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司马迁眼中的当代史

匈奴是弱者

东方世界的游牧国家原型，就是匈奴。关于匈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有匈奴列传之外，也在许多地方留下详细记录。

其理由在于司马迁生存的时代，也就是西汉（或称为前汉）武帝统治时期，汉王朝开始与匈奴进行激烈战争。司马迁本身也曾为“匈汉战争”的指挥官李陵辩护反遭武帝处以宫刑，忍下这样的屈辱并写下《史记》。

武帝即位前，匈奴这个国家一直是西汉朝的主导者。汉朝始祖刘邦被匈奴帝国创建者冒顿单于打败后，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汉朝都以匈奴附属国之身份对其进献贡物及公主，换取和平。虽然也有中国史研究者不同意这一点，但就客观事实而言应该是没有第二种可能。

汉武帝决心要打破这种关系，包含被世间称为“西域开拓”等，全部都是以对匈奴作战为主轴所展开的行动。总之，司马迁关于匈奴的叙述，几乎就是该时代现场实况的“现代史”。

若就在长期战争的晚盛时期持续思考自己存在的“现代史”，将直到“现在”的历史道路全貌回溯到太古时期而以“通史”记述的这一点来说，事实上希罗多德的《历史》及司马迁的《史记》有令人惊讶的相似处。两者都是为了“现在”而有历史。

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其头上重担的匈奴，在以前不过是个于鄂尔多斯（Ordos）地方过着穷苦生活的小集团而已。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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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鄂尔多斯

这一段是纯粹闲谈，所谓的鄂尔多斯在蒙古语中是“天幕、宫帐、游牧宫廷”之意的Ordo之复数形态。其来源与明代蒙古时期，在内蒙古各地散居的成吉思汗家族血脉中，承袭强势家族的游牧集团将主要根据地设在被称为鄂尔多斯之黄河大弯曲处腹地有关。在这里应该是具有“宫阙所在地”的自傲意涵。反过来说，现今所谓的Ordos，是因为没有其他适当称呼，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轻率使用在历史、地理方面词汇。但是鄂尔多斯这个地名说不定事实上并非起源于明代，而可追溯到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

距离匈奴所在地相当遥远的东方、蒙古高原最东边自然界线的大山脉——兴安岭，有一群被称为东胡（应该不是依据原文发音的音译字，而是具有“东边的胡人”之意义的汉字词汇）、规模庞大的游牧民集团。在相反方向，匈奴的西边、从祁连山北边山麓到塔里木盆地，则有强势的月氏在此处进行游牧。

此外，匈奴的远北方向、从贝加尔湖南边到叶尼塞湖上游流域，以突厥语发音近似丁零（或作丁令）及被认为接近于吉尔吉斯（Kyrgyz）族之鬲昆（或被称为坚昆）等在其间活动。总之，有许多集团聚居于此处。

在这些族群之间，除了被称为伊朗族系的月氏外，其余全部都是使用突厥语系或是较晚出现、接近于蒙古语“祖语”的人们。若观察欧亚中间整体状况可以发现，西半部为印度、亚利安语系，尤其是伊朗系的游牧民广泛分布其间；东边则主要是由阿尔泰系人散布其间。

在此重要的是，东半部的游牧集团全都不是强势组织。虽然当时的“中国本土”大致上来说也并未完全脱离都市国家阶段，但即使是这种从春秋时代末期到战国时代初期，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列国诸侯，若想要，也可毫不费力地对其进行征讨。被称为匈奴的小集团，最初似乎也只是这种程度的组织。

东半部游牧国家的形成时间，非常明确地较西半部晚了许多。若以阿契美尼德王朝为基准，成立时期较晚的“中国本土”可说是与东半部游牧国家形成的年代几乎相当，就大局而言，几乎可确定在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斯基泰型及阿契美尼德型的两种国家形态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向东方流传。

但是在战国时代中期过后，亦即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左右，状况有了急速的变化。位于“中国本土”北部的各诸侯国，分别开始建造壮大漫长的土墙，也就是所谓的“长城”，那无非就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的袭击。

在此之前，尽管东方的游牧民也有养马，但因为欠缺足够的骑乘技术及所需之各种马具，故其畜牧移动范围也只能停留在相当局限的区域。虽说是游牧民，但却是用脚行走的游牧民，其游牧生活内容、集团规模以及理所当然的所谓军团的意义，都是相当薄弱。但这样的情况此时有了大幅度变化。其与都市居民的地位，开始有了逆转。

这个转变还可说明另一个现象。这代表着在欧亚西半部形成的骑马技术及以其为前提建立且如同其广义文字表现所呈现的游牧社会系统，也几乎完全流传到东方牧民之间。曾经是贫弱存在的游牧民，学习到机动性、集团战术后急速地军事化。

对于在“中国本土”持续迈向军事化及巩固疆域的各诸侯国来说，也因为游牧民已成为军事上的威胁，所以开始在北边国境线构筑长城（虽然说是长城，但如同此处表述般，不管怎么说都比较像是“北边的防御线”。事实上，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在其北边上方构筑的长城，位于现今河南省南部的韩国、位于山东省沿岸的齐国所建造的长城以及为了抵御西边强国秦国向东攻击而建造的魏国长城等，都是在“中国本土”境内的长城）。

在这样的情势持续进行中，出现了著名的赵（以太行山脉东侧为中心、邯郸为首都，国家疆域涵盖太行山西侧、也就是现今山西省北半部）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

从与干练坚强的游牧民的战斗经验中，深刻体会到自在驰骋的单骑骑马威力的武灵王，在既有的马车战斗方式外，引入游牧民的骑射战术。为了配合这项转变，武灵王认为沿用至今的夸张繁重武装及拖拖拉拉的衣服是完全不适用于骑乘的，因此改为穿着“胡服”——也就是袖管短窄的上衣、马靴以及穿着系腰带裤子的游牧民风格服饰。总之，可以想象是现今马术竞技选手的风格。

当然，“胡服”这个词汇本身，包含了象征性意义。不仅是服装，还包含了要将军队系统整体都改为“胡风”之暗示。总之就是包含了新设立的“骑射”部队，进行提升军队机动性、集团性的“兵制改革”。

导入以骑马战术为中心的新作战方式的赵国，迅速爬升成为战国列强中名列前茅的军事强国。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各诸侯国为了与其对抗，也不得不开始采用骑兵。再加上转变成“国民”总动员的情势，自然而然地，战国时代末期的“列国战争”也就变得更加激烈。

中华及草原成为“一个世界”的时代

游牧民的军事化，促使“中国”迈向统一之路。两者在互相牵动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说，两者实为一个“历史世界”。在此时，草原及中华，两者之间明确的识别及分割界线，全都还未形成。

其证据就是，在此为了说明上的方便，而称“中国本土”之处的内侧，相对于自古以来一直是“壁内之民”的都市居民，也存在着应该被称为“原野之民”的畜牧民形成数个集团而生活着。让人意外地，司马迁直率地说明了此点。他并没有拥有像后代人所执念的“中华主义”。

