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立国（党项人崛起）

西夏立国简介

西夏立国：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由此建立。这是党项人在西北长达数百年盘踞经营的结果，也标志着北宋王朝自太宗以来西北战略的失败。西夏立国，这里抛开所谓宋廷“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及“怯懦惧战”等简单批判性言论，从党项民族的发展历史入手，探究北宋早期西北战略失败的真正原因，从而透视党项人崛起的真实历程。

西夏立国·历史词解——

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自号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并上表宋仁宗曰：

“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臣祖继迁，大举义旗，悉降诸部，收临河五镇，下缘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奶奉表诣阙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 ）

李元昊称帝，是党项人在西北数百年盘踞经营的结果，也标志着北宋王朝自太宗以来西北战略的失败。

如果刨除所有客观因素只由结果论断，我们也许可以轻易将这一失败归咎于宋廷统治者实行的“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以及赵宋君臣“怯懦惧战”。但这种思路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法窥得北宋早期西北战略失败的真正原因。而若要得知真相，就必须要了解党项民族的发展历史，知晓其来龙去脉。

白高河边党项起——隋唐时期的党项

提及党项人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一条河——白高河。西夏文典籍《圣立义海》中则提及：“白高河水出白峰根源，民庶基也。”并注有：“夏国三大山……有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据考证得，其中贺兰山与焉支山与今同名，其中积雪山指今岷山。发源于积雪山，被称为“根本”的白高河应当指白龙江。因此可推测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在今白龙江上游。

起源于西羌的早期党项部族“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党项各部甚多，早期地理分布极为广泛。《隋书·列传第四十八》中记载：“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

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随着鲜卑人的大量西迁，地处西北的党项诸部自然而然就混入了大量的鲜卑部族。其中，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的吐谷浑就与党项的关系极为密切，后来的北宋将门折家就源于鲜卑折掘部。不过，后来自称鲜卑之后的党项拓跋氏其实是单纯的“西羌之后”，而非鲜卑拓跋氏。二者姓氏相同，其源却异。如果要打个比方，就像契丹的萧太后和隋炀帝的萧皇后虽然同一个姓氏，但其实没啥亲戚关系。

隋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南北朝的乱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周围藩夷的生存空间。因此当时强盛的吐谷浑裹挟党项人不断骚扰隋朝西北边境。但也有一些党项部落不堪吐谷浑的压榨，抑或者不愿以卵击石，而归降于隋。面对吐谷浑的挑衅，隋文帝、隋炀帝均曾派遣大军远征进行反击，意图平息边境的动乱。不过由于隋廷在西北的主要敌人是吐谷浑而不是党项，到隋末之时，吐谷浑的势力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衰弱，而党项诸部却得以安然发展并日益强盛。

唐初，壮大起来的党项部族反而联合吐谷浑不断侵扰唐边境。武德元年至武德九年（618—626年），党项先后寇扰唐朝边境10余次。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并攻灭突厥后，唐境周边的“四夷”见唐朝国力日盛，便纷纷归附，这其中也包括党项的诸多部族。要知道，党项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且“每姓别为部落”，因此在战与和之间，各部的选择是相对独立的。此时，除了党项诸部中最强大的拓跋氏一支在其首领拓跋赤辞的带领下，仍依附吐谷浑对抗唐军以外，其余党项部族基本内附于唐，形成了“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的局面。

“昭陵六骏”之一

贞观八年至九年（634—635年），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唐廷与吐谷浑发生了大大小小16次冲突，与依附于吐谷浑的党项也发生了7次冲突。唐廷不堪其扰，遂遣李靖为将征讨西北。李靖用兵如神，于贞观九年五月便降服了吐谷浑，党项拓跋部也顺势归附。至此，党项势力最强大的拓跋部也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下内附。随后，唐太宗设懿、嵯、麟等32州为羁縻州，并以松州（今四川松潘）为都督府，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以安置党项拓跋氏。

唐贞观三年（629年），松赞干布成为吐蕃赞普，随后平定内乱，势力日益增强。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向唐请婚遭拒，便以此为借口率军攻打松州。

少有人提及的是，松赞干布打的这个松州，就是唐太宗用以安置拓跋赤辞的松州。而松赞干布对松州的侵袭，令党项拓跋氏甚为恐惧。因而“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 ）。唐太宗在接到党项拓跋氏的上表后，以“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置静边处之”，安置党项拓跋氏。唐太宗大概还有另一个小算盘：如果放任吐蕃对党项的侵袭，党项部族就可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倒戈，那样唐廷在面对吐蕃的同时，还要面对党项诸部之寇扰，并不划算。

换个角度来说，拓跋氏作为党项最大的一支尚如此畏避吐蕃，何况其他党项部族。自唐贞观八年至永隆元年（680年）为止，向北扩张的吐蕃已“尽收羊同（今西藏西部）、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今四川西昌凉州）、松、茂（今四川茂县）、巂（今四川西昌）等州相接……”（《《旧唐书·卷二百七》》 ）唐初所置用于安置内附党项及其他藩部的羁縻州府，至永隆元年之时大多已被吐蕃所侵占。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羁縻州府的党项部族被不断侵袭的吐蕃所征服，另一部分则不堪吐蕃侵迫纷纷向内迁徙。

综合上述，可知党项诸部的第一次内徙大致开始于贞观末，其原因为吐蕃的侵逼。在这次内徙中，党项主要以姓氏、部落为单位内徙，并散布于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除了关内道诸州外，还有一部分党项迁徙至陇右北部诸州。在党项内徙后，唐朝又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府，以安置内徙的党项诸部。还需提及的是，内徙的党项仅占唐初内附党项的一部分。在吐蕃攻占的羁縻州府中，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党项部族因为不愿或者无法进行迁徙，只能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生活在吐蕃的占领区内。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当年十二月，“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 ）。当时唐西北的军事部署已乱，西北边防军大多奉诏入援。唐廷全力平定安史叛军，再无力牵制西北藩部。吐蕃见唐廷把放在“西北牧场”里的“牧羊犬”差不多都拉回了院子里，便来了个“饿狼扑羊”，趁机出兵陇右各州。这便引发了党项诸部的第二次内徙。

大约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始，党项诸部进行了第二次内徙。这一次迁徙是阶梯式的迁徙，主要是以原本在陇右北部诸州的内徙党项徙入关内道，而原本在关内道诸州的党项部族则向东迁徙至银、绥等州。

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第二次内徙逐渐发展为吐蕃、党项、吐谷浑，以及突厥等部族纷纷向东寇侵。究其原因，只是第一次内徙时是“被迫搬迁”，当时的唐廷还十分强大，因此诸藩部还能安分守己；第二次内徙更类似于借着安史之乱“趁火打劫”。

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吐蕃已“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自此，“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 ）。同年十月，吐蕃攻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咸阳一带），唐代宗被迫出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不久之后，吐蕃攻陷京师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其后，吐蕃军队“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 ）。

唐三彩武士俑

此时，临危受命的郭子仪再一次展现其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先遣兵攻取蓝田（今陕西秦岭北麓），以形成对长安的军事威胁，又命禁军旧将王甫潜入长安城中，暗中集结数百青壮男子于半夜击鼓大呼。吐蕃以为唐之大军已至，仓皇弃城。

吐蕃军队占领京师长安达十三天之久，尽管其后为郭子仪用计逼退，但“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旧唐书·卷二百七》 ），长安仍然处在吐蕃的严重威胁之中。可唐廷因安史叛军和党项、吐谷浑及奴剌的牵制，无法全力对抗吐蕃。因此，唐廷只得于广德二年（764年）发布赦令，对党项、吐谷浑进行招安，然而收效甚微。

当年九月，原本归降于唐的原回纥部酋仆固怀恩，在唐廷不当的处置措施之下起兵叛乱，并纠集吐蕃、党项、吐谷浑、奴剌等共计30万军队分道进逼长安。唐代宗命李忠臣屯兵渭桥，李光进屯兵云阳，马璘、郝廷玉屯兵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兵盩厔（今作周至），李抱玉屯兵凤翔，周智光屯兵同州，杜冕屯兵坊州，唐代宗自己则屯兵苑中，并急召郭子仪率万人屯兵泾阳。

不过当郭子仪到达泾阳之时，泾阳已为敌军所围。郭子仪命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等人各当一面，自己则率2000骑兵杀入阵中。回纥部将得知来将是郭子仪后顿时大惊失色，自言回纥部族为仆固怀恩欺骗，以为郭子仪与唐代宗均已辞世，才敢率兵攻入唐境。这一番话，也让郭子仪心中生出了劝降回纥部族的想法。

郭子仪离阵之后，部下劝言道：“戎狄野心不可信。”郭子仪回道：“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于是仅率数十骑前往回纥营帐。回纥大酋见来者确是郭子仪，便下马拜曰：“果然是我家干爹！”恰逢此时仆固怀恩已然暴毙，郭子仪顺势对回纥大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回纥再一次归附唐廷。（《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二》 ）

回纥的归附令吐蕃很是愕然，由于害怕回纥倒戈一击，便连夜从泾阳撤军。郭子仪遣部下白元光追击，归附的回纥也出兵协助郭子仪讨伐吐蕃，并于灵台西原（今甘肃泾川境）大破吐蕃大军，斩首5万，俘虏1万人。吐蕃败退，固守河泷。此时孤立无援的党项也在唐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再次归附唐廷。

此后，唐廷为避免党项人“阴结吐蕃为变”，便将寇侵的这部分党项东迁至银、夏、绥、延，并对其进行招抚与厚待。

唐廷一边安抚党项，一边以“禁商人不得以口、马、兵械市于党项”（《旧唐书·卷十二》 ）来制约党项诸部的发展。尽管唐朝禁止党项的兵械交易，但除此之外的安抚措施，使党项诸部得以休养生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徙党项诸部的实力日益壮大，唐朝边将对党项诸部的暴行则与日俱增，这又使党项诸部的反抗及寇扰愈演愈烈。尽管在此之后，唐廷多次更换官员，并对党项诸部进行安抚，但依然收效不大。

唐朝后期，党项诸部经常联合吐蕃入寇。虽然此时党项的手工业较为落后，武器不甚先进，但依然对唐朝边境造成了很大困扰。唐廷为应对党项的不断侵寇，启动了严厉的边境管制，严禁弓箭、盔甲等武器装备流入党项。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因党项的动乱，又在沿边发布敕令，“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

尽管诸如此类的敕令一再被重申，但商人与党项的交易依然未曾停止。党项人以良马、牛羊等畜牧业产品换购兵器铠甲，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党项侵扰黑山（今内蒙古昆都仑山）；大和末，河套党项起兵叛乱；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七月，党项攻打振武军；次年又扰河西。及至唐武宗即位，党项的寇掠依然此起彼伏。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遇刺身亡，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吐蕃内乱使得党项各部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侵略也愈加猖狂。终唐武宗及其后数代，党项寇掠可谓络绎不绝。

时值大中二年（848年），沙州豪族张议潮发动起义，赶走统治敦煌六十余年的吐蕃贵族，并乘胜追击，至咸通四年（863年）已光复河西走廊等11州之地。然而在吐蕃统治下的陇右、河西等地的党项、吐谷浑等部依然十分活跃且部族众多，《张淮深造窟功德碑》就曾记载“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即吐谷浑），数十万众”。

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并委任其侄张淮深为归义军留守。张淮深虽努力发展归义军的势力，并极力控制甘、凉及其以东诸州，但咸通十三年（872年），“回鹘陷甘州（今甘肃张掖），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及至此时，归义军节度使对河西诸州的掌控力，实际上仅存在于沙、瓜两州。

《免胄图》（局部）

唐代武士俑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底，王仙芝在长垣起义。次年，黄巢起兵呼应。乾符五年至中和四年（878—884年），黄巢起义愈演愈烈。

因为唐朝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平定黄巢起义上，西北防务空虚，党项拓跋氏首领拓跋思恭也玩了一次“饿狼扑羊”，于“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中和元年（881年），唐僖宗下诏征集各路兵马以讨黄巢。三月，拓跋思恭出兵帮助唐廷进攻长安的黄巢起义军。因拓跋思恭出兵，唐僖宗授之以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使事。当年八月，以拓跋思恭为夏、绥节度使，默认其侵占唐领土的行为。十二月，又赐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定难军节度便是后来西夏政权的前身。

