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灭夏、金战役（五征西夏、窝阔台灭金）
蒙古灭夏、金战役简介
蒙古灭夏、金战役：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翊年回到漠北，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第五次征西夏，田年6月灭西夏：8月成吉思汗死，宋绍定二年（公元122九）窝阔台继为蒙古大汗，翊年再由陕攻金，取秦晋，绍定四年（公元1231）蒙古假道于宋以伐金，有钩州三峯山之战，绍定元年（公元1233）金主走蔡州，翊年蒙古灭金。
蒙古灭夏、金战役过程分析——
自宋嘉定八年，即成吉思汗十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正月，蒙古败金进援中都之师，5月遂拔金中都，是年秋取金城邑八百六十二。翊年10月克金潼关，旋失之。
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成吉思汗准备西征，命木华黎总帅保持所得金国五分之四地面。以待其西征归来。
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翊年回到漠北，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第五次征西夏，田年6月灭西夏：8月成吉思汗死，宋绍定二年（公元122九）窝阔台继为蒙古大汗，翊年再由陕攻金，取秦晋，绍定四年（公元1231）蒙古假道于宋以伐金，有钩州三峯山之战，绍定元年（公元1233）金主走蔡州，翊年蒙古灭金。
战前一般形势
金之中都既陷于蒙古，金朝之宗庙社稷陵寝宫室府库，以及围籍重器，百年累积，一朝尽弃，庙议群情，影响至钜。即闾阎细民，亦颙望朝廷，早整师旅，指日北上，速为恢复北方收复故国之计。况金原起自东北，东京、北京及中都沦陷，其国家根本业已动摇。宣宗痛悼之余，规复心切，于是亟诏百官，针对当前情势，议计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当有翰林士徒单镐等十六人进曰：“制兵有三：一曰战，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战则兵力不足，欲和则彼不肯从，惟有守耳。河朔州郡，兹既残破，不可一概俱守，宜取愿就迁徙者，屯于河南，陕西，其不愿者，许自推首长，保聚险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等人。以为上并意见，过于保守，乃进言曰：“河北之于河南，有辅车之势。蒲（时州名即今山西久济）、解（今山西解县）之于陕西，有襟喉之要，若尽徙其民，是撤其藩篱也，宜令州郡，遴选才干出群能料众迁徙者，屯戍河北，防守险隘，量给之食，授以旷土，尽力耕稼，置侨治之官以抚循之，择其壮者敎之战阵。勑晋安（今山西省东南部），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古蒲州时为河中府）守臣、檄石、岚、汾、霍（指今山西省西部各县地）之兵，以谋恢复，莫大之便。”兵部尚书乌林答兴等二十一人进曰：“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著之曾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移刺光租等进曰：“度太原之势，虽暂失之，顷亦可复，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而宰臣则欲置公府重赏，以致效命之士。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苟能统众守土，虽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无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节镇何不可者。”宣宗意乃决，于是广封诸公，除总帅各本路兵马兼事宣抚外，并持准署置官吏，徽敛税赋，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仍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弹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应茅上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同时高悬赏格，召示中外，以奖励忠勇，寄冀规复中都于万一。
（续通鉴卷百六十一）金宣宗为规复中都，所设定之赏格如次：
一、主帅及官军与义勇将校，有能率众从取中都者，封王。
二、能从战中怯敌，或善诱降人，取附近诸州县者，予本处长官。
三、其余州县，递减二等。
对于在作战中，能以“以寡击众者，亦优列赏赐如左：
一、能以一千人，败敌三千人者，赐及绍麻（家族五服中最轻者，凡本宗之高祖父母，异姓中中表兄弟，妻父母，外孙等皆为缌麻亲）以上亲。
二、能以一千人，败敌二千人者，赐及大功（本宗堂兄弟，在室堂姊妹，已嫁姑，已嫁姊妹、众孙、众子妇、侄妇等皆为大功亲）以上亲。
三、能以一千人，败敌一千人以上者，赐其全家（即包括其本人及本人之妻，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子女、诸侄及侄女，孙子女等）。
金宣宗离中都迁于南京汴梁之初，黄河以北人士，愤于蒙古军残暴，率相团结，以求自保。
其间更有揭竿而起，挺而走险者，即或为义民，或为盗贼，但皆以抗拒蒙古为大旨。际此重赏号召之下，一时河北、山东忠贞之士，更争率众起义，若苗道润、王福……等人，乃其中佼佼者也。苗道润初为河北义军队长，以功授宣武将军，旋迁怀远大将军，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前后抚定凡五十余城。然终以草莽乍起，节制不一，其内部自相倾轧，法纪漫散，而义军规复中都之努力，亦成泡影。
二、蒙古方面
蒙古成吉思汗自宋嘉定十年，即成吉思汗十二年（公元1217）起，乃命木华黎总帅对金南征，而自己则锐意经略西域。同时将蒙古兵力几乎全数使用于西征方面，术华黎手下，仅剩下一些由蒙古将领统领之收降外族之军队，如孛徒古儿干所统之二千亦乞剌思人；本勒格哈儿札所统之一千兀鲁待人；阿勒赤那颜所统之三千宏吉剌人；带孙所统之二千札刺亦儿人；吾也而所统之契丹人；蒙古不花所统之女真人；木华黎自领之一万汪古特人，四千兀鲁特人等，皆非蒙古正式军队。不过成吉思汗将征金之全权付诸木华黎，许其便宜行事。故木华黎得利用各种力量，以保有既得之成果，而逐日扩张之，其伐金之军事经过，概略如次；木华黎奉命后先敉定山西，次勘定河北，于来嘉定十三年、即成吉思汗十五年、金宣宗典定四年（公元122○），略地至真定府，明年秋，金主遣乌古理仲端往成吉思汗西域行在乞和，成吉思汗以“割付潼关以西未下数城，降封金主为河南王作条件”。金主不能从，木华黎乃趋军至陕西，于宋嘉定十六年、成吉思汗十八年、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略地至凤翔，木华黎虽卒于军次，但金蒙间之军事街突，仍持续于秦陇河朔间（续通监卷百六十一）
