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北宋文学家）
范仲淹简介
范仲淹：字希文，原名朱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祖籍陕西彬州（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生卒年：989 ～1052年
性格特点：勤奋正直，真诚不欺，为国为民，先忧后乐。
历史功过：西陲守土，边帅军功，庆历新政，改革图强。
名家评点：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范仲淹传记
沉沦下潦 积极参政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流传千古，然而仲淹本人的一生实在是忧患多于欢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生忧多乐少，惟自适为好。”而仲淹的整个前半生，从婴儿到入仕，可以说一直都是生于忧患当中。
宋太宗端拱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仲淹生于真定府（河北正定）。这时候他的父亲范墉刚来这里做节度掌书记不久。宋人传有范仲淹生于徐州、死于徐州的说法。
范墉卒于徐州节度掌书记任上，而他去世的时候，范仲淹才刚刚两岁，因此当时的人便想当然的以为范仲淹是生于徐州了。
范仲淹的四代祖范隋，唐末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往苏州。其后数代便都是在钱氏吴越政权中做官。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献土，范墉兄弟六人随钱氏人朝。作为割据政权的归顺之臣，尽管他们不乏才华，却也难得重用，一直是作为小官仕宦四方。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病逝于徐州任上。母亲谢氏孤苦无依，便改嫁长山朱文翰。仲淹也就冒姓朱，取名朱说。此后仲淹便随朱文翰从宦于澧州安乡、淄州长山等地。
范仲淹的童蒙教育很早就开始了，此后的教育也一直没有荒废，这显然需要有朱文翰的支持。后来朱文翰在长山做官时，仲淹便自己和一刘姓同学－ － 起在长白山的醴泉寺里刻苦读书。这段读书的日子还是比较艰苦的。他们两人每天煮一锅粟米粥，等到粥凉凝结以后，就用刀划分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菜就是半钵盂水加点盐和几段韭菜。这样的苦读生活，一过就是三年。后来仲淹有诗说自己是“长白一寒儒”，指的就是这段在长白山断齑划粥的日子。
在长白山读书几年后，范仲淹离开了朱家，只身去了南京，到那里的应天府书院继续读书。之所以离开长山去南京，据说是范仲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身世。因为朱氏兄弟花钱大手大脚，范仲淹多次加以劝告。朱氏兄弟终于忍不住了，就抢白道：“我自用朱家自己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一听此话大惊，难道自己不是朱家的吗？这时候就有知情人告诉他说：“你是姑苏范氏之子，后来太夫人带着你改嫁朱氏。”知道了自己家世的范仲淹，感愤不已，决定自立门户，于是就毅然离开朱家，去南京读书。范仲淹这时已经23岁了，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身世，说明朱长翰待仲淹母子应该还是不错，在此之前，朱文翰显然是将仲淹与朱家兄弟一视同仁，而朱氏兄弟也是在无意之间说出这种话。因此仲淹的这次出走游学倒不是对朱家不满，只是自伤身世，不愿再依傍他人，希望自己能够重振家风。
应天府书院是当时四大书院之一，读书条件也都相对好些，但仲淹的读书生活依然艰苦。仲淹在书院经常是衣不解带，昼夜讲诵，夜深倦怠了，就用冷水洗把脸饭也是常常难得吃饱，有同学馈赠珍馐，但仲淹很要强，都谢绝了。仲淹一心读书，心无旁骛，很少出去游玩。有一次当时的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出去看热闹，一睹圣颜，只有仲淹不为所动，照常待在房间里读书。有人问仲淹为什么不出去看看，仲淹答道：“皇帝终归是要见的，以后再见不迟。”孟子曾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怀抱着自强自立的心情，仲淹在逆境中奋进，困而学之，在书院又攻读了五年，不但身通六艺，也磨炼了坚强的意志。在书院里，仲淹写了一首《睢阳学舍书怀》：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仲淹没有对自己的不幸身世自怨自艾，对于艰苦的读书生活，仲淹以颜回为榜样，人虽不能堪，而自己乐在其中，仲淹也相信，斯文未丧，天生我材必有用。仲淹以后能够忧国忧民，宠辱不惊，不汲汲于富贵，可以说是与他早年的这种艰苦游学经历分不开的。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从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心境中走出来的范仲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吗然而在书院学成之后，自负王佐才的范仲淹仍然是志不得伸，他的逆境还远没有结束。
在应天府书院苦读了五年后，范仲淹参加了大中祥符八年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时年27岁。这一年共有197人考中进士。及第后范仲淹被任命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职司狱讼的小官。第三年又到了亳州，做了四年的幕职官。接着，范仲淹又到泰州做了一任官，监西溪盐仓。
到了亳州之后，范仲淹奉母命归宗复姓。在上表中范仲淹写道：“志在投秦，人境窃同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陶朱、张禄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和范雎，他们因为别有怀抱，于是改易姓氏，或投奔外国，或隐遁江湖。这一联不是仲淹的原创，而是五代时一个叫郑準的读书人写的。当时有一个军阀叫成讷，本姓郭，发迹后想复姓，郑準就代他写了这个复姓表。