中和二年（882年）正月，僖宗又授予拓跋思恭京城南面都统的职务，并命拓跋思恭与孝昌、王处存、王铎等四面合围京城。五月，唐廷又升拓跋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之后随着朱温降唐，黄巢军势力大为减弱。

中和三年（883年）初，唐朝重用沙陀部酋、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征讨黄巢。四月，李克用所部败黄巢于蓝田，收复京师长安，黄巢之乱终告平复。拓跋思恭在平定黄巢起义军时虽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依然有一定的功绩。于是当唐廷镇压黄巢起义之后，又于中和四年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而国姓李之赐当是此时。在整个过程中，拓跋思恭可谓借着黄巢之患，掌握夏、绥等州，成为唐末藩镇之一，割据一方。

唐朝虽然最后镇压了黄巢起义，但其实力已大为衰弱。相比之下，割据的藩镇则日益强大。曾经只局限于河北三镇的藩镇割据问题，蔓延到了唐朝大部分地区。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三月，唐廷重返京师长安，但已陷入“号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 ）的凄凉晚景。同年九月，因王重荣不肯交付安邑（今山西运城）、解县（今山西临猗县临晋东南）两池盐利，“（宦官田）令孜遣邠宁节度使朱玫会合鄜、延、灵、夏之师讨河中”（《旧唐书·卷二十二》 ）。王重荣见势不妙，求助于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后不久，李克用在沙苑击败朱玫，随即攻入京师长安，见势不妙的田令孜便挟僖宗逃奔于凤翔。

光启二年（886年），朱玫等拥立嗣襄王李煴为帝。唐僖宗诏各镇军讨伐朱玫，本应奉诏的李（拓跋）思恭却不为所动，专心致志地攻下了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文德元年（888年），李思恭之弟李思孝任保大军节度使。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因为李克用之反叛，唐廷掀起了征讨李克用的战争，昭宗诏令诸路藩镇出兵平叛。不难想象，这些藩镇当然不会为一个已然日薄西山的中央政权“两肋插刀”。在这场战争中，尽管党项拓跋部所保有的定难军与保大军均有出兵，但与其他藩镇一样，都采取保存实力、未战先退的方针。唐廷陷入无人讨伐李克用的尴尬处境，因此李克用之乱只能不了了之。大顺二年（891年），李克用恢复官爵，受封晋王。

在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董昌据越州自立为帝，静难、凤翔两军也攻入京师长安。此时的定难军节度李思孝虽然奉诏偕同李克用讨伐叛军，但在这一次的战争中，定难军与保大军依然作壁上观，没有出力。

唐昭宗为犒赏彭城郡王钱镠平定董昌叛变的功绩所铸丹书铁券，称“钱镠铁券”

此后，随着朱全忠（朱温）势力的不断增强及其扩张脚步的逼近，至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泾、原、秦、陇、邠、鄜、延、夏等州皆降于朱全忠。此时朱温已经有了代唐而立的实力。哀宗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称帝创立梁朝，史称后梁。存在近三百年的唐朝灭亡了，历史步入了五代十国之乱世。

至此时，党项部族已然由南北朝时期“每姓别为部落”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发展为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的部族地域组织。这种部族关系的改变，实际上是唐末乱世背景下，党项部族之间联合、吞并的结果。

地缘关系代氏族——五代时期的党项

公元907年以后，历史进入了被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当时北方的主要割据势力有后梁朱温、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存勖（李克用之子）三大势力，而唐代内徙的党项诸部也大多分布于这三个政权辖区之内。尽管党项拓跋氏名义上依附于后梁朝廷，然与唐末藩镇割据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依然保持着其相对的独立性。

在前文提及党项内徙时早已说过，当时的党项已经形成了一部分在陇右北部诸州，另一部分在关内道的绥、庆、灵、银、夏、胜等州的分布形态。随着党项拓跋氏所据定难军节度和保大军节度及其他党项诸部的发展与迁徙，党项的分布范围又进一步扩张了。不仅如此，前文讲到沙州归义军时，也提及在河西诸州，党项也广泛分布，更不说党项的起源麟、府两州了。

在《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中，对于党项的分布有一段概括：“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

当然，时处五代时期的党项部族与南北朝之时已大有不同，其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党项部族之间关系的改变。党项在唐初内迁之前，是以姓为部，一姓又分为诸多小部落，其中“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不相统一。随着内徙的进行，党项诸部与鲜卑之支吐谷浑及汉族等杂居，部族之间也时有兼并，其早先以氏族血缘为划分的部族关系遭受到一定的破坏。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也逐渐被地域性关系替代。及至唐末五代，党项的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的集团关系已基本成熟，以地域关系结合的部族日益增多。

五代的党项诸部，虽依然处于不相统一的状况，但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割据政权。其中就包含有唐末以来盘踞夏、绥、银、宥四州的党项拓跋部，五代兴起于府、麟二州的党项折氏和处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这三个较大的党项集团。

二是与内地政权的关系。五代时的党项在政治上多臣属于各割据政权，即使各内地政权之政令难行于党项诸部之内，但其关系较之唐朝时大有改善。党项诸部对邻近政权“朝贡”，与邻近政权或人民进行交易。只不过，这种对邻近政权的朝贡实际上更类似于贸易关系。如后唐明宗开成年间，有“党项诸蕃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并计其馆谷锡赉，所费不可胜纪”（《旧五代史·明宗纪六》 ）。显然，对于党项诸部的这种“朝贡”，后唐朝廷会“约其价而给之”，乃至于“计其馆谷锡赉”，“酬赏价倍”。究其原因，明宗答曰：“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藩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藩锡赐，中国尝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显然，这种“朝贡”已成为一部分党项部族重要的经济来源。

三是经济的问题。魏晋、唐初之时，党项人过着“牧养犛牛（又作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织犛牛尾及 毛为屋”的游牧生活（《隋书·卷八十三》 ）。伴随着两次内徙，与党项杂居的汉族也逐渐增多，党项也逐渐从杂居的汉人处学到了农业、手工业技术。但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党项在不同地域间存在着牧业、农业、半农半牧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历经唐末五代及至宋初，除了少部分党项部族在中原的农业文明影响下学会了农作物的耕作之外，其余大部分党项部族依然过着定居与半定居的畜牧生活，及不定居的游牧生活。亦即是说，及至宋初，党项部族依然以牧业为主。当然，党项部族的牧业，较唐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做出两点推测：

一是五代之时，这种打着朝贡旗号的贸易，实质上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党项迫切需要与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进行交易的选择。另一方面，党项诸部通过与周边政权的这种交易，换取了其所需的粮食、丝帛等物。党项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缓和，也使党项得以休养生息。并且随着对先进汉族文化的学习，党项部族的科技水平亦有所提高。

二是唐末以来，包括党项在内的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周边少数民族，在气候处于冷期的情况下，对西北地区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冷期使得植被的恢复较暖期为困难，这也就促使了西北地区沙漠化的加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唐中期以来，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的加剧。不过这一点容后再叙。

后梁贞明二年（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耶律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辽史·卷一》 ）。未久后，便有了“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壖党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辽史·卷三》 ）的局面。

虽然自契丹神册五年（920年）攻下天德军后，河套以北基本为契丹所据，但终辽太祖、辽太宗两世，对党项的征伐仍可见于《辽史》。如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辽太宗天显八年（933年）、会同元年（938年）及三年、五年，均记载着对党项的征伐。由此可见，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辽太宗耶律德光两世，并未能全然压制桀骜不驯的党项部族。

武士浮雕，出自王处直墓

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年），石敬瑭称帝并献燕云十六州。时身处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部则较少与契丹发生冲突，但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因“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四》 ），而倍加惊恐，内附于各内地政权以抗辽。及至北宋建立后，府州折氏又依附于北宋。北宋将门折氏一族即起源于此。

五代时，灵、庆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所统治。其所处的灵州至庆州一带，包括归义军所处的沙、瓜及凉州一带，为中西之间重要的陆运通道，即丝绸之路。五代时期的各方政权，为了保障丝绸之路交通的通畅，都对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的西路党项进行围剿与镇压，但实际上却收效不大。尽管丝绸之路大体保持通畅，但劫掠依然时常发生。

至于夏州李氏（即拓跋氏），全盛时保有定难和保大两镇，及夏、绥、银、宥、延五州。但其归顺朱温后，延州及保大被夺，只余定难军一镇及夏、绥、银、宥四州。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时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病卒，其孙李彝昌继立。不久之后，夏州便发生内乱。夏州都指挥使高昌益袭杀李彝昌，随即高昌益又被诛。李彝昌叔伯李思谏之子李仁福继任。与此同时，沿用唐哀帝天佑年号的岐王李茂贞趁其内乱发兵欲取灵、夏，但未能成功。及至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李仁福又依附于后唐。

长兴四年（933年）二月，李仁福病卒，三军推李仁福之子李彝超为留后。后唐为削弱夏州李氏的势力，便想出将李彝超改镇至延州的办法。然而李彝超以“三军百姓拥隔”为由，“未遂赴任”，继续滞留于夏州。后唐明宗遣人催促，皆无功而返。其后，后唐遣将进攻夏州，围城百日而不克，引兵而还。经此一役，夏州党项李氏（即拓跋氏）保住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旧五代史·明宗纪十》 ）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病重，李彝殷则继承了定难军留守。及至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南下，李彝殷出兵攻入契丹境内，后契丹撤军。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又大举南下，后晋覆灭，后汉建立。此时的后汉帝刘知远依然采取了笼络夏州李氏的措施。乾祐二年（949年），刘知远以静州（今四川广元）赐予夏州李氏。此时的夏州李氏，所据已有夏、绥、银、宥、静五州及定难一镇，虽不如全盛之时，但势力依然可观，并依然保持着部族的相对独立。

如前所说，自唐末至五代，党项已从“每姓别为部落”的部落组织关系，发展为“大姓之强者”为中心的地域性关系，并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党项集团。现在经过五代的乱世，其中西路党项因长期寇扰丝绸之路，而遭内地政权不断打压，已然衰弱；折氏一族则因契丹的威胁而归附内地政权；余下的夏州拓跋氏则对内地政权虚与委蛇，并在对内地政权的“朝贡”中得到了大量的资源，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至五代末，夏州拓跋氏在党项诸部中已然一支独大。

后周建立后，李彝殷又在接受后周的安抚措施的同时，上表臣服北汉，可谓“一心二用，脚踏两船”。及至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五代十国终结，历史步入北宋，党项亦在此阶段中，达到其最辉煌的时刻。

宋辽两朝夹缝中——党项崛起之背景

郭威取后汉而代建立后周，后汉皇族刘晏亦于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与北汉故为世仇，双方曾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宋太祖赵匡胤即帝位后，发动了数次对北汉的征伐，皆无功而返，但宋朝与契丹的军事矛盾却呈螺旋式不断上升。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出兵征伐北汉，并命郭进屯兵石岭关以阻契丹援军。三月之时，契丹遣数万骑入援北汉，却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阳曲县）为郭进击败，于是“北汉援绝”。赵光义大军围城，北汉主于同年五月归降，五代十国至此时终告完结。

灭北汉后，赵光义自定州路出，欲乘胜北汉之势攻击契丹，夺回幽州。虽然宋军一开始由真定方向北上进展很快，但其后在幽州城外的高粱河之战中被契丹人击败。宋军撤回了涿州城，而赵光义则乘驴车一口气逃到了涿州城以南的金台屯。

撤军后，赵光义为防契丹实行军事报复行动，在北面镇、定两州及关南方向部署大军。

八月，契丹又侵定州（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为崔翰击破。十一月，契丹先由代州入侵，为党项折彦赟击破；其后又攻打岚州、忻州及关南一带，皆被宋军击败。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今山西太原北）巡抚至代州（今山西代县），遭遇契丹10万大军，战而胜之，并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契丹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

九月，契丹送书信给丰州（今陕西长治武乡县）刺史王承美，令王承美停止与宋的马匹交易。王承美是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领，其父自开宝二年（969年）归附宋廷，因而此时的王承美已与契丹无君臣关系。于是他断然拒绝契丹的无理要求。契丹恼羞成怒，率军掠夺丰州王承美的部族。

