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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纲——英吉利共和国

历史大观园 工业革命 2020-07-01 22:47:58 0


在英国,私有财产所有者反对“君主”的侵犯的公开斗争远在12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这一阶段,始自亨利七世、八世和他们的继承者——爱德华六世、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的要使英国政府变成一个大陆型的“个人君主政体”的尝试。由于王朝的一些意外事件苏格兰王詹姆斯成了苏格兰兼英格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年),当他开始用我们已援引过的方式去谈论可使他为所欲为的“神授王权”时,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

但是英国君主政体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侵入罗马帝国的北方人和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君主国中都曾有一种传统,由有影响的和有代表性的人组成的民众议会来维护他们一般的自由,但这种传统没有比在英国的更富于生命力。法国有它的三级会议的传统,西班牙有它的等级议会,但是英国的议会在两个方面是独特的,它背后有个文件宣布某些基本的和普遍的权利,并且它既包含被选出的“州郡的骑士”,也有从市镇选出的市民。法国和西班牙的议会则所有被选出的代表只有前一种而没有后一种。

世界史纲——英吉利共和国

这两个特点在英国议会同国王斗争时给了它特殊的力量。这里所说的文件就是大宪章,它是1215年贵族们造反后强迫狮心理查(1l89~1199年)的弟弟和继承人约翰国王(1199~1216年)作出的一个宣言。它列举若干基本权利,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法治的而不是王治的国家。它否定国王有支配任何一种公民的个人财产和自由的权力——除非获得与那个人同等的人们的同意。

英国议会中有州郡选出的代表们的出席——英国情况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很简单的和显然无害的开端发生的。骑士们看来是从州或郡里被召集到国民会议中来为他们地区纳税能力作证的。早在l254年,他们就被本区的小乡绅、世袭地保有人和村里的长老选送上来,每个州郡选出两名骑士。这个想法启发了蒙特福特的西蒙,他正在造约翰的继承者亨利三世的反,他从每个州郡召集两名骑士,从每个城市或市镇召集两名市民到国民会议里来。亨利三世的继承者爱德华一世沿用这一措施,因为这似乎是同成长中的城镇在财政上取得接触的便利途径。

起初在骑士和市民方面来说,他们对参加议会是相当勉强的,但是他们逐渐地认识到这样他们拥有了可以把申冤昭雪同准许补助金相联系起来的权力。

如果不是一开始,也是很早以来,这些市镇和乡村的一般财产所有者的代表,即下议院议员们,跟大贵族和主教们并不在一起开会和辩论。所以在英国除了一个主教的和贵族的上议院外,还成长起一个代表会议,即下议院。两院的人员并没有深刻和基本的差别;许多州郡里的骑士是殷实的人,可以和贵族以及贵族的子弟一样富裕和有势力,但总的说来下议院是更富于平民性的会议。

自从一开始两院尤其是下议院,就显示出一种意向,要求在国内享有处理征税的全权。逐渐地,它们把申冤诉苦的范围伸展到了对国境内全部事务的批评。

我们将不去叙述都铎诸国君(即亨利七世和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时英国议会的权力和威望的起伏,但是从已经谈到过的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詹姆斯·斯图亚特最后公开宣称走向专制政体时,英国的商人、贵族和无公职的绅士们发现他们已有一个经过考验的和受人尊敬的传统手段来抵抗国王,而这是欧洲其他各国人民所没有的。

英国政治冲突的另一特点是它比较超脱于当时正在全欧洲进行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巨大斗争。诚然,在英国的这场斗争中掺杂着明显的宗教争执,但在其主要路线上它是一场国王反对体现了拥有私有财产的公民阶级的议会的政治斗争。国王和人民的信仰从形式上说都是改革过的和属于新教的。诚然新教徒中许多人是尊重圣经而不尊重僧侣的那种类型的新教徒,代表着按照人民意愿的宗教改革;而国王则是个特别的、尊重僧侣的和注意圣事的教会,即英国国教会的名义上的首领,代表着按照王侯意愿的宗教改革,但是这种对抗从来没有完全模糊过这场冲突的实质。

