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陶朱公）

范蠡简介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作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

生卒年：前536年~前448年

性格特点：足智多谋，善于理财，知进知退，善于自保。

历史功过：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海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去相职，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

名家评点：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先秦时期罕见的智士，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传记

顺应“天时” 忠且不愚

范蠡，先秦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谋略家、大商人。范蠡生卒年不可考。关于他的身世，《史记》语焉不详。在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和东晋虞预《会稽典录》这两本地方文献中，都有关于范蠡出身的记载。

根据《越绝书》和《会稽典录》的记载，范蠡字少伯，系楚国宛县三户人（宛，今河南南阳；三户，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北） ，范蠡自以为家世衰落，地位低贱，就披头散发，假装疯子，举动豪爽，不同凡俗。当时文种担仟宛令（令，一县之长），听说范蠡有驭世之才，曾经派小吏去察访，小吏回来报告说：“范蠡是本国狂人，生来就有疯病。”文种却笑着说：“我听说一个贤俊饱学的能人，肯定会被俗人讥笑为狂人。

因为他对世事有独到的见解，智慧超人，非寻常人所能及，所以才被毁谤，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于是就驾车去寻找范蠡。范蠡不知文种有否诚意，故一再回避。

后来，经文种再三拜访，范蠡看到文种不见到他绝不罢休，为这种求贤若渴的诚心所动，便对他的兄嫂说：“近日有客人来，请借我一套衣服、帽子，我准备见客。”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治国之术及霸王之道。谈论终日，志同道合，成了莫逆之交。

当时楚王无道，他们感到在楚国没有发展前途，认为东南有条件建立霸王之业，范蠡就请文种弃官与他一起往东南行。他们先到吴国，因有伍子胥在，发挥不了作。

用。范蠡认为“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要施展霸王之道，“何邦不可乎”？于是两人就离吴至越。在越国受到勾践的礼遇，被封为大夫，勾践常常整天与他们谈论国事。

勾践三年（前494） ，越王勾践听说吴国在国君夫差带领下，昼夜操练军队，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大举进犯越国，焦急不安。勾践觉得与其坐等吴人来打，莫如先发制人，趁吴国准备得不够充分，胜负之数也许未定。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北上破吴之计。

大夫范蠡深知勾践心情急躁，对吴军的实力缺乏清醒的认识，越国同吴国开战，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不具备取胜的希望，于是劝勾践切勿冒险犯难。《国语》

中描述范蠡的规诫是用极富哲理的语言表述的：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

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然而，此时的勾践已被自己幻化的胜利前景陶醉得忘乎所以，对范蠡的逆耳之言怎么也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实施征吴计划。范蠡眼看勾践即将给越国招来一场灾难，于是毫不犹豫地再次进谏：

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然而勾践还是不听。越王日：“吾已决之矣。”于是调动全国精兵三万人，北上攻吴，与吴兵战于夫椒（太湖中山名）。结果，勾践大败，仅剩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中部，主峰在嵊县西北），又被吴军团团围住。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败鳞残甲，亡国之忧，萦绕于怀。他凄然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收拾危局？”范蠡是一位有 远见的政治家，在这国破军残的紧急关头临危不乱，从容机敏，表现出清醒的政治家的气魄和胆识。他说：“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当前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就要用“人道”来稳定国势、转危为安。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一点呢？ 他说：“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范蠡认为在吴大军人境，越仅剩五千残兵退栖于会稽之上、国破军残的情况下，要保存越国，唯一的办法是与昊讲和。用谦卑的言辞对吴王赔不是，对他十分尊敬有礼；把古玩珍宝和能歌善舞的美女贡献给吴王，用极尊贵的君名来称呼昊王；如果吴王还不肯罢休，那越王就以身往事吴王一句话，千方百计，议和存越。

勾践听从了范蠡的计谋，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军大营请求议和，前提条件是“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就在吴王想要答应的时候，受到吴王夫差的骨鲠大臣伍子胥的极力阻挠，结果是徒劳一场。勾践闻报，痛不欲生，心想杀妻毁室，然后与吴王决一死战。范蠡、文种劝阻了他。二位大臣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通过冷静分析，认为吴王夫差好美色，权臣太宰齬贪财，这是可钻之隙。于是， 越国先用美女、宝器买通太宰齬，使之转献吴王夫差，然后再派文种前去乞和。

