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军刀剑（身份象征）
英国海军刀剑简介
英国海军刀剑：英国海军刀剑，大约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水手们在海上及岸上战场或决斗中使用刀剑的场景，以及刀剑在如今的英国皇家海军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会回答“英国海军佩剑的最后一次实战运用到底发生在何时”这一有趣的问题。
英国海军刀剑·历史词解——
尽管千百年来水手们都一直使用着刀剑或者其他各种开刃武器在海上进行战斗，但关于这些武器在战场上，尤其是大约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海上战场上的实际运用，公众们一直存在着误解。在此，笔者将介绍水手们在海上及岸上战场或决斗中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同时也会回答“海军刀剑的最后一次实战运用到底发生在何时”这一奇怪但却十分有趣的问题，还会专门讲解英国海军军官佩剑今天的使用情况。
海军刀剑在实战中的运用
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的场景——大约在17世纪中叶的战场上，水手们敏捷地攀登上敌船，手持刀剑同敌人展开激烈肉搏战，往往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场景大相径庭。这个时期的海上战斗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用炮战来一决胜负，只有在邀击战 中水手们才会主动深入敌境，登陆敌方港口，占据或摧毁敌人在港口中的船只与各类防守据点。
乔治·克鲁山格为《B先生》系列图书所绘彩色插画，图名为“正在追求虚名的B先生”
当时海上常用的开刃武器共有5种：剑、砍刀、矛、斧以及刺刀。其中剑通常是军官个人的随身武器；砍刀与矛则通常作为舰船上的军事装备而统一配发给船上各连；斧子则通常作为工具用于处理帆布等舰船各处的受损绳索，但在战斗时也常常能派得上用场；刺刀则自17世纪开始作为滑膛枪的附属武器为船员们所使用，并在19世纪成为海军陆战旅士兵的标配。在面对面的肉搏厮杀中，水手们还会使用短剑、匕首甚至铁笔等一切手头的趁手物件作为武器。本文将专门花篇幅来介绍包括刀剑在内的这几种武器的使用方法。
实战中，刀剑通常要在激烈的炮战之后才能派得上主要用场：只有当敌舰的火力彻底松懈下来而又没有降旗投降时，我方才会出动更为牢固的船只主动接舷并派出水手登上敌舰。整个过程的重要性就如同纳尔逊所描述的那样：“任何一个船长都不会愿意错过（接舷后夺取敌舰舰旗）这个时刻，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闪失。”与以白刃战为主的早期海战不同，自17世纪开始，海战都主要用火炮来迫使敌舰屈服。然而当时的船壳普遍有2英尺厚，足以抵御大部分火炮的直击，所以无怪乎双方船只往往要在极近距离内相互开炮射击。自从1653年海军上将布莱克（Robert Blake, 1598—1657年）在海战中正式采用了线列战术后，舰船火力的有效发挥更是极大地减少了主动接舷决斗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极近距离的火炮交锋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敌舰降旗投降的可能性。有鉴于此，船长才会选择同敌舰接舷，用肉搏的方式登陆敌舰，同时驱逐来自敌舰的入侵者。由于在开始接舷战前往往都要进行一场激烈的炮战，所以同敌人展开贴身肉搏战时，场面势必会变得极为血腥惨烈，同时也将极大地考验每个水手的力量与耐力。
海战的激烈程度与宏大规模要求当时的剑斗技巧具备一大特点——简单高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名士兵在战斗时都可以本能般地熟练运用所学武艺。线 列海战的第一轮齐射往往会用到上百门甚至更多的火炮，一齐发射2000多磅的炮弹，相比之下滑铁卢一战中英国陆军只有39门火炮，一次齐射仅能发射276磅的炮弹。此外，海战中的炮战常常持续数个小时，例如在1692年的巴夫勒尔一战中，双方船只就展开了近11个小时的炮战；即使是在特拉法尔加这样的大捷中，整个炮战与登陆敌船也花费了整整4个半小时。所以在海战开始前往往还要给每名船员额外配发一瓶酒，利用酒精缓解他们在战斗中遭受的噪音及火炮的不断冲击，同时还可以为他们壮胆。
长时间战斗势必会耗尽船员的体力，古兵器专家米歇尔·罗德斯就曾评论道：“即使是身体状况最为良好的人，经过短短数分钟的激烈战斗后也会耗尽体力，因为抵御战场上的各种巨大冲击就会极大地消耗人体所储藏的能量。”当时的实战刀剑通常有3磅（约1.36千克）重，比现代的仪仗用剑要重上1磅，如此分量的刀剑大力劈砍下来造成的冲击也是完全不可低估的。在攻打北西班牙的穆罗斯湾的一座要塞时，一名叫作叶奥的中尉用剑猛砍了该要塞总督一记，结果竟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剑挥作了两段！所幸早在使用战车作战的古典时代，陆战武士们就已经探寻到了在不间断的战斗中暂做休息恢复体力的窍门，尤里乌斯·恺撒就在自己的《高卢战记》中提到：
他们（指不列颠尼亚蛮人）主动跳下战车与敌人展开步战。在这个时候，驾驭战车的车手会稍稍后退与战场保持一定距离，当前方战士被敌人的数量压垮而战事不利时，便于他们乘战车撤回。
然而在空间极为封闭且人群极为拥挤的甲板上战斗时，战士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极有可能在取得胜利、向敌人投降抑或是所在船只被炸成数段之前，都没有任何休息的机会。这很有可能便是近代早期的水手们坚持两条手臂都要做砍刀挥击练习的原因。保证自己两只手都是砍刀的惯用手，以防在海战中一条手臂累坏或负伤后另一条手臂难以派上用场。
接舷战
水手们同敌人进行白刃战一般只会发生在这样3种情形之下：接舷战、登陆战以及邀击行动。1813年，载有380名船员的英国海军“香农”号就曾同美国海 军的“切萨皮克”号展开过接舷战。当时“香农”号上的船员们共装备了75把登船斧、100杆登船矛、150把砍刀、100把滑膛枪以及大约100把挂在武装腰带上的手枪。每一名火炮手都至少有一个“副职责”，其中有半数人被选为了登船水手——3名炮手肩负第一批登船水手之职，另有3名炮手被选为第二批登船水手。“第一批登船水手”便是一个突击组，组内每一名成员都会配发一把砍刀与一把手枪，而“第二批登船水手”则承担着防御敌人反扑的使命，组内每一名成员配发斧子和矛。与现代水手相同，这些近代战士们在准备肉搏战时都会将自己的着装收拾整齐利索，头上包着头巾，并将袖子口卷好。
这个船上武器的比例在英国似乎还挺有“代表性”。1805年，英国一艘载有85名船员的捕鲸船“太子港”号就装备了50把各型冷热轻兵器，其中50把砍刀（比例与“香农”号的武装颇为接近）、20长管的火药、20多颗重炮炮弹、50多颗小炮炮弹，船总重466吨，上面总共装载有28门火炮，包括6磅、9磅及12磅炮。
通常敌舰采取守势时，我方舰船才会主动同敌舰接舷，在船舷相接前，敌舰往往还要再承受一次我方的痛击。但并不是所有的实战都会演变成这样。1801年，在英国海军的“迅捷”号对抗更为巨大的西班牙“埃尔加莫”号的海战中，英国海军军官柯克伦斯采取的新战法彻底颠覆了这种战术。当时西班牙战舰正准备同“迅捷”号展开接舷战，但柯克伦斯及时下令稍稍后撤并在同敌舰拉开一定距离后当即对敌舰上准备登船的水手们展开猛烈炮击。最终柯克伦斯甚至亲自登上了“埃尔加莫”号，摘下了敌舰舰旗，而不是被更为巨大的敌人所压垮。
一旦接舷战彻底爆发，整个甲板就会变得极为拥挤与血腥。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两人在空旷的甲板上如侠客般进行一对一剑技决斗的场景，在现实中并不太可能出现。不过，在关于当时海战的记录里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场景。特拉法尔加大海战结束后，一份法国报纸就报道称：“法国总指挥维勒讷沃在战斗中将一把手枪亲自交到了纳尔逊的手上，以确保双方能展开公平的决斗。”这篇报道还声称法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大获全胜，只是船只被随后到来的暴风雨摧毁了而已。
皇家海军上尉塞尔温于1862年在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一次演讲中称：“战斗中的水手一旦举起了拿刀的手臂便不再放下，因为他们在战斗中将不得不一直 用刀柄猛击各路敌人的嘴巴，打落他们的牙齿。”对于柯克伦斯命令登船水手将刺刀绑在左臂外侧（并让刺刀尖超出左手6英寸的距离），手上仅持一把砍刀即突击敌船的行为，塞尔温上尉则称其为一种“攻防兼具的战法”，因为刺刀不仅能在战斗中形成一道防御墙，也能用来攻击。当时经营威尔金森刀剑公司（Wilkinson's Sword）的约翰·莱塞姆，则在演讲中将这种战斗方式同苏格兰人的剑斗技巧做类比，称二者一样有效。苏格兰人的剑斗术会用到短剑、笼手剑以及圆盾3种武器，圆盾通常都是绑在手臂上的，直径一般不超过20英寸，使用者往往会在绑上盾牌以后再在手上拿把短剑以求攻防兼备。
高地人的经典战争艺术——在绑有圆盾的手上再握一把短剑
甲板上的大量配帆、索具以及其他各种障碍物增加了接舷战中使用刀剑战斗的难度。因此，海战剑术同其他实战剑术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一般都不会主动朝敌人的头顶自上往下大力砍砸，后者往往要为人员提供各种头部防护。拿破仑战争时期只有美国海军为船员配发头盔这一现象，也足以说明当时海战剑术的这一特点。不过海战船员们有时候还是需要保护自己的脑袋的——查米尔船长就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朝我的脑袋砍了一下，幸好我用自己的砍刀及时格挡住了。”
接舷战中，保持双方船舷始终相接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后续援军得以源源不断地派上来或者在战事不利时能及时撤退。一旦双方舰船相离，那一切可就糟糕了，1513年4月25日的孔凯湾一战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由普雷根·德·比杜爵士统率的数艘法国加莱桨帆船（Galley，单层甲板大帆船）正停泊在维特珊湾旁边，英国国会就此断定他们将对英国发动攻击，由于这几艘船离 岸边极近，又正停泊在浅滩水域上，故英国海军司令爱德华·霍华德爵士决定先发制人，派出数艘小舟与几艘小驳船靠近了法国人的舰队。霍华德率领17人英勇地跳下小舟爬上了敌舰，但不幸的是双方的船舷没过多久就彻底分离，船上的英国人随即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被一排排矛墙及占据绝对人数优势的敌人推下了海。据说霍华德爵士就是最后一个被挤下船舷上缘的人，他掉下去前将自己的金币和金哨子（他的身份标志）扔进了海里，以免它们落入法国人手里，而他本人则落水后不幸淹死。霍华德爵士的战死在整个英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在给亨利八世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亲爱的兄弟，您的海军司令为了莫大的荣誉与世人的赞誉而不幸牺牲，无论多少次战胜并摧毁这些法国帆船及船上的装备，都无法弥补他的死亡带来的损失。”
英勇的爱德华·霍华德爵士在被挤下船之前站在栏杆上缘的情形
