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眺望广阔的大地

北方的西伯利亚

先大略看一眼“中央欧亚大陆”吧！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的意识中，一直都存有国界线的概念，尤其世界地图或地球仪常用颜色区分国家，让人更容易把国家当作单位来思考。

然而，“国界线”这个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就算是历史久远的国界，也顶多是300年前的产物，不用很仔细计算，几乎大半界线是在近半世纪才确立，甚至是在这四五年，有些更在这一两年才划定。甚至是“国界线”这个概念本身，历史也不长久。因此希望读者可以忽略国界线这回事。

以大范围观之，可分为北、东、西三个部分。“北”，为面向北冰洋的广大西伯利亚，是斜度轻微的低海拔平地，极北方仅有地衣类植物覆盖地面，北纬七十度以南的地区寒冷稍减，从北冰洋来的湿气刚好吹到这里，因此形成大片的针叶林地带，西边延伸到欧洲，是地表范围最广的“绿化地带”（Green Belt）。

在短暂的夏日，鄂毕河（Ob River）、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等诸河汇集往北流，气候意外地炎热，水边更是容易成为蚊虫、病原细菌的温床。然而严寒且漫长的冬天，更是可怕。所有的地面都被雪覆盖，眼目所及仿佛是“白化”的世界，河川及湖泊都结冰了，蚊虫细菌也静止了，这时若用雪橇类交通工具代步，反而较方便。

自古以来，当地的居民为亚洲系人种，大多以狩猎、打渔维持生计，族群的规模不大，成点状散居各地，国家或军事之类的话题离他们很遥远。

这样的情形在16世纪末左右出现逆转，脱离蒙古掌控的沙皇俄国看中了这块土地，当时的先遣部队是俄罗斯边境民族——哥萨克人（Cossacks）；从中亚到东方的“派遣军”，大多是这些少于千人的小规模部队。

他们装备了简单的枪炮弹药。虽然简单，对“森林之民”“河川之民”的西伯利亚人来说，却是威力强大的武器。当时由蒙古·突厥系民族建立的小规模政治势力“西伯汗国”落败后，广大北方的东部就被俄罗斯帝国一举在握，他们将当地命名为“西伯利亚”。

17世纪时，俄罗斯的领土已经扩及太平洋海岸。“西伯利亚”于俄罗斯，不过是除了毛皮外就毫无经济价值的土地，但在地图上可膨胀为范围广阔的版图。

此时，西欧进入“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则向北方大地的东边扩张。虽然往海洋或陆地推进的方向不一致，但他们所遭遇的对手势力都不强，俄罗斯帝国先是企图扩大“亚洲”版图，西欧的“国界线”大致划在海外，俄罗斯则在内陆，且大抵在此时开始将目光转向欧洲。

蒙古高原的双重结构

虽然差异并非那样明显，但在此姑且将西伯利亚南方分为“东”“西”两部分来说明。东半部有几座高地，邻接的南方是类似桌台隆起的蒙古高原，范围相当广大，不仅包括现今的蒙古国（旧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更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河北及新疆的一部分、还有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Republic of Buryatia）、图瓦共和国（The Tyva Republic）、哈卡斯共和国（Republic of Khakassia）、阿尔泰共和国（Altai Republic）等，从自然环境或历史面向，这些地方都可被视为一个整体。

蒙古高原是由东边的兴安岭及青海湖的阿尔泰山两大山脉圈围出来的土地，四周的“斜面”是壮观得让人屏息的外缘。北边涵盖因古老神话而闻名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大片腹地，湖水为森林所环抱，往北下倾。

兴安岭东边山麓、朝东北平原低斜的平坦“大斜面”，曾是牧民的所在地，随着实行“封禁政策”的清朝衰落，农民开始北上。从牧区转为农牧，再渐变成农耕地，短短一个半世纪左右就已沧海桑田，而今，在此重现中国北部实行粗放农耕后大多数土地沙化的恶果，因此如何防止越来越多的土地化为沙漠，已成燃眉之急的课题。

位于另一端的阿尔泰山，从西边山麓到天山的北边山麓之间，形成了大规模“楔形”的三角地带。现在则被分为中国新疆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Republic of Kazakhstan）两大政治区块。延伸在新疆塔城的边界，自清代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那之前，该地可是属于游牧民的天地，旅行者也可以自由地往来其间。后面将提到的中央欧亚大陆之东西两侧，其重点位置也是这块三角地带。