例如以春秋时代霸主之姿拥有高名望的晋文公，他做公子时名为重耳，曾被祖国追捕而于43岁到62岁的19年间，与亲近随从一同流亡列国。这自古就被当作“王子的游历”或是“贵族流浪记”类型的故事到为人所熟知。

在重耳43岁的时候，从刺客的手里脱逃的他首先出奔到了“狄国”，也就是所谓的白狄。对于重耳来说，狄国是母亲的出身国。事实上，重耳同父异母的弟弟、较重耳早回到晋国的晋惠公，也就是竞争对手的夷吾，其母亲是重耳母亲的妹妹，所以晋惠公也属于狄国狐氏的血脉。对于首屈一指的强国晋国来说，狄国是个可成为通婚对象的重要存在。结果重耳在狄国待了12年后，历经从齐国到楚国，然后再前往秦国，最后在秦国的援助下完成归国。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个白狄集团都与晋国非常接近，处于“中原各国”之间。若依据史料，绝对不会认为白狄属于“塞外”等区域。

以宠爱“不会笑的女人”褒姒而导致死亡，让周王朝走到东迁地步的周幽王的故事也相当有名，而攻击周幽王在骊山山脚将其杀害的犬戎，就位处在周王朝国都所在地酆鄗（现今西安市郊）的北方、渭水到泾水之间。原本周王朝本身应该就是戎狄出身。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居住于岐山山脚城镇（顺带一提，日本织田信长在攻略叶山城后，将该地改名为岐阜，也就是岐之阜，其源由就在于此），但该地的居民原本就是住在幽地的西戎子孙。

事实上，恐怕诞生了秦始皇的秦国也是出自属于戎狄范围的集团。即使之后被列为诸侯国之一，其位置也是在各诸侯国中最西边，看起来顶多只是“西戎”的变种。秦国获得跳跃性发展的契机，就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与戎王“义渠”私通并将其杀害，因而得到渭水以北广阔的义渠族领域。其结果让秦国的版图大幅扩张，成为占领陇西、北地、上郡的国家。

但没有必要将以上所说的这些全部都称为游牧民。以研究西藏史著称的佐藤长认为，在广义来说周及秦的出身应该都是羌族。这是一个分散居住在各个山谷间，分成小集团生活的畜牧民。事实上，这些数量不少的集团被统称为“羌”族。

总之，成为周及秦等王国权力核心的根源，似乎都很难被称为农耕民。若真是如此，在其根源面上，与西方的米底王国及阿契美尼德王朝等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回过头来说，所谓的华夷之别，也就是相对于“中华”的“夷狄”之设定，如字面般将“中华”放于中央、在其外侧的就成为“夷狄”之二元世界印象，都是相当后期的事情。在秦汉以前根本是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尽管如此，至今所见之相关叙述及议论，都是因为在书写者本身的脑中有某种“刻板印象”所导致。

理所当然地，“中国”在一开始也不是“中国”。而是将现在的印象反投射到过去、并决定其价值及评断，只能将这称为可怕的行为。

先完成从诸国并列到统一的是“中华”，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合并各诸侯国，秦王政自称始皇帝。其后，由蒙恬率领的大军进攻讨伐鄂尔多斯地区匈奴集团，匈奴因此逃往戈壁北方。

联结各诸侯国长城而形成的“万里长城”及44个县城的建设，让秦国一度完全统治阴山以南全部地区（在此要注意的是，此区域较所谓“中国本土”，尤其是北方部分范围扩大许多）。虽然匈奴可说已经达到相当军事化，但因此时仍属于割据势力之一而已，故无法抵抗“统一中华”的军事力量。公元前210年，随着秦始皇的突然死亡，秦的统治体制面临内外双层松动，旧诸侯列国势力再度恢复。因此延续数百年的割据架构仍深刻地残留在各地，无法轻易地消灭。“中华”的统一，在短暂的时间内终结。

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包含统一度量衡、建设道路网络，被称为“郡县制”而广为人知的由中央管理进行全疆域重划等，其中某些制度不禁让人联想到大流士的政策。然而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多被讨论的是其中到底实现了多少之疑问。不仅是对于实现程度的疑问，在统一事业的构想、规模及内容等方面更是完全无法与大流士相比。因为秦始皇原本就不是相当贤明的人物。而且帝国仅维持11年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先不管秦始皇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他的政策在现实上非常接近于虚幻。至今所给予的高评价，实在有点过誉。

由整合复活的旧诸侯列国及新兴势力的项羽所建立之霸权，一度重建了“中国本土”。被称为“西楚”的项羽政权，是个相当松动的列国同盟，若从至今漫长历史的轨迹来说，或许此种形成方式较为自然。然而，保有独立势力的松动同盟体，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引发漩涡，以楚汉相争为焦点再度陷入骚动状态。其结果，由蒙恬确立的坚强北边防卫体制，就在支撑的人为组织崩解之情况下被破坏，“万里长城”及“四十四县城”都失去了意义。

匈奴很幸运，若是“统一中华”之秦国依旧存在的话，匈奴根本就不会有之后的大发展，或许就在戈壁以北地方穷困终了。

然而，来自南方的巨大压力在长城及县城的防卫线及点的“墙壁”一同消失后，视野立即打开。在几乎没有来自战乱之地华北的干涉之条件下，迈向“匈奴时代”的大门一举被推开。

英姿焕发的英雄——冒顿单于

掌握新“时代”的手，就是匈奴的“太子”冒顿。关于冒顿首先掌握了匈奴内部的权力，接着整合高原地区的各种势力让游牧帝国瞬间出现的经过，在司马迁的笔下尤其充满了跃动感，相当地戏剧性。通过整篇的《史记》，也成为可让人心情激动的叙述。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以下记述：

匈奴的单于，也就是王，名为头曼（这个名字为突厥·蒙古语的“Tumen”，也就是“万”，自古以来也将其延伸解释为“万人队”“万人队长”的意思。但若直接地说，其真伪并没有被确认。目前没有证据可以判断到底真或假）。他被描述成是个甘于小成就的人物，真是令人同情的角色。

他的儿子就是冒顿。但是后来又娶的阏氏（匈奴王妻子的称号）生了一个幺子后，单于头曼就考虑要废除冒顿，改立喜爱的阏氏之子为太子。因此就将冒顿当作人质送到月氏。在这种情况下，头曼却突然出兵月氏。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让月氏杀了冒顿。

冒顿在危机逼迫下，偷了月氏的快马，并骑着逃回匈奴国。在此状况下，头曼也不得不让冒顿壮大，就让他带领“万骑”，也就是万人队的骑兵军团。但对头曼来说，冒顿仍为仇敌。只是为了要让外人看起来冒顿仍以王者之姿飞扬，才配给虽然身为儿子却早已成为腹中之敌的冒顿以武力装备。司马迁在此想要表达的言外之意就是招致自己不幸的头曼是个愚蠢者。