现在仲淹把它拿来用在自己身上，比原作要贴切多了。在淹留泰州这样东海寂寞之滨的时候，范仲淹看到了泰州前任副长官吕夷简的《西溪看牡丹》诗：“异香浓艳厌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人五侯家。”仲淹对诗中所表达的失落感不以为然，和了一首诗：“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同样是在这里，仲淹还写了一首《西溪书事》：“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表现出自己的豪迈情怀。仲淹的前半生忧多乐少，但仲淹并没有以自己“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在沉沦下僚的时候，仲淹也并没有因此消沉、怨尤，磨灭心中的大志向。
仲淹入仕之前在应天府书院攻读时，母亲天天在家烧香拜佛，因为仲淹久而不归，母亲常常暗自饮泣，眼睛也差点因此失明。仲淹任职广德的时候，就将母亲接了过来，侍养尽孝。然而仲淹一直宦途不顺，将母亲接到广德以后，依然过着贫俭的生活。范仲淹后来在给孩子的信中曾回忆当时的清苦生活，范仲淹的妻子自己做一切家务事，料理炊事，母亲也常常是粗茶淡饭。后来改官亳州时，因为没有盘缠，范仲淹只好卖掉家里唯一的一 匹马筹资上任。天圣四年，仲淹38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母亲清苦一生，而自己仕宦不显，未及荣亲，使母亲到了晚年都未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范仲淹痛感自己未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一直到老都念念不忘。
天圣五年，晏殊来做应天府的长官，他推荐范仲淹执教应天府学，仲淹等于是回到了母校任教。仲淹在学校两年多，非常敬业。为了督导学生，仲淹经常住在学校。晚上晚自习的时候，仲淹经常会到学舍突击检查。有次看见有偷偷睡觉的，就揪起来责问，学生谎称：“刚才读书疲倦了，刚刚躺下。”仲淹问：“未睡的时候，在读什么书？”学生就胡乱说一本。于是仲淹就取书提问，回答不出就受罚。严师出高徒，四方从学者辐辏而至，好多日后的宋学名流都曾就读于此，如孙复、石介等。仲淹的初次教学，就出手不凡，显示出一一个优秀教育家的潜力，这一段教学经历也为日后仲淹的积极兴办地方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教学的同时，仲淹也积极关心政治，执教的第一年仲淹给朝廷 上了万言书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得到宰相王曾的赏识，于是晏殊便推荐仲淹到京城参加学士院考试，天圣六年（ 1028年）十二月，范仲淹守母丧期满，召为秘阁校理，跻身清流，开始立朝生涯。而这时候范仲淹已经40岁，从27岁中进士，如今已是沉沦下僚年了。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天圣时期是真宗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的时期。仁宗并非刘氏所生，但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天性柔弱的仁宗对这位母亲也一直存在着深深的敬畏心理。天圣七年冬至，仁宗决定率领朝廷百官在会庆殿朝拜太后并为太后上寿。这等于以皇帝之尊行臣子之礼，有违礼制。满朝文武也对此不满，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这种事情在两年前就发生过，当时也只有王曾委婉地提出过反对，也没有效果。
现在旧事再演，大家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个时候，人朝为官不久的范仲淹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上书仁宗和太后，指出天子自有事亲之道，有家人之礼，但无为臣之礼，不应该把自己降为同百官一样的地位，以南面之尊，北面行臣子之礼。仲淹还指出这样做有亏为君之道，也有损国威。长此下去，这样的事情自然会演为惯例，乃至成为制度，容易开母后干政之渐，不可以为后世开此先例。仲淹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即仁宗率皇亲在内廷为太后祝寿，行家人礼。宰相率文武百官在朝堂向皇帝、太后同贺。
仲淹以一个小小的秘阁校理，人朝不足一年，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干涉皇帝家事，驳斥太后面子，这在当时因循已久的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这也使得举荐范仲淹的晏殊大惊失色，因为举荐非人，是要受到牵连的。他把仲淹找来怒责了番，他批评仲淹太轻率，出言无忌，有邀名之嫌，这样会给推荐者带来麻烦。
仲淹刚分辩了几句，晏殊就不耐烦打断道：“不要多说了，我可不敢去犯大臣之威！”仲淹回去后思虑再三，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解释，仲淹说道：“仲淹天性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如果能得到进用，那么仲淹忠直敢言必有甚于今日，这样才算是对得起您的荐举。如果要找那种少言少过只知道明哲保身的人，那么天下滔滔，都是这样的人，您又何必推荐我呢！”其实晏殊比仲淹还小两岁，但成名非常早，他对范仲淹也确实非常赏识，对仲淹有知遇之恩，尽管立身之道有异，但仲淹对晏殊－ －直都是非常的感念，终生以门生之礼事之。
仲淹并不认可晏殊等人的批评，接下来又做了一件更为激进的事，就是上书请太后还政。仲淹认为仁宗已经20岁，太后垂帘听政也已7年，现在应该卷帘撤班还政仁宗，自己到后宫颐养天年了。仲淹屡次触犯太后，终于被贬出朝廷，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做了通判。第二年三月，改为通判陈州。两年后，明道二年年）三月，刘太后在听政十年后去世，仁宗亲政，原来的一些因为触怒太后而被贬的官员都得到了提升，仲淹也被召回京城，担任了谏官。
