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希罗多德说故事

斯基泰一波斯战役

在历史上，明确地将以游牧民为中心的国家定义为游牧国家之说法，其实并非很久以前的事情。据记载，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在黑海北侧广阔的草原上曾有个希腊语称为“斯基泰人”的集团出现，而且从一开始出现就是个强大的势力。

将这个记载流传的就是古代希腊的历史家希罗多德（约是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0年）。出生于紧临爱琴海一小块亚洲西海岸的希腊系小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位于现在土耳其共和国博德鲁姆（Bodrum）附近〕的希罗多德，以仿如自己亲眼目睹的“现代史”方式，描述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希腊城邦国家群体间的战争。

然而，这可不单纯是个“现代史”，他企图将引发两者间大战争的原因、背景及其所具备之意义等彻底地说明清楚。（通常将这个战争称为“波斯战争”，原来就是站在希腊立场的表现方式。这和希腊动辄将战胜波斯的原因，归于相对于东方专制国家的希腊民主制度的胜利，出于相同的精神。这是很想将自身文明起源设定为希腊的近代欧美人们，为了达成其浪漫心情所采用的伎俩。纯粹站在客观立场，应该要将其名称改为“波斯—希腊战争”才比较公平吧？）

因此，他们甚至将这个战争范围所及的东方各个地区及希腊人各自采取的方法回溯到神话时代，将种种派生出来的诸多经过或原委，添加广泛于各地流传的传说或神话成分以做生动的描写。书中涉及的地区、时代及内容，在广度、长度及深度上都相当丰富。以结果而言，希罗多德的大作已成为关于欧亚西方“古代世界”的独一无二“证言”“信息来源”，更成为“通史”。

这部在世界上声誉相当高的《历史》共分为九卷，希罗多德被广为人知的古代罗马政治家、思想家兼文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称为“历史之父”，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此外，我们在松平千秋的著名译笔下，能够以优美流畅的日文阅读希罗多德作品，这一点更是幸福无比。

在这部浩瀚的书籍里，斯基泰人以带着独特不可思议且微暗阴影之姿态登场，就在堪称整部“历史”最高潮的“波斯—希腊战争”终于要开始前，阿契美尼德王朝陷入因第二代皇帝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的横死而引起之混乱中，眼看着机运就要到来的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以海陆并进方式，成为大规模展开的北攻作战的对手。据推测时间为公元前514年，或是前513年左右。

吉尔斯芒（Roman Ghirshman）在其名著Ir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Islamic conquest（日译本“イランの古代文化”，平凡社，1970年）中，描述借由切断此战役中希腊生命线的小麦供给地之一、与黑海沿岸联系的达达内尔海峡，大流士“确信给了未来大敌致命的一击”（日译本138页）。

若将所有的事物皆以希腊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或许确实无法否定有那些面向。然而，在这些之外，对于刚由大流士一手收复、重建完成的波斯帝国来说，事实上，斯基泰族名实相符地是具有可能成为眼中钉的高度危险性的北方枭雄。

但在当时希腊人的观念中，欧洲是指以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内尔海峡这两个海峡为界、位于其北方的广阔大陆整体。相反地，位于其南方地域中，向东延伸的就是“亚洲”、其西方则被称为“Libya（所谓的非洲）”。

亚洲及欧洲在当时并非如现在一样被认为是东西关系，而是被认为属于南北关系。而且在印象上，亚洲被认为是属于在温暖、酷热、丰饶的土地上，满溢奢侈的风气、文化花朵盛开之地，其他地方及欧洲则是寒冷、朴素、庸俗之地。至少从古代的距离眺望的话，这种因为贫富差距引起的南北问题结构关系，到了近现代则是呈现逆转状态。

因此，若局限在这个观点来看，不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希腊都是属于“北方地域”，也就是欧洲。刚好在现代也是将俄罗斯及希腊都归类为欧洲。

更进一步地说，在这个意义上，在世界史中亚洲与欧洲的第一次正式大会战，若不是“波希战争”的开头、公元前500年开始的爱奥尼亚（Ionia）反叛，也不是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直接在希腊本土驻兵企图占领雅典（古称Athenai，现为Athens）但失败的“希腊马拉松战役（Battle of Marathon）”（马拉松位于雅典东北方的海岸平原。此时为了雅典军队胜利的消息传回而拼命地赶路再赶路的典故，就是马拉松的起源）的话，或许将这个“斯基泰—波斯战役”当作是第一次会战应该是适当的。

大流士为了远征斯基泰所动员的军队力量，据说达到70万人。这是超乎寻常的庞大军队，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在那30多年后的公元前480年，大流士儿子亚哈随鲁王（Ahasuerus I）亲自率领进攻希腊的军队，是从波斯帝国各地征召多族组合而成，规模居然达到100万人。

至少关于这两次战役，可以看出以下三个重点：一是都展现了让人惊异且超乎寻常的庞大军队；二是波斯将攻占斯基泰及希腊视为等同于“支配世界”相关的重大事件；最后是两次军队七十比一百的比率，或许正可成为推论出在这两场战役之间波斯帝国不断地扩大、发展、充实程度的明证。

