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之（南朝梁名将）
陈庆之简介
陈庆之：陈庆之（484年―539年），字子云，汉族，义兴国山（今江苏省宜兴市）人，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名将。出身寒门，少为梁武帝萧衍随从，颇受信任。梁普通年间，任武威将军、宣猛将军等职，带兵有方，善抚军士。梁大通元年（527年），与曹仲宗、韦放会攻北魏涡阳（今安徽蒙城）。陈庆之仅率麾下200骑奔袭，破其前锋，又背涡阳城与魏军相持。魏军筑13垒，陈庆之领兵夜袭4垒，迫涡阳城主王纬出降。梁军乘胜攻破其余9垒，俘斩甚多。大通二年（528年）十月，为飙勇将军，奉命护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颢北还。中大通二年（530年），在悬瓠（今汝南）破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人，又在楚城（今信阳北）破魏行台孙腾等人。大同元年（535年），与东魏尧雄交战2次，皆失利而还。大同二年（536年），破东魏将领侯景，进号仁威将军。大同五年（539年）十月，陈庆之去世，时年五十六岁，谥号“武”。长子陈昭继承他的爵位。陈庆之身体文弱，难开普通弓弩，不善于骑马和射箭，但是却富有胆略，善筹谋，带兵有方，是一位深得众心的儒将。
陈庆之传记——
不世名将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随着这两句极拉风的童谣，只带着七千白衣白袍的将士转战千里，攻32城，所在皆克；历47战，所战皆捷的陈庆之，完成了孤军千里杀进洛阳城的壮举，创造了军事史上堪称奇迹的战例。据说老毛当年重读《陈庆之传》，都忍不住又圈又点，并加了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因为田中芳树的《奔流》，陈庆之在网络中变得极其火热。
陈庆之，这个原本在史籍上默默无闻的名字，如今在网络上已经堪比大神，被冠以“被历史所遗忘的不世名将”、“七千人战胜五十万的绝世高手”、“东方的汉尼拔”等等称号，其名声，更因为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奔流》而更加广为人知，网络上未加详细考证的陈庆之北伐神话说法也越来越离奇，一些历史菜鸟偏听偏信，也不断地加入吹嘘行列，致使陈庆之的北伐神话以讹传讹愈来愈离谱。
在这股造神运动的背后，陈庆之展现给我们的，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实力，还是一堆虚假的泡沫？
千里北伐
乘虚陷城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我需要指出的只是陈庆之所面对的对手军队人数的问题。从《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上的记载来看，陈庆之这一路走来，手头仅仅七千人马，而他先后所面对的敌军军队人数合计达五十万以上，不可思议的是他则通通加以击败，甚至出现某次战役“以三千人将三十余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这样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其实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首先为什么陈庆之能够这么轻易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跟北魏朝廷的应敌策略有关。
当时北魏境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层出不穷，自六镇起义以来，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往往一股起义军刚刚扑灭，另一股规模更大的起义军就又生起，就在陈庆之护送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杲为首人数“逾十万”的起义军。
要先对付哪个呢？由于北魏朝廷的第一号人物尔朱荣此时正在朝外征剿流民，朝廷中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眼光深远的人物来主持决议这种大事。二号人物元天穆只好召集一帮人来进行讨论，在经过多轮廷议之后，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七千人）”，而邢杲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因此，北魏朝廷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陈庆之北伐开始时北魏军力分布驻扎示意图
虽然，当时也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反对，行台尚书薛琡认为：“邢杲的兵众虽然很多，但属于鼠窃狗偷之辈，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但元颢属于帝室近亲（跟此时的北魏皇帝元子攸是堂兄弟关系），况且又打着‘义举’的旗号，他这边的形势更难预测，应该先对付他。”但是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人的反对声中。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了），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致使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走了，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有记载，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
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诞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对手是实力空虚，如何又有多达三十万的大军去跟陈庆之交手呢？
如《资治通鉴》记载：陈庆之先攻克梁国城，梁国城的北魏守将丘大千有七万人马，他修了九座城池以拒陈庆之，但陈庆之很快攻克其中三座，丘大千放弃守卫，遂投降。接着，陈庆之兵锋转向考城的北魏济阴王元晖业，元晖业手中有两万羽林兵，这座城又很快轻易被陈庆之攻下，元晖业被生擒。
最夸张的一战出现了，由于陈庆之护送的元颢在雎阳城南称帝，北魏朝廷不得不对他们投以加倍的关注，加上东边的邢杲已经平定，原本负责处理邢杲的北魏统帅元天穆、尔朱兆相继掉转马头南下共同对付陈庆之。于是，当陈庆之要攻克拥有七万守军的荥阳城时。“三十余万”的援兵在元天穆、尔朱兆 的带领下也即将杀来，陈庆之的白袍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但陈庆之胆大无比，立刻决定发动强攻，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以损失五百名士兵的代价攻克了拥有七万守军的荥阳城，随之，元天穆、尔朱兆的援兵到达荥阳城下后，陈庆之不顾之前攻城的劳顿，立刻亲率区区三千骑兵出战，将三十余万的北魏援军杀得丢盔弃甲而去。
◎陈庆之北伐示意图
随之，陈庆之攻克了虎牢关，洛阳震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仓皇出逃，“北巡”去了，将国都洛阳城让给陈庆之护送的元颢。自此，陈庆之完成了以七千人马千里转战，杀进洛阳城的军事奇迹。
◎白袍军的统帅陈庆之
算下来，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陈庆之仅靠七千人马，先后击败了丘大千的七万、元晖业的两万、杨昱（荥阳守将）的七万以及元天穆尔朱兆两人的三十余万大军，合计起来，陈庆之的七千人，击败了将近五十万的北魏大军。而且这四战之中，只有对阵元天穆尔朱兆的一战属于野地骑兵交锋，其余的都是军事史上向来被视作畏途的围城攻坚战。众所周知，攻城战向来是军事上最难的，孙子兵法都说攻城的兵力至少得守卫的十倍才比较有胜算（十则围之）。
这般战绩，听起来简直骇人听闻。
为陈庆之摇旗呐喊的人群，对于陈庆之如此夸张战绩所做的解释不外乎有两个：
一、陈庆之所统领的军队具有不可思议的战斗力，故此总能创造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但是对这种战斗力的来由，却没人能解释明白；
二、这支军队的统帅陈庆之指挥能力牛逼无比，因为陪梁武帝下了几十年棋，胸中自有乾坤方略故能百战百胜。
当然，以上解释都是建立在南朝史书的记载一概准确的假设上的，即陈庆之的原始兵力的确只有七千，而他北伐路上所击败的北魏军队加起来接近五十万之巨。
关于陈庆之的原始兵力，只有七千，我想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不仅南朝方面的史料如此记载，北朝方面的史料也没有多少疑问，如《魏书·元颢传》记载：“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洛阳伽蓝记》也记载，在北魏着手准备反击之后，已经历过多次战斗的陈庆之手下损失到只剩下“江淮子弟五千”，那么原始数字有七千也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陈庆之所击败的北魏大军数量，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北魏军队的数量
《资治通鉴》上所引用的北伐路上陈庆之的战绩数据多来自《梁书·陈庆之传》或《南史·陈庆之传》：
雎阳的丘大千七万，考城的元晖业两万，荥阳的杨昱七万，这三个数字，《梁书》与《南史》是一致的，只是，在荥阳城外围击败援军一战的数字上，两边有异同之处，而且均出自陈庆之之口。当时的情况是：白袍军在荥阳城外，荥阳城内有杨昱的“七万”大军守卫，外围有大批的北魏援军正在赶来，白袍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陈庆之为了鼓舞士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赶在援军到来之前先攻下荥阳城，于是发表了一通鼓舞士气的话，对此，《梁书》和《南史》分别如此记载：
“……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梁书》）
“……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南史》）
这里陈庆之口中的“虏众”、“贼众”就是指元天穆的援军，其数量不管是三十余万还是四十余万，都是令人感到恐怖的。
但是，由于《魏书》等北朝史料在军队出征方面经常缺乏军队数量的记载，故此给我们的考证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旁证加以考察。
在陈庆之冒出以前，北魏头号权臣尔朱荣也上演过一次以少胜多的传奇战绩。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以七千人，击败流民葛荣的百万大军。
葛荣号称拥有百万大军，这个数字有虚夸，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细察一下可以发现至少也有几十万——这是可以考证出来的，因为这支军队的来源是六镇叛兵，这些叛兵本来是北魏屯驻在北境用来防备柔然的，数量庞大，被裹挟入这场大叛乱中后又各自拖家带口。这支军队在葛荣战败后被尔朱荣收编，经过几次辗转，后来又落到了高欢手里，成为高欢起家的资本。期间，因曾被尔朱荣所在的契胡部落欺凌，民不聊生，因此不断闹事，先后暴动26次，被诛夷过半，但到了高欢手里，仍有二十余万。高欢正是凭借这一支力量，对尔朱氏反戈一击，并开创北齐王朝的基业。另外，这支军队还有很小一部分则落到了宇文泰手里，成为北周王朝起家的根基。故此，追溯源头，在葛荣手上，说这支以流民为主且拖家带口的军队有几十万是丝毫不夸张的。
尔朱荣击败葛荣所用的军队数量是多少呢？《资治通鉴》上说的是七千，这个数字来自《魏书·尔朱荣》传，但同样是《魏书》，孝庄帝纪里对这件事的记载却是七万，两者相差十倍，到底哪个数字才是准确的呢？
对这件事，学者朱大谓在其著作《六朝史论》的《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一文里做过考证，他认为孝庄帝纪里的七万才能与《魏书》这本书其他地方的记载相符合。
这就是说，尔朱荣是以七万，击败了拥兵几十万的葛荣。
就算是对付几十万之巨的葛荣，北魏头号权臣尔朱荣也只出动得了七万军队。那么，在他带着精兵在外征讨流民期间，且朝廷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带着高欢、尔朱兆、费穆一干精锐出征山东的情况下，对付只有区区七千之众的陈庆之，北魏如何拿得出来动辄七万八万，甚至三十余万的军队去与其交锋呢？
再者，陈庆之所攻克的第一座要城是梁国城，当时梁国城的守军据南朝史书载是七万，可是考察《魏书·地理志》，梁国城所在的梁郡，全郡人口数据仅仅为“户一万三百五十九，口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五”，一个全部老百姓加起来才不过两万多的小小州郡，其郡治城池必然也与此人口数相配合，如何容纳得了七万的大军驻扎？
很明显，南朝史书完全是吹牛不上税，夸张至极！
但是北魏的兵力到底是多少呢？这一切，如今已经成了历史之谜，无从探查了。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我认为，《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我仅仅是要强调，他所面对的敌军数量十分可疑而已，这个，正是我们看史书所应当持有的怀疑精神。
如果，非要一个答案的话，我认为，将北魏大军的数量单位由“万”换成“千”，虽然也未必十分准确，但至少要更靠谱一点。
下面，就史料问题作一番辨析。
【史料来源辨析】
这种动辄几万几万大军出现，甚至如陈庆之口中“虏众三十余万”相继来战的现象，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
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是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四分之一。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涉及南朝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的，共有四部正史，分别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这四部书之中，《宋书》和《南齐书》都是由陈庆之所生活的梁朝人撰写，《梁书》和《陈书》的作者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其中姚察曾经生活在梁朝，姚思廉则跨越数朝，一直生活到唐朝，这对父子可谓梁朝遗民，因此，他们所写的史书里暴露出不少问题。