刘太后死后，仁宗生母真相暴露，有很多官员开始上书指斥刘太后。这时候曾屡犯太后的范仲淹却为刘太后说了好话，他劝告仁宗：“太后奉先帝遗命，保护陛下十多年。陛下应该忘其小过而念其大德。”仁宗这才醒悟。仲淹在刘太后活着的时候劝太后尽母道，在仁宗亲政后又劝仁宗尽子道，调护两宫，都是人所难能的事，不像很多人是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可见仲淹的犯颜直谏全是出于公心直道，而不是沽名钓誉。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又何必要屡触龙鳞呢？这时候的范仲淹如果借着仁宗对自己的信任，谨言慎行，猎取高官厚禄自是不难。然而在所当言而循默不言又岂是仲淹的作风？仲淹刚回朝任职半年多，就再一次以言获罪。
仁宗的皇后郭氏是前朝名将之后，为人骄纵专横，仁宗并不喜欢她，但迫于刘太后压力，立为皇后。在刘太后在世的时候，她与仁宗还能够相安无事，太后死，郭后多年无子，仁宗开始专宠尚氏、杨氏两位美人，这引起郭后的强烈不满。有一天，尚氏凭借仁宗的宠爱，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气急之下，朝着尚氏就是一耳光，仁宗急忙上前阻拦，结果结结实实地打在仁宗脖子上。
仁宗大怒，有意废黜郭后。第二天上朝，仁宗指着脖子。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很委屈的样子。宰相吕夷简本来就与郭后有矛盾，于是建议仁宗废后。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仲淹上书极论不可，请仁宗绝此念头，以免引起混乱。仁宗在吕夷简的支持下绕过台谏下诏废后。被激怒的台谏官员们在长官孔道辅和范仲淹的带领下全体出动，直奔皇宫叩门大呼要见仁宗。仁宗便把这事推给了吕夷简，传旨去找宰相理论。吕夷简引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后的典故作为仁宗废后的依据，仲淹责问道：“那是光武帝失德何足为法？其余废后的都是昏君，做宰相的怎么能劝圣上仿效昏君所为呢！”吕夷简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拱手道：“这事明天请您自个对皇上说吧。”殊不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孔、范等人刚刚到家，贬官的诏书就到了，天刚亮就被押出国门。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仲淹被贬往睦州，此时距离仲淹被召回京师仅仅八个月。在睦州，仲淹凭吊了东汉隐士严子陵钓台，重修了严光祠堂，写下了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表彰严光“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廉贪立懦，又何尝不是仲淹的理想？“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称颂的是严光，又何尝不是18年后仲淹树立于人们心中的永远的墓志铭。
在知睦州几个月后，仲淹改知苏州，回到乡邦。仲淹在苏州的时间也不长，却做了一件传之久远的大事业，就是兴办苏州府学。仲淹在睦州的时候，就热心教育，将孔庙拓展，建置学校，调到苏州以后，仲淹除了治水救灾外，就是兴办教育。
据传仲淹在苏州南园买到一块地基，准备建房做以后定居的打算，有风水先生看过之后说道：“此地当世出卿相。”仲淹听后道：“果真如此的话，我不能据为己有。我家出贵人，怎比得上天下之士都能够受教于此，使代不乏贤！”于是将这块地捐献出来建了学校，这就是苏州府学。在建成之后，有人疑惑地问，这样是不是有点大？
仲淹回答道：“我倒是担心以后又会觉得小。”学校建成之后，仲淹又特地给当时著名大儒孙明复写信，请他到苏州讲学，“讲贯经籍，教育人才”。仲淹还作了一首《南园》诗：“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表达自己对学校建成的欣喜和培育天下英才的期望。不愿自家世代踵贤，宁得天下贤才而育之，这样的博大胸怀，纵千百年间，又能几人仲淹在苏州待了也不到一年，景祐二年八月范仲淹又被召回京师做了侍从官。
仲淹被召回后，又积极言事，这使得宰相吕夷简很难堪，于是便提议任命仲淹做了开封府的长官，因为开封府向来公务繁忙，这样可以使仲淹忙于衙门事务而殆于言事。但仲淹将京师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老百姓中有民谣流传：“朝廷无事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不久，仲淹便再次与吕夷简发生来冲突。吕夷简做宰相，官员的进退多出其手，经常会有官员找吕夷简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仲淹就向仁宗上《百官图》，指明官员的进退，如何才是正常的、公平的，如何就是走了关系，破格的，希望仁宗不要把破格进退官员的大权全交给宰相。仲淹还指出吕夷简不是个称职的宰相，应当另外找人取而代之。吕夷简大怒，对仲淹说道：“宰相的职责就是选拔人才，如果都是按部就班，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吕夷简认为仲淹迂阔，有名无实，并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结果仁宗支持了吕夷简，仲淹被贬官饶州。
仲淹的三度被贬，震惊朝野。余靖、尹洙上书为仲淹鸣冤，结果同遭贬斥。欧阳修于是愤然致书谏官高若讷，强烈批评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能为仲淹说几句公道话，是不知羞耻。欧阳修还写道：“如果你还以为仲淹当贬，那我就是朋党之人，你把我的信交给朝廷来处理我好了。”高若讷真的就把信交给仁宗，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范仲淹等四人被贬之后，大书法家蔡襄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表彰范、余、尹、欧阳等四人，指高若讷为不肖。诗成之后，京师传诵，一时间洛阳纸贵，又通过契丹来的使者流传北国。
