月承诺永久中立的刚果自由邦（É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从中应运而生。因此，英国失去了对中非的控制。英国唯一成功的是，在柏林会议上经俾斯麦要求，为刚果自由邦定下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柏林会议于1885年2月26日结束。同月，德国成功地通过对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和他的德国东非公司所购地区提供皇家保护的办法，摧毁了塞西尔·罗兹在埃及和南非间修筑从开普到开罗铁路线的梦想。然而，在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伦敦正致力于与德国的谅解与和解。1886年10月，联合王国与德意志帝国就双方在东非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共识：坦噶尼喀（Tanganjika）包括布隆迪和卢旺达，其部分区域自1885年起就是德国的“受保护”地区，划归德国势力范围；肯尼亚和乌干达划归英国势力范围。

德英在东非合作的高潮是1890年7月由俾斯麦的继任者——冯·卡普里维将军（General von Caprivi）签署的《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Helgoland-Sansibar-Vertrag）。德国把此前德属东非的一部分桑给巴尔岛转让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则给德属西南非洲留出通往赞比西（Sambesi）河的通道，即所谓的“卡普里维地带”（Caprivi-Zipfel），并把1814年维也纳会议划归英国的黑尔戈兰转让给德意志帝国。法德间的殖民地协约自柏林殖民地会议起告一段落，不久后开始的德英间的相互配合仅仅是短暂的。

刚果会议的一项国际法上的重大成果是禁止奴隶贸易，这是1885年2月26日通过的《刚果总议定书》（Kongoakte）规定的。与会签署国承诺，刚果盆地既不可用作奴隶贸易的市场，也不可用于其通道。一位不遵守该《议定书》的与会者，在1889/1890年的布鲁塞尔国际反奴隶制大会上还以反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战士自诩的，就是刚果自由邦的主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任命一个来自桑给巴尔的臭名昭著的非洲阿拉伯人担任总督，此人是做奴隶和象牙贸易的，他实际上实行着对东部刚果的统治。利奥波德创立了“公共力量”（Force Publique），一支由白人军官领导的多为强行招募的黑人的雇佣军。这支公共力量以恐怖手段强迫劳动。劳动首先意味着提供象牙，这需要屠杀大量大象，1890年代起也包括采集橡胶，橡胶除其他用途外主要用于生产橡胶轮胎。

没有其他任何非洲殖民地的劳工像在刚果自由邦那样受到如此系统的奴役、虐待和杀害。谁若拒绝公共力量的差遣，谁交付的象牙或橡胶太少或太迟，或是没有及时向士兵们提供鱼或木薯，就会遭到“chicotte”鞭子的抽打，这种鞭子是用未经鞣制的河马皮在阳光下晒干后制成的。另一项措施是斩去右手，这往往意味着死亡，并被发布命令的军官或士官视作完成杀人任务的证据（所以一些士兵也常常砍掉尸体的 手）。甚至儿童也被迫工作，遭鞭挞和用锁链锁住，妇女们则遭挟持，以便迫使她们的男人去采集橡胶。强奸屡见不鲜，村庄被焚毁也是家常便饭，因为它们被当作设置橡胶种植园的障碍。任何反抗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都会招来大规模射杀。这些都不是个人的过激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也时常发生；它们是上面安排或得到容忍的强迫奴隶劳动的日常形式。

结果是不难估计的：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邦在世纪之交是整个非洲最赚钱的殖民地。有关受害者的人数没有可靠的数据：估计高达数百万。据一个合理的估计，刚果自由邦的人口在1880～1920年之间减少了一半。此结果中包含着谋杀、饿死、累死、无家可归和疾病死亡等种种原因，但也包括出生率急剧下降。

刚果发生的事不可能长期被隐瞒。最早揭露新统治者的罪行者之一是历史学家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GeorgeWashingtonWilliams），这位美国黑人在1890年夏天经过刚果盆地的旅途中就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利奥波德国王，不久后又在一份报告中向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报道自己见到的骇人听闻的景象。另一位早期证人是南方长老会的教士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pard），他是来自美国的黑人传教士，自1890年起在刚果逗留，但仅在1899年前往内陆的旅途中就找到了不久前大屠杀的证据——80只被砍掉的手，他在传教杂志中发表了相关文章。

