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红顶商人）
胡雪岩简介
胡雪岩：名光墉，号雪岩，安徽绩溪人，生于1823年，有独特的经商之道，他在杭州创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睥睨一时，资金最高达白银三千万两以上，田地万亩。清光绪元年（1875年）胡雪岩助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有功，被慈禧太后论功赏胡黄马褂、晋一品红顶戴、封布政使衔，从而有了“红顶商人”的雅号。
生卒年：1823 ～ 1885年
性格特点：：“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善于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
历史功过：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他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名家评点：“胡雪岩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在进行，列强对中国进行着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李鸿章和左宗棠推行洋务运动，各方面关系非常复杂。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且张扬自己，并且最终消亡下去。他这个人好接近又难惹，讲义气又圆滑，既不过分又不短分寸，他把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世上用到了极致。”——二月河
胡雪岩传记
店倌生涯 敢作敢为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在谈到胡雪岩成功的原因时指出：“然光墉特幸逢时会，非真有奇计雄略。”我认为，说胡雪岩没有韬略不尽符合史实，而说他“幸逢时会”却是客观之论。
起自钱庄杂役的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呼风唤雨的头号“官商”，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 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 ，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中英《南京 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人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战后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 1842 ～1850年（道光二十二～三十年） ，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 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1814～1864）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一太平天国革命。 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奠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行反清起义。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1856～ 1860年（咸丰六～十年），由英、法两国出面，美、俄幕后支持，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公使驻京；开放牛庄（实行时改营口）、登州（改烟台）、台湾（选台南）、潮州（改汕头）、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11处为通商口岸；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洋货运内地只抽2。5％的子口税；各海关邀外国人帮办税务；洋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游历，其商船和军舰可驶人长江各口；割九龙司地方的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人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 ，而是以条约为护符、侍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以浙江为例，各地册报的荒地多达112366 顷又74亩，省会杭州这座繁华的历史文化名城到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时，已呈现“断瓦颓垣，蒿蓬没路，湖山佳胜，遍地腥膻”的残破景象，城乡人口也从道光末年的81万锐减至几万。
与此同时，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如1871（同治十年），杭州、余杭遭受大雹，房屋塌损；湖州龙卷风蔓延百里，卷走数村；诸暨、萧山大雷雨，有的地方村无完屋。1872 年（同治十一年），孝丰、嘉兴、嘉善、桐乡、石门、海盐、慈溪、镇海等地地震。1873 年（同治十二年）夏、秋，杭、嘉、湖、绍大旱歉收。1874 年（同治十三年），武义宣平山洪爆发、平地水深数尺；镇海、慈溪大疫，死者甚众。
1875年（光绪元年），杭州府各县水旱相继，飞蝗蔽天。以上仅是1871 ～ 1875（同治十年～光绪元年）浙江自然灾害中的荦荦大端，至于全国各地的灾情那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上各省局卡官夷贪污中饱，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864年（同治三年），户部库储从1850年（道光三十年）的800万两降低到结存“实银”仅6万余两，按咸丰年间任刑部员外郎、1876年（光绪二年）任驻英副使的广东番禺人刘锡鸿的说法，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外各库存款较之道光末年十不及一二。
国库磐悬必使百业受困。19 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 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作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人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商本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秦始皇（公元前246 ～公元前210年在位）在著名的“琅砑刻石”上刻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八个字，意思是提倡农耕、反对经商才是富民之策，此为抑商政策的滥觞。刘邦（公元前202 ～公元前195在位）建汉后，“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发布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将抑商政策加以系统化。而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更把抑商政策付诸行动，他在公元前119年颁布“算缗令”，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每2000钱抽税一算，他还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这样一来，中等以上商贾大多破产，而汉政府发了一笔横财。
自汉有轻商之律，历朝统治者奉行不变。明太祖朱元璋（ 1368 ～ 1398年在位）甚至规定：允许农民穿细纱绢布，而商贾只许穿布；农民之家只要有一人经商，也不许穿细纱。这种在服饰上严别农、商等级的做法甚至延至清代前期，欧阳兆熊、金安情《水窗春呓》记载：“下人服饰不准用天青，即商贾亦然。”
传统中国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向使“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殿”的观念深人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愨，本修则民怨”的原则所左右。
然而，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蝎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人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人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人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加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另一方面，晚清以降，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一，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薛福成（1838年～1894年，江苏无锡人）《庸盒笔记》记载道光年间南河河道总督、 道员、厅讯诸官饮食衣服车马玩好务极奢侈，他们吃的猪肉就有50余种做法，其中一法：把猪关在室内，雇人手执竹竿追打，待猪叫号奔绕至死，菁华集于脊背，宰工迅捷划取其背肉一片，这样烹调出来的猪肉甘脆无比，但一桌宴席就约需10头猪，其余猪肉全被扔到沟渠。有客人眼见此景，不免惋惜，屠夫司空见惯，笑说：“何处来此穷措大，眼光如豆。我到才数月，手抶数千豚，委之如蝼蚁，岂惜此区区者乎？”另有鹅掌，做法是：
在地上笼铁，用炭火加热，驱鹅环奔，鹅跑不了几圈活活烫死，厨工只取集中菁华的两掌，其余鹅肉就丢弃了，每席所需不下数十百只鹅。
捞得一官半职做资本、挥霍国帑民财的官员固然骄奢淫逸，而下层暴发户丝毫也不比他们逊色。孙静安《栖霞阁野乘》记述有个助饷百万、赐二品头衔的洪姓盐商起居服食甚至超过王侯。1868 年（同治七年）仲夏，洪某在家宴客消暑，客人只见楼阁峥嵘，洞虚缥渺，丘壑连环，亭台雅丽，四壁紫檀雕镂，苑圃水池微澜，“筵上榴、荔、梨、枣、苹婆果、哈密瓜之属，半非时物……则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永参以外，驼峰、鹿脔熊蹯、象白，珍错毕陈。”酒酣人热，主人即命布雨，一时，池面龙首四出、甘霖滂沛，烦暑顿消。原来是洪府仆人坐在用西洋皮革制成的龙的背上鼓水而上。
晚清斗富竞奢之风使商业利润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对荣华富贵的向往导致世风不古，人心躁动，人们开始挣脱传统社会片面强调“重义轻利”的怪圈，不再以言利为耻，洋务运动时期上海书局编的《记闻类编》中有一篇《运会说》，内中讲到：
“古则教以人伦，今则课以文艺。古以师儒为重，今以财货为先。故古之士以致君泽民为己任，今之士以饱欲肥家为要务矣。”寥寥数语真切地反映出晚清社会义利、本末观的变化。
其二，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人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1785年～ 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魏源（1794年～1875年，湖南邵阳人）就提出“利商”主张，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以王韬（1828年～1897年，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马建忠（1844年～ 1900年，江苏丹徒＜今镇江）人）、薛福成、郑观应（1842年～ 192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汤寿潜（1857年～1917年，浙江山阴＜故里今属萧山＞人）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他们亲历了洋务运动，又广泛阅读了新式报刊和译著，既了解西方国情，又熟知本国积弊，他们欣赏西方各国“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认为：中国只有振启痼弊、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跟上世界大势；一个国家只有先富起来才会强大，而要致富，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他们除了建议设议院君民共主、制洋器、来西学、兴教育才之外，还呼吁“工商立国”。早期改良派反复强调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用薛福成的话说：“握四民之纲者，商也。”郑观应甚至提出：
