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鲁迅

鲁迅(以笔代戈的“民族魂”)

鲁迅简介

鲁迅:鲁迅,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从小便立下救国之志。他早年去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希望医治大众的心灵,改变国民精神。1918年,他参加新文化运动,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鲁迅一直站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前列,以笔为武器,用独具特色的杂文同敌人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是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传记——

家世

在我国东部杭州湾的南岸,有一座美丽的城市——绍兴。1881年9月25日,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一个男孩降生了。最初,这个孩子起名儿樟寿,字豫山。后来因为“豫山”两个字的读音与“雨伞”相近,不好听,就改为豫才。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南京上学时又改为周树人。1918年树人在北京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署名鲁迅,从此鲁迅的名字便叫开了。

◎周敦颐雕塑

鲁迅的祖上原是湖南道州人,北宋著名道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在周敦颐的后人中,有个叫周逸斋的,起初务农,家境贫困。明朝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周逸斋带着两个儿子迁徙到绍兴城内竹园桥后,弃农经商,生活逐渐富裕。周逸斋就是绍兴周氏家族的始祖。周逸斋之后,又过了三代,到六世祖周韫山时,考中了举人,绍兴周氏才由商人进入封建士大夫阶层。七世祖名叫周乐庵,他在1754年由竹园桥迁居到覆盆桥。周乐庵及其子周熊占开设典当铺,赚了不少钱。于是,周熊占就在老屋附近,建起了两所宅院。其中一所在老宅的西边,称为“新台门”。鲁迅是新台门周家的子孙,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绍兴周氏的第十四代人了。

新台门是一所大宅院,这里的人们聚族而居。宅院的大门漆成黑色,临街。门两旁是一副对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继世长”。进了大门,是铺着石板的天井。再往前走,是一个大厅,厅门的上面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德寿堂”三个大字。厅门的两边又是一副对联,上联写“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下联写“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从大厅进去,是一方块天井,再往前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房,这就是鲁迅一家住的地方。

鲁迅的祖上是绍兴有名的大户人家,在清朝乾隆年间,拥有良田万亩,当铺十几所。就新台门这所宅院来说吧,它的全部房屋面积有一千一百多平方米,住了六个房族,鲁迅家不过是六个房族中的一支。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于族中一些人的生活越来越奢侈,开始卖田典屋,产业减少。不过,鲁迅所属的这一支家族,还是挺兴盛的,拥有土地三千多亩,当铺三四所。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军攻进绍兴,这个家族的煊赫局面才宣告结束。即使这样,鲁迅家庭仍然保持着小康人家的生活水平,有四五十亩水田以及一些店面房子。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字介孚,1871年中进士,选入庶常馆学习,称翰林院庶吉士。1875年年初,他学习期满以后,被委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他为人高傲,经常和上司顶撞。有一次,他和抚州知府顶起牛来。知府下不了台,就说:“这是皇上家的事情,你还争什么?”周福清却说:“皇上是什么?他有什么了不起!”知府对他这种大不敬的行为立即给以斥责,并上报了巡抚。结果,他只当了三年多知县,就被革了职,改当教官。他不喜欢这个职务,就往京城去等待机会。1879年9月,他被分发到内阁行走(即学习);直到1888年4月,他才被任命为内阁中书(一个以抄写为业的从七品京官)。

鲁迅的亲祖母姓孙,因病很早就死了。他的继祖母蒋氏,待人和气,对鲁迅也很疼爱,经常给童年的鲁迅讲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猫是老虎的师傅”、“水漫金山”等,都是鲁迅最喜欢的。

◎绍兴城内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考上秀才以后,却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因而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他虽然用封建的一套教育子女,但是从不打骂子女。不过,因为他经常心情不好,爱喝酒,有时还吸鸦片,好发脾气,所以,孩子们不喜欢接近他。有时,小孩子在外面受别人欺负,回到家里来告诉他,他就会问:“你先去欺负人家了吗?”回答说:“没有。”他又会问:“那么他为什么不来欺负我呢?”周伯宜主张人如果受欺负,就应当以强硬的态度对付;如果无端地去欺负别人,那是不应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打了败仗以后,周伯宜曾对人说:“国事艰难,我要把我的孩子一个送到西洋去,一个送到东洋去,学习本领,好为国家效力。”

鲁迅的母亲鲁瑞,娘家在绍兴的乡下,是清朝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举人鲁希曾的女儿。1880年她嫁到周家,共生育了子女五人,鲁迅是她的长子,次子是周作人,三子是周建人。鲁瑞待人宽厚,逢事有主见,还能够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鲁迅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侵入中国,清朝已经进入衰世。一切都在变化。就拿绍兴城里来说,既有衙门、庙宇和庵堂,又有尖顶的教堂和楼房;既有药店、当铺、杂货铺和油盐米店,又有照相馆;既有家学私塾,又有洋学堂。在大街上走着的人群中,除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外,还有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大变化中,在还能保持小康生活的家庭里,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一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从童年到少年,经历了由玩耍到学习的过程。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生活。

◎鲁迅在绍兴的故居

7岁以前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乐园和充满欢乐的伙伴。这个乐园就是他家后面的百草园。那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和紫红的桑葚。夏天来临的时候,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不时从草间飞向天空。此外,百草园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也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有时会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在一起,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幼年的鲁迅听人说过,何首乌根有像人形的,吃了可以成仙,于是他就常常拔它们起来。因为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以至于弄坏了泥墙,但却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百草园里,还有鲁迅喜欢的带刺的覆盆子,那些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好得多。

冬天到了,百草园又是另一番景象。树木光秃秃的,草也枯黄了,听不到昆虫的叫声。鲁迅感到很无味。但是,一下雪,可就两样了。有时候,他在这里堆雪人,塑雪罗汉,和一起来的小伙伴们打雪仗。尽管浑身上下都是雪,可是额上却沁着汗珠,头上冒着热气,脸也红红的。这是多么快乐啊!特别是雪下得很厚的时候,地上白茫茫一片,鸟雀们几天找不到食物。这时候,在百草园里扫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根短棍支起一面大筛子,筛子底下撒些米粒,短棍上系一根长绳,人在远远的地方牵着,不一会儿,鸟雀们就到筛子底下啄米吃。看到鸟雀们进到筛子底下了,把绳一拉,鸟雀就被罩在筛子底下了。罩得的鸟,大部分是麻雀,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样子很好看,就是性子急,养一夜就会死的。

用筛子罩鸟雀是鲁迅家里的一个帮工教给鲁迅的。这个帮工很内行,可是不知为什么,鲁迅使用这个办法,却很少能罩住鸟雀。

为什么我就罩不住鸟雀呢,它们明明进去了啊?”鲁迅焦急地用一种不解的语气问。

“少爷您太性急了,没有等它们走到筛子的中间去。”那个帮工这样回答。

“是啊,你的绳子拉早了,鸟雀们还没有全进去呢。所以,你费了半天力,总是一趟趟地白费劲,什么也没罩住。”那个比鲁迅还小两岁的帮工的儿子运水说。“来,我教你。”运水说着,就给鲁迅做起示范来。他让鲁迅拉着绳子,而他自己则扶着鲁迅的手。那个帮工跑过去把筛子重新支好。

百草园在鲁迅故居的后面,童年时,他经常在那里玩耍。

鸟雀们又飞回来了,而且还进到了筛子中间。“快拉绳子!”运水一边喊,一边帮助鲁迅把绳子一拉。这次,果然罩住了几只鸟雀,鲁迅高兴得跳了起来。

除了百草园给鲁迅带来无限的欢乐外,听长妈妈讲故事也是很有趣的。这在童年鲁迅的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妈妈是鲁迅家的保姆,年轻就守寡,便到鲁迅家里来做女工,大家都叫她长妈妈。她曾经给鲁迅讲过“长毛”(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故事。不过,在所有的故事中,美女蛇的故事给鲁迅的印象最深。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长妈妈带着鲁迅在屋前乘凉。望着满天的星星,长妈妈把鲁迅搂在怀里,给他讲起了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一个读书人在古庙里用功。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一边答应,一边四面看。只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就隐去了。这个读书人很高兴。谁知,第二天,古庙里的和尚见到这个读书人,表现出很惊奇的样子,说:“你的脸上怎么净是妖气呀?”读书人把昨天晚上的情况告诉了和尚。和尚说:“你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一个人面蛇身的怪物,能叫人名,倘若一答应,夜里就要来吃这人肉的。”读书人吓坏了,忙问和尚:“那该怎么办?”和尚不慌不忙地说:“没关系。我给你一个小盒子,你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枕头旁,保你高枕无忧。”这天晚上,读书人照和尚说的那样去办,不过,他还是睡不着。到半夜时,他听到窗外有刷刷的声音,好像风雨声。正当他吓得抖成一团时,只见一道金光从枕头旁飞出,窗外再也没有声音了。随后,那道金光又飞回到盒子里。天亮以后,读书人问和尚是怎么回事。和尚告诉他说:“那道金光是飞蜈蚣,它专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整死了。”这个故事使鲁迅有些害怕,听故事时身体直往长妈妈怀里靠。

“孩子,不用害怕的。以后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不答应他就行了。”长妈妈搂紧了鲁迅,同时这样嘱咐着。

长妈妈除了给鲁迅讲故事外,还讲了许多别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道理,这些也是鲁迅很感新鲜的。比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了,而要说“老掉了”;生了孩子或死了人的屋子里,不要走进去;饭粒掉在地上,应当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千万不能钻过去……最使鲁迅感到不解的是,阴历除夕的晚上,长妈妈郑重地对他说:“孩子,你要记住,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就要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千万别忘了,这是一年运气的事情,别的话不要说。说过之后,还要吃一点福橘。”第二天早上,鲁迅刚醒,只见长妈妈正在看着他。他像想起了什么,赶忙说:“阿妈,恭喜恭喜。”长妈妈一下子把他抱了起来,高兴地说:“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真是好孩子!”说着,她就把一瓣橘子塞进了鲁迅的嘴里,同时还嘟哝着:“一年到头,顺顺溜溜……”

到外婆家去走亲戚,也使童年的鲁迅感到很快乐。外婆家住在绍兴城外的安桥头,那是处于江南水乡中的一个偏僻而幽静的村庄。村前有一条小河,河里有许多捕鱼的船。看到田野是那么青翠,野花是那么美丽,特别是一阵风儿吹过,到处都是浓郁的清香,鲁迅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他和与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又蹦又跳,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就像鸟儿在高空中飞翔。

特别使鲁迅难忘的,是在那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和小伙伴们在大人的陪同下,坐着小船去附近的赵庄看社戏的情景。江南水乡的夜是宁静而美丽的,小船在河里飞快地行驶,发出潺潺的水声。船里的小伙伴,有说笑的,有嚷的,一片欢腾。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的清香扑面吹来,沁人心脾。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跳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不一会儿,鲁迅在船上就已经听到婉转悠扬的横笛声,看到了一闪一闪的渔火。当船驶进汊湾的时候,赵庄便呈现在眼前。鲁迅看见,戏台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就像在画中见过的仙境一样。当船离戏台更近的时候,台上已经显现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都在走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都是看戏人家的船篷。

鲁迅他们的船停在离戏台不远的地方,既听得到声音,也看得见动作。只不过戏台上总是小旦和老旦出场,咿咿呀呀的又总是唱,鲁迅觉得有些困倦。当他们看完一个穿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被一个花白胡子的人用马鞭打起来这一场后,就开船往回走了。离开赵庄,月还没有落,月光显得格外的皎洁。鲁迅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和初来乍到时候一样,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住了。吹到耳边的又是悠扬的横笛声。

和童年玩耍的欢乐生活相比,读书就不总是充满快乐了。鲁迅刚满7岁时,父亲就把他送进私塾念书了。这个私塾就设在鲁迅居住的新台门的宅院中。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一个叫周兆兰的远房叔祖父,孩子们都管他叫兰爷爷。这位叔祖父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等,都是鲁迅喜欢看的。因此,跟着这位远房叔祖父念书还是比较快乐的。后来,鲁迅又到也设在新台门宅院中的周子京的私塾念过书。周子京因为多次考举人不中,精神有些失常,他曾把“蟋蟀”解释为就是“虱子”,被全族人看不起。也正因为这个解释,鲁迅退塾了。

12岁时,鲁迅被送进绍兴城内著名的三味书屋念书。三味书屋离鲁迅的家并不远,出了新台门,往东走不上半里,再过一道石桥,就到了。那是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以后,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的是一只肥大的梅花鹿卧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塾师寿镜吾先生是个极正派、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第一次走进三味书屋时,对着匾和鹿行礼,算是拜孔子。第二次行礼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寿镜吾老人和蔼地在一旁答礼。鲁迅看到,寿镜吾老人长得高而瘦,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

三味书屋是晚清绍兴府城内著名私塾,鲁迅12岁至17岁在这里求学。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一般说来,白天是习字,晚上是对课。读书的内容大多是《四书》《五经》之类;方法呢,则是刻板地背书、听书、习字、对课。时间长了,鲁迅也觉得这些很枯燥。不过,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下寻找蝉蜕,还可以捉了苍蝇喂蚂蚁。所以,当鲁迅读书累了的时候,便也和其他学生一起到这里玩耍。

在一般的情况下,当鲁迅他们读书的时候,寿镜吾先生也拿起一本书来读。老先生念书通常是大声地朗读,有时还把头仰起,摇来摇去。在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有些学生就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鲁迅呢,则是趁机画画。他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地描下来,像习字时的影写一样。结果,《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他画了一大本。

在三味书屋,鲁迅读书是很勤奋和刻苦的。有一次,因为家里有事,他迟到了,受到了先生的批评。鲁迅感到很后悔,于是,他就在桌子的角上,用小刀刻上一个“早”字,以便警戒自己。从那儿以后,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鲁迅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他从七八岁开始,就曾在祖父的指导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还读了许多古典诗词。他感到,白居易的诗明白易懂,陆游的诗志高词壮,苏东坡的词笔力雄健,李白的诗思致清逸。在博览了中国的许多古籍,尤其是儒家的经典如《论语》《孟子》等书之外,鲁迅还看了许多笔记和野史。这些书给他增加了更多的知识,尤其是那些敢于反抗的仁人志士,使他神往而钦佩。

鲁迅最不爱看的书是《二十四孝图》。起初,一位长辈给鲁迅一本《二十四孝图》,那意思是希望他做一个孝子。鲁迅听说这是一本有图画的书,很高兴,谁知翻开一看,非常扫兴。特别是其中的两则故事,最使他反感。一个是“老莱娱亲”,讲的是年近七十的老莱子为了讨父母亲的高兴,竟然拿着儿童玩具“摇咕咚”,身穿五彩斑斓的童服,故意倒在父母的眼前,佯作婴儿啼哭,装痴做傻。鲁迅认为这是把肉麻当有趣,令人作呕。另一个是“郭巨埋儿”,说的是郭巨家里很穷,他为了养活父母,就在地上挖一个坑,准备把刚刚三岁的儿子埋掉。鲁迅认为这是以“不情为伦纪”的典型,其实就是谋杀儿童。后来他曾经说起看了这书的想法:“不但自己不敢再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的确,这样的书鲁迅读起来是非常痛苦的,以至于后来他再没有翻过这本书。

头脑风暴

百草园给童年的鲁迅带来了哪些乐趣?童年的记忆对鲁迅的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鲁迅在三味书屋都学到了什么?

苦难降临

1893年秋天,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家庭发生了一场大变故。这场变故,不但摧垮了鲁迅家庭的小康生活,结束了他家和平与安宁的局面,而且改变了鲁迅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3月,鲁迅的曾祖母去世,祖父周福清从京城告假回籍,办理丧事守孝。恰巧这一年的秋天,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和周福清同年考中进士,彼此认识。于是,亲友中有人建议,由几个家里有钱的秀才,凑了一万两银子,写成钱庄的期票,请周福清出面去贿赂主考官,买通关节,以便中举。这些子弟的人名中,有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于是,周福清就到了苏州,拜访了主考官。随后,他又命仆人陶阿顺前去送信,信中就有那一万两银子的钱庄期票。陶阿顺前去送信的时候,正巧副主考官在和主考官殷如璋聊天,殷如璋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便立即拆信,就吩咐打发来人先回去。陶阿顺是个老实而粗笨的人,他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回音,就嚷了起来:“信里有钱为什么不给回条?”殷如璋只好打开信,事情就这样败露了。周福清很快就作为案犯,被送往苏州府查办。

苏州知府王仁堪不想把事情弄大,就说犯人有神经病,替周福清开脱。可是,当时任苏州府发审的陈华汉和周福清虽是亲戚,却有夙怨,便乘机报复。他建议王仁堪据实参揭。结果,周福清被押往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由浙江审理后,呈报刑部。光绪皇帝颁发谕旨,要求严办。于是,周福清被定为“斩监候”,关在杭州府监狱中。

清代的“斩监候”是一种刑罚,意思是处以斩刑,先关起来,等候“秋决”的时候再处理。这样,周福清每年秋天都有被处死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鲁迅家不得不每年都花一大笔钱去买通关系。周福清在狱中监候了八年,鲁迅家也就通融了八年。鲁迅家哪有那么多钱经得起这样的通融,没办法,只好变卖土地和家产。就这样,鲁迅家一下子败落下来。

周福清在案发后,先是躲了起来,后来才去自首的。在他躲藏起来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朝廷的通缉,鲁迅全家人都惊恐不安。鲁迅父亲和这个案件有牵连,不仅不允许参加乡试,而且被拘捕审讯。虽然后来被认定无罪,但是他的秀才资格却被免去了。鲁迅父亲经受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终于一病不起。父亲看病又需要很多钱,鲁迅家不得不继续变卖家产,结果,家庭彻底败落了。

在鲁迅祖父最初被通缉的日子里,为了免受牵连,鲁迅和二弟躲到了外婆家。这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外祖母和两个舅舅在一起生活。鲁迅在外祖母家待了半年多。外祖母对他仍和往常一样,只是两个舅舅的态度变了,特别是舅妈,竟把他看作是乞食者。其他的一些阔亲戚也对他表现出看不起的样子。鲁迅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使他真正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不仅如此,鲁迅在农村居住的日子里,还看到因为地主逼债,贫苦的农民还不起债,走投无路,竟上吊而死。盐工们日夜干活儿,仍旧吃不饱饭,还要受到东家的鞭打。无依无靠的寡妇因为唯一的儿子被拐卖,整日哭泣,最后双目失明。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因为家里太穷,给不起嫁妆,被男家抢亲劫走。穷苦农民的悲惨生活,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曾回忆说:“我生长在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宁。”然而,最后鲁迅终于“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祖父投案后,紧张的空气趋于缓和,鲁迅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常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几乎天天如此。药店的柜台和他一般高,当铺的柜台比他高一倍。鲁迅从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者首饰,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回家以后,还需忙别的事情,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

◎鲁迅父亲像

最初给鲁迅父亲看病的是一位姓冯的中医。他来看病时,总是喝醉了酒,因而也就说了许多胡话,例如“舌乃心之灵苗”等等。其实他是一个庸医,看到鲁迅父亲吐血很厉害,他竟根据医书上“医者意也”的话,让鲁迅的父亲喝墨汁。他说血是红的,墨是黑的,黑色可以冲掉红色。后果是可以想象的,鲁迅的父亲吐血更厉害了,而且发生了水肿。这样的医生当然不能再请了。接着请的是绍兴的“名医”姚芝仙和何莲臣,他们名气高,要价高,开的药引也很特别。什么“蟋蟀一对,要元配,即本在一巢中者”;什么“甘蔗要经霜三年”。有一回竟开出了“平地木”。这些古怪的药引,可为难了鲁迅。为了找到元配的蟋蟀,鲁迅和他的二弟几乎翻遍了百草园的土块。至于“平地木”是什么,鲁迅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木匠,都摇头说不知道。最后还是问到见多识广的兰爷爷才算找到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父亲的病好转。1896年10月12日,鲁迅的父亲终于离开了人世,年仅37岁,而鲁迅这一年只有16岁。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田地都已经卖光,鲁迅的家彻底破产了。生活的穷困,加重了一家人的忧愁和凄凉。还有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族人的白眼和欺负。

那是父亲死后不久的一个秋天的下午,鲁迅本家的长辈们集会商议,要重新分配房产。一些人想趁周福清在坐牢,欺负这一房的孤儿寡母,分给他们的房屋又小又不好。鲁迅看清了这伙人的险恶用心,坚决不签字,并且强调必须要请示爷爷。结果,一些长辈就声色俱厉地给鲁迅施压,非强迫他签字,但鲁迅始终没有屈服。不过,这些深深地刺伤了鲁迅的心,他想象不到,族中竟有人这样的阴险和冷酷。鲁迅从此再没有天真的年代了,也没有了在孩子群中的嬉戏生活。

在鲁迅家庭败落的过程中,住在新台门的周家其他一些支系有的也破产了。鲁迅对这些看得非常清楚,并且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明爷爷的死。明爷爷是个读书人,可就是老考不上秀才。没办法,他就去教私塾,谁知又总是出错,对学生处罚也太狠。这样,私塾就教不成了。回到家里以后,又毒打孩子,以致两个儿子都离家出走了。这个老人非常孤独,生活又是那样贫困,结果他得了精神病,总盼着从地下挖出白银来,还真挖了几回,当然都落空了。他还常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嚷:“你这个不肖子孙!你这个不肖子孙!”一年夏天,正是最热的时候,这个老人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喉管,又在心口周围刺破了几个小孔,还把自己的衣服点燃了,烧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跑出院子,来到桥上,纵身跳到河中,嘴里喊着:“老牛落水了!老牛落水了!”明爷爷就这样死去了。

桐生是鲁迅的叔伯。他几乎不认识字,做什么都不行,也没有偷摸行为,就是嗜酒如命。有时借到一点钱,他宁可饿肚子,也要喝酒。他曾经到别人家的厨房里,向老妈子求爱,说:“你嫁给我,做我的老婆吧!”当然,他被人斥责了出来。他特别怨恨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生孩子就像下蛆,生下来就不管了。

生活在新台门的周家各族系的子弟,多少辈来,他们养尊处优,趾高气扬,而今相继败落下来。鲁迅对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从而也加深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了解。

1898年,鲁迅18岁。这时虽然他还是三味书屋的学生,实际上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上课,只是做些功课不时送给老师批改。这一年,清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废八股,兴学堂。改革之风也吹进了绍兴,随着绍兴城内中西学堂的建立,人们已经能够看到维新派办的报纸。1898年3月21日,鲁迅曾写信给他在杭州陪侍祖父的二弟,谈到同月13日出版的《知新报》第45册,载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南京的古称),瓜分其地,得浙英也。”这表明,鲁迅已经开始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担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关心祖国的命运。在自己的家庭面临苦难的时候,鲁迅有这样的思想,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在维新思想传播到绍兴的时候,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一些同窗学友,也纷纷结束了在三味书屋的学习,各自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有一些人,想去考科举;也有一些人,想去做生意;还有一些人,想去当伙计或“师爷”,这师爷,也就是幕僚。鲁迅想做什么呢?进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原来,鲁迅本家有位叔祖叫周椒生,是个举人,在南京水师学堂当管轮堂监督,就是轮机科的舍监。鲁迅的小叔父(祖父姨太太所生的孩子)伯生在1897年就考进了这所学校。鲁迅想进这所学校学习,倒不是为了当海陆军人,而是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费。

鲁迅做出这一决定是多么艰难啊!父亲已死,祖父还在狱中,兄弟又小,没有人可以商量。更重要的是,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一点钱来供他念书。母亲虽然认为念书是正道,但她不愿意儿子将来去当兵,可又没有钱,也只好同意鲁迅的决定。她变卖了仅有的一点首饰,筹集了8元路费,对鲁迅说:“绍兴有句古话,叫作‘穷出山’。今后的路就要由你自己去走了。”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这样,鲁迅决定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去。

南京的追寻

1898年5月1日,鲁迅离开了故乡,前往南京。这一年他18岁。

经过几天的航行,南京终于呈现在眼前。鲁迅乘坐的轮船停泊在下关码头。他看到的是一个古旧的大都市,滔滔东去的江水拍打着堤岸,冲刷着乌黑的码头。江中停泊着几艘外国军舰,军舰上的旗帜迎风摆动,格外引人注目。在离军舰稍远的地方,几艘外国轮船在慢慢行驶,好像正要出港,所以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汽笛的怪响。这些轮船驶过,船尾溅起白色的浪花。随着人群,鲁迅走上了码头。除了一些戴着白色礼帽的洋人外,这里更多的是衣衫破旧的码头工人,他们搬运沉重的货物,大颗大颗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在搬运工人的后面,有几家洋货店,码放着“摩尔登糖”和各种各样的洋货。鲁迅来不及细看这些,又随着人群,匆匆离开了码头,走上了一道高坡,也就是仪凤门。

仪凤门是南京的门户,鲁迅过去在书上见过,今天看到了实际的情况,觉得比书上的更加雄伟。过了仪凤门,就是江南水师学堂,也就是鲁迅想要求学的地方。江南水师学堂坐落在仪凤门和挹江门之间,是1890年洋务派官僚兴办的。学堂的大门两柱,一边写“中流砥柱”,一边写“大雅扶轮”,反映了当年洋务派官僚的期待。不过,水师学堂的建筑物却很不像样,只有一排低矮、陈旧的平房,周围长满了杂草。一根二十多丈高的桅杆和一个不知道有多么高的烟囱,矗立在地面上,算是学堂的标志。鲁迅看到这一切,虽然不怎么兴奋,却也不那么懊丧,终究这里吃住都不要钱,还可以读书,也可以了。

鲁迅身上这时候只有两元钱了。他先到叔祖周椒生处落脚。周椒生虽然是水师学堂的教官,但是思想却很保守。他认为自己的族孙来这个学堂求学,于祖宗的脸上是很不光彩的,所以,鲁迅一进他家的门,还没有一会儿,他就说:“‘豫才’这个名字你不要用了,今后不好进家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就叫‘树人’吧。”这样,鲁迅便起名树人。

不久,鲁迅就以“周树人”的名字报考了江南水师学堂,被录取后,分配在管轮班的机关科。他立即写信回家,好让母亲和弟弟们安心。

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人物,左起:康有为、光绪皇帝、梁启超。

鲁迅来南京的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等人的建议,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变法进行了103天,因为危及到了慈禧太后的利益,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杀维新派人士,囚禁光绪皇帝,变法失败。尽管如此,变法中所宣传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给寻求进步的青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一切也影响了鲁迅。

鲁迅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江南水师学堂就开学了。鲁迅满怀着希望走进了这所学校。起初,许多事情都使他感到很新鲜。学校里的那根桅杆,是供训练用的,人如果爬到顶上,近处可以看到狮子山,远处可以眺望莫愁湖。因为桅杆下面张着网,所以不会发生危险。还使鲁迅感到新鲜的,是学校里竟盖了一座关帝庙。鲁迅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是个游泳池,因为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便填平盖了庙。学校的课程设置,是六天的时间里,有四天学习英文,一天学习汉文,一天学习作文。学习英文用的课本是从印度搬来的;念的汉文和作文,则和过去在三味书屋时没有什么不同。

江南水师学堂又称南洋水师学堂、江宁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设,校址在南京下关仪凤门内,主要为南洋水师培养输送人才。

没过多长时间,鲁迅对这所学校的新鲜感就没有了,而且产生了厌烦心理。学校实行高压统治,校长称为总办,大堂上悬挂着军令,总办有权处置学生,严重的可以杀头。学校的等级十分森严,规定遇有缺额才能补入高一点的班次。待遇方面,相差也很大。鲁迅所在的三班生,卧室只有一桌一凳一床,床板也只有两块;而高班生的卧室里,却有二桌二凳二床,床板还是三块。就是走路,也不一样。高班生可以大摇大摆地慢慢走,并且把两臂张开,活像一只大螃蟹。走在他们后面的低班生的学生,尽管很着急,也不能往前走。吃饭的标准也不一样。早餐号一响,三班生就得赶紧快跑到饭厅,然后端正地把稀饭和萝卜条咽到肚里;而高班生可以在卧室里用早餐,有专人托着长方木盒把饭送来。午餐和晚餐的时候,高班生一桌六人,座位固定;而低班生却没有固定座位,需要自己去抢座。鲁迅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所在的三班受这样的待遇,觉得不能忍受。

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鲁迅受到了一次处分。事情是这样的:学校新来了一个派头很大的教员,他接触学生时,眼睛总是瞪得很大,装成学者的样子。有一次点名时,这个教员把“沈钊”同学的名字念成了“沈钧”,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后来,鲁迅和其他同学一样,都管这个教员叫沈钧。学校的总办知道了这件事,在两天之内,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再有一次小过,就要被开除了。怎么办呢?鲁迅决定离开水师学堂。

到南京的第一次追寻,竟是这样的结果,这是鲁迅所没有料到的。他的心情格外沉重,觉得自己还是太天真了。他感到了南京的严酷、寒冷和黑暗。他想起了临别时母亲告诫他的话:“穷出山。”于是,在离开水师学堂之后,鲁迅考进了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开始了新的追寻。

江南陆师学堂是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在1895年创办的,当时觉得铁路与陆军密切相关,所以就聘请了外籍教师,招收学生,专学铁路知识,以培养人才。后来,两江总督刘坤一听说南京附近青龙山蕴藏着丰富的煤,认为有利可图,就想训练一批开矿的技师,便把铁路与开矿合在一起,办起了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路学堂的地址在三牌楼附近,坐北朝南,面临妙耳山,离水师学堂不远,中间有一条小路可通。鲁迅考进矿路学堂后,因为学校聘请的德国教师还没有到校,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开学,所以,鲁迅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回绍兴老家探亲。

1898年12月中旬,鲁迅回到了绍兴。不久,四弟椿寿突然患病,气喘急促,经懂得中医的大舅父看过之后,认为已没法救治,第二天,四弟病逝,年仅6岁。母亲很伤心,鲁迅也非常难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后,在家又待了半个月,于1899年1月5日离开绍兴老家,返回南京,准备进入矿路学堂学习。

1899年2月,矿路学堂开学了。在这里学习的内容,比水师学堂多得多,有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这一切都使鲁迅感到非常新鲜。鲁迅学习这些功课很努力,他甚至把没有课本的几何、开方、八线、开方提要四种数学课本以及《地质浅说》一书的内容全部抄写下来。这些功课是他以前在三味书屋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正是这些功课,使鲁迅了解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矿路学堂的总办与水师学堂的总办也不一样,似乎开明得多。鲁迅入学的那一年,总办是懂得德文的钱得培。第二年,总办是俞明震,他在思想上倾向维新,甚至坐在马车上还要看《时务报》。对学习汉文的要求他也有独到之处。比如考试汉文时,他出的题目是《华盛顿论》,学校一些守旧的教员都感到莫名其妙,以至于向学生打听“华盛顿是什么人”。俞明震在学校里还设立了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进步的报刊,也能够看到刚刚翻译过来的外国新书,比如译载外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译学汇编》等。这时候,虽然变法维新已经失败,但是,社会上许多人还在谈论维新,鼓吹维新的书报也还在大量出版,看新书的风气在知识分子中已经形成。矿路学堂的这种气氛,使鲁迅非常满意。他常常到阅览室去读新书新报,感受那些陌生而新鲜的事物。慢慢地,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体会到追寻新事物所感受到的无比快乐。

在离矿路学堂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书铺,鲁迅在休息日经常到那里去看书,偶尔也买回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一个休息的日子,他又来到这家书铺。在翻阅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本《天演论》,打开一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帝恺撒来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下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仿佛一个神秘的境界展现在鲁迅面前,他完全被吸引住了,拿出平时积攒下来的钱,买了这本书。回到学校以后,有时间就读。书中的生物进化、生存竞争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鲁迅。鲁迅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激烈竞争,优胜劣败。中国如果还按照老一套方式,绝对不能生存下去。所以,要自强保种,挽救危难的民族。《天演论》打开了鲁迅的眼界,使他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

