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亭林先生）

顾炎武简介

顾炎武：顾炎武，名绛，一度更名继绅，字忠清，一字宁人。明亡后，改名炎武，以表示对南宋爱国志士王炎午的仰慕。在流亡生活中，曾使用过蒋山佣、顾圭年的名字，学者称为亭林先生。他是江苏昆山人，他一生足迹半天下，以“行奇学博，负海内重名”，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是一位承先启后，并且有着创造性贡献的人物，有“清学开山”之誉。

顾炎武传记——

早岁行记

顾炎武出身于江南大族，昆山顾氏在五代时由吴郡迁居滁州，南宋时再搬到海门，后迁居于昆山，以后就定居在这里，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他祖上历世为官，可以说是一个以读书求仕进的书香门第。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辈中，出过四个进士，连续做过正德、嘉靖、万历朝的地方官和中央部院官，在当时是昆山的望族。他的曾祖顾章志在万历朝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本生祖父顾绍芳做过经筵讲官、翰林院编修、管理制诰。到他的父亲一辈，家势逐渐衰落。本生父亲顾同应，字仲从，是个国子监生，母亲何氏，生有子女五人，顾炎武排行第二。他一生下来就出嗣，从本生祖、本生父家抱到继嗣祖父顾绍芾、继嗣父顾同吉家抚养。在顾炎武幼年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人是嗣祖顾绍芾和嗣母王氏。嗣祖顾绍芾字德甫，号蠡源，功名只是一个监生，但他天才俊逸，诗文书法都极好，备受人们的称道。他博学多闻，异常留心天下大事，喜欢读实录、邸报之类，还常常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读书联系实际的精神，直接感染着少年时代的顾炎武。在嗣祖的督导下，顾炎武从小就习读经史，十三、四岁就研读完毕总结历史成败、兴废得失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在这同时，又历览了《孙子》、《吴子》、《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典籍。他遵从嗣祖“读书不如钞书”的训诲，一边读书，一边抄书，每天作读书札记到二更时分方才休息，奠定了他日后在学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嗣母王氏，辽东籍人，是明太学生王述之女，早年受聘于顾氏，未过门丈夫顾问吉就早夭去世，但她仍然决意到顾家当媳妇，而且照料公婆非常细心周到。为了医好婆婆的病，忍痛割下自己的手指熬药，当时昆山盛传王氏断指疗始的故事，因此受到朝廷的表彰。明崇祯九年她51岁时，为她立了贞孝牌坊。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己又喜欢读书，关心国家大事。顾炎武在《先妣王硕人行状》中说她“居别室中，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请书，而于刘文成（刘基）、方忠烈（方孝孺）、于忠肃（于谦）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王氏视顾炎武如同己出，从小循循善诱，教他读书明理，给他忠烈爱国、坚韧不拔的人格熏陶很大。

《清史稿》卷四八一记载，顾炎武“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有人说他三岁时染了天花，几乎送掉性命，痊愈以后左目有些微眇，（杨延福《明末三大思想家》）；也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赵俪生先生在所著顺亭林与王山史卜书中说，据王山史对顾炎武有“蝇头行楷，万字如一”的追忆推测，他不像是有目疾。顾炎武天资聪颖过人，7岁人私塾读书，所读书籍包括史学名著和兵家著述。十四岁他的嗣祖援“纳谷寄学”的成例，使他得以入学为秀才，为他日后去夺取科举功名创造条件。

同年与同乡好友归庄一起参加了复社。复社是继东林党之后一个由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探讨学术、议论政治的集团。归、顾二人同里同学，又同心同向，他们在一起“砒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亭林文集·吴同初行状》），唾弃流俗，独行其是，被人讥为“归奇顾怪”（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顾绛》）。从天启六年（1626年）他14岁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27岁整14个年头，他一直在库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这期间，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同时地处山海关外的后金政权，屡挫明军，雄踞辽沈，随之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改金为清，并多次入关侵扰，迫近蓟辽重镇山海关，进一步威胁到明朝的京畿地区。严峻的社会现实，把顾炎武从科场中震醒。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27岁的顾炎武乡试再度被黜，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序），毅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退而读书。从这一年起，他开始从历代史书、方志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共成四十余帙，这就是以后成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一直到明亡这六年时间是他著述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为自己终生治学奠定牢固基础的时期。