由于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在纳尔逊取得的像圣文森特角之战这样的伟大战绩中，英军又多次成功夺取敌舰，人们都普遍以为接舷战乃是英国海军的一大特色，但事实上，当时的法国人也相当钟爱这一战法。由于当时的法国政府正一心专注于欧陆战役且地面战事捷报频传，法国人开始相信只要把革命热情带到海战中，胜利就能唾手可得。因此法国军队将陆军士兵配置到战舰上，以取代水兵在接舷战中的位置，故而搭载的船员数目往往要比英国 舰船多得多。1803年，“浣熊”号就曾接连同敌人展开3次战斗：7月11日，它俘获了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舰；8月17日，它与“叛乱”号（La Mutine）发生战斗，这艘法国船当时搭载了相当数目的部队，足以在岸边展开一道长线列；10月14日，它又俘获了“小女孩”号，这艘船上还额外搭载了180名陆军士兵。与“小女孩”号一道被俘的是一艘装载着70名士兵的独桅纵帆船“艾米利”号以及一艘装载着80名士兵的纵帆船“年轻的阿黛勒”号。但是法国舰船上的兵力优势往往会被英国人的高超战术抵消：英国战舰在近距离交锋时通常都会开炮直击敌舰的甲板过道，尽可能地予敌最大杀伤，然而法国人则比较偏好攻击敌舰桅杆，力求使敌舰瘫痪或迫使敌舰失去控制。此外，关于特拉法尔加一战里法西舰队中西班牙舰船的操纵与战术，军事史作家爱德华·弗雷希尔是这样描述的：
为了让新招募的船员们时刻保持警惕，保证在操作上甲板火炮与分发滑膛枪作战时不出任何差错，同时也为了保证接受过训练的船员能在战斗时随时听候差遣，上甲板各处都额外搭载了一些步兵随时待命（即在战斗的时候分担船员的一部分作战职责）。
战前所做的各种准备中当然也包括精神准备。“阿贾克斯”号上的厄里斯中尉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特拉法尔加一战开始前水手们做战前准备时的情形：
每个人都很忙，没有一个闲着的，一些人在阵前磨刀，而另有一些则忙于擦拭火炮，大家都好似在准备接受检阅一般，而不像是去迎接一场极为致命的战斗。另外有三四个人，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甚至还跳起了角笛舞，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即将同敌人展开近距离厮杀而深感兴奋。
詹姆斯·斯普拉特在特拉法尔加之役时任“蔑视”号的大副，当时的船长为菲利普·杜尔汉。在战斗中，法西联军的“艾格勒”号的炮火在英国舰队的打击下渐渐松懈，但该船还是成功地甩开了“蔑视”号。詹姆斯当即向船长主动请缨，要求他同意自己带领一批水手游到这艘船上发动突袭。此提议获得了菲利普的许可，至于之后的情形，他在自己的手稿里是这么描写的：“我嘴里衔着一把砍刀，并在腰带上系了一把印第安战斧，随即从战船右舷跳入水中，游到了‘艾格勒’号的船尾附近，借助这艘船的转舵链我只靠自己就顺利爬进了它的炮室。”当时的他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任何战友，这是因为“我的人正忙于交战，场面混乱而 又喧闹，他们根本听不到我所说的话，或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因此我只能依靠上帝的指引，孤身一人闯入法国人的主场，在这艘壮丽的战舰上独自冒险。船上的所有敌人都已经拿起了武器准备战斗，我悄悄穿过这艘船上的所有甲板，顺利到达船尾楼……我当即朝对面的部下大声欢呼，同时把自己的帽子顶在砍刀的刀尖上，朝着他们大力挥舞。”
随后，数艘英国军舰从两侧包夹了“艾格勒”号，更多英国水手顺利登上了这艘船。之后的战况便是“一名法国掷弹兵上了刺刀，从右舷朝我冲杀过来，但我用刀成功招架住了他的刺击。接着他端平了手里的家伙朝着我的胸口招呼过来，我那值得信赖的老伙伴——手里的砍刀及时地救了我的命，将他的刺刀从胸口撇到下面，刺刀扎进了我的右腿，折断了我的腿骨，让我浑身颤抖不已，但至少保住了一命（因为没扎到胸腹部的脏器），让他没能跨过我的尸体继续前进。我当时犹如被电击了一般，但还是成功地冲到了他的跟前（将他杀死），这场‘舞会’就此结束”。
这时候他的腿已经彻底不听使唤，只得借助他人的搀扶才能继续行走。他的上级批准了他的升官请求，当年他就被晋升为中尉，但他的伤势始终无法愈合，留下了终生残疾，再也无法继续在海军中服役，只能作为一名退休军官度过余生。他于1838年逝世。
由于接舷战的战况就像他回忆录中描写的这般激烈与残酷，所以每当战斗结束时所有幸存下来的船员毫无疑问都已然精疲力竭。皇家海军的尼古拉斯中尉从自己的角度描述了战斗结束后“丽人岛”号（Bellisle）甲板上的情形：
大约下午5点时分，军官们纷纷集合到船长的个人客舱品茶休息。香烟那甘美的气息焦灼着我的神经，让我魂不守舍、口干舌燥。它诱惑着我，让我迫不及待地冲进客舱暂休息。已经在战场上操劳了4个小时的身体在这里享受着片刻的 小憩，在场所有人，无论身体还是精神，全都无精打采，尽管胜利的终点（指接收投降的敌方船长的佩剑的仪式）已然近在眼前，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此而打起精神。
这幅油画表现的便是特拉法尔加一战结束后，大约17点10分自战场东南端鸟瞰整个战场时的场景，整幅油画的前景中间是皇家海军战船及他们所掳获的战利品，而在画面远处，幸存下来的10艘法西战舰仍在试图逃离。前景左侧的是英国的“雷鸣”号，它的船桅已经被法军炮火打断。在它身后则是皇家海军的“蔑视”号，它的主副桅也被敌人打断。“雷鸣”号右侧的则是法国的“无畏”号，它的前桅与副桅已经被英军打断
由于在当时，军官佩剑具备重大的象征意义，所以当一名军官落败时，往往会将交出自己的佩剑作为投降的标志。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圣文森特角之战中“圣约瑟夫”号以及“圣尼古拉”号落败投降，两船船长向英军总指挥霍雷肖·纳尔逊交出自己佩剑的故事。由于当时收缴的佩剑数量实在太多，纳尔逊不得不将多出来的佩剑交给部下船员威廉·菲尔内，而这名船员也不得不将收缴来的佩剑悉数包裹起来拎在手上。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只有船长才会在投降时交出佩剑，比如1816年8月27日，阿尔及利亚的迪伊在埃克斯茅斯勋爵的狂轰滥炸下不得 不向英军战舰投降，并交出了自己的佩剑。
邀击战与登陆战
从18世纪50年代到维多利亚时代结束这150多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海军的刀剑战斗都发生于邀击战与登陆战之中——尽管类似的战法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在1692年那场漫长、残酷但非决定性的巴尔夫勒之战中，由图维尔元帅（Anne Hilarion de Costentin, Comte de Tourville, 1642.11.24—1701.5.23，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海军元帅）率领的法国舰队同罗素元帅（Edward Russell, 1653—1727.11.26，第一代奥福德伯爵）统率的英荷联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损失惨重的法国舰队撤退至拉·乌格，在当地的岸上炮兵与陆军步兵的火力保护下，重整态势准备同英军再战。但在6月3日—4日夜间，英荷联军派出了搭载有水手的大艇以及纵火船，发动了突袭，同法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登陆战，最终烧 毁了龟缩一隅的法国舰队的全部12艘战舰，大胜而归。
一场早期邀击战——夜袭拉·乌格
所谓“邀击战”，就是指直取位于地面要塞或是岸上炮兵火力保护下的敌军舰船。为此，进攻方突袭部队必须攻打并占领要塞、通讯塔等各类敌方地面设施，同时还要派出海军陆战旅深入敌方腹心。G. S. 帕森斯中尉在他的《追忆纳尔逊》中就曾详细记述过自己亲身参与过的几次邀击作战。这些战斗都发生于1805年的西印度，当时他本人是登陆中队的一名少尉，虽说战斗都不是在欧陆进行的，但仍具备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按照书中的说法，突击队的指挥官向舰队中的所有船只发出“求贤令”，从各船船员当中招募不怕死的志愿者，他们“装备有砍刀、手枪以及长矛”。帕森斯本人也因为在异域的这一系列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而从少尉晋升为了中尉——由于参加这类远征与登陆战能得到相当多的物质奖励或是晋升机会，所以不少海军官兵十分乐于加入类似的登陆部队作战，这种类似于现代“敢死队”的差事算是相当吃香。
在战斗开始前，志愿者们需要精心做好战前准备，“擦亮他们的砍刀，磨利手里的长矛，挑选出（燧发）枪机没有故障且燧石质量过关的手枪”。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用索具将刀剑缠在自己腰上，并用布条牢牢绑起来以免刀剑离身。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制式水手服，所以突击队的每一名成员都还要在自己握刀剑的那只手的手臂上绑一根白色帆布条用以识别敌我。同时，突击队的小艇上会搭载一些海军陆战队，这些执行登陆作战的士兵每个人的滑膛枪都上了刺刀，军官则装备有佩剑与手枪。在发动突袭之前，军官还会再给每一名突击队员一个口令用于进一步识别敌我，当时最常用的接头暗号是“教会”（Church）与“奇切斯特”（Chichester，英国西苏塞克斯郡的省会城市）。之所以用这两个词语作口令，是因为当时的非英语母语人士很难念准这两个词开头的“Ch”的发音。这种登陆中队的兵力往往都很少，每一名成员都是从志愿者中严格挑选出来的，以确保每一艘船都不会“超载”与过度拥挤，进而保证每一个命令都能被队员们有力执行。为了增加袭击的突然性，突击队往往会选择在夜间发动攻击。为了尽可能减小划船时发出来的声音，船桨桨架会被包起来。帕森斯在回忆录里这样描写自己在邀击战中无比恐惧与紧张的心情——因为他还以为自己已经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
这时候只要敌人的重炮朝着我们来一发葡萄弹或者榴霰弹，那我们可就一瞬 间全部玩完了。不过，感谢上帝！他（指敌人哨兵）走了……每个人都为此而彻底松了一口气；我的内心也好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落了地。但还是不能松懈，因为要是再出一分一秒一码的差错，我们还是得死。同时我们还不能把小船划得太快，因为这么做会引起已经起了疑心的敌方哨兵的注意。我们在这时候只能保持镇静，不发出半点声响，这可同吵闹混乱的战斗大不一样；所有的人都暗暗下了决心，不发一语，耐心等待天国的父做出判决，祈求他赦免并宽恕我们，让我们顺利渡过难关。
在这种时候，只要进攻方的动向被察觉，那么防守方的战船或是岸上火炮都能给搭乘毫无保护的小艇的突击队造成惨烈伤亡，就算是敌方士兵在岸上的一轮排枪齐射也能把这时候的突击队成片撂倒。在作为进攻方的突击队中，打头阵的便是上了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及士兵，紧随其后的是水兵，他们随身带着长矛，拔出砍刀或佩剑，同时腰间还挂着手枪。一旦敌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动向，他们就会当即发出战吼声以震慑敌人。按照查米尔船长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一直到1812年的美英战争时期，皇家海军的水兵都还在练习战吼。