涉及北朝历史的史书有《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等，其中《魏书》是论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北魏后期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因此《北齐书》则主要论述东魏北齐的历史；相应的，《周书》便主要论述西魏北周的历史。而《魏书》是此次陈庆之北伐事件的第一手记载，《周书》和《北齐书》也有一程度的涉及。
除上述史料外，唐代的李延寿又分别撰写了《南史》和《北史》两部史书，其内容与上述诸史书大同小异，但也有不少地方可以与这些史书相互佐证或者提供补充。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二道贩子，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或《魏书》这类正史，但是麻烦得很，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等史学家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辩，难免产生一些谬误。
◎资治通鉴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十分严重。在护送元颢杀回洛阳之前，陈庆之已经在南朝军队中崭露头角，如初上战场的他就曾创下“以两千战胜对手两万”的记录。对这段记载，《资治通鉴》采用《梁书》里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十万，变成“以两千战胜对手十万”。而在《魏书》里面，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如果我们详加考辩，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隐讳现象十分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且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廿二史札记·卷九·宋齐梁陈书》）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另外梁朝的很多丑事，“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梁书》也一概给予隐匿不载（这些事后人是从《南史》等书上看到的详细内容）。
这类情况，在《梁书》中比比皆是。
◎梁朝正史《梁书》之书影
但是，南朝史书不可靠，北朝的史书似乎也说不上干净，作为北魏一朝正史的《魏书》，在其刚成书不久后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不少人将这本史书骂作“秽史”，原因是《魏书》的作者魏收是一位人格有污点的史官。魏收生活在北齐时代，在撰写《魏书》时，很多北魏时代人物的子孙还活着，甚至有些人还活着就进入了魏收的书中，而北齐皇帝高洋曾给魏收做过性命承诺：“放开去写，我终究不会学魏太武帝杀崔浩那样杀史官。”
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承诺，让魏收不仅敢于秉笔直书，甚至还敢借著史收受贿赂，他曾说过一句很嚣张的话：“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将个人的喜好体现于史书撰写之中，用不动声色的春秋笔法对人物进行褒贬——收过钱的，就往其祖上贴金；不给钱的，就动几个手脚让后人对其留下不佳的印象。
可以说，作为南梁与北魏两个朝代的正史，《梁书》与《魏书》是我们考察陈庆之北伐经过的第一手史料来源，但是这两本书却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隐匿、浮夸的毛病，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从中辨清真伪，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在军事方面，如果对比两边的史书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边都存在对战绩的浮夸现象。但《梁书》喜欢无限扩充所击败的军队人数；《魏书》则经常出现小小一仗就俘虏几十个有名有号的南朝将军的记载。就是一个喜欢吹歼敌数，一个喜欢吹斩将数。如《魏书·岛夷萧衍传》记载：在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中，魏军将领王足一次性就斩杀了梁朝鲁方达、王明达等三十余位将领，但所俘虏的南朝普通士兵却只有两千五百人。钟离大战前，魏中山王元英又曾获得“斩将二十五人，首虏五千”的胜果；另一位北魏名将邢峦则有“斩其大将蓝怀恭等三十余人”的记录。
◎魏收所著《魏书》
被北魏所斩的南朝将军，很多人在北朝史书里都是有名有姓有爵有号的，但在南朝史书里，这些人绝大多数根本连名字都找不到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梁朝的确存在滥封将军之号的现象；二是《魏书》往往笼统地将低级校尉之类小官也列入斩将数字里，就变成虚夸了。其实，按照《魏书》里兵力和将领数的比例，如王足斩杀三十将，俘虏小兵两千五，平均下来，这三十员将领每人领兵数额连百人都不到，这些所谓的将领，顶多也就是个小分队队长、小军头罢了。
两相比较而言，在军事领域，《魏书》比之《梁书》，还算比较实诚，在军队数字方面至少更靠谱一些。在大多数场合，《魏书》所记载的斩杀南朝军队数字，通常在几千左右，甚至一两百人的情况也常出现。特别是对于千里挺进的陈庆之，《魏书》没有讳言对方军队数的确只有数千，没有浮夸对手军队数以给己方的失败寻找借口，这点，是很值得尊敬的。
因此，在兵力数字方面，我们尽可以相信《魏书》的记载，而只将《梁书》当作一本玄幻小说来读更靠谱一些。
至于尔朱荣击败葛荣所用兵力数，《魏书·尔朱荣传》里将七万写成了七千，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作者的笔误或者在史书流传过程中出现抄写错误，因为倘若作者要作假，他不大可能还在别的地方指出尔朱荣派出了七万兵力给人造成口实。
好吧，认清了这个现象，我们下面来做更多的考证。
荥阳城外围一战
陈庆之的北伐，从梁魏边境开始，直至进入洛阳城，这一路走来，一共打了四仗，其中最夸张的当属最后一仗，也就是荥阳城外围一战创下了以“三千破三十余万”的神话战绩。数字“三十余万”来自《梁书》，但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可怕了，升级到了“三千对四十余万”，真个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牛皮随便吹，卫星满天飞！
且不说这个兵力有多夸张，就算元天穆将所平定的邢杲十来万流民全部纳入自己麾下，也不可能凑够三十余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战。先考察一下这件事本身的真实性。对于其他三战，北朝史书都直言不讳，虽没有提及本方的兵力，但对于战事的结果都有记录。如《魏书·孝庄纪》载：“元颢攻陷考城，执行台元晖业、都督丘大千。”这是针对南朝史书所记载的破丘大千、擒元晖业的战事而言的。《魏书·孝庄纪》又载：“元颢陷荥阳，执杨昱。”这是针对攻破荥阳城生擒守将杨昱一战而言的。
但是对于南朝史书所记载的攻克荥阳之后旋即出现的“三千破三十余万”的战事，北朝史书根本没有半点提及。
◎东汉末洛阳外围八关设防概要图
首先，这个南朝史书里所出现的统领“三十余万”大军的统帅乃是先前正在山东征讨邢杲的元天穆，但在北朝史书里面，元天穆根本没来得及跟陈庆之交手，洛阳就已经失陷了，如《北史·卷四十一杨宽传》载：“（杨宽）以都督从太宰、上党王元穆讨平邢杲。师未还。属元颢入洛，庄帝出居河内。天穆惧，集诸将谋之。宽劝天穆径取成皋（虎牢），会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皋，令宽与尔朱兆为后拒。寻以众议不同，乃回赴石济。”
可以看得明白，元天穆的大军虽已平定邢杲，但“师未还”，还没来得及回来对付陈庆之，元颢已经在陈庆之的护送下进入洛阳城了。因此，这个“陈庆之以三千对阵元天穆三十余万”的战事是否真实存在本身就是个疑问。
无论是《魏书》还是《北史》，均没有提及在进入洛阳城之前元天穆曾与陈庆之交战的记录。
据本文开头我们所分析的，陈庆之进军之初，在头号权臣尔朱荣不在朝的情况下，元天穆召集北魏朝臣廷议要先对付邢杲还是陈庆之的时候，在众人的压力下，元天穆决定等对付完了邢杲之后再回头来对付陈庆之。
元天穆出师所带的主要将领除了上文提及的杨宽，还有几位不得不提，他们分别是：未来北齐王朝的开创者高欢、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曾劝说尔朱荣发动河阴屠杀的费穆等。分别考察这几个人的传记，除了上文引用的杨宽传外，尔朱兆与高欢的传记里均无提到在陈庆之进入洛阳之前曾与其交战的记录，只有费穆的传记里提供了一些信息：
《北史·费穆传》如此记载：“（费穆）与大将军元天穆讨平邢杲。时元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将击颢。穆围武（虎）牢，将拔，属天穆北度，既无后继，穆遂降颢。”
《魏书·费穆传》也差不多类似记载：“（费穆）与大将军元天穆东讨邢杲，破平之。时元颢内逼，庄帝北幸，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回师将击颢。穆先驱围虎牢，尽锐攻之。将拔，属天穆北渡，既无后继，人表离沮，穆遂降颢。”
这里也很清楚，是在元颢已经进入洛阳城之后，费穆才发兵去围困虎牢，荥阳城外围那一战，这里根本没有提到。
综合北朝史书的记载：在元颢进入洛阳城之前，元天穆所部并没有人与陈庆之交锋过。
是否北朝的史书故意隐匿了这件事不予记载呢？
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首先，如此重大的战事，北朝史官可以将损失记载严重缩水，或者隐去元天穆的兵力不载，但不可能不提及此事；其次，元天穆是否有如此多的兵力本身就是个疑问；再次，从其他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可以判断，元天穆在陈庆之进入洛阳之前，根本没有可能与其交战。
在南朝史书里面，元天穆不仅与陈庆之交战，而且交战的结果是“单骑获免”，也就是说，元天穆的“三十余万”大军要么被消灭、要么临阵投降、要么都溃散掉了，元天穆跟尔朱兆都成了光杆司令狼狈逃跑，那么在元颢进入洛阳后，手头无兵的元天穆等人根本就别想有再次进兵洛阳的念头了。而北朝史书的记载，元天穆在元颢入洛之后，还分别找多人商议，立刻进攻洛阳的策略是否正确。试问，如果真成了光杆司令，元天穆还能有此底气吗？
如上文引用的杨宽传内容，元天穆在洛阳失陷后“集诸将谋之”，商讨对策，杨宽给其建议是：“径取成皋（虎牢），会兵伊、洛。”另外元天穆还曾咨询于“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是直接朝洛阳进攻还是追随孝庄帝北渡，温子升给其的回答是：“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讨之，必有征无战。王若克复京师，奉迎大驾，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魏书·温子升传》）与杨宽的建议类似，都是劝元天穆趁元颢刚到立足未稳，进军洛阳，否则，若追随元子攸北渡，则形势大变，未可预料。
◎陈庆之入洛阳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元天穆对这条建议“善之而不能用”，仍然放弃进攻洛阳，北渡追随孝庄帝而去，但是毫无疑问，元天穆手中必定握有雄厚的实力，否则，若果真元天穆已经被陈庆之打得单骑而逃的话，这些手下如何还能提出这些进攻的方案供其参考？
在对付邢杲与对付陈庆之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元天穆没有听从薛琡的意见，事后只得懊恼地跟他赔罪：“不用君言，乃至于此！”而在元颢入洛后是引兵攻击洛阳还是追随仓皇出逃的北魏皇帝的问题上，元天穆没有听从温子升的话，事后又只能做出相同的悔恨举动，碰见温子升就跟他说：“恨不用卿前计！”
可以断定，两次的情况是一样的，元天穆在面临同样局面的情况下做出同样错误的选择，元天穆并无带领三十余万大军被陈庆之三千人击溃的惨败。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荥阳城外围的那一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史书记载的原则是，可以夸张、可以隐匿，但要无中生有凭空添加一件事，大概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是干不出来的。那么，南朝史书却又记载了元天穆统帅三十余万大军在陈庆之进入洛阳前与其交战过的这件事，当作何解释呢？
我就此做一个合理范围内的猜测：由于当时陈庆之连下几座要城，进军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元天穆此前的估计，而且兵锋已经逼近国都洛阳城的外围堡垒荥阳。因此，大急之下的元天穆应该是派出了一支数量不详的援军赶去救援荥阳，但因为邢杲刚刚平定，元天穆也抽不出太多的时间和人手，因此援军数量必然不多，撑死也就几千人。
这种猜测从南朝史书上也能得到印证，如《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元天穆）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即尔朱兆）领胡骑五千，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援杨昱。”《南史·陈庆之传》亦载：“（元天穆）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
在两处都有提到元天穆派出了先锋援军。而这支援军虽然不是元天穆亲自率领，但必然打着元天穆的旗号。因此，元天穆的名字作为领兵将领出现在南朝史官的文字记载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几千人的援军，被陈庆之三千人轻易击败，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规模不大，被北朝史书轻轻一抹，给隐匿了，但到了南朝那边，南朝史官秉承在陈庆之北伐这件事上牛皮可劲吹的传统，直接给写成三十余万甚至四十余万了。
当然，如果还要更深入一点猜测的话，之所以南朝史书敢于将此事牛皮吹上天，也有可能是被迷惑了的结果。很有可能，元天穆派出的这支援军在进军之前为了给围攻荥阳的南朝军队造成心理上的震撼，故意广张旗帜，遥作声势，并用北朝骑兵常使用的疑兵之计在马尾上挂树枝拖行，造成烟尘弥漫的效果，给人一种几十万大军正在奔来的假象。所以，陈庆之在现场调动士气的演说里就出现了“虏众三十余万”甚至“贼众四十余万”的话语。
因此，白袍军进入洛阳之前的荥阳城外围一战，南朝史书上“陈庆之率三千人将统帅三十余万大军的元天穆打得单骑而逃”的真相是：陈庆之只是击败了元天穆派出的少量先锋援军，元天穆本人并没有到达荥阳城下与陈庆之交手。孝庄帝元子攸北逃后，陈庆之与元颢入洛，在此情况下，元天穆根据杨宽的建议曾试图进攻虎牢，但面临回军来战的陈庆之，元天穆立刻调整战略，北撤追随元子攸而去。