1897年或1898年，利物浦航运公司雇员埃德蒙·迪恩·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发现，从刚果运出的货物只有象牙和橡胶，运往刚果的却只有武器。他怀疑那里存在奴隶劳动，经过更为详细的调查得到了证实。莫雷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对刚果自由邦的状况进行了曝光。他与传教士们通信，收集证据，如有关受害者和犯罪行为的照片，与爱尔兰出生的英国驻刚果总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密切合作，后者不停地向英国政府报道发生在刚果的反人类罪行并赢得了重要作家的支持，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和神探福尔摩斯的发明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另一位作家能够用自己目睹的恐怖事实向广大读者揭露刚果殖民统治的真相：波兰人约瑟夫·特奥多尔·康拉德·纳莱克斯·科尔泽尼奥夫斯基（Józef Teodor Konrad Nalecz Korzeniowski），自称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为了参加汽船船长培训，1890/1891年康拉德作为年轻的大副在刚果逗留半年。他在那里目睹的暴行令他深感不安，但直到几年后的1899年，他才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发表了名为《黑暗的心》（Herz der Finsternis）的中篇小说。他的报道几乎没有杜撰之处，包括被称作“库尔茨先生”的贸易代理都是确有其人，他习惯把被杀死的“黑人”脑袋插到他房屋前的栅栏桩上。“库尔茨先生”的原型是多位官员和代理，包括公共力量中的比利时上尉莱昂·罗姆（Léon Rom），根据报纸报道这样的罪行确实发生过。

利奥波德国王试图压制对“他的”刚果的令人不快的报道，按照他的意思对国内外舆论施加影响，凡有可能，就对批评者的个人名誉进行诋毁。但他未能获得持久成功。1903年5月在莫雷尔的推动下，英国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议员们提出要求，对“土著（刚果的，作者注）根据人道原则”进行统治。次年莫雷尔成立了“刚果改革协会”（Congo Reform Association），对比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终于使得情况出现了一些好转性变化。

当布鲁塞尔议会中的反对派也变得活跃后，利奥波德二世于1904年决定派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前往刚果自由邦。该委员会进行了客观的调查，但最后只得出了一些一般性结论，而没有逐字引用他们所收集到的公共力量受害者的证词，更不用说完全公布这些证词了。由于舆论批评没有丝毫减弱，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压力不断增加，国王最后不得不将刚果自由邦转让给比利时政府，1890年他已经在得到议会慷慨贷款批准的条件下在遗嘱中把刚果自由邦遗留给比利时王国了。经过漫长的谈判，1908年3月达成相关协议，比利时接手了刚果的所有债务并付给利奥波德一笔巨额清偿费。利奥波德作为刚果唯一统治者那23年的卷宗被他下令销毁。他于1909年12月去世，享年71岁。四年后，刚果改革协会在1913年结束其工作。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仅在刚果存在殖民暴力。大不列颠也在其东非和南非的殖民地实施了强迫劳动，虽然其方式相对不那么血腥。1894年罗杰·凯斯门特为一次经过如今尼日利亚的旅途中所见到的27名被绞死的征召士兵而愤怒，他们因其妻子们遭到鞭笞而哗变，这件事发生在毗邻的德国殖民地喀麦隆。1892年，德国被迫处置负责德国东非事务的帝国特派员卡尔·彼得斯，因为他严重违反了“土著政策”；五年后他经惩戒诉讼程序后获释。1904～1907年德属西南非对起义的赫雷罗族人（Herero）的迫害和屠杀是一次种族灭绝性屠杀，下面还会论及：这个术语不适用于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所出现的情况，因为公共力量的暴行并非要消灭那里的整个族群。

1885～1908年让刚果成为西方殖民史上最恐怖的篇章的，是持久的、屡见不鲜的、用野蛮方法制造的恐怖，其目的是经济剥削，只是其主要受益者——一位立宪君主临时用来遮掩的人道主义套话越来越不成功。在刚果所发生的恐怖事件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可能还会发生有过之无不及的事件，对此批评者们并未猜到；他们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杜绝了最严重的恐怖形式，尽管在刚果对“土著”的剥削和压迫仍旧存在。

在刚果自由邦出现的过程中，一个个人的物质贪婪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些同时代的批评家认为这种动机正是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凭其对布尔战争的印象写出了《帝国主义：一项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一书。此书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经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直到列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唯一的纲领是让国家在士气和物质上得到重生”：霍布森援引利奥波德二世的话，后者试图用这句话替自己的刚果政策在内政和外交上进行辩护，从而得出普遍结论。比利时人的这位国王的这番言论证明，人，尤其是政治家有能力掩盖自己的动机，对它们进行拔高。从自欺欺人发展为迷惑各族人民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通过诉诸爱国情怀权欲被精致化，帝国主义被赋予了宗教和慈善意义，类似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此框架下援引耶稣的委托，前往世界各地向各民族传播福音那样。