“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基于对商业的推崇，早期改良派主张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由“四民之殿”提高到“四民之首” ，理由是：“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早期改良派在强调振兴工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就如何发展工商业提出自己的主张，包括废除厘金制度、改革海关税率引进外资、延聘洋匠、派人出洋学习先进技艺、限制经济运行中的官权千预行为、推广商办，等等。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张反映了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如上所述，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既有内忧外患频仍交袭的创痛，又有新潮激荡、网罗打破的感奋。这是一个忧患与希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代，而他正是在这大变动的环境中把握机遇，成为朝野注目的一代巨贾。
关于胡雪岩的籍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安徽绩溪，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和1989年版的《辞海》均持此说，杭州胡庆余堂博物馆展览厅的胡雪岩生平简介也赫然写着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
然而，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刊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欧阳跃峰先生题为《胡光墉籍贯考辨》的文章，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
据欧阳先生考证，说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的史料有两条：其一是沙沤的《一叶轩漫笔》，但他对胡生平事迹最早仅溯至助左宗棠西征，而且述事十分简略，对西征前的活动丝毫没有涉及，更谈不上对胡雪岩幼时情形作一交待，近代掌故学家徐一士（字相甫，浙江嘉兴人）编纂的《一土类稿》（初版于1944年），广泛搜罗有关胡雪岩的史料，撰有长达1。4万余字的“谈胡雪岩”专条，可谓极尽探赜索隐之功，文中对《一叶轩漫笔》关于胡雪岩籍贯的说法就表示怀疑，指出：“胡为杭人，盖无异词，此独曰绩溪，或其祖籍耶？”其二是1948年8月上海《春秋》杂志上刊登的东方慧的《胡庆余堂创办人：豪门鼻祖胡雪岩》，然而此文主要是针对国统区运用官僚、豪门资本发国难财的奸商而发，着眼政治意义，从学术上看却颇多舛误，比如文中说胡雪岩“本年发财本年破产”，实际上胡雪岩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资产就达2000万两以上，而破产则是1883年（光绪九年）的事。仅此一端就可知作者仓促成文，连基本史实都没加推敲，更不会花费时间对胡雪岩的籍贯寻根问源了。
欧阳跃峰先生在文中列举许多说胡雪岩是浙江杭州人的史料，如：秦缃业、陈钟英、《平浙纪略》说胡雪岩是“杭州绅士”，陈云笙（代卿）《慎节斋文存》说胡是“浙江钱塘人，”王安定《湘军记》说他是“浙绅”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是“杭人”，这些人与胡雪岩同时代，其中秦缃业、陈钟英还与胡雪岩一样亲身经历了1860（咸丰十年）、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两次围攻杭州的事情，他们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
欧阳跃峰先生还列举稍晚一些的记载，如李宝嘉《南亨笔记》说胡是“浙江巨商”，汪康斗《庄谐选录》说胡是“杭人”，刘体智《异辞录》说胡是“杭之仁和人”，易宗夔《新世说》说他是“浙之仁和人”，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他是“浙人”，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说他是“浙江人”。这些人大多是清末民初文坛著名人士，其中汪康年是杭州人，生于1860年（咸丰十年），胡死时他已26岁，刘体智是胡雪岩破产时担任查抄事务的浙江巡抚刘秉璋的四公子，这些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胡雪岩是杭州人。特殊的经历和关系使他们对胡雪岩的了解比别人要直接些，详细些。
尤为重要的是，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奏请以胡雪岩办理粮台和1871年（同治十年）李鸿章为胡雪岩请赏时，都说胡“籍隶浙江”，1873年（同治十二年）左宗棠为胡雪岩母亲请赏御匾时说胡是“浙江绅士”。胡曾被授布政使衔，为候补道员，按照惯例，他事先需向朝廷呈报履历、写明籍贯。晚清“中兴三大臣”中的两个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在呈览皇帝的奏折中正儿八经地说胡是浙江人，很有可能就是以胡本人的填报为依据的。此外，宣统年间（距胡雪岩去世仅20余年）撰修的《杭州府志》也说他是“仁和人”，由此，欧阳跃峰提出：在没有找到足以证实胡雪岩为安徽绩溪人的确实史料之前，完全有理由将其籍贯改写为浙江杭州。，平心而论，欧阳跃峰先生这篇考辨文章搜罗史料很广，逻辑推理也下了苦功。
笔者也曾接触到一些记载胡雪岩是浙人的史料，在此聊作补充，如：许瑶光所著、记载太平天国围攻杭州史事的《蒿目集》说胡是“杭绅”。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雪岩外传》，发行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距胡雪岩去世不足20年，正文前附有“西湖冷眼叟”谨表的《读＜雪岩外传＞价值》，称文中所记“即除去公案，事事纪实”。而该书扉页“浙东市隐”作的序就说胡雪岩“世居浙江”。另有民国《杭州府志》，该志本之1879年～1886年（与胡雪岩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相始终）重修的光绪《杭州府志》，钱塘人吴庆坻提学总裁其事，当时任浙江督军的卢永祥称吴“长于乙部，兼综掌故，抱遗订坠”杨复后序说此志“考订不厌求精， ……繁芜，正伪夺，专校勘”，这样一部考证严谨的志书上也记载着胡是“仁和人”。
看来，说胡雪岩是杭人，并非无稽之谈，问题是我们是否就可据此断言“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这一说法是空穴来风呢？我曾走访筹建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时去绩溪挖掘史料的赵玉城先生，据赵先生说，他是1984年去绩溪的，在那里没有胡雪岩的谱谍资料及遗迹，但县志办的人说胡是绩溪人是无疑的，而且他说，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后不久，叫人编写的《膏丹丸散集》中，也写着胡雪岩是绩溪人。
胡雪岩籍贯问题因胡雪岩家谱没有存世，胡氏后人有的过世，有的散居，无法取得联系而成为暂时解不开的谜团。但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是从地缘关系上看，祖籍是祖先迁徙前居住过的地方，籍贯是指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地，也指登记人户籍的地方。很多家族经几世迁徙，在当地居住时间长了，祖辈的寄籍往往就成了孙辈的原籍，例如：我们提起近代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会毫不迟疑地说他是浙江余杭人，遍阅与他同时代或稍后的证载也众口一词。其实章家从明朝鼎盛时期从浙江分水迁往余杭东乡，到章太炎这一代时已居余杭四五百年，时间一长，就没人说他是分水县人了。前举胡雪岩同时代及稍后的人记载胡是杭州人，估计也属类似情形。
二是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之际的一百数十年，徽商兴盛，实力超过明代，徽州的休歙、祁门、婺源黟、绩溪等县从商如流，移徙四方，足迹遍及全国。杭州地处贯通南北商运路线的大运河的南端，本是东南名城、丝织业中心，木材集散地，又是两浙盐业的营销点，这就吸引徽州的丝绸商、木材商、盐商来此淘金。徽人几乎把持了两浙盐业；在木材贸易上，他们把皖南、闽、浙山区木材运集于此，然后转运北方。由于徽商在杭州人多势众，以至于杭州的某些地名也打上徽人的烙印，如：钱塘江畔的“徽州塘”就是徽人弃舟登岸的地方，“徽州弄”即徽州盐商居处，“小江村”是歙县江村人聚居地。我们难保来杭经商的徽商中没有胡雪岩的先世。
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徐一士先生提出的胡雪岩的祖籍可能是绩溪的设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1986年）刊载的黄萍荪原作、王遂今补充的《“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干脆明确指出：“胡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在我看来，在没有发现可以否定这个说法的确切史料之前，这样的提法是审慎的。
1823年（道光三年） ，胡雪岩呱呱坠地，父母为他取小名叫“顺官”。他的父亲名鹿泉，号芝田，自幼喜欢读书，成年后有高士之风，隐居不仕，母亲金氏，生育四个儿子，胡雪岩最大，下有月桥、秋槎鹤年三个弟弟。胡雪岩发迹时，其父早已故世多年，他对母亲侍奉至孝，金氏晚年患病，他祈天祷神，亲自抓药端水。胡雪岩对兄弟也很友善，各选购良田美宅相赠。
30年代《上海半月》杂志曾刊登胡雪岩曾孙胡亚光所写的、记述其曾祖父生平的《安定遗闻》，内中讲到胡鹿泉曾召集家人说：“欲兴吾家，其惟顺几乎。吾私蓄二千五百余金，今悉以赐顺儿，使顺儿将来有十而百、百而千倍之利益，则吾亦瞑目。
矣”。从中可见，胡鹿泉颇有点商业头脑，对长子胡雪岩寄予发财致富、光大门楣的厚望，这一方面固然与胡鹿泉有识人眼光有关，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幼时的胡雪岩已表现种种聪颖过人的素质。
胡鹿泉去世时，胡雪岩年纪尚小，家中虽有一点私蓄，但养生送死，坐吃山空。
困于经济条件，胡雪岩无钱延师人塾，全靠自学，才粗通文墨。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胡雪岩经亲戚推荐，进当地一家小钱庄当学徒。
钱庄也叫钱铺、钱店，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地就有了钱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开埠通商，钱庄扩大了经营活动，通过调拨资金，起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钱庄内部大体分工有内场外场、信房、库房，等级森严，职员视上一级职司有无出缺而定升迁。
胡雪岩进钱庄学生意，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由于他诚恳、勤快、活络，所以三年师满，就立柜台，成了这家钱庄正式的伙计（营业员），后来，又获得东家和“大伙”（相当于经理）的器重，分管“外场”。“外场”俗称“跑街”，主要从事联络客户、放款和兜揽存款的业务。
