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逆转的时刻

草原及定居世界的大变动

在和平共存中，匈奴与汉这两种帝国，均走向解体之路。这是因为体系的崩解，并非是一夕之间的颠覆毁灭，而是缓缓地在漫长时间中，伴随着倾斜逐渐变大而发生。

时间稍微往回推，在公元前1世纪的中期左右，当时西汉处于虽然有些动摇但仍旧存在的时期，匈奴帝国首先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

涵盖蒙古高原的东半部匈奴帝国，也就是东匈奴，继续维持与汉的同盟关系。至于移动到西海的另一半匈奴帝国，也就是西匈奴则是迁移哈萨克斯坦草原一带。之后，西匈奴的状况就不再列入汉文史料的记录范围内。

在一度灭亡但又以东汉复兴的汉朝再生后的公元1世纪中期左右，剩下的以东匈奴为名的重新整编的匈奴国家又再度分裂为两个国家。直接导致的原因就是天灾引起的打击及趁势而起的内乱。

这次是以戈壁为界线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一般称之为南匈奴及北匈奴。当然，这样的称呼方式也与先前称为东匈奴及西匈奴的相同，是以汉朝的视角来命名方式。恐怕分裂的两者不论是哪一方，想必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匈奴政权，而对方才是反叛者。

这就是所谓的断代史观念。其基础就在于将历史依每个不同王朝切割之断代史之上，还有一个将各个分开朝代串连的中国正史。依据汉文文献的癖好及架构来看，直至今日的中国历史图貌还是有未被完全解放之部分。

就如同前面说明过的，游牧国家是由大小不一、各种权力组织所组成的联盟。作为一个国家，具有可轻易被整合，也可轻易分裂的宿命。

尤其是当以一己之力将大大小小地方势力整合的君主面临世界交替时，多多少少都很容易出现派系夺权活动。这也是一种权力重组运动。较剧烈的情况，确实会导致近乎分裂。

然而，到底会接近于何种程度的龟裂状况，就要视情况而异。关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在汉文文献中对其呈现方式会有所偏颇也是情有可原的。问题是关于偏颇的文字表现，要如何界定其实际上偏颇的程度。

然而这却是相当困难。关于在此种状况下的匈奴帝国也是，到底是否可以勉强将其切割为东西分裂、南北分裂即可吗？这无法下定论。但不论是哪一个，总之匈奴国家这个架构本身并未消灭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

有趣的是，在匈奴处于“南北分裂”的形势中，东汉政权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塔里木盆地。也就是由著名的班超主导之统治帕米尔高原以东绿洲地域。然而就如众所周知，班超的“西域经营”是建立在绿洲各都市的势力均衡状态之上，非常脆弱。甚至可说是由班超这个罕见的个性所创造出的短暂云烟。因此，当年华老去的班超回到中华本土后，就立即消失了。

原本就体质孱弱的东汉政权，可以仅靠一己之力掌控绿洲地域，果然还是归因于有了匈奴国家内乱这个好条件。若将这个“西域经营”与以汉武帝时代为极盛的西汉时代倾其全力进行的“西域经营”同等视之，确实是有点奇怪。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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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秦国”在哪？

这是一段闲谈，班超属下甘英前往“大秦国”之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关于“大秦国”是指何处这一点，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东洋史的著名学者都进行各类争论。但简而言之，不变的大致上都是指罗马帝国，更详细来说就是其境内的东边区域。另一方面，就“大秦国”这个名字的意义方面，几乎没有人反对是指较秦朝更为伟大的国家之意。对于具有强烈自尊的中华王朝，至少仅就其文字表现来说这的确是件有趣的事。

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憧憬，是跨越时代的体质之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性质。大体上来说，包含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中国对于周边区域都是采取蔑视说法，但在这种情况中的“西域”一词，却是个具有特殊气氛的表现。无可否认地，它明确地飘散着正面含意。

“丝路”这个近现代的浪漫与“西域”这个中华自古以来的浪漫，具有相似的印象及回响这一点，或许缘由就在于不论哪一个都是浪漫的产物。最根本在于就汉土来看，或许因为大地是与朝向西方串联，故自然而然会向西方探寻。

此外，以班超及甘英行动象征为依据，很容易就会夸张地将其说成是东汉时代的东西方两大帝国的交往。“丝路”这个浪漫，也仅是“若真如此就好”的程度。然而，不论在文献或是物证方面都没有类似内容相佐证，才是实情。

被通称为南匈奴的集团依靠着东汉，最后终于臣服归属其下。在匈奴与汉往来的漫长历史中，这次匈奴首度完全寄身归属于汉朝之下。他们定居在原本应该是两国国界线的长城地带，尤其是先前提过的鄂尔多斯地区东边。后来更进一步地进入到中国本部内侧、山西一带。在持续地接受东汉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同时，并担任东汉帝国的边境防卫以作为回馈。

在当时被称为“属国之骑”的就是指这个匈奴集团。不管其仅为原先匈奴帝国的一半或是一部分而已，匈奴向汉朝靠近，而汉朝则是将匈奴拉近自己身边。由匈奴与汉朝而分为草原及农耕两个世界的形态，终于崩解。将其一半以上的身躯放置在中华世界中的匈奴国家残骸，很快地就会成为大幅改写中国历史的起因。逆转历史的芽，就在这里种下胚胎。

另一方面，剩下的半边被称为北匈奴，也没有在戈壁以北的蒙古高原停留太久。天灾频繁地发生。毋庸置疑地，自然环境的恶化带来了损伤。但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可惜我们并不清楚。

体质弱化的北匈奴，在1世纪末遭到由南匈奴与汉朝共同组成的联合军队攻击后，其中一部分往西边迁徙，并于2世纪后半期抵达锡尔河下游地区。或许就如同过去的西匈奴，北匈奴也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建立了势力范围。然而这也没有定论。在这之后，其身影就突然消失在中国史中。

在亚洲东方，曾经是匈奴帝国主要根据地的蒙古高原，成为政治上的空白地带。在匈奴体制下遭受到欺压的人们，开始进行成为新一代草原主人之角逐竞争，不久后鲜卑就在转瞬之间再度整合，朝向下一个世代的整编运动，草原较中国更早一步采取行动。

但在此要先说明的是，以上的叙述内容都是根据汉文文献为基础所写成。至今仅有这些文件可以使用。

例如，若要用更严谨的说法，即使是北匈奴也只能说是随着其渐渐迁移远离中华，因此在汉文文献中其身影就渐趋淡化。被称为北匈奴的匈奴帝国大型残余，到底是否真的变微弱了呢？或是虽然变得有些衰弱，但只是逐渐将重心移到西边而已呢？这也没办法下定论，因此在文献中被记载内容多寡，并不是直接反映其在现实中的重要度及势力大小。文献的绝对数量越少的古代，越是如此。尤其在这里的情况，绝对要用心警愓不要出现草率大意的判断。

也就是说，北匈奴消失身影的阿尔泰以西、天山、帕米尔以北及多瑙河、黑海以东——也就是从现今俄罗斯到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西北欧亚一带，因为在当时处于东西方文献记录范围的缝隙之间，故无可奈何地成为历史数据的黑暗处。因此，即使再怎么努力扩张范围翻找历史，就算是片毛麟角也不容易找到。