对于霍布森来说，帝国主义扩张的实际原因完全不同于其辩护士所声称的。根据这位作者的观点，海外市场的征服靠的是一些小的经济集团的努力，它们很有政治影响力，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投资对它们而言比在国内更具吸引力，霍布森认为前者的市场是可以无限拓展的。母国的消费不足是由于工资过低，而这又造成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不得不寻找国外市场作为减压阀。真正刺激帝国主义经济的是来自为数不多的殖民地与其他附属地区的“收益盈余”。

按照霍布森的观点，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说侵略性帝国主义的收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由国际冲突所引起的风险是高的。帝国主义之合乎逻辑的后果是 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的社会军事化，它们曾为自己的自由传统而自豪。新帝国主义给大都市的专制倾向以推动力：这样一种现象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民主在为数不多的一些殖民地的延展。霍布森在大不列颠也看到行政权力的独立和缓慢的去议会化，他说在帝国非自由部分的暴君式实践开始威胁母国的传统自由，这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复仇”。

霍布森认为，破坏古老的自由的意识形态来自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它们把“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信念——为生存而斗争——从大自然应用于国际关系上，以民族的名义鼓吹使用武力的神圣权利（divine right of force）。使用这种工具的帝国主义表达的是一种阶级统治，在其逻辑中蕴含着国家保护主义和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更糟的是：就像英国和法国18世纪在北美和印度也使用了当地的辅助部队来打击对方，未来欧洲列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尝试在非洲和亚洲启用黑色和黄色人种的军队，这些军队将代表基督教帝国主义竞争者们进行厮杀。“帝国主义的当前趋势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作为反作用力其后果可能是西方国家的衰败和西方文明的崩溃。”

霍布森并没有停留在预言式警告上。他设计了一种替代性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模式。他在自由贸易和社会改革中看到出路：用一种大众政府代替阶级统治，通过一种真正的民主——它也同时必须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现实——最终实现一种促进和平的欧洲，也许甚至是所有文明国家的联盟，大英帝国所属的自由国家自愿合并可能是迈向这一方向的第一步。

霍布森与其社会主义“学生们”的区别仅在于，他不想废除资本主义，而是只要求废除帝国主义。他为全面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辩护。他赞同这种方案（它像是后来的社会民主观念的预演），只是因为他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误，而不是资本主义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他甚至向帝国主义者们承认，通过文明国家的政府对发展水平较低的种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实行控制并非从一开始就非法。但只有这种控制不是经由单独的白种人的私人公司，而是由一个民主政府来实施时，它才是合法的。

超越国内投资可能性的资本资源，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正式，更是非正式统治欧洲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先决条件。但1870～1914年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不只是简单地因资本投资利益发展起来的，其实根本不能首先从经济事实来解释它。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道尔（Michael Doyle）在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帝国》（Empires）中强调指出了1870年在国际体系史中的转折作用。“一个强大的德国与法国竞争，后者从1870年的战败中恢复过来；与大不列颠竞争，后者重新意识到来自外部的挑战；并与意大利竞争，后者现在作为统一的国家决心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新找到的力量。均势现在陷入‘过分拥挤’的状况，在欧洲内部进行扩展和补偿已不再可能。因此1870年后，所有欧洲列强都转而在欧洲以外的全球外围区域进行殖民征服，在那里它们很容易拓展自己的领土，获得资源和军事基地，这些都有助于它们攫取权力和威望。”

对于道尔而言，1870年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是19世纪第三个国际体系了。此前的第一个国际体系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创建的“欧洲协调”（Konzert der Großmächte）体系，由于1848革命该体系在1850年后不复存在。第二个国际体系以“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标准并随着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而终结。第三个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德国的优势，它一直持续到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阶段的新颖之处主要不在于体系各组成部分的本质，而更多在于参与竞争的国家的数量和相对权势。不考虑德国的政治优势，此阶段体系是多极的；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虽然小于从前，但仍然存在大不列颠治下的泛英和平。

这至少持续到1879年，这一年埃及起义反抗英法对其财务进行控制，英国与俄国在阿富汗发生冲突，德国引进了保护性关税。1879年开始了道尔所称的外交系统的殖民化：在欧洲列强政治中海外利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英国人而言，这种冲动意味着保护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的航道，这就要求控制尼罗河的源头和在东非的主导地位。对德国人和法国人来说，这种冲动体现在占领‘阳光下的地盘’，以赢得国威。”