十一月，契丹攻打雄州（今河北保定雄县），为龙猛副指挥使荊嗣所破；同月，又破关南入侵的契丹万余骑，斩首3000级。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易州（今河北保定易县）守军破契丹数千骑，斩首300级。五月与六月，契丹分别率近万骑攻打平寨军，皆被守将击退。九月，契丹欲侵易州，时知易州白继赟率兵与契丹大战于平塞寨北，成功击破契丹大军，斩首2000级。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契丹以精兵3万骑分三路入寇：一路袭击雁门，为潘美所部击败，斩首3000级；一路攻打府州（今陕西府谷县），折御卿率兵与之交战，并于新泽寨大败契丹；一路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东），为崔彦进破于唐兴口，斩首2000级。闰十二月，契丹侵丰州，被刺史王承美击破，斩首2000级。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月，契丹再度率兵袭丰州，王承美击败契丹万人大军之后，又“追北百有余里，至青冢，斩首二千余级，降者三千帐，获羊马兵仗以万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

辽乾亨四年（982年），即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帝卒，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元统合，萧太后摄政。

雍熙三年（986年），知雄州贺令图上表，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事实上，契丹与汉族的文化并不相同，因此萧太后和韩德让的那种关系，对契丹人并没有造成像贺令图描述的那种严重的冲击。但此间，贺令图一再强调的“国人疾之”，再加上之前一连串胜利带来的骄敌，使得被人开玩笑说“一贯喜欢欺负孤儿寡母”的宋太宗决定再次北伐。于是在雍熙三年，宋廷三路出兵北伐燕云，同时联络高丽等辽的周边势力，意图共击契丹，史称“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的大概计划是：以东路军为主力，目标直指幽州，吸引和牵制辽军的大部分兵力；西路军的目标是切断燕云地区和辽朝腹地的联系，以切断辽军援兵的前路；中路军的目标是山西诸州。三路大军最终会师于幽州，合力攻克，最终达到收复幽州的战略目标。

辽披甲骑兵

但辽军的行动却没像宋军所预料的那样：集结大军与东路军进行主力会战。辽军大将耶律休哥抓住了宋军缺马、机动性远不如辽军这个明显的软肋，采取以中小规模的骑兵集团围剿小股或落单宋军，偷袭宋军粮道、断其后勤补给的战术，导致宋军给养出现了严重困难。最终东路宋军首先溃败，其后西、中两路宋军也随之溃败，雍熙北伐就此失败。

雍熙北伐的失败，其实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宋军因缺马而引发的机动性不足和后勤补给难以维系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宋推行堡寨战术之前，一直存在于宋军的西北和北方战场。

北伐失败后，宋太宗恼怒之下，一连贬黜了曹彬、崔彦进、米信等责任人，一时又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只得起用宋太祖时期的老将。

在宋廷进行新的边防部署的同时，萧太后母子又开始谋划大规模军事报复。雍熙三年十一月，契丹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挥师南下。十二月，契丹以数万骑寇侵瀛洲，当月十日爆发了君子馆之战。瀛洲都部署刘延让、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率军迎击。那一日天寒地冻，宋军将士手中的弓弩无法拉开，辽军将宋军重重包围，其时本为后援的李继隆因辽军势众退守乐寿（今河北献县西南一里），“（刘）廷让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刘延让仅以身免。

雍熙四年（987年），雄、霸两州又遭契丹寇扰。

端拱元年（988年）十一月，契丹大军由真定方向南下侵宋，时定州路都部署李继隆与李继忠率兵迎击，终于大败辽军，并乘胜追击，渡过曹河，斩首1.5万级。

端拱二年（989年），威虏军粮食短缺，恐契丹乘隙围城，于是派遣李继隆运送粮草。辽军得知此事，遣数万精兵来袭。时北面缘边都巡检尹继伦率千余步兵正行军于辽军必经之路。辽军对尹继伦所部视而不见，直直从其身边穿过。尹继伦怒了！对部下说：“辽军视我们为鱼肉。如果打败李继隆，势必率兵追击我们；如果输了，必然又要拿我们泄愤。那还不如趁着辽军轻视我们、料我们不敢追击之时，跟在其背后痛击之。就算死了也不失我们一颗忠义之心，又岂能坐以待毙，当边地的冤鬼呢？”其后，尹继伦趁辽军进食之时实行偷袭，辽军惊慌失色，争相踩踏，损伤惨重。自此以后，尹继伦多了个“黑面大王”的名号。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率数万兵马，同时引诱党项勒浪、嵬族十六府大首领马尾等自振武军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入侵，为永安军（今陕西府谷县）节度使折御卿击败于子河窼。勒浪等族见契丹已败，于是反水，装作宋军的府州兵绕到辽军阵后。辽军大惊失色，争相逃亡，大军折损了六七成。

宋代刀剑

同年四月，契丹又犯雄州，知雄州何承矩领兵出战，斩其铁林大将一人，大败契丹军。十一月，契丹再次举兵，折御卿带病迎击，并对折母说道：“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宋史·列传第十二》 ）不久之后，折御卿便病死于军中，享年38岁。

咸平二年（999年）五月，契丹寇扰宋辽边境。

八月，契丹再次入寇。

九月，契丹以数万兵马三路入侵，先锋田绍斌、石普与知保州杨嗣出兵迎击，于廉良路击败契丹大军，“杀获甚众”。

十月，契丹先不断骚扰雁门附近的瓶形寨（今山东繁峙县附近）与宁化军（今山西宁武县西南），再寇侵定州，然后徙军往怀远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南），意图继续深入宋境。李继宣领兵3000迎敌，契丹自知不可久战，拔寨遁去。李继宣欲请兵追赶，主将傅潜不允。

十一月，契丹遣5000骑攻打冀州，知冀州张旻破之，并杀千余人。同月，契丹寇侵威虏军，为守军击破。宋军一方，府州驻泊宋思恭、知府州折惟昌、府州钤辖刘文质等带兵攻入契丹五合川，攻下黄太尉寨，尽歼敌军，焚敌帐五千余。

同年，契丹攻下易州。

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契丹引兵攻打河间（在今河北献县、河间、青县、泊头等市县地），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率兵迎击，为契丹所欺骗，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康保裔大喊：“临难无苟免！”随即与契丹军进行生死决战，至次日“杀伤甚众，蹴践尘深二尺，兵尽矢绝”（《宋史·列传第二百五》 ），最终因救援未至而身死。其后，高阳关、贝、冀路都部署范廷召等，虽未能及时救援康保裔，但赶到河间之后，派兵追击契丹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斩首万余级。

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张斌破契丹于长城口。十一月，时新上任的高阳关等三路都部署王显上奏大破契丹，斩杀契丹2万人，并捕获契丹统军铁林。同年冬天，契丹寇侵，杨延朗设伏于羊山西，与契丹大军交战时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至羊山西，伏兵暴起，契丹军大败。

咸平五年（1002年）五月，契丹入寇保州，杨延朗等率兵抵御，但“部伍不整，为敌所袭，士马多失亡”。同年底，契丹侵略宋北方边境，为守军击退。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契丹入寇，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遣使召集镇州桑赞及高阳关周莹等各以所部兵马来援，王超以步兵1500人与契丹大军激战于望都县，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交战不利，于白城为契丹所擒。真宗又发河东广锐兵1.5万人前往搭救，但为时已晚。后来，王继忠成为宋辽签立澶渊之盟的关键人物之一。

宋代武士俑

辽，鎏金银鞍桥饰、青铜马铃

经过长期对边境的试探与侵扰之后，契丹对宋北方的边防部署已有所了解，并图谋大举南下。

景德元年（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30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军以纵深防御战略遏住辽军攻势，并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大将萧挞凛，大挫契丹锐气。宋辽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终于达成和议，约为兄弟之国。宋辽之间从此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宋辽战争对宋西北边境所造成的影响，这一章的标题其实都已经点出来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使得扎根于宋辽夹缝之间的党项部族得以迅速茁壮成长。

宋太宗执政至真宗景德元年这数十年中，宋廷因与契丹的战争，无力大举兴讨西北党项部族。与此同时，党项又获得了来自契丹的经济及军事上的支援。从另一个方面看，契丹采取“以党项制宋”的策略，着力于扶持党项的成长，又使宋廷不得不分兵西北，无法全力经略幽燕。

虚与委蛇多狡诈——宋初时期的党项

其实一开始，特别是赵匡胤时代，党项人与宋廷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即皇帝位，此时的定难军政权奉表称臣，但定难军政权实际上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当时北汉主刘钧曾结契丹寇麟府。李彝殷欲沿袭五代以来与邻近政权的表面依附关系，便遣部将李彝玉出兵增援麟州；并以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为由，改名李彝兴，表示归附。

建隆初，李彝兴遣使献马300匹。宋太祖大喜，亲自挑选玉材，准备为他制作一条玉带。制作时，宋太祖亲自召来党项使者询问李彝兴的腰围，在得到了李彝兴腰围较大的答复后，宋太祖对使者说道：“汝帅真福人也。”并让使者将玉带交予李彝兴。

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辞世。同年十二月，李彝兴之子李光睿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及至开宝九年（976年），宋廷兴兵伐北汉时，李光睿还曾出兵帮助宋军，李光睿“率兵破北汉吴堡寨（今陕西吴堡），斩首七百级，获牛羊千计，俘寨主侯遇以献，累加检校太尉”（《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四》 ）。同年，宋太祖赵匡胤病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李光睿因避太宗名讳，改名李克睿。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克睿卒，太宗以其子李继筠为权知州，并授以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征北汉，李继筠遣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率兵列阵渡河，以张军势。七月，李继筠病死。

太平兴国五年，宋廷以其弟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守。然而就在李继捧继任后不久，夏州李氏便发生了内部分裂。同时，北汉、南唐等诸割据势力先后告平，宋太宗有意谋取定难军政权，将夏、绥等四州之版图收归宋朝。从此后，党项人与宋廷的关系开始走向决裂。

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入朝面圣，自述其即位引起其叔伯的不满，因而愿请留京师，并献上所管四州八县。李继捧之入朝，成为李继迁揭起反旗及掌握定难军政权、与宋廷公开决裂的契机。

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太宗诏李继捧的叔伯李克宪、李克文赴阙，并以李克文权知夏州。其后，宋太宗以曹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以期扼制夏州李氏的势力。

不过，宋太宗此举常常被一些学者批判。确实，夏州李氏自唐末以来长期割据一方，势力盘根错节，要削弱党项在西北的势力，以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乱局，李继捧入朝寻求宋廷帮助平定内乱，恐怕是当时最好的机会了。宋廷上下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但该举措却严重低估了党项在西北的势力以及李氏在夏州百年的经营。

雍熙元年，宋太宗诏李继捧亲属赴阙。诏令到达银州之时，李继捧之弟李继迁因不服宋廷统治，玩了招暗度陈仓。他先诈称乳母过世，出葬于郊外，又将兵器及甲胄藏于棺中，带着数十人马逃遁。逃入地斤泽的李继迁随后拿出先祖李彝兴之画像示党项众人，“戎人皆拜泣”。然后他又扯出李彝兴的大旗说道：“李氏子孙当以恢复祖宗遗业为志”，以此煽动党项部族的反抗情绪。同年九月，时知夏州尹宪侦知李继迁藏身于地斤泽，便与曹光实趁夜发兵。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李继迁仅单身逃脱。（《西夏书事情·卷三》 ）

但是李继迁显然不会甘心。什么都没有的他，只能依靠祖宗的大旗来获得支援。于是，李继迁便与诸藩酋豪联结姻亲，以扩张势力，并继续煽动、联合党项诸部。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李继迁诈降。曹光实欲独占功劳，又认为李继迁的势力在地斤泽之时已经被消灭，于是当李继迁遣数十骑进城迎接曹光实时，曹光实信以为真，仅带数百骑深入敌营，结果为李继迁设伏诛杀。其后，李继迁占据银州，并自称“定难军留后”，继续扯祖宗大旗，次月又破会州（今甘肃靖远）。从这个细节可以知道，当时宋廷上下对党项人普遍有一种俯视的态度，这种俯视往往来源于以往的军事斗争中宋军的胜利，但这种态度却间接导致了胜利后紧随而来的失败。可悲的是，在宋与党项的斗争中，往往重复着这种“胜利后骄傲，骄傲后失败，失败后谦虚，谦虚后又胜利”的循环。

曹光实身死使得宋太宗大怒，随即派遣田仁朗、王侁及李继隆发兵数千剿灭李继迁。田仁朗到了绥州之后发现，叛军规模已然扩大，凭手中兵力不足以镇压李继迁势力，于是上奏请求援兵，并按兵月余不动，等待朝廷回复。其间，原本归降于宋廷的党项三族寨将领折遇乜谋杀监军使者，与李继迁合兵。宋太宗为王侁误导，以田仁朗按兵不动、延误军机，改遣刘文裕取田仁朗而代之。

