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战争（结束近400年纷乱）
隋朝统一战争简介
隋朝统一战争：隋朝统一战争是南北朝末期的统一战争。580年北周宣帝去世后，权臣杨坚于隔年废北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即隋文帝。在安定内部、解决北方突厥的外患以及并吞西梁后，隋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在隋统一战争中，隋文帝杨坚命令晋王杨广统率水陆大军50余万，攻灭江南陈朝的大规模渡江作战。此役逼降陈后主陈叔宝，陈亡。并陆续招降三吴、岭南等地区。隋文帝完成了大一统，成功结束纷乱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隋朝统一战争过程分析——
建隋代周
过程一：掌控北周朝政
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的上层贵族。他的父亲杨忠是北魏、西魏时期的重要将领，是“八柱国大将军”之一独孤信的部将，位列“十二大将军”之一，曾跟随独孤信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封隋国公。杨忠去世后，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由于杨坚与北周明帝宇文毓是连襟（都是独孤信的女婿），权势显贵，成为北周重臣。北周伐灭北齐后，杨坚出任定州（今河北定州）总管。杨坚将长女杨丽华嫁给周武帝宇文邕的太子宇文赟为太子妃。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杨丽华也成了天元大皇后。杨坚以国丈身份任大司马、右司武，从此掌握北周兵权。但周宣帝荒淫残暴，继位后不到两年立了五位皇后，嫔妃无数，“朝亦醉，暮亦醉”，酷刑严罚，乱杀重臣，搞得“内外恐惧，人不自安”。这时，朝中文武都想找靠山以自保，杨坚凭借国丈的特殊身份，把一批以汉人为主的大臣拉拢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杨氏集团。主要成员有刘昉、郑译、李德林、高颎、韦孝宽、柳裘、皇甫缵、卢贲，以及一些汉化较深的鲜卑贵族元楷、元胄、宇文昕等人。
周宣帝宇文赟继位后第二年，就把皇位传给太子宇文阐（又名宇文衍），即周静帝，自己当太上皇。仅过了一年，宇文赟就病死了，这时周静帝才八岁。在杨氏集团的支持下，杨坚“入宫辅政”小外孙周静帝，“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掌握了北周的朝政大权。
杨坚篡夺北周政权，有两手很厉害：一靠“杀”，二靠“抚”。他制服北周宇文氏皇族势力，全靠一个“杀”字，决不手软；而为了取得天下人心，他又全靠一个“抚”字，克己节俭，体恤民生。
宇文氏皇族的势力很大，有一批实权人物都封王在外。杨坚怕他们发动兵变，找了一个借口：以为女婿周宣帝宇文赟发丧，并为赵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远嫁突厥送行之名，把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人召回长安，然后制造种种借口把他们都一个个先后处死。这些人都看出了杨坚篡周之心，都想反抗，但都斗不过杨坚，结果都成了他的刀下鬼。赵王宇文招曾想以宴请杨坚的方式杀掉他，但由于议事不密，反被杨坚逮到借口，先把他杀掉。
杨坚总揽朝政后，鉴于女婿周宣帝宇文赟的荒淫和暴政不得人心，实行了一套新政，“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予民休养生息，减轻徭赋，赈济灾民，减轻刑罚。杨坚自己也十分注意节俭，这在历史上留下了美誉。杨坚的新政大得人心，“天下悦之”（《隋书·高祖帝纪上》）。
过程二：平定三方叛乱
北周旧臣和地方实力派人物也都看出了杨坚的篡位迹象，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抗。他们纷纷举兵反叛，与杨氏集团摊牌。最先举兵反叛的是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宇文泰的外甥），函谷关以东各州纷纷响应，叛军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接着，郧州（治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也相继反叛，“半天之下，汹汹鼎沸”（《隋书·高祖帝纪上》）。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杨坚的能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慌不忙地同时运用两手来应对眼前出现的危局。一手，顺应民心民意，进一步加大“惠政”力度，公开废止女婿周宣帝宇文赟严律酷刑的《刑经圣制》，重新启用周武帝宇文邕时期的《刑书要制》，减少刑律，减轻刑罚，宽以待民。并宣布佛、道二教开禁，允许官员百姓修行拜佛。另一手，分兵出击，坚决平定各地叛乱。
平叛作战在东、南、西三个战场同时展开。
东线战场：
这是主要作战方向，杨坚任命名将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指挥东线作战。尉迟迥是各方叛军的领头羊，四方响应，号称聚众“百万”。消灭尉迟迥叛军，成为平定各方叛乱的关键之战。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七月底，韦孝宽率军东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涉县西南），诸将急于发起进攻，韦孝宽不许。他说：“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于是“引军壁于武陟”。尉迟迥派他的儿子尉迟惇领兵十万，西进至武德（今河南沁阳东南），在沁水东岸布防二十里。此时恰逢沁水陡涨，双方隔河对峙。大战在即，突然有人向杨坚举报，说韦孝宽部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三人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军中慅慅，人情大异”。杨坚深以为忧，想找人代替这三个人，但被李德林制止了。李德林博学多才，北魏时担任过殿中将军，在东魏、北齐也“历任显要”。北周伐灭北齐后，被纳至长安，授以内史上士。杨坚总揽北周朝政后，被召为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成为杨坚的首席谋士。杨坚“措置军事，皆与李德林谋之，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资治通鉴·陈纪八》）。李德林说，千万不能临阵换将，这是燕、赵之败最大的教训。他们三人是否受贿，一时很难查清。这三个人一旦被撤换，自郧国公韦孝宽以下，“莫不惊异”，军心立刻涣散，这样要坏大事。应急的办法，赶快选一名足智多谋之士赶往前线，担任监军，以察动静。如果他们三人真有异心，也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想反，也可及时发现制服。杨坚深以为善，立即派“有文武才干”的少内史崔仲方赶往前线担任监军，崔却推辞说他的父亲在山东，避嫌不去；改派刘昉，刘昉说自己当不了将军；又找郑译，郑译说老母年高，不便离开。杨坚不乐。这时高颎自告奋勇，愿去前线，杨坚立刻派他赶往前线担任监军。