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人才有机会蟾宫折桂、升官发财，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万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然而，胡雪岩的家世和店绾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不能沿科举正途去跻身仕林，倒使他在仰人鼻息的生活体验中看透世态炎凉，这对他日后的生活和脾性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胡虽不擅文墨，却洞悉世故，练达人情。
因为胡雪岩日后飞黄腾达的缘故，人们在追溯他的店倌生涯时，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十二就记载这么一个传说：一天晚上，身为钱庄伙计的胡雪岩睡在柜台上，半夜时分，忽听人声，急忙叫醒众人起来，果然抓住一个小偷。
这人叩头言道：我穷困潦倒，难以过活，才越墙进店行窃。不料刚进门，就见一金面神卧于桌上，因此惊骇欲绝。众店伙闻言，私下都认为胡是奇人。
说胡雪岩天生是个财神，未免过于穿凿附会。但胡雪岩在任钱庄店伙时，通过改变他人命运而使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转折，倒是实情。
胡雪岩在钱庄当差之际，正当清廷遭受太平天国起义冲击之时，军费开支剧增，而财政人不敷出，为筹钱粮，政府开捐，公开卖官鬻爵。那时，杭州城里，捐班、候补人员也多得很。他们花了钱，纳了粟，就巴望发放出去当个知县、知府或道台，以便利用职权搜括民脂民膏，捞回买官本钱后发笔横财。但这些人当中，有的在候补期间已身无财物，有的虽然谋到了差使，上任之前却也少不了上、下打点，所以，他们往往要到钱庄先借上一笔，作为官场“投资”。胡雪岩作为钱庄跑街，主要就是跑这些人的放贷生意。
陈代卿（字云笙，四川人，同治、光绪年间曾在山东做官）《慎节斋文存》记载了胡雪岩接济王有龄的事。
王有龄（？ ～ 1861） ，字雪轩，福建侯官人，幼年时跟随父亲来到浙江。后来，他父亲死于任。上，眷属滞留浙江，难归故里。王有龄虽在道光中叶就捐了浙江盐大使，但没钱进京。据陈代卿记载：有一天，钱庄跑街胡雪岩碰到王有龄，他见王生相不凡，却穷困潦倒，便说道：“看你不是平庸之辈，为啥落魄到这般地步？”王有龄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胡雪岩，胡问他需多少钱，王说需500两银子。胡约王第二天到茶肆边品茗边闲谈，胡雪岩自称刚好为东家收了一笔500两银子的款子，叫王有龄拿去快快赴京图个官职。王有龄不肯接收，说：“此非君金，而为我用去，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雪岩年纪虽轻，却沉稳得很，他对王有龄分析：自己只有一条命，东家索夫，反而收不回500两银子，所以犯不着这样做。他叫王有龄只管放心地把这些银子拿去，只是希望王有龄得志后快快回返，不要忘了他。王有龄携了银子北上，在天津遇到故交何桂清侍郎（字丛山，1816年～1862年）。
这何桂清是云南昆明人，当年王有龄的父亲任浙江观察使时，何桂清的父亲是官署的看门人，幼时的何桂清聪明伶俐，王有龄的父亲非常喜欢他，叫他人塾与王有龄共读。何桂清长大后，娴熟于文章，道光年间进士及第，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1854 年（咸丰四年），任浙江巡抚，1857年（咸丰七年）升任两江总督。1860 年5月初（咸丰十年润三月，上旬），对付太平天国的清军江南大营全线崩溃，何桂清逃出常州，临行还击毙跪留绅民10多人。6月，何被革职拿回。1862 年（同治元年）底，被清政府处死。
不过，那是后话。此时，邂逅王有龄的何桂清身为赴南省查办事件的星使（皇帝的使者），神气着呢。他劝王有龄不必进京，写信介绍王去拜谒与他有私谊的浙江巡抚某公。
王有龄持了信函去见浙抚，果得器重，被委任粮台总办。王得了官，立刻去告诉他的患难知交胡雪岩，把从前所借500两银子加。上利息还给他，并感谢再三，还叫胡雪岩辞去原来的东家，支持他自开钱庄，号为“阜康”。后来，王有龄因粮台积功保举知府， 1855年（咸丰五年） ，授杭州知府，后升道员，1860年（咸丰十年）升浙江巡抚。随着王有龄的官越做越大，胡雪岩也水涨船高，接管粮台，除开钱庄外，还开起好多的店铺，成为杭城一富。
黄萍荪原作、王遂今补充的《“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指出：王有龄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就来浙江，历任新昌、慈溪、仁和县知县，父死，回闽守丧，不久又很快回浙，1855年任杭州知府，算得上一帆风顺，未必有向胡雪岩借钱这样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慎节斋文存》的关于王有龄“落拓”之说的记载未必可信。
我认为这一说法理由不充分。《清史稿》列传182“王有龄”条说王“道光中捐纳浙江盐大使”，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即位后改名绵宁）1820年～ 1850年在位，道光中期当在1830年～ 1840（道光十年～二十年）之间，1830年（道光十年），胡雪岩还不到10岁，即使到1835年，他也才虛龄13岁，按照常规情理，钱庄不可能会让一个13岁的孩子充任担有收款。放贷重任的“跑街”。由此，我们可以把王有龄邂逅胡雪岩的时段压缩到1835年～ 1840年（道光十五年～二十年）之间，王有龄是1841年以后才当上浙江地方县官的，那么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之前，谁能肯定他在1835年～1840年间没有向胡雪岩告贷的可能呢？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了发生于胡雪岩钱庄店倌生涯中的另一件大事：胡雪岩在钱庄干了几年后，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身穿戎装的人，自称湘军营官，因军中断粮，想借2000元，鼓鼓士气。那天碰巧店中主事的人都外出了，胡雪岩自作主张借给了他。老板回来后大怒，将胡赶出店门，不久，营官来还钱，问“以前慨然借钱的少年怎么不在？”老板谎称病了。实际上，胡雪岩被斥退后，穷无所归。有一次踽踽独行湖边，正好被营官撞见，营官惊问：你为什么这样憔悴？胡雪岩说：“为借钱给你，我被赶了出来，失业已好久了。”那位营官怅叹自己连累了胡雪岩，于是，他把胡雪岩请到军营里去，换衣进餐，并把在作战中“暴得”的10万资财借给胡雪岩，叫他自开钱店。
以上两书对胡雪岩发迹的原因说法不一而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则另有一说：胡雪岩学生意的阜康钱肆主人姓于，没有儿子，他很欣赏胡雪岩勤敏。有胆略，病重时，把胡雪岩召到榻前，吩咐道：“你的才识比我高百倍，我的店虽小，但好好经营，不怕没有用武之地。”随即以全肆相赠，数额不过5000两银子。
但胡雪岩经营有方，把这小钱肆发展成银号。
以上各种说法虽有不同，但大致反映出店倌时期的胡雪岩就能急人所难，敢作敢为，这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有句古话：“已欲立先立人，已欲达先达人”。
会逢时机 西征借款与胡雪岩同时代并有来往的安徽宿松人段光清（1798年～ 1878年，号镜湖，1859年＜咸丰九年＞任浙江按察使，翌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时因潜逃被革职）在《镜湖自撰年谱＞1860年（咸丰十年）条目中说：“有起于钱铺小信姓胡，名镛，字雪岩者，骗人资本，此时已自开钱店，与官场人往来。”文中虽没具体交待胡雪岩是怎样“骗人资本”的，却使我们获知，胡雪岩至迟在1860年已自开钱店。
钱店是开张了，不过，若是没有以后轰轰烈烈地扩大业务，胡雪岩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中产阶级中知名度不高的一员。心高志大的胡雪岩当然是不会安于现状的。
波平浪静，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动荡的环境，才能产生弄潮的风流人物。胡雪岩这个自开钱店的小老板正是在乱世的摔打中成功地生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新政、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了他走向事业巅峰的契机。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军在1853年（咸丰三年）攻克南京后建都，改名天京，随即分兵东征、北伐和西征。
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久受封建压迫和剥削之苦的浙江人民也纷纷举事。
1851年～ 1855年（咸丰元年～五年），鄞县、奉化、于潜（今属临安）、太平（今温岭）、嘉善临海、宣平等地发生多起民变和会党暴动，特别是1855年2月瞿振汉领导的乐清虹军（红巾军）起义，曾经建军建政，瞿振汉自称“浙东除暴安良虹军统帅”，设局办事、布告安民，这是响应太平天国的有计划有准备的一次武装起义。浙江境内的起义打击了清政府在浙江的封建统治，也为太平军人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太平天国农民军在东荡西扫的征战中，分别于1855年（咸丰五年）、1858年（咸丰八年）、1860年（咸丰十年）、1861年（咸丰十一年）四次进人浙江。其间，省城杭州在1860年和1861年两度被太平军攻占，因1860年（咸丰十年）是农历庚申年，1861年（咸丰十一年）是农历辛酉年，当时的人就把太平军第三、四次入浙称为“庚辛之变”。
庚辛之变是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
让我们先谈庚申年的事。1860 年初，清朝湘军迫攻安庆，张国櫟（1823年～1860年，广东高要＜今肇庆＞人）所部占据江浦与九袱州，天京形势危急。鉴于清军江南大营每年靠浙江济饷72万两，太平天国领导人制定了进攻其饷源要地湖州、杭州以吸引清廷江南大营兵力、解除天京之围的“围魏救赵”之计。
担任杭州一路任务的是1859年（咸丰九年）被洪秀全提拔为忠王的李秀成（1823年～ 1864年，广西藤县人）。1860年2月10日（咸丰十年正月十九日），他率军从安徽芜湖出师，于2月下旬占领广德，在那里留驻大队人马后，以轻骑6000人打着官兵旗号、穿戴官兵衣帽作伪装，于3月初走莫千山间道日夜疾驰，在余抗击败浙江按察使段光清部，于11日上午到达杭州武林门外。随即攻打武林、钱塘、涌金、清波等城门，接着又扎营万松岭等处，在城外各山结壁垒、插战旗，还在清波门外西竺庵一带挖地道 埋地雷。3月19日（二月二十七日），清波门地道猝发，轰塌城墙10多丈，太平军先锋附近居民和部分反正的兵勇联合作战，杀死督战的署盐运使缪梓，第一次占领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以及署布政使、杭嘉湖道、宁绍道台、署杭州知府等一大批文武官员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
太平军进攻杭城时，富商豪绅纷纷外逃，钱江舟楫为之一空。而“此时已自开钱店”的胡雪岩却处变不惊，始终以实际行动为清廷效劳，他向按察使段光清建议“自练一＿军以作亲兵”，并推荐“精于教练”的陈县丞招勇训练。段光清依议，在胡。
雪岩的钱庄里存银千两作为募兵经费。虽然陈县丞最终仅募得数十名兵勇，花费银子200余两，但余银仍存胡雪岩店中。由此可见，胡雪岩的钱庄已与军界搭上了钩。
太平军袭取杭州后，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中计，调兵遣将分批援浙其中就有胡雪岩当钱在跑街时接济过的落难朋友王有龄，他从江苏带兵马驰援。
李秀成见调虎离山计已奏效，于3月24日（三月初三日）在杭州城厢遍插旗帜设为疑兵，然后出涌金门，日夜兼程北返，于5月上旬与陈玉成（1837年～ 1862年，广西藤县人）率军10余万，一举捣毁江南大营，终于解除天京之危。
李秀成所部主动撤离浙境，那王有龄现成当了浙江巡抚，倾心倚重胡雪岩，既“委办粮械”，又让他“综理漕运”，王还以浙江巡抚的名义通令全省：“凡解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这样，胡雪岩几乎掌握了浙江大半的战时财经，成为抚署签约房上宾。他利用这一特权和战时江浙遍处不安、交通阴滞的客观因素，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不过，在赚钱的同时，胡雪岩也想积点“阴德”。杭城经庚申战乱，死者枕藉，在太平军撤离后，胡雪岩捐资买槽（一种小棺材）或两人一棺，雇人埋尸于湖上。
以上是胡雪岩在庚申渐变中的表现，下面让我们再看看他在辛酉渐变中的情况。