为陈庆之正名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将陈庆之请下了神坛，其北伐路上的战绩充满了水分——但是，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是：将陈庆之请回神坛。他的能力，仍然如神一般不可思议。
陈庆之的北伐，以进入洛阳城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百战百胜，但战绩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南朝史学家鼓吹起来的；第二阶段，进入洛阳城后，北魏反扑，陈庆之渐渐走了下坡路，但是，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陈庆之的厉害之处。
对陈庆之，我们故意要对他采取先抑而后扬、先贬而后褒的手法，为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更加突显陈庆之作为被历史所遗忘的一代名将的超人能力。
陈庆之的兵力
首先，我们要确保能了解陈庆之的前后兵力。下面要考证的是：陈庆之的兵力（指汉人军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补充，陈始终带着那支原始兵力只有七千的白袍队在战斗。
北伐路途中，陈庆之的兵力是否曾得到过补充呢？如果要补充，有两个途径：一是梁朝派援军，由于元颢的阻止，梁朝并没有派援军前来，因此这点可以排除；二是就地征发补充，就是从所攻掠下的地盘上的青壮年中拉壮丁，根据下文考察结果，很有可能是没有或者仅有极少量的此种补充。
攻下荥阳城的过程则让这七千人死伤五百余人，而此前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这从梁军将领的话语中可知，攻下荥阳城之后，陈庆之手下梁军主要将领集体跪倒在元颢面前请愿：“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荥阳城下一朝杀伤五百余人……”他们请愿的目的是乞求元颢能同意处死荥阳城守将杨昱及其手下一干将佐，而且这条史料出自《魏书·杨昱传》。
进入洛阳城后，元颢开始显出小人得志的迹象，猜忌起陈庆之来。而梁军将领之中也有人暗怀异志，陈庆之的副将马佛念曾劝他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理由是“洛下南人不出一万，羌夷十倍”（《梁书》），这里“南人”当是指陈庆之所带来的梁军，也许还包含了少量原本就沦落在洛阳的南朝人，但“羌夷”当作何理解呢？
这句话在《南史》里则如此记载道：“洛下南人不出一万，魏人十倍……”“南人”不到一万，“羌夷”或者“魏人”是其十倍，也就是不到十万的规模了，那么这些人是指洛阳城的总人口呢，还是居住在洛阳城的非汉族人口呢，抑或是指驻扎在洛阳城的北魏大军人数？
首先，显然不会是指总人口。因为最原始的记载《梁书》里面明确给出定义，是“羌夷”。当时的洛阳城，人口组成包括汉人和鲜卑等胡族的民众，既然有指出是“羌夷”，自然不能将汉人也计算在内，而且洛阳城的总人口数也远不止十万。
洛阳城的人口，在534年被高欢强迫迁都的时候是四十万户，按照通常每户平均五口人的算法，总人口当在两百万左右。陈庆之入洛则是529年，相隔5年，这其间洛阳曾因孝庄帝诛杀尔朱荣，尔朱氏集团其他成员率军反扑洛阳大乱而导致人员大流失，人口当只会少不会多。因此，陈庆之入洛之年洛阳人口当还是在两百万以上。
那么，“魏人十倍”中的“魏人”，到底指洛阳城内非汉族常住人口还是指驻扎在洛阳城内的非汉族军队呢？如果是指非汉族常住人口，那么这些人应当包括建立北魏的主体民族鲜卑人在内的多个少数民族。但光是鲜卑人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北魏都城洛阳有个“四夷馆”，专门用来安置前来归化的四夷人口，包括柔然、高句丽、契丹、羌、吐谷浑等北魏周边的少数民族人口，光是这些人就“万有余家”，按照每家五口的平均数字，这些人的数量就达到五万之多。而作为北魏主体民族的鲜卑人，自然更不会少，总体而言，当时洛阳城内的非汉族人口，至少也在几十万以上。
因此，南朝史书陈庆之传中的“魏人十倍”中的“魏人”，我觉得应当指元颢称帝之后招徕的北魏军队。因为逃跑的元子攸是单骑出逃，什么都没有带，那些禁卫之类的当还留在洛阳城内才是，而且荥阳失陷之前元子攸曾在短短四天内连续下了三道临时募兵令，这些临时招募到的士兵还未派上战场荥阳就告失陷，这些人元子攸也没有带走，再加上一些仪仗队、京城治安人员之类，洛阳城的新主人元颢要弄出几万的人马当不是难事。
也就是说，占据了洛阳城后，称帝的元颢名下军队有陈庆之带来的“不出一万”的汉军和十倍于汉军的胡人军队。
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反攻之后，萧梁所立的元颢政权很快岌岌可危，尔朱荣派其侄子尔朱兆偷偷渡河击败为元颢守硖石的元延明，“（元）颢所部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此处的“江淮子弟五千人”，毫无疑问，就是陈庆之最初带来的那些人，七千人已经损失到只剩下五千人，可见汉兵一直是没有得到有效补充的，只能越打越少。
◎《洛阳伽蓝记》书影，此书作者杨衒之系北魏太守，曾亲身经历北魏末年以来的动乱，很有可能亲眼目睹了白袍军入洛的壮观场面。
由此可得出结论：陈庆之从梁朝国境发兵，至进入洛阳城，兵力基本上是没有得到补充的；进入洛阳城之后，因元颢称帝所带来的号召力，可能亦招揽到了一定数量的北魏军队，但这些军队陈庆之很有可能根本指挥不动。从后面发生的战事来看，陈庆之依然只能指挥数量在“数千”左右的军队，当还是原始的白袍军无疑。而元颢称帝之后招揽来的北魏军队，指挥权只在元颢之子元冠受以及北魏安丰王元延明等元颢的亲信手中。
重回神坛
也就是说，从北伐开始到最后失败，陈庆之始终指挥原始兵力只有七千且不曾得到过补充的白袍军在战斗。
白袍军入洛之后，北伐进入第二阶段：北魏孝庄帝逃到黄河以北，北魏举国震动，核心人物尔朱荣、元天穆纷纷带着勤王兵马前来会师，发动对元颢这个北魏眼中的“伪政权”的反击，由于对手实力增强和本方内讧加剧，陈庆之渐渐力不能支，在取得了多次重要的胜绩后最终失败，七千白袍军全军覆没，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梁朝。
北魏主力反扑之前，陈庆之还曾逆着当初北伐路线打回去了一遍，原因是他们一路走来，虽然攻城略地，但兵力实在寡弱，一旦主力继续朝前开进，后方那些原本已经攻克的要地很快又重新落入北魏手中。如陈庆之北上第一战攻克的梁国城，转眼就被魏将崔孝芬和刁宣夺回，守城的三千将士（应当不是白袍军）被俘虏。尔后元天穆依据杨宽“径取成皋（虎牢）”的建议，派四万大军先攻克在梁国和虎牢之间的大梁城，并分兵两万由前锋费穆去攻打已经被北伐军占领的虎牢，几乎被其得手，好在陈庆之及时赶到，将费穆击败并俘虏，元天穆不敢再恋战，迅速追随孝庄帝而去。陈庆之再接再厉，接着回军驰援，将落入北魏手中的大梁和梁国两座城池重新夺回。
◎陈庆之收复河南
陈庆之从南边朝洛阳杀来的时候，他的未来头号强敌尔朱荣在干什么呢？尔朱荣正在对付燕州的一伙乱民呢，“燕州民王庆祖聚众于上党，自称为王，柱国大将军尔朱荣讨擒之。”（《魏书·孝庄帝纪》）我们从《周书·文帝本纪下》中也能了解一些信息，北周开国者宇文泰当时正在尔朱荣麾下随军参加此次讨伐行动：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宇文泰）始以统军从（尔朱）荣征之。
眼见元颢在陈庆之的护卫下杀进洛阳城，刚刚平定燕州之乱的尔朱荣立刻赶来护驾。
尔朱荣所率的北魏主力反扑之后，元颢与陈庆之做了分工部署：元颢自己躲在黄河南岸布防，将艰难的北岸防守任务交给陈庆之去打理。
◎今天的黄河浮桥
陈庆之同魏军的交手记录，在南朝史书上的记载是：尔朱荣携元天穆、高欢以及本家的尔朱兆、朱世隆等武将，带着“众号百万”的军队杀气腾腾来攻，但在攻击陈庆之守卫的北中郎城时，“三日十一战，（被）伤杀甚众”，尔朱荣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但在一位名叫刘灵助的术士劝说下，再度杀回，并利用一个空隙偷偷渡过黄河，将元颢从洛阳城中赶跑，擒杀于临颍。而陈庆之尚能集结起“马步数千”组成战阵边杀边朝东撤，在撤退到嵩山一带时遭遇突然而至的山洪，这支有着传奇经历的白袍军被冲垮，全军覆没，陈庆之本人化装成和尚，逃回梁朝。
在《魏书·尔朱荣传》里，尔朱荣败于陈庆之的战斗则被淡化，只说“相持于河上，无船不得即度（渡）”，所以尔朱荣便动了撤退的念头，“议欲还北，更图后举”。这明显是将被陈庆之击败的事情给隐去了，没听说过因为找不到渡船就想撤退的，没船最多就是在黄河岸边驻扎，等着造完了船就可以南渡，用不着还要撤退吧？而据《魏书·刘灵助传》里面记载来看，很显然，尔朱荣是同陈庆之交战过的，而且正如南朝史书所言那样，是因为战斗不顺才动了离去的念头，“至北中，荣攻城不获。以时盛暑，议欲且还”，这里的“北中”，跟南朝史书里陈庆之所守之城“北中郎城”是相吻合的，尔朱荣是因为“攻城不获”，才想以“盛暑”为借口撤兵。
如果要说陈庆之很牛，牛到不可思议，牛到只有神话中才能出现如此战绩，我觉得只有此战方能体现出来，因为陈庆之依然只有数千兵马，而对手尔朱荣手里的军队人数，可以断定，至少也在几十万的规模，真正是倾国之兵。
此处尔朱荣的兵力，南朝史书说其号称百万，北朝史书也同样如此号称。有一位叫高道穆的，在尔朱荣想撤兵之时，跳出来反对，他的话里就有“大王拥百万之众”这样的说辞，虽然肯定都有虚夸，但这次的兵力相比于陈庆之北伐路上北魏已经空虚的情况下南朝史书里还动辄出现三十万的字眼来得靠谱一点。因为此时魏军的两大主力尔朱荣和元天穆军已经实现了会师，而且尔朱荣手头不仅有原本就拥有的家底，还有整编过的原六镇起义军（击败葛荣后收编），因此，其麾下军队数量大增肯定是不争的事实。
据《梁书》记载，这次尔朱荣的军队成分还包括了鲜卑和芮芮（柔然），众所周知，尔朱荣起家靠的是自家的契胡武装，一般提到尔朱荣自家军队的时候，常用“胡骑”或者“契胡”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但此处特地指出还有鲜卑，显然，尔朱荣麾下还有大量的鲜卑族军队，这些军队既可能是北魏朝廷的正规军，也有可能从葛荣手中接手的六镇起义军。而六镇起义军，据我们之前所考证的，那是有几十万之巨的。
而且参加此次对元颢反击的大小将领无数，日后分布于北齐北周两国的大小功臣们，一半以上都参加过此战，在此我们可以列一份不完全名单。
◎北中城之战示意图
西魏北周系：宇文泰一家，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六大柱国中的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李弼之弟李标；十二大将军中的侯莫陈顺、宇文贵；其他将领有若干惠、王德、杨宽、杨檦、郑伟、张轨等。
东魏北齐系：高欢、侯景、潘乐、蔡俊、叱列杀鬼、张宴之等。
虽然史料没有明言西魏北周府兵体系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高欢嫡系的段荣、斛律金、窦泰等其他成员参加了此战，但都明确记载他们当时早已被尔朱荣收编至麾下为其效力。因此可以断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必定也参与了此战。可以说，无论是西魏北周还是东魏北齐，只要是稍有点名气的武将，没有未参与此战的。
这些将领中很多人当时是率领自家的“乡兵”、“部曲”赶来会战的，因此，尔朱荣的总兵力在原有正规军的基础上又应膨胀许多才是，因此，那个百万众的号称，水分其实不大，尔朱荣整体至少也有几十万人马。
拥兵几十万，去攻打陈庆之仅仅几千人守卫的小城池，却被打得灰头土脸，“三天十一战”都打不下来，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这个时代南北两位军事天才的唯一一次正面交锋，就是呈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
如果说之前陈庆之的摧城拔寨展现了其犀利无比的攻击力的话，那么此战的顽强防守，则证明陈庆之即便是打防守战，也有令对手头痛无比的能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尔朱荣最终似乎并没有战胜陈庆之，因为他此后并没有再派兵去攻击陈庆之防守的北中城，而是听从杨侃之计，绕过北中城，在黄河北岸几百里间派村民打造大量筏子，作势准备渡河的样子，令南岸的元颢根本不知道该守哪一点好。随后尔朱荣找到几条小渡船连同一些临时打造的筏子将侄子尔朱兆所带领的几百名精锐骑兵偷偷运送过河，直接去攻击南岸元颢部署的防线。元颢镇守的南岸防线形同虚设，其子元冠受和安丰王元延明率五千人与尔朱兆交战，但不是其对手，溃败。元颢一听到消息便大惊失色，立刻惊慌失措地准备跑路，南岸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元颢建立的“六十五日政权”急转直下，随之烟消云散……
陈庆之是在南岸防线崩溃之后，才将剩余的兵力“马步数千”集合起来，结成战阵有序地撤退了出去，边战边退。尔朱荣亲自带兵来追，但并没有讨得什么便宜。陈庆之最后是败于大自然之手，在嵩山一带遭遇了突发而至的山洪……
不管南朝史书对于陈庆之所击败的北魏军队数字是怎样的夸大，有一个事实是无法被否定的：整个北伐过程中，陈庆之一直处于不败的地位。陈庆之至始至终，统帅着那支原始兵力只有七千的白袍军，克梁国擒丘大千、克考城擒元晖业、克荥阳擒杨昱，在荥阳外围击溃元天穆的援军，千里杀进洛阳城；进入洛阳城之后，再败围攻虎牢关的费穆，擒之，再收复重新落入魏军手里的梁国城；守北中城，独档尔朱荣的百万大军，令其曾一度动了放弃进攻的念头，此后也没能拿他怎么办。
◎陈庆之溃败
白袍军的构成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无论对手的兵力是多还是少，陈庆之区区七千人的军队，从未遭遇一败，如此惊人的战绩，陈庆之若非神，又该作何解释呢？
陈庆之所部，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分析，这些人都具有不可思议的战斗力，而且又是被陈庆之这头狮子所率领的，故而能够百战百胜，所向无前。但是，这种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战斗力”从何而来呢？
至今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首先，这些人应当是陈庆之自己招募组建起来的，不应该是梁朝指派的旧军队，因为梁朝正规军向来战斗力十分羸弱。《魏书》的作者魏收说由于梁朝腐败透顶，没人愿意自愿当兵，梁武帝要打仗，军队都是抓壮丁的，为了防止逃跑还要戴枷锁上脚链，简直比囚犯还不如，这些人一旦上了战场，往往刚刚听到战斗号令就一哄而散。“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这些话虽然带有很明显的攻击和污蔑倾向，但是梁军的战斗力之低下，我们从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也可见一斑。当时侯景也就带着区区八千人渡江，一边围着建康城攻城；一边对付源源不断赶来的梁各地勤王军，前后合计竟然击败了几十万大军，梁朝若非有羊侃、王僧辩等一干从北方投奔而来的将领在支撑，恐怕要更早亡国了。
南朝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白袍军的成员来源，北朝史料倒是涉及了一些，如《洛阳伽蓝记》曾提到有“江淮子弟五千”，《魏书·杨昱传》则提到过这些人中有“蜀兵”，攻克荥阳城令白袍军损失了五百人，对守军施行报复“刳腹取心食之”的就是蜀兵执行的。
那么这支传奇性的白袍军主体到底是“江淮子弟”还是“蜀兵”呢？我认为，两者皆不是，这支军队的来源应当是相当杂的。