高颎一到前线，下令在沁水上造桥，准备过河。对方尉迟惇下令从上游做火筏，顺流下漂烧桥。高颎命士兵在河中堆“土狗”，以阻挡上游漂来的火筏，保护桥梁。尉迟惇为了引诱韦孝宽军渡河，准备“半渡而击之”，下令本军稍作后退。韦孝宽将计就计，立即下令部队迅速过河发起猛攻。部队全部过河后，高颎下令把桥烧毁，以绝士兵退却之心。韦孝宽军的攻势锐不可当，尉迟惇大败，单骑逃走。
韦孝宽挥军追至邺城，尉迟迥率领十三万兵倾城出动，在城南迎战韦孝宽军。其弟尉迟勤等率领的青州兵前锋也已到达邺城。尉迟迥“素习军旅，老犹披甲临阵”。初战，韦孝宽军竟“不利而却”。韦孝宽部将宇文忻急中生智，命令士兵怒射城墙上几万名观战者，引起哄然大乱。宇文忻大呼：“敌人败啦！”士气复振猛冲。
尉迟迥军大败，退守城中。韦孝宽下令攻城，破之。尉迟迥单骑逃跑，被韦孝宽部将崔弘度快马追上。崔弘度的妹妹是尉迟迥的儿媳妇，尉迟迥回身弯弓，正要射崔弘度。崔弘度以亲戚的身份向他喊话劝降，尉迟迥掷掉弓箭，大骂丞相杨坚，拔剑自刎。
崔弘度的弟弟崔弘升赶到，崔弘度对弟弟说，你可以砍下他的头，算你的军功。崔弘升将尉迟迥的头一刀砍下。
尉迟迥的弟弟尉迟勤和尉迟迥的两个儿子尉迟惇、尉迟祐叔侄三人一起逃往青州，被韦孝宽部将郭衍追上，三人一起被俘。尉迟迥起兵叛乱前后闹了六十八天，至此被彻底平定。
由于尉迟勤最初曾向杨坚报告过尉迟迥准备起兵反叛的消息，杨坚赦免了他。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响应尉迟迥起兵的李宽“自缚归罪”，杨坚恢复了他的官爵。这些都说明，杨坚处理这类问题很注意区别情况，把握分寸，不草率，不鲁莽。这是成大事的气象。
南线战场：
在南线发动叛乱的是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司马消难的女儿是周静帝的皇后（杨坚女儿杨丽华的儿媳妇），也是北周国丈，同是皇亲国戚。按辈分，司马消难比杨坚小一辈。杨坚任命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率领荆襄兵讨伐叛乱头领司马消难。司马消难起兵叛乱后，率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及鲁山等“九州八镇”投降了南朝陈朝，并派儿子到陈朝去当人质，请求陈朝支援。陈宣帝下诏，授予司马消难一大堆头衔：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封他为随公。陈朝下令镇西将军樊毅、南豫州刺史任忠、超武将军陈慧纪等，从沔汉、历阳、南兖州等几个方向支援司马消难。但这并没有抵挡住王谊的攻势，司马消难从七月二十六日起兵反叛，到八月二十六日已全面崩溃，逃往陈朝避难。在此期间，商、洛、江、淮广大地区叛乱蜂起，响应司马消难。王谊指挥行军总管李威、冯辉、李远等分兵讨伐，“旬月皆平”（《隋书·王谊传》），并没有费太大工夫就平定了南线叛乱。
西线战场：
西线的叛乱头子是益州总管王谦。杨坚任命柱国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伐益州王谦。梁睿率军二十余万人，八月初出征，十月初深入蜀地。四川山多隘险，梁睿战法灵活，“衔枚出自险道，四面奋击，力战破之”。梁睿大军兵临成都城下。王谦命部将达奚惎、乙弗虔守城，自己率领精兵五万，在成都城外“背城结阵”，与梁睿军决战。梁睿发动猛攻，王谦败阵，向城中退却。但达奚惎、乙弗虔眼看王谦败局已定，紧闭城门，拒绝王谦进城，向梁睿举城投降。王谦率三十余骑向新都逃亡，被新都县令王宝抓获，送交梁睿。十月二十六日，梁睿在成都将王谦处斩，至此“剑南悉平”（《隋书·梁睿传》）。
从六月至十月，四个月内，杨坚调兵遣将，将三个方向的叛乱一举荡平，有如“天助”。似乎老天爷也觉得，近四百年来，杨坚才是真正能够重新统一中国的人物，苍天也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了。实际上，这也是时势所使然，时势已经到了开创宏伟大业的时候，“天予勿取，己之罪也”。
过程三：建隋代周
杨坚荡平了各地叛乱，加快了建隋代周活动。为了进一步剪除北周皇族残余势力，先后把毕王宇文贤、汉王宇文赞、秦王宇文贽、曹王宇文允等人杀掉。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十三日，又以周静帝的名义下诏，命杨坚为相国、总百揆，晋封为隋王，加九锡。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六日，再次以周静帝名义“准诏”杨坚“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享受帝王礼仪。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庐贲、太傅李穆等人一齐劝进，逼迫周静帝“下诏”让位，“移居别宫”。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十四日，杨坚“入御临光殿，服衮冕”，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长安。
杨坚称帝，对外孙周静帝怎么处置？“封周静帝为介公”（《资治通鉴》原注：“介，古国名”）。杨坚女儿杨丽华的一生是很不幸的。她身为周宣帝宇文赟的天元大皇后（嫡妻），周宣帝继位后不到两年却又立了四位皇后。她“性柔婉，不妬忌”，其他“四皇后及嫔妃等咸爱而仰之”。可是周宣帝“昏暴滋甚，喜怒乖度”，有一次发生口角，“帝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诀”。杨丽华母亲独孤氏闻讯赶到，对周宣帝“叩头流血，然后得免”（《周书·宣帝杨皇后传》）。周宣帝宇文赟死后，周静帝八岁继位。周静帝并不是杨丽华的亲生子，乃朱皇后所生，但继嗣在天元皇后杨丽华名下，尊杨丽华为皇太后。杨丽华把静帝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希望。当初静帝年幼继位，杨丽华觉得父亲辅政是最可靠的靠山，“甚喜”。但她万万没有料到，父亲最后竟会篡位自立。她“意颇不平”，对父亲的不满从“形于言色”到“愤惋逾甚”。杨坚称帝后，对女儿这位曾经的天元大皇后、天元皇太后怎么处置？降为“乐平公主”。
自古以来的封建帝王们，为了争夺和确保皇位，他们是没有什么亲情、良心可讲的。《隋书》中借用一位相面先生的话说，杨坚“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这是用所谓“命中注定”那一套为杨坚的残酷杀戮开脱。
杨坚二月称帝，仅仅过了三个月，“隋主（杨坚）潜害周静帝而为之举哀，葬于恭陵”（《资治通鉴·陈纪九》）。杨坚为了彻底消除来自北周旧皇室对自己皇位的威胁，把宇文氏皇族杀得干干净净。在这一点上，隋文帝比秦始皇更残酷。
孤身一人的杨丽华，有一次跟随弟弟杨广（隋炀帝）去张掖，死在河西，去世时四十九岁，在孤独中走完了一生。
北征突厥