1801年夏季，3艘英国护卫舰奉命监视正停泊于布雷斯特港的法西舰队。当年7月，英国人发现搭载着20门火炮的法舰“小山羊”号正停泊在卡马雷湾，处于岸上炮兵的火力保护之下。皇家海军当即决定对这艘船发动邀击战，不幸的是第一次作战中英军接舷失败，并被法国人当场发现。“小山羊”号在察觉自己已经被敌人盯上后立刻逃回港湾，准备船上的火炮，并派出一艘炮艇作为自己的护卫，守住港湾入口。做好准备后，“小山羊”号的官兵们向对面的敌人发出挑衅，要皇家海军赶紧放马过来试一试登上“小山羊”号并摘下它的舰旗。对面的英国人被这一挑衅彻底激怒，当即决定进攻，于7月21日晚派出280名官兵分别搭乘15条小艇发动奇袭。结果这次邀击战的指挥官罗萨克中尉被敌军的另一艘战船分散了注意力，认定该船守备松懈，因而做出了分兵的决定，派出6艘船对它进行追击，余下的约180名官兵在马克斯维尔中尉的带领下继续执行对“小山羊”号的邀击任务。尽管英军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而特地选择在月亮处于地平线之下的深夜时分发动突袭，但还是在接近“小山羊”号时被法国人发现，随即遭到了法军的猛烈还击。突击队员们只好试着不顾一切地猛冲到“小山羊”号身边同它接舷， 不少人在冲刺过程中不慎丢掉了身上装备的各类火器，但还是有不少幸存者们带着砍刀成功登上了“小山羊”号。甲板上的战况一时间变得极为激烈。正在这时，一支事前编排好的突击小队一路砍杀，敏捷地爬到船桅上张开“小山羊”号的风帆，另一支小队紧跟着砍断了风帆上的绳索。在接舷战开始短短3分钟之后，英国人就将“小山羊”号顺利俘获。水手长布朗顺利夺得该船船尾徽章。布朗看到马克斯维尔中尉带着一队人走到他前头后，随即跳起来朝他挥舞手里的剑，同时大声喊道：“给我乖乖等着，我这就杀过来！”
他随即从法国士兵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在前甲板上顺利同战友们会合。与此同时，一名叫作H. 瓦利斯的舵手成功杀到了“小山羊”号的舵轮处。当发现自己所搭乘的船已经驶离港口后，许多法国士兵跳入海中或是向英军投降。但仍有一部分法国水兵退入下甲板继续负隅顽抗，在彻底走投无路后最终选择了投降。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次大捷中英军仅战死10人，负伤57人（其中一些伤者在战斗结束后伤重不治而死）！
对一艘法国战舰进行邀击战，这艘船可能是“小山羊”号
装备有各类武器，正在抢滩登陆准备攻占路易斯要塞（位于法国的马提尼克大区）的突击队，此役发生时间为1794年3月20日
在其他类似的邀击战中，伤亡可能会相当惨重。按照《海军编年史》的官方记录，1803年皇家海军在夺取另一艘叫作“小山羊”号的护卫舰的战斗中，“‘尤莱因’号的内维尔中尉在登上该船后立刻跑到后甲板处，当场发现该船船长，两人随即 发生了战斗，结果这个法国人在战斗中迅速落了下风，受了砍刀的一记猛砍，倒在了舵轮附近”。拜这位中尉的英勇举动所赐，皇家海军“迅速占据了该船的甲板，之后的战斗立即演变成了一场惨烈的大厮杀，双方继续死斗拉锯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直至整个甲板被倒下的死伤者彻底填满才算结束”。
同邀击作战一样，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皇家海军也经常会执行各类登陆战，将突击队送往敌人控制的滩头，彻底消灭敌军岸上火炮对我军的威胁，进而保障邀击战或其他各类战役的顺利进行。这类登陆战的战术与战前准备同邀击战十分相似，故而不再赘述。
皇家海军中的决斗
佩剑不仅是用来战斗的武器，同时还是绅士的荣誉象征。早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年代，船员们就逐渐开始用佩剑来标明自己同社会其他各阶层人士的区别。当时一位叫作乔治·希尔福的作家就曾这样描述两位为了生意而起争执的船长在决斗中同归于尽的情形：“两名南安普顿船长都想将（客户的）贵重货物装上（自己的）货船，结果为了此事吵得不可开交，索性一把抽出腰间刺剑决定铤而走险。这两个亡命徒大声吼叫壮了壮自己的胆子，定下了决心（即开始决斗）。之后双方便开始竭尽全力你来我往飞也似地快速抽击起自己手中的刺剑，最终两人同时扎中了对方，双双毙命。”
虽然自詹姆斯一世时代开始决斗便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相当一部分军官仍然热衷于这种“不良习惯”，哪怕决斗的胜利者会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也在所不惜。当时这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自己荣誉的社会观念助长了军队中的决斗风气，就连皇家海军也不能免俗。1749年，英国皇家海军的英尼斯及克拉克两名船长就将决斗视作解决争执的唯一手段，克拉克在决斗中杀死了英尼斯，他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并判处了死刑，但幸运的他最终得到了国王的赦免。
海军中的决斗多发生在军官之间，大部分决斗中双方都选择使用手枪，因为在发生争执时双方身上往往都只带着手枪，此外手枪决斗也算是英式决斗的一大传统与“特色”。在1740—1850年的110年间，有许多英国作家描写或记录过海军中的各种决斗，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1780年以后。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皇 家海军的规模急剧扩张，而同时期的英国民间人士也不再以随身佩带刀剑作为风尚，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普遍使用手枪进行决斗，因为手枪能给人一种“正式”感，同时也能使决斗显得更为公平：如果使用佩剑作为武器，那么剑技精湛之人在决斗时无疑占有巨大优势；使用佩剑时，双方的身高、体重不同也会给决斗带来各种不公平。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甚至还出现了第一家专门生产决斗用手枪的武器制造商。由于同时期的民间人士普遍已不再随身佩剑，海军军官当然也紧跟社会潮流，在决斗时一般不再使用佩剑作为武器。这种“手枪热”算是英式决斗的一大特色，同时代的欧洲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偏好于使用佩剑决斗，德国人的“施拉格尔”式决斗法甚至还作为体育竞技用的击剑技巧而存续至今。一名叫作麦克阿瑟的海军作家曾编写了一本击剑教范书，并在书中驳斥了“击剑导致人极易同他人发生决斗”这一社会观念，他为击剑极力辩护道：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决斗者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肯投入精力做击剑练习，且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击剑动作与技巧之分毫时，这种反对与误解也将会很快消除。手枪反倒是一种可以被人随时随地取出来的武器，只要使用者的性情暴躁抑或是过分恪守自己的荣誉观，它就会被当场掏出来用于决斗。此外，要我说，在使用手枪这种武器决斗时，任何击剑技巧都不会起到半点功用。
一些关于海军的严肃历史文学作品也佐证了当时的“手枪热”。在霍恩布罗尔及李维利的作品中，决斗双方用的都是手枪。而在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马杜林与奥布雷》系列小说中，也忠实呈现了一些决斗场景，前20卷小说中用的都是手枪，只在未完成的第21卷中出现了佩剑决斗：小说主人公马杜林受到了米勒船长的挑战，作为一名当世闻名的神射手，米勒船长最初希望能用手枪同主人公决斗，不过决斗的武器只能由（名誉）受侵害的一方来选择，所以聪明的斯蒂芬·马杜林故意避开船长最擅长的手枪而选择使用佩剑决斗，最终马杜林成功地缴了米勒船长的械，在不伤害他的前提下迫使他向自己道了歉。
英国最后一起社会影响重大的佩剑决斗发生在拜伦勋爵与他的外甥查沃斯两 人之间。时间为1765年，而决斗地点则为一间灯光灰暗的密室。在决斗中，勋爵杀死了查沃斯，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将鲜血淋漓的剑挂回了自家墙壁上，此公也因此获得了“缺德勋爵”这一恶名。此外还有一起关于皇家海军的知名决斗，发生在1728年，当时的首相威廉·皮特同宪兵队的乔治·提尔尼因为一项旨在提升皇家海军待遇的法案通过与否而争执不已。不过幸运的是，双方并没有谁在这场决斗中受伤。至于皇家海军的最后一起佩剑决斗，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很“荣幸”地成了“纪录保持者”，他同时也是皇家海军中的最后一名决斗者，决斗时间为1845年5月20日傍晚，地点则为戈斯波特附近。
尽管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决斗在海军中并不少见，按照《海军编年史》中关于1799年夏季德文郡的官方记录，短短数周的时间内海军就接连发生3起决斗事件。或许这便是皇家海军历史上最高的决斗“频率”，不过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当季前后皇家海军有出现更加频繁的决斗。此外考虑到当时通讯并不发达，新闻传播能力有限，所以实际发生的决斗会比记录的更多也说不定。值得一提的是，分舰队司令官詹姆斯·叶奥爵士在负责指挥1812—1815年加拿大大湖区战役时，就曾为了维持军纪而刻意刁难麾下的决斗者，强令他们跑到天寒地冻的冰湖上，分别站在两座相隔80码的哨所中，使用滑膛枪朝对方互相射击。当时的火器故障频繁、精度极为有限且极易受气候影响，到了“隔着50米连大象都打不到”的程度，在寒冷潮湿的天气下隔着80码射击更是基本上什么也打不着，这么做就是故意让逞血气之勇的决斗者在全军面前出洋相。
至于导致争执与决斗的起因，绝大部分都无外乎荣誉与女士两类。不单单是一些年轻的低级军官肯为了这些事情送命或受牢狱之灾，就连一些海军高级将领有时也会逞血气之勇。1799年，海军元帅约翰·奥德就因为主动要求另一位海军元帅圣文森特伯爵同自己决斗而被捕入狱，争执的起因则是固执的奥德元帅未能取得分舰队的指挥权而觉得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
正如前文所述，当时英国的决斗以双方使用手枪居多，不过由于海军军官们在岸上也会经常带着刀剑，所以在怒上心头时他们向对方提出在岸上进行佩剑决斗也不是不可能。一个叫作查米尔的船长在私人日记里这么描述自己第一次参加决斗的经历（在这次决斗之前他就已经具备一定的击剑经验，此前他还做过一场 手枪决斗的见证人）：
我同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在咖啡厅里起了一点争执，于是乎我们当场拔出了佩剑，不过多亏了达拉谟的那位（教我击剑的）击剑师傅，我很快就扎穿了对手的手掌把剑刺进了他的胸膛。完事之后我就迅速逃回了自己船上，为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而深感痛快——虽说这件事老实讲并不怎么值得自豪。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同正式场合下进行决斗的区别，这篇回忆的作者自己心里还是相当有数的。而《海岸防卫队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则用他人的亲身经历更加直白地说明了两者的区别，书中有一名（前）海军军官被别人打了一下，于是“我怒不可遏地拔出了自己的佩剑，并要求他立刻同我进行决斗，至于后续情况如何你们应该也能猜得出——我被卫兵们当场逮捕，并在几天后被送往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我在艾克斯茅斯的朋友们拒绝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被判了个什么罪，反正法庭最后把我从海军中除籍了”。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刀剑战斗
