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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弗拉湾会战(Battle of Sufra Bay)

苏弗拉湾会战简介

苏弗拉湾会战:苏弗拉湾会战,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之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在法国北方和比利时一角的战线上陷入了僵持状态。法国大臣推荐采取“外围战略”的办法打破僵局。1914年11月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出凭借英国海军的实力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登陆,然后在加里波利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逐出战争。一方面又减轻俄罗斯高加索山战线的压力。得到君士坦丁堡控制的金角海就可直通黑海,支援血战的俄国军队。并且,希望借此开辟南线,攻打奥匈帝国。此设想,在战略上固然相当高明,但实行起来却搞得一团糟。1915年1月2日英国政府接受了尼古拉二世的请求,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展开一条新战线。这场战役是一战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也是至当时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设澳新军团节纪念4月25日登陆日期。

苏弗拉湾会战过程分析——

大事记:战术僵局以及目标的改变

马恩河会战之后的作战使战争的方向有了彻底改变。双方首先都从南面调动兵力来增强自己的北面,以求迂回对方的北翼。但是到了海峡边的新港后,这个奔向大海的竞赛终于结束。这时大家才发现,弹夹式来复枪已使防御者如此强大,使攻击者到了接近敌人之时,不要说是战斗,连求生存也非依赖堑壕不可。就象布鲁赫所预言的那样,结果就是围城战。

可是双方对围城战却都没有准备,尤以英国为甚。他们的装备完全不适合这种任务,他们甚至用罐头改制手榴弹,用野炮的弹壳改制迫击炮。抛射机又开始使用,是用木材制成的木质火炮,发射的是填满炸药的油桶。不久堑壕线就彼此相接,互相支援。虽然付出巨大成本,用突击手段攻下一段正面还是有可能的,不过由于堑壕体系的纵深日益增加,加上铁丝网,不久就使突破变得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在坦克出现以前,圆镐和有刺铁丝网已经打败了枪炮。在西线已不再有机动性,从而演变成僵持局势。

此时在东线方面,奥军在惨败之余退到杜拉杰克河,所以在九月十五日,兴登堡奉命只留下极少数兵力据守东普鲁士,而把大部分兵力都移到奥军左翼。他照办了,并于十一月一日升任东线总司令。但是他的兵力还是太弱,不足以获得决定性胜利,俄军再度前进,打到西里西亚附近,并重占东普鲁士的一部分。这使德皇大为震惊,就对法尔肯海因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西线作战以增援兴登堡。到十一月,当伊普雷地区的战斗在弗兰德泥沼中陷于停顿之际,他就可以这样做了。

要拯救奥匈帝国,必须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地。基于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的建议,决定在戈尔利采与塔尔诺之间突破俄军正面,然后向东旋转达到俄军左翼的后方,以切断其交通线。在东线战场这是个可行的计划,因为俄军正面只有微弱的堑壕防御,几乎没有铁丝网,而只有少数前哨兵力加以据守。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上午六时,经过四小时炮击,德奥联军开始进攻,突破了俄军正面,并俘虏了十四万敌人。但是因为道路已经变成泥沼,所以追击变得十分迟缓,直到八月五日,俄军才被迫撤出华沙,接着又放弃了柯弗诺和格罗德诺。到九月底,以被俘一项而论,他们即已损失三十二万五千人和三千门以上的炮火。俄军被迫退到里加-地文斯克-平斯克-塔罗普-捷尔罗维兹之线。虽然还没有被迫退出战争,但是却已衰弱不堪,以至于在一九一六年,中欧同盟方面已经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攻打目标。

因为此时土耳其已加入德方,所以俄国的处境就更为恶劣。要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必须回溯战前的历史。

一八八三年,为了增强两国同盟的实力,德国把戈尔茨将军借给土耳其,帮助他们重整军队。两年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都已完成现代化。二十年后英法协约成立时,英国当时的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就开始研究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即使有陆军支援,要强行通过这个海峡依然“十分的冒险”。以后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一年,新成立的英国陆军参谋本部也一再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由于突然袭击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的企图都过于危险而不应加以批准。”由于英俄缔结协约,所以土耳其更趋向德国。为了安抚土耳其,英国派了一个海军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为了对抗起见,一九一三年德国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土耳其,由桑德尔斯将军率领,共有军官七十人。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土之间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接着土耳其即动员陆军,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布雷。

这个条约签订不久,马上发生了意外事件。当时英国造船厂正为土耳其海军建造两艘军舰,英国政府却将其征用。此时在地中海内又有两艘德国军舰——“戈本”号和“布勒斯劳”号——经过连续冒险,避开了法英两国舰队,于八月十日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向君士坦丁堡驶去。土耳其政府并未加以拘禁,而只是名义上由土耳其政府购买,以补充英国所征用的两艘军舰的缺额。这个事件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决定地中海的战争命运。因为如此,九月英国派遣一个海军支队去监视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海军代表团在君士坦丁堡也不再停留,开始撤退。单独留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了真正的主人,于是联军方面认为土耳其参战已成定局。果然没过多久,在十月二十九日,一个土耳其海军支队在德国人指挥下闯进黑海,炮击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狄奥多西亚等地。次日,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要求发给回国护照,而英国政府则要求土耳其政府在十二小时内应命令德国军事代表团撤退。由于土耳其不理会这个最后通牒,俄国于十一月二日对土耳其宣战;十一月五日,英法两国也采取了同样行动。这就是说英法两国想从南面接济俄国的希望从此完全断绝了。

土耳其陆军共有三十六个师,以桑德尔斯为总司令,以施伦道夫将军为参谋长。兵力分布如下:

第一集团军下辖十三个师,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在加利波利半岛驻有一个师。第二集团军下辖六个师,驻在小亚细亚海岸,其中有一师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对岸。第三集团军下辖十一个师,驻在小亚细亚,预定向高加索进攻。两个师在也门,两个师在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师在汉志。最后,土耳其一共编成七十个师的新军。

虽然军械和弹药俱感缺乏,从巴尔干战争后两方面都没有获得充份补充,但是恩维尔帕夏却决定发动两个战争——一方面在高加索对付俄国,另一方面则对付埃及。第一个目标是想确实占领巴库油田,十二月,恩维尔亲率第三集团军向卡尔斯前进。虽然名义上有十九万人,但实际只能供给六万六千人的战斗兵员。他的补给很糟糕,而且也没有有组织的运输工具,所以只好沿路就地取食。出发之前,恩维尔对桑德尔斯说,一旦占领巴库,他就准备经过阿富汗向印度进军。可是他在山地中被俄军和大雪所阻,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被迫撤退。到一月二十三日,由于饥寒交迫,他的军队减少到十二万四千人。虽然如此,他的前进却使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非常烦恼。一月二日,他要求英国军事代表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看能否对土耳其安排一场海军或陆军的示威行动,以迫使土军撤出高加索战场,改善俄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请求,但是却引出了一场混战,这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所进行过的一次成本最高的会战。

萨里巴伊尔与苏弗拉湾会战

当英德两军比翼竞走,在新港达到终点之后,双方极力寻求的机动战争突然被圆镐制止了。基钦纳勋爵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根本不是战争。”可是不幸得很,这正是战争,每个二等兵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大臣们却不是二等兵,这种僵持局势使他们大感震惊,他们纷纷只责备那些将领。丘吉尔是当时的海军大臣,他说:“面对这个死结,一切军事艺术都哑口无言。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除了正面攻击以外,更无任何其他计划,他们的一切经验和训练都使他们拒绝接受其他计划。除了消耗政策以外,并无其他政策可言。”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也说:“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袖正在考虑什么计划以使我们摆脱现有的不利地位。”

