邙山之战（高欢的战略之失）
邙山之战简介
邙山之战：邙山之战，是南北朝时期西魏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对东魏发动的战役。公元543年二月，东魏的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叛变，宇文泰率军接应。三月，两军在邙山决战，西魏军大败。宇文泰在退兵之後，上表自贬，但魏帝元宝炬没有接受。此次战争的导火索是由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以北豫州投降西魏引起。而更深入的原因，则是由于高欢的儿子高澄贪色引发。
邙山之战过程分析——
河桥之战后，从元象元年（538年）至兴和三年（541年）都未发生重大的战事，东西魏双方都在恢复因战争造成的损失，南方的梁国则在一如既往的诵佛声中一步一步走向衰败。
一、兴旺的东魏
河桥之战发生的前后几年，东魏境内农业大丰收，这是高欢大量征发兵员、民力的基础。从天平四年（537年）九月至十一月，征发了司州境内10万人修建邺城皇宫，新宫城建成后，改元兴和。在大战后能随心所欲地调发如此大量的民夫进行工程兴建，反映出东魏实力之强。
司州包括清都尹（今河北临漳）、林虑郡（今河南林州）、阳平郡（今河北馆陶）、广平郡（今河北永年）、北广平郡（今河北南和县）、襄国郡（今河北永年北）、汲郡（今河南浚县南）、广宗郡（今河北广宗）、东郡（今河南滑县）、顿丘郡（今河南清丰）、濮阳郡（今河南濮阳县）、黎阳郡（今河南浚县北）、清河郡（今河北清河）13郡67县，人口多达145.9万，地域覆盖今河北邢台以南至河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一区域如今也是中国人口大县的高产区，例如滑县（现人口116万人）和濮阳（现人口104万人）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县。
是年，东魏孝静帝纳高欢次女太原公主为皇后。在形式上，高欢集重臣与皇亲于一身，与国家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然而，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儿们，其命运却十分多舛。高欢的长女嫁给孝武帝元修，孝武帝死后改嫁彭城王元韶。次女在高洋废静帝后降为中山王妃，静帝被杀后，改嫁高洋的头号重臣杨愔。可叹，即便是名门贵胄，也不免沦为权力运转的符号。
高欢对国内的人事安排作了一定调整，尚书令孙腾接替战死的高昂担任司徒，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东北道行台，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这三人，尤以后两者的任职释放出的信号更为强烈，两人到山东、河北、河南三地主要的任务是征发兵员，以补充因河桥之战损失的军队。孝静帝下诏恢复高欢的丞相之职，高欢固辞不受。其实这个职务有和没有，区别也不大，重臣大将全都是高欢的人，军队牢牢掌控在手中，面子上的事，多一点少一点都一样。所以不受复丞相之命，大概高欢内心对沙苑之战的失败耿耿于怀。同时，河桥之战并没有达到他消灭西魏的战略目的，对雄杰非凡、自负非凡的高欢来说，丞相之职代表着他的功业水平，他要面对的，只是自己的执念。
高欢的世子高澄也渐渐长大，开始帮助高欢处理军政大事。对这个年少英杰的长子，高欢期许很高，命他执掌吏部事务，试图用他的锐气去解决困扰东魏的腐败问题。高澄敏锐地看出腐败问题症结一在胡汉矛盾冲突加剧，二在勋贵胡作非为。对于第一个问题，连高欢本人都处理得一团乱，他既想利用汉人的军事力量，又想确保鲜卑人的优势地位，这种处理方式让汉人始终有怨言，鲜卑贵族也不满，之所以暂时没发生太大的矛盾，是高欢勉强用个人威信在压服。但这种姑息方式迟早会把问题捂更大，高欢心中也十分明白，是以他想借助高澄这张新牌，去碰一碰老问题。
高澄主持吏部事务以后，大力任用汉人名士，例如博陵崔暹、崔昂、崔季舒都被重用。广宗人陈元康，自高欢创业时就颇见委用，与高澄关系也非常亲密。有一次高欢责骂高澄，打的高澄连滚带爬，陈元康劝高欢说：您作为渤海王，惩罚世子应该按照礼法来，哪能这么不顾体面乱打一气。高欢对陈元康也非常尊敬，便有所收敛，但有时高欢仍然忍不住打高澄，打完特意交代：“你再给陈元康说我打死你。”可见陈元康地位之高。
