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铁穆耳（元成宗）

孛儿只斤·铁穆耳简介

孛儿只斤·铁穆耳：孛儿只斤·铁穆耳（1265—1307），即元成宗（1295－1307），元朝的第二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六位大汗。元世祖忽必烈之孙、皇太子真金第三子。母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至元三十年（1293年）封皇太孙，总兵镇守漠北。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在其母阔阔真与大臣伯颜等人的支持下即皇帝位于上都大安阁。在位期间，停止对外战争，罢征日本、安南，专力整顿国内军政。采取限制诸王势力、减免部分赋税、新编律令等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同时，发兵击败西北叛王海都、笃哇等，都哇、察八儿归附，使西北长期动乱局面有所改观。名义上成为其它汗国的宗主，四大汗国一致承认元朝皇帝是成吉思汗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守成局面，但滥增赏赐，入不敷出，国库资财匮乏，中统钞迅速贬值。曾发兵征讨八百媳妇（在今泰国北部），引起云南、贵州地区动乱。晚年患病，委任皇后卜鲁罕和色目人大臣，朝政日渐衰败。大德十一年（1307年）驾崩，后继无人，埋下了元朝中期皇位争夺战的隐患。庙号成宗，谥号钦明广孝皇帝。蒙古汗号完泽笃可汗。

孛儿只斤·铁穆耳传记——

权臣谋划 明智选择

元成宗铁穆耳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后的第六代大汗，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二代皇帝。作为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当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忽必烈去世之后，选择一位什么样的君主，是关系到这个王朝能否存在下去，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元朝初年的汉法派花费了很大心血培养太子真金，目的就是希望他继往开来，希望他用儒家思想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金太子英年早逝，这不仅对汉法派是个沉重打击，对忽必烈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成宗之立完成了元代从开国阶段到守成阶段的平稳过渡，它虽然没有使元代进入太平盛世，但毕竟也是元初政治家们的一次成功之作。

真金太子去世时，忽必烈已经年过70岁高龄，但他却迟迟没有再立太子。这其中自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当时有资格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有4人：一是忽必烈的幼子那木罕，二是太子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三是真金太子二子答麻剌八剌，四是真金太子三子铁穆耳。职官印章——元帅左监军印（选自《图说北京史》）

根据蒙古族“幼子守灶”的传统，那木罕作为元世祖的幼子，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他本人的确曾经寄希望于继位，并因此曾受到忽必烈的尖锐批评，被忽必烈疏远了。真金去世的前一年（1284），他与安童抚军北方，又被叛王昔里吉等俘虏，被海都等叛王关押了几年。故而被确定为太子的竞争性就大大减弱了。而根据汉族的皇太子继承制，“有子立子”，无子方能立弟。太子去世后，只要太子有子就应该被立为皇太孙，而不能再在太子的兄弟中选择继承人。故而朝中汉法派大臣都倾向于从真金太子的几个儿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从史书记载看，忽必烈对这3个皇孙都很喜欢，一时不能决定由谁来继位，这可能也是忽必烈迟迟不再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原因。真金太子的这3个儿子，能力都很强，长子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封为梁王，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率兵镇守北边，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与达达的军马、国土，在蒙古诸王贵族中很有影响。二子答剌麻八剌一直被留在真金和忽必烈身边，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才受命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但不曾到任就患了病，后来在大都去世。三子铁穆耳曾经随从忽必烈讨伐东北叛王乃颜，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乃颜败亡后，同党合丹继续与朝廷作对，铁穆耳受命征讨，合丹败亡。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的协助下抚军北边，防御海都。

据《元史》卷119《博尔术传》附《玉昔帖木儿传》和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完泽传》记载，早在忽必烈去世前，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伯颜、完泽、不忽木、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等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铁穆耳继位，并且得到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和忽必烈的支持。其中的完泽，还是同受遗诏的托孤之臣。

但《不忽木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其中说：忽必烈病重期间，“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至，不得入”。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及复原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这里说完泽不得进入忽必烈病房，也不是接受遗诏的3个人之一。后来完泽将此事告诉了太子妃阔阔真，阔阔真向3人询问，他们却说：“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所为。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并没有告诉阔阔真遗嘱的具体内容。