而且在一段时间后，也可将其称为历史空白的空窗期中，当罗马帝国陷入解体的这个扳机扣下后，改变时代的匈人（Hun）便突然现身。近代西欧学者会针对北匈奴与匈人的关系进行各项讨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若把来自东方的匈人的到来作为改变状况的起因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知道这个匈人到底是什么人以及为何要向西方迁移。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这个大规模“连环追撞现象”根源处到底为何的疑问。

然而，当然不可能提出明确的结论。若没有证据，就只是无限的推测及想象而已。关于这一点，直接地讲就是在所谓“古代史”中，只要看起来像是玩笑般具有浪漫空间之处，多多少少都会任意地讲述。

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北匈奴与匈人之间是否都有某种关系？不管是肯定或否定，作者都不准备回答。但无可否认地，匈奴与Hun这两个名称具有相似性。虽然现代汉文将匈奴这两个字发音为“匈奴”，但恐怕其发音在过去更接近Hun。

此外还有一点无可否认的就是，在称为北匈奴的这般大规模集团向西移动的波潮中，4世纪后半期在南俄罗斯草原出现了来自东方的被称为匈人的集团。在这样的压力下，日耳曼等族开始缓慢地迁移，接着让罗马帝国陷入混乱、解体，并且让历史大幅逆转进入新的时代——这样的一连串历史大变动也是明确的事实。

总之，若以广角眼光来看时代及空间的话，从3世纪到4世纪之间，欧亚西半部（也就是涵盖中央欧亚到地中海世界的这个广阔地域）由东到西产生的大规模力量推移运动导致历史变动。换句话说，变动的波潮是以连结草原地带与定居地域之形态进行。

另一方面，当依靠对象的东汉因黄巾之乱等而崩解（220年），直到3世纪后半期中国整体都陷入分裂时代后，沿着中国边境迁移的南匈奴也在动乱的时代漩涡中再度挺立。即使在东方，变动也是联结着草原及农耕两个世界而发生。

此外，在稍后的5世纪，被称为匈人（Hun）或是白匈奴（Huna）的军事集团，也出现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地区——包含犍陀罗国等地区，为干燥与湿润、畜牧与农耕的交接地带。

若就整体来看，变动的规模是发生在整个欧亚大陆。至于变动的形态则是相似。

分散在欧亚大陆各地的匈奴及被称为匈人、匈那这些群体，到底是不是相同种族呢？这是理所当然的疑问。然而，这也没有答案。

其实这个问题原本就不是有太大含义。也就是说，所谓的匈奴，就如同前述般并非种族的名称，而是国家的名字。因为若摒除确定曾隶属于匈奴国家一部分的北匈奴及南匈奴之外，其他名称都只能说是将曾经形成强大帝国并统治草原世界的匈奴这个名称，配合个别情况及需要而使用。但说不定也真的是匈奴国家的一部分，或许也有可能是擅自使用这个辉煌的名字以承继匈奴帝国的记忆。更进一步地说，或许也有可能是被侵略者自行使用赫赫有名的匈奴这个名字来称呼侵入者。是自称呢？他称呢？还是僭称呢？不管答案是哪一个，被统称为匈奴、匈人或是匈那这些名称的人们，曾一起掀起席卷欧亚大陆的风暴，其意义在此。

无可否认地，在这些一连串现象的根源处，有着匈奴帝国的解体以及伴随而起的中央欧亚大陆混乱局面。这些也波及周边地域，并终而引起欧亚大陆的巨大变动。汉朝及罗马帝国这两个东西方“古代帝国”，也在这场巨大变动中崩解。但是其崩解及历史的重组，并非仅限于汉朝及罗马帝国。

欧亚大陆的巨大变动，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因为有共同的重要因素。称为欧亚的这个“世界”，可说是随着时间而变动生存。从草原而起的波潮不仅仅联结了欧亚大陆，更是让其变动的开端。

中华王朝中的小型匈奴国家

在匈奴与汉朝这两大帝国分别统领草原及中华的时代过去后，东方亚洲成为混乱地带。这个混乱打破了草原及中华一分为二的架构，以联结两个地域的方式持续发生。

偶尔，似乎可以看到些微的新时代曙光。但是，距离其成为统合样态并确定出现，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时代必须要跨越几个阶段并循序渐进。

在中国史里，经过黄巾之乱后，从割据中国本土的各地贵族、军阀间，浮现了曹操、孙权及刘备，曹操的儿子曹丕从东汉献帝手中接下华北地区并建立魏国（220年—265年），孙权在江南称国号为吴（222年—280年），刘备则在四川建立汉（221年—263年），形成三强鼎立，史称三国时代。不久后，最强大的魏国并吞了蜀汉，但其部将司马氏却渐渐侵蚀魏国，并由司马炎篡位改称国号为晋（265年），打败吴国建立了统一王朝。

这就是在中国史中最受到欢迎的三国时代。这些内容并没有错，但只是将视野局限于中国本土的故事。若只看这些，并无法完全掌握当时的历史实情。而且，三国时代终究只是漫长时间间隔中的微小通道口。对后代历史的大局势，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关于这一点，只有约50年的三国时代，也可说是粉饰紧接着长期的变动及混乱开端的一段传说。

以这段时间为界，居住于中华区域的人们的精神及价值观，甚至可说是人类民族融合类型开始慢慢出现大幅改变，这个层面的意义绝对不可忽视。

如果想要以这个时期来观察从“古代”到“中古世代”的变化样貌，有一部分可以用此时间点为基准。再加上，若不将其当作真实历史，而是当作被意识化的历史图像对于后代的影响力，让人热血沸腾的三国志演义这场戏剧，跨越了明清、民国时期，即使到了现代也让许多人情绪沸腾。

下一步的发展是伴随着晋朝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崩解为开端。一步步蚕食魏国王权，接着以表面上看来是相当漂亮的禅让形式但实际上却是以阴谋篡取王位的晋国司马氏，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篡位者出现，所以在中央权力之外也部署几位拥有军事力量的司马氏宗族诸侯。但这却出现反效果，几位有实力的宗族诸侯立即针对帝位发起内战。

在八王之乱（290年—306年）中浮出台面的是先前提过的南匈奴后裔。他们在虽说是中国本土，但却在完全近乎畜牧区域的山西一带，建立一个几乎与曾经出现的匈奴帝国结构相同之小型国家。在该处出现的刘渊王子，成为时代发展的推手。

被列为中国正史之一的《晋书》中，除了记录统一王朝的《晋国本纪》外，也有关于在华北各地兴起灭亡的各诸侯政权、国家事迹的叙述，被称为《载记》。这部分的开头就是《刘渊传》（正确名称为《刘元海传》。因为《晋书》是在唐朝被编撰，为了避免冒犯到唐朝第一代皇帝李渊名讳，故将《刘渊传》也改称为《刘元海传》）。《刘渊传》中有针对南匈奴样貌的详细记录。

刘渊是前述冒顿的后裔，属于单于王室血统，但是没有办法确认出明确的直系族谱关系。而他会冠上汉朝风格的刘姓，其背景是因为汉朝第一代皇帝刘邦将皇室公主嫁给冒顿之后，借由与汉朝公主的通婚让汉氏血统也流入单于王室。

包含刘渊在内的南匈奴王族，在匈奴语中大家都是挛鞮氏，汉姓则为刘氏。而且这个具有汉朝王室神圣血脉的刘氏本身，因为在东汉献帝之后，包含蜀汉（蜀也就是在四川的汉室王朝之意）刘备一族在政治上的存在也断绝，正由于其兼具匈奴王室的身份，故也成为具有相对应政治重要存在的刘氏。