高澄秉承父意，重点解决胡汉矛盾冲突。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办法是按章办事，用硬性的、量化的标准去解决问题，避免人情政治给改革造成阻力。他对崔暹特加重用，让他当吏部郎，首先对官员选用制度进行改革。北魏末年以来官员任用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特别是效仿南朝，议定门阀，门第高者当官就容易。这个制度在鲜卑贵族执政的前提下，为胡人的特权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汉人豪强上升的渠道和空间都极大压缩。高澄和崔暹废止了这个制度，选人唯才是举，把大量有才有德的汉人名士提拔起来，即便因为岗位限制一时没法任命的，也都收入高澄的行台府中作为宾客，经常举行宴会，让这些名士们随行，抬高他们的地位。由于这项政策涉及更多的是文官系统，掌兵的胡人将领少有涉及，阻力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得到了高欢的默许，并因之延续到高洋时代。
崔暹作为高澄的头号心腹，也得到了极大的荣崇。高澄每每在朝会时与崔暹互相牵着衣裾上朝，以同殿臣的身份请崔暹到家中作客。高澄在世时常想把妹妹嫁给崔暹，后来因为遇刺没有实现。高洋继位后继续执行高澄的政策，对崔暹同样非常尊崇，把高澄的女儿乐安公主嫁给崔暹的儿子崔达拏。在王公大臣人人自危、头号重臣杨愔都几乎被“精神病”高洋所杀时，崔暹始终安如泰山，直到天保十年病逝。高洋还经常问乐安公主嫁到崔家过得怎么样，公主说一切都好，只是婆婆不怎么待见她。高洋听后大怒，把崔达拏老母抓来杀了。崔达拏敢怒不敢言，等到北齐灭亡后，他一刀杀了乐安公主给母亲报了仇。婆媳矛盾是千古难题，闹一闹无可厚非，但闹到这个份上的，也是难得一见。
对于勋贵任性不法，高澄仍用崔暹整治。他任命崔暹为御史中尉，专门纠治京城权贵的不法行为。司徒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领军将军高岳都是高欢的心腹重臣，在京师权倾一时，飞扬跋扈，时人称之为四贵。高澄先从这几人下手，他以受贿罪为名，把司马子如关在尚书省治罪，削减了他的官爵；又在尚书省问责高隆之，威胁要依法处置他。高欢的姐夫尉景，贪污腐败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影响非常不好，高澄便把这位老姑父抓了起来。尉景气得让崔暹转告高澄说：“阿惠儿（高澄字子惠），你小子掌权了就要害死你姑夫吗！”高欢闻言，亲自跑到孝静帝那里哭着求情：“没有我姐夫，就没有我高欢的今天，请皇帝赦免他吧。”孝静帝被这父子俩的表演弄得不知所措，直到高欢第三次求情，皇帝才心领神会地配合高欢演了这场戏，下令赦免尉景的大罪，但剥夺他的冀州刺史之职，降为骠骑将军。高欢又到尉景家去探望，尉景气得说：“你又来催我死吗！”高欢姐姐常山君也有点生气：“你姐夫一大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天，你们干嘛这么逼他。我当年为了养活你，天天从井里提水，手都磨出茧子了。”高欢没办法，向姐姐姐夫两口子跪拜谢罪，还把高澄叫过来当面责打，总算把面子上的事圆了过去。
对待亲戚，高欢还拉下脸来敷衍敷衍，对其他勋贵就不这么留情面了。他写信给京城的权贵们说：“高澄主事，崔暹他们办事，都是按律令来，你们虽都是我的元勋故旧，但犯了法的事，我也救不了你们。”有了高欢的支持，高澄惩办起权贵们就更有底气。他让崔暹大规模鞫治有贪污罪行的大臣，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太师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元，都被罢免官职。
东魏的政局在高澄大力整斥下有所好转，国力一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在高氏父子整治吏治的问题上，必须时刻注意他们的民族属性，无论怎么样整治，高氏父子尤其是高欢，是绝对不允许有人损伤鲜卑贵族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上，统军打仗的勋贵们只是暂时削夺了部分官爵，许多人不久后仍然出现在军政要害岗位上，例如尉景的冀州刺史被免不久后，又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并州刺史可朱浑元不久后又带兵出征，在高洋时被封为扶风王。可见高欢父子之真心。