杨坚建立了隋政权，他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完成两项战略任务：第一，制服北方取代柔然而起的突厥；第二，消灭江南的陈朝。
杨坚原计划先消灭南方的陈朝，然后再制服北方的突厥。但当他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任命高颎为统帅开始大举伐陈时，他的军事计划被突厥军队的突然入侵打乱了。突厥沙钵略大可汗摄图说，我是北周亲戚，若不制服杨坚的篡国行为，将来到阴间怎么有脸面见我的岳丈？于是，摄图勾结隋朝叛臣、投靠突厥的原北周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攻克临榆关（今河北山海关），并与高宝宁策划大规模进攻隋朝的行动（《隋书·长孙晟传》）。根据这一形势变化，杨坚及时调整战略步骤，改“先南后北”为“先北后南”——首先集中力量制服突厥。
附：
突厥简史（据《隋书·突厥传》）
突厥部落游牧于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因金山形状如兜鍪（古战盔），俗称“突厥”，以此命名其部落。突厥部落最初臣属于柔然，专为柔然冶炼和锻打铁器，称“锻奴”。突厥崛起过程如下：
第一代君主：伊利大可汗土门。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突厥首领土门打败铁勒部落，收其众五万余落，从此开始崛起。土门求婚于柔然，柔然首领阿那瓌（头兵可汗）认为突厥原来是自己的“锻奴”，不配与之和亲，拒绝。土门转而求婚于西魏，西魏太师宇文泰以长乐公主嫁给土门为妻。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土门袭击柔然，柔然大败，柔然头兵可汗自杀。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建王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段）。土门死后，其子逸可汗立。
第二代君主：逸大可汗科罗。逸大可汗科罗又破茹茹（柔然）。逸大可汗科罗死后，没有传位给儿子摄图，而是传位于弟俟斗木杆可汗。
第三代君主：木杆大可汗俟斗。木杆大可汗骁勇多谋，四方征战，使突厥变得更加强大。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突厥攻灭柔然，取而代之。突厥全盛时期，其疆域东起辽海以西，西抵西海（今咸海，一说里海），南至阿姆河以南，北过贝加尔湖，控制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与北齐、北周抗衡。北齐、北周畏其势力，“争与通婚，岁倾府藏金帛以博其欢心”。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卒，“舍其子大逻便，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
第四代君主：佗钵大可汗（俟斗弟，史失其名。第二、第三、第四代突厥大可汗，都是土门的儿子，均为“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佗钵任命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之子步离可汗居西面。佗钵大可汗控弦之士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称周、齐皇帝为“儿”，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佗钵在位十年，病重。死前对儿子庵罗说：“虽说亲莫过于父子，但我兄长木杆可汗死时却没有传位给他儿子大逻便，传给了我。我死后，你应当把君主位让给大逻便。”
杨坚称帝当年，即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突厥佗钵大可汗死。突厥内部围绕大可汗之位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夺。按照佗钵大可汗遗嘱，应当立大逻便。但“以其母贱，众不服。庵罗母贵，突厥素重之”，众人想立庵罗。摄图最后一个赶到，见纷争之状，便说：“若立庵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摄图辈分长，“且雄”，突厥“国中皆惮，莫敢拒者”。于是都顺从他的意见，立庵罗为大可汗。大逻便没有争得君主位，心中不服，经常派人去辱骂骚扰庵罗，庵罗无力制服他，决定让位于摄图。突厥“国中议”，认为四位老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贤”，于是一致同意改立摄图。
第五代君主：沙钵略大可汗摄图（全称“伊利俱庐识莫何始波罗可汗”，有些书中常取其中某两字作为其简称，使人误认为是不同的几个人）。沙钵略大可汗摄图是第二代逸大可汗之子，他为了缓解各代大可汗之子间的矛盾，任命第四代佗钵大可汗之子庵罗为第二可汗。第三代木杆大可汗俟斗之子大逻便就找上门来，对摄图说：“我和你们都是老可汗的儿子，各承父后，现在你们独尊，只有我没有汗位，何也？”一句话问得摄图很难回答，摄图怕引来麻烦，只得再做些让步，命大逻便为阿波可汗，领他原来的部众（以上均引《隋书·突厥传》）。
同时，“沙钵略从父（叔父）玷厥，居西面，号达头可汗（《资治通鉴·陈纪九》）。
这样，摄图时代，突厥就出现了四可汗并立的局面：
一、沙钵略大可汗摄图（第二代君主逸大可汗科罗之子），建王庭于都斤山（今蒙古国西南杭爱山）。
二、第二可汗庵罗（第四代君主佗钵大可汗之子），统治独洛河（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
三、达头可汗玷厥（第四代君主佗钵大可汗之弟），统治乌孙故地（今新疆阿尔泰山以西地区）。
四、阿波可汗大逻便（第三代君主木杆大可汗俟斗之子），统治新疆阿尔泰山以东地区。
杨坚称帝后，一改北周、北齐对突厥畏惧屈从的软弱态度，停止向突厥进贡金帛美女。突厥可汗们对此非常恼怒。沙钵略大可汗（摄图）勾结前北齐叛臣高宝宁大举南侵，攻破临榆关后，长孙晟上书杨坚，提出对突厥实施分化离间、远交近攻的策略。早先，长孙晟曾护送大义公主远嫁突厥佗钵可汗。摄图赏识他的射技，留下他将近一年时间，命诸子贵族同他交友，向他学习箭法。摄图的弟弟处罗侯陪长孙晟外出游猎，“密托心腹阴与晟盟”。长孙晟借机观察突厥山川地形、部属强弱。交谈中，又了解到了四可汗之间的矛盾。长孙晟认为只要“鼓动其情，必将自战”（《隋书·长孙晟传》）。杨坚接到长孙晟的上书，阅毕大喜，立即召见长孙晟。长孙晟又当面向杨坚“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资治通鉴·陈纪九》）。杨坚听完，喜出望外，立即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付诸实施。