在此有一个重点，刘渊身上同时承继了逝去的两个帝国，也就是匈奴及汉朝的血统。在当时草原及中华的框架消失，互相侵入攻击的乱世之中，他也就成为贵族中的贵族，王子中的王子，刘渊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个人英雄。而且，也不是单纯地仅因其所率领的匈奴集团以坚强的武力而浮出时代台面。因为在当时的东亚，可被称为是两个王权混血儿刘渊的存在本身就是超乎寻常的神圣象征。

若将刘渊想象成凶猛蛮族的领导者，对于事态的解读恐怕会有失偏颇。另一边，作为当时王室的晋朝司马氏等，即使说是名门贵族，顶多也不过是数代前突然窜起的现成暴发户。王室的神圣、传统、声望、经验及智慧等，都无法与刘渊家族媲美。人们并不是因为司马氏所以跟随，仅是因为他握有兵权才不得不低头。

说到暴发户这一点，三国时代的曹氏及孙氏也不遑多让。关于曹操的家族，据说其祖父曹腾为宦官出身（也就是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养子），这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不得不说曹操正是以一己之才能迅速升起的杰出人物。还有孙氏也顶多只是江东的士族豪杰，总之，就是当时乡下武士首领的程度。

刘备的家世也是类似状况，虽然他自称是汉室后裔，但却是从穷困的环境中崛起。而他会主张自己是刘氏血脉的理由，在于当时还残留着汉室王朝400年的幻影。相应地，刘氏这个姓氏（恐怕是挛鞮氏也是相同情况）总残留着王权印象。也就是奠基于统治者的神圣，或是被认定为神圣血脉的领袖魅力。若不非常清楚地认知这一点，就无法了解刘备能浮出台面的原因。

迄今为止，对于这一部分的理解较为浅薄的原因，就在于无论如何都只把中华王朝视为文明，相反地若说到匈奴，立即就会心安理得地将其归类为蛮族。不只如此，汉文史料的华夷思想，真的相当可怕。甚至连细微的文字表现，都有差别观念。但相当可悲地，使用汉文文献的人都受到每个汉文字所包含的华夷思想的束缚，而且无法轻易地摆脱。

在这些困扰之外，于近现代出现的西欧型“文明”观念，意外地有部分与华夷思想相当接近。或许也可说是某种“民族主义者”及“文明主义者”。无论是哪一个，都在历史研究者的意识中形成共鸣，造成混乱的结果就是偏离了现实历史，产生以不可思议的差别观妆点而成的虚幻现象假说。但若真是如此，或许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于刘渊崛起的过程，尽管数据有点不足但也试着叙述。若能借此将当时现实中以跨越华夷之别等形态出现的行动举例说出，就算不多也是相当幸运了。

将场景稍微回溯，东汉中期左右，南匈奴盘据在山西一带。根据《晋书·刘渊传》，由单于直接领导的中央部分以离石的左国城附近作为王庭所在地。由左贤王率领的左翼及右贤王的存在，也都可以被确认。

虽然势力及疆域无法比拟逝去的大帝国时代，但即使在这个小国家，可能也承袭了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的结构。若是如此，当然应该也是维持了以十进制法建构的军事、社会组织。

即使国家规模变得相当小型，但在东汉帝国中，它仍是个虽小却战力仍相当强大的匈奴独立国家。当世局变得混乱，保有自古以来的团结力及奠基于游牧生活的骑兵战力的山西匈奴王国，自然而然地就以屈指可数的军事集团之姿成为注目焦点。

汉献帝中平年间（184年—189年）开始，在东汉也进入尾声的时候，为了镇压黄巾之乱，单于羌渠就命令儿子于扶罗出击。于扶罗率领匈奴军队以协助汉室。因为匈奴王室与汉朝的合作互助关系，在此刻仍旧存在。

单于于扶罗逝世后，其弟继位为单于，同时立于扶罗之子豹为左贤王，也就是将哥哥的儿子立为太子。这位豹的儿子就是刘渊。此外，羌渠和于扶罗这两个名字很明确都是匈奴语。但另一方面，豹和刘渊却恐怕都是汉式风格的名字。在中华本土进行活动时，拥有汉名一定是较为方便。

从黄巾之乱开始到经历由董卓引起的动乱，迅速升起成为华北地区统治者的曹操，将这个虽然危险但强悍的匈奴军团作为最佳战力而并入。而且，更进一步地将匈奴王国分为五个新的部分。

此时，根据记录，豹被任命为左部元帅。但是，他原本就是左贤王，因此这样的分派应该也是理所当然。剩下的四部分别为中、右、南、北各部，但不论是哪一部，皆由刘氏也就是匈奴王族担任统帅。

若说到由曹操进行的匈奴五部切割，听起来似乎在曹操麾下的匈奴集团被重新组成且完全收到统治管理。但总觉得这是从中央政权端看到的形态，亦即应该是在原则及现实折冲后取得的表面组织，在其底部的真实现状应该是既有的王国体制并未收到太大改变且继续存活。新设立的南北二部，只不过是配置在山西这块稍长型土地的南北两处。

于是，进入晋武帝也就是司马炎的统治时代。匈奴的五部体制，也继续维持原样。

豹的妻子为呼延氏。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三种匈奴贵族姓氏，就是以呼延氏为首。在这一点，果然可见到匈奴帝国的传统仍然存续。

刘渊是由呼延氏所生。在血统上为纯正匈奴王子的刘渊，从小就爱好学问，师事匈奴王国东边邻居、上党郡的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喜欢春秋左传及孙吴兵法，不论是哪一个皆是朗朗上口。此外，《史记》《汉书》等诸子百家，皆是综览无遗。

即使将上述内容稍微打折来看，刘渊对于基础汉文化教育大概也是有所心得。不只会说汉语，应该也是可以读汉文书籍。似乎喜欢历史及兵书这一点，应该是心存敬爱之意吧！总之，刘渊绝对不是个粗俗的匈奴人。

更厉害的是，据说刘渊原本是个文人，但听说同门的朱纪及范隆这两位汉族人对他非文武两全表示相当惋惜，因此发起念头也开始学习武术。若真是如此，就好像刘渊是个完全不懂世事的贵族公子。

然而，当他学会武术后，就拥有超越众人的战技。发挥手臂长的优势而拥有绝佳射箭技术，肌力（指腕力及体力）也超乎常人。再加上，身高有八尺四寸，胡须的长度超过三尺。而且，胡须的正中央有三根红色细毛，据说长达三尺六寸。因为此时的一尺大约是24厘米，故身高超过两米，胡须下垂长达70厘米。真是堂堂挺立的身躯。因为一般汉族包含胡须在内的整体体毛都较少，故刘渊的外观可说是血统纯正的匈奴人。

将匈奴与汉朝王室血统集于一身的刘渊，事实上拥有相符的外貌仪表及教养，也是个武功高强的人。同时会说匈奴语和汉语这一点更是不遑多让。

虽然说各列传通常都会美化主角，但《晋书》中记述的刘渊样貌，让人不禁担心是否被过度理想化。《晋书》的编纂者，是在中国史上以作为名臣代表被并称为“房杜”的房玄龄（另一位为杜如晦），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臣幕僚。