在大流士的斯基泰远征军中成为主力的地面部队，以浮桥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色雷斯（Thracia），更进一步地顺着黑海沿岸北上，利用驱使爱奥尼亚人搭建的桥渡过多瑙河。由这样的步骤可以看出其对于攻击敌军的决定，运气好的话就可一举降伏敌人。

在另一边，大流士在黑海中建立了以侦查及补给为目的的舰队，并且让其与沿着海岸线前进的陆上军队保持密切联系。不论任何一个手段，都展现其对于派遣军队进入状况不明的敌方内陆地带的担心。

此外，这个事情也间接地说明了在规划远征斯基泰时，为何不采用从波斯帝国本土伊朗高原出发、路径最短的跨越高加索山脉方式，反而是以迂回的手段从一小段亚洲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路径的理由。这意味着大流士认为单以陆军力量是不足以击败斯基泰，反而是运用敌军所缺乏的海军力量在黑海方面布兵才是最佳良策。

但事实上，从现今的罗马尼亚共和国（Romania）到摩尔多瓦共和国（Republica Moldova）直至乌克兰（Ukraine）间的黑海西北沿岸一带，混杂着许多大小河川及沼泽地，要完全沿着岸边行事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波斯帝国的地面进攻部队在行进间无论如何都有必须离开海岸线的状况，此时就会与舰队失去联系，且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到更深的内陆区域。而在那个地方，斯基泰骑兵就如同春天原野上的热气般虚幻飘渺地出没。

斯基泰骑兵散开在各处，于广大渺茫的山野中不经意地在各处出现，持续地与波斯军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频繁地重复进行威胁、惊吓、挑拨。然而，当波斯军队生气而欲进行战斗时，斯基泰骑兵此时就会立即驱马快速往各方远离，并且消失在平原另一头。

因为双方对于“军队”的想法、姿态，从根本上就有差异。若从波斯的观点来看，斯基泰骑兵就如同海市蜃楼般的存在。波斯部队每次都被想抓也抓不到的斯基泰骑兵玩弄并被引诱进行追击，最后弄到自己疲惫不堪。而且，一旦轻忽，不经意就会渐渐地落入敌人阵营的深处。

在此之前，当斯基泰方面知道波斯军确定要进攻时，就事先向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被入侵地居民提出共同作战的请求及约定。一旦波斯军来到，他们就依照已达成的约定采取作战行动，而且他们还不断地故意撤退，并且每次都会放火将撤退点附近全部烧尽，执行坚壁清野策略。

总之，相对于规模超乎寻常庞大的波斯军队，斯基泰避开必须用尽全力的正面决战，而以蓄意的诱敌深入作战及焦土战术，追击敌军，置于死地。

庞大军队消耗的粮食非常可观，即使想从驻扎地进行调度，但面对一片燃烧殆尽的荒野，他们也无计可施。渐渐地，斯基泰骑兵开始像狂风一般袭击开始疲弱的波斯军，弓箭更如雨般落下。波斯大军的损害增加，恐惧感开始席卷全军。

大流士判断若继续下去可能会陷入全军覆没，因此做出撤退决定。从那时起他们就进行驱赶作战以企求摆脱持续袭击的斯基泰骑兵，虽然最终波斯严重损失了8万名兵将，但即使痛苦也幸好还能从虎口下逃出直至多瑙河畔。

游牧国家的共通作战方法

于是对斯基泰的远征作战，就以完全失败终结，这是波斯帝国经历的首次大惨败。大流士的“支配世界”野心，就在他为了梦想而认真努力的同时，也可说是在刚开始计划时就破灭了。充分地运用骑马所拥有的迅速展开力及骑射威力的斯基泰战术、战略，在匈奴、突厥及蒙古等游牧民作战中，都可看到明确的共通点。不用说这就是世界史中游牧民军事集团最擅长，且借此展现出较其他区域更为优越的作战方法。这在“游牧国家”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出现时，就以强烈方式展开。

另一方面，利用乍看之下好像是不断地败走的撤退，引诱对于当地状况不明的敌军进入自己国家或是自己熟稔的地区内。在敌军因为勉强追击而渐趋疲累且战线因延伸过长而中断的时机，就一举进行反击让战况逆转并消灭敌军。这样的手法，让人联想到俄罗斯在面对拿破仑军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的攻击，曾经采用过的著名撤退作战。

在日俄战争时，相对于从容不迫地往北方辽宁平原撤退的俄罗斯军队，日本军队也将敌军或许是故意的撤退当作是自己每次的胜利而深信不疑，即使实际上快要奄奄一息了仍持续往北前进直至进行“奉天会战”，此时的日本军队也给人相同的印象。在这一点上，将国家建立在过去斯基泰族领地的俄罗斯，出乎意料地将公元前的先驱者斯基泰族“遗产”，当作腹地广阔大陆型国家所特有的一种体质而沿袭采用。