自1812—1815年同美国的战争结束后，皇家海军无可争议地成了世界海洋的绝对统治者，该地位直到木制战舰时代结束以前都不曾出现过半点动摇。这同时也意味着当时的英国舰队几乎都未曾同敌人发生过任何较大规模的战斗——不过由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皇家海军都专注于各种反贩奴以及反海盗巡逻任务，因此接舷战仍会时不时地发生，但主要任务仍是搜寻以及拦截各种小型船只或是商船，就像今天的皇家海军所做的那样。
1881年，在非洲沿岸的反海盗行动中，除了指挥舰“伦敦”号以外，还有一艘装载有90门火炮的老旧双层甲板小船被用作东非兵站的补给船，该船船长查理·布朗瑞格下令点燃蒸汽引擎出发巡逻当地水域，随即遭到了一小股挥舞着刀剑的阿拉伯土著的攻击，这些土著杀死了10名船员中的7人，剩下3人侥幸逃过一劫并游到了安全水域。布朗瑞格当时还曾试图抵抗，但不幸被土著的子弹击中，之后残忍的土著们接连砍下他的数根手指，并砍了他20多刀。与此同时，“伦敦”号上的3名船员却在一场俘获敌船的行动中大获成功：当时他们3人正在一艘小游艇“维多利亚”号上打发时间，突然间水手长理查德·特雷格以及2名炮手斯 蒂芬·霍普斯与斯蒂芬·昆特，发现了一艘停下来的阿拉伯独桅帆船，尽管两边相距近7英里远，但3人还是开着小艇用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成功靠近这艘土著小船，他们随即遭到了土著们的反击，英勇的水手长特雷格将砍刀衔在自己嘴里，亲冒弓矢登上敌船并最终吓跑了所有敌人。
为什么砍刀与佩剑在实战中比手枪及其他开刃兵器出现得更加频繁？
现代的两栖作战中士兵们都是使用各类手枪以及步枪战斗的，不过在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士兵们普遍偏好各类刀剑，实际上手枪用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才逐渐进化成一种可靠兵器，并逐渐取代刀剑的位置。哪怕是到了拿破仑战争时代，燧发手枪仍然是一种相当粗糙且原始简单的兵器，装填速度极为缓慢。在肉搏战中，手枪的使用者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装填，所以开过一次火后它就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这使得刀剑仍然是肉搏战中的得力武器。至于世界上第一把实现了多次射击的燧发转轮手枪，则要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数年后的1818年才出现并被人申请发明专利。转轮手枪在军队中全面普及，则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史密斯与韦森两人在1856年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支使用边缘发火式枪弹的转轮手枪（即史密斯&韦森M1），不仅使得射击可靠性大幅增加，快速装填子弹也成为可能。不过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外，这个时期的皇家海军并没有机会同其他欧陆强权使用最新式武器一较高下，大部分时间里新武器都用在了针对殖民战争中的土著部落以及各类贩奴船、海盗船的战斗上。所以皇家海军的这些新式武器在战争中实际亮相的时间也要稍晚些。
尽管在拿破仑战争时代，手枪在近距离肉搏战中是一种相当强悍、足以威慑敌人的武器，可一旦开过火后往往就会被使用者直接丢在一旁或者索性猛甩到敌人身上。关于手枪的威力及危险性，一名叫作格林的海军中尉曾在自己编写的军事教范《船员操作兵器攻防指南》中这样描述道：“在海军中，一旦火器没能 交到真正需要它们的人手上，而是交到了一大群没接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与一小撮没有任何指挥经验的军官手上的话，那可就是一切都玩完了，所造成的结果不光对敌人是致命的，对友军也是。”霍夫曼船长在1794年对多米尼加岛发动进攻时，手下的水手们——按照他日记中的说法——“在开完枪后就将手枪扔在了一边”，这又验证了前文中的观点。同样经历过实战的格林中尉并不建议这么做，他认为手枪在开过火后仍然有相当多的用处，比方说用来格挡敌方砍刀对自己头部的挥砍等等，同时他还建议道：“手枪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易开火，要把它留到最后的紧急关头，确保一击毙敌。”
一名用手里的砍刀格挡敌人刺刀的水兵，他在格挡的同时另一只手用手枪朝敌人开火射击，此图出自威廉·普林格尔·格林中尉编写的军事教范《船员操作兵器攻防指南》
格林中尉还在教范中论述了当时的其他几种开刃兵器在实战中的功用。关于长矛，他是这样评价的：“长矛握在一个冷酷而又坚决之人手上就会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恐怖兵器，既可以迫使敌人同自己保持数米的距离，也可以用来猛扎敌人的心脏。”不过由于长矛作为一种长杆兵器，需要一大群进退有序的士兵摆成堂堂之阵后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所以当时的水兵往往在接舷战伊始时使用它来阻止敌人登船，进入贴身肉搏战阶段后它就不再是那么得力的兵器了。因此将海战用的步兵矛叫作“反登船矛”更准确一些——长长的矛杆一旦密集成“林”，敌人可就无法轻易地钻空子或者“跳帮”登上我方船只了。长矛在防御战中的优越性同时还为约翰·尼科尔所承认，他根据自己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英国海军的冒险经历对这种武器做出了如此评价：“我当时是登船水手中的一员，不过我们还是被命令随身装备一把长矛以保卫我方船只，防止敌人反扑过来。而在登陆敌舰时，我们需要的可就是一把印第安战斧、砍刀以及一对手枪了。”尼科尔所说的这些武器的使用技巧，就跟滑膛枪一样需要长时间的刻苦训练才能熟练掌握。到了19世纪50年代，皇家海军的军事条令里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规定：“船上那些接受过砍刀与步枪训练的水兵，一定也能快速 掌握刺刀与长矛的训练技巧，因为这些武器的训练原理具备相当多的共同之处。”至于斧子和印第安战斧（前者性质更接近工具一些，后者更偏向兵器），格林中尉则认为它们在实战中并不是特别有效的武器：“它们在磨锋利后是砍桅杆与风帆的利器……在战斗中就不这么好用了，比不上长矛、砍刀还有滑膛枪上的刺刀这些可以捅人的兵器。”
海军刀剑在岸上
维多利亚时代的皇家海军还有一大“特色”便是大规模运用海军陆战旅进行各种地面战役。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便是布尔战争，为了纪念这场战争，海军陆战旅每年都要在皇家竞技大会上举办野战炮竞赛。此外，陆战旅还参加过诸如1857年的印度大兵变、1863—1864年的英日战争等多场战争，他们还参与过一些现代人并不熟知的纷争，像是1864年的新西兰战争。当时300名英国海军陆战旅的士兵分别乘坐“罗盘”“日蚀”“鹞”“艾斯克”这4艘战舰，对帕赫门的毛利族土著发动了突然袭击，塞缪尔·米切尔军士也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的杰出表现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此外还有1868年的阿比西尼亚战争、1873—1874年的阿善堤战争、1894年的达荷美（即今贝宁共和国）战争等等。海军上尉彼得·霍瑞作为一名作家在他的著作《陆地上的海权》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战争对当时的日不落帝国的重要性，并提出海军部队在陆地上战斗时具备三大优势：结合了海军的科学技术与人的体魄、力量的充满激情的战斗技能；比起陆军更具优势的火炮与更加坚决的战斗意志；作为海军这一军种的特殊身份。海军陆战旅也确实如他所说做到了把海军的战斗意志带到陆地上：在印度大兵变中，海军陆战旅在皮尔船长的领导下成功为大英夺回北方邦首府勒可瑙附近的沙赫·纳吉夫。时任英军总指挥的科林·坎 贝尔爵士这样评价战斗意志极为坚强的皮尔船长：“（他时时刻刻都杀气腾腾）仿佛他的‘香农’号旁边一直停着一艘敌人的护卫舰一般。”这样的地面战役令当时的皇家海军受益匪浅，不少海军军官（包括费舍尔、杰里科、贝亚蒂等日后成为皇家海军高级将领及元帅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实战与指挥经验。
陆战旅攻下的被叛军要塞化的纳吉夫·汗陵墓
“巴拉克拉瓦”帽戴法示例。这种在现代再常见不过的帽子最初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军为抵御寒冷而发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军陆战旅的规模往往要比陆军旅小得多，通常只有500人左右，由各舰搭载的步兵连组成。这类旅的兵力规模通常都非常小，结构也相当松散，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一名叫作H. W. 罗素的新闻记者就曾这样评价当时英军的轻装旅：“英国这种旅的兵力规模，和欧陆其他国家军队相比，怕是连一个团都比不上。”尽管现在的英军一个旅的编制有将近5000人之多，但当时的英国无论陆、海军，一个旅的编制都要比这个数字小得多。巴拉克拉瓦一战中，轻装旅总兵力也就800—900人，其中600多人参与了对俄军发动的冲锋，余下200人留守在后方。关于这场冲锋，英国于1932年及1968年各拍了一部电影《轻装旅的冲锋》，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也就此役作了一首诗《最后的轻装旅》。
同时期的水兵们通常都装备有刺刀与步枪，而军官仍同拿破仑战争时代一样随身携带佩剑与手枪。1882年在埃及，英国陆军在海军陆战旅的支援下，前往大土陵战场参加会战（Battle of Tel-el-Kebir），当时的海陆军指挥官为陆军的怀亚特·罗森以及侍卫长海军中将沃斯利。沃斯利借助夜间的天上繁星导航，成功率军坐船航行到了目的地，随后陆军第二师迅速而又安静地到达了战场，但他本人却在为陆军担任向导时不幸负伤，后伤重不治而死。1882年9月13日早上大约5点，英军向埃及军队发起进攻，整场战役进行了大约1个小时。这场战役并不是沃斯利生前的第一场地面战斗，早在1874年他就被派往阿善堤参加过多场地面战役并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而他本人也在这场战争中一度负伤。根据战报可知，还有一位海军人士在同时代的殖民战争中战死，他的名字叫作W. H. 安斯利，是一名一级信号兵，战死于伊散德瓦尔纳一战中。当时他被一群敌人围困在一辆马车上，只能用手里的砍刀做近乎绝望的反击，最终一名祖鲁武士钻到了他的马车下面，用长矛捅穿了他的后背，将他当场杀死。
1882年大土陵海陆联合作战的英军指挥官怀亚特·罗森