景祐三年五月，仲淹动身赴饶州。以前仲淹第一次因为言事被贬黜的时候，同僚在都门为仲淹饯行，称赞仲淹：“此行极光。”第二次贬官时，同僚又为仲淹饯行，道：“此行愈光！”这第三次贬出京城的时候，只有王质等几个好友在郊外为仲淹饯行，他们说道：“此行尤光！”仲淹也乐了， 笑道：“仲淹已经前后三光了，要光到何时，才是了期啊。”这一次朝中绝大多数的官员由于害怕受到“朋党＂的牵连，不敢相送，也曾有人劝说王质：“别人躲都躲不及，你有病，正好有理由不去相送，又何必自找麻烦呢？＂”王质回答道：“仲淹是天下贤者，我能成为他的党人，那是我的幸运。”后来这位王质成为了范仲淹的亲家。
这是仲淹短短数年间，第三次因为言事遭贬了。在很多同僚的眼里，仲淹当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不能珍惜自己的大好前程，总是与权要不合，结果屡屡遭贬。仲淹知道很多人都非议他，他自己也说道恐怕千载之下也难免迂阔之名，但他绝不后悔，“回头谏诤路，尚愿无雍遏”，刚一到达饶州，仲淹就上《谢表》说道：“将来如果有机会再人朝，要更加直言极谏。”仲淹就是如此不恤流言，坚定不回。
在仲淹的第三次遭贬后，大诗人梅尧臣写了不少诗文表达了对仲淹等四贤的支持和赞美。在其中的一首《灵乌赋》中，诗人将范仲淹比喻为能够预卜吉凶的灵乌，它不顾自身安危将凶兆及时告诉人们，人们却把它当作凶鸟。接着尧臣又好意劝告道，以后应该结舌钳口，“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了，这其实也是尧臣对仲淹的关切。
仲淹读了后也做了一篇《灵乌赋》。仲淹借灵乌之口诉说道，灵乌预卜吉凶并告诉人们事先预防，却被当作凶鸟，恨不得折断它的双翅，置之于死地。灵乌当然可以自己远走高飞，而不必嘶哑了声音，冒着自身的危险告诉人们预防吉凶，可是为了保全自己而选择沉默，眼看着危险降临，那它还是灵乌吗？就像宝剑和美玉，“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既然身为灵乌，就无所退避，只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贬官饶州的第三年，即景祐五年的正月，仲淹改官润州，十一月移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就在这一年，已经平静数十年的西北边境突起风波，西北党项的首领元昊称帝建国，这不但深刻影响了北宋政治，也改变了范仲淹的人生轨迹。
党项人在唐代中期以后徙居庆州、夏州等地，同中原地区的联系日渐密切。到了唐僖宗的时候，其首领拓跋思恭由于协助平定黄巢有功，被赐姓李氏，封为“夏国公”，从此拓跋氏开始连续数世统有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宋太宗时期首领李继捧人朝，献出了银、夏等地，这引起了族内希望保持割据的贵族的不满，他们开始起兵反宋，经过李继迁和李德明的努力，不断尽复银、夏等地，还从宋朝手中夺取了灵州。真宗时双方讲和，德明称臣，宋则默认了他的实际割据的地位，双方保持了近三十年的和平局面，然而当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德明去世，李元昊继任的时候便不再满意于做“闭门天子”，图谋建国。
年10月，元昊称帝，建立了大夏国，
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为“西夏”。康定元年（1040年）年正月，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西安） ，揭开大规模侵宋的序幕。
宋大将刘平从庆州出发人援，在延州西北的三川口陷人埋伏，全军覆没，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西夏乘胜围攻延州，后由于天降大雪，夏军撤退。三川口的惨败，使北宋朝野猛醒，开始认真备战，并调整了陕西防务，另外寻找能够担当西事之人。
仲淹虽出身书生，但关心政事，也热衷军事，尤其是在北宋西、北两边强敌环伺的境况之下，抵御外侮，立功边陲也成为仲淹的一个心愿。仲淹在初举进土时，曾在一篇赋里写道：“如令区别妍蚩，愿为金鉴。若使削平祸乱，谓就干将。”可见其当时的抱负。在仲淹入仕后的第二年，曾经去了一次河北。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里，仲淹壮怀激烈，写下了《河朔吟》：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衿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
这一年范仲淹30岁。仲淹才兼文武，有安定边防的志向，不过当时刚刚踏上，仕途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以后自己真的会有到西北前线一展抱负、出将人相的机会。知延州范雍被降职他调后，韩琦大力推荐范仲淹可以担当重任，于是临危受命，从江南来到西北前线，与韩琦一起主持北部边境军事事务。这一年仲淹52岁。
范仲淹还在就任途中时，就上书举荐欧阳修、张方平等人才到自己的幕府来。
除了欧阳修外，其他人都欣然接受了任命。欧阳修之所以不从仲淹，原因之一是他希望仲淹能够用他们共同的不得志的朋友梅尧臣。梅尧臣也是仲淹的朋友，他们很早就有过“京洛同逃酒”的经历，而且梅尧臣还注过《孙子兵法》，他自己也很想能够到前方去，但仲淹却没有用梅尧臣。仲淹曾经说道：“幕府所辟须是可为己师者，否则，即使是朋友也不可。”仲淹大概是对梅尧臣的才能有所保留吧，然而两位朋友却从此交情破裂了。
到了延州以后，仲淹首先做的就是改变统兵方式。延州有守兵18000人，分属于三级将领，没有专人训练，也没有统一指挥，每逢敌人来犯，则官小的率领懦兵先出，位高者则率精兵逗留不进。范仲淹认为这是边兵不力的关键所在。于是将州兵分为六将，每将3000人，选六将分统，各自训练。遇到敌人来犯，再根据敌人数量多少，更出御敌。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弊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将兵法＂即滥觞于此。
