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太阳王）
路易十四简介
路易十四：提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大家一般都会联想到一些有趣的事物，诸如假发套、高跟鞋、壮丽的凡尔赛宫、奢华的舞会，当然还有最为瞩目的称号——太阳王。这些，都已成为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文化符号。众所周知，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这个时代无疑是属于法国的。在那个时代，法国经历了军事上的辉煌，其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地位比此前的西班牙，甚至以后的英国都要更加明显。文化上的繁荣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直至进入18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法国仍然在装束、礼仪等各个方面在欧洲大陆保有巨大的影响力。此外，法国王国在内部进行了广泛的行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使法国国力空前雄厚。可以说，这是法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是“路易十四时代”。正如伏尔泰所言：“他不仅仅为其统治时代的伟大事物所造就，而且他也是这些事物的创造者。”而历史中也有冰冷和致命的部分：太阳王的王权，其麾下的庞大军队，以及法国在17世纪与18世纪初的战斗历程。
路易十四传记——
朕即国家
1638年9月5日，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中，奥地利的安娜，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诞下了一名男婴——路易。顿时整个法国陷入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将新诞生的王太子热切地称呼为“神赐之子”。此后数周，宫廷、巴黎乃至全国各省都投入到了狂喜的庆典当中。来自欧洲各国的大使们也蜂拥前来恭贺。在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为恭贺王太子路易的诞生，举行了一场主教大弥撒。但在整个欧洲，对于王太子的诞生，恐怕没人能比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感到更满足了。他在官方的公报上写道：“在父亲与母亲之间，诞下了令人赞叹的子嗣，这是他们欲望与幸福的极致结晶。”
路易十四骑马像。
安娜王后，她在路易十三驾崩后成为法国摄政。
黎塞留的遗产
两年后，随着次子腓力的出生，波旁王室的继承人问题似乎最终得到了保证。同时，红衣主教黎塞留在扑灭内乱和推进改革上取得的累累硕果，使法国拥有了越来越安稳的内部环境，但当时法国的外部局势却变得越加险恶。
当时，在德意志地区肆虐的宗教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而法国一早就明智地表示不会公开军事介入。黎塞留早在1629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向路易十三透露了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既然拉罗歇尔 已被攻克，如果陛下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就应该时刻准备遏制西班牙势力的扩展。它的目标是增强霸权、拓展边界。但法国不同，法国只应考虑增强自身，打开通向所有邻国的大门并保证它们免受西班牙的压迫。”
这一明确的反哈布斯堡家族政策是防御性的。黎塞留希望尽量推迟“与西班牙公开爆发战争”的时间，他认为一种“谨慎而隐蔽的方针”更加适合法国国内的政治局面和财力状况。起初法国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来削弱对手。1630年7月，法国人的盟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登陆德意志。法国向阿道夫许诺，5年之内将每年向后者提供100万里弗尔的资助。
同时，法国也积极谋求防御性的战略优势。1630年3月至6月，黎塞留亲率军队进入意大利北部，巩固了法国在皮涅罗尔和萨吕塞的地位，从而使法国能够威胁到米兰，以及驻守在尼德兰 的西班牙军队与本土之间的联系通道。同年秋天，黎塞留在外交上获得了双丰收：他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粉碎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继承野心，同时还确保了查理·德·内韦尔占有曼图亚和蒙费拉两公国。不仅如此，黎塞留还希望巩固同天主教联盟的关系，并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寻求建立第三方力量，为此他于1631年3月8日同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缔结了为期8年的防御同盟。黎塞留本来希望依靠瑞典与巴伐利亚这两个盟友成为德意志地区事务的调停者，从而渔利。但不久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会战中战死。借此机会，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发起了反攻，西班牙人则占领了特里尔选帝侯的领地。这一切都打乱了法国的计划，使其被迫直接参战。黎塞留命令法军加强在梅茨、图勒和凡尔登等边境的防御，并占据了洛林公爵领境内的巴勒迪克山、斯特奈和叙兹等战略要地。黎塞留派往海牙、都灵和汉堡的使者所施展的外交手腕，使法国于1635年成功地与荷兰、萨沃伊公爵的都灵和瑞典签署了防御同盟条约。1635年5月，法国正式对西班牙宣战。接着在1636年初，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宣战。
不过，如果说1635年是法国外交节节胜利的一年，那么1636年就几乎是军事严重失利的一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和他的幕僚们错误地估计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实力。1636年春天，哈布斯堡的军队兵分三路，从英吉利海峡的格拉沃利纳到索姆河流域，从勃艮第农田到贝尔福山口的广阔战线上，击垮了法国军队。1636年8月，巴黎以北约70英里处的科尔比镇落入由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兄弟——斐迪南亲王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之手。雪上加霜的是，就在巴黎受到威胁时，法国的外省又发生了动乱。是年夏天，森通热、昂古莱姆、普瓦图和利穆赞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税运动。
当时，巴黎的贵族和大臣们建议路易十三向南逃往卢瓦尔河谷地区。但路易十三，以无愧于其父亨利四世的英姿宣称，他将亲率军队抗击西班牙入侵者。在接下来的数周里，法国人团结到王旗麾下，巴黎城墙外很快集结到了一支3万人的新部队。同时，北方的法国盟友——奥兰治亲王也正在筹备一次大规模攻势。斐迪南亲王担心落入两个对手的夹击之中，因此放弃进攻企图，撤往北方。路易十三及黎塞留率领军队于1636年秋天重新夺回了科尔比，法国得救了。
红衣主教黎塞留。
这次危机充分显示出了当时法国军事力量的不足。在1636—1637年冬季，法国军队向巴黎北方的庇卡底和阿图瓦进军时，黎塞留与他能干的军机大臣弗朗索瓦·苏布莱·德·努瓦耶开始携手补救这些缺陷。他们从瓦隆人、德意志人以及瑞士人中招募雇佣兵部队。到1637年冬天，法国军队人数超过10万。为了给开往莱茵河的大军配备统帅，黎塞留雇用了著名的雇佣兵首领——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应黎塞留的指示，伯纳德在1637年发起了一场针对神圣罗马帝国莱茵河上游沿线要塞的战役，这些要塞守卫着西班牙人的补给线。到1638年，伯纳德的部队扫荡了莱茵河的上游，几乎完全清除了这一带的军队。1638年12月，黎塞留向他的德意志政策缔造者中的一位——约瑟夫神父说道，萨斯巴赫“已经唾手可得”！几天后，他的预言就变成了事实。
路易十三。
总之，黎塞留和努瓦耶对参谋事务和军队补给的精熟掌控确保了法军在1639年和1640年的战事中节节胜利。虽然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在1639年7月去世，但是黎塞留仍通过送给布赖萨赫的守军将领慷慨的礼物，确保了这座战略上非常重要的要塞属于法国一方，因为它是通往阿尔萨斯的钥匙。
1640年，阿拉斯和都灵落入法军手中。同年，法国最为强大的敌手——西班牙，被卷入到了与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内战当中。得益于西班牙的不幸，法国于1642年9月轻松收复鲁西永省，并进占佩皮尼昂。到1642年，黎塞留的法国霸主梦已近乎实现：阿图瓦、阿尔萨斯和鲁西永已在法国的掌握之中，并且通过它们，法军打开了进军佛兰德斯 、德意志和加泰罗尼亚的大门。
可是在1642年11月末，为政治事业耗尽心血的黎塞留病倒在巴黎的寓所中。12月4日，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与世长辞。而路易十三仅比他的首席大臣多活了不到6个月。1643年5月14日，路易十三死于热病。伴随着他的驾崩，王太子路易，这个仅有4岁零8个月大的孩子，成为法国这个庞大王国的继任者——路易十四。他的母亲，成了摄政太后。
年幼继位的路易十四。
对于这对孤儿寡母而言，黎塞留留下来的遗产不可谓不丰富，虽然其中也潜藏着某些隐患。
黎塞留在贯彻王权集中化过程中，曾打压各方不安分势力：王室成员和大贵族；抵制改革的地方政府；罗马天主教会中的耶稣会士和詹森教派信徒，他们整天斗得鸡犬不宁；新教徒，黎塞留非法剥夺了他们按照《南特敕令》应享有的政权权益；高等法院里的法官们，他们顽固地保留着自身的特权，甚至引得伦敦国会跨越海峡前来干涉；农民起义，农民们被税收压榨，生活困苦不堪，只能以他们唯一所知的方式抵抗。这些势力，在黎塞留的铁腕统治下，只能暗流涌动，一旦强人不在，必将试图掀起狂涛。
但黎塞留馈赠给路易十四和法国的，更多是引导国家走向鼎盛的契机。
首先，黎塞留为了打击这些国内的分离势力，将他最为亲密的天然盟友聚集在了身边，也就是他的家族成员及其家臣。他将他的外甥、甥孙和堂亲们安插在军事与民政备受信赖的位置上。到1640年时，黎塞留的亲属，杜·普莱西和德·拉·波茨把持着法国元帅、海事总监、桨帆战舰将军、航海总长以及火炮大团长等职位。此外，黎塞留的外甥女们还与多个法国显贵家族联姻。
政府的阁僚与大臣职位被把持在一些管理层世家手中。菲利波家族 、科尔贝家族、勒·泰利埃家族、德·阿格苏家族、德·阿格让森家族以及勒姆阿尼恩家族，在17世纪法国的政府体系中盘根错节。而他们之中，一些从前是黎塞留的部下，另一些直接就是黎塞留的亲族。同时，这些家族或出自上层贵族，或出身于被当时英国人取名为乡绅的乡村贵族。
虽然利用裙带关系的历史与政治本身一样古老，但黎塞留这种行为却在无意中打造出来一个“穿袍贵族”阶层。这些官吏贵族已经与以往的领地贵族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的财产与权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王室对其政府职位的委任上。黎塞留以及之后的路易十四，也越来越多地从这个阶层中提拔管理人员，填充中央和地方政府。
比如黎塞留就提拔了诸如克劳德与利昂·勒·布提耶这样的杰出官员，当然他们与勒姆阿尼恩和菲利波家族沾亲带故。黎塞留还提拔了亚伯·塞维安和他的外甥雨果·德·里昂，他们后来都成了路易十四政府中的阁僚。被提拔的还有掌玺大臣皮埃尔·塞吉埃，他在1635年到1672年亡故的几十年间，都是法国的大法官。
就这样，通过散布在各个机构部门的这些“穿袍贵族”和他们的附庸，黎塞留打造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官僚机器，而这一切都被路易十四所继承和完善，对当时法国连年的战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支持作用。另外，17世纪的官僚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内阁部门的出现。到1642年时，法国已经有了至少两个政府部门，分别管理战争和外交事务。这些部门的国务大臣，与其他国务大臣和他们手下办事处的官吏们，成为地方政府与中央行政之间沟通信息的总渠道。此外，国务大臣与他们手下办事处的官吏展现出了管辖上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还表现在国务大臣官职的安排与售卖上，即允许在职的大臣将官职指定给儿子、侄甥或堂表兄弟继承。
到17世纪60年代，“穿袍贵族”已然成为贵族中的一个强力新兴群体，为旧有的封地贵族所痛恨。封地贵族的代表——圣西蒙公爵以及担任军职的佩剑贵族，将这些新贵刻画为卑劣的暴发户。但这明显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穿袍贵族”能够把笔塑造成比剑更为强大的武器。因此可以说，黎塞留最为重要的一项遗产就是他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推动，而这正是17世纪路易十四绝对君主制能够铸成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外交上，黎塞留也留下了不少遗产。这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所谓的“意大利冒险”，或者叫作“意大利大业”。黎塞留在他早年生涯中承认，他坚信意大利应当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他将热切的目光投放到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上。在这些地方，巴洛克艺术璀璨夺目，诸多闻名遐迩的科学家、作家、建筑师、画家和诗人居住在此。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一样，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命令法国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第富饶的平原。结果和早年那些法国人命运相同，这些法军不得不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强硬势力面前退却，仅保留下在皮内罗洛的山间关口。黎塞留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萨林（又译作马扎然），同样痴迷于意大利梦想。他也介入到意大利事务当中，在1647—1648年派出了一支不幸的远征军援助那不勒斯人的叛乱。路易十四本人对意大利也十分渴望。在其统治期间，法国分别在17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以及1701—1706年多次入侵意大利。黎塞留的这些继承者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比他们的前任好到哪里去。直到将近一百年后，法国共和国的军队才在拿破仑的率领下在意大利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也是只是昙花一现。事实上，法国人的意大利梦想之所以破灭，主要因为法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勃艮第继承争端之中。随着焦点的转移，欧洲列强的势力向北方倾斜，并将靠近莱茵河口处的地区视作政治轴心线，争斗的焦点凝聚到了荷兰低地地区。英国、法国以及德意志诸国都先后参与到了这个瓜分游戏当中。这之后，近一个半世纪的时光里，欧洲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勃艮第人领土上的战争。
黎塞留一直践行着沿着北部和东北部边界稳步扩张的政策。不过随着布赖萨赫（1638年）和阿拉斯（1640年）相继落入手中，法国进一步卷入到了勃艮第和洛林的继承问题。这里所说的勃艮第并非仅仅是勃艮第公爵领和伯爵领，而是包括从安特卫普、奥斯坦德的港口到卢森堡地区，再到弗朗什-孔泰于侏罗山脉脚下的富饶河谷为止的广阔领域。这些地区，虽然被列日主教的领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德意志诸侯的采邑分割，但在16世纪末似乎相当安全。驻守在边界一线要塞里的西班牙部队确保着该地区不受侵犯。对法国人来说，勃艮第的继承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从1477年开始，法国人就极其关注中部王国的划分。因为在法国人看来，那些要塞给予了掌握着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前进的基地，从这些地方哈布斯堡人能轻松地向法国的北方心脏发动进攻。这些地区犹如一把随时插入的匕首，让法国人无法安眠，这种压力一直贯穿着法国的整个旧制度时代 。
在黎塞留执掌大权时，法国人通过军事努力，拥有了美因茨、图勒和凡尔登三个主教领的控制权，而它们坐落在勃艮第和洛林地区的边缘。1630年初，法国军队从这些要塞进入洛林公爵领，逼走了在任公爵。正是为保护新征服的土地免受弗朗什-孔泰、贝尔福隘口 和阿尔萨斯的反击，黎塞留才如前文所说，鼓动伯纳德沿莱茵河流域作战，并进入阿尔萨斯。后来，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们继续沿用黎塞留的政策，吞并了更多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以及弗朗什-孔泰的土地。
不过，对勃艮第和洛林领土的征战也点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天然疆界问题。历史学家加斯顿·泽勒认为：无论是黎塞留还是之后的路易十四，虽一直宣称要获得所谓的“法国天然疆界”，也就是古代高卢地区，但是他们的野心不止于此，黎塞留对洛林和阿尔萨斯的志在必得是为了确立前进基地，好使法国军队从这些地方击退敌人进攻或是主动发起袭击。黎塞留在1629年时宣称：“我坚信我们必须设防梅茨并尽可能向外推进至斯特拉斯堡，以获取通往德意志的‘一扇门户’。”后来，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基地通常守护着通往北欧和东北欧的丰富水路，比如梅嫩和阿尔芒蒂耶尔就坐落在利斯河上，瓦朗谢纳和图尔奈在斯海尔德河上，沙勒维尔、色当、斯特奈、邓恩和凡尔登在著名的默兹河上，泰昂维和皇家山在摩泽尔河上，路易堡、斯特拉斯堡和布赖萨赫在今天法德交界的莱茵河上。
这种前进基地或者说门户的概念，还可以延伸至在勃艮第山口的贝尔福要塞以及警戒着意大利的皮内罗洛和卡萨莱身上。在没有天然防护——森林、峡谷或是河流转弯处的地方，黎塞留以及路易十四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道坚实的要塞防线：由运河和堤坝连接起来的设防城镇要塞。同时，这些运河和堤坝能够被挖开，以淹没周边区域。这种边界防御体系在随后的年头里，由路易十四统治时代的天才沃邦侯爵进一步完善。他改良和建造的诸多伟大要塞，像是一条钢铁项链，散落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疆上。
马萨林的外交与投石党之乱
当然，在所有黎塞留交到路易十四手里的遗产中，没有哪份遗产的直接影响力可与他选择马萨林作为法国首相和红衣主教的继任者相媲美。这个继任者于1602年出生在罗马，意大利名为朱利奥·马扎利尼，法国名为儒勒·马萨林。政治生涯之初，马萨林作为一名外交官为罗马元老院服务。1631年，他因率领代表团成功使曼图亚公爵领地继承争端达成和议，不久声名鹊起。也就是在那时，他获得了黎塞留的青睐，随后就被招到法国外交部门工作。1638年，马萨林作为黎塞留外交事务上的排忧解难者迅速走红。黎塞留临终前，选择了马萨林继承他的衣钵，担任下一任首相。
马萨林，如同他的画像显示的那样，身量不高，有些圆胖但相貌英俊，他有炯炯有神的眼睛、细腻的手掌以及优雅的仪态。在这文雅神态之下，马萨林所隐含着的玩世不恭、超然以及自知之明使得他像黎塞留一样令人敬畏。比如说，在法国投石党动乱中那些糟糕日子里，马萨林遭受到公开辱骂，他的私人生活被人挖苦讽刺，而他本人也被流放。但马萨林反而收集到那些讽刺他的人的品性与政治策略，将其整理成文章并装订成集，还经常放声朗读以自娱。后来，他干脆出售掉其中一些合集，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通过这件小事，马萨林的气度，以及对财政利润的渴望，可见一斑。
红衣主教马萨林。
公平地说，马萨林是以极大的忠诚与奉献精神服务于王室的。他与当时摄政的安娜王太后几乎是同病相怜。因为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都算是外国人。甚至有谣言说，两人已经秘密成婚。在路易十三驾崩后，奥地利的安娜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祈祷和慈善事业，但这并不能忽视她在政治上的手腕。这位冷淡，还有些许懒散的母亲，在充满敌意的贵族包围下做着顽强的抗争，以维护她幼子的王室特权与他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她极为依赖马萨林，而红衣主教也极力支持王太后。两人之间盟友般的合作令人很容易回想起前任国王路易十三与他的首相黎塞留。
作为首相，马萨林最为伟大、最为持久的成就是在对外事务上。他不仅拥有着与前任一样的政治家品质，而且还有着极具个人特色的精明。17世纪40年代早期，马萨林的外交事业无疑是成功的。当时整个欧洲都已厌倦了战火，这正是外交官大展身手的时刻。西班牙被国内安达卢西亚、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地区的动乱折磨得精疲力竭，而且还于1643年在罗克鲁瓦败于法军之手，三十年战争已经使它疲惫不堪。英国人也遭受着内战的切肤之痛，整个国家被自己人扯得粉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对北方战争茫然无知，和很多帝国境内的诸侯们一样，深恐瑞典人再一次入侵德意志。与此同时，在斯德哥尔摩，年轻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恳求她的议员们听从大众对和平的哭喊。也就是在此时，马萨林抓住机遇委派了一支卓越的议和使团。使团领头的是国王的表兄——隆格维尔公爵，而机敏的外交官亚伯·塞维安与阿沃伯爵在旁协助。法国使团和他们的盟友瑞典人在德意志地区的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花费了数年时间，举行了诸多会议来洽谈最终的和议。当然，外交官背后依靠的是法国军队在格拉沃利讷（1644年）、马蒂克（1645年）、讷德林根（1645年）以及朗斯（1648年）取得的胜利。
马萨林与安娜王太后。
马萨林的政策与黎塞留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们关注的西属尼德兰 和阿尔萨斯问题上。在写给明斯特大会上的法国全权代表的信中，马萨林提及“法国心脏地带”这一概念，认为只有当法国的边疆拓展至荷兰和莱茵河，并接手洛林和阿尔萨斯诸省才能保护住该心脏地带。与黎塞留主张设立西属尼德兰行政区，并确立向莱茵河推进的前进基地不同，马萨林寻求彻底吞并尼德兰以及阿尔萨斯地区。不过荷兰政治家并没有丧失对法国威胁的警戒心，他们在1648年1月与西班牙人在第一份《明斯特条约》中单独媾和。随后西班牙立刻撤出了这次大会，拒绝与法国签署和约。在吞并西属尼德兰上遭遇失败后，马萨林将他全部精力放到了完成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和议上。1648年10月24日，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签署第二份《明斯特条约》。经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协定，法国获得梅茨、图勒以及凡尔登这三个主教区的合法头衔，并由法学家们来确定这三个主教区的精确边界。