军人变得越沉默,政客们就越是高谈阔论。但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没有一个战略指导机构,所以没有一位阁员知道他的同僚有些什么想法。就象威明斯海军上将说的:“这些领袖人物,对所有技术问题都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说一句‘做这个’,那么这个就做好了,这真是错不堪言。”结果又如何呢?罗伯生将军提供了如下答案:“军政部长的目的,是想在西线获得决定性战果。海军部长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远征。印度事务大臣只注意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战斗。殖民大臣则特别重视非洲的几场小规模战争。财政部长劳合-乔治先生则希望能从法国抽出大部分英军用于中东战场。”这时,在弗兰德平原的英国陆军已经失去了一半人员,而且在国内也没有受过训练的补充兵能够增援。

在这许多政治解决方案中,说也奇怪,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却比马恩河会战发生的时间还要早。八月二十日,希腊首相韦尼泽诺斯先生获得了希腊国王君士坦丁的批准,愿意把希腊的一切陆海军资源交给协约国使用。但是英国外长格雷爵士却担心此举会激怒土耳其,所以拒绝了。尽管如此,八月三十一日,丘吉尔先生却与基钦纳勋爵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天丘吉尔又要陆军总参谋长派两位军官与海军部指派的两位军官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拟定一个计划,使用适当的希腊陆军以夺占加利波利半岛,好让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马拉海。这就是达达尼尔海峡冒险行动的诞生。费歇尔勋爵反对这个想法,并主张应在波罗的海登陆。但因为他的作战需要陆军部队,而基钦纳却抽不出兵力来,所以达达尼尔计划又走红了。不过此时希腊却表示除非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否则它将拒绝参加。于是这个计划暂被搁置。但十一月有两师澳大利亚部队到达埃及,丘吉尔又开始动脑筋,他命令那些装载部队的运输船暂留在埃及不动,以便运载他们去参加远征行动。此时,他又发动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战争行动。十一月三日,即英国大使离开君士坦丁堡后两天,英国海军奉海军部命令炮击达达尼尔炮台。要塞指挥官杰瓦德说:“这次的炮击使我受到了警告,使我认识到应将空闲时间用来增强防御。”

此后,丘吉尔就沉醉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思想中,因为这是土耳其唯一的兵工厂所在地。从纯战略观点来看,这是很高明的想法。但是若无一支强大的希腊陆军支援,则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英国没有能力进行两面战争,而英国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两方面也都不够资格在加利波利这种战场作战。丘吉尔说这是达到胜利和平的最短路线,因为他只想中特等奖,对于工具的不适当,他从来没有考虑到。所以不能不同意诺斯的看法,他说:“发动达达尼尔作战的全部责任都应由丘吉尔负担。”凯斯将军也说:“如果他不向政府提出这个计划,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注意。”罗伯生已在十二月出任英军总参谋长,他也说丘吉尔强迫政府接受他的达达尼尔这张王牌,可是政府却不知道如何去打。结果不列颠帝国不是卷入而是被推入了这场会战,其惨败程度几乎可以与萨拉托加会战相比。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有两个报告被提到新成立的战争会议加以讨论:第一个是由会议秘书汉基中校提出的,第二个是劳合-乔治先生提出的。汉基认为通过土耳其是打击德国的最容易路线,而假如黑海重新通航,小麦价格就会大跌,并且可以空出三十五万吨的船只。劳合-乔治主张东线作战应以奥匈帝国为主要对象,并以萨诺尼卡为基地。但是这个建议被搁置,因为它要求相当数量的部队。

第二天,驻俄大使转来尼古拉大公的要求,同时也报告英国内阁,说在高加索的俄军十分危急——事实上危机却快要过去了。并未经过更进一步考虑,基钦纳就用电报回答说:“请向大公保证,英国即将对土耳其采取示威行动。”同时,费歇尔也向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计划。他强烈支持对土耳其的攻击,认为应立即采取行动。他主张从德军对面抽出七万五千人,在贝西卡湾登陆;另外在亚历山大勒塔派一支部队登陆,并对海法进行示威式佯攻。费歇尔又说:希腊应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另外应诱使保加利亚向亚德里亚堡进军;而罗马尼亚也应与俄国和塞尔维亚一同进攻奥匈帝国。最后,斯徒蒂将军应同时率领军舰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丘吉尔对这种大而无当的战略视若无睹,而只想用老式战舰冲过达达尼尔海峡。他用电报向正在达达尼尔的海军中将卡登征询意见说:“你认为单用军舰强行冲入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吗?”一月五日,卡登回答说:“我不认为达达尼尔可以冲过。但若使用大量船只进行大规模行动,也许可以强行通过。”

这些对丘吉尔而言已经够好了。尽管费歇尔、亨利·杰克逊和劳合-乔治都激烈反对,但因为不需要另外抽调部队,丘吉尔看出一定可以争取基钦纳的支持。果然在基钦纳同意之下,这个计划成为定案。

一月十三日,丘吉尔在战争会议上提出他的计划,并且指出:若攻击没有进展,那么炮击可以停止,而舰队也可以驶离。这样就获得了政府的通过。两天后,他用电报通知卡登:“越快开始行动越佳,继续完成你的计划。”一月十九日,他又发电报给尼古拉大公,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最后在一月二十八日,战争会议再次开会,虽然费歇尔仍然反对,并强烈主张波罗的海计划具有更大价值。可是基钦纳却认为海军的攻击更为重要,巴福尔也认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格雷更以为这可以解决整个巴尔干的态度问题。所以决定一个陆军士兵都不用,由海军强行冲过达达尼尔海峡并攻占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建议进入了行动阶段并已公开。因为当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勋爵这样写道:“达达尼尔远征行动本来只有内圈人士知道,现在已不再是机密。”

当海军攻击正在安排之时,萨诺尼卡计划又复活了,虽然仍被否决,但却引发了新问题:对海军是否仍应使用陆军部队来加以支援?于是当二月十六日战争会议检讨该项问题时,又决定增派第二十九师。这样就奠定了陆军攻击的基础。三天后,基钦纳又说他无法抽出第二十九师,建议改用在埃及的澳新部队代替。但丘吉尔现在却认为至少需要五万人的兵力,而且首次坚持说:“单靠舰队并不能使达达尼尔海峡畅通以供商船来往。”二月二十四日,劳合-乔治问他,是否海军攻击失败,陆军还应进行陆上攻击,他却回答说:“不”。

考虑到这个行动是如此冒险,加上它的成功完全依赖突然袭击,那么下一个步骤就真可说是自杀:舰队奉命在二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对达达尼尔要塞进行了两次炮击。土耳其方面受到了严重损失,所以在二月二十六日,英海军的水手和陆战队分成人数五十到一百的小队,很轻松的登岸,把西迪艾巴尔要塞的所有火炮都爆破了,此外对亚洲海岸的两个炮台也采取了同样手段,付出的代价为一死六伤。在二月二十三日,利姆诺斯岛也已被英国陆战队占领,希腊对此提出出抗议,英国政府答复说这是军事需要。德国入侵比利时也使用过同样的借口。炮击开始时,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只有土耳其第九军,在亚洲方面也只有第三师。但是土耳其人马上认清了这个即将来临的危险,到四月四日,两岸分别都获得了增援:加利波利方面为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亚洲方面为第十九和第十一两个师。

英国政府本来决定不用陆军,可是后来又决定使用;等到决定使用之后,突然又决定不用陆军而只用海军执行攻击。在轰击次日,基钦纳通知在埃及的陆军指挥官马克斯维尔将军,命令伯德伍德中将率领的三万澳新部队准备在三月九日左右乘从英国派出的运输船只,协助海军占领任何夺获的要塞。这样在二月二十四日,战争会议突然认清,因为丘吉尔的急躁已经使这场作战变成了无底洞。正如英国官方历史记载的:“如果达达尼尔的成功可以为协约国赢得巴尔干,那么一旦失败,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炮击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为了不列颠的威望,行动实有贯彻之必要,不管代价如何高昂。丘吉尔先生认为英国有绝对的必要,“应该贯彻执行达达尼尔攻击。”