1861年4月底、5月初（咸丰十一年三月底），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1834年～1865年，广西藤县人）率部由江西玉山进人浙境，这是太平军四入浙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5月，李世贤率军进克金华府城，此后倚此为重要据点，建立侍王府。接着，攻克武义、兰溪、永康。八九月间，太平军陆容部攻占东阳、黄呈忠部进驻诸暨牌头。在此期间，驻嘉兴的陈炳文部攻占石门、海盐、平湖一带，稳定嘉兴外围。9月下旬，李秀成也率部由赣人浙。此后，太平军兵分几路出击浙江全境：李世贤一支攻温州，其右路连克遂昌、松阳、处州、青田，左路经缙云克仙居、台州、黄岩、太平（今温岭）、乐清；李秀成部将陆顺德一支经桐庐、富阳攻占萧山、绍兴；李世贤部将黄呈忠范汝增率领的军队攻下诸暨、嵊县后，一路经上虞、余姚、慈溪，一路经新昌、奉化，两路围抄，于12月9日（十一月初八日）进占宁波。李秀成所率的一路经桐庐临安攻克余杭，进逼杭州，并用箭射谕劝降。
此时的杭城“西只存一被围之湖城， 东只存一弹丸之海宁，各路诸将（指清军）纷纷退保杭州， ……以。数万众群聚于区区一顷之西湖，即使贼（统治者对农民军的诬称）不攻，城不陷，而饷绝兵哗，内患亦作矣。”真可谓四面楚歌！
11月上旬，太平军攻破城外馒头山及望江门、候潮门、凤山门外的清军营地。
接着，在凤凰山清波门一带挖地道，又在海潮寺至凤凰山顶沿线架木城，围攻杭州。
经过数十天的长围久攻，杭州城内到11月初就粮尽，一升米价值一两银，还唯恐无处买。满街饥民哀号不绝，饿莩遍地，凡草根、树皮、水草、浮萍、旧牛皮箱等物，无不取食，饿极了的人们甚至将人尸分割煮食。
杭城被围缺粮之际，胡雪岩和湖州豪绅赵炳麟受王有龄委派，微服冒险赴上海采运粮米和军火。可是没等他返城接济，大局已不可支。12 月29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李秀成督令谭绍光、邓光明、陈炳文、童容海等部，从望江、凤山、候潮、清波四个城门扒城而人，第：二次克复杭州。两天后，又攻破不听劝降、负隅顽抗的旗营。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失城自杀，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增纶、学政张锡庚、盐运使庄焕文、粮道暹福、浙江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高、中级将官几十人均死。
再说胡雪岩从上海采办军需军粮后，押着货船，联帆20余艘，驶人钱塘江来。
然而，他最终没有进城，个中原委，有三种说法：
一是胡亚光《安定遗闻》，说胡雪岩的船行至江上，杭州城破已二日，他思忖事已至此，不如将粮械报效别路清军。～
二是许谣光《蒿目集》中的说法，许在书中有“闻杭州告陷书感”一诗：“沪渎收洋米，钱江阻飓风。绅耆胡与赵，空自效公忠。”按此说法，胡雪岩、赵炳麟是遭飓风扑舟而没能人城。
三是张荫榘、吴淦《杭城辛酉纪事诗》的说法：“海角云帆勉日催，香粳万斛载将来。只愁饷道重围隔，连日官军打不开。”据作者在诗后的按语，杭州将围时，城内官绅曾建议王有龄筑傅城，土垒直接江干，以备粮道被切断，但王有龄没有采纳。
所以，胡雪岩“由海道运粮至江……粮至，不能冲围而人”。这一说法与民国《杭州府志》中“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由海道人钱塘江，为重围所困，不得达遂”的记载完全一致。
那么，胡雪岩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利用太平军水师不足、不能全部控制江面这个空隙，装扮客商模样，分散货船，溯江而上，投奔引师东进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去了。
左宗棠（1812年～ 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科举人，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落第而归，遂弃科举事业而专治经世之学。太平军起义爆发后，左在家乡办团练，久居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主持用兵筹响，后来，张调抚山东，左才辞归，赞湘抚骆秉璋幕。左宗棠喜以诸葛亮自况，有“左师爷”之称。
在太平军连克苏、湖、杭地区之后，左宗棠被清廷特旨擢为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1811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军务，他从湘勇、郴勇、桂勇中招募5000人，号称“楚军”。
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第四次入浙并席卷浙江全境时，左宗棠率军从皖南婺源移屯赣东广信（今上饶） ，受命“督办浙江军务”。1862 年1月23日（咸丰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经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失城自缢的王有龄而成为浙江巡抚。
在安徽婺源时，左宗棠所部“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疲致病及战死者很多，“士卒病者愈半，物故者亦近千人。”此番进兵浙江，更是缺粮短饷、困难重重。对此，左宗棠感到非常苦恼。正当他愁眉频蹙之时，胡雪岩会逢其适，前来拜谒。这可从1862年1月29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左宗棠所上《官军人浙应设粮台转运接济片》中得到印证：
“臣军业已人浙，所有饷需一切，自应设粮台转运，以资接济……现拟暂于江西广德府设立粮合，为收支军饷子药总汇，再于玉山设立转运局，随时转运，以利师行……籍贯浙江之江西候补道胡光墉，急公慕义，勤干有为，现已行抵江西，堪。
以委办台局各务……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
先前，胡雪岩仗着王有龄的宠信发财致富，没少被人议论，那么，他这个商人是怎样得到湘军头目左宗棠的信任的呢？对此，陈代卿《慎节斋文存》有段记载，说是左宗棠听到别人对胡雪岩的议论后，为考察其行端，试探着命胡在10天之内筹米10万石，这本来就够困难的了，而胡雪岩显得比左宗棠还焦急，他说：“大军待饷十日，奈枵腹何？”左向：“能更早乎？”胡说：“此事筹之已久，若待公言，已无及矣。现。
虽无款，某熟诸米商，公如急需，十万石三日可至。”要在三天内筹齐10万石粮，在战争环境下简直有点异想天开。然而，胡雪岩办到了，而且干得很出色，这不是他能变戏法，估计这批粮就是前此从上海运来而未能人杭后隐匿别处的。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成功地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能量，左在喜出望外之余，命胡“总办粮台如故，而益加委任。”
另据欧阳昱《见闻琐录》，杭州被围时，有候补道王某曾托胡雪岩为其存放10万两白银。胡眼看干戈满地，想到怀此重资，弄得不好会招致杀身之祸。他探知衢州府谷价低贱，就用这笔银款买谷20万石，各存其地。1862 年（同治元年）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跃人浙西，进攻开化、遂安、江山后，大举进攻衢州，准备以此为基地，夺取全浙。但是由于缺粮，士兵想要哗变。胡雪岩闻讯，“罄所买谷以献”，左宗棠赞叹胡为“一时豪杰”，予以重用……
胡雪岩获得左宗棠的信任后，经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上海、宁波等洋人糜集的通商口岸。他除了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外，还利用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为左宗棠勾结法籍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法国驻宁波的军官德克碑和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佰勒东，要他们募集士兵约千人，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洋枪洋炮装备，组成“常捷军” ，这支中法混合的雇佣军人数最多时达3000人，曾与清军联合进攻宁波、余姚、奉化、上虞、绍兴、富阳等地。
1863年（同治二年）3月，左宗棠已授闽浙总督，因新任浙江巡抚曾国奎（1824年～1890年，湖南湘乡人）尚未到任，左仍兼浙抚，负责浙、闽军务。9月下旬至12月中旬近三个月时间内，他指挥清军和“常捷军”与太平军在余杭一杭州一线多次作战。
1863年12月17日～1864年2月15日（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至同治三年。
正月初八日），随着太平军在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苏州失守，毗邻江苏的嘉兴府所属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嘉善、海宁和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杭州因周围防线逐步瓦解而成为一座孤城。
1864年4月1日（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左宗棠军队在德克碑“常捷军”的洋枪洋炮掩护下，攻破了杭州城。7日，左进驻杭州。清廷因左军攻下杭州，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为左宗棠综理粮台的胡雪岩也衣锦还乡了。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左宗棠1863年（同治二年）在《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中》就指出：“在浙江此次之变，人物影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缘优荒畦废圃之间，撷野菜为一食，夜则偎枕颓垣残壁之下，就土坎以眠。音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有骨肉死亡在侧，相视漠然不动其心者。”那情景真够惨的。
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骼，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借重的人物，他经理赈抚局务， 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家。
胡雪岩还恢复因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从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於泥。贫家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步在泥沙中踉跄而行，时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恢复并捐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一万。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说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署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挽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获免。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张广川被罚捐是否冤枉，因旁无佐证而无从考释，然而当时为富不仁的富商豪绅确也不少。还在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在一次上疏中就指责浙江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人“身拥厚赀，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岬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 1864年（同治三年） ，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无疑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掂量，与其坐罪犯法，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上述事务，人城后的胡雪岩仍代理藩库，各地解省银两非胡经手，省局不收。高阳先生就此事在《红顶商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我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固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现在我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 ，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托得过我，还有啥靠不住的？’”
