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五柳先生）
陶渊明简介
陶渊明：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做过安城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尤其是其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很大。
陶渊明传记——
青年时代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做过安城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尤其是其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很大。
陶渊明八岁丧父，其生活更贫困，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很贫苦，但因家庭教育优良，他从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了大量的书，包括《老子》、《庄子》、“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等。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曾把自己描绘为“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从读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是他读书并不是字斟句酌，而是“不求甚解”，以期与古人心灵冥合。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有过远大的志向，他曾回忆道：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辞官还乡
陶渊明早年没有做官，二十九岁时，因其亲人衰老、家境贫困的缘故，他出仕做祭酒。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陶侃像没过几天就辞职不干了。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也是“辞不就”，自此在柴桑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七年之后，陶渊明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奔丧，守制两年。
有一次，他对朋友说：“我想过恬淡的生活，现在我出去做官，是为了隐居积攒一些衣食之资，不知可以吗？”当权者听说后，马上派他去做了彭泽县令。县里拨给他的几亩公田，他全部用来种植了酿酒用的秫谷，说：“能让我每天有酒喝就足够了！”妻子不同意，于是他便拿出一半的土地种植粳稻米，另外一半则种植秫谷。
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之后没多长时间，有一天，浔阳郡郡守派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县吏告诉他：“您应该穿好衣服，束好衣带前去拜见。”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些乡里小儿卑躬屈膝？”当天就辞去了彭泽县令这个官职，返回故里。
陶渊明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县令，从此就没有再做过官，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桃花源
陶渊明四次辞官之后，选择了归隐，这主要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所驱使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陶渊明像陶渊明从小就喜爱大自然，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他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诗句，可见，陶渊明在正式归隐之前，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呼唤着他“归去来”。当他奔波于公事时，这个声音在呼唤；当他沉思冥想之际，这个声音也在呼唤。最后，他终于实现了归隐田园的愿望。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而客观原因则在于，他对当时的社会腐败很不满。他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言中说：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英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诗人在这里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要想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
按照文章中所描述的，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入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舍中鸡鸣犬吠不绝于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老人和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人也是自给自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努力耕种。桑竹繁茂，都可以蔽日遮阴了，五谷能及时种植，不违农时。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也能够“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所有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而且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另外，这里没有兵丁、官吏，不见商业、学校，完全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共同劳作、崇尚人性，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他只是希望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归去来