同时，宋廷又遣王侁从银州北出兵，于浊轮川大败李继迁。郭守文又与尹宪合击盐城诸夏部族，银、麟、夏三州及三族寨党项诸部百二十五族纷纷内附。

因此，李继迁叛宋以来节节败退。在此种情况下，李继迁采取了联辽抗宋的措施，希冀宋廷之大敌契丹可以给予其援助。他于雍熙三年二月遣使向辽称臣。十二月，李继迁向契丹请婚。契丹以义成公主下嫁，并赠马3000匹。得到契丹的大力支持后，李继迁卷土重来，不断寇扰夏、银诸州。宋廷多次以敕书招谕李继迁及同恶蕃部，而李继迁也曾自陈有依附宋廷之意，但始终不肯归降，并“益侵盗边境”。

端拱元年五月，宰相赵普建议以夏台故地赐予李继捧作为诱饵，伺机谋取李继迁。太宗听从了这个建议，赐李继捧国姓赵，改名保忠，并授予定难节度使，将所属夏、银、绥、宥、静五州钱帛、粮草及田园赐还赵保忠（即李继捧）。同年十二月，赵保忠奏曰继迁归降，并“诱藩入寇，乞师守御”。宋廷以为一旦犹疑，恐生变故，于是未察之下匆匆授予李继迁银州刺史、洛苑使。但此时李继迁并未真正归降，而是与赵保忠勾结瞒宋。

暗通李继迁的赵保忠，于端拱二年及淳化元年（990年）又奏李继迁数次得建边功，以麻痹宋廷，为李继迁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训练精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月，李继迁在经过了数年精心准备之后，率兵攻打夏州，并大败宋军。赵保忠上表乞援，而李继迁随即向辽告捷。

淳化二年（991年），宋朝遣翟守素出兵援夏州。此时，李继迁再次诈降，宋廷授继迁为银州防御使及绥州观察使，并赐继迁姓名赵保吉。结果就这样，李继迁一边玩弄宋廷，一边兵不血刃地取得了银、绥两州。

宋代手刀

李继迁之所以可以在出逃之后，迅速地建立起相当的势力，是有其内在因素的：

其一，宋与契丹此时正处于不断的交战之中，宋廷难以全力讨伐西北党项，而契丹也欲以党项牵制宋军，因此不断对党项进行支援；其二，从曹光实剿灭地斤泽的党项部族，到他被李继迁设伏杀死，只间隔短短五个月的时间，这显然可以反映出当时西北地区反宋势力的强大；其三，五代末以来，党项诸部只剩夏州拓跋氏一支独大，其他两支较大的势力已然衰落，党项部族长期群龙无首，对于此时站出来的李继迁自然多有响应。

而宋太宗对李继迁之放任，究其原因，一来因契丹的不断侵扰而无力发兵西北；二来宋太宗还打着“以藩治藩”的如意算盘，意图将平夏李氏这颗钉子安插在西北地区，以增强宋廷对西北的掌控力，乃至于凭此图谋幽燕；三来，此时的宋廷统治者依然轻视党项问题，并没有看到李继迁反叛可能引起遍布西北的所有党项部族的反叛。

当时的西北地区，除去分散的党项一支以外，较为强大的还有回鹘诸部与吐蕃诸部。尽管吐蕃与回鹘均曾数朝宋廷，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实力较弱时的选择罢了。

吐蕃之先祖松赞干布曾一统西北，且正如宋真宗在咸平二年所说，“朕看《盟会图》，颇记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 ）。可见宋廷的统治者对吐蕃实则怀有戒心，其对西北的主要担忧，也是在曾经一度攻克唐都长安的吐蕃身上。

而宋廷以为回鹘“恃功横恣”，“患其邀求无厌”。何况其自述“甲马甚精习”，“备陈方略，且欲大举精甲，就覆残妖，拓土西陲，献俘北阙”（《西夏书事·卷七》 ），虽看似对宋忠心耿耿，实则更可能是欲借宋廷之力开疆拓土，也暗表其实力雄大，略有警诫宋廷“莫轻易招惹于我”之意。何况有归义军为西北诸羌侵略在前，宋廷怎能不对回鹘有所防备？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宋廷便欲放任夏州李氏，以制衡吐蕃与回鹘。于是淳化二年李继迁诈降之时，宋廷未加思索便信以为真。但当平夏李氏势力过大，抑或脱离掌控之时，宋廷则会加以打压，使其顺服。

当然，宋廷的政策也有其局限性。其一，北宋西北地区被回鹘、吐蕃及党项割据，所以宋廷对西北的掌控力极其有限；其二，这种掌控力的局限性，使得北宋消息闭塞，难以及时了解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各势力的消长；其三，宋廷依然低估了党项，尤其是平夏李氏的势力及反宋之心。党项在西北盘踞多年，除去占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的平夏李氏，尚有灵、武、瓜、凉州等也被党项及其他西北部族共同占据。乃至于陇右之远，也依然有党项部族定居。这才使得李继迁有振臂一呼、诸羌景从的客观条件。而且，宋廷这种养虎为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并非是绝无仅有的。如明末，李成梁意图以努尔哈赤制约辽东各女真部族，结果努尔哈赤在李成梁的支持下统一了辽东女真各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金。

淳化二年李继迁归降于辽后，又继续策反赵保忠（即李继捧）归顺。

见夏州李氏势力不断扩大且游于掌控之外，赵保忠之叛心亦与日愈昭，宋太宗遂于淳化三年（992年）禁党项青白盐市，希望凭借经济制裁，削弱李继迁势力，并使其归附。党项诸部原以贩卖青白盐获取粮、资，因而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令行数月，不仅平夏李氏，就连夏州左近的党项诸部也因经济困难而难以维生。此时不仅平夏李氏，乃至于原本降宋的党项部族也开始反叛。李继迁趁乱于淳化四年（993年）攻打庆州及原州（今宁夏固原）。同年，太宗见青白盐禁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甚至造成原本归顺的诸党项部族叛逆，又匆匆取消了这一禁令。

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又取得灵、庆党项诸部的支持，遂转攻灵、庆二州及清远军（今宁夏盐池）。

宋太宗大怒，命马步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黑面大王”尹继伦为都监，率军征讨党项。此时身在夏州的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却又诈称李继迁想和解。其实，此时的赵保忠反心已昭。上当好几次的宋太宗知道这又是党项的诈降计策，对此不予理会。是年三月，李继隆所率宋军败藩兵数千于石堡寨（今陕西靖边）。时赵保忠在城外，李继迁以为赵保忠向宋廷通风报信，于是率兵攻打。里外不是人的赵保忠只身逃入夏州城中，为大将赵光嗣囚于别室，其后被押解入朝，太宗封其为“宥罪侯”，赐第京师。

回鹘文经书

同年六月，李继迁再次诈降，其后遣派其弟李延信赴京师上表请罪，并言反叛之事为赵保忠所策。宋太宗召见了李延信，对其进行抚慰，并加以赏赐。

刻有西夏文的铜镜

至道二年（996年），宋洛苑使白守荣护送刍粟40万石前往灵州。行至清远军时，白守荣为李继迁所袭，刍粟皆为李继迁所掠。这标志着李继迁已与当地党项诸部联合，控制了宋朝由环庆至灵州的交通要道。由于宋廷对西北局势的掌握太弱，消息闭塞。直至此时他们才发觉，夏州李氏已“据平夏全壤，扼瀚海要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 ），势力已远超宋廷的想象。

于是当年四月，宋太宗以李继隆讨伐李继迁。至五月，李继迁率兵万余围攻灵州城，为窦神宝击退，但粮道已断，灵州孤绝，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宋太宗令宰相吕端等献策解灵州之困，甚至想过是否应该放弃灵州。时参知政事张洎上奏曰：“继迁或成或败，未足致邦国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岂能系边陲之轻重？得失大较，理甚昭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 ）又言即便眼前危机解除了，但一来灵州凋敝，难以坚守；二来灵州不能自给，需“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不如放弃。宋太宗此时早已打消了放弃灵州的念头，读到张洎的奏章时心有不悦，便责备张洎说：“卿所陈，朕不晓一句！”

同年九月，宋太宗以李继隆自环州（今甘肃庆阳环县），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丁罕自庆州，张守恩自麟州，共五路大军出兵至乌、白池（今宁夏盐池县北内蒙古境之北大池一带）会师，并“皆先授以方略”，以解灵州之围。

五路军主力李继隆一军原本应赴乌、白池，与其他四路宋军会合解灵州之围。然而银、夏钤辖卢斌对李继隆说：“由灵州趋乌、白池，月余方至，若自环州抵贼巢，才十日程尔。”李继隆贪功冒进，听罢之后未有请示，自作主张地率大军直趋平夏，然后派遣其弟李继和上言说：“赤柽路回远乏水，请自青冈峡（亦作青冈岭，今甘肃环县西北）直抵继迁巢穴，不及援灵州。”这一典型的先斩后奏行为触怒了宋太宗，于是他召来李继隆的弟弟李继和骂道：“汝兄如此，必败吾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 ）

李继隆自环州出兵平夏，遇见自庆州而出的丁罕一军，便与丁罕合兵，从青冈峡出发，前往李继迁巢穴。然而他们“行十数日不见敌，引军还”。自麟州所出的张守恩一军在途中遇见李继迁的军队，因未会合主力而不敢与敌军交战，归还本部。仅范廷召和王超两军到达乌、白盐池会师，并击败李继迁所部，且“多有俘获”。但因为丁罕、张守恩及主力李继隆三军失期，宋军虽有小胜，却未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也未能成功削弱平夏李氏之势力，第二次西讨党项最终也功败垂成。

不过，并不能将“二伐党项”失败的责任全部扣在李继隆的头上。毕竟从李继隆与丁罕的匆忙退军，其实可以看出宋军所暴露的补给问题。历史不能假设，因此不能做出诸如“如若李继隆没有更改宋太宗的战略，就一定可以歼灭党项”这一类的主观判定，因为历史不是选择题，A选择错误，并不等于B选择就正确。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欲第三次出兵平夏解灵州之围。结果虽然粮草已至，宋太宗本人却病卒，第三次西讨党项未能成行。

终宋太宗一世，共计三次兴大军西伐党项。第一次因李继迁诈降而收兵，第二次因李继隆擅改战略目标而功败垂成，第三次因太宗病逝无疾而终。

需要强调的是，在探究党项的发展时，不可以丢弃历史地理这把“钥匙”，只从意识形态及民族的角度来研究党项及宋朝的强盛与衰弱。

虽然党项部族分布广泛，但此篇文章着重于夏州李氏（拓跋氏）的发展，因而也着重于夏州李氏的活动区域。

夏州李氏自唐末后据有夏、绥、银、宥四州，而这四州均处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地区。党项立西夏国之时，其足迹已遍布河套地区。这里的地理环境据《新唐书·志第三十三下》可窥一二：

西夏海狮形绿釉陶建筑构件

“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刬、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故阳城泽、横刬北门、突纥利泊……又经库也乾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秃泽。又经拙泉故城……又西五十里有绥远城。皆灵、夏以北蕃落所居。”

由此可见，当时党项所居之地有大大小小的湖泊分布。这正是党项，尤其夏州拓跋氏赖以发展的源地。

前面提及，宋太宗雍熙元年，“继迁攻宥州不胜，仍驻地斤泽。地斤善水草，便畜牧，生聚渐众”（《西夏书事·卷四》 ）。这里的地斤泽，便是众多湖泊当中的一处。尽管不可过分高估其生态环境，但这些湖沼显然是党项部族赖以繁衍的基础所在。

西北两大沙漠

在党项部落掌握湖泊水源的同时，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日趋严重。追溯至数百年前，赫连勃勃北游吴契山，建造统万城时曾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善者也。”（《太平御览·州郡部十·关西道》 ）及至唐长庆二年（822年），却有“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景象。不难看出，赫连勃勃时期，河套地区依然“临广泽而带清流”，但至唐中后期时，此地已然有严重的沙漠化现象。河套乌兰布沙漠形成较早，于东汉至南北朝间不断扩大；而在鄂尔多斯南部的毛乌素沙漠形成于唐代末至五代初；库布齐沙漠则形成于清末到民国初年。