1643年的图特林根之战。
至于阿尔萨斯，双方的条约这样规定：
1700年左右的尼德兰地区。
皇帝陛下，代表他自己和奥地利最尊贵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整个帝国，放弃迄今为止属于他、属于帝国、属于奥地利统治家族的布赖萨赫城、上下阿尔萨斯的领主权，以及荪古 和10座帝国城市里的一切权利、财产、领土、属地和司法权……
在这份条约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彻底割让出了荪古，这个位于上阿尔萨斯，由哈布斯堡家族世代相传的领地。他还同意将卫戍权力交还给布赖萨赫城。他将10座帝国城市让渡给法国，并承认法国对上下阿尔萨斯的领主权。
不过，这个条约也有很多隐患。
首先，法国对勃艮第和洛林的领主权宣称仍未得到认可。第二份《明斯特条约》中规定：“勃艮第地区应当且仍旧是帝国的一员……”然而该条约是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能在1648年结束的基础上建立的，但事实上战争到1659年才结束。因此法国与西属尼德兰地区间的边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要等到11年后与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条约》才算最终解决。
其次，事实上法国对西属尼德兰地区的处置问题不得不交由列强们来公开仲裁解决。马萨林曾提出，法国只有将它的边疆拓展至荷兰边界才能保证首都的安全，但法国占据西属尼德兰的要求对荷兰来说无法接受。于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人总共提出了四种解决西属尼德兰地区问题的可行方案：
第一种，按照早在1635年时黎塞留和荷兰提议的方式来瓜分西属尼德兰。第二种，执行马萨林的“法国完全吞并”计划。第三种，提议西属尼德兰的政府被置于一个所谓的中立党派手中。第四种，将坐落在尼德兰地区的勃艮第领土割让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最后，对阿尔萨斯领土的处置也留下了隐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确实向法国人让出了他在该省的权利，但他遗赠给法国的是一份含糊不清的世袭权力。事实上，还需要法国用军人的鲜血来确定对这里的完全统治。
与外交相比，马萨林的国内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则要严重得多。在旧君主制时代，摄政总是一个危险的职业。路易十四的登基为贵族和平民开启了极大的期望，大家都盼望着一个好时代的到来。可是当1643年5月18日，路易十三驾崩4天后，摄政王太后与她年幼的儿子出现在巴黎高等法院面前时，大法官与大贵族们急不可耐地将路易十三的遗愿抛在一边，冀图通过修订摄政法令来求得王室的恩赐和欢心。但令法官和贵族们失望的是，安娜并非是一位容易被恐吓或是哄骗的女性。她不仅没有抛弃红衣主教黎塞留晚期的政策，甚至还通过保持黎塞留的“影子”，让马萨林作为她的首相和私交密友来延续和强化这些政策。遭到断然拒绝的贵族们密谋推翻马萨林。但和之前反对黎塞留的密谋一样，这次密谋同样因内部的嫉妒与怀疑而搁浅。收到间谍密报的马萨林放逐了密谋集团的首领们，这使他在内阁中的地位无人能及。值得一提的是，挫败这次密谋，马萨林并没有诉诸流血手段，而黎塞留在类似情况下经常不得不这么做。
1643年的安娜与她的两个儿子。左为王太子，日后的路易十四；右为其弟，未来的奥尔良公爵腓力。
另外，从1644年到1648年，法国最严重的问题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上。仗打了快10年，法国的国库都被掏空了。政府也被财政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于是不得不向包税人预支比以往更多的款项，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财政体系的混乱只是导致危机的部分原因，真正的问题出在法国经济逐步陷入瘫痪。此时的法国经济，同时受到了国际贸易减缓和连续性农业歉收的双重打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马萨林的各种财政应急措施层出不穷：先后出台了针对不动产业主的不动产税和主要落在富人身上的薪俸税，进一步提高入市税，并削减官员俸禄和年金公债。这些措施让贵族、食利阶层和法官们大为恼火。巴黎高等法院也使出了拖延战术，阻止这些财政应急政策的颁布。一直到1645年9月5日，经过一场国王主持的高等法院司法会议后，马萨林和高等法院最终商定了以同业公会课税替代更重的不动产税和薪俸税的妥协方案。然而，尽管马萨林做出了这样的让步，但人民的不满仍旧日益增长。抱怨声遍布巴黎的法庭和街头小巷，要求马萨林免职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这期间，隔海相望的英国所发生的内战，让大众和高等法院显露出的敌意愈加明显。法国的法官们也希望能像在西敏寺的议员同行们那样，成为政府政策的仲裁者，以及大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平衡力量。他们试图效仿英国，将议会的权力提升至国王之上。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法国在17世纪时所谓的绝对君主制。在17世纪初，法国君主制仍然主要遵从于习惯性以及就事论事原则。在大部分忠实于罗马传统及伟大的让·博丹教诲的法学家们看来，国王享有绝对权力，他可以制定法律而无须征求臣民的同意。国王主权的实施不受任何监控，所有人均须服从。但是法国人喜欢将他们的“自由”与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的臣民们那遭受奴役的状态做比较。他们认为，尽管法国王权不受监管，但国王的意志实际上必须服从某些规则。王权应该是理性的、慈父般的，它必须尊重臣民的财产、生命及荣誉。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看来，整个社会的等级化——三级分化、中间团体、高等法院、省三级会议、地方团体和同业工会等的存在，都是王国基本法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得到君主体制的关注和尊重。国王的意志应该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它不能违背上帝的戒律。国王是由教会加冕的，他受上帝保护，是上帝的代理人。因此从天职上说，法国国王应服从基督教法律。他所有的世俗管理权限，正如他对教会的维护一样，都只对上帝负责。所以法国王权因不受监管而是绝对的，但它又因服从法律和宗教上的惯例而是有限的。在17世纪初，这种王权具有的双重特征，很有可能使其发展成为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具体形势和社会状况却最终促使君主权威的加强和习惯性法律制度的逐步解体。这其中，哈布斯堡家族切实的威胁和连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强化。法国急需资金、军队和地方支持，而根据传统，任何一项法律或税令均需得到高等法院法官们通过，记录在案后方能对公众实施。黎塞留主政时曾削减高等法院的权力，而他们现在决意恢复自身权力。法官们认为君主立宪是拯救当前法国的良药，王权应当置于代表全国民意的某种代议机构监管之下才能保证大众的权益。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各地的12个高等法院与英国国会不同，它们并非是由各地区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司法和行政机构，法官们的职位是世袭或是由国王指定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官仍以民众权益的正义伸张者自居。1648年春天，巴黎高等法院在圣路易法院集会，在那里他们起草了《二十七条》法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打压督察官，确立人身保护权，承认在税收事务上高等法院的许可权。“未经高等法院批准的司法督办和所有其他钦差均应被取消……任何税收只有根据各高等法院正式认可的法令和宣言方可开征，而法令和宣言的审查应经各高等法院自由表决……此等法令、宣言的执行权应归于上述法庭……国王的任何臣民，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均不得遭拘禁24小时而不按规章接受问询、不被移交于其自然法官处。”
让·博丹（1530—1596年），他提倡的强力中央集权政治哲学对后世法国君主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这些基本法外，法官们还不忘加上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条款，如薪俸、职位的世袭性和新职位的设立等。总之，“决斗的白手套”已经丢落到马萨林脚旁，但他在是否接受挑战上迟疑不决。
孔代亲王，因其丰功伟绩被后人尊称为大孔代。
1648年8月，马萨林厌倦了法庭频繁的骚扰，法国对西班牙军事上的胜利也为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最终下令逮捕了以布鲁塞尔为首的数位议会首脑。结果，从该月一直到1653年夏，法国落入了无止境的动荡当中。随后发生的内战，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投石党之乱”，该名字来源于街头顽童手中的弹弓，象征着巴黎人民对所谓的外来者——马萨林与安娜“暴政”的抗争。投石党之乱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648年8月至1649年3月，被称为“议会投石党暴乱”或者“旧投石党暴乱”；第二阶段，1649年3月至1651年2月，由法官和佩剑贵族们参与的“诸侯投石党暴乱”，又被称为“新投石党暴乱”；第三阶段，1651年2月至1653年，被称为“孔代投石党暴乱”，该名字源自其首领——著名的孔代亲王。
具体说来，当时的事态在马萨林逮捕高等法院代表后急转直下。民众匆匆搭建起了众多街垒，集体暴动，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布鲁塞尔因“拒绝纳税”的口号而名噪一时，民众在皇宫前集会要求释放布鲁塞尔，许多人还带上了弹弓投石抗议。一直到王太后安娜对民众施加的压力让步，并同意了一些《二十七条》中要求，巴黎大主教的副手保罗·贡迪才遣散了人群。
事实上，安娜是在拖延时间，她绝不会饶恕议员们如此强制的请愿。1649年1月，王室军队尚在外作战（三十年战争），王太后安娜、马萨林还有年轻的国王害怕被民众胁迫当成人质，秘密骑马从巴黎出逃到了圣日耳曼。当时王太后典当珠宝以购衣物，夜间以稻草为枕，情形甚为狼狈。年幼的路易十四自此对民众再无好感，对巴黎也是如此。
随后三十年战争结束，王室军队回援并包围了巴黎，以此迫使巴黎民众投降。这支军队的首领是孔代亲王，他承诺支持王室。在被围困的巴黎城内，被围攻的民众如坐针毡，于是把城内残余的忠于王室的势力都给清除掉了，怕他们和外面的军队相互呼应。几个大贵族认为，这次动乱是争取议会恢复封建特权的大好时机，同时还认为假如没有上层贵族领导，这次起事可能会乱得不可收拾。于是隆格维尔公爵、博福尔公爵和布永公爵均加入议会一方，孔蒂亲王与隆格维尔公爵夫人（他们是孔代的兄弟和妹妹）也参与其中。
倒向议会势力的还有巴黎大主教的副手，那个狡猾透顶的副主教贡迪，他曾向王太后进言释放布鲁塞尔，但遭到拒绝，于是他在愤怒之余转而鼓动民众反抗国王。当时他正致力于谋求红衣主教的职位和供养3个情妇。
上层贵族和巴黎大主教的副手就这样考虑着家族冲突、个人抱负和所谓爱情。在围城危机面前，他们向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求援，这造成了巴黎高等法院的离心离德。一方面，法官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封建贵族利用了。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官都不愿意丧失黎塞留时代以来取得的外交胜利果实。在受困的巴黎，饥饿引发的各种骚动和可怕阴谋让高等法院心惊肉跳。比如在1649年3月6日，巴黎每塞蒂埃 小麦价格上涨至破纪录的60里弗尔，这是两年前的六倍。与此同时，从英国传来了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杀死国王这一可怕的事情，让最坚定的人也没了热情，转而倾向于屈从。3月下旬，高等法院势力选择屈服，并在吕埃签署了条约，该条约确保了对他们及其追随者们的特赦。
但骚乱并没有因此结束，暗潮仍在涌动。高等法院仍未死心，贡迪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中产阶级在旁鼓噪。越来越多的攻击马萨林的小册子出现，巴黎人也越来越难以驾驭。在宫廷中，路易二世·德·波旁，也就是孔代亲王，指挥法军在罗克鲁瓦和朗斯获取胜利之人，开始大摇大摆地走在卢浮宫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骄傲的雄孔雀”。虽然他的意见得到了摄政王太后的征询，并且虚荣心也在马萨林那里得到满足，但这只让他的野心愈加膨胀。他与其他王室亲王、大贵族，以及巴黎高等法院一起密谋推倒马萨林。当年黎塞留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亲王、大贵族以及法官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
奥地利的安娜，撇开马萨林谨慎的恳求，于1650年1月14日以几乎政变的激烈手段，分别于万塞讷和勒阿弗尔，逮捕并监禁了孔代、孔蒂和隆格维尔等人。她为她的行动辩解道：“王室权威将被这些亲王们的攻击完全推翻……”他们的下狱在宫廷和巴黎触发了激烈反应。许多贵族离开巴黎回到他们的庄园，其中就有名将蒂雷纳。此时，他还是孔代亲王的支持者。另外，当时法国还遭遇到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西班牙的军队对法国北部边界发动了袭击。因为害怕再一次被困在卢浮宫，法国的宫廷成员们开始了漫游法国之旅。“我们处于，”如同莫特维尔夫人所说，“一种可怜的境地。”王室预算已然耗竭，珍宝被典当，许多高级官员亦无俸可领。当时在法国的英国约克公爵回忆：“没有什么像钱一样奇缺。法国宫廷身处极大的困境……王权被削减至最为凄惨的状况。”
1651年初，在高等法院和民众的坚持要求下，安娜被迫释放了这些亲王。巴黎人狂热地迎回了他们的英雄，并怀着对马萨林的轻蔑，对他极尽侮辱之能。马萨林意识到他继续留下将对自身和王家造成危险，于是他逃离法国，来到科隆附近一座安全的城堡中。在那里，他收集资金和部队，与国外诸侯通信，并就王太后下一步应当实施的动作进行建言。孔代亲王则自封为君主制的救星，又一次炫耀地行走在宫廷当中，仿佛他已然被任命为摄政。他在官职与增强附庸上贪得无厌，以致与安娜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安娜如约克公爵记述的那样：“是很难被吓倒的，并且她的勇气不屈不挠……”之前的情形再一次上演了：孔代亲王又一次与摄政王太后关系破裂，率领着他的追随者们公开叛乱并入侵南方诸省。
安娜在1651年秋天反复请求马萨林返回宫廷，后者在经过些许犹豫后在1652年1月正式启程，并带着约7000人的军队返回法国。与此同时，蒂雷纳也选择了支持王室。于是，两位同时代最伟大指挥官之间的较量开始了。最终，两位名将于1652年7月上旬，在圣安托万城区城门外进行了一场简短的遭遇战。孔代亲王落于下风，依赖来自巴士底狱的密集炮火才幸免于战败，而这全仰仗于一位少女的功劳。她叫安娜·玛丽·露易丝，其父是路易十三的兄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曾被黎塞留流放，其母是蒙庞西耶女公爵。因为她身材高大，所以被人们称为“蒙庞西耶大小姐”。她与路易十四虽然是堂兄妹，但她曾属意嫁于后者，后见对方无意，遂被激起反叛情绪。在巴士底狱，正是这位大小姐逼令军官对王室部队开炮。此后，她又假借她父亲的名义，下令守军打开城门让孔代军队进入巴黎，并将国王的军队阻于城外。
巴士底狱调转炮口攻击王室部队。
然而胜利并没有被孔代亲王长久地攥在手里。亲王的傲慢态度使巴黎人疏远了他，稳健派人士也开始反对他。当时整个巴黎乌烟瘴气，孔代的军队因为缺乏军饷腐败不堪，民众肆意暴动，结果许多平民被杀害，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粮食供给严重缺乏，半数的巴黎人都面临饥饿的威胁。民众不禁开始怀疑这些起义行为的正当性，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王权削弱而得到改善，反而陷入了反复动乱的恶性泥沼。马萨林在都城沦陷时自动引退更使投石党人失去了团结一心的目标。当时的雷斯红衣主教贡迪已然获得他渴望已久的职位，并认为这是明哲保身的时机，于是利用他的影响力使人民恢复对国王的忠诚。巴黎民众在1652年10月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国王陛下重回首都。极为明智的是，马萨林并没有立即返回巴黎。1653年的2月，随着红衣主教马萨林进入巴黎，高等法院和亲王投石党叛乱可以说终于宣告完结。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6年里，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界上，间歇性的战火仍未停息。孔代亲王在逃亡到西属尼德兰地区后，带着他手下的投石党徒们倒向了西班牙，结果再次与昔日的战友、如今的对手对上：蒂雷纳率领的法军遇上了孔代亲王的西班牙部队。当战争在边界上持续时，马萨林着力在法国国内重新确立秩序。他与议政会成员们携手，即“忠心耿耿的”米歇尔·勒泰利埃、尼古拉斯·富凯、亚伯·塞维安以及雨果·德·里昂等，为国内财政及军队的重组、监管确立了表面上的秩序。在外交领域，雨果·德·里昂作为外交使臣首先出访西班牙，随后是意大利和德意志诸邦国，帮助构建起了莱茵河联盟。该联盟缔结条约签署于1658年8月，据此确立了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大主教与法国国王之间的“友好邦交关系”。法国成为这些德意志诸侯国自主权的保证人，使他们免受西班牙或神圣罗马帝国侵害。在明斯特大会上播下的种子终于开始生根发芽。
马萨林的另一项外交妙手是在1657年3月与英国缔结同盟协定，这为蒂雷纳对西属尼德兰地区的战争带来了6000英国援军。作为等价交换，英国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要求获得战略重镇敦刻尔克，该城在英法联军于1658年6月取得迪讷之战的大胜后，被移交给了英军指挥官。
1658年的迪讷之战，此战英法联军取得大捷。图中手持指挥杖者即为蒂雷纳。
随着这些外交事务逐渐开花结果，西班牙对和平谈判的反对声渐渐微弱，马萨林便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一个成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主旋律的问题：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争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法律不像法国，并不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的权力。因此腓力四世女儿们的婚姻事务成了全欧洲宫廷的热议焦点。路易十四的母后安娜，在经历了投石党动乱后，此生最为渴望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她的儿子与一位西班牙公主成婚，而且她认为路易十四应当迎娶与他年龄相当的西班牙长公主——玛丽亚·特雷丝。1657年时，19岁的路易十四已经和马萨林的外甥女，玛丽·曼奇尼有了一段浪漫恋情，但国家利益与母后的警告让这对年轻人的爱情被无情否决。1658年腓力四世同意了法国国王与他女儿的联姻，并且和平谈判于该年年初在巴黎举行。
马萨林在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贡献就是与西班牙签订了《比利牛斯山和约》。双方非正式磋商开始于1659年1月，并持续到该年秋天。当时马萨林与西班牙首相路易斯·德·阿罗亲自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会面。条约正式签署于1659年11月7日，包括五条主要条款：
一、解决孔代亲王事宜，恢复他的宫廷职位，并归还他的私产。
二、阿图瓦和阿拉斯被割让给法国，同样被割让的还有比利时和卢森堡边界上的格拉沃利讷、凯努瓦、朗德勒西及泰昂维诸要塞。
三、鲁西永和塞达涅基本被割给了法国，仅有少数飞地保留给了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自古以来是分隔高卢人和西班牙人的地方，今后也应当以此为上述两个王国的界限。”
四、洛林的马尔谢公爵同意不武装对抗法国，并割让其在法国边境上的一半设防城镇来换回他的公爵领，被割让出去的包括斯特奈、邓恩以及克莱蒙-昂-纳尔戈纳。法国获得了这些地区的军事通行权。
五、腓力四世同意将玛丽亚·特雷丝嫁于路易十四，但玛丽亚·特雷丝必须放弃王位继承权。这条婚姻条款，由里昂起草，完美地展现出了其作为外交家的才华。该条款要求，西班牙必须在18个月内付给法国一笔50万埃居的陪嫁，玛丽亚·特雷丝对西班牙王位的放弃声明书才会生效。不过，无论是里昂还是马萨林都不认为西班牙国库能拿出这笔巨款，所以很明显，里昂是在逼迫腓力四世的大臣在西班牙继承问题上给法国留下后手。
《比利牛斯山和约》是马萨林对年轻国王最终的遗赠和遗嘱。它既是《明斯特条约》的终结，又是下一时代外交活动的前奏。根据此条约，法国将其边界拓展到了比利牛斯山，获得了西班牙海滨地区的沼泽地带作为缓冲，并且确立了沿佛兰德斯边界线上的一条新堡垒防线：将来由沃邦最终完善的钢铁防线，其中格拉沃利讷、阿拉斯、凯努瓦、朗德勒西以及泰昂维都扮演着重要的战略角色。最后，洛林被肢解和瓜分。可以说，黎塞留与马萨林在外交上的馈赠，使路易十四余生都在为之奋斗。
弥留之际的马萨林。
路易十四的雄心与敌人
1661年3月9日，红衣主教马萨林去世。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马萨林不仅仅是国家的首相，还是自己的老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父亲这一角色。在马萨林的言传身教下，路易十四学会了政权的运作，而当红衣主教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路易十四的学徒生涯也宣告结束。路易十四取消了首相的职位，公开宣称他将亲自理事。马萨林的财产也被路易十四没收，此举既收得了民心又使路易十四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一片大好。法国经历了内部叛乱、农民起义以及连年的战火后，已是满目疮痍。领土的扩张带来的骚动，更需要安抚和镇压。但无疑，法国正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1661年时的法国是个觉醒中的巨人，其土地富饶、自然资源丰富而且还有着可观的工商业潜力。当时的法国人口达1800—2000万，位居欧洲大陆首位。与之相比，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地利只有约800万人口，而西班牙和英国各自拥有600—700万人口。此时的法国仅仅缺乏发展的焦点和指引，而路易十四的个人统治恰恰提供了这些。路易十四身边聚集着众多才华卓越的大臣，比如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科尔贝，他主导了法国的财政改革、工业发展和贸易。科贝尔还建立起了法国的海军力量，使其成为海外贸易与殖民事业上的强劲角逐者。