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义和团运动也遭到了镇压,八国联军进占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国家丧失了更多的财富和主权。鲁迅对这一切深感忧虑。他决心用自己的才智和热情,投入到挽救国家危亡的洪流中去。他为自己取了两个别号:戛剑生、戎马书生,还刻了印章。这意思是说,他要拔剑而起,投入战斗,有朝一日,为国捐躯。他还另刻了一方印章:文章误我。这表明他决心和封建的文化及教育决裂。被爱国热情激励起来的鲁迅,一方面认真读书,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一方面强健身体,练习骑术。他经常身穿青色短上衣、制服裤,跨上一匹骏马,飞驰前进。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皮破血流,仍继续上鞍。他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对于鲁迅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他的叔祖周椒生非常不满。有一天,他拿着一张报纸,对鲁迅说:“你这孩子有点儿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看。康有为那些人是想篡位,图谋不轨,怎么能学习他们呢?”鲁迅接过报纸一看,原来上面刊载的是顽固派许应葵弹劾康有为的文章。他只看了几眼,就把报纸扔在一旁了。

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在矿路学堂毕业。毕业了,上哪里去呢?他为出路问题感到茫然和忧虑。正在这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清政府的指令,要选择一些学生到外国留学,鲁迅在被选之列。于是,他便乘此机会,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追寻。这一年,鲁迅22岁。

成长词典

《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章翻译的,1898年正式出版。因为译者只取原书名的前半部,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称为《天演论》。这部书对当时国内鼓吹变法图强和提倡维新运动起过积极作用。

在日本弘文学院

1902年3月24日下午,一艘日本客轮“大贞丸”号从南京长江码头起航,开往日本。鲁迅等四名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以及学堂总办俞明震,就坐在这艘轮船上。汽笛长鸣,浪花飞溅。看着两岸的景物徐徐退去,鲁迅的心情难以平静。日本是怎样的一个国家?那里的学校和中国的一样吗?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发展?鲁迅对未来既感到陌生,又充满希望。

1902年4月4日,“大贞丸”号到达日本横滨。7日,鲁迅等人来到东京。十几天后,他们进入了弘文学院。

当时的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近代化,日益强大。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的清政府,认为日本仿效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自己可以学习日本,也能成功,于是便大批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弘文学院是专门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是著名的教育家。学校设有各种班次,以普通科为主,讲授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鲁迅进的是速成普通科,被编入江南班。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他们中既有像鲁迅这样从新式学堂毕业的人,也有从旧式学院以至私塾出来的人。这后一种人中,既有童生、秀才,也有拔贡、举人,还有进士。他们到日本来,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有的是在改革的风潮中赶时髦;也有的是想学点本领,回国后为清王朝效力;还有的则是纯粹来日本游玩的。不过,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人中,也有一些是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像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他们在日本办刊物,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宣传反清革命的道理。

日本当时正处于明治三十年代后期,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整体性的本质变化,相对来说文化比较发达。鲁迅处于这样的环境中,除了学习日语外,还广泛地从各方面吸取新的知识。他购买了不少日文图书,比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他还收集和阅读革命派和维新派出版的新书报,其中有《革命军》《新湖南》《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鲁迅如饥似渴地学习,陶冶了情趣,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寻求真理的意志。在这过程中,他认识了许寿裳。

许寿裳(1883年—1948年),浙江绍兴人,和鲁迅同乡。他在1902年9月,以浙江官费生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留学。进入弘文学院后,他被编在浙江班。他和鲁迅是邻居,经常见面,时间长了,逐渐熟悉,彼此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终于成了生死不渝的好朋友。

许寿裳,传记作家、教育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

中国留学生到达日本以后,大都还留着辫子。他们有的顶着学生制帽,高高耸起,好像一座日本的富士山;也有的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以后,头顶非常光亮;还有的故意把头发梳成小姑娘的发髻那样,为了表现与众不同,有时还要把脖子扭几扭,令人厌恶。这些梳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走在大街上,常常引起日本人的讥笑和辱骂。虽然鲁迅认为这些讥笑和辱骂可以编在我们民族的歌曲里,鞭策我们奋发图强,但是,他还是认为脑袋后面拖着一条辫子是一种耻辱。1903年2月,鲁迅不顾清政府派到弘文学院监督的警告,毅然剪掉了辫子。他是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

当天晚上,鲁迅来到了许寿裳的自修室,脸上流露出喜悦的表情。许寿裳一开始还不知道鲁迅为什么这样高兴,一细看,才发现鲁迅剪掉了辫子,不由得高兴地说:“壁垒一新!”鲁迅也举起手来在自己的头上摸了一下,向许寿裳笑,那意思好像是说:是的,从此以后壁垒一新,再不用为此烦恼了。

为了纪念这次断发,鲁迅特意去照了一张相,并在相片的背后题了一首诗,送给了自己的好友许寿裳。诗是这样写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许寿裳接到鲁迅的照片后,仔细地端详了好一阵子。他看到年轻的鲁迅仿佛在静静地沉思。翻看照片的背面,一首七言绝句映入眼帘,许寿裳随口把它翻译成了白话,并念出声来:

风雨飘摇的祖国像大山压顶一样暗无天日,

我对祖国的爱心就像中了爱神的神箭一样深沉。

尽管不理解也要托付寒星把这种爱转达给祖国,

为了她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

这是对祖国多么深沉的爱呀!这是一个青年人一腔炎黄之血的奔流!”许寿裳不由得发出慨叹,对鲁迅更加敬重了。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就看出了这所学校存在的问题。一天上午,学监大久保先生把同学们集合起来,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就到御茶之水(东京一地名)去拜孔庙。”鲁迅大吃一惊,心想:正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才到日本来的。难道在这里还要拜孔子吗。后来,鲁迅了解到,弘文学院有规定,每逢孔子诞辰,都要祭孔。尽管如此,鲁迅对学校的这种做法仍是非常的不满。

终于有一天,鲁迅和他的同学们与校方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原来,弘文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非常重视经济效益,为了多得学杂费,就滥收学生,而不注意教学质量。尤其令中国留学生不满的是,学校以孔孟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按孔孟思想安排课程,教学内容显得很陈旧。中国留学生多次向校方提出改进意见,都被校长嘉纳治五郎拒绝。1903年3月25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召集学生会十余名部长开会,公布了校方新制定的12条规定。在这些规定中,不但对学生们提出的改革意见不予理睬,而且又多收了许多费用,比如临时告假回国或暑假回国,都要交6元5角。学生会的干部尽管多次交涉提出更改,教务干事三矢却表示“绝对不改”。他还扬言,这是校长的决定,谁不同意,可以退学,学校绝不强留。

中国留学生们对三矢的态度感到非常愤慨,决定采取行动。3月27日,中国留学生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表示集体退学。第二天,鲁迅、许寿裳等五十多名同学就离开了学院,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受辱的尊严和抗争到底的决心。校方对这一切完全没有估计到,慌了,赶忙表示学校可以改良课程,也可以考虑接受同学们提出的要求。经过十多天的斗争,中国留学生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学潮中,鲁迅始终站在了斗争的前列,表现了决不妥协的精神。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革命党人反对清政府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受这些斗争的影响,鲁迅的反清思想也很强烈。1903年10月,他参加了“浙江会”。这是一个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宗旨的革命组织,总部设在浙江省杭州市,参加的成员大部分是杭州求是书院追求革命的师生。1904年10月,由“浙江会”发展而来的“光复会”正式成立,鲁迅成为其中一员。

从1903年开始,鲁迅在弘文学院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翻译和写作。当时,许寿裳是浙江留学生刊物《浙江潮》的编辑,他经常向鲁迅约稿,鲁迅便成了《浙江潮》的撰稿人。在这一年6月出版的《浙江潮》第五期上,发表了鲁迅的两篇译作,一篇题名为《哀尘》,另一篇题名《斯巴达之魂》。

◎在日本弘文学院上学时的鲁迅

《哀尘》是鲁迅翻译的法国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个故事,内容叙述的是雨果1841年亲眼目睹一个女子被迫害的遭遇: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一个无赖少年绅士无端用雪球戏弄一个穷苦女子,这个女子不得不自卫时,警察走了过来,不顾是非,公开袒护有权势的无赖少年,判处被欺负的弱女子禁六个月。雨果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鲁迅在翻译这篇短文时,融入了自己鲜明的爱憎,把那无赖少年看作是凶神恶煞,而对穷苦的女子则满怀同情。这篇译作反映了青年鲁迅对被压迫的苦难的人的深切同情。

《斯巴达之魂》兼有翻译和创作的成分。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时,正是俄国政府想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并致函清政府敦促坚决抗俄。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描写了斯巴达勇士以300人和波斯王几万侵略军苦斗,最后全军死难,仅有一人因病休养,没有参加战斗,得以生还。这个人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因为他没有为国家战死而感到羞耻,对他说:“活着回来的人不是我的丈夫。”妻子鼓励他重返前线,为国杀敌。这篇感情激越的文章,表现了青年鲁迅对祖国兴亡的热切关怀。

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翻译的两本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翻译科学小说,在鲁迅这一时期的著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科学小说在日本非常盛行,鲁迅喜欢科学,所以也就喜欢科学小说。他为了介绍科学知识,便从翻译科学小说入手。他先后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等。在翻译这些科学小说的时候,鲁迅特别注意形式的新颖和语言的活泼。有时,他采用章回体;有时,他用白话文。除了翻译科学小说之外,鲁迅还撰写科学论文。1903年10月,他发表了《说镭》一文,及时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这一最新的科学成果。不仅如此,他在文章中还说明,科学的发现是有继承性的,除了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外,还需借鉴前人的科学成果。如果没有X射线的发现,也就不会有镭的发现。

鲁迅撰写科学小说和发表科学论文是有明确目的的。他希望中国人通过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使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祖国强大起来。1903年,鲁迅还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与别人合编了《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参加在东京上野召开的浙江特别同乡会之后,为了响应会议的号召,支援祖国护矿斗争而写的。鲁迅在文章中歌颂了祖国的广袤和美丽,揭露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特别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青年鲁迅的爱国心,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啊!

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非常景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喜欢读鼓吹革命的文章,比如章太炎的诗文、邹容的《革命军》等,并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这时已经认识到,要革命必须反对清政府,为此就应当唤起民众。怎样唤起民众?中国的国民存在什么问题?这是鲁迅经常考虑的问题,并且不断地和好友许寿裳探讨。有一天,上完课之后,两人又讨论起来。这一次,他们讨论的具体问题是:怎样才算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在哪里?

“怎样才算是最理想的人性呢?”鲁迅问许寿裳,许寿裳答不出。鲁迅想:这个问题是不好回答。世界上有那么多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描绘过多少理想人性的蓝图啊!究竟哪一个是最好的呢?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鲁迅没有等许寿裳回答,自己就先说了出来:“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诚’和‘爱’。”鲁迅也许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了这一答案,他并没有举出什么实例。许寿裳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两个朋友相互间太了解了。

中国国民性中缺乏诚和爱,病根在哪里呢?”许寿裳没有等鲁迅说出,自己就抢先说了出来。他认为,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和清朝满族人的统治是最大的病根。对此,鲁迅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们今天看来,这个看法是很幼稚的。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残酷的阶级压迫,才是使一些中国人情感变得冷漠的病根。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是非常清苦的。清政府每月发给的官费只有36元,其中每月必须交28元的学杂费,再除去衣食所用,只有3元零花钱,仅能买些零食和香烟。但是,鲁迅并不认为自己很苦,他已经习以为常了,特别是紧张的学习生活使他感到很充实。

为了增强体质,将来报效祖国,鲁迅除参加社会活动以及紧张的学习之外,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他经常和许寿裳一起去柔道馆,参加日本传统的体育活动。他穿着白色的柔道服,在柔道馆里拼搏、摔打,给许多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按规定,他应当到东京的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是,鲁迅不愿意学工,他决定去学医,这样,便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仙台学医

1904年9月,鲁迅来到仙台,进入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这一年他24岁。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正门

鲁迅为什么学医呢?他自己曾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当然,鲁迅学医也有一些具体原因。当时,他了解到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帮助,而正是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中国要富强,也必须维新,而新的医学对于维新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鲁迅还想:学成医之后,平时可以救治像他父亲一样的被误病人的疾苦,战时可以去当军医,而且还可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走医学救国、救民之路,也就是走科学救国之路,这就是当时鲁迅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鲁迅向有关人员提出了申请。根据鲁迅的请求,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联系,很快得到了该校校长山形仲艺的答复,鲁迅可以免试入学。在此之前,仙台医专没有招收过中国留学生,鲁迅的到来,就成了仙台的一大新闻,有几家仙台地方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仙台是东京北边一个不大的市镇,工商业不发达,当时还很偏僻。仙台医专原是日本第二高等学校医学部,1901年,从“二高”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专门学校。鲁迅来到仙台之后,住在片平町五十二番地的佐藤客店。店主佐藤喜东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客店周围的景色还是不错的。鲁迅站在自己住的二层楼房的屋里,放眼望去,广濑川像一条白带,流向远方。在川的那一面,是高高耸立的向山和爱宕山,山上全是绿色的杉松树。在杉松树之间,有一座朱红色的寺院,显得十分幽静。回过头来再看客店的小院,长着一棵大榉树,树上缠满了藤萝,树下则有许多灌木和杂草。不过,客店的住宿条件比较差。因为旁边是一座监狱,客店要包囚犯的伙食,经常是人声嘈杂。学校觉得鲁迅是一个留学生,住在这样的客店里不合适,店主佐藤老人也觉得过意不去,于是,没过多久,鲁迅就搬到了离监狱较远些的新客店里。当鲁迅搬走的时候,佐藤老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把白壳短刀送给了鲁迅作纪念,鲁迅怀着深厚的感情,收下了这一象征着中日友好的礼物。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全日制学校,所设的课程比较多,有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伦理学、德文、物理、化学、体操等。其中,解剖学和伦理学两科名词都使用德语,有时还用拉丁文,而拉丁文必须死记硬背。不仅如此,学校有两天是从早晨7点钟就开始上课了,学习的紧张可想而知。此外,这所学校没有教科书,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也很少,全靠学生上课记笔记。这样,就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鲁迅对这种紧张的学习气氛还能适应,他听讲很认真,笔记也记得很整齐。

在仙台医专,鲁迅认识了许多老师,也听了许多新鲜的讲义,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教骨学和解剖学的先生。

那是上骨学第一堂课时,教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黑瘦的老师,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摞大大小小的书。他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说:“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严九郎

一些留级的学生不免笑了起来,然而藤野先生不顾这些,接着就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他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就是介绍这一门学问的著作。其中,有几本线装的,是翻刻中国的译本。

藤野先生是鲁迅所在班级的副班主任,是个很勤奋的学者,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他对于鲁迅,除了严格要求外,还特别地关心、照顾。这也许同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有关。上了一个星期课以后,有一天,他派助手把鲁迅叫去了。鲁迅来到研究室,藤野先生正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进行研究。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藤野先生问。

“可以抄一点。”鲁迅回答。

“拿来我看!”

鲁迅交出了自己所抄的讲义,藤野先生收下了。过了两三天,藤野先生的助手把讲义退了回来,还带来了藤野先生的话: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鲁迅把讲义打开时,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鲁迅的讲义已经从头到尾都用红笔改过了,而且增加了许多遗漏的地方,甚至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作了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藤野先生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有一回,藤野先生把鲁迅叫到了他的研究室,翻开鲁迅笔记本中的一幅图,是下臂的血管,和蔼地说:“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当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还有一回,那是新学期的开始,藤野先生担任的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解剖实习了大概一个星期,藤野又叫鲁迅去了,用极有抑扬的声调很高兴地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笔记,上有藤野先生的注解。

藤野先生就是这样关心爱护着鲁迅。他曾说:“异国留学生仅周先生一人,且系从邻邦中国来的留学生,故对其与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用功之方法,日语之说法,笔记之写法,均不揣微薄,为使其可安乐度日,尽可能提供了便利。”藤野先生的体贴和帮助,给了鲁迅很大的鼓舞,也使他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友情。

第一学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在142个同学中,鲁迅考了第68名。这虽然是中等的成绩,但是对于一个外国留学生来说,也算是不错了。不料,这却引起了一些心胸狭窄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他们认为是藤野先生把试题泄露给了鲁迅。一天,鲁迅同级的学生会干事来到了他的宿舍,说要借他的笔记看一看。鲁迅拿出了笔记本,这个人只翻了翻,就走了。没过几天,鲁迅就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开头就是:“你改悔了吧!”

◎鲁迅留学日本时的肖像

鲁迅知道,这是基督教《新约》上的句子,是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最近引用过的。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托尔斯泰就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开头就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严厉斥责他的不逊,日本青年也很愤然,然而暗地里却受了他的影响。匿名信的内容,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的,所以才有这样的成绩。

看了这封匿名信,鲁迅又想起了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上一个圈。鲁迅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但是没有介意,现在他才悟出那个字也是讥讽他的,好像是说他得了教员泄露出来的题目。

鲁迅没有向这种挑衅示弱,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藤野先生,在一些友好同学的帮助下,向挑衅的人进行了反击,迫使他们道歉。尽管如此,鲁迅还是深切地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非常痛苦,也非常激动,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而且是对自己国家的侮辱,对自己民族的侮辱。自己的国家目前还很落后,所以在那些侮辱者看来,自己得这么好的成绩也是不可能的。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才能使你的儿女在世界上挺起胸膛?鲁迅的眼睛湿润了。

这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使鲁迅难以忘怀的事情。那是到仙台的第二年,中川教授教细菌学。他采用幻灯片教学法,细菌的形状全用幻灯片来显示。每当一段教完,他还放映一些时事幻灯片。有一次放映的是俄日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日本抓到了一个俄国奸细,这个奸细是中国人。当日本军人枪毙这个奸细的时候,幻灯片中围观的一群中国人竟然无动于衷,而看幻灯片的日本学生则发出了“万岁”的喊声。

鲁迅愕然了。他感到愤怒、屈辱和悲痛。他立即离开了教室,以后许多天心情都难以平静。他吃饭不香,睡觉不稳。有时他离开学校,走进山林,躺在草地上,眼望蓝天,静静地想:祖国的山川不也是这么美吗?祖国的天空不也是这么蓝吗?可是,就因为清朝的腐朽统治,国家衰弱到了极点,人民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那样愚昧、落后和麻木。应当怎样拯救祖国?应当怎样教育国民?靠维新改良走日本人的路能救国吗?靠医学能医治国民的愚昧和落后吗?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对,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改变人们的思想。用什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文艺。”鲁迅想到这一点,顿时觉得豁然开朗。这以后,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这一年放春假的时候,鲁迅回到了东京。东京曾名江户,是明末著名学者和爱国志士朱舜水(1600年—1682年)晚年居住的地方。清朝入关以后,朱舜水曾奔走于浙、闽沿海及日本、安南(今越南)等地,从事抗清活动。失败后,流寓日本长崎,后移居江户。他在日本二十多年,始终穿明朝衣服,讲学授徒,很为日本人所敬重。到东京后,鲁迅特意参观了朱舜水的故居,瞻仰了他的遗物。朱舜水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使鲁迅很受感动,他的民族感情更加炽热了。

迅很受感动,他的民族感情更加炽热了。

离开了朱舜水的故居,鲁迅就去了许寿裳的住所。

“我要退学了。”这是鲁迅看见许寿裳后说的第一句话,语气非常平静。

“为什么?你不是学得很好吗?是不是见异思迁了?”许寿裳惊奇地问。

“我想学文艺。中国的呆子,医学是不能治好的。”鲁迅进一步解释说。

许寿裳很了解好朋友的心情,对鲁迅新的决定表示支持。

鲁迅又从东京回到了仙台,到第二学年终结的时候,来到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告诉他自己将不再学医学,并且决定离开仙台。藤野先生有些难过,似乎想说话,又没说出来。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鲁迅看见藤野先生有些凄然,就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藤野先生叹息说。

鲁迅临走的前几天,藤野先生叫鲁迅到他家里去,送给了鲁迅一张照片,后面写了“惜别”两个字。藤野先生还说,希望鲁迅也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恰巧那时鲁迅没有照片,藤野先生就说,将来照了寄给他,并时时通信告诉他今后的情况。

对藤野先生,鲁迅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后来,他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自己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并且写文章这样追念他:“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放弃医学、改学文艺的决心下定之后,鲁迅向清政府驻日学监李宝巽提出了退学申请,得到批准。1906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仙台,来到了东京,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

刨根问底

鲁迅为什么要弃医学文?

从一次放映的俄日战争的时事幻灯片中,鲁迅看到日军枪毙一个中国人时,围观的一群中国人竟然无动于衷,这使他“医学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所以他决定弃医学文,要用文艺来唤醒民众,拯救危难深重的祖国。

包办的婚姻

鲁迅来到东京以后,住在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公寓里,学籍则放在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仍然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领取清政府的官费。鲁迅的德文原有一定基础,现在想通过进一步学习德文,了解西方的文学。他满怀信心地开辟着自己新的事业,谁知,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情。

原来,绍兴老家连着来了几封信,说是他的母亲病了。鲁迅很爱自己的母亲,所以知道这个消息后很着急,赶忙料理完手中的事情,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当他回国返家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家门内外张灯结彩,出出进进的人们脸上都挂着笑容。鲁迅惊呆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母亲要给他办婚事。新娘就是远房叔祖夫人蓝太太的内孙侄女朱安。

鲁迅的母亲为什么这么快给儿子办婚事呢?因为她听到了谣言。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同乡告诉她说,在日本东京的大街上看见鲁迅了,正和一个日本女人领着孩子散步,鲁迅可能结婚了。鲁迅的母亲一听,急了,这怎么行呢?鲁迅早已经订婚了呀!所以,她就给鲁迅写信,称自己有病,把鲁迅骗回来结婚。

其实,和朱安的婚事,鲁迅是不满意的。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和朱安订婚大约是在1903年,当时,鲁迅22岁,朱安25岁。在那个时代,女子十五六岁便出嫁,20岁结婚就算晚的了。可是,朱安这么大了还没有出嫁,原因就是才貌不太好。朱安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家就在绍兴城内丁家巷,平时家里人都管她叫“阿安”、“安姑”。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特别是母亲,没有了丈夫,生活比较凄苦。这时候,蓝太太的大儿媳妇谦少奶奶和鲁迅母亲住同院,两家只有一墙之隔。每天早晨,谦少奶奶都给鲁迅母亲问安,时间长了,两家关系处得挺好,鲁迅母亲很喜欢谦少奶奶。谦少奶奶出于对鲁迅母亲的关怀,就介绍了婆婆的内侄孙女阿安来给鲁迅母亲当大儿媳妇,让老人有个贴身的陪伴。鲁迅母亲当然很高兴了,就和朱家订了婚约。

◎鲁迅的第一个夫人朱安

鲁迅没有见过朱安,他的母亲见过。那是在1899年5月14日,鲁迅正在南京上学,周家曾撑着两条船去夹溏看戏,当时男女分开坐。在女的这一条船上,有鲁迅母亲、蓝太太、谦少奶奶,此外还有朱安。鲁迅母亲也许那时就看上了朱安,所以后来谦少奶奶一说,鲁迅母亲就同意了。鲁迅听母亲说过朱安的情况,不识字,没文化,小脚。他曾对母亲说,让朱安放足,读书。但是,朱安家没有采纳。鲁迅也曾写信给母亲,表示自己反对这门婚事,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但是,鲁迅母亲头脑中旧习俗很深,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特别是姑娘会不好嫁出去了,便托族人写信规劝鲁迅。鲁迅考虑到母亲的意见,思想很矛盾。所以,鲁迅就一直拖着这门婚事。现在,由母亲一手操办,要结婚了,鲁迅又能怎么样呢?

婚礼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由于鲁迅的坚持,婚礼进行得比较简单。除了三台门的本家,很少有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儿也不热闹。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什么拜堂啊,拜长辈老人啊,闹洞房啊等等,这些都有。婚礼进行的时候,鲁迅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任人摆布,好像在完成什么“婚礼作业”。五六天后,他就离开家乡,重返日本东京了。

◎鲁迅母亲鲁瑞像

鲁迅既然不爱朱安,为什么又接受这桩婚事呢?这主要是对母亲的顺从。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鲁迅感到自己还不知什么时候死呢,既然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吧。自己远在国外,尽不了孝,那就让“妻”来承担吧,也算自己尽了一点孝心,多少有点安慰。此外,当时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仍然是父母主宰子女婚姻的时代。即使是最慈爱的父母,也觉得操办儿女的婚姻是家长的权力。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强大的习惯势力。鲁迅爱自己的母亲,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活,理解母亲内心的寂寞,所以也就同意了母亲操办的这门婚事。后来他曾说,自己结婚是“母亲娶儿媳妇”。

鲁迅还特别喜欢这样一首诗:……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吧!”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从鲁迅喜欢这样一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他内心中的苦涩。

鲁迅虽然不喜欢朱安,但是,他知道朱安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她对这个婚姻不应负任何责任。鲁迅曾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又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正因为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同朱安保持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和恨,也没有快乐和争吵。由于鲁迅长期在外地,所以他同朱安实际上是分居生活。1919年,鲁迅39岁了,他在北平(今北京)买了西直门内一所房子,才把母亲和朱安接到北平。到北平后,他们也不住在一起,一人一间屋。每天早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噢”一声。吃饭的时候,又是一声招呼和一个轻微的回答。晚上睡觉前,朱安到鲁迅房间里问一声:“门关不关?”鲁迅照例回答一句。

平心而论,朱安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性情温顺,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平和地对待一切。她是个贤良的女子。对于鲁迅的冷漠,她默默地接受。只有一次,她说出了这样的话:“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她也有哀怨,对鲁迅还是怀着情意。以至鲁迅去世以后,她仍然守在鲁迅母亲的身旁,终身陪伴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在鲁迅的母亲辞世后,朱安还对人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婆婆怎么说,我怎么做,决不违背。……”

正因为朱安也是旧礼教的牺牲者,鲁迅对朱安的人格是很尊重的,平等地对待她,尽管产生不了爱情。在北平居住期间,鲁迅总是和母亲及朱安一起吃饭,吃饭的座位是固定的,母亲坐在靠旁门的一方,朱安坐在鲁迅母亲的对面,鲁迅则坐在另一面。

鲁迅母亲后来对这门婚事也感到懊悔,她曾说:“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鲁迅虽然结婚了,实际上仍然过着俭朴的独身生活,就是在严寒的冬天,他也只是穿着单裤。他对人说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能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棚或棕棚,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反而被生活所累了。”

是啊,鲁迅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把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由母亲包办的封建婚姻,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才逐渐被冲开,发生了大的变化。

为了祖国的新生

鲁迅结婚后没有几天,就回日本继续留学了,和他搭伴而行的,有二弟周作人和另外两个同乡。

鲁迅到了东京以后,起初仍然住在伏见馆,第二年春天,搬到了本乡区东竹町中越馆。1908年春天,许寿裳在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准备去欧洲留学,他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庭院广阔,花木繁茂,原是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考虑到费用太贵,许寿裳就拉了几个朋友合住。鲁迅也搬了进来,总共是五个人,宅名就叫“伍舍”。鲁迅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直到回国。

◎孙中山

鲁迅这次回到东京,深切地感到东京已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的活动中心,孙中山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来,早在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几百人前往横滨迎接。8月,孙中山来到东京,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发表演讲,听众多达几千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创办《民报》,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热情,民主革命的思潮在留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05年底,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留学生规则,说什么学生不能参加政治集会,企图配合清政府破坏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将近1万人开始罢课,表示抗议。12月8日,陈天华投海殉国,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学们坚持斗争。在一次集会上,同盟会会员秋瑾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进行反清斗争。她还从靴子中拔出一把倭刀,插在桌子上,慷慨激昂地说:“如果有谁回国后投降满虏,卖国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许多留学生表示要和清政府斗争到底。

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员就发展到1万多人。当时的形势真是革命风潮一日千里,进步之快,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

鲁迅到了东京以后,就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以前,他就曾被人称为“革命党的骁将”,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现在,他更加意气风发地参加了新形势下的斗争。

鲁迅和许多革命党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住处就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鲁迅结识的革命派人物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其中,陶成章(1878年—1912年)来鲁迅的住处最勤。陶成章字焕卿,曾被推举为光复会副会长,和鲁迅同乡,也是浙江绍兴人。他经常来往于日本、南京、上海等地,联络会党和同志,进行革命活动。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腰间缠条草绳,再穿一双草鞋,在乡间的小路上奔波不止,一天能走上几十里。对于这样一位同下层群众有着广泛联系的革命者,人们都戏称他是“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样称呼他。陶成章到鲁迅这里来,谈的大多是哪里又造反了,哪里又暴动了,而且是一边说一边比画,一副活灵活现的样子,情绪非常激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许多会党的文件,托鲁迅代为保管,以免让日本警察搜去。在这些文件中,有空白票布,布上盖着印章。其中有一个是红缎的,叫作“龙头”。陶成章和鲁迅开玩笑说:“给你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怎么样?这可是将帅级的啊,能够自开山堂的。”鲁迅也开玩笑地说:“行啊,那我就成了老大哥了。”玩笑中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信赖,他们都把对方看作是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

光复会1904年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上图为光复会主要成员的合影。

1907年7月的一天早晨,鲁迅从报纸上知道了徐锡麟起事失败被杀的消息,心情非常悲痛。徐锡麟(1873年—1907年),浙江绍兴人,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他曾想进日本陆军预备学校学习,没有成功。1906年春天回国后,筹资捐了候补道,办巡警事务,以掩饰革命活动。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随即自己也被捕遇害。没过几天,又传来了秋瑾女士在绍兴被杀的消息,鲁迅悲痛万分。秋瑾(1877年—1907年)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也是浙江绍兴人。她1904年去日本留学,先后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回国以后,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分头准备起义。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被涉及。这时有人劝她离开绍兴,她不肯,说:“革命总有人要流血。”最后,反动派在绍兴轩亭口杀害了她。

鲁迅这时不仅和许多革命党人有密切联系,而且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为了祖国的新生,鲁迅进行着认真的思考,希望通过文学,唤醒国民的觉醒,使国家强大起来。

于是,鲁迅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商定,要办一个文艺性的刊物。鲁迅亲自为这个刊物取名《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他还设计了封面,选好了插图。但由于种种原因,《新生》刊物夭折了。

尽管筹办《新生》像一场梦似的幻灭了,但是,鲁迅并没有灰心,继续着这方面的探索。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和翻译。这期间,他的思想日益成熟,文笔也越来越精练。

◎秋瑾

1907年到1908年间,鲁迅先后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河南》杂志是留日的河南学生创办的刊物,1907年12月出版第一期,主编是刘师培。鲁迅应约给《河南》杂志第一期写的文章名字叫《人之历史》。这是一篇关于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想要说明的是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不断演变过程,人就是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逐步进化,最后从类人猿变来的,并不是神创造的。鲁迅企图通过科学的介绍,让中国人认识人类进化的法则,从而战胜那些陈腐的、阻碍祖国新生的力量。

1908年,鲁迅又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科学史教篇》发表于1908年6月,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变动中,物质性的科学技术与精神性的社会思想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鲁迅在文章中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种推动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然而,科学技术本身的推动力则是精神的力量,是人的精神、理想等推动了科学的发展。鲁迅认为,要救中国,除了以科学为先务外,还应当重视精神的力量。

《文化偏至论》发表于这一年的8月,是一篇社会政治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强烈地指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数。中国要想立国,就必须先立人,必须使国民的个性觉醒起来,精神振奋起来。