正是看上去还可以拥有的欧洲之外的世界，在1870/1871年后能够成为欧洲列强竞争影响力和威望相对安全的地方，因此它们的竞争集中在那里。这种追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符合“竞争原则”，并在古希腊找到了其经典表达。人文中学的毕业生都知道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s）中英雄那句常被引用的格言：“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英国的实际应用是，通过加强大英帝国来补偿联合王国因德意志帝国的创建而失去的权势。在军事上被打败的法国只能通过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在非洲和亚洲——来恢复其“荣耀”，不仅右翼政客，而且军队也敦促它这样做。

年轻的德国民族国家在瓜分世界时不想袖手旁观：俾斯麦虽然没有同感，但他通过1884/1885年在非洲和太平洋收购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这种情感。另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意大利有同样想法，尤其是1881年隔海相望的突尼斯成为法国的受保护国之后——这一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人感到是一种耻辱。1882年德普雷蒂斯政府从意大利一家船运公司手中购得红海边的港口城市阿萨布（Assab），随后在英国支持下又于1884/1885年占领了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马萨瓦（Massaua），1887年意大利试图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道加里（Dogali）附近却惨遭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补偿，1889年意大利征服了非洲之角很大一块沿海地带并将其宣布为意属索马里兰（Italienisch-Somaliland）保护地。同年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新皇帝孟尼利克（Negus Menelik）缔结了《乌查里友好和贸易条约》（Freundschafts-und Handelsvertrag von Uccialli），罗马政府将该条约解释为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的受保护国，但这马上遭到该国皇帝的断然否认。一年之后，此外交上的重挫通过设立意大利厄立特里亚殖民地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年轻的殖民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面对的老牌殖民势力不仅有英国和法国，而且还有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殖民地的核心是荷属东印度，即如今的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殖民帝国得以保留下来的有菲律宾、加罗林群岛（die Karolinen）、马里亚纳群岛（die Marianen）、古巴和波多黎各。为了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能够分得一杯羹，1885年西班牙开始建立西撒哈拉保护地，并尝试与英国一起阻止法国染指摩洛哥。葡萄牙殖民帝国能够保留的地盘包括东帝汶（Ost-Timor）、果阿（Goa）以及非洲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但两个非洲殖民地很长一段时间仅限于沿海地带，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里的内地才被置于葡萄牙的管辖之下。

撒哈拉以南唯一的，至少在形式上独立的国家，除了埃塞俄比亚，是利比里亚（Liberia）。1822年美国得到解放的黑奴定居那里，1847年他们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但直到20世纪他们全凭美国的强大支持才能支撑下来。1890年左右，“争夺非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但并未完全结束。没有受欧洲人统治的还剩下撒哈拉的广大地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其中部分是阿拉伯人，部分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落，包括位于乍得盆地（Tschadbecken）的巴吉尔米（Bagirmi）古王国，此外还有苏丹统治区摩洛哥和地中海南岸的奥斯曼属国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en）。最有兴趣对这种状况做出有利于自己之改变的国家早就明朗化了：法国和意大利。

对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进行殖民，欧洲人从来就不缺乏高尚的理由。基督教的传教使命是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基督教化在许多方面都为领土铺平了道路，并为其提供了侧翼支援。传教士和传教士医生抵制了尤其是像在刚果那样的殖民行为，并引起了种种变化，这也是事实。此外还有基督教传教士在创办殖民地教育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

除了基督教的传教使命，领先的殖民大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更注重其“文明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或mission civilisatrice），即历史使命——在殖民地强制推行以法律原则为准绳的秩序。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被置于自我设定之目标的首位：这种打算不仅具有道德原因，而且也考虑到这种要求比任何其他要求都更适于赢得公共舆论赞同积极的殖民政策。然而在殖民前的奴隶劳动和殖民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之间通常仅有程度上的区别，被英国殖民势力作为廉价劳动力卖到南非和东非的印度苦力，他们与必须以最低工资在种植园或矿山劳作的非洲黑人一样没有基本权利。

那些因欧洲列强在海外——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说——担负起“白人的责任”而在殖民地与母国受益者的人数，要远远大于霍布森愿意承认的数目。至于说到欧洲人对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动机的自欺欺人，他的分析迄今无人能够超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在世纪之交尚不能做出最终评判。但那时就已可以预见，欧洲人对殖民地各民族的行为将会对大都市的政策产生后果。“帝国主义的最大危险在于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它已习惯于这种（利他主义的，作者注）自我欺骗，从而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霍布森在1902年写道。在此他援引的是柏拉图的解释，即谎言是心灵无意识的自我欺骗的结果。他也可以使用亨利克·易卜生在1885年所写的剧本《野鸭》（Die Wildente）中提出的概念：“生活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