杨坚派遣太仆元辉西出伊吾（今新疆哈密），与“兵强而位下”的达头可汗玷厥通好，从西面牵制摄图。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携厚礼，出使辽东，与处罗侯取得联系，争取奚、霫、契丹等被突厥征服的部落与隋朝通好，从东面牵制摄图。由于东西两翼的分化工作做得比较成功，为集中兵力于中部反击摄图创造了有利条件。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四月，远嫁突厥佗陀可汗的原北周贵族宇文招女儿大义公主，佗陀死后又从胡俗嫁给沙钵略大可汗摄图为妻，鼓动沙钵略大可汗摄图向隋发动进攻，为北周王朝和她父亲宇文招报仇。摄图率领四十万大军南下攻隋，大战爆发。隋文帝调兵遣将，沉着应战。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
突厥兵分四路南犯：第一路（东线）：处罗侯与叛臣高宝宁，从临榆关向河北方向发动进攻。第二路（中线）：摄图率领第二可汗庵罗，突破长城防线后，向山西方向发动进攻。第三路（中线）：阿波可汗大逻便，越过长城后，从陕西境内向南发动进攻。第四路（西线）：达头可汗玷厥，沿祁连山南北兵分两路由西向东发动进攻。以上二、三、四路在陕北、陇西会师后，合围长安。
隋军防御部署如下：杨坚以战略防御态势应对突厥进攻。除加强一线防御外，抽调兵力，重点加强咸阳（今陕西西安西北渭水北岸）、弘化（今甘肃庆阳）、乙弗泊（今青海西宁）、临洮（今甘肃岷县）、幽州（今北京）等战略要点的防御，以延缓敌人进攻速度。
实际交战情况：
东线：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五月中旬，叛将高宝宁引突厥军攻平州（今河北卢龙县）。
中线：摄图一路南进，十二月亲率十万骑进至周槃（今甘肃庆阳以南），隋军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两千骑兵，与摄图前锋遭遇，遭敌包围。达奚长儒指挥将士与突厥军顽强战斗，且战且退。转战三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击敌，手皆骨见，杀伤敌人万计，突围而出。达奚长儒本人身受五伤，贯通伤两处，士兵伤亡十之八九。隋文帝为奖励其军功，“诏以长儒为上柱国”（《资治通鉴·陈纪九》）。摄图兵分两路：一路自木硖关（今宁夏固原西南）南下；另一路自石门（今宁夏海原西）南下。
西线：十二月，达头可汗玷厥右路攻破乙弗泊、临洮，进至鸡头山；左路攻克张掖、武威，进至金城。
隋文帝杨坚鉴于突厥军攻势很猛，关中吃紧，十月初三命太子杨勇屯兵咸阳。十二月中旬，又命虞庆则屯兵弘化，增强对京都长安外围的防卫力量。
摄图、玷厥、大逻便三路突厥军已在长安外围会师，对隋都长安构成严重威胁。摄图本意要继续南进，由于长孙晟加紧对达头可汗玷厥的分化工作，玷厥“引兵而去”。长孙晟又乘机制造了一个假情报，对摄图儿子染干说：铁勒部已反，准备偷袭摄图王庭。摄图信以为真，“回兵出塞”（《隋书·长孙晟传》）。长安危急形势得以解除。
突厥退兵后，玷厥与摄图叔侄不和，公开分裂，从此形成东突厥、西突厥两个汗国。
第二阶段：战略反攻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四月，杨坚认为全线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做出了“八道出塞，全线反击”的战略部署：（一）上柱国李崇率步骑兵出河北幽州；（二）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十万出河北卢龙；（三）卫王杨爽（杨坚异母弟）率步骑七万出山西朔州；（四）河间王杨弘（杨坚族弟）率兵出宁夏灵州；（五）上柱国豆卢勣率兵出陕西夏州；（六）秦州总管窦荣定率步骑三万出甘肃凉州；（七）尚书左仆射高颎率部出甘肃宁州；（八）内史监虞庆则率部出宁夏原州。
战略反击情况：
东线，幽州总管阴寿击溃叛臣高宝宁，收复了卢龙地区。高宝宁逃往漠北，投奔契丹。阴寿为了防止高宝宁死灰复燃，悬赏购高宝宁之头，高宝宁被部下赵修罗所杀。六月中旬，突厥军再次进攻幽州。幽州总管李崇寡不敌众，退保砂城（今河北怀来），被突厥军包围。这是一座荒城，无险可守，又无军粮，只能“每夜出掠虏营，得六畜以继军粮”。最后剩下一百多人，全都身负重伤。李崇知道已经难以坚持，他对士兵们说：只要我还活着，谁都不能向敌人投降。大家可以分散撤离，千方百计走回老家去，如能见到至亲，把我这番话转告你们父老。说完，挺刃突阵，复杀二人，被突厥兵乱箭射死。七月，杨坚调豫州刺史周摇为幽州总管，镇守幽州。
中线，主力杨爽军四月中旬从山西马邑出塞，与摄图军相遇于白道。杨爽采纳部将李充“乘摄图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的建议，与李充率五千精骑突袭摄图，一举成功，俘获突厥军千余人，缴获大批牲畜。摄图本人受伤，“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突厥军失去畜群后，“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资治通鉴·陈纪九》）。不可一世的摄图，说垮就垮，一时间丧失了反击能力。豆卢勣、杨弘的进攻也都重创了突厥军。八月，杨坚派高颎、虞庆则领兵出原州（今宁夏固原），对突厥军进行二次反击，彻底击垮了突厥军的进攻气焰。
西线，秦州总管窦荣定率军出凉州北进，“其地无水，士卒渴甚，至刺马血而饮”（《隋书·窦荣定传》）。窦荣定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突厥阿波可汗大逻便军相遇于高越原（今甘肃武威西北），双方形成对峙。大将史万岁因被牵涉进一桩谋反案，“配敦煌为戍卒”（《隋书·史万岁传》）。这时，史万岁主动到窦荣定帐前要求出战突厥赎罪，窦荣定将他收下。五月二十五日，窦荣定派人去阿波可汗大逻便牙帐通报，双方各派一名壮士，决一胜负。阿波可汗派出一骑出阵挑战，史万岁“驰斩其首而还”，阿波可汗“大惊，不敢复战，遂请盟，引军而去”（《资治通鉴·陈纪九》）。
至此，隋军对突厥军的反击全线获胜。
第三阶段：战后慑服
战后，杨坚趁热打铁，进一步做分化突厥的工作。阿波可汗大逻便退兵时表示愿与隋军“请盟”，杨坚及时派遣长孙晟前去劝降。长孙晟对大逻便说，你屡次战败，摄图一定会加罪于你，灭掉你牙帐。你的唯一出路是归顺隋朝，与达头可汗玷厥联合，与摄图对抗，才能避免被他吃掉。大逻便派人跟随长孙晟一同前往长安，向隋朝称臣。阿尔泰山以西的达头可汗玷厥本来就与摄图有矛盾，对兴安岭以西的处罗侯也派人做了分化工作，摄图被进一步孤立。
摄图得悉大逻便归顺隋朝，不胜其怒，发兵攻打，“尽获其众而杀其母”。大逻便“还无所归”，投奔玷厥，求得救兵十万，还击摄图，收复失地，收拢散卒，继续攻击摄图，“其势益涨”，誓与摄图势不两立。从此，大逻便彻底投向西突厥，与东突厥摄图殊死对抗（《隋书·突厥传》）。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西突厥达头可汗玷厥也正式归顺隋朝。同年秋天，陷入孤立的沙钵略大可汗摄图，修书向隋文帝杨坚请和。为了缓和与隋朝的关系，这时已成为摄图妻子的大义公主认隋文帝杨坚为父，请求赐姓杨。隋文帝回书允和，并派遣尚书仆射虞庆则为正使、车骑将军长孙晟为副使，前往沙钵略可汗王庭宣诏安抚。摄图虽然兵败向隋朝求和，但傲气还在，坐着接见隋使。虞庆则斥责他太傲慢，摄图回答道：“我诸父以来，不向人拜。”大义公主悄悄对虞庆则说：“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长孙晟巧妙地对摄图说，你不肯拜隋朝天子，总得拜老丈人吧（大义公主已认隋文帝为父）。摄图尴尬地对左右突厥达官笑道：“须拜妇翁！”于是“跪受玺书”。但一转身又觉得大丢面子，“与群下相聚恸哭”（《资治通鉴·陈纪十》）。这说明，摄图只是无奈之下向隋朝屈服，并未心服。