文种见到吴王，说道：“大王如能赦免勾践，越国情愿尽献珍宝，举国上下降为臣民。倘若不许，勾践将尽杀妻子，毁尽宝器。然后率领五千名士兵和大王决一死战。真的厮杀起来难免使大王蒙受损失。杀掉一个勾践，怎能比得上获得整个越国呢？望大王三思。”文种的话分析了利害，软中带硬。谗臣太宰話在一旁帮腔说：

“越国已经降服为臣民，若能赦免越王，的确对吴国有大利。”吴王夫差心有所动，便要许和。这时，大臣伍子胥谏阻说：“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可是吴王根本听不进去，最终赦免了越王，撤军回国。

伴君人吴 患难与共

越王勾践自从会稽解围后，返回越都，原想让范蠡主持国政，自己亲自去吴国屈事夫差。范蠡说：对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臣；至于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臣又不如文种。臣愿随大王同赴异国。

范蠡表示：辅危主，存亡国。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之事也。

但当时勾践对前往吴国为质的前途是十分悲观的，认为此行必死于吴国：“今寡人冀得免于军旅之忧，而复反系获敌人之手，身为佣隶，妻为仆妾，往而不返，客死敌国。若魂魄有（知） ，愧于前君；其无知，体骨弃捐。”但范蠡认为在此存亡之际必须坚定信念，方能转危为安：

闻古人日：“居不幽，志不广；形不愁，思不远。”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君王之危，天道之数，何必自伤哉？夫吉者凶之门，福者祸之根。今大王虽在危困之际，孰知其非畅达之兆哉？

范蠡认为在政治斗争中，荣辱、祸福、吉凶、安危都是可以转化的。当事者应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虽处穷厄之地，不移复国之志。勾践依议，委托文种暂理国政，然后收拾库藏宝物，装成车辆，送往吴都；同时在国内选出三百三十名美女，三百人送给夫差，另三十人暗送太宰额。勾践携带妻子和大臣范蠡等前往吴国。

大约在勾践四年（前493） ，越王君臣数人到达吴都见到夫差，当即进献美女宝物，并低声下气地极力奉承献媚；再经太宰齬一旁帮腔，勉强取得夫差的谅解。夫差派人在阖闾墓侧筑一石室，把勾践夫妇。君臣驱入室中，脱去所穿衣冠换上罪衣罪裙，使其蓬头垢面地从事养马等贱役。每当夫差乘车出游，勾践都要手执马鞭徒步跟在马车左右。路过通行闹市时，吴人指着说：“那个就是打了败仗的越王，快来看呀！”讥讽嘲弄之声不绝于耳。勾践低头急走，把羞辱和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勾践居于石室，出人于马厩，范蠡侍奉于左右，寸步不离，并随时开导、出谋划策一天，夫差召见勾践，范蠡侍于身后。夫差觉得范蠡是个人才，就对范蠡说：

“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坏崩，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

但范蠡矢志不移，婉言回绝了吴王：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于是吴王夫差并不相强，仍使勾践、范蠡回到石室，并派人暗暗探察君臣、夫妇所作所为。但见他们竭力养马、洒扫，昼无怨恨之语，夜无嗟叹之声。夫差满以为他们诚心降服，无心还乡复国，便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也正是范蠡处危不惊、矢志不移，含垢忍辱。患难与共的精神感召了越王勾践，使勾践得以忍受了一个君主几乎无法忍受的屈辱和痛苦。“越王服犊鼻，着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夫斫到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

有一天，吴王夫差登姑苏台游嬉，远见勾践夫妇端坐在马粪堆边歇息，范蠡恭敬地守候在一旁。夫差说：“勾践不过小国之君，范蠡无非一介之士， 身处危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也觉可敬可怜。”太宰齬在一旁讲情说：“愿大王以圣人之心，哀穷孤之士。”从此，夫差便有释放勾践回国之心。