两年后，嗣祖病故，其从叔季皋、从兄仲隅为争夺遗产，挑起纷争。由于家难，加上“一时丧荒，赋徭蝟集”（《归庄集·送顾宁人北游序》），迫于生计，顾炎武不得不将祖上遗田800亩典押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字眉初，后来在顺治间还中了进士，当时是一个凌夺里中的恶豪。他乘人之危，蓄意侵吞顾炎武的田产，就钩致顾的家奴世仆陆恩，唆使他叛顾家归叶家。这场纠纷一直延续到清初，直接导致顾炎武离家出走，北游避难。

抗清义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明亡的消息传到江南，五月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经昆山知县杨永言举荐，顾炎武担任了弘光朝兵部司务的小官职，次年，当他前往南京赴任时，清兵已挥师南下，长驱直入，血洗扬州，五月占领了南京，弘光政权遂被攻灭，他只好返回。目睹清军的野蛮屠戮，顾炎武满腔悲愤，他与好友吴其沉。归庄一起随知县杨永言参加旧明郧阳巡抚王永祚起义军，在苏州进行抗清斗争，失败后回到了昆山。接着昆山也发生了武装抗清活动，顾炎武又参加了昆山起义。有人认为顾炎武未曾参加这场战事，顾的朋友归庄、吴其沆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顾炎武因侍奉母亲避居语濂泾，语濂泾地处昆山、常熟之间，自六月至于闰月，“无夜不露坐水边树下，仰视月食，遥闻火炮”（《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墓志铭》），关注着昆山存亡。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从事理来推，杨永言、归庄、顾炎武、吴其沆四个人一同参加了苏州的事情刚刚回来，又遇上昆山起义，杨、归、吴三位都参加了，独顾退出去，与人情物理不和。另外奉母屏居于常熟唐市以西的语濂径，地距昆山县城不过四十里，扁舟半日可达，这丝毫不排除夜居水乡，白天进行聚粮移檄等活动，顾炎武在《常熟陈君墓志铭》中所云，未始不曾有意轻描淡写，使事情晦暗。再者，全面纪述明清之际历史的《小腆纪年》一书，也正式把顾炎武的名字列入了昆山起义的名单之内，等等。两说比较，以后说根据较为充分。七月六日，昆山城破，十四日常熟失守，在这场昆山、常熟的保卫战中，好友吴其沉惨死，顾炎武和归庄幸而得脱，顾炎武的两个弟弟子叟、子武并遇难而死，本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折右臂，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告诫顾炎武无为异国臣于，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顾炎武《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慈母遗命，使顾炎武终生铭记，他一生遵循母嘱，不肯屈节仁清。

后来，南明的唐王隆武帝要他担任兵部职方司的主事，他因为要料理嗣母后事，未能前去赴任。

山河破碎，家难频仍。面对东南沿海南明几个政权的相继瓦解，身历清军铁蹄除确的剧痛，顾炎武决心如衔木填海的精卫那样，“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王超常顺亭林诗集汇注阿。为了免遭迫害，他改变了自己的行动方式，扮作商贾，在以后的十几年里（1645-1656年），往来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联系一些爱国志士，纵论古今，批项名节，“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于稳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哭归高士刘。这期间他参与了震惊江南的吴胜兆瓦正一事。顺治四年（1647年），明降将松江提督吴胜兆谋反正，以松江复归于明，事泄被杀。顾炎武执友陈子龙。杨延枢死之，族人顾咸正推官及其二子天进、大适亦同死难。对反正一事，顾炎武是知情的，在事露之初，他还曾与顾咸正进行过出亡的策划。连年来，虽然顾炎武离乡在外，但是豪绅叶方恒却始终耿耿于怀。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要陆恩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通海”罪告发他，看到局势已发展到即将酿成大狱的局面，顾炎武便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将陆恩私自处死，尸体丢到塘里，叶方恒借机把他抓住，囚禁在陆恩的女婿家里，逼令他自杀偿命。后经友人归庄、路泽博等人的大力营救，将这一案件交由松江府审理，改定为“杀有罪奴”，判刑较轻。叶才叵不服，在顾炎武出狱以后，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击伤。同时并派人洗劫了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他久已系念的中原大地去。

