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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史——游牧民世界的起源

历史大观园 帝国时代 2020-06-29 22:42:39 0

何谓游牧民

若就历史上实际发展的意义来说,或许可说农耕与游牧是两个体系对等并立。关于这点,对于人类及中央欧亚大陆来说,狩猎虽不可忽视,但若与农耕及游牧相比,仍相对逊色。

“游牧”是汉文名词,在中国,大约是于明代开始出现。英文的“Nomadism”也经常翻译为“游牧”,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所谓“Nomadism”,原本指反复地变换居住场所的人,并非专指畜牧的游牧,例如因采集狩猎或较少见的农耕迁徙(虽然就字面意义看来有些矛盾,但在历史上确曾有几个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对地,英文的“Pastoral Nomads”是指“带着牲口放牧移动的群众”,与“游牧民”的意义及语感几乎相同,就用语而言,或许后者较为正确。

游牧,仅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其中“迁徙”是此种畜牧生活的重点,特别是指随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长的足迹而将整个家搬来搬去的形态。关于游牧的起源,没有固定明确的说法,有由农耕分离而成、人类主动靠近有蹄动物群居等说法,但不论哪一种皆是推测。

或许这样的生活形态很多地方都有,但“在中央欧亚某处曾经出现过”的观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何时开始,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10000年前左右,目前还没办法追溯更久远,不能确知具体细节。

游牧生活的形态,可根据干燥度不同或地势高低等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简略地说,就是一边管理饲育羊、山羊、牛、马及骆驼等家畜,一边视草粮被动物吃得差不多时另觅草地、水源的居无定所生活,但并非毫无目的到处流浪,是确实地配合季节移动。

在夏天,家族群体依赖散布在宽阔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为了躲避严寒或积雪,就会群体举家搬迁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间。在此提到的“群体”,指游牧民社会的基本单位——相当于过去曾经被使用的“氏族”(这也是概念用语,类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对于词语的想象来思考现实,可能会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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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游牧民

“游牧民”这个词汇,不知为何总有偏离世俗常识的味道,或许也有人觉得浪漫,但游牧民实际上是相当辛苦的。

“游”这个字也许让人产生误解,它不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生活,还有“外出”的意思(例:“出游”“游学”等),因此“游”是指迁移,“牧”则是畜牧,也就是“迁移畜牧”的意思;“牧民”中文的发音为“mu-min”,微妙地具有悠闲、可爱的音律。

夏季的草原是美好的,天气既高朗又清澈,凉风缓缓吹过绿色大地,驾马奔驰而过,天地及自身仿佛合而为一,这样的世界就如天国般,当寒冷降临时,却变成了地狱,牧民只能忍耐度过,绝对不浪漫。

游牧民无法悠哉轻松过生活,绝对是以体能实力求生存。

首先,一定要学会骑马;对气候、自然现象必须有敏锐警觉;还必须深切关注家族、牲口并奉献心力,最要紧的是必须能够艰忍耐久、依计行事,兼具瞬间的果决判断。

团体的归属感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乍看之下是矛盾的两个特质,却必须同时具备。农作虽然辛苦,游牧更加艰巨,“要不要试着游牧看看呢?”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游牧可不是闹着玩的职业。

夏驻扎地与冬驻扎地间的移动路线几乎是固定的,交通要冲设有井,牧草地则散落其间。游牧的生活相当有系统,在迁徙和扎营间持续重复,以规律的原则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群,春季出生、夏日茁壮、秋冬宰杀(以小公羊为例)和配种培育等,在广大无边的大地无尽地循环。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综观以上,游牧实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经济活动。

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经济活动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共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族,需要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与物的交会处,也是集合生产、交易、移动、信息及文化的重要汇集点。从欧亚中间地带人与物的流动来看,可见城市发挥了该具备的机能,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本能地相互需要,对住在人烟稀少之地的游牧者来说,城市的意义实在重大。

若将游牧当作生活的必然结果来看,游牧及游牧社会造就了几个明显的性格:机动迁徙、群居,还善于射御之术。生活和环境的训练让游牧者的危机应对极为优异,还能灵活自信统御团队。且不论骑马射箭是门高段的技术,马匹也很重要,不论古代或现代,尤其在欧亚,战斗用的大型马是相当贵重的财产,但对游牧民来说,善骑的人与良驹都很普遍。

在近代枪火弹药等武器从根本改变战争类型以前,游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优良、强悍的机动部队,他们在世界史中的影响,多数都归因于优越的军事。

一般认为游牧骑兵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约西周宣王时期)出现,直到17、18世纪中期左右为止,游牧军团的时代约长达2500年。他们以军力所获的区域纳入版图,其实不论绿洲大小,在版图内的区域都该定义为“国家”,须特别留意的是,这些国家都不是由单一游牧民形成,是跨越“民族”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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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的威力

骑马射箭技艺绝伦的战士和疾速奔驰、善战的马匹,若以近代的战争武器来比喻这两乘相加的人马组合,便如同技术精良的飞行员配备高性能的超音速战斗机,同样都具有昂贵、稀少、超凡、精锐及显著的破坏力等特性。