蒙古高原的南边，在地势上相当模糊，明确可知的大约是东西隅与华北平原接壤而已。高原向南方微微低倾，略降至800米之后与500米的“大同盆地”相连，再接续海拔50米的华北平原，三段地形仿佛高低起伏的陵线攀爬在地表的山岳。到北京八达岭一带观光的话，可见到筑在高低陵在线的“万里长城”，这是明代中后期的建造物，沿着山峦地势，还在大同盆地周边建了内、外两道长城线。

山西西部到陕西、甘肃一带，放眼望去几乎都是看不到边界的沙漠。从蒙古高原到黄土高原则是整片直接涵盖西藏高原东北部的大地。

大略地说，从北京到大同（古称“燕、云之地”，北京旧称“燕京”，即因此而得名）绵延数百公里，西藏高原与中国内陆相连的地方，直至淮水、秦岭线为止，几乎全部都是干燥之地。

华北是与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相连的“干燥农耕”地区，是孵育中华文化之地。就算之后华夏文明越过长江流域，进一步向海外扩展，其文明、文化原型仍源于干燥的华北，这层意义不容忽视。

总之，蒙古高原的双重结构，一是位于戈壁沙漠北侧、兴安岭及阿尔泰山之间，二是约较前者大二倍左右的外圈地区。从历史上大致的情况来看，高原上的统一政治势力，会依各自的强弱程度，在这分为大圈和小圈的双重结构间伸缩。这片高原是世上最大又最佳的大草原，曾在历史上出现的匈奴、东胡、鲜卑、柔然（或为蠕蠕）、高车、突厥、回鹘（编注：盛唐以前称回纥，为现今维吾尔族的宗源）、契丹、蒙古及准噶尔等游牧国家，大多发迹于此。若无法控制这块地形，就很难成为大型的游牧国家，因此蒙古高原可说是游牧民的“摇篮之地”。

北边还有大片的森林，高原的北半部是森林与草原混杂的景观。以此为居地的游牧民大多同时过着游牧及狩猎两种生活，或许也可称他们为游牧狩猎民，曾建立世界最大帝国的“蒙古”，就是这种类型。

此地的土壤相当肥沃，在世界帝国的“蒙古时代”，杭爱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有河流环绕，还留有稻作的记录。当然良田或瘠土会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今有农业学者主张，适当地在蒙古国发展农业，将草原全转变为耕地的话，就能解决亚洲的粮食问题。范围涵盖内外蒙古的戈壁，若将它想象为单纯的沙漠，则与现实有差异，其实戈壁干燥的程度只是比较类似缺水的荒野，只要有足够水源的话，戈壁就能恢复原貌，但以现在的状态是草木无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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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的意义

万里长城并非亘古之前就伫立于地表，但在史书中存有建造记录的确实并不多。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长城，是在中国第一个统一政权的秦朝下所建造的。当时将燕、赵及秦国北方边境的既有长城连接起来，并在其中设立44个“县城”以筑成防护要塞网。

汉代、北齐、隋代等各朝亦有修筑记录，但相关物证匮乏；在北方，有许多土壁残骸似乎可成为考证，但这些遗址到底在哪个时代筑成，又难以明确定论。

就算说是长城，原本可能也仅是由防守的一方先挖出约一个人高度的壕沟，再在自己的地盘堆栈类似土墙的建物，只要能防守马匹入侵就够了，之后才在重要的点设烽火台。

有人认为若真是用“版筑”筑长城，就更不可思议了。所谓的“版筑”，是一种在两块直立模板之间灌入泥土后压实固定，并重复相同程度以筑成土墙的建筑工法，此法充分利用了黄土容易挖掘也容易固定的特质。