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崇尚自然的本性，使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之路。在辞官归隐时，诗人作《归去来兮辞》，表明了自己要从官场之中退出的决心和志向。
文章中所提到的田园，在陶渊明的潜意识中，应该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快要荒芜了，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这个召唤的声音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震撼人心，使得诗人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乘上小船、迎着轻风，日夜兼程地往家里赶，恼恨晨光熹微，不见归路。
熬过了漫漫长夜之后，终于看到了自家简陋的房子，诗人高兴得竟然跑着回家。儿女们在门口迎候，庭院中的小路已渐荒芜，只有自己所种的松菊依然傲立于荒园之中，使诗人感到欣慰无比。抱着最小的孩子走进屋里，看见酒樽里已经倒满了酒，这分明是妻子的一片柔情。诗人取酒自斟自饮，看着家中的一切，心里感到踏实、安宁。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每天都做些什么呢？从他归隐之后所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此时的诗人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
归隐之初，诗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归园田居·其一》）。然后诗人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诗人这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
从那以后，诗人便开始了耕种生活，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诗人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在南山下种豆，因为杂草旺盛，豆苗稀少，他便一早起来就去铲除杂草，到了晚上才扛着锄头回来。艰苦的农耕生活并没有使诗人灰心丧气，诗人反而因为这种生活没有违背归隐的初衷而心情坦然。
为了更好地进行农耕，诗人还和村中的农民交往、聊天、请教经验。而这种生活，让诗人深深地陶醉其中了！
饮酒是陶渊明最大的嗜好。他每天都离不开酒，而且他的诗句中，几乎篇篇都有酒，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二十首《饮酒》诗。如“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等等。
陶渊明嗜酒成癖，世人皆知。江州刺史王弘久慕其盛名，千方百计地想要结识他，却总也请不到他。有一次，陶渊明去庐山游玩，王弘知道之后，便请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之在半路上备下酒宴邀请他。陶渊明当时正患脚疾，王弘便让他的下属和两个儿子用肩舆抬着他。他们正在路上时，遇见了庞通之，陶渊明欣然下舆，和老朋友推杯换盏。一会儿王弘来了，陶渊明很欢迎他，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个叫颜延之的人，在浔阳时，与陶渊明有颇深的交情。后来，颜延之做了始安郡，于是他每次路过浔阳时，都要到陶渊明家中去喝酒聊天，并且每次都要喝得酩酊大醉，常常耽误公事。
有一次，颜延之在临走的时候，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于是陶渊明把这些钱全都拿到酒馆里去，以便自己可以随时取酒。
有一年重阳佳节，陶渊明已经九天九夜滴酒未沾了，于是就到屋外的菊花丛中呆坐着，摘菊盈把，品其芬芳，以此来排解无酒可饮的痛苦。陶渊明偶一抬头，遥望远处，看见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吏走过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来给他送酒的，不禁心花怒放，欢喜异常。陶渊明取过酒来，一口气把酒喝完，大醉而归。
陶渊明性格宽厚，只要家里有酒，拜访他的人无论贵贱，他都会拿出酒来与客人开怀畅饮。如果他先喝醉了，他就会告诉客人：“我醉了，想睡觉了，你可以走开了！”由此可见陶渊明的率直和自然。有时，在酒酿熟时，陶渊明会解下头上的葛布漉酒，即给酒过滤。过滤完后，他就重新把葛布戴回头上去，后来人们就用“渊明漉酒”、“漉酒葛巾”来形容嗜酒之深或超脱率真的气度。此外，陶渊明虽然对音律一窍不通，但却有一张无弦琴，每当喝到兴头上时，他便作出抚琴的样子，而且还边“抚”边歌，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后人遂以“无弦琴”、“陶琴”表示意趣高雅。
如果这种有酒有朋友、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直持续下去，那陶渊明可以说是“快乐似神仙”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歉收，陶渊明的生活极为贫困。在他四十四岁那年，居所失火，诗人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连温饱都发生了问题，但他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享年六十三岁。
生平思想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陶侃。陶侃出身孤贫，在戎马倥偬中以军功显赫而获升迁；尔晋初期，因为平定了苏峻之乱，官至八州都督，为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侃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运筹帷幄的将军，而且是一位勤于政务、关心民痪的政治家。这在东晋空谈玄理、腐败贪婪的政界尤属难能可贵。曾祖陶侃的为人和政绩在陶渊明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使他少小之时便有厂大济苍生的抱负。