对于忽必烈去世之后的情况，《元史》的纪传也有记载，但互相矛盾。《元史》卷18《成宗本纪》和《阿鲁浑萨理传》记载，太子妃阔阔真的确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因此才派人催促他早日回上都继位。《显宗传》记载：“世祖崩，晋王闻讣奔赴上都。诸王大臣咸在，晋王曰：‘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于是成宗即帝位，而晋王复归藩邸。”这里是说晋王主动让位，并没有记载玉昔帖木儿的劝告。但《玉昔帖木儿传》却记载：“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孙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定策之际，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宴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工艺品——玉人雕刻（选自《图说北京史》）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皇孙遂即位”。这里明说，在上都的宗王选汗大会上，开始时晋王甘麻剌并没有主动让位，但听了玉昔帖木儿的劝告后，才当众表示同意推举铁穆耳继承帝位，故而铁穆耳得以顺利即皇帝位。

《伯颜传》对于此事的记载与以上各传都不相同，云：“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讳言，伯颜提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伯颜提剑而立殿陛，自然代表的是朝廷军事力量的权威，含有军事威胁之意。但他“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又是在解释忽必烈的遗嘱及其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诸王才同意立铁穆耳为帝。

《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传》又记载：忽必烈去世时，铁穆耳的母亲、真金太子的长妻“在大异密们的赞同下，立即派遣伯颜（此处指赛典赤伯颜）去追铁穆耳合罕，通知他关于祖父的情况并让他返回，以便让他登临帝位。在铁穆耳合罕到达之前的一年中，阔阔真哈敦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在他顺利到达以后，召集了大忽里勒台”，诸王贵族、朝中大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他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口才极好，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铁穆耳“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这一记载说明，在库里台选举大汗之时，铁穆耳及其大哥晋王甘麻剌的确有一次较量，其母阔阔真明显地倾向于铁穆耳，不仅事前做了准备，而且在选汗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有利于铁穆耳、不利于甘麻剌的临场测试，在这种情况下铁穆耳才占了绝对优势。这里没有记载伯颜的提剑而立，但太子妃与诸位大臣事前已经形成默契，并在会上操纵会场，形成多数，却是大同小异的。

有的学者说，成宗的继位是蒙古族“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相对于忽必烈曾经确认的皇太子制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即向蒙古旧传统的让步。我认为，铁穆耳与甘麻剌相比，虽然他是真金太子的幼子，但还不能将成宗之立简单地视为“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诸位汉法派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他们选择铁穆耳继位主要不是考虑他是幼子，而是考虑他“仁孝恭俭”，包括甘麻剌也承认“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而《史集》记载的那次临场测验，实际上是测验二者的政治才能。从总体看，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蒙古诸王之所以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讳言”，大概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而从守成的角度考虑，当时元朝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这应该是诸位汉法派大臣选择铁穆耳的主要原因。

而从确定皇位的形式看，忽必烈确定的皇太子制似乎并没有被诸王贵族认可，因此还必须在上都举行库里台由诸王贵族选择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次选汗大会上，皇太子制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玉昔帖木儿用以说服甘麻剌的就是“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就说明先帝已经有了立铁穆耳为帝的明确意向，因此甘麻剌才同意让步。卢沟运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而伯颜、不忽木等人是否接受过忽必烈的遗嘱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元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它可能是诸位大臣与太子妃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在选汗大会上影响最后决议形成的却是伯颜的“提剑立殿陛”或阔阔真的临场试题，它说明在此次皇位转移中权臣与主持朝政的皇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元朝，皇太子制一直没有真正确立，每次皇权转移都要走一下库里台选汗的形式，实际上权臣尤其是军队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导致了元朝后期的多次宫廷政变和军事冲突，成为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及元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酬谢功臣 安抚异己