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失败之后，波斯帝国对于斯基泰族感到深深恐惧，从此不曾主动出击过。不论是在位于敌军正面的高加索山脉方面，或是在东方国境线的中亚阿姆河方面，都贯彻只是派驻军队驻扎防守。但从后来波斯在希腊方面所遭遇的结果，或许可说是反而将多余的力量都用于其上。

如果当初阿契美尼德王朝对于斯基泰的战争是成功的话，到底会变成什么状况呢？若是如此，也许非比寻常的宽阔地域就会一举出现在眼前。如同后续会说明的，斯基泰族对于其腹地的某些东方及西伯利亚方面拥有广大影响范围。即使不像年代有些距离的后世蒙古及其时代，但人类甚至有可能从很早时期开始，就拥有将现代中东、地中海域到北方西伯利亚方面及东西内陆亚洲方面整个串联的超广阔地域及视野。

若当初如此发展，当然“世界”及“世界史”的架构，也会比现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更早以前就有了大幅度改变。此外，果真如此的话，即使将事物焦点都集中在希腊方面，不论是将斯基泰骑兵当作是属国、附属国（大国势力下的小国家）或是同盟国，总之阿契美尼德王朝可以将斯基泰骑兵当作自己的军队使用，那么在面对沿着北方陆地而来袭击的斯基泰军队时，希腊城邦同盟军到底是否还能抗衡呢？

历史并非如此发展。在这之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约200年的时间中，在欧亚大陆西半部，北边的斯基泰与南边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以高加索山脉及黑海、里海为界，呈现南北对峙状态。在旁边的是希腊。自古以来，大家几乎都在谈波斯对希腊的“东西对立”，而未曾将目光放在这样的“南北对峙”上。岂止如此，说不定大家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

所谓的人类，是种容易过度相信的动物。若在脑中已经置入了某一个前提，就很难从那个框架中脱离。在这里，希望可以摒除无条件地将以希腊为中心的西洋人所说的话直接囫囵吞枣。或许，这也是近代“文明主义”以及西欧中心主义的遗产之一吧！在历史过程中人们所谓的“常识”，在很多时候不如说只是以一种鲜明形态显现出来的，过去所有偏见或误解的“陈旧污垢”。

斯基泰是民族或国家？

让如同旭日般升起的大流士及其帝国一败涂地的斯基泰族，是个什么样的集团呢？更进一步地说，斯基泰族是指一个“民族”呢？还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核心之组织，也就是“国家”呢？

在此借由松平先生的翻译版来看希罗多德的叙述。他是这么说的（【】及旁点为笔者所加）。此外，这篇叙述是由西朝东前进。

若将玻里斯提尼斯（Borysthenes）【今第聂伯河】当作河畔居民的贸易起点——因为这个港刚好位于斯基提亚全国沿海地域的中央位置——首先是被称为卡里披达伊的希腊系斯基提亚人居住在此，过去一点的地方则是住着被称为阿拉佐涅斯的民族。不论是阿拉佐涅斯人或是卡里披达伊人，大体上都与斯基泰人及其风俗习惯相同，但是他们是以栽种及食用谷物维生，除了谷物之外还栽种洋葱、韭菜、扁豆及粟米等。

在阿拉佐涅斯人居住地过去的地方，住着“农耕斯基提亚人”，但他们栽种谷物的目的并非为了自己食用，而是为了卖给别人。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住着涅乌里司人，但在涅乌里司居住地以北的地方，据我们所知是无人居住之地。

以上是居住在玻里斯提尼斯河以西、叙帕尼司河【现在的布格河（Bug），与第聂伯河西侧平行流动之河川】河畔的各个民族。

但若【朝东方】渡过玻里斯提尼斯河再沿着海边北上的话，首先会遇到叙莱亚（“森林地带”），从此处再更往上走的话，就是“农民斯基提亚人”居住地。住在叙帕尼司河畔的希腊人将他们称为玻里斯提尼泰（玻里斯提尼斯），但他们自称为奥尔比欧波利泰（Orubioporitai）〔奥有比亚（Olbia）市民〕。这些农民斯基提亚人分住在朝东方走需要三天路程的地域之间，范围到达庞提卡佩司河【现今没有可相对应的河流存在】为止。此外，向北的话则延伸到顺着玻里斯提尼斯河而上航行需十一天的地域之间。

若再往前则是广阔无人居住的荒野地带，穿越过这个无人地带之后就会到达昂多罗帕哥伊人（Androphagi，“食人族”）居住地。这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与斯基提亚族完全无关。再更往前是真正完全无人之地，在我们所知范围内，不论任何人类种族皆未曾在此地栖息过。

若从农民斯基提亚人居住地往东走并渡过庞提卡佩司河的话，那里就是“游牧斯基提亚人”的世界，他们对于种子及播种等农耕技术一无所知。在叙莱亚地域以外的地方，整片土地完全没有任何一棵树木。这些游牧斯基提亚人居住在向东方走需十四天路程的范围间，直至盖罗司河【现今没有可相对应的河流存在】畔为界。