倘若这支军队的主体是蜀兵的话，那么这些人的战斗力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蜀中自古是安逸之地，蜀人乐于安定，民风淳朴，战斗意志薄弱。虽然天下大乱蜀地最容易发生割据叛乱，但发动叛乱者往往是外来户；而且蜀兵的羸弱、没有战斗之心自魏晋以来就是天下共识了。如《晋书》里提到蜀人，往往用“愚智”、“杖正而弱”、“不乐东征”、“敦朴，易可化诱”等等词汇来形容（如果是蜀中蛮人的话，又是另一回事了，下文会有提及蛮人）。
倘若是“江淮子弟”，那还好说一点，“江淮子弟”的战斗力如何呢？我们可以从跟陈庆之有关的另一件事多少看出一些，陈庆之北伐失败后，为梁朝镇守北境，当时梁边境江淮一带有一个妖僧自称为帝，连结土豪蔡伯龙，拉起三万人的队伍作乱，很快攻克了梁朝所置的北徐州，斩杀钟离太守，并令济阴太守出逃。陈庆之受命，前去征讨，在出兵之前，梁武帝亲自告诫陈庆之道：“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连曾经在北魏孤军巡游了一把的陈庆之，梁武帝都要告诫再三，可见江淮地区民众组成的军队战斗力之强的确曾给人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另外，东晋伏滔曾如此评价淮南民风：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
◎出土的吴越短剑
其实，若论单兵战斗力，南朝军队还是可以的。南朝政权能与北朝政权抗衡的最重要两块基石：一是扬州；二是荆州。扬州大致就是传统上的吴越之地；荆州则是传统上的楚地。这两块地方，自春秋以来就以民风剽悍著称，以这些地方的民众为基础组建的军队，战斗力应当不弱才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为证，从春秋直至南朝结束，这些地方的民众都具有不逊于北方胡人战士的单兵作战能力。
对于吴越之地的扬州，《汉书·地理志》曾如此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书》里对吴人的评价也是“旧俗轻悍”。《隋书·地理志》有更具体且详细的描绘，说这些地方“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
◎吴越短剑，象征着吴越地区剽悍的民风。
对于楚军，《左传》里记载，春秋时期打得北方诸国集体恐慌的楚军一向彪悍勇猛，民风尚武，楚军还保留着“覆军杀将”的传统，楚国相当于宰相的令尹因战争而死的十有八九。西汉李陵所率能够与匈奴八万大军恶战数天不败的五千勇士，也都是来自荆楚之地——“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西汉中期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汉军统帅周亚夫对对手的评价是：“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因此周亚夫坚决不与对手正面交锋，而是用坚守然后断粮道的方式击败了对手。
就算到了梁军普遍被视作战斗力最低下的梁武帝晚期，北齐名将慕容绍宗还曾以“梁人轻悍”的话告诫过本方士兵不可对梁军掉以轻心。在《南史·陈庆之传》里提到攻克荥阳城一战，白袍军中最先登上城墙的两名壮士是：来自东阳的宋景休和来自义兴的鱼天愍。东阳即今天的浙江金华市，在梁朝属于扬州，义兴则是陈庆之的老家，在梁朝也属扬州，两地均在传统的吴越之地范围内。陈庆之本人出自义兴，虽然他的个人武艺不怎么样，射箭没有力道，骑马还骑不习惯，但陈庆之的儿子却很猛。《南史》上在陈庆之传后面附带了他第五子陈昕的一些事迹。这小伙子七岁就能骑射，陈庆之北伐时才12岁的他便要求从军，可惜的是在半路上突发疾病，不得不提前返回，没能在北伐行动中建功立业，但这小伙子后来在随父亲镇守梁朝边境的时候还曾上演过一次很露脸的行动：用一对一单挑的方式，击败了北齐号称“特为敢勇”的尧宝乐。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骑兵的使用很普遍，图为出土的北魏甲骑具装陶俑。从图上可以看出：不但人有甲胄护身，马匹亦有厚重的战甲防护。
江南多水乡，一直以来这很容易给人以文弱的印象。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往往一个风光秀丽民风质朴的地方的隔壁，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穷山恶水容易出刁民的地方。如在传统的吴越之地范围内的浙江，近代就出了很多被视作贪生怕死之徒的文弱客；再者，距“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仅有一箭之遥的义乌，也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彪悍民风。曾在塞北见识过最彪悍的蒙古鞑靼铁骑的抗倭名将戚继光都曾无限感慨：“我征战半生，天下的强横之徒，大都见识过了，我从不畏惧。但如义乌人之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简直让人闻风丧胆，可怕！可怕！”
戚继光训练出来的那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新式军队“戚家军”，其兵力来源就是义乌。
所以说，若论尚武之风气，南朝本土绝对不逊于北朝，想要在南朝本土招募到一支足以同北方胡族武士抗衡的军队，绝非难事。
◎南北朝重步兵铠甲（现代复原图）
南朝政权之所以一直萎靡不振，军力仅能自保且北伐往往不能成功，是因为统领往往都是些北来士族人士。士族们以门阀资历代代相承，一蟹不如一蟹。如东晋第一豪门琅琊王氏的子孙王徽之当了军队的骑兵参军，却每天饮酒作乐，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我每天看到有很多人牵着马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可能，我是管马的吧！”当一支军队里面充斥着这种膏腴子弟把持高级职位的时候，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到了梁朝，士族更加羸弱不堪，如著名的《颜氏家训》中有一个例子可为代表：建康令王复，见到骏马奔腾跳跃，竟然吓得胆战心惊，说那明明是虎，何故名为马呢？
以绵羊统领狮子，自然只能连续上演一堆丢人现眼的战绩罢了。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上文《廿二史札记》中提到的那次战事：梁武帝早年曾派自己的六弟萧宏为统帅，统领一支被魏军认为百年以来南朝未曾见过的精壮军队北伐，结果还未与魏军交手，半夜风起，萧宏就以为遭到偷袭，竟丢下大军自个儿逃跑，致使这支精壮大军还未与对手交战，就因自相踩踏死伤五、六万人，最后不战自溃，灰头土脸地匆匆结束了北伐。
◎南朝画像砖：鼓吹军乐！
当时梁武帝手中尚有正值壮年的韦叡、裴遂、曹景宗等名将，但他宁可舍弃这些可用之才也要启用自家胆小无能的亲戚，能不坏事才怪。再加上梁朝上下腐败横行，军户地位低下堪比贱民等原因，南朝军队愈到后期战斗力愈发下降。
◎南朝持剑武士画像砖：由单块长方体砖正面模印的男像，体形纤瘦。面朝左，高耸发髻上插一簪，眉目清秀。上身着宽袖开襟衫，内衬圆领衫，露颈。下穿宽松长裤，着云头履。一手持剑柄，剑柄垂缨带；另一手则位于剑上端，作按剑状，身份应为一武士。
但是陈庆之统领的这支军队，应当是有别于其他军队的。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这支军队中包括了一位身份特殊的人——未来将彻底终结南北分裂状态的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
也许，从杨忠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支白袍军的彪悍。杨忠在陈庆之失败后留在了北方，后来在宇文泰手下效力，成为西魏著名的府兵制核心集团中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外表壮悍，“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有一次，在随同宇文泰狩猎时曾上演空手擒虎拔虎舌的壮举，“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这里的“猛兽”指的就是老虎，因为这则史料出自唐人撰写的《周书》，而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为李虎，为了避讳，便将“虎”字改为“猛兽”）。
但是杨忠并非土生土长的南朝人，而是从北方流落到南方的。自从北魏大乱以后，就有大量的北方人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到南朝来，包括北魏皇族宗室的元法僧、元颢、元悦等人；在梁朝成为顶梁柱武将的羊侃、王神念王僧辩父子、胡僧佑等人。北来人员已经成为梁朝后期军事上的主导力量，未来的侯景之乱中，可堪与侯景叛军作战者，几乎都是北来武将。
沦落南朝的北朝人杨忠被招募进陈庆之的“白袍军”，或许这可以说明陈庆之招募军队乃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并不看重其出身、籍贯、背景等，仅以武力作为入选的标准。加上带领这支军队的又是陈庆之这等将才——陈庆之乃寒门将种，非士族出身，且之前早有实战历练。故此，这支白袍军虽只有七千人，但总能所向无前，连续击败强敌，创造一连串的军事奇迹。
◎南朝武士俑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攻克荥阳城一战损伤了五百余人，让这支军队愤怒不已。于是，以陈庆之为首的三百余人集体跪在军队的名义之主元颢面前请愿，要对守军实施报复。元颢提出：除了主将杨昱不能杀之外，其余的人任凭处置。于是，报复行动堂而皇之地上演。但是，报复的手法却极其野蛮，杨昱手下的大小将帅三十七人，齐刷刷被砍去脑袋——如果仅是如此，尚可一说，随后发生的事情才叫人瞠目结舌，这些被斩首者通通被剖腹挖心，而且挖出来的心被吃掉了。
自古以来，只要是打仗总会造成人员死伤，但说因为在打仗中本方人员损伤就对失败投降的一方实施报复的，最极端的不过是屠城——将城内人员不分军民、老少全部杀光。但未曾想到，陈庆之的这支白袍军却干出如此惊人之举，杀人还不算，还要剖腹挖心，还要将挖出来的心吃掉。可以说，这种野蛮至极的行为，连汉化程度极低（或者说根本没有汉化），一向被看作野蛮人的尔朱荣的契胡部队都不曾干过。可是，一向以衣冠礼乐自居的南朝军队却干了。
◎南北朝重步兵复原图
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并非要作道德批判，而是想借以再引出对于这支军队成分的一点猜测。
在这支军队出现以前，梁朝军人中最接近“野蛮人”行径的是参与钟离大战的名将曹景宗。曹景宗属于那种暴躁难安的粗莽武人，并非士族出身。他因为在梁朝建国过程中立了大军功成为公卿，在都城建康担任高官，但非常不习惯士族们悠游富贵的生活，经常抱怨说行动不自由，“动转不得”，出行都要如士族子弟们一般“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他很怀念年轻时在乡间与同辈少年过的那种射猎生活，非常快活。如射了野物獐子之后，“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听这话，曹景宗年轻时简直过着近似于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生活，但他们所生食的也仅限于野兽而已，吃人则从未听说过。
孤军悬军异域，本当拿出点样子装成“威武文明之师”好争取点民心，陈庆之的军队非但没有，反倒还干出了“屠城略地、杀人父兄、略人子女”的勾当。这类事情虽说只要有战争就不会缺少，但白袍军似乎干得出格了点，至少在对战俘剖腹挖心食之这件事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据此，我猜测之所以会有这种事发生，恐怕与白袍军中存在着蛮族出身的士兵有关。
在南朝的不少地域都有蛮人活动的身影，如曹景宗年少时有一次出城就被数百蛮人围攻，幸亏他射箭技艺高强，带着百余支箭，每箭射出都能干掉一个蛮人，致使剩余蛮人被吓跑了。而他遭遇蛮人的地方是新野，新野在三国时已经是数次交兵的场所，开发也算挺早的了，可是还会有蛮人存在，说明蛮人在南朝的分布相当普遍。而学术界的统计表明，蛮人的存在是遍布于“南朝荆、湘、郢、司、豫、南豫、江等八州地界” 的，大致长江以北的南朝地域内都能见到蛮人的身影。
在《陈书》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点信息，陈庆之担任司州刺史时（应当是在北伐失败后），曾将一位叫周荟的同乡引为前军军主，当时，陈庆之交给周荟一项任务：领兵五百，到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但是事情出了点意外，这些“白水蛮”反而想将周荟捉去献给魏人。周荟惊觉后，与“白水蛮”交战，但这些蛮人人数很多，又十分彪悍，“贼徒甚盛，一日之中战数十合”，最后周荟战死。幸好，周荟的养子周文育感念其养育之恩，拼死将其尸首抢回。周文育本是新安寿昌县人（属于扬州，也是传统上的吴越之地内），原名项猛奴，自小表现出高超的武艺天分，十一岁就能够“反覆游水中数里，跳高五六尺”，因为家贫被周荟收为养子，他在后来的侯景之乱中投奔陈霸先，成为陈朝开创基业的三大名将之一。在同白水蛮作战时，周文育“前锋陷阵，勇冠军中”，为了抢回养父的尸首，周文育全身负了九处刀伤。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出几点信息：一、陈庆之很注重安抚蛮人；二、陈庆之大概挺重用同乡；三、陈庆之的这些同乡中有一位名叫周文育的猛人。
周文育的存在可证明，南朝本土民众之中向来不缺乏猛人；陈庆之重用同乡周荟的同时又招募北来流人杨忠，或可证明，陈庆之招募军队，来源是广泛的；陈庆之安抚蛮人，除了出于稳定地方的目的外，大概也有从中吸纳合适的壮勇之材进入自己军队的想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庆之的这支白袍军乃是以南朝本土的荆、扬、江淮等地的民众为基础，兼招募包括北来流人、境内蛮族在内的各种人员组建起来的一支特别军队。入选者必须得先经过一定考核，考核内容以武力为第一要素。而且这军队并不是临时组建的，因为在护送元颢归国之前，这支军队至少已经在陈庆之的带领下训练过一段时间了，否则，仓促派上战场也难有非凡的战斗力。
至于白袍军的军种构成，有的网友认为这七千人全部是骑兵，所以才能够所向无前。我认为全部是骑兵不大可能，应该是步兵与骑兵的混合兵种。
◎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画像砖：身披重甲的战马，这在南朝属于作战需要，但并非很普及。
六朝以来江左政权向来缺乏马匹，要组建一支全部由骑兵构成的军队，难度极大。三国孙吴政权的标准配备仅仅是“两千步兵配骑五十匹”，而且只有少数高级将领如程普、韩当、周瑜等才能享有此待遇； 梁武帝当年从襄阳起兵的时候，身家是“甲士万余人”，但马只有“千余匹”；梁末韦粲发动勤王军参与平定侯景之乱，兵力是五千，马匹仅有一百；侯景用于乱梁的原始资本，兵力是八千，马匹也才数百而已。可见，至少在陈庆之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要组建一支千人以上的骑兵队伍都非易事。