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科尔贝，他一手建立起了法国的海军力量。
在此，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路易十四在国际政治上的理念。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路易十四的诸多战争也不外如是，而且当时的政治传统加剧了战争的频繁程度。路易十四时代的主要战争有五场：两次较小规模的碰撞——遗产继承战争（1667—1668年）与统合战争（1683—1684年），以及三次大型战争——荷兰战争（1672—1678年）、九年战争（1688—1697年）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在太阳王时代的众多战争中，确实存在共通的理念支撑着他好战的行动与政策。
玛丽亚·特雷丝与路易十四的王太子。
路易十四对西班牙版图的宣称权显示出了他的重要政治意向，这不仅仅是因为西班牙正衰弱成供人揉捏的软柿子，也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已然动摇。整个欧洲都确信西班牙将遭到哄抢，但无论王冠花落谁家，都将是对各国势力的一次清洗。西班牙曾经强盛得令人敬畏，两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在16世纪统治了西班牙：卡洛斯一世（1519—1556年在位），他还以查理五世的身份兼任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他是一位专制、勤勉且极度虔诚的君主，曾对英国派出了无敌舰队。他们的继任者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和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与前任相比所差甚远。
路易十四作为腓力三世的外孙，又迎娶了腓力四世最年长的女儿玛丽亚·特雷丝，这为他的后代积累到了一份对西班牙领土的强势宣称权。如同上文介绍过的，法国以西班牙拿不出高额陪嫁为由，坚持玛丽亚·特雷丝依然拥有对王冠的继承权，这为法国开战提供了合理借口。在路易十四与玛丽亚成婚时，腓力四世已经五十有五，明显时日无多。事实上，腓力四世驾崩于1665年，他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承接了他广阔的国家。但这位新继位的卡洛斯二世（1665—1700年在位）疾病缠身且天生畸形，没人觉得他能活得太长，虽然他比所有人料想的都活得久。路易十四认可卡洛斯二世继承王位的正统性，但他一口咬定一些西班牙领土应当属于他的妻子。卡洛斯二世驾崩时，因无后嗣，法国的波旁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共同出手竞争西班牙王位。太阳王将他的孙子推上了王位，最后导致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路易十四个人统治期间，他作战的主要领域都在西属尼德兰地区，并且他为法国增加的领土几乎全都来自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其中包括弗朗什-孔泰、部分佛兰德斯地区、阿图瓦以及埃诺。就此方面来说，路易十四无疑继承和发展了黎塞留与马萨林的扩张政策。
路易十四的另一个国际政治理念则是对荣耀的追求，这更多地归因于他国王的身份。由于身处一个将极度自傲视为美德的时代，路易十四一直贯彻着他的荣耀之路，他将其自身与法国的伟大成就视为一体，并奋力坚守和维护它不受任何污点。荣耀意味着名誉，而17世纪的人们将名誉视为无价之宝。国王必须实现伟大的成就方能建立起他自己的荣耀。如同注重实干的沃邦所坚持的那样：“真正的荣耀不会像蝴蝶那样悄无声息地划过，只有通过实实在在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获取它。”
因此在对外政治领域上，路易十四坚信：“名誉经常比大多数强有力的军队更为有效。所有的征服者们通过名誉获取的总是要比通过剑得到的更多。”但年轻的国王也有一个偏向于用战争获得荣耀的论调：“荣耀不可能不通过战争来赢得，因为这正是王权核心理念的本质。”为了展示他对王座的合法性，路易十四必须以战士和征服者的身份来证明自己。
于是对荣耀的追求驱使着路易十四的对外政策。在他统治早期，路易十四将荣耀阐述为富有侵略性的词汇。特别是在马萨林从外交舞台上消失，而路易十四从红衣主教的阴影中走出时，年轻的国王需要向他的子民和整个欧洲展示自我。鉴于此前一个半世纪以来，法国人在哈布斯堡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防守退让，路易十四现在对进攻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奥地利堂亲们显得跃跃欲试。
当他在荷兰战争中取得了显耀的征服成果而被赞颂为“路易大帝”后，他的荣耀已经无可置疑。此后，他更多地将荣耀视为防御。他的注意力转向于保护他的国土而非继续扩张它们。太阳王一门心思地想在他的领土周边构建起一个滴水不漏的防护壁，为此他要使他的边界更加的合理化，以便依托自然的有利地形构筑要塞。于是通过一系列理由并不太充足的统合战争，路易十四获得了像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这样的战略要地。在他看来，这些收获是迈向防御性目的的必要步骤，但他的邻居们很显然将其视为贪得无厌的最佳明证。
身着戏服扮演成阿波罗的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统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九年战争的爆发则源于他要求他的邻居们承认其新边界的合法性，并且他想要掌控穿越莱茵河进入阿尔萨斯的通道。这场战争是他执政以来最为糟糕的失算，原因在于这位国王对防御近乎偏执的渴望，以及其自身由来已久的傲慢性格，使他自信地认为他可以凌驾于整个欧洲之上。当然，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无愧于其荣耀的代表，在有需要时，它甚至可以单枪匹马地与周边所有敌人敌对。尽管路易十四诚心地寻求盟友，但他最终在三次较大的战争中与大多数邻居渐行渐远。大部分国家联合起来，组建起联盟遏制法国的发展。
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曾卷入路易十四的诸多战争中，其中主要有六个国家：西班牙、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英国、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以及萨沃伊和巴伐利亚。它们每个都曾对抗过路易十四，然而除了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外，其他国家也都曾在某段时间与法国结盟过。
起初，路易十四攫取了法国北部和东部边界上的西班牙领土。他的军队一般在西属尼德兰和加泰罗尼亚这两片地区与西班牙作战。荷兰战争时，法军还在西西里开启了第二战场。波旁家族对西属尼德兰的主权宣称不仅遭到西班牙的反对，而且连荷兰、英国也介入进来站在其对立面。这些可怕的敌手们陈兵于西属尼德兰地区，使路易十四不得不将他麾下军队更多地派往该前线。加泰罗尼亚则提供了将战火烧往西班牙领土的可能。路易十四鉴于该省份曾在1640—1652年对腓力四世发动过叛乱，所以在荷兰战争和九年战争期间，都曾调拨小股军队驻在加泰罗尼亚，将其作为战场。
卡洛斯二世统治时的西班牙，荣光早已褪去。这位国王一离世，曾经的霸主就成了受人垂涎的目标，最终被波旁家族收入囊中。1701年路易十四宣布其与王后马丽亚·特雷丝之孙腓力为西班牙国王，称腓力五世（1700—1746在位），同时侵犯西属尼德兰和荷兰共和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然而局面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因为坐在西班牙王位上的是一位波旁家族的国王，所以西班牙作为法国的盟友参加了法国对荷兰共和国的战争。事实上，因为西班牙本身不足以应付从葡萄牙接壤处到巴塞罗那的双线战事，所以西班牙反而成了法国的负担，因为路易十四必须要分派他麾下的军队在西班牙国内作战。登上西班牙王位对波旁家族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对法国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益处。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
在路易十四统治法国之前，尼德兰同法国一道共同对抗西班牙近一个世纪。作为对腓力二世日益增长的各种索求的回应，尼德兰地区在1568年爆发了八十年战争（又称荷兰独立战争）。腓力二世竭尽全力想重新控制这些富饶的省份，但是尼德兰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西班牙，这个在16世纪时拥有着欧洲最为强大军队的国家，也只能控制住南方，而北方则依托莱茵河河口的水运网络，得到了来自外界的支援，并在1581年成立了荷兰共和国。就这样，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的战争持续至1648年，因历时80年结束，所以荷兰人将其称之为“八十年战争”。在这场抗争中，荷兰共和国兴起为一个独立、共和制、信仰新教并拥有着庞大财富的国家。海洋贸易的繁荣使荷兰共和国培养出了欧洲最为庞大的贸易舰队。
由于有数代人抗击西班牙的共同经历，所以荷兰共和国与法国一开始同病相怜。因此当路易十四亲政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天然的友好关系将持续下去。他与荷兰缔结防御性盟约，并且在1665—1666年明斯特主教占据荷兰领土时履行盟约，派兵支援荷兰人。在遗产继承战争中，路易十四期望荷兰能够用袖手旁观来回报法国。然而与之相对的是，阿姆斯特丹的船东和商人们尽管很快就会成为安特卫普的主人，但他们担心路易十四会重开斯海尔德河口的商道，从而使他们的商业陷入危机，于是荷兰干涉了路易十四继续征服的步伐。因此，路易十四发动了进攻荷兰共和国的荷兰战争。
奥兰治的威廉三世。
当时的荷兰本土显贵奥兰治家族为荷兰贡献出了一位杰出的首领——威廉三世（1650—1702年）。尽管荷兰是共和政体，但威廉三世仍以战争领袖的身份从1672年起成为终身的联省执政和总指挥。
在海上，荷兰拥有着一支吃苦耐劳的舰队，由伟大的海军上将米希尔·德·勒伊特（1607—1676年）率领。这位英勇的将军在海洋上坚持不懈地抵抗着外国入侵，一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最后，他在荷兰战争末期不幸身亡。而威廉三世则在荷兰战争之初当上了荷兰的领袖，还在九年战争开始后成了英国国王，因此荷兰舰队也逐渐习惯于陪侍在英国王家海军身旁作战。
威廉三世于1702年去世后，荷兰共和国的实际领导权落到了荷兰大议长安东尼·赫苏斯 身上。他与在1702年被授予马尔伯勒公爵头衔的英国名将约翰·邱吉尔（1650—1722年）协作得极好。
另外，虽然荷兰共和国通常作为17世纪的海军列强而为人铭记，但它也有一支数量较少但令人钦佩的陆军。有人认为，就团一级来讲，荷兰陆军在欧洲最为坚韧不屈。不过，陆上战争的需求最终使荷兰输掉了与英国的海军竞赛。因为荷兰不得不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陆军身上。与此同时，英国可以将全部资源用于扩张海军，而将建立大规模陆军的任务扔给别国。
荷兰共和国希望能最终通过在西班牙领土上建立一条由荷兰人驻守的要塞防线来抗击任何可能的法军进攻，但路易十四以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名义抢占了这些要塞。
尽管英国曾与荷兰共和国共同出手，以三国同盟的名义制止法国，但在1689年威廉三世出任英国国王以前，其一度是波旁王朝的盟友。西班牙从16世纪起就是英国的大敌，而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摩擦也导致它们在1652—1654年和1665—1667年两度交战。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会成为路易十四的盟友不仅仅是因为太阳王是他的嫡亲表弟，更多为的是因为他自身的一些原因。这位复辟的斯图亚特君主想要建立绝对君权统治，因此他的首要目的便是减少在财政上对国会的依赖，而路易十四能够使他得偿所愿。在秘密签署的《多佛条约》（1670年）中，路易十四许诺援助他200万里弗尔以及6000人的军队用于平息英国的内战隐患，并且假如他加入对付荷兰的战争的话，还会获得进一步的补偿。作为回报，查理二世许诺在合适的时候宣称自己为天主教徒并与荷兰破盟。英国海军和陆军在1672年荷兰战争爆发时帮助法国袭击了荷兰共和国，但这种以法国为主导的政策注定不会长久。英国国会在1674年迫使查理二世撤出了这场战争。在荷兰战争末期，英国又重新加入战争，只不过变成了荷兰的盟友。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1630—1685年）。
路易十四在光荣革命期间的失手使查理二世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 被赶下台。由于路易十四专注于强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承认法国在统合战争中所得领土的永久合法性，他将军队主要集中在了上莱茵兰地区，因而对威廉三世出手争夺英国王位的大胆举动鞭长莫及。威廉三世在1689—1702年与他的妻子玛丽 以双王共治的形式共同统领英国。如前所说，这位荷兰人是路易十四的敌人，他在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揭幕前，让英国加入了反对太阳王的联盟。他驾崩后，他的事业并未中断。英国国会和安妮女王 延续了该战争方略。
尽管海军最终成为英国财富与权势的后盾，但英国陆军在针对路易十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中也是功不可没。当时英军的指挥官是其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位陆军将领——马尔伯勒公爵。据说他从未打过一场败仗，也未曾在夺取任何一座被他围攻的要塞时失手。尽管他以野战得名，但这位名将仅打了四到五场大型会战，却指挥过三十多次围城战。
英国在1707年后与苏格兰联合组成了“大不列颠”，在海上力量方面超越了荷兰和法国，并且持续提升在此方面上的优势。18世纪的大不列颠依靠他们的海军和海上霸权将目光盯向了海外殖民。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新的英国殖民地在北美海岸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此后，大不列颠通过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获取了阿卡迪亚、哈德森湾以及纽芬兰，不过圣劳伦斯河谷仍在法国人手中。在地球另一端的角落，莫卧尔人击退了企图在孟加拉夺取属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一直是法国人的宿敌。哈布斯堡家族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荣耀，便是他们掌握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这是一个通过帝国少数几个最为强大的王公们选举所授予的头衔，这些参与选举的诸侯们因而得名为选帝侯。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从1658年开始到1705年驾崩都一直把持着帝国皇位，而后他的儿子约瑟夫一世 继承大统。约瑟夫一世去世后，帝国皇位由其弟查理六世 接任。不过神圣罗马帝国远非现今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这是一个大部分为德意志人公国，连同德意志人自治城市、波西米亚王国以及部分北意大利属地构成的大杂烩。宗教改革运动粉碎了帝国的宗教统一性，并且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使得哈布斯堡家族的皇权遭到削弱，连年战火与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使得该地区的统治者精疲力竭。
身着戏服、装扮成埃西斯的利奥波德一世。
路易十四亲政伊始，完全可以把哈布斯堡家族视为任其欺凌的对象。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对奥斯曼人的大胜，使其在17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里再次浴火重生。1683年奥斯曼人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可以视作一个转折点，奥斯曼人在被打退后一溃千里。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包括莫哈奇（1687年）和森塔（1697年）之战，为哈布斯堡家族赢得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斯洛文尼亚。一直以来，哈布斯堡家族实力的真正基础都是他们直接统治的领土，而这些领土规模在17世纪仍显著地增长着。
哈布斯堡在东方和南方的成功使其统治内的民族比以前更为繁多复杂。而民族主义的觉醒将在19世纪把奥地利拉入深渊。但在17世纪，不管奥地利的民族成分多么复杂，哈布斯堡家族都可以凭借充裕的资源在国际舞台上谋取更多的利益。
哈布斯堡家族的重新崛起使其成为反对路易十四联盟中一个令人敬畏的角色。奥地利的军队可以在意大利、莱茵兰地区以及西属尼德兰等多地与法军作战。路易十四开始害怕奥地利人有能力将法国与德意志接壤的边界摧毁。此外，奥地利的军队拥有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雷蒙多·蒙特库克利（1609—1680年）和萨沃伊的欧根亲王（1663—1736年）。欧根亲王被认为是奥地利最杰出的名将之一。矛盾的是，他在法国宫廷长大，但路易十四不喜欢年轻的欧根，所以后者为哈布斯堡家族服务以求获得赏识。后来，欧根独当一面地率领奥地利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对抗法军。
萨沃伊的欧根亲王。
如前所说，在与太阳王的战争中，除了诸多欧陆列强，还有许多二流和三流国家参与其中。德意志小邦国在太阳王战争期间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 在九年战争中站在哈布斯堡家族一方，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加入了法国一方。他这个法国盟友的身份引发了1703—1704年沿多瑙河一线的一系列战役，最后马尔伯勒和欧根亲王在布伦海姆之战大获全胜，从而清除了多瑙河流域的法国军队，并使哈布斯堡家族占据了巴伐利亚。被赶出自己领地的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在西属尼德兰和莱茵河沿岸指挥着法国军队以及他的残余部队。路易十四珍视选帝侯的牺牲，因此在《拉施塔特条约》中着力确保这位巴伐利亚盟友的利益，恢复了他的领土和地位。
在意大利地区，最重要的参战者是萨沃伊公国，它坐落在法国东南部边境外。萨沃伊公爵维克托·阿玛迪斯二世 曾不止一次地倒换阵营。他在荷兰战争中袖手旁观，但因在17世纪80年代遭受到路易十四的欺凌，而在九年战争期间的1690年加入了反法联盟。而后在1696年，萨沃伊抛弃联盟与法国达成和解，这促成了战争的结束。尽管达成了数个萨沃伊家族至关紧要的历史性目标，但公爵也因投机行为得到了表里不一的名声。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的表现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名声。战争开始时，他属于法国阵营，但在1703年时倒戈了大联盟。起初他为此决定付出了惨痛代价，法国于次年蹂躏了整个萨沃伊。但在1706年，欧根亲王通过一场伟大的胜利，迫使法国人永久性地放弃了意大利。于是，维克托·阿玛迪斯二世的野心在《乌德勒支条约》中得到了奖赏，他获得了西西里岛和梦寐以求的王冠。
太阳王的利剑
对于雄心壮志并有着众多敌人的太阳王来说，在频繁战争急流中屹立不倒自然离不开手中利剑——法国军队的支持。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掌握政权时，法国陆军总共约有7万人。不过，这支军队虽然名义上属于王室，但是国王却并没有多少直辖权力。在军中权势滔天的人应属法国步兵上将，依据国王的备忘录中所说，他的权力“大到没边……并且在国家关键武装力量上的影响要远大于国王本人”。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委任状制度，是由上将而非国王负责军官委任状的发放。因此，埃佩农公爵死在任上后，路易十四彻底废除了步兵上将这一职位，并将其权力收归己有。从那时起，军官们的委任状都由国王署名。
同时，许多法国城镇都拥有自己的“私有”武装，并且总督们也全都游离在中央政权之外。路易十四通过切断财源，逐步用王室卫戍部队替换掉城镇地方武装的方式，最终建立起了总督轮任制度。在亲政两三年后，路易十四就享受到了对法国全部武装力量的直辖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积弱的法国陆军会一夜之间大变样。不过直到1666年，路易十四才意识到这支军队质量平平，自己麾下的步兵队伍也“并非那么优异”。军队里死板的纪律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并且组织、武器、衣着或是薪资上都毫无章法可言。当时法军的一个团可能只有4个连，而且这些连的真实兵力又参差不齐。他们的衣着也五花八门，花花绿绿几乎包含了彩虹的所有颜色。法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区分的标识是一条白色的饰带，通常西班牙人使用红色饰带，荷兰人使用橙色饰带。另外，军人的薪资也没有定数。一言以蔽之，法国军队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相比，可谓泯然众人。
此前，陆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而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任者卢瓦侯爵，依靠着路易十四在背后支持，开始对法国军队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改革。
“军事革命”