翌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回至漠北土挽河上。金宣宗殂，金哀宗守绪立，改元正大。宋宁宗崩，宋臣史弥远拥立新帝是为宋理宗。翊年，成吉思汗为便于大举伐金，乃先举兵尽力攻打西夏。秋7月，西夏不支而亡。8月，成吉思汗亦死。遣命其第三于窝阔台继位，并命设法联合南宋，以夹击金朝。
蒙古旧制：家有男子，十五至七十岁者，无众寡皆为兵。窝阔台继立为大汗，乃先致力于统一军制，诏“兄弟诸王诸子并诸官人等所属去处，佥军事理，有妄分彼此者罪之。”同时广徵兵马，以备远征军事。
蒙古由于疆域日广，民丁益众，原有佥军法制，仅适用于蒙古，对同、汉人等必得加以修正。使之广用；其所谓新愈军法制大要：
一、兵员：每一牌子，佥军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之。仍立千户，百户，牌子头，分层节制。其隐匿不实及知情不报井隐匿逃役军人者，皆处死。同时徵集各处人匠充军（织匠及建宫殿人匠除外），制造衣甲、箭杖、弓矢，刀斧、辎重，置之仓府，以备急用，此外并仓新附州县兵丁从军，复从新册籍民户，以备佥军。
二、马匹：蒙古马政，初成吉思汗定制，其法为：千百户之子选为护卫，傔从十人或五人，所乘之马，于千百户内取之，牌子头则取于十户之内。窝阔台仍其旧制，同时更增括牛马。
令蒙古人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NC164牛一，羊百者输羚羊一，以充实军用。
<双方战略指导
一、金国战略指导
当蒙古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蒙古对金国只留木华黎统帅杂牌军队继续作战，实力单薄，控制广大地区，实是金朝反攻之良机，况在金国沦陷地区中，东京北京尚有张致之变，中都附近有苗道润等之变，惜金皆不能支援之。及金宣宗既明乎恢复中都之无望，复感于蒙古势力之难于扼阻，乃集军储备河防，确保河南，巩固秦陇，争取时日以恢复实力。于是对外敦睦邦交，屡遣信使周旋折街于宋夏蒙古之间，对内严兵利器，广徵各路义士士兵，番汉弓手人匠，并预徙街要州郡牲畜民粮于寸守之处，没修城砦，以固防守。惟宰相术虎高琪，阿谀曲从，附下罔上，喜吏恶儒，好兵厌静。阻迁移之议，效和宋之谋。且宣宗寡断，将相怯弱，终至兵连宋夏，怨结三方，内致困惫，自速灭亡，犹之肛羸病夫，元气所存无几，复为缪医投以乌彖附子，只祇其亡环!待至哀宗，无足为矣!按术虎高琪，初充护卫十人长，山职河问都总管判官，旋迁宿直将军，又除建州刺史，后因与宋人力战，奋勇有功，累官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贞祐（金宣宗年号以公元1213为元年）初迁元帅右盟军，施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海战辄败，而术虎高琪以畏死竟擅杀权相胡沙里执中，宣宗赦其罪，且以之为左副元帅，并召示中外，曲为之说，以息术虎高琪专杀之议。顷拜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既乏功勋，亦无公望，邀功委过，爵位日隆，权威日重，中外吴之。臣有谏者，宣宗辄曰：“既委之权，安得不重？”自是益妬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孰拂其意，辄杖杀之。灭乱纪纲，祸害忠良。自此金室军国利害，无复敢言者。初息州透漏宋人，术虎高琪请伐宋，以广疆上。宣宗曰：“朕但能守租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术虎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其阿谀若是。然旋遗将经略南边。寻复诏罢兵，而自是与宋绝矣。半载以后，右司谏许古谏曰：“宋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役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能，欲迟不得，宋有江南策蓄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远行止战，果通和好，则蒙古闻之，亦将敛跡，以为吾能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拄!”宣宗命古草诏，以示宰臣。龙虎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事遂寝。胥鼎再谏伐宋。术虎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其跋扈专权，有如是者。（金史术虎高琪传）
二、蒙古战略指导
当时中国，金扼中原，宋领江汉，夏据河西。三大势力，彼此烦轧，正好让蒙古坐收渔利。
初西夏结于辽而兴，每合辽以扼宋。辽亡金兴，西夏又依附女真，仍与赵宋敌对，顿收远交近攻之效。及至成古思汗称帝，西夏复转而藩服蒙古，仍欲师其故智，惟成吉思汗卧塌之旁不容酣睡。而实力固日益衰弱矣!居于江东之宋朝，与金世仇而不能雪耻，自南渡后，积弱不振，只能偏安江南，已无恢复中原之志，及金室末年，亦晚连衰飒，欲振无力，而金一般臣民却对宋轻视，惧北凌南，但对南部边将之自动侵扰宋边，金主却未尝不切责深戒。蓋金主深知蒙古新兴于朔北，日益隆盛，兵行万里，灭国四十，将及于己也。金亡必及于宋，故当时金夏宋三国，应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惟蒙古却在暗中使人破坏三国之团结。
金哀宗守绪，固会围联南宋，结西夏，企图合踪以拒蒙古。然有术虎高琪擅权于内，蒙古威胁分化于外，兼以三国间，迄未建立共同谅解，故最后终为蒙古强敌各个击破。
成吉思汗知宋与金为世仇，久欲联宋以反击金国，因有西征之举，未及实现其理想，待其西征归来，于势必得先行击灭西夏，然后才可以运用大军，继续攻金，而联宋攻金之国正在念念不忘之中。
蒙古对于攻城作战，已知非万不得巳时，应避免强攻。因有对西夏攻城经验，对金黄河以北之攻城作战经验，城池可以用不攻而自破之法以驳之，即席AB5城以外各地，长期孤立而困之，城中粮尽，自然出降。惟此法旷日持久，为蒙古人所不能耐也。但对于席卷城池以外之各地，即对于城池所实行之包围迂回，则正是蒙古人之所擅长。成吉思汗不欲对金实行逐一城池之攻略战，故而想出由金国之侧背整个迂回以攻金之背后，甚至于与金之敌国联合，以孤立金国，假道于宋以攻金后等想法。
蒙古与金人为世仇，成吉思汗早有灭金之志。此次西征，大获全胜，班师归来，分封四子，岂有再容完颜立国之理，故于还和林之秋（即宋理宗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二十年公元122五）即兴兵南下欲击灭西夏，盖伐西夏，乃攻金之前奏也。成吉思汗不幸于灭西夏途中病殁。
当年蒙古伐金之作战方略，可于其遗嘱中，窥其全貌。“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时唐州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州在今河南邓县），直NC162大梁（即汴梁，今开封，时为金临时国都），金急必徵兵潼关，然后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卷一太祖本记）