在此要说个著名的“鸣镝”传说。冒顿做了鸣镝——也就是射出飞翔时会发出声音的弓箭，并且重新训练率领的万骑让他们在骑马时一齐射击。冒顿并发出“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的命令。

首先，以军事演习方式让万骑进行鸟兽的狩猎，此时没有射向鸣镝方向者全部都被处斩。过了几天，冒顿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快马（但关于此马是不是当初从月氏逃回时骑乘的快马这一点，无法得知）。左右随从若在射击时犹豫不决者，冒顿也当下将其处斩。

过了一阵子，冒顿又拿起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左右随从中，出现明显地犹豫不决而不射者，冒顿也再次将其立即处斩。再过了些时日，冒顿带队出行打猎，并用鸣镝射向头曼单于的快马，其左右随从全都一齐射箭。于是乎，冒顿知道左右随从都已经服从自己。

冒顿跟随父亲头曼单于出门打猎，此时冒顿用鸣镝射向头曼。冒顿的左右随从也全都直接放箭射杀了头曼（总之，头曼的全身就像刺猬般挂满了弓箭）。冒顿就直接将继母、弟弟以及大臣中不听命令者全都诛杀，自己登上了单于的位子。此时为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始皇之死翌年发生的事情。

“鸣镝”的传说，就像是“巴甫洛夫的狗”这个“古典制约”一样。直接依据冒顿的指令进行条件反射的“万骑”，明确地转变成非比寻常、整齐划一的精实强悍机动军团。反过来说，可见至今匈奴都未曾有过具备组织性的军队行动。冒顿给予他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者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冒顿借由让麾下的万骑背负弒父篡位之“罪名”，而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共犯者。他们与冒顿成为生命共同体。冒顿的权力，也就是他们的权力。冒顿以拥有绝佳团结力的万骑军队作为核心，首先确实地掌握了匈奴这个中等规模的政治集团。

接着，迈向整合高原的道路。司马迁的文笔，在此也继续展现生动紧凑感。冒顿成为匈奴王时，正是东胡势力强盛时期。东胡听到冒顿弒父自立的消息，便派遣使者向冒顿提出希望得到头曼拥有的千里马（此时的1里就相当于现今的400米，故千里就是指400千米。若以一天24小时、让其不休息地持续奔跑，时速约16千米。这个速度比马拉松选手还慢。若是如此，所谓的千里马，与其说是快马，不如说是可以跑相当远、具有持久力的坚韧马匹）。

冒顿询问大臣的意见，大臣们全都表示：“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但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于是就将千里马送给了东胡。

再后来，东胡认为冒顿惧怕其势力，于是就再次派遣使者向冒顿提出希望得到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再次询问大臣，左右随从都生气地表示：“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但冒顿：“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于是就将所爱的阏氏赠予东胡国。

东胡国王更加地骄傲自满，进而向西进犯。在东胡与匈奴之间有片荒废的空地，没有任何居民，范围广约有千余里。两国都在这块空地边缘驻兵，该地被称为“瓯脱”（“瓯脱”很明显地不是中文，应该是匈奴语或东胡语。若两国都使用相同名称的话，或许匈奴语及东胡语是非常相近的语言。《史记》注释书的《史记集解》中称其为“界上屯守处。”而在《史记正义》中则说“境上斥候之室为瓯脱也”）。

东胡又再度派遣使者向冒顿表示：“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再次询问大臣意见，在群臣之中有人表示：“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这次反而大发怒气地表示：“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便将表示可以给的大臣全部处斩。

说完，冒顿跨上了马，下令落后者将被处斩，而后随即朝东边前进，奔袭东胡。因为东胡国原本相当轻视冒顿，故未进行任何备战。冒顿率兵而至并大破东胡国，他杀了东胡王，并且俘虏东胡百姓及牲畜。

冒顿在举兵回国后，马上着手征讨西边的月氏使其奔逃他方，并向南边进攻并吞了楼烦及白羊的河南王（河南意指黄河之南，也就是指鄂尔多斯）。冒顿将当初被秦蒙恬夺取的匈奴故土全部都收复，与汉朝则以原本的河南要塞——也就是位于黄河之南的旧长城为界，疆域范围扩及朝那和肤施之地（若以秦朝的行政区划分来说，朝那是指包含北地郡、接近泾水最上游地区。也就是所谓六盘上区域附近，高原状草原一带。至于肤施则是指秦朝上郡的首都。两者合并后匈奴占领的区域范围达到旧长城县南侧，此亦代表匈奴侵蚀汉朝领域之事态），并直接向燕国及代国进攻（燕国是指以现今北京市为中心的“中国本土”东北地方。代国则是位于现今山西省北边。要言之，就是连从黄河弯曲部开始以东的“中国”北边一带，也都被纳入了匈奴的版图）。

此时，汉王刘邦正与项羽对峙，“中国”（接近中央之国之意涵）处于疲于战争状态。因此，冒顿成功地强化自己的国家，成为拥有30多万名“控弦之士”（拉弓弦的战士）的强国。

司马迁对冒顿浴血登场的精湛描述，仿佛可以直接影像化，强弱分明的视觉及具速度感的场景，尤其展现在“鸣镝”桥段中，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人物设定。司马迁似乎是反而将冒顿的浴血登场正当化般地精湛描述。握有统治权力后的冒顿，被描绘成具有冷静、果断天赋的军事指挥者之姿（虽然实际上应该也是如此吧），甚至有点被理想化。

在此可看司马迁的明确意图及讯息被包含其中。亦即：关于描写司马迁自己所属的汉朝始祖刘邦之笔触，却是完完全全不同。不论是谁，只要看到司马迁在描述冒顿及刘邦的样貌的反差，就可很明白地看出两者的优胜劣败。毫无疑问地冒顿是英姿焕发的英雄。刘邦被描述成在无能之外还慢吞吞的呆样，在整本《史记》中到处可见。

关于刘邦，例如被身为自己参谋的张良愚弄的场景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总觉得飘着一种原本应该被歌颂为王朝创始者英明君主的汉高祖却被描述成愚蠢无知者的味道。另一面，还可见汉武帝的影像重叠其中。

人们动不动就乐于将项羽及刘邦对比为最终失败者的悲剧英雄及愚蠢但幸运的最终胜利者，并容易将眼光全部关注在楚汉的交战方面。然而，有时并非全是如此。处于秦朝的统一及崩解之间，项羽与刘邦以及冒顿三个人，超越了草原及中原的界线而浮上表面。至少到司马迁的时代为止，冒顿应该才是最终最终的胜利者。

司马迁对于真实状况了然于心，他以若用心注意阅读就会明白的方式写出。

不知道的反而是后代读者。这说不定是因为司马迁早已先将观点设定在一个于当时现实中明确不存在的所谓“中华”假想意识世界（当然司马迁本身也具备该意识）后才进行总览的。只能说这就是历史的倒置。