一次，夫差染病。范蠡知道是寻常疾病，不久即愈，便与勾践商定一个计策，让他去尝粪卜疾，取悦于夫差。勾践求见吴王，探视他的病情。勾践伸手蘸起夫差的一滴大便，放在口里咂了咂，大声祝贺说：“大王之疾，近期即可痊愈。”夫差询问缘故，勾践依照范蠡所嘱，说：“臣曾跟人学过医术，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粪便，可知生死寿夭，大王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由此知道大王之病不必忧。‘夫差听其言、见其行，心里十分高兴，立即决定：勾践夫妇搬出石室，可住附近民房，仍然养马。不久，夫差病愈。正如范蠡预料的那样，吴王决定释放勾践回国。

并命人在文台置办酒席，隆重地欢送勾践还越。伍子胥大怒，对夫差说：”勾践尝大王粪便，是吃大王之心。“夫差不听，吴王日：”越王迷惑，弃守边之事，亲将其臣民，来归寡人，是其义也。躬亲为虏，妻亲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亲尝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虚其府库，尽其宝币，不念旧故，是其忠信也。“遂赦越王归国。范蠡含垢忍辱、以求伸的谋略，对于像越国那样的兵败国弱、根本无力组织还击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正如韩非所说：”勾践人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干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故日：守柔日强。“孟子认为勾践的入吴侍奉吴王是”以小事大“，赞许其策略为”智“。荀子认为由于策略得当，导致最后勾践取胜而能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闯相比，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振兴越国 蓄势待发

约勾践七年（前490） ，勾践在吴拘役三年后回到越国。当时越国国土非常狭小，据《吴越春秋》卷八记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炭渎在今绍兴县东六十里，周宗地不详，可能在今萧山境，南含会稽山地，北界当在钱塘江，真可谓小国寡民。而且由于战争破坏，又是满目疮痍。越国的恢复和发展，首先必须制定正确的国策。勾践由于与范蠡有患难与共的经历，所以他更倚重于范蠡。勾践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就是说，我的国家，就是你范蠡的国家，希望你好好谋划它。勾践真诚地愿将整个越国托付给范蠡，要他全盘秉持国政，率意而行。但是，范蠡认为在行政理民方面文种比他更内行，建议由文种主内，由他专注对外事务，即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战守与和平。他颇有点自负地说：

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

范蠡提出了一整套振兴越国的有效措施：

首先，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努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范蠡说：

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

他认为，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就应效法”地道“。只有大地能包容万物成为一体，使各种事情都不失其时。生育万物，长养禽兽，然后受其功名而兼有其利。万物不论美恶，大地都一视同仁， 使他们成长，人类则依赖它们养生。他认为恢复发展经济，确保人们能得以生存，这是振兴国家的先决条件。

其次，稳定社会，抚民保教，等待时机。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 ，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他认为，要振兴越国，必须保持国家的稳定一切都要等待时机，不可以硬来，更不要轻举妄动。应当顺乎自然地处于当世，正确估计、推测天下的时势。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扭转过来，并根据当时对自己最适宜的情况，把扭转的局势予以巩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使男女都努力从事耕织，除去危害人民的东西，避开天灾带来的灾祸，使田野开辟，府库充实，民众生活日趋殷实；要努力稳定社会，不要使民众旷时废世，否则民众会因贫困而产生怨心，就会成为导致叛乱的阶梯。他认为天时是会循环往复的，人事是会有隙可乘的，一定要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获得天下的成利；如果人事还不是有隙可乘，天时还没有回复，那就抚恤人民，保护人民，教育人民，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再次，”左道右术，去末取实“，富国强兵。越王勾践曾向范蠡询问”古之贤主圣王之治“的谋略，范蠡告之以”圣主之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勾践又问：”何谓道？何谓术？何谓末？何谓实？“范蠡说：”道者，天地发生不知老，曲成万物不名巧，故谓之道。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天地立，然后有寒暑、燥湿、日月、星辰、四时，而万物备。“”术者，天意也。盛夏之时，万物遂长。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末者，名也。故名过实，则百姓不附亲，贤士不为用。“”实者，谷也，得人心，任贤土也。“范蠡认为圣贤之王治理国家只能顺天意，根据自然法则办事，而且要名实相符，那样，人心安定，贤明之士也会来归附，国家就兴旺发达了。