更有甚者，高澄整顿吏治还夹杂着整治汉人豪强的因素。这个因素，恰恰成了引爆东西魏双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的导火索。
二、高慎之叛
高欢的心思，是有系统地把河北本地豪强组建的部曲一点一点打散，彻底消除他们的武力威胁。河桥战后，高欢有计划地招募河北地区汉人勇士戍边。541年，豫州刺史尧雄被征还邺都，然后总领司、冀、瀛、定、齐、青、胶、兖、殷、沧10州士卒10万人，分别驻守西南边境（即河南西南诸州）的险要之地，即与西魏南梁交界处。这看似是加强河桥战后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但内中也颇有猫腻。这次征发的兵员颇具有针对性，大多选的是河北汉人豪强，并通过兵随将走的办法，把实际上私属豪强的乡兵部曲调离本地，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把汉人豪强赖以生存的资本剥夺掉，立即引发河北汉人豪强强烈的不满。范阳人卢勇河桥战后被强行安置在河南西部边境担任广州、阳州刺史，因为征战有功，他还破例被高欢准许带家人上任，而同期的其他汉人将领在外担任州郡职务，历来不允许带家属，可见高欢内心深处对广大汉人是有所忌讳的。卢勇看出高欢内心的想法，临死前给皇帝上书，要把自己的私人部曲全部上交给国家。冀州的豪强高法雄、封子元不愿到边地戍守，便举兵反叛，后被东魏镇压。
河北的豪强，自然以高乾兄弟为首。老大高乾已被孝武帝所杀，老三高昂战死在河桥，老二高慎时任御史中尉。高慎第一任妻子是崔暹的妹妹，因为感情不和，高慎休了崔暹妹妹，另取赵郡李氏李徽伯的女儿为妻。崔暹此时为高澄所委任，高澄亲自为崔暹之妹改嫁，并且亲自主持婚礼。这使得高慎与崔暹有了嫌隙。高妻李氏容色甚美，而且能工于书法，会骑马，颇有一些名声。高澄闻知，借机调戏李氏，还想逼奸李氏，李氏不从，被高澄把衣服都撕得稀烂。高慎大怒，认为全系崔暹这个死敌挑唆而致。他的个人情绪都带到了为官上，作为御史中尉，不仅不履行职责纠查百官，还多所宽纵，这无疑是跟锐意整顿的高澄对着干。高欢多次责骂高慎，后来以崔暹代为御史中尉，外放高慎作北豫州刺史。
北豫州是侯景的治下，是河南方向的战略中心。高慎虽然当了刺史，但高欢并不让他管军，另以将军奚寿兴统领军队，高慎只管一管民政。这么一来，纵使高慎没有反心，形势也逼得他不得不反了。
高慎与刺史府掾李棠商议设宴大会宾客，席间设下伏兵抓捕奚寿兴。奚寿兴起初推辞不肯去，李棠亲自去请，奚寿兴拗不过面子，又自信手中有兵，便欣然前往。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天真的镇将席间被捉。高慎统领守军，叛降西魏。高氏兄弟老四高季式时任永安戍的镇将，高慎命人送信让老四一同反叛。高季式做出了与当年高乾被杀时高昂一样的反应，他狼狈不知所为，便带着信去找高欢，以示绝无叛意。高欢仍旧厚待之。
高慎之叛，标志着高欢所代表的鲜卑贵族与河北汉人武装公开决裂。此后高季式虽仍拥有一部分私人部曲，但相比高昂自成一军的规模，已远为不如。高欢父子对汉人武装的动作还没有结束，这场悄无声息的分化瓦解行动将一直延续到高洋在位时期，并演变成一场令人叹息的悲剧。
从更大的维度来看，东魏解决私兵部曲，实际上代表着逐渐强化的中央皇权对豪强私兵的打击。东汉末年以来的豪强，既拥有一方的土地，又可蓄养奴客，基本上还是县以下社会的管理者。只要皇权一弱，必将孕育出私兵这种怪胎。东晋存续百余年，世家大族坐拥军队，共同维持着贵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门阀政治，这是与中央集权严重相悖的。西魏也存在这种社会问题，但由于东西兵力对比悬殊，西魏政府既无力也不想立刻解决能够帮助自己巩固统治的豪强私兵。但这并不代表西魏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到府兵制逐渐形成后，各地的豪强乡兵逐渐纳入国家控制，世家大族、豪强、高门一类的社会阶层，才终于失去根基，从而彻底被皇权摧毁。
三、邙山会战
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梁大同九年，543年）二月，高慎来降的消息传到长安，宇文泰军中上下莫不兴奋异常。北豫州虎牢关的重要性，在河桥之战中得到充分检验。西魏举行朝议，商量如何应对高慎事件。
