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达尔文主义怎样影响宗教和政治思想[71]

当物理科学的进步所引起的机械革命，正在破坏着经过数千年演变的古代文明状态的社会分等，并已在产生着一个正义的人类社会和一个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新的可能和新的理想时，在宗教思想领域中也进行着一场至少是同等重大、同等新奇的变化。就是那个引起机械革命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也正是这些宗教骚乱的原动力。

现在，讲近代史的人对于这件事不得不既要慎重又要大胆。他必须一方面不怯懦回避，另一方面又不偏袒附和，在这二者之间选好道路。应当尽可能以叙事为限，抑制个人意见。但也要记住，个人意见是不能完全抑制的。本书的作者就有自己很坚强、很鲜明的信念，读者务必记住这一点。

拿撒勒人耶稣的教诲中含有某种深刻的新颖和创造性的东西；他宣讲了一个在人心中和人世间的新天国，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以我们与他相隔这么长久的今天来判断的话，他的教诲中毫没有什么与世界和人类历史中的任何发现或发展有互相冲突或互相抵触的地方。但是圣保罗和他的继承者却用一种微妙的、复杂的救世论的解释来增补、完成和强加它，或以另一种教义——你也许宁愿这样想——来代替耶稣的清楚的、深刻革命的教诲，信仰者能在他日常的习惯与职业上不必受到任何严重的扰乱，而主要靠信仰和仪式就能得救，这个保罗派的教诲的确涉及对世界和人类历史极其明确的信仰问题，这同样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对于这些事情的辩驳或解释不是史学家的职责，它们终究的含义是什么要靠神学家来论定，史学家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个事实，那就是全世界官方的基督教采取了圣保罗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他的使徒书中那样明白地阐述了，在福音书中又那样地无可查考；就是说宗教的意义不是放在将来，而是放在过去；与其说耶稣是一个宣讲美妙的新事物的导师，不如说，为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受了毒蛇的诱惑而违抗造物主这一段历史事实，使他成为注定的一个深奥神秘而神圣的赎罪血祭。正统的基督教是把自己建立在相信“亚当的罪”这件事实上，而不是建立在拿撒勒人耶稣的人格上；建立在保罗的理论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的训谕上。

我们已经述及世界的特别创造，以及亚当、夏娃和毒蛇的故事，它是一个古代巴比伦的故事，大概还是一个更为古老的苏美尔的故事；我们也已述及这是以犹太圣经为媒介把这个极古老的和原始的“日石”时期毒蛇传说引进基督教的。凡官方的基督教传到哪里，就把这段故事带到哪里。它把自己同这段故事联结在一起了。

直到一百年后，整个基督教化的世界感到必须相信，也确实相信，宇宙是在数千年前——据厄谢尔主教说，是在公元前4004年——按照上帝的命令在六天之内所特别创造的。（1779年，一批伦敦书商出版的四十二卷《世界通史》中，还在讨论创世的第一天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3月21日，还是9月21日，并倾向于认为后者是较为可信的季节。）

西方文明和西方化文明的宗教组织就是建立在这种历史假定之上的，但是全世界混乱起来了，丘陵、山岭、沙洲、海洋一起爆发，证明这种假定是绝对荒谬的。那些主要国家的宗教生活，至今仍然是十分热忱虔敬的宗教生活，是在一座建造在沙砾上的历史宅第中度过的。

古典著作中常有一种较健康的宇宙起源说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就曾意识到近代地质学的一些概括的原理，这些原理在卢克莱修的思考中放出光芒，我们也已谈到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对于化石的清楚解说。伟大的法国人笛卡儿（1596～l650年）曾大胆地推测我们的地球最初形成时是处于白热化的状态，丹麦人斯泰诺（1631～1686年）曾着手采集化石和描写地层。但是只是在18世纪接近结束时，地质学的系统研究才占了如此大的比重，致使圣经上古代苏美尔创世纪事的全面权威也受其影响。

与上面所引的《世界通史》的同期，一个法国大博物学家布丰，正在对“自然的时代”进行著述（1778年），大胆地把世界的年龄延长到7万年或7.5万年。他把他的故事分为六个时代以符合基督教创世故事的六天。这六天，他辩解说，是比喻性的，它们本是六个时代。当时的地质学就是用这种圆通应付的策略，设法同正统的宗教训诲和解，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中叶。