天下分界处的白登山

刘邦的汉朝在打败项羽的楚国后大致上平定了中原一带，刘邦于公元前202年称帝。这是距离秦始皇死后8年、比匈奴完成整合高原稍晚数年的事情。但是这个“统一”，怎么说都只是大致上的事情而已。其理由就是在群雄之中，还有许多拥有广大疆域者仍然继续生存。

其中较具势力者就是从齐王变成楚王的韩信，同样还有变成梁王的彭越，成为韩王的韩王信以及成为长沙王的吴芮，此外还有淮南王黥布——也就是英布，燕王的臧荼，赵王的张敖，此时都仍各自保有王号及领土的既有势力。

战国时期割据的“遗风”，仍旧相当浓厚。即使汉朝成立，但若是认为理所当然地变成家家户户都被染成同色的统一政权等想法，可就完全不对了。所谓刘邦汉朝这个出类拔萃的“王国”，反而该说是个作为其他大中小各个王国中央政权而暂且得到承认的“缝补手工物”，更为接近事实。如同后续会说明的，汉朝真正成为可被称为汉朝者，终究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开始。

不过，若从尽管迅速地完成政治统一，但仅是“拼凑”这一点来看，其实匈奴也没太大的差异。

然而正如同司马迁描述的，在“中国”疲于楚汉争霸之际，匈奴得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将国家统一并巩固统治。再加上前述说明过指导者能力的差异，总之就是冒顿及刘邦这两位权力者个人能力的极端差异。

这一点近乎残酷地被完美呈现。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战，开创了绵延70年的“匈奴时代”。这是公元前200年的事情。在此也再次直接顺着司马迁的精湛叙述进行说明。

此时汉朝才刚将“中国”定调，并将韩王信从领有位于中国本土中央处的颍川，改封至山西太原郡（都城为晋阳）。韩王信原是出身战国七雄之一的贵族，其根据地就位处“中原”正中央。将这样出身王族的韩王信领地改成北边，是为了让其担任守御强大匈奴游牧国家的最前线。若以韩王信的立场来看，刘邦这家伙完全是个暴发户，因此只会将其解读为刘邦的“恶意妨碍”“欺侮”等。恐怕韩王信也是因此产生了反叛之意。韩王信上书表示希望将都城从改封后的晋阳移至遥远北方、跨越一个山脉的雁门郡马邑，此提案获得了同意。而匈奴（当然是大一统后的匈奴）则大举入侵该处并围攻马邑。冒顿看透了韩王信的心事。韩王信对匈奴投降了。虽然在表面上是韩王信多次派遣使者到包围的匈奴处进行“和解”协调，但事实上是因为汉朝谴责其有“二心”，韩王信担心会遭到诛杀而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打汉朝。但无论如何这都是表面上的事。恐怕韩王信是对于刘邦将自己推到危险边境地带以甩掉麻烦的态度，早就心生不满。

冒顿加上韩王信（就如同计划般）的兵力后，就直接挥军南下跨越句注山，攻入太原郡并直至晋阳城下。高祖（刘邦）认为应该亲自率兵迎战就出发。在冬季时不巧遇到大寒又雨雪交加的恶劣条件，因冻伤而断指的士兵，十个人中就有二三人。司马迁似乎想要表达这是一个没有看清既存失败要素而勉强进行的军事行动。

此时，冒顿假装战败撤退以引诱汉军。这是游牧民军队最为擅长的伪装逃跑战术。这个战术天衣无缝地吸引了敌人。

汉军持续追击冒顿。冒顿将匈奴的精锐部队隐藏，而让羸弱（羸字是瘦弱之意，与弱字重叠使用表达软弱之意）的部队站在前方。

于是汉军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共计32万的兵力向北方追击。这附近可被想成是斯基泰军及波斯军的决战点。但是一旦被圈套引诱就深陷其中，且兴高采烈地鲁莽率领全军进行追击这一点，就可清楚地看出刘邦毫无领军才能。

虽然高祖率先到达平城，但主力的步兵尚未到达（刘邦仅重视手边的骑兵部队。只能说是太过愚蠢）。冒顿派遣40万精锐骑兵将高祖围困在白登山中（尽管在进行整合高原时据称“控弦之士30多万名”，现在则增加到40万骑兵。应该是其后的版图扩大及增加韩王信部队后的数目）。白登山也可称为白登台，山顶上是犹如桌面状的要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定襄县。

在白登这个天然要塞中，匈奴将好不容易脱逃的刘邦及其直属部队包围其中长达7天。汉兵不论内外都无法互相救援以及把粮食搬入（刘邦的直属部队为指挥步兵的骑兵，本来就只携带几天的粮食）。

高祖派遣使者偷偷地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阏氏就向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

冒顿联合了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及赵利，但不论是王黄的兵力或是赵利的兵力都未使用。因为怀疑他们可能会与汉朝进行密谋，所以采用阏氏之话，于是就解开一段包围网。

此时汉高祖就命令战士将弓弦拉开并将弓箭朝外搭在弦上，以此姿势一举从被解开的一段空隙冲出脱逃，接着与汉军主力会合。另外一边，冒顿也率兵离去。汉军也撤兵，并指派刘敬担任使者与其定下和亲之约。

事情的详细就如同上述般。由这个事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被游牧骑兵的自由展开力玩弄这一点，虽然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军相同，若与判断应该要避免全军覆没而自己果断地决定撤退的大流士相比，自己没办法脱逃而采用贿赂单于王后才捡回一命的刘邦是有点过于狼狈。若当时冒顿没有放弃的话，汉朝的“天下”真的就会如同朝露般消失（关于刘邦，虽然除了对于自己的无能毫无自觉外，至今还有如打败过度信任自己的才能的项羽并成为“天下之主”、刘邦才是中国风格的王者等各种解释，但若观察此事的过程，实在让人不得不侧颈省思。身为汉朝记录者的司马迁，在此记录下身份特别的王朝创始者之失败。不难想象实际上有可能是更加悲惨、凄惨的状况。虽然书中也进一步地叙述了战后由汉朝派遣使者这件事，但若从之后汉朝对于匈奴的卑躬屈膝态度来看，反而可能隐瞒了不是以那么简单的形式恳请和平之处）。

作为饶过皇帝一命的条件，从此以后汉朝都要将公主（原本是指皇帝的女儿，但实际上汉朝是以宗亲贵族的女儿或是后宫的女性作为替代品蒙混）送到历代单于处作为阏氏之一。此外，每年还要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丝绸、酒、米及其他粮食。

汉朝借由在名分上与匈奴王家结为亲戚并在实质上提供经济贡物，维持其存续。汉朝在刚成立时，就成为匈奴帝国的附属国。虽然也有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这只是当时的一时之事。尤其是中国史的研究者，强烈地倾向这种看法。虽然可以理解其想法，但毕竟还是有偏袒的成分。