在詹姆斯一世逝世(1625年)以前,国王和议会的斗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尖锐的阶段,但是只在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统治时内战才最后爆发。鉴于议会对外交政策缺乏控制权,查理做着任何一个国王处在这地位上都会这样干的事:他把英国卷入了一场同时对西班牙和法国的冲突,于是向国人要求接济,期望爱国的感情会使人们放弃平时的恶感而给他钱用。当议会拒绝接济时,他向各种臣民索取贷款,并尝试类似的非法勒索。

这使议会在l628年产生了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文件——权利请愿书,它援引大宪章和列举了对英国国王权力的法律限制,国王未经过正当立法程序,无权课税、监禁或惩处任何人或在民间屯兵。

权利请愿书陈述了英国议会的论点。喜欢“陈述论点”常是一种极为显著的英国人的特点。威尔逊总统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的政策的每一步骤之前都写下一个“注释”,他这样做是按照英国人最可尊敬的传统而亦步亦趋的。

查理用高压手段对付这个议会;1629年,他解散了议会,有11年之久他没有召集议会。他非法地征款,但仍感不敷所需;他理解到教会可用来作为驯服工具,他任命洛德,一个盛气凌人的高级国教徒,一个地地道道的教士,一个“神授王权”的坚强信仰者,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因此也成了英国教会的首脑。

1638年,查理试图把那具有半新教、半天主教特征的英国教会扩展到他的另一个王国苏格兰,苏格兰跟天主教的信条脱离得较为彻底一些,在那里一种无僧侣、无圣事形式的基督教,即长老会派,已被立为国教。苏格兰人起来造反了,而且查理所征集来与他们作战的士兵也哗变了。

破产总是“生气勃勃”的外交政策的结果,这时破产已迫在眉睫。查理手上没有钱,没有可靠的军队,他最后不得不在1640年召集议会。这个议会,即短期议会,在同一年被他解散了;他在约克试着召开了一次贵族会议(1640年),然后在这一年的11月召集了他的最后一次议会。

这个团体,即长期议会,是在准备冲突的心情中集合的。它捉住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洛德,控以叛国罪。它公布了一份“大抗议书”,长篇而充分地陈述了它反对查理的论点。由一个法案规定不管国王召集与否,议会至少必须三年开一次会。它检举了国王的一些主要大臣,特别是斯特拉福伯爵,因为他们曾帮助国王在长期没有议会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为了营救斯特拉福,国王策划用军队突然占领伦敦。这个策划被发觉了,议会在群情极其愤激中匆忙通过了处决斯特拉福的法案。查理一世——他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卑鄙、最阴险的英国王位据有者之一——被伦敦的群众吓坏了。在斯特拉福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被处决之前,必须得到国王的同意。查理表示同意——于是斯特拉福被斩首了。

同时国王在策划向不可思议的方面去寻求援助——从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从谋反的苏格兰人。最后,他诉诸外强中干的暴力表现。他来到议会的两院,要逮捕最积极反对他的五名对手。他进入下议院坐在议长的席位上。他准备发表某些斥责叛国的莽撞的演说,但当他看见他的五个敌手的席位空着时,他感到困扰、慌乱、语无伦次了。他获悉这五个人已经离开了王城威斯特敏斯特,到了享有市政自治权的伦敦市避难去了。伦敦公开对抗他。一星期后五名议员在伦敦的专业乐队护送下胜利地回到了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大厦,国王为了避免那种场合的喧闹和敌意,离开了白厅往温泽去了。

于是双方公开准备战争。

国王是军队的传统首脑,士兵们是习惯于服从国王的。双会却拥有较大的资财。国王在1642年8月的一个黑暗和风暴的傍晚,在诺丁汉竖起了他的军旗。

接着是一场长期和顽强的内战,国王占据牛津,议会守着伦敦。双方互有胜负,但是国王从来不能逼近伦敦,议会也拿不下牛津。敌对的双方都各自被温和的服从者所削弱,这些人“不愿意走得太远”。