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西突厥阿波可汗大逻便与达头可汗玷厥，联合攻打东突厥摄图。摄图陷入困境，“遣使告急于隋，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文帝“许之”，命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出兵接应，并带往白道川大量衣食物资，援助摄图。摄图得到了隋朝的帮助，西击阿波可汗大逻便，“破之”。但这时阿拔国乘虚偷袭摄图王庭，“掠其妻子”。杨广率领的隋军出击将阿拔军打败，“所获悉与沙钵略”。这一次真正把摄图感动了，“乃立约，以碛为界”，并上表隋文帝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愿“屈膝稽颡，永为藩附”，并派儿子库合真入朝为人质。隋文帝在内殿宴请库合真，并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可汗摄图从此每年向隋朝进贡不绝（《资治通鉴·陈纪十》）。
隋文帝对玷厥、大逻便等各部，也都进行了安抚赈济。同时，采纳大将军贺娄子干的建议，对陇右、河西边境地区增修防御设施，加强边境防御。此后十余年间，突厥未再南侵袭扰。
北部边境保持了稳定局面，就为集中兵力南下灭陈创造了重要条件。
渡江灭陈
隋文帝统一中国，剩下最后一项任务——消灭江南陈朝。
灭陈之前，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先以“兵不刃血”的方式，消灭了从南朝分裂出来的一个傀儡政权——江陵后梁。南朝的萧梁政权，在梁武帝萧衍平稳统治了四十余年之后，突然被侯景之乱彻底搅乱，梁武帝被侯景困死在建康台城。梁武帝皇子皇孙辈纷纷自立称帝，一度“五帝并立”。其中，梁武帝之孙岳阳王萧詧于南朝萧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投降西魏，被西魏扶立为梁帝，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统治区仅江陵周围数县，史称后梁，成为西魏的傀儡。北周取代西魏，后梁成为北周附庸。隋代北周，后梁又附隋。隋文帝发动灭陈之战前夕，担心战事一旦发起，后梁倒向陈朝，这对隋军作战不利。于是，隋文帝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下了一道诏书，命后梁的第三任君主萧琮入朝，派武乡公崔弘度前去“将兵戍江陵”。萧琮的叔父安平王萧岩、萧琮的弟弟义兴王萧瓛等十分恐慌，害怕崔弘度用军队消灭他们，派遣都官尚书沈君公代表他们去向陈朝的荆州（治今湖北公安）刺史陈慧纪请降。九月，陈慧纪领兵前来江陵接应，萧岩、萧瓛等“驱文、武、男、女十万口”投降陈朝。“隋主（文帝）闻之，废梁国，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安集遗民”（《资治通鉴·陈纪十》）。梁国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至此，隋文帝认为灭陈时机已经成熟。这场灭陈之战怎么打？有一个现成的战例可供借鉴——西晋的灭吴大战。虽然已经相隔三百零八年，但隋文帝灭陈所面临的战略态势，同西晋灭吴时几乎一样：成败关键在于能否顺利突破长江防线、一举攻克建康。
隋文帝决定重大问题，思考周密，计划严谨。
战略谋划：
一、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十一月，隋文帝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冯翊（今陕西高陵县）祭祖，内史令李德林因病未能同行。隋文帝走到半路，又下书急召李德林随行，“与议伐陈之计”，两人密议了一路。李德林献策的具体内容不详，但隋文帝很高兴。祭祖毕，返回长安的路上，隋文帝在马背上举鞭南指，对李德林说：“待平陈之日，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以东无及公者。”回到长安，隋文帝又同将相大臣们深入讨论灭陈之策，“于是杨素、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江南之策”（《资治通鉴·陈纪十》）。其中，尚书左仆射高颎、虢州刺史崔仲方两人所献之策，尤为隋文帝所赏识，均被采纳。
二、高颎的献策概括起来就是“扰敌、疲敌、耗敌”六字方针。“扰敌”——江南收获季节，出动部分隋军在江北虚张声势，以调动陈军沿江布防，延误其农时，扰乱其军心。“疲敌”——待陈军如临大敌，临江布防完毕，隋军随即收兵。如此反复实施，以疲惫、麻痹陈军。到隋军正式发动进攻时，陈军极可能真假难辨，狐疑不定。“耗敌”——密派间谍过江，因风纵火，烧毁陈军粮秣物资，消耗其战略储备。
三、崔仲方的献策是渡江灭陈的基本战略部署。其要点是：以长江为战略部署基线，以武昌为切分点（实际作战时，将东西战场切分点东移至九江），把长江下游和上游切分为东、西两个战场来区分作战任务。东战场：武昌以东直至东海为东战场，多点部署精兵，秘密准备，渡江攻克建康。西战场：武昌以西直至益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即在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实施佯动，制造隋军将顺江东下进攻建康的假象，以掩护东战场“密营渡计”。隋文帝深以为然，把崔仲方从虢州（治今河南西部山区卢氏县）调往基州任刺史。基州州治在今湖北荆门东南马良镇，位于长江中游重要战略位置，让崔仲方靠近伐陈前沿，这是灭陈大计人事准备之一。
战前造势：
一、先把西战场的动静搞大，虚张声势。隋文帝根据崔仲方所献之策，命杨素在永安（白帝城）大造战船。最大的一批“五牙”级战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每艘可“容战士八百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可将敌船拍碎。大批制造的是几千艘“黄龙”级战船，每艘可“置兵百人”。还造了许多小船，“平乘、舴艋各有等差”。有人建议大造战船要保密，隋文帝却说：“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资治通鉴·陈纪十》）他命杨素将制造战船的废木料统统投入江中，让它们顺流漂往建康，把陈军的注意力引向长江上游。
二、隋文帝检阅部队，“陈师誓众”。各项备战工作就绪到位后，隋文帝赴定城（今陕西华阴东十里）“亲饯将士”，检阅部队，召开了一次出征誓师大会。他说，大江南北分裂时间太长了，重新统一中国是人心所向，时势所使然，此战必胜（《资治通鉴·陈纪十》）。
三、舆论先行，声讨陈后主罪恶。隋军抄写了三十万张檄文，列数陈后主二十条罪状，遍撒江南，大造灭陈舆论（《资治通鉴·陈纪十》）。
统帅部组成：
由晋王杨广（隋文帝次子）、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三人组成统帅部，以杨广为统帅。
杨广直接指挥东战场。
杨俊、杨素指挥西战场，杨素受杨俊节度，二人均受杨广节度。