在整兵的同时，范仲淹还严格了军纪，修复了堡寨，加强防御，不久又派兵深入夏境四十里，攻破白豹城。范仲淹在延州的措置改变了前任知州范雍在任时边境，局势的被动局面，夏军再也不敢小觑延州的防守，相互告诫说道：“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对于西夏问题，范仲淹是主张积极防御而不是进攻。他认为现在边防防卫之备不足，内地空虚，容易给夏军造成乘虚深人的机会，而国家承平日久，主动进兵征讨西夏的准备更是不充分，因此提出加强防守，坚壁清野，使敌人既不能大战，又不敢深人，日久自弱，这才是上策。为了加强延州的防守，仲淹派种世衡修筑了战略要地清涧城。种世衡率领蕃汉军民克服种种困难，深人地下一二百尺取地下水，终于修筑成功。清涧城的筑成加上其他几十座堡寨的修复或者重建，范仲淹所经营的边境防御体系渐有规模。
然而举荐了范仲淹的韩琦却是主张主动进讨的。韩琦给仁宗上书说道：“以二十万重兵坐守边城，不敢与敌人角逐，令人痛心！”韩琦本来打算五路进兵，以袭西夏，仲淹不同意。韩琦派遣仲淹的朋友尹师鲁与仲淹商议进兵事宜，仲淹道：“我师新败，士气不振，但当谨守，以观其变，不可轻兵深人！＂师鲁叹道：“您就是在这个方面不及韩公。韩公曾经说过，大凡用兵，应当先置胜负于度外。您为何要如此谨慎？”仲淹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怎么能够置于度外呢？”师鲁逗留了二十多天也没能说服仲淹，只好返回复命。
庆历元年二月，夏军逼近怀远，韩琦令大将任福、桑怿等率部出击，准备绕道敌后设伏。结果任福在击败小股夏军后开始轻敌冒进，在好水川陷人元昊十万精兵的包围，任福而下将佐死者五十余人，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他全部阵亡。当韩琦率人接回突围残部时，阵亡将土的家人数千人，手持故衣纸钱，号哭于韩琦马首，为逝者招魂：“本来跟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也能跟从招讨回来吗！”
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为之掩泣，驻马不前。仲淹听到后叹息道：“这个时候，是难置胜负于度外的啊。”仲淹当然不是在冷眼看韩琦的笑话，实际上仲淹与韩琦还有尹师鲁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仲淹从越州调到前线，也是韩琦用身家性命做的担保。但在这种国家大事上，仲淹认定自己是正确的，因此决不肯姑息，韩琦也没有因此而怨恨仲淹，这正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的表现。
在好水川战役的前后，西夏派人到延州向范仲淹求和。仲淹给元昊写了回信晓以大义。不久，好水川之战失利，元昊的再次来书，态度转而强硬，信中多有傲慢，不逊之语。仲淹觉得如果将这样的书信上报朝廷，有辱朝廷。于是就自作主张将信件烧毁，将一个做了删削的副本上进。仲淹认为自己这是从大局出发，顾全国体，孰不知“人臣无外交”，当时就有人提出按律当斩。
宰相吕夷简和枢密副使杜衍都不同意重治，最后仲淹被降官知耀州（今陕西耀县）。但仲淹这时候已经是名动列藩，是边防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仅仅两个月以后，仲淹就被重新起用，徙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委以方面。第二年四月，朝廷决定以文阶换武阶，任命范仲淹、韩琦等四位边帅为观察使，俸禄则从45贯提高到200贯。韩琦认为作为臣子，不当择官而就，接受了任命。仲淹认为自己不当贪此厚禄，又是文士，无力承担武帅之职，其他两人也上表力辞。
庆历二年秋，元昊再次发兵，进犯镇戎军。大将葛怀敏率军出击，元昊重施故伎，诱宋军深入，在定川砦将宋军包围，葛怀敏等16将力战而死，丧师近万人。范仲淹得知定川之败的消息，调兵六千，准备邀击夏军归路，不果而还。
十月，朝廷再次调整西北防务，在泾原设置陕西四路都部署司，由范仲淹与韩琦共同负责，统一指挥各路军事防务。同时又按照仲淹的请求，调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张亢知渭州。除此之外，范仲淹还大力提拔、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度量勇果、能识机变”的狄青，“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的种世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的王信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边关名将，其中狄青后来还做到了枢密使。
在这个时期宋朝贯彻的对夏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仲淹提出的“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一方面不绝和议之途，另一方面对于西夏的人侵则实行积极防御战略：“锐则避之，困则扰之，夜则惊之，去则蹑之。”具体作战战术则是：“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这不就是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游击战略嘛。经过这样的调整布防和军事战略之后，宋军的防御确实有了很大的起色，西夏再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于是从三年正月起，宋夏开始和议，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之后，庆历四年终于签订了和约。随着边疆局势的逐渐稳定，朝中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范仲淹被调回朝中，投身于内政的改革当中。
仲淹前后在边关经理西事三年多的时间，身历边庭之劳苦，体验士卒异乡羁旅之边愁，写下了边塞词史上的开创之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独立寒秋，看衡阳雁去，听羌管悠悠，念功业未成，华发苍颜的将军如何能不忧愁幽思？据说欧阳修看到这首词后，很是看不上仲淹词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悲苦，戏谑为“穷塞主之词”。后来他们的朋友王素也出守边关，欧阳修也作了一首《渔家傲》为之送行，其最后两句为“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欧阳修满意地对王素说道：“这才是真元帅之事啊！”