三月四日,英军企图进行进一步登陆,但却遭到强烈抵抗,所有扫雷工作都遭到由探照灯所指导的强烈火力。三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号等军舰对海峡狭窄部分的炮台开始进行间接炮击,一直持续到三月十二日,每发炮弹都使土耳其感到危险即将降临。

炮击仍在进行之际,第二个大错又铸成了,这一次应由俄国负责。三月一日,希腊首相韦尼泽诺斯通知英国政府,说他准备用三个师的兵力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在这种环境下,这个协助可算是奇迹。但当英国政府把消息告诉沙皇时,他却在三月三日回电说:“俄国政府不能同意让希腊参加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因为这必然会引起复杂的后果。”问题的中心是谁将获得君士坦丁堡,因为英国已经答应俄国可以在战后分得赃物,所以俄国不愿意再让希腊分享。三月七日,韦尼泽诺斯内阁垮台,当三月十二日英军停止炮击时,这个政治把戏的内幕也公开了。

当俄国作出这种自杀式的拒绝时,英国战争会议又召开了。基钦纳还是拒绝派遣第二十九师。三月五日,他接到伯德伍德中将的电报,内容是:“我非常怀疑海军若无协助是否能强行通过海峡。”基钦纳这才改变决心,对陆军攻击负起完全的责任,并接管在萨伊德港的海军陆战师。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九师启程。

这个决定已经迟了三星期,现在又继之以另一个错误。基钦纳决心派遣第二十九师之后,就开始寻找一位总司令。他选定了汉密尔顿将军。汉密尔顿是一位具有相当战争经验的军人,忠诚,有骑士风度,具有想象力和文人气质,但却缺乏激励部队行动的能力。当基钦纳与他讨论情况时,只是这样说:“舰队一旦通过,君士坦丁堡就会自动陷落,那么你将不仅是赢得了一场会战,而是赢得整个战争了。”虽然如此,他却未给予任何具体指示,只把一份过时的地图给他,并命令汉密尔顿在三月十三日赶紧启程。

汉密尔顿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利姆诺斯的穆兹罗斯港时,发现罗贝克也在这一天代替卡登出任海军司令,并且得知当第二十九师在英国装船时,并未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在下船时不能依照战斗序列立即开始行动。所以这些运输船上的部队必须下船,重新调整装载次序,因为在穆兹罗斯无法进行这种行动,所以必须改往亚历山大港,也就是说又要迟误三个星期的时间。

基钦纳勋爵选定汉密尔顿指挥这次远征时,丘吉尔却不等联合作战准备完成,即用电报通知卡登:“我们建议你应考虑到是否有用最大量的炮火在决定性射程之内压倒狭窄部分的炮台之必要。”所以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之间所犯的错误又重复了一遍。攻击是三月十八日开始的,结果三艘战舰驶入尚未扫清的水雷区中被炸沉。罗贝克就报告海军部,说他决定把下一次攻击时间延到四月中旬,到那时陆军也准备就绪了。事实真象就象凯斯将军说的:“三月十八日受到惨重损失之后,他再也不敢冒险进行另一次海军攻击,所以欢迎陆军的合作,希望联合作战能使舰队不再蒙受危险而获得成功。”

当土耳其人正拼命构筑工事时,第二十九师在亚历山大港下船。这才发现其装备只适于在道路良好的地区进行机动战争,缺乏火炮、弹药、医院设备和堑壕工具。对保密则更不讲究:汉密尔顿将军的一位幕僚收到伦敦发来的公文,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收信人写着“君士坦丁堡野战部队。”

三月二十二日,英方高级人员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举行了会议。汉密尔顿将军说:“我们坐下来之后,罗贝克就说他已经十分明了,若无陆军协助则决不可能通过该海峡。”企图在布莱尔登陆的计划被取消了,因为得知那里已经筑有堑壕工事。结果决定在半岛的“脚指”部分登陆,也就是说英军在前进时要通过一条隘路——其两侧不是山地而是海水。

在这个最困难的作战中,使用的兵力如下:

船只

人员

骡马

车辆

第二十九师(亚历山大港)

15

17649

3962

692

澳新军(同上)

30

25784

920

1271

澳新军(穆兹罗斯)

5

4854

688

147

法军第一殖民地师(亚港)

22

16762

3511

647

海军陆战师(萨伊德港)

12

10007

1390

347

合计

84

75056

16481

3104

此时——三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五日之间——在英军第一次登陆之前,土耳其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在敌军可能侵入的滩头上进行种种设防准备。可是直到三月二十六日,桑德尔斯元帅才被指派为半岛地区土军总司令,在那一天他就到加利波利半岛来接管指挥权。他发现部队是成单线分布,就把他们改编成三个集团。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位于上沙罗斯湾,第九和新组成的第十九师位于半岛南部,第十一师和不久即将到达的第三师则留在亚洲方面的海岸上。虽然这些士兵的装备极差,但他却欣赏他们的战斗价值,英国人则不然,他们忘记了普列文之战的教训。坎伦吉塞尔将军这样说:“土耳其兵,被称为‘阿斯卡尔’,都是安纳托利亚人和色雷斯人,教育程度很低,但勇敢可靠,在物质方面极易满足,对上级绝对服从。他毫无保留的追随其领袖。土耳其人极愿为有魄力的领袖效死,当他们在强硬的手腕领导下趋向一个具体目标时,在良心上会感到极度安慰。”

虽然作战的最终目的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但眼前的任务却是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最狭窄的部分——在欧洲方面为基利德巴尔,在亚洲方面为查那克。其间海峡宽度缩到一千六百码,在这个腰部北面,就是那加拉,也就是古代的阿拜多斯,那里的潮流并不太强,所以是历代名将渡海之地。公元前四八〇年,薛西斯在这里建造他的大浮桥;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也在这里渡海;—一九〇年的巴巴罗萨和一三五六年的奥克汗也一样。希罗就是从这里游过赫勒斯滂,多年之后还有诗人拜伦。

窄海的西面就是加利波利半岛。在北面的布莱尔,其宽度不过四千六百码;但从苏弗拉角到阿克巴希北面却增宽到十二英里左右,在加巴丘陵与埃杰阿巴德之间,又减到四英里半,然后再放宽,最后再削尖到赫勒斯角。这一块舌形地区,大部分多山而破碎。到处都被高岩深谷分割,最高点为阿齐巴巴,比海平面高出七百英尺。

刚开始宣战时,设有要塞的地方只有布莱尔、达达尼尔出口处和狭窄部分。后面两个地方的防御火炮多达一百门以上,其中只有十四门是现代化的,但都缺乏弹药。基利德巴尔和查那克的炮台还是一四六二年由穆罕默德二世修筑的,工事十分坚强,所以在三月十八日的炮击中,“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十五英寸重炮也不能使它们受到太重损失。只有一条道路,从加利波利到埃杰阿巴德。所以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主要交通线都由海上通过,全程约十二小时。以上就是这个战场的简述。

汉密尔顿爵士的计划是以对布莱尔和库姆卡莱的佯攻为掩护,(一)对赫勒斯角方面分五点登陆,从东到西,在莫尔托湾的S滩头,在赫勒斯角两侧的V及W滩头,在西岸的X及Y滩头。(二)同时另以一支部队在加巴丘陵正北登陆,其目的是进到埃杰阿巴德,以攻击抵抗赫勒斯登陆的土耳其军后方。