如果要更直观地明白河套地区沙漠化情况，便在此处先引入一个逻辑模型：当土地沙漠化加剧，则水土流失也加剧；水土流失的加剧，会导致河床的抬高与河水含沙量的增加；而这就又会导致河水的泛滥。这里引用樊宝敏先生《中国历史上森林破坏对水旱灾害的影响》一文中，对于黄河水患发生情况的统计，得下表：

 

历代黄河水患发生频次与平均年限

由上表可以很明显看出，黄河水患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的。即使以魏晋南北朝及之前文献太少、考证不多为借口，依然可以明显看到自隋、唐、五代时期以来，黄河水患频发，至明清时期已经触目惊心。因此可以得到，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区沙漠化愈来愈严重的结论。

既然结论已得，那么我们再一次回顾可以发现，原来赫连勃勃所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之地，至宋时已经变成瀚海沙漠戈壁700里。河套地区的广袤沙漠，成为以步兵为主的宋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故而曾布才说：“朝廷出师，常为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灵州，既无水草，又无人烟，未及见敌，我师已困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 ）

众所周知，后勤在战争中尤为重要。这种沙漠化，不仅仅造成了宋军行军的困难，也使宋军的后勤遭到严重的威胁。在宋太宗雍熙北伐中，东路军便是因粮道被断而退回白沟，使得雍熙北伐功败垂成。

实际上困于沙漠的并不只赵宋一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卫青所率汉军大败匈奴，但“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汉书·匈奴传》 ）。可见汉代之时，戈壁已困扰汉军，成为当时匈奴所依仗的天然壁垒。显然，若无强大的骑兵与后勤，单靠步兵不足以横穿荒漠，后勤亦不能得到保障。

在历代战争中，粮食供给的最主要方式有二，一是运输，二是屯田。屯田虽然耗费较小，但经营却旷日持久，难以即时收效，因而北宋早期西北战场的粮食补给，依然是以运输为主的。

及至李元昊建立西夏，宋廷不得不在西北战场投入大量的兵力。仅庆历年间在陕西四路的禁军、厢军，就达20万之多。熙河开边以后，北宋西北战场部署的兵力更是居高不下。

当时距离宋朝西北战场最近的农业发达区是关中平原，但二者距离仍在300公里以上。显然，这个距离对于粮运来说并不短，人力、物力所耗必然甚大。在运输上，“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八》 ），而且“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道路吁嗟，谓之地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九》 ）。有时如果距离太大，运输之费还会多于运输之物本身所值，甚至是数倍之多。“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七》 ）。因而“岁费浩大，支计不充。百姓困于供输，有司疲于漕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 ）。宋廷为第三次西伐党项做准备时，就“竭内帑之财，罄关中之力”。

西北地处荒凉，难以自给，加之运输所费甚大，对于宋廷而言是极大的负担。因而张洎在劝宋太宗弃灵州之时上奏所言“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使无辜之民，膏涂原野。朝廷大计，岂若是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 ），便是出于此番考虑。

若是长期以粮运进行供给，宋廷必然不堪重负。而且所输运的粮食还可能被敌军劫掠。故对于宋廷来说，在西北战场进行屯田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在宋真宗以后，北宋便在西北战场修建堡寨，并进行大规模的屯田。

屯田并非西北战场之独创。远至汉唐，乃至于宋辽战争中，屯田都是军队粮食补给的重要来源。不过其负面因素前面也说了，修建堡寨费时费力，屯田又需长期经营，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效。

加之自宋太宗雍熙元年之后，西北烽烟才逐渐燃起。而至淳化年间，平夏李氏都未引起宋太宗太多的重视，反而希冀可凭借党项部族牵制回鹘与吐蕃。党项诸部真正引起宋太宗的重视并进行大规模征讨，已经是至道年间的事了。至于堡寨与屯田的兴起，则在宋真宗以后。这就更凸显了屯田的负面因素。

特别要说的是，屯田的本质是在前线地区经营农业，那么就必然受当地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所制约。正如之前所考证的，及至北宋之时，西北地区沙漠化情况已然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西北战区的屯田分布及收益也受到很大局限。

另外，党项作为游牧民族，其作业方式与汉族有很大差异。在宋初之时，党项的经济模式依然是以牧业或半农半牧为主。牧业（尤其是游牧）对地理、气候条件的要求与种植业是完全不同的。平夏地区绿洲肥美，党项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也通过打草谷等方式获得粮食补给。但宋军则完全不同，只能通过绵长的运输线对粮食进行转运。

宋朝因畜牧业不发达和河套地区沙漠化日趋严重，造成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缺乏强大的骑兵，700里瀚海对于宋廷来说犹如天堑；二是机动性差，在战争中受到的制约太大，这点在雍熙北伐中体现得相当明显；三是补给困难，不仅是屯田的地域、收益受到严重限制，在运输上也造成很大困难，不仅运输线太长，而且沿途“犹如地狱”。

并且，在当时，宋辽之间还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所以只有彻底忽略北宋在西北的战略意图，以及宋代马政及补给困难、所费兹大等问题，才能硬说因为军事失败主义抬头，加之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北宋朝廷上下不敢兴讨西北党项诸部，而仅以羁縻、绥靖苟求安宁。

至道三年，宋太宗驾崩，宋真宗即位。如前面所说，宋真宗对吐蕃、回鹘忌惮尤大，认为吐蕃“反覆狼子野心”。而回鹘进贡，自言“备陈方略，且欲大举精甲，就覆残妖，拓土西陲，献俘北阙”（《西夏书事·卷七》 ），也是在宋真宗时期。况且平夏李氏所处的夏、延、绥、宥、静等州虽地处偏远，但吐蕃与回鹘则分布在更加靠西的地方，以当时宋廷的马政与粮食补给能力，几乎无法攻略。于是，宋真宗执政前期，悲剧性地继续奉行放纵党项成长，以制衡吐蕃、回鹘的战略思想。

至道三年十月，李继迁再围灵州，为宋河外都巡检使杨琼击退。十二月，李继迁再次遣使请降。宋真宗恢复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并返还夏、银、绥、宥、静五州。

咸平元年至咸平二年（998—999年），李继迁多次寇侵鄜、延、麟、府等州，均为宋军击退。然而李继迁所图并非仅是这几州。在此期间，他着力于煽动当地党项部族起兵反宋，并攻击灵州附近宋方的军事要镇，更试图控制宋廷至灵州的粮道。

咸平三年九月，知灵州李守恩押运灵州的粮饷时，为李继迁袭击，粮饷尽失。因为宋廷至灵州的粮道再次为李继迁所断，灵州再一次成为孤城。此时，宋真宗却又转而希冀吐蕃、回鹘可以对李继迁有所牵制。宋真宗还认为是边将玩忽职守、消极抗敌使才得粮道受阻，遂于咸平四年八月遣张齐贤、梁颢赴边。然而他们的赴任并未能阻止李继迁对灵州的侵袭。在这段时间里，宋军在西北战场，局部略有小胜，却也未取得关键性胜利。到了当年年底，李继迁已据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定州、保静（今宁夏永宁）、清远军及灵州附近的河外寨，对灵州城已呈包围之势。

咸平五年三月，李继迁率大军攻城。直至此时，宋真宗才真正意识到李继迁的威胁，于是遣王超领6万兵马解灵州之困。可惜瀚海难渡，当王超到达环州之时，灵州已然陷落，宋廷救之不及。之后，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与此同时，李继迁还不断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寇扰宋沿边的麟州、洪德堡（今甘肃环县北）、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及延州。虽然这些进攻均为宋军击退，但也使得宋廷无力再发兵收复灵州。

咸平六年，李继迁建都西平府。宋廷见灵州已陷，索性听之任之，遣张崇贵、王涉赴西平府与李继迁议和，并正式将夏、银、绥、宥、静五州交与李继迁。另一方面，宋廷也开始拉拢沿边党项诸部与凉州的吐蕃六谷部。是年十一月，李继迁率军攻打西凉府（今甘肃武威），陷府城。当时的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诈降，趁李继迁不备发动袭击。李继迁身中流矢，重伤身亡，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嗣位。

李继迁自太宗雍熙元年反叛，至真宗景德元年期间，宋、辽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在契丹“扶持党项抗宋”的措施下，李氏的势力迅速壮大。摆在宋真宗面前的党项问题，实际上有三点：如果长期分兵西北进行大规模征讨，军费开支的负担必然剧增，这点在其后仁宗朝体现得尤为明显；宋辽战场兵力空虚，契丹则势必乘虚而入；即使党项已灭，西北之患也远未解决。

于是景德元年，宋真宗遣张崇贵与李德明议和，同时加强对党项诸部的招抚，并数次击退党项的寇扰。如前文所说，宋辽于同年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不仅促成了宋辽之间的和平，也使得党项无法获得来自契丹的直接援助。

景德二年（1005年），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宋廷又与李德明签订了和约，史称“景德和约”。澶渊之盟和景德和约的签订，使得宋北方、西北边境得到了安宁。

实际上，契丹与党项的联盟，使宋与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实力平衡关系。而基于这种平衡所签订的和约，使三者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

当时北宋西北地区除了党项以外，还有数支较为强大的势力：一是诈降射杀李继迁的吐蕃六谷部；二是回鹘诸部；三是自归义军发展而来的曹氏政权；四是吐蕃唃厮啰部。景德和约签立以后，宋廷与党项之间的冲突大有减少，李德明专注于对回鹘及吐蕃的攻掠。这种情况是宋真宗乐于看到的。

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李德明遣牙吏上贡。此时宋真宗对王钦若说：“德明屡言西凉府元属部内，见各纳质及人使往来，且继迁因攻西凉为其所毙。今德明意将阻绝六谷，使不得预缘边属户，朝廷若不绥抚，则德明足以复仇。近秦翰译六谷蕃书来上，但言为德明所侵，略无宁日，见搜兵警备。可以六谷书付张崇贵，令谕德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 ）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宋真宗对于李德明意欲“阻绝六谷”，而六谷部“略无宁日”之事是知晓的。将六谷部之上书转告李德明，则是一种刻意的放任。加之李德明已归顺，即可知此时的平夏李氏已经被宋真宗认为是北宋安插在西北地区的最好“钉子”。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宋真宗并未阻止平夏李氏对甘州回鹘及吐蕃六谷部的攻掠。

景德四年，李德明率兵攻打甘州回鹘，因吐蕃六谷部与回鹘互为支援，李德明遂退。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李德明再次进攻甘州回鹘，军主万子轻敌冒进，中伏大败。同年八月，李德明第三次攻打甘州回鹘，依然为回鹘击败。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李德明第四次发兵回鹘，依然败还。年底，李德明欲第五次进攻回鹘，又因占卜不利作罢。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党项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缘边熟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李德明攻西凉乞当族，又为吐蕃六谷部所败。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十一月，宗哥族、唃厮啰、温逋奇等藩部首领兴兵六七万与李德明对抗，并请奏宋廷给予爵位与俸禄。当时的知秦州张佶则奏请驳回其请求，因为宗哥族、唃厮啰、和尚等人于之前欲谋取寨城，其心有异。

自景德四年至大中祥符四年，李德明曾数次攻打甘州回鹘与吐蕃，均以失败告终，双方实力各有损伤。这表面上是宋真宗所预想的“以藩治藩”的场景。但其后的十数年里，平夏李氏虽略有寇掠，却以暗自蓄力、韬光养晦为主。

在这期间，还有另一段插曲。吐蕃李立遵与邈川（今青海乐都）大酋温逋奇拥立具有赞普血统的唃厮啰为新的吐蕃赞普，并成立吐蕃唃厮啰政权。李立遵自封唃厮啰的“论逋”（即丞相），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其后，李立遵又请宋廷立他自己为赞普，宋廷拒绝了其无理请求。李立遵大怒，并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九月率数万兵马意欲侵宋。曹玮和秦州驻泊钤辖高继忠、驻泊都监王怀信率6000兵马渡过渭河迎战李立遵所部，并于三都谷（今甘肃甘西附近）大败李立遵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三都谷之战。其后，曹玮先破吐蕃，又笼络周边藩部，李立遵已知无力回天，便说道：“愿罢兵，岁入贡，约蕃汉为一家。”（《宋史·列传第十七》 ）吐蕃之患也就此平息，但这也加深了宋廷统治者“吐蕃反覆狼子野心”的观念。