此时的形势对西魏来说并不十分理想。虎牢关在洛阳东边，洛阳一带已经被侯景控制，如果要越过洛阳去夺占虎牢，必须战胜洛阳的东魏军。河桥之战中侯景给西魏军留下深刻的印象，诸将不太敢去撩拨侯景。太子少傅李远坚持出兵去接应高慎，他认为当以大军进逼洛阳，而后以奇兵绕出洛阳之东，接应高慎入关。这样的先例并非没有，独孤信进据洛阳之时，骑将怡峰也曾率一支轻骑兵杀入虎牢关，然后拨其民户而归。
对宇文泰来说，拿不拿得下虎牢关倒在其次，从李远的建议中，他看到了再次夺占洛阳的可能。河桥之战大败，宇文泰并不认为这是双方实力上的差距，沙苑之战他1：20都能打败高欢，河桥之战或许只是一个偶然性失误。高慎来降是一个天赐良机，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打透洛阳，那么关中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了。
西魏军队随后做出了反应，太子少傅李远加授行台尚书的实职，带骑兵先行出发，宇文泰率大军继发，直逼洛阳。与此同时，急召在玉壁城的大将王思政，准备让他移兵镇守虎牢关。
东魏的反应也相当迅速，高欢唯恐西魏趁火打劫，迅速调集大军从晋阳南下，屯驻在河阳观察动静。
面对东魏大军的虎视眈眈，李远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他率兵绕到洛阳东面，杀到虎牢关城下，接应高慎西奔。高慎的兵力随即被收编，本人到达长安，被封为侍中、司徒、渤海公。李远接应过高慎后立即率兵退回洛阳以西，与宇文泰大军会合。
高慎叛逃事件对东魏政局产生了不小震动，特别是高慎兄弟的起家之地冀州，各家豪强不由得人人自危，生恐成为下一个高慎。高慎趁机写信给冀州豪强，招诱他们一同武装反抗高欢。高欢一方面善待高季式以示没有猜疑，另一方面派心腹高隆之到冀州安抚豪强。等到大形势稍稍安定下来，高欢又惺惺作态地要治崔暹逼反高慎的罪。高澄让陈元康为崔暹说情，高欢便顺水推舟地放了崔暹。
再看洛阳方向的军事形势。高欢遣妹夫厍狄干为领军大都督，率先锋过黄河增援洛阳一线，自领大军驻扎在黄河之北。厍狄干在河桥之战诸将都获大胜的情况下，先率军退却，虽没有受到高欢的责罚，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这次进兵，他从晋阳出兵连家也没回，到河南与侯景会面后饭顾不上吃就又继续进兵，憋着一股劲要一雪河桥失利的耻辱。侯景觉得挺不好意思，派骑兵追上厍狄干送给他饭吃。
西魏方面，宇文泰吸取河桥之战失败的教训，在兵力分配上做出一定调整，不再把所有兵力集中到一处。总体上大致分为三路，第一路是中军主力；第二路是中军分出的一部分兵力，以于谨为主将，协同杨标的邵郡乡兵拔除洛阳外围据点；第三路是大行台左丞赵刚，率军赴颍川方向，进攻河南腹地。《周书：赵刚本》传称，他的一项职责是持节节度东南义军。从第三路的情况来看，高慎西奔后，东魏河南州郡又出现了河桥之战后的恐慌情绪，各地似乎出现一连串响应西魏豪强之兵。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担任留守任务，率禁军镇守华州。
在这样的形势下，东魏也有重点地调整了作战方向。东魏主力在黄河北岸持重不战，侯景率河南兵向西南防御赵刚，兼镇压响应西魏的豪强兵。而洛阳城附近，由于力不能及，高欢基本上选择了放弃。
于谨和杨标都是西魏排得上号的大将，进攻兵力空虚的洛阳外围自然是手到擒来，他们合兵攻陷柏谷坞（今河南偃师南），杨标留下镇守，于谨则率部与宇文泰会合。
赵刚方面，他率军与侯景大战，击败侯景的前锋，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打破阳城，生俘阳城守将陆腾。由于陆腾忠于职守，宇文泰对他很是嘉许，留用为帐内都督。后来陆腾感念宇文泰的信任，为北周出了不少力，成了一个镇压叛乱的专业户。
外围的战事比较简单，双方的注意力都在黄河两岸。
宇文泰本已进至黄河南岸，围攻河桥南城。高欢大军进迫河桥后，西魏军撤围后退至瀍河一线，派人在河桥的上游施放火船，企图把大桥烧毁，阻止东魏军南下。东魏行台郎中张亮放出百余艘小船，船上有长铁链系在北岸，船头有长钉，小船与西魏火船相遇钉在一起，北岸便把船拉回，避免了火船烧桥。