仲淹当初“敢话诗书为上将”，何尝不是满怀豪情，立志收功边陲呢？若非身任边庭，亲历其中甘苦，又怎能体味词中苍凉的心境与悲苦？不在其位，不知其政之甘苦，仲淹刚刚身历边塞之苦，又在接下来的新政试验中饱尝为政之艰难。
推行新政 失败被贬庆历三年四月，吕夷简罢相，章得象和晏殊继任宰相，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任枢密副使。当韩琦、范仲淹两人应召进京之后，京城百姓都争相庆贺欢呼，大家相信，贤者进，天下安宁有望了。除了宰执之外，谏官调整也是极一时之选，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四人被任命为谏官，谏官有权对朝政不当之处发表意见，而欧阳修等四人都是年轻有为，敢于犯颜直谏之人，当时都以为选任得当，号称“四谏”。枢密使杜衍、范、韩、富等人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主张，三年初的这个格局，标志着以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进人全盛时期。
当时宰相章得象年龄在60岁开外，他虽然位高，但夹在这个圈子里，他总是很明智地保持低调，经常在议事的时候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另一位宰相晏殊是仲淹的老师，又是富弼的老丈人，而且晏殊为官圆滑，总是出来打圆场。韩琦、富弼两人都是三四十岁，加上四谏等一大批的追随者，在55岁的时候进人了宰执集团的范仲淹于是众望所归，成为领导政治改革的领袖，有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大展宏图的可能。然而在仲淹入京前发生的一件人事纠纷却为即将展开的新政投下了阴影。
宰执班子调整时，本来被任命为枢密使的是陕西的军政长官夏辣。但夏竦的任命遭到了台谏官的强烈反对，认为他在任边帅期间无所建树，且与宦官交结，于是仁宗收回成命，改任杜衍。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为此作了一篇《庆历圣德颂》。
对范仲淹、富弼等人极尽赞美之词，对因遭弹劾而丢了枢密使的夏竦则极尽贬斥之词，称之为“大奸”、“妖怪”。《庆历圣德颂》爱憎分明，褒贬任情，无所顾忌，充满政治激情，具有很强的煽动作用。连远在四川当时只有八岁的苏轼都受到感染，为之神往。
《庆历圣德颂》引起了夏竦一生的怨恨自不必说，连石介的老师、已经退隐泰山的孙复也非常不赞成石介的做法，他在读了《庆历圣德颂》后说道：“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正在途中的范仲淹读到后也是深为忧虑，对韩琦说道：“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们的大事就要坏在这班怪人的手上了。”仲淹是一个稳健的政治家，其论事一出于公，很少针对个人，不管对朋友还是政敌。石介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仲淹的性格，而且在仲淹看来如此偏激的言论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激化了对立，授人以柄，为以后的改革增大了难度。
庆历年间，改革的呼声高涨，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九月份，范仲淹提出了包括十项内容的改革方案。这十项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吏治，有7项，一是发展经济，有2项，一是加强军备，有1项。显然，整顿吏治是这次改革的核心。其中“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三项与各级官员们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
本来宋代官制，文武百官各以三年、五年为期，由中央考核政绩，没有大的过失，都可以例行迁转，年资几乎成为唯一标准，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尸位素餐者。“明黜陟”就是严格考核的办法，延长考核的年限，以政绩优否决定升迁。
“抑侥幸”则是针对官员的恩荫制度。官员子弟可以不经考试，以恩荫得官，逢皇帝登基、生日或者国家典礼，以及官员退休、去世，都可以为子弟甚至门客求官。
每年考恩荫得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靠科举得官的人数，造成了冗官和冗费的问题。
仲淹的新法对官员的任职年限、品级、可荫补子弟的年龄、数量等等都做了很多的限制，比如长子以外的子孙年满15，弟侄年满20，才具有荫补资格。更重要的是，所有靠荫补得官的子弟必须通过相应的考试才能够人仕为官。
“择官长”就是要严格地方官员的选任。仲淹认为州县的地方官员作为亲民官，得人与否，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疾苦，主张将年老多病、贪浊不才等不称职的官员罢免。仲淹还建议朝廷派出能干的官员担任转运使、按察使等职，考察各路地方官员的政绩。对于转运使等路一级的官 员仲淹亲自检查，遇到有不合格的就大笔一挥，一一勾除。对于仲淹的严厉，富弼感到有些不妥， 就劝阻仲淹道：“一笔勾掉一个人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可都要为之痛苦了。”仲淹回答道：“一家哭总比让路哭好吧！”
仲淹的这些改革自然触动了大批官员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为了达到攻击范仲淹的目的，有人再次提出了“朋党＂问题，说仲淹拉帮结派。要知道，六年前仲淹就是被指为“朋党＂而被第三次贬官的。这一次的发难者是夏竦。夏竦与宦官蓝元震交结，攻击蔡襄曾誉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等四人为“四贤”，现在四人得志，又提拔蔡襄，这是以国家爵禄为私人恩惠，是朋党胶固。