盖罗斯河的远方是先前提过的【王领斯基提亚】，这里的斯基提亚人最为勇敢且人数众多，因此将其他的斯基提亚人视为隶属于自己的居民。

（《历史》，希罗多德著，松平千秋译，岩波文库·中，16—18页。）

在文章中提到的“斯基提亚”，就是“斯基泰人之地”的意思。就如同先前明确描述般，此地住着各种斯基泰人。不可思议地，甚至还有希腊系的斯基泰人存在。而且，若以现代用语阐述的话，还根据“职业”的差异而被区分成多种斯基泰人。

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说，若要区分被称为“斯基泰人”的人们时，西边就是从现今的德涅斯特河（Dnestr River）开始经过第聂伯河，东边就是直到注入亚速海的顿河为止，从西到东依序有五种斯基泰人存在。首先是希腊系的斯基泰人，这些人一边栽种谷物一边经商。从当地拥有港口这一点，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他们具有航海能力。

第二是农耕斯基泰人，特征在于他们将生产的谷物转卖到其他地域。以现代用语阐述的话，这些人可说是将农业的利益以“商业经营”方式活用。此地飘散着浓浓的近代化气氛。

第三是被称为农民斯基泰人的族群，在研究希罗多德的学者间则被认为其与先前的农耕斯基泰人没有截然不同的差异。但若以外行人眼光来看的话，这个农民斯基泰人族群，就如同字面表示般，是将自己生产的农作收成物当作每日粮食食用的人们——总之可说就是“农民”，或许是由于知识浅薄所导致的独断。

第四是游牧斯基泰人，这个族群相同容易了解。不只是不播种、耕作，就连土地上都没有种树。总之，据说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亚速海北岸一带的景观，确实就如同描述般。

最后是王领斯基泰人，希罗多德在书中别处亦将其称为“王族斯基泰人”。总之，就是斯基泰人中的斯基泰人。因为这个军事集团以数量及力量支配着其他四个族群的斯基泰人们。

在此先做个回顾并再一次地将上述说明稍做整理，可被称为斯基泰人的内容就如同以下说明：

若以职业来说，有商业、农业及游牧。而以居住方式来说，有都市、农村及草原。这些不同种类的人们，广泛地分布在黑海北岸一带由西往东，并以接近完美具象征性的多重构造横向排列且连接在一起。

跨越了这些地域、职业及居住方法的“集团”整体，就被称为斯基泰人。多重混杂的构造相当明确。而且，被用来综合统称整体的斯基泰人这个名称，原本就与统治了这五种人的王族斯基泰人支配集团有关。权力的根源，当然就在这个集团。

总之，所谓斯基泰人，虽然是以构成权力核心之特定集团名称为根源（但这个集团本身规模并非相当大，无论如何也不像现代被称为“民族”等程度之集团），但在现实意义上，是指以该集团为中心联结而成的大型、范围广阔的政治联合集团。若将其转换成我们平常惯用的词汇，大概最接近于“国家”吧！

不论是哪一个人种或职业，“斯基泰人”这个词可说是各个集团、地域及人们都将其当作自己意识到的所属的最大政治、社会单位，亦即国家的名称。这就是关键所在。

从以前到现在，一般都毫不在乎地将这个“集团”称为“民族”。而且还将这个极度轻率地使用的“民族”与带有现代相对沉重现实的“民族”放在对称位置上，经常轻易地就以相同方式看待并且进行论述。更直接说，至今关于历史上“民族”及“国家”之讨论都太过轻率。

换句话说，人类原本就是以词汇进行思考。即使是抽象的概念，几乎也都是以词汇作为媒介在脑中进行思考。关于过去与现在的事情及事物，也是以“用词”“单字”进行区分及判别。但一旦以相同“词汇”被命名、被表现后，早就再也几乎不会意识到一开始选择词汇时的不用心、规定概念时的不可靠及暧昧。

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被当作是可能曾发生过相同事物的暗示，或是尽管事实上具有不确定性且轮廓也模糊，但却成为人们口中话题并在重复传述之间就变成“常识”“定论”，最后被拿来与现今非常明确的事物相提并论。

于是非常不幸的误解及雄伟的假说就诞生了，并且被不断地扩大再衍生。从19世纪开始，驱动许多人的历史理论及历史哲学论，在其间可看到“民族”一词的乱用，就是前述说明的展现。

斯基泰正可成为该形态的反证。总之，因为是被当作“国家”的名称，故也可说是“希腊系斯基泰人”。斯基泰虽然是以游牧民为核心所形成的“国家”，但却不是以斯基泰“民族”为单位的游牧民族国家。此外，就算说是“游牧国家”，但在世界史上由单一游牧民集团所形成可被称为“国家”之案例是相当稀少的，作为其开端的斯基泰是个集合各式各样、种类众多人类集团的联合团体，总之这个“联合”的本身才是其存在的关键，这一点在此也要重申。