汉高祖刘邦时代以后，其子也就是著名的“呆子”惠帝以及成为实际掌权者、惠帝之母吕太后（刘邦的皇后）的时代，还有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导致国内陷入混乱的景帝时代也包含在内，汉朝不论是在根本或是各方面都仅止于处理内政事务的背景因素中，事实上是在由匈奴帝国建立的安全保障伞下反而受到保护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说起来刘邦自己在与匈奴签订“和平”条约后（也就是成为其附属国后），在长安建都之事、将东边的齐国及南边的楚国等当地大族强制迁往到自己的脚边的关中、肃清强势诸侯韩信及彭越等，都是一步步地将权力集中之手段。在这期间，匈奴几乎都没有介入。刘邦是假借匈奴的“虎威”。若仅是以“中华”这个框架来看，真相是很容易越来越远。

虽然这么说，白登山之战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统一游牧国家与统一农耕国家之间且是两个创业者间的直接冲突之世界史上少见战役这一点，而其意义也就在此。

这个战役以游牧国家的全面性胜利终结。原本就具有充足的机动性、团体性且善于骑射的游牧民骑马战士，在拥有适当的指导者且被有效地组织化、管理化时，很显然地大规模步兵部队根本就不能成为其对手。此点从当时一直到近代前期的欧亚大陆成为常态。

白登山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单纯地停留在匈奴与汉朝这两个帝国，而在世界史中也具划时代象征意义。所谓的“游牧民时代”正式揭幕。

这个也是“中央欧亚时代”的开始。直到由近代西欧国家建立的“枪炮时代”及“海洋时代”共同开始前，“中央欧亚时代”持续大约2000年之久。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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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统一的匈奴骑兵军团

关于包围白登山的匈奴军，司马迁记录了有趣之事。

也就是被配置在白登山四周的匈奴军各队伍，似乎是依据马的颜色编列而成。西面全是白马，东面全是青斑纹马，北面也就是所谓像是乌鸦羽毛颜色般的黑马，至于南边则是带有红色的栗色马。

很明确地，这是将四个方向与四种颜色组合之后的配置。东边是青（或是苍），南边是赤（在汉语为红，或可说是朱），西边是白，北边是黑之搭配。就如同众所周知般，这样的组合关系还可进一步地加上四季及四兽。其所代表的意义就如同后续说明。

东：青、春、龙

南：赤、夏、雀（雀并非指麻雀，相反地是种大型鸟。类似凤凰、大雕）

西：白、秋、虎

北：黑、冬、玄武（玄武是龟与蛇的混合体。在古代印度思想中认为龟是潜藏在海底支撑着浮于大海表面大地的生物。另一方面，相当于印度那伽梵的蛇，若在中华地域也可说是龙或蛟，原本就与水有很深的缘分。此外，包含日本式五重塔在内，佛塔正下方都会有龟形仿制物被封印其中，这个前提就是龟具有大地支撑之形象。原本佛塔就与古代印度树立巨木为信仰聚集地的习惯有关，也具有联结天地宇宙轴之意。在佛塔顶端的九轮，也就是做出九层圆圈状，原本就是以九重天为想象，并与被埋在底部的龟产生连动，象征天上与地下。）

其中关于四兽部分，因为高松冢古墓的墓室内四面墙壁上都画有四兽，因而广为一般大众所熟知。

回过头来说，问题是包围白登山的匈奴军，真的是被以统一色彩的四种颜色编制而成的部队吗？现在当然无法有定论。或许也可以想成是司马迁为了让决定匈奴、汉朝两个帝国命运分歧点的场面仿佛历历在目般呈现，也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栩栩如生效果，而在叙述上玩了一点小心机。

但若该记述为真，容易被归类为中华文明固有之四方、四色、四季、四兽的组合观念，也不知该不该就将其称为是停留在中华的框架中。但这应该要多加注意，例如：因为红海位于南方故称“红水”、黑海位于北方故称“黑水”等“传说”。

此外，所谓的春，因为在语言的组合上怎么都会变成青春。至于龙则一定是青龙或苍龙（青龙除了所谓的青龙刀之外，也是许多中华餐厅的名称；至于苍龙，则会让人联想到在中途岛海战中与赤城、加贺一同燃烧并沉没的悲剧航空母舰之名称）。

雀则为朱雀（所谓的朱雀大道就是从宫城向南直线延伸，故以象征南方的朱及雀来命名），秋则容易变成白秋（例如诗人北原白秋），虎为人熟知的就是白虎（当然就是会津的白虎队）。

京都观光景点之一的平安神宫，原本是为了活化在明治初期因为迁都而日渐衰微的旧都京都，故模仿古代平安京兴建而成的建筑。位于比拟正面太极殿的本殿东侧回廊上有苍龙楼、西边则有称为白虎楼的小型楼阁。这个也是基于相同发想。

当然若以大方向观察这些事，终究也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不用说于这个四方、四色中再加入中央、黄色的话，就成为五方、五色，并与阴阳五行说组合搭配后，就成为东＝木、南＝火、中＝土、西＝金、北＝水，虽然还可再加上一些说法进行说明，但毕竟太过于烦琐，故在此就不多加阐述。

匈奴帝国的原貌

匈奴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关于这点，在司马迁的《匈奴列传》中也与冒顿建国初期之事被共同写出，虽然简洁但却是具有相当重点的记述。在此记录了一个与西方斯基泰不同的另一种游牧国家形态。

接下来的叙述无论如何都会变得较为繁杂，在此先请各位见谅，再次以近乎直接引用司马迁原文的方式说明。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将内容切割为几个部分。

①匈奴国家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②匈奴以“屠耆”代表“贤”，并且习惯上将太子列为左屠耆王。

③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为止，大者有万骑，小者则为数千名骑兵，凡二十四长分称为“万骑”。

④各种大臣皆为世袭制。呼衍氏、兰氏，之后还有须卜氏，这三个姓氏为匈奴的贵族。

⑤大致上左方的王及将都位于东方。较上谷郡（从现今北京市越过八达岭的西北附近广阔地域）更东边缘处、东边与秽貉及朝鲜相接。右方的王及将则是位于西方。较上郡（位于现今西安市的远北方向、在陕西省北半部的广阔地域）以西一带，与月氏、氐、羌相接。单于的王庭则是位于代、云中（现今大同市一带）。

⑥虽然各自拥有封地并逐水草而迁徙，左右贤王及左右谷蠡王地位最高，左右骨都侯则是政治辅佐者。

⑦大致上二十四长也是拥有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部属。

综观①到⑦的说明可以知道，完成草原统一大业的匈奴国家建立了惊人且完整的军事、政治、社会组织。

首先以纵切面来看整体，匈奴国家是以十、百、千、万的十进制法体系贯通的金字塔结构组织。其中成为最大单位的“万”，也就是万人队，实际上是可提供从数千名到一万名骑兵的团体。当然其背后是各个骑兵们的家族。

这个最大单位集团的指导者（就现代风格而言，或许也可称为领袖或首长）被称为“万骑”。这些人合计有24位。也就是在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匈奴“二十四长”。

接着以横切面来看匈奴国家，被二十四名“万骑”率领的二十四个万人队伍，被分为左、中、右三大部分（回过头来说，就如同前述说明般，在太子时代的冒顿从月氏处脱逃生还后，从其父头曼手中接过“万骑”。若从这件事来看，万人队的编制及担任其指挥官的“万骑”之地位，应该是从草原统一时代之前就存在了）。