范蠡说：”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问他：”何谓保人之身？“他说：”人得谷即不死，谷能生人，能杀人，故谓人身。“”天地之间，人最为贵。物之生，谷为贵。“”且夫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范蠡认为，在敌强我弱、天下纷争、战事频繁的情况下，要转弱为强、以报吴仇，必须发展农业，增殖人口，富国强兵，即所谓”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 ，二者俱备，然后可以图霸天下。这是范蠡为越国制定的基本国策。

在范蠡的政治谋略中，体现了朴素辩证法和自发唯物主义的思想。范蠡认为政治斗争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人们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范蠡说：”上帝不考，时反时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他认为上帝是靠不住的，唯一可靠的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关键是要掌握时机。如果违背了客观条件的许可，上帝是不会帮助你的；客观条件不具备，你硬是要求成功，必然会倒霉。但是如果有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你不当机立断去争取成功，那也是会遭殃的。上天对于国家是：有的它起初很强大，后被别国征服消灭（有夺）；有的给予好的命运，使它日益富强（有予）；有的上天抛弃它，使它灭亡（有不予）。所以，范蠡说：”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所谓”时“，就是指某一时候的客观条件，也即有利时机。”圣人“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叫做”守时“。也就是说，凡事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范蠡又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双方力量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范蠡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阳到了极限，就会转为阴；阴到了极限，也会转为阳。太阳走到西天的尽头，第二天又从东方的天际升起；月亮到盈满的时候，就开始一天天地亏缺。由于阴阳二气的互相对立和互相转化，天地、日月以至万事万物都是互相对立、互相转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范蠡据此观察当时吴越两国的斗争，认为”赢缩转化，天节固然“，就是说，事物时多时少，国家时强时弱，这种盈虚消长、互相转化是客观存在的，好比四季的变换交替一样。认为”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就是说，客观形势将会走向它的反面，事情将会发生变化，人们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也正是基于对这一辩证观点的认识，范蠡在吴强越弱的形势下，致力于促使强弱转化的实现。范蠡认为在政治斗争中要根据客观形势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范蠡说：”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他认为客观形势的造成及其发展有赖于人，”天地“只为人们提供一个客观条件， 而人们主观努力与否、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成功与否、成功的大小。所以”圣人“应该既能善于利用天地提供的客观条件，又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事业的成功。形势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及据此所采取的措施，却是主观的东西。如果分析正确、举措得当，就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反之，必败无疑。范蠡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人始。“在客观形势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应该只取守势，不要进攻。”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在客观形势于我们有利的时候，就要利用这种形势，抓住时机，立即行动。”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因为客观形势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没有及时利用时机去夺取胜利，就会反而遭受损害。而对抓住时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范蠡更有形象的比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撅而趋之，唯恐弗及。“机遇，对人们来说可能稍纵即逝。所以，善于抓住时机的人，就像救火、追捕逃犯，应当快步奔跑，唯恐不及。

阴谋卑词 出兵灭吴

勾践回国后，苦身劳心，发愤图强，不用床褥，积薪而卧。又悬苦胆在坐卧之处，饮食起居，必先取而尝之。夜里常常暗自流泪，恨恨地喃喃自语：”你忘了会稽之耻吗？“同时，他尊贤礼士，敬老恤贫，以求得百姓拥护。他还奖励生育，积聚财物，演练士卒，修甲厉兵，始终不敢怠懈。对吴国表面仍极尽奴颜婢膝之事。范蠡亲到民间选了美女西施、郑旦，遣香车送给吴王。同时引诱吴王大兴土木，建造楼台馆所，沉酒于酒色犬马之中。另一方面，暗中亲楚，结齐，附晋，最大限度地孤立吴国。