陶渊明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吏，不过他们的政绩和地位都无法与陶侃相比；而且，陶渊明的父亲在陶渊明七、八岁时就去世了，留给陶渊明的是一份薄薄的家产。陶渊明是在并不丰裕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使他早岁既知人生的不易，为日后更加深刻地认识人生的现实埋下了伏笔。
尽管陶渊明青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但他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他热爱自然，他生活于其中的浔阳正是南面庐山、北临长江的形胜之地。这巴山拥千峰，江环九派，风景优美，人民过着朴素的生活，风俗格外淳朴。他热爱古代的文明，他的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他熟读了道家的经典著作《老子》、《庄子》，也熟读了儒家的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他回忆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活时，写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书》）他废寝忘食地读书学习，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涵养出了高尚的情操，为日后在文苑诗坛上的大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渊明在二十多岁时结了婚，他的这位妻子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后来，他续娶翟氏，翟氏很贤惠，跟他志趣相合，安于贫苦的生活，勤于料理家务。他有5个儿子。长子名俨，是他的前妻所生。其余四子名俟、份、佚、伶，都是翟氏所生。
陶渊明29岁（393年）时正式迈上仕途。萧统《陶渊明传》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讲的是陶渊明因家境艰难，不得不迈上仕途，谋取一份俸禄，以资养家活口。但是东晋官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恶劣环境使秉性正直、人格峻洁的陶渊明厌恶不已，所以他没做几天官就辞职归家了。回家不久，州郡又征召他出任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他推辞不就。这样过了六、七年，大约在35岁时，他才重返仕途，到坐镇江陵的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属下任职。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桓温是东晋名臣，政绩显赫威望甚高。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长期做桓温的幕僚，陶渊明到桓玄府中任职也是依靠这一旧有的社会关系。在桓玄手下任职，事务繁多，陶渊明的心境也不好，十分苦闷。这从他的诗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日》中能够看出端倪：
闲居三十载，连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陶渊明在诗中把“怀役不逞寐，中宵尚孤征”的行旅情景跟“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的田园生活做了对比描写，他只觉得在桓玄手下为官的生活痛苦不堪，无比怀念过去闲居田园的日子。陶渊明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原因有二。一是他热爱自然的秉性和自由的心灵使他无法适应官场现实，二是他原本对桓玄存有政治幻想，希望他继承桓温事业，整饬吏治，北定中原，做一番大事业，但桓玄此人井不是陶渊明心中人物，他有他的一套。元兴二年（403年），桓玄进兵京师，自为太尉，总揽朝政；随后不久，桓玄又废除晋帝，黄袍加身，建国号楚，改元大亨。好在桓玄发动政变之前，陶渊明因为母亲去世需料理后事，就辞官回家了；不然的话，他的人生中又将添上一段更加痛苦的经历。
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40岁。这一年，东晋政局又发生了巨变。桓玄打进建康、篡夺帝位后，专横残暴，作威作福，京师之中怨声载道。建武将军刘裕联合文武官僚中反对桓玄的力量，起兵京口（今江苏镇江），讨伐桓玄。桓玄败走，刘裕遂据有建康，一跃而成了都督八州军事的镇不将军，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大半政权。一力已面，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对刘裕这位讨逆有功的人物产生了幻想；一方面，刘裕也要壮大力量，对能够及早脱离桓玄的陶渊明肯定有所厂解、有所信任；所以，陶渊明便入幕做了刘裕的参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陶渊明抒写厂当时的心情：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完辔憩通衙。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吵吵孤舟逝，绵绵归思纤。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运班生庐。
在这篇诗中，陶渊明一方面觉得出任参军是一件把握人生新机遇（所谓“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衙”）的事；一方面又对世路险阻、宦途风波多有戒心（所谓“目倦川途异”）。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有“投策命晨装，暂与冈田疏”——也就是试试看，看世路宦途能否走得通。
刘裕执政之初，对东晋王朝积重难返的腐败现象确实下了力气去整顿，尤其是对京师吏治颇为重视，努力廓清。但是，刘裕虽因讨逆成功而位居执政，心底却存代晋自立之志，所以剪除异己势力、经营自家天下就是肯定要办的事情。他借故杀掉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和清白尤罪的王愉，因为他们是异己；他任命桓玄的心腹王谧为重要官吏，因为王谧此时是他的心腹这些反常的现象让陶渊明认识到当时政界的重重黑幕是难以一一扯去的。他很快辞去了刘裕参军之职，回到家乡浔阳，做了建威将军汀州刺史刘敬宜的参军，刘敬宣就驻军浔阳。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时间是元兴三年（404年）四月到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刘敬宣离职后，陶渊明自然也就去职了。