计划不错,但成功要靠执行,这却要求有最强力的领导和大无畏的精神。若能如此,此次很可能成功,因为以后才知道土耳其的海岸防守部队实力是微不足道的。当英军在四月二十五日登陆时,在阿齐巴巴以南只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工兵连;在Y滩头没有一个人;在W及V两个滩头只有两个连;在S滩头只有一个排;在X滩头上只有十二个人。此外只有V及W两个滩头有铁丝网和机关枪保护。

很不幸,虽然勇气可嘉,但是领导方面却并不如此。在VW两个滩头发生了严重迟误,而在X滩头则登陆兵力太弱。在V滩头因为载运部队的“克莱德河”号搁浅,又受到土军的顽强抵抗,所以相持到四月二十六日。在Y滩头,两千人没放一枪就上了岸,在十一个小时之内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扰,可是自己却完全陷入混乱之中。虽然并未遭反抗,可是却并未向克里西亚前进,而是上船撤退了。

此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部队也在加巴丘陵以北登陆,这个地点以后就称为澳新湾。他们的登陆可算是完全的突然袭击,一直透入三英里半的距离,可以望见窄海部分海水发出的闪光,这是整个会战中他们所达到的最远点。在此他们遭到了凯末尔的攻击,丧失秩序向后溃退,于是伯德伍德将军建议全面撤退。这个要求立即遭到汉密尔顿拒绝,他回答说:“你已度过难关。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挖掘,挖掘,挖掘,直到你获得安全为止。”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挖掘的意义就是突袭已告结束,所以全盘作战已经失败了。在加利波利半岛的石质土壤中,奠定了不列颠历史上最大悲剧的基础,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出发东征时所选定的起点。

登陆已经成功,但是目标却未能达到,于是侵入战进入第二阶段:就是一系列无谓的正面攻击——其无希望程度和高昂代价与西线一样。在澳新军地区,据守的全部面积只有四百英亩,直到八月六日都没有进攻。但在赫勒斯方面连续进行了三次代价极高的战斗,主要是由于第二十九师师长亨特-韦斯顿过份乐观轻敌的缘故。这就是被称为克里西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斗(到五月二十四日,这方面的部队合编为第八军)。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四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之间,计划得很糟糕,结果造成了混乱,损失官兵三千余人。接着土军在五月一日发动了一次坚决的反攻,但也被英军击退。接着在五月六日到七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到五月八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的结果,损失达六千五百人之多——约占作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月十九日,土军又再度攻击,这一次是在澳新军地区方面,结果土军损失了一万余人,而澳新军损失了六百人。接着继续进行了第三次克里西亚战斗。除七十八门火炮以外,还加上舰队火炮的支援,第八军再次进攻还是受到了惨重损失,一万六千人中损失了官兵四千五百人;法军也损失了二千人。海军陆战队第二旅一共只有七十个军官,却有六十个死伤;兵员共一千九百人,死伤也在一千人以上。所有这些攻击都以阿齐巴巴为目标,因为英军设想它可以控制窄海。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战后才由凯斯上校发现的。英军力竭之余,军事行动暂时停止。

英军登陆后第二天,意大利背弃了三国同盟,依照伦敦条约而投入协约国方面。五月二十三日,它向奥匈帝国宣战。

六月二日,汉密尔顿用电报向基钦纳报告说:“似乎土耳其即将动员二十五万人来对付我们。”这个夸大的数字使英国政府颇感震惊,六月七日,新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讨论下述三个方案:(一)听任现有情况发展,不了了之。(二)放弃远征并撤出这个半岛。(三)派遣大量增援部队。在基钦纳和丘吉尔两人的联合压力下,终于采取了第三个方案。最后决定增派五个师,而丘吉尔则建议这支部队应用来占领布莱尔地岬。这个建议遭到拒绝,因为罗贝克将军认为沙罗斯湾中德国潜艇的威胁太大,所以不能冒险。

伯德伍德也反对在更北面地区登陆,而主张从澳新军地区发动规模巨大的攻击,因为这个地区的条件足以引诱任何人努力奋战。英国官方历史引述目击者的描写如下:

“正午的太阳发出强光;几乎找不到一点树荫。堑壕中的饮水供给很少,几乎不够解渴。无人地带的死尸臭味弥漫在整地区。尘土飞扬成了尘雾,尽管有医师的预防措施,到处都是巨大的苍蝇(部队称之为“尸蝇”),几乎每吃一口饭都要吞入不少细菌。只要打开一听罐头,马上就会围满苍蝇。在吃饭和睡觉时,若能有一小块纱帐遮掩,那在堑壕中简直就是价值连城。”

当大家同意把这五个师中的三个组成一个新的军时,汉密尔顿就要求任命拜恩将军或罗林生将军为这个第九军的军长——他们都是能力优秀的军官,正在法国服役。但是却有人反对,因为他们都比马洪将军资历更浅,而马洪正在第九军中任第十师师长。所以最后选定斯特福中将。这个选择可说是炒能再糟了。他已经六十一岁,慈悲软弱且毫无能力,在南非战争中曾任布勒尔爵士的军事秘书。他从未指挥过部队,而且还是个病人。

这些安排进行之际,汉密尔顿将军却又没有好好保持军队的精力,而于六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八日和七月十二到十三日,在赫勒斯地区又连续发动了三次伤亡惨重的无谓攻击。结果英军损失了官兵七千七百人,法军损失了官兵四千六百人——大约相当于一个整师的有效兵力。

一旦上述增援已经成为定论,汉密尔顿就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第一,他明显发现澳新湾的宽度和纵深都太有限,不足以容纳五个师展开。为了获得比较大的空间,他决心另派一支部队在苏弗拉湾登陆,以扩大其作战基地。苏弗拉湾在澳新军地区北面五英里。他准备同时进行两个密切配合的进攻,以占领从基利奇丘陵-科亚基姆丘陵-加巴丘陵之间的高地为目的。

从纸面上看来,这个计划又很不错。因为不仅已知苏弗拉湾地区只有轻微的防御,而且如果土耳其人受到了突袭,英军就只要越过四英里远的开阔平原即足以占领周围的山地,东北面是提基丘陵,海拔九百英尺;东面为安纳法尔塔山嘴,海拔三百五十英尺,北面是基利奇丘陵,海拔六百五十英尺。若在二十四小时内能够占领这些高地,那么面对澳新军的土耳其军右翼就可能受到迂回。这样就可使伯德伍德的澳新军必然占领科亚基姆丘陵(九七一高地)——这正是窄海的钥匙。

为了进行这个两面攻击,汉密尔顿手中能运用的兵力为两个军——澳新军和第九军。澳新军辖第一和第二两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澳新联合师。第九军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共五个师,后两师是配属给该军的。此外,在赫勒斯地区还有第八军,由第二十九、第四十二、第五十二和海军陆战师组成,法军另有两个师——总兵力为十三个师。他选定穆兹罗斯、伊姆罗兹和米提林尼为前进基地,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伊姆罗兹岛上。

他决定在八月六日进攻,因为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第八军用攻击手段牵制其正面的土军,伯德伍德首先向“孤松”佯攻,吸引敌军离开萨里巴伊尔高地,接着即向这些高地发动突击,预定在八月七日拂晓以前占领九七一高地、Q高地和库鲁克巴伊尔。为了这次攻击,第十三师暂时配属澳新军。

其次,在八月六日夜里,使第十和第十一两个师在尼布鲁尼希角以南登陆。第十一师应在八月七日拂晓以前占领拉拉巴巴、苏弗拉角和基利奇丘陵、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以及提基丘陵。至于第十师的两个旅则在七日拂晓时前进,直奔安纳法尔塔缺口,威胁九七一高地及其附近的土军右后方。

