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民族主义的观念

我们已经指出，必须有一幅世界的自然政治地图为人类行政管理提供最可能完善的地理划分。世界的任何其他政治划分，不同于这个自然政治地图的，必然是个不合适的安排，一定要产生仇恨和反抗的压力而倾向于朝着这个自然政治地图所指明的方向转移疆界。

如果维也纳的外交家们不是显然地既不相信也不了解这个道理，以为自己可以任意地分割世界就像一个人任意切割一块乳酪一样的无骨的东西，那么上面所说的就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主张了。当世界从疲惫不堪的拿破仑战争恢复过来之后，大多数在欧洲开始发生的叛乱和冲突，很明显的是普通老百姓试图公开脱离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再忍受的这种不合适的政府的行动。大体上，当时全欧各国政府都是不合适的政府，因为从社会观点来看，它们并不代表民意，而只是妨碍生产、浪费人力；可是在这些普遍的烦扰之外，再加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宗教和种族文化的不同（如在爱尔兰的大部分）、种族和语言的不同（如在奥属的北意大利和全奥地利帝国的大部分），或者所有这些方面全不相同时（如在波兰及欧洲部分的土耳其帝国），就会恶化到导致流血。

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统治机器配置得坏透了的体系。在19世纪历史中曾占那么重要地位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从这种配置失当的压迫下得到了推动力的。

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性？如果我们的世界史证实过什么东西，那就是它证实了种族和人民的混合，人类区分的不稳定，以及人类团体和人类对结合观念的千变万化。一个民族，一向这样说，是一大群人集聚在一起，自认为同属一体。但是我们听说，爱尔兰是一个民族，而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人必定不同意这个想法，并且意大利在完成统一以后很久才自认为同属一体。作者1916年到意大利时，人们还在说：“这次战争将使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了。”

此外，英吉利人是不是一个民族呢，还是已经被吞没到“不列颠民族性”里去了？英格兰人似乎就不很相信这种不列颠民族性。一个种族或语言共同体不能构成一个民族，因为盖尔人和苏格兰低地居民共同形成了苏格兰“民族”；它又不能是一个共同的宗教，因为英国就有几十种宗教；也不能是一个共同的文字，否则为什么美国从不列颠分立出来，阿根廷共和国从西班牙分立出来呢？我们可以建议，一个民族实际上是人们的任何集合、混合或者混淆，它宁肯承受或者甘愿承受自己的外事部门所引起的苦恼，以便它集体地有所行动，仿佛它的需要、欲望和自负比人类的普遍福利更为无比重要。

对于马基雅弗利式的君主政体发展成为由它们外事部门扮演“列强”角色的统治，我们已经描述过了。这类“列强”根据自己利器作出的不适当的政治安排，同自然政治地图是不相符的，从而产生了紧张局面；而支配了19世纪政治思想的“民族性”，实际上只不过是这种局面的浪漫的和情感上的夸张罢了。

整个19世纪期间，特别是整个后半叶，世界上的这种民族主义极其盛行。所有的人凭其本性都是派性强的人和爱国者，但在19世纪人们生来就有的部落主义却不自然地被夸张了，它被推波助澜、被过度刺激、被煽动和强迫纳入民族主义的模型。

民族主义在学校里讲授，在报纸上强调，并用说教、欺骗和歌颂的方法向人们灌输。它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虚伪术语，遮暗了人类一切事务。它使人们感觉到没有民族性就像在人群拥挤的会场中赤身露体那样不成体统。东方的人们从未听说过民族性，这时也爱上了民族主义，就像爱上了西方的纸烟和圆顶帽一样。印度大不相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济济一堂，有达罗毗荼人，有蒙古利亚人，有雅利安人，也变成了一个“民族”。当然，也有一些难以辨明的情形，如伦敦东部怀特查佩尔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必须决定他究竟属于不列颠民族，还是属于犹太民族。

在对这些更新、更大的部落神——确实现代“民族”就是这种部落神——的崇拜上升成为支配19世纪想象力的这件事上，讽刺画和政治漫画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我们翻一翻《笨拙》周刊，这个以离奇诙谐的图画描摹自1841年起英国精神的当代记录，就可看到不列颠神、爱尔兰神、法兰西神、日耳曼神或拥抱，或争辩，或责骂，或喜，或忧，无不淋漓尽致。

这就大大帮助了外交家们进行列强的逐鹿之戏，用这种形式把政治传达给一般迟疑不决的群众。对普通人来说，虽然怨恨自己的儿子被送到国外去遭枪杀，也就认为这并不只是两国外交部门固执和贪婪的结果，而确实是那些模糊不清的巨神中的两神之间的一种正义的、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必要部分。如法兰西神曾受日耳曼神的侮辱，或意大利神正在对奥地利神显示一种正当的精神。

这个青年人的死亡在常识上已不再视为暴行，它呈现出一种神话般的尊严。并且叛乱也能像外交手段那样披上同样浪漫的外衣了。爱尔兰成为灰姑娘女神卡塞利恩·尼侯利亨，备受心碎肠断、不可宽恕的损害；青年印度在崇拜般陀摩叨罗摩上也超越了它的现实。

19世纪，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的主要思想就是各民族[即国家]都有对主权完整的“合法要求”，也就是各民族[国家]都有管理其自己境内一切事务的权力，对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概置之不顾。这种思想的缺点在于每一个现代社会共同体的种种事务和利害都影响到全球最远的地区。例如，1914年，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拉布拉多半岛的印第安部落之中严重的灾难，因为那次战争切断了兽皮的贸易，兽皮正是他们赖以换取诸如弹药的必需品，没有弹药就不能取得足够的食物。

因此，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世界意味着祸害无穷的世界，各国不断备战或作战的世界。但和这种民族[国家]主义的宣讲同时兴起而又背道而驰的，在较强的民族中间又极力宣传另一套思想，即帝国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一个强大而先进的民族，应被承认有权统治一批其他较后进的或政治上较不发达的民族，或民族性尚未发达的人民。统治国期待它们对于受到保护和统治表示感激之心。

在这里，“帝国”一词的用法显然不同于它过去通行的意义了。这些新帝国甚至不拟自称为罗马世界帝国的继续。它们已失去帝国观念与世界和平之间的最后联系了。

上述民族性的观念，以及作为民族最大的成就的“帝国”观念，这两种观念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支配了欧洲的政治思想，也确实支配了全世界的政治思想，而且把它支配得连任何较为广博的人类公共福利的概念实际上也都排除了出去。这两种观念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所起的作用是危险而不健全的。它们并不代表人类本性中根本的和不变的东西，它们也不能满足机械革命日益促成的世界管理和世界安全所必不可少的新需要。

这些观念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一般人民既无世界史的研究所能昭示的彻底的见解，又已不再有一种世界宗教的普遍慈悲心。直至认识到它们对日常生活的一切常规的危害时，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