一以胡雪岩之口 ，剖析其乐于代理藩库的原委，虽是文学语言，却也基本符合史实，而且人木三分。
牌子做出来了，生意自然源源而来。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掠得的财物，从数十到十数万两不等，存人胡雪岩的钱庄，胡借此从事贸易，设商号于各市。
镇，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家资已逾千万。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相当长时期内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加上自然经济使中国“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使封建统治者养成妄自尊大的心理，把外国贬称为“夷”，称外国人为“夷人”。
然而，跨入19世纪以后，中西方文化差距越来越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国势日强，而中国处于封建末世，可悲的是统治者仍昧于时势，沉缅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只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创痛，面对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局，才开始明白傲慢不足拒坚船，清议不能抗利炮。林则徐“最早睁眼看世界”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1823年～1901年，安徽合肥人）等识时务实的大吏率先用“洋”代替“夷”，预示着中国人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正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夷夏”之辩为对等的华洋之称所取代。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振邦兴国运动的展开，效法欧美东瀛以振启痼弊救亡图存日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19世纪60年代～90年代，清统治者中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从军事、政治、经济、文教乃至外交各个领域开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旧时称这段史事为“同光新政”，后被历史学家命名为“洋务运动”。
与胡雪岩关系密切的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读过魏源所著，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科技的《海国图志》，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推崇备至。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他了解到泰西弃虚务实、制作精妙，就更加迫切地希望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他曾呼吁：“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以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透露出学习西方、自强御侮的热望。
早在率所部与“常捷军”在浙江配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就已深深体会到“轮舟为海战利器”，1864年（同治三年），他引法国将领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方机器制造，仿造小火轮，在西湖试行，这是他办洋务的前奏。然而，他正式办洋务是在担任闽浙总督以后以及陕甘总督任内。虽然，那时的左宗棠为了对付太平军。
余部和捻军、解除西北边患，还是横戈立马、忙于征战，受客观条件限制，其洋务事业的影响没有李鸿章那么大，但因为有着自已的特色，还是具有代表性。
办洋务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举，急需谙通华洋事务的人才，左宗棠少不得又要借重以帮助他镇压太平军起家、与洋人有来往而又办事精干的胡雪岩了。
胡雪岩襄助左宗棠创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以下几端：
1.福州船政局
1864年11月（同治三年十月），左宗棠从闽浙总督离浙赴闽。到了福建，见军政、吏治、民生因循粉饰、凋敝已久，就于第二二年正月上了一个奏章，说：“今欲修明政事，必先求治事之才”，要求把在浙江的胡雪岩（当时已有“福建候补道”头衔）与新授浙江督粮道周开锡、记名道吴大廷、刑部员外郎张树英4人调人福建，以资差委，获得同治皇帝（即爱新觉罗。 载淳，1856年～ 1875年）的谕允。
1866年（同治五年），在胡雪岩的献议下，左宗棠上奏朝廷，要求在福州创办一个船政局，他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大轮船不可。”并提出造船的五年计划，预算300万两。他指出：虽然创办之初可能会出现花费多、成船少的现象，但从长远看，“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而且，还可通过造船实践摸索出经验，由钝而巧，由粗而精，提高中国的制造能力。
左宗棠的建议获得清政府的批准。这年8月，他亲至福州海口罗星塔购买马尾山下200多亩农田作为厂址，由于选址马尾，福州船政局又叫马尾船政局。左以胡雪岩“为不可多得之员”，派他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共同商定《船政事宜十条》，制定了最初的规章制度，“凡局务及出入款项，责胡光墉一手经理” 。
正当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清廷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出关西征（镇压回、捻起义，平定阿古柏政权）。为了不使处于草创阶段的福州船政局半途而废，左宗棠荐举林则徐的女婿、原江西巡抚沈葆桢（1820年～ 1879年，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继任福建船政大臣，同时奏明清廷，称胡雪岩“才大心细”，“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之人”，表示可赋此人以重任。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离闽赴陕。
左宗棠身虽西行，心犹东注，他与沈葆桢胡雪岩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对福州船政局的建设仍倾注热情。而留在福建的胡雪岩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自然也不敢辜负左文襄的嘱托，他辅佐沈葆桢，承担了筹措工料、聘请匠师、雇工、开艺局（技术学校）等具体而又重要的事务性工作。在他的辛勤奔走和筹划下，船局聘请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向国外订购了机器、大铁船槽，引进外国（主要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还设立了“求是堂艺局”，招10余岁的聪俊少年，延聘洋师讲授外语、图书、算学，培养督造、管驾等方面的技能。随着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及储材厂的相继建成， 1868年1月18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第二年6月10日（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 ，该局建造的第一艘 木壳轮船“万年青”号（排水量1450吨）下水。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这个局共造出15艘船，而且已遣散外国师匠，自行制造。
福州船政局比1867年（同治六年）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造船所还早一年，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虽然，与外国相比，在造船技术上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它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2.甘肃织呢总局
还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就开始考虑发展民用工业。他在1866年6月。
25日（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的奏折中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做了陕甘总督以后，左宗棠在西北地区除了先后办过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等军工企业外，还把创办民用企业的决心付诸行动，创办了与福州船政局齐名的甘肃织呢总局。
1877年（光绪三年）冬天，被秦翰才先生（1896～ 1968年，原上海文史馆馆员）称为左宗棠身边的“机械化的总兵”、掌握了近代科技知识的甘肃制造局委员赖长（字云亭，广东人）用自造的机器把当地所产的羊毛织成一段呢片 呈送左宗棠验看。
左宗棠将它与本地所织的“褐子”和外国输人的洋绒相比，觉得赖长所织的呢片与洋绒级相似，质薄而细，牢固耐穿，而且比褐子美观多了，有心想推广织造。可赖长说自制的水轮机不敢自信得用，若是购得外国机器更省工力，就可大规模兴办起来。
第二年，左宗棠把赖长画的图样随信附上，寄给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雪岩，嘱咐胡雪岩购置全套织呢织布火机，“到兰仿制，为边防开此一例。”
胡雪岩在获得清廷批准后，就按左宗棠的指示，在上海与德商泰来洋行接洽购机事宜，托泰来洋行经理嗲喱屺（R。Telge）代为在德国购置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
后来，由胡雪岩经手，向德方定购了全套小型的毛织机器，包括每架360锭的纺机3架、织机20架，洗毛机3架，其余有和毛、烘毛、刮毛、修毛、染色和磨光等机多架，还配有24匹和30匹的蒸汽发动机各一台。胡雪岩雇请德国技师去安装机器和传授技艺。
1879年（光绪五年）春，机器开始运往兰州。当时，大小机器共有4000箱之多，先由德国运抵上海，再用招商局轮船拖运到汉口，用民船运送上岸后，动用千百人力、兽力和大车，抬的抬，驮的驮，载的载。由于机器笨重，交通工具落后，加上山道崎岖，很多路段是边开山劈路边运输的，最后一批机器 直到1880年（光绪六年）5月才运抵兰州。这年9月16日（八月十二日），工厂正式开工，其时只开一半织机（10架），每天成布8匹，每匹长50尺，宽5尺。
甘肃织呢总局比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还要早，是我国第一个机制国货工厂，也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企业。