“城”，“土”字边加“成”字，有土壁的意思。中文的汉字“城”与日文汉字的“城”意思不尽相同，并不都是城堡、堡垒。总之，在这里“长城”就是“长土墙”之意。

由于是这种程度的建造物，故不持久，只要下雨就会流失；冬天的强烈北风，偶尔会吹残土壁。只要没有不间断地修补，不用几年就会变成柔软的土丘，即使文献中有记载“修长城”，但是否能与现存的哪一部分“遗迹片段”连结呢？抑或原本真的有修筑吗？无法明确判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眼前的明代长城，壮观得超乎寻常，也是普遍对长城的印象。然而，就算是明代的长城，也仅在北京附近的八达岭等区域或关隘才是用砖块砌成的坚固建筑。

作者在十几年前见过两个景观，至今仍旧印象深刻。一是相连在“大同盆地”北侧、仿如锯齿状山脉顶上的土壁。步骑兵都不可能通行的险峻山陵线之间，没有必要设置土壁，这种地方建筑土壁，应该只是象征性的意涵，而且该段的墙壁且薄又低，是相当脆弱的建筑。

另一个风景是在明代长城西端，位于甘肃西郊著名的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长城，在此走到尽头。若从嘉峪关城墙上方往南望，可看到朝祁连山主体的方向，有条细长的线蜿蜒其间。虽然几乎是小小的隆起土丘，但确实是土壁的痕迹。

无论如何，明朝都想把属于“中国”的每一分土地，毫无间隙地包围起来。东起渤海湾岸边的山海关到西边耸立于嘉峪关南侧的祁连山，以完整的墙壁（在此并非指完美的）画出一条线，不得不说明代多么想展现强烈的疆域意识，并且异于平常的执着。

当然，最直接的动机是明代朝廷政府受到蒙古骑兵持续威胁所产生的恐惧感。明朝皇帝是中国史上超级独裁专制君主，在世界史上也是屈指可数，其专制权力及恐惧感，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想到当初为了建设长城而使民众所受的劳役之苦及投入的劳力、资本、物资等，就不禁感到心痛。

然而，还有一点想强调的是，蒙古高原及华北高原大致上可视为一块整体，若维持没有人为疆界的原状，则难以让“中国”的幅员明确又固定地呈现在眼前。因此，从秦汉以来，为了将“中国”的疆域范围确实刻画在大地上，就经常不得不采取以人工做出国界线之方法。

所谓的“万里长城”，不只单纯防卫之用，可说是意识的墙，也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就算多少还有点抵御或屏障的效果，但北方来的攻势几乎常无碍地到达中国领土，耗费了庞大群众生命和资源换来的结果，也只是权力者的“一时安心”。

长城线随着改朝换代而有南北变动，视当时政权的性格及国力展现为度。以下几例可见长城北端的作用：北宋时，因北方契丹侵压，无法设定长城线；辽最后在今天的北京被占领之下走向灭亡；打败北宋及契丹的主要族群——女真的金朝，因害怕“漠北”（意指戈壁北部）游牧民，不得不在戈壁南边设置“界壕”。13、14世纪时蒙古帝国吞并中国、占领大部分欧亚大陆，这时就没有必要修长城了。

将巍巍的明代长城作为遗迹继承的清朝，并不需要长城的防御功能。清朝的皇帝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向南代表中国的皇帝，向西及北则代表继承蒙古帝国的草原可汗。长城代表了统治的象征意义，也是意识上便于区分两个地区的分隔线，反而没有拆除的必要。

天山南北麓

在蒙古高原西边，约莫欧亚的中央，有像天空一样高的帕米尔高原耸立，东边的天山山脉和西侧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像一双翅膀展开羽翼，隔开欧亚南北的气候、人物和风土民情，但这地形的自然屏障对欧亚东西两边来说，并不如想象有重大意义。

天山山顶积雪万年不化，是培育游牧民及绿洲民的圣山，南北两侧气候对比相当明显；山脉北侧是广阔的森林及草原，由于高岭挡住从西伯利亚来的微弱湿气，形成绿意盎然的走廊；南侧几乎没有绿地，湿润的空气无法跨越山脉，积雪及冰河处于山腰之上，山麓非常干燥。

这样的自然对比明显分隔两地居民和生活方式。从史料发现，北侧的绿色草原几乎是游牧民的居地；南侧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指真正的沙漠）黄色的地表上，靠着融化雪水维生的绿洲聚落则如星点般散落在山麓线。肥沃的天山山脉北方，尤其是北侧山脉间的伊犁河起源地、朝西流的溪谷，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之政治集团的必争之地。乌孙、西突厥、蒙古时代的察合台兀鲁思（俗称察合台汗国）、蒙兀儿帝国及最后是准噶尔汗国，都在此搭建营帐。