新大汗继位之后，对诸王贵族进行大规模赏赐，这是蒙古汗国的一个传统。成吉思汗时就有统一分配战利品的规定，窝阔台分封诸王贵族时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诸王贵族的份地要由朝廷派遣达鲁花赤进行管理，不允许他们直接征收赋税，要由朝廷官吏统一征收，“年终颁之”。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的一种形式。除年终颁赐之外，新的大汗继位、诸王朝见照例都有赏赐，窝阔台、贵由、蒙哥继位时的赏赐都很丰厚，赏赐的仪式也很隆重；忽必烈继位时开始无物可赏，后来还专门责令王文统、阿合马筹集钱物，在与阿里不哥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包括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叛王们也在受赏之列。此次铁穆耳继位也不是一帆风顺，通过赏赐酬报功臣和支持者，安抚反对派自然也是缓和内部矛盾、争取天下安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元成宗君臣倾府库之所有进行了一次超标准的赏赐。

就在元成宗即位的第一个月，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予，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即赏赐金银分别为原来的5倍与3倍。根据这一原则，第一批赏赐了3位驸马：蛮子带银76500两，阔里吉思15450两，高丽王王昛30000两，共计121950两。五月，第二批赏赐了国王和童金250两，功臣月儿鲁150两，伯颜、月赤察儿各50两，银、钞、锦各有差，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赐也速带而、汪惟正两军将士粮5万石。内外官府增置，在京食禄者万人，诏议增官吏禄。赐畏兀儿亦都护金550两、银7500两，合迷里的斤金50两、银450两。

当年六月，中书省臣上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接到这份上书之后，元成宗不仅没有控制赏赐的数量，反而立即制定了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儿等人的赏赐标准，各赏黄金500两、银5000两、钞2000锭、币帛各200匹；诸王帖木儿不花等，金各400两、银4000两、钞1600锭，币帛各160匹，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规定。

八月，因国库空虚，元成宗下令动用钞本：“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元初发行纸币以银为本，开始阶段不允许发行无本之钞，对于国库和各地平准库的钞本分文不动，因此当时物价稳定，纸币发行相当成功。后来从阿合马起开始多造纸币，即发行无本之钞，引起了货币贬值。元成宗因滥赏导致国库空虚，为弥补国库空虚而大规模动用钞本，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货币一再贬值，最后导致经济崩溃。

这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再次提醒元成宗要严格控制赏赐数量，其中说：“国赋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元代水磨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成宗“从之”。这就是元成宗第一年大量赏赐诸王贵族导致的结果。

尽管中书省臣不断上书，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具体数字提醒元成宗，但在其掌权的13年中，对诸王贵族的赏赐并没有得到控制。比如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见于本纪记载的大规模赏赐各有3次，而大德三年增加到4次，大德五年则多达6次，大德四年3次，五年6次，六年3次，七年4次，八年2次，九年7次，可以说只要诸王、驸马、宗亲到大都、上都或到其行在朝见，照例都有赏赐，总之是不让这些贵族空手而归；除赏赐诸王、驸马外，赏赐较多的还有各地将领、驻军，有时也赏赐有功的大臣，甚至对皇后的隆福宫也有赏赐。“国赋有常数”，元成宗的赏赐一下子增加到3至5倍，自然会造成国库空虚。

针对以上问题，中书省臣几乎年年谏诤，元成宗虽然每次都虚心接受，但一直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如元贞二年正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元成宗还是“从之”，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又过了两年，大德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虽然“帝嘉纳焉”，实际上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支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又是一个“帝嘉纳之”。但直到元成宗去世，各种赐予还是史不绝书。元成宗这种挥金如土式的赏赐，刺激了诸王贵族贪得无厌的本性，也导致了国家“向之所储，散之殆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理财失宜，钞法亦坏”的现象。

元成宗拉拢诸王贵族的另一种方式是分给他们尽可能多的份地与军队，利用诸王出镇的办法，使他们享受“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独立王国的待遇。比如对他的竞争对手晋王甘麻剌，元成宗不是打击陷害，也不是监督限制，而是给他很大的权力。《史集》记载说：“他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他节制。”“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们制成了已故祖先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宗王阔阔出和合罕（忽必烈）的女婿阔里吉思被派到了海都和都哇的边界，脱欢被他授命率领军队前往蛮子守卫的该国（南宋地区）”。虽然他们得到了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但从总体上还是处于元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能够一同执行元成宗交办的各种任务，“齐心协力地管理一切国事”。从这一角度看，元成宗对诸王贵族的重赏与分权，对协调元朝内部皇权与王权的矛盾、调动诸王贵族的积极性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协调各派 相辅相成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是元朝中央的中枢机构，看一下元成宗时“三公”和中书省成员的组成情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的守成政治。