我们不能在这里追述赫顿、普莱费尔、查尔斯·莱尔爵士以及法国人拉马克和居维叶这样一些科学家，在阐明和发展岩石记录方面的贡献。西方世界的一般智慧，只是慢慢地对下列使之为难的两件事醒悟过来：第一，地质记录中的生物继替和六天创造的活动不相符合；第二，地质记录和大量生物学事实一致，背离了圣经上关于每个物种是分别创造的说法，而径直指出一切生物形式之间皆有同源发生的关系，甚至人类也包括在内！这后一个论点对于既存的教义体系的重要意义是明显的。假如一切动物和人类都以这样一脉相承的方式演化而来，那么人类就没有始祖，没有伊甸园，也没有人类的堕落。如果没有人类的堕落，那么基督教的全部历史的编造，目前基督徒的宗教热情和道德所根据的原罪和赎罪的原因这段故事，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因此，许许多多诚实的、笃信宗教的人，在追随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的著作时，莫不带有类似惊恐的心理。1859年，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出版了，该书对物种变迁和演化这一概念，作了极为有力而具有永久价值的讲解，在本书第六章中已扼要地叙述了；1871年他又完成《人类由来》一书的纲要，明确地把人类也纳入了其他一切生物的同一发展系统之中。

今天还活着的很多人会记得，当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反对正统的基督教宇宙起源说的不可战胜的论据显露时，西方社会中一般知识界人士的惊慌失措和苦恼忧伤。大多数人的思想是本能地、非理性地抗拒新知识。他们的全部道德大厦是建立在伪造历史之上的；他们已太衰老太顽固而不能重修新厦；他们感觉到他们的道德信念具有实际真理，而那个新真理在他们看来同旧道德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相信赞同新真理就是为世界的道德破产作了准备，但正因为他们不赞同新真理却发生了道德的破产。

特别是英国各大学都是以教士为主组成的，它们抗拒新学尤为猛烈。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风暴般的论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汹涌进行。当时讨论的性质以及教会无可救药的愚昧，从哈克特的《平凡话》一书中所描述英国协会于1860年开会时威尔伯福斯主教攻击达尔文观点的伟大战士赫胥黎一事，就可见一斑。

威尔伯福斯主教面对“赫胥黎，带着傲慢的微笑，要求知道究竟是通过他的祖父，还是通过他的祖母而自己承认是猴子的子孙？赫胥黎转身向他旁边的人说：‘上帝已把此人交到我的手里了。’于是他站在我们面前说了这些极其惊人的话：‘我不认为以猴子为祖先是可耻的，但和一个用天赋来混淆真理的人有着关系才是可耻的。’”（这些话的另一说法是：“我确实说过，一个人没有理由以猿为他的祖先而感到可耻。如果我有一个使我一想起来就会感到可耻的祖先，那就是一个坐立不安、样样来得的人，他插手于种种并不真正熟悉的科学问题，只是用文不对题的修辞来混淆问题，用滔滔不绝的枝节和老练地乞求于听众的偏见来转移他们对争辩中的真正论点的注意。”）这些话的确是愤慨地说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激动的场面。哈克特说有一个贵妇人昏倒了……这就是那次论争的气氛。

达尔文运动对正规的基督教来说是出其不意，突然发生的。正规基督教在其神学的论述上面临一个显然可以证明的错误。基督教神学家们既不够明智又在心理上不够敏捷地去接纳新真理、订正旧教条，并坚持旧信条至今还是可以表现那些有生气的、活力未减的宗教现实的。人类是诸亚人形态的后裔这个发现甚至丝毫没有触及天国的训诲。而教士们和主教们对达尔文却大发雷霆，多次愚蠢地企图禁止达尔文著作的发行，侮辱和诽谤新观点的倡导者，产生了很多宗教和科学“对抗”的胡言乱语。

其实，在一切时代，在基督教世界中都有怀疑的人。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显然是个怀疑论者；在18世纪中，吉本和伏尔泰公开反对基督教，他们的著作曾影响过分散各处的许多读者。但这都是些特殊人物……如今总的看来，却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变得怀疑了。这次新论争触及每个读过书或者听过有见识的谈话的人。新的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发现基督教的卫士们脾气恶劣，不体面不公正地为他们的事业进行争辩。新的科学进步本来对正统的神学是没法调和的，而愤怒的神学家们却宣称它是宗教。

人们终会发现宗教丢掉了它在教义上的一切包袱会更加大放光明，但是对青年人来说，好像确实有过一次科学和宗教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科学获得了胜利。

这次大争辩对于整个西方化世界繁荣富庶的和有影响的阶级人士的思想和方法的直接影响，的确是很不利的。新兴的生物科学这时还没有带来什么建设性的东西来代替旧道德的支持。于是一个真正的道德堕落接着发生了。