义熙元年秋大，陶渊明又一次出仕，做了80多天彭泽（今上西彭泽）令。萧统《陶渊明传》叙述此事最为详细：
（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岁终，会那遣督邮至，县吏请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历史记载说明了陶渊明耿介的人格使他不能俯首屈就官场政客，即使牺牲了物质利益，他也在所不惜。陶渊明在彭泽这个凋敝小邑的短暂任职，是他一生仕履的终结。尽管后来政府征召他去做著作郎，他还是坚决地回绝了。从29岁出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令，13年中，陶渊明大济苍生的抱负被动荡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政治毁灭了。然而，陶渊明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曾经有一个宏大的抱负，而在于他由此抱负引发出的毕生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以及不断实践自己获得了的对世界的认识。当他确知政治的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时候，他就断然离开黑暗的官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归隐躬耕的生活方式。
陶渊明彭泽归来，深居简出，谨言慎行，躬耕垄亩，所对惟乡亲友朋，所至惟山林田舍，过着平凡的生活。颜延之是陶渊明交往最深的朋友，他在《陶征土诔》中回忆了陶渊明当年的简朴生活：“灌畦鬻蔬，为供鱼寂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我们由此知道陶渊明隐居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经营田亩，从事农业生产。自然，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陶渊明饮酒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不断地汲取前代的文化遗产，不断地思索社会人生的哲理，也在不断地把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奉献给人们。
在陶渊明的晚年，社会急剧动荡，司马氏王朝崩溃过程中的残酷杀戮，刘裕殁后诸子争立的相互火并，严重破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国事维艰，陶渊明一家也陷入了困苦的境地。他和家人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挣扎着，他自己还受到疾病的折磨。然而，用自己的手挣自己的生活、绝不向豪强权贵俯首屈服的铮铮傲骨在困难的岁月里却更加坚强。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如同历史上许多杰出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高尚纯洁的人格、正直顽强的精神、光明磊落的胸怀和精诚纯一的创造力让后世追求进步和真理的人们感佩至深。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所谓“六经”是指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诗》、《书》、《易》、《春秋》、《礼》、《乐》。陶渊明的话意思很明显，说的是他的思想在早年已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的土壤中了。儒家的学术思想尽管深厚而复杂，我们却依然能够看到陶渊明所受影响的大端是重视社会现实、培养个体人格、不断努力向善、力图干预政治这几个方面。他从29岁开始，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用世思想的体现。至于他的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善恶爱憎分明的态度、对于亲友殷切关怀的热忱、对于生活无比热爱的情怀，无不是儒家思想积极方面的影响所致。
自正始以来，士大夫阶层掀起的玄学思潮影响持久而广泛。陶渊明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也浸润着玄学思潮的影响，努力思索着老子、庄子所揭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真理。由于社会经验的积累，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的基于儒家的善善恶恶的意识和基于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意识便同时发展并且交互作用，他终于决然离开官场而回归到田园之中。
田园之中的躬耕生活确实使陶渊明断绝了与官场政客的接触，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大社会却依然是动荡不安，黑暗和残酷的现实延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有个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完整、高尚和纯正，陶渊明更加服膺于道家思想，他以道家的顺应自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表现出一种纵躯委命、乘流迁逝的无畏精神。至如世俗的是非、荣辱、物我、生死之见，陶渊明概以道家齐物的观点加以混合。这就意味着他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有了深刻的见地，他敢于承认世界的客观性质，敢于无所畏惧地面对人生的一切，能够看到生命存在和世间万物消长兴亡的相对一面，他确实拥有了精神世界的和谐。