可以说，正是因为宋真宗低估了党项部族，采取放纵党项的政策，才使得李元昊最终得以建立西夏王朝，并造成了宋朝宝元至庆历年间的军事失败。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辽圣宗亲率50万大军，以狩猎为借口攻打凉州近郊。李德明率军抵抗，将辽军击退。次年，辽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试图再度拉拢李德明。同年，李德明改怀远镇为兴州，并于兴州建都。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李德明攻庆州柔远寨，巡检杨承吉战不利，宋廷命曹玮为环、庆、秦州缘边巡检安抚使防备李德明。

西夏摩羯形绿釉陶建筑构件

天圣八年（1030年），瓜州回鹘王带千骑投降于李德明。

天圣九年（1031年）十月，李德明逝世，时年51岁，其子李元昊嗣位。

李德明尚在时，李元昊曾数次向德明上谏“无臣中国”，李德明回答：“吾久用兵，终无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李元昊则否定李德明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一》 ）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终李德明一世，对宋廷还是有一定感情的，所以没有大规模寇边行动，让北宋西北边境得到了二十余年相对的和平。这也使得党项依然未能引起宋廷足够的重视，毕竟北宋建国以来的战略重点始终是北方的辽国。而李德明的顺从，更使宋仁宗放松了对西北党项一族的警惕，甚至误以为平夏李氏已然真正成为北宋安插在西北的“钉子”。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元昊嗣位以后，战争的序幕再一次被拉开。

元昊嗣位烽烟起——西夏立国后的战争

李元昊的嗣位，是党项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李德明韬光养晦所积蓄的力量，落入了怀着“无臣中国”之心的李元昊手中，进而对宋廷西北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宋与党项之间战争的序幕就此拉开。

李元昊自嗣位以后，便开始谋划独立于宋、辽之策。

首先是文化上的独立。

李元昊嗣位以后，自诩出于鲜卑拓跋氏之帝胄，改元开运，并设立伪朝、伪官，如同中原帝国一般行朝政。后来有人告诉他，开运乃后晋亡国时之年号，李元昊便又改元广运，不可谓不滑稽。他又制衣冠礼乐，并在平夏境内推行“剃发易服”之策。推行之初，李元昊先自剃发，后“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李元昊实行这些政策，无非是为了唤醒境内的民族意识，将党项诸部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其后，李元昊创立西夏文，不再使用曾经一直使用的汉文，并派人至民间教授推广西夏文字，尽皆指向这个目的。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合）本续》

其次是统一西北诸藩。

早在天圣六年（1028年）五月，李德明便遣李元昊率军攻打甘州。这一次，李元昊凭借其父数十年韬光养晦所积蓄的力量，趁着甘州回鹘因辽的侵袭而势力大为削弱的空隙，顺利取得了甘州之地，回鹘可汗逃遁。

明道元年（1032年）九月，李元昊率兵攻打凉州。在甘州陷落之后，凉州已然孤立无援。李元昊声东击西将宋军引至环庆，趁机攻取凉州。在凉州危急之时，瓜州曹贤顺率兵来援，但其军赶到之时凉州已破。曹贤顺见势献瓜州于李元昊并归降。

李元昊取得甘、凉两州之后，河西走廊的肃、沙二州以及河湟地区就此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夏大军之前。李元昊乘胜追击，意图侵占整个河西地区。

景祐二年（1035年）底，李元昊遣苏奴儿领2.5万人马攻唃厮啰。苏奴儿战败被斩，党项军几乎全军覆没。李元昊遂亲自率领大军攻打牦牛城（又作猫牛城，今青海大通县长宁乡附近），一月不下，便诈称进行和议，骗其打开城门。及至牦牛城城门打开，李元昊之兵马立即杀入城中，并大肆杀戮。

其后李元昊又攻打青唐（今青海西宁）、安二、宗哥（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县南）、带星岭诸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以10万兵马断李元昊归路。元昊经三百余日大战终于打败安子罗，但李元昊所部兵马溺死于宗哥河及饥死过半。

西夏青铜敕牌

接着，李元昊继续攻击唃厮啰，并兵临河湟。唃厮啰知道寡不敌众，于是坚守鄯州城（今青海乐都），同时暗中离间李元昊军，探得其虚实。李元昊率军渡黄河之时，往河中插入旗帜以辨别深浅，而唃厮啰则暗中遣人将旗帜植于深处以误导李元昊军。及至大战之时，元昊大军溃败而归，而手下兵士看旗帜渡河，溺死十之八九，被虏获者甚众。

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举兵攻打回鹘，并取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他又举兵攻兰州诸羌，南侵至马衔山（今甘肃榆中县西南），筑瓦川会城及凡川会城，留兵镇守，以断绝吐蕃至中原的道路。

及至景祐四年（1037年），李元昊已“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 ）

最后是军事上的准备。

李元昊先“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且在边境驻扎重兵：在自河北至卧啰娘山一带驻兵7万人，以防备契丹；在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驻兵5万人，以应对环、庆、镇戎、原州地区的宋军；以5万人屯于左厢宥州路，以防备鄜、延、麟、府诸州的宋军；在右厢甘州路驻扎3万人，以防备吐蕃、回鹘诸部；在贺兰、灵州分别驻兵5万人，并在兴庆府驻兵7万人。总计30余万党项军队部署于边境之上，来应对周围的威胁。

景祐元年（1034年）至宝元元年间，李元昊还在府、庆、环、泾、原等州长期进行小规模的骚扰，以探宋军虚实，同时试图对边将进行离间。

宋仁宗宝元元年，李元昊做好称帝准备之后，便与诸豪歃血为盟，并计划先攻鄜延，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

如开头所说，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高筑祭坛，正式称帝。李元昊的称帝，使得宋廷上下议论纷纷。宝元元年底，宋廷禁止与西夏互市，并下诏抓捕李元昊所遣奸细。宝元二年（1039年），宋廷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除属籍，并在沿边悬赏，若斩首献，即赐以定难节度使。

同时，宋廷再次加紧拉拢沿边藩部，依然意图继续实行“以藩治藩”之政策。

如宝元二年，宋廷重贿唃厮啰，赐地并赐帛2万匹。按当时参知政事程琳所言：“使唃厮啰得地，是复生一元昊。不若用间，使二羌势不合，即中国之利也。”

是年，唃厮啰奉诏出兵4.5万攻打西凉，但因西凉有所防备，唃厮啰知不可攻，于是捕杀巡逻者数十人归还。

宋廷在军事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将刘平、夏竦和范雍等一干较为有经验的将领部署于陕西路，以防备西夏的攻势。

宝元二年，李元昊攻保安军不克，又以3万大军转攻承平寨（今陕西子洲县南）。夏军在承平寨与宋军相持六日。正在两军相持之时，李元昊听闻环庆钤辖高继隆与知庆州张崇领兵攻拔夏境的后桥堡（今甘肃华池东），同时淮安镇都监刘政、走马承受石金政又聚集大兵截断十二盘口。李元昊恐后路被断，只好由承平寨退兵。

李元昊由承平寨退兵后，随即声称要攻打延州。范雍听闻惊恐交加，于是上书求援并指出局势道：“自昊贼不臣，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并近贼界，河南麟、府亦接连延州，最当要害。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土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 ）

然而此时，李元昊却又遣人求和。结果，“雍信之，不为备”。不过，李元昊只是诈降，并未真正臣服。

康定元年（1040年）初，李元昊率10万大军从土门路（今河北井陉县）入，攻打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范雍遂召刘平出兵往庆州，以阻挡党项入侵。正月十五日，刘平率兵发往庆州。

辽鎏金鹿纹银鸡冠壶

然而此时，李元昊早已从保安军处离开，并声称要攻取金明寨（今陕西安塞沿河湾镇）。当时的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为早年归顺宋廷的延州地区党项族首领，其部属胡兵也都是当初跟随李士彬及其父李继周降宋的党项部众。这些胡兵主要被部署在延州外围以“控讹中路”。《涑水记闻》中记载，李士彬的职权范围为金明寨一带的“十有八寨”，“有胡兵近十万”。李士彬镇守延州外围多年，多次遏制党项的攻势，打败西夏大军，被党项人称为“铁壁相公”。因此在面对“铁壁相公”李士彬之时，李元昊早已做了一番准备。

此前，李元昊以锦袍、金带及一封书信置于金明寨附近。信中详细书写邀约李士彬叛变之事，意图离间宋廷与李士彬。这条计策为鄜延路副部署夏随识破，他对众人说：“此为夏人行反间计耳。李士彬与羌人有世仇，若有私下之约，互通赠遗，岂会使众人知晓耶？”同时对李士彬大加抚慰。见反间计未能成功，李元昊便遣宋降将刘重信招降延州的党项部族，结果被李士彬发现并处死。其后，李元昊又遣人以重利诱降宋保安军诸族巡检刘怀忠，刘怀忠不但没有接受，还将来使斩杀。然而李元昊并没有放弃，继续以金帛、爵位诱降金明十八寨中的党项部族。在攻打金明寨之前，李元昊遣其麾下衙校贺真到金明寨，暗中联系已叛降西夏的党项部族，以里应外合。

另一方面，当李元昊挥兵攻打金明寨之时，李士彬的10万胡兵是分布在金明一带18座军寨之中。故李士彬之子李怀宝谏曰：“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能支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但对夏军估计不足的李士彬并未听取李怀宝的建议，只做了粗略的战前准备。午夜之时，因李元昊之军还未到来，李士彬释甲而寝。然而次日一早，李元昊大兵骤然袭来，并与内应里应外合。毫无防备的李士彬父子均被擒获，其所部胡兵也多为李元昊招降，金明十八寨瞬时为李元昊所破。

李元昊计取金明寨之后，便乘胜发兵前往延州。刘平大军急行三日至保安，与石元孙合军一同前往土门（即塞门寨）。

此时范雍得知李元昊的真正目的在于延州，便急忙向刘平求助。及至正月十九日，刘平与石元孙大军到达土门，听闻李元昊攻打金明寨正欲发兵救援之时，范雍的求援恰至。为了避免与攻陷金明寨的夏军冲突而无法赴援延州，刘平便与石元孙绕回保安军，沿万安寨的路线火速赶回延州。他们于二十二日至万安镇（陕西省安塞县西南），并于翌日与黄德和、万俟政、郭遵合兵，此时五将合兵骑共计万余，大军结阵东进，驶往延州。

然而，李元昊早已率麾下10万大军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设伏。当刘平等五将所部万余兵马行至三川口时，李元昊大军骤然发难，展偃月阵，以铁鹞子冲击宋军。西夏兵涉水过河时展开横阵，郭遵率兵与之近战阻其步伐，西夏军难以前进。当是时，宋军争相奋起，斩杀元昊军500—700骑。见无法渡河，西夏军便往后退，并持盾结阵，却被宋军再一次击退，宋军夺取其盾牌，又斩杀西夏军八九百人。日暮之时，西夏军又遣轻兵进逼，宋军战线被压后20余步。此时居阵后的黄德和见宋军被压制，便急忙率麾下兵士退至西南山。因为黄德和擅自撤退，宋军阵形被破坏，其后“众军随皆溃”。于是刘平遣其子刘宜追上黄德和，并言：“当勒兵还，并力拒贼。奈何先引去！”企图将临阵脱逃的黄德和劝归阵中。然而此时，黄德和已为死亡之恐惧所摆布，根本顾不了宋军的胜败，对刘宜的话置若罔闻，顾自逃命。

黄德和临阵脱逃之后，夏军攻势愈发猛烈。此时刘平麾下大将郭遵心知此役难以身免，于是独自杀入敌军阵列之中，瞬间杀伤夏军数十人。李元昊遣骁将杨言出阵与郭遵对战，岂料郭遵手挥铁杵，一击击破夏将杨言之头，两军同时大呼。郭遵再次持铁枪挺进敌阵，所向披靡。夏军知郭遵之勇无人能当，便遣人拉起长索欲绊倒郭遵之马，却为其所断。郭遵乘胜奋起，以一当百，继续深入。夏军为郭遵之气势所吓，一度不敢靠近。但是郭遵终究是一骑深入，而敌军众多。西夏人让弓兵列阵射杀，郭遵躲避不及，坐骑中箭，最终郭遵落马战死。

与此同时，未能阻止黄德和临阵脱逃的刘平，只能遣军官仗剑于前尽力留住士卒，并力战西夏军，将其逼回河东面。之后，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下，并筑7道栅寨以加强守备。