尚书左仆射高颎为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跟随杨广统帅部行动。东、西战场共任命行军总管九十人，总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皆受晋王节度”（《隋书·高祖下》）。
西战场实战经过：
一、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十二月，西战场首先发起进攻。杨俊军团把武昌确定为西战场的中心攻击点，从襄樊顺汉水东下，直插汉口。紧接着派出三万人至长江南岸登陆，攻占江南江防要地樊口，切断武昌与建康的联系，对武昌实施分割包围。同时，也把陈军的千里江防拦腰切断，使武昌以西陈军无法顺江东下增援建康。
二、陈军西段江防总指挥周罗睺见隋军攻势凶猛，自峡口（今湖北宜昌）东撤至江夏（今湖北武昌），与荀法尚（郢州刺史）合兵一处，收缩防守，以武昌为支撑点，拦截隋军东进。
三、杨素水上大军苦战突破三峡防线，顺长江飞流东下。杨素从白帝城率领水军疾流勇进，顺江东下，至西陵峡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北一百里）滩流迅急，“鱼鳖不能游”。陈军守将戚欣（一说戚昕）以“青龙”战船百余艘、士兵千余人，在下游的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九十里长江中）拦截，隋军一时被阻。杨素发动夜间袭击，命王长袭率领步兵登陆南岸，袭击戚欣陆上指挥所；又命荆州刺史刘仁恩从长江北岸率步骑向西进攻白沙（今湖北宜昌东），天亮时攻克。杨素于夜间亲率“黄龙”战船数千艘，衔枚而下，拂晓夺取狼尾滩，戚欣逃脱，陈军被俘数千人。王长袭、刘仁恩都分别俘获了一部分陈军。杨素命令全部释放，“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杨素继续东进，陈军岐亭（今湖北西陵峡口）守将吕仲肃，凿岩穿石，悬挂三条粗大铁索横截江面，阻挡隋军战船。刘仁恩登陆北岸，攻克岐亭，拆毁铁索，大军继续东下。吕仲肃撤退至下游荆门延洲（今湖北荆门山东），继续据险顽抗。杨素命部将巴蜑率“五牙”级战舰四艘，以拍竿拍碎敌船十余艘，“遂大破之，俘甲士两千余人”，延洲被攻克，吕仲肃逃走。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烧毁大量储备物资，率所部三万人及一千多艘战船向东撤退，准备“入援建康”，遭到杨俊军拦截，被阻在汉口与武昌以西不得前进。至此，“巴陵以东，无敢守者”。杨素威名大震，陈军称他“清河公即江神也”（《隋书·杨素传》）。
四、王世积（蕲州总管）先掩护杨俊军团顺汉水东下汉口，然后渡江南下，攻克今江西境内的九江、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安）、巴山（今江西崇仁）等地，夺取鄱阳湖以西和以南地区，对陈军防线实施南北纵向分割。
五、杨素水上大军东下至巴州（治今湖南岳阳）分兵，一部分兵力继续东下与杨俊军团会师汉口；另一部分兵力登陆长江南岸，进入今湖南境内，夺取湘州之地，进一步切断陈军沿江防线的东西联系。
东战场实战经过：
一、陈后主沉醉于“元会之庆”。隋军在西战场全线出击时，东战场的隋军也已全部集结到位。陈军沿江各戍镇纷纷发现隋军动向，“相继奏闻”。但陈后主正月初一要搞“元会之庆”，他的两位宠臣施文庆、沈客卿为了不使陈后主“扫兴”，将军情急报全部压下，陈后主一无所知。护军将军樊毅得知隋军进攻消息，建议对京口、采石等要点及沿江上下加强防卫，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等人都同意樊毅的建议。袁宪一再请施文庆向陈后主奏报，施文庆却说“元会之庆”将至，一出兵就会全部打乱，坚持不报。
陈后主听到议论，表示同意出兵。但他考虑的不是抗敌，而是为“元会之庆”助兴。施文庆怕武将们得了战功更不好驾驭，贿赂尚书令江总出面主持群臣商议，千方百计阻止出兵。江总是陪同陈后主喝酒吟诗的角色，他根据施文庆的授意，压下樊毅、袁宪、萧摩诃等人的建议。施文庆去对陈后主说，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各戍镇足以应付。陈后主附和道：“是啊，王气在此，北齐兵三次来进攻，北周军队也来进攻过，都被打退了。边境上有点小动静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昏君？国之将亡，他竟麻木得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陈后主不仅不下令长江沿线加强防卫，反而把镇守京口的南平王陈嶷、镇守九江的永嘉王陈彦都召回建康，欢度“元会之庆”。并令“缘江诸船舰悉从二王还都”，致使“江中无一斗船”（《资治通鉴·陈纪十》）。这样，就使隋军渡江如入无人之境，非常顺利。
二、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初一，东战场“三箭齐发”渡江攻建康。战争发起后，杨广把统帅部从寿春前移至建康对岸的桃叶山，在此亲自指挥渡江。这一天是阴历大年初一，陈朝宫廷内外都沉浸在“元会之庆”的欢乐中，陈军江防松懈，江面“雾气四塞”，渡江条件极佳。杨广一声令下，“三箭齐发”开始渡江：（一）左路贺若弼在广陵渡江，攻占京口，直插建康东城。（二）右路韩擒虎自横江浦渡江，攻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郊），直插建康南城。（三）中路宇文述从桃叶山（今江苏浦口附近）率三万人渡江，抢占石头（今江苏南京市区西部清凉山），直插建康北城。三路军渡江皆获成功。
三、三路军渡江后的战况：（一）左路贺若弼建功心切，未等杨广下令，早已抢先渡江成功。正月初六，贺若弼攻克京口，俘获陈朝南徐州刺史黄恪（治所在京口）。贺若弼军渡江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有士兵在民间沽酒，“立斩之”。他把六千多名陈军俘虏全部释放，“给粮劳遣”，并将抄写的大量檄文交给他们“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贺若弼攻克京口后，分出部分兵力抢占曲河，阻击驻“三吴”地区的陈军增援建康，并以主力向城内攻击，占领钟山（今江苏南京市区东部），屯兵于钟山西南麓白土冈之东。（二）中路宇文述渡江后，遭到陈军守将樊猛、蒋元逊抗击，被阻于白下（今江苏南京市金川门外）。虽然牵制了陈军兵力，但在攻城战斗中未有建树。（三）右路韩擒虎，以五百人从横江浦夜渡成功。采石守军因欢度“元会之庆”，全部喝醉，被一举攻克。正月初七，韩擒虎攻克南豫州（治所今安徽和县），俘获南豫州刺史樊猛之子樊巡（樊猛已赴建康抗击宇文述，由其子樊巡代行处理刺史事务）。江南父老素闻韩擒虎威名，前来军门谒访者昼夜不绝。韩擒虎旋即攻克姑孰（今安徽当涂）。杨广命行军总管杜彦赴援韩擒虎，合兵两万进据新林（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又名新林浦）。杨广派信使将战报送到长安，隋文帝“大悦，宴请群臣”（《资治通鉴·隋纪一》）。
四、青州总管燕荣，率水军从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锦屏山）出海，沿海岸线南下，进入太湖，抢占水陆要点，切断陈后主向东败逃之路，同时拦阻“三吴”地区兵力增援建康。