铁穆耳继位，主要靠朝中汉法派蒙古重臣的支持，因此在其即位后，也给了这些重臣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尊重。比如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伯颜于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去世，玉昔帖木儿于第二年十二月去世，三公中只剩下月赤察儿一人，至大德四年（1300）六月，月赤察儿升任太师，完泽以右丞相任太傅。完泽死后，哈剌哈孙继任右丞相，至大德十一年进入三公行列。瓷观音（选自《图说北京史》）三公虽然只是一种虚衔，本身并无实权，但它却标志着当时朝臣中最尊贵的地位，而且他们又都兼任丞相、知枢密院事或御史大夫，实际上是当时元朝决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在中书省中，掌握实权的是右丞相，元成宗时前后担任右丞相的是完泽和哈剌哈孙。此外，担任左丞相的先是哈剌哈孙，后是阿忽台。

以上6人是元成宗时的决策人物，他们都出身于蒙古族，其中5人应该看作是汉法派重臣：伯颜是功臣阿里黑之后，旭烈兀手下名将，虽然生于波斯、长于波斯，并受洗为基督徒，但来到元朝后逐步成为一名汉法派儒将，不仅与当时的汉法派大臣刘秉忠、姚枢、安童、史天泽等关系融洽，还是坚持汉法的太子真金的拥护者，他南下灭宋，指挥若定，其战法既体现了成吉思汗以来骑兵作战的特点，也吸收了汉族兵法战策的优良传统。他长期担任元朝左丞相、右丞相、知枢密院事等军政要职，又成为仅有的几位托孤之臣，他身上寄托着忽必烈的希望，也是朝中汉法派老臣的主要代表和希望所在。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袭封右手万户，驻军阿尔泰山。于至元十二年（1275）即担任御史大夫，在元世祖时期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曾赐号“月吕鲁那颜”，汉语义为“能官”。他一直站在朝中汉法派大臣一边，包括与安童一起处理阿合马事件、南台御史事件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职位，接替伯颜的“和林分院”职务，并与伯颜、不忽木一起接受忽必烈顾命。

月赤察儿是成吉思汗义弟四杰之一的博尔忽之孙。博尔忽在北征林中百姓时阵亡，月赤察儿之父失里门则死于南征大理的战场。月赤察儿作为功臣之后，从16岁时起就在忽必烈身边当怯薛，后来出任宣徽使兼领尚膳院、光禄寺，因告发桑哥及协助郭守敬修惠通河立有大功，据说也曾以近侍之臣成为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成宗对他的评价是“尽其诚力，深其谋议，抒忠于国，流惠于人”。

完泽也是蒙古功臣之后，其祖父在窝阔台时担任都元帅，其父线真在忽必烈时曾担任中书省丞相。他本人先是担任真金太子府的右詹事，忽必烈末年曾任尚书省右丞相、中书省右丞相。他十分尊重汉法派诸臣，担任右丞相期间曾“与儒臣论定朝仪”，“革桑哥弊政，请自中统初积岁逋负之钱粟，悉蠲免之，民赖其惠”。成宗继位后，主张罢征南之师，坚持“恪守成宪”，成为元成宗时期主要的守成派大臣。

哈剌哈孙是成吉思汗功臣乞失里黑（邢州哈剌罕）的曾孙，父亲在蒙哥对宋作战时阵亡。至元二十二年（1285）担任大宗正，即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后任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成为元成宗时期的重臣。他坚持用儒家思想作为行政执法的指导方针，“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

左丞相阿忽台也出身于蒙古族，但后来支持卜鲁罕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估计是一位倾向于伊斯兰教或支持色目派大臣的人物。

元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任职两年以上者共有9人：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其中梁德珪为汉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7人均属于色目人。中书右丞、左丞任职两年以上者有5人：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为汉人，儒家派人物。琉璃釉道士像（选自《图说北京史》）参知政事中任职两年以上者共10人，其中汉人6人，出身蒙古、色目族的共4人。