流徙北土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尽行变卖，拜谒过明孝陵后，又回昆山告别亲友，只身弃家北去，开始了他后半生二十五年转徙不定的游历生涯。顾炎武决计离家北上，过流离颠沛的生活，至垂暮之年仍不停止他的步履，仇家的陷害使他不能安居江南，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历史学家指出，清军南下之初，北方抗清的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顾炎武最早驻足的章斤、登莱一带就是农民军的根据地，代北平阳则又到处是义军的烽火。入关之初，清兵只占有重要的城镇，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强大的抗清势力。后来虽然先后被清廷镇压下去，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人民反抗之心始终未灭他决计北上，一方面希望通过山川地理的考察，物土人情的了解，总结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又抱着匡复故国的目的，意图在北中国]“一大地区联络各种力量，以便伺机而起。他经由淮北，首先到达胶东的莱州卡、即墨，经青州入济南。又至泰安，登泰山，并专程赴曲阜、邹县，谒孔子庙、孟子庙。第二年秋进入河北。他先到明朝的故都北京，然后东向蓟州。永平、山海关，又北游昌平，山居庸关，登长城。曾南返金陵，西涉山西的太原、代州、汾州、蒲州，登霍山，游五台山等。顾炎武对自己的北游行程有如下概括叙述：“自此绝江通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大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亭林佚文辑补》所录《书畅彝万寿棋等为顾宁人徵天下书籍启后》）。

北方游历，他从未停止过遗民活动，结交贤豪，时刻图谋恢复。在山东他认识厂济南的张尔岐和新城的徐夜。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阳人，他的父亲在清兵入关攻陷济南时抗敌被害；徐夜的母亲也遭遇了同样的惨剧。正因为他们三人身世有些相同，所以结成了挚友。在河北南部的曲周县结识了路氏一家，家主路振飞明末做过淮阳巡抚。顾炎武与他的两个儿子路泽博、路泽浓交好，到北方后经常居住在路氏家里，和路氏兄弟一同进行反清活动。顺治十六年（1659年）夏秋之交，郑成功。张煌言率师挺进长江，直逼南京。他闻讯南下，但是刚到扬州，郑、张所部已经失败，只好怅然北上。为了恢复，他南北奔波，辗转各地，惨淡经营。康熙二年（1663年〕，他西行入潼关，游西岳，至西女、富平、乾州、周至，皆边陲之地。先后与李国笃、李禺、王弘撰等计交。自此往来秦、晋间，一方面仍然东西奔走，有所图谋，一方面又挤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清初，满族统治者为消除汉人的反满情绪，大兴文字狱，残酷屠杀汉族知识分子。康熙二年（1663年）发生的庄氏明史案就是一例。这场冤狱牵连很广，被害七十余人。顾炎武的好友潘柽章、吴炎在这一案件中惨遭杀害。噩耗传来，他万分悲痛。明史案的余痛犹在，新的文字狱又从天而降。他在山东时又受到了一桩文字狱的牵连。这件案子还须从即墨黄家说起。顾初到山东，先去掖县，继到即墨。即墨有个黄家，是给绅之家，他们的老人黄宗昌在明朝做过御史，其后代已经出来替清朝做官了。黄培，明末做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坦在清朝任浦江县知县，黄贞麟任清朝凤阳府推官。这家的家奴原姓姜，投靠以后随了主姓，黄宽、黄、黄元衡祖孙都是家奴世仆身份。可是到黄元衡在中了进士、入了翰林，做了大官以后，就要求归宗姓姜。康熙五年（1666年），黄（姜）元衡告发黄家曾刻过和藏过“悖逆”书籍，指控署名陈济生的《忠节录》（原名《启须集》）为顾炎武到黄家搜辑刻印。这就把顾炎武结牵连进去了。这时顾炎武正在北京三个外甥家里，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是他的胞妹的儿子，他们都中了进士，官至高位。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顺治十六年进士，后来官至文华殿学士，在康熙身边备顾问；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康熙九年进士，后来官至刑部尚书；徐秉义，字彦和，号果亭，康熙十二年进士，后来官内阁学士。为了不连累作高官的外甥，康熙七年（1668年）二月，顾炎武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被关进监狱，“日以数文（钱）烧饼度活”，后来由于他的外甥的影响和援手，还有许多好朋友如李因笃等人的设法营救，才于当年十月取保出狱。经过这次案件，他感到山东也跟江南一样风气浇薄，不可以定居，所以有意向西北转迁。康熙十三年（1673年）冬，顾炎武由山东抵达北京。这时因吴三桂乱起，京中又发生杨起隆策动起义的事件，清军频繁调动，“出车日辚辚，戈矛接江裔”（《顾亭林诗集汇注·广昌道中》），京城内一片鼎沸，尽管吴三桂曾一度以复明相号召，笼络遗民，但是在顾炎武看来，吴三桂并非可以成就大事的人。他放眼江南，“二楚正干戈，沉湘弥浩浩”（同上），在于戈扰攘中，于翌年春冒雪离京，径往山西。到了山西以后，他经常在太原以北的静乐居停，63岁时，他接受好友傅山根据脉象说他仍可生子的判断，在静乐纳了妾。康熙十四年（1675年）八月，他来到了太原以南的祁县，当地学者戴廷拭（枫仲）为他构筑书屋一幢，这样北游以来随身携带的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明历朝实录，便有了收藏之处。