3.开凿泾河
西北地区缺雨千旱，蔬菜、棉花等庄稼专赖渠水，地亩收成多寡取决于渠水多少。所以，左宗棠到了西北，在水利上着实花了一番功夫。
泾河在西北是令人伤脑筋的一条河，长期以来，只有郑、百、利民三渠引泾灌田，左宗棠不以此为满足。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平南数十里为讷水发源处，两水到泾州合流，水势才渐渐变大。左宗棠认为：若在上源引渠，就可得数百万顷膏腴之壤，节节作闸蓄水，还可通水筏，这样方能为关陇创万世之利。
1877年（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挖泾河。他先前听人说起外国有开河机器，就叫上海采办转运委员胡雪岩去访求。胡雪岩向德国购买了一套，并雇了几位德国技师。1880 年（光绪六年）的秋天，机器连人都到达泾源工地，先开了一条长200里的正渠。由于渠底布满坚石，人力施工有很大难度。为了把渠加得宽些挖得深些，也为了使工程进展更迅速，德国技师建议再买开石机器。胡雪岩又受左宗棠的委托，添购开石机。尽管机器办来以后的工程情况因无记载而不得知，但距此20多年后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宁夏知府赵惟熙（江西南丰人）招商承办甘肃宁夏垦牧公司时，这些机器还在。赵惟熙派洋工程师前往察看、增修，以备应用。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在古朴荒凉的西北高原用西洋新式机器开河凿渠，可算是个创举。
此外，左宗棠还曾聘用德国技师未海厘在距肃州城不远的文殊山尝试开采金矿，采金的一副小机器就是胡雪岩捐购的，于1879年（光绪五年）附在掘井机器一起批解鄂台转运到此；左宗棠在新疆引进蚕桑，发展农业生产，胡雪岩在浙江代募熟悉养蚕、种桑的人以及种田能手，送往新疆，向当地百姓传授生产技艺。
左宗棠曾残酷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应予谴责，但他办洋务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被镇压，而东南海疆、西北边塞的民族危机显得十分尖锐，所以，其所办的洋务事业在抵抗外国侵略者、开发大西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1874年（同治十三年）夏，日本利用琉球渔民被害事件为借口人侵台湾，沈葆桢亲赴台湾布防，当时调用的军舰和商船都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在10年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海战主力福建水师就是用福州船政局生产的船舰装备起来的。船政局还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用新式军事、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海军军官、造船专家和技术人员。船政学堂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邓世昌（1849年～1894年，广东番禺人）、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年～1921年，福建侯官＜今闽侯＞人）。至于甘肃织呢总局，虽然不到3年就因交通不便影响销路、锅炉炸裂等原因而停工，但作为我国第一个机织毛纺企业，它在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树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强求富的典范，并为西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培训了技术骨干。
左宗棠的洋务事业中都有胡雪岩的一份功劳。左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谈到船政局事宜时称赞胡“阁下创议之功伟矣。”由于在举办洋务新政上态度一致，两人还鸿雁频传，交流思想，如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说过：“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在办公事的时候，自然不会忘了角逐营利。1866 年（同治五年） ，左宗棠在奏设福州船政局时就曾说过：引进外国机器，开办造船厂，是破天荒的事，机器好坏也难以辨识，所以托人购觅时，要“宽给其值，但求其良”。这个“宽给其值”就给经手采办的人留下价格上的“虚头”。胡雪岩在经办洋务中到底得了多少“回扣”，虽然无从推算，但他公私兼营，使自己的私囊在这个时候急剧膨胀起来却是事实。不过，他协助左宗棠举办洋务还是值得肯定的。
19世纪60、70年代的西北边陲很不平静：太平军和捻军进人陕、甘活动，陕、甘、宁地区的回民普遍举行反清暴动；新疆各地发生排满、反汉、杀异教徒的仇杀变乱，封建割据政权林立；俄、英外来势力浑水摸鱼，挑起边衅。清廷曾调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杨岳斌（字厚庵，湖南善化人）两位湘军首领支撑陕、甘危局，无奈他们束手无策。新疆伊犁地区甚至有两个满族将军（常清和明绪）死于变乱。收拾西北糜烂局势这副千斤重担最后落在了左宗棠的肩上。
1866年9月（同治五年八月） ，55岁的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之后，就出关西征。西征包括“攻捻”、“攻回”和收复新疆等军事行动。当时担任上海采运局务的胡雪岩购军火、借洋款，对左宗棠的西征予以积极的支持。
1.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
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 ～ 1864年，广西浔州＜今桂平＞人）率部攻武关、越秦岭，人陕“往联回众”。渭南、同州、华州等地的回民纷纷起义，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政策，接着，咸阳、长安、蓝田、鄂县等地也起来响应太平军。以后反清斗争不断扩大到北至高陵、富平蒲城、泾阳、三原、耀州、同官（今铜。
川市北），西至兴平、乾州邠州（今彬县）、醴泉（今礼泉县）的一大片土地。受陕西回民起义的鼓舞，甘肃回民也迅速起义，形成以河州（今临夏）、狄道州（今临洮）为中心的马彦龙、马占鳌部，以灵州（今灵武）、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部，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马文禄部等几支规模较大的回民武装。
1864年（同治三年）底，西北地区太平军与捻军（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北方重要农民起义军）共推遵王赖文光（1827年～1868年，广西人）为首领，联合组成新捻军。新捻军“易步代骑”，“以走致敌”（采用马上运动战术拖垮敌人）。1866年（同治五年）秋，分为东西两支。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统率，从河南入陕，于这年底逼近西安， 1867年（同治六年）初在滿桥附近歼灭湘军30多营。
这样，“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捻回合势”，西北局势，风雨飘忽。
1867年（同治六年） ，清廷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
左宗棠在浙江镇压太平军时，在宁波、绍兴一带与法国帮凶军有过合作，深知洋枪洋炮的威力，况且此番要对付的捻、回军不是旧时操鸟铣、持刀矛的乌合之众，譬如，据有金积堡的马化龙就拥有洋枪近3000枝，而且堡垒坚固。所以，左宗棠到陕甘用兵也充分利用西洋军火。作为他后勤干将的胡雪岩常驻上海，就经办此事。
胡雪岩主要向德国购买军火，种类有七响后膛枪、七响后膛炮、飞轮开花炮、义目炮（音译）。这些武器后来在清军作战中发挥了作用，如1869年（同治八年）农历五月，西征军兵分三路向马化龙的据点金积堡发起进攻，因该堡墙高4丈，厚3丈许，周围9里多，外围有570余所堡寨，固若诚关，久攻不下，结果动用了从普鲁士进口的后膛来复线大炮等新式武器强攻。又如，马文禄盘踞的肃州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城高3。6丈，厚3丈多，外环阔8。3丈深2丈的壕沟，1873年（同治十二年）左宗棠攻打肃州时，动用了后膛大炮，有18磅，也有24磅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算很厉害的重炮了。
对胡雪岩广购洋器，使清军“实资其用”的劳绩，左宗棠心中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他在1873年5月（同治十二年四月）的一件奏折中说：“上海为洋商汇集之所，泰西各国洋炮武器，泛海来售，竞以新式相耀。臣于闽浙总督任内，饬胡光墉挑选精良……嗣调督陕甘，委办上海转运局务，兼照料福建轮船事宜，胡光墉于外洋各器械到场，随时详细禀知，备陈良楷利钝之情形，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运解军前，臣军实资其用。其购到普洛斯（即普鲁士）后膛螺丝开花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精巧绝伦，攻坚致远，尤为利器。”
胡雪岩为左宗棠用兵陕甘所办的第二件事是筹饷。
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贫瘠寒苦，甘肃和新疆两地的财政费用即使在太平盛世也靠江苏、浙江和四川等富裕省份接济。然而，经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连年的战火，这些省份民生凋敝，自顾不暇。此外，经过几年兵事，交通落后的陕甘地区物价飞涨比其他地区更严重，兵勇每人每天吃2斤细粮就需银一钱多，即使按月。
颁给实银，也只管填肚子，没有余饷。当时，陕西每年缺饷140万两，甘肃每年缺饷300余万两，合计两省缺饷总在400万两以上，难怪左宗棠忧叹：“筹饷难于筹兵。‘西征经费来源靠各省协饷，清朝中央政府偶尔也会从海关洋税和别省盐务中点拨一些，但为数不多，而各地协饷不能按时拨解、拖欠几月都是常有的事。出兵征战总须士饱马腾，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每当青黄不接时，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
在左宗棠之前， 1853年（咸丰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原”十三行“同顺行行商、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防守上海，曾向洋商借了12。7728409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笔具有地方政府性质的对外借款，左宗棠在1867 年（同治六年）上奏”请援江苏沪防例“，即是援引此例举借外债的。
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的是胡雪岩，他所借用于镇压陕甘捻军和回民起义的外债有两笔：
第一次在1867年（同治六年），借规元120万两，月息一分三厘，期限半年（1867年7至12月）。债权人混称洋商，估计不外乎英商汇丰银行和怡和银行等二三家。指定闽、粤海关各代借24万两，浙海关代借42万两，江汉关代借12万。
两，江海关代借18万两。本息除江海关部分以该关应解甘肃协饷抵付外，其余都由各该省布政使把应解甘肃协饷拨关代付。
第二次在1868年（同治七年），借规银100万两，利率与第一次相同，期限也只半年（1868年3月连闰到11月） ，指定江海关代借15万两，浙海关代借35万两，闽、粵海关各代借20万两，江汉关代借10万两。
除了购军火、借洋款之外，胡雪岩还捐冬衣支前，1872年（同治十一年），甘肃大寒，而兵燹之后百货昂贵，加上当地居民对种棉织布之利没有足够的认识，边地冰雪严寒，将士受冻倒毙者很多，左宗棠忧叹：”无衣之患，甚于无食“，幸得胡雪岩未雨绸缪，预先动用为七旬老母做寿的钱捐制加厚加长棉衣2万件，并亲率亲属逐件按验，有制作不善者立令更换，另外还劝捐棉衣裤8000件，这些冬服均于1872年8月运交西征军后路粮台，使左军”所全甚多“。