东魏大军顺利上桥过河，在邙山之北列阵，连续数天没有进攻。术士綦母怀文向高欢建议说，西魏旗帜服色都是黑色，我军是红色，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水克火，这对我军来说不吉利。不如变成赭黄色，取以土克水之义。高欢便让全军易色。綦母怀文是宿铁刀的发明者，他造出来的刀锋利异常，能砍透三十札甲。
宇文泰把辎重都留在瀍河，连夜率轻骑登上邙山，准备袭击东魏军。东魏侦察兵察知情况报告了高欢，高欢轻蔑地说：“渴死他们。”这话殊不可解，邙山与黄河近在咫尺，地下水源丰富，宇文泰虽然轻兵而来，但也不至于渴死。
天色未明，西魏军便发起了攻击。东魏提前列好的大阵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在敌方突袭时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东魏猛将彭乐率数千重甲骑兵突入西军大阵，像一块巨大的礁石，把汹涌的西军大潮撕开一道口子，随后没入西军的汪洋之中。
东魏军望见彭乐没入敌阵，惊恐的以为彭乐投降了敌军。沙苑之战时，勇猛的彭乐将军就是这样杀进敌阵，然后被西军扎开了肚子，这次是不是害怕再遭大败，所以先冲过去投降了西人。有人便向高欢报告彭乐叛逃，高欢大怒说：“这个彭乐当初背叛韩楼投降尔朱荣，后来又背叛尔朱氏逃到我这。我打天下原不在乎这一个人，只是痛恨这人反复无常！”
彭乐杀进西军大阵，冲开数重兵力直接杀进中军，从当时的战况看，彭乐带来的很可能是名震一时的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就是装备了重甲的骑兵。骑兵身上穿明光铠之类的全身性铠甲，明光铠对人体的遮护面积相当大，胸部、背部各有一片圆甲，俗称护心镜；颈部有盆领，能避免流矢射中咽喉要害；肩部和上臂有披膊，大腿有膝裙。这种优质铠甲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士兵提供保护。同时马也装配了马铠，由一系列的面帘（护马头）、鸡颈（护颈）、当胸（护胸）、马身甲（护躯干）、搭后（护臀）和竖在马臀上的“寄生”（遮挡来自后面的流矢）组成。骑士一般配备马矟和弓，马矟也叫马槊，是加长版的单兵用矛。一个骑兵配备了这么全套的装具，防护和冲击能力都大幅提高，冲进步兵阵中，就像一个移动的堡垒，步兵想要正面击杀之，必须付出几倍的伤亡代价。而当几千甲骑具装组成冲锋队伍突入阵中时，当面的西军只好祈祷上天不要让自己死得太惨了。
彭乐杀进西魏中军，连杀带砍端了宇文泰的大营。宇文泰这次出征带上了西魏皇太子元钦以及部分元魏宗室，彭乐抓获了西魏临洮王元东、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督将僚佐等48人。这些俘虏全被系着脖子，手连着手排成队押回东魏阵中，东魏士兵以刀加之，一边走一边大声唱名，鼓荡起漫天的尘土杀回本阵。
东魏大军受彭乐鼓舞，迅速发起全面攻击，临阵俘斩西魏3万余人。高欢命彭乐乘胜追击，彭乐再度率骑兵杀出，追上了宇文泰。宇文泰身边的护卫人员早已溃不成军，没有能力抵抗彭乐。危急之下，宇文泰对彭乐说：“你真是个傻子，你杀了我，高欢还留你有什么用，还不赶快去阵前抢我们丢下的金银财宝，晚了可就没了。”彭乐一想也是，于是止住部队，返身回到西军的前营，抢了一堆金珠宝贝返回本阵。
彭乐向高欢报告，宇文泰从我的刀下侥幸逃跑，已经吓破了胆，以后不足为患了。高欢感觉他说的话有问题，便诘问彭乐怎么没活捉宇文泰。彭乐是个直脑筋，自感在阵前说的话没法瞒，便把宇文泰的话原样向高欢说了一遍。说完了还自作聪明地补了一句：“我可不是因为他说这话才放他的。”言下之意自己对高欢的忠诚是不以高欢的态度为转移的，只不过这条黑獭已经失去了价值，杀不杀都没什么区别了。
高欢顿时火冒三丈，大家殚精竭虑打了七八年仗，死了十几万人，为的就是消灭宇文泰和西魏。现在终于逮到绝世良机，你说放就放了！
高欢气得狂性大发，亲自把彭乐撂翻在地，抓着他的发髻向地上猛磕，一边打一边痛骂当初沙苑大战就是你彭乐喝醉了上阵导致大败。一边摔还不解恨，高欢抽出刀来要砍掉彭乐脑袋，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但终于顾念彭乐立有大功，刀往下虚砍了3次，最终还是不舍得杀他。
高欢在部下面前向来都把自己情绪控制得很好，从无失态。这次用这么狂暴的行为当众责打大将，反映出他内心多么强烈的恨意。
彭乐侥幸逃得一死，立即向高欢请命，再率5000名骑兵追赶宇文泰，定能把他活捉。高欢盛怒之下又骂彭乐：“你都把他放了一次，还说什么再去捉来。”于是命人拿来300匹绢布压到彭乐身上，以奖励他冲破西魏大阵的功劳。