顾炎武自负用世之略，苦心孤诣地拟定了许多救国的方案，并付诸实施，晚年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提出“务农积谷”和“守边备塞”的主张，并进而研究农田水利，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他每到一处考察山川形势，有地利价值的，就在那里开垦荒田，种植五谷。在山西代州以东、五台以北，曾跟李因笃联系经营过“民屯”那样的事业。他在《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中说：“近则稍贷资本，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余人，辟草菜，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苫寒特甚，仆则遨游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大能出资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泽中有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在北方他不仅从事垦荒，还经营开矿和畜牧，曾累致千金。据章太炎先生说，他得了李自成的客金，创立票号（钱庄）（《太炎文录续编·顾亭林遗事》）。他经商理财，不是供己饶足，而是把所得收入“别贮之以备有事”，为抗清复明作物质准备。他六十五岁移居陕西的富平和华阴，他移居华明的主要原因是“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亭林文集·与三侄书》）。顾炎武始终不忘恢复，其定居华阴，实际上是“志在四方”，而有待于“天下有变”。

晚年，清廷几度征聘，他都坚定地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康熙十年（1671年），大学士熊赐履特意请他撰写《明史》，他断然拒绝，坚决表示：“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取得重大成功后，把撰修《明史》一事重又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特开博学鸿同科，以征召海内名儒。翰林院学十叶方蔼、翰林院侍讲韩菼都一致推荐顾炎武应试。这次举荐同样为他所抵制。第二年，叶方蔼又以《明史》馆总裁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在答复叶方蔼的信中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苦心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与叶讱庵书》）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顾炎武从此不再进入北京。

顾炎武于明亡之后，故国之思至死未混。他曾四谒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墓，在南京中华门外钟山脚下），六谒思陵（明思宗朱由检墓，在北京昌平县），他孤忠耿耿，终身不付清廷，选定客居华阴，终于以无比坚决的反抗精神完全了他的晚节。

顾炎武一生远游，发妻王氏始终留在家乡。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氏病卒，他得知后非常哀伤，只能写诗以遥寄哀思，表达自己难以弥补的遗恨。晚年虽主要住在华阴，但仍以顽强的毅力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妻子去世的次年，又二度至山西，游汾州、曲沃、运城一带，但终因年老体弱，入冬到达曲沃以后，即因饮食不调，呕泻不止，第二年新年刚过，他感到体力稍有恢复，又准备出外答贺友人，不料因为道路崎岖，振荡不稳，他从马上失手堕地受厂重伤，于正月初九去世，享年70岁。