有了胡雪岩鼎力相助，左宗棠专意进剿，于1868年8月上旬，（同治七年六月底）将西捻军击灭于山东海滨后，迅速率军返回西北，继续对付回民军，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最终扑灭回民起义。在此期间，左宗棠晋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毋庸讳言，胡雪岩协助左宗棠残酷镇压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族下层群众的反清斗争，是他人生中的污点，应予谴责，但他协助左宗棠裁定回军集团则又另当别论。陕甘回民起义军形成的回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为当地封建主，如马化龙掠夺了大量财富，富甲一方，还纳资捐官；回军头领对朝廷的态度也反复无常，与广大回族劳动群众有根本区别；特别是当时英、俄窥伺我西北，边疆已出现危机，而回族割据集团中的某些封建主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认贼作父，如盘踞肃州的马文禄与新疆割据势力勾结，接受了乌鲁木齐”清真王“妥得磷（一译妥明）的封号，当沙俄侵占伊犁、威胁乌鲁木齐时，他居然阻挠清军人疆，陕甘回军首领之一的白彦虎后来还投人沙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综览当时国内外复杂的形势，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平定陕、甘的行动。
2.收复新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从西汉起，中国文献上记载的”西域“指的就是新疆和其他与之有联系的地方。清朝前期，新疆属伊犁将早管辖，各个要地驻有由旗人担任的都统、参赞、办事和领队，县级或县级以下的政权大多由当地的宗教、民族头人担任。新疆境内有10多个民族杂居，人数最多的是维吾尔族，约占总人口的75％。
1864年（同治三年），受陕甘地区回民起义的影响，天山南北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奋起抗清，先后占领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什噶尔旧城，并于1866年（同治五年）初攻占伊犁大城（今伊宁）。可是，少数封建主趁机窃取了反清武装的领导权，建立封建神权割据政权，主要有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磷政权、以叶尔羌为中心的阿布都拉门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马福迪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金相印和思的克政权。它们互相攻战，使新疆遭受割据混战的灾难。
金相印为扩大势力，向中亚细亚安集延人的伊斯兰浩罕汗国乞师，早就居心叵测的浩罕摄政王乘机派其帕夏（将军）阿古柏于1865年（同治四年）率军侵人南疆，在攻占喀什噶尔后，继续攻掠周围地区。两年后，阿古柏悍然成立”哲德沙尔“国（七城之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有福之王）。1870 年（同治九年），阿古柏又侵占了北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区。在阿古柏的军事恐怖统治和残酷掳掠下，新疆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出现买卖奴隶的倒退现象。
新疆地区的复杂形势使外国列强有机会染指。
新疆境内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高耸人云的天山和阿尔泰山，这些构成中国的西北屏障，沙俄早就觊觎这片土地， 1864年（同治三年），它就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 世纪60、70年代，又大举进攻中亚细亚的希凡、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建立起”俄属土尔克斯坦“，并狂妄地称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1817年（同治十年），沙俄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疆秩序“为名，强占中国伊犁地区，设官屯殖。阿古柏侵占新疆后，沙俄悉心笼络，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和1874年（同治十三年）两次订约，以承认阿古柏伪政权为”合法的独立国“、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作为交换条件，趁机扩大了在新疆的贸易特权。
与此同时，征服印度后就对喀喇昆仑山北面的中国南疆领土垂涎三尺的英国侵略者不甘心眼睁睁看着沙俄独霸新疆，1873年（同治十二年）秋，英国全权使节福锡斯率300人的使团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致阿古柏的亲笔信和英印总督送给阿古柏的几千支步枪，来到喀什噶尔，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正式与阿古柏签约，以承认阿古柏”艾米尔“地位、提供大批枪枝弹药的条件，取得在”哲德沙尔“国所辖范围内驻使、设领事通商、货物人口仅纳低税或免税等特权。
俄英插手新疆，使新疆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新疆岌岌可危的同时，日、美侵犯台湾，东南海疆警报频传；英国在中缅边境制造事端，侵略我国西南边疆。
面对极其严重的”边疆危机“，京师内围绕”海防“与”塞防“何者为重这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国藩提出全力肃清甘肃回民起义，把玉门关以外暂时放一放再说，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马上赞为”老成谋国“之见，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撒出塞之军停西征之饷，匀作海防。李鸿章一定调，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督抚鼓噪附和，如刑部尚书崇实、山西巡抚鲍源深提出：花费大笔费用出兵西北，即使获胜，收复新疆这块万里穷荒之地，也是得不偿失。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湖南巡抚王文韶等有远见的官员则认为：沙俄的威胁最大，应全力注重西征。
当时，手握重兵、处于西北边陲前哨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认为：塞防与海防二者并重，但由于日本侵入台湾事件已经了结，相比之下，西北边疆强敌压境、失去大片土地，事态更为严重，所以”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他还指出：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保，何况北自乌鲁木齐以西、南自阿克苏以西的新疆有”富八城“，并非反对派所说的那样是一片蛮荒，他反复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守，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省之边域时虞侵掠，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代表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利益，得到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支持。清廷权衡利弊得失，于1875年5月3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六百里加紧“逾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 年（光绪二年）春，左亲率220营大军第二次出关西征。
要收复沦陷十多年的新疆，困难是很多的：既要以南方人深人沙漠作战，又要面对政敌散布失败主义论调、冒政治风险；既要对付有英、俄、土耳其帮衬、实力非同小可的阿古柏政权，又要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筹措巨额军费，在路途艰险的条件下辗转运输军用物资。1874 年（同治十三年） ，左宗棠在写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提到：”西事筹兵非难，惟采买、转运艰阻万状。“这个时候，办理左军上海采运局务多年的胡雪岩少不得又要大显身手，效力后勤了。他除了在上海搜集中外各报的消息，为左宗棠提供情报，把新近开办的胡庆余堂药号所制的诸葛行军散、胡氏群瘟丹等药品运往前线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从购买军火和筹措借款两方面支援西征。
左宗棠在用兵陕甘镇压回军的过程中就利用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而此番出兵新疆，要讨伐的阿古柏以及回民叛徒白彦虎等人有英、俄两国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军队，比陕甘回军更加强悍，要不是多办一些质量好的新式枪炮，这仗是很难打的。
聪明的胡雪岩深感这次肩上的担子比前次更重，他在上海详细察看外洋兵器的利钝好坏，等到价格稳定或降低时，广为收购，一有新式武器，随时购解西北，源源接济左军大营。
左宗棠在尚未接到”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任命之前，就根据清廷的旨意布署部队入疆备战，配给大量西洋军火。1874 年（同治十三年）正月，记名提督张曜和总兵桂锡桢出关时，左宗棠曾配给连架劈山炮10尊、布鲁士二号螺丝后膛炮一尊、七响后膛枪30枝、布鲁士后膛开花大炮一尊。同年农历三月，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后任乌鲁木齐都统）出关时，配给开花大炮一尊；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受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调遣继刘松山接统老湘军的湖南湘乡人刘锦棠（1844年～ 1894年）率湘军25营（包括董福祥等人的甘军）作为主力部队，配备了最精良的武器，除隨带原有武器外，另配开花后膛大炮2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4尊、后膛七响枪300枝、快响枪80枝，后又拨给大洋火100万颗、标响枪子2。8万颗，大号、三号开花后膛炮2尊，各配炮弹500余枚，七响后膛洋马炮300枝，每枝配子弹80排，每排7发，来福前膛马洋炮500枝，每枝配子弹300发，合膛大号洋尖子15万颗，还拨过田鸡炮，配弹500枝，这是当时最新式的炮，射程有好几里路。
担任刘锦棠后援的侯名贵炮队出关时，配带大炮2尊、车轮小炮4尊、七响马枪340枝，每枝配子弹80排，每排7发。这些枪炮大多是德国制造、由胡雪岩采运来的。
新疆之役，双方都动用了新式武器，略具近代战争的规模，不过，由于胡雪岩买的德制枪炮质量靠硬，使官兵在武器装备上胜过阿古柏军。1877 年（光绪三年）攻打达坂城时，用胡雪岩购来的枪炮测准连轰，打得阿古柏军震惧无措，畏之如神。
对胡雪岩购运军火帮助收复新疆的功绩，左宗棠曾予高度评价。1878 年5月15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他在《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的奏折中说：”胡光墉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历十余载，转运输将，毫无失误……关陇新疆速定，虽日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他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安集延（指阿古柏部）亦有洋制枪炮，亦有开花子，然不如尊处所购之精，足见足下讲求切实，非近今自命知洋务者所能及也。“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购西洋军火主要用于平定阿古柏政权、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而且，他与那些自我标榜熟谙洋务而又不懂行、盲目引进外国机器的人不一样，办事讲求实标，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他精心选购洋枪洋炮又及时运抵前线，能做到”毫无失误“，是很不容易的。