卢瓦侯爵是幸运的，因为身为改革者的他所处的是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其实在近代以至现代，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世界文明的其他部分——特别是亚洲——影响甚至开创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西欧在发展竞争中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其实答案很简单，暴力！文艺复兴之后，西欧诸国比世界其他先进地区更善于制造和使用火炮、火枪、要塞以及武装船只，并且欧洲人发展出了近代陆军与海军所需的财政和组织体系。这种暴力上的优势在17世纪已经开始显现，到了18世纪末，他们已经征服了全球约35%的土地，并且还操控着远至亚洲的商业航线。虽然地球上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也掌握着火器技术，但到17世纪晚期，这些国家都被欧洲人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以奥斯曼帝国为例，早在1572年其军事上的衰落就已初现端倪。勒班陀海战后，威尼斯铸炮工们在检查缴获的奥斯曼人大炮后认为，其已经不值得再利用，它们需要被熔化，并且要往熔炼物中添加新的金属，因为“这些材料的品质是如此之差”。虽然1683年奥斯曼人还能兵临维也纳城下，但很明显，他们所拥有的军火工业已经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他们要从西欧进口武器，并且开始依赖欧洲军事专家。奥斯曼并非是特例，从中东到东亚，来自西欧的专业人员被亚洲各国广泛雇用，以在制造火炮、战术和军事组织上提供帮助。
复原的三十年战争时期火绳枪齐射景象。
战争是刺激暴力技术发展的直接诱因。历史学家米歇尔·罗伯茨曾在1956年提出过“军事革命”这一概念。他认为，在1560—1660年这一百年间，由荷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1584—1625年）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完成的战术革命，将老旧西班牙体系的大规模笨重步兵阵型逐出了欧陆战场。新的战略追求通过良好训练的机动部队来取得胜利，而非是陷入持久的僵局。与此同时，欧洲的常备军规模膨胀至史无前例的程度，为政治家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战争武器。
在法国，路易十四在牢牢掌握住财源和军队后，就一直谋求提升本国的军事实力和规模。他尽可能地将被遣散的普通部队军官招募到近卫部队中，以便组建新的兵团时能够再次起用他们。与此同时，路易十四不断扩充他在和平时期的军队。在荷兰战争后的短暂和平期里，法国保持在役的部队数量达到了约15万人。总之，路易十四将法国军队的规模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纸面上的记载：在遗产继承战争中，法军为13.4万人；在荷兰战争中，为27.9万人；在九年战争中，为44万；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37.7万人。有历史学家通过仔细对比真正参战的部队花名册上的数字与纸面编制上的数字，估算出在九年战争中，法军顶峰时的真实兵力略微多于35万人。庞大的兵力优势使法国在应对小规模冲突时得心应手，比如在遗产继承战争中约有5.5万法军侵入了西班牙的佛兰德斯，而该省守军当时不到1万人，于是法国获得胜利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17世纪过分膨胀的军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衍生出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赋税、苛刻暴戾的官僚机构以及绝对君主专制带来的沉重枷锁。很多历史学家都围绕着“军事革命”是否真的存在进行了论证。比如说，军事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就曾依靠对西班牙军队的精通，撰文反击了大部分罗伯茨提出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否定这一概念的存在，而是将它延伸到了更长的时间跨度，即1500—1800年的这三个世纪。无论如何，在17世纪，欧洲在军事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堪称显著的变化，或许称不上是“革命性”的，但至少也是具有变革性的进步。这其中，卢瓦侯爵这位杰出的行政管理官员，成了近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陆军改革者之一。到1691年其亡故时，法国陆军已经从一支弱小的、从下层社会征募的半独立部队，发展为一支具有庞大规模并受中央政权控制的近代化武装力量，更成为令欧洲其他国家为之战栗和仿效的先进军队。
路易十四为奖励退伍老兵建立的法国荣军院。
这种军队上的领先优势，不仅体现在庞大的规模上，也体现在一种新的军魂被融入到军队中。“服从命令”、“纪律严明”、“绝对忠于国王”的口号被大力推广，随后被广为接受。卢瓦侯爵还设法减少了腐败，安排战争特派员和陆军监察员这些嗜好刨根问底、进行督查的人员来检验军官。当时，在军官中有个惯例就是罗列伪造的士兵名单，在接受检阅时将装备发放给闲汉摆样子充当士兵，也就是所谓的吃空饷。这样，军官只需要付给这些闲汉当天的报酬，就可以将剩下的军饷昧入囊中。在卢瓦侯爵就职之前，这并不是什么高风险的活计，但当其上任后，吃空饷的情况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严惩。比如贝尔岛的军官吃空饷正好被抓了现行，当地总督和该镇少校被狠罚了一笔款，上尉也被踢出了军队。有时候，战争特派员也会往自己口袋里捞钱，这要是被卢瓦侯爵查证，一样会受到严惩。比如1671年敦刻尔克一个奥贝尔特派员就因此被迅速解雇，并从此杳无踪影。
卢瓦侯爵在督促下属胜任职责上也是卓有成效。当时军官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要精通最新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否则就可能被迫出售掉他们的委任状。于是，像马莱的《战务论》这样的军事手册，成了法国军官手中的畅销书。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由卢瓦侯爵起草并由国王签署通过的大批命令和条例规划出了军官和士兵们几乎在所有境况下的职责。在当时的法国军队里，军事训练被视为要务。军官们还发现，他们被要求在训练时与他们的部队待在一起，并且要看管训练营地，也没有什么闲余活动，因为国王本人会经常在军营现身，并检阅军队。士官生连队（实际上是军官学校）在1682年被建立起来，但这被证明是个过于领先时代的理念。因而在1694年，法军恢复了让士官生加入兵团服役的旧制。
卢瓦侯爵。
让·德·马蒂内就是在这些改革中诞生的早期军事英雄之一，其名字在法语中也演变成了“严守纪律”的同义词。他是一个步兵团的中校，并凭借国王的支持，实现了他自己严整军队的愿望。在1667年的战事中，他所在的步兵团成了纪律与军容的模范，拥有着新颖、标准的战术动作以及规整有序的营地。国王希望将这些推广到全军其他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中去，这一想法很快得以实现。大约也是在此时，使用标准化武器与装束的观念得到了认可。马蒂内在1670年被升任为该团上校，但不幸的是，他在1672年的战斗中阵亡。这对改革派来说是个损失，好在许多改革措施业已实现，并且卢瓦侯爵依靠着国王的支持将改革继续推行了下去。
此前，贵族在获取军官委任状上一直有着广泛的特权，因为委任状是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的。但是，新的军官制度要求通过任命而非购买来获得职务，这使军队组织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661年起，法军中的少校和中校只能通过军功升迁获得。到了1667年时，准将军衔被创立，这为基层军官打开了通往高级统帅的进阶之路。由于中校无须购买一张上校的委任状就能就职准将，路易十四实际上开创了一条新的升迁路线，以供有才能的军官们晋级，无论他们是贵是贱、是富是贫。卡蒂纳和沃邦就是以此方式成为元帅的。当然，旧有的购买军官委任状的制度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上尉和上校这两个军衔上。
军人们似乎比较认可这些管理上的变革。虽然纪律被卡得更严了。但是，他们在入伍以来头一次准时领到了军饷，一些腐败的军官遭到了严厉的惩处，军备也得到了革新，并且穿上新军装的军队看上去精神多了。所有这些都在塑造着一种印象，即国王正在想方设法地改善士兵们的境遇。因此忠诚、士气和军团自豪感得到了大大提升。
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
不过路易十四和卢瓦侯爵的改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根据统计，1672年3月法军在编总数已经超过了17.6万人。此后短短几个月内，许多部队蜂拥攻入荷兰，并且军队规模在战争中不断增长。至1678年1月，法军已跃至近28万人，其中大约有16.5万人在各个前线上作战，其余则承担着各地的卫戍任务。
要招募数目如此之多的优秀士兵是不可能的，因而伴随着数量提升，法军兵源素质则在不断下降。1685年《南特敕令》的废除更是在军队中引发了一场危机。士兵们被用于强令胡格诺教徒“皈依”，但很多士兵自己就并非是天主教徒。沃邦元帅曾估计，当时大约有600名最优秀的军官及1.2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逃往荷兰、德意志地区和英国，这些国家热切地接受了他们的投奔。逃亡的军人不仅将最新的战术教授给了路易十四的敌人们，而且还成了法国军队最为坚定的敌人。比如在这些逃亡者中就有去了英军服役的朔姆贝格元帅。不过到1689年，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暴政也为法国军队带来了至少1.2万名激进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及一位卓著的军官——伯威克公爵，他在1703年成为法国元帅。
面对愈发难以解决的征募顽疾，卢瓦侯爵在1688年推行了一份民兵征募法案，该法案事实上是通向现代征兵制的第一步。当时有大约2.5万人被征召入伍——通常是每个教区一人——然后分配到30个新的行省民兵团中全职服役。虽然此时仍处于和平期，但战争很快就到来了。1697年，当初被征募的很多人都没能再回到故乡。总之，在当时，每个教区必须定额提供兵源，并且该法案也成了一项年度惯例。不过民兵团虽然表现良好，但是不像正规军部队那样纪律严明，并且容易出现劫掠现象。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法军面临着愈发严峻的人力问题。1701年，5.5万民兵被征召，使法军总人数在一年内达到了22万人。但此战依然成为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法国军队遭受了不止一次震惊全国的战败和巨大损失。征兵军士们带走了几乎任何能扛得起火枪的人，但战争造成的人力缺口远没有被填满。在战场上，民兵被合并进正规兵团，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带离了他们的故乡。一些人设法逃离兵役，但最后有26万人在村庄广场上抽到宿命般的黑色纸片，走上了前线。另外根据统计，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10年里，法军所损耗掉的总兵力可能高达40万人。要知道，1705年的奥地利军队总共才10万人，而英国在1710年陆军数量达到顶峰时也只有7.5万人。可见路易十四对法国军队投入了多少精力和努力。如法国正规军这般规模庞大的军队，在欧洲，往前追溯到罗马时代曾出现过，往后则要到拿破仑时代才重新出现。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的一幕。
国王的“达达尼昂”们
前文提到，路易十四与卢瓦侯爵对军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那么在这对君臣共同努力下打造出的数量庞大、体制先进的法国常备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提起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军人形象，我们很难不想起小说家大仲马（1802—1870年）笔下的火枪手达达尼昂。达达尼昂是一位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传奇火枪手。他的本名为查理·德·巴兹·卡斯德尔莫。达达尼昂这个名字来自于这个火枪手母亲的家族，该家族还是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远亲。达达尼昂的事迹最初见于一本1700年出版的备忘录，备忘录的作者加蒂安·德·孔缇兹（1644—1712年）曾经在法国国王的火枪手卫队中服役了大约18年，最终成为一名军官。作者当时肯定与传奇人物达达尼昂有过接触。该书很可能还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所以作者是在荷兰出版的该书。而当他于1702年回到法国时，便被迅速囚禁到了巴士底狱，直至他死前不久才被放出。当然，真正使达达尼昂声名大噪的，还是大仲马的火枪手三部曲，也就是《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和《布拉热洛纳子爵》。
历史上的达达尼昂，在1633年才出现在国王火枪手卫队的名单中。当时的达达尼昂普通且十分年轻，和所有加入该部队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期待着荣升高位，但最初几年里他始终默默无闻。1646年，他以私人身份服务于当时的红衣主教，也就是法国首相马萨林。在此后的投石党动乱中，达达尼昂证明了自己，使青年时期的路易十四对他的忠勇印象深刻。1655年，他成为法国禁军卫队中的一名上尉 。1658年5月，他返回国王火枪手卫队成为一名少尉，这是一次拔擢。到1667年，他已成为火枪手第一连队的中尉。因为该连的上尉是国王本人，达达尼昂实际上成了该连队的实际负责人。从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经常委派达达尼昂处理一些极为棘手的任务，达达尼昂也将这些任务处理得很好，但他却更乐于与部下一起驰骋在疆场上。一般认为，达达尼昂死于1673年6月25日，当时他正率军冲向马斯特里赫特的棱堡。对于达达尼昂的战死，路易十四极为悲痛，并在国王的私人小教堂中亲自为其举办了葬礼。著名诗人圣布莱兹还为他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为“达达尼昂与荣耀同棺”。
三个火枪手。
不过，达达尼昂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父亲是加斯科涅地区一名骄傲但并不富裕的小贵族，对他在巴黎的升迁之路并无帮助。达达尼昂是凭借自身英勇与忠诚获得的赏识与提拔，起先是红衣主教马萨林，后来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可以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达达尼昂都是十分有名的火枪手。他的人生历程无疑是路易十四时代普通军人的缩影。当然，在军队中他并不是从基层脱颖而出的唯一典范，但无疑是其中最为瞩目的，他的英勇与忠诚被当时的军人所尊重和认可。
达达尼昂所在的火枪手卫队，在当时其实是一支年轻的部队。这支部队由路易十三于1622年创立，成员很多都是来自法国西南省份加斯科涅的小贵族。这可能跟加斯科涅人曾在亨利四世麾下于胡格诺战争中大显身手，并助其顺利登基有关。由法国国王亲自担任火枪手卫队的上尉，说明这支武装是法国国王的私人卫队，是他最亲近和最可靠的武力，同时也是波旁王室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和对家族尚武传统的尊重。1646年，因为财政的原因，火枪手卫队曾被解散。达达尼昂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开始为红衣主教马萨林服务。1657年，火枪手卫队得到重建，是为第一连队。1665年，原红衣主教的卫队，也就是大仲马小说里经常和火枪手们闹矛盾乃至决斗的主教卫士队的原型，被并入火枪手卫队，成为第二连队。因战马的颜色，第一连队得名为“灰色”火枪手，第二连队得名为“黑色”火枪手。
法国巴黎的达达尼昂雕像。
一开始，火枪手们穿的是那件著名的蓝色法衣，衣服的前胸、后背以及身体两侧都带有白十字纹样。法衣最初比较短，后来那些注重仪表的火枪手们不断将其加长，直到它们长得跟斗篷一样，变得碍事。所以在1685年，路易十四用一种被称为火枪手无袖上衣的蓝色无袖罩衣，替换了蓝色法衣。这种罩衣带有银色镶边白十字，第一连队的白十字每个角上有3朵红色烈焰标识，第二连队则是5朵金黄色火苗标识。大概从1673年开始，火枪手的两个连队将法衣里的外套换成了红色。在关于一场1679年军队检阅的记载中，火枪手第一连队的外套为金色饰边，第二连队为金银双色饰边，他们的帽子和弹药带也是如此，并且还都佩戴有白色羽毛和蓝色缎带。另外，他们的马饰是红色的。这些着装基本保持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结束。
火枪手的武器最初是剑和火绳枪，后者大概在1660年被替换为燧发卡宾枪和手枪。火枪手每连各有大约250名的军官和士兵。这些军人都是当时法国最精锐的全能型战士，除了保卫国王，充当仪仗，还会参与战事，担任重装骑兵或重装步兵。根据1679年的那次检阅来看，火枪手是全员俱甲的，只不过当时很多火枪手嫌铠甲笨重，非必要场合不再穿戴了。
当然，法国国王不可能只有火枪手卫队这一支近卫军。虽然火枪手卫队最为有名和受瞩目，但是如前所说，火枪手们是国王的私人部队，而法国国家还有众多其他近卫部队。
禁军卫队 。它是除火枪手卫队外，最贴近国王的近卫部队。在大仲马的小说中，达达尼昂成为火枪手之前，就在这支部队中服役。禁军卫队有4个连队，编号由1到4，其中第一连队的起源可追溯到1440年，是由苏格兰人雇佣兵组建起来的。不过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个连队已经完全由法国贵族组成。禁军卫队每支连队有100人，到1676年时被扩充为400人的骑兵连队。剑和手枪是禁军的标配，他们步行出勤时携带长戟，骑乘时配备卡宾枪。从1676年起，每连里近乎四分之一的成员都使用上了线膛卡宾枪。
战斗中的火枪手们。
按照规定，禁军卫队的成员会一直追随国王在各处行动，如在其卧榻之处布防，全副武装地将国王的食物从厨房护送到餐桌……他们早期穿着一种“国王纹章传统色”（即白色）的法衣。1665年1月，他们的军官被允许穿着有金银蕾丝的蓝色外套。在后来的遗产继承战争中，禁军卫队成员穿着无袖、浅黄色皮革外套和衣袖上带蕾丝内衬的上衣。1668年左右，禁军卫队穿着带红色内衬以及银色蕾丝的蓝衣。到荷兰战争结束时，禁军卫队里各个连队通过绣有银色蕾丝的不同颜色的弹药带来区分：第一连为白色，第二连蓝色，第三连绿色，第四连黄色。
法国王室卫队 。它是通过招募法国本土士兵组建而成的步兵卫队军团。该部队非常庞大，早在1656年就已经有了30个连队，每个连队200人。17世纪70年代时，扩增至40个连队。1715年，该部队被降至32个连队，并被分成6个营。这支部队曾在无数的攻城和野战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1661年，路易十四按照丹尼尔神父的意见，给整个王室卫队授予了制服。士兵们的制服为一件灰色的，在所有缝合处饰有银色蕾丝的外套。军官们的制服为猩红色，并带有银色刺绣。从1665年1月起，军官们还被允许穿着一种蓝色并带有银色蕾丝的外套。1684年10月，国王决意改变王室卫队的制服。1685年3月24日，军团首次穿着新式蓝色制服接受检阅，国王评价“该部队看上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这种新制服，士兵是带红色内衬的蓝色外套，有白色金属纽扣和镶边，袖口、缎带、马甲、马裤和长袜也都是红色的。军士、军官的制服一开始与士兵相同，但从1691年开始，军士的外套在袖口和口袋盖边缘加上了银色蕾丝，军官的则加上了银色刺绣。另外，王室卫队中的长矛兵会装备有一件钢制护胸甲，这种护胸甲到17世纪末才被完全废除。
瑞士卫队。 它是由受法国雇用的瑞士人所组成的步兵卫队军团。每个连队也是200人，连队数目不定。1656年时，瑞士卫队有16个连队，1672年时有10个，到1696年左右有12个。在关于一场1663年军队检阅的记载中，瑞士卫队的士兵穿着带浅黄色内衬，在所有缝合处有金色蕾丝的灰蓝色外套；军官们的制服与此式样相同，但蕾丝较多。1665年1月，瑞士卫队的军官们获准穿着带金色蕾丝的蓝色外套。1679年时，瑞士卫队里的火枪兵，上身穿着红色带金色纽扣的外套，袖口有蕾丝；下身穿着以瑞士风格剪裁的蓝色马裤；他们的有檐帽上没有羽毛饰物。根据约翰·洛克的游记记述，瑞士卫队的长矛兵穿护胸甲，戴铁盔，着蓝色外套；中士身穿“纯金花边”蕾丝的红色外套。1684年，路易十四开始青睐红色，于是从1685年初起，瑞士卫队的标准着装变为带蓝色内衬的红色外套，上有白色金属纽扣和蕾丝（军官们为银色），袖口、马甲、马裤和长袜为蓝色。瑞士风格的马裤在1703年左右被废弃。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瑞士卫队的战争履历都是相当出色的。到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也是瑞士卫队为路易十六奋战到最后一刻。
敕令骑士卫队和轻骑兵卫队。 它们都是一个200人的骑兵连队。这两支部队的成员一般都有较好的出身和收入。他们在1660年时都穿着猩红色的法衣。根据1679年5月的记录，他们装备有手枪和剑，穿着红色外套，头戴黑色帽子，帽子上面配有白色羽毛。其饰带为白色，弹药带为浅黄色，马饰为红色。所不同的是，敕令骑士卫队为黑色天鹅绒袖口，并在外套、帽子以及弹药带上镶有金色蕾丝；轻骑兵卫队则为红色袖口，带有金银双色镶边。
骑马掷弹兵卫队 。它于1676年12月组建，是一个由军队中最为英勇的步兵掷弹兵组成的连队。1696年时，其兵力有250人。该部队经常步行或骑马引导王室卫队发动冲锋。这里要提一下，路易十四喜欢提拔平民出身的步兵掷弹手加入到骑马掷弹兵卫队中来。
掷弹兵们早期主要穿红色制服。到1698年时，掷弹兵的外套变成了蓝色，其内衬为红色，并带有红色马甲和宽腰带。掷弹兵的军官和士兵都佩戴一种很有特色的毛皮外翻的红色无檐帽。他们装备着手枪、卡宾枪、弧形马刀以及装着炸弹的皮质弹药袋。掷弹兵全员都被要求留着夸张的胡须，以使得他们看上去更加凶猛好战。该连队在诸多战役中都不负威名，尤其在1691年的勒兹之战中，更是成功地缴获了5面敌军旗帜。
法国敕令骑士兵团 。这个骑兵兵团其实并不属于国王的近卫军，但是他们又与普通骑兵不同，在序列上次于敕令骑士卫队，并直接听命于国王。王室成员和大贵族经常在该兵团的连队里担任挂职上尉。这个兵团其实也是敕令骑士卫队的预备队，并且战功卓著，路易十四时代的每场战役它都有参与。其地位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的前身敕令骑士，是法国常备军的起源。该兵团16个连队中年头最久的苏格兰人连队，可追溯至1422年，最年轻的5个则建立于1690年。兵团的每个连队兵力在80—200人不等。其中，一部分连队被称为“敕令骑士连”，另一部分则被叫作“轻骑兵连”，但这些连队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该兵团成员装备有手枪、卡宾枪和剑。从17世纪90年代的记述来看，该兵团士兵的制服为一件带银色纽扣，袖口周边有银色蕾丝的全红外套，搭配浅黄色的皮革马甲，戴着镶有银色蕾丝的有檐帽和浅黄色带银色蕾丝的弹药带。军官的制服与士兵款式相同，但其外套上有更多的银色蕾丝。兵团的马饰为红色，镶有银色蕾丝，并绣着每个连队里上尉的纹章。另外要提及的是，直至1788年该兵团被解散前，其与治安工作毫无关系，但其名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治安部门采用，此后便更多地被翻译为骑宪兵。
以上这些火枪手、禁军以及各种骑兵和步兵卫队，构成了法国国王的近卫军。这些近卫军是法国军队的精华，在历次战争中都表现得极为勇武。对这些“达达尼昂”们来说，在战场上作为利剑为法国奋战，远比在巴黎或是在凡尔赛宫作为卫士为国王陛下服务要重要和快意得多。