平章政事中不忽木虽然出身康里部，但其父燕真为忽必烈潜邸旧臣，深得忽必烈信任。不忽木事太子真金于东宫，并师事名儒王恂、许衡，成为元初著名的汉法派大臣。虽然身为平章政事，却是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阿鲁浑萨理出身畏兀儿，曾受业于国师八思巴，“既通其学，且解国语”。后来忽必烈令其“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主张“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忽必烈曾经“遣使求贤”，也是一位汉法派人物。赛典赤伯颜乃治理云南的元初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其主要特长是理财。但他曾经受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之托，向忽必烈提起确定皇位继承人一事，支持铁穆耳继承皇位，因此在平章政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汉人梁德珪、色目人八都马辛等负责朝廷财政，人称赛梁秉政。他们清理户籍，整顿税课，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还多次劝止元成宗过分赏赐，对从经济方面坚持守成政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认为“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而“迷而火者、阿里等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政”。实际上仍可将其视为阿合马、桑哥之后回回理财的延续。

以上共计30人，其中核心人物6人，前朝旧臣11人，出身蒙古族者7至8人，出身色目族者10人左右，出身汉族者14人左右。蒙古、色目与汉人的比例大概是2∶3∶5。《元史》卷85《百官志》讲到元朝的任官原则：“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从元成宗时中枢机构官员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看法：第一，当时朝廷的决策人物为蒙古族汉法派重臣，体现了“其长则蒙古人为之”的原则；第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前朝老臣，体现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守成原则，说明元成宗时不仅制度政策未变，朝廷主要官员也未换，这应该是元成宗守成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色目官员位居第二，多为理财方面的官员。因此蔡美彪先生曾说：“成宗用蒙汉儒臣执政，色目官员理财，汉法与‘回回法’并用。”这一说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色目官员多为平章政事等重要的副职，似乎比汉人官员地位还高出一筹，它是忽必烈后期以来重用色目派官员、对汉人采取控制使用政策的反映；第四，此时中书省已经没有南人任职，因此《百官志》所讲的“汉人、南人贰焉”已经不符合成宗朝官员任职的实际，而应该改为“色目、汉人贰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曾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成宗中书省人员的构成，则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从总体看，成宗时的中枢机构是忽必烈晚年班子的延续，它体现了蒙古族、色目人、汉族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体现了汉法派、色目法派与蒙古“国法派”的协调，蒙古族汉法派重臣决策，色目人官员理财，汉族官员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参知政事，从而形成了三族官员的联合专政（在地方政权中，汉人、南人自然仍占多数），这是一个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班子，也是一个体现了守成政治的班子。

倡导德治 网漏吞舟

“尊孔崇儒，倡导德治”是元成宗君臣实行守成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元成宗刚刚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即“诏中外崇奉孔子”，公开向天下臣民表示朝廷执行的是尊孔崇儒的政治路线。《元典章？圣政》记载了元朝前几代帝王实行儒家政治的诏令与政策，其中成宗朝相关诏令明显地体现了其执法行政的方向性。比如《饬官吏》条要求各级官吏“爱恤元元”，“抚安百姓”；《守法令》条强调，世祖朝“典章文物大备”，本朝事宜“钦依先皇帝累降圣旨条画施行”，如有涉及“民间利害”有需兴除者，“中书省续议奏闻”，即由中书省商议，上报皇帝后方能执行，再次申明了其守成政治的基本方针；《举贤才》条指出“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要求朝廷及地方行省各部门“各举廉能识治者”3至5人，“务要皆得实才”；《劝农桑》条记载了成宗时期的4条相关诏令，强调“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农桑衣食之本”，要求各级官吏“仰依已降条画常加劝课，期于有成”。“农桑衣食之源，经费从出，责任管民官劝课，廉访司提调”；《安黎庶》条强调“民者国之根本，军国之用度一切财赋皆所自出，理应常加存抚”，禁止军马牧养之人向当地百姓“取要饮食钱物，非理搔扰，纵放马匹践踏田禾”；《重民籍》条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要将非法占有的驱口还籍为民，各色民户则要“各务本业”，禁止别投贵族名下；《均赋役》条强调各色人等要合理负担赋役，诸王公主驸马不得影占百姓，权要之家不得沮坏原有体例；《复租税》、《减私租》条则提出，在国家减税的同时，地主也要相应减免地租，如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上书：“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税如故，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选自《图说北京史》）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成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大德八年专门制定了一条制度：“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薄税敛》条提出“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并明确提出“仍禁诸人扑买”；《息徭役》条强调“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救灾荒》条记载了成宗年间朝廷开仓救灾、控制粮价、动员富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诏令。《完泽传》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成宗本纪》则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情况；此外尚有《贷逋欠》、《惠鳏寡》、《赐老者》、《赈饥寒》、《恤流民》等条，提出减免历年所欠赋税或高利贷负担，优惠鳏寡老病之人，赈济饥民、流民等。所有这些诏令都是根据儒家德治、仁政的要求制定的，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农桑乃衣食之本”、国用之源；强调轻徭役，薄税敛，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受灾的百姓给以适当救济；甚至强调要延续前代圣主先帝的制度政策等，元成宗君臣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也是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德六年（1302）六月，元朝“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这是有关元朝正式在大都建立孔庙的最早记载。成宗时的重臣哈剌哈孙非常尊重儒学者，崇国寺《圣旨白话碑》