作战经过
一、西夏之亡
宋理宗宝庆元年，即成吉思汗廿年（公元122五）春，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返回其在土拉河滨的和林（今库伦西南）旧帐，计自十三年（公元1228）出征，凡历七年始还。当其班师时，他即将所征取的西域土地及其基地，分配于四个儿子，以蒙古发祥地封四子拖雷，蒙古西北方叶密立河梳域封三子窝阔台，小亚锡尔河流域封次子察合台，西方宽田吉斯（里海）封长子术赤。（此为初封，并非后之四大汗国。）就在当年秋，以西夏背约不听命，再发兵征之，于是蒙古与夏金之战，再度展开。
成吉思汗先会四伐西夏，攻至夏都兴废城下，夏主安全（夏襄宗）纳女请降以和。越两年（金大安三年，宋嘉定四年，公元1221），安全去世，族子遵顼继立，是为夏种宗。忽与金人启衅，大起干戈，结战十年，两败俱伤。就因与金有战争而不肯出兵随成吉思汗西征，于公元一二一八年曾遭到成吉思汗的第四次攻击，一因夏主逃离夏都，二因成吉思汗忙于西征不便多事停留，故战无结果而散。夏主惧于两面受敌，乃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即金正大元年（公元1224），夏与金两国罢兵言和。先一年夏主遵顼自称太上皇，传位于其子德旺，是为夏献宗。德旺即位后三年（公元122五），即成吉思汗大兵伐西夏之年（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蒙古人藉口，夏于投降之后之不守诺言，未纳质子，不肯派兵从征西域。翌年（公元1226）连陷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朔罗（今称黑水域）、阿罗诸城。献宗德旺惊悸而死，其弟南平王继位，是为夏末帝。成吉思汗曾在此次作战中坠马受伤，扶病继续指挥，是年（公元1226）参攻下灵州城（今宁夏省灵武县。蒙古史称为朵儿蔑该）。夏人起倾国之兵五十万来战，为成吉思汗大败于黄河之滨。
据说皮吉思汗在病中，自变将不起，1日召窝阔台、拖雷两子至前，屏人密语道：“一我寿已将终，赖天人之助，为汝等建一大国。自国之中心，达于诸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汝等如欲长保此国，必同心御敌。大位必有一人继承，我死之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违背我命。”来年即宋宝庆三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春，蒙古尽取西夏黄河南北之地。是年秋，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六盘山之萨里川，时为成吉思汗称汗之第廿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公元1227）8月。享年七十三岁。留有遗嘱二：一为未能灭金为憾事，因指示伐金机宜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NC162大梁。金急必徵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二一是令诸将守秘，必待俘杀西夏主后发丧。（上引见元史卷一，太租本纪）
此时西夏国土，已完全陷落，军民死伤殆尽，白骨蔽野，只剩下一个兴庆府，（夏首都即今宁夏省银川市），夏主终于力屈投降，于向蒙古叩首中而被蒙古杀死，西夏从此诚亡。计自元吴称帝，凡传十主，共一百九十年。西夏既亡。蒙古诸皇子大臣乃为成吉思汗发丧成礼，共奉灵柩，回到漠北三河源头故乡，葬于一棵大树之下，不起坟垅，而遍植树木，使人不知陵墓所在。
二、蒙古军底定秦晋
金蒙之和议未成
成吉思汗死后，暂由拖雷监国。明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蒙古选汗会议），察哈台、拔都（时术赤已死，子拔都继之（窝阔台及诸王公来会。因遵遣命共奉窝阔台为大汗，是谓元太宗。
窝阔台即位之后，即召集将士，共议伐金。时蒙古军仍在陕南继续作战，金人则集聚精兵二十万众，并力守河南，保潼关、对陕西关中仅以一部兵力备之。是以陕西方面之作战，数年来虽在持续进行，迄无激烈战斗，其双方主要行动概如左：
在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春，蒙古军下平阳，5月，金廷庙议乞和，蒙古军续陷临洮。时金陕西行省向朝中进献三策：上策请金主自将出战；中策请金主幸陕州，就近擘划战机；下策弃秦陇，保潼关，以利战御，金主均不从。6月金遣完颜合周为议和使，向蒙古乞和，7月蒙古军自凤翔徇京兆（今长安市），关中大震，金陕西行省，于是仓民军，劝率富民，入保城寨，且通令百姓知避兵之计。12月蒙古军下商州。翌年（公元1228）正月，金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往蒙古弔慰成吉思汗之丧，12月金主以麻斤出奉使不职，免死除名，改遣兀颜纳申充国信使，往蒙古致成吉恩汗之赗，窝阔台却之不受，元太宗元年（公元122九）冬10月，蒙古将赤佬温率师屯庆阳（甘肃今县），金复遣使奉羊酒币帛，乞和以缓师。明年（公元1230）夏，窝阔台遣唐庆等往金议和，复遗斡骨栾为小使，迳赴陕西行省议事，几经折街，和议垂成。当斡骨栾北还复命之际，金陕西左副元帅矛吾塔者，因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谓斡骨乐曰：“我已准备军马，战则请来!”语出不逊。斡骨栾归以实闻。窝阔台怒，决自将伐金，金复遗完颜纳申来聘，窝阔台拒之。
窝阔台进军秦晋
宋理宗绍定三年、即元太宗二年（公元1230）7月，窝阔台既决意自将伐金，乃率群臣诸王大将，祈祷于天，行9日敬礼。礼毕，命斡赤斤留守，皇弟拖雷擕其子蒙哥及诸将从行。其战略指导：先命万户长史天泽就近攻衙州（今河南省汲县），威胁金都汴京，以掩蔽大军前进之企图。8月史天泽下街州。窝阔台自率大军渡漠而南，越阴山，自山西东北角入晋，经大同，循黄河东侧南下。由拖雷率子蒙哥及诸王阿勒赤等各部兵马为前锋，远出窝阔台本队之先前进。冬10月，一面进军，一面遗速哥使于金，以松懈金廷之抵抗情绪。11月命原在陕西南部作战之蒙古军，袭击潼关，攻取蓝田关，以取策应大军之进攻晋南。12月，拖雷以所部在河津附近渡黄河而西，袭取韩城（陕西今县）、蒲城（陕西今县），傍渭河西向凤翔挺进，窝阔台所部之主力军，当时屯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县）以牵制河中府方面之金兵。
拖雷取陕西
截至元太宗二年（公元1230）冬季，金室对陕、陇、河中、河南各方面之防备，概作如左之调整：一、对秦陇方面之京兆、凤翔、庆阳、平凉诸州府，增益步卒，抽调忠孝马军入关，以加强京畿外围之突击力。二、改置陕西两路行省于阌乡，以备潼关。三、部署大要：