早期的单骑即使只有一人一马,也相当有威力,若扩及动员百骑、千骑、万骑,更是百万雄兵,步兵根本不是对手。

我一位敬重的友人,钻研东洋史研究的美国学者史乐民(Paul JakovSmith)在其大作《征税于天府之国:1074年—1224年马匹、官僚和四川茶业的衰落》(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哈佛大学1992年出版)中,以12世纪初发生的一件小事为例,将中国宋代时对购马如何重视当作主题,从基础史料分析到综合研究其如何产生财政经济的庞大负担。

北宋联合新兴势力的女真族(金朝)合攻宿敌契丹(辽国)之后, 17个由骑兵组成的金朝讲和使节团为了回国述职,急速往河北北方奔返,在途中遭到北宋当地军事指挥官率领的2000步兵袭击,宋人希望借由此取得战功。

但具精良武装战力的骑兵队立即依惯例分为左、中、右三翼,中翼约有7名骑兵,左右两翼各5,三翼小队借由星散驰奔、乱箭四放,又纵马敌营之中使之疲于应付,2000人的军队被操弄得狼狈不堪、毫无成果地溃散奔走,17名骑兵则毫发无伤。这是北宋记录的史实。

“什么”超越“民族”?

一般使用“游牧民族”或是“游牧骑兵民族”来定义游牧族群,有时称“游牧民族国家”或“游牧骑兵民族国家”,这是耳熟能详的普遍用语。

但真的是那样吗?若说“游牧民”尚可理解,但说“游牧民族”或“游牧骑兵民族”时所使用的“(单一)民族”,真的存在吗?真有“民族”这个群体吗?或“游牧民族国家”“游牧骑兵民族国家”中定义的“民族国家”真有这回事?后者或许不是将它当作“(单一)民族国家”的意思,而是单纯地指“游牧种族”或“游牧骑兵群众”所建立的国家,但即便如此,由“民族”及“国家”两个词汇联结所产生的误解,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日本大众所使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具有强烈刻板的语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为契机,根基于近代西欧所创的架构及价值观中的。

所谓“Nation”这个人群的“实体”,是被视作超越地位或身份、财富或阶级而存在的,而国家则是被定义为以之为基础的人工产物。这其实是某种“神话”。如果不这么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兰西”也不曾存在。这种论述获得普遍认同,德国及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利用此种趋势应运而生。

19世纪是西欧最辉煌的年代,世界在其手中分割、支配。它的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更是至高无上的标准,今日学问、学术上的“知识框架”,几乎都与之同时形成。

以“Nation”为基础的“State”,像是“Nation State”,更被视为历史的当然产物。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追求那个“理想”而努力,流血流汗。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称为“Nation State”的国家接连建立,其中相当多数在实际上成为“区域国家”,而以特定族群为政治核心的“Nation State”,其“国内”的对立,则是从一开始就结构性地存在。不过就一般而言,最大冲击的还是在苏联解体前后开始的一连串转变。

最初东欧有民主运动,也有许多人提倡西欧式民主的胜利,然而那都是短暂的黄花,“民族自立”“民族纷争”及“民族纯化”几乎同时在各地频繁发生、激变,多数人感到困惑,甚至彷徨不安。在“民族”“国家”“国界”及“社会”等既成概念传遍各地前,近代西欧式的文明与思考模式便急速地褪色。

更直接地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吧!只能说这种想法是一直以来都太不了解,或太不关注欧亚内陆的现实,或是欧亚世界史的实际状态了。真是有点过于轻率的想法。

“回顾人类历史诸多事象,西欧型‘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很完备,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模式的一种尔尔。若能不要只将西欧文明作绝对、神圣观,能够更平易地重新检视人类一路走来的步伐,就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点。”

对于那些将“Nation State”视作前提的美好故事,若是冷静地观察或可发现,大多数的事例都是先有“State”后才出现“Nation”。先有“国家建设”,才有“国民建设”,西欧的例子即是如此。

日本的历史及风土环境非常容易引起西欧型的“Nation”及“State”概念。不论“民族”“种族”“国家”“领域”“社会”及“文明”等方面,日本的传统及环境都异常地与西欧相似,因此容易被连结(当然,若严格来说是不同)。西欧型的“Nation State”过度适合于日本,甚至超越其本来意义。

而更加促成了这种近乎于无意识的意识者,即是翻译用语。将“Nation”翻译为“民族”或“国民”,将“State”解释为“国家”,也因此不得不将“Nation State”解释为“民族国家”或是“国民国家”这类汉字,这样的译法是否妥当?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就不在此深入说明。

汉字这种象形文字,远较英文字母等拼音文字刺激心理产生想象。或许因为日本有前述的特殊相关背景,至少在日本,“民族”这个汉字词汇很容易被当作与“种族”“人种”的类近词意使用,这也是因为汉字文字组合本身容易让人产生类似联想。不像“Nation”与“Race (种族)”有明显差异,更进一步地说,若将英文“People”审度其意而翻译为“民族”,就越加背离原意了。