正因如此，当约束、联合的关节开始出现松动时，毫无疑问地这种联合集团就会立即烟消云散。历史上游牧国家经常是轻易地联结、轻易地瓦解的原因，也就在此。而游牧国家的强项及弱点，也都在此。坚强及脆弱，是互为表里之物。这种宿命，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潜伏着。这一点，请务必先记在脑中。接下来的论述，此事会成为跨越时代及事例的主题之一暗藏其中。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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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的政体论

趁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二代皇帝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途中，其弟巴尔迪亚（Bardiya）联合高墨达（Gaumata）祭司叛乱并占据波斯本土，再加上冈比西斯二世突然急病死亡，帝国一度面临解体的危机。

对于此状况，属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旁支如大流士等波斯贵族群体起而反抗，共同打倒由祭司们建立、可说是一种“宗教共产主义”的政权，并镇压各种族的叛乱，再创帝国统一。这是公元前522年的事情。

在推翻祭司叛乱一事上建立功劳者们群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今后的各种事项。焦点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刚刚再度完成统一的帝国该立谁为王，以及新政权应该要采取何种政治形态等。

希罗多德具体描述了讨论的情况及内容。希罗多德以仿佛获得允许亲身参与般写下“主席，虽然有些希腊人表示难以置信，但讨论过的各种议题确实已经如同议题般被传述。”栩栩如生且充满魄力的议论就此展开。若可行的话，希望读者可以直接阅读松平版的翻译内容，在此则仅介绍其最精彩部分。

首先，欧塔尼斯（Otanes）表示：

“对于独裁者这件事，因为在我们之中只有一位认为既不喜欢也不是好事，但我的想法是独裁这件事早就不该存在，理由在于相信大家对于冈比西斯二世是如何可能地残暴这件事都很清楚，此外，大家也都刚亲身经历过祭司的暴虐手段。不用思考必须负担的责任而可允许其任意作为的独裁制度，如何可以建立有秩序的国家政治呢？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坐上了君主位子，就会忘记曾经有过的心情。因为在现有的荣华富贵引诱下，就会渐渐地产生傲慢心理，再加上还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嫉妒心。在拥有这两个弱点的情况下，渐渐地独裁者就会出现所有的不良恶行。（中间省略）

相对于此，应该要将大众统治列为第一优先，且可使用万民同权这个在普罗大众间可获得称赞的美名。第二是绝对不可进行任何与独裁者相关的行为。职务的掌管由抽签决定，公务员必须负担责任执行职务，所有的国家政论都由大众公论决定。

那么就我个人的立场，在此提出应该要放弃独裁体制而确立大众主权的意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与多数人相关。”

接着是麦加比苏（Megabyzus）表达对于寡头政治的支持。

“我对于欧塔尼斯表示要废除独裁体制一事没有任何意见，但对于将主权委托给人民这件事，我认为并非最佳良策。没有什么是比毫无用处的大众更加愚昧低劣且滑头的。因此若为了要免除独裁者的暴虐，而让其陷入狂暴民众的暴戾手段，是让人绝对无法忍受的事。一个是当在执行事物时是自己知道执行的理由而采取行动，若变成另外一种体制，则是连这个自觉都没有。原本就未被教导什么才是正当之事，连自己领悟能力都没有的人，当然就不可能会拥有那种自觉。就如同奔流的河川，只会毫无思考一味地蛮干促使国家大事前进。因此，若是对波斯有二心的人就采取民主体制吧！我们认为应该要选出一群最优秀的人，赋予其这些权利。而我们这些人本身原本就该被列入其中，其理由就在于最佳的政策当然必须由最佳的人选执行。”

最后是大流士说话。

“我认为麦加比苏对于大众的评论是合乎道理，但对于寡头政治的发言则并非正确。若将在这里被提出的三种体制——民主体制、寡头体制及独裁体制都设定在最佳状态下的话，我可以断定，最后的独裁体制较其他两种体制都优秀太多了。原因在于比起由单独一位最优秀的人进行统治，其他两种较不可能出现最优秀体制，若是优秀人物的话，可以发挥其出众见识完美地治理人民，且在对敌的谋略方面，若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可以达到最佳的保密作用。然而，若是寡头体制，为了大众利益而努力建立功绩的少数几位人物之间，很容易就会出现个人激烈的敌对关系。每个人都会将自己当作主导者，为了让自己的意见可以得到赞同，结果在进行激烈争辩的过程中产生内讧，内讧就会引起流血，经过流血之后就会成为独裁体制。若是由这样的过程观看，可以判断最好的还是独裁体制。

另一方面，若是民主体制，最难避免的是恶意蔓延。当恶意蔓延在公共事务时，在坏人之间产生的不是敌对关系，反而是坚定的友谊，自然应该如此，因为要对国家做坏事的人会结盟合作进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就会有某个人出现站在国民最前方并将坏人置之死地。其结果就是这个男人会成为国民称赞目标，赞美的话语会将其推崇到独裁者的地位。由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很明确地独裁体制才是最佳政治体制。