江左政权马匹很大的一个来源是巴蜀之地，巴马成为江左政权一些权贵人士常乘骑坐的马匹。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很喜欢骑巴马；东晋明帝司马绍偷偷去侦察叛臣王敦的军情时，乘坐的也是“巴滇骏马”；梁末王僧辩亦是乘坐巴马指挥平定了侯景之乱。但巴蜀之地作为江左政权最重要的马匹来源，马匹的产量也不算多，梁武帝的小儿子萧纪镇蜀经营了十七年，也才拥有战马八千匹，这在当时已算一笔非常可观的军事财富。
陈庆之仅是梁朝的一名“寒人”，不可能有那么雄厚的身家去装备一支全由骑兵组成的七千人队伍。从一些记载来看，如元颢政权失败后，陈庆之尚能集结起“马步数千”边战边退，可见陈庆之的军中的确是骑兵与步兵混合的。
◎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具装图像
按照比例而言，这七千人中，骑兵能占到一半，便属不易。且荥阳城下，有陈庆之率“三千骑”出战的记载，骑兵在三千五左右也是合理的。
白袍军最后的结局，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不妨再来探讨一下。据《梁书·陈庆之传》的说法，是遭遇了山洪，“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南史·陈庆之传》则将“值蒿高山水洪溢”这几个字略去，只说“军人死散”。北朝方面的说法则是除了陈庆之之外，剩余的白袍军都被北魏俘虏了，如《魏书·岛夷萧衍传》道：“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洛阳伽蓝记》也说：“（陈庆之）所将江淮子弟五千尽被俘虏，无一得还。”
《资治通鉴》采用的是《梁书》的说法，认为是嵩山大水将白袍军冲散。按说南朝方面如果要隐匿败因，可以有很多种说法，或者干脆不提，只用一个“败”字概括一切，但特地提出洪水冲散军人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应当不是虚假的。
不过，同为白袍军成员的杨忠，却在陈庆之独自南逃之后留在了北方，被尔朱氏集团的尔朱度律收归帐下，这不免给了我们另一个思考的空间：也许，真有部分白袍军成员是被尔朱荣俘虏的，如杨忠的例子一般。
山洪也许冲跑了不少人，但应当也有一部分人生存下来了才是。因为，山洪是突发而至的，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既然陈庆之这位平常力量很弱小的人都能够逃出来，白袍军的其他成员应当也能够逃生才是，只是这些人最终没法像陈庆之那样得到帮助，可以从容回到南方，故此只能接受被尔朱荣俘虏的命运。
因此，我认为，除了在之前的战斗中战死的人外，白袍军的剩余成员，有部分被山洪冲跑；另外应当还有相当部分在山洪面前幸免于难但遭到了北魏俘虏。最后他们的命运或许是如杨忠一般被改编至各支军队中，或许是遭到流放，或许是当了奴隶，又或许是作为了庆祝胜利的牺牲品在孝庄帝回归洛阳后被斩首示众……
北伐失败原因分析
千里挺进洛阳城的壮举，最终功亏一篑，着实让人扼腕叹息，要知道，这可是衣冠南渡之后，自桓温、刘裕以来，一百多年里汉人军队能够进入洛阳城的唯一一支军队。而且如此壮举还是建立在只有区区数千人马的基础之上的，但最终还是失败了。陈庆之的七千白袍军队全军覆没，陈本人化装成和尚逃回南朝，除了那句“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的童谣，什么也没有留下。
陈庆之最后失败的原因，第一个自然是后援太少了。梁朝太腐败、梁武帝太虚伪，未能为这次北伐提供强有力的支援，致使这支传奇般的军队悬孤北境，眼睁睁地消失于数十倍的北魏军队包围中。
中国古代的战争历来喜欢讲究一个“师出有名”，那么陈庆之的这次北伐属于什么性质呢？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呢？并非收复汉人故土，并非所谓的让沦陷于“夷狄”之手已久的北方中原大地“重归王化”，而是帮助北魏宗王元颢夺权。也就是说，萧梁王朝等于已经默认了北魏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元颢侥幸成功夺得北魏国柄，仍然可以保留一个独立的国家，梁朝得到的好处最多就是让北魏对自己低眉顺眼一点，称个臣表表谢意（以元颢后来的表现来看，一旦让他得志，梁朝说不定连这点名义上的好处都得不到）。
从一开始，梁武帝就只派了区区七千人马护送，继而一接到元颢的报告说不用多派援军，立刻就让边境上本打算出兵的援军停留于边境上，梁武帝醉心的是佛事，士族们关心的是享乐，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这次北伐的成果。在梁朝士大夫眼里，这种北伐，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悲。就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造成北伐军自脱离梁朝边境后，就注定只能如孤儿一般自生自灭、随风飘零。
据说，陈庆之攻克洛阳的消息传来之后，梁朝百官称贺，但马上有琅琊王氏的子孙王规出来表示出极不以为然的意见：“我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梁书·卷四十一·王规传》）果不其然，兵败的消息很快又传来。
这些人有闲工夫议论朝政得失，却未尽心尽力想保住此次北伐成果。大家都看热闹一般，赢了就帮着喝彩一把，输了就各自散去该干嘛干嘛，北伐如何成功？
又有一位叫顾越的文士，被陈庆之聘为白袍军参军，随北伐军进入洛阳，他看到元颢日渐显露出白眼狼的野心，立即以身体有病为借口南逃回国。才走到彭城，陈庆之失败的消息就传来了，顾越因为溜得快，才得以活命。顾越的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虽然确因看不到北伐军前途的缘故，但梁朝举国上下没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竟然反倒纷纷称赞他懂得见机行事。这等乌烟瘴气的朝廷，又如何能够成事？
◎指马为虎的南朝士族已经十分没落
梁武帝一朝的臣子，对于北方这块土地，早已丧失幻想，不再念念不忘收复故土这种想当然的美事，他们的心态，与东晋衣冠南渡之初的那帮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南渡之人，尚有王导拍案“当共戮力王室，何故做楚囚对泣”，有祖逖渡江中流击楫“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有一批批的慷慨激昂之士前仆后继，时时不忘杀回长江北岸，夺回失陷的汉人故土。
但自衣冠南渡到梁朝中后期，已历经两百多年，士族们在气候温和的南方已繁衍五六代至七八代人了。这些人，在《颜氏家训》里被批评为“未尝目观起一抔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他们只会“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早已被酒色消磨了血性，如何还会有杀回北方去的念头？甚至陈庆之本人的后代也变得十分文弱，其最小的儿子陈暄，已经沦落为一个彻底的酒色之徒了。他推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的生活，还到处宣扬他的生平所愿就是死后他的墓碑上能题上“酒徒陈君之神道”这几个大字。梁朝灭亡后他又在陈朝继续着其醉生梦死的生活——与江总、孔范、王瑳等十余人组成了著名的“狎客集团”，陪着陈后主陈叔宝整日以宴游为乐，写那些格调低下的艳诗。陈朝最终不免被北来的军队消灭。
陈庆之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远征军本身闹内讧。
陈庆之所护送的元颢是个白眼狼，他本身既无能力又好猜忌，才刚刚进入洛阳城，黄河以北以西的大片土地都还没收降呢，就迫不及待地腐败起来了，整天躲在元子攸来不及带走的后宫中寻欢作乐、饮酒度日。
◎元颢称帝之地：雎阳，今河南商丘。商丘地理位置优越：北接齐鲁，南据江淮，西扼中原，东近沿海，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区域性商贸中心，也是我国东西南北交流的重要纽带。日后的南宋赵构也曾在此登基。
元颢虽然建立了政权，但这个政权的基础十分薄弱，支持他的主要以北魏宗室的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为代表，但这两人同样是政治上的短视之徒。陈庆之曾向元颢请求增兵：一是请梁武帝增派人手；二是将沦落在北魏的南朝人招纳到自己麾下。元颢本想答应，但此计划为安丰王元延明阻挠，他对元颢说：“陈庆之兵力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为用？魏之宗社，于斯而灭。”
元颢听信其言，给梁武帝送去密信，声称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不须增兵。本来，梁武帝已经任命羊侃为第二批北伐军的指挥官（都督北讨诸军事），准备增援陈庆之，接到此信，便下令援军停止前进。陈庆之最终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增援，由于后来有陈庆之兵败之事，胡三省音注版的《资治通鉴》认为：梁兵之不进，梁之幸也。
他的逻辑是：陈庆之败于尔朱荣之手，所以陈庆之不如尔朱荣，而梁朝的其他人都不如陈庆之，所以就算增兵了，还要继续跟元颢相互猜忌，必然也是一个失败的下场。所以此次没有出兵避免了一次必败的结局，是梁朝的幸事。
这种观点可说是相当说不通的，殊不知，陈庆之之所以失败，并非军事上的原因，完全是政治上遭到排挤的缘故。如上文的分析，尔朱荣以绝对优势也没能在军事交锋上占陈庆之的半点便宜。当然，话又说回来，陈庆之仅凭数千兵力，要同尔朱荣几十万的倾国之兵抗衡，早晚也是一个悲剧的下场——但倘若梁武帝能及时给陈庆之增兵，尔朱荣恐怕未必是陈庆之的对手。倘若陈庆之得到援兵而击败尔朱荣，那么北魏就没有陈庆之的对手了，到那个时候，局势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就算元颢继续与梁朝诸将相互猜忌，也不一定就是个必败的结果啊！
但是历史毕竟容不得假设。北伐军继续闹着内讧，白袍军内部也有人动过别的念头，如陈庆之的副手马念佛曾对其进言：“将军威行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重，为魏所疑，一旦变生不测，可无虑乎！”因此马念佛劝陈庆之先下手为强：乘其无备，杀元颢，据洛阳。
这条计策，听起来同样很美，但绝非良策。陈庆之如果抢先对元颢下手，收到的很可能是更具灾难性的结果。北方大地在元氏家族的统治下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民心所附者还是在元氏皇族身上，陈庆之能够如此轻易杀进洛阳，与元颢的号召力也是不无关系的。而就算在元颢已经夺得洛阳这个具有重要政治象征的地盘后，各地州郡仍然对是否臣服元颢持疑虑态度。多数州郡都还在观望，有个别州郡长官想要接受元颢的领导，马上会因遭到同僚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作罢。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庆之如果杀掉元颢，就更无法在北方容身了。
虽然陈庆之没有听从马念佛之劝，但是元颢政权内部的裂痕，已是路人皆知了。
《魏书·元颢传》又说，元颢“所统南兵，凌窃市里”。这恐怕也是事实。历朝历代，当兵的离开战场进入人口稠密地区，往往会变成一大祸害。上文《白袍军的构成》一节已经分析，陈庆之的这支白袍军成分复杂，而且北伐路上就曾干过“屠城略地、杀人父兄、略人子女”的事情，军纪估计很难保证。加上看到北魏皇帝已经出逃，形势一片大好，于是乎便放开手脚，抢点东西扰乱一下市场秩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总之，一切的一切，便造成北魏上下对元颢这个新政权“莫不失望”、“公私不安”。自古以来便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元颢已经把北魏上下都得罪遍了，民心一失，他建立的政权安能久持？
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北魏还未到会轻易亡国的地步。
北魏自522年爆发六镇起义以来，大大小小的动乱不断，但自从尔朱荣冒出来之后，动乱虽多，却都很快被平定下去。尔朱荣成了著名的“灭火队员”，哪里有动乱，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而且就尔朱荣的个人素质而言，政治上他可能是个愚蠢至极的人，但军事上他则是不世出的天才。北魏动乱以来，他不过以区区万余契胡骑兵起家，短短几年内，擒葛荣，诛元颢，戮邢杲，翦韩娄，破割据关中的萧宝寅、万俟丑奴，兵锋所至，莫不摧崩，后来的乱世英雄们如高欢、宇文泰、侯景等人，此时莫不如鹰犬一般在其帐下听候差遣。
尔朱荣的军事能力与陈庆之相比，或许稍有不如，但陈庆之毕竟是孤军深入，尔朱荣则坐拥北魏举国之力，要扭转局势，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尔朱荣，这位契胡首领被视作北魏的守护神。
元颢之后梁朝的北伐
前文已有提及，自从北魏内部发生大动乱以来，就有大量的人员流入梁，其中属于皇族宗室近亲的成员亦不少，除了元颢之外，还有元树、元法僧、元景隆、元景仲、元悦、元庆和等。元颢失败之后，梁武帝还曾发起几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北伐行动，跟元颢之行类似，都是以元氏子孙某一人为“魏主”，带着少量虾兵蟹将遥作声势，但没有收到半点成效。
就在陈庆之北伐失败后的第二年，即中大通二年（530年）六月，梁武帝又试图立元悦为北魏国主，送其北还，护卫力量是“安北将军”范遵（元颢的舅舅，大概在元颢失败后南逃至梁）。梁武帝本人还亲自到德阳堂，设丝竹大会为元悦饯行。但这次看似轰轰烈烈的行动，之后就悄无声息了——在南朝史书的记载上，既没有看到元悦发兵的行动，亦没有看到此后交兵的状况。元悦似乎连梁朝都城建康的城门都没有走出过。
隔年，梁朝发生了一件对梁朝命运影响深远的事件：那位名声极佳、名气极大的昭明太子，赶在老皇帝之前死了。对于梁武帝这个极重视亲情的老人而言，这件事对他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他便愈发沉湎于佛经之中。但就在昭明太子死后的第二年春，《梁书·武帝本纪下》上却又出现这样的记载：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平北将军、司州牧，卫送元悦入洛。此时，距离梁武帝为元悦的北伐饯行已经过去一年半了，那一次的北伐，到底有没有成行，成了一个谜。
◎昭明太子所留下的《昭明文选》，昭明太子之死对于梁朝政局实在有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尤其在派军队北伐一事上，令梁武帝少了更多血性。
不过，据《魏书·斛斯椿传》上的记载，元悦确实曾到过梁魏边境，还建立了政权，并宣布年号为更兴。然而，元悦似乎胆小如鼠，不敢前进，因为北魏发生了孝庄帝亲手刺杀尔朱荣事件后，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反戈一击，率领契胡部队杀入洛阳大开杀戒。元悦听到此消息，便掉头逃回建康。“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平北将军、司州牧，卫送元悦入洛”则已经是元悦的第二次北伐了。