热衷于建设唐朝这个新型大帝国以及创造由李世民自己带头做起的明君形象之李世民政府，有着特意树立刘渊正面形象的理由及氛围。就如同后续会说明，唐朝也是以王朝接力赛方式承继数个鲜卑拓跋部血脉之一连串“拓跋国家”的最后一棒，鲜卑族成为中国之主的道路与刘渊兴起开展的客观事实及对其的想象，恐怕就投射在对他的记述中。

魏元帝曹奂咸熙年间，也就是魏国在名实方面皆被司马氏篡夺而灭亡前的最后两年间（264年—265年），刘渊作为“任子”而身在首都洛阳。所谓的任子，就是根据父亲的官位而被任官。总之，就是人质。

当时中央政府的实权者，就是拥有晋王称号的司马昭。继承父亲司马懿及兄弟司马师之位，是司马氏权力集团的第三代。篡夺王朝之日就在眼前，是个仅差正式登基成为皇帝的掌权者。

司马昭真不愧具有这个家族传统，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公元260年，魏国第四代皇帝曹髦被禅让革命这场闹剧所迫，试着进行希望渺茫的抵抗。这就是“前所未闻由天子发动的政权革命”（吉川忠夫，《竹林七贤》，世界思想社，1996年）。

然而，司马昭轻易地就压制住了行动。曹髦虽为天子，但在死后却被视为毫无价值的王族，故被称为高贵乡公。

冷酷无情的司马昭，则是给予匈奴王子刘渊“厚重的对待”。当然并不是害怕少年刘渊本身，而是熟知其背后山西匈奴军团的厉害。为了成就帝王之日，而慎重地给予对待。比起同样身在洛阳也可说是“被束缚的人”、虽是皇帝但不过是囚人的曹髦，刘渊反而相对是更重要的存在。

但在这之后，司马昭在尚未登上念兹在兹的皇位之前就突然病死。司马氏的“大业”就由司马昭的嫡子司马炎代为完成，即位称晋王并立国号为晋。此时为公元265年。

在成为天子后的晋武帝身边，不断地有人针对此时仍旧不得不被限制在洛阳的刘渊进行推荐或警告其要严加戒备。事实上，在重视、评价刘渊这件事情本身上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深深地赞赏刘渊潜力的人反而转为警戒论者。

简单来说，大家一致认可的就是当刘渊的才干与匈奴五部群众搭配组合在一起时，这个力量将相当可观。问题就在于要用或不用。警戒论者就是担心使用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首先，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开始对吴国发动作战之前。对话内容：“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

也就是说，恐怕将在江南地区出现匈奴政权。武帝不得不沉默地点头认可。

接着，到了咸宁十年，晋朝西北边境持续发生独立运动，把进行讨伐的晋军各个击破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秃发是部族集团名称，树机能则是名字）转移到凉州（武威）。为了对其进行镇压，之前同一批人物又再度开始倡导警戒论。

对话内容：“元海若能平凉州，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

在此状况也是，推荐论仅就其有用之处而言，警戒论则是担心在成事之后的独立。武帝果然放弃起用刘渊。

刘渊就在洛阳被养而不用。若持续下去，必将在洛阳终老直到死亡，年轻的刘渊开始感叹自身命运的不幸。在送别即将离开洛阳的朋友时，刘渊一边低声啜泣一边高歌，同在一旁的人也不禁跟着哭泣流泪。

然而，最终出现一个契机，开始有人出面倡导若一直将刘渊安置一旁不加以利用，反而会是晋朝之损失的意见。尤其是与刘渊同乡、出身太原王氏且为朝中重臣的王浑更是积极推荐，他与刘渊很早以前就结成莫逆之交。武帝的想法改变了。重要的对外战役仍旧不予起用，但判断若持续养而不用，恐怕会招致匈奴集团的暴动。

而且刚好刘渊的父亲豹去世，武帝就让刘渊返回故乡山西。在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元帅，不仅是父亲旧有职位，同时也是继承的过去左贤王的名号。于是，纵虎归山。——《晋书》的编纂者们应该是想这么说吧！

由匈奴族建立的“汉朝”

此后，英雄故事在当地实现。终于回到山西同胞身边的刘渊，发挥了完美的指导者姿态。“轻财好施”等品德，与其说是表现气派大方的领导者风范，不如说是为了这一天而准备。

在刘渊身边，不仅有五部的俊杰，就连山西及今天北京一带的名儒秀士也都不远千里来这归附，《晋书》有以上的记载。虽然是既定的文字叙述，但应该可以这样思考：匈奴集团热情地期待久候的“统治核心”出现，而这也波及周边的汉族。

在继承武帝之后的惠帝（司马衷）统治时代，刘渊曾经一度被任命为五部大都督，甚至被授予汉光乡侯之封号，也就是晋朝政府正式承认刘渊为山西匈奴集团的首领。“汉光”这个封号，大多是意识到刘氏的汉族身份。

但是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末期（299年），匈奴部族群众发动反叛动乱并出塞。此处之塞，就是指长城。在匈奴部族群众之中，也有人离开山西，往北方蒙古高原而去。刘渊因此受罪而被削去官职。

在此，刘渊在形式上被惠帝政府解除其身为匈奴首领的地位。但是时代的风云出现了告急状态。惠帝之弟、成都王司马颖上表请求立刘渊为监五部军事。这是为了刘渊而出现的调停动作。

此时，在司马氏一族之间，身为屈指可数有力量者的成都王，驻守在太行山东侧要冲之地邺。实质上，成都王阵营是希望借由这个好不容易想出来、同样具有匈奴集团首领地位意义的别名，将关键人物刘渊拉拢进来成为自己人。

另一方面，惠帝真的是一位无可救药的笨蛋。在中国史中，死后被冠上惠帝的天子，原本就全部都是窝囊没用的人。在思考谥号方面遭遇到相当困难时，因为若是天子的话，只要具备该身份，在位期间最少最少都应该会施恩于民吧！基于这样的原则就用惠帝之称。

再加上，不知是讨厌惠帝还是其他原因，皇后贾氏一族及同党就将笨蛋惠帝作为傀儡掌握政权，并且毫无节制地放肆作为。赵王司马伦（武帝的叔父）终于挺戈而起，对外戚干政发动反叛战争，此时正好为公元300年。

从此开始，司马氏同族变成家族相战的大动乱源头，也就是所谓的八王之乱。在此就不对动乱的过程逐一详述。因为没有间隔段落，而且显著地乱七八糟（详细经过请参见福原启郎《西晋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

此时，刘渊将上表举荐自己的成都王视为贵人，为了回报其恩德，于是演变为被挽留在其驻守地邺城的形式。这样的动作应该就相当足够了吧！当然从成都王阵营的角度来看，因为已经进入了军事力量会说话的动乱时期，能将匈奴集团的象征刘渊持续掌握在手中所代表的意义，就更不用多说了。刘渊再次成为“囚人”。

然而，司马氏王族的动乱，对于长期被逼出关外的山西匈奴集团来说，可是个恢复独立的绝佳机会。正是期待已久的时机。

根据《晋书·刘渊传》记载，此时身为刘渊大叔父的右贤王刘宣及山西匈奴群众，聚集在一起并说了以下的话：

“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由此段话可清楚地得知其欲表达之意。仿佛亲耳听见匈奴族领导阶层的声音。这可说是经历匈奴王室及汉朝王室长期共存的历史，但在魏晋两朝却受到相当屈辱待遇的匈奴王族的自尊呼喊。