在议会军的司令员中间,奥利弗·克伦威尔其人脱颖而出,他招募了一小队骑兵,升到了将军的地位。他的同时代人沃里克勋爵描写他是一个质朴的人,穿着一套由“一个乡下蹩脚的裁缝缝制的”布衣。他不仅是个善战的士兵,而且是个军事组织者;他认识到许多议会部队质量低劣,并着手加以补救。国王手下的骑士党方面却拥有美妙的骑士精神和忠于王室的传统,议会则是个新的和难搞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传统。“你们的部队大多是些年老体衰的侍者和酒保,”克伦威尔说,“你想这样卑贱、平庸的家伙的精神真的能敌得过具有荣誉、勇敢和决心的绅士们吗?”

但是世上还有比美妙的骑士精神更好和更坚强的东西,那就是宗教热忱。因此克伦威尔着手结集一支“合神意的”兵团。他们必须是认真严谨的人。最重要的,他们必须是坚信不疑的人。他漠视一切社会传统。从每个阶级里选拔他的官佐。“我与其要一个你称为绅士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的人,不如要一个质朴的穿粗布上衣的上尉,他懂得他为什么而战,他爱他所懂得的东西。”

在其间,英国发现了一股新的力量——铁骑兵。在铁骑兵里马丁、车夫、船长同世家子弟并肩居于高级指挥官的地位。他们成了议会力求改组它全部军队的典范。铁骑兵是“新模范军”的骨干。从马斯顿草原到纳斯比,这些人扫荡了所遇到的骑士党人。最后国王成了议会手中的俘虏。

至此,还是有人要作出和解的尝试,让国王保持一种可以说是国王的地位。但是查理是个注定不得善终的人,他不断搞阴谋诡计,“他是这样一个虚伪的人,不能予以信任”。英国正被推向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一种新情况,一个国君因背叛人民而应正式受审和定罪。

大多数的革命,正如这次英国革命那样,是由统治者的极端行为及其企图超越法律范围使用压力和硬干而促成的。大多数革命迫于形势会转向比争吵之初所料想的更为激烈的结果。英国革命并非例外。英国人天生是一种好妥协甚至摇摆不定的人,也许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依然要国王当国王而老百姓是自由的,所有的狮子和羔羊都在和平与自由中躺在一起。但是新模范军不能走回头路。如果国王回来了,对这些曾作践过国王的绅士们的车夫和马丁是不会宽恕的。当议会又去跟国王这个坏蛋协商时,新模范军就插手干涉了;普赖德上校把袒护国王的八名议员撵出了下议院,然后这不合法的剩余部分,即残余议会,对国王进行了审判。

当然,国王已经注定完蛋了。上议院却拒绝了审判国王的法令,于是残余议会宣告:“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公正权利的本源”,又说:“英国的下议院……在这个国家拥有最高权力”,并且——假定它本身就是下议院——继续进行了审判。国王被宣告为“暴君、卖国贼、杀人犯、国家的公敌”。1649年1月的一个早晨,他被带到在白厅的他自己的宴会厅窗外竖立起的一架断头台上。在这里他被砍了头。他怀着一片虔诚和某种高贵的自怜而死去——这正是斯特拉福被处死后八年,一场破坏性内战发生后的六年半,这场内战几乎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无视法律而引起的。

这确实是议会做下的一件惊人的大事。类似的事是这个世界前所未闻的。以往有的屡见不鲜的国王的相互残杀;弑父母、杀兄弟、暗杀行动,这些都是君主们特许的便宜行事;但是人民中的一部分竟站了起来,庄严地、深思熟虑地因国王的不忠、危害和背叛而对他进行审判,并定他的罪,把他处决,这件事给欧洲的每个宫廷带来了恐怖。残余议会所做的超越了它的时代的思想和良心。它好像是丛林里的一群鹿抓住并弄死了一只老虎——一桩违反自然的罪行。俄国的沙皇把英国使节撵出了他的宫廷。法国和荷兰采取了公开敌对的行动。英国在它自己亵渎了神灵的行为前感到混乱和良心受谴责,它在世界面前孤立了。