（选自《图说北京史》）“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说：“京师久缺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这说明在元朝正式建立孔庙后，根据“左庙右学”的传统，元代的国子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本纪》大德八年（1304）二月记载：“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为之。”据《耶律有尚传》记载，耶律有尚“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至元晚期曾任国子祭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当时，耶律有尚已经年老，因葬父还乡里。“朝廷思用老儒，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得起为昭文阁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身为学者师表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它说明在元成宗时期，儒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即宣扬程朱理学，用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培养人才，使其“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这些人才逐步进入元朝各级政权机构，自然会对当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这种守成政治、以德治国也带来了另一种消极作用，即姑息养奸、网漏吞舟，导致了官员队伍的日益腐败。据《成宗本纪》记载，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这说明，当时官吏贪污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元成宗一方面颁发诏书打击腐败，另一方面对于大臣的腐败现象却姑息包庇。比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为阿合马党羽，御史台弹劾其有“不法”行为，元成宗说：“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据《史集》记载，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珍宝装饰品，名义上说将这些宝物卖给朝廷。其中书省大臣“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巴里失）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后来有人揭发，这批珍宝的实际价值不过30万巴里失，成宗“有旨重新估价”，“珍宝被估价为三十万巴里失。《岁数碑铭》（选自《图说北京史》）合罕下令把商人和旧货商人抓起来。他们招认曾给予每个异密若干钱。以此之故，异密和丞相们也被抓起来了”。这一巨大贪污受贿案涉及中书省平章政事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鲁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张斯立等，数额巨大，证据确凿，成宗不得不“治罪有差，诏皆罢之”，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九月，“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左丞”。而那位有“不法”行为的阿里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也一起提拔为平章政事。南宋末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降元后负责元代海运，曾为南粮北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二人也因此成为巨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自然会采取行贿的手段。“监察御史杜肯构等言太傅、右丞相完泽受朱清、张瑄贿赂事，不报”。此次受贿案直接涉及到朝廷的首席大臣完泽，元成宗干脆来了一个不闻不问。总之，元成宗对朝廷重臣的贪污受贿、政治腐败行为基本上采取的是姑息养奸、网漏吞舟的态度，这自然不能遏止腐败行为的发展。

铁蒺藜（选自《成吉思汗》）

在大臣中，对于官吏的腐败犯罪行为也采取一种姑息态度，甚至用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干预案件的处理，为姑息罪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朝廷重臣不忽木，“人称其平恕”，其本传记载了他的具体主张，其一是：“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其二是：“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其三是：“枢密受人玉带，征赃不叙，御史言罪太轻，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古代盛食物的用具）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在这里，不忽木强调的是父子之情、主奴之义，强调的是所谓“励风俗”、“宣政化”，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这些都是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在这种旗号下，他们可以置任何法制、公理于不顾，其结果却是促使官吏队伍进一步腐化，并不能达到“宣政化、励风俗”的目的。当时就曾经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从此，元代政治的腐败就更加严重了。