以平章政事完颜合达，权参知政事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阌乡。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统颁忠孝马军入关，屯于均（今河南省新郑县）许（今河南许昌），恒仙公武仙屯戍卫州（今河南汲县）尚书右丞白撒增筑归德（今河南商邱）城隍，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屯军邠州（今陕西邢县），总帅纥石烈矛吾塔屯戊京兆（即今陕西西安），凤翔知府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四州（今甘肃黄河南岸之线）元帅府事郭虾蟆屯戍甘肃南部。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二兀帅板子讷可屯戍河中府（山西永济），总帅那合买住屯守潼关。翌年（公元1231）春正月，蒙古拖雷以按察儿率军围凤翔。金完颜合达、移刺蒲阿二相宴然不动。金室宰相台谏，皆以枢院瞻望逗留为言，京兆士庶横议蠭起，以致诸相力奏。金哀宗曰：“合达、蒲阿必相度机会，可进而进耳!若督之使战，终出勉强，无益而反害也。”因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往，道宰相百官所言。并问以：“自今2月过半，敌有怠归之形，诸军何故不动？”合达言曰：“不见机会，见则动耳。”蒲阿曰：“彼军绝无粮饷，使欲战不得，欲留不能，将自敝矣。”而合达对蒲阿及诸帅，则言不可动，见土大夫，则言可动。白华观二相，见北兵势大，皆有惧心，遂私问樊泽、定住、陈和尚以为如何？三人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曰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岂可轻料？”白华遂以二相及诸将意奏闻。金哀宗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动矣。”即后遣白华传旨谕二相云：“凤翔围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当领军出开。宿华阴界，次日及华阴，次日及华州，略与渭北敌军交手，计元兵闻之，必当奔赴，以少纾凤翔之急，我亦得为掣肘计耳!”金二相回奏：“领旨。”白华东还，及中牟，已有两行省纳奏之人追及，白华取报枢密院副本读之。言：“顿旨提军出关二十里，至华阴界与渭北元兵交战，是晚收军入关。”白华为之仰天浩叹曰：“事至如此，无如之何矣!”不二三日，拖雷军遂攻克凤翔。（绩通监卷百六十五及金史百一十四白华传）
凤翔府既陷，金陕西两行省放弃京兆，命牙吾塔起迁京兆居民于河南，命元帅庆山奴以行省官衔防守京兆，合达、蒲阿东走洛阳。时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马二百，庆山奴惧不能守，屡上奏请还，朝廷不许。9月窝阔台进迫河中府。金元帅庆山奴弃京兆还朝，留保义军提控苟琪守之，金主召合达，蒲阿引兵趋河中府，金二相惧不敢进，值师次陕州，以为凿援。
蒙古军攻河中府时，金二相遣元帅王敢率兵万人救之。12月窝阔台军陷河中府，金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战死二兀帅板子讷可提败卒三千夺船走阌乡，金主怒其不能死节杖杀之。
三、蒙古假道伐金
蒙古军作战部署
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春，蒙古军既克凤翔，金平凉府、庆阳府及邪州等处皆向蒙古迎降。5月，拖雷及诸王大将齐集窝阔台前，议伐金之策。计议之始，窝阔合谓群臣曰：“人言耗国家者，寅由敌寇，今金未殄，实我敌也，诸君宁无计乎？”施雷进曰：“臣有愚计，非众可闻。”窝阔台屏左右，亟临问之，施雷曰：“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渔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1月，可抵唐、邓，金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采蠹践物矣。”窝阔台大喜。语诸大臣曰：“昔太祖临崩，尝留遗志，嘱尔后伐金，应假途于宋，由唐邓以捣大梁，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赛音顶好之意）也。遂议定假道于宋以优金侧背。（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拖雷传。
蒙古诸王诸将，计议既定，窝阔台乃决策三路伐金：
一、以一路为左军，附以山东、河北原驻汉军，由斡陈那颜领之，由济南进军，向汴京东方挺进。
二、主力军由窝阔台大汗亲将，先拔河中，强渡孟津，以进追汴京。
三、以三万骑为右军，由拖雷总之，假道于宋，迂回唐邓。
三路大军期以明年春（元太宗五年），会师于汴京。
拖雷军作战指导（下引见多桑蒙古吏二卷一章）
拖雷既受假道于宋之命，乃自凤翔进屯宝鸡，并先遣搠不罕往宋假道，且请宋室出兵协力伐金。8月，搠不平至宋境沔州青野原（在今陕西略阳县），为宋将张宣所杀。拖雷及闻宋杀使人，曰：“宋自食言，背弃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蹄矣!”遂总三万军马，渡渭水，入大散关，破凤州（凤县），趋华阳，出武休关（在凤县东南百里处），进入宋境，围兴元府（即今汉中南郑），屠洋州（今洋县），于是宋室军民散走，死伤数十万。
拖雷为求大军东进，背后需要安全，对于四川北部之敌对力量，势须先予扫荡。于是分军为二：西军别路入沔州（今陕西略阳），以取四川，军士撤屋为筏，渡嘉陵江而入川，取葭萌（在今四川昭化），破四川北部城寨百四十而还。11月，此军回至兴元，洋州间，与东军合，然后，拖雷乃率其全军东进，出饶风关，取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县），房（今湖北省房县）二州。破宋兵于武当山，而趋均州（今湖北省均县），一面准备渡汉水，一面遣夔曲涅帅千骑，以进军情形，驰报窝阔台。窝阔台方欲渡河，分兵南下以接应拖雷军，会夔曲涅来报，即日遣之返，约定期南北会师。
金屯军襄、邓
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11月，蒙古军进至饶风开。金主乃急召诸臣入议。枢密院建议：“今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以重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今河南州郡，坚壁清野，使敌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敢请吾主以逸待劳，不可迎战。”金哀宗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竭肝脑以养军，今敌至不能迎战，止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国为？天下其谓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与亡，有天命，惟不负吾民可也。”遂不从诸臣议，而召诸将屯军襄邓。
12月，河中府破，金将潼关二相合达、蒲阿率诸军南趋邓州。杨沃衍、陈和尚，武仙亦引兵来会。步骑凡十五万之众。以步军多，骑兵少，乃合电于今河南内乡之顺阳城。