公元前486年，勾践归越四年了。这时越国国库充实，土地垦辟，人民乐为所用。于是勾践便要报复吴国，一雪会稽之耻。范蠡告诉他天时未到，不可轻举妄动，谏阻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不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区无蚤图。“下一年，勾践见吴王奢淫无度，”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认为伐吴的时机已到，再次征求范蠡的意见，范蠡仍以”天时未至“作答。

过了一年，吴王夫差准备发兵攻打齐国。越王正希望吴国劳师费饷，便推波助澜，亲率官员前去朝贺，赠送大批礼物。吴国君臣享此荣耀，颐指气使，人人自喜。

唯独老臣伍子胥闷闷不乐，劝谏日：”未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也。愿王释齐先越。“极力奉劝吴王应放弃攻齐，早日击越。可是吴王不听，发兵伐齐，败齐于艾陵，俘虏了齐国的高氏。国氏两大老牌贵族回吴。吴王责备子胥，子胥说：”您不要太高兴！“吴王很生气，子胥想自杀，吴王听到制止了他。越国大夫种说：”我观察吴王当政太骄横了，请您允许我试探一下，向他借粮，来揣度一下吴王对越国的态度。“种向吴王请求借粮。吴王想借予，子胥建议不借，吴王还是借给越了，越王暗中十分喜悦。子胥说：

”君王不听我的劝谏，再过三年吴国将成为一片废墟！“太宰齬听到这话后，就多次与子胥争论对付越国的计策，借机诽谤子胥说：”伍员表面忠厚，实际很残忍，他连自己的父兄都不顾惜，怎么能顾惜君王呢？君王上次想攻打齐国，伍员强烈地进谏，后来您作战有功，他反而因此怨恨您。您不防备他，他一定作乱。“齬还和逢共同谋划，在吴王面前再三再四地诽谤子胥。吴王开始也不听信谗言，于是就派子胥出使齐国，听说子胥把儿子委托给鲍氏，大怒，说：”伍员果真欺骗我！“子胥出使齐回国后，吴王就派人赐给子胥一把”属镂“剑让他自杀。子胥大笑道：”我辅佐你的父亲称霸，又拥立你为王，你当初想与我平分吴国，我没接受，事隔不久，今天你反而因谗言杀害我。唉，唉，你一个人绝对不能独自立国！“子胥告诉使者说：”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人也！“

伍子胥死后，吴王宠信太宰齬，朝政更加腐败昏暗。这时，勾践认为伐吴的时机成熟，向范蠡征询意见，问道：”吴王已杀伍子胥，阿谀之徒日众，可否伐吴？“范蠡再次以”天地未形“对之，不同意立即发动征吴战争。越王勾践十四年（前483），吴国蟹食稻，农业歉收，百姓饥贫，勾践认为天时人事均对越国有利，于是再次征询伐吴的意见，范蠡仍不同意，理由是”天应至矣，人事未尽“。这次，勾践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怀疑范蠡故意拖延伐吴的时日，气愤地质问说：”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平心静气地劝慰勾践，此时伐吴时机之所以尚未成熟原因是天时、地利、人事三者还未相参。

因而不仅仍须耐心等待，而且自己还应制造荒淫奢侈的假象，以麻痹吴国君臣，使之放松警惕，诱导他们向最荒唐的方向发展，以便造成伐吴的最佳条件：

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彼将同其力，致其死，犹尚殆。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殇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

据文献记载，这年正值越国获得丰收，勾践采用了文种的一条毒计，奉还吴国一。万石蒸熟了的粮种。吴国见子粒肥大，认为是良种，留做种子，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一方面，越国经过近二十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君臣同心，民气昂扬；另一方面，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且国内君臣、军民之间矛盾重重，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于是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越国”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发动突然的奇袭，吴国仓促应战，太子被杀。夫差在黄池闻此疆耗后，不敢张扬，暗派使臣，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范蠡对勾践说：

”现在还难以使吴国灭亡，大王且准和，待机再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勾践赦吴，班师回国。

四年后，越王勾践再次北进伐吴。吴军慌忙应战，惨败于笠泽（今太湖附近）。

越军继续挥师，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范蠡审时度势，主张对吴军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他对勾践说：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

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逢年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须天道，周旋无穷。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