站在蒙古高原朝南看的话，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总之，左、中、右就是东、中、西。也就是说匈奴国家在东方、中央、西方进行大幅展开（若用后代的表现方式说明的话，也就是左翼、中翼、右翼）。

司马迁在此将已成为汉朝宿命强敌的匈奴帝国当时所有大致状况做了精湛说明。例如，将匈奴帝国根据地蒙古高原的自然形势以近乎完美般依据东方、中央、西方三个横向结构形成国家的说明：以及用宛如鹤鸟张开翅膀般，描述这个由三大部分组成的整体从北方欺压包围南方中华地域所造成的庞大威胁及压力。

另一方面，汉朝则是将包含首都长安在内的关中地区作为“内地”，而其以外的中华各地域作为以及被翻译成中文“分地”的游牧领域，并分散成一排居住其间。

此外，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消灭了位于朝鲜半岛北边的卫氏朝鲜，并设置乐浪以下的四个郡。《汉书·地理志》记载此时分裂为100多个国家的“倭人”中也有派遣使者到乐浪郡者之事例，这不仅是朝鲜半岛历史，也与日本列岛相关，因而成为广为人知的事实。

然而若根据在此的记述重新思考的话，此时汉朝的“朝鲜经营”应该也是在匈奴已经先对东方大幅伸手历史背景之下吧！公元前108年是匈奴—汉朝战争开始后经过大约20年的时候。初期的激烈会战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直接战斗状态开始进入稍微休止情况。但若就将近50年的长期战争整体而言，此时还只能说是中期左右。

汉朝总之就是打算要推翻匈奴体制。关于朝鲜方面也是，在匈奴帝国影响下的这个时期，恐怕是先有匈奴帝国入主，并依随其体制，而在这个前提背景下，汉朝才有出兵朝鲜的可能性，这一点被明显地暗示（根据研究朝鲜古代史专家田中俊明的论述，即使是在公元5世纪的百济，也是使用左贤王、右贤王的称号。匈奴帝国对于古代朝鲜的影响，令人意外地根深蒂固）。

总而言之，若将空间及时间界线模糊化、以更广更远的宏观角度注视的话，不仅是所谓的汉朝“西域经营”，连“东方政策”应该也都是作为对匈奴战争（或称对匈奴政策）的一环而进行，或许其结果就以设置乐浪郡以下四个郡的方式呈现（若与所谓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设置相比，相同地都是四个郡。有点不禁让人联想到此做法应该是具有在东西两侧平行设置的意识）。

相对于这样的“左方”，“右方”也就是右屠耆王（右贤王）指挥的西方部分，从距离汉朝首都长安不远的上郡边界开始，向西广泛地延伸。据称涵盖了被匈奴赶出祁连山原居地而跨越天山逃亡的月氏，以及属于西藏系畜牧民身氐族及羌族疆域。

若真是如此，所谓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族最根本的领地，疆域范围从现今陕西及甘肃两省界线，自古以来就成为天然广阔游牧基地的六盘山开始，经过祁连大山脉（根据司马迁的记述，连这个发音独特的词汇，是原为匈奴语的音译字，其意为“天”）的南北两个地区，恐怕连青海地区，甚至是西藏方面都被涵盖，并达到塔里木盆地、天山方面。这是个比东方部分更大的广阔范围。

右贤王之下的右谷蠡王、右大将、右大都尉、右大户等“右方”“万骑”，在这个地域中建立营地。当然也分别保有部族居民以及游牧领域。

进一步地，关于串起匈奴国家东西两部分的联系物——中央部分的说明。据司马迁记述，单于王庭——也就是本营所在地，以中华来说是现今山西省北部、当时相当于代及云中的位置。

这个以“左方”及“右方”说明的做法，就相当于汉朝内使用“上谷郡”及“上郡”地名般，只能说这是向东西延伸扩张的匈奴国家，为了要显示拥有位于其南方中华地域的做法。总之就是将被指定的地名，直接将其往北侧平行移动就好。

在这里若将代及云中直接往“北方”移动的话（特别地在此画蛇添足说明一下。虽然说是“北方”，至若严谨地以现代科学测量为基础制成的地图来看的话，事实上是位于西北方。在历史上在蒙古高原的方向感，都有些微偏颇意识。这一点可以从历代各种文献中得到确认。再加上于此应该是从中华地域看到并被意识到的“北方”。例如，“朔风”也就是让人们辛苦难忍的冬季季风，尽管现实上是西北风，但一般来说还是会认为是“北风”：再加上从中华地域前往蒙古高原时，从山西北部越过阴山后穿过戈壁沙漠的这条西北通道，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也成为往“北方”的主要干道：这些不可忽视的要素也成为其背景因素。

反而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较少会明确地指出方向，只要说“大致上是北方”“大约是东方”就足够。这个现象，不论是在现今或是过去应该都没有太大差异。这种生活感的方向和纯客观的方向多少会有差异，因此是否需要吹毛求疵地进行讨论呢？总之，若能将此处所谓的“北方”想成是当时一般通用的“北方”即可，就会到达鄂尔浑河（Orkhon River）、图勒河（Tuul River）、克鲁伦河（Kherlen River）等三条河的上游地域，也就是蒙古高原的中央地区。

蒙古高原与一般印象不同，绝对不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除了南半部的戈壁地区之外，尤其是在北半部，从北开始就有山脉逼近且有许多连续的高低起伏小区域。但仅限于三条河的上游流域地区是大范围的肥沃草原地域。此地属于蒙古高原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理所当然地具备了匈奴王将大本营设置于此之地理条件〔单于的王庭似乎位于图勒河上游的狼居胥山以及姑衍山。之后的蒙古帝国时将此视为圣山，相当于成吉思汗设置主营的不儿罕山（Burkhan Khaldun）。在这之后，突厥、游牧回鹘、蒙古帝国全都将主营设置于此〕。

必须要稍加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此仅就单于王庭进行相关叙述。但关于由单于直接管辖的中央部分之整体范围，也就是从哪里到哪里之相关事务并未被提及。至于匈奴国家的中央部分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当然是指摒除“左方”及“右方”之后的中间地区。总之就是蒙古高原的大半部分都是由匈奴单于直接管辖。

匈奴国家是将蒙古高原作为中央部分，加上直达朝鲜半岛的东方部分及涵盖到天山的西方部分如扇状般展开而成的广阔结构。链接整体且左右对称的结构、配置，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从①到⑦的记述，也并非全然都可以理解。例如关于著名的“二十四长”各别被放在东、西、中三大区域的哪一区以及各自拥有多少部属、封地等，其实都无法明确知道。至今日本、中国及欧美的许多研究者对于“二十四长问题”都相当有兴趣，且出现各种见解。