当然，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陶渊明归田之后，心境有时闲适自得、平和晏如，有时想到平生志气、看见不平现象，仍然会掀动情感的波澜。我们从他歌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咏荆阿》）的诗句中就能够感到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激情，这便显示了他在儒道思想之外尚有着豪侠气概。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桃花源诗并记》的诗文中表现出他的进步的社会理想。在桃源社会中，一有道家赞美的太古淳朴风尚，二有儒家倡导的尊老爱幼风范，人们自觉地劳动、合理地分配，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如此进步的光辉思想，若是没有对黑暗的憎恶、对光明的向往，若是没有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人民苦难的同情，那是无论如何也创作不出来的。
陶渊明的咏怀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钟嵘《诗品》早就把陶渊明推崇为开宗立派的诗坛大师，加给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冠冕。其实，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我们先看他的咏怀诗。
陶渊明归田之后，政治理想自然是无法实现了。但他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内心独有一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他的《杂诗》（其二）写道：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子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此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初秋月夜的景象；浩渺的大空，清寒的月色，引起诗人心潮起伏。他想到自己大济苍生的心志抱负难以实现，因而万般苦闷。这苦闷的造成，还不是由于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政治的道路被招权纳货、相互倾轧的政客与腐朽的统治者所壅塞断绝的原因么？陶渊明这种由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矛盾所造成的极端痛苦，反映出了黑暗社会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折磨。
或许正是由于社会黑暗、内心苦闷，陶渊明常常“挥杯劝孤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饮酒，同时也写作与饮酒有关的诗、组诗《饮酒》共20篇，是陶渊明借酒咏怀的优秀诗篇。《饮酒》其四写道：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诗人自比失群之鸟，日暮时分犹自飞鸣无依；终于退守故园，就像飞鸟托身孤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同时，“劲风无荣木。此前独不衰”两句诗让我们感到陶渊明笔下的孤生松正直不阿、岁寒不凋，就像仁人志士高尚的人格一样。由此我们也就知道，诗人自喻为鸟，托身孤松，也就意味着诗人唯愿保有励志持节的高尚情操。这一点，在《饮酒》其九中看得更加清楚：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见候，疑我与时乖：“蓝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诗中田父出于好心好意又不无俗心陋见，劝告诗人去攀结权贵、周旋官场、与世浮沉。诗人坚持理想，毫不动摇，拒绝向腐朽的统治集团妥协，态度斩钉截铁，胸怀光明磊落。
坚定的归田意志。高尚的情怀使得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道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做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
陶渊明面对西山落日，目送趋林归乌，独自与酒为伴，沉浸在秋菊的形与影、色与香之中。这时，他感到随着秋风起伏的丛丛菊花仿佛是无忧之河水，仿佛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忘川，他的一切忧虑都在其中消释化解了。他体验到了宇宙的存在、人生的存在自有一种和谐的力量，那是有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之后才能体验到的。正是基于这种体验，他所写下的《饮酒》其五这篇诗遂成传世之杰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首句“结庐在人境”意思是说自己不是隐居在山林里与世隔绝，而是回到故乡躬耕垄亩。第二句是说，虽然自己就生活在故乡社会中，但却能够断绝与官场中人（乘坐车马者）的来往，不受权势者们的影响。三、四两句一问一答，问的峭劲，答的洒脱，其实是诗人心境的绝妙体现：诗人常能自省，故有分身为二，设为问答之笔；又能深悟事理，故能出以满有哲理的“心远地自偏”之句。人格的力量和精神境界的力量抗拒了世俗利害的侵袭，战胜了社会黑暗的压迫。“采菊”两句是诗人的自画像，傲霜怒放、枯而不落的菊花正是陶渊明励志持节高贵情操的象征。最后四句，诗人由飞鸟日暮归山、暮霭氤氲景胜的自然风光中悟得人生之真谛，而既得真意则浑忘言语，全诗归于富于生机的静默，显出人生真谛之悟得的人性和拒斥语言表达的特点。
陶渊明晚年的咏怀诗作常用托古喻今的手法，风格也有变化，增加了慨叹和悲哀的情调。例如《咏贫士》七首中其一云：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翩，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在此诗中，诗人自比为孤云。与万类流品的事物各有依托不同，孤云无依无靠、自生自灭。陶渊明以此譬喻形容自己的孤介和贫寒。诗人又自比为迟迟出林、早早来归的飞鸟，以此拟喻自己迟迟出仕、早早归田的经历，进一步申说自己不同流俗、耿介孤高是招致贫寒的原因。“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两句直道心曲，把“君子固穷”的道理说得清楚明白，也把自己谨于操守、困于饥寒的生活境况描写出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两句尤其有力，意谓苟存知音，自己尚得一发悲鸣，无论如何也算倾诉衷情；然知音既已不存，则悲鸣发而无应，愈显凄清冷落，故索性不如沉默，一任悲哀啮心，绝对漠然缄口。“何所悲”，非言无所悲，而谓悲难遣、悲转深。