鲁迅特别重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认为文艺在思想启蒙中有着重要作用。为此,他在这一年的2月至3月期间,写了《摩罗诗力说》。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热情地介绍了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兹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诗人。鲁迅认为,这些人是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精神战士。中国为了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压迫,也需要这样的精神战士。

以上几篇文章,反映了鲁迅早年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鲁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因此不应当顽固保守。这些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启发国民的觉悟,鲁迅在1908年翻译了大量外国的文艺作品。这是他和周作人一起进行的。他们重点翻译的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尤其是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的小说。此外,也介绍了一些俄罗斯的作品,这些作品揭露了沙俄统治下社会的黑暗。鲁迅想通过翻译这些外国作品,引起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的思想共鸣,以医治国民精神中的衰颓。后来,这些作品大多被收入《域外小说》中。

1909年2月,《域外小说》第一集印出,总共印1000本。6月间,第二集又印出,总共印500本。由于销售量不多,第三集就没有再印。两集共收外国小说16篇,其中,《谩》和《默》两篇,是鲁迅特别针对中国国民性中缺乏“诚”与“爱”而选译的。

◎《域外小说》书影

《谩》描写了一个男青年真诚地爱着他的恋人,而他的恋人却背叛了他,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失恋后的男子非常悲愤,也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欺骗,大声喊着“诚”来救他,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回应。《默》刻画了一个牧师的凶恶形象。牧师伊各那支带着冰冷的心,逼死了自己的女儿;他的妻子因为女儿死了,不胜悲痛,最后成了一个沉默的人。牧师从此处处遇到沉默的报复,以致疯狂。

1908年夏天,鲁迅还直接听了章太炎讲课,学习音韵学等知识。章太炎(1869年—1936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1906年他被孙中山派往日本,主编《民报》。鲁迅对章太炎特别敬重,爱读他的文章,在思想和文字上也深受他的影响。由于章太炎女婿龚未生的介绍,章太炎同意给鲁迅等人讲授《说文解字》。鲁迅等八人编为一班,讲课的地点就在《民报》社里。这一年的7月21日,星期天,章太炎讲了第一课,以后每个星期日的早晨,鲁迅他们都前往听讲。在一间小屋里,师生围着一张矮桌,席地而坐。章太炎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非常随便。从早晨8点钟到中午,整整四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章太炎先生学识渊博,口才又好,还很幽默。比如他讲到“尼”字,就拉扯上孔丘,故意叫“尼丘”,以表示讽刺。听讲时鲁迅精神很集中,不怎么提问。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章太炎听后表示: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他还举了例子说明。鲁迅当时没有说什么,下了课他对友人说:“先生解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这反映了鲁迅爱师求真的态度。

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以后,在日本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过着很清苦的生活。他的服装十分俭朴,只有单、夹、棉三套衣服,另外还有一件外衣。在东京的这几年中,这三套衣服轮着穿。棉被也只有两床,一个铺着,一个盖着。盖的被子冬天还行,到了夏天,因为太厚就不能用了。据同时和鲁迅一起在东京留学的人回忆,那时的鲁迅,无论走到哪里,穿的都是布制和服那一套:打鸟帽,和服系裳,除了脚下的皮靴之外,看上去就像日本的一个穷学生。

不过,鲁迅的精神生活是很充实的。他每天工作、学习到很晚。他学习德文、俄文,学习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翻译介绍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每个星期天他还要到章太炎先生那里去听课。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他就去书店,用口袋里不多的钱,买回自己喜欢的书籍。这时候,他就会和好友许寿裳一起,拍着空衣兜,笑着说:“又穷落了。”

鲁迅在日本总共生活了七年时间,特别是后三年,他为了祖国的新生,弃医学文,进行着认真的探索。这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在1906年他重返东京以后,既置身于革命的大潮之中,又能潜心文艺,走一条救国先治心的艰辛道路。鲁迅相信,无声的祖国那令人窒息的沉寂局面总有一天会被打破。

正当鲁迅积极探索祖国新生道路的时候,1909年6月,鲁迅不得不打消了留在日本从事文艺工作以及去德国继续深造的念头,返回祖国。鲁迅的回国,是因为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周作人要结婚,家用开支太大,周作人和留在老家的母亲都希望鲁迅在经济上对他们能有所帮助。鲁迅那刚刚振翅起飞的文学救国理想暂时中断了。

时空漂流

中国同盟会是在孙中山的倡导下,1905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是由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联合组成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先后发动过多次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改组为国民党。

归国初期

1909年8月,鲁迅回到了祖国。当他离开客轮走进上海市区的时候,映入他眼帘的首先是同胞脑后那根长辫子。当时,尽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进入高潮,许多地方发生了武装暴动和会党起义,但是,清王朝仍在苟延残喘。这样,象征着愚昧、保守、落后以及民族压迫的那个像驴尾似的长辫,仍然拖在男人的脑后,而走在大街上没有辫子的男人则几乎看不见。鲁迅的辫子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剪掉了。“现在,要不要装条假辫子呢?”鲁迅犹豫着。他知道,回国以后没有辫子,那是很危险的:轻则有人会说你偷人家女人了,所以被剪掉了辫子;重则会骂你是里通外国,当汉奸了。正因为这样,许多从国外回国的留学生都要装一条假辫子,以避免麻烦。

“我也先买一条吧,装不装再说。”这样考虑,鲁迅就买了一条假辫子。那时许多留学生回国都经过上海,所以上海有一个专门装假辫的名师,留学生们大多知道他的名字。装一条假辫子要收大洋4元,虽说贵了点,但是装得巧妙,不仔细的人是看不出岔子来的。不过,戴假辫子在人群里行走也要小心,辫子不是被挤掉,就是被挤歪。鲁迅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买是买了,但并未马上就戴。

离开了上海,鲁迅坐船返回故乡。这已经是下午了,太阳暖洋洋地挂在天空,船夫在船尾用脚划着短柄的双桨,显得那样悠闲。小船轻快地在江面上行驶,不时地荡起一团团水花。鲁迅靠在狭小的船舱里,望着向后退去的青山、绿树、田野和村庄,心中无限惆怅。离开祖国七年,虽说中间回来过一次,但也已三年了,这些年里,祖国有什么变化呢?在日本留学的后期,自己是那样热衷于文学,希望用它来唤醒沉睡的国民,这一目的回国后还能实现吗?鲁迅思考着这些问题,对回国后能做些什么实在没有把握。

也许是太寂寞了,鲁迅主动和船夫攀谈起来,问他是哪里人,行船有多长时间了,日子过得怎么样……突然,船夫说:“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不错。”

“啊——”鲁迅没有料到船夫会说这样的话,起初有点惊愕,继而一想,也许是自己西服革履的缘故,船夫把自己看成是日本人了。

“老乡,你没有看出来,我是中国人,而且是你的同乡啊!”他赶忙解释说。

“你这位先生真能开玩笑,哈哈哈!”船夫不相信鲁迅的话。

鲁迅再没有说话。他感到悲哀。自己在外留学多年,现在回到祖国了,竟被自己的同胞误认为是外国人,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他看到了自己和同胞之间的隔膜。

下了船,上了岸,进了绍兴城里的时候,鲁迅改变了自己的装束。他脱了西装,换上了大褂,并且装上了辫子。

“这回该不会把我看成是外国人了吧。”鲁迅想。

鲁迅拖着假辫子走进了新台门大院。母亲看到他这身打扮,没有表现出什么,倒是那些同族人,知道了他装的是假辫子,就议论开了。

“哎呀,没有了辫子,是要杀头的!”有的说。

“应当去告官,这样的人得抓起来!”也有的说。

“算了吧。万一革命党造反成功,你不是自找麻烦吗?”还有的说。

鲁迅隐约地听到了这些议论,感到非常愤慨。他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大街上走,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怎么一个没有辫子的人就这么显眼呢?这是多么愚昧和可怜啊!”

回到家乡两个月以后,鲁迅就到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去当教员。这个学堂是清政府废科举、办学校之后,由杭州贡院改建而成的,规模较大,教学设施也比较先进,在东南地区是出了名的。学校的监督(校长)沈钧儒虽说是个进士,却颇具民主思想。教师当中,有些是日本人,大部分是留日学生,具有新思想、新知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好友许寿裳比鲁迅早两个月回国,现正在这个学校当监学(教务长)。鲁迅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学教员,兼任生物学科的翻译。鲁迅来校后,感到这里的空气比新台门大院清新多了。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景

命运好像在捉弄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后期,他是多么喜欢文学啊,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重新把丢下的自然科学拾起来。不能重温文学梦了,鲁迅感到很遗憾。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家里和二弟需要他在经济上给以支持,这就是严酷的现实。

鲁迅对于教学工作是严肃而认真的。他认为,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是能够同医治国民的精神这一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因此,他认真地备课,编写讲义,做好翻译工作。当时,白话文还没有流行,鲁迅只能用文言文编写讲义。尽管如此,鲁迅在编写讲义时,还是特别注意语言流畅优美,内容充实,尤其注意介绍最新的科学知识。他编的生理学讲义,在肌肉组织的化学组成这一章中,就介绍了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库恩首先从肌纤维中发现了特有的肌球蛋白。在编到唾液素对淀粉的作用这一章时,他也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力图说明过去的专家学者们都认为是唾液素对淀粉的作用,把淀粉变成了糊精和糖,而实际情况却不这么简单,从淀粉转化成糖,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糊精只是中间产物。由于鲁迅的讲义中有许多当时世界科学的最新成果,所以他讲课时同学们很爱听。

鲁迅不仅注重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重视田野考察。他在担任植物学的翻译时,常常利用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间,和日本教师铃木一起带领学生到杭州附近的山中采集植物标本。鲁迅的工作做得很细,他要求同学们在采集时,开花期要采集有花的,结果期要采集有果的。有的同学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就问:“老师,不采集开花结果的不行吗?”

“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要了解植物生长的全过程,还是采集开花结果的好啊。”鲁迅耐心地解释说。

在采集标本时,鲁迅一边和同学们一起采集,一边不时地给同学们讲解:这种植物属于什么科,那种植物的花期有多长,为什么有的植物的果实在地下,有的在地上……同学们的兴致很高,对鲁迅的博学多闻非常佩服。在采集标本时,同学们在山上跑来跑去,既锻炼了身体,也领略和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每次采集结束,大家都不愿离去。看到学生们这样地渴求知识,鲁迅和铃木老师也都非常高兴。

有一次,鲁迅和铃木老师又带着同学们去孤山一带采集标本了。在采集过程中,有一个同学指着地上一株开着黄花的植物问:“铃木先生,您看它叫什么名字?”鲁迅和铃木先生闻声走了过去,铃木先生仔细看了看,说:“它叫‘一枝黄花’。”

“枝上开着一朵黄花,谁不知道这是一枝黄花呀!难道这也是植物的名字吗?”有的同学笑着说,其他一些同学也笑了。

“大家不要笑,这种植物的名字真叫‘一枝黄花’,铃木先生说的没错。”鲁迅和蔼地解释着,“古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做学问的态度。我们看到的这株开着黄花的植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菊科,可以入药,也可以提取染料,名字就叫‘一枝黄花’。还有叫‘兴安一枝黄花’、‘朝鲜一枝黄花’的,生长在北方。不信,大家回去可以查《植物志》,对图谱。”

同学们恍然大悟,对鲁迅和铃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了。

鲁迅就是这样,既注重课堂教学,又注意联系实际。他上化学课时,经常做化学实验;上生理课时,则做生理实验。他编写的《生理学讲义》有个附录,叫做《生理实验术要略》,就是根据当时学校的条件,给学生们介绍14种生理实验方法。还有一次,鲁迅在讲授生理学时,在讲义中有“生殖系统”一章,公开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结构和生理机能,这在当时传统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学校的一些师生,对此也曾感到惊讶。鲁迅向他们解释说:“生殖系统的构造,是人体器官的一部分,生男养女本是生命的自然现象,有什么不能讲的呢?”不过,在具体讲授中,鲁迅是很严肃认真的,规定任何人不许笑,不许破坏讲课的气氛。鲁迅的科学精神,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鲁迅平时在学校里很少说话。白天,他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在实验室做实验;晚上,他要批改作业,编写讲义,常常工作到深夜。在生活上,鲁迅和学生时代差不多,还是那样俭朴。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一年中,他只游过一次西湖,还是许寿裳做东,宴请别人,请他作陪的。杭州一向被人称为天堂,西湖十景更是名闻天下,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曾使许多人流连忘返。然而这一切在鲁迅看来,不过是平平而已。就是那如醉汉的雷峰塔,如美人的保俶塔,鲁迅也认为是平平。深夜工作时,困倦了,鲁迅就吸强盗牌香烟;饿了,就吃点条头糕。对于穿戴,他更是不讲究,一件便宜的羽衫,就是那叫洋官纱的长衫,鲁迅可以从端午节穿到重阳节,以至“洋官纱”成了鲁迅俭朴生活的代名词。

◎青年时期的鲁迅

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也许和鲁迅当时的工资收入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应当说,鲁迅这时候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生活也是平静的,只是心情是抑郁的。心情抑郁的原因,也许是还在想着那文学事业,也许是那不幸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还没有从内心深处拂去。总之,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一年中,在鲁迅归国初期这一段时间里,他给人的感觉是那样寂寞。

不过,鲁迅的爱国热情还是那样炽热。他对于腐败的清政府的官场特别厌恶,这在工作之余和同事闲谈中经常流露出来。当时,杭州的拱宸桥有日本的租界,那里开设妓院。星期六的下午,极少数无聊的教师也到那里去。鲁迅了解这一情况后,很有意见。他批评这些教师说:“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让日本人占去了,在那里开妓院,糟蹋中国女性,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寻欢作乐?”这些教师听取了鲁迅的批评,以后再也不到那里去了。

1909年的冬天,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发生了一次风潮,在风潮中,鲁迅积极参加了和旧势力的斗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民主精神不断高涨的影响下,浙江学界不断发生风潮。1909年11月,清政府为了加强镇压,派袁嘉谷出任浙江提学使。恰巧这时候,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了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袁嘉谷乘机派效忠于清政府的浙江省教育总会会长、自命为理学大儒的夏震武兼任学堂监督。本来,两级师范学堂是一个新式学校,许多教员具有进步的思想。夏震武到任后,拼命维护旧规程,说什么“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气焰极为嚣张。为了维护旧秩序,他准备拿那些剪了辫子、留着胡子的教员开刀。

一天,夏震武来到了学堂。他晃动着脑袋,脑后的辫子一甩一甩的,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他对监学许寿裳说:“我们是孔门信徒,不可忘记祖宗。我来到学校不久,还没谒圣呢。今天,你就陪我拜谒孔圣人吧。”

许寿裳听说要去谒圣,心里非常反感,又不能表现出来,就推辞说:“开学时已经拜谒过了,不用去了吧?”

“哼!”夏震武很不高兴。他看到许寿裳也是没有辫子的人,就在向学生训话时,借题发挥,大讲什么“廉耻教育”。他说:“神州危矣。立宪哄于庭,革命哗于野,邪说滔天,正学扫地,髡首易服,将有晋天为夷之惧……”他的意思是说,那些改了服装、剪了辫子、提倡西学的人,使中国出现了危险的局面。圣人教诲的廉耻,全被他们丢掉了。教员们对于夏震武的训话极为反感。

夏震武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使教员们更加难以容忍。过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有一个传统,就是新任的监督要亲自去拜会住校的教师。夏震武却没有这样做,他只派人给住校的教师每人送一张名片,借以打击教师的尊严,摆自己的臭架子。当许寿裳拿着教师名单和他联系工作时,他又很骄横地说自己另有指示。许寿裳走后,他就吩咐说,明日要在礼堂和教师相见,全体教员必须按照自己的级别穿戴礼服,也就是说要穿戴红缨帽、硬领、开衩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这些穿戴,教员们很少有,就是有,也不爱穿。况且有些教师,比如许寿裳、鲁迅,连辫子都没有了,更不可能有这些穿戴了。教师们对于夏震武的这个做法非常气愤,认为这个老顽固又要摆臭架子了,所以有人主张明天不去参加会,鲁迅则认为可以去,看看他又要搞什么鬼名堂。

第二天,夏震武穿上了全副顶戴来到了小礼堂,他满以为教师们也会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的。谁知,坐在小礼堂的教师们没有一个穿礼服,而且许多老师连辫子也没有。大家的脸冷冰冰的,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夏震武气得脸色发白,坐下后,对许寿裳发脾气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不好!”

“你说说怎么不好?”鲁迅首先站起来责问。

“说!说!怎么不好?”其他教师也都站了起来,愤怒地责问。

夏震武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吓坏了,什么话也没说,就在陪伴他的人的保护下,仓皇地溜走了。

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师们的斗争胜利了!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和他的同事们给夏震武起了一个绰号“夏木瓜”,意思是木头木脑,不懂事理。这是鲁迅回国以后第一次公开地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教育进行的斗争,他后来称这次斗争是“木瓜之役”。为了庆祝胜利,鲁迅、许寿裳等教师25人在大井巷一个饭店里聚餐,喝了木瓜酒,并到湖州会馆的院子里照了一张相。在聚餐的时候,鲁迅格外高兴,他喝了一口酒后,模仿夏震武的声音说:“兄弟决不放松。”在场的其他老师都笑了起来。

不久,上面派了一个御史出身的旧派人物徐定超来师范学堂任监督。鲁迅对此很不满意,就在1910年7月学期结束后,辞职回绍兴去了。

格言警句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鲁迅

迎着辛亥革命的风暴

1910年8月,鲁迅回到了故乡绍兴,并从秋天开始,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是1897年创办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原称“绍郡中西学堂”,1906年扩建后才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它是绍兴的最高学府,对当地社会各界有比较大的影响。

鲁迅来绍兴府中学堂任职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全国各地反抗清政府的怒潮已经蓬勃兴起,政局极不稳定。在1909年,各界群众反抗斗争有130多次,1910年就增加到290多次。1910年4月,长沙爆发的抢米风潮轰动了全国。5月,在广东、四川等省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此外,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接连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3000人在革命党人倪映典率领下起义,攻进省城。1911年4月27日,更爆发了黄兴领导的规模大、影响广的黄花岗起义。这些斗争和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觉悟。

这时绍兴城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息。秋瑾烈士几年前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党人陶成章仍在继续积极地联络会党,图谋起事。同盟会领导下的绿林英雄王金发在绍兴也有很大影响。

鲁迅来到绍兴府中学堂后,人们很快就了解了他。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特别是头上没有辫子,穿西装,和同盟会以及与徐锡麟、秋瑾的关系,自然被人们看作是革命党人,因而很受青年学生的尊重和拥护。鲁迅刚到府中工作就赶上了学潮。原来,在这之前,该校已经发生过几次学潮。代理监督杜海生企图通过甄别考试、重新编班的方式,开除闹过学潮的学生。这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和反抗,学潮便闹了起来。学生们在校友会(即学生会)领导下,高喊“砸掉监督室,驱逐杜海生”的口号,进行罢课。杜海生狼狈地跑到省里去告状。鲁迅是学校的监学,同情学生的行动,认为杜海生过于用手段,但又不能明确表态。当省里派人来弹压学生的时候,鲁迅就找了几个校友会的人商量对策。他还提醒校友会的人说:“校友会的印章决不能交出去,交出去就等于解散了校友会。”

这次学潮发生不久,学生们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开始起来剪辫子。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是当局最忌讳的。有些同学来征求鲁迅的意见:“先生,我们想剪掉辫子。”

“这个——先不要剪,再等等吧。”鲁迅从策略上考虑,劝学生们说。

“您看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辫子好呢?”有些同学对鲁迅的话不理解,诘问说。

“当然是没有辫子好。不过,我劝你们先不要剪。”鲁迅对学生们的革命精神表示支持,同时又提醒他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学生们的辫子还是剪了。几天以后,师范学堂的六个学生也剪掉了辫子,但是,他们马上就被开除了。这六个人,既不能留校,也不能回家,吃尽了苦头。

鲁迅在府中工作,和教员们日益熟悉。有些教员知道他原名豫才,就叫他“豫才先生”。可是鲁迅自己常常把“豫才”写成“预才”。

“豫才先生,您这个‘豫’和那个‘预’是不是一样?”一些人对此不解,闲谈中问鲁迅。

“这两个字原是一样的,但我总是写这个‘预’,不写那个‘豫’。我的长辈给我取名‘豫才’,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才’,可是我,还得预备呢,所以我喜欢这个‘预’字。”鲁迅幽默地解释说。

鲁迅在府中担任监学的同时,还兼任一些课程。对这些课,他教得很认真。和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一样,鲁迅既注重课堂教学,也重视实地考察。他曾组织学生游大禹陵,登大禹庙,学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鲁迅还组织学生游览绍兴的著名景点,比如兰亭、快阁、七星岩等处,采集植物标本,观赏气象万千的自然界。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首先获得成功,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

鲁迅的家乡也很快燃起了革命的火焰。11月4日,革命党人光复杭州,活捉了清政府的浙江巡抚,烧毁了省署衙门。当消息传到绍兴时,鲁迅特别高兴。但是,腐朽势力还在进行最后挣扎,统治者在革命军尚未进入绍兴之前,散布谣言说:杭州被打败的清兵要到绍兴来了。一时间,绍兴人心浮动,店铺关门。鲁迅看出这是旧势力在挣扎,便召集全校师生,组织武装演说队,到街上张贴油印好的传单,宣传革命的道理,破除谣言。演说队里有的手执大刀,有的背着毛瑟枪,很有声势。

“先生,万一有人来阻拦怎么办?”游行队伍中突然有人提出了问题。

“你手中的大刀是干什么的?”鲁迅坚定地回答。

鲁迅精神饱满地率领着武装的队伍,走在绍兴城的大街上。一些人竟以为是革命军来了。这次武装演说效果很好,粉碎了谣言,人心很快安定了下来,关了的店铺也开了门。

谁知,那些守旧势力又变换了手法,他们竟自称是革命派,组织了所谓的“军政府”,抢摘胜利的果实。于是,原先的铁道股东变成了行政司长,钱店掌柜变成了军械司长,原绍兴知府程赞清变成了新政府的首脑,甚至杀害秋瑾的幕后操纵者章介眉,也变成了治安科长。

绍兴光复的第二天,鲁迅留日时的同学范爱农来了。他戴着绍兴农民常戴的毡帽,满脸笑容。

“老周,我们今天不喝酒聊天了,一起去看看光复后的绍兴城吧。”说着,范爱农摘下毡帽,摸了摸自己没有辫子的光头,朝鲁迅哈哈地笑了起来。

鲁迅和范爱农在绍兴城内的大街上慢慢地走着。绍兴城里,到处都是欢迎革命的白旗,这表明绍兴已经归附革命党了。

“我心里从来没有这么痛快。今后,再也不会因为没有辫子而受人嘲骂了。”范爱农边走边对鲁迅说。

鲁迅没有范爱农这么高兴。他知道,几个旧乡绅组织了所谓的“军政府”,好像他们也在革命,但骨子里仍是旧的。这种情况使鲁迅为绍兴的革命前景担心。

没过几天,鲁迅真的高兴起来了,因为革命党人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绍兴了。鲁迅和王金发在日本时就认识,所以,听说王金发要来绍兴,鲁迅当然高兴了。

鲁迅先后两次组织人们欢迎王金发的队伍。第一次一直等到深夜,寒风刺骨,也没有见到队伍。第二次又是等到黄昏,王金发的队伍终于来了。士兵们都穿蓝色的军服,打裹腿,着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鲁迅率领的人们站在道路两旁,拿着写有“欢迎”字样的白旗,高喊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气氛十分热烈。

王金发来到绍兴后的第二天,就取消了旧乡绅组织的伪军政府,成立了以他自己为都督的新军政府,下令全城剪辫子,逮捕了杀害秋瑾的主谋章介眉,没收了一些豪绅的田产。绍兴城的革命气氛更浓了。在王金发的邀请下,鲁迅做了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

没过多少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辛亥革命只推翻了清朝的皇帝,没有触动旧的社会制度,旧社会的势力仍很大,它们采取打进来、挖出去的办法,很快就又重新掌握了各地的政权。绍兴也是这样,王金发在“咸与维新”、“不念旧恶”的旗号下,放过了章介眉等坏人。在旧势力的包围中,他也开始变了。军政府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过十来天的工夫,就都换上了皮衣,尽管天气不是太冷。

绍兴地方的百姓开始对王金发不满,一些民谣这样唱道:

同胞同胞,

何日吃饱。

都督告示多,

日子不好过。

几个青年学生也看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来找鲁迅。

“先生,王金发他们这样下去不行,我们要办一种报纸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为了社会,我们想您是不会推辞的。”一个青年学生激动地说。

鲁迅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12年1月3日,由鲁迅等人联名发起的《越铎日报》创刊了。“铎”是警钟的意思。鲁迅给这份报纸定的宗旨是:“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报纸从第一期开始,就攻击军政府和它的人员,攻击王金发和他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王金发被攻击以后,采取了一个办法,让人给报纸送来了500元钱,说是资助办报的经费。编报的几个青年学生开会商量,收不收这钱,收了钱以后报纸怎么办?他们最后决定,钱收下,以后还要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当然要骂。

鲁迅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到报馆查问,并表示不应收这钱。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一个当会计的不高兴地质问鲁迅说。

“那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鲁迅没有再说话,他知道这些青年学生的脾气,他们毕竟太幼稚了,还缺乏社会阅历。

《越铎日报》继续抨击和揭露军政府。王金发看了以后很恼火,说鲁迅骗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

“你不要再出去了吧。”鲁迅的母亲很着急,叮嘱儿子说。

“会捉老鼠的猫不叫。王金发这个人我了解,他可能讲了这种话,但不会真做出这种事。”鲁迅宽慰母亲说。

此后,鲁迅照样在外面行走,夜里仍旧打着灯笼到学校里住宿。

鲁迅在辛亥革命后做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期间,工作是非常努力的。王金发第一次拨给学校经费只有200元,但鲁迅没有嫌钱少。他对学生说:“钱只有这么一点,但山会两县难道连个师范都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

鲁迅当监督的第一天,就把学生召集起来,神采奕奕地对学生们说:“剪辫子,自由剪,不强迫,但以后总要剪的。”

当天,同学们就都找来了剪刀,你帮我,我帮你,把辫子剪掉了。

鲁迅还常为请假的教员代课。在讲课过程中,鲁迅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但是,尽管鲁迅工作非常努力,由于王金发政治上变质和生活上腐化,特别是《越铎日报》抨击了他,所以他对鲁迅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当鲁迅写信要学校的经费时,王金发竟然大发脾气说:“怎么又来要钱?别人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们却要拿走。只这一次,今后再要就不给了。”

结果,他只给鲁迅200元办学经费。

今后怎么办呢?鲁迅的心情沉闷而愤慨。他决定辞职,先到都督府面辞,后又在《越铎日报》上公布了辞职的消息,随后交出了账目,所余仅一角零两个铜元!

鲁迅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后,想到上海一家书店去当编辑,因为没有熟人,未能成行。就在这时候,他在南京教育部工作的朋友许寿裳来信说,教育总长蔡元培已经同意聘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并催促他快点到任。于是,鲁迅决定到南京教育部工作。

当他把决定告诉范爱农时,范爱农很赞成,只是非常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鲁迅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职期间,曾经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一篇小说,名字是《怀旧》。这是鲁迅用文言文写的第一篇小说。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为背景,刻画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心理活动,塑造了地主劣绅金耀宗、封建腐儒秃先生以及劳动人民王翁、吴媪的典型形象,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关系在动荡年月中的微妙变化,生动地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图景。小说的情节是在一个晚上的私塾内外和桐树下的场地里展开的,场面不大,故事也很平常,但刻画上层人物对辛亥革命的投机心理却很深刻。这篇小说显示了鲁迅有着很高的讽刺才能和观察社会的犀利目光。

收集、辑录、整理、考订故书古籍,也是鲁迅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期间业余做的一项重要工作。鲁迅做这项工作十分认真细致。他收集了会稽郡的古书,辑录了有关草木虫鱼、各地风土人情的古籍,发掘、辑录了古代小说。这样,鲁迅就从文学的角度,整理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

任职教育部

1912年2月,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一周以后就到达了阔别已久的南京。

这时候的南京和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秦淮河水欢快地流着,莫愁湖面泛着银光,夫子庙里更加热闹,旗营地也早已变成瓦砾场。旧地重游,鲁迅无限感慨。是啊,十年前,他还是个青年;而现在,已经进入中年了。“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会是怎么样呢?”鲁迅一边想着,一边往路两旁看。他感到,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和绍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绍兴充满了乌烟瘴气的话,那么南京似乎就光明多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改用公历,1912年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垮台了!临时大总统还发布了几十条法令,其中有禁止鸦片、赌博、缠足,废除一切主奴名分,剪掉辫子,鼓励工商业,人民享有多种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民主共和国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具体化了。封建皇帝的权威不存在了。看来,国家发展大势是令人乐观的。”鲁迅这样想着,心情逐渐畅快起来。

然而,到南京没有几天,鲁迅的感觉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在1月22日曾发表声明说,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他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结果,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就通电表示赞成共和。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履行诺言。2月15日,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窃取了。政局的这种变化,在教育部也有表现。

本来,蔡元培是教育总长,他是个真正的革命党人。可是,这个革命党人掌管的教育部,看起来却像个空架子。从人数上说,除了蔡元培外,还有一个次长景耀月,一个由总长通过私人关系找来的秘书长,以及会计员和若干部员。从办公地点上看,最初连房屋都没有,只能寓居旅馆。后来,蔡元培不得不亲自坐上一辆人力车东奔西跑,一连几天,最后才在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那里借了几间房屋作为办公地点。

◎蔡元培

鲁迅在教育部任部员,伙食由部里供给,月薪30元。部里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鲁迅的日子过得很冷清。幸好有他的好朋友许寿裳在,白天,他们一起办公,晚上一起谈心,这样,寂寞的生活才多少有些活气。当无公可办时,鲁迅就到江南图书馆去借抄图书资料。

由于袁世凯上台后坚持在北京当总统,死活不到南方来,这样,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就要迁到北京去,教育部当然也不例外。1912年5月初,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一起北上。他们从海路乘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于5日下午到达北京。从天津到北京的路上,鲁迅看到,路两旁都是黄蒙蒙的,偶尔一些地方有点绿色。“春天过后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吃上粮食?”他不由得为夏季的收成担忧起来。

到达北京那天,鲁迅先暂时住在骡马市长发客栈,第二天早晨,搬进了绍兴会馆。休息几天以后,10日正式上班。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是供山阴、会稽两县来北京应考的举人和后补的官员居住的地方。清宣统年间,废除府制,山阴、会稽合并成为绍兴县,邑馆也改变了名称。该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

鲁迅起初住在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内,这是一座古旧而沉寂的房子。第一天躺在床上还不到半小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一看,床上竟有几十只臭虫。1916年5月,鲁迅嫌藤花馆过于嘈杂,就搬进了同馆的补树书屋。1919年8月,鲁迅托人在西直门内八道湾找到了一处住宅,才从绍兴会馆搬出。

教育部迁到北京后,鲁迅先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佥事等职务,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其中,协助蔡元培推广美育教育是鲁迅感兴趣的一件事。

蔡元培是一个开放型的学者,他在法国考察教育时,感觉到要国民逐渐能够做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可不用美感的教育。于是,他回国以后,写了一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文章,提出把美育教育作为一种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武器。在当时,中国人的情感还被封建专制禁锢的情况下,这个意见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正因为如此,鲁迅积极拥护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推广美育计划的实行。鲁迅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就欣然承担了教育部夏期美术讲习会中关于《美术略论》的课程。所谓美术讲习会,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教育训练班,是为了解决当时教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各门课程的讲课人,由教育部聘请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担任。开设的课程有教育学、算学、化学、植物学、经济学、货币学、进化论、东洋哲学史等,讲课人则有严复、许寿裳、章太炎、鲁迅等十多位专家。

6月21日,鲁迅第一次讲《美术略论》课,地点在宣武门象坊桥的法律学堂。听课的有三十多人。也许鲁迅讲的内容太专业化了,一些人反映听不懂,还有五六个人中途退出了课堂。6月28日,鲁迅讲了第二次,听课的人又少了一些。7月5日,鲁迅第三次去上课,竟没有一个人前来听课。鲁迅感到很失望。后来鲁迅才知道,原来这时候,提倡美育教育的蔡元培先生辞职的消息已经传开,既然美育的提倡者都走了,学员们自然也没有必要来听课了。

蔡元培辞职以后,袁世凯的亲信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范源濂在他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今后的教育宗旨中,没有必要再提美育。鲁迅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认为这是蠢猪行为。他不顾会议的决定,在会后的第三天,又到原定的地点继续讲课。尽管开始听课的只有一个人,鲁迅还是认真地讲,后来,听课的增加到十多个人。

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美育教育就这样夭折了。鲁迅从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在中国,旧思想、旧传统是盘根错节的,要想提倡一点新东西,是相当困难的。

鲁迅到达北京后的第二个月,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他拒绝加入共和党。袁世凯上台后,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中国更加黑暗。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在饭店和茶馆,活动着许多特务。鲁迅虽然是教育部的部员,但对政府的这种行为非常愤恨。因此,他这时对政治很冷漠,也不相信任何党派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在这时候,共和党的事务所给鲁迅来了一封信,劝他加入共和党。第二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党证和党徽。鲁迅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也知道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原来,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分裂了,他另外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来又与立宪派张謇等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党”。不久,统一党又和“民社”、“国民促进会”、“民国公会”等共同成立了以黎元洪、章太炎、张謇等人为首领的共和党。对这样的党派活动,鲁迅早已经不感兴趣了,所以也就不理睬它。

鲁迅任职教育部期间,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听到范爱农的死讯。那是鲁迅讲完美学课程不久,从绍兴来了一封信,信中谈到,范爱农死了。看完那封信,鲁迅立即陷入极大的悲哀之中。鲁迅到北京后,接到过范爱农几封信,知道他被迫离开了师范学校,生活艰辛。鲁迅是十分惦念自己这位老朋友的,也很想为他在北京找一点事情做,只是没有机会。后来,范爱农到一位熟人家里寄食,不久又被迫离开。来信中说,范爱农是落水淹死的。鲁迅想:范爱农是游泳好手,怎么会被水淹死呢?一定是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吞噬了他。

几天以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鲁迅独坐在藤花馆内,脑海中又浮现出范爱农的面容,仿佛听见范爱农在向他悲诉,在向他呼唤。鲁迅悲愤极了,不由得提起笔来,写下了《哀范君三章》,悼念范爱农。诗中写道: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这三首充满感情的诗,既是对范爱农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深刻批判。是啊,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才导致了清朝皇帝和一批封建官僚刚被赶下台,袁世凯就率领着一批民国的蛀虫取而代之了。在那个坏人当道、好人受罪的时代里,怎能有范爱农的容身之地呢?