西魏大军后撤，稍事休整，重新编成大阵。第二天，宇文泰以赵贵为左军主将，若干惠为右军主将，再次向东魏军发起冲击。这次冲击，与第一天的阵形应当有所区别。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悉数集中到了中军和右军，据此推断，宇文泰的精锐骑兵应当全在这两部分。这种战术安排收到了明显成效，东魏军抵挡不住西魏精锐骑兵的冲击，阵势大乱。特别是步兵队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被打得四散奔逃，多数被西魏俘虏。西魏大将窦炽率军追击，竟一直追到石济关（今河南延津）。
高欢的中军猝然遭遇敌猛攻，也被打散，连坐下马都逃跑了。高欢的帐内武士赫连阳顺让马给高欢骑，只有7人或骑或跑跟上保护。西魏骑兵追至，眼看无幸，高欢的一个亲信都督尉兴庆站了出来。
尉兴庆与綦连猛、谢猥馁以射术高明并称，他们都是从尔朱氏阵营转投高欢的，对高欢非常忠诚，深得信赖。此战只有尉兴庆跟在身边，他对高欢说：“大王快跑，我留下断后，我身上这百来枝箭足以射死西军百八十人。”西军追兵都已经赶上来，尉兴庆这么说，摆明是要以牺牲自己来给高欢争取逃跑的时间。高欢感动地说：“你要活着回来，我就让你当怀州刺史；如若不幸，就让你儿子当刺史。”尉兴庆说：“我儿子太小，请大王把官位给我哥哥。”这番话说得可谓悲壮。尉兴庆转身与西军恶斗，最终战死，高欢侥幸得以逃脱。战后高欢不忘尉兴庆以死相救的大功，派人回来找尸首。尉兴庆每次上阵，都在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很容易就找到。高欢便命在尉兴庆战死之处建起一座塔，后人称之为高王塔。
此战之前，东魏军中有士兵违禁杀驴，按军令应斩首。高欢暂时没杀，留着等回到晋阳再处理。这些士兵自知回到晋阳后难逃一死，便投降西军，并告知高欢中军的所在。宇文泰大喜，立即选出3000名骁勇之士，由大都督贺拔胜率领追杀高欢。贺拔胜的长兄贺拔允被高欢所杀，三弟贺拔岳也是被高欢挑唆侯莫陈悦所杀，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贺拔胜带的敢死队应当是以步兵为主，所持都是短兵器。贺拔胜在阵中看到高欢，便带13骑狂奔直追，边跑边大呼：“贺六浑（高欢鲜卑名，后世记为高欢的字），我贺拔破胡（破胡亦是贺拔胜的鲜卑名）今天一定要杀了你！”追到最近处，贺拔胜的矛尖几乎要扎到高欢背上。
高欢没命地奔逃，气都快喘不上来了。危急之时，东魏河州刺史刘丰开弓射箭，射死两名追骑。后来被誉为北齐三大名将之一的段韶（高欢外甥，娄昭君妹妹的儿子），奋死冲上，一箭射倒贺拔胜的坐下马。贺拔胜赶紧让人把副马牵来，等到他上马再追，高欢已在众军簇拥下跑远，再也追不上了。贺拔胜带来的敢死队都没带弓，气得他仰天悲叹：“今天没带弓来，真是天意不让高欢死在我手里！”此前，贺拔胜的几个儿子都与贺拔允一同在晋阳，贺拔允被诛时他们并未受到牵累，邙山战后，高欢切齿于贺拔胜追杀，一口气把他的儿子杀个精光。贺拔胜闻知，气得生了场大病，在战后第二年去世。
仗打到这里，颇有一些戏剧性，双方的中军都因为骑兵战术的运用被敌方摧毁一次，主帅也都遭遇了被追杀的厄运。这反映出双方主帅对大兵团作战的控制和运用都还存在一些缺陷，也隐隐令双方开始反思这种主帅亲自上阵的作战模式妥当与否。当然高欢、宇文泰可能都觉得自己作为当世枭雄，必须亲自上阵督战才能确保胜利，交给方面之帅可能会吃亏。这场战斗过后，高欢、宇文泰的反思程度是不一样的，宇文泰几乎被生擒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是后的几次大的战役，很难再见到他亲自出现在第一线。而高欢，受东魏军力强盛之赐，这位自负的统帅仍然把战争的统筹安排以及具体实施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直到再也没有后悔的余地。
东西魏各有胜负，战斗还没有结束。
高欢把部队重新整理，发起了反击。这是军力对比的必然结果。西魏第一天已丧失兵力3万余人，主力实际上已经极大损伤。《北齐书·高欢纪》说俘斩西军6万人，《北史·彭乐传》云杀西军3万人。参照历次西魏出动兵力的数量，其主力数上限不会多于8万人。如果一阵杀6万人，西魏哪里还能组织起进攻。故《资治通鉴》采3万之说。