在这种生活境况之中，从古老的文明传统里那些圣贤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就成为必需，而不是点缀。《咏贫士》其二写道：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此诗前四句描绘出岁末田园萧索冷落的景色，暗示出诗人心境的凄凉。中间四句写了诗人断酒缺粮的生活，衬托出诗人悲哀的情绪。最后四句，诗人以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的故事激励自己，以期战胜贫困生活给自己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
在晚年，陶渊明写出了更多慷慨激昂的诗篇。《咏荆轲》一诗尤为杰出：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钱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咸。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始末，意在表彰伸张正义、反抗暴政的英雄。陶渊明继承了司马迁的精神，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写的绘声绘色，气壮山河。在陶渊明笔下，荆轲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人物，所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确实说明陶渊明“士”意识的浓厚，同时更强烈地反映出陶渊明未遇明主、难展才华、屈征了满腹经纶、空抱着济世之志的悲怆情怀。在陶渊明笔下，荆轲更是憎恶暴政、大义凛然的英雄。他“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为了伸张正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陶渊明写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之所以感天地、泣鬼神，那是因为英雄的业绩放射着长虹贯日的正义光芒。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正义精神，才会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结果，失败者的荆轲垂名青史，引得陶渊明这样的诗人为他赋诗赞颂。按照新时代的史学家们的认识，秦并六国、统一天下乃是进步的举措，荆轲违背历史潮流，为燕国复仇，那不值得称赞。不过，陶渊明并不生活在今天，当然没有这么深入的史识。他是痛感当时混乱的政局中没有一位真正弘扬政治正义的英雄人物这一事实，而以荆轲为形象，贯注了政治正义的精神，意在批判黑暗政治，倡言大义凛然的、光明正大的政治，这思想当然是进步的。
鲁迅先生十分称誉陶渊明这类“怒目金刚式”的诗篇，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因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因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先生指的是《咏荆轲》和《读山海经》这类诗。《读山海经》是陶渊明的一组诗，我们且看其九“夸父诞宏志”这篇：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述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了“夸父逐日”的神话：“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陶渊明此诗就是歌咏穷力追日、道渴而死的夸父。陶渊明在夸父的形象中寄寓了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精神，显示着不屈不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正是由于陶渊明有这样的胸襟，他才能写出《桃花源记》、《桃花源诗》这样光辉的诗文。《桃花源记》原文如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关，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成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送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连无问津者。
钟优民先生指出，在《桃花源记》里，“天才诗人挥舞那支神妙的彩笔，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无比绚丽多姿的图画。从画面上读者看到的桃花源完全是一座人们用双手辛勤建设起来的人间乐园”（《陶渊明论集》）。这是十分精湛的论述。在桃花源里，“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自然环境之美和“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人文之美融合在一起，显示着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桃花源中人真正是安居乐业、和睦互助，共同享受着理想社会给人的幸福生活。他们对武陵渔夫这样一个不速之客那般热情款待，表现出最为坦率真诚的胸怀。桃花源是自然美好的，桃源人是和谐淳真的。这真是一个人间天堂。