但在一个时期里,奥利弗·克伦威尔个人的优异品质和他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纪律和实力把英国维持在已经走上的共和政体的道路上。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曾屠杀在爱尔兰的英国新教徒,这时克伦威尔大力镇压了爱尔兰的叛乱。除了在猛攻德罗赫达时有些托钵僧被杀外,他的部队只杀手上有武器的人。但是爱尔兰的那次屠杀英国人的暴行在他的头脑中却记忆犹新,所以在战斗中从不宽恕投降者,把他们自己的错误长期记在心头的爱尔兰人至今想起他还是心有余悸。

爱尔兰之事甫平,苏格兰之事又起,克伦威尔在邓巴尔战役中(1650年)摧毁了一支保王党人的军队。

此后他把注意力转向荷兰。荷兰轻率地抓住英国人内部的分裂作为损害贸易上竞争对手的借口。荷兰人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舰队以寡敌众;但是经过一系列顽强的海战,荷兰人被赶出不列颠的海面,英国人代替了他们的地位,成为蒸蒸日上的海军强国。荷兰和法国的船只遇到它们必须下旗致敬。英国舰队开进了地中海——是进入这水域的第一支英国海军;它解决了英国运货人对托斯卡那和马耳他的各种不满,并炮轰了突尼斯海盗的老巢,摧毁了海盗舰队——在查理的松懈日子里,海盗舰队常常一直来到康沃尔和德文的海岸拦截船只并掳掠奴隶到非洲去。

英国的强制手臂也伸到法国南部来保护正在被萨瓦公爵迫害致死的新教徒。法国、瑞典、丹麦都觉得还是克服它们最初对弑君者的嫌恶而去同英国结盟较为明智一些。英国同西班牙发生了战争,英国的伟大的海军上将布莱克在特讷里夫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大胆行动摧毁了西班牙的装甲舰队。他和陆上的炮台交战。他是第一个“以舰只来轻侮岸上堡垒”的人。(他死于1657年,葬于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但在王政复辟后,查理二世下令掘出他的骸骨,移葬至威斯特敏斯特城的圣玛格丽特教堂。)这就是英国在短短的共和国日子里在世人心目中所刻画的形象。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在一场大风暴中死去了,这不免引起迷信的人的感触。一旦他刚强的手不动了,英国也就抛弃了实现自由人的正义的共和国的早熟的尝试。1660年,“殉难者”查理的儿子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国,还对他充分表现了英国人内心珍惜的个人忠诚。这个国家海陆军的实力一下松懈不振,很像一个人刚从过分紧张的梦境里醒过来时,要伸伸懒腰,打打呵欠那样。清教徒被搞掉了。“快乐的英格兰”又恢复了它的本色。荷兰人在1667年重又成了海上的主人,沿泰晤士河航行而上到达格雷夫森德,并在梅德韦焚毁了一支英国舰队。

“当我们的舰只被荷兰人焚烧的那夜晚,”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说,“国王却在和卡斯特迈恩夫人同进晚餐,他俩发疯似的追扑着一只可怜的飞蛾。”

1660年,查理从他回来的那天起,就控制了国家的外交事务;1670年,与法王路易十四订立了一项秘密条约,为了取得每年10万英镑的补偿,他答应把英国外交政策全部从属于法国。克伦威尔取得的敦刻尔克已卖回给法国。国王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他对观看赛马具有真正英国人的爱好,纽马克特的赛马中心也许是他的最能表现他性格的纪念物。