虽然在此要避免就此问题进行太过深入的讨论，但有些人相当重视左右贤王及左右蠡王亦称“王”，并与其下位的左右大将、大都尉、大当户有明显不同。另外也有些人在此之外，将直属单于、作为辅佐匈奴国政之左右骨都侯也视为同等资格并列入“万骑”之中。

在这种情形下，若将东方的左贤王与左谷蠡王、中央的直属单于之左右骨都侯以及西方的右贤王及右谷蠡王——以上六位视为特殊地位，在这六位“王”及“侯”之下，应该各自都还拥有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三人一套之配置。总之，全部加起来是六组、各为四人的“万骑”，合计共24人。

乍看之下，真是巧妙万分的思考。但司马迁在③的记述中明白表示从左右贤王到当户（或许可将其当作大当户）为止都是“万骑”。骨都侯并未被列入其中。若要将骨都侯也一并列入“万骑”，实在有其困难度。

关于单于直接管辖的中央部分，司马迁原本就未对其构成进行说明。此外，被配置在左右的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的人数等，其实也没有相关记述。若不知道人数，要怎么解释都可以。

总之，根据解释者的“想法”，有其自由推测各种组成结构及配置图的暧昧空间。

“二十四长”这个数目，可以用二、三、四、六、八等数字除尽。容易出现各种推测的幅度及空间，也就在此。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这也是个会引诱人们进行“解读”挑战、富有明显魅力的数目，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如此，越是精巧地思考越容易出现凭空想象之事。关于“二十四长”的内容，过度的臆测具有其危险性。

接下来要将以上的叙述进行总整理，可说匈奴国家的特征有以下三点。

（一）以十进制法连结及贯通的军事·政治·社会组织。

（二）以面朝南边的方向将帝国区分为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可将此称为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左右两翼体制。

（三）由持有领地居民及分地的24名“万骑”组成的联合权力体。再加上补充说明的“异姓”裨小王及由他们领导的多族集团，匈奴国家是个多元、多种族的混合型国家。

在此最重要的是，这三点被认为是与之后于欧亚中间大陆兴起灭亡的许多游牧国家共通之处。

由十进制法体系构成的牧民组织化，在突厥·蒙古系的游牧民国家·社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普遍现象。事实上，甚至古代西藏王国也是这种体系。

不仅如此，当以游牧民为核心的权力体进入中国及以农耕·定居生活者占多数的如西亚等地域，并于该地建立政权或国家后，甚至经常对当地居民进行类似十进制法的组织化行动。

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在历史上广泛地受到确认。尤其是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或是至少以该处为起源地的游牧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中央及左右两翼的体制。

例如在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匈奴帝国体制出现根本性松动，接着到达崩坏状况后，取而代之并将匈奴旧疆域都纳入支配的就是在匈奴帝国草创时期曾被打倒并吸收的东胡后裔——鲜卑王檀石槐。在他被各色传说妆点出符合英雄般的动乱生涯末期，采用了将该疆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自己立于其上发号施令的结构。

然而在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帝国。13世纪初期，开创者成吉思汗将建立于蒙古高原的新生国家，无条件地分为中央及左、右翼，此外，后代的准噶尔游牧汗国之名称，就是以左翼为基础转变成准噶尔。因为这是在由瓦剌等集团组成的松动联盟中的“左翼”。在蒙古帝国扩大发展成世界帝国后，这也成为所有的模型。

统率广阔庞大帝国的宗主国元朝当然也在位于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西亚的伊利汗国及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各自确立稳固的政治权力体后，使用左、中、右三极结构将其完全地链接。

理所当然地，继承蒙古帝国传统及记忆的后蒙古时代欧亚各地政权，也深深地受到其影响。

回过头来说，关于（一）十进制法组织、（二）三极结构，在较匈奴国家更早的斯基泰王国又是如何呢？很遗憾地并没有留下相关记录。若是如此，现在不得不认为关于（一）及（二）应该是匈奴的独创并成为原型，而被后期出现的游牧型各国家承袭沿用。

然而，关于剩下的（三）联盟、混合型国家这一点，理所当然地是斯基泰王国以来的传统。不仅如此，在生活形态、游牧文化、战斗技术等方面，都可以从匈奴国家中看到斯基泰的影响广泛且深刻地存在。

在此会变成重复先前的叙述而深感惶恐，但所谓的匈奴，无论再怎么说都是国家的名称，绝对不是民族或人种的称呼〔拙著《大蒙古的世界——陆与海的庞大帝国》（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陆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学芸出版，1992年，40—41页〕。关于这点，因为怕会再度产生误解，故特意重复说明。

游牧国家中的联盟组织及多人种混合这两个面向，实际上可说是几乎必然存在之事。只能说假设“纯游牧民族国家”等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背离现实、背离历史。词汇及思考方式都是毫无道理。

在秦帝国崩解后，在冒顿一代就一举完成的这个国家之样貌，成为之后约400年匈奴国家的原型，而且就如同已经说明过般，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在之后长达2000年期间成为游牧国家的源流。

人们常说之后2000年的中国帝国之骨架，是由秦朝确立。这虽然不是错误的想法，但却不充分。

至少也该想到由匈奴帝国建立的游牧国家基本形态，也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被确立。更进一步地，在其后的历史展开中，也可看到在这两种国家形态相互交错出现中，中华及草原共同创造出新的形态，这一点当然也该被提及。

这两种国家形态在之后的欧亚世界中，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大潮流。且该说不论哪一个，几乎相同地成为不可忽视且跨越时代的“历史现象”。

即使如此，更有趣的是不论哪一个都以秦帝国的出现及瓦解的变动作为契机，且跨越草原及中华之框架在同时期出现，互相纠结而发展。历史就是在自然演变及必然的相互交错中发生，最后借由定格在某处的事态中而成为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回过头来说，关于成为庞大历史展开切点的公元前210年开始到前200年这约10年期间，将空间及时间以中国本土及垓下之战（亦即公元前202年楚汉攻防的英雄项羽战死，决定两者胜负的知名战役）切开，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有人将看似继承秦朝而出现的汉朝，视作是立即就成立了一个明确、巩固的大帝国而将以讴歌，或者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这是局限了视野的结论。绝对无法说是以坦率且均衡、宽阔的心胸及眼光将当时的现实做出整体观察而得到之说法。

特意来说，或许这是仅将“中华”作为文明之固定观念所形成的圈套。“中华主义”不仅是在文献中出现，也在该领域的历史研究者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发芽茁壮。

但是想想看，不论在任何时代，历史并非是在被局限的空间或时间中变动。被局限的是历史学家。历史上的假象，虽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但即使说那是一种在热情与单纯之深信中的心头产物，与过去配合政权及体制需要而做出历史叙述的许多事例相比，在事物的核心及负面影响的层面上，也没有太大差异吧！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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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探讨《史记·匈奴列传》

虽然会变得有点啰唆，但围绕着在本章中引用①到⑦之《匈奴列传》记述，在此要特别就几个注意焦点及疑问点进行讨论。

首先，关于皇太子及与其相关事物。在匈奴国家，就如同②之内容，单于太子，换言之就是下一任君主候选人为左贤王。在匈奴国家的三大部分中，单于与该名儿子拥有东方及中央两个部分。若仅就这点来看，单于这个王权可说是相当强势。