于是，匈奴一族决定采取自立行动并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因此派遣名为呼延攸的人前往邺，向被挽留在成都王麾下的刘渊秘密传达此消息。

担任使者的这位呼延攸，并非一般人物。是前述三个匈奴贵族之首的呼衍氏。衍及延只是同音异字而已。而且根据纪录，刘渊的母亲及妻子都是呼延氏（由此事也可以得知，对于匈奴王族挛鞮氏来说，呼衍氏是成为外族联姻对象的姻亲集团。就如同后世，蒙古帝国时代的成吉思汗王族与弘吉剌姻亲集团的特殊关系）。不仅如此，呼延攸还是刘渊妻子的兄弟。被任命留守在山西匈奴集团的刘宣所派遣的这位担负命运任务的秘密使者，除了原本就是匈奴中少数的传统贵族之外，对于刘渊来说还是母系亲戚的姻亲兄弟。

听到传话后的刘渊，立即以参加葬礼为由，提出返回故乡山西的请求。但是成都王没有答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没有办法之下，刘渊就派遣呼延攸先行回乡，并且转告刘宣，立即召集五部匈奴并宣称是为了呼应成都王的行动而共同引进宜阳诸胡，但事实上却是为了反叛（总之就是为了独立运动）所做的准备。

在此所言之宜阳，位于邻接东汉以来历经魏晋两朝皆为首都的洛阳西边。在从西到东流过并贯穿洛阳的洛水之稍微上游处，以直线距离来说顶多只有70公里之处。

对于成都王来说，现阶段是敌人中敌人的东海王司马越（与武帝司马炎同一辈分。总之，是惠帝及成都王的上一代长辈。稍后会出现的东嬴公腾之兄长）挟持惠帝作为傀儡并占据洛阳，可说是位于背后的威胁性存在。但在洛阳不远处则有诸胡的存在，这是一个具备移动性、集团性及军事力量的非汉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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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正中央也有牧民世界

顺带一提，此种景象是当时的真实状态。不仅如此，事实上直到现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若试着在洛阳周边的山野林地间漫步，经常会遇到追赶着羊群而逐渐趋近的穆斯林牧民。他们不住在城镇街道上，而是居住于山野之间。

洛阳周边一带正是中国本土的中央部位。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就把洛阳当作“中土”——也就是大地的正中央——思考，故能在此定都者就是真正的中华王朝。

即使在货真价实的中华之中的中华也是如此。若以现在的省来说，甚至是河南、山东及山西，广布于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山野林地，经常都是牧民世界。在中国本土，一边是汉族的文明世界，另外一边则是长城之外由沙漠与草原交织而成的牧民质朴世界——这样单纯的二分法，就如同已经重复说过许多次般，真的是很奇怪。

扼要地说，刘渊为了对应变动频繁的情势，所以让山西匈奴集团采取作战体制，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进行独立行动。与此相伴的就是命令目前假装是从背后威胁首都洛阳的异族集团也起而呼应，表面上是站在成都王阵营这一边给予声援。这当然是为了让自己能平安无事地脱离成都王麾下所做的准备工作。

时间来到了永安元年（304年）七月，自立为大都督的东海王司马越，以拥戴惠帝之名义从洛阳发兵，进行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征战之旅。一路上号召征兵共同参与的结果，就是军队势力扩张到10余万，一直延伸至司马颖所在地邺城之南的荡阴。队伍前后距离长达约40公里。

史称荡阴之战的战斗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展开。仅一天的会战，政府军就完全崩解。而且连具有大义名分的惠帝也都被成都王所擒，并将其迎入邺城内。这一幕让被称作“八王之乱”、激烈反复且乱七八糟的动乱出现逆转。

此时，成都王任命刘渊为辅国将军，负责北城防御。不仅没让他到前线作战，还让他担任离战场最远、邺城北方之守卫。恐怕是担心刘渊会叛逃到乱军之中。

紧接着，击破东海王部队、于此时得到正统政权之名的成都王，甚至将刘渊从冠军将军封为卢奴伯。这可说是破格提升的待遇。因为这次的任命是以惠帝之名义进行，故刘渊成为晋朝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作为。对于连作战都没有参加的刘渊之礼遇，是以礼遇之表面形式让其继续留在身边的手段。“人质”是刘渊无可避免的宿命。命运在离开刘渊之处，又自动地回到刘渊身上。

但是这并非最后结果。这次换从邺的北方开始，一股强大的军事势力逼迫而来。

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联合安北将军王浚，以打倒成都王邺政府为名而发兵。所谓并州，就是以太原为统治机构所在地而管辖整个山西北半部地区。也就是说，与山西匈奴集团主要根据地，几乎完全重叠。司马氏一族的最后支流司马腾为该处的刺史，也就是当地行政长官。

另一方面，王浚则为以现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幽州一带的军事司令官。从以前开始就与邻接的邺之成都王阵营不合，而成都王就以象征正统性的惠帝为后盾，开始进行剪除王浚的动作。对他们来说，此时已刻不容缓。

若从晋朝的立场来看，这两方势力都是为了防备北方边境所安置的军团。而这两个却同时相互发兵进攻。情势可说是更加混乱。

若从司马腾及王浚的立场来说，为了防守北方边境，即使在八王之乱越加深刻之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否能简单地将此行动当作是为了观察情势变化呢？若当他们也出动军队的话，对于已经在长城线内外大张旗鼓的各种非汉族集团来说，就会出现眼前的墙壁消失之局势，必定会让变动更加惊天动地。

但是，当局势变得差点连自己都无法保全时，早就已经不是可以谈论长久未来之事。司马腾及王浚双方都认为个别单独采取行动将会不利，故联合双方的边境军团，并认为若能以其威力介入帝国内乱的话，应该可以握有对局势之决定性一票。

在此之外，这两个军团还有一个无法轻易忽视的重点，那就是其中包含有游牧民骑兵部队，也就是司马腾所率领的并州军团中的鲜卑拓跋部，王浚所率领的幽州军团中的鲜卑段部及以羯朱为首领的乌丸部队，都分别参加其中。总之，这两批军队都是跨越汉族及非汉族框架的混合部队。

关于鲜卑的两部及乌丸，将于别处进行说明。但同样都是突厥·蒙古人，尤其是鲜卑拓跋部，将成为背负下一代使命的集团。八王之乱不仅是单纯皇室内乱的分歧点，更可说就在这个时刻，虽然一部分看起来是以下犯上，但更接近现实来说，混合了草原及中华、汉族及非刘族的时代，就在这之后，以清楚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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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与乌丸

在1世纪中期，匈奴国家“南北分裂”之后，在蒙古高原出现两个来历非常相似的集团，即鲜卑与乌丸（或是乌桓）。不论哪一个都是继承了过去匈奴帝国成立初期时最强敌手势力的东胡血统，即与东胡同源。

东胡就如同其名，是以蒙古高原东边界线的大山脉兴安岭一带为根据地。其后裔的鲜卑及乌丸也都相同。西拉木伦河（蒙古语为黄色河流之意，指辽河）流域的大草原以北为鲜卑，稍微南边的老哈河流域（也就是清代以后所谓的热河地方）则为乌丸所在地。