查理在世时,他那种随和的性情使他能保住英国王位,但是他是以机警和妥协来这样做的。1685年,由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詹姆斯二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头脑迟钝,不能觉察出英国君主制所受到的潜在的限制。这时议会和国王之间争执的老问题又变得尖锐起来了。

詹姆斯着手强使英国和罗马在宗教上重新结合起来。1688年,他逃亡法国。但是这一次,大贵族、商人和绅士们却十分谨慎,不让他们在这场对国王的造反中落入第二个普赖德或第二个克伦威尔的手里。他们已经请来了另一个国王,奥兰治亲王威廉,来代替詹姆斯。这个变动进行得很迅速。在英国没有发生内战——除了在爱尔兰——也没有涌现任何更深刻的革命力量。

我们在这里不能去讲威廉,或毋宁说他的妻子玛丽,怎么会有取得王位的权利,这纯是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去讲威廉三世和玛丽是怎样统治的,以及玛丽死后威廉怎样单独统治了一个时期后把王位传给了玛丽的姊妹安妮的(1702~1714年)。安妮似乎赞成斯图亚特世系复辟,但是现在支配英国事务的上下两院却宁愿要一个不太称职的国王。汉诺威的选帝侯具有某种可以当英王的权利。他成了英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他是个地道的德国人,不会讲英语,他带了一大群德国妇女和德国侍从来到英国宫廷;随着他而传来这地方知识生活的是迟钝和晦暗,但这种宫廷和英国生活的隔绝,对主要把他请来的大地主和商业利益来说,恰是他无可争议的可取之处。

英国进入了一个贝肯斯菲尔德勋爵称为“威尼斯式寡头政治”的阶段;最高权力属于议会,而现在议会为上议院所支配;贿赂的手法和对运用选举方法的探讨,被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提到了高度,从而剥夺了下议院原有的自由和活力。通过巧妙的手段,议会的选举权被局限于日益减少的选民人数,人口很少甚至已没有人的老市镇可以选出一名或两名议员(古老的萨鲁姆有一个不住在当地的选民,没有居民,却能选出两名议员),而一些较新的人口稠密的中心却根本没有代表。而且由于坚持必须有高额财产才有被选为议员的资格,下议院里以普通的语调说出众人的需要的机会就更受限制了。

乔治一世之后由和他极相似的乔治二世(1727~1760年)继位,直等到他死后,英国才又有一个出生于英国、英语讲得相当好的国王,即他的孙子乔治三世。关于这个国君企图恢复君主制的一些较重要的权力的事,我们在后面一节里还要说到一些。

这样简短地叙述了17、18世纪时英国在“近代国家”问题上三个主要因素间的斗争史;这三个因素就是国王、私有财产所有者和那个含糊的力量,即尚属盲目、无知的很普通的人民的力量。最后这个因素还只是在国家最动荡之际出现了一下,随后又沉入深处。但是到此为止,这段故事的结尾是英国私有财产所有者彻底战胜马基雅弗利式的专制主义的梦想和诡计。随着汉诺威王朝的到来,英国变成了——如《泰晤士报》最近给它的命名——一个“有君主的共和国”。它搞出了一套新的行政管理方法,即议会政府,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回忆起罗马的元老院和平民大会,但是更为坚定而有效,因为它采用了代议制的方法,尽管还受到限制。它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会议成了全世界的“议会之母”。

对于国王,英国议会一直保持着和至今还保持着法国宫内宰相对墨洛温朝诸王的那种关系。国王被看作是王室和帝国体系的礼仪上的、不负政治责任的、活着的象征。

但是在国王的传统和威望里还潜伏着不少权力,相继在位的四个汉诺威朝的乔治、威廉四世(1830年)、维多利亚(1837年)、爱德华七世(1901年)、乔治五世(1910年)、爱德华八世(1936年)、乔治六世(1936年)和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都具有和软弱的墨洛温朝诸君主全然不同的气质。在有关教会、海陆军组织和外交部的事务上,这些君主们不同程度地都可以施加影响,这些影响虽然难于明确规定,仍然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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