完颜合达与移刺蒲阿侦知蒙古军于17日戊辰渡汉水，乃召诸将议，问诸将曰：“由光化截汉江与战为便？抑纵之渡而后战为便？”张惠按得木皆进曰：“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南人也，但知南事，于此事何知？”合达乃间按得木，按得木亦以截江击之为便。金军中以按得木为北人，必知北军情，颇重此言，然不能夺蒲阿之议。遂师屯顺阳。20日辛未，蒙古军渡毕，金光化探骑报云：“蒙古千骑已北渡。”两相是夜进军，比晚进至淅川县南三十里之禹山。
钧州三峯山歼灭战（续通鉴卷百六十五）
12月17日戊辰，拖雷挥所部于光化附近北渡汉江，至20日辛未，计四天，全军渡毕。
合达蒲阿列步兵于禹山之前，屯骑兵于禹山之后，分踞地势二相立军高山，日未出，拖雷军至金兵阵前，即以两小旗前导，来至山前，观察形势。既而麾其军，散如汇翎，转山麓，出金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至。蒲阿犹谓其将曰：“今日之势，尚不当战，且待之。”俄而蒙古骑兵突阵，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蒙古丘爹却，蒙古兵在西者，复向蒲阿亲军环绕甲骑之梭突击之，金兵力战，蒙军始却，营于三十里之外。蒲阿乃以旗聚众将议，张惠曰：“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秉其却退，常速摧之!”蒲阿曰：“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故按兵不进。
明日，蒙古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然。金两相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渡及路人不绝，独不见蒙古军，岂南渡而归乎？”已而逻骑还报，始知蒙古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已四日，昼作食，夜不下马。林外不闻音响。（金史卷百十二，移刺蒲阿传）
初禹山战罢，有蒙古二骑，迷入金营，金军问之。复有蒙古十人，敝友羸马，泣诉难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二相始知其为觇骑也。合达、蒲阿议入邓州，补充粮食，30日辛已傍午两相率军行至林后。蒙古军忽至。
合达蒲阿麾军迎战，交绥之际，蒙古军以百骑邀金军辎重而去，金军几不成列。是夜二鼓，合达，蒲阿引军入邓州城，惧军士迷路，鸣钟召之来集。二相隐其败，以大捷报闻。金廷百官表贺，诸相置酒以庆。当时左丞李蹊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续通监卷百六十五）
先是河南闻蒙古军出饶风，百姓入城聚，保险固，及闻蒙古军败退，民之入城堡者，皆敌还乡社。不数日蒙古游骑突至，民无所逃，多被俘获。拖雷既尽得金军虚实，并夺获金军辎重，乘夜追蹑金军，比至邓，金军已入城，围之。三日不下，相持至岁除。元太宗四年（公元1232年）正月初一日壬午，金人耀兵城外，拖雷不与战，集诸将议：以顿兵坚城下，非计，乃悉帅大军险邓州而北，命札刺儿率三干骑殿后。于是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陕州（今陕县）诸城皆破，金军积聚，焚毁无余。合达蒲阿惧蒙古军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途亦弃邓州，蹑蒙古之后。
金主既知金军败绩，乃遗完颜麻斤出等部民兵万人，决河水以卫京城，初2日癸未，金主置尚书省枢密院于宫中，以便召问议事，应付非常，同时驰召合达蒲阿率两省军赴汴，命总帅撤合将步骑三万巡视河津，迁近京诸邑家属五十万口入京。二相率骑军二万，步十三万分数路北上，同（正）月12日蒙古军次五朵山（今河南镇平县西北九十里），明日晓行、大雾、迷途，金军以万骑抄袭蒙古军后卫，札刺儿战失利，蒙古军多所拆伤，拖雷怒其失律，以额勒只吉歹代之。
拖雷进军沙河（今汝河）北，问其将蘇布特以方略，答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数挑以劳之，乃可战也。”遂命失吉忽都忽以五千骑诱敌，而亲率本军待于河北，金军至，夺桥以过，蒙古军不与战，即自西首敛避。金军纵击，蒙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蒙古军复渡河来袭，于是金军不得食宿，合昏天两，明且变雪，拖雷自以万骑尾金军之后。金军且战且行，至黄榆店，望钩州（今河南禹县）三十五里矣!雨雪交加，军不能进，乃与敌对垒相持。拖雷命终夜鼓噪以扰金军。（续通监卷百六十六）
16日丁酉雪盆甚，金兵僵立，刀槊冻不能举，且以奉旨急于援汴，乃绩北进，及军已行，蒙军毕集前后，用树木塞道。金将杨沃衍挥军拔树开道，武仙，高英为前锋，冲撞北进，蒙军却向三峯山（今禹县近郊）之东北及西南，武仙、高英军于山之西南、樊泽，杨沃衍军于山之东北。张惠、按得木军于三峯山之上，拖雷即欲击之，诸将请俟车驾至（即窝阳台大汗时已取郑州），破之未晚也，拖雷曰：“机不可失，脱彼入城，未易图也!况大敌当前，敢以遗君父乎？”乃麾军佯却以诱之。金将张惠、按得木立山上，望蒙军二三十万（此数不实），约厚二十里（窝阔台军自郑州来到），见敌军势却，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高临下而进，蒙古军回拒之。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见，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雪融泥泞，人马所践，泥淖没腥，时金军有三日不食者，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揿，冻馁疲惫，交集金军。（上引见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拖雷传）
先是窝阔台既定河中府，率军于同（正）月初5日丙戌由河清县白坡（在孟县西南五十里）
渡河，至13日丙午入据郑州。窝阔台先遣口温不花等帅师万骑往会拖雷军，至是拖雷合南北军围金军数重以困之，舍军土更番休息，炽薪蘸火、燔牛羊肉，灸而啖之。久之，料金军困惫已极。乃故放开往钩州之路，纵之，而伏军于前路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山崩。正在此际，天忽开霁，日光皎然，因而金军无一人得逃者。武仙以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沃衍，樊泽、张惠三军争路，蒙古军复进围之，高英残部亦弃战。杨沃衍，樊泽、高英三将先后战死，蛋惠亦步持大枪、奋战而殁，完颜合达以数百骑走入钧州城，移刺蒲阿走汴京。（下引见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初窝阔台在郑州，闻拖雷军与金军相持，毁遣军赴援，至则金军已溃，于是合军，堑钩州城外而会攻之。城破，合达匿窟室中，蒙军发而擒之。合达问速不台安在，请一见之，速不台出谓曰：“汝须臾之人耳，识我何为？”合达曰：“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见卿，吾死亦冥目矣。”言毕就死。