东魏大军短暂慌乱后又整队发起反击，西军左军首先顶不住了。赵贵等五将军主持左军，抵挡不住东魏进攻，发生溃乱。中军失去左翼屏障也跟着溃败。与河桥之战一样，宇文泰的中军再次陷入激战。史言东魏军排着密集的进攻队形，像墙一样逼过来。西魏将军元定拿着长矛冲击，势如疯虎，杀得敌军不敢向前。勇将王雅率本部骑兵反向冲杀，亲手砍死9人，东魏人见他孤军无援，步兵骑兵一齐冲上来，不料即使围住也杀不过，王雅大杀一阵后安然回归本军，宇文泰赞叹：王雅浑身都是胆！
中军禁卫队武士王勇率300名勇士，手持短兵器，摧锋直进，反复冲杀，杀伤甚多。另外两个武士王杰、耿豪也奋勇作战，耿豪右手拿刀，左手持矛，直杀直砍，冲入东魏军中。诸将都以为耿豪要战死在敌军阵中，不料过了一会儿，耿豪一身是血拿刀又冲杀回来。战后这3人都被宇文泰赐名（王杰本名王文达，耿豪本名耿令贵），奖给他们3人2000匹布，并直接授予上等州刺史的官职。
西魏左军、中军大部溃败，引发全阵总崩溃，诸军左右不能相顾，前后不能相接，死伤惨重。独孤信、于谨两将被隔在前阵不能返回，东魏军冲杀过来，他们便率部立于道旁，假装是战败投降。东魏军见是降人便不再理会，继续追击。等他们过去后，独孤信、于谨便立即从后方进攻东魏军，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才使得中军的撤退又安全了一些。
右军以骑兵为主，情况稍微好一些，在主力溃败后，又坚持战到了天黑。东魏军屡次进攻，若干惠指挥骑兵部队反击，始终保持阵形不败。一直战到半夜，东魏军攻势才慢慢停下来。若干惠刚要退军，东魏人又开始追，他便下马慢慢走，让炊事兵做饭。眼见局势不幸，他壮怀激烈地对士兵们说：“我们在这里打到底是个死，打不过逃到长安，败军之罪也是个死，都是死，有什么不同吗？还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能有个生路。”西军都被他鼓舞，迸发出杀红眼后不顾一切的豪气，又把大军旗鼓树起来，一副谁不想活便来战的样子。各股败残军兵都向若干惠靠拢过来，若干惠便让大军徐徐而行。东魏追兵见若干惠部有恃无恐，不像败逃而归的丧家之犬，疑心有伏兵便不敢追赶。西军右军因此得以安全撤兵而返。宇文泰留李远为殿军，各部败军纷纷向西撤退，洛阳、宜阳各地也纷纷弃守，河南方面战局又恢复成东强西弱。
洛阳龙门石窟
至此，西魏军完败，邙山大战的基本过程结束。
四、失在何处
东魏军大获全胜，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诸将意见各不相同。核心在于追还是不追。宇文泰败势已成，乘胜进攻，打破潼关直取长安并非不可能。然而很多将领以为大战过后，人疲马累，不宜犯险进攻关中。
行台郎中封子绘建议说：“宇文泰本来就不是什么英杰，还敢挟天子占名分。他们一战丧胆，现在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封子绘为了强化说服力，还把当初曹操平定汉中而不乘胜攻灭四川的例子拿出来，极力劝说高欢要继续追击。
高欢的头号智囊陈元康也说：“这次大捷，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时机可遇不可求，应当迅速追击。”
高欢便问：“如果遇上伏兵可如何是好。”陈元康说：“沙苑之战我们败成那样，西人一路都没有伏兵，何况此时。”高欢虽然嘴上说对，内心深处却不以为然，几经权衡，最终只派出大将刘丰继续进攻，大军主力撤回。丞相府功曹张纂押送西军战俘先返回邺城。
刘丰率军攻至弘农稠桑驿。弘农郡此时由大将王思政防守。宇文泰本来安排王思政去守虎牢关，邙山战后此安排已然成空，遂又让他去驻守弘农郡。王思政在大统八年时曾成功修筑起晋南第一要塞玉壁城，并在彼处打了一场经典的防守之战。此时回镇弘农，正是发挥了其善守城的长处。王思政到弘农后，解衣而卧，故意对将士们做出东魏人不足畏的样子。宇文泰撤军时留下一部分主力，由达奚武统率，与王思政协防。留守在华州的宇文导，闻讯向弘农方向增援。宇文导所部是禁军精锐，此前没有参与邙山战斗，正是生力。刘丰不敢冒险进攻，便撤军北返。东魏军撤回后，王思政赶紧修筑弘农郡城城墙，完善城头橹、雉堞、敌楼等防御设施，同时恢复屯田，囤积粮草，使得弘农郡城成为东部防线上一座坚强的要塞，终东魏北齐之世，弘农郡再也没有被跨越过。
清水氐族酋长李鼠仁从军中逃回清水县发动叛乱，清水县（即今甘肃清水）属陇右秦州清水郡，其地靠近天水，南与仇池氐人聚居区遥相呼应，如果变乱扩大，对陇右南部的安全有较大威胁。在念贤死后，独孤信一直是陇右的负责人，独孤信派兵屡次进攻不克。宇文泰急于平息事态，想亲自率兵平叛，丞相府典签赵昶自告奋勇前去说降，李鼠仁惧于宇文泰的积威，没作挣扎便又归顺。