此外,“国家”这个汉字词汇,原本与日文用法的“朝家(译注:皇室)”“公家(译注:贵族)”意义相同(最初是指春秋时代诸侯的“国”及其下之卿大夫的“家”),若将其改用现代日文解释,大概就是朝廷、王朝、甚至是天子的意思,假如不用汉字,或许接近原本就具有此种意涵的和文“おかみ(译注:御上,指天皇)”语感。

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与中国人曾就“国家论”相互争辩,但不管怎么讨论就是无法取得共识。后来仔细考虑,才知道是彼此对“国家”这个词汇的认知不同,据说中国人的认知是“朝廷、王朝”,就是当时的统治王朝。

“国民”这个词汇,是从“民族”及“国家”各取一字而来。第一个字是“国”,可推测是先有“国家”才有“国民”,若真是如此,就不是“Nation State”这个理念,反而是这里所说的“国民”较切实际。

务必牢牢记住:绝不可轻忽文字和词汇、翻译用语产生的误判。“Nation”及“State”这两个词汇,在日本翻译成“民族”“国民”“国家”这类汉字,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思考时,脑中总是会浮现与该汉字相关的印象。

话说回来,以“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形容,可能有点言不及义。作者观察世界史过程发现,数个创建堪称“游牧民国家”的案例几乎没有纯粹仅由游牧民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状态,属于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

作为国家核心的游牧民集团,原本即是以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为一般形态。当它发展成类似“帝国”(在此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用此惯用语)的统御广阔疆域政治权力时,已可说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

不只在欧亚中间地带,甚至以较宽松标准来看,这些曾于整体欧亚大陆的历史中兴起灭亡、生存毁灭的政治集团、王朝或国家权力,若以近代西欧型的国家观为基准来看,都具有暧昧松散,轮廓与内容都不甚鲜明清晰的特质。不过,即便如此,那也是国家,也是政权。那是在悠长历史中大致上的现实样态。

若以近代西欧式的价值观判断裁定“这不是国家”,最后到底会剩下多少“国家”呢?反而可见近代西欧文明所描绘的国家样貌,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且嫌偏颇。观察近代许多造成影响的“民族纷争”可发现,西欧的“Nation State”观念助长了“民族问题”,甚至让问题更加显著。(有一阵子,此用语被转换为“地域”纷争,应该是对“民族”这个词汇语意困惑的缘故。)

因此,除了应该将历史与现实确实厘清,更要避免被特定的价值观局限,换句话说,不是以身体去将就衣服,而是让衣服合于身体。

欧亚历史之于世界历史,等于是构成了这个“身体”的大部分。尤其是联结欧亚东西,成为历史大幅开展中之主角的欧亚中间地带游牧民及其政治集团,正超越了“民族”的观念。不论褒贬,他们都充分展现人类世界中“国家”的角色,至于这个超越“民族”的东西究竟为何,就是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

可见于史料或只字未提的文明

然而,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在已知的史料当中,其实不太见得到游牧民的姿态。一直以来,历史之所以以西欧为首的文明圈为主体,也有其莫可奈何之处。

就如先前叙述的,游牧民及其社会、与以其为核心建构的国家在历史中的影响,都没有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评价,不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归类于负面形象,受到“野蛮”“破坏者”及“不文明”等贬词称呼,若论对错,常归咎于游牧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为主体作史的记录极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农耕或城市之民载记而成,因此总有些许漏失,且记录的书写方式也因立场不同而多有误解或扭曲;即使确知来龙去脉,有时会以对记录者有利的角度撰写,甚至有时会颠倒是非。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作“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线。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发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总之,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混合了骄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视等预设情绪以致下笔偏颇。

也许记录或报道原本就难以做到中立,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书写是可虚构的,或许也不该尽信书。因此,调查或研究历史,会受限于既有的文献,甚至更糟地刻意略过某些事件而不记录,以其主观武断评论或自我膨胀。

留下记录的史料与真实存在的史实之间,两者的距离相当大,书写者才是赢家。能留在史册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

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至于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

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言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这样的研究不论在日本国内外,都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只是距离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庆幸的是,原本进入苏联境内研究会遭遇的困难随着苏联解体而相继消失,中央欧亚的历史研究,或许正迎向崭新的光明远景。

至少,遗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献等的“原物”史料,让研究视野有翻转的机会,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锁解除后,或许可重新检阅根源、平反及更新定义。历史研究与政治并非毫无瓜葛,反而有根基的关联或影响,一个自由的历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发想或空间?即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自由。

立足于以主要文献为中心的知见,处理这段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新发现,但在根本上可能无法改变什么的中央欧亚的历史洪流。若要谈到这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关键就在它本身与其他“文明圈”历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间,都在奉近代西欧型文明为至上的价值观中发展过来。然西欧文明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观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发现,有各式各样“文明形态”存在,价值体系也同样有多样性。

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已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连密切的“国界”概念,也该从基础层重新检视。

在这样的架构下,本书以从古早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为中心,试着概括地讨论其兴衰及转变。究竟是什么超越了“民族”与“国界”的牢固框架?是什么串联起人类及地域而构成了“世界史”?本书希望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发掘,冀求可以补充些许被遗漏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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