不过，虽然如“达达尼昂”这样的佩剑贵族子弟组成了法国军队的精华和核心，但是路易十四那庞大的军队还需要来自平民家庭的子弟，来充当普通的步兵、骑兵和炮兵。
步兵
步兵是一切武装力量的基石。在当时，500—800人的营构成了法国步兵的基本战斗单位，而一个或多个营组建起一个团。法国军队中有两种步兵团：法国步兵团和外籍步兵团。前者的兵源是法国国民，而外籍步兵团则主要由瑞士人和德意志人组成。后者一直在法军步兵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比如1677年时，23万法国步兵中就有约5万人是外籍士兵。
由于一个步兵团可能下辖一个或多个营，而营下则有数目不定的连队，所以各个步兵团所拥有的军官和士兵数目并不相同。在17世纪60年代早期，法军的一个营下辖的连队数最少是2个，最多则可能是20个。到18世纪早期，每个营一般设13个连，其中包括1个掷弹兵连，每连有45—50名士兵。外籍步兵团的连队规模较大，能达到200人，但每个团中连队数目较少。
当时的法国步兵团经常以该团上校的名字来命名，这意味着该团的名字会随新上校上任而改变。于是卢瓦侯爵设法用行省的名字来命名步兵团，所以到了1691年，就很少再有以团长名字命名的步兵团了。不过卢瓦侯爵的继任者巴伯济约（1691年上任）、沙米耶尔（1701年上任）和瓦赞（1709年上任）又推翻了卢瓦侯爵的政策。1714年，法军的238个步兵团中有144个是以其上校的名字来命名的。至于外籍步兵团，则一直使用他们上校的名字来命名。
除了正规步兵团之外，如前文所说，卢瓦侯爵在1688年11月还设立了民兵组织，以便为正规步兵团提供后备力量。最初的那25万名应征入伍者，都是由他们的村庄为其提供有檐帽、外套、马裤和长袜，通常这些都是灰色的。在法国的民兵体系下，20—40岁之间的单身男子会被征召入伍服役两年。大多数民兵团只是在他们的行省中负责卫戍任务。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该体系由于被用于为前线的正规步兵团提供新兵而饱受非议。
此外，还有其他几种类型的民兵。当时城市中有自由民兵部队，通常由富裕者组成。他们经常用缎带和饰带的颜色来区分连队。到17世纪90年代，很多自由民兵部队都有了不错的制服。在自由民兵部队服役，可以免受行省民兵的征召。这些自由民兵在军事上的价值有待商榷，但在维护治安方面他们相当有用。另一类是后方附庸兵，一种由贵族组成的军队。1674年9月，有5000名地方绅士被征召起来，但他们毫无纪律可言，在11月份蒂雷纳让他们滚回家之前，他们都在劫掠洛林。虽然他们此后再次被征，但这些部队基本上可以说毫无价值。最后一种是海岸警备民兵，他们以沿着法国海岸的教区组织成连队，在监视敌方海军、防御海上劫掠者方面有着优异表现。并且，他们同样可以免受行省民兵的征召。
线列战斗。
因为路易十四的统治时间很长，所以法军武器装备与战术上的变化要比编制上的变化还要大。法国人卢斯特努在1647年的著作中建议：步兵营应为长矛兵与火枪兵对半；长矛兵和火枪兵都排成8排，每排32人。这样长矛兵就有了足够的纵深来应对骑兵冲锋，或是自己发动反冲锋；而火枪兵成排射击，就能让各排都拥有装填火绳枪的时间。
当时常用的战斗阵型是长矛兵居中，火枪兵分列两翼。长矛兵通常装备一把长5.5米的长矛和一把剑。他们头戴头盔，身穿护胸甲和护背甲。瑞士步兵团的长矛兵除了穿戴这些之外，还会装备上腿甲和护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而火枪兵装备的是带叉状支架和18.6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绳枪，他们也会配一把剑，但没有盔甲。
此后，变革之风从北方吹来。法军效仿北方雄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术，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与火力。当时，法国营级部队大约40%为长矛兵，40%为火绳枪兵，剩下20%为燧发枪兵。1653年4月，一条王室颁布的条令规定，法军每个连队三分之一为长矛兵，三分之二为火枪兵。此外，该条令还废除了燧发枪的使用。而此前燧发枪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重量较轻，但它口径较小，杀伤力不如火绳枪。
长矛、火绳枪和燧发枪这三种武器之争一直延续到18世纪早期。在战场上，军队条令经常被忽视，一些部队会用“非正式”的燧发枪兵替换掉长矛兵，这导致1653年的条令在1656年和1665年两次被重申。1670年2月，另一份王室颁布的条令将70人连中的长矛兵减少到了20人，其余为火绳枪兵、鼓手、士官和4名燧发枪手。
1666年，法军所使用的燧发枪和火绳枪，口径被统一成16毫米。
1667年，让·德·马蒂内中校提出了组建掷弹兵连的建议。从1670年10月起，约有29个步兵团接到命令，去创建1个掷弹兵连队。此后，这个命令很快扩散到了全军。这些掷弹兵们装备燧发枪和一条抛掷手榴弹的绳索。
1671年，法军一个新组建起来的步兵团 ，全员列装了燧发枪和塞入式刺刀。
1687年，法军每个连里燧发枪兵的数量被提高到6名。同时，法军使用的火绳枪也变得更加轻便，不再需要支架。
1692年8月3日的斯滕凯尔克之战以及沃邦元帅发明的套筒式刺刀，宣告了长矛的末日。路易十四在听到该战中有很多士兵扔掉他们的长矛，转而捡起死去同伴的燧发枪后，决定进一步压缩长矛兵的数量。
1692年12月，路易十四宣布，将每个连里长矛兵的数量减少为10名，其余为燧发枪兵和火绳枪兵各一半。之后，燧发枪很快就成为火枪兵们的唯一选择。1699年12月15日，火绳枪正式退出现役。不过，长矛在瑞士人部队中仍被使用到了1703年10月1日。
具体来说，当时团级军官的武器主要是一根短矛。1690年，这根短矛的规格为2.27—2.6米长。18世纪初，一些军官开始使用燧发枪作战。1710年11月，中尉开始配发带刺刀的燧发枪，而上尉和校级军官则仍要携带短矛。
路易十三本人的燧发枪佩枪，那个时代已经初步具有了近代燧发枪雏形。
法国禁军卫队使用的戟，使用时间大概在1670—1680年。
1683年，军士使用的戟被定为2.11米。1707年，老式的斧刃戟被正式替换为翼翅风格的戟，并且戟尖的两侧都是波浪状的刃。1710年，驻防在意大利边界上的布洛格里耶将军让麾下半数的军士都装备上了燧发枪，但其他部队的军士仍然在使用戟。
当时所有的军人都配有一把剑，只不过军官佩剑的剑柄是镀金或镀银的，而士兵的则是黄铜，且质量一般。17世纪80年代前，军官和军士都使用挎剑肩带，上面装饰着刺绣或蕾丝花边，此后则改为腰带。另外，执勤军官要佩戴钢制护颈甲，其中德意志团的为抛光，瑞士团的为镀银，法国团的为镀金。
当时火枪兵最重要的特征是一条跨过左肩的浅黄色肩带，其上挂着被戏称为“十二使徒”的12个圆柱形容器，每个容器里是正好够装一份射击用的子弹和火药；另一条跨过右肩的挎剑肩带上挂着剑。1683年12月，火枪兵开始配备一条在左侧带剑扣的浅黄色腰带，以及一个带皮革袋盖的子弹袋，袋盖上用软绳挂着一个角状小火药筒，用于倾倒引火药。此后，子弹袋和角状火药筒被挂回到了浅黄色肩带上，但挂剑的腰带被保留了下来。17世纪90年代，火枪兵们配备了挂在腹侧的弹药盒，弹药盒是木质构造，上面钻孔以放置纸质弹药包。角状火药筒也被改良，其上加装了一个黄铜计量口，以保证每次倒出的引火药分量相同。
掷弹兵除了他们的燧发枪之外，还佩戴了军刀，以此替代传统的剑。他们的手榴弹被装在一个大皮革袋子里，并挂在一条跨过左肩的4英寸长的浅黄色皮革带子上。所有的掷弹兵军官和军士们都装备着带刺刀的燧发枪。
武器上的发展自然对战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蒂雷纳时代，法军步兵会排成六列横队。当燧发枪和套筒式刺刀被普遍列装后，拥有更宽广正面的三列横队战术开始出现。
一般来说，法国步兵通常会呈两线布置，参战线与预备线之间约有250步的距离。不断膨胀的军队规模使得当时的战场正面能有好几公里宽，毕竟双方都不想被对方包抄侧翼。当时的火枪射程大约有235米，但其有效射程其实只有一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更短。军官如何掌控宽大正面战场的机动成了新难题，这个难题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一些会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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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时代的上尉形象。 | 路易十四时代的掌旗官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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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时代的燧发枪手形象。 | 路易十四时代的火绳枪手形象。 |
当时的一个军人舍瓦利耶·德·昆西记载：“再没有什么能比一支军队列队投入战斗更有宏伟的视觉效果了。想象一下，成排的士兵穿着绚丽的制服，拿着闪闪发光的武器，在飘扬的旗帜中，大踏步走入人间地狱般的战场，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可见对当时的军人而言，制服与武器同等重要。
如前文所述，法国国王的近卫军部队在17世纪60年代开始配备制服。大约在同一时间，各个步兵团也开始尝试配备统一制服。1666年12月，路易十四颁布了一道旨意，要求从士兵的薪酬中扣除制服的费用。可以说，为法国步兵配备制服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始于17世纪60年代，但一到70年代末期都尚未完成。
根据当时一些描绘战场的画作可以发现，1666年卡利尼昂-塞里尔步兵团身着内衬为灰色或白色的棕衣；里昂步兵团在巴黎附近一次检阅中穿着红色内衬的灰衣，长袜和缎带也都是红色的。弗里蒙特·德·阿布朗库尔的备忘录记载，被部署在葡萄牙以对抗西班牙人的朔姆贝格将军，其麾下的法国部队模仿英国人穿着不同颜色内衬的灰色制服。1679年，法梅雄步兵团身着蓝色内衬的红衣，而威尔兹特步兵团则身着蓝色内衬的棕衣。
总体上，法国步兵团穿着灰衣，配蓝色或红色装饰带；瑞士步兵团穿红色外套；德意志步兵团为蓝色外套；意大利步兵团为棕色外套。另外，有的瑞士人穿着蓝色、黄色甚至绿色的外套，并且直至18世纪早期，他们还穿着带“尖包头系带”的蓬松马裤。这样的多样化衣着在瓦隆人的部队中也能见到。另外，色彩的定义在当时相当的不准确，“灰色”可能指的是从灰白色到铁灰色之间的任意颜色。当时可用的染料也不耐久，所以比较耐脏的蓝色调、红色调和棕色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同时，路易十四也希望军官们同样身着所在团的制服。大部分军官遵从了国王的意愿，比如里昂、卡利尼昂-塞里尔，以及其他许多步兵团的军官们都早早地穿上了制服。虽然此后一段时间里，王室仍需将催函寄给那些衣着特立独行者，但是这些要求最终都得到了遵照。后来，甚至连王室血裔的公爵和亲王们都穿上了他们所在兵团的制服。
路易十四时代的士兵，从左至右依次为火枪手、长矛兵和掷弹兵。
当时的人们还试图用外套上的蕾丝数量来体现军衔的差别。17世纪60年代的里昂步兵团，用一条宽的金色蕾丝代表上尉，窄的代表中尉。一份1705年的衣物账单向我们揭示，迈莱步兵团的上尉有着金色蕾丝的外套，而中尉仅在袖口的纽扣边有蕾丝。
军士的制服在面料上通常要比士兵的更为优质，并有着金色或银色纽扣，有檐帽上还有蕾丝。有时军士的外套上也有蕾丝，位置通常在袖口。
鼓手不穿制服而是身着号服。比如王室和行省步兵团的鼓手号服，主要是一件红色内衬的蓝色外套。号服的蕾丝样式多变，直至17世纪80年代左右才稳定下来，最终演变成深红背景色上的一条白色锁链状蕾丝。采用上校名字作为团名的那些步兵团，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籍的，都穿着他们上校选定的号服。其中很大部分号服的样式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根据仅存的记述，克鲁梭步兵团的鼓手身着红色内衬的白衣，米耶尔步兵团的号服为红色内衬的黄衣，并带有一条边缘为白色的黑色蕾丝镶边。另外，鼓通常被漆成国王或是上校所拥有纹章的颜色。
骑兵
骑兵是法国的传统优势兵种。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骑兵主力是不再穿戴重型盔甲的线列骑兵 。路易十四统治早期，线列骑兵编制情况波动很大。1659年，法军有112个线列骑兵团，但几年后只剩下了4个线列骑兵团。其余的团要么被解散，要么被缩减成了独立线列骑兵连。从1665年起，这些骑兵连又再次被扩建为骑兵团。法国骑兵上将的官职并没有像步兵上将那样被直接被废除，但自1694年军机大臣有了直接向其汇报情况的巡检员后，这一官职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虚衔。
遗产继承战争结束时，法国线列骑兵达到了95个团。但国王对他们的表现并不满意，因此这些骑兵团被缩减为100人的连队。1670年2月，这些连队被整编成了66个线列骑兵中队。当时的骑兵上将蒂雷纳元帅致力于打造一支忠诚可靠且纪律严明的线列骑兵部队。1671年，每个骑兵中队都增至200人，并被分成了3个连队。
1672年2月4日的王室条令是法国骑兵近代化的开端。66个线列骑兵中队全部升级为骑兵团，其中有52个骑兵团的兵力得到了扩展，被增加至6个连队，每连54人。每支连队由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名掌旗官 以及一名中士掌管。每个团最初只有一名高级军官，即上校。在1685—1686年间，上校的职责被一名中校和一名少校分担。一些资历较深的线列骑兵团有自己固定的名字，但绝大多数线列骑兵团的名字都来自其当前的上校。此后，骑兵团的数量不断波动。一般来说，法军会在和平时期保留大约60个线列骑兵团。1678年荷兰战争结束时，法军有90个线列骑兵团。1690年，法军有102个线列骑兵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军线列骑兵团的数量达到了顶峰，共计有108个。
当时线列骑兵的基本武器是剑。1676年3月，骑兵剑的剑刃被规定为89.3厘米长；剑柄上半球形的护手通常是黄铜的。起初，骑兵剑用一条浅黄色的肩带挎着。从1684年起，这条肩带变成一条腰带。骑兵的其他武器包括一对燧发手枪和一支卡宾枪。卡宾枪通常被挂在那条浅黄色的肩带上，手枪则分别插在马鞍前方两侧的手枪皮套里。那条腰带上则挂有一个盛装了12发弹药的小弹药盒。
与步兵组建掷弹兵的模式相同，根据1679年12月26日的一道王室条令，每支线列骑兵连队要选出两名精英骑兵，他们被称为“卡宾枪骑手”并配装了来复卡宾枪。1690年10月，他们单独组建成连队。1693年11月1日，这些连队被整合成一支名为“王室卡宾枪骑手”的新部队，其军力达100支连队。事实上，这是一支储备精英的骑兵师。
17世纪60年代的线列骑兵身着浅黄色皮革外套、马裤、加厚靴子、浅黄色皮革长手套、毡制有檐帽和斗篷。除了代表他们属于法国的白色饰带外，法国骑兵的着装与当时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骑兵没什么两样。1671年11月，国王指示，除王室部队外的线列骑兵要有浅黄色皮革外套、斗篷和优质靴子，并且要“穿着内衬与外衣同色的灰色布制衣物”。王室部队要“着深蓝色……所有骑兵戴黑色有檐帽……并且连队的号手要穿着号服”。浅黄色外套后来变成了马甲，而白色饰带到17世纪90年代被舍弃。肩饰绳则被挂在了右肩上。
绝大多数的“灰衣骑兵团”都采用了红色作为衣服内衬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通过翻过来的袖口很容易显现出来。不同骑兵团之间通过马饰的颜色，也就是上校号服的颜色来区分。军官的制服与士兵的相同，但面料更为优良，且带有银色或金色的蕾丝和纽扣。1675年后，军官要穿戴一件护胸甲，直至1705年他们还被提醒要如此做。王室卡宾枪骑手的军官有着带银色蕾丝的猩红色马甲，以及同样带有银色蕾丝、插有白色羽毛的有檐帽。号手和定音鼓手在“蓝衣骑兵团”中身着国王号服，在其他兵团中则穿上校号服。小号旗帜上的盾徽与鼓侧面所绣的盾徽，也适用于这个规则。
虽然当时的线列骑兵与其前辈比，更容易被看作是轻骑兵。但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轻骑兵其实要到17世纪90年代才出现，而最先出现的是骠骑兵。一开始这些来自匈牙利的轻骑兵被认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虽然法国人经常被这些迅捷的轻骑兵所激怒，但是前者还是意识到了后者的价值——出色的斥候和极佳的突袭者。1692年，法国以敌人的逃兵组建起了第一个骠骑兵团——王室骠骑兵团。1698年，该骑兵团被解散，但其骨干被保留在了王室日耳曼骑兵团。1705年，该部队被重建为凡尔赛骠骑兵团。1701年，圣热涅骠骑兵团 建立。骠骑兵的着装与装备都颇具异国风味。他们使用弧形军刀，穿着一件亮蓝色带小红袖的紧身夹克，前胸处有白色的蕾丝和纽扣。骠骑兵们还喜欢留长胡须，并把头发剃得只留一绺；穿着用狼皮制作的皮上衣，戴毛皮外翻的红色无檐帽。在战场上，他们可以说功勋卓著，于是从此成为法国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重骑兵和骠骑兵外，当时法军骑兵中还有很多龙骑兵。龙骑兵出现得较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的骑马步兵。龙骑兵这一兵种本来的设想是能像步兵一样徒步战斗，同时可以利用马匹做快速机动。因为这个缘故，龙骑兵虽然越来越多地从事骑乘作战，但往往被视为步兵的一部分。从1689年起，龙骑兵团被规定，他们首先是骑兵，只有在围城战期间才恢复为步兵。法军在1669年还只有两个龙骑兵团，但此后龙骑兵的规模就急剧扩大。在荷兰战争结束后的裁军背景下，还有14个龙骑兵团被保留下来，总数大约有1万人。1690年，法军有43个龙骑兵团，但到1699年时只剩下了15个。1702年起，新的龙骑兵团被组建。到1715年时，法军又恢复到了15个常备龙骑兵团。一般说来，这些部队的组织方式有些类似重骑兵，并且通常采用他们上校的名字来命名。
龙骑兵。
龙骑兵的武器和装备类似于线列骑兵，但他们使用较长的燧发步枪而非卡宾枪，并且他们只在马鞍一侧的皮套里装一把手枪，另一侧的皮套中往往装的是一把短斧或是铁铲。龙骑兵衣着配备与线列骑兵相似，但龙骑兵不穿沉重的加厚靴子。他们像步兵一样穿鞋子，并打着高度超过膝盖的绑腿。绑腿由黑色皮革所制，侧边上有蕾丝或皮带扣。
从左至右依次为王室卡宾枪骑手军官、骠骑兵军官和普通骠骑兵。
龙骑兵所戴着的帽子极为奇特，有点类似圣诞老人戴的那款。这是一种顶部垂落的袋状无檐帽，以布料或是毛皮制作。这项醒目的装束被龙骑兵们保留到了18世纪中期。另外，龙骑兵制服的色彩鲜艳度在所有部队中数一数二。线列骑兵的灰色制服被龙骑兵们所拒绝，红色、蓝色、黄色和绿色外套在龙骑兵中相当流行。
炮兵
除了传统的步骑兵种，法军的炮兵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7世纪60年代，法军的火炮被单独部署在要塞当中，作战时它们会被临时编入军队。在当时，炮手被视为工匠，而不是军人。而法军使用的大炮，还是1572年的标准和样式，并且火炮被命名为“轻型长炮”这种不伦不类的名字。另外，炮兵大团长全权负责当时的火炮与炮手。深具改革意识的路易十四和卢瓦侯爵于1666年引入了新式标准口径——4磅、8磅、12磅、24磅和32磅的加农炮。不过这些加农炮又长又重。从17世纪80年代起，一些较短且较轻的4磅和8磅加农炮被投入使用。法军所使用的臼炮口径为6寸、12寸和18寸。这些加农炮和臼炮通常用青铜铸成，并且会被装饰得极为华丽。
1667年，不同类别的炮兵被整编成6个连，并区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1668年，当时的炮兵大团长马萨林公爵似乎曾经解散过这些连队。1669年10月，马萨林“辞去”了该职务，由路德公爵接任。路易十四的目标是将炮兵军事化。他首先在1671年创建了前面提到过的王室燧发枪团。该部队被用来保护火炮，并且要求士兵能够操作甚至修复它们。该团所有士兵都装备有燧发枪和塞入式刺刀，而不是像普通步兵团队那样使用火绳枪或是长矛。在荷兰战争期间，该团的兵力从只有1个营增加到了6个营。1693年4月15日，该团改名为“王室炮兵团”，但还要过一段时间它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炮兵团。另外，当时还有几个野战炮兵、坑道工兵和攻城炮兵的独立连队存在。1684年8月28日，一些工程炮兵被组建为“王室攻城炮兵团”，这支部队专门操作臼炮和大型攻城加农炮。王室炮兵团和王室攻城炮兵团在路易十四的诸多战争中劳苦功高，几乎每场战争中都出场过。1702年，炮兵大团长曼恩公爵在拉罗谢尔还新建了一个海防炮兵团，这是一支岸防火炮部队。
路易十四时代的24磅炮，1683年制造。
1720年，以上所有部队都被并入了一个火炮军团中。总之，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他成功使炮兵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兵种，并削减了炮兵大团长过大的权力，更使其直接对中央负责，这些成就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争相仿效。
将军
中国有句古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路易十四时代那规模庞大的先进军队，自然也需要伟大的指挥官们来驾驭。一般来说，孔代亲王与蒂雷纳元帅被认为是17世纪最伟大的战术家。于是路易十四原谅了孔代亲王的谋逆行为，信任他，并让他担任法军统帅，最终收获了荷兰战争与遗产继承战争中的众多胜利。
17世纪的战役很大比例都耗费在攻城战上，对此路易十四深有体会，这就需要广泛的防御工事和围攻战术。而法国该时期的许多成就都要归功于塞巴斯蒂安·德·沃邦，一位天才将领，其在围攻、防御以及建造要塞上的创举为现代军事工程学打下了基石。
很多历史学家往往认为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将军们缺乏能力。有人说，这是由于路易十四对他的将军们过分地控制。但当时，英军指挥官们同样也要在诸多的约束下行动。其实，要注意的是，路易十四前期的军队规模较小，并且都是由职业士兵组成，后期的军队规模则庞大得多，并且有很大比例都是缺乏训练的征召兵，所以更难指挥。当然，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确实有一些无能的谄媚者身居统帅之位，比如说塔拉尔或维利鲁瓦。但像维拉尔元帅这样的优秀将领，依然为数不少。维拉尔唯一的败绩——马尔普拉凯战役——事实上更像是一次战略性撤退。在这场战役中，他对盟军造成的杀伤远远大于法国军队所遭受的损失。1712年，他在德南取得的伟大胜利更是证明了这位将领的指挥能力。旺多姆公爵也是一名优秀将领，他仅在1708年的奥德纳尔德败退过，而那时他必须和无能的勃艮第公爵分享指挥权。两年后，旺多姆在西班牙指挥着法国—西班牙联军，碾碎了大联盟军队，确保了腓力五世顺利执掌王权。总之，上了年纪之后的路易十四在对其军队指挥官的选择上，依然可圈可点。这些将领们也成功地让与法国敌对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
立在凡尔赛宫中的蒂雷纳元帅雕像。
随便提一下将军们的一些着装习惯。直至1744年，将军们才采用了规范化的制服，所以在路易十四时代，能够见识到花样繁多的将军着装，不过该时期的画作中经常以蓝色或猩红色的外套搭配金色蕾丝作为基准。1698年，率军驻在康顿的布夫莱尔元帅，穿着的是一件在缝合处饰有金色花边的黑色天鹅绒外套。德·于克塞莱元帅在1703年时，比较偏爱有着金纽扣的朴素灰外套。维拉尔元帅喜欢在外套下穿着一件浅黄色的皮革马甲。这个马甲也证明了在那个年代，即使是高级军官依然会带队冲锋。因为在1691年，元帅的衣物上竟然被找出了大约17处受攻击的痕迹，但都幸运地没有伤害到穿戴者。此后，维拉尔元帅在马尔普拉凯负伤，但在1712年的迪南，元帅仍穿着他的浅黄色马甲带头攻入堑壕。
当时的一些高级指挥官被允许穿着“敕书外套”，这是一种只有经过国王准许才能穿着的高级荣誉服装。它为蓝色，而内衬和袖口为猩红色，上面有着丰富的金色和银色刺绣图案。