但是，可以单就这点，简单地下定论说在匈奴国家中左边较右边为尊贵吗？这个就会与剩下的西方代表右贤王所具有之立场及力量相关。

根据《史记》《汉书》及《后汉书》所记述，右贤王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反而较身为太子的左贤王更有力量。不仅如此，有时看起来甚至比单于更为强势。

右贤王当然应该与单于有血缘关系，但不是如同左贤王般的直接父子关系。总之，在与王权没有直接关系的领袖群中，右贤王是具有最高地位及实力者。

对于单于来说，根据情况不同有时右贤王甚至会成为竞争对手。若根据实际状况来说，右贤王麾下握有西方部分，与单于及其子左贤王率领的中央部分及东方部分相抗衡。在此情况下，或许可说在匈奴国家反而就是因为右边较高，才会配置实际上为第二高权力者的右贤王。

让人想起“皇太子”是承担东方部分统治者的是后代蒙古世界帝国中，以伊朗方面为中心的旭烈兀汗国之例。同样由左、中、右构成的三极结构中，以伊朗西北方阿塞拜疆高原为根据地的中央部分有一段称为“伊利汗”的旭烈兀亲王在此，左翼也就是东方呼罗珊（Khorasan）地区则依照惯例由波斯语称为“继承者”或“代理统治者”的“皇太子”以总管理者之姿在此驻留。

或者可能另有在基本处与此相通之事物存在。在蒙古帝国，一般来说是以右方较为尊贵，右翼较左翼、右丞相较左丞相地位高（总之就是与中国相反）。尽管如此，旭烈兀汗国却将后代的继承候选人配置于左翼。左、右到底哪边比较尊贵？就匈奴国家而言也不能舍弃尊右之可能性。

接着是关于匈奴国家的权力支配阶层司马迁在第④点中说明两点，一是大臣为世袭制；二是呼衍、兰及须卜这三个姓氏皆为贵族。

然而在涵盖了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并几乎全文引用，另外再加上一些独自记录的班固《汉书·匈奴传》（当然是在东汉时代完成）中，则留有“单于的姓氏为挛鞮氏”之叙述。

不管是挛鞮或是别处记录的虚连题，全都是将匈奴语名称音译后的中文词汇。故有这样名称的集团，就是堪称匈奴中的匈奴的王族阶层。在这个阶层之下，就是司马迁记录的三个姓氏贵族们。

对于司马迁来说，也许匈奴王族的姓是太过理所当然的事，或者认为匈奴这个国家名称就是王族集团名称。不管是哪一个，司马迁大概判断不用在此特别说明。但这些匈奴国家的王族及贵族阶层们，在匈奴解体后也改变姿态继续存留，并在其后的历史展开中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请参照第四章、第五章）。

进一步地，透过①到⑦还是有些无法解决的疑问。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最后一点⑦的记述中，该如何看待“裨小王”以下的文字内容。问题的重点尤其集中于⑦中假设读为“封都尉”之“封”字上。

原本至今为止，将⑦的全文直接看作是一段完整的文章的话，可以读作“二十四长也是各自拥有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部属。”若是这种解读方法，则几乎不会有任何疑惑（在本章中⑦的解释，是以至今为止的通用解读方式展现）。

然而，将到“千长、百长、什长”为止当作是二十四长可以自行任命的十进制法体系纵切面组织部属们，还可以简单地理解，但“裨小王”以下很明显地是属于别种体系名称，直接解读时不论怎么看都有很明显的不自然之处。

若照着既存方式全部接续阅读的话，就会变成24位“万骑”各自除了有直属的千长、百长、什长之外，还拥有“裨小王”“相”“都尉”等各阶层部属。但是真实状况是如何呢？

简单来说，关键在于“裨小王”。所谓的“裨小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虽然在《史记》及《汉书》中这个名称并非很多，但也经常出现。而在此虽然不可能将这些记述内容都一一列举，但将这些做个综合思考时，会发现就算“裨小王”是属于匈奴国家，但似乎自己也拥有相当势力。

总之，“裨小王”是在左右贤王及左右谷蠡王外拥有“王”之称呼者，而且也许是应该要从二十四长的“万骑”框架中被剔除者。一言以蔽之，这是个不属于匈奴王族挛鞮氏的“异性之王”集团。若是如此，可以判断至少在内文中到“什长”为止的前段记述以及从“裨小王”开始的后段记述，要么是完全无关的内容，要么就是其间有某种的缓冲。

在此就“裨小王”以下的各个阶层再度进行检视，可以想象这是归属于裨小王这个“王”阶层的一系列人员组织或是垂直领导结构。亦即首先是以“相”为第一层官员（因为“相”与左右大将对应，故说不定是“将”的误植），关于其下的“封都尉”及“当户”很明确地是与左右“大都尉”及“大当户”相对应。

相对于匈奴国家的主要支柱、占据“万骑”一角的左右的都尉及大当户，相对于“外族”的裨小王组织下的封都尉及当户仅是个“臣对之臣”而已。因此，故在其名称上不加“大”来称呼（也许“大”是表示敬意或尊称。而且，单于的“世臣”“宿老”“谱代”等，或许都具有某种特别立场）。

原本裨小王这个称呼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归属称臣的低阶王”的暗示。

在此要注意的是至今被读为“封都尉”的“封”字。事实上这个“封”字，在此部分的文章记述几乎与《史记》完全相同的《汉书·匈奴传》中并未见到。班固的《汉书》中没有“封”字这一点，应该不是偶然的遗漏，毫无疑问地应该是特意删除。所谓的“封都尉”到底是什么？实在无法得知。

班固认为有“封”字是不适合的，故明确地将其剔除。但是这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解释方法。但若要直接阅读《史记》文章且将“封”字留下时，有一种可以自然而然地解读“封都尉”之方法。那就是将“封”字当作动词就好。亦即在此处，将成为问题的“裨小王”以下的文章变成“裨小王·相拥有都尉、当户、且渠等部属”。这就成为与“万骑”各自拥有“千长、百长、什长”文章完全不相关之内容。

当然，这也仅是一种解套方法。然而，若勉强地根据既有的“封都尉”阅读时，就无法依据其意义及内容进行完整且明确的说明。此外，就如同班固般，认为直接依据《史记》内容则无法解读，干脆就将“封”字删除，也是一种轻松做法。

在此可以想到的是，就如同前述般，由冒顿完成大一统的匈奴国家，包含了大量不分集团规模大小各不相同的如东胡、楼烦、白羊、坚昆、丁零等各种“异族”们。在日本，因为中岛敦的名作而一跃成为知名人物的汉朝降将——李陵，也是在投降匈奴后被封为王，广义来说也是“异姓之王”之一。

想到这类各种“王”们的存在，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裨小王”以下的文章，可作为是关系到匈奴国家整体结构的关键记述，这也是个具有相当讨论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