仁宗是一个仁慈但缺乏决断力的人，听了流言不免疑惑。就问仲淹：“自古只有小人会结成朋党，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仲淹回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没有不各为一党的。如果君子结党为善，这对国家有什么不好呢？”范仲淹的这个观点与欧阳修相同。欧阳修针对朋党问题写了一篇《朋党论》，针对“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提出新见解，指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小人们只是为了追逐名利，才暂相结合，那是伪朋，而君子则是志同道合只有君子才会有真正的朋党。范、欧的观点诚然新鲜，不过最打动仁宗的却是：你们果然是在结党。
夏竦的后续反击越发阴狠。夏竦让自己的女奴苦练石介的书法，然后将石介写给富弼的一封信中的“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做“伊周”就是做像古代的伊尹、周公那样的辅佐天子的贤臣，行“伊、霍”之事，则是像西汉霍光那样搞废立，一字之异，涵义全非。流言传出，仁宗尽管不能相信，而仲淹、富弼却是不能自安于朝，于是两人请求出朝巡边，四年八月，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宣抚河东，富弼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
仲淹在路经郑州的时候，特地去拜会了前任老宰相吕夷简。吕夷简问道：“参政这一次为什么要出使宣抚啊？”仲淹回答说是要去经营西北边防事务。吕夷简笑道：“你错了。经制西事不如在朝廷方便。”老练的吕夷简一下子就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尽管是带着参知政事的头衔出使，但人一。去朝廷，则权力不免旁落，更经不住政敌的反击，只能是西事、新政两无成。
这一年的十一月，监进奏院苏舜钦吩咐把进奏院里积存的废纸卖掉，置办酒席与同僚们按照惯例迎接一年一度的赛神会。苏舜钦是宰相杜衍的女婿，也是范仲淹推荐的人才，参加宴会的王益柔、宋敏求等十几人也大都是范仲淹所引荐的。在宴会中王益柔所作的《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句子，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后让手下御史弹劾苏舜钦、王益柔等挟妓饮酒，诽谤周、孔，大不敬，该处以极刑。仁宗派人连夜逮捕了与会者，令开封府审讯，结果受到仲淹推荐的苏舜钦等12人受到除名停职的处罚，贬出京师。王拱辰兴奋地说道：“这一下一网打尽了！”
王拱辰是欧阳修的同年进士，富有才华，在仲淹人朝前正是他率领谏官扳倒夏竦。可见王拱辰原本与新法派并无矛盾。但不久后被欧阳修批评他率领的御史台“多非其才”，结果把王拱辰反而推向了反对者的行列。此后御史台多次弹劾改革派的官员，最后终于借苏舜钦事将仲淹之党一网打尽。
此事发生之后，在外的范仲淹越发心中不安，于是上奏朝廷请求罢去参知政事职。仁宗本来准备顺势准奏，这时候仲淹的同僚章得象出主意道：“范仲淹素有虚名，如果刚一请辞就同意，恐怕别人会说朝廷轻黜贤臣，不如先赐诏不允。如果仲淹上谢表，那他的请辞就是挟诈要挟君上，这时候就可以罢去了。”素来忠直的范仲淹以为仁宗是真心挽留，于是就上了谢表。果然再遭暗算。同时，富弼也被指责为任用朋党，排斥异己。庆历五年正月，仲淹出知邠州，富弼出知郓州。20天后，支持范、富的杜衍罢相，二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至此，庆历新政的主持者及其支持者几乎全部被驱逐出京。新政推行的措施也大多废罢。
政敌们以“朋党＂来打击范仲淹等新政派，应该说下手确实很准。就像欧阳修指出的，小人要迫害良善，最好的办法就是指为朋党，要想攻击大臣，最好的办法就是诬蔑以专权，这都是历来君主所最忌讳的。
仲淹后来分析新政的困境时说道：“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爱国者寒心。退辜上恩，进敛群怨。诚难处于要路，复请行于边鄙。”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反对你，仲淹感到无可奈何，惟有去其位，不复谋其政了，只能怀着失意的心情再次踏上贬谪之路。
感叹斯人 吾谁与归仲淹向来把仕宦之路看作是“宠辱场”，他向来不否认自己是宠辱场中之人，不过他与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虽人在场中，而能做到宠辱不惊。到了邠州以后，仲淹上谢表，其中写道：“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不久在诗中，仲淹又写道：“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领方面，岂称长城倚？来访卧云人，而请益诸已。”表明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宠辱不惊的素志。
不过这一次邠州之行对仲淹的打击还是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三次贬谪。自己一心为公，不为身谋，想不到却落得个结党营私的名声，更重要的是人去政息，一番刷新政治的努力也化为乌有。仲淹不禁自己安慰自己：“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但这种情绪毕竟只是一时的托辞。
比仲淹更为感伤、愤懑的则是滕宗谅。滕宗谅富有气，勇于任事，和仲淹样，非常重视教育，在做地方官的时候，曾多次兴建学校，在宋人王辟之的笔记《渑水燕谈录》曾称庆历年间滕宗谅“治最为天下第一”。滕宗谅是仲淹的同年，也是至交好友，仲淹对他非常推重，称其为“吾人之英＂。在同西夏作战的时候，滕宗谅是仲淹大力提拔和重用的人。但在庆历新政中，滕宗谅遭到了贪污公款的弹劾，有人控告他在庆州一次就花掉公款16万贯。