可能这个所在位置的差异，就是带给这两个可说是近族集团命运大不同的要因之一。也就是说，鲜卑享受到时代的光芒，但乌丸却是受到时代阴影的逼迫。

鲜卑是区分成数个集团的庞大势力。在汉字文献里是以“部”来表现这种集团。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却无法整合成统一集团。

鲜卑族在2世纪中期左右，出现名为檀石槐的英雄，将北匈奴的一部分合并，聚集高原各种势力，实现东从满洲西至准噶尔盆地的庞大版图，史称鲜卑帝国。

但是由檀石槐进行的草原世界重组，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之事。伴随着他的死亡，鲜卑帝国也就一口气地瓦解。好不容易才被合并的鲜卑系各集团也在这之后，分别选择了各自的道路。依据汉字的“部”为单位，各自出现了世袭王朝。

在此之后，东汉也崩解了。3世纪开头，就在由董卓、袁绍、袁术、曹操等群雄进行的中国再整合主导权争夺战日渐扩大之际，即使在高原地区也同样相继出现由鲜卑族中的步度根及轲比能等权势者进行合并的运动。草原及中华，就算是草原的起步较早一点，但两者几乎是以相同方式变动。

然而不论是步度根或是轲比能，两者皆是汉字音译名字，多少也可以用其推测出原本的突厥·蒙古语名字，但也不过是一种推测。

顺带一提，关于以鲜卑为首的多种族，若要进行确认其为突厥系或是蒙古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概念的行为。不可能有人种方面的确切证明。在语言方面终究也鲜少能有突厥·蒙古语这种暧昧的解释方式。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蒙古语正式成为可被判定的一种语言的蒙古时代以前，原本这两种语言之间到底有没有有可能划出清楚分明的界线，或是甚至连这条界线根本都不存在。

在晋朝面临崩灭问题的3世纪后半期，鲜卑族之拓跋、宇文、慕容、段及乞伏等各“部”，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南下出击。在这一段时间，若以广义的角度观看整体时间流动，从匈奴及汉朝这两个时间悠长的大帝国时代开始，经历过鲜卑、魏晋的短暂统合时期，更加庞大的分裂、再组成、统合漩涡已经席卷了整体的草原及中华。

另一方面，乌丸则不像鲜卑形成一个庞大集团，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居住地实在太接近中国本土。老哈河流域几乎就在现今北京地区的内侧。

乌丸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随着匈奴国家的动摇，经历过隶属于匈奴及汉朝两国时期，更进一步地归属于东汉。终于在东汉末期的群雄争霸时期，出现名为蹋顿（这也是汉字音译）的英雄豪杰，成功地合并近大半的部众。

然而这样的局势变化，对于迅速升起成为华北霸主的曹操而言，却是相当危险之事。因为蹋顿和曹操的敌人、河北之雄袁绍结为同盟。

在曹操思考霸业时，有一个重点是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对于乌丸的攻击行动。曹操抱着必死之决心对抗这个岂止是眼前毒瘤，甚至已经成为重大军事威胁的乌丸。其军队攻进了乌丸主要根据地的柳城，而乌丸首领蹋顿也在此役中战死。

不论是对曹操来说或是对乌丸而言，这都成为一个分歧点。乌丸联盟就在正要从自立朝着发展茁壮之际崩解。大多数的乌丸族都被编入曹操势力组织中，变身成为其机动部队，也就是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乌桓突骑”。

关于山西匈奴集团也是同样状况，很容易就忽视这些游牧民骑马战士存在于曹操的军事力量之中，实在是件很可惜之事。如果换一个角度重新观看，相信“三国志”这个历史会有更不同的呈现。

至于乌丸的残余势力在鲜卑族逐渐南下的波潮中继续生存一事，就如本篇所述。但是，对于已经失去大半势力的乌丸来说，要在纷乱的时代中以一己之力建立地位之路，几乎没有被留下任何空间。

回到之前话题，面对屡次袭击而来的庞大军团，成都王感到相当困惑并找刘渊商量。此时成都王与刘渊的对话，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想要回归山西的刘渊，话中有话地向司马颖说。

对话内容：“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

但是司马颖没有同意。

对话内容：“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

面对完全感到胆怯甚至连逃亡计划都想好的成都王，刘渊持续进行争论。

对话内容：“殿下武皇帝（指司马炎）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小家伙之意），东嬴疏属（王族的末流），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也就是书面之征兵文），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

成都王轻易地就被说服。他非常高兴地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在此处可见到成都王毫无自尊，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从认为只要逃入首都洛阳就总会有办法这一点来看，他终究也不过是个傲娇的年轻王子。而这般货色都被认为是八王之中最具权势者，可以想象司马氏一族的状况。成都王能有今日成就，是托至今为止都不错的运气以及麾下有优秀的参谋幕僚这两点之福。然而，在内部暗斗之下他已经失去了支撑的参谋幕僚，而且好运也急速消失。当回到什么都没有的处境时，他也就成为堪比其兄弟惠帝的蠢材。

但在此时此刻，这已无关紧要。应该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成都王或是刘渊都清楚地共同认知到五部匈奴的精实以及位于其后方的鲜卑、乌丸之恐怖。

只要有“劲速如风云”的鲜卑及乌丸在敌方阵营，五部匈奴就不会轻易地草率行动。即使行动了，鲜卑及乌丸的骑兵军团就会从背后袭击。而且会更进一步地进攻到邺城吧！——就算是愚昧如成都王，也知道这些状况。或许不如说是对于鲜卑及乌丸的强劲骑兵有相当程度的恐惧。

相对于此，刘渊的回答就相当有趣：“不对，鲜卑及乌丸者，终究也不过是过去的东胡，绝对不是我们五部匈奴的对手。”当刘渊自信满满地说出这些话时，接受这种说法并且感到高兴的成都王也是相当有趣。

刘渊故意提起过去的事情并表示顶多不过是东胡罢了的这想法，应该是意识到匈奴帝国的光荣历史而说出的话语。也就是我们自己匈奴可是主人，身为仆人的东胡怎敢做出违反情势的这种气度。

事实上，这一点出乎意料地重要。也就是说，在这之后当山西匈奴集团开始采取打倒晋朝并自行建立帝国的行动时，不论是鲜卑各集团或乌丸都静观不敢出声。当然，应该也有观望的成分。但应该是因为他们对于旧匈奴帝国仍然记忆深刻，并且残留着尊重挛鞮氏血统的氛围。

以中华方式统称为五胡十六国的这个大分裂时代，为何会由匈奴集团扮演其开幕角色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除了考量现实上具备的杰出军事能力之外，也不可忽视非汉族群体们的共同意识。

总之借由这些话语，刘渊博取了成都王的愉悦，进而离开邺城并回到思念已久的主要根据地山西左国城。该处是东汉时代以来南匈奴单于的王朝所在地。刘宣等人恭奉刘渊称号为大单于。在短短的20天之内，集结了5万人的匈奴军团。

另一方面，幽州的王浚命令将军祁弘率领鲜卑骑兵军团进攻邺城。此为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袭击行动。成都王无法沉住气，就只带领少数的随从而与兄长惠帝一同以洛阳为目标落荒而逃。采取了刘渊说绝对不可行之行动的成都王的命运，也就瞬间急速下滑。

接到邺城已经沦陷之通报的刘渊，不屑地说出“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也就是说真是个混蛋的意思。虽然口中那么说，不过刘渊认为约定就是约定，故预计前往救援。分派给右于陆王刘景及左独鹿王刘延年两万步骑兵，命令前往讨伐鲜卑。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刘渊是相当重信重义，或是当时仍未下定决心确定要打倒晋国。