这个计划彻底错了。澳新军的兵力已经消磨得太厉害,而他们要经过的地区又特别困难。其次,第十师和第十一师都只有一半训练程度,而所要经过的地区却是丛林遍地。只有高度训练的轻步兵,在优秀军官领导之下,才能在这种地区进行成功的夜间前进。可是汉密尔顿却缺乏这样优秀的人员和军官,所以他的计划从纸上看来很精彩,但实际上却无异于赌博。

直到七月二十二日,斯特福将军才知道这个计划,汉密尔顿向他解释说:对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必须在拂晓之前用突然袭击加以占领,而且必须要有果敢活跃的领导。最初斯特福将军接受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又开始犹疑了,可能是由于马洪将军认为它过于复杂了。他指出他的炮兵不够用,他发现他的全部兵力都计划在ABC三个滩头登陆,而这些位置都在尼布鲁尼希角之南,于是他不顾海军方面的忠告,劝说汉密尔顿把A滩头移到湾内缺口正北的地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

剩下的错误就应归咎于汉密尔顿本人——就是保密过度。没有一支部队知道要求他们干什么,直到八月六日黄昏才开始分发地图。除海陆军将领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目的地是哪里。从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来说,这场会战都有盲人瞎马的味道。

登陆的安排事先有非常慎重的准备,包括四百吨的饮水运输在内。可是因为过于注意,所以斯特福及其幕僚的全部心思都只注意到登陆本身,而没有精力去考虑登陆滩头之后的前进。占领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的重要性几乎完全置之脑后了。连汉密尔顿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给与第九军的最后训令中这样写着:“你的主要目标为确保苏弗拉湾,假如你发现只要用一部分兵力即可以达此目标,下一步你才应尽全力协助澳新军,向比雅克和安纳法尔塔前进,帮助他们攻击三〇五高地(即九七一高地)。因为在巧克力高地和绿高地都有敌军炮位,可以威胁澳新军的侧翼和后方,所以在不影响主要目标达成的原则下,应提早占领这些高地,这对攻占三〇五高地大有裨益。”

坚持认为登陆就是主要目标,这实在是个极大的错误,也是最后惨败的根本原因。因为登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最后的错误就是斯特福对指挥作战完全没有认识。他根本没有随部队一同登陆并把司令部建立在岸上。他决定留在船上,在七日这天完全没有离开。

如果说汉密尔顿的任务是够困难的,那么桑德尔斯的任务就更困难了。虽然他一直都担心敌人会在布莱尔登陆,但他却认为英军的目标是占领科亚基姆丘陵,所以在苏弗拉湾登陆也有可能,同样可能的是在加巴丘陵以南登陆。他命令坎伦吉塞尔上校率领第九师在那里驻防。在八月,他的兵力分布如下:三个师在库姆卡莱;三个师在布莱尔;三个师在澳新军正面,由艾沙德指挥;两个师在加巴丘陵;五个师在赫勒斯地区。在苏弗拉他只派了一支小部队,称为安纳法尔塔支队,由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维尔默少校指挥,共为三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连,一个骑兵中队,十九门炮和一个劳工营。维尔默少校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官,马上认识到他的支队兵力太弱,不足以抵抗英军登陆,所以他能做到的就是使入侵军占领安纳法尔塔的时间延迟三十六小时到四十八小时。此后就必须等待增援。他展开了一个前哨的屏障线并据守下列地点:

基利奇丘陵——加利波利宪兵二连。

十号高地——布劳沙宪兵三连。

巧克力高地和绿色高地——第二十一团第一营的三个连。

拉拉巴巴——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中的一个连,并在尼布鲁尼希点设置一个哨点。

预备队布署在巴卡巴巴——W高地上,横跨苏弗拉湾通到安纳法尔塔-萨吉尔的小路。他一共有一千五百余人,面对他的敌人却有二万五千人之众。

八月六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在赫勒斯正面开始的联合作战对这场会战最具有决定性。但是第八军军长却并遵照命令只进行牵制性攻击,他居然愚蠢地企图攻占克里西亚和阿齐巴巴。结果失败了,在四千人中差不多损失了二千人。

两个小时后,澳新军也开始攻击孤松的土耳其军阵地。虽然成功了,但却引来了不幸的结果。这使艾沙德恐惧,他要求坎伦吉塞尔的第九师派两个团来增援。他们到达后即增援库鲁克巴伊尔,第二天上午它就受到了英军攻击。

当土耳其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孤松时,英军方面有两个纵队,分别由约翰斯顿将军和寇克斯将军率领,于下午七点三十分出发,企图攻占九七一高地与战舰山之间的萨里巴伊尔岭。且不说这是不可能的,而行动本身也是够复杂的。巴特利特说:

“攻击的对象是现代战争条件中前所未有的。人们要在黑夜和这种未开发的地区爬过遍地荆棘的山地,即使在平时的演习中,要使部队于指定时间之内到达萨里巴伊尔山岭的顶峰,也是极端艰巨的任务”。

约翰斯顿率领的右面纵队,由船上探照灯造成的阴影掩护,向圆桌岭前进,在拂晓时到了卡普克巴伊尔。纵队的一部分迷了路,其余的也都混乱不堪。此时,左面的寇克斯纵队沿海岸向上,再向右转,试图达到九七一高地和Q高地,却走错了路,中途受到狙击和延迟,人员都疲乏不堪。于是整个行动都成为泡影,在参战人员一千二百五十人中死伤了六百五十人。

这些行动进行之时,八月七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凯末尔得知英军部队已在杜鹃花山嘴站住了脚跟——在库鲁克巴伊尔的正西面,就命令他的预备师——第十九师——去占领主岭。同时,艾沙德也派坎伦吉塞尔的两个团去据守同一山岭从库鲁克巴伊尔到九七一高地的那一段。坎伦吉塞尔匆匆命令一个巡逻队向前,并于上午七时左右到了库鲁克巴伊尔。此时,桑德尔斯也认识到危急时刻已经来临,可是仍然担心主要打击会指向布莱尔,就用电报通知据守该地的菲兹伯伊提高警觉。之后才决定必须增援萨里巴伊尔,于是在凌晨一点三十分又命令菲兹伯伊用最快速度送三个营到南面。

此时,约翰斯顿的右面纵队略为恢复了秩序,于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派五个连的兵力,在陆海军的炮击掩护下,前进向库鲁克巴伊尔攻击。但是当坎伦吉塞尔的人向他们开火之后,攻击马上崩溃了。这次失败,加上寇克斯左面纵队过于疲惫,完全不能行动,于是指挥作战的戈德雷将军命令暂停攻击直到八月八日为止。到八日再进攻时,约翰斯顿应占领库鲁克巴伊尔,而寇克斯则应占领Q高地和九七一高地。

寇克斯的兵力共十三个营,他把它们分为四个纵队,目标如下:

第一纵队——库鲁克巴伊尔的北面斜坡。

第二纵队——Q高地的南面峰顶。

第三纵队——Q高地的北面峰顶。

第四纵队——阿布杜尔萨曼山嘴和九七一高地。

当第四纵队在凌晨三时前进时,差不多立即被阻住。第一和第三两个纵队因为兵力过于分散,所以根本无法前进。第二纵队前进想与廓尔喀部队第六团第一营联系,他们已在正面前很远的地方占领了一个阵地,但人员十分疲惫,已经无法到达那里。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阿兰森少校在空等他们不来之后,决定单独进攻Q高地。经过一番苦战,他在山顶下方约一百英尺的地方占领了一个立足点,然后掘壕固守。可是戈德雷将军对这个卓越的成功却一无所知,并于下午二时命令暂停行动直到次日。