上面一席话，突出表现了范蠡深厚的军事素养和高超的智谋韬略。他深谙吴国的国势军力，知道它已是强弩之末，经不起持久对峙的消耗。只要不理会其挑战，对吴军采取围而不战的策略，必然不断增强其心理压力，就会导致最后的崩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意见，依据双方形势，以我为主，打打停停，围而不歼，竟达三年之久。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首都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即被越军攻克。吴王夫差带领他的嫔妃、大臣，携带大量珍宝，在一支敢死队的保护下，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十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越王勾践一度犹豫不决。但此时的范蠡却丝毫不为所动，力劝勾践拒绝吴国的求和之请：

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日：”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

一席话虽然使勾践坚定了灭吴的初衷，但是，以后由于吴国求和的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 ，就使勾践又陷入犹豫之中。范蠡为了使勾践不再动摇，只得再一次进谏，以激烈的言辞刺激他：

孰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昊邪？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

勾践认为范蠡的道理讲得特别充分，就把对付吴王及其残余势力的事宜交给他全权处理。范蠡于是”左提鼓，右援桴“，以胜利者的雄姿出现在吴国使者面前，义正词严地宣告：

昔日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昊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

于是”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灭掉吴国后，勾践玩弄假仁假义的权术，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岛）一隅之地，使其君临百家，为衣食之费。夫差蒙受此辱，悔恨交加。他深悔当初不听伍子胥之言，才有今日之耻。夫差无脸在黄泉下再见忠良，于是以麻布蒙面，拔剑自杀。随后，勾践诛杀佞臣太宰豁，吴国也蒙受一番洗劫。

勾践平定了吴国后，在范蠡的谋划下，”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周元王派人赏赐祭祀肉给勾践，称他为”伯“。勾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河南下，把淮河流域送给楚国，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给了鲁国。当时，越军在长江、淮河以东畅行无阻，诸侯们都来庆贺，越王号称霸王。

功成身退 商界鼻祖

范蠡也因谋划有功，官封上将军，位极人臣，其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依人之常情，此后的范蠡就应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应得的荣华富贵了。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范蠡却采取了一个似乎有悖于常理的惊世骇俗的行动，功成身退，对于到手的官位、权力、财富和荣誉弃之如敝屣。”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上书勾践，决定辞官去职：”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话虽说得委婉含蓄，但去意明确。勾践览奏，出乎意料，震惊之余，威胁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勾践的态度早在范蠡的意料之中，但他决心已定，对勾践的威胁以掷地有声的六个字做了回答：“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当勾践知悉其出走的消息时，范蠡已经乘风破浪，航行在万顷波涛之上。勾践知道范蠡已经与自己绝决，但自己对他的功劳应有所表示，于是下令以环会稽三百里作为范蠡的奉邑。此举自然只有象征意义，是做给其他臣子看的……

范蠡跳出是非之地，没有忘记风雨同舟、共同患难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

“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今不去，祸必不免！

文种接书后，半信半疑。他一方面认为自已功劳显赫，在臣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勾践不见得忍心杀他；另一方而也不愿抛弃刚刚享受到的荣华富贵，因而没有当机立断，尽快离开越国，只是对勾践采取消极态度，“称病不朝”。这时有人向勾践进谗言，诬陷说文种图谋作乱，于是勾践赐剑一把，并告诉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令其引颈自杀。据《越绝书●内经九术》的记载，文种为勾践供献的是“灭吴九术”而非七术，其内容是：

一日尊天地，事鬼神；二日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日責粟槁，以空其邦；四日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日坚厉甲兵，以承其弊。