读书治学

顾炎武精力惊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即使在离乱之中，“改容作商贾”（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剪发》），流转北方，奔走旅途中，也从未中断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据说，他在“混迹同庸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惨历中羹”（王蘧常顺亭林诗集汇注·旅中》）的情况下，完成了《唐韵正》这样的著作。顾炎武不惟主张读书，而且还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去，反对内向的主观学问，提倡外向的务实学问。注重实地考察，把治学与救世济民结合起来，这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他27岁就开始写《肇域志》，记全国“郡县沿革形势”，但未成书。他的重要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早在家读书时就积累材料，准备编写，但是只有在他遍游北国，亲历各地，“往来曲折一二三万里，所览书义得万余卷，爱成《肇域志》”；也只有他“游览天下山川风土”，才能发现过去为《大下郡国利病书》所收集的材料，“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因此能发现和纠正古人的许多错误。他作这两部书的目的，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试图通过这两部书的纂辑，从中去探寻国贫民弱的根源所在，可见他的治学是和爱国救世联系在一起的。

《天下都国利病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自然地理知识，更主要的是书中大量纪录了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明末清初的许多社会弊端，是一部典型的经世致用之作。他每到一处就进行实地调查，在山东游历了崂山以后，在其所著《劳山图忐序》中对崂山的来历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其山高大深阶，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始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之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民苦之，而名之日劳山”，融自然、历史考察和社会调查于一炉，足他的历史地理著作的特点。

在山东，顾炎武还在各地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如在峰县，当他看到这里景象十分荒凉，就寻求有关典忘记载，追本溯源，探其历史原因。经他考证，这里原有水田万顷，是鱼米之乡；并有冶铁、制陶等手丁业，素称富饶，只是到了明朝后期，政治腐败，水利不修，河道堵塞，冶铁制陶工业衰败，才变得荒凉穷困起来。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治学观点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顺治十五年（1658年）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顾炎武又从山东至河北，出山海关至辽西，并几度至昌平谒十三陵。据记载，顾此行所到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自随”，边走边进行实地考察，过边塞亭障，遇到老兵退卒，以及熟悉当地地形的居民，“询其曲折”，向他们了解情况，“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清史稿》卷四八一），考察的结果，分别纳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大型专著之中。有时写成专题小册，如《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史事》、《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等。

康熙元年（662年）冬天，顾炎武开始了西北之行，游历了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许多地方。除亲自考察了太行。中条。太华等名山以及黄河。汾水、泾水。渭水等大川的自然状况以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北农业、手工业、盐铁、租赋、币制等社会经济的考察方面。据顾炎武自述，从45岁到63岁这段时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他这段时间的著作大多成书于旅途中，治学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他在《以金石义字记序》中对此有过很生动的描述：“比二十年间，周游大下，所至名山。巨镇。词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们落石，履荒律，代颓垣，番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亭林文集》卷二）他曾告诉他的外甥徐元文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叮以考古论今。”他考古研史，考察历代田赋、税役、郡县、钱法、港运、水利、兵制、科举等利弊沿革，都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敛华就实是他为学的最大特点。