陈和尚趋避隐处，战势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主帅。”蒙古兵以数骑夹之，诣拖雷，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提控陈和尚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腥折之。划口吻至耳：醮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将有义之者，以马湩贫之曰：“奸男儿，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移刺蒲阿于奔向汴京途中，亦为蒙古军所追获，械之至窝阔台行在，欲降之，不从，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杀之。金之健将锐卒，自是俱尽。
正月17日戊戌，窝阔台来拖雷营，拖雷为言自凤翔进兵南下，所经种种险阻，士卒饥困，至以草及人肉为食，窝阔台奖其能，谓“非吾弟，不能竟此功。”拖雷谢曰：“此虽士卒之坚忍勇敢，有以致之，然亦托可汗之福也。”金钩州既下，潼关亦降，扶沟民变，许州军，叛乱四起，金军益不复振，而金室从此披靡矣。
四、汴京外围之战
先是金室内族庆山奴弃京兆还朝，代行省事于徐州（即今江苏铜山），当钩州三峯山会战之际，自徐州分兵一万五千人援京师，过归德（今河南商邱），行次阳驿店（今名阳驿铺），遇蒙古兵，战败，庆山奴被擒死之，睢州城遂陷。东部蒙古军徇临焕集（今安徽宿县西南九十里），西部蒙古兵次卢氏（河南今县），全面展开激战。
初，金主自闻拖雷兵入饶风关后，即召行省阌乡之徒单兀典援汴。兀典遂与总帅纳合合润及秦蓝总帅完颜重喜等率军十一万五千，尽撤秦蓝诸关之备，从虢（今河南卢氏县）入陕（河南今县），搜盘同、华、阌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船三百余艘，拟顺流而东。阻以蒙古兵近，粮皆不及载，船悉空下，复尽起州民，运灵宝、硖石（在陕县东南八十里即古崤陵关之地）仓栗，会蒙古游骑至，尽遭杀掠。（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金潼关守将李平于正月20日辛丑，即以潼关降，于是蒙古军出潼关，长驱入陕。兀典发阌乡军士，军士各以老幼自随，由西南纽入大山冰雪中，部将多叛去。蒙古军侦知，窝阔台乃自卢氏派数百骑追之，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随军妇女，弃掷老幼，哀号盈野，军至铁岭（即今河南卢氏县西南之铁镇关），蒙军追及，欲战而饥惫，于是重喜先降，被斩于马前，金军大液，兀典，合润均败死，于是秦陕方面次第为蒙古军所敉平。（同上书）
五、蒙古陷汴京
金哀宗汴京防卫及和谈
钧州会战直后，蒙古军绩下河南诸州郡，迄3月初，汴京周围，仅归德，洛阳两城未陷。窝阔台既取汴京四周诸城，遂还郑州，而命速不台围攻汴京。汴京城周百二十里，宫城门一十有四，金军不满四万，从集卫州（今河南汲县）义军四万并京内丁壮两万，合力御守，金主复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官，枢密副使赤盏合嘉宿大佛寺，以备缓急。
3月，窝阔台自郑州遣使赴汴谕降，使者至金廷，立呈国书，以授译史，译史以授宰相，宰相跪呈，哀宗起立受之，以付有司。国书除招降外，且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蒙古军之金人家属，蒲阿妻子，绣女、弓匠、鹰人等数十人，并令纳皇子为质。金室遗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园世荣为讲和使，尚书左丞李蹊送曹王讹可出质，同时命户部侍郎杨糙权参知政事，分军防守四城。速不台闻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仍立攻具，沿濠立木栅，驱汉俘及妇女老弱负薪填壤，顷刻平壕十余步。金平章政事白撒以议和不政与战，城中喧哄。哀宗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西南面军士五六十辈进曰：“敌军填壕过半，平章传令忽放一镞，恐坏和事，岂有此计耶？”金主曰：“朕以生础之故，称臣进奉，无不顺从，上有一子，养未长成，今往作质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鞑粗不退，汝等死战未晚。”是日曹王至蒙古营，蒙古留曹王而遗李蹊等还。是月22日癸卯，蒙古用礮并力进攻。蒙军所用之礮，破大磴或NC163碡为巨石块，填以发射。攒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余具，更迭上下，昼夜不息，数日，石几与裹城平。城上楼橹，皆故宫所拆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蒙古军中并有火礮者，随击随蒸，不可扑敦。惟汴京城，乃周世宗所筑，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礮所击，呈一凹形而已。蒙古兵又于冻外筑城，围百五十里，城有垜口楼橹，濠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置一锈，铺蹬百余人守之，蒙古又作“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宠。间可容人以攻城。城上金兵则用“震天雷”以铁罐盛药，用铁绳悬之，顺城而下，以火点之，爆声如雷，人与牛皮洞俱碎。
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点之，輙前烧十余步（犹今之喷火器）。蒙军惟妥此二物。蒙古军攻城十六昼夜，相传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哀宗为鼓舞士气，出承天门，抚各面将士，亲缚战伤者药于南薰门下，仍赐扈酒，出内府金帛器皿，以赏战士。（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4月，窝阔台北还，留速不台攻金，金复遣使奉金帛乞和，速不台许之，乃退兵屯河洛之间（速不合驻汝州）。汴京之围遂解。7月18日丁酉，蒙古遗唐庆至金，令金主自往议和，因出语不逊，金飞虎军卒申福、蔡元等，是夜潛至使馆杀唐庆等三十余人，金主诏货其罪，和让遂绝。
初钧州会战，武仙败走南阳，收溃军，得十万人，金主诏恒山公武仙人援汴京，以台喜将万人出城接应之，两军未遇，相继为蒙古院军击败，溃散。至是汴京粮按俱绝，军民饥困，京城人相食，军士亦多叛走，至多12月汴京情势危急，哀宗决心出走，乃调整汴京作战部署。
汴京陷落