宇文泰回军后，对不能阵斩高欢耿耿于怀的贺拔胜迁怒于蒋升。原来在邙山战前，素来好观天文玄象的蒋升向宇文泰劝谏说，天象不利于大规模出兵，硬要出兵肯定会遭遇不测。宇文泰劝解贺拔胜说：“时机不好硬要出兵，这是我自己的原因，与蒋升无关。”
截至此时，邙山之战对西魏军政形势造成的影响渐渐消除，西魏又恢复了稳定，这也意味着，高欢再一次失去在大规模战役胜利后消灭西魏的机会。对高欢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可惜他失去了。
从天平元年（534年）到武定元年（543年），10年的时间，东西之间打了小关、沙苑、河桥、玉壁、邙山5次规模宏大的战役（两次玉壁之战将在后章单独论述），次次都是倾国之兵，而且多以东魏占据主动权。从战争形势看，东魏胜多负少，然而东魏始终不能把战争胜利扩大为灭国夺地。原因到底是什么，的确令人深思。
大约在北齐皇建元年（560年）至二年（561年）之间，也就是北齐孝昭帝高演在位期间，河北名士卢叔虎向皇帝上了一条平西策，这条平西策与后来的隋初名臣高颎的平陈策如出一辙，切中灭国之要害。可惜，隋文帝用之而能灭陈，北齐却失之交臂。我们且从卢叔虎的建议中探寻高欢失策之处。
平西策大意如下。北齐国富、地大、兵强，北周则反之，从形势上看北齐占绝对优势。但十年来兵马不休，之所以未能灭周，原因就在于抛开国势，单纯依靠野战争锋，这等于舍长用短，不是万全之策。如要灭周，不如在晋州平阳设立重镇，以重兵屯守，与蒲坂相对。如果关中不以重兵对抗，那么缓缓图之，晋南一带必然迟早夺回。如果出兵相争，非十万以上不可；而要出兵，所有兵员粮秣要关中保障，来回路远，供应很难。周军来战，齐军不出，周军若退，便追袭其后。如此数年，必然能把关中消耗得筋疲力尽，到时再进攻关中有胜无败。孝昭帝非常认可，甚至想亲自坐镇平阳城，亲眼看到灭周的那一天，只可惜这位皇帝不久后便去世，平西策不了了之。
卢叔虎平西策是建立在高欢10多年战争基础上的，没有高欢的实践，就没有平西策，这是肯定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高欢的水平。那么是否能据此而说高欢没有失策？不能。
大致捋一下，高欢的失策有如下两点：
一是不善用势而执着于用力。东魏国力强于西魏是很明显的现实，无论人力还是物力。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础。诚如卢叔虎所言，强者制弱，富者兼贫。站在后人的角度，自然能看到单靠轻兵野战无法消灭同样人才济济的西魏北周，但不能因此而说当时人发现不了问题是理所当然。弘农之战时暴露出关中经济困难，沙苑之战事实上是因弊以制之的绝佳机会，高欢只需以一个方面统帅，以重兵逼临，等西魏军饿后生乱即可。放大到国家战略层面，对待穷困的敌国，围而逼之，逼其生乱，然后在恰当的时机以军队攻击要害，这应当是最稳当的、最有效的灭国之策。高欢没有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最有效的战略，有可能是认为东西国力对比已经到了数量级的差别，因而直接以战争决胜。这就像一个强壮的力士折针，本可以捏着针身一下掰断，却偏偏要去硬顶针尖，难免被扎得鲜血淋漓。
二是战争统筹不力。平西策把晋州平阳郡作为重点突出出来，其背景是东西国防形势对峙的基本状态。豫西和晋南是对峙的两个方向，豫西即弘农、洛阳一线，因为道路险阻，已经被证明不是进攻的上佳之选。晋南是唯一的方向。高欢最初也曾考虑过在平阳建设重镇，旋又因部属不同意而作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高欢每次调集重兵，都是从晋阳直接出发，作为晋中重镇，平阳没有发挥任何战略支点作用。如果平阳能够像王思政建弘农城一样建造一座集防守、补给、支援、进攻于一体的基地，将会给西魏晋南的黄河防线制造出空前的压力，玉壁城对黄河渡口的遮护作用会大大缩水，与平阳相距不超过400里的蒲坂、风陵、龙门等诸渡，即便仍在西魏手里，也只是东魏予取予求的囊中之物。或许高欢认为，即便把晋阳大本营前推到晋州平阳，也只不过省了400里的距离，这对占尽主动的东魏军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以至于这种区域性军事重镇的防守，东魏高层连重兵都不舍得派出，只委任给他们鄙视的汉人去死守。这样的战略，很难想象会给战争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