蔡元培被排挤出教育部以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派系的倾轧,教育部的总长和次长更换频繁。他们中有的是来教育部当官的,根本不做什么事,一天到晚,手捧水烟袋吸个不停;有的只知道做表面文章,喜欢属员上条陈,看完条陈后就没有下文了。不过,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教育部配合袁世凯搞尊孔祭天的活动。1914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一律对孔老夫子举行典礼。同时还颁布了《崇圣典例》,对如何崇、如何祀、如何拜做出了具体规定。每一次祭孔,都要由教育部部员担任陪祭官。按照规定:第一天要进行演礼;第二天要住到国子监孔庙的西屋里,但不能在床上睡,只能睡在桌子上;第三天天一亮就得起身做好丁祭的准备工作,然后陪同主祭官举行孔夫子的祭祀典礼。教育部的部员们都要戴冕帽,穿祭服,站立两旁,依次跪拜。整个仪式大约需要四个小时。鲁迅对这一套非常反感。

鲁迅对尊孔祭天的活动,不仅厌恶,而且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曾巧妙地驳回一些地方顽固派呈请的实行各项尊孔措施的公文。1916年7月,范源濂第二次当教育部总长,再次提倡尊孔读经。对此,鲁迅和许寿裳等六人进行了公开的抵制。他们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誊抄了两份,一份放在部里的办公桌上,一份交给了范源濂本人。鲁迅等人这次的抗议活动,在教育部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7年7月1日,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怪事,这就是张勋复辟。原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实权却操纵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黎元洪为了夺回权力,就借助张勋的兵力。张勋虽然做了民国的官,却以清朝遗老自居,不肯剪掉辫子。他的手中有一个督军团,人们称为辫子兵。张勋带兵从安徽来到北京后,发动兵变,把被废弃的在故宫闲住的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了宝座,实行了又一次帝制复辟。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立即用辞职表示抗议。3日这一天,他又冒着大雨来到教育部,和同事们告别。张勋复辟丑剧只演了12天,就宣告失败了。这样,鲁迅才又回到教育部工作。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总计有14年的时间。这期间,尽管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教育部是一个纯粹的官僚机构,经费少,办事效率低,一些社会文化事业不过是装门面,况且教育部里保留了许多前清旧学部的人员,他们带来了不少旧的官僚作风;但是,鲁迅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他职权以内能做的事。他付出了不少心血,建设和发展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建于1909年,1912年移交给教育部。鲁迅为了增加馆藏图书,不辞辛苦地各处奔波,把原来集存在翰林院和国子监的大批图书调归京师图书馆,又从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云南等省调来大批官书,甚至把热河避暑山庄所藏的《四库全书》也调来北京,以充实京师图书馆的馆藏。在京师图书馆扩建、选址、迁馆以及建立科学管理制度方面,鲁迅也做了不少工作。此外,鲁迅还尽了最大努力,设立了通俗图书馆,把适合这个图书馆的自己的一些藏书捐献出来。根据鲁迅的建议,通俗图书馆里设立了儿童体育场,以方便少年儿童的活动。

鲁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筹建了历史博物馆。他多次把自己购得的文物赠送给历史博物馆。他曾在教育部通宵不眠,以守护送德国莱比锡万国博览会的十几件宝贵文物。1914年到1916年期间,鲁迅还主持举办了儿童艺术等多种展览会。

在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和审核干事期间,鲁迅查禁了不少对青少年有害的黄色作品,也奖励了许多好的创作和翻译。1917年,中华书局要出版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送教育部审查,鲁迅看后极为赞赏,呈请教育部给予了奖励。

寂寞中的探索

从1912年到1917年,大约有五年多的时间,鲁迅在寂寞的生活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苦闷的时期。

本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鲁迅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也许会由此而走向光明。不料,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孙中山让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袁世凯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封建复辟活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由总统进而变成了皇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他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死后,他的继承者为了争权夺利,进行内战,以致又演出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的被暗杀,有的被排挤。这一切,使得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灿烂前景,失去了光彩,国家又笼罩在阴云暗雾之中。鲁迅后来回忆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感到失望和痛苦。他在痛苦中沉默,在沉默中探索。

鲁迅这时期在教育部,虽然尽可能地做一些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不过,从总体上讲,教育部的工作是百无聊赖的。因为部里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办,所以在上班的时间内,许多人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消磨时间:有的在喝茶、下棋、聊天,有的在唱京戏、念佛经,还有的用拂尘没完没了地在身上抽打,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鲁迅不愿意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所以对这种情况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和惆怅。有一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就是在这种忧郁和沉闷中,鲁迅从各方面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这时期鲁迅买了许多书,也看了许多书,包括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等。他还抄录和校核古书,对《嵇康集》尤其下功夫。

嵇康(223年—262年)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性刚直,有才学,官至中散大夫。他因为不肯投靠司马氏而被杀。鲁迅对于嵇康的思想、学问、道德、人品很是称赞,也爱读他的著作。鲁迅认为嵇康能够反对时俗,思想新颖,他所以被杀,是因为说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而这话恰恰对司马懿篡位不利。在鲁迅辑录的有关嵇康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皂带。嵇视之既熟,吹火灭,曰:“吾耻与魑魅争光。”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嵇康的为人,也可以看出鲁迅为什么校勘他的诗文集了。其实,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位窃国,许多封建顽固、卖身求荣的士大夫颂孔拥袁,鼓吹复旧。这时候,鲁迅校勘《嵇康集》,它的现实意义不是很明显了吗?鲁迅实际上是在沉默中进行战斗。

鲁迅这一时期还看了许多佛学书籍,比如《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并校录了《法显传》。为了庆祝母亲60寿辰,鲁迅在1914年的9月,还捐资银元60元刻印了《百喻经》上下卷40部,并在1915年1月由金陵刻经处印成。《百喻经》是印度僧人伽斯那撰写的,南朝齐梁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把它译成了古汉语,原出印度大乘佛教,实际上是98则譬喻故事。鲁迅认为《百喻经》和《伊索寓言》相似,翻译的文笔又好,可供翻译外国文学时借鉴。此外,佛教因明学中含有逻辑的思想方法,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考;所以,鲁迅读佛学书籍不是因为他信仰佛教,也不是因为他要求仙拜佛,而是在研究一种哲学思想,一种人生观,何况佛学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呢?鲁迅就是要从中探索历史的迹象和本质。鲁迅曾对许寿裳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可见,鲁迅读佛学书籍,是把佛学当作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他是带着现实中的问题和自己思考、苦恼的问题来看佛学书籍的,也确实从中吸取了有益的资料,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说,这时期鲁迅读佛学书籍,实际上是在沉默中进行思索。

这一时期,鲁迅还研读了许多造像、画像、拓本、墓志、壁画、金石瓦当文字等,比如《射阳门画像拓本》《武氏祠堂画像并题记拓本》。对大量的古碑以及其他有关美术的宝贵资料,他都进行了抄写、校勘、整理,其中包括《吴谷朗碑拓本》《唐邕写经碑》《栖岩寺舍利塔碑》等二百多种碑帖,《汉画像》《杂造像》《六朝造像》等五十多种石刻拓本。鲁迅对碑帖墓志和石刻画像的搜集、整理、考证、研究,是为了避袁世凯禁锢思想之祸,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心头的寂寞,结果呢,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前人们研究汉魏石刻画像,只注重文字,很少研究上面的插图和题头画,鲁迅不仅研究上面的文字,也研究上面的画像和图案,这就超过了以往的考据家和鉴赏家。鲁迅曾对许寿裳说:“汉画像的图案,美妙绝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爪一鳞,已被西洋名家交口称赞,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这表明鲁迅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抄录、校核《会稽郡故事杂集》,反映了鲁迅对故乡的热爱,对故乡先贤的尊敬,也是在寂寞生活中的一种寄托。他每次回到故乡,看到大禹和勾践的遗迹还在,而故乡的一些人却把这些忘记了,“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鲁迅有感于故乡先贤的高风亮节、言行美德以及故乡风土之美不为后人所知,所以才整理了这部书。鲁迅说过,他很喜欢古书上所说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句话。可见,鲁迅把故乡先贤的事迹介绍出来,正是对当时社会腐朽世风的抵抗。

鲁迅这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对学术界和文学界来说也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古小说钩沉》。该书辑佚作品36种,引用古籍八十多种,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我国隋代以前的小说作品和小说史,提供了第一部完备的著作。这部书不仅规模宏大,搜罗广博,辑录全备,而且集中的每一则小说,字句完备,校勘到家,蕴涵丰富。鲁迅在书中做了大量的拼补工作,复活了那些失传而仅散存片段的古代小说,使它们成为完整的故事和成形的作品。鲁迅对原著中的一些问题都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对启发人的思路、解答疑难问题有重要作用。正因为该书具有鲜明的特色,才得到了我国文学界的赞誉:前无古人,即使后来有作,也难越过它的范围和方法。

鲁迅在这一时期还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这反映在他的日记中的三条关于人力车夫的记载。第一条记的是:1913年2月8日,鲁迅在街上看到一位人力车夫,不小心碾了地上的一根橡皮水管,结果有巡警三五人,突然跑过来,什么都不问,就殴打车夫。鲁迅深深地同情这个车夫,对打人者则表示非常愤慨。鲁迅在日记中责骂并感叹道:“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鲁迅使用过的笔、砚

第二条记的是:1915年5月2日,鲁迅下班回家途中,看到一个车夫,衣衫破旧,头发蓬松,走起路来都不稳。鲁迅了解情况后得知,这个车夫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于是,他马上拿出一元钱,给了这个车夫。

第三条记的是:1916年5月17日,鲁迅下班后坐一辆人力车回家。下车时,一时疏忽,把钱夹掉到了车上。当他离开人力车已经有一段路程的时候,忽然那个人力车夫跑了过来,对鲁迅说:“先生,您的钱夹落在了车上。”他随手把钱夹交给了鲁迅。鲁迅很感谢这个车夫,并给了他一元钱。

1913年、1915年、1916年这三年中,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袁世凯称帝、出殡,教育总长换人等。对这些所谓的大事,鲁迅日记中记载得都很简单,相比之下,关于这三个车夫的记载,倒比较详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车夫的事情对鲁迅的思想触动太大了,影响也太深了,使他不能忘怀。在当时混乱的社会中,鲁迅不仅对车夫的艰难处境给以深切的同情,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鲁迅当时正在探索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希望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改变黑暗的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车夫的事情,引起了鲁迅的深思。

在那苦闷的时期,鲁迅的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方面他总是将就,有时在街上流动的饭挑上买一点儿吃,有时就用馒头、饼干充饥,还有时就在附近的广和居随便吃上一点儿什么。在穿的方面,他基本上是一身蓝布或灰布长衫,冬天外面罩一件黑色棉褂。他住的房屋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家具,只是桌子上堆满了书籍。

鲁迅后来对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这是多么深沉和感人的描述啊!它反映了寂寞中探索的鲁迅的心境。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鲁迅终于结束了这段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发出了时代的呐喊。

头脑风暴

鲁迅为什么会感到那么寂寞?

在寂寞中鲁迅都做了哪些探索?

这些探索对鲁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呐喊

就在鲁迅经历着一生中最为寂寞的这段时间里,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到北京。这时,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项主张。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三大主义。这是在中国大地上回荡的一种新的声音,它一出现就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封建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很早就阅读《新青年》杂志了,因为他的朋友许寿裳向他介绍过这本杂志,蔡元培给他寄过这本杂志,他自己也给在浙江的弟弟周作人寄过这本杂志。不过,对于《新青年》杂志上介绍文学革命的文章,鲁迅有自己的考虑。鲁迅自己多年以前就呼唤过变革之声,只是没有人响应;现在,又有人呼唤这种变革了,会不会还是没有人响应呢?鲁迅要看一看。所以,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在补树书屋里昏暗的灯光下,研读着古籍和碑帖。

191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和朋友钱玄同(1887年—1939年)又来到了补树书屋。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时,他喜欢在席地上爬来爬去,不太安静,鲁迅给他起个雅号叫“爬翁”。钱玄同因为鲁迅喜欢凝神冷坐,不修边幅,给鲁迅起个绰号叫“猫头鹰”。两个人的交谊比较深。钱玄同留日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北京等地教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任《新青年》的编辑。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后,经常是下午五六点钟到鲁迅这里来,聊上一段时间以后,十点多钟回到他在师范大学的宿舍去。他这次进屋以后,先把手提的大皮包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然后坐在鲁迅的对面。看到鲁迅又在抄古碑文,有些不解。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那古碑的抄本,发出质问。

“没有什么用。”鲁迅平静地回答。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了,是希望自己给《新青年》写些稿子。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鲁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的旧中国比喻为铁屋子。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样回答。

鲁迅认为钱玄同的话也有道理,因为希望在于将来,谁能说将来这铁屋子就不会被毁坏呢?于是,鲁迅答应给《新青年》写稿子。

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并在停刊四个月之后开始复刊。鲁迅应邀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一般情况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这样,鲁迅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李大钊(1889年—1927年)是河北乐亭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他关心国内政治形势和斗争,写有《青春》一文,发表在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上。1918年1月,他开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1879年—1942年)是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安徽等地办报,鼓吹革命。后又赴日本深造,研究西方文明。胡适(1891年—1962年)是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7年5月获博士学位,7月回国,8月任北京大学教授。鲁迅在和上述三个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印象。他回忆李大钊说:“不知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回忆陈独秀和胡适时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胡适的字号)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在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的同时,也在酝酿自己的创作。1918年5月,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时代的呐喊,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写了一个因被迫害而发狂的病人怎么样病象丛生。他用狂人的眼睛看自然、看社会、看人生、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他观察到的、想象到的、考虑到的所有的事都杂乱无章地记录在他的日记里。他的惊人的发现就是记载中国历史的所有的书中,字里行间只有两个字:吃人!

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深刻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显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他剥开了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伪装,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通过狂人的口,诅咒吃人的人,劝告吃人的人:

“吃人的事,对么?”

“从来如此,便对么?”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鲁迅还通过狂人的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这篇小说鲁迅酝酿很久了。幼年时他看过《二十四孝图》,成人以后又看过《资治通鉴》等史书,他早就领会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人吃人的历史。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事例。鲁迅大姨妈的儿子阮久荪,在山西繁峙县当幕友。1916年10月突然精神失常,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鲁迅留他住在会馆,带他去看医生。经过治疗有好转后,鲁迅才把他送回南方去。据说,阮久荪看见警察,就面无人色,眼神充满了恐怖,非常可怕,阴森森地显出狂人的特征。

鲁迅写《狂人日记》也借鉴了外国文学的方法和技巧。俄国作家果戈理写过《狂人日记》小说,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地位低微,追求上级的女儿没有成功,最后发狂的故事。不过,果戈理讲的只是一个人,而鲁迅讲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内涵和外延,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更加广阔而又深刻。

《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含有鲁钝而迅行的意思,表现了鲁迅的谦虚和热情。另外,鲁迅的母亲姓鲁,古代周鲁本是同姓之国。当然,这里面也含有鲁迅对母亲的尊敬和热爱。

在刊载《狂人日记》那一期的《新青年》上,还发表了鲁迅的三首新诗,题目分别是《梦》《爱之神》和《桃花》。其中,《爱之神》是这样写的: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还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地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地去自己死掉。”

这些诗以新的语言和格调,抒发了鲁迅对新的理想的追求,也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当时,一些守旧的国粹派正在诅咒和诬蔑新诗创作,有的人甚至辱骂新诗创作是“驴鸣狗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新文学的创作和发展,鲁迅才写起了新诗。他自己曾说:“我其实是不喜欢作新诗的,——但也不喜欢作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干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为前驱者呐喊、为新诗的成长而拓荒的精神。

1918年的冬天,鲁迅又写成了小说《孔乙己》,发表于次年4月的《新青年》上。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在封建教育的毒害下,他好吃懒做,又自以为高人一等。结果,他越过越穷,最后成为小偷。小说以鲁镇的咸亨酒店为背景,塑造了孔乙己式的悲剧人物,也揭示了封建社会人和人关系的特征。一方面,已经是穷途末路的孔乙己,还要把下酒的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表现了他是怎样由一个善良的人走上了偷窃道路的;另一方面,正是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丁举人,打断了孔乙己的腿,说明了封建社会即使同是读书人,也存在着人吃人的关系。这就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沉痛的控诉。

◎五四时期的鲁迅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鲁迅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三篇白话短篇小说《药》。《药》的故事情节比较单纯,讲的是愚昧而迷信的茶馆老板华老栓,用辛苦攒下的钱买通了刽子手,把革命烈士夏瑜就义时流淌的鲜血,蘸在馒头上,拿回去让自己患了肺病的儿子小栓吃,以为这样可以治好病。当然,小栓最后还是悲惨地死去了。夏瑜的形象是根据女革命家秋瑾牺牲的素材描绘的。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远远脱离人民群众的悲剧,启发人们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

随着鲁迅作品的增多,他发表的园地也不断扩大,除《新青年》外,还有《新潮》《晨报》等许多报刊。从1920年到1921年,鲁迅又先后发表了《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和《阿Q正传》等小说,大大丰富了五四运动以来所提倡的新文学的内容。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篇。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阿Q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雇农,在社会上受着极其深重的迫害,处境极其悲惨。可是,他精神上却常处优胜,这就妨碍了他去清醒认识自己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妨碍了他真正的觉醒。小说通过阿Q这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指出只有正确对待和解决农民问题,民主革命才能走向胜利。同时,小说中还描绘了地主阶级和“假洋鬼子”从害怕革命到投机革命的反动原形,提出了要谨防“假洋鬼子”混进革命队伍的忠告。

1922年12月,鲁迅把他这一时期的十多篇作品编成了集子,题名《呐喊》,在1923年9月出版。《呐喊》一书,总结了历史教训,揭示了社会现实问题。这一声呐喊,喊出了时代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

教学和译著生活

鲁迅在1919年11月,离开了居住八年之久的绍兴会馆,搬到了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鲁迅这次搬家,与周作人来北京和老家的房屋卖掉有关。

◎鲁迅在北京的故居

原来,鲁迅1909年回国后,周作人继续在日本留学,并娶了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为妻。周作人在日本结婚后,每月要鲁迅给他寄去六十多元,才够他和羽太信子一家人的开销。而当时,鲁迅一个月的工资才有三十多元,这其中还要负担母亲等人的生活。没办法,鲁迅只好把家中所剩不多的田地卖掉,把卖地的钱给周作人寄去。没多久,连公田也分尽卖光了,于是,鲁迅便写信催周作人回国。为此,鲁迅在1911年5月间还亲自去了一趟日本,接回了周作人。周作人回国后,开始在浙江省工作,1917年4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8月,周作人去东京接回了妻子和儿女。为了安排周作人全家的住宿,鲁迅在周作人刚去东京不久,就托人在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了一处住宅,并进行了装修。恰巧这时,绍兴的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周建人也要搬家。于是,在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及其眷属搬到八道湾新居后,12月,鲁迅又去故乡绍兴,把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也接到了北京。

鲁迅有了新的居住地,全家人又都住在一起,这使他以往孤单的生活情况有所好转,除了继续在教育部上班外,还开始在一些学校任课,并继续进行翻译和写作。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其中主要是三所大学。1920年8月2日,他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师;同月26日,受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23年7月,又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因为鲁迅这时还在教育部上班,按规定不能聘为教授,只能当兼职讲师。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门

鲁迅在这些学校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不算文学,写小说也不能成为文学家,所以小说向来无史。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是他自己认真研究撰写成的讲义。因为他掌握的材料很丰富,眼光敏锐,语言风趣,所以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每次上课时,教室里总是坐满学生,有时甚至门边、过道、窗台上都坐了人。他讲的文艺理论,用的是日本厨川白寸著的《苦闷的象征》。

鲁迅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就讲义中的论点进行发挥,采用启发式。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鲁迅讲课的精神和他写杂文的风格是一致的,不但给学生传授知识,而且教他们怎样观察历史,怎样批判社会,怎样探索文艺理论。有一次上课时,他对学生们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他这样分析,学生们听了以后,感到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鲁迅在教学中和学生平等相处,从不乱用批评。有一天,鲁迅去上课,新的讲义没有印出来,有的学生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活跃一下气氛:

“周先生,天气真好啊!”

鲁迅不加理睬。

“周先生,树枝吐芽了。”

鲁迅还是不理睬。

“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啊!”

这一下鲁迅笑了,他说:“书听不下去了?那么下课。”

“不要下课,要去参观。”有的同学说。

“还没有到快毕业的时候呢,不可以的。”鲁迅解释说。

“提前办理不可以吗?”又有同学问。

“到什么地方去?”鲁迅同意了同学们的意见,便问。

“随便先生指定吧。”有的同学说。

“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鲁迅想测验一下是否少数人在捣乱。

“先生,一致通过。”学生们都站了起来,笑着说。

于是,鲁迅在黑板上写了“历史博物馆”几个字,又告诉大家历史博物馆在什么地方,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博物馆是归教育部管辖的,一般情况下不能进去这么多人,由于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所以博物馆的负责人很客气地接待了同学们。在参观过程中,鲁迅不时地给大家讲解。参观完以后,许多同学反映这次活动胜读许多书。

1923年到1925年,鲁迅每星期还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小说史一次。1924年5月,他又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短期兼课。对于世界语运动,鲁迅是支持的,并提倡学习世界语,他认为这些都可以促进世界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联系。鲁迅多次退还世界语专门学校送来的薪金,以表示对该校的支持。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北京、天津等地教会学校自动退学的学生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筹办了一所黎明中学。它免试收容各地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由于得不到当局的承认,经费自筹自给,所以这所学校处境很困难。鲁迅对这所学校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担任高中文科小说教员,每星期四,都放弃中午休息时间,步行几十分钟到该校上课,一出门就是半天,完全是义务的。鲁迅还在中国大学和大中公学兼过课。在这些学校上课时,他把“用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除了在北京教书外,1924年7月7日到8月12日,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鲁迅一行十余人,应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还去了西安讲学。他在那里前后共讲八天,12小时,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由于听课的多是当地的中小学教师,年纪比较大,理解力也比较强,所以鲁迅讲得也比较深一些,有许多新的创见。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小说中的“大团圆”问题:这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对中国小说中的“大团圆”给以批判,反对瞒和骗,主张作家要正视人生,这是多么深刻的文艺思想啊!

鲁迅通过教学,和许多青年学生成了朋友。他是青年学生衷心爱戴的导师,学生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他来解决。有的学生刚和鲁迅相识,不知道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往往在早晨就去看他,鲁迅对此并不介意,仍然热情地接待。学生们在鲁迅那里谈文学、学习、人生和社会等问题,非常热烈,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当同学们晚上离去时,鲁迅总是亲自端着煤油灯把他们送出门外,一直等到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时才回屋里来。

鲁迅对于青年学生不仅在精神上给以帮助,而且在物质生活中也给以关怀。由于教育部经常欠薪,鲁迅负担又比较重,所以他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青年学生有困难时,他总要解囊相助。有一次,青年学生吴复斋贫病交加,鲁迅得知情况后,立刻托人给吴送去5元钱。又有一次,遭到排斥的穷学生冯省三要离开北京,鲁迅也以5元钱赠行。对于一些有权势的人,鲁迅则是另一种态度。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父亲寿辰,一些吹拍的人借机敛钱制寿屏送礼,鲁迅只给1元钱了事。有人为教育部参事秦汾聚钱制屏幛,鲁迅也只是给1元钱。

有一次,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到鲁迅的寓所,往床上一坐,脱下鞋来,让鲁迅拿去修理,鲁迅照办了。鲁迅把修好的鞋拿回来以后,那个学生不但不道谢,还埋怨鞋修得慢了。即使这样的事情,鲁迅也不往心里去。他总是说,要为青年学生多做些事情。鲁迅和他过去的学生孙伏园外出旅行,常常是鲁迅打铺盖。这一切都表现了鲁迅对于青年学生的仁厚热爱之心。

当然,鲁迅爱护青年学生也是有原则的。他对青年学生的缺点从不袒护,而是给以严肃的批评。1923年1月,北大学生魏建功因为不满意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对他们演剧的评论,在报上发表文章,利用爱罗先珂的残疾,公开进行嘲讽。对此鲁迅很生气,认为这种做法太不道德,就写文章批评他,还赞扬爱罗先珂的评论是对中国青年学生真正的爱。魏建功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很是内疚,并和鲁迅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这一时期,鲁迅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进行写作和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这时期最后完成的。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的中国小说史专著,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发展的线索和特点,都有精辟的分析和见解。该书第一次对清代以前的史家有关小说的著录和论述作了系统的介绍,并且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渊源——神话和神话传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汉人小说、六朝鬼神志怪、唐代传奇、宋代志怪与传奇等也都作了系统的介绍与论述。对于《西游记》《封神榜》等神魔小说,《平山冷燕》《红楼梦》等人情小说,都进行了评议。特别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不朽名著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

这一时期鲁迅翻译的作品也是很多的。1920年8月,他用白话全部翻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斯特拉的序言》。鲁迅想通过介绍尼采的“超人”的主张,反对扼杀个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和习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制度不知道扼杀了多少人的个性,使许多人唯唯诺诺、庸庸碌碌,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而在奴隶的头顶上,还有一群小奴才作威作福。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他想,在这样沉闷而污浊的社会里,出现一个蔑视一切封建秩序的“超人”,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是多么需要啊!

这一年的10月,鲁迅又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巴绥夫的长篇小说《工人绥惠列夫》。鲁迅认为,阿尔志巴绥夫虽然是个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然的时候写了这本被绝望包围的书,但是,他属于现实主义的流派,小说表现的内容是深刻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绥惠列夫,对黑暗社会非常仇视,却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反抗道路,因此就采用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和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鲁迅所以翻译这篇小说,是因为他觉得民国以前、以后,中国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列夫很相像。中国的读者也许能够从这篇小说中得到启示。

鲁迅还翻译了阿尔志巴绥夫的另一篇作品《幸福》。这篇小说的内容讲的是一个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妓女,为了得到5个卢布,竟答应一个仆人的要求,在冰天雪地里裸露全身,让他用手杖抽打十下。当这个妓女忍受了严寒和毒打以后,拿到5个卢布时,立刻就想到了茶馆里辉煌的灯火和那美味的点心,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幸福,而忘记了刚才那摧残灵魂的痛苦。鲁迅翻译这篇小说是想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应当被腐烂的生活麻醉和窒息的,这样的幸福也是不应当追求的。

此外,鲁迅还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芬兰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其中,《一个青年的梦》是一个剧本,内容是反对战争、主张人类觉醒和相爱的。鲁迅认为,这样的作品也能够医治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

从1920年到1923年,鲁迅翻译了许多国家的作品,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俄国、日本、芬兰、保加利亚等。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人世间的真实,为弱小民族主持正义,因而使鲁迅很感动,所以才把它们译出。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进而把他们的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人,在鲁迅的翻译作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在他翻译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作品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敏感而善良,但心灵却很脆弱。他不能正视俄国的革命,受不起俄国的大风暴,便在世界到处流荡。他在印度遭到了英国的驱逐,在日本受到了辱骂和殴打,最后来到了中国。1922年2月24日,爱罗先珂应北京大学聘请,前来教授世界语。鲁迅邀他住在自己的家中。在密切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也了解了他的作品。于是,鲁迅把他的充满美和童心以及真实的梦的童话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广大的中国人,以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与愤怒。

兄弟失和

鲁迅和母亲、朱安及二弟、三弟全家住到八道湾11号以后,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这个大家庭的生活虽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是内部的矛盾却时常发生,其根源就在于周作人夫妇。

◎周作人

鲁迅比二弟周作人大4岁,比三弟周建人大8岁,从青年时代起,他对两个兄弟就充满了关爱之情。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年龄相近,上新学堂,到日本留学,人生的道路基本相同。回国以后,他们都热心文艺事业,反对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抑,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社会变革,思想基础也比较一致,因此,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感情应当说是深厚的。当鲁迅在南京求学的时候,每次离家,周作人都要为他送行,有时候还写诗送别。这时候,鲁迅也写诗表达自己的难舍之情。1900年2月,在《别诸弟三首》中,鲁迅写道: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擎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1901年2月,鲁迅离家去南京上学,又写了《别诸弟三首》,其中第三首是这样写的: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

在三首诗的后面,鲁迅又写了跋文: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青年时代的鲁迅,对周作人深厚的兄弟情谊,在这里表现得是多么充分啊!