与《桃花源记》珠联璧合的作品是《桃花源诗》：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漫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想。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王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如果说《桃花源记》旨在从形象上描绘出桃源的优美、桃源社会的和谐淳朴，那么《桃花源诗》则是要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阐明陶渊明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陶渊明反对暴政。他认为“嬴氏”（秦始皇）乱了“天纪”，以武力吞并六国、用法家思想作指导而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是造成天下动乱的原因。所以“贤者”就应该在无力反抗这种社会现实的时候转而避开它。第二，陶渊明倡导农业生产。他认为避世者们应该把逃避社会现实的消极行为转化为创造新生活的积极行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相命肆农耕”，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第三，陶渊明主张消灭剥削。“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因为每个能够参加劳动的人都尽力去做自己那一份该做的工作，人与人在社会协作中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收获了属于大家也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剥削不存在了（所谓“靡王税”），生活便洋溢出快乐、幸福的气息。第四，陶渊明崇尚古风，崇尚自然他说桃源中祭祀、衣服都是先秦古法、古制（“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人们并不追新、更不猎奇。在古朴的生活中，人心皆尚自然，保持着诚实、淳厚、善良的品德。第五，陶渊明主张在自然的生活中让孩子们和老人们充分享受生活的宁静和平和欢乐幸福。他笔下，“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孩子们纵情放歌，老人们欢乐游玩，一派天趣欢然的场面。这样一个桃花源与杀伐不断、尔争我夺的社会现实是完全对立的。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所描绘的桃源社会是陶渊明的社会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陶渊明深感东晋末年的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他看到世家豪强掠夺民众财产、兼并农民土地，民族和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陶渊明一家人的生活也是每况愈下，辛勤的劳动每每不能换来温饱的生活。他在痛苦中渴望和平安定、自由欢乐的生活，心中反复推敲设计着未来社会的蓝图。在这一过程中，老子《道德经》“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的古训和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名言是陶渊明提出桃源理想的思想基础。陶渊明在汲取了先秦文明积极的思想成果之后，经过自己的重新思考、大胆编织，终于创造出桃源社会这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尽管桃源理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它却是光辉灿烂的火炬，它在许多人心里燃起了追求美好生活的火焰。
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是田园诗开宗立派的大师。在他之前，诗史上并无出园诗派在他之后，唐朝诗人王维、孟浩然发展了他开创的诗派，以描写山水、田园享誉诗坛，但他们作品切入生活、尤其是农业劳动生活的深度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诗人躬耕生活的真实写照，是诗人坦荡胸怀的披露和抒发，我们且看《和郭主簿》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困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吾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志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此诗描写陶渊明早期闲居田园的生活，那时他的家庭经济还能自给自足，所以他在诗中流露出较多闲适自得的情趣。诗的一、二两句写夏日屋前的一片树林，繁茂苍翠，清荫凉爽。其中那个“贮”字用得尤其好，“好像凉爽的清阴全都贮存在林下，随时可以汲取一样”（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第二册，第47页）。这确实说明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心境与自然两相契合。在此诗中，“书琴”“园蔬”“美酒”“弱子”是他乡居生活的象征：知足寡欲。正如他在《止酒》诗中所自白的那样：“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一方面显示出陶渊明朴素高洁的情怀，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对招权纳货、尔虞我诈的官场的鄙视。“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诗人伫立在家园门口，南风徐来，吹拂着他的衣襟，他在这令人遐想的时刻，遥望白云，兴起一派怀古幽情。
陶渊明的“怀古一何深”不是一句空话，他经常思考着古代文化传统中所昭示的种种人生哲理。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中说：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通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陶渊明想到了伟大的先师孔夫子，想到了孔夫子“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遗训。但是，现实世界早已不是孔子时的模样，天下无道并且混乱，君子忧道不假，但也忧贫；正由于忧道忧得深，所以贫困就成了生活的基本境况。在无力改造社会现实的时候，陶渊明深感孔夫子的遗训“邈难逮”，他要扎扎实实地“志长勤”（躬耕不辍）了。当他“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亲自实践农业生产的时候，他心底涌起了崭新的感动：“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广阔的田野、浩荡的春风、茁壮的禾苗，这是一派怎样的景象！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这是何等的豪迈！对于一位生长在信奉“学而优则仕”（《论语·学而》）、“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讲，对于一位能够走上仕途谋取俸禄的士大夫来讲，躬耕陇亩的实践具有破天荒的意义，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求索人生真谛的卓越见识。“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话看似平淡，实则惊心动魄。