五、隋军兵临建康城下，陈后主慌乱无主。陈后主是世上少有的昏君，他只相信佞臣施文庆一个人，朝中“老臣宿将，弃之草莽；陷佞谗邪，升至朝堂”。长江上游的战事已经打了半个多月，他茫然无知，无动于衷，“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资治通鉴·陈纪十》）。建康以东，贺若弼已渡江成功，向京口发起攻击，萧摩诃请求出兵反击，陈后主不允。建康以西，韩擒虎已在横江浦渡江成功，向采石发起攻击，采石守将徐子健逃回建康报告：“隋军大至！”
陈后主这才觉得事态严重，正月初三“召公卿入议”。正月初四下诏，连僧尼道士都动员起来，他将“亲御六师”拒隋。吴兴内史任忠认为“客贵速战，主贵持重”，只要坚守建康内城，敌将自退，“叩头苦请勿战”。陈后主六神无主。贺若弼已经攻到钟山了，萧摩诃再次请求出战，陈后主“又不允”。陈军将领中，只有鲁广达抗击贺若弼军打得比较顽强。沿江各要塞兵败失陷的战报不断送来，陈后主一筹莫展，把政事全交给施文庆去处理，自己“唯日夜啼泣”。
六、陈后主御敌无方，忌内有心。昏君最昏处，莫过于御敌无策，忌内有招。南豫州刺史樊猛，家在和县，他本人奔赴建康城北奋力抗击宇文述部进攻。韩擒虎攻克和县，俘获了樊猛的儿子和家人。本来，樊猛弃家抗敌，正是激励将士的好榜样，理该大力褒奖才是。然而“陈主以猛妻子在隋军，惧有异志”，想用任忠去代替樊猛的职务，让萧摩诃去做工作，樊猛的心寒透了。另外，陈氏皇室的王公贵族“在建康者百余人”，陈后主怕他们“生变”，于是“令屯朝堂”，让豫章王叔英把他们集中看管起来，“阴为之备”，等于临时设了一个集中营，“及台城失守，相帅出降”（《资治通鉴·隋纪一》）。
七、决战关头。战局拖到正月二十日，陈后主觉得心里烦了，说“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资治通鉴·隋纪一》）。这是他最后的孤注一掷。鲁广达在白土冈（今江苏南京紫金山南）布阵，任忠、樊毅、孔范和萧摩诃依此往北列阵，摆出绵延二十里的一字长蛇阵。由于没有统帅，没有统一指挥，首尾不能相顾，不堪一击。隋将贺若弼率八千人发起攻击，被鲁广达击败，死者两百余人。贺若弼军“纵烟以自隐”，稍退。贺若弼骑马驰往山上观察陈军阵势，然后驰下山来，引军攻击北端的孔范和萧摩诃军。孔范号称“万人敌”，却一触即溃，被贺若弼从他这里打开缺口。陈军各部溃不成军，被歼五千余人。萧摩诃心灰意冷，无心决战，被贺若弼部将员明抓获。员明将萧摩诃送交贺若弼，贺若弼下令：“牵出去斩了！”萧摩诃神态自若，贺若弼反倒对他起了敬意，“释而礼之”（《资治通鉴·隋纪一》）。鲁广达收拾残兵，同贺若弼军苦战到晚上，贺若弼放火烧北掖门，入城。城北一字长蛇阵崩溃后，任忠离开作战队伍驰入台城，向陈后主奏报说：“陛下赶快收拾，准备几艘小船，撤吧，臣以死奉卫！”实际上，他耍了一个大滑头，转身就奔向城南石子岗去向韩擒虎投降，并引领韩擒虎军攻进朱雀门。守门陈军准备抵抗，任忠向他们挥手道：“老夫都投降了，你们还抵抗什么？”陈军一哄而散。
八、灭亡时刻。一个王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是什么样子？且来看看陈朝灭亡的最后一幕。韩擒虎率领的隋军已经冲进皇宫，文武百官都纷纷出逃，只有袁宪一个人在大殿内坐着不动。陈后主慌慌张张，想找地方躲藏。袁宪对他正色道，“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资治通鉴·隋纪一》）。陈后主哪有这等气概？他带了妃子逃出后殿，要跳井。有位后阁舍人夏侯公韵，心想不能眼看皇上跳井自杀，“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隋军进宫搜查，到井口往下张望、呼叫，井下不应。隋军准备往下扔石头，井下马上求饶：“扔不得！扔不得！”隋军放下一根绳子，往上拉人，“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一根绳上拴了三只“蚂蚱”，怎能不重！陈后主的表现，还不如十五岁的太子陈深。隋军冲进宫来，陈深“闭阁而坐”，旁边只有舍人孔伯鱼一个人陪着他。隋军冲到他面前，他竟对隋军士兵道了一声辛苦，隋军士兵对他“咸致敬焉”。事先被陈后主集中看管的一百多名王公贵族，这时集体“相帅出降”。正月二十二日，隋军统帅杨广入建康，将陈后主身边的施文庆、沈客卿和阳慧朗、徐析、暨慧等几位佞臣“斩于石下，以谢三吴”，又令高颎与裴矩“收图籍，封存库”，陈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随后，隋军逐一平定了江南各地的叛乱，结束了南北三百七十年分裂对峙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为一统。
隋初大治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开创了自三国战争以来中国四百年未曾有过的大治局面，史学家们都盛赞隋初的富饶景象：“隋文帝时，天下承平，人得休息，故物产亦颇丰饶”，“资储遍于天下”，仓廪之实，为“亘古未有”。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高祖（隋文帝）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天下如此富足，秦以降，史上仅两见：一见于西汉文景之治后期（汉武帝继位之初）；二见于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后来有的历史学家甚至盛赞隋朝的富足程度超过了唐朝，称“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元代马端临著《文献通考》）。
隋文帝的建树，对唐朝以后的历代影响颇深。陈寅恪说隋唐“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为什么？因为隋朝这套典章制度很好，唐朝仿照实施的结果，出现了大唐盛世。隋文帝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可以列举很多方面，要者有三。
典章制度：
春秋时，治国靠礼仪，后来“礼崩乐坏”，不适应时代需要了。秦始皇开中央集权制先河，靠典章制度治国。汉承秦制，对典章制度加以改进、完善。东汉以后，由于长期分裂混战，尤其是五胡十六国，典章制度杂乱无章，不成规范。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就开始重建典章制度。
官制。隋文帝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了“三省六部”中央机构。有的历史学家称“三省六部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唐、宋、元、明、清，基本上都沿袭这套制度，各朝略有变动，但基本框架不变。隋朝的地方官制，开始沿用州、郡、县三级制。后来撤销了郡一级，实行州、县制，撤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一大批冗员，节省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兵制。西魏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曾对西魏、北周的强大起过很大作用，隋文帝利用这支军队南征北伐，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但是，起源于西魏的府兵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军队上层军阀化、贵族化。西魏与北周的府兵制，家属随营，编为兵户，不属州县。军队作战，家属随军流动，军人“家无完堵，地罕苞桑”，生活艰苦，地位低下，世代相袭。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下诏，改兵户为编户（平民户口），归州县管辖，“垦田籍账，一同编户”，军人家属的生活得以安定，生活来源得到保障。府兵制的改革，使军队的权力集中于中央，皇帝为最高统帅。这是加强中央集权制的重大措施。