当然，并不是所有将军都衣着花哨。舍瓦利耶·德·昆西曾记载下旺多姆在1705年8月的卡萨诺之战中的形象：“他徒步前行，持剑在手。他的坐骑被杀，他的外套和马甲都敞着纽扣，他满脸都是汗水，衬衫上布满了烟灰和尘土，他看上去像是战神马尔斯降世。”
另外，当时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会在肩部系着圣灵骑士团的亮蓝色丝质饰带，而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猩红色的圣路易骑士团丝质饰带开始出现。还有一种饰带几乎所有人都会佩戴，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那条象征法国的白饰带，军人们要么将其围在腰部，要么将其系在肩上。
圣路易骑士团十字徽。
新式军队
综上所述，路易十四的陆军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军事力量。路易十四的军队不再像其祖先那样，由雇佣兵和强大贵族提供的私军构成。从黎塞留到卢瓦侯爵，基本完成的军事改革实现了这一重大转变。政府不再仅仅去雇用军队，转而亲力亲为地完成新式军队的建立、补给和训练，并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来贯彻对军队的控制。作为回报，这些军队被牢牢掌握在王室手中，直接对国王负责，并听命于国王。这些新式军队对内是确保绝对君主制的皮鞭，对外则是武力扩张的利刃。其从连到团的构建和规模，以及其中的各级军官，都与现代化军队颇有相似之处。这支庞大的武装主要依靠志愿兵役制来补充兵源。理论上，新兵们是自愿服役的，征募人员要用将领的声望来吸引他们，或是以聘用奖金来诱惑他们。
在路易十四之前，将军们经常任意行事，于是太阳王对他的将军们施以更为严格的法规来进行管制，让“服从”成为军队各阶层的要旨。蒂雷纳元帅死后，资历成了高级指挥官之间决定领导权的关键。这些都显露出迈向现代化陆军的趋势。
更为先进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还发生在不容易察觉到的行政管理层面。为了应对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更为庞大、更加昂贵的军队，政府组建并扩充了军事行政部门。通过煞费苦心的经营和耗费巨大的后勤投入，政府喂养起了国家军队而不再放任其自生自灭。王室巡检员们奋力确保部队能有合适的衣物和装备。在这种前提下，统一的制服才成为可能。后勤人员从军用谷物仓库中运出的粮食，在护卫队的护送下，深入战场和军营，提供了必需的食物。政府所购买的畜群也保证着军队的肉食供应。总之，法国军事行政部门尽可能地照料军队，因为政府害怕缺衣少食的士兵会逃逸或劫掠，从而摧毁部队的纪律和完整性。
不过，尽管国家竭尽全力，但是庞大军队的花销依然经常超出预算。因此，进入敌国的军队都会试图掠夺当地资源。军队还会向被征服地区强征战争税或者“贡金”，被占领的村庄和城镇会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缴纳。这种征收贡金的需求甚至有时会影响到战争策略的制定。
至于武器和战术，前文已就此有过介绍。简单地说，刺刀与火枪的改良使得17世纪初的那种大方阵在战场上绝迹。骑兵卸掉了多余的护甲，并主要依靠长剑。加农炮开始统治战场，比如24磅加农炮能在600码（550米）的距离上极为有效地杀伤敌人，并能在2000码（1830米）的距离上造成伤亡。当时的战场，已经是火炮远距离开启战端，骑兵以践踏的铁蹄与挥舞的刀剑让战斗达到高潮，而步兵则充当着胜败的决定力量。
对于当时的将军们来说，野战是场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赌博，要用高昂的伤亡来达成难以预料的成果。因此与野战相比，围城战显得更为可控。这一时期，法国的要塞设计伴随着沃邦元帅的成果达到了顶峰。工程师们仔细设计棱堡外围箭头堡的角度，好使加农炮和火枪的火力能够覆盖所有区域，并形成尽可能多的交叉火力。
对于攻击方，一切都有条不紊。在正式围攻前，要塞会被包围住，先由骑兵进行“封锁”。接下来，由被征发的农民们或者“挖掘劳工们”，开始挖掘围城壕沟。壕沟分为两面，一面朝外，以保护正在围城的军队免遭敌人解围武装的袭击；一面朝里，以防止守军发动突围。壕沟挖好后，围攻者就开挖攻城战壕，并将其向要塞推进。沃邦的围攻体系采用了三道“平行战壕”，这些战壕与被选中进行攻击的棱堡城墙相平行。一般第一道平行战壕距离要塞550米，并布置火炮，之后第二、第三道战壕将在这些火炮的掩护下，逐渐接近对方的城墙。
从荷兰战争开始，法国军队建立起了延伸往往超过100英里（160千米）的要塞防线。最初这些防线只是用于阻止敌人劫掠己方领土，但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愈发重要。1673年，沃邦元帅跳出单独要塞的格局，通过两条穿越法国东北边境的要塞线，打造出了一个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
沃邦的平行堑壕体系。
基于以上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差别很大。由于要塞建造技术的进步，以及后勤补给的艰险，使得当时的战争遵循“物资消耗战”的原则。物资消耗战主要有五个特点：战斗与围城成为非决定性因素；军事行动节奏缓慢；物资消耗造成的极大影响；补给不足导致以战养战；受到相当重视的不间断外交谈判影响。
具体说来，在物资消耗战中，野战和围城都决定不了战争的胜负。众多的防御工事抑制了战败的后果，因为被击败的一方可以在城墙之后得到庇护，从而补充损失并集拢援军。冗杂且缓慢的补给工作，限制了获胜一方将敌人赶入绝路的能力。而且，为了避开冬天，一年之中军队仅能作战六七个月，也给予了敌人恢复所需的时间。另外，战争进程缓慢，年复一年的高昂损耗耗尽了参战国的资源，从而影响了战略的制定。比如说，路易十四会取消一场围城战，仅仅是因为其花费太过高昂。在这种环境下，战争所需资源的征收总是会不足，双方都会试图以战养战。整场战役中，双方都可能只是为挤出对方领土上有价值的一切资源而战。在军队于战场上厮杀的同时，外交官们也在唇枪舌战。因为物资的消耗能够抹去战场上的成功，所以就需要外交手段来找寻新的出路。因此在无法作战的寒冷月份，谈判成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所以，对于当时的欧洲，拥有杰出的将领确实至关重要，但在宫廷和会议上拥有精湛技巧的外交官也同样重要。
海军
现在我们要来说一下，一个对路易十四来说左右为难的问题。战争是为了赢取荣耀、领土和霸权，这其中也包括海上战场。虽然在地中海，桨帆战船仍很有用，但在大洋上真正决胜的还是风帆战舰。海洋上的胜利源自于风帆战舰的数目，也就取决于政府向海军的投资力度。这就逼迫路易十四必须在陆军和海军中做选择题。相对应的，英国则不会被这个问题困扰，所以英国的海上霸权更多的是在船坞中，而非是在海上赢得。
黎塞留和马萨林在位时，法国海军拥有的战舰数量很少。路易十四亲政后，海军大臣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急剧扩充了法国海军。1672年时，法国海军已有120艘主力战舰。在此期间，荷兰军舰数目则不断衰减，从1670年的129艘降至1680年的93艘。这使法国能够与荷兰在海上争锋。但是当英国与荷兰联合起来之后，就不是法国海军所能匹敌的了。九年战争期间，法国的战舰数量在1695年为119艘。同期，英国和荷兰共有189艘。1694—1697年，法国建造的一级到五级战舰共计19艘，总计为15410吨。同期，英国建造了58艘同类型战舰，总计41844吨，而且荷兰又建造了22艘。到了1700年，法国海军只剩下108艘主力舰船，却要对抗英国与荷兰加在一起达210艘的庞大舰队。
不过公平地说，法国在与英国、荷兰的海军竞赛中遭受着多重不利因素的困扰。首先，缺乏大规模海事贸易使法国一直缺乏娴熟的海员。其次，尽管有着广泛的海岸线，法国却缺乏足以容纳舰队的大型深水港，只有大西洋上的布雷斯特和地中海上的土伦能满足要求。但这两个港口所处的位置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们距离巴黎太远，通信和命令往来要花费过多的时间。
路易十四最终做出了选择。九年战争中，随着陆军数量的快速增长，路易十四认定他无法既增强陆军又扩大海军，于是在1695年后他选择牺牲后者。毕竟法国可以用陆军，包括上文提到过的海岸警备民兵和岸防炮兵来守卫海岸。也就是在此时，法国海军战略从舰队对决转为了贸易劫掠。
当时法国的私掠船长们，拿着特许状，在官方承认下，以国王的名义对指定的敌人作战。国王会提供补给、军火，甚至租赁法国海军的舰只给私掠者们。
法国战舰太阳王号，该船于1670年8月建成，拥有104门火炮，是当时主力战舰由桨帆战船向风帆战舰演变的典范。
太阳王的盛与衰
前面我们已经系统地勾勒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王权之路和军队状况，在这里，我们将讲述路易十四时代的历次战争。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所发起或参与的战争，虽然遵循着其个人对荣耀的追求，以及法国对哈布斯堡家族进行削弱这一目标，但因环境的变化和政治上的考量，战争开始的原因往往有所差别，结果也大不相同。
旭日初升：遗产继承战争
遗产继承战争是路易十四继承马萨林甚至是黎塞留扩张政策的处女战。路易十四通过强调其妻在腓力四世过世后应当享有继承权来表明他首次战争的正当性。路易十四并未质疑国王卡洛斯二世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但是他依据西属尼德兰部分地区的传统——男人头婚的后代，就算是女儿，所拥有的继承权也要高于二婚的后代——坚持其妻玛丽亚·特雷丝应当获得一部分西属尼德兰。因此路易十四发起这场遗产继承战争并非完全是法国的一次入侵，也是一次他为王后争夺合法继承权的努力。
1667年5月，路易十四的军队在蒂雷纳的率领下越过边界，对西属尼德兰地区发起了进攻。蒂雷纳首先夺取了阿尔芒蒂耶尔。西班牙在当地的兵力比法国人少得多，因而法军的攻势势如破竹，各个要塞没抵抗几天就投降了：6月25日，图尔奈陷落；7月6日，杜埃陷落；7月18日，科特赖克陷落。
遗产继承战争示意图。
在这次战争中，路易十四经常伴随他的军队一同行进，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1693年他不得不服老的时候。他上前线慰问时，还通常与宫廷里的贵族和贵妇一同前往。1667年5月，他在同一架四轮大马车上分别招待了他的妻子和两位情妇。
不过，法军在里尔遭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路易十四来到前线时，法军正在构筑围城壕沟。8月17日至18日夜，法军开辟出了进攻战壕。西班牙指挥官于8月27日投降。法军在这年早秋进驻了冬营，同时外交官们也开始开展他们的工作。1668年1月，英国、荷兰、瑞典三国同盟建立，他们联合起来阻挠路易十四进一步征服的野心。在1668年5月缔结和约之前，路易十四让孔代亲王率领一支军队夺取了弗朗什-孔泰，但是在随后的《亚琛和约》中，该地又被返还给了西班牙。最后，法国获得了沙勒罗瓦、图尔奈、科特赖克、阿特、佛内、杜埃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方重镇里尔。
开云见日：荷兰战争
路易十四的下一场战争——荷兰战争，更像是第一场战争的衍生物。路易十四将荷兰在遗产继承战争中的介入视为背叛。他指责荷兰人“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狂妄自大”。之前荷兰人还制作了图案为“约书亚阻止太阳运行”的奖章。鉴于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这种奖章所表达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路易十四决定惩罚荷兰人。同时，他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手腕。路易十四通过金钱补偿的方式将瑞典从三国同盟中分离出来，并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秘密签署了《多佛条约》。1671年11月，路易十四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缔结协约。后者承诺，假如法荷之间开战，只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亚琛和约》等得到遵守，帝国保持中立。
路易十四计划，法军在1672年4月开赴荷兰边境时穿越列日主教区，以避开西班牙领土，免得触动西班牙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防御协定。
1672年4月正式宣战后，由蒂雷纳和孔代亲王分别指挥的两支法军主力部队经列日主教区向北方前进，第三支由卢森堡公爵率领的大军则沿莱茵河进发。此次法军总计投入约15万人。法军虽然规模庞大，但行动并不迟缓，因为勒泰利埃和卢瓦侯爵通过囤积战争必需品已经为进军做好了准备。所以这算得上是路易十四最为精心谋划的战争之一。
在法军的兵锋下，荷兰的城镇、要塞如预料般纷纷投降，莱茵贝格、韦瑟尔、布瑞克和瓯佐伊在数日内即告陷落。孔代亲王的军队于6月12日在托豪斯跨过莱茵河。随后，法军夺取了迪温特并继续前进占领乌德勒支。在该地，路易十四于6月30日举行了入城仪式。7月9日，重镇奈梅亨投降。
此前的6月下旬，陷入绝望的荷兰人开始求和。荷兰人表示，愿意将布拉班特、佛兰德斯和马斯特里赫特要塞割让给法国，并提供一大笔赔款。路易十四傲慢地拒绝了这次求和。不过在路易十四拒绝之前，荷兰人就已经打开了默伊登的水闸，放水淹没了通往阿姆斯特丹的道路，从而阻挡住了法军。
1672年6月12日，路易十四在洛比特渡过莱茵河。
此后的形势开始对法军不利。勃兰登堡选帝侯兑现了他对荷兰人的保证，派军援助后者。蒂雷纳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莱茵河地区，招架住了选帝侯的猛攻，并一路横穿北德意志将他赶了回去，强迫他退出了这场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也未宣先战地加入了对抗路易十四的阵营。神圣罗马帝国一方的雷蒙多·蒙特库科利将军，成功地避开了蒂雷纳，与新的荷兰领袖威廉三世在1673年11月会师。
期间，法军在该年6月拿下了马斯特里赫特。1672年时法军曾绕过该要塞，现在他们折返回来清扫沿途障碍，一心想拿下此地。不过守卫在马斯特里赫特的6000荷兰军队并不想就此屈服。6月10日，4.5万法军开始围城。法军征用了7000名农民挖掘围城壕沟，并在6月14日完工。随后，法军坑道工兵在6月17日至18日晚开始了进攻战壕的土木作业。负责指导这场围城战的沃邦首次使用了他的多平行线体系。战斗一度极其激烈，达达尼昂就战死在这次围攻战中。6月30日晚，守军求和，并于第二天投降。
1674年，战事开始从荷兰转移到佛兰德斯地区。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西班牙人在1673年10月加入了战争。勃兰登堡选帝侯也再次参战。神圣罗马帝国亦在1674年5月宣战。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同样背弃了他们与法国的联盟。所幸孔代亲王于8月11日在瑟内夫赢得了一场堪称“血腥”的胜利，同时也到达了他军事生涯的顶峰。
路易十四抵达围攻马斯特里赫特的法军阵地。
同年，蒂雷纳在阿尔萨斯边境上发动了一场高明的战役。他快速行军越过莱茵河，并于1674年6月16日在辛斯海姆赢得了一场大规模骑兵遭遇战。在返回阿尔萨斯后，蒂雷纳再一次强渡莱茵河袭击了海德堡，迫使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撤退。这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蒂雷纳都依靠着普法尔茨地区的资源“供养”他的部队，他的军队还摧毁了那些他们没用完的资源。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在普法尔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无以为继，只得在9月份开始撤退。
不过神圣罗马帝国将军布农维尔并不肯善罢甘休，他接下来夺取了中立的斯特拉斯堡并从此处进入了阿尔萨斯。得知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在前进以便和布农维尔会师后，蒂雷纳于10月4日在恩斯海姆（Ensheim）向布农维尔发起了进攻。法军在此地的胜利迫使布农维尔退却，但蒂雷纳无法阻止他与勃兰登堡选帝侯会合。蒂雷纳又落回了要面对优势敌军的境地。一般的将军可能此时已经进入越冬营地，将阿尔萨斯大部分拱手让与盟军占据，但蒂雷纳的做法与众不同。
马斯特里赫特的达达尼昂雕像，他殁于此地。
12月上旬，第一场雪落地后，蒂雷纳就准备实施一场干脆利落的冬季战役。他精心挑选精锐士兵来参与这样一个苛刻的行动，并在月中时开拔。蒂雷纳利用孚日山脉掩护他向南的进军，随后向东越过该山脉前往法军位于贝尔福的集合点。当意识到法军正在移动时，联军手忙脚乱地重新召集他们的部队，但蒂雷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他们。12月29日，他在牟罗兹附近碾碎了大联盟的骑兵，随后向科尔马进军。在那里，勃兰登堡选帝侯仓促聚集起了一支3—4万人的部队。1675年1月5日，蒂雷纳以大约3万人的兵力发起了进攻。他用佯攻牵制住敌军后，就从侧翼包抄了德意志军队的阵地，夺取了位于左侧的蒂克海姆。这场战斗的胜利迫使德意志人放弃了阿尔萨斯。
1675年的战事对法国来说可谓开局良好。在佛兰德斯，法军赢得了一场极其成功的会战并顺利夺取了默兹河沿线，从而将西班牙人、荷兰人与来自东方的德意志人援军隔离开来。这场胜利更确保了列日的中立性，而此前它几乎倒向了西班牙人。随后法军拿下了迪南、休伊和林堡。当时孔代亲王已经深受痛风之苦，所以只能乘坐马车，但他仍坚持充当路易十四的顾问，从而赢得了这场胜利。可以说，法军凭借着这场胜利，确保了法国在战争剩余时间里的强势地位。
然而，在这一年里，两位伟大的法国将领相继离开了战场。1675年夏，蒂雷纳沿着莱茵河机动去反击他的老对手蒙特库科利。7月27日，蒂雷纳于萨斯巴赫附近逮到了对方。当这位伟大的法国元帅侦察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阵地时，一发加农炮弹击倒了他。法军被元帅的战死所动摇，退却了，而蒙特库科利则挥军进入阿尔萨斯。路易十四派遣孔代亲王接掌阿尔萨斯地区法军的指挥，在此亲王阻挡住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前进但没能将其驱赶回莱茵河。此后，孔代亲王那衰弱的身体最终迫使其离开了战场。
蒂雷纳元帅之死。
当从庇卡底到阿尔萨斯的荷兰战争主战场战火纷飞时，沿着西班牙边界以及在西西里岛上的次战场也在榨取着路易十四那有限的资源。1674年，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冯·朔姆贝格将军率领着一支规模不大的法军，沿比利牛斯山脉在鲁西永对抗西班牙人。这支军队是如此弱小，以至于路易十四要从朗格多克召集民兵来强化它。此后，法国丢掉了比利牛斯山脊上的贝勒加德，并且在莫雷拉斯打了败仗。朔姆贝格在1675年7月重新攻取了贝勒加德，但没多少其他后续成果，因为他的军队还要为西西里岛的战事抽调部队。不过幸运的是，比利牛斯山一带的西班牙军队同样也将部队送往了西西里岛。1676年，纳维耶将军接替了朔姆贝格，前者使用任何他能用得上的手段集结了一支1.5万人的部队，其中甚至包括从卫戍部队中抽取的兵力。但是他的计划同样无疾而终，因为路易十四再一次从西班牙前线抽调部队用在西西里战场上。灰心沮丧的纳维耶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几乎一事无成。
蒂雷纳的德意志战役（1674—1675年）。
当麦西尼亚人在1674年7月发动起义以对抗西班牙人的新税政策时，地中海成了这场战争中一个新的主战场。抗税叛乱在17世纪是常见的暴动形式，法国自己也于1675年在波尔多和布列塔尼遭遇了一场抵抗战争税的起义。法国国内的叛乱自然是威胁，但那些敌人内部爆发的骚乱也为法军提供了可乘之机。为帮助叛军，路易十四派出了一支装载有少量法国步兵和许多小麦的舰队。1675年1月1日，由6条战舰组成的舰队抵达墨西拿。一个月后，维沃讷公爵率领着一支3000人的法国远征军和9条战舰抵达该地，此后更多携带着给养的舰只陆续到来，来自马赛的桨帆船也加入了集结中的法国舰队。从那时候起，法国控制住了环西西里的海域。待更多增援部队抵达后，维沃讷在8月份占领了奥古斯塔。
到了1675年底，一支由德·鲁伊特尔指挥的荷兰舰队抵达了西西里岛海域以支援西班牙人。法国舰队司令亚伯拉罕·杜肯（1610—1688年）从土伦启航，于1676年1月8日与德·鲁伊特尔在斯特龙博利岛附近进行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斗。双方于4月22日再次展开较量，此次法军赢得了奥古斯塔海战的胜利。在激烈的交火中，德·鲁伊特尔的腿被打断，他在一周后逝去。随后，一些被击伤的荷兰船只驶入巴勒莫。在该处，法国舰队在维沃讷的率领下，于6月2日取得了一场大捷，一举击败了荷兰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29艘风帆战舰和9只桨帆战船。维沃讷的胜利消灭了西西里附近的西班牙海军力量，荷兰人也撤退了。
1676年墨西拿海战中，法国舰队顺利击败荷兰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并受墨西拿人之邀拿下该城。
不过从一开始，法军在西西里岛上的首要目标就只是牵制西班牙人，所以在这场消耗竞赛中，路易十四总是在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投资。1676—1677年，维沃讷采取了一些行动来加强法国人在西西里岛东部的控制力，但他那少得可怜的军队，从来没超过7000人，这根本不足以征服全岛。所以当英国可能会在1678年加入战争对抗法国时，法军于该年3月撤离了墨西拿。
其实在西西里海域的战斗并非是荷兰战争中仅有的海战。事实上，第一场海战发生于1672年3月23日，当时一支英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对一支荷兰护航舰队发动了进攻。几个月后，也就是在6月7日，德·鲁伊特尔指挥75艘荷兰战舰，在索尔海湾奇袭了一支英国和法国联合舰队。让·德·埃斯特雷伯爵统领下的法国战舰撤退后，德·鲁伊特尔痛击了援军尚未到达的英国舰队。
一年后，德·鲁伊特尔又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次他在崇恩费尔德海峡重创了一支由鲁珀特亲王率领的英国舰队。荷兰凭借这次胜利阻止住了英国从海上入侵荷兰的计划。随后，1673年8月21日，德·鲁伊特尔在泰瑟尔岛海战中再次取得了对英法联合舰队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使荷兰东印度舰队能够安然入港，而且再一地挫败了英军由海路入侵荷兰的企图。可见，1676年德·鲁伊特尔在西西里岛被杜肯击败身亡，对法国人来说是一场多么伟大的胜利。
1675年后，佛兰德斯和莱茵河沿线的战事逐渐平息。孔代亲王的年迈体弱和蒂雷纳的马革裹尸，使路易十四其他的军事顾问开始有了更强的影响力。在卢瓦侯爵和沃邦的影响下，路易十四开始倾向于防御。蒂雷纳和孔代亲王离去之前，路易十四已经夺取了佛兰德斯地区的关键要塞，并征服了弗朗什-孔泰。1676年，法军夺取了佛兰德斯地区的孔代、布尚和艾尔等地，同时挫败了威廉三世对马斯特里赫特的围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法军相继将瓦朗谢纳、圣奥梅尔、康布雷和圣吉兰等地收入囊中。1677年4月11日，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的腓力在卡塞勒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袭行动，击败了想去为圣奥梅尔解围的威廉三世。这场胜利还要归功于卢瓦侯爵的努力，是他提前征调补给才使法军能够抢得先机。8月中旬，卢森堡元帅再次挫败了威廉三世对沙勒罗瓦的围攻。