陶渊明的躬耕生活坚持下去之后，他对社会、对人生也就有了更其透彻的认识和理解。他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灌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人生所归，归向有道。这是陶渊明学习先秦道家思想的体会。但无论归向什么道，人首先得吃饭穿衣。无所事事、不劳而获的人怎能求得良心的自安！陶渊明已从贫困的境况里、辛勤的劳作中悟出现实人生最基本的意义存在于劳动之中。为生存而付出自己的劳动，这是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只有深明此中真理的人，才能真正产生对他人疾苦的同情，才会真心祈愿生活的平安。如果不曾为生存而付出自身的劳作，人生必定如梦似幻、如寄似赁。梦幻不存真、寄赁无可惜便成了那些人生活的本质。在魏晋南北朝，过那种生活的人多的是，而陶渊明特立独行，以其识见之真、存心之诚、体行之力和顽强的毅力打破了封建士大夫们鄙视劳动的陋见和空谈妄想的习气，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真劳作中获真知，获真知则体行不辍。
陶渊明晚年生活十分艰难。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说：“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时令不正，风雨作怪；庄稼歉收，饥寒交迫。陶渊明在这种困苦不堪的境况里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低头、不弯腰，不要俸禄、不与统治者合作，而是自耕自种、顽强地作着生存的斗争，自食其力地活下去！他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一诗中写道：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他，未带候鸣鸡。扬揖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日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近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
诗的前六句，陶渊明道出他长期躬耕陇亩、久为饥寒所迫后的无奈之情。“戮力东林限”一句，写出了诗人一家同心协力从事生产的情形；“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两句准确地写出了耕者虽苦、但望有秋的心理，同时也暗示了年过半百、满身是病的诗人从事劳动的艰苦和经常歉收、难得温饱的酒》）写诗人在高旷的秋天采菊的情景一个“泛”字普普通通，但却把诗人置身丛丛菊花之中的形象活脱脱画出，而且还把诗人远离尘俗的高洁胸怀表现了出来。再如平畴效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和“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两个简单的“亦”字造成了物我情融、耐人寻味的艺术效电动机，陶诗的淳朴之美就是这样在朴素、平淡的语言中表现出来。
陶渊明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抒情作品，诗人的感情如涓涓溪水、潺潺涌泉灌注映衬着诗中的景物。他没有为追求写景的形似而费心，而是让景物饱含自我的情感。“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看似白描自己田园的景象，但这白描中其实蕴含着诗人热爱家园的深厚感情。我们只要稍加想像就能看到红桃绿柳前后掩映、八九间草屋隐约其中的美好影象，同时也就明白了诗人厌度弃官场、回归自然的心情。
陶渊明特别喜欢描写孤云、归鸟、青松、秋菊。陶渊明在这些物象上都寄寓了自己的情怀。譬如写菊，他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又说：“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九日闲居》），还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等等，都在秋菊之中寄寓了诗人坚贞孤高的品格、热爱自然和自由的感情。
至于陶渊明在抒情写景之中所道出的人生哲理，那更是比比皆是，就是名言警句也是篇什常见。例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史弟，何必骨肉亲”（《杂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等等，无不情趣、理趣皆佳，虽言语浅近，而理致却深邃，十分耐人寻味。陶渊明的诗歌真正达到了情、景、理的高度统一，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宝贵的遗产。
陶渊明谢世之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收集了陶渊明传世的诗文，为诗人编订成集，亲自写了序言，给陶渊明诗文以很高的评价。到了唐朝，陶渊明作为田园诗开宗立派的大师的文学史地位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此后，陶渊明蔑视权贵、崇尚自然、厌弃虚伪、追求淳真的文学精神和他那不尚形似、贵在天然、朴素淳美、意味依永的诗风便在中国一文学史上形成了脉脉绵延的影响，田园诗派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一道永不消歇的溪流。在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的今天，陶渊明的诗文已经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等多种文字，陶渊明已经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