19世纪80年代，英国军队中出现的一系列刀剑采购丑闻导致皇家海军A. K. 威尔森上尉在实战中遭遇了一起刀剑断裂事故。当时他作为海军陆战旅的一员前往 苏丹参加了1884年2月的艾尔塔战役，他在战斗中用佩剑“朝着一名敌人的肋骨大力挥砍，结果剑突然断裂”。这把质量极不过关的佩剑至今都还保存在朴次茅斯港的皇家海军博物馆中，脆弱的剑身沿着水平方向十分整齐地断成了两截，表明这把剑在冷却之后的回火处理极为粗劣。战报声称时任“赫克拉”号船长的威尔森当时正好架起了一挺机枪，结果他的小分队突然遭到了一股阿拉伯土著的袭击，为了解救一名受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威尔森当即撇下机枪冲上了肉搏战现场，结果被五六名土著团团围住。他在手里的佩剑彻底折断后继续用拳头与剑柄同敌人搏斗。最终，赶过来的部下及时地救下了他。虽然他在这场战斗中头皮负伤，所幸伤势不重，在伤愈后继续留在军队中，他本人因自己的英勇举动而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艾尔塔一战中的威尔森上尉，他那把粗制滥造的佩剑在战斗中被当场折断，而他本人则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威尔森上尉在写给“弗农”号船长马克汉的信中，是这样谦虚地描述自己这一英雄举动的：
战报在短短一天之后就被送到了我们手上，结果全军上下都在讨论我的这一轰动性事迹。但这些传说并不完全真实，实际战场上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距我大约30码处有几门克虏伯炮，大概是第65团的东西，我手下几个人以为这几门炮已经被人遗弃，于是我和他们就脱离了队列跑上去一探究竟，结果当我们到达炮兵阵地的胸墙附近时，二三十名阿拉伯土著突然从我们的身后冲杀过来。我制止住了两到三名想要开小差的士兵，同他们一并御敌。在这群阿拉伯人冲上来同我们进行白刃战之前，绝大部分人就已经被我们的枪械打死了。有一个土著冲到了我们跟前，用长矛朝着我左侧的一名士兵猛地一扎，但没有扎中，导致全身都暴露在我的佩剑之下，于是乎我打算把他捅个透心凉。他的身体似乎像野兽的表皮一样坚硬，我的剑一砍到他的肋骨就彻底断作两截。我左边的部下是个相当胆大的家伙，他抱住了这个阿拉伯人的脖子，想把他从我身边甩开，但没有成功。 这名阿拉伯人仍旧端着手里的长矛，我只能握着手里的断剑徒劳地击打他的身体。正在这时第二个阿拉伯人蹦了出来，用剑朝着我的脑袋大力挥砍。所幸我的头盔替我接下了绝大部分的冲击，他的剑仅仅伤到了我的头皮，当时的我甚至都还没察觉出自己已经负伤。接下来的一瞬间里这两个阿拉伯人都被我手下人的步枪撂倒在地，被刺刀扎死了。要是我当时有一盆水洗脸的话，指定能让自己的落败看起来更体面一些，但我的水瓶里只有一些凉茶，我们走到一口井旁边打算洗干净脸，但井里一丁点儿水也没有，导致我仍旧满脸是血。正在这时，几名战地记者发现了 这般狼狈不堪的我，身后的布勒将军趁机向我道了贺，在他的举荐下我成了战争英雄，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勋章很棒，但这完全是好运使然。当时我脚上甚至还穿着便鞋，只是想去视察附近的战况而已。舰队司令将我带去做了场笔录，当时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想法，结果就这么被人给捧红了，只能接受别人赠予的荣誉。
1898年皇家海军及其各预备役部队的军官制服条例规定的随身佩带物件及佩带要求
战斗结束后，威尔森还被赠予了两把佩剑以代替在战斗中被折断的那一把， 第一把是鱼雷艇“弗农”号（威尔森曾在这艘船上服过役）的船长赠送的，第二把则是马耳他的女士们赠予他的。第一把剑剑身宽阔，同他折断的那把十分相似。作为礼剑，这两把剑的剑身上都刻有铭文，除此之外，这两把佩剑同当时的制式海军佩剑并没有太大差别。
和平时期的海军佩剑
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皇家海军在本土海域还执行过数场行动，但都逐渐为历史所遗忘。参与过这些行动的部队与人士后来也被吸收进了海岸封锁部队、海岸警卫队等其他部门。其中设立海岸封锁部队的目的是制止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坚持往英国走私的各路武装走私犯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同他们战斗。当时的肯特郡海岸及附近海域，走私活动极为猖獗，甚至出现了“肯特郡战争”一词来形容皇家海军对当地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反走私行动，故这支海岸封锁部队在仓促间即宣告成立并被马上投入巡逻及侦察等各种日常任务当中。该部队以沿岸各处补给站作为活动据点，一般通过各处的石造圆形小炮塔来指挥联络。每个补给站由一名中尉负责指挥，巡逻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每名队员装备有砍刀与手枪。由于当时的英国过于严厉地执行海岸封锁政策，国内各地发生了数场骚乱并险些酿成一起武装叛乱。这场反走私运动持续了整整30年，相当数目的海岸封锁部队成员也在这30年间因公殉职。
当然，刀剑与其他各种开刃兵器不单单是战斗用的武器，同时还是绅士们的必备随身物件。1799年10月5日，华特金船长遭到了2名拦路贼的突然袭击，随身佩带的军刀及时地保护了他。一名叫作查米尔的船长在暂住于墨西哥的一家旅店时，曾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指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拿马鞍做枕头呼呼 大睡，随身放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与一把出鞘的刀或剑。”帕森斯中尉则在日记中提到曾有数名将要成为军官的年轻绅士们在参加舞会时，由于卫兵拒绝他们参加舞会的一部分活动，“便使用随身带的短剑在舞会上公然拿卫兵开玩笑搞恶作剧”。对于港口警卫的指挥官来说，在舰船入港卸货时，身上佩带的刀剑可以有效预防以及捕杀出没在船舱里的老鼠与奸盗之徒。有些时候，海军刀剑会带来各种安全隐患，1799年6月18日就曾发生过一起近乎诡异的意外事故：当时正停泊在普利茅斯港的“土星”号上，一名水手不慎从桅杆上跌落，竟然正好摔到舷梯上的警卫们手上端的滑膛枪的刺刀上。
此外，刀剑也能在视觉上带给人一种安全感。所以当英国人在押送从西班牙珍宝船“圣布里希达”号与“西蒂斯”号上虏获的整整63辆马车的金银财宝时，护送的船员们（包括护送队中的海军候补少尉等军官）除了腰间的佩剑以外，手上还要额外再拿一把砍刀——除了给自己壮大声势以外，还能震慑那些对财宝有非分之想的人。
皇家海军的最后一次刀剑战斗
“皇家海军最后一次刀剑战斗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就如同“海军使用刀剑的历史有多悠久？”一样，让人根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就像英国海军的其他一些传统一样，关于这方面的官方记述在进入现代之后近乎为零，往往只能根据口耳相传以及道听途说来做猜测，而这些“传说”通常都是虚假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根据1936年10月22日下达的制服条例，海军开始正式裁撤军中的各类砍刀，但是在条例发布之后，一些舰船并未全部裁撤，仍装备有砍刀，不过也仅在各类典礼及仪式等正式场合上使用。此外，在条例发布后的短时间里也有相当一部分船只并未来得及送还自己船上配备的砍刀。所以这（1936年末至1937年初）便是皇家海军最后一次实际使用刀剑的时间。只是这个答案仍不能很好地回答“何时最后一次使用刀剑战斗”这一问题，因为穿戴制服时随身佩带刀剑和使用刀剑战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因此要想追寻关于皇家海军最后一次刀剑战斗的记录，就应该从发生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几场传统海战当中慢慢寻找。当时的皇家海军正支配着世界海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军队因此往往只会进行小规模的陆地战役以及从事各种反海盗任务。1833年7月5日发生的第四次圣文森特角海战便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刀剑战斗。当时立宪派的战舰在战斗中成功截住了敌方船只并展开了登船行动，随即同船上的敌人展开了贴身肉搏战。当时的登船中队由英国海军军官查理·纳皮尔负责指挥，而且立宪派战舰上绝大部分武装人员都很有可能曾在皇家海军服役或者受过东印度公司的雇佣，舰队中的指挥者更是大部分为前皇家海军军官。但实际上，当时战场上立宪派的登船中队的水手们全是葡萄牙人，负责指挥他们的是多姆·佩德罗，他是玛利亚二世女王的摄政，所以这场战斗只能算是有皇家海军人士参与的战斗，不能算作皇家海军的刀剑实战。至于皇家海军在木制风帆战舰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登船接舷战，则是发生于美英战争末期英舰“恩迪弥翁”号及美舰“总统”号之间的战斗。这场战斗发生于1815年1月15日，参战的英国船员们在战后都获得了综合服务奖章。
如此，关注皇家海军的反贩奴行动也是很有必要的，这场反奴隶制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期间发生过很多起各种小型船只之间的战斗。1887年5月30日，弗里德里希·福格蒂·佛根中尉离开自己所属的小型海防舰“绿松石”号前往桑给巴尔沿岸的彭巴岛（Pemba，旧名“阿梅利亚港”），使用小艇执行日常巡逻任务。当时的他手下共有5名水手、1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1名翻译。在巡逻过程中，佛根发现了一艘阿拉伯独桅帆船，随即命令2名水手与翻译登上这艘船。阿拉伯小船上的船员们当即朝着英国人排枪齐射并朝着小艇全速冲撞，佛根则下令使用9磅炮开炮反击，并在敌船中弹受创后试图登上敌舰。关于当时的战况，战报是这么描述的：“英勇的中尉用手里的转轮手枪击毙了2名敌人，并用手里的佩剑赶跑了第三名敌人。”不过这位中尉还是在后面的肉搏战中不幸战死，接替他指挥的A. B. 皮尔森“用手里的砍刀成功制止了袭击者”。最终，在佛根手下 船员们持续不断的进攻下，这艘阿拉伯独桅帆船受损严重，不得不驶往岸边紧急停泊，船上的53名奴隶也因此获救。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的十多年里，皇家海军在这片地区还多次展开类似的行动并数次与奴隶船交火（在这十多年里，巡逻队的武器装备相较于1887年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却并没有类似的英雄事迹（主动登上敌船同敌人肉搏）在各类档案或者战报中出现，因此我们完全无法断定在之后的反贩奴行动中有无刀剑战斗。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海军陆战旅也曾为了支援陆军的行动而在岸上进行过各种战斗，所以他们也很有可能是“皇家海军最后一次刀剑战斗”这一“殊荣”的获得者。至于他们支援的陆军骑兵部队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还配发有刀剑，当时骑兵各级官兵用的军刀是1908式，而军官则在1912年统一配发了新的装饰相对华丽一点的军官型号。1919年，英国陆军在英属印度的达卡（即今孟加拉共和国首都）发动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突击，有些学者认为在这次突击中刀剑可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于皇家海军而言，最后一次装备实战刀剑的战争很有可能是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在1899年11月25日的格拉斯潘（又名恩斯林）之战中，编写有各类半官方性质的历史著作的作家H. W. 威尔森这样描写道：“陆战旅的军官们仍然随身佩带各类刀剑，这使得他们的身份很容易被布尔人辨识并成为枪靶子。”所以他们毫无意外地在战争中逐渐放弃了随身佩剑而改用转轮手枪。在威尔森的著作中，有一副插画还描绘了皇家海军陆战旅的普洛贝少校在战死前挥舞着手里的佩剑鼓舞士兵冲锋的场景，插画里少校甚至还把自己养的狗带上了战场，让人不禁觉得这幅画应该是后人艺术想象之作。在这场进攻中，皇家海军“强大”号的船长艾塞尔斯顿与普洛贝少校几乎在同一时刻战死，死的时候手里也很有可能握着佩剑。而当时负责指挥炮兵连的其他几名海军军官当中是否有人在实战中用佩剑同敌人肉搏，我们可就不得而知了。