勾践在灭吴的全过程中，的确是充分运用了文种的“九术”，配以范蠡的军事和外交谋略，才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个九术，显示了文种过人的才智和老谋深算。然而，文种却同当时一般追逐富贵利禄的文武之士一样，陷入了“当局者迷”的误区。他只知道自已凭才干与功劳可以从君主那里市得富贵利禄，并把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君主既有权给予臣子富贵利禄，同时也有权随时收回富贵利禄，还可以牺牲那些功高震主的臣子的生命以维护自已君位的安全，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一再上演兔死狗烹的悲剧。后来，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有《越中览古》诗云：“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范蠡在政治上，在为人处世上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振兴越国的功绩，受到后人一致的肯定。他的思想，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对范蠡的思想做了很好的论述，肯定了“范蠡的天道思想在认识自然之天的本来面貌上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指出范蠡的思想值得重视，他也讲“天道”，但他是从自然规律来理解的，“在他看来，所谓‘圣人’善于把握人与天（自然）交互作用的规律，并且能正确地利用事物发展转化的时机”。他把这一原理应用到军事思想中，特别强调“时”的概念，即在战争中及时掌握时机的重要性。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体现了朴素辩证法和自发唯物主义的思想”。又认为范蠡成为当时有名的大商人，“这是他利用他所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经营商业取得的成果”。

范蠡乘船漂洋过海到了齐国，更名改姓，自称“鸱夷子皮” ，即盛酒的皮袋子，在海边住下来，自食其力，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没多久，致产数十万，可以想见他经营有方。齐国贵族知悉范蠡的真实身份以后，钦佩他的才能，聘请他做了齐国相。根据各种情势推断，他在齐国为相的时间不长，也没有留下显著的政绩，就又辞官了。他辞官的理由很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为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交出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然后悄然远行，来到陶（今山东定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他自号陶朱公，父子家人宾客，各司其职，利用陶为天下之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进行大规模的商贸活动。“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闻名天下的富商大贾，活了七十多岁，得以终其天年。在今日山东的定陶枣庄、滕州和肥城，都有陶朱公的坟墓。由于范蠡后半生主要从事商贸活动，不少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因而一些地方附会其古迹并不奇怪。根据唐人《括地志》记载，范蠡真实的坟墓位于今日山东肥城的陶山，墓址选在松柏覆盖的向阳的山坡上，当年，它背靠半环形的险峻的山岭，面对波涛浩渺的湖水，林壑幽深，人迹罕至，比较符合范蠡不慕荣华，漠然处世的品格。

范蠡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商人之鼻祖，一是因为他经商致富，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是一个成功的富商大贾；二是因为他总结出一套经济理论，是不亚于管仲的大经济学家。范蠡的经济思想比较丰富。他当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包括经商在内的人的活动，必须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能成功。他对急于伐吴、盲动冒险的勾践说，“人事必将与天人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如果“逆于天而不和于人”，任意妄为，则必然失败。

《史记●货殖列传》所引的“计然之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范蠡的经济理论：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责。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强调农末俱利是其经济理论的一大特点。 他要求既不谷贱伤农，也不要谷贵伤工商，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需要调动农与工商双方的积极性。他认为谷价在三十至八十之间波动是正常的，超出这一范围，国家就应以平籴的政策进行干预。农末俱利的观点是范蠡首次提出来的，其平籴政策为战国时李悝和后世不少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一项利国利民影响深远的政策。只是后世的传统经济思想过于强调“重本抑末” ，丢掉了范蠡“农末俱利”的理论精华。

范蠡商品经济的理论丰富而深邃。如他认为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不仅是对商品运行规律的认识，而且包含着对价值规律的朦胧猜测。正常的商品价格只能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太贵与太贱都背离价值。范蠡还认为，商业活动尽管充满风险，有其捉摸不定的一面，但毕竟有规律可循，因为商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他主张在准确预测商情的基础上，运用“积蓄”原理，在商品流通中通过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获取最大利润。为此，要贮物以“待乏”，“旱则资舟，。

水则资车”，但又不能囤积居奇，物价看涨时不能惜售，必须加快货物与资金的周转，并以高质量的货物去赢得市场，“务完物，无息币”。物价涨到一定水平即有利可图时要毫不犹豫地抛出；相反，物价跌至一定程度时则大力收购。这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则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这些对商品运行规律的认识十分难能可贵，可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范蠡的商品经济意识未能发扬光大。