在那些阶级里，社会生活的一般水平在20世纪早期比17世纪早期要高得多，但是在一个方面——就这些阶级的淡泊无私和光明正大方面来说——17世纪的调子大概比20世纪要好一些。17世纪的有产的和活跃的阶级里，尽管也有少数明确的“不信教者”，但诚心祈祷，反躬自问曾否作恶，并准备为他们所认为是正确的事而忍受痛苦和作巨大牺牲的男男女女，比起20世纪开初几年来，在百分比上或许要大得多。

1859年以后，在信仰上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损失。宗教的真金在很多情况下和包藏它那么久的破敝钱囊一同被抛弃掉了，而没有再恢复过来。到19世纪将要结束时，一种对达尔文主义粗浅的误解，已到处成为“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的基本精神粮食。17世纪的国王、业主、统治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心底都曾有一种想法，以为他们是奉上帝的旨意而居上的；他们真的敬畏上帝，让教士们在上帝面前替他们隐恶扬善；而当他们作恶的时候，就尽量不想到上帝。但是20世纪开始时的国王、业主和统治者们的这种旧的信仰，已在科学批评的光合作用下凋谢了。

19世纪结束时，有权势的人们相信他们是依靠生存竞争的力量而居上的，在生存竞争里强者和狡诈的人胜过了弱者和说真话的人。他们还进一步相信必须强壮、有力、无情、“实际”、自利，因为上帝已死去了，或者似乎本来就是死的——这完全超出了新知识所认为正当的本意。

不久以后他们就越出了对达尔文主义的最初粗浅的时行的误解，即人人专门为己的想法。可是进到下一步时就停滞不前了。他们断定，人类是一种像印第安人的猎狗一样的社会动物。但是人比狗有更大的含义——这一点他们却没有看到。而且他们认为正如在狗群中为了大家的好处必须欺压幼者和弱者，所以人群中的那些大狗欺压幼弱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对19世纪早年曾经盛行的民主主义观念产生了新的蔑视，对专横者和暴虐者的艳羡又恢复了。

拉迪亚德·吉卜林竟会把中上层阶级英国公众的儿童领回到丛林野地去学习“法律”，他竟会在他所写的《林莽之书》一书中，以赞赏的笔调来描写三个男孩凌虐另外两个男孩的情形，这三个男孩在显示恶意以前，用诡计把受骗者无从求援地捆绑起来。这很代表当时的特色。

对《林莽之书》里面的这一事件稍予注意是值得的，因为它非常生动地显露了19世纪结束时英帝国的政治心理。不先了解这个故事所例证的心理歪曲就不能了解l9世纪后半世纪的历史。那两个被虐的男孩是“欺软怕硬的人”，这是那三个加害者的借口，而加害者又是受一个牧师的煽动而胡作非为的。什么也制止不住他们（包括吉卜林先生在内）去干这件事的兴致。这件事的教训似乎是，一定要注意在未施加虐害之前，先搞出一点可以为道德愤慨辩解的借口，那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有权威站在你的一边，那你就不会受到谴责。这显然就是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的简单教条。既然人类这种动物的智力已经发展到足以有意识地残酷无情时，每一个欺弱的人就必须尽其力之所能遵守这一教条。

故事中另有一点确很重要。中小学校长和他的牧师助手都被描述为暗中参与此事的人。他们愿意这种欺弱的事发生。他们不去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假手于三个男孩，也就是吉卜林先生的英雄，来惩罚那两个受害者。校长和牧师对一个愤怒的母亲的一再申诉充耳不闻。这一切都是吉卜林先生认为最值得想望的事情。

由此我们得到了现代帝国主义最丑恶、最退化、最终要灭亡的观念的关键，也就是法律和非法暴行之间暗中勾结的观念。正如沙皇制度由于秘密鼓励叫作“黑色百人团”的暴徒屠杀犹太人和其他被认为仇视沙皇的人而终于自取灭亡一样，英帝国政府的好名声也就是这样被玷污了——至今仍然被玷污——如詹姆森博士在布尔战争以前非法侵略德兰士瓦，如爱德华·卡森爵士（即后来的卡森勋爵）在爱尔兰的种种冒险，下面即将叙述；又如英国政府不言而喻地默许在爱尔兰的王党对新芬党的行凶者或被指称是行凶者的暴行承担的所谓“报复行为”。

帝国都是这样背叛它们的臣民而自取灭亡的。统治者和帝国的真正力量不在于陆军海军，而在于人民相信他们是坚定不移地坦率的、诚实的和合法的。一个政府一旦离开了这个标准，它就不比一个“犯人称霸的团体”好多少，它的寿命也就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