一言以蔽之，总之就是我们的自由原本是从何处得到？以及是由谁给予我们？是从民众处得到吗？还是由寡头体制呢？或是由独裁体制呢？那么我的见解就是，因为我们是借由唯一一位人物得到自由之身，故我们应该要坚持这样的体制，就算不管这样的理由，但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个由先祖传承下来的完美习惯。做出那样的行为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历史》希罗多德著，松平千秋译，岩波文库·上，336—342页。）

结论是七位出席者中，四人赞成大流士的想法。波斯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决定维持在独裁体制。这是多数的决定。

顺着完美的松平翻译版本，引用了相当长的内容后，作者应该不用再作任何自作聪明的评论吧！

总之，这是会让人进行各种思考的讨论。希望我们这些生于民主主义时代的人，具备可以从正面推翻大流士这些主张之精神及自主心。

此外，不知该不该说是托这些讨论之福，大流士就以独裁专制君主之姿登上皇位。但是若根据希罗多德记述，并非单纯地就决定由大流士登基，扣除掉自己辞去竞争皇位候补者身份的欧塔尼斯外，还有六个人竞争。

王位继承者的选拔方式是由六个人分别骑马在城外进行长途骑乘，在日出的同时最早让自己骑乘的马发出嘶叫者，才可以成为王位继承人。

结果，大流士在名为奥利瓦雷斯（Olivares）的机灵马夫协助下，顺利地成功取得王位。他们让大流士的马原本就中意的母马（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其局部气味）靠近，借此成功地让大流士的马发出嘶叫。不论是前述的政体论也好，或是这个“嘶叫竞争”也罢，虽然都很难断定其真伪，但都是自古以来流传的有名故事。

国家形态的两大源流

关于斯基泰，接着还有几点要进行说明。首先，由斯基泰所构成的历史记述表面看来，就算仅有一点点，但至少是关于首度登场的西北欧亚区域及在该地发生的大时代形势。

若探寻斯基泰的起源，较“斯基泰—波斯战役”更早之前，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间，就已经从东方来到伏尔加河流域。大概是从中亚方面过来的吧！

在中亚地域，住着被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统称为“塞克人（Saka）”的伊朗系人。虽然并非是严谨的讨论，但据说在汉文文献中可看到的“塞”就是指这些人。

“斯基泰”这个来自希腊语的称呼，必须要与“塞克人”做连贯的思考。这两个词汇的基本要素是共通的。在中亚地带让骑乘技术发扬光大的伊朗系游牧民，其中一部分从里海开始往黑海北岸地区移动的群体，就是被称为“斯基泰”。

他们将原本居住于此的西美利亚人（Cimmerians）（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内容目前已无法得知。终究只能仰赖希罗多德记述的“斯基泰开国传说”）驱离，并且形成“斯基泰国家”。大流士的远征，反而只是让其强大的斯基泰得到一举“名满天下”的机会而已。

之后，在经过前述“南北对峙”（是否能够将这个称为“冷战”，因为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故无从判断）的200多年后，亚历山大出现在马其顿（Macedonia）。在被称为“历史构造的转换期”之一的公元前4世纪左右，曾经强盛一时的“斯基泰联合体”似乎也渐趋衰退。南边敌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衰退是更加明显。

斯基泰虽然击退了亚历山大大王的北征军，却在来自东方进攻的萨美利安人（Sarmatrians）集团的压迫下，一步一步地往西方移动。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左右，这个庞大势力似乎已经完全瓦解。

关于斯基泰解体及其经过的详细内容，很可惜不是相当清楚，在此不得不采用暧昧的说法。欠缺文献资料这件事，果然是相当痛苦。斯基泰被大幅地记载在文献中的大概就只有大流士的治世及亚历山大相关事迹等，或许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不会进行自我表述的游牧民的悲哀宿命。

正因此，不可说因为没有记录、无人知晓，所以事实就不存在。单就此事，不论是关于过去或是现在，在这个书写者“只顾自己”的世界中，不用说绝对有必要再度思考我们存在着的这件事。

取代了斯基泰人的萨美利安人长期支配了包含黑海北岸一带的南俄罗斯草原，有时也会进攻罗马帝国疆域。其强盛势力，明确地成为周边地域的威胁。说不定萨美利安也是“斯基泰型”的国家。在遗迹及遗物方面，萨美利安也是被归类到来自斯基泰“文化传统”的系统之中。

然而，在公元4世纪时，这个萨美利安也遭受到来自东方中亚方面的势力袭击。因为匈奴现身了。“萨美利安联合体”遭到瓦解，并被吸收到匈奴霸权之中。

由匈奴引起的“世界史转换”，关于以合并萨美利安、掌握南俄罗斯草原阶段作为其开端这一点，有必要进行再次思考。被称作“日耳曼系多族群”大移动（在此刻意地不用“日耳曼民族”。所谓的“日耳曼民族大移动”——正确来说，在德语中仅用“Voelkerwanderung”亦即“民族移动”表述——因为这个历史大命题与在19世纪前半段时，期待“德意志民族”之统合及“统一德意志国家”之出现的趋势，不可说毫无关系）的“连环追撞现象”，就是其后之事。