萧衍每次立元氏子孙为魏主扶持傀儡政权，都选在北魏内部发生重大变故时。立元颢时，是在尔朱荣发动河阴屠杀后；立元悦时则是在元子攸刺死尔朱荣后：不久前刚替元子攸消灭元颢政权且为北魏建功无数的尔朱荣因过于嚣张跋扈，有一天终于被不堪忍受的元子攸当堂刺死，陪同他死去的，还有二号人物元天穆。但元悦一则畏敌如虎，二则没有陈庆之这样的人为护卫，因而走到梁魏边境便吓得掉头南逃，致使此次北伐无疾而终。
此后，以尔朱兆为首的尔朱氏集团成员控制了北魏朝政，但他们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完全没有尔朱荣的能力与手腕，只懂得用暴力手段维持统治。原尔朱氏门下的高欢乘机脱离尔朱氏的控制，以原葛荣百万大军的剩余部分为基础，组织力量反戈一击，与尔朱氏集团做生死大战。
梁武帝便是在这个时候，再次以元悦为魏主，支持其北伐。但是元悦的命运比元颢还要糟糕，他刚刚再一次动身，北伐便已经分出了胜负：高欢赢得了局面，控制了一切。元悦在此时舍弃了曾给他提供避难庇护所的梁武帝，舍弃了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北伐念头，回到北方，在高欢新立的皇帝元脩手下谋了一份差事。
在北魏这些年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乱中，最先上台的皇帝是：元子攸（孝庄帝）。尔朱荣发动河阴屠杀后所立，但不久元子攸又与尔朱荣发生龌龊，元子攸亲手将尔朱荣刺死，元子攸随后被尔朱氏集团的其他成员废杀。在对抗元子攸的过程中，尔朱氏集团先后立了元晔和元恭为帝，是为前废帝和后废帝；而高欢为了同尔朱氏集团对抗，也找了一个傀儡元朗，宣布为北魏的正统皇帝与之分庭抗礼，但高欢成功之后，这个倒霉的元朗又被丢弃在一边。
此后高欢的任务是寻找一个有一定人望但又适合他控制的元氏子孙上台当傀儡。在这个时候，南梁所扶立的元悦曾一度进入高欢的法眼：元悦是改革家孝文帝最小的儿子，血缘上距离皇位够近，而且元悦身上似乎有一股清狂之气，适合当傀儡控制。
但元悦最终被否决了，理由是“狂暴无常”——元悦的命运，就此注定。高欢转而选了一位叫元脩的立为北魏新主，是为历史上的孝武帝，高欢可谓走了一步大大的错棋了。这些元氏子孙不知是不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过惯了醉生梦死的日子，一个比一个短视无能。元脩上台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抚百姓抚平千疮百孔的国家，而是将他上台之前那些曾被扶立上台当过皇帝的傀儡们一个个干掉：前废帝元晔、后废帝元恭、废帝元朗（西魏方面给其定谥号为节闵帝）。
◎北魏帝系示意图1
◎北魏帝系示意图2
◎北魏帝系示意图3
元悦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曾经作为帝位的候选人被高欢考察过，但又不识局势，被高欢一打量便舍弃了。回到北方后，在元脩手下，他也的确得瑟了几天，被封为大司马。但元脩此等货色如何能够容得下他？就在那几位废帝相继死后没几天，元悦也被一杯毒酒夺去了性命。
话说回来，在南方的梁武帝刚刚将元悦送出去没几步，似乎嫌北魏还不够乱，又派了一个元氏子孙率众北伐——以元法僧（正是此君当初的南投，给了陈庆之第一次带兵的机会）为东魏主，虎视眈眈。梁武帝似乎很重视这次行动，为元法僧安排了一个强大的护卫阵容：元景隆为征北将军，羊侃为安北将军，元树为镇北将军。三名将军全部都是北来户，其中元景隆是元法僧的儿子，元树是北魏宗室，羊侃则是一员猛将，萧衍前所未有地用上了三个跟征服北方有关的将军名号：征北、安北、镇北。
但声势浩大的北伐尚未开始，却突然无疾而终，原本被打算扶立为东魏主的元法僧又转而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郢州刺史”，这场北伐最终没有成行，原因可能是梁武帝看到北方已定，高欢控制了一切，梁朝没有什么好处可捞。
不过，与此同时，刚好北魏南兖州城百姓劫持州刺史刘世明，率全州前来投降于梁朝。梁武帝立即让元树先行一步去接收，但元树很快遭到严重挫败（元树因血缘距北魏皇位已太远，并没有被萧衍扶持为“魏王”，其身份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第二是与高欢争权失败的尔朱氏残余尔朱仲远刚好在此时南奔，萧衍索性封他为河南王，令其伺机北伐，给了他“随所克土，使自封建”的权利。总之呢，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元树的挫败以及尔朱仲远的来降，又或者是因为确实看到北方局势已在高欢控制下没有梁朝的机会了，元法僧的这次声势浩大的北伐再一次消弭于无声无息之中。
其实，梁武帝痴迷佛事是贯穿始终的，但他对于北魏领土的觊觎之心，似乎从未因沉浸佛经之中而有所收敛。一直到晚年萧衍仍保持着一日只食一餐的习惯，但这种清心寡欲的外表依然无法掩饰他内心对北方领土的占有欲望。愈到晚年，萧衍似乎愈喜欢做这种无本生意：只要北魏有动乱，萧衍必有行动，而且自从陈庆之那次的七千人马后，萧衍再也不肯动用梁朝自己的本钱，都是让这些北方人带着当初随他们南投的少数人回到北方跟自己人对掐去。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十月，北魏自动乱以来发生的最大变故：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脩再度与高欢发生不协，率领百官从洛阳出逃至长安，造成北魏分裂。此后，北魏便一分为二：是为东魏、西魏，与梁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就在元脩出逃的当月，萧衍便又变戏法一般从梁朝国内挑中一位叫元庆和的北来户，封为魏王，率众北伐。
◎北魏孝武帝元脩
元庆和的北伐令东魏一度也神经紧张。在他攻克了城父之后，东魏派了一支拥有最强名将阵容的大军前去征讨：高敖曹、窦泰、侯景各率领三万大军会合于城父。不过，元庆和最终是被一位名叫元晏的击败了，随后再遭尧雄（此人后来击败过陈庆之）打击，北伐最终又一次无功收场。这位元庆和大概出征前曾在梁武帝面前夸过海口，待到他败退而归，梁武帝忍不住数落他：“言同百舌，胆若鼷鼠。”
梁朝的下一次“大举北伐”是在梁大同二年（536年）九月，不过，这一次是因为东魏主动来寇而被迫下诏组织人手应敌。也许是对梁朝在北魏内乱时期频频搞小动作的不满，东西魏分裂局势刚定，高欢没有着急大举西征，将长安的西魏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而是在东魏与梁朝的边境屯聚重兵，做试探性的进攻。梁朝便是在此情势下被迫应战，宣布大举北伐。
此次北伐，从命令下达到宣布停息，一共历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梁朝的北伐大军刚刚组建起来，便接到消息：仗不用打了，东魏的七万大军已经败退了。
是陈庆之，在梁魏边境镇守的陈庆之，仅凭手中的州郡兵，便将东魏大将侯景的七万大军击退，侯景很难看地败退而去（此战经过下文将有详述）。
既然敌人已退，梁武帝也懒得再去追击了，立刻下诏北伐大军解散。晚年的梁武帝，已经练就了一身隐忍的本事，除非被别人招惹，否则，只肯给个名分让北来户回去北方打地盘，自己坚决不肯下一点血本出兵。
◎梁武帝画像
据说，梁武帝深信佛教，为了防止杀生，让梁朝境内的和尚都断了荤食吃素，开了中国和尚食素之先例（此前的中国和尚是可以吃“三净肉”的），甚至连祭祀用的牺牲都以面粉做成的猪牛羊代替。他之所以不忍发动本土民众北伐，大概也出于此等的慈悲心肠，怕伤害了南朝民众的性命吧。不过，他频频让北来户带着北来人口回到北方跟自己人对打不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他眼中，北方人的性命就不算是性命了呢？
梁武帝最后一次立元氏子孙为魏主北伐是在太清元年（545年）十二月。这次他挑中一位叫元贞的（元树的儿子）为东魏之主，在此之前，梁与东魏保持了十年之久的边境和平期。在这十年里，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东魏的高欢为了全力对付宇文泰的西魏政权，努力同萧衍修好，萧衍也从来只打算做无本生意，便接过高欢的橄榄枝，不再动兵戈。不过，这种难得的和平机会因为萧衍贪图北方土地而遭到破坏：高欢死后东魏大将侯景立刻叛东魏，割去东魏三分之一的领土来降梁朝。萧衍再一次从佛经中抬起头来伸长脖子北望——光复中原有望了！在侯景的要求下，萧衍挑了元贞为代理人，令其在侯景的保护下回到北方同东魏争夺正统权。
此事件的最终结果将彻底改变南北朝历史：梁朝灭亡，北方格局大改，由南至北统一天下的趋势从此不可逆转……因为护送元贞的侯景，未来将对梁朝反噬一口，以数千兵马，在江南掀起一番惊涛骇浪——梁武帝也终为自己锲而不舍伤害北方人民的行为得到了最好的报应。
◎梁武帝陵前的石辟邪
名将的成色
在孤军千里的北伐行动前和行动后，陈庆之还有别的事迹。从中，我们可以综合考证陈庆之作为名将的能力。
初上战场，临危不乱
陈庆之很早就跟随了梁武帝萧衍。最初仅是书童之类的角色，最足称道的一件事是陪梁武帝通宵达旦下棋，从不懈怠，且随叫随到。因此，还未成就帝王功业的萧衍一直很信任他，赏识他。随着萧衍推翻南齐末帝萧宝卷登基成功成为梁武帝，陈庆之的身份地位自然也随着飞升。在萧梁帝国的立国过程中，陈庆之大概扮演文书人员一类的角色。
梁朝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陈庆之依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开国之初的多次大战都没有他参与的份，虽然他也“散财聚士，常思效用”，积极准备随时投入报效国家的行列当中。当钟离大战韦叡被魏人称作“韦虎”传诵的时候，陈庆之也许会随众对韦叡崇拜；当曹景宗在庆功宴上以武人身份豪迈题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的时候，陈庆之大概只能陪在末座，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席间意气飞扬的名将。
开国之后，梁与北魏在淮河流域一带鏖战不断，但这些战事依然没有陈庆之参与的份，当他第一次被史书记载踏上战场时，梁与魏的边境虽然依旧摩擦不断，但最高潮的部分已经结束，历史只留给陈庆之一些波澜不惊的小场面。尽管如此，陈庆之仍然借着有限的机会，尽情展现自己的军事才华。
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北魏内乱方起，镇守南部重镇徐州的宗室成员元法僧率先发难，不仅公开扯起反对朝廷的叛旗，还称帝自立，并将几个儿子都封为王。然而彼时北魏还没被此起彼伏的内乱弄到焦头烂额，很快调来大军开赴边境镇压。元法僧自知不敌，便举城投降梁朝，梁武帝没有放过这个天上掉馅饼的机会，立刻派早先投降过来的北魏宗室元略为统帅率领三将前去接应，陈庆之首次被授予将军称号，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俊一起承担这次任务。
随后，梁武帝派自己的二儿子萧综去坐镇这座投降而来的边境重镇，但萧综作为养尊处优的皇子并不具备军事能力，因此还需要派一名将军领兵护卫。这个任务落在了陈庆之身上——这便是陈庆之第一次独立带兵的经历。
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元法僧向梁武帝发出求救信之后，梁武帝派了元略统帅胡龙牙、成景俊和陈庆之三将带兵前去接应。元法僧带着其两个儿子元景隆、元景仲和万余军民在元略的带领下迁往梁朝内地；彭城由胡龙牙、成景俊留守；而陈庆之则奉命率兵两千回建康接二皇子萧综前往彭城。
在彭城城下，陈庆之遭遇了两位以后会成为熟人的人：北魏的临淮王元彧与安丰王元延明。元颢入洛之后大部分北魏宗室还是心向孝庄帝元子攸的，只有这两位公开支持元颢，其中元彧还是当初跟元颢一起结伴南逃投奔梁武帝的，不过随后不久元彧就先行一步回到北方，而元颢则有了被梁武帝扶持的机会；另外，给元颢献馋阻止梁武帝给陈庆之增派援军的就是安丰王元延明。
◎南朝画像石
彭城是重镇，北魏当然不可能坐视其白白落入梁朝之手，于是派此二人带兵来争。陈庆之便是在与此二人的对抗中收获了平生第一次打胜仗的感觉：“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筑垒浔梁，观兵近境。庆之进薄其垒，一鼓便溃。”（《梁书·陈庆之传》）
这位丘大千，便是日后的北伐路上被陈庆之虏获的第一个魏将，此人堪称陈庆之的福将，每次都成为陈庆之立威建功的对象。
但是，意外发生了，作为彭城的名义上的大领导、梁武帝的二皇子萧综，居然在某天夜里突然抛弃所有的一切，投奔了城外的北魏大军——这个意外的变故令彭城包括陈庆之在内的所有梁朝将士震惊不已，甚至目瞪口呆。
这件事的缘由起自梁武帝萧衍的一段孽缘：梁武帝萧衍当年推翻了南齐末帝萧宝卷的统治时年纪为三十八岁，正处于一个男人最年富力强的年龄段，且那个时候萧衍远不是后来吃斋念佛的苦行僧，他不但风流而且多情。于是在进入萧宝卷留下的后宫之后，便流连忘返，差点误了大事。孽缘便在那个时候结下，他“临幸”了萧宝卷一位吴姓的后妃，七个月后，这位吴姓后妃产下一子，便是后来的萧综。
但是，萧综会是谁的种呢？对此，萧衍似乎十分乐观，从未有过丝毫怀疑——我的儿子。萧衍是这么想的，也是将这个孩子当作亲生儿子来抚养，萧衍已经为帝王了，既然他这么认为，其他人自然不敢有丝毫疑虑。但问题是，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前朝萧宝卷的儿子，虽然他从未见过萧宝卷，但据说他常梦到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来找他，跟其母吴氏核对之后，大惊失色，梦中这个人居然跟萧宝卷毫无二致。
这个，便是萧综宁可抛弃在南朝的一切尊贵地位，也要投奔北魏的原因。他是梁朝第二位身为统帅却不顾大军死活而去的亲王，虽然他弃军的原因跟萧宏完全不同，但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梁朝大军丢失主帅，混乱不堪，不战自溃。胡龙牙、成景俊所部，都损失惨重。“城中求王（萧综）不获，军遂大溃。魏人入彭城，乘胜追击梁兵，复取诸城，至宿豫而还。将佐士卒死没者什七八”，梁军似乎面临着一次全军覆没的危险——危难之中，总会有英雄来拯救局面的。陈庆之，便是在这个危机时刻横空出世了。他当机立断，“斩关夜退，军士得全”，在所有梁军中，“唯陈庆之帅所部得还”。
此次经历，虽说结果是惨痛的，但陈庆之的心理素质得到了最好的考验，其临危不乱的表现，贯穿他整个军事生涯的始终。
当然，有一点细节是必须说明的，陈庆之只是同元延明的部将丘大千做了一次小规模的交锋，并没有同魏军主力交战，所以此次经过只在南朝史书里见得到记载，在《魏书》里面就习惯性地被“略去”了，也许是因为此次交锋太过不足挂齿，《资治通鉴》也没有提及有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事。但是很多写陈庆之的文章偏偏无视这一点，往往直接给写成“陈庆之以两千兵力，将元彧和元延明的大军打得丢盔弃甲”，而北魏二王的兵力，梁书上说两万，南史则变成了十万，多数人喜欢直接采用最大值，说“陈庆之首战便以两千兵力击溃了北魏的十万大军”，将这股泡沫鼓吹至一个又一个新高峰……
◎图为长孙蒿，北魏大将，头戴狮盔。他的装备，对了解北朝武士的形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此后不久的五二六年六月，陈庆之随军出征，帮助梁朝从北魏手中夺回沦陷已久的寿阳城。