周作人从日本回国以后,在浙江工作期间,身在北京的鲁迅对他也是关怀备至的。这期间,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有二百六十多封,邮寄的书刊从不间断。周作人能来北京大学任课,也是鲁迅和友人向蔡元培推荐的结果。周作人在北大任课初期,他的讲稿都由鲁迅修改后定稿。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在经济上,鲁迅也帮了周作人很大的忙。周作人回国后,鲁迅不但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费用,而且还要经常往日本东京汇款,接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家里人。羽太信子的兄弟羽太重久三次来中国,鲁迅都专门给他准备了钱。就是羽太信子三妹羽太福子上学的学费,也是由鲁迅按月寄去的。正因为这样,羽太重久给鲁迅的信中才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谊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1919年,鲁迅为了全家人定居北京,兄弟们能够在一起生活,花了四千余元买下了八道湾11号的房屋。鲁迅考虑到,虽然买的房子贵了一点,但是这里的院子大,有空地,两个弟弟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因为这时候,周作人已经有一子二女,周建人也有了孩子。全家搬到八道湾以后,鲁迅对家里人的生活考虑得非常仔细,安排得也很好。他把自己三百多元的收入全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再加上周作人的收入,每月大约有六百多元。鲁迅这时想的是:让别人过得幸福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也是舒服的。

但是,周作人夫妇和鲁迅想的做的却不一样。羽太信子生活奢侈,家里雇了好几个男女用人,买东西专到日本人开的商店,看病无论大小都要请日本医生。这样,每月生活费用就都不够,需要鲁迅到处去借钱,周作人却什么都不管。对此,鲁迅曾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然而大小病都要请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拉走的呢?

羽太信子不仅生活上奢侈挥霍,而且性格上也凶狠泼辣,动不动就晕倒装死,使得全家都不得安宁。她还喜好挑拨离间,而周作人又偏信她的话,这样,家庭关系就越来越紧张。鲁迅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对于周作人夫妇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鲁迅是看不惯的,从爱护的角度考虑,有时难免就要提出,这就触犯了羽太信子,也引来了周作人的不满。为此,他们两人从各方面打击和折磨鲁迅。鲁迅喜欢孩子,他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孩子吃,羽太信子不让孩子要,而是把它们扔掉。鲁迅还听到过羽太信子训斥孩子说:“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让他冷清煞”,照样到鲁迅的房子里去,结果这又成了鲁迅的罪过。鲁迅曾对友人说起往事,谈到糖果被扔掉时,感慨地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如牛负重的鲁迅这样诚心诚意地对待周作人夫妇,换来的却是鞭挞。这种令人寒心的回报迫使鲁迅从1923年7月14日夜起,开始在自己的房中吃饭。五天以后,也就是当月19日的上午,周作人拿着一封信来到了鲁迅的房门口,把信给了鲁迅后,一句话都没说,扭头就走了。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着“鲁迅先生”四个字,打开一看,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看完这封信以后,叫家里仆人请周作人来他屋里,想详细问问是怎么回事,但是周作人却没有来。于是,鲁迅托人在砖塔胡同61号临时租了房子,并于1923年8月2日带了朱安来这里居住。就这样,鲁迅愤而离开了八道湾11号。在此之前,1921年9月,周建人已经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这样,鲁迅用许多钱买来的房屋实际上被周作人一家占有了。

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决裂,许多人看得都很清楚。同是鲁迅和周作人朋友的许寿裳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妒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而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从此两人失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鲁迅的母亲则说:“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了解内情的川岛也说:“主要是经济问题,羽太信子挥霍成性,糟蹋了鲁迅的血汗钱还不知足,竟然恶语伤人,以泄私愤。”

鲁迅搬出八道湾以后,大病了一场。他的母亲没有一起迁来,还和周作人住在一起。周作人家里虽然仆人很多,却让母亲做饭。老人病了,周作人夫妇也很少照顾。周老太太哭着来找鲁迅,后来就和鲁迅一起生活。周老太太搬出八道湾以后,原来议定,生活费用由鲁迅和周作人分担,周作人却常常过期不送。老人不满意,有时就到八道湾去要。

“娘,你老人家不要去了,免得生气,要钱我这里有。”鲁迅知道后,劝母亲说。

“我不是等钱用,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唉,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母亲说。

鲁迅在砖塔胡同只住了九个月,就在朋友的帮助下,于同年10月30日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房子,经过整修,在1924年5月25日搬了进去。鲁迅亲自设计,在正房的背后接上一小间往外突出的屋子,因此被称作“老虎尾巴”,这就是他的卧室兼工作室。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彻底决裂,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人生哲学、生活态度有本质的不同,以及政治上思想上的水火不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自以为是个日本人,有日本使馆给她撑腰,便目空一切,奴役一切,处处、事事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周作人则一副奴才相,屈服于妻子,为了讨妻子的欢心,就牺牲和长兄的情谊。周作人非常自私,在待人接物上时有表现。在政治思想上,五四运动以后,周作人也逐渐蜕化了,他对自己在五四时代的言行表示忏悔,说什么那时“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鲁迅对周作人极端自私的毛病看得很透,在兄弟失和后,却很少讲他这方面的毛病,只是指出他政治思想上的“昏”。鲁迅对熟识的老朋友曾经说过:“启孟(周作人的号)真昏”;“启孟这个人,将来总要没落”。后来,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北平(今北京)陷落,周作人竟充当了汉奸,印证了鲁迅的话的正确。

◎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寓所的卧室兼工作室。

鲁迅和周作人决裂后,也始终没有忘记手足之情。1925年10月21日,《京报副刊》译载了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叫《伤逝》。编者在“说明”中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兄弟,

你收了这些兄弟啊,

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贡献。

…………

兄弟,

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浸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冥明。

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

珍重!

九天以后,鲁迅写成了一篇小说,题目也叫《伤逝》。表面看来,小说谈的是普通恋爱的故事,实际上是借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伤逝》写完后12天,鲁迅又写成了另一篇小说《弟兄》。从艺术描写上说,这是一篇讽刺“孝悌”观念的创作;从真实内容上看,是鲁迅在追念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思(少年时周作人出疹子,误以为是猩红热),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脊令是一种栖居水边的小鸟,它困处高原时,常飞鸣以求同类。《诗经》中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句子,就是比喻兄弟在急难中互相帮助。鲁迅在小说中流露出了周作人今后如有急难,他还会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兄弟情谊,是多么珍重;对于失去的兄弟情谊,是多么无奈;对于周作人,表现出了多么宽阔的胸怀!

在激流中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决心把中国从黑暗的深渊中解救出来。鲁迅这时候虽然还没有接触党的组织,但是,他坚决地投入了党领导的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激流中,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支持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

女师大的前身是1908年成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9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又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许寿裳在这里担任过校长,应他的聘请,从1923年到1926年,鲁迅在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这期间,1923年12月26日,鲁迅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讲演,提出了觉悟妇女不应满足走出封建牢笼,还应参加改革社会的革命斗争,给了女师大学生们以很大教育,为她们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1924年2月,许寿裳因为反对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辞去校长职务,杨荫榆被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虽然留学日本和美国,但是思想上却非常顽固和守旧。她用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统治学校,用旧社会婆婆对待媳妇的态度对待学生。对此,鲁迅曾讽刺说:“始终用了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还对这种“寡妇主义”式的教育进行了斥责。为了让学生们服服帖帖,杨荫榆请封建遗老登上讲台,向渴求新知的青年人灌输封建糟粕。不仅如此,孙中山先生北上抵京时,学生都主张欢迎,杨荫榆却说:“孙为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如随波逐流,将来女界必大受其影响。”她还有许多营私舞弊的行为,如违章收费,滥收学生等。这一切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一场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展开了。

1925年5月7日,是“国耻日”。十年前的这一天,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自己当皇帝,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女师大的学生们要参加国耻纪念日的游行,遭到了杨荫榆的阻挠。大家都很气愤,纷纷要求有关部门撤掉杨荫榆校长职务。这年秋天,国文系有三个回南方过暑假的学生,因为军阀混战,交通不畅,没能按时返校。杨荫榆平时对她们就不满,这次就乘机勒令她们退学。而哲学系有两个女生,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按时返校,杨荫榆却允许她们继续上学。学生自治会认为学校这样做太不公平,要求杨荫榆改变这种做法。杨荫榆不但不改,反而对学生横加斥责。于是,女师大掀起了“驱杨(羊)运动”,学潮爆发了。

女师大的学生们和杨荫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大会时,杨荫榆自任主席,学生们就一齐发出“嘘”声,把她赶下台。杨荫榆贴出告示,要开除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六名学生会干部;学生们就也贴出告示,开除校长。杨荫榆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恳请得到支持;学生们也向教育部递文,要求撤换校长。杨荫榆解散女师大,另立“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学生们就自己成立“女子师范大学”,去掉“国立”二字,自己办学。

支持杨荫榆的,有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及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现代评论”派。支持学生们的,有社会上的广大力量,其中包括革命民主主义者,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鲁迅,都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人来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鲁迅则是学生们最有力的支持者。因此,反杨和拥杨的斗争,实际上是革新和倒退、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斗争。

鲁迅作为女师大的一名讲师,对女师大的黑暗残虐情况看得非常清楚。他又是进步师生组成的校务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亲身经历了教育当局对学生们的百般压迫,他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在这场斗争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方,参加了一系列的实际斗争,并写出了许多尖锐的揭露文章。

5月12日,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忽然想到(七)》,不点名地批评了杨荫榆及其党羽,对女师大事件第一次公开表态。鲁迅揭露杨荫榆这种女人“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就雇佣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鲁迅教育青年学生,只有提倡“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才能去掉卑怯的性格,才能使中国得救。

5月21日,鲁迅得知杨荫榆召开校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对学生进行肆意攻击的时候,感到十分愤慨,当天夜晚,他就写出杂感《“碰壁”之后》,把杨荫榆阴谋迫害学生、筹划开会的事情公之于众,并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5月27日,鲁迅又联合许寿裳等七名教员,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这篇宣言是鲁迅拟的稿,历数了杨荫榆的“偏私谬戾”,以致全校哗然,有关系主任“相率引退”的事实,抗议杨对学生的迫害。这篇宣言严正表明了鲁迅等人对于女师大事件的鲜明态度。

就在这时,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北京女师大的学生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她们成立了“女师大师生沪案后援会”等组织。在北京学生运动的行列中,女师大的学生呼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

“援助‘五卅’惨案!”

“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复仇!”

“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1925年时的鲁迅

鲁迅看见青年们革命精神的发扬,斗争的英勇,非常高兴。他面对帝国主义的屠杀,义愤填膺,连续写了《忽然想到》《十和十一》《补白》等文,表示中国人民应抽刃而起,让敌人“以血偿血”。鲁迅还提出为了对帝国主义进行韧性的战斗,青年学生不应当单靠一种所谓“气”,而要“偏重于勇气和理性”,“进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地干下去”。

女师大的学潮还在继续。杨荫榆及其后台狗急跳墙,竟然动用军警,封锁学校,关闭伙房,截断水电供应。学生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们在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带领下,砸开了大门,迎进了堵在门外的亲友。为了保卫学校,学生们请求师长来校住宿值班。鲁迅接受了学生们的请求,在学校教务处值了一夜班。

由于鲁迅对女师大学潮的坚决支持,北洋政府就对他进行拉拢,派人对他说:“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

鲁迅丝毫不为所动。

于是,流言飞语就出来了,什么鲁迅“鼓动学潮”了,鲁迅“想当校长”了,等等。鲁迅仍然不为所动。

这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出面了,他呈请段祺瑞政府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声誉上打击鲁迅。谁知,鲁迅却进行了反击,他利用合法手段,抓住章士钊倒填日月,篡改事实的漏洞,向平政院提出诉讼。与此同时,好友许寿裳等人发表了《反对章士钊宣言》,抗议对鲁迅的迫害。教育部齐寿山等部员也提出辞职,以示支援。结果,鲁迅胜诉,章士钊的阴谋诡计被挫败了。

由于学生们坚持斗争,以及鲁迅和社会各界的支援,北洋政府被迫在表面上做出缓和事态的假象,恢复了女师大的水电供应。学潮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章士钊他们实际上却在酝酿新的阴谋。8月初,章士钊提请段祺瑞解散女师大,获得批准,由教育部正式下令停办。随后他们又在石驸马大街女师大原址,改设所谓女子大学,以欺骗世人。女师大师生们坚决反对这一反动措施。章士钊竟然派流氓打手,强拉学生出校,以非法手段接收女师大。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生被打伤。8月22日,流氓打手们再一次对女师大发动进攻,学生们财物被抢,她们被强行拖出学校,一些学生领袖人物还要被武装押回原籍。当时,一些人胆小怕事,在政治高压之下,不敢接收学生。在这时候,鲁迅挺身而出,冒着风险,掩护了几名无处藏身的学生骨干。许广平就是这样藏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南屋里,当警察来西三条胡同进行搜查时,鲁迅把他们坚决顶了回去。

在章士钊炮制的所谓女子大学开张时,在鲁迅等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经过艰苦奋斗,也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另立新址,并于9月21日开学。鲁迅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强调“压力是压不倒人的”,“被压迫的绝不致灭亡”,鼓励同学们战斗到底。

过分的劳累使鲁迅病倒了。从9月下旬到12月底,他有时发烧,有时头晕,到医院去了二十多次,服药从未间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仍然坚持工作,出席女师大维持会、教务会,还主动提出把义务讲课时间增加了一倍。

鲁迅的斗争和女师大的学潮,是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1925年冬天,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北京人民反对段祺瑞和章士钊的斗争也进入高潮。章士钊的住宅被捣毁,“京师警察厅”的牌子被摘掉。11月30日,章士钊逃往天津。于是,女子大学的学生立即推举代表,前往宗帽胡同欢迎女师大学生返校。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前往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陪送学生们回校。校名仍叫“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复校的第二天,许广平、刘和珍等二十多名同学,在校门口合影留念,庆祝斗争的胜利。鲁迅为这张照片题词:敌忾同仇,外御其侮。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此之谓也。充分表现了鲁迅和青年学生同患难、共战斗的革命情谊。

女师大复校以后,一些人还为章士钊鸣不平,也有人不同意再对他进行批评,说这是“打死老虎”,打“落水狗”(浙江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针对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12月29日,鲁迅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充满战斗性的文章,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著名原则。鲁迅把阶级敌人的本性比作狗性,教育人民说:“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鲁迅在这里提出了彻底革命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义的中庸之道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对当时进行的人民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果然,阶级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女师大学潮胜利结束,鲁迅对北洋政府和杨荫榆、章士钊的斗争大获全胜,使反动势力很不甘心,他们又策划新的阴谋。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屠杀开始了。

1926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驶进大沽口,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守军被迫抵抗。为了掩饰侵略罪行,日本帝国主义联合美、英、法等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撤除津沽防务,并在48小时内,即3月18日中午以前作出答复。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3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召开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女师大的学生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当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遭到了军政府的镇压和屠杀。女师大学生领袖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在这次屠杀中,死47人,伤二百多人。其中,学生占十分之七八,女生又占十分之三四。

当大屠杀惨案发生时,鲁迅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已经写了三节了。下午,有人前来告诉他执政府门前发生了流血事件。鲁迅听后,立即提笔写道:“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三一八”惨案旧址

鲁迅还写道:“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间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最后,他写明了时间:“三月十八日。”他还特别注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几万人,在北大三院召开了“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3月25日,女师大在本校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举行追悼会,参加的有一万多人,鲁迅也参加了追悼会。当他在灵堂外面徘徊时,遇到了刘和珍的战友程毅志。

“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程毅志悲切地问。

“没有。”鲁迅回答。

“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鲁迅沉默了,不过他心里在想:“是应当写一点东西的。”

几天以后,鲁迅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写出了不朽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鲁迅追忆了他们一年来的交往,歌颂了她和她战友的死难,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同时,他也揭露了军阀统治和帮凶文人的暴虐卑劣的反动本质。最后,鲁迅呼唤人们做真的猛士,勇往直前!

是的,鲁迅自己就是真的猛士,在和反动势力斗争的激流中,奋然前进!

格言警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

任教厦门大学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就下了通缉令,通缉对象竟有一百五十多人,鲁迅也被列入其中。不久,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先是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段祺瑞赶下了台,随后奉军又攻进北京,赶走了国民军。奉军在北京大肆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北京城陷入混乱和恐怖之中。鲁迅无法忍受这样的形势,所以,1926年7月,当厦门大学寄来路费和薪水,聘请他前去任教时,他立即答应下来,决定到南方去。鲁迅决定到厦门大学任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广平这时已经从女师大国文系毕业,准备回广州的老家去教书。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这时已经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他们的关系要进一步发展,鲁迅只有离开北京,离开母亲和朱安。

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一起乘车南下。8月29日清晨,他们到达上海。在这里,他们匆匆分手,一个去厦门,一个去广州,并商定好好工作两年后再会合在一起。

9月4日,鲁迅到达厦门。厦门位于我国的东南沿海,是一个风景美丽的海滨城市,岛上郁郁葱葱,周围环绕着苍茫的大海。虽说当时已是秋季,但相思树、夹竹桃、凤凰木,都还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在高大的榕树底下,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的映衬下,一簇簇红黄相间的小花显得分外鲜艳。特别是那遍地丛生的苍翠的龙舌兰,就像竖起的一把把短剑,给人一种挺拔和威武的感觉。天空碧蓝,阳光灿烂。鲁迅很快就被这里迷人的风光吸引住了。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21年筹资创办的,设有文、理、教、法、商、医、工7科,21个系,400多名学生。鲁迅到达厦门后,学校有人来接。由于教职员宿舍还没有完全盖好,他就暂时住在生物馆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陈列室里。

生物馆建筑在海边的小山冈上。当天气晴好时,大担、小担两岛和南太武山隐约可见,风景秀丽的鼓浪屿日光岩也看得很清楚。特别是生物馆的东北面,屹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修建的城堡,和磐石炮台相连,蜿蜒起伏,雄伟壮观,使鲁迅不由得想起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外来侵略者的伟大壮举。

◎1927年鲁迅在厦门。

到厦门两个星期以后,学校开学,鲁迅也开始作讲课的准备。他讲两门课,一是中国小说史,一是中国文学史,每周五小时。此外,他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备课是非常认真的,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也就是要有创新的内容。这样,难度就相当大了。他很认真地编写讲义,从先秦一直写到西汉中期,这就是后来印成的《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很深刻,他认为中国文学是按照“形美”、“音美”、“意美”的规律创造的,而按照这种规律创造的中国文学艺术,具有感目、感耳、感心的美感特征,这也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鲁迅选择了一些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著作。他以这样的著作给同学讲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不仅国文系的学生来听,而且英语系、教育系、理商科等系、科的同学也来听,甚至校外的记者都来听讲。

鲁迅通过讲课密切了和同学们的关系,得到了同学们的信任。课余时间,许多同学都来访问他,向他请教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希望在他的帮助下,创办自己的刊物,以新的文艺扫荡社会上那些腐朽的东西。

“不过,我们的作品多半是幼稚的,会使先生失望的。”在一次谈话中,一位青年既高兴又羞怯地说。

“没关系。你们不要怕幼稚,成熟就是从幼稚变来的。初学的人,大都是这样的。”鲁迅热情地鼓励说。

鲁迅的支持就像温暖的春风,吹开了厦门大学学生中的文艺花蕾。在他的具体帮助下,两个文艺团体很快成立起来了。其中一个叫“泱泱社”,出版《波艇》月刊。“泱泱”是形容知识的浩大深广,寓意青年人应该不断进取。《波艇》是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行进的汽艇,寓意青年应该在社会斗争的波涛中激流勇进。另一个叫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鼓浪”二字,不单纯是因为当地有个鼓浪屿,更深刻的含义是“鼓起新时代的浪潮”。

文艺团体成立和文艺刊物创办后,鲁迅就积极参加青年学生们的审稿工作。有时,他深夜里还在看稿件;有时,他找作者谈话,当面给以指导;有时,他还召集一些人开座谈会,讲些大家都应当注意的事情。

审好稿件后,鲁迅还指导学生们搞设计和编排,联系出版单位。后来,在鲁迅的直接帮助下,《波艇》由上海北新书局印刷,向全国发行,《鼓浪》则在当地的《民钟日报》上刊发。两个刊物的出版,更加激励了渴求上进的文学青年,也吸引了许多喜欢思考的读者。

鲁迅来厦门大学任教时,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是林文庆。他是一个在英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孔儒门徒,办学方针是金钱万能,孔教为纲。他所以请鲁迅来厦门大学任教,并不是仰慕鲁迅的名声,而是想利用鲁迅的威望,抬高他自己。鲁迅到校不久,他就请鲁迅在学校的周会上发表演讲。周会是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搞的每周一次的例会,因为平时的报告人演讲的内容多是吹捧林校长的,所以听众并不多。

10月14日,鲁迅在学校的周会上发表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前来听的人很多,礼堂里挤满了人。鲁迅号召青年学生少读使人消沉和糊涂下去的古书,而要多去实行、多去作大大小小力所能及的改革。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你们青年学生,多是好学的。好读书是好的,但是不要“读死书”,还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读书”,还要关心社会世事;不要“读书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你们暂时可以少读中国古书,如果要读的话,切不要忘记:明辨,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是和往常不同的声音,好像劈向黑暗世界的雷电。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青年学生们情绪活跃起来了。

坐在主席台上的林文庆校长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教授中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唉声叹气,十分狼狈。

◎厦门大学全景

几天以后,鲁迅的演讲在《厦大周刊》上刊登出来了。不过是删去了许多,只留下后面的很少一部分。此后鲁迅再不去周会上演讲了。他觉得厦门大学的校长只认识钱,不是在教书育人。

不过,只要有机会,鲁迅还是愿意发表自己的主张,专门和那些所谓的绅士们唱对台戏。11月27日,他应邀去集美学校演讲。此前鲁迅听人说过,这个学校的校长只要学生埋头读书,不去关心现实生活。于是,鲁迅在演讲中强调:古人说,不读书便是愚人,那自然是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是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愚人”,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还向学生们指出:这个世界应该属于“傻子”,只有“傻子”才能做一番事业,而“聪明人”是做不了事情的。

12月12日,厦门大学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学校开学。这个学校招收的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鲁迅应邀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他热情地鼓励这些穷苦的学生说:你们穷的只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才智,只要大家努力奋斗,是可以改变永远被奴役的命运的。

鲁迅来到厦门大学以后,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之余,还写了大量的作品,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和校订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写了五篇回忆性的散文,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

鲁迅把这几篇散文,连同此前写的五篇,总计十篇,以《旧事重提》为总标题,陆续发表在《莽原》杂志上。后来,他又以《朝花夕拾》为标题,将这十篇散文结集出版。这些散文语言优美流畅,记叙中饱含深情,结构严谨,寓意深刻,是我国散文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随着冬天的来临,天气逐渐冷了起来,原来发绿的小草,也开始慢慢变黄。早晚海风阵阵吹来,使人感到有些寒意。不知不觉间,鲁迅到厦门大学快四个月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厦门和厦门大学的气氛越来越不适应。特别是几件事情的发生,使鲁迅感到很恼火。

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工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银行去领的。有一次,鲁迅来到柜台前,把支票递了过去,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瞥了鲁迅一眼,见是一个衣着寒酸的人,便产生了怀疑:“这样穿着的人也是大学教授?”于是就用很生硬的语气问:“你就是周树人?”

鲁迅没有回答,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柜台里的人又瞥了鲁迅一眼,便叫他先到另一间屋子里等一下。鲁迅明白,这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那个人确实背着鲁迅,给厦门大学总务处打了电话,证实的确是鲁迅后,才面带笑容地给办了手续。

那时,大学教授一般都西装革履,衣冠楚楚。鲁迅却不是这样,他对衣着毫不讲究,穿得很随便。正因为这样,就遭到了银行职员前倨后恭的对待。对此,鲁迅感慨地说:“我以为北京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吗?”

学校当局也是急功近利,仿佛刚给你草吃,就要挤你的奶。鲁迅到厦门大学不久,有关方面就追着他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当鲁迅把《古小说钩沉》交出,没想到几天以后就给退了回来,而且以后再不提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根本不尊重教师的劳动,也不懂什么是学术著作,只不过是装样子骗人。”鲁迅后来对别人这样说。

有一次,学校召开恳亲会。会上,一位学生的指导长竟说:“我们教员吃得多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不要忘了父亲般的林校长的恩……”鲁迅对这种奴才嘴脸深恶痛绝。这位指导长的话刚说完,就遭到了一位哲学教授的驳斥。谁知,还竟有人为指导长辩护说:“在西洋,父子和朋友大体上不两样,倘说谁和谁是父子,也就是谁和谁是朋友。”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鲁迅不无讽刺地对身旁的人说:“这人是西洋留学生,你看他到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样的大识见,真是难得。”并当即愤然离开了会场。

如果说以上这些事情还只是引起了鲁迅的反感的话,那么,有些事情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

一次,校长林文庆召开研究国学院经费会议。会议一开始,林文庆就以学校缺乏资金为由,决定裁减国学院经费预算。有人刚想表示一点儿不同意见,他就马上抖起威风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才有发言权。”鲁迅看到林文庆卑劣得竟以金钱压人,立即站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两角银钱,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有钱,我要发言。”鲁迅刚强的态度使林文庆非常狼狈。

有一天,文科主任秘书白果突然走进鲁迅宿舍,一脸假笑地对鲁迅说:“昨天吴教授的少爷到了,需要从这里搬走两把椅子。”说完,就要人动手搬。

“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吗?”鲁迅气愤地反问。

白果哑口无言,尴尬地走了。没有几天,他就对鲁迅进行打击报复。那是国学院要开古物展览会,要求鲁迅把他收藏的碑碣拓片拿出来陈列。鲁迅一会儿伏在地上,一会儿登到桌子上,白果却不让工友帮忙。当有人来帮助鲁迅时,白果又把那个人叫走了。鲁迅愤而辞去了国学院的兼职教授,以示抗议。学校当局不好下台,又把聘书送了回来。白果恼羞成怒,后来又多次借故生事。

鲁迅越来越觉得厦门大学死气沉沉,自己难以忍耐下去。他同时对学校的乌烟瘴气也感到很失望。这时,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传到学校,鲁迅的精神为之振奋,他很想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看看,同时也惦念许广平的情况。恰巧这时,广州中山大学几次来电聘请他到那里任职。于是,鲁迅决定改变当初和许广平“好好工作两年”的相约,离开厦门,前往广州。1927年1月16日,鲁迅乘船离开厦门,前往广州。他怀着经过锻炼以后更加坚强的豪情,从一个战场转到了另一个战场。

在广州

鲁迅乘坐“苏州”轮从厦门驶往广州。海面上很平静,轻微的波涛拍打着船舷,阳光下一个个小岛闪闪发光。辽阔的大海使人感到心情宽广和爽朗,也使人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夜幕降临后,皎洁的月亮悬在空中,月光在波涛起伏处闪烁、摇晃,一切显得那样的安详。经过两天的航行,鲁迅到达广州。他下船的时候,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于是就在码头附近找了家旅馆安顿下来,晚上去访问许广平。1927年1月19日清晨,许广平和孙伏园来到鲁迅住的旅馆,帮他把行李搬到国立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去。鲁迅住的大钟楼,两侧是东堂、西堂两个教室区,中间是礼堂,那是开会的地方,前面则是宽阔的广场。在这些建筑物之间,有一些长年苍翠的树木花草,很有些南国的风光。鲁迅对这个住处比较满意。

国立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秋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该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是戴季陶,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朱家骅。鲁迅来到广东的时候,北伐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不过,由于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放弃领导权,北伐军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一方面又对他们进行排斥和打击。这样,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正在改变颜色。

国立中山大学聘请鲁迅,是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提出的,戴季陶和朱家骅出于敷衍,接受了这个意见。鲁迅对此中内情不可能了解。他来到学校后,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国立中山大学

鲁迅到校后,校方就立即贴出了通知,把鲁迅的姓名、履历、著作用正字楷书在布告栏里公布出来了。许多同学都前来观看,有的还大声地念给后边的人听。同学们非常兴奋激动,禁不住议论起来:

“鲁迅先生总算到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的同学说。

“不知道先生长得是什么样子,一定是大师的风采。”另一个梳短发的女同学说。

最先访问鲁迅的中大学生是毕磊、徐文雅等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毕磊还是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鲁迅还没有到广东之前,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就向毕磊布置了任务,派他与鲁迅联系,用鲁迅的威望进一步团结和发动中大学生,对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毕磊、徐文雅等同学来看鲁迅的时候,把中共广东区委出版的《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刊物送给了鲁迅,并向他征求意见。毕磊还向鲁迅介绍了广州的政治形势,这使鲁迅很快就了解了广州的情况。

为了欢迎鲁迅来到国立中山大学,朱家骅想以学校名义组织一个座谈会,但是被鲁迅婉谢了。学生们也要召开欢迎大会,同样被鲁迅辞谢了,鲁迅不愿意搞这种形式的活动。后来,经过毕磊等人的多次劝说,鲁迅才勉强同意。

1月25日下午,国立中山大学学生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欢迎鲁迅大会,礼堂里挤满了人。鲁迅在学生会干部毕磊等人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受到了同学们长时间的鼓掌欢迎。朱家骅听到消息后也来了,他和鲁迅以及学生代表、工友代表一同坐在主席台上。

在学生代表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后,鲁迅发表了即兴演说。他说:我到国立中山大学,就是想教好书,做好工作,这样才不会辜负同学们的盛意。鲁迅特别强调,他并不是什么“战士”和“革命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应该留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力进行斗争了,还躲到“革命的后方”广州来干什么呢?这也正是并非“战士”的证据。鲁迅还说:因为听说广东很革命,已经赤化了,所以才来看一看。这一来果然看见满街都是红色的标语,不过是用白粉写在红布上的,红里透白,有点可怕。鲁迅的话说得坦率、生动而深刻,表露了他到广州以后的一些感觉。鲁迅讲完话后,朱家骅讲话。他仿佛没有听出鲁迅话中的含义,所以,他仍然称赞鲁迅是战斗者、革命者、思想先驱者,并说鲁迅太谦虚了。

鲁迅到广州一个月的时候,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由许广平陪同,到香港作了两次演讲,时间是1927年的2月18日到20日。他这两次演讲的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当时,香港一些人鼓吹“国粹”,提倡文言文和旧道德,竭力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以便于他们更好地统治。鲁迅为了针砭当时的现实,便有感而发,在演讲中坚决反对传播封建思想的文言文,反对再唱封建文化的老调子。他说:宋朝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王安石行新法,但是得不到大家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一直到灭亡。到了元、明、清,也和宋朝一样。鲁迅强调说:老调子是一把“软刀子”,“割头不觉死”。鲁迅揭露帝国主义鼓吹中国的“国粹”,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的腐败民族”。所以保存中国的旧文化,实质上就是要中国人民永远处在苦难之中。鲁迅要求青年们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先把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鲁迅到国立中山大学以后,曾向学校当局推荐许寿裳来中大任职,校方同意聘请他为预科教授。因此,当2月20日鲁迅从香港回到广州时,就见到了刚刚抵达广州的许寿裳,并为他接风洗尘。鲁迅请许寿裳住进大钟楼,和自己同居一室。分别了一段时间以后,两位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一连许多天,鲁迅都陪许寿裳下馆子,看电影,去书店。许寿裳是第一次来广州,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特别是那些奇花异草,以及特殊的方言,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回到屋子里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做着自己的事情。有时也议论一些时事,比如广州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革命的前途会是怎样的。许寿裳深深感到,鲁迅的思想更深刻了,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更敏锐了。

从2月10日被任命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起,鲁迅就忙碌筹备开学的工作。什么开会了,排时间表了,发通知书了,出考试题分配卷子了,都要他亲自动手。有时为了一个考生是否录取,还要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3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鲁迅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同学们“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鲁迅针对时局提醒同学们:念书固然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20世纪的新见解,但是也可以念成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他勉励青年学生“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猛烈开火。