次日凌晨三点三十分,约翰斯顿命令前进。虽然发动较迟,使他感到惊异的却是未遭抵抗就到了峰顶。马龙中校率领威灵顿营的两个连开始挖掘工事。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这些人员精神颇佳。在他们右边,从逐渐变亮的天光中,隐约可见澳新军地区敌线后方的道路和小径——现在终于达成了迂回目的。在他们前方即为狭窄海面,海水发出闪光。这正是此次远征的目标,胜利似乎已经近在咫尺。”

土耳其人放弃库鲁克巴伊尔的原因已不清楚,但因为他们仍然据有战舰山和Q高地,所以当天色拂晓之后,土耳其人对马龙这支小部队的侧翼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两连英军沉着战斗并坚守着他们在山顶上的暴露阵地,直到几乎全部阵亡为止——包括他们英勇的领导在内。

虽然如此,戈德雷将军仍决定在九日再行进攻。他放弃了所有占领九七一高地的念头,而把目标限于从卡鲁巴伊尔到Q高地之间的主岭,约翰斯顿攻击卡鲁巴伊尔,而寇克斯攻击Q高地,在这两个要点之间,由鲍德温将军指挥第十三师的第三十八旅负责攻击。三支部队都应保持密切合作。

夜幕低垂之后,鲍德温沿一条未经侦察的小路前进,经历了长时间的停顿和迟误,最后发生了混乱。后来发现这条小路的终点是直抵一块悬岩之下,部队又必须退回来。此时,约翰斯顿的前进部队已与敌人发生激战,因为鲍德温迟迟不出现,他和寇克斯也都放弃了攻击。因为阿兰森的增援部队又走错了路,所以他又是单独进攻,在炮击停止之后,他就到了山顶。可是当第二次炮击开始时,就恰好打在他这支小部队头上,迫使他们又退回原有位置。他对这次不幸事件这样描写道:

“炮兵准备射击发出了巨大吼声。山顶似乎是笔直的,有如从下面高地中跳出来的那样。我发现如果炮击终止时就攻向山顶,完全有可能到达。我把三个连放在堑壕中与我的人合在一起并告诉他们,一看到我举起红旗向前跑时,大家就应该跟随前进。我看了看表,恰好五点十五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炮兵准备:堑壕被炸成了碎片,命中率准确得惊人,而我们正好在弹着点的正下方。到五点十八分还未停止,我怀疑我的表是否不准。五点二十分炮声停了,因为危险如此巨大,所以我又等了三分钟。然后我们手挽着手向前冲,这是一次最完美的前进,情景十分壮观。在山顶我们遭遇土耳其人,利马汉德倒了下来,一把刺刀穿过他的心脏。接着我腿上也挨了一刀,在以后十分钟内,我们都在进行激烈肉搏,我们口咬拳打,并且用步枪和手枪当棍棒。最后土耳其人转身逃走,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整个半岛的钥匙都已握在我们手中,对于如此巨大的战果,我们的损失按比例来说似乎不算太重。我看见了下面的海峡,在通往阿齐巴巴的道路上有迫击炮和运输车辆。我四周一看,发现并未获得任何支援,但是我仍然决定对在我们前面败逃的敌人追击。我们向埃杰阿巴德的方向冲下去,但只走了大约一百英尺,突然遭到我方海军的炮击,于是发生了可怕的混乱(海军否认是他们开的炮,一共是六颗十二英寸的炮弹,据说打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个可悲的惨剧,很明显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土耳其人,所以我们必须立即撤回。情形十分恐怖,第一炮击中了一个廓尔喀兵的脸,到处都是鲜血、肢体和尖叫声,我们都跑回山顶,然后又退到原有的旧位置。”

这样就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岭的战斗,在这一战中英勇牺牲都白费了,其混乱程度仅次于苏弗拉湾登陆。就如桑德尔斯所说,这场作战是会战中政治和军事的顶点。但苏弗拉湾与萨里巴伊尔之战不同,因为并未面临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是可以成功的行动。可是因为将领能力太差和部队水准恶劣,结果还是失败了。

八月六日下午九点三十分,第十一师的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两个旅,在师长哈默斯利将军率领下,在漆黑中接近了B滩头,发现这里没有设防。到晚上十时,已经有四个营登陆,并无一人阵亡,但都疲倦不堪,因为他们已经站了十七个小时。拉拉巴巴已被攻占,已经打通了达到十号高地的道路,但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的正确位置,所以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此时,第三十四旅在西特韦尔将军率领下进入了苏弗拉湾,但是驳船向A滩头前进时,在距离岸边五十英尺远的地方触礁。这使登陆行动大受阻碍,直到拂晓之后,大批人员才完全登陆。使事态更糟的是,第十师(师长为马洪将军)本应在A滩头登陆并以占领基利奇丘陵为目标,可是其中有一部分却在C滩头和A滩头以北发现的一个新滩头登陆了。所以它的组织被破坏,发生了混乱。

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矛盾命令,而土耳其军的狙击手,也如一七七七年的美洲来复枪手一样百发百中,使入侵军受到很大损失。这样一拖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天快要黑了,英军才开始攻打巧克力高地,天黑之后,这里和绿高地的西半部都被攻占。此时在左翼方面则没什么成就,除了在基利奇丘陵获得一个立足点以外,周围所有山地都还在土耳其人手中,可是第九军的兵力中还有过半数尚未参加战斗——共有二十二个营——虽然如此,那些参加战斗的部队却已经损失了军官一百人和士兵一千六百人,比土耳其用以对抗他们的总兵力还要多。

不仅陆军方面的计划全面崩溃了,而且海军方面的所有计划,包括火炮、弹药、饮水、补给、车辆和骡马等的卸载,都发生了全面延误和混乱现象。饮水实际上储量颇丰,但却无处寻找;那些把水壶中的水喝干了的人简直渴得发疯。许多士兵留在滩头,用刺刀在帆布水管上挖了小洞,从那里饮水。

坎伦吉塞尔对登陆的叙述可以代表土耳其方面的看法:

“苏弗拉湾中塞满了船。我们发现共有十艘运输船,六艘军舰和七艘医护船。在陆上我们看见一大堆混乱的部队,好象被扰乱的蚁群一样。任何地方都无战斗进展。”

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说:“在八月七日一整天中,总司令部对苏弗拉湾的作战完全没有加以控制。他们这种无为的态度,从事态看来,可算是世界战争史中的奇迹之一。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过分自信。”汉密尔顿爵士听到十号高地尚未占领的消息之后为什么不立即赶往苏弗拉呢?史学家说:“若他能如此,并坚决命令部队立即前进,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可能会相当缩短。”

总司令坐在岛上等候消息;斯特福军长则坐在船上,对他的部队已经上岸的事实感到十分高兴。这两位将军都以看赛马的姿态来观看整个作战的胜负。这种指挥艺术虽然不可理喻,但有一部分却是受了老毛奇思想的影响!就是当会战开始之后,最需要指挥之时,指挥官却反而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当汉密尔顿和斯特福两位爵士将军正在等候电话铃响时,土耳其方面的主将却十分活跃。上午六时,维尔默少校用电话报告桑德尔斯元帅,说敌人在许多军舰掩护之下已在尼布鲁尼希角登陆。土军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断定布莱尔已经安全了,敌人的目标是九七一高地和库鲁克巴伊尔,并立即指示菲兹伯伊率领他的三个师中的两个——第七和第十二师——向南增援。同时他命令在亚洲对岸一切可以抽调的人都赶往库鲁克并渡海到欧洲方面来。他也命令第八师从克里西亚向北移动。他感到十分焦急,因为这些援兵没有一个能在三十六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内赶到。那么在这段时间中,维尔默这点微弱的兵力能够挡得住敌人的侵入吗?——这就是主要问题。很明显答案似乎是“否”!这时来了一个报告使他略感安慰;下午七时,维尔默少校向他报告说:“敌方部队一整天都在继续登陆,估计现有兵力至少有一个半师。但并未进行任何积极的进攻。就是说敌军的前进极为迟缓。”这个报告的意义就等于可能获得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八月八日上午十时,维尔默的所部兵力大致分布如下:加利波利宪兵三连在基利奇丘陵山脊上,一千一百人和五门山炮在巴卡巴巴和W高地之间。另有两个炮兵连在提基丘陵山岭的东边。离他最近的增援是从布莱尔调来的三个营,正宿营在图森库利以东两英里的地方,也已经由于强行军而感到疲惫不堪。