在此之前，梁朝与韦叡齐名的老将军裴遂已围攻寿阳许久，但久攻不下裴遂又突然老死征途。梁武帝不甘心放弃已经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寿阳，改派元树和夏侯亶分两道并进，继续攻打，陈庆之隶属元树这一路的，为军事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寿阳城的北魏守将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但在陈庆之的攻击下，终于无法支撑，力屈，乃举城投降，陈庆之率兵入据寿阳城。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陈庆之与梁朝诸将取得“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的战绩。
寿阳这座城池的历史不得不顺便一说：在南朝政权与北魏的常年争夺中，总体趋势是北魏步步南侵，南朝政权步步退缩，从黄河流域一直缩到了淮河流域一带。此后南朝政权仅能够凭借江淮一带水网密布的优势暂时抵挡住北魏鲜卑铁骑南下的步伐。当时，沿淮河一线一共有四座要城，算是南朝抵挡北魏势力南侵的堡垒，分别为：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淮阴（今江苏境内）。
其中寿阳尤为重要，东晋伏滔曾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做过如此评价：“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
但在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期间，寿阳这座对南朝政权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池却被刺史裴叔业献出送给了北魏，因为倘若不这么做，裴叔业觉得自己早晚会被萧宝卷弄死——当时在萧宝卷统治下的南齐大臣们的确人人自危。
而北魏朝廷听到可以白得寿阳的消息，简直高兴疯了，立刻派了宗室重臣彭城王元勰率了十万大军前去坐镇，同时遣名将杨大眼等带两千骑兵为前锋先行前往接管，还担心速度不够快发生反复，又临时征调了一千全部为骑兵配备的羽林军连夜狂奔，赶在南齐朝廷大军之前接收了寿阳城。从此，这座战略要城就落入北魏手中。
就是因为寿阳的丢失，北魏的鲜卑铁骑如同在坚固的堤坝上找到了一个缺口。虽然不久后萧衍很轻松地推翻萧宝卷的统治建立梁朝，但立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梁不得不与北魏在淮南一带反复鏖战不休。可以说，若不是寿阳的丢失，梁朝也不必一直面对如此艰难的局势。
梁开国之后为了夺回寿阳可谓花费了巨大精力，甚至修了一座堪称古代史上的“三峡大坝”去拦截淮水来淹没寿阳，梁朝名将韦叡、曹景宗、裴遂等纷纷用兵于以寿阳为中心的周边区域，但均不见成效，寿阳仍然牢牢地掌握于北魏手中，成为鲜卑铁骑骚扰梁朝北境的桥头堡。
从500年沦落到北朝，到此番重新回到梁朝手中，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它的回归对于梁朝而言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北魏受累于国内大乱，无暇多派人手增援，加上寿阳刚刚又遭大水灌城，且攻克城池的战斗好像波澜不惊，陈庆之的胜利多少显得有点捡便宜的意味，但是从陈庆之一贯的作战风格来看，大概也只有他才能做到攻城必克，换了别人，梁朝恐怕还未必能这么容易夺回这座要城。
因为此战的军功，陈庆之获得了李广追求一生都没有实现的愿望，被封为关中侯。一颗“寒人”将星，开始在士族子弟扎堆的梁朝军界中冉冉升起。此后，陈庆之不仅在梁朝诸将中崭露头角，而且慢慢显示其出类拔萃的军事能力。他的锋芒，在接下来的战事中显露无遗。
锋芒毕露，扬名涡阳
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梁军大举进攻涡阳。陈庆之隶属曹仲宗一路，与另一路的韦放（名将韦叡之子）会兵进攻涡阳，陈庆之出力甚多，为梁朝夺得涡阳立下了最重要的功劳。
不过，关于陈庆之的一切战绩，注定要充满谜云。前文提及其北伐过程中的兵力疑问，原因是南朝史书与北朝史书记载的数量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涡阳这一战，《梁书》本身就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
北魏方面在梁军来进攻后，也是调兵遣将与之相敌。援军由常山王元昭率领，但他所统兵力，《梁书·陈庆之传》里言：“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十五万来援”；而在《梁书·韦放传》里却又变成“常山王元昭……等众五万来援”。同一事件，同一个人，一处是十五万，另一处却又变成了五万，这实在叫人无所适从。呵呵，对于这种问题，我们只好暂时将兵力数字搁置，只求过程吧！
过程是这样的：北魏援军来到距离涡阳四十里的地方时，陈庆之运用他一贯的进攻风格，想立刻出战；但梁军另一将领韦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魏军前锋必是轻锐，与战若捷，不足为功，如其不利，沮我军势，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不如勿击”。但陈庆之坚持进攻，理由是“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不败之理。且闻虏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末了，陈庆之丢下一句“诸君若疑惑，庆之请独取之”，就带着自己所部的少量兵马夜袭魏军，并取得了预期中的胜利，魏军前锋败退。
魏军援军虽然初战受挫，但并没有撤去。此后，梁军驻扎在涡阳城外与常山王元昭所率的魏军援军相持下去。“自春至冬，数十百战”，双方你来我往，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战斗不已，仍然相持不下。但是，形势对于梁军而言显然更不利，因为梁军随时可能面临着涡阳城内的守军与元昭的援军内外夹击的危险，魏军又派人在梁军背后筑起十三座营垒，给梁军极大的压力。
梁军主将曹仲宗不堪再坚持，遂做出放弃的决定，想撤军归朝。但是消息被陈庆之得知后，他异常焦急，乃杖节到军门怒斥这些心怀退缩念头的同事：“共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极多。今诸君皆无斗心，唯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抄暴耳！”
骂归骂，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但是到底该怎么办呢？对此陈庆之掷地有声地抗言：“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为了阻止曹仲宗等人班师，陈庆之又声称他手里有梁武帝的密敕，胆敢犯者，必将依照密敕处罚之，听到此语，作为军中前辈也作为陈庆之直属上级的曹仲宗才不再坚持撤退。
随后，陈庆之衔枚夜出，将魏军十三座营垒中的四座攻下，这下北魏方面人心浮动，涡阳城主王纬信心崩溃，献城投降。梁将韦放从这些投降人员中挑出三十人到剩余的九座魏军营垒中给那些人报信，陈庆之则将投降的魏军陈列阵前，命令他们打头阵，自己率军在后鼓噪跟进，一时间，将九座营垒全部攻克，营垒内的魏军纷纷出逃，陈庆之纵兵追击，大开杀戒，魏军的尸首使得涡阳城外的涡水断流。
其实，据我猜测，陈庆之声称的“别有密敕”的说法，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矫诏行为，但那个时候抬出梁武帝作令牌，的确是很有必要的。梁魏两军相持已久，双方虽然都士卒疲惫，不堪再战。此时的状态好比两个拳击高手的对决，已经到了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双方体力均下降得极为厉害，随时都有支撑不住倒下的可能。但这个时候又恰恰是最不能首先表现出颓势的时候，否则，被对手看到破绽加以轻轻一击便可能倒下。
◎唐代雕塑中的明光铠，唐代武器源流可上溯至北朝，这个雕塑对于了解北朝的武士装备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因此，陈庆之很有可能的矫诏行为，堪比当年矫诏发兵出击匈奴郅支单于的陈汤，倘若没有陈汤的冒险行为，便没有日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言。同样，没有陈庆之声称别有密敕，很有可能梁军长达一年的作战也不会收到成效。
不过，对于这样一次战事，在《魏书》里面竟然找不到任何痕迹。只在《肃宗纪》里有那位南朝史书里统兵前来救援的北魏主将常山王元昭的一些记载：“孝昌二年八月丙子，进封广川县开国公元邵为常山王。”然后，在隔年尔朱荣发动河阴屠杀的死难者名单中发现有一个“常山王邵”的人。南朝史书的“常山王元昭”与北朝史书的“常山王邵”，也许就是同一个人。
但在《魏书》的其他地方，没有这位“常山王邵”的其他任何痕迹。关于这场战事，翻遍了《魏书》，终于在《地理志·谯州》一条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谯州，景明中置涡阳郡，孝昌中陷（梁）。”这里的意思是北魏的谯州以涡阳城为治所，但涡阳于“孝昌中”沦陷于梁朝。北魏以“孝昌”为年号一共有三年，分别为孝昌元年（525年）、孝昌二年（526年）和孝昌三年（527年）。根据南朝史书，陈庆之等攻克涡阳是在孝昌三年，刚好与魏书里涡阳沦陷的时间“孝昌中”相符。
◎这位在涡阳被陈庆之击败的魏军主帅，在魏书里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幸好，千年后他的墓地被后人发现，证实南朝史书上记载的常山王元邵确有其人。这是其墓葬内出土的甲骑具装俑（左图）和武士俑（右图）。
一个边镇大城的丢失，仅仅在地理志中以某某年份“陷”一字带过；一场在南朝史书里被大书特书的战役，竟没有一个提及。《魏书》对于本朝丑事的隐匿真可谓做到家了。
想知道南北朝历史的难处，从这一小小事件便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因为这场胜利，梁武帝给予了陈庆之极大的赞誉，他亲自颁发手诏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这对陈庆之而言，可谓是最高的肯定之语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陈庆之的能力终于得到了梁武帝的认可。因此，在隔年发生了河阴屠杀来奔时，萧衍想以元颢为魏主扶持一个傀儡政权，这就需要有人来统领梁朝兵马护卫。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便落到了陈庆之的肩上。
无论是寿阳还是涡阳，都是令梁朝花费巨大代价方才取得的，在陈庆之之前，一直都有别的梁朝将领在努力，但是他们长年累月屯兵城外，靡费人力物力无数都不能取得胜果。尤其是寿阳，从其失陷开始，南朝方面就无有一日不在希望用兵将其夺回，但是攻了二十几年都不见成效，然而在梁武帝派陈庆之上场后，却立刻收到了成效。这虽不能说明别的梁军将领无能，但至少可以说明陈庆之有其独到之处。从陈庆之的北伐过程来看，其攻城略地往往如疾风烈火，无论是怎样的坚城固垒，在其面前都有如纸糊一般能被轻松攻克。
所以，陈庆之绝非简单摘桃子的人，他的确有一种超然于那个时代其他武将的独特能力。
顺便一说的是，涡阳真可称得上是名将的舞台了，陈庆之在此扬名立万，日后的北齐名将、被唐诗称作“落雕都尉万人敌”的斛律光初上战场也在此地，不过只有十七岁的他却被侯景教训得灰头土脸，差点没脸回去见人；以狡黠著称的侯景又是在此地被另一名将慕容绍宗所击败，不得不狼狈南逃，最终在南朝掀起一翻惊涛骇浪。
以上，便是北伐之前，陈庆之的战绩，虽然南朝史书对其战绩仍有浮夸的成份，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陈庆之的一些能力，未来的北伐行动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与他的个人能力必定也离不开关系的。北伐失败之后，陈庆之的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梁魏边境。在那段时间，他还同北方将领产生了数次交手，互有胜负。
败于尧雄之手
尧雄是谁？说出来恐怕十个人有十个都没有听说过，而且这个人在其所生活的北齐王朝时代也是个普通武将而已，在北齐国内估计连前十都进不了，但这个人却是史书记载里在实力对比悬殊不大的情况下击败了陈庆之的唯一一人。
对于陈庆之与尧雄的交锋情况，《北齐书·尧雄传》有详细记载，一共分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梁将李洪芝、王当伯袭破平乡城，侵扰州境。雄设伏要击，生擒洪芝、当伯等，俘获甚众。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雄出与战，所向披靡，身被二创，壮气益厉，庆之败，弃辎重走。
第二个回合：（陈）庆之复围南荆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虚，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
这段文字透露出的信息是：第一个回合，尧雄在“平乡城”击败过陈庆之，令其丢掉辎重败走，尧雄很生猛，陈庆之很狼狈；第二个回合，尧雄用围魏救赵的方式，不但攻克了梁的北面重镇“白苟堆”，还解了陈庆之对北齐南荆州的围困。无论是用力还是用智，尧雄都胜过了陈庆之。
南朝史书对于陈庆之与尧雄的交手，并没有过多着笔，而且，在他们的记录里面，胜利者却是陈庆之：“（陈）庆之至镇，遂围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梁书·陈庆之》）在陈庆之传所附带的其第五子陈昕传里面，多了一些陈庆之与尧雄交战的详细情况：“魏豫州刺史尧雄，北间骁将，兄子宝乐，特为敢勇。庆之围悬瓠，雄来赴其难，宝乐求单骑校战，昕跃马直趣宝乐，雄即散溃，仍陷溱城。”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尧雄本身已经是北方的骁将了，但他的侄子尧宝乐比他还要生猛。于是，在陈庆之围困悬瓠的时候，尧雄率兵来战，尧宝乐出阵挑战，要求用三国演义中经常出现，真实历史中却极其罕见的武将单挑方式决胜负。但是这名号称“特为敢勇”的北齐将领，却在单挑中被陈庆之的儿子陈昕一个回合击败了。他的叔叔尧雄所率领的大军也顺势被陈庆之所率领的梁朝军队击败。史载，陈庆之本人武艺并不出色，“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能打胜仗靠的是指挥才能而非本身有勇力，但其后嗣武艺却非常高强，竟能在出现以“一对一单挑”的形式击败对手，这让人很意外。
由于两边史书对于陈庆之与尧雄交手的具体内容均有详细记载，但时间、地点、过程、结果都不太一样。因此，让人很怀疑，两边记载的到底是不是属于同一事件？
答案的确是否定的。上面所列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事件。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陈庆之在悬瓠击败尧雄在先（即530年左右），隔了几年之后（535年），尧雄在另一个地方扳回一城，击败了陈庆之。也就是，尧雄对陈庆之，是先败后胜。
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伐失败归来后，仍然被梁武帝追认功劳，被封为永兴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很快，作为梁朝本土越来越稀缺的优秀武将，陈庆之再度被派上用场，为梁朝镇守国之北境，“都督缘淮诸军事、北兖州刺史”，负责起淮河沿线一带梁军的总军事调度任务。刚好江淮一带有一伙变民闹事，妖僧僧强和土豪蔡伯龙勾结，拉起一支三万人的队伍为乱。陈庆之被派往征讨，这名曾经横行北方的优秀武将立刻显示出其价值，尽管出征之前梁武帝曾告诫“江淮兵劲，其锋难当，最好用策略平定之，不宜与之决战”，但陈庆之还是三下两下搞定事情，将变民首领僧强和蔡伯龙两人的首级送到建康城报功。