拜师访友，研讨学问，是他治学的又一特色。他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亭林文集·与人书一》）在长期的游历生活中，顾炎武广交朋友，共同探讨学术，曾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项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上而成，吾不如李中乳险阻备尝，下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未锡色好学不倦，笃于朋友，若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引自《清史稿》卷四八一）同这些学者的交游，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等方面都得益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游历山东时，在济南他结识了平生最重要的朋友张尔峻。张尔岐精通三礼，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等书，顾炎武对他甚为推崇，视为自己的经学老师，在其代表作《日和录》的“丧礼”和“停丧”二条中，就采纳了张尔岐的说法。张去世，他写诗哀悼，“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竞谁传？”正因为顾炎武虚怀商榷，不自满假，所以他才能取长补短，学问日臻精湛，思想日趋成熟。完善。他和关中三友的交往，不仅以气节相砥砺，而且他们聚在一起争论哲学问题，切磋学问。关中三友之一的李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学者称“二曲先生”，他们相投合处是二人都坚持明遗民立场，不管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屈服，但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相抵触，李中孚是陆王体系，顾炎武是程朱体系，顾主格物，通过格物达到致知，重点在于“博学于文”；李主致良知，光求于内，再及于外，重点在“悟”，对此他们有争论，但并不影响友谊。李因笃，号天生，陕西富平人，与顾的关系最密切，顾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以东汉大学者视之。李治古音韵，顾的《音学五书师不断插入“李因笃曰”，对他的意见是很看重的。关中三友的另一个人则是王弘撰，号山史，陕西华阴人，他和顾炎武一样标榜朱于学派，但他对王学也不是一味排斥，认为王阳明“致良知”三字“真得圣学真脉”，“有功于吾道不小”，这种态度对顾炎武不能不有所影响。王山史对金。石。书、画很有研究，精于鉴赏，富于收藏，顾炎《金石文字记》一书中经常插入“吾友王山史曰”字样。由上简略叙述可知，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交往，对顾炎武成为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学者大有帮助。

顾炎武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对此当时人莫不交口称道。好友王山史在《山志·顾亭林》一文中说，顾炎武“四方出游，必以图书自随，手所抄录，皆作蝇头行楷，万字如一”，当他看到我们有时宴饮终日，总是皱起眉头，等客人走了以后，告诫说“可惜一日虚度矣”，他就是这样对自己严格要求和勤于治学。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看到《肇域志》的原稿以后，写道：“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停录，看此部书稿，密行细书，没有一笔草书，对炎武这种治学精神，实在令人叹服。”的确如此，顾炎武在国破家亡之后，孤身一人，远离家乡，在旅途中。在马背上读书治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写出了学术价值极高的不朽之作多种，实在让人钦佩。

学术成就

顾炎武的学术深闳博赡，他涉猎的范围广泛，诸如经学。史学、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宏富的成就，留下了几近五十种的宝贵著述。其著述种类之繁多，治学领域之博大，在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鼎足而三。顾炎武的学术实践，充满了求实的精神，他对前人的成说，不盲从，不依傍，对古代的典籍，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不立门户，不分畛域，故能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其为学的独立风格。兹举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学四方面的成就，约略言之：

他擅长经学，对《易》、《书》、《诗》、《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各有专精的著作。

在《周易》研究中，他既肯定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主张“复程朱之书以存《易》”《日知录·朱子周易本义》，同时又对前人说《易》的比附穿凿予以驳斥，批评陈传、邵雍的《易》说为“方术之书”、“道家之易”（同上书，《孔子论易》）。

顾炎武的《尚书》研究，以“信古而阈疑”（《日知录·丰熙伪尚书》）为原则，一方面信古，一方面又疑古，在探讨了《书经》的源流之后，他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同上书，《古文尚书》），颇具怀疑的态度和辨伪的精神，他是“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顾炎武实事求是的为学风格，在对《春秋》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他治《春秋》能破除今古壁垒，博采《公羊》、《谷梁》、《左传》三家之长，对其他诸家解说也多所取之间亦自抒己见，他只是论是非，绝无门户之见，所以持论甚平。就《诗经》而言，他研究《诗经》用功最深，曾把《诗经》所用的音互相参考，证以其他书籍，作《诗本音》十卷，对于诗经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就三礼而言，他特别重视《仪礼》，注重节文，不尚空谈。就《论语》与《孟子》而言，他认为孔子之学为“修己治人之实学”，非“明心见性之空言”（《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总之，他在经学上的议论，大抵平易可行，经学上的错障，经他一番论证，差不多已扫除尽净，他是清代经学的建设者，在举世高谈性命理学，厌烦经学的时候，他高标“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坚定了后来经学家的信仰，还提出了研究经学的具体方法，尤其在具有“为举世不为之学”的精神，树立了清代经学家的楷模。