开学以后,鲁迅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讲授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鲁迅讲课时语言生动,见解深刻,内容丰富,气氛活跃,很受同学们欢迎。

鲁迅到广州以后,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毕磊等人不仅陪鲁迅逛书店,给鲁迅送来了党的刊物《做什么》和《少年先锋》,还安排了鲁迅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见了面。这是鲁迅和共产党人的第一次非私人关系的会见,给了他以很大的力量和鼓舞。这时期,鲁迅接触和学习了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从而一种新的思想在他的心里萌生,他的人生观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鲁迅来广州,最初的打算是除教书外,还要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形成一条战线,用文艺武器继续向旧社会进攻。所以,他来广州没几天,就访问了创造社广东分社。只是由于时局的变化,创造社的人大部分已经离开广州,郭沫若也随军北伐,到武汉去了。就这样,鲁迅和郭沫若未能见面。不过,在4月1日,鲁迅和创造社的成员成仿吾等人,在《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在上海等地的侵略和屠杀,主张中英两国人民友好团结,共同战斗。宣言中声明:“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所以特别郑重。”这份宣言虽然不是鲁迅起草,但是它反映了鲁迅的立场和思想,是鲁迅公开表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献。

在鲁迅的支持下,广州进步青年的文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立了“南中国文学社”。

1927年3月29日,鲁迅为了避免干扰,从大钟楼搬到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租屋居住。与此同时,许广平和许寿裳也搬到了白云楼。

当时,北伐正在胜利进军,而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在南昌也正在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革命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就在这时,鲁迅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在国立中山大学办的刊物《政治训育》上发表了《黄花节的杂感》一文。鲁迅在文章中深刻指出:“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凝固的东西了。”他还指出:“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鲁迅的这篇文章,对于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告诫人们不要丧失革命警惕,不要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在当时确有警世的作用。

4月8日,鲁迅在共产党人应修人的陪同下,应邀前往黄埔军官学校演讲,题目是《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论述了革命和文学的关系,歌颂了革命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很有感触地说: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就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而言,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他还指出: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暴力比文学更重要。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特别强调: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鲁迅在这篇演讲中就社会和文学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反映了他世界观的变化。

4月10日,鲁迅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根据连日来广州沉浸在庆祝沪宁克复的胜利中的情况,提醒革命的人们要警惕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他指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于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鲁迅还引用了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杂志《少年先锋》中刊载的列宁的一段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它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鲁迅在文章中歌颂了俄国的革命,歌颂了列宁,认为是列宁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才把革命引向了最后的胜利。而中国革命所以多次遭受失败,就是因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机而起。鲁迅再次提出要痛打落水狗!这篇文章表明,鲁迅当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专政的重要性,他已经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

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对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4月15日清晨,广州的反动派也对革命团体进行了突然袭击。省港罢工委员会和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国立中山大学遭到了军警的大搜捕。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分危险的关头。

鲁迅听到这些消息后,悲愤填膺。虽然他对时局的突变有所准备,但是仍然有些坐卧不安。他担心的是中大那些进步青年学生的命运,担心的是革命和祖国的前途。于是,他决定下午召开各主任紧急会议,并派人立即通知下去。

这天下午,天空下起了大雨,东南风呼呼地刮着。鲁迅不顾这些,来到大钟楼会议室。大钟楼一片阴森,会场内气氛紧张。鲁迅首先讲话,他说:“听说有的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学校要出面担保营救。我们还应当知道学生为什么被抓?”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不冷不热地说:“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

“被捕的学生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他们为什么要被抓?”鲁迅立即反问道。

“国立中山大学是国民党办的学校,党有党纪,我们必须服从。”朱家骅以势压人,并不正面回答鲁迅的问题。

“五四运动的时候,学校就营救过被捕的学生。营救学生是学校不能推卸的责任。”鲁迅再次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

“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鲁迅针锋相对地说。

会场上鲁迅与朱家骅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教师都一言不发。会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营救学生也成为不可能。

鲁迅怒火中烧,回到白云楼,把有关情况详细地和许寿裳说了一遍。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这次事变的消息,有两千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包括毕磊。后来鲁迅又听说,毕磊因为拒绝反动派的诱降,已经壮烈牺牲。

4月29日,鲁迅辞去了国立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表示了他和恶势力不妥协的决心和勇气。许寿裳和许广平也先后辞职。6月5日,许寿裳离开了广州。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8月19日,武汉政府迁都南京。至此,大革命宣告失败。

鲁迅辞去国立中山大学职务以后,又在广州待了几个月。这期间,他多次捐款慰问被捕的学生和党所领导的广东工人救伤队,去一些地方发表演讲,并写了十几篇匕首式的文章。他在《而已集·题词》中写道: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这是鲁迅决心同新屠伯们战斗到底的誓言!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了广州,前往上海,开始了新的征程。

时空漂流

1927年春天,随着北伐战争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蒋介石跑到上海,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内,就杀害了三百多人,抓捕了五百多人,并有五千多人失踪,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爱情

鲁迅和许广平经过了几天的海上航行,在10月3日抵达上海。他们先是暂寓共和旅馆,几天以后,迁入了闸北区景云里的寓所。最初住在23号,后来搬到18号和17号。由于他们已经培养起深厚的爱情,所以到上海以后,终于结成了亲密的伴侣。

许广平(1898年—1968年),广东番禺人,出身名门望族。由于她的父亲许炳瑶是庶出,所以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母亲宋氏因为婴儿遗尿于母腹,根据迷信的说法,认为会克父母,就很不喜欢她。许广平出生刚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一个姓马的劣绅当儿媳。她懂事以后,饱尝了人间的痛苦,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后来凭着自己的抗争和两个哥哥的帮助,才有了学习的机会,并在1917年解除了婚约。这以后,她继续求学上进,因为家道衰落,便投奔天津姑母家,在姑母的帮助下,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为成绩优异而获得公费。五四运动时,许广平在天津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爱国热情高涨,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性有了初步认识。1921年,她以优异成绩在天津女师毕业,并获得了教职。

许广平为了继续深造,来到北京,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了鲁迅的学生。1924年冬,在女师大发生的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积极参加斗争,遭到“开除学籍”处分,并被诬为“害群之马”。许广平不屈服,继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得到了鲁迅等师友的支持。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说出了积压心中很久的许多怀疑和不平的话,希望鲁迅给予明白真切的指引。鲁迅当天就写了回信,详细认真地回答了她所提出的问题。这以后,许广平不断地用拜访和写信的方式向鲁迅求教,鲁迅总是给以热情而恳切的帮助。许广平闯入了鲁迅的生活,使鲁迅感到欣喜,也使他感到很为难。朱安名义上是他的妻子,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儿爱情可言,所以长时间以来,他们只是保持夫妻的形式,鲁迅仍然过着凄苦而寂寞的独身生活。他本来想,这一生也就这样算了。但是,许广平给他带来了青春的活力和女性的柔情,使他那强自抑制而沉睡了多年的爱情苏醒了。不过,鲁迅仍然感到很不安:自己已婚,许广平未婚;自己的年龄大许广平17岁。对方是不是为自己牺牲太大了呢?

◎鲁迅和许广平的雕像

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热情地表示她要和鲁迅同行。这是许广平和鲁迅的定情书,也是他们向旧社会的宣战书。他们的爱情关系确定之后,为了让爱情之花盛开,生命之树常青,鲁迅决定离开北京,离开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和许广平一起到南方去。就这样,鲁迅才任教于厦门大学,后来又离开厦门去了广州……

现在,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了上海,他们终于生活在一起,有了新的充满爱情的家。许广平敬仰鲁迅,体贴鲁迅,衷心地热爱鲁迅,尽自己所能支持和保护鲁迅的工作和战斗。鲁迅也从许广平身上体味到了深沉诚挚的爱和无穷的战斗鼓舞。

建立了新的家庭以后,考虑到鲁迅的工作和生活,许广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她想:自己要做一个无名的人物,尽可能地助鲁迅一臂之力。鲁迅真挚地感谢许广平的支持,同时也关爱着她的进步和成长。

从1927年12月初开始,鲁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教许广平日语。开始用的讲义是鲁迅自己编的,共27课。从教单字开始,逐渐增加内容。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上课。在明亮的灯光下,鲁迅认真地教着,许广平认真地学着,气氛是那样和谐。一个月的时间,这27课就学完了。于是,从1928年1月开始,又改用了新的课本,书名是《尼罗河之草》。这是一本介绍西方艺术发展史的书,内容包括原始时代的艺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罗马的维纳斯,中世纪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15世纪油画的发明,16世纪礼拜堂的建筑,近代欧洲各国的艺术,宗教时代的艺术,近代法国革命的艺术,现代艺术等等。鲁迅所以选择这本书当课本,是为了让许广平不仅学习日语,还能粗略地了解西方艺术发展史。十个月以后,这本书也学完了,鲁迅又改用了新课本,是日本人神水文三所著的日语《马克思读本》。鲁迅是想通过学习这本书,既能让许广平学习了日语,自己和许广平也能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这本书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劳动价值说,剩余价值说,资本积累说,利润说和资本崩溃说。学完这本书以后,许广平的日语大有长进,同时,他们两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新的了解。通过学、教日语,鲁迅和许广平的心贴得更近了。

在许广平的照料下,鲁迅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朋友们都非常高兴,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好伴侣。确实,许广平为了让鲁迅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既要想到柴米油盐这些琐事,还要帮助鲁迅购买书籍,查找资料,校正文章,以及为鲁迅织毛衣,做棉鞋,缝衣裳,等等。一天下来,许广平有时感到很劳累。每逢这时,鲁迅总是心怀感激之情,坐在许广平身旁,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回答。

淡淡的烟雾袅袅升起,鲁迅躺在许广平的身旁,他俩从容地谈着,大多是文学的内容,有时也涉及国家的大事、朋友之间的来往等事。

鲁迅一支烟抽完后,还想说话,就又对许广平说:“我再抽一支好吗?”得到了许广平的允许,鲁迅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可是,鲁迅的烟还没有抽完,许广平已经睡着了。

鲁迅轻轻地站起来,给许广平盖好被子,不由自主地默默地说:“我只有多为中国做些事情,才对得起你。”

1928年的夏天,鲁迅的一个朋友从杭州来到上海,再次邀请他们去杭州玩几天。在此之前,朋友们已经邀请多次,鲁迅都因工作忙而辞谢了。这一次,尽管鲁迅的工作也很忙,但是他还是接受了邀请。鲁迅想:这就算是他和许广平结婚以后度蜜月吧。于是,在杭州,鲁迅和许广平在朋友的陪同下,尽情地玩了四天。他们游了碧波荡漾的西湖,在林木幽深的山冈吃野餐,在著名的虎跑泉边品茶,在暮色苍茫中观看葛岭的景色。湖光山色,确实令人忘返。然而,鲁迅却对朋友们说:“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有玩的地方,但是流连忘返,也会消磨人的斗志。果真那样,就无聊了。”

结果,鲁迅在杭州只休息了四天,就返回上海继续工作了。

1929年5月13日到6月3日,鲁迅去北京探望母亲,在那里住了19天。这是鲁迅和许广平结合以来的第一次分离。这期间,他们往返信件二十多封,表现了彼此之间的眷念之情。鲁迅来到北京的旧家故居,感情是很复杂的。有一天,他独自坐在屋中靠壁的桌前,想起这旁边先前是许广平常常坐的地方,而她此刻却在上海,心里别是另一番滋味。于是,他精心选用了两张笺纸,第一张印着三颗通红的枇杷,第二张印着两只莲蓬,莲蓬里还包孕着莲子。在第二张的笺纸上,鲁迅写了这样一首诗:

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

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

这两张信笺,特别是这首诗,反映了鲁迅在爱情生活上的细心。这引起了许广平的深切共鸣。许广平在回信中说:

打开纸张第一触到眼帘的是那三个红当当的枇杷,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你选了那个花样的纸,算是等于送枇杷给我吃的心意一般。其次是那两个莲蓬,附着的那几句,我也读熟了。

这一年的9月26日,许广平将要生产,鲁迅不顾自己发烧,陪着住进了上海的福民医院,而且整夜守护在床边。因为难产,要动手术,医生征求鲁迅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

“留大人。”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

结果,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27日凌晨,一个男孩降临人间。鲁迅听说是个男孩,以欣慰的语气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鲁迅高兴地来到产房,手里拿着一盆文竹,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文竹翠绿、苍劲、孤傲、沉郁,许广平看了很高兴,认为它体现了鲁迅的个性,也很适合自己的性格。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鲁迅征求了许广平的意见后说:“这孩子是在上海生的,就叫海婴吧。”

许广平点头同意。于是,海婴就成了孩子的名字。

许广平住院期间,鲁迅每天都来医院看望,有时还带着朋友来,并且是不止一次。这期间,鲁迅总是面带微笑,两眼炯炯有神,话也说得多了。他特别爱看这个新生的婴儿,也愿意向朋友们介绍这个婴儿。朋友们看了海婴,都说孩子长得像鲁迅。每当这时候,鲁迅就认真、仔细地看一会儿海婴,然后哈哈地笑着说:“像倒是像一点儿,不过我没有他漂亮。”

鲁迅在寓所和医院之间整整走了12天。在他和医生的精心护理下,许广平的身体一天天复原了。许广平不愿意让鲁迅在这样的往返中浪费宝贵的时光,就坚持要出院。鲁迅希望她在医院中多住几天,后来看到她那执拗的态度,也就同意了。

许广平回家了,她抱着海婴走进了楼上的卧室。卧室里阳光明亮,一切都充满了喜气和生机。许广平看到,卧室里家具换了位置,床铺很整齐,床边还放着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营养品和日用品。看到这一切,一种惊奇和喜悦的感情不由得涌上许广平的心头。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深切地感到了鲁迅对自己的爱,于是,她满怀深情地看着鲁迅,鲁迅则会心地笑了。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海婴的合影

海婴的出生,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让许广平休息好,每天夜里12点,鲁迅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海婴也醒了,这时候夜深人静,万籁无声,鲁迅便抱起海婴,坐在床边上,手里拿着一点什么东西,开始哄着海婴玩儿。有时,海婴玩儿得疲倦了,鲁迅就把两臂弯起来,仿佛是一个柔软的小摇篮,让海婴躺在里面,轻轻地摇动。同时,鲁迅口中还哼着自己专为海婴编的儿歌: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后来,鲁迅曾经写了一首诗,表现了他的恋子之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这也是鲁迅和许广平爱情生活一个侧面的生动写照。

刨根问底

在许广平的精心照料下,鲁迅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由于有许广平的精心照料,鲁迅体味到了深沉诚挚的爱和无穷的战斗鼓舞,精神要比以前好了,身体也强壮了,衣着也整洁多了。

新的抉择和论争

经历了1927年春夏的黑暗之后,中国进入了生与死搏斗的新时代。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强化新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农村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同时,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四面八方来到上海,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起了新的力量,在文化战线上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鲁迅来到上海以后,密切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他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大时代,这个时代是伟大的,也是严酷的。它可以创造出生,也可以创造出死。鲁迅一边进行思考,一边开始了独立的战斗。他到上海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革命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名副其实的,只有是革命人,才能写出革命文学。那种在指挥刀掩护下的所谓文学,绝不可能是革命的。他比喻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还应邀到一些学校去演讲。他在劳动大学讲的是《关于知识阶级》。鲁迅提出:知识分子是为平民说话,还是压迫平民呢?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同情和倾向于民众呢?他指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是冒充的知识阶级。

由于政局的动荡,鲁迅好像处在惊涛骇浪之中,所以,他到上海后,尽管也写了文章,也到学校发表了演讲,但是,是不是在上海久住,是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还是进行文艺事业,今后到底干什么,他一时还没有定下来。正因为这样,他购买家具也很简单,和许广平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一椅。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并且认真听取了许广平的意见后,鲁迅终于决定了自己今后的永久居住地和所要从事的工作。这就是,他决定在上海长住下来,从事文艺工作。他给别人的信中说:“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

其实,鲁迅说这句话只是一种托辞,他对政、教两界当然不外行。他所以决定今后从事文艺运动和著译工作,这是他战士的性格决定的。鲁迅愿意在风沙扑面中前进,哪怕是抚摩着身上的伤痕,也感到快乐。相反,他不愿意过那种书斋中安静的学者教授的生活。况且,他在厦门、广州期间,也感受到了教育界并不比政界好多少,想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是搞学问,是根本不可能的。

鲁迅作出了新的抉择之后,便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他要购买一些书籍,为此,认识了日本人内山完造。内山完造(1885年—1959年)1913年来到上海,先是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7年开设内山书店,销售日文书刊。内山完造具有进步思想,关心中国的文化事业,早就听说过鲁迅的名字。

1927年10月8日上午,鲁迅来到位于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购书。他认真地在书架上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不一会儿,就找好了四本。然后,他便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内山的妻子送过来的茶,一边用流畅的日本话说:“老板,请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23号去。”

内山见鲁迅个子虽然不高,却有一种浩然之气,身穿蓝布长衫,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一双眼睛既威严又清澈,特别是日本话讲得这样好,料到不是一般人,赶忙问:“阁下贵姓?”

“叫周树人。”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久仰大名了,失礼,失礼。”内山感到非常兴奋。

从此以后,鲁迅和内山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内山曾说:“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是有的。”

由于内山的书店和鲁迅的住处很近,以后鲁迅就经常散步似的来到内山书店,有时是购书,有时是和内山聊天,有时还在这里约会朋友。

◎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合影

鲁迅用的时间最多的是编辑刊物,《语丝》是其中之一。原来,《语丝》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以后,只出版了三年时间,就遭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禁止,管发行的北新书局也被查封。1927年底,《语丝》移到上海出版,鲁迅负责审阅一些稿子,后来又担任主编。从形式到内容,鲁迅对《语丝》都作了很大的改革。他自己的一些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文章,就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1928年12月,因为反动当局的警告和禁止,以及刊物本身的一些问题,鲁迅感到无法忍受,便辞去了主编职务。

从1928年6月起,鲁迅又和著名作家郁达夫一起合编《奔流》杂志。这个杂志专门发表关于文艺的著作、翻译和介绍文章。鲁迅为了有计划地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从第1期到第5期,连续译载了苏俄的《文艺政策》。这个杂志名义上有郁达夫参加编辑,实际上大多是鲁迅一个人干的。他十分严谨、认真,每篇译著都有说明,每期刊物后面都有编后记。有时鲁迅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许广平帮助校对。《奔流》出了15期以后,在1929年12月停刊。

从1928年11月起,鲁迅又和同住在景云里的文艺青年柔石等人,组织了新的文艺团体“朝花社”,目的是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朝花社”存在期间,出版了20期《朝花》周刊,12期旬刊,5本《艺苑朝花》,两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特别是关于木刻艺术的介绍,推动了我国木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意义重大。

鲁迅到达上海以后,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这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抉择。事情是这样的:鲁迅刚到上海不久,中国济难会就派人来和他联系。济难会又称革命互济会,是国际总会在中国的一个分会,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保护革命者、救助革命烈属为宗旨的进步群众组织。1927年10月19日,济难会负责人王望平举行宴会,鲁迅应邀参加。席间讨论要出版一个刊物《白华》,作为济难会的机关刊物。此后,鲁迅和这个组织的联系日益密切,并正式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多次为这个组织捐款,从事各方面的工作,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从1928年开始,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些问题,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新的论争是鲁迅没有想到的。

本来,从鲁迅方面讲,他是想和创造社结成盟友,以壮大对旧势力作战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广州期间,多次到创造社广州分部访问,购买书籍。从创造社和太阳社方面说,他们也想联合鲁迅共同战斗。为此,1927年11月9日,比鲁迅先到上海的创造社成员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人,在郭沫若同意下,访问了鲁迅,提出要与鲁迅合办一个刊物。鲁迅当场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提出可以不必办新刊物,恢复《创造周报》即可,以作为共同的园地。郭沫若也赞成这个建议。一个月以后,以鲁迅领衔,有郭沫若(署笔名麦克昂)、蒋光慈、冯乃超等三十多人签名的特约撰稿人名单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刊出,同时还刊出了《创造周报》复刊启事。

谁知,广告刊出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合作也就没有能实现。原来,到日本去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并不知道也不赞成这个合作计划。创造社一些人提出: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就必须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的合理的批判。他们认为,五四以来的一些老作家不行了,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1928年1月,成仿吾在创造社主编的《文化批判》的“祝词”中,提出要对历史算一笔总账。还有的人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鲁迅,说他的作品“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落伍者的悲哀,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指责鲁迅是“有闲阶级”,也就是“有钱阶级”。鲁迅所面临的新的论争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以后,创造社掌握的刊物不断地发表文章,对鲁迅进行错误的批判。尤其是杜荃的文章,竟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竟批判起鲁迅来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社会的现象也真是太复杂了,人们要想了解一个伟大的人物,实在不容易,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其实,创造社等人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要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运动。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甚至叛变,文坛弥漫着悲观情绪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站出来,能够打起无产阶级的鲜明旗帜,为革命文艺指出前进的方向,确实是了不起的。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的刚从战场上退下来,有的刚从国外回来,对中国的社会实际缺乏了解,在思想上,又处于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一时还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容易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因而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都是敌人,认为五四时期出现的大批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都落伍了,对他们必须采取批判态度,甚至公开批判鲁迅等人。这不仅反映了他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反映了他们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情绪。

鲁迅之所以和他们进行论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公开批判了自己,更重要的是鲁迅和他们在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分歧。鲁迅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现状有深刻的认识,他战斗的最大特点就是密切联系实际,因而对于创造社等人的不正确观点看得比较清楚。此外,在感情上,他对于那些学了一点儿书本上的理论就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人也非常反感。还有,鲁迅向来关心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对这一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对创造社等人的一些失误也就很敏感,能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

1928年,鲁迅相继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批评了创造社一些人的“左”倾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批评了他们某些人的宗派主义,脱离实际的空谈,明确指出革命者应该不怕批判自己,而且要敢于明言,不要自封为无产阶级。针对他们的一些不正确的文艺观点,鲁迅写道:“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拣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那一条路的。”

鲁迅还写道:“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当创造社等在许多刊物上围攻鲁迅时,冯雪峰以“画室”为笔名,发表了《革命和知识阶级》一文,比较正确地评论了这场论争。他认为,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创造社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这不会有利于革命。……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是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

这次论争,从政治上说,双方都要求革命,拥护无产阶级;从文学上说,或提倡革命文学,或拥护革命文学本身。对对方的某些错误,提出严正批评,为的是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所以他们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这一场来自革命营垒里的大规模的围攻,是鲁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的论争,对他触动很大,促使他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钻研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

1928年5月,《文化批判》被禁停刊。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这场论争也就停止了。鲁迅后来曾说:“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

鲁迅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正确地评价这场论争的历史功过。后来,随着战斗岁月的推移,他同创造社论争的许多人建立起了同志和诤友的情谊。

成长词典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诞生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前期以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为主要倾向,后期大力倡导“革命文学”。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曾出版《创造》《文化批判》等刊物。

从点滴做起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的确,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在编辑文艺刊物、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扶植新生文艺团体、帮助文艺青年方面,做了许多“零碎事”。他正是从点滴做起,来构筑中国新文学艺术大建筑的。

在和郁达夫一起编《奔流》时,有许多工作非常麻烦。当时,每月出一期,从编辑、校对、翻译,到挑选插图、跑印刷所、与投稿者联系,直至代作者向出版社索取稿费和退稿等等,几乎都是鲁迅一个人办理。夏天,南方气候炎热,晚上蚊子很多,鲁迅是白天流汗,夜间蚊咬,一页一页地校对稿件,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了解情况的朋友们都说:那一本本的《奔流》,实际上奔流的是鲁迅赤诚的心血和汗水。

和柔石等人一起编《朝花》月刊时,鲁迅为了培养文艺青年,给了柔石以很大的帮助。柔石原姓赵,名平复,1925年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时,听过鲁迅的课,对鲁迅很敬仰。后来,柔石中断学习,到宁海教书。1928年春天,他因参加家乡的一次暴动失败来到上海。在走投无路、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人关心他下一步怎么办,柔石坚定地说:“找鲁迅先生去!”

鲁迅和柔石交往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增强了。鲁迅把柔石看作自己人,常邀他到家里吃饭,饭后就在一起聊天,有时参加的人还有许广平、周建人。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着,从文学到哲学,从历史到现实。鲁迅渊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以及那极富魅力的幽默,使柔石为之倾倒。鲁迅还经常给柔石讲学习,讲人生。有一次,鲁迅对柔石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坚忍地慢慢地走去。”

鲁迅的话给了柔石以很大的启发。柔石想:“我平时就像游荡的鱼一样,神经末梢太灵活了,和‘象’的韧性相差太远。”他对鲁迅的指点非常感激。

1928年冬,柔石和王方仁、崔真吾等人商定办一个文艺刊物,得到了鲁迅的支持,于是成立了朝花社。

朝花社成立以后,柔石不知疲倦地工作。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像跑印刷局、制图、校字等。可是,事情往往不顺心,特别是有些书和木刻画不仅收不回本钱,而且还要赔钱的时候,柔石尽管皱起了眉头,可还是任劳任怨地工作。他为了赚些钱,就搞翻译,最后这方面也失败了。没办法,就向鲁迅借钱垫出。针对柔石为人忠厚、善良,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的情况,鲁迅经常提醒他:“现在这样的社会,你不能相信人们都是好的。有的人专门骗人,出卖朋友,吸别人的血。”

“会这样的吗?——不至于此吧?”柔石惊异地睁圆了近视的眼睛,不大相信地说。

当钉子碰得多了的时候,柔石才认识到鲁迅话的正确。

朝花社最后倒闭了,不过,鲁迅后来回忆起这段和柔石相处的生活时,还是觉得很满意的。他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在鲁迅的影响下,柔石锲而不舍地追求进步的文化事业,追寻革命的足迹。他后来参加发起“左联”的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直至最后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鲁迅为了培养进步文艺青年,倾注了自己的心血。除了朝花社和柔石外,还有许多团体和个人,一八艺社、未名社、白莽、韦素园等,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一八艺社是一个小小的绘画艺术团体,其成员是一批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艺专当局开除或被迫退学的进步学生。这些人虽然穷苦,但是追求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的劲头却很大,也敢于和泛滥在画坛上的庸俗习气做斗争。当他们在前进道路上探索的时候,看到了鲁迅自费出版的《梅菲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梅菲尔德是个德国木刻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黑白对比和强有力的刀法塑造了工人的形象,以及工人们奋发劳动的场面。这一崭新的革命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作品,影响了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决心放弃油画,改学木刻。当时木刻还刚刚兴起,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因为贫穷,连木刻刀也买不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的用刻图章的刀代用,有的用小学生用的木刻刀,还有的把伞把上的钢撑骨磨利了当刀用。后来,江丰和陈铁耕两个人在一家公司看到了美国生产的五把刀的木刻刀,每副定价七元,江丰就当掉了一件毛料夹长衫,把刀买了下来。

就是这样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艺术团体,首先得到了鲁迅的关爱。鲁迅从这些青年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提倡的木刻艺术终于在社会上有了影响,非常高兴。他给一八艺社的青年人送去了外文绘画书,还在上海和杭州两地为一八艺社举办了展览会。为了扩大展览会的影响,鲁迅还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宣传。文章中有这样的内容:

“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唯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鲁迅与“一八艺社”社员等合影。

在此之后,内山完造的弟弟、日本木刻教师内山嘉吉来到中国,鲁迅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嘉吉给一八艺社的社员讲授木刻。在讲课期间,鲁迅充当翻译。他还把八册关于版画的书送给了一八艺社,请内山书店给一八艺社寄售木刻刀。正是在鲁迅的帮助下,一八艺社的社员成了我国现代木刻的有作为的拓荒者。

未名社是1925年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扶植的一个青年文学团体,到南方以后,鲁迅和这个团体的成员一直有联系。1929年5月,鲁迅来北平探望母亲期间,多次走访未名社的朋友,给他们以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未名社的骨干韦素园正在生病,住在西山的一家疗养院。5月30日早晨,鲁迅和李霁野等四人乘摩托车去西山,看望韦素园。

鲁迅来到了疗养院,同韦素园谈了好几个小时。素园几次让他吸烟,鲁迅都不肯,怕影响素园的身体健康。后来,素园再三说吸烟对自己的身体并无妨碍,鲁迅才到屋外面急急吸了一支,又赶忙回到屋里,和素园说话。鲁迅对病人的体贴和关怀在这里表现得是多么充分啊!

鲁迅从北平回到上海以后,得知韦素园病情加重,就写信给母亲,从家用中挤出100元,交李霁野给素园治病。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有奏效,1932年8月1日,韦素园病逝,年仅30岁。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几年前韦素园给他的信,那是素园在疗养院伏在枕头上写的;也想起了韦素园寄给他的书,那是素园在病中翻译并出版的果戈理小说《外套》的精装本;还想起了韦素园病室中的陈设以及他悲惨的身世: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素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的病没有痊愈的希望,就和别人结婚了。鲁迅想起这一切,不由得这样赞扬韦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上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鲁迅对于韦素园生前的爱护,死后的追思,以及对他的赞扬,表现了鲁迅对于那些切切实实要求上进的中国青年的由衷的关爱。鲁迅的这种关爱也体现在白莽身上。

白莽,又名殷夫,1909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本姓徐,学名祖华。1926年,他到上海读书,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6月,白莽和鲁迅相识,以后关系越来越密切。起初,白莽给《奔流》投来一篇稿子,是从德文译出的《裴多菲传》。鲁迅需要看看原文,就给白莽去了一封信。没过多久,白莽亲自把原文送来了,那是载在一本诗集上面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白莽说的话较多,而鲁迅的话比较少,白莽感到有些不自然,这样,第二天,他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这次见面很后悔。于是鲁迅就写了一封回信,并托柔石把那本载有《裴多菲传》的诗集及自己所藏的两本集子带给白莽。鲁迅在信中表示,希望白莽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以便连那《裴多菲传》一起发表。白莽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这次他和鲁迅谈的话比第一次还多,鲁迅喜欢他的率直。鲁迅对他的翻译给了热情的鼓励,并借他20元钱,以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后来,《裴多菲传》和那几首诗在《奔流》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

这一年的9月21日,白莽和鲁迅第三次见面。这天天气比较热,而白莽却穿一件棉袍,脸上都是汗。鲁迅看他这副样子,觉得很怪,不禁笑出声来。这时,白莽才告诉鲁迅,他是一个革命者,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衣服和书都被没收了,身上穿的这件棉袍,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鲁迅听后,立刻给他50元钱,算是稿费,以便安排一下生活,买一件长衫。

从1929年6月16日到11月10日,白莽和鲁迅之间有14次交往,大多是书信和稿子,其中有三次涉及经济,都是鲁迅付给白莽稿酬。当时,北新书局经常拖欠稿费,给白莽的稿费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对革命文艺青年的栽培和资助,在这里表现得多么充分啊!

后来,白莽被捕牺牲,鲁迅在翻看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有一本《裴多菲诗集》,鲁迅一页一页地翻着,看见在一首诗的旁边,有白莽的译文: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鲁迅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青年!可是,自己精心培育的这株幼苗,却被万恶的刽子手摧残了。

鲁迅是革命文艺青年的良师益友,在精力和财力上都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许多事例的确是非常感人的。1930年3月底,鲁迅回顾到上海后这两年多的时间,他为扶植青年做了许多琐碎事,因而少写了不少的文字,但是,他并不后悔。他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做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

鲁迅为扶植革命文艺青年而从点滴做起的梯子精神,是多么伟大而崇高啊!