此后陈庆之镇戍的范围扩大，在“督缘淮诸军事”的基础上，增加“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的任务，几乎梁与北魏边境整个的军事，都交给他一人负责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庆之一边安抚边境百姓，一边继续与北魏做着小范围内的土地争夺。于是，他先取得了“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的胜利，但隔了几年，败在东魏尧雄手下。
曾经领导过不可思议的北伐且百战百胜的陈庆之竟然会败于一个无名小卒尧雄之手，实在叫人难以置信啊，而且这件事在南朝史书上是看不到记载的。南朝史书里，陈庆之依然是那副光辉灿烂、伟大英勇的形象，只有他轻松击败过尧雄的场面，何曾有过被尧雄击败的痕迹？
陈庆之败在尧雄手上的第一个回合，两员梁将李洪芝、王当伯被俘虏，可是这两人在南朝史书上没有个人传记，连名字都找不到记载；第二个回合，在尧雄的策动下，陈庆之被牵着鼻子走，不但放弃围攻北齐南荆州的目标，而且只能眼睁睁看着“梁之北面重镇”白苟堆沦陷，梁将苟元广被生擒，城中两千梁军将士被俘虏。“苟元广”这个名字习惯性地在南朝的史书里也找不到记载，说不定陈庆之都会说不认识。至于白苟堆？开什么玩笑，南朝史书里曾出现过这个地名吗？
陈庆之会吃败仗，怎么可能？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便是历史赤裸裸的一面：没有谁，是一生不败的！
陈庆之败于尧雄之手，这更说明，陈庆之是人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戎马一生打过很多胜仗，创造过很多奇迹，但也吃过败仗，且在胜负的天平上沉浮过的人而已。
击败侯景
陈庆之生前最后一仗，是在镇守梁魏边境时，击败了来犯的东魏大将侯景。
梁武帝大同二年九月，魏遣将侯景率众七万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没，景仍进军淮上，贻庆之书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卫夏侯夔等赴援，军至黎浆，庆之已击破景。时大寒雪，景弃辎重走，庆之收之以归。进号仁威将军。
侯景可谓战术高手，他虽然不懂兵法，但早年与慕容绍宗同在尔朱荣门下效力，经常要跟慕容绍宗学习排兵布阵之事，而且他生性狡诈，对军事天生领悟能力极强，后来慕容绍宗每有军事上的疑问反而要跟他咨询。关陇集团的一干名将如独孤信、杨忠、贺拔胜皆曾败于其手，甚至连宇文泰本人都吃过他的亏。东西魏之间著名的五次大战，宇文泰吃了两次败仗，其中一次就是败在侯景之手。因此，能够击败如此诡计多端的侯景，足以显出陈庆之“名将”的本色。
陈庆之死于大同五年（539年）。他死后，梁朝本土再无出色的武将，国势更衰。梁与东魏虽然保持着使者往来的友好关系，但侯景似乎早就对梁朝虎视眈眈，他曾在高欢面前夸下海口：“给我三万精兵，我便可横行天下抓到萧衍到邺城（东魏国都）当太平寺主持。”高欢壮其言，让他拥兵十万，坐镇河南之地（黄河以南的东魏国土）。从此，从被陈庆之击败到最终反叛东魏的十四年左右时间，河南之地成了侯景的自留地。
◎侯景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老战友高欢死，侯景不甘屈身于高欢的儿子高澄之下，将占东魏面积三分之一的河南之地作为嫁妆投降了梁朝，梁武帝面对这块自北魏内乱以来从天下掉下来的最大馅饼，乐得以为天下都将一统在他麾下了。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还派了侄子萧渊明统十万梁军与侯景合兵一处，准备给东魏点颜色看看。不过，东魏遣名将慕容绍宗挂帅，派兵反击，立刻将梁与侯景的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先在陈庆之战斗过的地方彭城外围将萧渊明统帅的梁军歼灭，继而在陈庆之战斗过的另一个地方涡阳将侯景的精锐悉数消灭。侯景最后只剩下区区八百人，龟缩在当初陈庆之帮梁朝夺回的寿阳城中。
梁军大败的消息传来，梁武帝据说惊得差点从龙椅上跌落下来，还喃喃自语：我不会重蹈晋朝的覆辙吧，我不会重蹈晋朝的覆辙吧！可是，一接到东魏希望两家重新和好的消息——以被俘虏的侄子萧渊明为筹码，将侯景交换回东魏——他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立刻忘记了当初对侯景的承诺——“放心吧，我岂是那种成而相纳，败而相弃的人”。
侯景听说被卖了，愤怒地大骂：“早知道萧衍这个吴地老头心肠刻薄！”于是，在548年六月，侯景暗中征调寿阳城中的八千人马夜渡长江，包围了建康城，公开反叛梁朝，并在549年四月攻克建康，将梁武帝囚禁。
那个时候，距离陈庆之之死，已经过去将近十年。当侯景围攻建康时，面对源源不断赶来而毫无战斗力可言的梁朝勤王军，他肆无忌惮地大笑：“梁朝非无菜（卒），但无酱（将）耳！”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陈庆之，梁朝最后的名将，再也不能为梁朝御寇卫国了；梁武帝，这位假慈假悲的吴地老头，也终于为自己的贪心、短视和无信无义得到了最好的报应——八十六岁时，被侯景活活饿死在宫中。
◎梁武帝会见达摩。事实证明，真正的高僧是不屑梁武帝这种假信徒的。
陈庆之为何会被遗忘？
陈庆之，他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曾经创造过伟大奇迹的人。虽然他也打过败仗，且战绩被人为地注入了太多的水分，但是在抛开那些表面的浮华之后，陈庆之依然是一个“牛叉”无比的人，一个拥有惊人才华的军事天才。特别在那次神奇的北伐中，他创造了以七千人横行万里，百战百胜，从无一败的军事奇迹。他曾一度让中国整个北方都为这区区七千人的队伍而颤抖。
陈庆之最神奇的地方是：对最艰难的城池攻坚战，他似乎从不畏惧，越硬的骨头他越敢上。“进攻、进攻、再进攻”简直可以做为陈庆之的座右铭，他的治军格言几乎可以浓缩为“进攻”两个字，他的血液里似乎天生带着“进攻”的烙印。取寿阳如此，克涡阳也是如此。此后的北伐路上，不再受到别的武将羁縻的陈庆之好似回归蓝天的雄鹰，开始自由地翱翔搏击，仅凭少量兵力，战必克攻必取，一路上摧枯拉朽冲杀不停，横扫千里几乎没有停歇。前后历时两百多天推进三千余里，历四十七战，每战皆胜；攻三十二城，每城皆克，创造了军事史上前无古人的奇迹。
但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陈庆之死后，却为何如此寂寂无闻？如果没有老毛那句“再读此传，为之神往”的批语；如果没有日本友人田中芳书的小说——《奔流》，绝大多数的国人，可能连“陈庆之”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过。
为何会如此？
文人墨客们衷情“李广难封”式的命运解读，向往“卫霍出天山”式的军功情节，即便是住在“寻常巷陌”的刘寄奴，都曾有词人去探访他曾住过的旧址，吊念他当年“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功业。但是，从唐诗到宋词，洋洋洒洒数万数十万的作品，却看不到一首有陈庆之的身影。连推崇北伐功业的南宋词人们，也甚少有人想起，历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个人，创造过如此惊人的北伐成就。
唐肃宗时期，有人提议，给祭祀姜太公的武庙选一些历史名将作为配享成员，一共有六十四人入选，是为武成六十四将。除了白起、廉颇、李牧、乐毅、韩信这些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名将，南北朝时代也有一大把人物入选，如王镇恶、檀道济、长孙嵩等，陈庆之的后辈王僧辩、陈朝的吴明彻也入选了，关陇集团里的于谨、韦孝宽、宇文宪，北齐的慕容绍宗、斛律光等也入选了，但陈庆之没有。
宋代有一本叫《十七史百将传》的书，选了宋代之前的百位历史名将，因为有百位之多，因此入选的范围就更广了，同是梁武帝朝的名将，没有入选“武成六十四将”的韦睿也入选了，但是陈庆之依然没有入选。
文人，没有人为陈庆之北伐的功业写过一首纪念的诗词；军人，没有人在他们的兵书里将陈庆之的白袍军作战战例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过。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将陈庆之这个曾经创造过不可思议战绩的历史名将给忽略了，给遗忘了。
也许，是因为古人们早就注意到了陈庆之战绩里的水分，所以都没有人太把他当一回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陈庆之的北伐，并没有改变什么。别的名将，他们领兵打仗，建立了一番勋业，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结局，或者影响了历史的走势。如陈庆之的后辈王僧辩，他之所以被人当作名将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平定了侯景之乱，诛杀了侯景这个残忍嗜杀的恶徒，挽救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性命，他让历史止步于杀戮的轮回，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因此人们记住了他的功绩，视他为英雄，将他列入历史的荣誉榜加以怀念。
而陈庆之的北伐，改变了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北魏方面什么也没有被改变，孝庄帝元子攸的“北巡”可谓名副其实的“北巡”，他好似一名偷偷从洛阳城里溜出来的不安分皇帝，去黄河北岸游玩一番后，又堂而皇之地回到皇宫里。北魏上下很快恢复到从前的秩序，由于洛阳“失陷”期间，朝臣和各地州郡长官的多数人都对元颢持抵制态度，所以甚至连孝庄帝反正之后的杀戮都很少，整个北魏上下，平静得跟秋风下的湖水一般，几乎看不到大的波澜。南方的梁朝呢，同样什么都没有被改变，该念经的继续念经，该享乐的继续享乐，连梁与魏的边境线都几乎没有因为这场北伐而改变。
陈庆之和他的那支白袍军，好似只是公元六世纪北方星空上出现过的一阵流星雨，他们带着耀眼而美丽的光线匆匆而来，照亮了一瞬间的夜空后又匆匆而去，仿佛留下的仅仅是一片来不及细细品味的惊艳。他们闪耀过去之后，大地上的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
在唐朝，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名将时，眼光很少停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也许与唐朝人更注重对外武功有关，不管是失意如李广，还是得意如卫青霍去病，都是抗战在大汉朝反击外敌匈奴人的第一线。在唐朝人那些爱指画江山的文人眼里都很吃香。
但是，这应该不是陈庆之被遗忘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陈庆之的北伐，并不是打着梁朝的旗号光复汉人故土，而是护送元氏家族的子孙杀回夺权。元氏子孙者，索虏也，他们是鲜卑异族，他们与宋朝的生死大敌契丹、女真一样，都是北方来的异族，陈庆之此举在理学横行、注重夷夏之防的大宋朝士大夫眼里，也许堪比为虎作伥，他们不喜陈庆之，不推崇陈庆之，也许可以理解。至少，他们对于陈庆之护送元颢之举，即便说不上厌恶，却也难以表示赞同。
自两宋之后，理学愈发占据了士大夫们的意识形态主流，“夷夏之防”的思想逐渐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继在唐朝遭到冷落后，陈庆之在宋朝也不被推崇，宋以后的诸朝，陈庆之更是从此被掩埋于历史的角落，几乎不再被人提起。
陈庆之年谱（484—539年）
484年（出生） 出生。自幼跟随萧衍，为书童、棋童角色，“高祖（萧衍）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
501年（18岁） 以“主书”身份跟随萧衍从襄阳起兵，攻入建康，推翻南齐王朝的统治。隔年萧衍称帝，是为梁高祖武皇帝，陈庆之“散财聚士，常思效用”，开始为将来的军事生涯暗做准备。
502—525年（19—42岁） 身份为“奉朝请”。这期间，梁与北魏交兵不断，但陈庆之基本上不出建康城。
525年，第一次上战场，被授予“武威将军”称号，与胡龙牙、成景俊率军接应举城内附梁朝的北魏宗室元法僧。完成任务后获“宣猛将军、文德主帅”称号，并获得第一次独立统兵的机会——带2000人马护送豫章王萧综入镇彭城。在彭城，击败北魏偏将丘大千，收获第一场胜仗。后梁军主帅萧综夜投魏军，梁军群龙无首，被魏军趁机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唯有陈庆之所带人马安然撤离。
526年（43岁） 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除庆之假节、总知军事。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庆之攻之，宪力屈遂降，庆之入据其城。因此战功被赐爵关中侯，名号转为转东宫直阁将军。
527年（44岁） 以“东宫直阁将军”的身份隶曹仲宗北伐，争夺涡阳。表现英勇，为最终夺得涡阳立下大功，梁武帝亲赐手诏：“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528年（45岁） 以“飚勇将军”身份，带兵7000，护卫来降梁朝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开始其神奇的北伐之旅。
528年10月至529年5月陈庆之从铚县至洛阳，140天平32城，47战，所向无前。据守洛阳前后凡六十五日，可惜北魏反攻时又遭元颢猜忌，北伐失败，白袍军全军覆没，陈庆之剃去须发，化装成僧侣，潜逃回建康，虽败犹荣，仍然因功获赏，升为永兴县侯，食邑1500户，并担任“右卫将军”一职。
529年（46岁） 刚从北伐归来不久的陈庆之再度被梁武帝派往梁魏边境镇守，“为都督缘淮诸军事、奋武将军、北兖州刺史”。时江淮一带有妖僧僧强自称为帝，与土豪蔡伯龙结合，拥兵3万，攻陷梁州郡。陈庆之受命征讨，很轻松地平定，将两人斩首，传送建康。
530年（47岁） 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庆之至镇，遂围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6000顷，两年之后，仓廪充实。又表省南司州，复安陆郡，置上明郡。
534年（51岁） 北魏孝武帝与高欢矛盾激化，从洛阳出奔到长安，北魏分裂为相互敌视的东魏与西魏。梁武帝趁机派元庆和北伐，陈庆之依然镇守梁与东魏边境，期间曾试图北进，被东魏尧雄击退。
536年（53岁） 东魏大将侯景率众7万来寇，陈庆之击破之，时大寒雪，景弃辎重走，庆之收之以归。进号仁威将军。是岁，豫州饥，庆之开仓赈给，多所全济。州民李升等800人表请树碑颂德，诏许焉。
539年（56岁） 卒，时年56岁。
后嗣：
长 子：陈昭，史书无传。
第五子：陈昕，梁书并南史陈庆之传后有附带其传记。
少 子：陈暄，南史陈庆之传后有附带其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