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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西汉著名文学家)

贾谊简介

贾谊: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传记——

汉文帝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议,叫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贾谊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史记》中,他与屈原同列一传,既然能和屈原并列,那肯定是了不得的。当时的汉朝表面上各方面都在发展,都很有起色,国家越来越富强,老百姓的钱也越来越多,社会安定,战争基本上没有。但是作为政治家,或者作为战略家,他要有前瞻性,这就是战略前瞻。贾谊看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央和地方,尤其是那些地方的诸侯王、同姓的诸侯王之间有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是被暂时掩盖了。他认为,作为中央朝廷应该对此先有预案,准备好对策,来避免最后的矛盾激化,避免手足相残。

具体要如何操作,贾谊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当然,他是站在中央政府这一边的。大一统在那时候是发展的主流,分封总是会带来很多问题,既不符合民众的愿望,也不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具体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是要仔细思量的,若是一下子全部取缔,倒是让它简单化了,但是反弹会非常大。实际上贾谊即使在政治上成功了,在道德上也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如同刘邦那样在后世也永远被人说他杀功臣,不论韩信他们到底有没有反叛,兔死狗烹这类的言论只怕会一直存在。

贾谊看到了这些问题,他对战国、秦朝,包括汉初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步到位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是应该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温和的方式。这个方式主要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诸侯多了以后再削弱他们的力量,如此一来,哪一个诸侯国都不能对中央政权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中央就可以平衡了。等时机成熟之后,便可最终取缔他们。

这就是贾谊的目标,应该说这是很高明的一招。我觉得和晁错相比,贾谊的思路更符合汉初政治的现实,也合乎政治游戏的规则。晁错后来一下子就削藩了,全部取缔的结果就是反弹非常厉害,吴楚七国之乱瞬间爆发,以至于后来的汉武帝时期还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贾谊的思路、做法充满了政治智慧,不但效果好,而且影响也非常大。可惜他死得比较早,文帝又是比较宽厚的人,时常下不了决心,对诸侯王比较妥协,也就体现不出贾谊建议的妙处。

汉武帝时期,有个大臣叫主父偃,汉武帝非常信任他。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叫作“推恩令”的建议,这也是一个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方案,跟贾谊的想法非常接近,最后汉武帝采纳了这一方案,将此令推行下去。

推恩令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诸侯国有很多子弟,老大可以继王位,那还有老二老三老四怎么办呢,他们也可以分得一部分利益。即大家利益均摊,老大可以分最多的,比如十份里面分得三份或者四份;而老二老三老四则在十份里面各得一份,这样一来,大家就都占了部分利益,谁也不吃亏。不过这时的老二老三等就不能称王而应叫作侯,而侯又比王更小了,于是中央政府更有能力去管住他们。实际上,老大在十份利益里面只占了三份,而下一个老大又在这三份里面占三份,就这样慢慢地把他们的实力都削弱了。所以从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理念,可以说贾谊的理念在汉武帝那时候才得以实现。这是非常好的政治智慧和处理政治问题的手腕,它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地方诸侯的反叛,削弱了同姓王的权力,最后走向高度的大一统专制集权。所以贾谊这个思路和方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不同立场的人写史书,就会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或者价值取向在里面。比如汉武帝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大一统,所以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是天下之常经,是万古不变之道,完全站在汉武帝的立场上,从中央的角度来论述统一的必要性、集权的合理性和中央专制的合法性。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淮南子》,这是淮南王刘安召集一些门客、宾客,他养的那些知识分子以及他的追随者,大家共同编出来的。它强调的就是无为而治,要为地方争取更多的权力,希望中央不要干预太多。因为他站在自己诸侯的立场上,所以他不会去强调天下一统、高度集权,而是要强调分权,因此他和董仲舒不一样。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司马迁和班固,应该说班固是比较主张专制集权的,而司马迁则对分封也并不是一概否定。就像《孙子兵法》讲的那样,任何事物既没有单纯之利,也没有单纯之害,利和害是相辅相成的。铜钱的正面若是利,那反面就是害。

统一和分裂也是类似的问题。统一是大趋势,因为那时候利大于弊;而分裂也并不是绝对的一无是处,因为要实现统一,就要经历分裂这个阶段,这是历史的一个必然。而且在分裂的过程中,社会又相对比较宽松,因为中央集权这时候控制不了地方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淮南王才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一个政治著作和学术著作——《淮南子》,若是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显然不可能产生这种书。所以,统一对汉初来说,一定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这个主导的进步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政令的畅通,体制的理顺,民众生产的积极性,经济制度的全国性推广,恢复生产以加强汉朝的实力,尤其打汉匈战争时,要稳定边疆,要反击匈奴的骚扰,更需要举国之力来对付外患,当然包括我们的思想。

这样说来,董仲舒虽然提倡专制的理论,且对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有许多批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民众这么多,思想那么复杂,的确不利于统治,于是他们要将思想统一到他们认为正确的原则上来。但是统一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俗话说“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两汉的思想跟先秦春秋战国的那种百家争鸣相比,学术不但已经见不到其繁荣盛况,甚至还倒退了一大截。所以统一也要付出代价,对于那些诸侯,我们说它割据也好,分裂也罢,却不能说他们完全是负资产。

汉代的时候,最发达的地区是河南、陕西、山东等地,身处江南地区的吴国与之相比简直是穷山恶水,是个雾气、瘴气弥漫的地方。虽然吴王后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他其实不失为一个有为之君。为了跟中央抗衡,为了保持独立性,吴王大力地发展经济建设,他开发铜矿、晒海盐,经营一种自由的贸易,他集聚财富是为了向老百姓输利,老百姓跟他造反,他还要给老百姓好处,所以所有的百姓都被调动了起来。本来处于比较边缘的、偏僻的地方,经济反而发展起来了。最终吴国被汉朝政府统一后,中央政府还坐享其成了一个发达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变一下,不要听到割据就觉得不好。在割据过程中,诸侯要收买人心,要跟中央抗衡,往往有更大的投入,有更多的政绩追求,所以有时候会带动当地的发展。有些郡县制的太平官觉得反正自己是对中央负责的,过几年以后就不干了,所以他反而不用心了。从这个角度说,割据反而有其自身的好处。

当然,统一还是利大于弊的,但割据又是一个客观现实。若在统一之初就一统到底,如秦朝那样郡县制一步到位,这反而带来了后患。所以汉初很好地做到了郡国并行制,分封国叫作王国,郡县则是郡县,郡国并行制即是双轨制,又相当于是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到最后虽然会由郡县制完全替代郡国并行制,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历史发展中必然的一个进程,没有办法回避,也不可能超越,更不能一步登天。我们认为历史有它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分裂是对的,而是看到它在制约汉初更好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在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好事,为了更好地统一创造了条件。这就像后来的三国一样,没有蜀国的刘备、诸葛亮他们,没有吴国孙权一段时期的割据,就没有之后晋朝的大一统。所以我们不要犯机械历史主义的那种错误。

总之,对统一也好,对分裂也罢,都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肯定,要辩证地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