八月八日是星期天,也是整个会战中最关键的一天,可是对第九军而言却是个休息日,因为英军总司令与他们已经完全脱节,所以在上午十时五十分,他还向斯特福发出了下述电文:“你和你的部队已经有了卓越成就。请转告哈默斯利,我们对他的迅速有力的前进寄与了厚望。”

“卓越”和“迅速”?!天下还有如此荒唐的事。除了已经登陆以外可说是一事无成。而更糟的是,斯特福也是无能为力。就象英国官方历史上所说的:“八月八日英国军队之所以一事无成,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坚决的领导,不仅在岸上如此,在军部甚至总司令部中也是一样。”接着它又记载说:

“经过了平安的一夜,八月八日上午绝对沉寂。天空万里无云,日光强烈无比。敌方的炮声完全不响。除了在基利奇丘陵偶有一两响枪声外,可说完全没有战争噪音。在缺口附近的沙丘中挤满了休息的部队。海水中有许多人在裸泳。斯特福将军和他的参谋长都留在“水仙’号军舰上,仍未上岸。”

因为总司令部始终未接获消息,就决定派阿斯皮拉尔上校——即后来英国官方战史的编撰人——到岸上考察实际情况。他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出发,发现整个海湾中都是一片太平景象。他上了“水仙”号,遇见了斯特福,斯特福的精神极好。他说:“好呀!阿斯皮拉尔,士兵们已经有了很卓越的成就!”阿斯皮拉尔回答说:“但是并未达到山地。”斯特福回答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上了岸!”他又补充说,准备在明天命令部队进行新的前进。阿斯皮拉尔在这番对话之后,就用无线电将下述报告拍发给总司令部:“刚刚到了海岸,发现一切都平静无事。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显然也没有土耳其人。第九军正在休息中。我确信黄金时机已经丧失,并认为情况已经颇为严重。”

当阿斯皮拉尔在岸上时,英军总部接到土耳其部队正在提基丘陵以东前进的消息,这才催促斯特福前进。他把命令转达给各位师长,但是却补充说:“因为缺乏适当的炮兵支援,我不希望你们攻击有强大部队据守的堑壕阵地。”所以当然又是一事无成。

最后,汉密尔顿爵士才决定亲自上岸督战,但因为驱逐舰一时走不开,所以直到下午四点三十分才能成行。他首先到“水仙”号上去,发现斯特福的态度非常“愉快”,因为在这位将军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此外,斯特福又告诉他说:他决定暂缓占领基利奇丘陵,直到明天上午再说,因为这个行动可能会引发一场正规会战。汉密尔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很想对他说,我们所希望的正是一场正规会战。但是却忍着没有说出来。”接着,他决定去视察哈默斯利的司令部,但是斯特福却故意托辞不想陪着一同去,他表示自己不太舒服,刚从海岸上视察回来(实际只走了四百码),希望能让他的腿休息一下。

在哈默斯利司令部中,汉密尔顿看到的是混乱的和平。他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一个得胜的师正在这里休息,据说在接获通信十二小时之后还不能行动。”他命令他们立即向提基丘陵进攻。可是乱糟糟的,一时又找不到各单位。正当他们调动之时,从布莱尔方面赶来的第一批土耳其增援部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还是占领了山顶。这样一来,突然袭击的机会完全丧失了,两支相当的兵力在战场上开始互相对峙。

就象坎伦吉塞尔说的:“八月八日整整一天,胜利女神一直把大门敞开着,可是斯特福却偏不进去。没有一个人前进。简直是一片和平景象,好比童子军露营一样。”

“同时在同样的日光照耀之下,土耳其方面的第七和第十二两个师,却分别从各方面用强行军赶往增援。他们能够如时到达吗?正在阿拉法尔塔等候着的元帅却心急如焚。”

英军总司令外表固然也很威猛,可是对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却哑口无言;反之,桑德尔斯元帅却象烈火一般活跃。在拂晓前就骑着马到处搜寻援兵,他找到第七师的一个幕僚,告诉他该师和第十二师都还落后很远。他遥望着前面的战场,感到十分焦急,在敌人与他站立的地点之间,高地上有四百名守兵,基利奇丘陵上有三百名守兵,两者之间则一个人也没有。那天黄昏时,他从维尔默方面得知菲兹伯伊仍未到达。他马上把菲兹伯伊找来,菲兹伯伊说他的部队太疲倦,在八月九日上午以前无法攻击,这时桑德尔斯怎么做的呢?他立即将其撤职,并命令凯末尔指挥在阿拉法尔塔地区中的全部部队,因为他认为凯末尔是一位“勇于负责的领袖。”

八月七日和八日是危机之日;而八月九日和十日却是决定之日。经过许多前后矛盾的命令之后,哈默斯利终于奉命在九日上午五时攻占阿拉法尔塔山嘴,而马洪则应占领提基丘陵。第十一师的攻击以混乱开始,也以混乱收场。当第三十二旅的领先营正向前进攻时,土耳其的援兵却从山岭另一边涌出,一经冲突之下,该营即在混乱中被击退。尽管已经延迟了四十八小时,可是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提基丘陵的竞走就已经输定了。

第三十三旅的攻击的混乱程度也只是稍好一点。当他们前进时,遇到一大堆丧失了士气的逃兵,于是在阿斯马克迪尔停下来挖掘工事。此时在基利奇丘陵方面,第十师的攻击部队在前进了短距离之后也停下来构筑工事。现在,斯特福将军终于在岸上建立了司令部。汉密尔顿说:“当我走到基利奇丘陵的坡下,找到了斯特福,他正在忙于指挥一连工兵为他自己和军部建筑一些可以防御流弹的营舍,他对这个工作十分认真,据他自己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所以工作还是认真一点比较好。”

第二天,已经登陆的第五十三师也奉命投入战斗,准备收复九日丢失的镰刀山,并攻击阿拉法尔塔山嘴。一共进行了两次攻击,但都失败了。

阿希米德·巴特利特对于这两天的战斗这样评论:

“似乎没人知道各旅和各师的司令部在哪里。部队到处寻找饮水,参谋到处寻找他们的部队,而土军的狙击手到处寻找攻击对象。我昨天看见有一名土军的地方,今天却已增加到了十人。他们只留下相当少的部队在堑壕中,大部分都躲在丛林里——是炮火打不到的——来等候我们攻击。他们的狙击手在树林丘陵之中偷偷前进,一发现有利目标即加以攻击,而他们自己几乎完全没有损失。”

这一天,凯末尔也向英军进攻。八月九日,他已阻止了第九军,并于十日进向库鲁克巴伊尔。他侦察地形之后,决定夺回杜鹃花山嘴。上午四点五十分,大批土军从天而降,扫过了敌方的前进堑壕,占领了山顶和农庄,此后这次进攻也失去了力量。到八月十日,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和苏弗拉湾会战。英军的损失有多大呢?在五万不列颠部队中,死伤及失踪总数共为一万八千人。八月十二日,阿希米德·巴特利特感慨道:“我们已经再次登陆,并且另外又挖了一个坟场。”