到了1678年，路易十四开始想办法尽可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在3月12日攻取了根特。不过路易十四夺取根特并不是为了拥有它，而是为了震慑荷兰人。伊普尔也很快投降了。路易十四在4月份向荷兰递交了和平条约，双方在8月10日签署了《奈梅亨条约》。但讽刺的是，这个消息明显没有传达至在战场上的军队。于是卢森堡元帅和威廉三世于8月14日在圣但尼进行了一场特别辛酸却完全多余的战斗。
1676年围攻菲利普斯堡。
最终，荷兰战争给路易十四带来了大片新领土。虽然他最初的目标遭到了挫败，也未能完全羞辱荷兰，但是他抽身的时机很妙。总之，《奈梅亨条约》给他带来了弗朗什-孔泰，以及许多在东北边界上的新城镇，还有跨越莱茵河的弗赖堡。路易十四也被尊称为路易大帝，太阳王的事业开始迈向顶峰。
如日中天：统合战争
统合战争在路易十四看来，其实是防御性的。他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拥有更好的边境防御态势。这种想法在法国国内也获得了支持。即使是头脑冷静的沃邦也都建议国王去占据一些重要的地区。以使边境防御态势更趋合理。比如沃邦认为必须夺取西班牙人手中的要塞城市卢森堡，以避免法国遭遇突袭，所以在1681年7月，法军开始围攻该城。到9月时，法军突袭了斯特拉斯堡，并夺取了该城以及其上的重要桥梁。1682年3月，路易十四放弃了对卢森堡的围攻，但入侵行为仍在继续。
西班牙人将统合战争视为对自身的侮辱和威胁，被逼至绝境的西班牙人最终在1683年10月向法国宣战。当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拒绝加入西班牙一方时，后者除了获得一些来自荷兰的援助外，只能独自面对路易十四。占尽了上风的法国人重新围攻了卢森堡，并最终在6月3日占领了它。一支法国舰队还在5月17日至28日间炮轰了热那亚，以惩罚该城允许西班牙人使用其港口和通过其领土。
法国舰队轰炸热那亚。
1684年8月15日，参战各方签署了《雷根斯堡停战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路易十四归还了他自1683年8月以来，除卢森堡外的所有征服土地，作为交换，法国拥有了卢森堡和斯特拉斯堡20年的所有权。
烈日灼心：九年战争
九年战争，也被叫作“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或者“大同盟战争”。此战之所以爆发完全是由于路易十四决策失误。
1685年10月，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敕令》。该敕令由他的祖父亨利四世颁布，主要是保证法国新教徒，也就是胡格诺派教徒的信仰自由和人身财产安全。此前，路易十四就曾以向胡格诺派教徒家中派遣龙骑兵或其他部队这种形式，来逼迫胡格诺派教徒改变信仰。这种迫害因而也被称为“龙骑兵迫害”。现在他撤销了《南特敕令》，使许多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不仅如此，路易十四还强行派兵“帮助”萨沃伊公爵治下的沃多派新教徒改宗，试图以此来切断法国新教徒逃往意大利的通道。结果路易十四的这种恶霸行径激起了周边国家的不满。1686年7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诸国，与瑞典和西班牙一起在组建了奥格斯堡联盟，以遏制法国的进一步扩张。
然而路易十四却认为他自身受到了威胁，并且极度渴望永久性地保证他在统合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同时，他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一旦奥地利人结束与奥斯曼人的战争，其矛头就会转向法国。1687年，路易十四要求哈布斯堡家族认可他之前的所得，但奥地利人拒绝了。另外，路易十四还害怕其边疆上的科隆大主教区，将在当前的大主教——马克斯·亨利咽气后成为法国的敌人。于是战争在1688年6月，马克斯·亨利亡故后爆发了。
路易十四最初的设想是通过一场短期战争迫使德意志人让步，并承认他对所征服区域的永久所有权。鉴于阿尔萨斯省在荷兰战争期间曾遭受敌人入侵，因此路易十四想要封闭莱茵河的边界，以便在未来更好地保护阿尔萨斯。于是路易十四决定夺取莱茵河上的菲利普斯堡要塞。这是因为在威胁阿尔萨斯的莱茵河渡口中，菲利普斯堡是唯一处于他控制之外的。路易十四认为，攻占该要塞，既可以夸耀武力，又可以保护阿尔萨斯，还能使德意志人屈服。卢瓦侯爵也向太阳王保证，这是一场只需要3—4个月的战争。
1688年9月24日，路易十四发表了他的《缘由备忘录》，解释了他再一次动用武力的“正当”理论。同时，一支法军开始围攻菲利普斯堡。路易十四的儿子，王太子路易指挥这些部队。不过由于王太子才华平平且经验有限，所以杜拉斯和沃邦元帅伴随着年轻的王太子。菲利普斯堡在10月30日陷落，而后大军开进曼海姆，该城在经历了一场十分简短的围攻后于11月11日投降。此后法军迅速拿下了弗兰肯塔尔和许多望风而降的城镇，包括奥彭海姆、凯撒斯劳滕、海德堡以及斯派尔。很快，重镇美因茨要塞也投降了，并接受了一支法国军队的驻扎。
1688—1713年的西欧战争。
路易十四还希望将科布伦茨纳入他的战利品中，但该城的领主——特里尔选帝侯，拒绝纳降此城。于是路易十四命令用臼炮轰击该城。臼炮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恐怖武器，能像20世纪的空中轰炸那样，彻底毁灭一个城镇。沃邦元帅反对此举，但法军的炮弹仍然乌云蔽日地射向了该城。11月，该城被轰成了废墟。
虽然路易十四的军事目标达到了，但是德意志人并没有如他所愿地让步和屈服，德意志人联合起来对抗路易十四。不久之后，勃兰登堡、汉诺威、黑森-卡塞、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都起来反对他。很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加入到反对路易十四的一方。1689年3月，荷兰加入战争；5月，英国也加入战争对抗路易十四。结果两个月以来不断成功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导致一场迅速的胜利，相反，它使欧洲各国更加确信路易十四越过莱茵河的进攻只有武力才能阻止，并认为与这样一位征服者妥协是万万不可的，于是这场战争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欧陆大战。
太阳王对此措手不及。他并没有准备好应付如此规模的冲突，所以他和他的顾问们选择建立一个防御性的莱茵兰屏障。在这个屏障后面，法国可以得到庇护，并做好战争准备。路易十四命令他的部队毁坏普法尔茨、巴登和符腾堡的资源，不让任何进攻的军队在这片白地上获得补给。
一旦法国建立好他们的莱茵兰屏障，就很可能阻挡住德意志人的还击。但在1689年，法军将领杜拉斯缺乏足够的部队去阻止德意志人。很快，由洛林公爵查理指挥的德意志军队开始围攻美因茨。这次围攻始于7月中旬，持续了7周。最后，法军于9月8日投降。随后，凯撒沃特和波恩也落入勃兰登堡选帝侯率领的德意志军队之手。
1689年时，佛兰德斯只作为次要战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都谨慎地进行机动。米耶尔将军率领法军将士忙于挖掘广阔的防御阵线。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此时也都忙着在别处的事情，路易十四正沿着莱茵河进行防御，而威廉三世则在攫取英国王位。
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已经在17世纪70年代初公开改信天主教，这使信奉新教的国民非常不满。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任妻子埃斯特的玛丽，也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更在1687年诞下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孩无疑将使英国的天主教王朝继续保持下去，而这一前景是英国国民无法容忍的。
此时。荷兰摄政——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宣称自己对英国王位拥有继承权。他本身就是查理一世的外孙，并且他的妻子玛丽，也就是詹姆斯二世的新教徒女儿，在嫁给威廉三世时已经是法定的继承人。于是，这位荷兰执政要冒险成为英国国王。1688年11月5日，他率军登陆英格兰。这是一场入侵，但却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詹姆斯二世逃走了，而威廉三世和玛丽则在1689年4月登上了王位。法国宫廷本来期待英国的混乱能够让威廉三世长时间无法抽身，从而限制荷兰的行动。但是，威廉三世很快带着英国加入到了对抗路易十四的一方。
詹姆斯二世逃到了爱尔兰，于是路易十四试图扶持詹姆斯二世，以对抗威廉三世对爱尔兰的统治。不过法国介入爱尔兰更多是为了牵制住威廉三世，而非是要全力支持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四要求海军对抗威廉三世的舰队，同时向爱尔兰运送部队。在班特里湾，法国海军将领雷诺堡于1689年5月11日赢得了一场对英军将领托灵顿的有限胜利，这使法军能够卸下部队和补给。法国海军最为瞩目的胜利是在1690年7月10日的比奇角海战中，图维尔击败了一支托灵顿率领的英荷舰队。不过这场胜利显示出九年战争中海战的重要性相当有限。虽然图维尔享有对海峡的暂时支配权，但却对此无所作为，而盟军则迅速补齐了他们损失的6艘战舰。
另外，由于法军没能很好地封锁住英国的船运，威廉三世带着一支军队在爱尔兰成功登陆。威廉三世于比奇角海战的第二天赢得了决定性的博因河之战。此后，1691年10月13日，利默里克的陷落标志着路易十四的爱尔兰牵制计划告吹。
但是海上战争要比爱尔兰投机行动持续的时间更长。1692年5月29日至6月3日，英荷舰队击败了图维尔。
威廉与玛丽联合加冕为英国的统治者。
当时，图维尔在过分刻板的命令下与英荷舰队在海上交战。因为土伦分舰队未能抵达，英荷舰队的军力要比图维尔强得多，火炮比例达到了8980门比3142门。尽管如此，图维尔还是向具有数量优势的英荷舰队发起了进攻。在这场巴夫勒尔海战中，法军表现良好，没有损失舰只。然而当图维尔中止行动撤退时，他损失了包括太阳王号在内的15艘战舰。不过这次失败并没有毁灭法国舰队。事实上，图维尔在1693年6月27日还赢得了拉哥斯海战。
但是之后，法国舰队就成了陆军需求的牺牲品。路易十四也放弃了法国海军挑战英国和荷兰海军的梦想。
巴夫勒尔海战。
1693—1694年的饥荒，造成了大规模的民众穷困，同时削减了王室收益。当时法国人信奉舰队是一种保护海岸免受敌人入侵的手段，但由于沃邦仅使用陆军就击退了英荷联军在1694年6月对布雷斯特的入侵，这不禁使法国人认为使用陆军，不论是正规军还是民兵，都能够以少得多的花销保护住海岸地带。也就是在此时，法国人将海战重点转变为劫掠、攻击敌人的商船。所以从1695年起，在大西洋上，就再无法国主力舰队的活动。
九年战争的主要战场于1690年再次转回了佛兰德斯。这一年，路易十四将这一战场托付给了卢森堡公爵，后者在7月1日上演了他战术上的大师之作——弗勒吕斯之战。由于威廉三世在爱尔兰，因此瓦尔德克亲王负责指挥着英荷主力。卢森堡公爵在6月份，出人意料地以浮桥渡过桑布尔河，并迅速奇袭了驻屯在弗勒吕斯附近高地上的英荷部队。当时卢森堡公爵所率领的部队有3.5万人，而瓦尔德克的军队可能要比进攻者多几千人。
在那天早上，卢森堡公爵利用地貌掩盖，冒着极大的风险，将他的军队一分为二，并同时从两侧夹击英荷部队。两支法军如铁钳一般合拢，挤碎了敌人。瓦尔德克的部队损失惨重，6000人被杀，5000人受伤，还有8000人被俘，其军队损失过半。
但是卢森堡公爵坚持当时传统的战术思路，不想用对他来说不可控制的追击去彻底击败敌人，于是法军转而去新征服的广阔区域内收取战争税。瓦尔德克得以在布鲁塞尔恢复力量。
弗勒吕斯之战。
1691年，威廉三世作为荷兰执政和英国国王重新出现在佛兰德斯，但卢森堡公爵反复取得了对他的作战胜利。另外，法军通过一场从3月15日持续到4月10日的围城战拿下了蒙斯。但在这年夏天，卢瓦侯爵，这位备受依赖的战争物资囤积者和军队改革家不幸去世。他的继任者们无一人能赶上他的水平，也让此后法军的战事大受影响。所幸在9月19日，卢森堡公爵在勒兹袭击并战胜了英荷联军负责殿后的部队。当时这支部队正撤往宿营地，而威廉三世将指挥权交给了倒霉的瓦尔德克。
而接下来的一年，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纳慕尔围城战拉开了序幕。纳慕尔城扼守着桑布尔河和默兹河的交汇处，所以路易十四亲临一线，决心拿下这个要塞。此战法军动用了6万兵力参与围攻，另外还有卢森堡公爵指挥的6万军队作为掩护。指挥这场围攻的是著名的沃邦元帅。荷兰方面则由著名的城防工程师门诺·范·库霍恩率领6000兵力坚守。这可以说是一场巨人间的碰撞。纳慕尔包括一个建在桑布尔河左岸平地上的城镇，以及一个楔在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坐落在左岸高地上的棱堡。
法国骑兵在1692年5月25日至26日晚包围了纳慕尔。在挖好围城壕沟后，法军在5月29日至30日晚开挖进攻战壕。城镇方面很快投降，条件是城镇守军能渡过桑布尔河进入棱堡，并且法军不能从城镇里轰击堡垒。这些要求在6月5日被法军接受，停火调停一直持续到6月7日早上，然后战斗重开。
纳慕尔要塞遗留至今的一角。
最激烈的战斗爆发在高地上。沃邦建立起炮垒，库霍恩就用炮火迫使前者移走炮垒。沃邦挖掘战壕向前推进，库霍恩就在反斜面上修建工事抵消法军的努力。在防御中受伤的库霍恩甚至命令手下挖掘好他的墓穴，以此作为他誓死保卫纳慕尔的象征。最终，守军的奋战赢得了法军的尊重，守军于6月30日荣誉投降，并于7月1日带着旗帜与武器整队撤出了棱堡。
这年夏天晚些时候，威廉三世试图在崎岖地形上对法军作战，以抵消后者的优势骑兵。8月3日，他穿越森林在斯滕凯尔克成功奇袭了卢森堡公爵的军队。但是法军很快重新恢复了镇定并击退了英荷联军的进攻。
到了1693年，随着法国总兵力的持续增长，卢森堡公爵麾下的军队越来越多。然而更大规模的军队并没有导致决定性的会战。这年的大部分时间，佛兰德斯都只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期间，路易十四曾亲临前线，参与了法军对列日的争夺。但在此期间他生病了，结果反而贻误了战机。这让已经54岁的路易十四，认为自己太老了，已经不适合亲临战场。
1695年，围攻纳慕尔之战。
7月29日，卢森堡公爵率领8万部队进攻了驻扎在内尔温登的威廉三世。后者因为到处分兵，当时只有5万人。卢森堡公爵希望凭借数量优势压倒对手。最终，卢森堡公爵在这天取得了大胜，他所缴获的挂在巴黎圣母院中的敌军旗帜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被称为“圣母院的挂毯商人”。然而以法军伤亡七八千人换取英荷联军1.4万人的伤亡，这场胜利，其实并没有让战局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此战后，威廉三世很快就召集回他分散出去的部队，并恢复了实力。卢森堡公爵接着围攻了沙勒罗瓦，他于9月10日包围了该要塞，并在一个月后拿下了它。
1694年，因为饥荒，双方在佛兰德斯并没有发生任何大型会战或是围城。该年最大的战斗发生在9月份，休伊要塞落入英荷联军的手中。
1695年，战场上的攻守角色来了个调换。拿下休伊，使威廉三世能够在该年发起重新夺取纳慕尔的战事。此时的法国，路易十四从1693年后就不再随军行动，而不败的元帅——卢森堡公爵于1695年1月去世了。随着他的过世，维利鲁瓦元帅升任为佛兰德斯的法军总指挥。维利鲁瓦的才能远远不及卢森堡公爵，所以路易十四并不信任他。于是路易十四开始倾向于防御，并命令布夫莱尔元帅在利斯河和斯海尔德河之间修建防线。布夫莱尔动员了约2万名农民劳工和工兵，使这项工作仅花费了一周就完成了。
当维利鲁瓦在6月份提出要进行更多的进攻性行动时，路易十四告诫他坚守防线：“你必须步步为营地守卫我的国家。”但是只顾防守就难免落入被动。在威廉三世与维利鲁瓦对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率领另外一支军队在7月1日包围了纳慕尔。布夫莱尔指挥约1.3万人的卫戍部队负责防守。随后威廉三世也进军纳慕尔，联军的围攻部队和警戒部队总计达到约8万人。负责指挥围攻的正是1692年的防守者库霍恩。9月5日，法军投降了。虽然战争还有两年才会结束，但纳慕尔陷落之后西属尼德兰地区在九年战争中再无大的战事。
在西属尼德兰让路易十四体会到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苦涩之时，其他战场也在耗费着他有限的资源。当时法国和联军沿摩泽尔河和莱茵河对峙驻扎，但这些地方的军事重要性在1688—1689年最初的冲突过后就下降了。法军的大部分作战其实就是去掠夺德意志的城镇和乡村而已。屈安西侯爵如此评价1691年法国元帅德·洛尔热的战斗：“德·洛尔热元帅发现了能够让国王的军队取食于敌国的最好方法，即从他们那收取大量捐税。”
从1692年开始，德意志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德·洛尔热的部队。第二年，为了抵消兵力上的差距，德·洛尔热由王太子陪同着，率领着一支4.5万人的军队，通过3月21日至22日的战斗，拿下了海德堡。然后，他们沿着内卡河与一支由巴登指挥的德意志军队展开了对峙。
1694—1695年，双方除了习以为常的行军和劫掠之外，没什么大动作。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695年，茹瓦约斯替换了抱恙的德·洛尔热。
相比以上两个主要战场，法军在加泰罗尼亚的投入就要小得多了。在鲁西永和加泰罗尼亚指挥法军的是诺阿耶公爵，其麾下的部队数量一直不多，在1690年顶多有大约1.2万人，1691年时仅为1万人。而且这里的法军在1692和1693年还被抽调到地中海的其他地区作战。
不过在1694年，当其他战场开始沉寂时，这里却意外地较为热闹。当时法军向加泰罗尼亚推进，在3月27日的特尔河之战中击败西班牙人，随后于6月10日夺取沿岸城镇帕拉莫斯，6月29日拿下重镇赫罗纳。然而，8月份，开赴巴塞罗那岸边的一支联军舰队阻止了法军围城的计划。1695年，拉塞尔麾下的舰队同样再次阻止了法军的围攻。
与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战场态势形成生动对照的是，北意大利的战事展露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机动和野战对决。此处，法军统帅是卡蒂纳元帅，他在法军元帅之中算是个异类，因为他并非出身于贵族，而是来自行政官员家庭。
战事在萨沃伊公爵维克托·艾玛迪斯二世于1690年春天加入联盟时爆发。卡蒂纳元帅率领一支仅有1.2万人的偏师，在8月18日的斯塔法尔德之战中击败了萨沃伊公爵，联盟方损失了4000人。1691年得到增援后，卡蒂纳元帅通过3月24日到4月2日的战斗，拿下了尼斯，仅损失100人。随后他沿着波河作战，夺取了卡尔马尼奥拉。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增援部队使萨沃伊公爵的军队规模增至4.5万人，因而卡蒂纳元帅不得不撤退，并在10月份丢掉了卡尔马尼奥拉。但是，另外一支规模更小的法军，在乌盖特的指挥下，翻越小圣伯纳德山口，在瓦莱达奥斯塔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萨沃伊公爵维克托·艾玛迪斯二世（1666—1732年），他后来成了萨丁尼亚国王。
1692年，卡蒂纳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军队数量上的完全劣势。该年大多数时候，他仅有1.5—1.6万人，而同时期萨沃伊公爵则集聚了5万人。然而这并没有难倒卡蒂纳，他仍能维持住法军对苏萨和皮内罗洛的控制。
1693年时，卡蒂纳起初虽然还是处于数量上的劣势。但当增援部队抵达后，他挫败了萨沃伊公爵对皮内罗洛的围攻，并随后在10月4日的马尔萨利亚之战中，以4万人击败了后者的3.6万人。
之后两年中，战事迅速平息。萨沃伊公爵是首个抛弃联盟的主要参战者。虽然他被法军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利用路易十四对抽离战争的迫切需要与后者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给予了公爵和平与领地。1695年，法国人和萨沃伊人表演了一场清除占据着卡萨莱的法军的大戏。法军在萨沃伊人一场假装的围攻后同意放弃卡萨莱，并在7月9日投降。该要塞随后被交还给曼托瓦公爵，他曾在1681年将该要塞卖给路易十四。1696年8月29日，萨沃伊公爵正式与路易十四在都灵签订条约。据此条约，路易十四放弃了皮内罗洛。
此后各条战线上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情了。1696年，在佛兰德斯的维利鲁瓦和在默兹河沿岸的布夫莱尔指挥着一支总计12.5万左右人的大军，对抗数量相近的威廉三世、巴伐利亚选帝侯以及黑森伯爵。1697年战役季节开始时，法军于6月5日拿下了阿特，但此时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的外交官正在为议和据理力争。双方沿着莱茵河来回进军，但在1696年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大战。在西班牙，虽然英国舰队在1696年春天从加的斯启航向北驶去，但法军在该年并没有对巴塞罗那发动攻势。然而在1697年夏，一支由德·埃斯特雷指挥的法国舰队援助了旺多姆，帮助其夺取了巴塞罗那。这是这场战争中法军最后的一次大行动。联盟方的巴登亲王于1697年9月围攻并夺取了埃伯斯贝格，此时已经接近停战了。
9月20日，法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官签署了《赖斯韦克条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10月30日接受了该条约。根据条约，路易十四必须交还卢森堡和其他一些统合战争期间获得的地区，然而他保住了斯特拉斯堡，并拥有了一份正式保证了他边界的条约。最重要的是，他重新获得了和平。
日暮道远：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九年战争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备受煎熬的路易十四开始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来寻求和平。可尽管路易十四极力避免战争，但是他的最后一战还是到来了。这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当时无嗣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已经时日无多，列强们本来都希望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解决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一共有三位候选人拥有问鼎西班牙王位的权利。
其一是法国王太子，即路易十四与玛丽亚·特雷丝之子，其继承权最具有说服力，因为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西班牙公主而且还是最年长的女性后裔。在西班牙传统中，允许家族在缺乏男性后裔时，由女性后裔继承或是女性后裔的子嗣继承。
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1662—1726年）。
其二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大公爵查理，因为其父亲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外孙，所以也是候选人之一。
其三是约瑟夫·斐迪南，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之子。
法国王太子和奥地利大公爵之间的争执无疑将导致战争，但幸运的是，第三位候选人约瑟夫·斐迪南给出了一种避免冲突的解决方法。三方最后商定：西属尼德兰和众多殖民地将判给选帝侯公子；法国王太子将获得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在托斯卡纳的诸要塞；大公爵将得到米兰。由于法国王太子将获得法国王位，因此他的所得将在他成为国王时并入法国。