此外，在此处见到的刘景及刘延年，因为以刘氏为姓故应该是挛鞮氏。而其王号也正是以左右两翼并列。

相对于此，担任山西匈奴集团整合角色的刘宣，态度坚定地进行谏言。《晋书》中以戏剧性方式记载刘渊与刘宣的对话。

刘宣说：“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

刘渊回答：“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于是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决定自立并登位称为汉王。更进一步地，在与晋国的对抗战争趋于有利状态并逐渐可以看到最终结果的四年后即永嘉二年（308年）时，刘渊宣告登基成为皇帝。这是由匈奴建立的“汉朝”。

到这个阶段，不管说是汉王或是“汉朝”皇帝，其所代表的意义应该不用再多加赘述。以过去悠远的历史及经过为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是该出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被中华断代史观念遗漏

成为汉帝的刘渊，在短短的两年后永嘉四年（310年）时去世。此时为打倒晋朝作战的最盛时期。比起享受个人的荣华富贵及幸福，开展新时代的命运才更为符合具备该象征性血统及才干所被赋予的生涯。说不定他的英年早逝，是该匈奴王国以短命终结的原因之一，并且进一步地成为造成政情再度陷于混乱的远因。

尽管如此，失去刘渊之后的匈奴族汉朝，依旧继续追击渐趋贫穷的晋朝。永嘉五年（311年），晋朝首都洛阳在汉朝匈奴军前陷落。通常将这个时期前后的动乱称为“永嘉之乱”。

事实上，则是政权交替。然而，将此形容以对晋朝施予暴虐般“异民族之反叛动乱”说法，是拜中华思想所赐。

以晋为名的这个王朝国家，在此灭亡。而推戴该王族的一位宗室、在曾经是吴国之地“重建”的东晋，虽然在名义上继承了相同血统，但作为一个政权或是国家却是完全不同之物。

轻易地将它以相同国家般对待，就是传统的断代史观念。虽然为事实但却拒绝承认由匈奴族汉朝所进行的交替之观念，大多是受到华夷思想、正闰论、正统史观的影响。

那是一个在现实状况中无法明确区隔“异民族”或“汉民族”的时代。时代就是这样地在超越了近代主义偏狭又小家子气的“民族”局限下进展。

原本在这个时代，“民族”等都未被明确区分，也根本什么都没有。直接一点地说，就算是“汉民族”的成立也是在相当久远以后的事。再者，这是经过融合、吸收以及变迁的过程，况且以“汉民族”为前提之下作为其相反词的“异民族”及“少数民族”等词语，乱用在这个时期，这件事本身就只能说是毫无道理。

总之，一个时代在此终结，下个时代已经展开。这就如同常言道一般，确实是个大分裂时代。但在另外一面，却也是个大融合时代。在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等，在各个面向上都有交流。

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认为那是黑暗的分裂时代。反而不论是在草原或是在中国，构成其后历史基础的许多部分，可说是在这个时代中慢慢地形成样貌。

关于由晋汉交替开始的各种转变，已经不用在此唠唠叨叨地说明。只需要将焦点集中在时代及历史的基本构图。

从4世纪初开始到5世纪初中期左右的中国分裂时代，通常将其称为五胡十六国时代。所谓的五胡，就是指匈奴及其旁支的羯、西藏系的氐及羌以及鲜卑。因为他们接连地在华北各地建立政权，合计共有16个国家的兴起与灭亡，故得此名。

然而，这也又有不得不说是中华思想产物的一面。想象来源之一是《晋书》的记载。在该书的序中，房玄龄将这个“时代”总括说明，总计是以刘渊宣告建立汉国的永兴元年（304年）开始到战国时代（五胡十六国）共计延续136年。

这很明确地是根据存在于甘肃的匈奴系弱小政权北凉于公元439年灭亡为终结。而且，真的是太过巧合，来年440年开始，就刚好以北魏英主太武帝之全盛时期年号太平真君元年为基准。在这之后，华北地区北魏的“北朝”及江南地区继承了东晋之宋朝以后的“南朝”接续，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但是若稍微冷静地思考的话，北魏早在公元44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若更进一步地思考回溯到被称为代国的建立于山西北边、长城地带之弱小割据政权时期的话，几乎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尽管如此，这个代国仍旧未被列入十六国中。

相反地，这次将时间往后推，这个由鲜卑拓跋部集结而成的代国，在成长至称为北魏的华北地区统一政权之后，又分裂为东魏及西魏，并且各自更换国名为北齐及北周，而这个北周又从隋改换成唐。总之，这些政权全部都是以鲜卑拓跋系集团为主要核心建构而成的一连串朝代。要做出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的明确截然的切割，真的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从代国开始经历北魏，接着到唐这个朝代，虽然中华方式的王朝名字不同，却是个连续的国家。但若将目光放到权力实体本身的继续性、共通性的话，在现实中反而有部分面向是将其统一视为“拓跋国家”会更为恰当。可说是在其共通的基础、架构之中，各王朝各自展开其独立性。关于这一点，西方人将5世纪左右到9世纪之间的中华一带称为“Tabgach”或是“Tabgac”，真的是太正确了。所谓的Tabgach就是拓跋的讹音，正是将“拓跋国家”就是中华帝国这个现实直接地表现。不仅如此，正因为是由外观之的角度，反而更能以直率的眼光直接呈现出事实及实际状况的样貌。

笔者敢说，包含公元440年即太平真君元年前后，直至907年唐王朝灭亡为止，可以说五胡中的突厥·蒙古系鲜卑的血脉在“拓跋国家”的中心连绵延续。

所以说，将其称为五胡十六国，除了如同先前所述是便于时间设定之外，也是相当取巧的文字组合。五胡之中的羯是匈奴，实在没有必要将其特别分开列出。总之，就是因为“五”这个数字太好了，故想要这样组合。还有，就算说是十六国，但事实上也包含了由汉族建立的政权。这也又是因为“十六”这个数字听起来较顺，才故意这样搭配。此外，在刘渊的汉国之后，其血脉改称赵，故其部下石勒当然使用国号为赵，但因此而将这视为完全不同之物，并区分为汉、前赵、后赵这一点也是相当奇妙。若简单地说成是断代史观念的话，直到这一阶段为止，实际状况应该都是以匈奴王朝为一个国家吧！总之，“五胡十六国”这个称呼本身，带有浓厚的人为意图成分。老实说，是个从汉语语句的顺耳程度及政治上的思想作为，而特意做出的用语。

然而，如果我们以毫不怀疑的率直想法听到“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话，会被误导为好像只有这个时期是“周边蛮族”在中国横行的时代。但事实上，观察整个中国历史发现，可以被称为纯粹的汉族王朝的顶多也只有汉、宋、明这三个朝代。

此外“十六国”这个表现方式也是展现出蛮族们的各个政权是如何地在短时间内兴起灭亡，亦即如何地粗野欠缺永续性，是个乍看之下名副其实的证据。那么关于之后的五代十国时代又是如何呢？至少南方的“十国”，全部都是短命的汉族政权。