若见到伊犁河从山脉源头流到大草原，会让人联想到开天辟地时的景象。巴尔喀什湖汇聚伊犁河等往北的多条河川形成“七河之地”（Semiryechye）的游牧草地，先前提到的“楔形”三角地带，就是这些游牧民国家的所在地。

或许是为了“丝路”的传说，串起天山南麓的绿洲之路总被认为是贯通东西的主要途径。那是因为中华王朝向西拓展疆域，主是要沿着天山南侧小规模的绿洲都市国家而行所致。然而，这种模式在汉文史料上却被大书特书，至于天山北侧，相关记录常予人一种黑暗之地的印象。

这种现象述说着中华政权长期以来无法踏入北方绿野一步，无法直接介入拥有强大战力之游牧民世界的历史。汉代虽然有广为人知的“西域经略”，其努力及影响也许不容小觑，但整体规模还是微小的。

从许多知名旅行家实行的路线，就可知连接欧亚东西的高速公路在天山北侧，史上的军团东西迁徙时，当然也实行此路线。不管对游牧民或农耕民来说，天山北麓都是好所在。然而，天山南北麓的居地分布并非由自然所造成的必然，而是历史影响的必然，是由政治、军事力量影响的结果。

从清朝击败准噶尔王国及后来的政策方针或可看出端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趁在塞外即是宿敌的准噶尔内乱，清王朝成功地将其灭亡。当时几乎全数歼灭将首都设在伊犁河溪谷的准噶尔人，据说人数甚至超过60万，乾隆有意要让准噶尔片甲不留，准噶尔亦被称为最后的游牧帝国。

这件事彻底推翻史上持续许久的天山南北政局，清朝将中原的汉人迁移入天山北侧，将原是游牧民的居地当作广大且肥沃的“前线”，一举将它化为农耕地。

清朝也镇压了由穆斯林苏非教派主导的天山南侧绿洲，并以帕米尔高原以东的疆域命名“新疆”；天山北侧为“北疆”，南侧为“南疆”。现在北疆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之一，也是油田、淬炼、化学工业的模范地区。以纯客观事实立场来说，新疆可说是建筑在历史中罕见的平定准噶尔叛乱的事实上。

在18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清朝，动不动就被认为是受到“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影响的衰老大国。然而，这是从“海洋世界”看到的印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节团认清清朝权力腐败之时，清朝在“陆地世界”方面还是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巨型帝国。这之后，清朝虽然渐步衰微，但其领土仍持续扩大。同俄罗斯帝国一般，直到崩解前都还是膨胀状态的庞大帝国。

从西藏的高度出发

在帕米尔高原东南方，西藏高原如隆起的硕大岩盘，是地表最高也最坚实的土地。这个地区总让人有黑暗神秘的幻象，或许是人类到现在还难以进入超过高原一半的区域。据西藏史研究权威的佐藤长表示，当初策妄阿拉布坦仅率领3000名准噶尔铁骑就突破了中央羌塘高原。高原气候阳光普照，空气稀薄且湿度低，几乎没有天然遮蔽避免阳光直射，加上堪称地表屋脊的高度，紫外线更是强烈。长年日晒便会在皮肤上形成晒伤、雪晒般焦状的黑斑和深刻的皱纹。

西藏也曾经有“王国”。最初施行政治权力的“王国”，也有人称“帝国”。大约在唐朝的时候，松赞干布（Songtsan Gampo）即位后便迅速成为强大势力，与唐朝曾有战事并签署结盟，目前还可见当初的纪念碑。后来松赞干布也占进中亚，曾掌权敦煌一带，不过时间并不长。

遭贵族割据的西藏，宗教势力渐渐抬头扩大，并朝着以宗教权威为首的“王国”之路演进。西藏佛教从安多（青康藏高原东部）进入蒙古高原传教，范围达亚洲东半部，形成辽阔的“藏传佛教圈”。16世纪后，达赖喇嘛的权威影响已不局限于狭义的“西藏”地区，也获得北亚到中亚东半部广大信众的支持。