夜里，李元昊遣人至寨前问主将何在，刘平告诫军士不予理会。过了一会儿，李元昊又遣人假扮成送文牒的戍卒，为刘平识破，杀之。其后，西夏兵又环寨大呼：“几许残卒，不降何待？”刘平遣人高声回应：“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众庸足破乎？”黎明时，贼兵又呼：“汝降乎？不然，当尽死！”刘平又使人应之：“汝欲和者，当为汝言之于朝！”

三川口之战行军图

李元昊见刘平气概不凡，威逼难成，便命大军包围七寨，合击宋军。在大军包围之下，刘平、石元孙等军难以突围，兵败被杀。

消灭灭刘平、石元孙所部后，李元昊随即率军围攻延州城。范雍守城不出。夏军围城七日，时大雪纷飞，夏军疲惫不堪。宋鄜州都教练使折继闵及代州钤辖王仲宝等，又率军攻入夏境。李元昊匆忙由延州撤军，延州之围遂解。

三川口之战，李元昊可谓谋之久矣。宋仁宗景祐元年至宝元二年之间，李元昊长期骚扰宋夏沿边，颇得宋军虚实，延州因“最当贼冲，地阔而寨栅疏远，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而被李元昊锁定。

李元昊这一次战役的战略目标，便是利用鄜延路的防御空当来夺取延州。其具体方案，则是围攻延州城，待宋援军到来之时，击溃其主力并进行围剿，然后再攻取延州城。在实际操作中，李元昊先以诈降使范雍放松警惕，随即又声东击西，使得刘平、石元孙等疲于途中，最终覆灭。他再围困延州城，并以逸待劳，期待在宋援军到来之时，以兵力优势对其进行压制、围歼。

而此战中，范雍最后据守延州城而未出兵，乃是正确的选择。西夏之兵数倍于宋军，即使范雍出兵也未必可以扭转局势。而延州城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若是贸然出兵，兵败不说，延州城也为西夏攻陷，则可谓损失惨重。

宋军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陕西路守军太少，根本无法抵御李元昊的10万兵马。这主要是因为，如前所说，在李德明统治期间，宋与平夏李氏没有产生较大的冲突。而李德明的恭顺，使得宋仁宗对西北边防有所疏忽。及至范雍上任，意识到西北边防漏洞而请求增兵之时，为时已晚。

但此役李元昊还是低估了宋军的战力。三川口之战中，西夏以10倍之兵围刘平、石元孙之军，尚只博得相近的损伤，可谓讽刺。另外，在以往党项攻伐其他诸城（如牦牛城）的战役中，夏军已暴露其攻城能力不强的缺陷，在此战中亦有引范雍出兵而夺取延州城的意图。然而范雍据守不出，使得李元昊谋取延州城之意图破灭，可谓功败垂成。

三川口之战后，宋廷重新对西北边防进行调整。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范雍以坐失刘平、石元孙等降知安州，临阵脱逃的黄德和则被腰斩。同时，宋廷以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兼缘边招讨使，以王守忠为都钤辖；接着又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副使，命韩琦主持泾原路防务、范仲淹主持鄜延路防务，并且加紧笼络吐蕃唃厮啰部。

康定元年五月，李元昊攻打金明之北的安远、塞门两寨，而取代范雍的知延州赵振按兵不出，安远、塞门两寨遂陷。其后，宋廷以张存知代赵振知延州。八月，又以范仲淹知延州。

西夏文印

延州都监周美重夺金明寨后，又向范仲淹进言曰：“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劝范仲淹加强防御。范仲淹于是命周美修复金明寨。

数日后，李元昊果然率领数万兵马向金明寨而来，并于延州城北30里列阵以待。周美率2000兵马与夏兵力战，及至傍晚援兵未至，便将军队徙于山北并设疑兵。夏军以为宋援军已至，遂退却。不久之后，夏军又从艾蒿寨出兵，周美率人从小道上山，令兵士手持火炬，张开大旗，并大声呼喊。夏军以为宋屯大军于山上，惊恐退走。宋军不费吹灰之力“获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随即募兵筑万安城而还。此次战役，周美率2000人马，以疑兵之计退数万夏军，使金明寨与延州城免于围城之祸，不可谓不智。

当时，夏军已攻下安远、塞门等寨。因而宋廷的军事措施，首先是收复安远、塞门以解除夏军对延州的直接威胁。经过数次战斗，范仲淹、葛怀敏诸将已将安远、塞门等寨的夏兵驱除，加上之前收复的金明寨，延州周边党项的据点已全被拔除，延州的危机自此解除。

除此之外，范仲淹还一再上奏宋仁宗，请求兴修堡寨。至范仲淹离任前后，西北战略修复、新筑的堡寨达20余座。

此后，李元昊依仗横山之势与兵力优势，不断对宋沿边州城进行寇扰，并先后往镇戎军、秦州（今甘肃天水）、渭州（今甘肃平凉）等方向进攻，但均被宋军击溃。

康定元年九月，李元昊率兵进攻三川寨（今宁夏固原彭堡乡西南）及附近的狮子堡、定川堡、刘璠堡。其后，他又连破干河、干沟、赵福三堡，接着集军包围镇戎军。时泾州驻泊都监王珪率3000名骑兵从瓦亭寨来援，泾原钤辖郭志高又率大军向三川寨而来。与此同时，韩琦派环庆副总管任福攻取白豹城（今陕西吴旗县南白豹乡）。白豹城为延、庆两州枢纽。因而李元昊听闻后，恐延、庆两州合兵危及夏境，于是匆忙由镇戎军撤兵，欲回救白豹城，却在路上遭任福伏击，兵败退去。

范仲淹	宋仁宗

其后，范仲淹又部署都监朱吉驻延安寨，防御东路；指挥王信、黄世宁驻守保安军，控扼中路；巡检刘政驻守德靖寨，据守西路。同时范仲淹命张宗武等分别屯于要害，以扼敌势。不久之后，李元昊在绥州左近所修筑的近20座寨子均被范仲淹所部人马攻破。自此，李元昊手下兵士遂相互告诫：“今小范（范仲淹）老子腹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孔平仲《孔氏谈苑·军中有范西贼破胆》 ）

三川口之战后，宋廷上下对伐夏之策出现意见分化。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要是宋军深入敌界，则西夏据横山之险，守瀚海700里。宋军行军困难，粮草难及，难免讨之无功。因此“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七》 ）宋廷应该避免与夏军决战，同时坚壁清野、攻其后勤，使西夏经济崩溃，当其人心离散、士气衰落、内乱不止之时，再对其进行讨伐，则事半功倍。

另一边，激进派代表韩琦等误判党项兵力，认为“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所以应合泾原、鄜延两路之兵进讨西夏，并指责保守派道：“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加之，宋廷与西夏开战以来负税不断加重，人民生活窘迫，若再行拖延，则“经费益蹙，人情惶骇，师老思归，及期无代”，因此应急行征讨，除灭边患。

当时，自康定元年以后，宋廷数次以内库及司农寺之存蓄以资西北军费，并铸币以资西北军费。这一方面导致税收不断加重，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宋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据李华瑞先生考据得下表：

宋代景德与庆历年间商、酒、盐等税

项目	景德年间	庆历年间
商税	450万贯	1975万贯
酒税	428万贯	1710万贯
盐税	355万贯	715万贯
总计	1233万贯	4400万贯

不论是通货膨胀也好，税收负担的加重也好，这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也引发了一些民间动乱。

当时的情况是，双方在这种小规模的战役中胜负互见，两边均未取得关键性的胜利，而长期战争对宋廷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可就在宋廷于主守与主战悬而未决之时，好水川之战爆发了。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再次诈降，为韩琦识破。之后李元昊在折姜会（宁夏同心县）点兵，意欲袭击渭州。李元昊的这一行动为韩琦得悉，于是命令镇戎军遣其8000兵马救援渭州，同时招募1万名勇士交与环庆副部署任福率领，迎击夏兵。

韩琦

韩琦令任福自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东偏城）经德胜寨（亦作得胜寨，今宁夏西吉县硝河乡）往羊牧隆城（宁夏西吉县将台公社附近）进军，袭击夏军后方；如果夏军攻势太强，则据险设伏，待西夏撤军之时再伏击夏军。韩琦的这一方案是进可攻、退可守。临行前，韩琦还将任福送至城外，并叮嘱道：“苟违节制，有功亦斩。”

可惜任福因曾经对夏军有不少胜绩，盲目乐观，率兵自镇戎军出发后，很快便违背韩琦的命令。他到了新壕外，便分兵两路前往怀远城。任福率数千轻骑至捺龙川，见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及巡检内侍刘肃所部宋军与夏军激战于张家堡。任福即入阵支援，并小有所胜，斩首数百。

夏军伪装兵败，不顾辎重，仓皇而逃。桑怿率兵追赶，任福引兵随其后。及至黄昏之时，任福、桑怿及常鼎、刘肃屯军于好水川，朱观与武英则屯兵于龙落川，相距5里。然而宋军诸将却都未能发现，前方是李元昊所设的陷阱。

当时宋将听闻夏兵为数不多，便愈加贪功冒进，纷纷请缨，沿好水川穷追夏军，至粮草断绝，士马乏食三日。

结果当任福大军继续前行至陇竿城时，西夏大军由六盘山下一涌而出，结阵于宋军之前。此时宋军诸将才猛然发现已踏入西夏的陷阱，匆忙调整阵列以迎击夏军，却为时已晚。桑怿行军在前，正犯夏军前锋；任福所部匆忙之下也未能结阵。此时西夏铁骑已结阵冲来，大军避让不及，伤亡惨重。

宋军恐再受西夏铁骑之冲击，欲取道上山以阻敌兵之攻势，然而山上伏兵顿时发作，猛然之间宋军应变不及，死伤甚多，桑怿与刘肃尽皆战死。夏军则趁隙断宋军之后路，合成包围之势。

任福知无法身免，奋力作战，身中10余箭。其麾下刘进劝任福投降，任福大声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随后继续冲杀在前，最终战死。其子任怀亮亦死。

另一路，韩琦遣赵律率2200人马为援，并在姚家川与朱观、武英所部会合。任福被杀之后，夏军转而攻向朱观、武英所部。泾原路都监王珪率4500兵马增援，并列阵于朱观军之西。宋军几次欲破阵突围，均未能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军从陇竿城逐渐聚集而来，宋军则愈加疲于应战，阵东步兵首先溃败。战阵被破，军中恐慌四溢，阵形顿时紊乱，溃不成军。

王珪因前未能搭救任福，今又被困敌阵，于是望东而拜，悲怆言道：“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尔。”言罢，持铁鞭身入敌阵，杀伤夏兵上百，至铁鞭弯曲、手掌破裂，仍奋力杀敌无人可挡。夏兵数次箭杀王珪所骑之马，而王珪“三中箭，三易马”。王珪落马后仍左右驰击，又杀夏兵数十人，最终为飞矢射中眼睛，战死。

武英知难以身免，便劝监军耿傅逃离。耿傅不从，武英叹道：“英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耿傅听罢不作声，奋起杀敌，身中数枪，重伤身死。

当时龙落川一路宋军，武英、赵律、王珪诸将及监军耿傅皆战死。而六盘山周围诸堡寨所携6000援军也陷没于敌阵。及至夜幕降临，泾原部署王仲宝率援军前来救援，并与朱观会合，朱观率残军千余人与王仲宝退至民垣，并四向纵射，使夏军疑有伏兵而撤军。

好水川一战，韩琦本已规划行军路线，然任福自镇戎军离开后，并没有按照韩琦规划的路线进军，而是在怀远寨外的新壕分兵两路赶往怀远城，后被夏军逐一击溃，遂使得好水川之战败绩。而夏军则由折姜会出发，经三川、怀远城南下至张家堡，诱得任福大军后，再沿好水行至羊牧隆城附近。李元昊所部10万大军经天都山过得胜寨南下，并于羊牧隆城附近设伏，于是获胜。

其实，宋军惨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宋廷西讨之策悬而未决，而范仲淹恐西夏趁边防空当侵入关中，于是未能出鄜延路之兵与韩琦合兵。

不过，好水川一战中，李元昊以精兵10万兼以设伏，虽然使宋“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但夏军死伤亦多，可谓得不偿失。时任西夏军师的张元虽然在界上寺题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讽刺宋军好水川之败，夸耀自己的才华与西夏勇士之强，贬低宋方君臣之无能。而在了解战役全过程的人看来，此举倒更像是聊以自慰罢了。