朱公住在陶地，生了小儿子。小儿子成人时，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被楚国拘捕。朱公说：“杀人者抵命，这是常理。可是我听说家有千金的儿子不会被杀在闹市中。”于是告诫小儿子探望二儿子。便打点好一千镒黄金，装在褐色器具中，用一辆牛车载运。将要派小儿子出发办事时，朱公的长子坚决请求去，朱公不同意。长子说：“家里的长子叫家督，现在弟弟犯了罪，父亲不派长子去，却派小弟去，这说明我是不肖之子。”长子说完想自杀。他的母亲又替他说：“现在派小儿子去，未必能救二儿子命，却先丧失了大儿子，怎么办？”朱公不得已就派了长子，写了一封信要大儿子送给旧日的好友庄生，并对长子说：“到楚国后，要把千金送到庄生家，一切听从他去办理，千万不要与他发生争执。”长子走时，也私自携带了几百镒黄金。

长子到达楚国，看见庄生家靠近楚都外城，披开野草才能到达庄生家门，庄生居住条件十分贫穷。可是长子还是打开信，向庄生进献了千金，完全照父亲所嘱做的。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去了，千万不要留在此地！等弟弟释放后，不要问原因。”长子已经离去，不再探望庄生，但私自留在了楚国，把自己携带的黄金送给了楚国主事的达官贵人。

庄生虽然住在穷乡陋巷，可是由于廉洁正直在楚国很闻名，从楚王以下无不尊奉他为老师。朱公献上黄金，他并非有心收下，只是想事成之后再归还给朱公以示讲信用。所以黄金送来后，他对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钱财，以后再如数归还他，但哪一天归还却不得而知，这就如同自己哪一天生病也不能事先告知别人一样，千万不要动用。”但朱公长子不知庄生的意思，以为财产送给庄生不会起什么作用。

庄生乘便人宫会见楚王，说：“某星宿移到某处，这将对楚国有危害。‘楚王平时十分信任庄生，就问：”现在怎么办？“庄生说：”只有实行仁义道德才可以免除灾害。“楚王说：”您不用多说了，我将照办。“楚王就派使者查封贮藏三钱的仓库。楚国达官贵人吃惊地告诉朱公长子说：”楚王將要实行大赦。“长子问：”怎么见得呢？“贵人说：”每当楚王大赦时，常常先查封贮藏三钱的仓库。昨晚楚王已派使者查封了。“朱公长子认为既然大赦，弟弟自然可以释放了，一千镒黄金等于虚掷庄生处，没有发挥作用，于是又去见庄生。庄生惊奇地问：”你没离开吗？“长子说：”始终没离开。当初我为弟弟一事来， 今天楚国正商议大赦，弟弟自然得到释放，所以我特意来向您告辞。“庄生知道他的意思是想拿回黄金，说：”你自已到房间里去取黄金吧！“大儿子便入室取走黄金离开庄生，私自庆幸黄金失而复得。

庄生被小儿辈出卖深感羞耻，就又人宫会见楚王说：”我上次所说的某星宿的事，您说想用做好事来回报它。现在，我在外面听路人都说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楚囚禁，他家派人拿出很多金钱贿赂楚王左右的人，所以君王并非体恤楚国人而实行大赦，却是因为朱公儿子才大赦的。“楚王大怒道：”我虽然无德，怎么会因为朱公的儿子布施恩惠呢！“就下令先杀掉朱公儿子，第二天才下达赦免的诏令。

朱公长子竟然携带弟弟尸体回家了。

回到家后，母亲和乡邻们都十分悲痛，只有朱公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长子一定救不了弟弟！他不是不爱自已的弟弟，只是有所不能忍心放弃的。他年幼就与我生活在一起，经受过各种辛苦，知道为生的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不敢轻易，花钱。至于小弟弟呢，一生下来就看到我十分富有，乘坐上等车，驱驾千里马，到郊外去打猎，哪里知道钱财从何处来，所以把钱财看得极轻，弃之也毫不吝惜。原来我打算让小儿子去，本来因为他舍得弃财，但长子不能弃财。所以终于害了自己的弟弟，这很合乎事理，不值得悲痛。我本来日日夜夜盼的就是二儿子的尸首送回来。'

范蠡曾经三次搬家，驰名天下，他不是随意离开某处，他住在哪儿就在哪儿成名。最后老死在陶地，所以世人相传叫他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