顾炎武既是卓越的经学家，又是杰出的史学家。尝“太息天下乏材，以致败坏。自崇祯己卯后，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清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他的史学研究也始终如一地贯穿着可贵的求实精神。他认为，史书的编纂要取信于后世，切忌以偏见“谬加笔削”，他继承了古代进步史家“据事直书”的传统，视之为“万世作史之准绳”（《日知录·三朝要典》），因此，在治史过程中，他极为重视史料的可靠性。即以他对明史的研究而论，他就十分注意《实录》和《邸报》的利用。他的《日知录》曾大量地征引明历朝实录，与友朋论究史事曲直，也多以《实录》为据。作为明廷档案的《邸报》，顾炎武更其重视。他曾认真研究明末《邸报》，辑成《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等书，本欲纂修明史，因为清初庄廷拢《明史案》，他的好友吴炎、潘柽章遇难，他借给潘柽章的自己多年来收集的三千册明代文献也因之散失殆尽，不可复得，以致使他的修史愿望未能实现。他治史也以“致用”为也趋，他指出：“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亭林文集·答徐甥公肃书》），又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同上书，《与人书八》），提出了治史以经世的史学目的论。

在音韵学方面，他痛感当时的学者不知古音，往往以现代的语音率意改窜古书，于是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的主张，踏踏实实地对古音学进行潜心研究，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写成《音学五书》这样一部巨著。

顾炎武的古青学研究，尽管师承有自，从宋人吴域、郑库，尤其是明人陈第等的著述中均获致不少有益启示。但是由于他能实事求是地进行独立研究，因而在音学演变源流的审订，古韵部类的分析，“古人四声一贯”之说的钩稽，“古人未尝无人声”，“人声可转为三声”的古韵通转说的阐述等方面，都取得了富有创见的成果，使他无可争辩地成为清代音韵学的开派宗师，正如他的朋友王山史《山志》所说的，“顾亭林之于音韵”，“博稽详研，发前人所未发，为不朽之业者”。

他虽不屑为文人，一生也不轻易作诗，但是在文学上却很有造诣，他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文学应承担起“救民以言”的责任，要关乎“当世之务”，这一主张正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由此他不满意明末“注虫鱼，吟风月”之类的文章，更深恶痛绝那些无聊的应酬文字，主张文章一篇要有一篇之益，篇篇要有实用，他既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去做的。在他留存的文集中，不惟“乙酉四论”即《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以及《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都是切中时弊，早有定评的优秀篇章，而巨诸如《吴同初行状凡《书吴潘二子事》等叙事文章，乃至《病起与蓟门当事书》等短篇书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他的这些文章，文字淳朴，不事雕琢，于知人论世大有益，完全可以作为史料来运用。

顾炎武还针对当时文坛的拟古之风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字句模拟古人，无异“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日知录·文人模仿之病》），“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进而主张文学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迁的，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后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日知录·诗体代降》）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各自的风格，这样的文学主张，无疑是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的。

他论诗主张“主性情，不贵奇巧”（同上书，《古人用韵不过十字》），认为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不能勉强的，同拒绝做应酬文章一样，顾炎武也不愿意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赋闲诗。他作诗感时抚事，直抒胸臆，无一不是他真实性情的抒发，如当明清易代之际所写的《感事》、《京口即事》、《千里》、《秋山》等诗，既有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揭露，又有对抗清将帅史可法的讴歌，还有对清军铁蹄躁确的控诉，始终牢牢地立足于社会现实，“实为一代诗史，踵美少陵”（徐嘉《顾亭林诗笺注凡例》），同他的文章一样，他的诗既可证史，同时也是他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反映。

思想举要

在这一部分，主要谈谈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散见于《日知录》和其他一些文章中，还没有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继承了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大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日知录·游魂为变》说明宇宙间是充满了物质性的气，因此他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同上）的唯物主义命题。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最后又回复为气，这就是万物生灭变化的必然规律。规律不能离开物质而独自存在，因此他说：“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具体的事物，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顾炎武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明代中叫一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占了统治地位，知识份子中人人讲良知，言心性，束书不观，从事情谈，置民生疾苦。国家安危于不顾。顾炎武对这种空虚不实的学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明亡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防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固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顾炎武在这里对王学末流的鞭挞，以及他所阐述的“空谈误国”的道理，却又无疑是正确的。他把心学与魏晋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王守仁和李蛰都是惑乱天下的小人，从根本上否定心学。