会战的其余部分可以简述如下:斯特福撤职,代替他的是拜恩将军,这本是原先汉密尔顿所要求的人。基钦纳勋爵现在说:“这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可惜已经迟了六个月。可是汉密尔顿却留任原职,虽然他对这次惨败实在和斯特福负有同样的责任。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在苏弗拉湾又进行了一次无谓的正面攻击,在作战人员一万四千三百人中又损失了五千三百人。

英国失败的立即后果是保加利亚陆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动员。十月十四日,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宣战,于是基钦纳勋爵决定从达达尼尔地区抽出两个师转用在萨诺尼卡方面。可是风云突变,马肯森率领着九师德奥联军越过了多瑙河。乌斯库布于十月二十二日陷落,尼希于十一月二日陷落,比托拉于十二日也落于德军手中。塞尔维亚变成废墟,德军的火炮和弹药纷纷流入君士坦丁堡。

十月十四日,汉密尔顿被召回英国,代替他的是门罗爵士,他于十月二十八日在达达尼尔登陆。两天后他即主张把英军全部撤回。这个建议使首相阿奎斯大为震惊。到十一月二日,他决定把战争指导权交给“战争小组委员会”负责,其人数为三个以上,五个以下。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应作如此更改。十一月四日,基钦纳被派往达达尼尔作实地视察,他获得的结论也是非撤不可。此时虽然巴福尔已代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可是丘吉尔却力主再向狭窄部分进行一次海军攻击,虽然此举毫无战略意义。虽然明知徒劳,但他仍然坚持不肯放弃。他好象觉得只要强行通过窄海就算是大功告成。他却没有认清,现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通道已经打通,当舰队炮击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同时他也不知道德国土耳其方面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并且想使用毒气。不过这一点他却应该可以猜到。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阵大风雪扫过半岛,时间长达七十二小时,暴露中的人员被冻死者数以百计。单是苏弗拉地区,在三天之内就冻伤了五千多人,被溺毙和冻死的多达二百人以上。这场风暴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尽管门罗将军估计在撤退时,留在半岛上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但是经过多次争论之后,战争委员会还是首先决定撤出澳新军地区和苏弗拉湾,后来又决定连赫勒斯也包括在内。前两个地方的撤退是在十二月二十日执行的,赫勒斯的撤退则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进行,结果没有死一个人。这也是这场会战中唯—一次成功的行动。英军登陆总人数为四十一万人,法军七万人,损失了二十五万二千人,包括死亡、负伤、失踪、被俘、病死和因病后送的人都在内。土耳其方面的损失总数也达二十一万八千人,其中有六万六千人死亡。留在半岛上的物资数量是极其巨大,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区整理清楚。

这样就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可与公元前四一五年的叙拉古围城战相比,因为其根本原因都一样,即民主制度无法指导一场战争。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有权发出明确而横蛮的命令,可以获得毫无疑问的尊敬。权力分散在许多重要人物手中,他们在这个阶段成了统治阶级。”劳合-乔治也说:“没有协调的努力,没有完整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重视时间的观念。”可是更糟的却是没有判断力,对问题本身没有明确的战略分析,对战术要求没有适当计算,在未来目的与眼前手段之间没有真正的平衡配合。若非如此,那么很明显,唯一实际可能的解决就是不作正面突击,而只仰赖突袭。这个行动也许可以分为两部分:在一个果敢的指挥官率领下,在布莱尔或其附近,用一支规模小而训练精良的部队登陆,这样就打进了后门。紧接着就使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前门——并炮击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样行动有点象赌博,但是对突然袭击而言每每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中,这样冒险也值得一试。如果一开始就失败了,可以立即停止,那么威望上的损失最多不过相当于实际失败的几分之一。

再说到这场作战,若有果敢善战的指挥体系,是否可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其答案足以显示当时流行的指挥体系具有根本上的弱点。

和一七七七年的伯戈因一样,汉密尔顿被要求担负一个最困难的任务。也和伯戈因一样,他的主人是一个经常辩论中的团体,而且所有成员对战争都完全是外行。而且也和伯戈因一样,他是一位运气不佳的将军,不过所谓幸运与否,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性格的副产品。

在最初登陆时,缺乏突袭的因素并非汉密尔顿的过错,对海军支援的缺乏,他也不应负责。如果海军将领对他们的战舰也敢和一般海军少校们对他们的潜水艇那样冒险,那么在四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七日之间,只要肯付出相当代价,海峡的狭窄部分随时都可以突破。费歇尔勋爵曾大声疾呼道:“在海军输掉之前,陆军能够赢得战争吗?”但是当决定进行海军攻击后,作为一个良好的参谋人员,他应该支持他的长官(丘吉尔),不管他个人是如何反对。只要一读他的回忆录,就知道费歇尔是民主人士的气味重于海军将领的。他所缺的正是丘吉尔式的权威,能够说“做”和“再做一次!”但是没有海军部的支持,只有具有拿破仑式的决心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作为军人,汉密尔顿是布尔战争以前时代的标准产物。在这个时代,英国人把战争当作一种绅士行为,团体精神取消了主动精神,军人精神已经与运动员精神合而为一。布尔战争以后,英国陆军也成立了参谋本部,大部分以德国为楷模。他们也接受毛奇的观念,认为一旦开始行动,主动权就应完全交给下级指挥官。但是土耳其总司令桑德尔斯元帅几乎总是身临前线,勇于负责的时候,汉密尔顿却安坐在司令部中,如同局外人一样的评论这场会战,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着:“今天的总司令是被包在棉被中的,从作战开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进入步枪火力射程之内”,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会战已经快四个月了!应该追问,为何他自己不解开这个被包呢?为什么他不学桑德尔斯,亲自指挥并强迫敌人接受他的意志呢?他这样写道:“与斯特福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否被资深的马洪所掣肘呢?”桑德尔斯并没有为菲兹伯伊所束缚,他把他撤职,并派凯末尔来代替。在Y滩头,汉密尔顿看到情形不佳,但他却不采取行动。他说:“我不能强迫他们行动,那不在考虑之列。”为什么不考虑?胜败关头真是千钧一发,在苏弗拉湾之战,他变成了他那个岛的囚徒,而桑德尔斯和凯末尔却到处活动。关于凯末尔,英国官方战史说:“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师长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在三次不同的机会中,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不仅决定了会战的胜负,甚至决定了整个作战的成败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反之,对汉密尔顿的作茧自缚,上述评论也同样正确。

若能以突袭为基础,这场会战可能成功,那么后果就会非常惊人:俄国可以得救;巴尔干诸国会保守中立或积极合作;塞尔维亚不至于被占领;土耳其会被击败;当西线僵持不决时,从东线却已经把德国包围了。不仅俄国可以支持下去,而且如坎伦吉塞尔所说,“若无加利波利的失败,俄国革命也许不会发生。”此外,在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以后的巴勒斯坦,也都不至于再发生长时间的战争。这些战斗吸收了大量的联军兵力,若是加上巴尔干各国的陆军,那么联军在必要时,也许可以集中两百万的兵力来对付奥匈帝国。因为这个帝国早已陷于两面作战之中,那么可能在一九一六年秋季之前就会崩溃。

虽然这只是个推想,但却并非不可能,因为君士坦丁堡之于德国,正好象美国内战中查塔努加之于南方邦联一样。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也就是斯特福在苏弗拉湾登陆后的一天,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这样说道:“从昨天开始,在达达尼尔已经发生了激烈战斗。情况颇为紧急。如果达达尼尔沦陷,那么世界战争的结局可能将对我们不利。”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没人会反对卡尔森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对加利波利撤退事件的评价,他说:“这是此次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最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