在战斗的旗帜下

1930年,是鲁迅来上海以后心情最好的一年。

这一年,他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个革命团体,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战斗的旗帜下,他率领文化新军,对文艺战线上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斗争,并且度过了自己难忘的50岁生日。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江西、福建等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配合武装斗争,党领导的革命的文化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了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恐惧,于是,一方面对我们党的武装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我们党领导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也进行了“围剿”。这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两方面的“围剿”,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迫切任务。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采取的重要措施。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1929年底就开始酝酿了。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团体,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这个组织的斗争纲领。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酝酿的时候,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表示,希望鲁迅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且派冯雪峰和鲁迅联系,征求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介绍情况后,曾经表示,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不过他还是立即同意参加这个组织并作为发起人之一。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成立大会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鲁迅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心情非常愉快。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共有51位,鲁迅的名字排在前头。成立大会开过不久,《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就在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上发表了。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为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宣言》郑重提出: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的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直达到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的发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正如鲁迅所预料的那样,“同盟”遭到了镇压。所有的发起人都遭到通缉,鲁迅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堕落文人”,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离家避难,躲到内山完造家里。每隔两三天,许广平就抱着半岁多的海婴去看鲁迅。鲁迅虽遭通缉,但情绪很好,看到海婴更是高兴。他在白色恐怖中,仍然不停地译书撰文,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而努力。

这时候,有人考虑到鲁迅的危险处境,劝他说:“你已经是个名人了,何苦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呢?发表一个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算了。”

但这些“好心”的劝告都遭到鲁迅的拒绝。

几年以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鲁迅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鲁迅,说只要事先取得他的“谅解”,就可以取消对他的通缉令。这是妄想软化鲁迅。

“我的生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它去的。”鲁迅以蔑视的语言,断然回答说。

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在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中,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本来,还是在1929年秋天,由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干预,创造社、太阳社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当时,周恩来来到上海,他听取了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汇报后,当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指出,对鲁迅的批评是错误的,应当团结鲁迅。此后,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也先后指示中共上海文化支部负责人阳翰笙、潘汉年,不要再围攻鲁迅,而应当团结鲁迅。这样,中共召开了上海支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停止对鲁迅的攻击,并派人同鲁迅取得联系。为此,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人同鲁迅见了面,传达了党的意见。一些原创造社的同志也来到鲁迅家里,向鲁迅主动承认错误。鲁迅看到他们的态度善意而坦率,便含蓄地给他们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另一个是“柿饼”的故事。鲁迅通过这两个故事,希望他们今后千万不要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否则会在复杂而黑暗的中国社会里吃亏的。在座的创造社的同志听了鲁迅讲的故事都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学团体的设想便提到了日程上。

1930年年初的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的两点意见:一是共产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是这个革命文学团体的名称可以叫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要不要有“左翼”二字,由鲁迅决定,不要也可以。

鲁迅听了冯雪峰的介绍,稍稍沉思了一会儿,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1930年2月16日,鲁迅参加了“左联”成立的筹备会议。会议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2人,除鲁迅外,还有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柔石等人。这12人是“左联”的骨干,也是“左联”的发起人和筹备人。会议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气氛非常活跃。大家认真回顾了过去所走过的路,讨论了“左联”的纲领、章程和任务。最后,会议委托冯乃超起草《理论纲领》。几天以后,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三期刊登了这次会议召开的消息。

冯乃超起草好《理论纲领》后,来到鲁迅家里征求意见。鲁迅认真地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有许多“十月”、“列夫”等从苏联文学团体宣言中搬过来的话,比较生硬。此外,还有一些口号,比如“诗人应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死”,也有些不太确切。鲁迅觉得文风和写法是个人的习惯,便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风趣地说了一句:“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

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了。四十多位青年作家参加了成立大会。鲁迅和夏衍、阿英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我国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大会热情地邀请鲁迅讲话。鲁迅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带着一点绍兴口音,说道:“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社会的实际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的‘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绝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鲁迅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出了建设左翼文学的几点意见:一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二是战线应当扩大;三是应当造出大群新的战士;四是克服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鲁迅的这个讲话,就是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对于“左联”以及所有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在这次会上,鲁迅当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左联”成立以后,鲁迅成为她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文艺战线上有许多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新月派”的梁实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多篇文章,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宣扬人性论,说什么“文学不是大多数人的”,“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并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鲁迅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率领文艺新军,对这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斗争。

鲁迅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三篇文章,驳斥梁实秋的错误观点。关于人的阶级性和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写道:“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左联”中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都纷纷拿起笔来参加战斗。冯乃超发表了《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揭露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谁知梁实秋看完这篇文章后,装出冤苦的样子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我的主子是谁。”他还非常恶毒地含沙射影说革命作家都是共产党(按:共产党当时是要杀头的)。针对梁实秋的文章,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证据。”

鲁迅的文章写得多么犀利泼辣啊!

继“新月派”之后,由一批政客、军官、特务、流氓结合而成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还有自称“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一些人,又先后向革命文艺运动发起了攻击。鲁迅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起应等革命作家,都起来应战,或揭露他们的出卖民族的丑恶面目,或批驳他们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左翼作家的种种诬蔑。这是“左联”成立后,在鲁迅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取得的又一辉煌战果。

在战斗中,鲁迅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

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一家小型的荷兰餐室里,由“左联”中年轻的作家柔石、冯雪峰、冯乃超等人发起,有三十多人参加的一个集会正在进行。集会的内容是庆祝鲁迅50寿辰。鲁迅和他的妻子许广平、儿子海婴很早就来到了会场。鲁迅穿一件乳白色长衫,软底的中国式的鞋子,没有戴帽,神情潇洒、沉稳而安详。庆寿活动开始后,先由柔石致辞,接着阳翰笙代表“左联”讲话。他首先称呼一声“鲁迅同志”。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全场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平时,大家都称鲁迅为“先生”,而今天,在“左联”党组织举行的秘密集会上,“鲁迅同志”这几个字,就具有特殊的意义。阳翰笙在讲话中,赞扬了鲁迅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精神,以及在“左联”和青年中所起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并祝他健康,为无产阶级和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鲁迅面带笑容始终认真听着大家的讲话。最后,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会场非常安静。他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战斗历程,特别强调创作只能从经验中跃出来,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集会。它表明,鲁迅终于彻底背叛了本阶级,走进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思想家和革命家。它也表明,鲁迅是一面战斗的旗帜,无数革命文艺青年正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而斗争。

◎50寿辰的鲁迅抱着1岁的儿子海婴合影。

时空漂流

有个农民每天都挑水,一天,他正在挑水的时候,忽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他想来想去,又看了看自己的木头扁担,就自言自语地说:“一定用‘金扁担’。”这就是鲁迅讲的“金扁担”的故事。

“怒向刀丛觅小诗”

193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以1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结果遭到惨败。与此同时,他们在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对人民的进攻,颁布了反动的《出版法》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企图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这一天,李伟森、柔石、殷夫(即白莽)、胡也频、冯铿等五位作家,以及何孟雄、林育南等30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东方饭店召开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而全部被捕。一时间,白色恐怖更加沉重地笼罩上海,鲁迅和左翼作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就在1月16日夜里,柔石受明日书店的委托,来到鲁迅家里,询问出版鲁迅译著的付酬办法,鲁迅就把自己和北新书局所订立合同的抄件给了柔石。柔石把合同抄件放进衣袋中,便匆匆地走了。

此前几天,鲁迅还把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纪行》一书送给了殷夫。这是一本德文的译本,鲁迅希望殷夫借此可以学习德文。

谁知,鲁迅对殷夫的美好希望不可能实现了,他和柔石这一次也成了永别。

柔石被捕后,敌人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了那份合同抄件,便一次又一次地逼柔石说出鲁迅的地址,但是每次都被柔石断然拒绝了。柔石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知道反动派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就在1月20日,烧掉了朋友们寄来的信札,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和许广平、海婴一起,转移到黄陆路花园一家日本旅社里去避难。

他们在这里住的是一间紧靠浴室的阴暗潮湿的小屋,空气中散发着霉味。鲁迅把大床让给海婴和女工睡,自己和许广平就挤在靠门口的一张小床上,条件非常艰苦。鲁迅惦念着柔石等人,关心他们的安危。几天以后,从狱中传出了消息,那是柔石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已经戴上了脚镣,一时恐怕出不了狱。柔石正在和殷夫学习德文。又过了几天,柔石在狱中写的第二封信也传了出来。这封信中写道:狱中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铿脸已经青肿。柔石在信中还请鲁迅转托蔡元培先生营救。

鲁迅想尽了办法营救柔石他们,同时也为狱中同志们的处境忧虑。当时的天气还比较冷,因为屋子太小,活动不开,夜里鲁迅就经常坐在过道里的火盆旁,默默地想各种各样的事情。“唉——为什么竟会这样不小心呢?”鲁迅听说柔石他们是在开会时被捕的,不由得自言自语。

◎柔石

有一天,鲁迅还是这样默默地坐在火盆旁,一个日本青年人走了过来,坐在了鲁迅的身旁。通过交谈,鲁迅知道这个日本青年名叫长尾景和,是日本关西大学的学生,为了研究中国民俗而来到上海,也住在这花园旅社。

“先生为什么这样忧虑?”长尾景和问。

“我反对了国民党的政策,特别反对了它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捕了。”鲁迅觉得身旁的这个日本人不至于告密和出卖,就这样说。

接着,鲁迅又向长尾讲了中国监狱的黑暗和腐败,囚徒的口粮怎样被克扣,金钱又怎样左右审判。

“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要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的中国,一定是这样的。”鲁迅又对长尾说。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现实黑暗的愤恨,对将来光明的信心。

以后的几天里,鲁迅和长尾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一次,长尾向鲁迅索字,鲁迅写了一首唐代钱起的《归雁》诗: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在这首唐人的诗中,寄托了鲁迅无限的悲怨。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柔石等23位同志,已经在2月7日夜里被秘密杀害。这惨痛的消息使鲁迅无限悲痛,无限惋伤,无限愤怒。他想起了民国以来一次次血的流淌,想起了李大钊、刘和珍、毕磊,想起了往日和柔石、殷夫等人的共事。这时,春夜正深,黑暗笼罩了整个世界。鲁迅痛感自己失掉了好同志、好朋友,中国失去了好青年。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不由得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哀切动人、可称绝唱的诗,有力地表现了鲁迅对杀人者的愤怒控诉,以及对遇难战友的沉痛哀悼,也反映了鲁迅继续战斗的顽强意志。

鲁迅在花园旅社一共住了39天。柔石等人被害以后,他比往常沉默了,即使朋友来访,也很少说话。鲁迅常想的是:

“革命者流血,当然是革命方面的损失,但反动统治者能得到什么呢?”

“革命者流血,自然是为了被压迫的大众,替他们开拓生路;反动统治者杀害革命者,可全是为帝国主义清道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鲁迅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心情仍然感到沉闷,不时地想起柔石和殷夫等人,想起那些杀人的残暴的野兽。鲁迅觉得,应当为死者,为死者之所爱,向世界控诉这些野兽的罪行,把他们的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到这些,鲁迅写了《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当时,刚从菲律宾休养回来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听到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后,立即赶到鲁迅家中。她看到鲁迅正坐在屋子里,面色灰暗,没有刮胡须,头发是蓬乱的,两颊深陷下去,一双眼睛闪烁着狂热的火光。看见史沫特莱以后,鲁迅什么话都没讲,只是把一篇稿子递给了史沫特莱,并用一种充满仇恨的声音说:“这是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

◎史沫特莱塑像

史沫特莱接过文章一看,题目是《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她又迅速地看了一下内容,觉得全篇文章都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愤怒的情绪。

“如果就这样刊印出来,您的生命会有危险的。”史沫特莱深为鲁迅担心,请鲁迅再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鲁迅毅然地说。

后来,这篇文章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于是,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地狱的情况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连同这篇文章一起发表的,还有鲁迅和史沫特莱共同起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鲁迅的文章和这篇宣言的发表,在美国和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十多位美国进步作家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国作家的屠杀。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感到十分惊慌。

这年夏天,鲁迅和冯雪峰共同主编的《前哨》杂志“纪念战死者”专号出版。专号刊登了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这段历史最忠实、最深刻的记录,也是历史最珍贵的文献。

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出版后,鲁迅又指导和帮助丁玲创办了“左联”刊物《北斗》。鲁迅特意选了德国杰出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牺牲》一画,发表在刊物的封面上。这幅画画面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上了眼睛,交出了她的孩子。鲁迅是以此来纪念柔石。因为柔石牺牲前不久,回过家乡,看望双目近于失明的母亲。这幅画,就算是一个无声的纪念。

这一年的秋天,鲁迅《阿Q正传》日文译本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这本书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中的一本,书中除了《阿Q正传》外,还印了李伟森等革命烈士的遗像以及悼念他们的献词,译载了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的作品和小传。日本的革命文艺界人士把鲁迅的书和这些烈士的照片、文字编成集子出版,反映了日本同志对烈士们的纪念,同时也深深地寄托着鲁迅的哀思。

国民党反动派在屠杀革命作家的同时,文化专制也达到了极点,而且常常表现出野蛮愚昧。对此,鲁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北斗》杂志出版后,鲁迅又亲自主编了由“左联”出版的《十字街头》小报。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殃民的黑暗统治,以及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的新的毒化政策,鲁迅在这份报纸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讽刺诗《好东西歌》: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当时,国民党湖南军阀何健,为了执行文化专制政策,连用拟人法写的童话也要禁止。1931年2月,他向教育部打了一个报告,提到改革学校课程时,竟说:最近许多学生加入“共产战团”,是因为近来课本中“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尤有一种荒谬之说(如爸爸你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又如我的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此种书籍,若任其散布学校,列为课程,是一面铲除有形之共产,一面仍制造大多数无形之共产。”何健还说,对此如不加以取缔,再过数十年,世界就要变成人将相食,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之残余的世界。何健为了实行强制奴化教育,在湖南主张学校设立“公民科”。

鲁迅认为何健的看法和做法虽是愚昧可笑,但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已经严酷黑暗到何等荒唐野蛮的程度。于是,他又写了一篇《公民科歌》,和《好东西歌》一起发表在《十字街头》小报的创刊号上。

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文化专制,鲁迅就是这样怀着极大的蔑视、憎恶和愤怒,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

成长词典

1930年,李伟森、柔石、殷夫、胡也频和冯铿五位青年作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其中殷夫是诗人,其他四人都是小说家和中共党员。李伟森还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2月7日,他们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后,鲁迅专门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表达对“左联五烈士”的深切怀念之情。

直面野蛮的进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又侵入黑龙江、吉林。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整个东北就沦入敌手。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行各业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民众自动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和一部分军队组成了抗日义勇军,开展了游击战争。“左联”也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左联”执委会还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强调文学应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统治阶级文化上的恐怖手段和欺骗政策。“左联”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在9月28日还刊出专栏《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民众!!!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号召文化界人士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保卫我神圣的国土。

9月21日,也就是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就写下了《答文艺新闻社问》,迅速表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鲁迅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中国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10月23日,鲁迅在《文学导报》上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文,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主义文学”团体发起组织所谓“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以“救国”为名,搞推行反动文艺之实。鲁迅分析了他们的作品,指出这些作品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所产生的流氓文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他们歌颂蒙古人拔都元帅的西征,也就是歌颂日本人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受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人竟将民族危险当作儿戏,还有些人趁“国难”之机为自己捞好处。在国民党内有很大影响的胡汉民就劝青年人要“心花怒放”,要“养力”救国。于是,电影院里就大放用探险滑稽化来迎合观众的美国电影《两亲家游非洲》,说什么这就是救国的良药。一些黄色歌舞明星为了捞钱,也打起爱国的旗号,招摇过市,被称为刺激民族性活跃的兴奋剂。对于这一切,鲁迅非常厌恶,他写了《沉滓的泛起》一文,戳穿这些假爱国的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可憎面目。鲁迅认为:这些人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是要在“国难声中”和“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手里。他们的表演,正是沉滓泛起。

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军政大员,为了掩盖真相,尽情地编造谎言,以欺骗人民。对此,鲁迅写了《宣传与做戏》一文,一一予以揭穿。鲁迅指出:教育经费用完了,开几个学堂装潢门面;全国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却请几个博士给外国人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老百姓可以随便杀头,非要办几个模范监狱让外国人参观;将军明明远离前线,偏要打电报,说要“为国捐躯”;平时连体育课都不愿意上的一些公子哥儿学生,却偏要穿上军装。这样的做戏,比戏台上真的演戏还坏。

当然,鲁迅也看到了,在敌人的野蛮进攻面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呼喊而战斗。这其中就包括爱国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不顾恐吓和危险,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对此,鲁迅极为兴奋,感到力量倍增,他要给青年学生们以有力的支持,他要和青年学生们一起战斗。

面对爱国学生的请愿游行,南京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想尽一切办法对学生运动进行诬蔑,并加以种种罪名,竟无耻地说什么学生的行动,已使友邦感到惊诧,“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保”。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十足的卖国论调,鲁迅非常气愤,立即写了《“友邦惊诧”论》,义正词严地予以抨击。

1932年1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高良富子途经上海,前来看望鲁迅。高良富子是从事日本基督教妇女和平运动的,和鲁迅早就相识。她在和鲁迅交谈中,表示希望能得到鲁迅的墨宝,作为这次见面的纪念。几天以后,鲁迅把一首诗抄赠给了她,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无题》绝句诗: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诗笔凝练,寓意深刻,高度概括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的那些要员们,也形象地显示了抗日革命力量的旺盛生命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鲁迅把这首诗抄赠给日本友人,反映了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团结一致。

谁知,就在鲁迅写完这首诗五天以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把战火从我国东北烧到了东南。那天晚上,鲁迅正在北四川路的公寓伏案写作,突然从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鲁迅住处的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因此,鲁迅很自然地站了起来,向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望去,只见那里的灯光全部熄灭,战车却一辆又一辆地飞驰而出。又过了一会儿,就响起了枪声,由疏而密,由近而远。鲁迅想更清楚地了解情况,就放下手中的笔,走到阳台上。他看到红色的火线划破夜空,从天空中穿梭般地飞过。“啊!战争爆发了!”鲁迅急忙和家人退到楼下。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进了屋里的墙中。好险啊,幸亏没有伤着人。

本来,鲁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得寸进尺是有思想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还在昨天,日军就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人们闻讯后纷纷外出避难。鲁迅没有撤离,只是让许广平多买了一些东西,准备了几天的粮食,想在家中避一避再说。现在,战争降临了,国家和民族又受到了凌辱。鲁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再次野蛮进攻无比愤慨,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为痛恨。在夜幕中,在隆隆的炮声中,他慢慢地仰起了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这一天夜里,除了海婴之外,鲁迅和家中的其他人一夜未眠。

第二天,战事更紧了,鲁迅和家人全天都处在枪炮声中。当时,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在爱国良心的驱使下,不顾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整个上海都在震荡。

第三天早晨,枪炮声还在继续。鲁迅已经一连几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就在他感到十分困倦的时候,突然,门被敲得砰砰响,开门后,一队日本兵端着刺刀冲了进来。情况非常危急。原来,这是日本兵在检查,他们看到鲁迅一家全是老弱妇孺,便匆匆离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内山完造书店的一个日本店员来了,他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说是这所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开枪,所以日军才前来检查。如果再有人向外开枪,那嫌疑就不好免除了,所以不如搬到他的书店去暂住。于是,这天下午,鲁迅一家连同女工,就搬到了内山书店的楼上去住。楼上的这间屋子很小,窗户又被棉被遮盖住,昏暗沉闷。一家人挤在一起,整整一个星期,艰苦的情况可想而知。2月6日是旧历年的初一,本是中国老百姓欢乐的日子,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上海都没有鞭炮声,而枪炮声却响个不停。就在这一天,鲁迅和周建人一家十口又躲避到内山书店的一个分店去住,条件仍然是很差的。然而,这在内山完造先生来说,已经是很尽力了。

鲁迅困居在斗室之内,许多事都不能做,心里感到很苦涩,特别是他想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更加感到窒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卖国,才造成了国人民的这种生活,这样的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鲁迅在痛苦中,又想到了中国的将来。

战火还在燃烧,许多人都牵挂着鲁迅的安危。郁达夫是第一个来看望鲁迅的人,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郁达夫亲自到内山书店的楼上会晤了鲁迅。当他看到鲁迅一家虽然生活条件很是艰苦,但却安然无恙时,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商量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事宜。后来,以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丁玲、胡愈之等43人联名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在《文艺新闻》的战时特刊《烽火》第二期上刊出了。这篇宣言代表满腔怒火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反对瓜分中国的战争,保卫中国革命。

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牵挂着鲁迅的一家。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她就和另外一位美国朋友伊罗生,利用交战双方休战的一天,乘坐伊罗生驾驶的美国《上海大美晚报》的汽车,穿过火线,飞快地来到鲁迅的住处。他们来到鲁迅的住宅前,使劲地敲门,还用英、德两种语言叫喊。当然,由于鲁迅已经转移,他们扑空了。

老友许寿裳也关心鲁迅一家的情况。因为一时联系不上,他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陈子英询问。陈子英也不知道,就登报寻觅。鲁迅知道后,立即访问了陈子英,并寄信给许寿裳,告诉了自己事变中的行踪。这样,许寿裳才放心了。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十九路军坚持抵抗了一个月,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媚敌求和,在5月5日,与敌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3月19日,鲁迅返回了自己的旧寓。就像最后离开战区的是鲁迅一样,最早回来的也是他。当时,北四川路一带没有一家商店开门,房屋不是被火烧,就是被炮弹炸毁,行人稀少,景况十分凄凉。鲁迅的家里,有的门窗也被弹片毁坏了,玻璃被炸碎了十多块。衣服家具丢了二十多件,所幸的是书籍笔墨却一件不少。市场没开,没有商贩来,生活上自然会遇到很多不便。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许多谣言,什么“要重新开战了”等等。结果,鲁迅家请的一个女工被吓走了。这样,许多家务就落在了鲁迅身上。

由于生活过于动荡和劳累,鲁迅一家三口人先后病倒了。特别是海婴,先是出疹子,后又拉痢疾,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好。这可累坏了鲁迅,他不但亲自观察,而且陪着去看病,照顾病人,许多烦琐的事情都做,自然也就妨碍了写作。许广平看了很不忍,她曾说:“如果再多添几个小孩,真会把他累死。”

3月31日,鲁迅写了旧体诗两首,抒发了自己这一时期忧愤的心情。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后来,鲁迅曾向人解释这首诗的含义。那意思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摧残之下,文章如土,芳林寥落。而幸存者又搞不到一起去。这种景况,多么令人感慨和悲愤啊!是啊,“文章如土欲何之”,世界之大,竟难找到立足的地方。鲁迅对此怎能不感到悲愤呢?

革命情谊

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参加刚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看着信笺上蔡元培的名字,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朋友情谊了。鲁迅欣然决定加入这个同盟。1月17日,在同盟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上,鲁迅被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以后,在各方面开展了工作,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要求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停止对他们的酷刑和屠戮。同盟还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相勾结,非法逮捕共产党人。在反对国内法西斯暴行的同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强烈地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同盟的这些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蒋介石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制订了暗杀同盟领导人的计划。

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都是国际知名人士,国民党当局不敢轻易对他们下手,于是,同盟的总干事杨铨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6月18日,杨铨带着自己的儿子坐上轿车前往中央研究院途中,遭到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的袭击。枪声响起后杨铨已身负重伤,他却还扑在儿子身上,保护他的生命。

杨铨的死,使鲁迅感到非常震惊。鲁迅想:杨铨是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的,他死得很悲壮;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想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死得也很温柔。对杨铨这种伟大的父爱,鲁迅充满了敬意。

杨铨遇难时,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闻讯后,他立即赶往出事地点探望。许广平在家里久等鲁迅不归,便找到了内山书店,并在那里焦急地等待。过了很长时间,鲁迅才回来。许广平有点埋怨他为什么没给家里送个信。鲁迅的情绪仍很悲痛,便激动地说:“这算什么,就是给杀死了,也没什么要紧。”

6月20日,杨铨的追悼会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此前,国民党特务已经散布谣言,说要暗杀蔡元培和鲁迅。于是,一些人劝鲁迅不要参加追悼会了,许广平也有些放心不下。鲁迅坚持要去参加,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天下午,鲁迅穿好衣服,又把外面大门的钥匙交给了许广平,并紧紧地握了一下许广平的手,什么都没说就要走。许广平看见鲁迅的眼神是那样严峻和坚毅,就决心和他一起去参加追悼会,心想如果真有特务来行刺,她要设法保护自己最亲近的人。

追悼会准时举行。鲁迅和几十个与会的人们一起,对门口监视的特务充满了蔑视,在缓缓的哀乐声中,送走了自己的战友。

如果说鲁迅不怕死亡的威胁,为杨铨最后送行,表现了他对战友的情谊,那么,鲁迅和瞿秋白与冯雪峰的交往,就更表现了他的革命情谊。

1931年1月,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一边在上海养病,一边从事文学工作。当时,他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学会的会员。1931年秋天,鲁迅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铁流》这部作品,特约瞿秋白翻译原译者没有译出的该书的序言,大约有两万多字。从此以后,鲁迅和瞿秋白开始了文字上的交往。

还是1930年的时候,鲁迅应神州国光社之约,编选了一种新俄文艺丛书,起名为《现代文艺丛书》,一共十种,《毁灭》和《铁流》这两部书也在其中。《毁灭》是鲁迅自己翻译的,《铁流》则请的是旅居苏联的曹靖华翻译了正文,瞿秋白翻译了序言,鲁迅进行了校对。1931年底,这两部书分别出版。《毁灭》出版后,鲁迅托冯雪峰送了一本给瞿秋白。瞿秋白对照俄文原本校读了这本书,并于1931年12月5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讨论翻译问题。瞿秋白在信中称鲁迅为“敬爱的同志”,并且这样写道:“《毁灭》的出版,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极可纪念的事迹。你的努力,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我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瞿秋白

鲁迅收到瞿秋白的信以后,立即把它编进了《十字街头》第一、二期,并在12月28日写了回信,信的开头以“敬爱的J.K.同志”称呼,信中鲁迅表达了和瞿秋白一样的感情:“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一样,就像亲生儿子一般爱它。我也和你的意见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更多人的合力来介绍。”

鲁迅和瞿秋白通信后,彼此都很希望见面,但是,“一·二八”事变发生,鲁迅离开寓所避难,见面的时间自然就后推了。3月19日鲁迅回到寓所后,他们才有了见面的可能。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瞿秋白夫妇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来到了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鲁迅和瞿秋白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几乎是无话不谈,并感到时间过得飞快。这一天他俩谈得非常愉快,直到夜幕降临才分手。

当时,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的几个短篇小说,等着钱用,想尽快把稿子卖出去。那时,合众书店刚创办,急需买稿。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的稿子,谁知,合众书店不感兴趣,却希望买鲁迅的《二心集》。鲁迅知道这一情况后,向书店明确表示说:“必须同时买下瞿秋白的译稿,否则,《二心集》也不卖。”在瞿秋白经济窘迫的时候,鲁迅就是这样想方设法为他找谋生的途径。

1932年11月,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瞿秋白夫妇在一天夜里第一次来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时鲁迅正巧去了北平,许广平接待了他们。鲁迅从北平回来以后,两人又共处了一段时间。1933年2月,处于地下状态的瞿秋白,因为自己的住处不太安全,夫妇俩第二次来鲁迅家里避难。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鲁迅和瞿秋白朝夕相处,一起编辑书籍,一起撰写文章,结成了更加珍贵的革命情谊。1933年7月,因为突然出现险情,需要在半小时内搬出住地,瞿秋白夫妇第三次来鲁迅家里避难。这次只住了几天时间。但是几天以后,因为党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夫妇不得不深夜出走,就又第四次来到鲁迅家中避难。正是由于鲁迅的保护和救助,瞿秋白才一次次渡过了险关。

在第一次去鲁迅家中避难的时候,1932年12月7日,瞿秋白和鲁迅深谈之后,又给鲁迅书写了一首自己青年时代写的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眼。

在诗后的题跋中,瞿秋白还写道:“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情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瞿秋白是把鲁迅看作最知心的人了,所以才把自己心里最深处的东西袒露出来。当然,这种袒露也表现了他的一种坚强的自信。

鲁迅也把瞿秋白看作是自己的知己。在瞿秋白第二次到鲁迅家里避难时,鲁迅书赠给他一副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3年3月初,鲁迅托内山完造的夫人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了一个亭子间,作为瞿秋白夫妇的临时住所。在这个好像新家的小小房屋里最明显的地方挂着鲁迅书赠的这一对联。这副对联,是鲁迅和瞿秋白革命情谊的真实写照。

在鲁迅和瞿秋白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写作”了十几篇杂文。有的是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有的是批判“自由人”的,也有的是批判“第三种人”的。这些“共同写作”的杂文,实际上都是瞿秋白执笔写成,鲁迅让许广平抄录,他自己再润色,最后用笔名发表。这些杂文是鲁迅和瞿秋白革命情谊的结晶。

◎鲁迅和瞿秋白的雕像

瞿秋白还编选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又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分析了鲁迅前后期的思想变化,认为: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是基本,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鲁迅思想的发展,鲁迅从进化论进到了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序言的最后,瞿秋白深情地写道:“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只有深刻地理解鲁迅,才能深刻地分析鲁迅。瞿秋白对鲁迅的深刻分析,表明了他的确是鲁迅的知己,他们俩是充满革命情谊的战友。对于瞿秋白的分析,鲁迅认为: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地批评过。

1933年年底,党中央命令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月的一天,去苏区的前夕,瞿秋白向鲁迅告别。那一天的夜晚,他们谈了很久很久。鲁迅把自己的床让出来给瞿秋白睡。瞿秋白把自己的文集《乱谈》的原稿交鲁迅保存。第二天上午,他们匆匆分手,互道珍重。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冯雪峰(1903年—1976年),文艺理论家、作家、翻译家。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先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支委书记等职。他是由柔石引见、和瞿秋白一起走进鲁迅生活中的。起初,当鲁迅受创造社围攻、被错误批判时,冯雪峰曾写过一篇名为《革命与知识阶级》的论文,比较正确地评价了鲁迅。不过,鲁迅当时对这篇论文和作者都还不信任,怀疑是“创造社一派”的,后经柔石解释,鲁迅才消除了误解。后来,通过柔石,冯雪峰又多次和鲁迅联系,请教翻译中的问题,这样,他们从相知到合作,走到了一起。

冯雪峰当时在上海的住地和鲁迅家相隔不远,他甚至在楼上就能看见鲁迅的情况,因此,经常去鲁迅那里,而且多是在晚上11点以后。冯雪峰一到鲁迅家里就忙得很,不是商谈“左联”的工作,就是商讨刊物的编印,或者研究理论译著的翻译与出版问题。这样,经常要忙到次日清晨两三点。冯雪峰许多事情都要鲁迅帮忙,甚至文章的题目也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于是,冯雪峰和鲁迅也常常发生有趣的“争执”:

“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地做。”冯雪峰说。

“不行,这样我办不到。”鲁迅回答。

“先生,你可以那样做。”冯雪峰又说。

“似乎也不太好。”鲁迅沉思了一会儿说。

“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冯雪峰的语气中既有请求也有“命令”。

“姑且试试也可以。”鲁迅最后还是同意了。

这是当年许广平记录下来的一段冯雪峰和鲁迅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和冯雪峰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多么融洽呀。学生对先生的要求,是那样具体,那样“放肆”;先生对学生的爱护,是那样真切,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他们真是意气相投像挚友一样。