他不仅批判王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也加以批评。他说：“理学”这个名词，宋以来才有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他认为研究经学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当时讲理学的一些人，连《五经》也不读，抱着几本语录，空谈一阵，妄想一日顿悟。他们所谓的理学其实是禅学，在顾炎武看来，不惟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整个宋明理学也不免流于禅释。因此，他提出的“理学，经学也”的新命题，实际上是否定了程朱陆王所标榜的理学。他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因此，他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号召人们去“务本原之学”，在经学中去谈义理。于是乎；已学也罢，理学也罢，统统作为“不知本”的“后儒”之学被摒弃了。顾炎武反对讲心讲性，不结合实际的空虚之学，主张学以致用，批评死抱着书本的口耳之学，他曾经历南北，自谓“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亭林文集·与杨雪臣》），留心天下郡国利病，注意把书本知识与实际考察结合起来，他说：“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亭林文集·与人书一》）他认为那些既不去实际考察，又不读书的人，是一窍不通的。在治学方法上，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他认为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所谓“道”，用他的话说即“博学于义，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他针对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学风提出来的。他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无下，制之力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博学于文》）这里所说的文，绝不仅仅限于文字、文章之文，而是人文，是包含着广泛内容的社会知识，即“习六艺之文，考北王之典，综当代之务”（《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行已有耻”是他鉴于明末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当明清易代之时，“反颜事仇”而提出来的，“耻”不仅是立身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主要指对待民族、社会、国家的负责态度，强调做讲求廉耻的有本之人。顾炎武特别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并提，作为“圣人之道”来大力提倡。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出。”（《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明末的知识分子有两种极坏的风气：一是空谈心仕，不顾民族国家的安危；一是唯利是图，至于“无官不赂遗”，“天守不盗窃”。他说北方的学者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的学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日知录·南北学者之病》）。顾炎武说他们“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及，遂成风流”（同上书，《名教》）。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发财，明亡以后，清朝贵族统治中国，这类人毫无气节，卑躬屈膝投降清政府，以求得一官半职。顾炎武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和气愤，他说“蓟门朝士多狐鼠”，因此特别强调廉耻。他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尤所个为。”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阉然媚于世者”（同上书，《廉耻》），“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亭林文集·广宋道民录序》）。面对明清更迭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的反思中得出结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这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所谓“亡国”就是改朝换代，统治者的政权转手，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因此说“保国者其君臣肉食者谋之，”这同广大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君主的罪恶方面，顾炎武不及黄宗羲那样深刻和尖锐。顾炎武反对君主“独治”，主张“众治”。他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爱百姓故刑罚中》）在《日知录·守令》条中，顾炎武进一步申述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他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因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日知录·守令》）他所说的“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显然并不是指的把权寄之于人民，而是指的由公卿到县令各级的封建官吏，就是要天子同公卿大夫以至县令来共同掌握政权。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顾炎武没有也不可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去否定君主专制，然而，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并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等主张，这确是很可宝贵的思想。

地位影响

作为爱国志士、杰出的学者、进步的思想家的顾炎武，他的道德学问、治学精神、思想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一生坚持民族气节，决不屈服于清廷，为抗清复明进行不懈的努力，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就具有反清复明的含义，到了清末更为维新志士所继承，用以发动和组织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其作用更为深远。

顾炎武一反宋明理学家的思辨玄谈，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史、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科，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著述繁富，“卷胀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山志·顾亭林》），今可考见者，几近五十种。《日知录》三十二卷为其代表著述，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音学五书》三十八卷，为他的另一重要作品，在清代的音韵学研究中，是一部创辟路径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为其中年以前所辑，卷帙浩繁，用力极勤。虽仅系长编，尚需作过细整理，然而对考论中国古代，尤其是有明一代的经济史，以及方志、舆地诸学，都极有价值。顾炎武的这些著述，旨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以亭林文集·初刻日知录自序》），无不渗透着他经邦济世的实学思想。

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缜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的学术门径的开拓，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音韵文字学之所以能够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顾炎武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汉学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个开风气者，顾炎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