金哀宗既决心出走，乃以完颜奴申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习揑阿不以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总诸军留守京师，以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兼裹城四面都总领，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兼镇抚军民都弹压，谏议大夫近侍行省即中乌古孙奴申兼知宫省事，以把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木甲咬住为外城南面元帅，崔立为外城西面元帅，孛术鲁买奴为外城北面元帅。12月初10日辛酉，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壁为安抚副使总招抚司规运京外粮斛，发府库及两府器皿、宫人衣服赐将士，哀宗遂出开阳门东去。
速不台闻哀宗已出走，复合兵团汴，初汴民日听捷报，且以奴申、习揑阿不二相持重，幸以无事，及闻军败卫州，哀宗走归德，民始大恐。时汴京内外不通，米一升价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诸皮器物，皆贫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撒以爨。及归德遣使迎两宫，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间有立王监国，以城归顺之议，而二相皆不知也，明年（公元1233）正月，左司都事元好问谓习揑阿不曰：“自车驾出京，今20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洶洶，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答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死何盆？”习捏阿不叹曰：“今日惟吾二人，何书不可？”好问曰：“闻中外人言，欲立王监国，以全两宫与皇族耳!”习捏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困京城官民，明口皆聚省中，谕以事势危急。当如之何？众议皆欲以城降。二相不决。但曰“死守而已”。是月23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等与其党为变，率甲士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剑指二相曰：“京城围困已极，二公坐视百姓饿死，恬不为虑何也!”二相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之，何遽如是？”崔立挥其党先杀习捏阿不，次杀奴申等。即谕百姓曰：“吾因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乌古孙奴申、裴满阿忽带、完颜诛颗等皆及于难。（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崔立既率民为变，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台纳款请降。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厚封其党从。即服御衣仪卫，亲往速不合青城（汴京城南薰门外）军次，速不合喜，饮之酒，立以父礼事之。立还，悉烧京城，楼橹火起，和议遂成，立服天子衮冕，大活城内宫中金银，对守摩人搜索薰灌，讯掠惨酷，贵族富人，不堪其苦毒悉出所藏以予之。3月崔立以金哀宗之太后、皇后、诸王、诸妃嫔，凡车三十七辆，宗室男女五百余人，及孔元措、梁陟，及三敎、医流，工匠、绣女等赴蒙古营，速不台杀诸王及宗室，而送后妃等于和林。
4月蒙古军入城。崔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
速不台既入汴，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乃请于大汗请屠城。耶律楚材闻之，驰见大汗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争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大汗不许，楚材再请乃许之。下令“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时避兵在汴者，尚有百四十万户，（震按太平寰宇记开封府户口为：主户九，二三二客户八八，三九九，且系含府属各县之总数。今只汴城竟达百余万户，显系因蒙军杀掠过甚，河南北之民户，奔来避难者），皆得保全，是耶律楚材之功也。（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六、蔡州破金亡
先是金哀宗既将京城交付诸将相留守，自服绛纱袍，乘马，导从如常仪，留守官及京城父老，从至城外，及至外城门附近，即麾百官退，并诏谕戍兵曰：“社秽宗庙在此，汝等壮士也，毋以不预于进发之数，便谓无功，若保守无虞，将来功赏，顾岂在战士下乎!”闻者皆洒泪!是日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一作仲德）率援兵至，书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间，无并宠，不可住。”于是东行之议遂定，即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丞，从驾东行。遂次陈留。
元太宗四年（公元1231）12月27日次杞县。30日诸将请幸河朔。翌年正月初1日丙午，金主渡河而北，风大作，后军不克济。明日速不台部，追及于南岸，元帅贺都喜战死，金兵溺者近千人。（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金哀宗既渡河，谋取卫州，白撒败绩东走，哀宗弃军，夜渡河，从六七人走归德（今河南商邱），诸军遂溃。哀宗既入归德，遣使往汴京迎太后及后妃。
2月初1日，蔡州元帅乌古论镐，以蔡州城池坚深，兵众粮广，请哀宗幸蔡州（今河南汝南）。随驾海州军帅官奴以忠孝军为乱，谋刼驾幸海州，杀右臣李蹊等以下三百余人，哀宗被禁。叹曰：“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未几，金主与近臣谋，阳召官奴议事也，伏兵杀之，遂决议迁蔡。（哀宗本纪）。
是年6月18日辛卯，金真宗率朝臣发自归德，经毫州向蔡州进发。从者仅二三百人，马五十匹而已。时久雨，众皆步行，至6月26日己亥，始入蔡州。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臣，总领省院事，于是忽斜虎选士括马，缮治甲兵，又遣使分谐诸州郡，选兵诣蔡，得精锐万余，兵势稍振，时蒙古兵去蔡较远，商贩渐集，金主安之，命选室女备后宫，及修建山亭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谏乃止。远谋西走，欲从拖雷进路，出饶风关，趋兴元。9月9日庚戍，蒙古兵突至，金主乃分军守四面及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守东面，内族承辚麟之。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殷前都检点兀林誉胡土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