但是，约瑟夫·斐迪南在1699年的早逝使得这一解决方案破灭。路易十四再一次寻求和平的调解之道。他和威廉三世同意授予大公爵查理所有原来指定给选帝侯公子的遗产，同时法国王太子将获得一份适度增多的份额，包括早先认可给他的，再加上米兰。但是，利奥波德一世对此无动于衷。
不过要指出的是，这些安排中没有一项考虑过卡洛斯二世本人的意愿。卡洛斯二世最想要的是他的疆土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1700年，弥留之际的卡洛斯二世判断法国最有能力保卫他的疆域，于是口述了将他的全部遗产传给安茹的腓力，也就是法国王太子次子的意愿。卡洛斯二世并不想让西班牙并入法国，所以他没有将他的王冠给予继承顺位上的法国王子，也就是排除了王太子和他最年长的子嗣。卡洛斯二世的提议强调，假如安茹的腓力谢绝继承，这份提议将呈递给腓力的幼弟贝里公爵。如果两位法国王子都拒绝了这份遗赠的话，信使将奔向维也纳，并将一切交给大公爵查理。
面对这份馈赠，路易十四与他的大臣们紧急磋商，以权衡利弊。如果接受1699年的分割条约将赢得与威廉三世的和平，但大公爵查理仍会要求获得全部遗产。届时路易十四将不得不与神圣罗马帝国一战。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拥有西班牙作为盟友，而波旁家族所能得到的战利品就只有在意大利的一些土地。如果路易十四接受卡洛斯二世的馈赠，虽然没有领土会在未来直接并入法国，但法国将获得西班牙作为盟友，而且整个遗产都将被波旁家族收入囊中。因此，路易十四决定支持他的孙子去继承西班牙王位。
当然，这一选择意味着法国将与奥地利开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再一次与一个大联盟作战。但是可惜的是，路易十四被骄傲所左右，他发布特许状明确保留了腓力登上法国王位的权利。同时，路易十四还设法为法国商人们弄到了奴隶售卖垄断许可，也就是为西班牙诸殖民地提供奴隶的权利，而当时英国的商界对此正垂涎欲滴。路易十四还坚持承认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在其父亲死后将是英国的合法国王。
于是再一次，路易十四似乎又成了危险的欧洲恶霸。作为回应，威廉三世重新组建起了大联盟。
战争于1701年夏天在意大利打响，奥地利名将——萨沃伊的欧根亲王在7月9日的卡尔皮之战中击败了泰斯率领的法国军队。接下来欧根亲王在基亚里彻底击垮了维利鲁瓦元帅。虽然欧根亲王于1702年2月1日夺取克雷莫纳的计划失败了，但他却意外俘获了维利鲁瓦。这些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事仅仅是全面开战的前奏，但它们预示了法军在未来战事里的窘态。
威廉三世在缔结起英国、荷兰和奥地利之间的又一次大联盟后，于1702年3月故去。威廉三世是一位伟大的政客和外交家，但他做将领的本事平平。于是他亡故之后，英国和荷兰军队的指挥权交到了真正胜任这个职位的马尔伯勒公爵手中。
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仍旧是在佛兰德斯。起初，路易十四只是打算为他的孙子腓力五世掌控住该区域。但在随后的战事中，由于马尔伯勒不断将法军往南推挤，路易十四不得不在此处集中兵力，以保护自己的内陆领土和通往巴黎的道路。法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防御。法国人在西属尼德兰建造了一系列防线，虽然这些防线有时会被迂回，有时候被攻破，但它们在战争中都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约翰·邱吉尔（1650—1722年）。
马尔伯勒在1702年夺取了沿默兹河和莱茵河的少量要塞，其中包括凯撒屯、芬洛和鲁尔蒙德。10月份，马尔伯勒和库霍恩拿下了列日，这无疑是个伟大的胜利。1703年，维利鲁瓦接掌了佛兰德斯的法军。在此处，他挫败了马尔伯勒夺取安特卫普的企图，但是联军还是成功占领了休伊。
法军在德意志地区也陷入了鏖战。年迈的卡蒂纳率领法军试图去打破巴登对兰道的围攻，结果巴登阻挡住了卡蒂纳的援救，而兰道最终在1702年9月选择屈服，但也算为法军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此后，卡蒂纳派遣克劳德·赫克托耳·维拉尔去支援法国盟友——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10月14日，维拉尔在黑森林（Black Forest）中的弗瑞德林安（Friedelingen）之战中打败了巴登。当时，维拉尔仅仅是路易十四众多元帅当中的一位，要等几年后，路易十四才会将维拉尔视作他手下最具才能的野战指挥官。
1703年，维拉尔率领他的部队进军多瑙河与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会合，后者此时已经夺取了乌尔姆、诺伊施塔特和雷根斯堡。路易十四命令维拉尔就食于敌，维拉尔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根据统计，维拉尔有多达40%的后勤补给都是通过向德意志民众强行征收捐税实现的。9月20日，维拉尔和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在赫希施塔特之战中击败了施蒂鲁姆率领的一支奥地利军队。但维拉尔，这位强壮且不修边幅的元帅再也无法忍受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那糟糕的指挥。他向路易十四请求解除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二世公爵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法国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可谓进展顺利。国王的孙子勃艮第公爵和塔拉尔元帅在9月份拿下了布赖萨赫。塔拉尔接着围攻了兰道。当一支德意志军队想解救该要塞时，塔拉尔从他的防线中主动出击，并在11月15日的斯派尔之战中击败了德意志人。兰道很快重新回到法国人手中。
在意大利，因为开战时的法国盟友萨沃伊公爵，转换门庭加入了大联盟，该地的法军统帅旺多姆于9月份在伦巴第包围、缴械并俘虏了公爵的大部分军队。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光里，萨沃伊公爵对法军屡战屡败。
因此这场战争的头几年对路易十四来说进展相当良好，但形势在1704—1706年急转直下。1704年，马尔伯勒率领他的大部分军队从佛兰德斯推进到多瑙河。在此地，他与欧根亲王联合对抗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
布伦海姆之战。
7月2日，马尔伯勒的部队攻击了巴伐利亚人在多瑙沃特以壕沟围护的营地。虽然英国人缺乏攻城火炮，但是们仅靠突击就拿下了该处。
8月13日，马尔伯勒和欧根亲王的联军袭击了在布伦海姆村庄宿营的法国—巴伐利亚军队。双方军队数量都在6万左右。马尔伯勒在此次战斗中取得了自己标志性的胜利，他通过威胁塔拉尔军队的两侧，诱使塔拉尔以步兵加强两翼，由此削弱中军。于是马尔伯勒用他的骑兵击破了法军中军并赢得了胜利。塔拉尔也成了马尔伯勒的俘虏。盟军在布伦海姆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多瑙河沿岸的战事。11月7日，由巴伐利亚选帝侯的妻子——他本人已经流亡——签署的《伊尔贝斯海姆条约》认可了神圣罗马帝国占据巴伐利亚。
布伦海姆的惨败震惊了整个法国宫廷。毕竟从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那天起，他都未曾遭受过如此惨败。但不幸的是，这样的震动对他来说将变成常态。
1705年，在佛兰德斯，双方几乎一直在对峙。但路易十四却将其视作法国的胜利，于是他在1706年初，指示维利鲁瓦元帅在战役季节到来后主动攻击马尔伯勒。马尔伯勒乐见其成，并于3月23日在拉米伊村庄附近与维利鲁瓦开战。双方此次兵力仍都在6万左右。马尔伯勒在拉米伊重复了他在布伦海姆的战术，待两翼开战后，他以一次骑兵冲击给予了法军中军致命打击。
拉米伊的胜利让马尔伯勒看到了难得的机遇。他报告道：“现在我们拥有整个夏天。上帝保佑，我将极尽所能地利用好它。”鲁汶、布鲁塞尔、马林、利尔、根特、阿洛斯特、达默、奥德纳尔德、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一连串的城镇被马尔伯勒轻易夺取。就这样，马尔伯勒掌控住了佛兰德斯的大部分地区。
描绘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之战后接受法军投降的挂毯。
1706年，路易十四还失去了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本来萨沃伊公爵龟缩在他的首都都灵后，法军在1705年兵临城下。旺多姆在该年8月16日的卡萨诺之战中击败了欧根亲王，并且于9月在都灵附近开始了初步的围城作业，但因时机太晚而停止。都灵的围攻战开始于1706年3月中旬。在后方的沃邦元帅因太过年迈而无法上前线，但他强烈反对围城指挥官拉弗伊拉德的围攻方案。结果果不其然，这场围城耗时数月却毫无进展。
8月末，欧根亲王率领一支解围军队赶到，他与6月时逃出了都灵的萨沃伊公爵及其麾下军队会师，兵力达到了3万。围攻中的法军反而成了瓮中之鳖，被城中守军与城外联军夹击。在9月7日的都灵之战中，由拉弗伊拉德、奥尔良公爵和马尔桑 率领的4.1万名法军被彻底战败。结果法军只得放弃了北意大利。
边境失利的同时，法国的后院也起火了。从废除《南特敕令》以来，路易十四就在担忧胡格诺派教徒的暴动。结果在1702年夏天，叛乱终于爆发了。起义的民众袭击了尼姆附近的朗格多克，并翻越了塞文丘陵。叛军因他们穿着的白衬衫而被称作“亚麻衫众”。归根到底，天主教政府的严酷政策激起了亚麻衫众的暴力反抗。战斗虽然只是零星发生但都极为残酷。当本地的军事长官被证明不能平息这些骚乱时，路易十四在1703年2月派遣了蒙特瓦勒元帅接手。蒙特瓦勒与其继任者维拉尔元帅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1704年带来了和平。1704年后，暴力事件偶有发生，但该区域基本上平定了下来。
1706年过去后，路易十四享受到了一些成功的快乐。联军在1707年的主要计划是入侵普罗旺斯，所以原本能够援助马尔伯勒的部队都被转移到了地中海。在佛兰德斯，法国人建设了新的防线，并与敌人形成了对峙。因此路易十四有机会从佛兰德斯抽调部队去拱卫普罗旺斯。此后欧根亲王的进攻被打退。不甘心的欧根亲王和萨沃伊公爵试图夺取法国的土伦港。他们于7月26日开始围城，但法军在泰斯元帅的率领下，迫使欧根亲王在一个月后撤退了。
同样在1707年，维拉尔元帅沿着莱茵河发动了进攻。路易十四指示维拉尔，在德意志征收捐税应当被列入“首要且唯一的目标”。但是维拉尔并不想简单地劫掠资源，他要击破德意志人的抵抗基础，也就是斯陶霍芬防线。这条防线最初修建于1703年，并在随后得到强化。该防线从莱茵河上的斯陶霍芬一直延伸到紧邻比尔东侧的山脉，长约九英里（15千米）。这些防御工事数年来被证明是牢不可破的，但通过十分巧妙的机动，维拉尔从侧翼包抄了敌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便拿下了该防线。该处的敌军由于担心维拉尔将进攻巴伐利亚，所以不得不后撤。因此维拉尔为所欲为地劫掠德意志人的资源，仅符腾堡一地就交付了220万里弗尔的特殊捐税。
奥德纳尔德之战中的马尔伯勒公爵。
但当法国于1707年在普罗旺斯和莱茵河沿岸地区的胜利告终时，接下来的一年却又在佛兰德斯收获了新一轮的灾难。路易十四将此处的军队托付给了他的孙子勃艮第公爵和旺多姆公爵。旺多姆在7月的第一周巧妙地夺回了根特和布鲁日，但马尔伯勒也得到了欧根亲王的增援。于是两位名将于7月11日发起了对决，奥德纳尔德之战爆发了。
奥德纳尔德之战是一场遭遇战，双方各自投入8万人，这些人是被陆续投入到战斗中去的。旺多姆指挥着法军右翼，并认为他可以击败联军。但当他向年轻公爵反复发出带来法军左翼的呼吁时，对方却没有回应。最终，旺多姆的侧翼几乎被完全包围，他只能竭尽全力地撤退。
在奥德纳尔德的战败使路易十四丢失了佛兰德斯剩下的部分，也预示着敌人终于逼近了法国真正的本土地带。但要进入法国北部，联军必须要拿下沃邦的杰作之一——里尔要塞。路易十四将这里的防务委派给了布夫莱尔元帅指挥的1.4万名守军。欧根亲王以3.5万人的兵力进攻该城，同时马尔伯勒率领着数量高达7.5万的兵力在附近策应。联军在8月14日封锁了里尔，但布夫莱尔所实施的进攻性防御战术阻挡了敌军长达数月的时间。10月22日，布夫莱尔提议交出城镇，将他的部队撤退到棱堡当中。12月8日，布夫莱尔最终无奈投降，守军于两天后带着应得的荣誉，携着旗帜和武器撤出了棱堡。里尔防御战稳住了战线，让法军得以重新部署和重建新的防线。
相比前几个战场，这场战争的根源所在地——西班牙战场上的局势，可以说是来回拉锯。1704年，奥地利方面的大公爵查理抵达里斯本。一支英荷海军远征队在1704年8月3日夺取了直布罗陀，并在贝莱斯-马拉加阻击了一支法国舰队。1705年，联军切断了巴塞罗那陆上和海上的联系后，攻下了该城。不过这年更重要的事件是利奥波德一世驾崩，约瑟夫一世继位。
当时身在马德里的腓力五世可谓腹背受敌。他的左侧是葡萄牙，这是英国的盟友；他的右侧是地中海，而海军上的优势使联军能够支援海岸地带的军事行动。所以在170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军在西班牙的战事并不顺利。腓力五世进行了一次没能成功的重夺巴塞罗那的尝试，并且因为在巴塞罗那投入过多兵力导致法西联军在别处捉襟见肘。当一支联军从葡萄牙进军试图夺取马德里时，腓力五世不得不在6月逃离了他的首都。数天后，由戈尔韦和达斯米纳斯率领的联军进入了马德里，他们还于6月29日拿下了萨拉戈萨。但面对不断增强的法西联军的反击，以及补给线过长的难题，联军无法保持对马德里的控制，所以他们撤退至巴伦西亚。腓力五世则于10月4日重返他的首都。
1707年，重新振作起来的法西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伯威克元帅，原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统领法军于4月25日在阿尔曼萨之战中击败了戈尔韦。阿尔曼萨之战虽然没有让西班牙的战事彻底结束，但它无疑使形势开始偏向法国和西班牙联军一方。重镇巴伦西亚在5月8日、萨拉戈萨在5月26日落入法军之手。10月4日，靠近葡萄牙边界的罗德里戈城在一场耗时3周的围攻后落入腓力五世手中。10月14日，加泰罗尼亚人的城镇莱里达向法西军队投降。到1707年结束时，腓力五世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西班牙。
1708年，法国在加泰罗尼亚取得了一定收获，而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在这一年里相对平静。1709年，法西军队几乎是在维持现状。1710年，作为一项促进和谈的努力，路易十四将他的将领和军队撤出了西班牙。腓力五世无法抵抗由斯塔哈姆贝格率领的联军。这位将军在7月27日的阿尔梅纳拉之战中击败了西班牙人，并在8月20日的萨拉戈萨之战中再次取胜，更于9月21日拿下了马德里。
然而当路易十四求和的希望破灭后，他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并派遣名将旺多姆和增援部队进入西班牙。在这样的压力下，斯塔哈姆贝格从马德里撤出，并在旺多姆的追击下火速逃往海岸。旺多姆逮住了联军的后卫部队，并于1710年12月9日在布里韦加之战中击败了后者。紧接着第二天，旺多姆同斯塔哈姆贝格的主力展开了对决。这场代价高昂的比利亚维西奥萨之战以战术平局告终，旺多姆虽将斯塔哈姆贝格赶出了阵地，但他本人也在这天结束时从战场撤退。不过斯塔哈姆贝格在此后逃往加泰罗尼亚的途中抛弃了他的火炮和辎重。法国外交官托尔西如此评价：“无论如何，从未有一场胜利是如此的彻底，这天将改变西班牙态势，以及整个欧洲的形势。”
西班牙的形势之所以能够由坏转好，完全是因为1709年时，法国东北部的战争态势也开始转好，这使路易十四能够抽调力量支援西班牙。其实在法国东北方向上，法国人在该年的开局极为晦暗无光。1708年法国粮食歉收后，又在这年冬天被严寒袭击。寒冷击倒人畜的同时，也杀死了树木、葡萄藤和冬小麦。于是路易十四指示他的外交官可以接受几乎任何条件，以期换取和平。然而大联盟实在是狮子大开口。他们坚持要求路易十四撤走他对腓力五世的支持，并放弃一系列要塞作为诚意的显示，这样大联盟才肯提供两个月的停战。此外，大联盟还要求路易十四必须派出法军将腓力五世赶下他的王座。路易十四，身为国王和祖父，对这些条件难以接受。最终在1709年6月12日，他向法国人民发布了两封通告，解释了他继续战争的举动。绝对专制的君主此刻在衷心地求取大众的谅解。
既然下定决心继续战争，路易十四就把他最为出色的指挥官维拉尔放到了最重要的佛兰德斯前线。曼特农夫人，太阳王贵庶通婚的第二任妻子，写道：“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位对士兵、对法兰西的命运以及对他自己都拥有信心的将军。”当时摆在维拉尔面前的重任似乎是无法克服的：一方面，要试图以极少的金钱与食物维持军队团结一致，他的士兵们补给匮乏甚至没有靴子穿；另一方面，他还不得不面对所向披靡的马尔伯勒和杰出的欧根亲王。
当时马尔伯勒正通过围攻图尔奈继续他的征服之路。守军希望尽可能久地牵制住马尔伯勒和欧根亲王。事实上，图尔奈从6月下旬坚持到了9月3日。然而该年的战事并没有以攻占该要塞为结束，联军继续计划围攻蒙斯。路易十四曾经不愿意指派他的部队进行正面对决，现在他授权维拉尔与马尔伯勒交战：“要是蒙斯步上图尔奈的后尘，我们的处境将岌岌可危，你要以你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援救该城守军，损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拯救法兰西在此一举！”维拉尔以约7.5万人的部队在马尔普拉凯附近采取守势。9月11日，马尔伯勒和欧根亲王以总计约8.6万人和100门加农炮的兵力向维拉尔发起进攻。
在法军右翼，荷兰部队以惊人的损失发起强攻，但最终被法军坚守住了。在法军左翼，马尔伯勒的侧翼进攻如此猛烈，以致维拉尔忧心忡忡，不得不抽调出中军的大部分步兵前来援助并亲自在左翼统领战斗。结果他在领导一次冲锋时，一枚敌军子弹击碎了他的膝盖，使他不得不被带离战场，并由布夫莱尔接替指挥。马尔伯勒再一次依靠决定性的骑兵进攻击垮了脆弱的法军中军。大约在下午1点30分，马尔伯勒集中了多达3万名骑兵，并以雷霆般的反复冲锋，最终赢得了当天的战斗。但法军有序地组织撤退，在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后，法军旗帜依然招展，鼓声依然嘹亮。此役联军伤亡达2.1万人，近乎是法军的两倍。
马尔普拉凯之战示意图。
路易十四最初听闻马尔伯勒又一次取胜时，他还认为这是另一场与布伦海姆、拉米伊和奥德纳尔德同等级的灾难。但当他接收到维拉尔的报告时，路易十四意识到联军仅获得了一场皮洛士的胜利，并且法国军队仍旧完整。维拉尔向路易十四担保：“假如上帝赐福，我们再输掉一场这样的战斗，陛下您就可以指望敌人毁于一旦了。”
虽说马尔伯勒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惨重，但马尔普拉凯并不标志着他胜利的结束。1710年，他又攻取了法国许多要塞。杜埃、贝蒂讷、圣沃南以及艾尔都宣告陷落，但边境防线被法军坚守住了。1711年，马尔伯勒巧妙地穿越了法国最后也是最煞费苦心的顶点防线，然后围攻了布尚，该城在9月12日投降。然而，战争的形势在这一年发生了变化。路易十四和腓力五世于1710年末在西班牙确立了不可逆转的胜利。随后在1711年4月17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驾崩，大公爵查理继承了帝国冠冕和哈布斯堡领地。要是大联盟成功将他扶上西班牙王位，对欧洲势力平衡的威胁远比腓力五世统治西班牙大得多。这就削弱了大联盟的决心。10月8日，法国和英国缔结了“伦敦序言”，路易十四许诺承认安妮女王的继承权，并且保证法国和西班牙的王位绝不会联统。
马尔普拉凯之战。
马尔伯勒没能幸免于这种新的政治气候。他的妻子莎拉，之前作为安妮女王的闺蜜曾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在1710年时她失宠了。之后在1712年1月，安妮女王移除了马尔伯勒的指挥权。5月，她发布了“遏制令”，指示新的英军指挥官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避免参与任何围城或是野战，直至你收到女王陛下进一步的旨令。”7月16日，法国和英国之间宣布停火。
尽管英国转变了立场，但战斗仍在继续。奥蒙德公爵的大部分部下都不是英国人，他们只是拿军饷的德意志人。因此他们迅速接受了荷兰人的金钱和领导。哈布斯堡家族让欧根亲王指挥佛兰德斯的联军部队，然而维拉尔却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占尽上风。欧根亲王封锁了朗德勒西后，维拉尔前去解围该城。7月24日，法国人在战役中击败了欧根的一部分军队。此后维拉尔封锁了马尔谢讷，7月30日，该城落入法军手中。法国在德南和马尔谢讷的成功迫使欧根亲王放弃了对朗德勒西的围攻。维拉尔随后迅速夺回了杜埃、勒凯努瓦和布尚。
最终在1713年4月，法国、英国、荷兰、萨沃伊、葡萄牙和勃兰登堡-普鲁士 共同签订了《乌德勒支条约》，从而结束了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于是仅剩哈布斯堡家族仍未与法国和解。
1713年，战事转向莱茵河，在此，维拉尔又一次取得了对欧根亲王的显著胜利，夺取了兰道和弗赖堡。1714年3月7日，《拉施塔特条约》签订，结束了路易十四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间的战争。根据《乌德勒支条约》和《拉施塔特条约》，腓力五世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除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并且路易十四保证西班牙与法国的王冠绝不会联统。英国获得了直布罗陀、阿科底亚、哈德森湾以及纽芬兰。西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萨丁尼亚岛转手给了奥地利。萨沃伊获得了西西里。
但战事并没有完全结束，腓力五世还要巩固了他对西班牙国土的统治。1714年9月12日，腓力五世再次夺取了巴塞罗那，并于1715年6月收复了梅诺卡岛。至此，路易十四时代的诸多战争终于结束了，而他本人也将在几个月后与世长辞。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所获得的领土。
路易十四时代无疑是一个军事变革的时代，例如步兵武器最终定型为燧发枪，火炮实现标准化等等。但更多的改革，却是在制度和社会上的。当时，社会各方面的主导权仍掌握在佩剑贵族手中，欧洲也是一个以战争为核心的世界。但与此同时，法国社会的贵族体制基石正在被松动，国王通过提拔“穿袍贵族”，开始建设属于自己的绝对君主专制，并将分散的权力收归中央。因而，路易十四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宣传，让君权神授得到重申，“太阳王”的称号无疑是为了加强这一光环。
总而言之，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而法国社会的成功转型又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这种中央集权上的发展，既是战争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军事上的行动。由王室掌控的常备军成为战场的主宰。为了应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事，王室不得不扩充常备军的兵力，这为达达尼昂那样的小佩剑贵族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可以说，路易十四开创了一个时代，又终结了一个时代。因为随着他的故去，太阳王和“达达尼昂”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