于1899年11月25日格拉斯潘一战中战死的普洛贝少校（注意他的脚边）
就笔者本人观点来说，最后一次 可以证实的刀剑战斗很有可能发生在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战争当中：当时的英国海军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年）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召集了一支军队（约2000人），攻入北京，最终成功解救出城中受困的欧洲人。他统率的海军陆战旅是一支多国籍部队，混杂了英、德、俄、法、美、意、日等国军人（即八国联军），至于武器装备则是由手头的各国各类武器临时拼凑起来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日后登上皇家海军巅峰之人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贝亚蒂、杰里科以及罗杰·凯耶斯爵士这3位海军元帅在当时都以低阶军官的身份参加了战斗。一篇发表在《海军评论》（The Navy Review ）上的文章则评论道：“当时的联军并没有卡其布军服，所有人都穿着蓝色的制服，而军官则有各种佩剑或水兵的砍刀。”整个扮相显得相当有海军陆战旅特色。联军还多次在激烈的战斗中主动发起刺刀冲锋，成功地冲垮敌人，显然绝大部分的战斗都是靠刺刀与步枪进行的，至于他们有无使用砍刀或佩剑进行过实战则并没有任何战报提及。为了支援陆上联军的行动，英国海军的“声誉”号以及“牙鳕”号向大沽炮台发起了进攻。1900年6月17日，英国军舰派出数艘小艇试图登上一艘中国驱逐舰，凯耶斯中尉是当时参与指挥这场行动的几名指挥官之一，关于登上中国战舰时的场景，他是这样描述的：“正当汤津森（凯耶斯中尉的副官）试图跳上敌舰的时候，距离我们数尺远的一名中国军官使用转轮手枪朝他开了几枪，不过都没有打中。汤津森随即拔出自己的佩剑向他发起进攻，并把他推下了海。”这场战斗发生在克拉多克长官带领海军陆战旅侵攻天津及北京之前。根据日记，各类刀剑直到20世纪初对于不少军官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标配——尽管这些军官中有不少人甚至一年前才参加过海军陆战旅在格拉斯潘与解救莱迪史密斯的战役！在凯耶斯的一张海军陆战队的照片里还出现了一名满面笑容的低阶军官将砍刀挂在腰间的场景，在他旁边的纵队里，军官们则佩带有佩剑。此外海军陆战旅 的海军预备少尉盖伊在拯救被火势所困的伤员时，身上也很有可能带着剑，他本人因这一英雄事迹而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朴次茅斯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里有两座纪念建筑，纪念的是1900年战死于中国的皇家海军官兵。上侧的纪念堂则是献给战死于天津的“奥兰多”号船员、西摩尔司令的联军以及北京的大使馆人员。纪念堂上那座钟的原件已经在2005年被归还给中国政府，现在的这座是复制品。下侧的纪念碑是献给皇家海军“百夫长”号战死在天津的船员
在八国联军之役结束后，皇家海军可能还在中国进行过一些用到了砍刀与佩剑的战斗。一位叫作“塔弗拉尔”的作家在作品中极大地暗示了这种可能。这是个笔名，至于其真实姓名则为亨利·塔普瑞尔，他是皇家海军的一名船长，曾写过几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争爆发前的海军的书，内容相当程度上参考了自己以及当时其他海军人士的亲身经历。他的《守夜之人》里面，有一则标题为《厦门的海盗》的故事，讲述了一名年轻的皇家海军中尉奉命登上一艘哨戒船，搜查香港／广东西河区附近的海盗，结果海盗们的小艇搁浅在岸边，中尉随即也下了船，同时遭到了海盗们的突然袭击，不过这名中尉还是在战斗中用砍刀痛击了敌人：“中国水匪们亮出了手里的刀面，我的部下们当场咕哝了几句咒骂的话，结果这群中国人一边放声尖叫一边朝我们冲杀过来。刺刀折射出的熠熠寒光以及被火光映得通红的砍刀刀身，全被我看得真真切切。”尽管这则故事与战斗中的技术细节有可能并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但很有可能是根据当时皇家海军“恐怖”号巡洋舰上的预备少尉多林的经历改编的，多林在1901年前后在中国补给站附近水域活动。尽管故事里的主人公将船停下来后在岸边遭受了中国海 盗的袭击，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这场战斗却是在海面上进行的，当时多林乘坐的小艇上也装备有各类自卫及接舷战用的武器。
两图中的美国及波兰军官身上穿的就是“山姆·布朗”式腰带，这种在现代军队中再常见不过的武装腰带发明于维多利亚时代
“山姆·布朗”式皮带的发明者山姆·布朗爵士
除此以外，“皇家海军的最后一场刀剑战斗（在岸上同敌人用砍刀或佩剑战斗）”这一殊荣还有多位“有力候选者”。朴次茅斯港的皇家海军博物馆里有这样一件展品——一把挂在“山姆·布朗”式皮带上的传统海军佩剑，这是一名参加过一战的海军陆战旅军官生前 佩带之物，文物检测证明这把佩剑在战争时期被物主多次剧烈地使用。不过也不一定是实战，可能是大力挥砍索具、木头一类的东西造成的。在1915年3月10日的新沙佩勒战役中，第二卡梅隆营（Cameronians，即苏格兰步兵营）的军官们仍能自行选择是否将佩剑继续带在身上；不过B连的E. B. 弗瑞尔少校坚持命令麾下军官随身佩剑，一部分军官也确实照他所说的做了。在此之前，于1914年10月13日在梅特伦附近发生的第一次伊普洱战役中，“皇家沃里克郡”团的伯纳德·罗伊·蒙格梅瑞中尉就曾一边挥舞着自己的佩剑，一边带领手下一个排的士兵发动冲锋，他本人因为这一英雄举动而被授予了杰出服役勋章，不过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亲口承认自己压根就没练过剑！至于同时期海军陆战旅的军官们的用剑情况，和这位中尉大体上差不多。比较可惜的是，关于皇家海军博物馆里的这把佩剑的实际情况，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所以也不能断定这把饱经风霜的佩剑是否在战斗中被用来砍杀敌人。布鲁斯·巴恩法德尔的这幅《我原以为的佩剑用处和它到我手上后的实际用处》讽刺漫画，就相当幽默风趣地表明了一战时期军队内外人士对佩剑这一历史悠久但在现代战争中地位无比尴尬的东西的看法。
布鲁斯·巴恩法德尔的讽刺漫画《我原以为的佩剑用处和它到我手上后的实际用处》
不过即使是到了一战时期，皇家海军仍出现过几次登陆各型船只的行动。道格拉斯·费尔巴恩就曾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在1915年带领手下船员于北海附近海域登上一艘荷兰籍的拖网渔船进行例行检查，当时他的部下们都装备有砍刀，而时任少尉的他本人除了砍刀以外“还随身佩带着一把转轮手枪”。这同他后来突袭一艘德国巡逻艇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回忆录中十分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这次登陆（敌方军用）船只的行动中装备的每一种武器，却唯独少了砍刀。
现如今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认为“阿尔特马克”号事件中出现了皇家海军最后一次刀剑战斗，不过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这起事件发生于1940年2月16日，一艘叫作“阿尔特马克”的德国补给舰上装载着299名自英国商船上俘虏的水兵，这些俘虏都来自德国海军“施佩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 先前击沉的船只。“阿尔特马克”号正准备从南大西洋返回德国本土，途经挪威水域（当时挪威还是中立国）并受到了挪方的3次调查，挪方人员登上了这艘船，但未对船上搭载的人员及物品做任何检查，便匆匆放行。该舰随即被英国军机发现，并遭到了皇家海军“哥萨克”号（船长为菲利普·维昂）的拦截。这艘补给舰当即逃往戈斯兴湾寻求中立国庇护。第二天，紧随其后的“哥萨克”号试图登上该舰，但是遭到了挪方船只的阻挠。同时挪方还拒绝为英军提供任何协助，反复声称己方人员在先前的搜查中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维昂船长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并要求挪方积极配合，却再度遭到了挪方的拒绝。2月16日傍晚，维昂船长不顾当时挪威的中立国身份，当机立断强闯戈斯兴湾，迫使“阿尔特马克”号搁浅，最终成功俘获该船。可以肯定的是，“哥萨克”号上确实装备有一些砍刀（不过仅在举行各类仪式等正式场合上使用），登陆德舰的英国水兵们的步枪也确实上了刺刀（刺刀全长18英寸，是当时英军常用的P1907式），但“出现了刀剑战斗”这一说法却极有可能是那些热情过头的记者们为渲染“哥萨克”号凯旋而做的“文学再创作”，也有可能来自德国对英国海军的污蔑之词——当时德国报纸纷纷声称：“1940年2月16日，‘阿尔特马克’号不幸遭遇了英国海盗的打劫。”“哥萨克”号的事故调查委员会搜集了所有当事人的证言，正式断定这些传言都是不实之词。两名海军专家——约翰森与弗雷舒尔对这起事件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收集了大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后也支持这一说法，不过仍有少部分当事人坚持声称船上确实发生了刀剑战斗。
诺曼·威尔金森创作的油画，表现了皇家海军“哥萨克”号成功同“阿尔特马克”号接舷，在战船前甲板处聚集了一大批水手准备“跳帮”登上敌船营救战俘
“阿尔特马克”号事件中德军战死者的葬礼
曾被《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 ）报道过的关于米歇尔·斯提威尔少校之死的传说，后来也同样被证明为夸张不实之词。按照记录，斯提威尔少校于1944年2月同其他6名船员一同搭乘一艘鱼雷摩托艇，他们遭到了一艘德国双桅纵帆船的拦截。德国海员们堵住了这艘鱼雷艇，并立刻同该艇接舷，随即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传言称鱼雷艇上有两名船员装备有砍刀，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太现实， 因为皇家海军早在这场战斗发生数年前就已经下令裁撤军中的砍刀。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文章作者将海军的长刺刀（这种刺刀颇长，确实很像一把拿在手里的砍刀）与陆军常用的稍短一些的“扎猪用的”短刺刀搞混而产生的。
在1952年中东纷争时，皇家海军曾为“无敌舰队”号上的登船水手配发了砍刀，不过持这个观点的文章事实上只有一篇，而且仅有的这篇原文中时间上还存在着记叙错误：“无敌舰队”号早在1951年就已经来到中东执行任务，而最初的登船计划也在后来被取消，所以水兵们并没有实际运用过这些砍刀。