以战求和 诸王罢兵

《元史》卷119《博尔忽传》说：“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哇据之，不奉正朔五十年，时入为寇。尝命亲王统左右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自从蒙哥继位之后，以海都为代表的窝阔台后王就一直与蒙古汗廷对立。忽必烈继位后，海都等人先是参加了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们仍然与元朝处于战争状态；直到忽必烈去世，北方叛王问题仍没有最后解决；元成宗继位后，他们仍然“不奉正朔”，即不承认元成宗的正统地位。元成宗之所以将晋王甘麻剌、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驸马阔里吉思以及名将、名臣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派往北方，正是为了对付海都等北方叛王。

元贞二年（1296），海都、都哇内部分裂。这年年底，阿里不哥之子玉木忽儿以及兀鲁思不花、大将朵儿朵哈等率12000军队投归元朝。为此，元成宗于第二年二月将元贞三年改为大德元年（1297），并特意颁发《大德改元诏》，其中说：“朕荷天地之洪禧，承祖宗之丕祚，仰尊成宪，庶格和平。比者玉木忽儿、兀鲁思不花、朵儿朵哈等去逆效顺，率众来附，毕会宗亲，释其罪戾。适星芒之垂象，岂天意之儆予。宜规一视之仁，诞布更新之政，可改元贞三年为大德元年。”欢迎叛王“去逆效顺，率众来附”，希望能够早日达到天下“和平”，正是元成宗改元“大德”并布告天下的深意。

大德改元不久，钦察王子名将土土哈病死，其子床兀儿承袭父职，领兵西逾金山，进攻海都占有的八邻部之地，大败敌军。大德三年（1299），都哇实行突然袭击，宁远王阔阔出失于防备，致使驸马阔里吉思孤军应战，求援不及，战败被俘。元成宗以阔阔出驭军失律将其撤换，改令其二哥答剌麻八剌长子海山总领漠北诸军，在老臣月赤察儿和床兀儿协助下讨伐北方诸王，同时责令玉木忽儿等领兵自效。都哇在撤军途中与玉木忽儿等遭遇，被玉木忽儿等打得大败。

大德五年（1301），海都率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40余人大举东犯，海山与月赤察儿等率大军“五军合击”，与海都等决战。海山率军先与海都战于和林北迭怯里吉之地，海都被打败。两个月后，海都悉率其众以来，海山与之“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开始，海山军失利，海山“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以出”，“海都不得志去”，在撤军的路上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

两位阿拉伯“筛海”墓（选自《图说北京史》）

大德七年（1303），叛王“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等相聚而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哉？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能胜，今与其子床兀儿战又无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土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于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都哇等人的使者来到海山军中请求臣附，月赤察儿对海山及诸将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伐，无有已时矣”，应“许其臣附”。海山及诸将采纳了月赤察儿的意见，先接受了都哇等人的投降，然后派人上报朝廷。元成宗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说“月赤察儿深识事机”，同意与叛王讲和，此后叛乱者“相率来降，于是北边始宁”。

大德十年（1306），都哇与察八儿发生内讧，海山乘机率军越过阿尔泰山，大败察八儿。察八儿无路可走，降附于都哇。都哇乘机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窝阔台汗国从此不再存在。同年，都哇死，元成宗令其子宽彻承袭汗位，为元朝藩臣。

北方叛王同意罢兵，同意与元成宗“通一家之好”，这是元成宗“以战求和”政策的胜利，也是元成宗鼓励叛王“去逆效顺”、强调以德服人政策的胜利，可谓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大成果。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铁穆耳崩于玉德殿，在位13年，享年42岁。“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元史》本纪评价说：“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元成宗并非历史上的明君，但其守成政治的成功经验却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铁穆耳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铁穆耳出生：至元二年（1265）

属相：牛卒年：大德十一年（1307）

享年：42庙号：成宗

谥号：钦明广孝皇帝蒙语谥号：完泽笃皇帝

陵寝：起辇谷父亲：孛儿只斤?真金太子

母亲：弘吉剌氏?阔阔真最擅长：守成

最痛心：大臣贪得无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