若将这些经过概括而言的话，在西北欧亚大陆，以游牧军事集团为核心的政治联合体相继组成的形态正持续中。在此时，由东方来的新加入者所带动的核心集团交替及联合团组成等，也成为西北欧亚大陆的“政治传统”。

更进一步地，若说到那些核心集团的主要根据地，绝对不是虽然会下雨但土地贫瘠的森林地带，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地区（以现今莫斯科市为中心之区域）等，而是虽然同样少雨但土壤肥沃之草原地带，尤其是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域到顿河下游地域以及北高加索山脉一带，也是被注意之处。

在欧亚历史中，无论如何都会留意到从15世纪开始的西风“压倒”东风的现象，更何况总体而言由西而东的流动现象很容易被特别强调（“希腊化文化”及“丝路”就是其中一环），但至少关于草原通道在近代以前，由东而西的影响波潮确实相当显著。

在13、14世纪时蒙古来到西北欧亚，其长期支配成为影响该地的最后波潮。在术赤汗国（译注：另称钦察汗国）全盛期绵延300年的和缓政治系统中诞生的俄罗斯，后来翻转了这股传统波潮，由西方往东方前进，并让北方之雄俄罗斯向北延伸的“欧亚帝国”在近代前半段最末期出现（尽管如此，俄罗斯对于“东方领土”的实际有效支配是在西伯利亚铁道通车后才达成之看法，应该是更为妥当）。

接着是与斯基泰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力相关的内容。根据至今的考古学调查，斯基泰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具有独特动物图腾特征的青铜器文化。在这种“斯基泰风”的文化圈，向西延伸至现今匈牙利及德国境内。至于东边，固然现在是不得不使用所谓“影响圈”如此暧昧不明的说法，但的确通过西伯利亚，影响范围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至云南省。

经常会将这个向东延伸的广大范围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型”文化。当然，在严谨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预期今后会更加活跃的西伯利亚—蒙古—中国考古学发掘成果及讨论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探究，但在这里要先强调的事实重点是，以游牧骑马生活为前提的社会、文化形态（或者也可将其称为文化类型）已远远地超越“斯基泰国家”直接管辖领域，而几乎涵盖了中亚草原地带及其北侧延伸的广阔森林、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地带。

那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有可能是某种程度长期的时间间隔所导致的结果，总之可以推论，至少在斯基泰以后，这个广阔地域已被转换成以游牧民及其文化为共通点的“世界”。而这个历史上最初的证据，原本就是将这个区域设定为“中央欧亚”之大区划的理由之一。

此外还有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最为重大事物相关的要点。那就是在斯基泰国家成为所谓游牧国家之根源的另一方面，与斯基泰并立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也是将具有多样性的地域社会合并成“庞大国家”，并形成另外一种国家形态（而且是疆域广大之国家）的源起。

事实上，形成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个大帝国核心的“波斯人”集团，本身就是个由十个小族形成的亚利安人（Aryan）游牧民集团。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以札格罗山脉中“法尔斯”（如先前已经说明过般，“Persia”这个以希腊语为根源、由别人以西洋语言给予的称呼，就是来自Fars）为根据地后，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左右开始，走上消灭占据伊朗高原大半版图的米底帝国（Media）并步上霸权之路。

要说是转换可成为根据地的土地也好，或是为了形成之后的“国家”也行，事实上在这个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几乎已经与斯基泰国家没有两样。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在欧亚西半部相继地诞生了南北两个庞大的疆域国家。而且，不论是哪一个都是由游牧民军事集团构成国家的关键（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成为庞大帝国后，尽管步兵部队占了大多数，但组成关键部队的还是“波斯人”骑兵）。

只是，南北地域的地理条件（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较多样且大规模的几种“农耕文明”）以及在帝国建立前的历史背景等两点上有所差异。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前有米底王国，而米底王国前则有亚述王国（Assyria）。亚述王国拥有以战车马军为核心的强大军事权力，并借此形成在历史上第一个跨越了“地域国家”而拥有广大疆域的“帝国”。

在亚述—米底—阿契美尼德这样的顺序中，虽然有战车及骑马的差异，但都是以机动性高的骑兵战力为基础之一连串“帝国”系谱。埃及、腓尼基（Phoenicia）、吕底亚（Lydia）及巴比伦（Babylonia）等古代“文明国家”群体，都相继地被列入这样的系谱当中。

众所周知，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数个首都。国王拥有数个“王权所在地”，并让成为支配团体的“波斯人”军团全军在其间移动。即使只是暂时性，但当停留驻扎在某地时，该地方就成为所谓的“首都”。