西藏佛教能从各教派林立的混乱局面转换到伸展更远大的区域并形成了“藏传佛教圈”，其实归因于外来的强大影响力。13世纪后半期，大可汗忽必烈率领蒙古帝国并扩及欧亚，同时也提升了西藏宗教地位。

在噶玛噶举教派、直贡噶举教派、格鲁教派（又称黄教）及帕木竹巴教派等山头参错各立中，萨迦教派的年轻导师八思巴后来成为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后来更成为“帝师”，藏传佛教正式成为元朝皇室的宗教。

北京承继了忽必烈时代“大都”的文物建筑，高耸入空的西藏式佛塔“白塔”（位于元朝名为大圣寿万安寺的寺庙内，现为妙应寺），即是忽必烈时代的建物，当时类似印度、西藏风格的多层建筑到处林立。

西藏在当时也相当风光，16世纪时内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1507年—1582年）曾在青海与“第三世达赖喇嘛”（追溯第一及第二世的封号而得）会面，这是蒙古与藏传佛教闻名的第二次接触。

俺答汗将自己比喻为忽必烈，而将“第三世达赖喇嘛”比喻为八思巴。达赖喇嘛〔直译为“海的高僧”，喻义为“传遍四海的师僧”。以“达赖”来表现“海”“大海”般深邃的威严、喻令及恩典之意，出自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写给罗马教宗伊诺森四世的国书〕从此透过蒙古的政治权力，成为内陆亚洲世界宗教权威。西藏高原南端耸立着喜马拉雅山脉，相当令人惊讶地在此发现贝壳化石，原来山脉本在海底，被从非洲分离出来的印度板块与西藏坚实地盘撞击下，就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山脉南侧斜面陡降形成印度的中央平原（Indo-Gangetic Plain），也是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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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祁连山南北与天山南北麓极为相似，同样因山脉隔离湿度，只是祁连山是北侧干燥、南侧还算温润。

汉武帝著名的“西域经营”政策，原本并非以经略为目的，只是不甘成为匈奴附庸国的抗战而已，这是自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以来就一直推行的政策，当时一直朝北方进攻，但无战绩。情况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河西战略逆转，改由祁连山北侧进攻。其中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在现今的甘州一带，甘州是祁连山北侧最大的绿洲，再加上山麓斜面绿草如茵，也是优良的牧草地，直到清代，此地还当作军马牧场，至今仍名声远播。

匈奴游牧联合体的右翼——统管西部的右贤王——就占据此地，下方则有休屠王扎营。从甘州绿洲沿着黑河往北，可抵匈奴单于宫廷所在的蒙古中部；若穿过祁连山谷，则可通过南侧青海的牧草原。右贤王及休屠王二王连手掌握了祁连山及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塞。

若是祁连山战事失利的话，汉武帝只能从山麓北侧——匈奴的正面力攻，幸好汉朝成功地击退右贤王、休屠王往西逃奔，此为足以撼动大局的关键，匈奴从此断丧了从大月氏夺来的祁连山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初次作战，在史上留下相当高的名声。

休屠王占据的地区，称为“焉支山”或“燕脂山”，或可写成燕支、胭脂，由于当地可采集到名为“臙脂色”颜料的草而得名。据《西河旧事》一书记载，匈奴失去了祁连山及焉支山后，传唱“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之歌。此外，唐代诗人也借此深深感叹匈奴女子没有点缀妆容的红胭脂而失色，来叙述汉武帝时的盛况。

汉代从此获得进入西域的钥匙，为了防止右贤王匈奴的右翼军再来袭，于是便沿着祁连山北麓设置星罗棋布的管理据点，从中国境内依序订定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等河西四郡（元朝时称凉州、甘州、肃州及沙州），现今甘肃省即取自其中两州的名称，总之即是点与点连成的防御线和领地。

历朝都致力保有这一连串绿洲城市，至于各游牧民居所的南侧，除了隋炀帝曾讨伐吐谷浑之外，几乎没人踏足过。若是祁连山脉北麓没有绿洲的话，或许中国长久以来都不会进入西域吧？进入西域的途径，可称为“甘肃走廊”或“河西走廊”，在英文称为“Gansu Corridor”（甘肃走廊），仅是穿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