冯雪峰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爱护的热情。当鲁迅遇到风险时,是冯雪峰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先生一起,保护鲁迅的安全,为他安排避难的地方。鲁迅在内山书店的楼上小屋中避难时,冯雪峰平均每两天去看望一次。这里面既有具体的照顾,也有消息的沟通和战友与学生的心意和情谊。这给鲁迅以很大的温暖。冯雪峰为了避免灯光不好而伤害了鲁迅的眼睛,自己节衣缩食,买了一个桌灯送给鲁迅,并祝愿他在亮光之下写出更好的文章。

鲁迅对冯雪峰也是充满了师长和同志式的爱护之情。他在日记中提到冯雪峰时,就用文英、洛扬等代号,以免给冯雪峰带来麻烦。鲁迅知道冯雪峰因为革命工作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写作,经济上比较困难,就经常接济,或者预付稿酬。1933年夏秋间,冯雪峰为筹备远东反战会议,劳碌奔波,鲁迅知道后,就给他100元钱,嘱他雇出租车,以免过于劳累。每到节日的时候,鲁迅还请冯雪峰全家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师生共度幸福的时光。1933年1月25日,是旧历除夕。这一天晚上,鲁迅让许广平预备了几样菜,请冯雪峰全家过来,一起吃年夜饭。他还买了花炮,带着海婴到屋顶上燃放。1933年9月22日,是旧历八月三日,鲁迅53岁生日。为了庆祝和纪念,鲁迅又让许广平做了几样菜,约冯雪峰夫妇一同来过生日。

1933年11月,冯雪峰奉命去江西苏区,离开了鲁迅,直到1936年才又回到上海,战斗在鲁迅身边。

◎鲁迅53岁寿辰全家合影。

全身心地工作

鲁迅年轻的时候曾经写下豪言壮语:“我以我血荐轩辕。”几十年来,他一直身体力行,特别是在掌握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自己的一切融入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以后,更是全身心地工作。

从1933年到1936年,在鲁迅的满负荷工作中,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翻译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作品,编辑瞿秋白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的遗著,创办《译文》杂志,编辑自己的著述,培养文学新人等,成为他工作的主要内容。

◎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中。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的十多年中,文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人当年是勇猛的战士,后来却落伍了。有的人当年拼命鼓吹反封建思想,后来却使劲地宣传封建文化那一套。更严重的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倡下,文坛上不断刮起复古之风。“五四”思潮为什么这样快地被人们遗忘了呢?应该怎样让人们记住“五四”,以便继承和发扬她的传统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将“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品进行选编,出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的时候,鲁迅非常支持,他认为这可以使文学革命的光芒重新闪烁起来。这套丛书分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十卷,每卷请一位著名作家负责选编,撰写序言。小说卷分三集:茅盾承担“文学研究会”的“一集”,郑伯奇承担创造社的“三集”,鲁迅承担其他文学社团和作家的“二集”。

鲁迅不分昼夜地开始了工作,全然不考虑自己身体有病和精力不济。尽管每天都弄得头昏眼花,他也不在乎。他想的是,要多给后人留一些闪烁着光芒的精神财富。为此,鲁迅想出了许多对付检察官的办法,比如担心其中有些作品被抽去,就另外选一个顶替和候补的篇目;他还提出不要把选稿和序言一起送审,以免那些检察官老爷们互相对照。鲁迅的这些斗争策略是多么机灵和巧妙啊!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就选好了全部的稿子,写出了一篇立意十分深刻、语言又非常简练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鲁迅确切地评价了“五四”以后几个社团和作家的小说创作,分析了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论述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看过这篇序言的人都说:这是一篇真正引人入胜的文学论文,充满了历史感,见解精辟,富有感染力,处处闪烁着艺术的光彩。

做完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工作以后,鲁迅开始翻译俄罗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鲁迅在青年时代就非常喜欢。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果戈理的写实的手法和讽刺的技巧,令鲁迅赞不绝口。果戈理能从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中,发现和揭示出整个时代的痼疾;在平庸和委琐的生活里,发掘出惊心动魄的思想来。鲁迅翻译这部长篇小说是很苦的,常常为推敲一个名词,翻阅了许多词典,琢磨好半天。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鲁迅不知道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在1935年10月把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翻译完了。这部译稿成功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许多地方都不乏传神之笔。读者从中会知道怎样去憎恨丑恶和黑暗,怎样去追求纯洁和光明。

这一时期,鲁迅还翻译了八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编成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书。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它们通过讲笑话的形式,引导人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人们读后,特别是少年儿童读后,会加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1935年夏天,鲁迅还编辑了著名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的遗著。原来,1934年10月,工农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瞿秋白因为身体有病,留在福建游击区坚持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俘获。在被囚禁的日子里,瞿秋白一直冒充是医生。后来,他用化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接到信以后,焦虑万分,整天都牵挂着瞿秋白的安全,并通过杨之华寄去了50元钱。就在鲁迅设法营救的时候,传来了瞿秋白6月18日就义的消息。

对于瞿秋白的牺牲,鲁迅很长一个时期都感到万分的伤心。但是,总是伤心又有什么用呢?鲁迅想到,应当用战斗来纪念死难的同志,应当选编瞿秋白的译著,让敌人知道,革命者可以被杀害,革命的作品是杀不掉的,革命的理想更是无法消灭的。就这样,8月6日的晚上,瞿秋白生前的几位好友聚集在郑振铎的家中,一面哀悼革命烈士,一面商议怎样为瞿秋白出书。最后决定,用捐款集资的办法,印刷瞿秋白的译著。书的编辑、校对、封面装帧等一套工作,全部由鲁迅负责。

考虑到瞿秋白的许多作品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搜集起来很困难,鲁迅就和茅盾商量,先印比较好搜集的译文。鲁迅把这部译稿定名为《海上述林》,分上下两卷。上卷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等人的文学论文,下卷收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别德内依等人的文学创作。鲁迅为了使书的印刷和装帧更精美,特意托内山完造找一个出版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排印。为了能早日出书,鲁迅不顾疾病和劳累,日夜工作。《海上述林》上册,在鲁迅生前出版了,下册的出版,则是在鲁迅逝世以后。为避开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该书出版时只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即中国,“霜”是瞿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的意思就是全中国人民都在深切怀念秋白同志。《海上述林》的出版,是鲁迅忘我工作的结晶,也充分体现了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革命情谊。

◎茅盾像

和茅盾等人一起编辑《译文》杂志,是鲁迅这一时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鲁迅对于人类所产生的一切进步的文化,都希望认真地介绍和传播到中国来,筹办《译文》杂志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把这个杂志办好,鲁迅经常赶译作品,还配了不少精美的插图。就是在形式上,比如杂志的编排和格式,鲁迅也是非常注意的。鲁迅认为,杂志应当编得美观大方,铅字不能排得太紧,上下的天地应当宽敞一些,不要使读者产生紧迫感。从1934年9月到1935年9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译文》杂志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许多杰出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如具有哲人风格的西班牙作家巴罗哈、文学大师果戈理和高尔基、罗马尼亚作家萨多维亚努等。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都是通过鲁迅的翻译,才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了解。

和鲁迅一起编辑《译文》杂志的,除了茅盾外,还有一个原来在《文学》杂志社工作的青年人黄源。黄源在鲁迅指导下,始终是辛辛苦苦地工作着。他除了负责一部分编辑工作外,还要联系出版单位,设计杂志的样式,等等。鲁迅觉得黄源是个忠于职守的实干家,在边干边学中已经锻炼出来了,就决定从第四期起让黄源一个人独自主持编辑工作。谁知,出版《译文》杂志的生活书店的经理对《译文》杂志的情形不很了解,对黄源的能力和责任感有点信不过,在一次请鲁迅吃饭的时候,这个经理提出要鲁迅签署出版《译文》杂志的合同,还提出撤换黄源编辑的职务。对这个专横和无理的要求,鲁迅感到很吃惊,也很气愤。他认为,黄源在《文学》或《译文》杂志的编辑工作中,是很尽心尽责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怎么能随便不讲信义地将他解雇呢?鲁迅无法忍受这种不尊重别人的劳动和人格的做法,没等这顿饭吃完,就气冲冲地走了。

和生活书店的经理闹僵了,《译文》杂志也就夭折了。后来,经过黄源多方联系,《译文》杂志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为了《译文》杂志的复刊,鲁迅又辛苦地工作起来了。他不但要翻译稿件,还要撰写《复刊词》。几经周折,《译文》杂志终于在1936年3月重新出版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一本杂志,鲁迅几乎耗尽了心血。

这一时期,鲁迅还编成了自己的新书《故事新编》,在1936年1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一,出版发行。这个集子包括八篇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其中,除《补天》一文写于1922年外,大部分都是1934年至1935年写成的。《非攻》写于1934年8月,叙述的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墨子反对强大的楚国进攻宋国的故事。鲁迅笔下塑造的墨子,是一个衣衫褴褛,胼手胝足,却又非常机智、勇敢的人。他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努力维护和平。为了自己的理想,历经千辛万苦在所不惜;为了正义的事业,坚持到底决不动摇。《非攻》不仅通过墨子这个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反对非正义战争和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包含了一些对于当时现实的直接抨击,讽刺了当权者空谈救国以搜刮民财的罪行。

◎1936年时的鲁迅

《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这几篇都写于1935年11月至12月。《理水》通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公而忘我的古代英雄的形象。鲁迅所塑造的大禹,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平民阶级的领袖,他关心人民的疾苦,为了治水走过自己的家门口也不进去看一下。在治水时,他注意实地考察,倾听百姓意见,反对各种陈腐的见解和阻力。大禹的这个形象,充满了鞠躬尽瘁、苦干到底的实践精神,是鲁迅所挖掘的中国人民优秀的精神品质的体现。鲁迅通过这个故事,也曲折地抨击了国民党官僚的罪恶和走狗文人的丑态。

《采薇》描写的是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两兄弟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表面上伯夷、叔齐是勇敢的、正直的,实际上却是迂腐的、软弱的,是逃避真正的现实斗争的。鲁迅通过这个故事想说明,在动乱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如果自命正直、清高,而又采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现实,实际上就是逃避真正的斗争,结局可能会是很悲惨的。

《出关》写的是老子被孔子逼走、西出函谷关的故事。老子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无为主义,结果在生活中处处碰壁。鲁迅认为老子这种人是什么都不做的空谈家。《起死》中的庄子的思想比老子还消极,他提倡彻底的虚无主义,否认是非的标准和客观的真理。鲁迅通过庄子形象的塑造,以及分析庄子自身言行的矛盾,揭穿了虚无主义哲学的虚伪性。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这几篇小说,现实感是很强的。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社会中弥漫着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一些知识分子的虚无厌世、消极反抗、不辨是非、回避斗争的思想腐蚀着社会的生机。鲁迅在这几篇小说中,批判了当时一些污浊的社会思潮,对于消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论调,起到了针砭的作用。从艺术角度来看,鲁迅在这几篇小说的创作中,一方面坚持了严谨的现实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在历史题材中注入了强烈的爱憎,是历史题材和现实斗争密切结合的杰出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中,鲁迅还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叶紫、萧军和萧红。这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叶紫(1910年—1939年),原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他1929年来到上海,1933年开始发表《丰收》《火》等作品,从此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叶紫的一些作品,经常是他写好以后,送鲁迅那里提出意见修改,并由鲁迅推荐给有关刊物。萧军(1907年—1988年),原名刘鸿林,辽宁义县人。萧红(1911年—1942年),原名张乃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34年5月,他们不堪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流亡到关内。1934年11月30日,来上海投奔鲁迅。鲁迅把他们引入到文艺界,并把他们的作品推荐给《文学》等刊物。在1935年、1936年两年间,鲁迅就写给他们五十多封信,进行各方面的帮助。这需要鲁迅付出多少心血呀。

鲁迅的晚年,就是这样全身心地工作着,为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为了中国的青年。

格言警句

我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鲁迅

亲情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是最富有革命人情的人。他对于反动势力敢于斗争;对于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展开无情的批判;对于战友和同志给予无私的帮助;而对于自己的亲人,则有着无限的爱。

许广平是他的夫人,他们在1925年确定了爱情关系,到1934年,整整十年。1934年12月,鲁迅买到了《芥子园画谱》三集。因为鲁迅和许广平都喜欢书画,鲁迅便以此相赠,并在首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知。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鲁迅为了纪念他和许广平结婚十周年而作的,同时也是他献给许广平的一首赞美诗。

许广平和鲁迅结婚以后,由职业妇女而成为家庭主妇,应当说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为了让鲁迅集中全部精力工作和战斗,她挑起了繁重的生活担子。她生活在鲁迅的身边,日日夜夜给鲁迅以生活上的照顾、工作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慰藉。她甘心自我牺牲,支持鲁迅作战,成全鲁迅的事业,这需要一种多么高的精神境界呀!许广平不仅挑起了家庭中日常生活的担子,而且还分担了许多鲁迅的工作,比如她每天要为鲁迅收发许多书籍、报刊和信件,有时还要为鲁迅抄写文稿,校对清样,接洽出版印刷事宜,甚至替鲁迅接待各种各样来访的青年和朋友。对于这些,鲁迅是很感念的,也十分尊重许广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同样,鲁迅对许广平的学习和进步也是非常关心的。童话集《小彼得》就是许广平在鲁迅的帮助下,从日文译本转译最后由鲁迅校改的。鲁迅发表的一些译著,有时用“许霞”或“许遐”等笔名,就含有对许广平的感激之情,因为许广平的小名叫“霞姑”。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

鲁迅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岁月里,处境是很危险的。因此,每逢鲁迅外出,许广平总是陪同。鲁迅呢,则不希望许广平陪同。这时,许广平就说:“我们在患难中也不能共生死在一处吗?”鲁迅只好同意了。即使这样,鲁迅也不让许广平和他走在一条人行道上,这是避免万一遭遇不幸,也不致两人同时遇难。在血雨腥风的严酷日子里,鲁迅首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许广平的安全。

许广平曾经这样回忆她和鲁迅的共同生活:“我们的住处很似机器房,简单的用具之外就是机器材料——书籍,而我们两人就是两部小机器。他(鲁迅)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一下步。他是值日而更偏于夜班的,我值日班。这两部机器就这样地工作着。”

这是鲁迅和许广平日常生活的记录,也是他们并肩战斗的真实写照。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赞扬鲁迅和许广平夫妻关系时,这样说:“无论是谁,凡知道他们的人,就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深深的爱和同志情谊之上的。他的夫人绝不是卧室里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还是他的左右手。如果离开她,他的生命便不可想象。他纵然在病中和面对死亡的时候,除非有她做伴,他拒绝到任何地方去诊治。……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少或几乎不曾见过男女之间有这样真挚的爱和这样可敬的同志之谊。”

当然,鲁迅和许广平在和谐的夫妻生活中,有时也会产生误解和冲突。但是,这种误解和冲突很快又会消除,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之间更加亲密的爱。许广平曾经记下这样两件事情: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不知为什么,鲁迅竟睡到黑黑的阳台上去了。当时,海婴才三四岁,他找到鲁迅以后,也不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许广平看见后,禁不住转悲为笑。于是,鲁迅爬起身来,对许广平说:“我们感情算好的。”他接着又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许广平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鲁迅马上接着说:“这我知道。”

还有一次,是夜深的时候,许广平已经睡下三个多小时了,而鲁迅才刚刚工作完。鲁迅收拾好桌上的东西之后,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他怕把许广平惊醒,就慢慢地把开着的窗户关上,没想到反而弄出了声音。许广平醒了,非常不满,就嘟哝着说:“怎么把窗户弄得这样响?”鲁迅抱歉似的,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掀开蚊帐,把手抱住许广平的脖子,又俯下头去亲吻。头几下许广平没有反应,后来,许广平的手也围住了鲁迅的脖子,乘势坐了起来。多少年以后,许广平回忆起这件事来,还感到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悲哀和沉重。鲁迅是在深夜工作和劳累之后,小心翼翼地关窗户,怕发出声音把自己吵醒,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想到这一点呢?反而因无意发出的声响而耍起了性子,这多不应该呀!

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许广平写了一篇《十周年祭》的文章,回忆了当年和鲁迅一起生活的情况:“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或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篇文情并茂的回忆文章,使人不禁想起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相亲相爱和生死情谊。

鲁迅对自己唯一的孩子海婴的关爱,更表现了他的亲情。“一·二八”事变之后,全家避难,生活艰苦,回寓所不久,海婴就得了痢疾,接连几个月都没好。海婴的每次大便,鲁迅都要亲自看过,看是否有好转;看过以后,还要亲自去倒在抽水马桶里。许广平因为大便太脏而加以劝阻,鲁迅就说:“医生眼里的清洁,不是看表面,而是看是否经过消毒。”

鲁迅给母亲、朋友的信中,经常谈到海婴。有一次他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敬禀者,海婴要写信给母亲,由广平写出,今寄上。话是他嘴里讲的,夹着一点上海话,已由男在字旁译注,可以懂了。他现在胖得圆圆的,比先前听话。这几天最得意有三件事:一是亦能陪客(其实是来捣乱);二是自来水龙头要修的时候,他认识工人的住处,能去叫来;三是刻了一块印章。……但字却不大愿意认,说是每天认字,也不确的。……

这封信写出了鲁迅因为海婴一天天长大而欢欣喜悦的心情。

有一次,鲁迅家里来了客人,海婴也一起陪着吃饭。吃鱼丸子时,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大家都不信。因为那鱼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都是没有变味的。换一个给他吃,他还是嚷着,说不新鲜。别人都不在意,唯有鲁迅把海婴碗里的拿来一尝,果然不新鲜。鲁迅就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又有一回,鲁迅在写作,正写到一半,海婴来了,看到他还没有放下笔,突然用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纸上立刻出了一大块墨。鲁迅虽然很爱惜自己用心血写出来的文稿,但是也没有发脾气,只是放下笔说:“唔,你真可恶!”海婴飞快地逃走了。

鲁迅对于自己的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1926年他离开北平去南方以后,虽然不在母亲身边了,但是经常写信问安,同时也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免母亲惦念。鲁迅写给母亲的信,每月或一两封,或两三封,字迹工整,明白如话。从表面上看,这些信的内容大多是问寒问暖,喜报平安,其实却包含着鲁迅对母亲的深情。1929年和1932年,鲁迅还曾两次北上省母。1929年他第一次北上探望年迈的母亲,在北平停留了约20天。看到母亲精神容貌仍如几年前,鲁迅感到很欣慰。1932年11月9日,鲁迅接到北平来电,云“母病速归”,他心急如焚,在11日就离开了上海,乘火车于13日午后到达北平。老人家患的是慢性胃炎,加之思子心切,病情日重,出现眩晕现象。鲁迅来了,母亲得到很大的安慰,看过几次医生,病就好了。母亲养病期间,鲁迅亲为母亲请医生,服侍汤药,白天陪着说话,夜里与家人轮班看护。鲁迅后来说,这是“母亲的病”。母子之心相通,这“母亲的病”,只有做儿子的鲁迅才能深深地懂得。这一次鲁迅在北平停留了半个多月。

鲁迅的亲情还表现在他对周建人、周作人的态度上。对周建人,鲁迅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一直都是非常关心的。兄弟俩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有一次,鲁迅看见周建人的书架上放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关心地问:“这是做什么?”周建人回答说自己正在学习自然辩证法。鲁迅随即严肃地说:“这些书不要放在明处。你现在这样放着,不是等于向当局承认你是左派了吗?这正可以给他们找到抓捕你的借口。”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年月里,鲁迅对自己兄弟的爱护之情,在这件小事上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对周作人,鲁迅也一直是关心的。自从兄弟失和以后,尽管周作人全然不念骨肉的情分,鲁迅仍然惦记着他。鲁迅深知周作人受制于他的日本老婆,对他只有一个字的评价,那就是“昏”。鲁迅几次对周建人说:“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说过:“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北平文化界也发表宣言,鲁迅在报纸上读到了这篇宣言,特别注意有没有周作人的签名。他看到没有周作人的签名,就对周建人说,遇到这等重大事情,不可过于后退。鲁迅对周作人的关心,于此可见。然而,周作人在歪道上却越走越远,终于在“抗日”这个大问题上成了民族的罪人。

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5年年底,在没有发表任何声明的情况下,成立了六年多并且轰轰烈烈战斗过的“左联”悄悄地解散了。当时,坚持领导“左联”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早已和撤离上海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左联”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对于“左联”的解散,鲁迅倒没有什么意见,不过他认为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宣布“左联”解散。“左联”虽然解散了,但是鲁迅仍然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正当民族解放事业要求鲁迅做出更大贡献时,他却患病了,而且越来越严重。鲁迅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后来闹过几次,不过都挺过来了。由于年纪渐大,加之长年累月紧张地战斗和工作,身体日益虚弱。1936年1月3日,肩和胁开始剧烈疼痛,后来有所减轻。3月初,鲁迅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受寒了,得了气喘,病情更加严重,请了日本须藤医生看,也是时好时坏。到了5月份,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开始发烧。

5月底,由史沫特莱出面,瞒着鲁迅,请来了美国的邓医生。邓医生是当时上海唯一的西方肺病专家。邓医生来到寓所后,鲁迅拗于史沫特莱的情面,也只好同意了。诊断的结果是,倘若是欧洲人,五年前就死掉了。这无异于宣告鲁迅就要死亡。在场的亲人和朋友都落泪了,而鲁迅仍然显得很从容。

本来,1936年年初,有关方面就已经通过多种渠道邀请鲁迅去苏联疗养,他却决定不去。鲁迅对有关人士说:“我都五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敌人对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后来,他又激动地说:“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

1936年8月,鲁迅肺病日益严重,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邀请鲁迅到苏联黑海去疗养,鲁迅还是表示:“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鲁迅不愿意去苏联疗养,是他觉得有些事情还要做,而去苏联就不能做这些事情了。鲁迅当时想的是:“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

鲁迅想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他计划要为自己编30年集,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要创作一部早就有所构思的长篇小说,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这部小说从章太炎一辈人写起,他自己这一辈人是第二代,接着是和瞿秋白年龄相仿的一代,然后是比瞿秋白年轻的一代。鲁迅曾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恐怕也没有人能写了。”

正因为这样,鲁迅病中仍然坚持工作。他家的女佣阿三是个工人的妻子,曾经心疼地对别人说:“周先生自己病得这样厉害,还要三更半夜写文章,有时我听得他一阵阵地接连不断地咳嗽,真替他难过。可是,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儿都不关心,反而不许我做粗重的工作,要我休息休息。”

鲁迅患病期间,仍然关心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左联”解散以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上海地下党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些对于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救亡图存事业,有积极作用。不过,一些人对“国防文学”的解释,有一些偏差,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内部,也存在一些纠纷和不团结现象。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来到上海,第二天就见到了鲁迅,并向鲁迅介绍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热烈地拥护这一政策。为了促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前进和发展,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的不正确意见,鲁迅和冯雪峰、胡风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鲁迅曾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他还热情洋溢地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对共产党抱有更大的信心和希望。

1936年6月初,鲁迅病情转重,不能坐起,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日记也不得不停记了。二十多天以后,他的病情略有好转,但仍需打针吃药。鲁迅病重的消息使许多亲近的朋友忧心如焚。6月5日,宋庆龄来信说: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担心你的病状!……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宋庆龄的信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鲁迅的病时重时轻,他不相信自己会死,仍然惦记着工作。一天,朋友许钦文来看望,鲁迅对他说起了编自己全集的事:“我整整写了30年,约略算起来,创作的已有300万字的样子,翻译的也有300万字的样子了,一共600万字的样子,出起全集来,有点像样了。”

◎宋庆龄

6月18日,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逝世,鲁迅领衔和上海许多左翼作家一起,致电吊唁。事后他还撰文热情赞扬高尔基的一生:“高尔基生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几天以后,一个朋友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鲁迅看后,对客人微笑着说:“雕得不坏,很像。”不一会儿,海婴走进屋来,他爬到书桌上,笑着说:“这是爸爸,这是爸爸。”鲁迅则说:“我哪里配……”

9月5日,鲁迅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文章,强调至死也不宽恕敌人。文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6日,叶紫病重住院,鲁迅闻讯后,不顾自己有病,以及因病而来的支绌,寄了50元钱给叶紫之妻汤咏兰,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肺病又兼伤风,真是不大好,但我希望伤风是不久就可以医好的。有钱50元,放在书店里。今附上一笺,请持此笺,前去一取为荷。”鲁迅自己患了重病,还这样关心青年,这多么令人感动啊!

10月8日,是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闭幕的一天,鲁迅抱病前往参观。观众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还有人拿展览目录请他题字。在会上,鲁迅还和一些木刻青年朋友热情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和群众见面。

几天以后,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篇文章,对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辩证的分析,给予了公正的历史评价。这是鲁迅最后的劳作。

10月18日凌晨1时,鲁迅上床就寝,不过没有睡好。3时半坐起来,又喘又咳嗽,病势加重。6时半左右,鲁迅起来,拿不起笔,仍然坚持,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说明自己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托他速请医生。这是鲁迅最后的绝笔。

内山来了,给鲁迅喂药;须藤医生来了,给鲁迅注射。然而,鲁迅的病情没有好转。他对内山说:“苦得很。”

8时多,日报送到。鲁迅问报上有什么消息,许广平说:“没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是头一篇。《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鲁迅坚持要自己看报纸。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的广告,把报纸看了很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章,关心当前的斗争。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

鲁迅喘息不止,呼吸困难。周建人和冯雪峰等人都来了。他们随侍左右,想尽办法抢救,终于无效。鲁迅和病魔斗争了一整天。入夜以后,鲁迅仍然很难受,说话困难,出的汗又黏又冷。

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寓所里病逝,享年56岁。

一颗明亮的巨星,就这样被旧中国的黑暗吞没了。

1936年,鲁迅在全国第二次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朋友亲切交谈。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鲁迅逝世的消息随着无线电波传遍全中国、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举行追悼活动,怀念这位伟人,并给予崇高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电报: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起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茨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还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公鉴: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称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

这两份电报,表达了人们最沉痛的感情、最深沉的哀痛,以及对鲁迅先生的最崇高的评价。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谈话,指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郭沫若在日本提出:“鲁迅的一贯精神是不屈不挠地与旧社会势力奋斗到底。鲁迅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鲁迅的死是最伟大、最光荣,三代以来,只此一人。”

丁玲说:“鲁迅是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他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欧阳山等作家认为:他虽属于父亲的一代,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

一些报纸指出:鲁迅的死,是我们无数的在苦难中的人们的一个最大的损失!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失一英勇战士,是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损失。

泰国爱国华侨认为:他不止是一个口头发表理论的人,而是一个实践的人,认识自己与革命很清楚的人。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鲁迅是世界一大作家,是中国的‘高尔基’,今遽崩颓,不仅使中国文学界失一导师,即世界文坛亦受重大损失。”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说:“鲁迅不仅对东洋社会有深刻认识,同时对于西洋社会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鲁迅的作品不仅在中国社会发生着重大影响,同时在东洋,在世界也发生着重大影响。鲁迅的死,是中国的损失,是东洋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这些沉痛哀悼的话语,说出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对鲁迅的怀念、哀思,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受党的指派,和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商量,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发表了讣告。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共九人组成。19日下午3时,鲁迅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20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21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是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21日下午3时入殓。灵堂上摆满了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和挽联。鲁迅穿着棕色的长袍子,安详地仰卧着,就像正在安睡。肃穆的灵堂里,人们在哭泣、呜咽。

22日下午1时50分举行了“启灵祭”,由十多名青年作家扶柩上车。队伍出发后,民众参加送葬的多达数万人。到达墓地后,由蔡元培、宋庆龄作了安葬演说。许广平带着海婴,肃立在墓前。她痛切地哀悼了鲁迅:

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上海民众代表敬献了一面长202厘米、宽103厘米的旗子,覆盖在灵柩上。旗子由沈钧儒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启灵时,青年作家抬棺徐徐入穴。

“民族魂”,这个评价对于鲁迅是再恰当不过了。

毛泽东在评价鲁迅时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生前在一首诗中写过这样的句子: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鲁迅留给人们的名言,也是鲁迅精神的体现。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五十多个语种翻译出版了鲁迅的作品。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人民永远怀念他!

◎鲁迅墓位于上海四川北路2288号鲁迅公园内西北隅。

鲁迅生平大事年表

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1887年 7岁 入私塾读书。

1892年 12岁 进三味书屋读书。

1893年 13岁 祖父因事下狱。

1896年 16岁 父病逝,年37岁。

1898年 18岁 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接触新思潮。

1899年 19岁 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

1902年 22岁 矿路学堂毕业,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 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

1903年 23岁 为《浙江潮》撰文,有《斯巴达之魂》等三篇。

1904年 24岁 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1906年 26岁 中止学医,回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

1907年 27岁 计划创办文艺杂志,拟名《新生》,未成。

1908年 28岁 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在《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摩罗诗力说》等。

1909年 29岁 辑印选译之《域外小说集》二册。归国,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30岁 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辑录完成《古小说钩沉》。

1911年 31岁 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光复,任山会师范学堂监督。写成第一篇小说《怀旧》。

1912年 32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应蔡元培邀请任教育部部员。随部迁北京,寓绍兴会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

1913年 33岁 回绍兴省母,返北京。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34岁 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 35岁 捐资刻印《百喻经》。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开始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36岁 年底回绍兴省母。

1917年 37岁 年初回北京。张勋复辟,愤而离职,平定后返部。

1918年 38岁 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开始用“鲁迅”笔名。陆续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短评。

1919年 39岁 年末,回绍兴移家来京,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发表小说《孔乙己》和《药》。

1920年 40岁 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发表小说《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

1921年 41岁 年底,《阿Q正传》发表。发表小说《故乡》。

1922年 42岁 发表小说《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等。

1923年 43岁 迁居砖塔胡同61号。秋,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1924年 44岁 移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新屋。《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往西安讲演。《语丝》周刊创刊。发表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

1925年 45岁 编辑《国民新报》副刊。《热风》印成。因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章士钊违法免去教育部职务。发表小说《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等。

1926年 46岁 年初,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因“三一八”惨案后北洋军阀的迫害,入德国医院等处避难。《华盖集》《彷徨》《小说旧闻钞》等印成。离北京去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编成《汉文学史纲要》《华盖集续编》等。辞厦门大学教授职。创作小说《奔月》《眉间尺》。

1927年 47岁 1月,到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15日广州开始屠杀。当日参加国立中山大学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去国立中山大学职务。《野草》《华盖集续编》印成。编纂《唐宋传奇集》。10月,抵上海,寓闸北景云里23号,与许广平结婚。主编《语丝》。赴暨南、复旦等校讲演。

1928年 48岁 《坟》《朝花夕拾》《而已集》印成。主编《奔流》。1929年49岁组织“朝花社”。与柔石等合资编印文艺书籍。5月,北上省母。到北京大学等校讲演。6月,回上海。编《科学的文艺理论》丛书。9月27日,海婴生。

1930年 50岁 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迁居北四川路。9月17日,“左联”举行先生50寿辰庆祝会。修订《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 51岁 1月,柔石等被捕,离寓避难,2月始回。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作家。

1932年 52岁 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寓居受日军炮火威胁,全家迁出,3月中回寓。编印《三闲集》《二心集》。11月,北上省母,到北京大学等校讲演。月底返沪。1933年53岁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执行委员。会晤萧伯纳。迁居大陆新村9号。《两地书》《鲁迅自选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 54岁 创作小说《非攻》。印成《北平笺谱》《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引玉集》《木刻纪程》。8月,因熟识者被捕,离寓避难,9月中返寓。

1935年 55岁 翻译《死魂灵》。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创作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等。

1936年 56岁 1月,肩及胁均大痛。3月初,骤患气喘。5月中,病情严重。6月,从委顿中小愈,口授《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8月,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0月,偶能外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18日黎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19日凌晨5时25分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