综上所述，在总结了所有可能，并排除掉极个别海军军人的个人行为与各类半真半假的传说后，笔者认为，皇家海军的最后一次刀剑战斗发生在中国，时间大约为1900年，地点更有可能在岸上。至于在此之后皇家海军是否还出现过其他刀剑战斗，只有在未来挖掘出更多有关记录与材料后才能予以证明。
最后一名向敌人交出自己佩剑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
1942年2月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前夜，扩编防卫师（Extended Defence，简称XDO Division，当时的一支辅助部队，驻地在坎宁要塞）的首脑是乔治·F. A. 马洛克（George Francis Arthur Mulock, 1882.2.7—1963.12.26，是一个爱尔兰人），他同时还是当时仍留在殖民地的海军军官当中军衔最高之人。他曾在史考特船长（Robert Falcon Scott, 1868.6.6—1912.3.29）的带领下参与了1903—1904年的南极远征，这是继60多年前詹姆斯·克拉克的1839年南极远征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官方开展的又一次大规模探险活动。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他被授予了优异服务勋章。一战结束后，他一度从军中退役并前往远东进行各类活动，但年近60的他在1939年再度回到海军服役。他当时从海军上层收到的命令是在所有军官撤出新加坡以前一直留在当地断后。2月14日晚些时候，他又收到了护送38名高级军官至安全地区的命令，英国担心这些军官一旦被日本人俘虏就极有可能遭到处决。他当晚即驾驶着一艘40英尺长的大型敞篷摩托艇“玛丽·罗斯”号出发，是为最后一艘从新加坡逃跑的船只。他和他的船白天四处隐藏以躲避日军视线，只在夜间行动。2天后，“玛丽·罗斯”号在门托克附近的莫耶斯河上不幸被日本海军发 现并遭到了日军的拦截。
2月17日黄昏时分，在日本人的监视下，“玛丽·罗斯”号被押送到了门托克，在这里它同其他十余艘被俘的英国船只一并被日军收押。马洛克船长随即被日军从舵手室押解出来，当时的他身穿白色常服，腰间佩带有佩剑。敌方中尉登上了“玛丽·罗斯”号并用极为流利的英语命令船员全体下船，随后这名中尉向下了船的马洛克船长敬了军礼，作为回礼船长解下了自己的佩剑并将它亲手交给了这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这位日军中尉收下了佩剑并表示接受投降。在拘留期间，他船上的38名乘客中近一半没能存活下来，而他本人作为战俘一直被日军监禁到1945年末，同时也因此次被俘经历而成为最后一名向敌人交出自己佩剑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
1942年3月，日军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俘虏的英军战俘的照片，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军官被押送到了日本本土。照片中后排右起第三位便是马洛克船长
刀剑与纪律
在拿破仑时代，如果要对船上的一名水兵进行体罚，通常都会将他绑在栅栏上反复鞭笞，并由在滑膛枪上装了刺刀的海军陆战队以及拔出佩剑的该船军械长严加看守。如果是炮室里的年轻绅士及海军候补少尉触犯了军纪，正式惩罚将会变得更加严厉。（对这些现役或候补军官们的）各种私刑与非正式惩罚在当时的军队中相当普遍，其中有一种叫作“桅杆斩首”的刑罚：触犯军令的年轻绅士们将会被押往桅杆顶上，并在上面罚站相当长一段时间，好似现代父母责令淘气的孩子罚站思过一般。比这更加流行的私刑便是打屁股，不过用的是佩剑或短剑的剑鞘来打，而不是鞭子，这种私刑似乎仅在炮室成员内部通行。一名叫作艾利奥特的海军预备少尉曾救起不慎跌入海里的“歌利亚”号的教导员，结果“这名英勇的预备少尉受到了由他的炮室战友组成的临时法庭的审判，理由是他在救起教导员时言语及行动上反复冒犯长官，最终被判处了‘打屁股’之刑”。
一旦一名海军军官受到由船员组成的临时法庭的审判，他的随身佩剑就会被解下来并被摆放到法庭的桌上，剑尖指向法官，当陪审团到达法庭后，佩剑就会被调转平放，确保剑尖不指向法庭上的任何一人。之后如果法庭做出正式判决宣布被告无罪释放，佩剑的剑柄将会重新指向被告；而一旦宣布被告有罪，指向他的将会是剑尖。这项老传统一直持续到当代，直到2004年3月才被废除，同年3月15日“德雷克”号上的临时法庭进行了皇家海军历史上第一场没有任何刀剑的 审判。而在此之前的海军临时法庭上，无论是被告、被告的朋友，还是起诉人与全体见证人，每个人都必须随身佩带着刀剑。如果被告是一名军官，他会被一群拔出佩剑的同僚押送往法庭，而当被告是一名水兵时，将他押送往法庭的同僚手上拿的将是砍刀。
1899年皇家海军的一场临时法院审判，被告人为莱斯船长，他的过失导致了1898年3月“苏丹”号沉没
早在此前的2003年，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曾发表呼吁，要求简化临时法庭的审判程序，但对于在审判中能否使用刀剑却不置可否。之后人权法院的主席声称须在审判时慎用刀剑，不过该提议遭到了军中部分人士的反对。之后的几起临时法庭审判都有来自人权法院的书记随同观察，“剑指被告”这一传统仪式在书记员的监视下照常进行了数回。尽管审判程序在人权法院的意见下发生了一定改变，但由于人权法院并未明文反对在审判中使用刀剑，所以这一老传统在之后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仍得以继续保留。
然而当时一位参与了临时法庭审判的人权律师致信国防部，称法庭上的各种刀剑会吓到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对被告人权的一种侵犯。这位律师将法庭的审判过程及宣判结果比作萨利文与吉尔伯特两人合作的歌剧《“皮纳福”号》（HMS Pinafore ），同时此君还扬言一旦法庭上再次出现各类刀剑，他就会前往人权法院“采取必要措施”。
两周后，在英国上议院就此事展开了讨论。
格雷斯福特勋爵托马斯发言：
众位值得尊敬的绅士们，请容我斗胆实名向你们问个问题，我曾在西敏宫的每日内参上署名，呼吁废除法庭中的刀剑。
此君（勋爵托马斯）的具体提问为：
请容在下质问大英帝国女王陛下之政府，在美利坚政府关塔那摩拘押中心的丑闻已被彻底曝光的当下，英国海军的临时法庭各成员是否还在审判过程中继续展示并使用装在鞘内的各类刀剑？在护送辩护人时是否还继续使用出鞘的、擦亮 的各类刀剑？
大英政务次官、国防部部长巴赫勋爵答道：
众位值得尊敬的绅士们，皇家海军正式做出决定，此后的法庭审判过程中不再强制要求各成员以及护送辩护人的卫兵们佩带或展示各类刀剑，此决议同美利坚政府关塔那摩拘押中心之行径无任何关联。皇家海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使用各类刀剑的审判将在停泊于朴次茅斯港的‘德雷克’号上举行，开庭时间为2004年3月15日。
在这场讨论正式结束后，国防部向这位人权律师做出了正式答复，正式声明“法庭将不再强制要求佩带各类刀剑”，但这名颇为难缠的人权律师此后仍旧激烈抨击着皇家海军的这一悠久传统。虽说实际上全皇家海军上下并没有任何一名海军军官及水兵声明或表示在审判中出现的各类刀剑会吓到自己或别人。而作为刀剑的替代，之后的法庭上只剩下（让海军官兵并不感到亲切的）戴着假发、身穿长袍的法官了。
当代皇家海军中的年度奖品剑
这种制式奖品剑每年都会被赠予全英国武装力量中的各个部队，以表彰他们在服役期间做出的杰出贡献或者同各种国内外团体建立起的友好关系。该型礼剑由威尔金森公司定型于1966年，故而又名威尔金森和平剑。至于得奖部队，则是由海军部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评选出来的。2005年弗明&颂斯公司（Firmin & Sons）取得了这门权威奖项的独家赞助权。这家坐落于伯明翰的公司成立于1655年，拥有相当悠久的制造兵器的传统及历史，它最初是一家制作纽扣的小作坊，从1677年开始为英国武装力量供应各类刀剑、刺刀、帽徽、纽扣、头盔以及胸甲等武器装备，后来逐渐壮大，成了英国的御用皇商以及为世界各地军警生产各类制服装备的大公司。“和平剑”的剑身都会特地铭刻所赠部队的番号、名称及其所在地区。由于这是一种制式佩剑，所以在阅兵或游行时可以随身佩带。
2011年飞行员及领航员协会（Guild of Air Pilots and Air Navigators，简称GAPAN）为海军舰队各飞行部队颁发了一种奖品剑，用于表彰、纪念2009年的 海军航空兵诞生100周年庆祝大会（1909年英国最初将飞机搭载在舰船上以执行火炮校准任务）。这把剑由珀利刀剑公司（Pooley Swords）制作捐赠，该公司的主人罗伯特·珀利是GAPAN的资深会员。这把奖品剑并不是刻有铭文的传统海军佩剑，它的剑形是看起来非常“中世纪”的阔剑，这是它同其他海军佩剑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同时宽阔的剑身与剑格更好地体现了机翼宽阔的特征，剑身铭文也较其他刀剑更为明显。剑身一面饰有飞行员、观测员与空勤组员的飞翼状徽章图案及赠予部队的番号名称，另一面则饰有剑鱼攻击机及灰背隼直升机图案，中间刻有铭文：“永久纪念及表彰长达一个世纪以来始终矢志不渝的勇气、敬业以及技术革新，1909—2009”。除此之外，珀利刀剑公司每年还会向海军航空兵配发一种长度为6英寸的袖珍小剑，以表彰“该年度海军航空兵最为杰出的功绩”， 这种小剑的首个颁奖年度为2010年3月至2011年。
阔剑的揭幕典礼，拍摄地点为皇家海军司令部，其中左为GAPAN的代表，右为皇家海军司令康宁安（皇家海军新闻）
6英寸袖珍小剑。照片中间者为康宁安司令，左右则为2011年度的获奖者，分别为朱利安·马尔占特上尉与格拉汉姆·坎内尔中尉（皇家海军新闻）
2016年3月22日，达特茅斯港的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年度阅兵式上，正在接受长公主安妮检阅的海军学员。安妮公主是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女，曾是英国王位第2顺位继承人，现为第12顺位继承人，是著名的慈善工作者
今日的皇家海军佩剑
各类佩剑时至今日仍会出现在皇家海军的各类正式场合中。同其他国家海军（比如挪威皇家海军）不同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并不会强求每一名军官自行购置刀剑与制服相配。不过由于在各类仪式上仍需要佩带刀剑，所以皇家海军直到现代仍会在军械库中“囤积”相当数目的刀剑并在仪式开始前租借给那些需要佩剑的军官们。在阅兵式上，检阅及受阅军官们会佩剑。同时达特茅斯的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中最为优秀的受训学员们也会被正式授予佩剑，以示他们同其他学员的区别。达特茅斯可不是唯一一个会为受训的海军学员配发刀剑的地区，“科林伍德”号军官协会与海上作战学院每年也会向当年度表现最为杰出的军官及学员赠予一把佩剑。至于获奖者，他们通常都十分珍惜这一荣誉及成功的象征。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奖品剑，从1987年开始每年会被赠予该年度高阶潜艇作战课程（Advanced Submarine Warfare Course）中成绩最为优秀的潜艇军官学员。不过在2010年，这门课程正式改名为“（潜艇）基本作战军官课程”（Principle Warfare Officers Course，简称PWOSM）。此奖项是由海军司令C. D. 霍沃德－约翰斯顿赞助设立的，设立的目的则是纪念他的儿子R. G. 霍沃德－约翰斯顿少尉。R. G. 霍沃德－约翰斯顿曾是“骚动”号潜艇（HMS Affray）上的一名军官学员，该船在1951年4月16日的下潜训练中失事沉没，船上75名船员全体不幸遇难。“骚动”号的沉没原因至今仍未探明，不过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船体残骸表明，事故很有可能是船体进水后真空阀未能自动关上令放风阀故障无法排气导致的。不仅仅是皇家海军有这种为军校学员赠予佩剑的传统，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海军每年也会为军事类院校赠予佩剑，英国女王也曾将一把海军佩剑赠予乌克兰国防大学。