忠孝军元帅王山儿守北面，纥石烈柏寿副之三兀帅女奚烈完出守东南，内族斜烈守子城。9月中旬蒙古大将塔察儿麾军分筑长垒，围困蔡州。至10月中旬，因蔡州城内缺食，金主给饥民船，听采菱芡水草以食。是时，宋遣孟珙。江海帅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至蔡州给蒙军以副夹攻金人之约。于是南北两军以攻具薄州城。金乃尽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复括妇人壮健者，假男子衣冠，运木石。哀宗亲出抚军。
12月宋蒙南北两军力攻6日，至初9日己卯，破外城。至第16日南北两军合攻西城，又破之，而坠其城。完颜忽斜虎仍摘三面精锐，日夕拒战宋蒙两军仍未能入。金哀宗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为此介介耳!”又曰：“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则往往为人囚系，或为俘献，或辱于庭阶，或闭之空谷，朕必不致于此，卿等观之，肤志决矣!”困战日久，粮食不及，杀马犒将士，并散御用器皿以劳军。已而金主徵服，率兵夜出东门，谋遁去，及栅，遭敌兵被迫而还。（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元太宗六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初7日丙午，宋蒙两军会饮，歌吹声相接。城中饥窘，绝粮已3月，鞍靴败鼓皆糜贡，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兵全股，取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金自被围以来，将帅战殁甚多，至是金主近恃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属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军凿西城为五门，整军以入，督军麈战，及暮乃退出城外，声言明日复来。是夕，金主集百官，传位于宗室东面元帅完颜承辚。（按承麟于战斗间升为东面元帅，世租之后，拜牲之弟也）承麟固让，拜泣不敢受。哀宗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良以肤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蹻捷，有将略万一得免，胤祚不绝，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玺，即皇帝位，百官称贺礼毕亟出捍战。而宋将孟珙之师已入南门，立宋帜矣!俄顷江海、塔察儿两军亦入。完颜忽斜虎精兵一千，巷战不能御。哀宗知事已急，命近诗曰：“死便火我。”遂自缢于幽兰轩。完颜忽斜虎闻之，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御战？吾不能死于乱军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卒五百余人皆从死焉。完颜承麟退保子城，闻哀宗崩，率群臣入哭。哭奠未毕，于城已陷，诸将禁近举火焚之，收其骨，将瘗之汝水上。骨为蒙古军及宋军所分，完颜承麟亦为乱兵所杀，金遂亡。（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战后之政局
金国自阿骨打称帝，至哀宗之死，凡历九主，共一百廿年。蔡州既下，蒙古与宋国暂时相约，平分金人河南之地，陈蔡以北属蒙古，陈蔡以南属宋朝，于是两国各自撤兵。宋将孟珙还师屯襄阳，史嵩之以所获金哀宗之遗骨及金被俘参政张天纲等献于临安，告捷太庙，大事庆祝。时临安知府为薛琼，向张天纲曰：“汝有何面目到此？”天纲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国二帝如何？”薛琼以其语告理宗，理宗召问天纲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纲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耳!何畏之有。”因求死不已。（续通监卷百六十七）
宋理宗一朝四十年。可分为两个段落，前十九年为汉奸史弥远当政时代，史弥远死后为理宗亲政时代。下蔡州时，（宋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乃理宗亲政之始，郑清之当国，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内在之革新与外在之胜利，好像带来国家复兴气象。于是淮东制置使赵范赵葵兄弟，以为蒙古兵北归，汴京、洛阳一带，地方空虚可乘机收取中原，光复故国，然后凭河为守。因上书作规复三京之计。有人以为蒙古兵强，未可造次，独郑清之力赞其说，宋理宗也欣然同意，即诏令赵范进驻黄州（今湖北黄冈），尅日兴兵。这时许多有识之士，都上书力谏，参议官范邱岳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可捐所得以与人邪？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唯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乔行简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有为之资，当大有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师出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宋理宗皆不听，并促赵范自黄州北进，赵葵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北进。又命知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全子材带所部淮西兵，与赵范、赵葵会师攻打汴京，于是三路大军，蜂拥北上。这时蒙古兵大部撤走，汴、洛一带，果然空虚，蒙古留守汴京之崔立与诸将不合，诸将李伯渊、李琦等闻宋师至，遂杀崔立而迎宋兵人城。时在宋端平元年6月（公元二一三四年），距蔡州失陷仅5月耳。（续通监卷百六十七）
同年7月，赵范，赵葵遣徐敏子、杨谊率领一支偏师，又乘虚攻下洛阳，不料竟中蒙古人空城之计，徐敏子等方入洛阳，附近之蒙古伏兵突然而至，结果杨谊、徐敏子等大败而退，洛阳城得而复失。在汴京之宋军，因为粮饷不继，饥饿无法支持，附近州县，又都是空城。驻在汴京北方之蒙古兵，又决黄河水以灌宋军，宋军死伤无数，赵范、赵葵等终于翌月（八日）间，亦放弃汴京，撤兵南归。所谓收复三京之计，损兵折将，完全失败，反落得毁约启衅，大遭蒙古责难。是年多，蒙古窝阔台汗遂遗王檝来责宋人败盟之过。宋廷不得已，遗邹伸之报聘向蒙古谢罪，但终不能获得蒙古人谅解，从此兵连祸结，南宋偏安之局亦不能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