仲淹和欧阳修都极力给滕宗谅辩护，后来也查明这些钱除了馈赠给羌族首领3000外，其他都是用于军队正常开支，但滕宗谅还是以枉费公钱而贬官，而且是数月之内，连贬两次，庆历四年初，贬往洞庭湖边的岳州。这对一向豪迈自负的滕宗谅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滕宗谅在岳州自伤怀才不遇，忧郁愤激，见于颜色。滕宗谅到了岳州不久，就重修岳阳楼。曾有人预祝岳阳楼的落成，宗谅回答道：“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仲淹深知宗谅脾性，不禁为之担心。恰好滕宗谅为岳阳楼索文于仲淹。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仲淹应好友滕宗谅之请，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仲淹自抒胸臆，也是对好友的劝勉，他希望滕宗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能够从自己的忧郁中走出来。然而仅仅半年之后，滕子京就因病去世。仲淹悲伤不已，在祭文中，仲淹写道：“我固当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勖，悔吝相惩，闻其凋落，痛极填膺。生平意义，忽如弗曾。”仲淹还承担起了教养好友遗孤的责任：“独有令嗣，堂构可承。我其抚之，必教而称。子京勿恤，魂兮高升！”
仲淹的哀伤远没有结束。仅仅一个月之后，尹洙（师鲁）又去世了。尹洙也是仲淹曾经举荐过的人，两人情谊在师友之间。仲淹在景祐三年第三次遭贬时，尹洙曾愤然上书请求与仲淹同贬，是当时所谓“四贤”之一。在对西夏作战期间，尹洙则站在主张进攻的韩琦一边，韩琦派他劝仲淹出兵，却遭到了仲淹坚决的拒绝。但主张各异，并不影响双方的情谊。新政失败后，尹洙也遭贬。在贬所，地方官为了迎合朝廷权贵，对正在病中的尹洙极尽折磨。仲淹得知后，上书请求允许尹洙到自己所在的邓州治病。尹洙转到邓州后，仲淹亲自调护，然而尹洙最终还是病重不治。
仲淹为尹洙料理了丧事，又分出自己的俸禄抚恤师鲁遗孤。去世后，仲淹还请了欧阳修为尹洙作墓志，韩琦为之作墓表，自己也做了祭文，并为尹师鲁的文集作了序言。仲淹对于师鲁，可谓完全尽到一个好友的责任。
仲淹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他的文集当中涉及到交游唱和的诗作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涉及到人物87人，加上其他文章中所提到的人物，总数就超过一百了，其中既有像滕宗谅这样的同年至交，也有像欧阳修、韩琦这样的忘年好友。有吕夷简这样的化敌为友，也有像梅尧臣这样的半路朋友。仲淹交友的原则是“唯德是依，因心而友”，一切出于真诚。实际上，真诚，不欺，也是仲淹的做人原则。
庆历六年元月，仲淹到达邓州。三月，本地人贾黯状元及第后来拜谒仲淹。仲淹对这位比自己年轻30多岁的后辈颇为推许，说道：“你不用担心功名之事，只有‘不欺’二字， 可终身行之。”贾黯后来果为名臣，他日后常常对人说道：“我得知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啊。”后人也为之感叹，“得文正公二字，足为一代名臣啊”。
仲淹在邓州的前后数年中，虽不乏贾黯这样的新知，但故交渐零落，先后有十数位好友去世。仲淹连续写着自己好友的墓志、碑铭和祭文，真是情何以堪！而仲淹自己的身体也是越来越糟糕，青年时期的清苦，中年以后的戎马生涯和宦海浮沉，都严重损害了仲淹的身体，“年高气衰，精神耗竭，事多遗忘，力不支持”，仲淹感到自己的病体已到了“虽死难言”的地步。他给自己的异母兄仲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生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是主宰？既然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
皇祐四年（ 1052年）五月范仲淹病卒于徐州。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陇，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在宋代就已经成为士大夫之间的座右铭。朱熹曾特别指出仲淹在振作士大夫名节上的开创之功，他说道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宋代士大夫的砥砺名节以及政治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无一不是始于仲淹。
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国忧民，处江湖之远，则兴学教士，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能移其素守，千载一人，岂虚言哉不过虽以仲淹之纯诚，在他的时代，却是不免迂阔之讥的。比如先有宰相吕夷简曾说仲淹是“迂阔，务名无实”，后又有宰相章得象说仲淹是“素有虚名”，连仲淹视为恩师的晏殊都曾经认为仲淹直言极谏是在邀名。仲淹自己也说过“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感到自己不仅在当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恐怕以后也免不了迂阔的名声。
因此我们知道，在那个承袭唐末五代忠义荡然的风气影响之下，仲淹的出现是显得多么的特立独行，仲淹的操守和士大夫的责任感，都要超出众人很多，孤标傲世，不免众人之毁，而要守其素志，又是多么的艰难。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仲淹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的博大胸怀呢？正像仲淹在烈士暮年所喊出的：微斯人，吾谁与归仲淹去世的时候，在相隔不远的舒州，一个年轻人作了《祭范颖州文》，他称赞范仲淹：“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讫终，名节无疵。”他为范仲淹的去世深感痛心：“硕人今亡，邦国之忧！＂他感到自己可能会有负仲淹的期望：“矧鄙不肖，辱公知尤！”这个年轻人是王安石，时年32岁。仲淹去世15年后，有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