法律。隋文帝称帝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颁布了“开皇律”，与西魏、北周的法律相比，贯彻了“化繁为简、化重为轻、化死为生”的思想。
科举。隋文帝为了削弱士族门阀的权势，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九品中正制，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创立了科举制度。
节俭安民：
节俭。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廉政皇帝”，生活非常节俭。这可能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吸取北魏的教训。北魏鲜卑贵族在生活上穷奢极欲，与北方边镇官兵的贫苦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引发北方六镇起义，导致北魏政权垮台。隋文帝对此感触极深，所以自从他进入北周朝廷辅政开始，就竭力提倡节俭。其二，受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影响。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他励精图治，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但生活上十分节俭。相反，宇文邕的儿子周宣帝宇文赟（隋文帝女婿）继位后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北周朝政很快走向衰落。俭者兴，奢者亡——父子俩的对比十分强烈，这可能使隋文帝触目惊心。其三，受皇后独孤氏的影响。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家庭背景权势显赫，但独孤氏当了皇后不求奢华，不许后宫嫔妃美饰。隋文帝对独孤皇后敬重中带点惧怕，使他的节俭之风得以坚持。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隋文帝一贯节俭，至少有两条明显作用：一是对老百姓的赋税大为减轻，二是使多数官员不敢放肆搜刮腐败。
均田。推行均田制，这是隋文帝安民的主要举措。均田制是从北魏冯太后就开始实行的改革措施，由于北魏很快就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又很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均田制没有得到充分实行。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派人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江南占有大量土地的士族和土豪曾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发动叛变，隋文帝派杨素前往平定，然后在南方推行均田法，使民众都能按人口分到土地。隋文帝时代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赈灾。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发生饥荒，隋文帝派人去查看老百姓的食物，发现是“豆屑杂糠”。他上朝时把老百姓的食物拿来，“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命撤销“常膳”，不吃酒肉。八月，他亲自带领饥民去洛阳一带“就食”，命令卫士不得驱迫饥民，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避路，好言慰抚”。道路难行处，命令左右上去扶助挑担的人。隋文帝这样的爱民举动，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因为他深知，要巩固政权，首先要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参见《资治通鉴·隋纪二》，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三册）。
积谷。隋文帝为了使老百姓遇到灾荒能得到赈济，广建粮仓。粮仓分官仓、义仓。官仓储备军粮和朝廷用粮，义仓储备赈灾粮。当时有名的官仓有：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常平仓（今河南陕县）、广通仓（今陕西华县）。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初置义仓。随着全国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粮食增收，隋文帝下令全国各地普置义仓，遇有灾害，开仓赈济。
薄赋轻徭：
隋初，沿用北周课役法。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苏威任度支尚书。苏威的父亲苏绰，担任过西魏度支尚书。他曾对儿子苏威说过，当时为了增加国用，我定的课役法过重，希望将来有人将它减轻。苏威牢记在心，上任后，便奏请隋文帝减轻课役，隋文帝准奏。当时的课役法，以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课服役。六十为老，免课役。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十八岁受田不变，但改二十一岁为丁，这样就将课役减免三年。又改每年服徭役三十日为二十日，调绢一匹（四丈）为两丈。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允许百姓年满五十后可纳庸免兵役（纳庸即每日纳绢三尺），纳绢数丈可抵消一年兵役，这对老年人也是一种宽政。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赶上少有的大丰年，各地上缴的粮食仓库里都放不下了，堆到廊下，隋文帝下诏，当年全国免除“正赋”。课役的减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民生的安定。
总之，隋文帝的治国之策比较得人心。隋初出现的大治景象，确实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