首先，即使是非汉族政权，拓跋的北魏及唐也都相当长命。将这个北魏及唐称为中华王朝，但将五胡十六国称为异族王朝，真的能说他们截然不同吗？

简单来说，这接近于欺骗，也就是隐含了特别意图的区别作为。就如同后面将说明般，当然就是鲜卑拓跋联合体出身的唐朝的“意图”。因为讨厌被指指点点是出之“异族”，可说是为了想要让人看起来像是正统中华王朝的唐朝所演出、根据中华思想的幻影。不管是在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或是在北魏之后的各国家，纯正无瑕疵的“异族政权”及“中华王朝”等，原本就事实上不可能存在。无论是政权方面或是民众方面，虽有程度的差异，但都是汉族、非汉族混合的状态。当时就是如此。

但是，要特意说明的只有一点。成为树立政权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这一点不容忽视，不管集团规模大小，任何政权主要的核心部分是军事集团，包含拓跋国家在内几乎都是如此。但为了避免误解，“汉族”被吸收进入异族政权的也并非全部都是文化人、知识人、地主、农夫，也有不少是明确地武装并成为战斗集团者。但是，非汉族与生俱来的骑马战斗力，较汉族更为强大。

从流亡离乱的3世纪开始到5世纪间，只要有部族单位的集团团结力及武力的话，就可简单地建立政权或国家。总之，在中国史中从东汉、三国时代开始，已经进入这样的时代。事实上不管是草原或中华皆为相同状况。

回过头来说，若站在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立场来看，就可以了解想要使用“五胡十六国”的心情。即使是作为叙述上的语汇，确实有其方便之处。再加上我们重复地从历史教科书等听到这个词汇，所以也已经听习惯了。人对于感到熟悉的事物会抱有肯定的情感。但是，不可以忘记这是隐藏了误解结构的词汇及概念。

为何至今会对于这个“五胡十六国时代”称呼没有太多疑问而一直使用呢？关于这一点，最好与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及隋唐时代这些称呼合并一起思考。

答案相当简单。因为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如同已经说明过般，中国正史是以个别王朝作为一个段落的历史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断代史。只要王朝改变了，就会被写成不同的正史，故会有个别分开为不同历史般的错觉。

“拓跋国家”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例如北周、隋、唐等，不仅统治阶层相通，各别王室互相通婚，虽然会依发展、成长有所差异，但就连政权、国家的形态及制度也大致上相同。反而将其分开思考，甚至是较为不自然。若将从北魏开始的这个时代历史以“拓跋国家”时代做出贯穿性叙述的话，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所有事态。

然而，事实上在这里还有一个被隐藏的真相。就如同砺波护在《隋唐帝国与古代朝鲜》（《世界历史·六》，中央公论社，1997年）书中的明快叙述般，将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以载记另外统整，以“正统王朝”晋的附录般处理的《晋书》也全部都是在唐朝由国家编纂而成。非常谨慎注意地，关于南北朝这一段历史，在唐朝还依据个别王朝编纂了《梁书》及《陈书》（以上为南朝）、《北齐书》及《周书》（以上为北朝，事实上《隋书》也被视为此系列。在唐代并未将前朝的隋视为“统一王朝”，而仅将其当作北朝之一）。

这些正史全部都集中在从太宗开始到继任的高宗时代即唐朝初期编修完成。详细情况是太宗时期首先编撰所谓的的《五代史》也就是《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及《隋书》，公元646年时编纂《晋书》（以上在李世民时代完成的史书被统称为《六史》），接着高宗时期分别完成了《南史》及《北史》。从被视为中国正史的《史记》开始到《明史》为止的二十四史之中，占据三分之一的八个正史，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完成。

高宗这位如同影子般极其淡薄地存在的第三代皇帝之治世，基本上是在前任皇帝、父亲太宗留下的基业中继续。简单来说，就是以太宗李世民统治为中心完成了历史及正统史观，可说是在皇帝亲自主导下举国完成的计划。若在这层面来看，初期的唐朝政权可说是个具有异常高度历史意识的政权。

我们一般的想法，姑且先不论是否有所意识，几乎都是因袭了唐朝初期政权的这种“政府见解”。而且也有部分是不这样做不行。历史真的是以留下记录者为强。在明知这些因素下而不得不使用的历史研究中，自然而然地会有明确界限这一点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假设当初正史是以“拓跋国家”这个观念被编纂而成，不知会是什么样貌？关于这个，有问题的“五胡十六国”也是，若当初不是使用特意地将每个弱小政权分别列出为“十六国”等欺骗方式，而是将几个主要王朝、国家个别统括，并个别编纂适当的历史书籍的话，不知会变成什么情况？

以各别王朝记录的断代史，确实较难适用，在完成正确的正史这一方面也有些难度。但是只要换个想法就好。在当时对于正史一定必须是断代史的这一个规则，应该没有非常强烈意识（反而是在唐朝完成六种断代史的编纂这件事本身，决定了后代的这种观念）。而且，唐朝不是也写出《南史》及《北史》吗？

也许在这个情况，更加微妙的就是关于一连串“拓跋国家”前身之代国时期的记述。若将这个时期编纂为“代史”或是“代书”的话，“五胡十六国”等想法应该就不会存在吧！

但是，唐朝想要表明“真正的统一王朝只有唐”这件事。尤其李世民更是这种想法。不仅在中国史，就算是在世界史上也没有类似李世民般希望自己在后世留下完美形象的人。杀死兄弟并拘禁父亲而掌握政权（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确实是唐朝的实际创建者，虽然是这般具有能力的君主，但他在世时却持续地打造让自己成为明显地超越其实的明君形象。

有关3世纪中期到6世纪为止的东亚历史，我们是受限于唐朝，尤其是李世民的作为及述作之中。要将这个时期编纂而成的历史，直接当作当时的历史状况，是困难的。因为这是被一层薄膜覆盖的“历史”。

唐朝的正统史观，创造了《晋书》以后一系列的正史史书。在其过程中，唐王室尽其可能地淡化自己是“异族”鲜卑拓跋部出身这件事。大到从正史本身的架构，小到每个字的表现，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思考及留意。

在以《晋书》为首，于唐朝著作完成的正史中，尤其是关于非汉族王朝的部分，若认为该叙述内容是接近于个别王朝自身立场的事实及见解，就是太过于乐观主义了。尤其是以大分裂及大融合时代为开端的《晋书》，应该可以探讨当中被特意扭曲、删除的部分。在这当中，意义最为深刻而且因描述方式不同而有可能带来危险者，绝对就是关于刘渊及其建立的匈奴族汉朝这一部分。

不用说，最具人为意图的，绝对是没有被记录下的部分。没有留下记录，就完全没有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足以代替《晋书》之后由唐朝编纂之正史的文献资料，现在都没有被传承保存下来（其原因大多数是在于唐朝政府不承认由自己编纂而成的正史以外的历史，故采取弃置不理的方针。而且在后世正史及明朝的《永乐大典》等大型的国家编纂时，也经常性地会同时消灭其他史书、典籍及记录）。

直接一点地说，现在不得不将这些正史当作主要数据源这件事，实在非常痛苦。从一开始就承担了庞大的限制。在这些正史中的华夷思想本身，也许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初期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另一方面的现实历史中，就如同前述，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华夷之别的情况中展开。

现在，若要观察从3世纪开始的东亚历史，应该要说是持续约400年的跨越草原及中华框架，重整及合并的波潮。这是超越华夷的新国家运动。其结果之一，就是由突厥·蒙古族统治支配的“拓跋国家”，而唐朝则是最后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