2015年7月14日，达特茅斯的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阅兵式上赠予优秀学员的佩剑，这些获奖者中有数人来自医护、辅助部队，还有几名学员来自外国
2015年7月的达特茅斯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阅兵式上，获得了佩剑的优秀学员罗伯特·盖斯特，同他合影的是英国驻北约及欧盟军事代表海军中将伊恩·柯德尔
1998年被赠予皇家海军R. 瓦特中尉的“霍沃德－约翰斯顿纪念剑”，值得注意的是剑身铭文上“约翰斯顿”的“Johanston”少了一个字母t。由于改动代价过于高昂所以赠送单位并没有纠正这一拼写错误
用佩剑切蛋糕。图中的蛋糕是为庆祝“圣奥尔本斯”号升级改造完成再度下水，拍摄地点为该舰机库，执剑人则为船长卡特琳·约尔丹、船长的丈夫安德鲁·约尔丹以及船上最年轻的水兵——年仅18岁的山姆·卡利甘
皇家海军为女王庆生而做的大号帕妃蛋糕，上面的皇冠似乎是可以吃的。海军蛋糕上很少有水果出现，因为水果会腐蚀剑身
如今的皇家海军军官葬礼仍然遵照着传统，在棺椁上覆盖联合王国的国旗及其生前所用佩剑，摆放在棺椁上端的是其生前佩戴的勋章及军帽。海军佩剑也会出现在喜庆的婚礼之中，当新婚夫妇们离开婚礼现场时，新郎官的同僚们会一齐拔出佩剑形成一道道“拱门”以欢送新婚夫妇，而新郎官本人的佩剑会用于切结 婚蛋糕。此外，每当新船下水时，军官佩剑也会被用于切庆祝会的蛋糕。在这类仪式上，蛋糕通常是由新船船长的妻子（如果船长已婚的话）与船上年龄最小的水兵使用船长佩剑切开的，由于蛋糕上的水果对刀剑有一定腐蚀性，所以执剑人在切完蛋糕后会立刻将剑身擦干净。
一场现代海军婚礼中的“剑拱门”
现代皇家海军的军官们一般都不再会自费购买佩剑，在仪式上佩带的刀剑普遍是从上文提及的库存中租来的。威尔金森公司曾是皇家海军最为著名的刀剑供应商，不过自2005年开始该公司便退出市场，也不再从事刀剑制造行业。此后的刀剑供应由位于德国索林根的魏尔斯贝格&基施鲍姆（Weyersberg & Kirschbaum & Co.，简称WKC）以及位于西萨塞克斯的珀利刀剑这两家公司接管。在今天， 制造一把全新的海军佩剑及其剑鞘、腰带、穗子以及摆放佩剑用的箱子总共要花费大约1000英镑，在销售商以及裁缝们经手后成本往往还要更高。在现代皇家海军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职业裁缝，专为军官们装配刀剑的各种装具或腰带，并为制服量身缝制各种徽章，就如同200年前他们的老前辈所做的一样。顺带一提，在当代英国，二手武器交易市场非常兴盛，军队在各类仪式上使用二手佩剑也相当普遍。由于现在的英国国防经费较为拮据，每一件武器的支出都会受到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某天就连刀剑租借都会被国会砍掉。这样的话未免就太可惜了，因为佩剑本身不单单是件装饰，它联结着皇家海军的悠久传统与光辉历史，同时还是皇家海军“esprit de corps”（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军魂”）的象征。
附录一：英国军队的刀剑采购丑闻
19世纪80年代，军中爆发了一系列刀剑采购丑闻，各大报纸纷纷声称当时军队购置的刀剑“全然无用”，并要求“必须要有人来为这起极不光彩的事故负责，整顿如此腐败的体制已是迫在眉睫，因为它不再仅仅为士兵提供发霉的饼干、不可食用的面粉、发臭的肉食，就连它提供给士兵战斗用的武器也全都不堪使用了”。
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英国政府正式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要求有关团体及人士做出具体解释。调查委员会随后发现了导致事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当时英国将刀剑制造外包给了索林根的分包商，所以刀身通常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但德国人竟将半成品送往英国：相当一部分刀身只做过局部硬化处理，一些甚至还尺寸过大无法装配到英制军刀的装具上。之后这些刀剑又被精心打磨与抛光，上面的锈蚀痕迹也被清理干净。一把把劣质品刀剑就这样瞒天过海，看似精良的刀身实际上脆弱无比。在重新进行了几次质量检测后，军方发现当时的不合格品数量竟多到“两个团的刀剑半数不堪使用”这般程度，而整个军团更是糟糕到了“绝大部分武器全然无用”这般境地！这些瑕疵品在实战中导致了一系列灾难，例如苏丹战争中第7骠骑兵团的沃莫德中尉在战斗中大力挥动军刀，砍向一名马赫迪托钵僧武士，结果手里的军刀竟突然断成两截。
当时皇家海军也参与了数场陆上战斗，关于刀剑的质量问题，经历过实战的海军士兵们同陆军一样感触颇深，皇家海军的A. K. 威尔森上尉在《每日电讯》报中就曾提到：
我在塔马伊一战以及尼罗河流域附近的几场战斗中，就曾亲眼看到过一些蓝夹克水兵的砍刀形刺刀在战斗中被硬生生弯折成半圆形。在战斗中这些刺刀只能保持这个形状，完全不能拿来伤人。实战证明了这些由军队统一配发的刀剑是多么软弱无力，而一旦折弯还完全无法恢复至原来形状则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些破烂的品质真是糟糕透顶。此外，要我说军队统一配发的剑形刺刀的质量比起这些砍刀形的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在阿布科里会战中，许多水兵在战斗中就因为来不及装填子弹而不得不使用刺刀战斗，结果手里的刺刀在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完全派不上用场。我亲眼看见许多剑形刺刀在战斗中被折弯或者严重扭曲，这些武器的材质根本就不是制钢，而竟然是软铁！在战斗中，你甚至还会看到许多健壮的近卫步兵（foot guards）、魁梧的陆军警卫团（life guards）士兵以及训练有素的骑乘步兵们不得不肩并肩排成方阵，用自己的脚或膝盖压住刺刀将其硬生生地掰直！还有些战士不得不丢掉手中已然报废的武器，拿起倒下的战友的武器继续战斗。
此外可以确定的是，刀剑质量问题也使得前文提及的阿拉伯土著袭击中几名海员在面对突然到来的敌人时手头竟没有堪用的武器，直接导致手无寸铁的7名海军官兵阵亡。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采购丑闻可不仅仅发生在军队的刀剑上，苏丹战役中的英军步枪也出现了各种严重问题，正如《每日电讯》报所说：“由于步枪子弹卡壳以及苏丹沙漠的大量沙尘造成的枪筒堵塞等各种武器故障与缺陷，无数我军战士的生命都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附录二：以刀剑命名
由于刀剑这类武器具备令敌人胆寒的凌厉进攻性，所以皇家海军的很多战舰、军事行动以及军事演习的名称都是根据剑术、击剑运动或者刀剑及其相关词汇来命名的。最早以此命名的战舰是1780年下水的“突击”号，除此以外早期皇家海军类似的舰船名还有“刺击”号（Fleche）——拿破仑战争中有3艘船叫这个名字，“角斗士”号——拿破仑战争时期有多次重大军事审判都在此舰上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器级驱逐舰有多艘船只是根据刀剑种类来命名的，其中包括“大剑”号（Claymore，苏格兰人的传统兵器）、“砍刀”号、“匕首”号、“苏格兰短剑”号（Dirk，苏格兰人的传统兵器）、“短剑”号以及“佩剑”号。除此之外还有多艘登陆舰的名称为武器名字加“帝国”一词做前缀，其中就有“帝国阔剑”号与“帝国砍刀”号；而第三艘“帝国刺剑”号并没有被实际建造，不过皇家海军还是为这艘计划建造的船在1944年设计了徽章。皇家海军中以刀剑种类命名的潜艇只在埃德温·格雷的小说《恶魔防卫队》中出现过。
皇家海军第一艘名叫“角斗士”的战船是一艘在1783年下水的五级舰，之后拿破仑战争时期有多次重大军事审判都在此舰上进行。图中的则是皇家海军的第三艘“角斗士”号，是一艘1896年下水的二级防护巡洋舰，1908年4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的夜间暴雪令该舰同远洋班轮“圣保罗”号发生碰撞而沉没，沉没地点为怀特岛上的雅茅斯市附近海域。由于撞击极为猛烈，船壳出现了整整50尺长的巨大裂痕。尽管它后来被海军成功打捞起来，但还是在1年后由于运用效益远远低于打捞成本而被彻底报废处理
诺曼底登陆D-Day时选择的滩头“剑”，可能是皇家海军所有与剑相关的代号中最为出名的一个，这个“剑”其实是“剑鱼”的简称，另外两处滩头的代号则为“金鱼”和“水母”（Jellyfish）。 不过在缩写时，海军高层认为“水母”开头的“Jelly”作为缩略代号并不合适，于是改用“Juno”（朱庇特之妻）一词作为替代。在远东，两场由X型袖珍潜艇执行的特别行动分别被赋予代号“花剑”与“重剑”（都是击剑运动的体育器具）。至于最为诡异的名称，恐怕非一系列代号为“锋利花剑”的军事演习莫属——“花剑”作为一种体育器材本身并不能开锋，剑尖也始终都是钝头的，取这么个代号简直就是在自相矛盾。
1915年1月24日多格尔沙洲之役中，英军的指挥官海军司令贝亚蒂。他坐镇于“进攻”号驱逐舰（Ⅰ级驱逐舰的4号舰，舷号1297），这艘战船已经是皇家海军的第三艘“进攻”号了，此舰后来还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最终于1917年12月30日被德国U艇击沉。击沉它的是德国海军UC Ⅱ型潜艇的SM?UC-34t，在遭受了该潜艇发射一枚鱼雷打击后，它于5—7分钟内迅速沉没，10名官兵战死
这一传统一直传承到了现代，就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第3突击旅就曾将自己执行的一次特别任务命名为“Aabi Toorah”，在普什图语里就是“蓝剑”的意思，这一名称源自该旅徽章上的匕首图案。美军在进入赫尔曼德省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代号则叫作“Khanjar”，在普什图语里是“利剑强袭”的意思。
以下几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名称来自于剑术、击剑运动或者刀剑及其相关词汇：“突击”、“攻击”、“攻击者”、“刀锋”、“苏格兰短剑”、“匕首”、“圣剑”（一艘潜艇）、“军刀”、“阔剑”、“角斗士”（一艘建造计划被最终取消的航母）、“砍刀”、“剑”、“剑舞”、“击剑手”、“剑士”（澳大利亚海军有一艘同名舰） 等，共计27艘。此外加拿大皇家海军还有一艘“昆特”号（Quinte），Quinte是击剑运动中的第五种防御姿势。
皇家海军的每艘船、每个飞行中队以及每一支地面部队都有专属徽章。以下几支部队或船只的徽章中含有刀剑图案：“军刀”号、“敌意”号、“骠骑兵”号、“防卫者”号、“马穆鲁克”号、“击剑手”号、“黑水”号、“榜样”号、“廓尔咯”号等共计40余艘舰船，以及第1792、第1846、第737、第759、第800、第830、第857、第881、第887、第895共计10个海军飞行中队。此外，费勒姆的海军水面武器研究所的徽章上也有刀剑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