如同旧米底王国的埃克巴塔那（Ecbartana）、旧巴比伦王国的巴比伦（Babylon）及旧埃兰王国（Elam）的苏萨（Soesa）等，该“王权所在地”都分别是各个王国的“旧都”。在另一边，“法尔斯本土”虽然曾经有过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及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等，但王权在此停留的时间反而相当短。

根据留存至今的奢华遗址及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被纵火燃烧的这两点来看，在大流士登基后重新塑造的波斯波利斯，一般都强烈地认为该地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然而实际上，该地是具有纪念象征的神殿建筑集合体，并非“居住城市”。对于发展成大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来说，该地反而是带有浓厚的纪念神圣伟大王权的精神象征色彩，应该是个“展示用城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会将自己视为“王中之王”，应该也是立足于这些局面上。的确是因为这个城市是由本身已经各自拥有其谋生方式及历史的许多国家、地区团体所联合组成的集合体之故。

在广大疆域之内的各个地方，阿契美尼德王朝将原本各个王国的既有首都再次当作自己的“王都”，因此而拥有数个“王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如同其文字表述般是个“多核心”联合帝国。王权就在这种成为帝国支配据点的复数核心之间持续巡回游历，并保持其庞大版图。反过来说，不仅无法只停留在一个地方，甚至也不该那么做（此外，当作现实的政治机能来说，位于接近帝国整个疆域中央位置、中央政府机关设施集中的苏萨，反而更接近于现今认知的“首都”）。

大流士一世不仅将这样的多核心国家再次统一，并且对外进行扩张，对内正式整备建制国家机构。可说大流士才是作为“世界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实质建设者。

大流士在其庞大的构想根基下，以惊人的广泛及多样化，持续扩大进行国家、社会建设事业。例如著名的将全国划分为20个州并且设置总督（Satrap）进行统治的分割委任方式，但人事任命则由中央管理（总之是同时具备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作为种族主义淡薄的和缓联盟的政治、行政组织；不推崇特定宗教的宽容文化、社会政策；对于作为政权支撑的核心集团“纯波斯人”及作为“准波斯人”的米底人的礼遇（总之就是对于属国之在地主义的尊重及对于中央核心“波斯主义”的坚持）；更进一步地在帝国全境推行的和缓统一税制及统一度量衡；另一方面，被称为“王之道”的主要道路及驿站传送系统的整备；经济方面则有金银货币的铸造及货币经济的正式导入；由政府主导的贸易、交易活络化，及以其为基础的充实国家财政（总之就是跨越地域及属国架构的“社会基础建设”整备及由中央权力进行的各项统合政策），等等措施。

同时兼顾中央及属国两个面向为基础组成的大流士各项政策，几乎完全网罗了在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要点。在这之后人类史中所谓“国家”的原点，尤其是可被称为“帝国支配的原始样貌”之大半形态，几乎都曾出现在大流士的国家建设事业中。

将目光移转到约300年后的东方，在后继会说明的由秦始皇进行的统一化政策，可说几乎是这个的翻版（或者可说连其一半都没有达到）。几乎在一代之间就被完成的这个国家建设之庞大也难与大流士比肩，就其根本性而言，在世界史上能与大流士相提并论的，或许大概就只有后面会阐述的忽必烈吧！两者的共同点相当多，例如同样都不是国家的创立者而是复兴者；都是在爆发政变后夺得权力；各自都将当时所知的“世界”进行整体的组织化建设；在重视军事、政治的同时也极为注意经济。对于海洋的关注及海军的建设，也都是如此。但是在军事方面波斯人远较蒙古人弱，以及大流士较忽必烈更为倾向经济，甚至可被称为“商人”等，两者之间还是有其差异点。

极端来说，在大流士之后古今中外东西方的所有国家、政权，事实上也包含现在，甚至可说都是受到大流士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如亚历山大大帝等，也可说都只是大流士的追随者或是憧憬他的一种“迷（Fan）”而已。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有时看起来仅仅专注地高举希腊城市文明意义的主张及学说，当然也有相符之理由，但也不可否认有其稍微偏颇且自以为是的一面（若更严谨地看待，西洋中心主义的“宣教行为”甚至可算是其中一类）。

在“欧亚世界史”开头，共同出现的斯基泰与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两种“国家形态”，给予我们几点讨论。最重要的是，不论是游牧国家也好，或是农耕帝国也罢，当大型国家形成时，其开端是意外地相近。终究不论哪一个的权力核心都是具备丰富移动性、集团性、机动性及战斗性的军事集团，若缺少这样的威力就无法建立帝国。再加上，为了让权力及疆域更加扩大，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联合体”这一面向，更进一步地作为其结果的广大国家中，理所当然地会强调超越种族主义及地方主义的混合性格，这些与在近代被编织出、所谓“民族”等狭隘艰涩的架构完全不相符等等，这些每一个都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就在此范例中同时展现。这些事情就是研究“欧亚世界史”的关键所在。只是单纯地以一种颜色涂画的“国家”及“民族”，不管在哪里都未曾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