好水川之战行军图

庆历元年二月，李元昊又引兵攻打刘璠堡（今宁夏海原县西南），范仲淹遣刘政率数千兵马来援，夏军遂退回天都山。

同年七月，夏军又转攻河东路的麟、府二州。麟州都监王凯与夏军激战十余日，又得知并州高继宣率数千兵来援。夏军以数万人围之，但遭高继宣所部激烈反抗，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而还。

八月，李元昊又破宁远寨（今陕西府谷县西北），并乘胜转攻府州。然夏军不擅攻城，而府州又壁垒坚固，夏军遂欲自山上偷袭，却被暗伏于山上的宋兵偷袭，夏军死伤惨重。于是夏军转攻府州城西南，时麟府路缘边都巡检使张岊及麟州都监王凯率兵与夏军在城外激战。李元昊又遣兵攻城北，时知府州折继闵命人增高城墙并坚守奋战。李元昊攻不克，随即又攻西门。折继闵率兵奋战，夏兵死伤千余，退兵而还。

其后，李元昊率兵攻下丰州，并夺永安、来远、保宁三寨以期断绝麟、府粮道，然后再次折回攻打麟、府二州。

十月，夏军进屯琉璃堡（今陕西谷县北），又为张亢破去。

十一月，李元昊又侵占建宁寨以断绝麟、府之间的通道，并于建宁寨伏击张亢。张亢率军奋力激战，又转攻建宁寨，夏兵弃寨而逃，张亢立即修复并派人驻守。其后，李元昊派兵争夺，与宋军激战于兔毛川，为张亢及张岊击败，溃退而去。麟、府二州之围乃解。

庆历元年十月，宋廷对西北边防再一次进行调整。宋廷首先将陕西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并分别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统各路军务。

经好水川之战后，原本主攻派的代表韩琦也转向主守，这反映在其后的边防经营之中。

一是修复、修筑缘边堡寨；二是安抚、拉拢缘边藩部；三是夺取金汤（今陕西志丹县）与白豹（今甘肃华池县）两寨，以打通延、庆二州通路；四是选练精兵，整顿军队，以图加强防御，并谋取横山天险，使党项失去壁垒，其后攻之。

李元昊数次对麟、府二州的寇侵，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在连年战争中，西夏经济已不堪重负。因而李元昊急欲取胜，以缓解西夏之窘境。

然而经范仲淹、韩琦的经营，秦凤、环庆、鄜延三路已固若金汤。宋方只剩泾原一路尚较薄弱，一来无险可守，二来王沿无军事才能，因此李元昊将第三次大规模寇侵的矛头，指向了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李元昊声称入寇。王沿命葛怀敏率军迎战，并命葛怀敏率兵据瓦亭寨（今宁夏固原县什字乡瓦亭村）设伏诱敌，以图胜利。然而葛怀敏至瓦亭寨时未见夏军，便违背命令，以瓦亭寨都监许思纯及环庆都监刘贺率蕃兵5000余人为左翼，以天圣寨主张贵殿后，并屯兵五谷口。

知镇戎军曹英、泾原路都监赵珣、西路都巡检李良臣、孟渊等皆率兵与葛怀敏会合。其后，葛怀敏以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为先锋，以赵瑜统奇兵为援，继续行军。及大军到安边寨之时，葛怀敏率军先行，自镇戎军西南又先引百余骑行于军前。走马承受赵政劝葛怀敏，此时离夏军已近，不应冒进，葛怀敏这才停下大军，并于当晚驻兵养马城。曹英等诸军将领在三日后赶到养马城，与葛怀敏商议征讨西夏军的策略。

诸将得知李元昊已徙军新壕外，于是商议于黎明对夏军发动突袭。赵珣说：“西夏军长途跋涉，应趁其疲惫迅速发动攻击。否则以夏军数倍于我军的军力，必然难以取胜。为今之计，唯有出奇制胜，可以沿马栏城布置栅栏阻塞夏军归路，并固守镇戎军以保障宋军粮饷。待夏军人困马乏、粮饷断绝之后，则可攻而胜之。若不依此，则必为夏军所屠。”

但葛怀敏不听，并命诸将分四路前往定川寨。

一路以曹英、李知由刘璠堡发兵；一路以赵珣由莲华堡发兵；一路以葛怀敏率军从定西寨出；一路以刘湛、向进由西水口发兵。同时要指出一点，当时的宋军并未合兵，而是由各军所处的堡寨发兵前往定川寨。

然而刘湛所部行至赵福新堡时遭遇夏军，败退至向家峡赵福堡左近。于是当赵珣及曹英两路将至定川之时，葛怀敏令其前往赵福堡救援刘湛一路的宋军。但赵珣、曹英两路宋军还未成行，便有谍报称西夏大军已行至定川。于是葛怀敏又匆忙召赵珣等入定川寨守卫，而葛怀敏也率军入驻。夏军诱兵已成，先毁掉板桥断宋军退路，并沿葫芦河西岸，穿过褊江川及叶变会，包围定川寨。同时夏军又断定川水泉上游，使宋军无水可饮。

定川寨之战行军图

葛怀敏遣刘贺率蕃兵到寨西阻拦夏兵阻断水源，然而一番激战后，刘贺未能取胜，余众溃去。

其后，葛怀敏领中军列阵于寨前，曹英列阵于东北方。夏军从四面而来，先攻葛怀敏之中军，然而阵坚难破，于是转攻东北方向的曹英军。时狂风突起、飞沙漫天，宋军队伍相失，战阵遂乱，兵士争相逃入寨中。

当时，曹英脸上中箭，血流不止，扑倒于战壕之中。宋兵见之，惊骇奔走。葛怀敏受伤，被救回寨中方醒，即又选士兵据守门桥，挥刀以阻挡欲入寨的宋兵。赵珣等领刀斧手在前激斗，待骑军回阵合击御敌，夏军才稍后退。

当晚，夏军围于城西，面对宋军大营大呼：“尔等非部署厅上点阵图者耶？尔善屯军，入我围中，今将何往？”稍后，郝从政军来援，于是葛怀敏召曹英、赵珣等诸将商议对策，决定结阵行往镇戎军。赵珣又一次提出建议，认为应该转道行至陇竿城，迂回前往镇戎军，并说道：“彼无险，且出贼不意。”可惜诸将不从。

黎明时，葛怀敏以曹英、赵珣为先锋，刘贺、许思纯为左右翼，李知、王保、王文殿后，听中军鼓声便发兵。

葛怀敏上马临行之时，属下拦马劝其不可，葛怀敏不得已而还。其后，他又趁参谋郭京及指使等回城押运粮草之时，再次爬上马背，拔剑赶走拦阻之人，率军出发。

葛怀敏驰马往东南行军，驰行2里余至长城壕。此时才见道路已为夏军阻断，顿时宋军为西夏大军团团围住。面对西夏的10万大军，宋军损失了葛怀敏、曹英、李知及赵珣等16将，以及所部9400余宋兵、600余匹马，仅余葛怀敏之子葛宗晟与郭京、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退守定川寨。定川寨之战败绩。

宋军步兵因军令未知而尚未进军，因而得以保存。屯于莲华堡的3000宋军及刘湛、向进屯于向家峡的1000宋军，均未能赶往救援。

李元昊得胜后，则乘胜行军，挥师南下，长驱直入，连破数寨，直抵渭州。西夏大军纵横六七百里，焚毁民居、屠掠百姓而去。及至十月初，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仲淹率军来援，夏军又为沿路守军所阻未敢深入，于是大掠而还。

特别要提到的是，定川寨之战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西夏地处边鄙，土地贫瘠，因而李元昊窥伺关中实则已久。之前庆历二年，西夏国相张元向李元昊上谏：“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域，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西夏书事·卷十六》 ）

可见定川寨之战，李元昊的战略目标是假借攻取渭州，引泾原之兵前来并予以击溃，再乘隙借道泾原路攻入关中地区。

其实在康定元年，范仲淹早已预料到此情景，并上谏仁宗：

“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沮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

所以自范仲淹此奏后，宋廷在加强西北边防的同时，亦加实关内。因而当李元昊趋兵由泾原路欲入寇关中之时，所受阻力很大。同时，宋陕西四路中，鄜延路屯兵6.8万，环庆路5万，泾原路7万，秦凤路2.7万。若李元昊继续深入关中，一来关中已然有备，二来可能为四路兵马夹击，于是尽管已击破泾原路宋军万余，李元昊终究引兵退去，未敢再行深入。定川寨之战，西夏虽在战役上取得成功，但却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

庆历二年十月，李元昊在大掠渭州之后，又合兵趋往潘原（今甘肃平凉市东南）。知原州景泰率兵与夏军战于彭阳城（今彭阳县城白阳城）。李元昊故技重施，设伏佯装败退，为景泰识破。夏军最后退走。

同年十一月，李元昊又遣兵攻宋马蹄川城，为周美等击退。

纵观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李元昊的首要战略目标，都是围歼宋军大量有生力量，以取得西北战区的战略主动权。而限于夏军攻城能力的不足，攻占宋军的城池，乃至于侵入关中地区，则不得不成为李元昊较为次要的目标了。

另外，如果仔细品味李元昊称帝以后的诸多战役，不难发现，夏军尽管凭借横山天险进退得据，但并未取得太多优势，并因北宋西北战略的逐步调整而渐趋劣势。

加之终李德明一世，青白盐禁未开。尽管边境地区在私下或多或少有进行青白盐交易，但宋夏战争爆发之后，宋廷随即禁止了沿边互市。西北地区又物资匮乏，如果进行长期战争，西夏的经济必然难以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李元昊遣使议和。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宋、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李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王。宋岁赐西北绢15.3万匹、银7.2万两、茶3万斤，并重开互市、榷场，恢复贸易。也就是说，宋廷彻底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

简单总结一下，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西羌便已经迁徙于西北地区，其后又与周边少数民族、汉族混居，形成其后的党项部族。并且，唐代党项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其分布已遍及整个西北地区。而其中最大的一支党项拓跋氏，亦即其后的平夏李氏，在唐末已然割据一方，并逐渐掌握横山天险。进入五代以后，平夏李氏又积极保持与邻近政权的友好关系，借此得以稳定发展。

自入宋以来，平夏李氏凭借横山天险与七百里瀚海，在宋、辽的夹缝之中游走壮大，并与宋廷展开了长期的对抗。西北恶劣的地理环境及宋朝对西北较弱的掌控力，造成了宋军供给及行军上的困难。鉴于此，宋廷认为应“息兵减费”，又欲凭借平夏李氏扼制西北回鹘、吐蕃等藩部，于是放任党项势力不断扩大与增长，最终放松了对西北的边备，造成了宋仁宗宝元元年爆发边患。

与此同时，宋朝自澶渊之盟及景德和约签订以来长期无边事。范仲淹总结宋朝对夏军事失败的原因，说道：“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而致不利也。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盖太平忘战之弊尔。”西北边将张亢亦认为“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

也就是说，当时主持西北边务的范、张等人认为宋朝军事失败的原因，在于军队长期缺乏实战所导致的军队作战能力与将领指挥能力下降。相对应的，在宋朝三十年和平期间，党项连番征伐、统一西北诸藩，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这一点是宋军无法比拟的。

特别是，此时的党项已经从最初的“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经历了“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的阶段，发展到西夏立国时“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全国兵籍30万，这是党项之患在宋时与在前代之时最大的不同之处。

其后虽然通过范、韩的经营，宋廷逐渐取得了西北地区的战略主动权。但一来，朝中大多数官员仍认为议和可以“息兵减费”；二来，长期的战争也对宋朝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三来，即使宋在西北已逐步取得主动权，但完全覆灭平夏李氏，依然任重而道远；四来，即使党项之患已除，西北还有诸多藩部，难以讨伐殆尽，朝廷即使能占一城，然而城外皆是藩夷；五来，西北地处贫瘠，诸如夏州、灵州等地粮食尚无法自给，宋廷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开支；六来，北面还有辽国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宋夏和议的达成，便不难理解了。

当然，李元昊打破了宋与辽、夏联盟之间的战略实力平衡，并试图在宋、辽的夹缝中谋求独立与自由。同时，宋、辽又并不认可西夏这种脱离自身掌控的行为。这就引发了之后宋夏以及辽夏之间的长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