胡雪岩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所做的第二二件大事是代借洋款。
左宗棠拉了一支大军深人西北去作战，怎能没有足够的军饷？然而，由于当时中央政府”部藏无余“，各省”库储告匮“ ，加上沿途穷苦，缺乏生财之道，要依靠别省协济，而协饷数目最大、厘金收入较高的东南沿海省份自己面临海防吃紧的现实问题，往往先已后人，拖解或少解饷银，这就使左宗棠西征大军陷人困境。左宗棠出兵新疆时，原来请拨年饷400万，其中划60万给陕西，其余作为西征军饷，后来户部又议拨各省关厘金接济，这样一来，名义上每年可统收800余万，但实际上由于各省短交，到位的不足500万两。当时，左军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所需款项没有另立项目，全靠挪移饱项应急，加上随着战局的推进，需要撤遣冗兵、招抚土匪安插回民，给甘肃旧有各军发盐菜、粮食、寒衣、转运费、一月满饷，这些都离不开银子，预算全军年需810万两，与实收数500万两相比，短缺300余万两。饷事令左宗棠伤透脑筋，每到冬尽腊初，他总是急得绕帐傍徨，不知所措。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左宗棠动了借洋款的念头，可是洋人信不过左大帅，要胡雪岩作保才依允，这样，左宗棠又借重胡雪岩举借洋债。
1875年（光绪元年）春天，胡雪岩以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名义分别向英商怡和洋行借100万两、英商丽如洋行借200万两，年利率10。5％，期限3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
1877年（光绪三年） ，胡雪岩以浙、粤、江、江汉四个海关的名义向英商汇丰洋行借贷500万两，期限7年，每年还本付息一次。这次，汇丰银行只允借金镑，月息一分，胡雪岩按左宗棠的意思表示先令和规元比价常有升跌，只要借规元，结果，由德商泰来洋行认包英镑和银元的比价，中方不管外汇盈亏，只要多出2。5厘的利息。
1878年（光绪四年） ，胡雪岩向华商乾泰公司和英商汇丰洋行各借175万两，年息15％，从1879年（光绪五年）始，6年为期，每半年还本息一次，由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湖北五省各在应解甘肃协饷项目下每年20用万两，交各省海关代付。
此外，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虽已离开西北奉召在京，但因政府拨给甘肃、新疆的款项尚无着落，应继任的杨昌潜（？ ～ 1897年，湖南湘乡人）和刘锦棠的要求，又叫胡雪岩代借400万两外债，年息9。75％ ，6 年为期，前两年每半年付息一次，第三年起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由陕甘藩库收入担保。
胡雪岩所借的上述洋债连同1867年（同治六年）、1868年（同治七年）所借用于陕甘用兵经费的两次借款，都要付很高的利息。1867 年～ 1879年（同治六年至光绪五年）的五笔外债总计1195万两，到1880年（光绪六年）在左宗棠西征经费报销案中，已付出利息428。 18万两（其中包括别的短期零星的贷款利息） ，而1877年（光绪三年）的借款还有3年息金要付，1879年（光绪五年）的借款还有4年息金要付，如此算来，贴赔的利息至少要占借款总数的一半。这的确是惊人的高利贷！因此，西征借款当时很受人非议，上海《申报》发表题为《贷国债说》的评论文章，指出：以海关收入为抵押，举借这样数额大、利息高的洋债，”此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举，然失利亦无有甚于此者。夫泰西诸国之贷债也，其息大率每年百两之五、六两耳，今中国乃竟倍其数而付之，且必责关票以为凭，暂解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重利让之他邦，贫名播于邻国“，简直是”饮鸩止渴“。汪康年《庄谐选录》也揭露：
”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其。实此款即由银行印刷股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书中还讲到某年外国银行办事人员回国，香港各界洋人为他们饯行，正坐间，忽然有一人站起来发问：”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答：”自然是为公事。“那人不紧不慢地言道：”那胡雪岩为左大人经办借款，曾告诉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却是为何？“办事人员都神情懊恼，哑口无语，众人失色退席。1879年（光绪五年），正在出使欧洲英、法、俄等国的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11月15日（十月初二日）阅读从上海寄到驻地的《申报》和函牍，英国人葛德立来访，两人交谈多时，讲到胡雪岩代借洋款，洋人得利息八厘，而胡雪岩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曾纪泽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蠢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这是把左宗棠和胡雪岩一块儿责骂了 。
高利息借洋债，算算经济账当然是划不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贷款，何以秣马厉兵？在各省协饷积欠成巨、频催罔茫的情况下，左宗棠为免悬军待饷，争取速赴戎机，不得不吞下被政敌攻讦为”仰鼻息于外人“的苦果，息借外债，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终究保证了新疆仍在中国版图之内，总的来讲，是值得的。
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借洋款时，曾有”息银听阁下随时酌定“的表态，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利息上确有”虚头“，宓汝成先生曾根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 ～ 1927》。
由此可见，胡雪岩利用清政府所付利息率和实支贷者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难免其俗。不过，在西征大军嗷嗷待哺、各方互相推诿的困难时刻，胡雪岩于万里之外四处奔走筹借洋款，协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爱国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内受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的奏驳，外有英国公使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 1895年）等人的作梗，加上各洋行由于多次受金融恐慌影响，流动资金短缺，借洋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使。1876年9月29日（光绪二年八月十二日），左宗棠在致部将刘典的信中就提到：”闻今年海口缺银，出息三分尚无借者，不知明年又将何如，已致信胡雪岩，问其如何设法。“出三分高息也无从借款，看来这市面真够紧张的。结果，胡雪岩却以低于这个标准的利率（几次借款最高利率是月息一分三厘） ，办到了左宗棠忧心而无力办到的事，真是不负所望。也正因如此，左宗棠倚之愈重， 1877年（光绪三年）底，胡雪岩从杭州回上海途中在余杭塘栖遭遇沉船事故，旧病增剧。左宗棠在1878年4月12日（光绪四年三月初十日）写给陕西巡抚谭钟麟（1822年～ 1905年，湖南茶陵人）的信中表示对胡雪岩”殊为悬系“。
西征军由于得到军火军饷接济，士气倍增，于1876年8月～11月（光绪二年六至九月），夺回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地区，收复北疆大部。1877 年（光绪三年）春，光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南疆八城。5月，阿古柏死，结束了在新疆10多年的野蛮统治。新疆终于平定。
对胡雪岩为西征借款，左宗棠曾给予高度评价，1878年3月27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给谭钟麟的信中写道：”弟饷事全赖东南协解，论采运转输之劳，雪岩、若农之功伟矣。至无中生有，绝处逢生，则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认为胡雪岩筹饷、筹运的劳绩实与前线擎旗杀敌者无异。同年4月22日（三月二十日）左宗棠在致谭钟麟的信中又讲到：”然就筹饷而言，弟不能得于各省方面者，仅得之于雪岩。平心而论，设无此君，则前敌诸公亦将何所措手？“这样的评价应是左宗棠有感于胡雪岩与他万里同心而发出的由衷赞语。
红顶商人 夹缝求生从太平天国时期到1880年（光绪六年）前后，在二十来年中胡雪岩经过苦心经营和冒险奋斗，从一介钱庄店伙成为头戴珊瑚红顶帽、身穿黄马褂的朝野注目的头号官商；从家无长物到拥有银号、钱庄。当铺、药号、丝行，最阔时”积资三千万有奇“，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1880年前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半数。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同治间，足以操纵江浙商业，为外人所信服者，光墉一人而已“。其实，其影响所及何止江浙一隅！由于胡身份特殊，资金雄厚，经营网络遍布全国大埠，所以”一切商贾，莫不仰其鼻息，尊之日财神，以其能左右市面也“。其影响也不限商业一域，连国家财政都赖其调拨，《异辞录》载：”国库支绌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当时谈胡雪岩，谁不信其建万世不朽之基，立永久不败之地。然而，富贵无常势，荣华如浮云，”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的事业发展到顶峰，危如累卵的局面也出现了。
作为左文襄公手下的红人，胡雪岩自然不讨左的政敌李鸿章派系的欢心，而胡在息借外债时多有”虚头“ ，也留人话柄，于是，诸事频受掣肘。萧瑟的秋意开始笼罩繁荣商厦，终使一代巨贾胡雪岩家破人亡。
据民国《杭州府志》记载：胡在”光绪九年以业丝为西商所持，大折阅，所营商业皆败，人争惜之。“胡雪岩在给子嗣的亲笔遗嘱中也指出自己”做丝生意亏本，累及公款，又累私款。“可见，经营生丝与外商竞争失败是胡雪岩破产的直接原因。
让我们追溯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18世纪60年代～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修理工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 1736年～ 1819年）把原始蒸汽机改造成可用于大工业的发动机，第一
次把热能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到19世纪20年代，欧洲各国的丝织业相继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由于蒸汽机比不稳定的风力、费用贵而又不听使唤的畜力、要求有足够的落差而又受季节限制的水力要优越得多，不但节省了费用，而且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英法等国的丝织业迅速发展，对蚕茧和生丝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地大物博而又积弱不振的中国成了它们觊觎的对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就以上海为基地，设立茧行、丝行、开办丝厂，加紧掠夺中国的蚕茧丝业，倾销洋货，在丝绸业中营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网络。由于有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到70年代～80年代，洋商日益掌握丝价的主动权，通过抑价收购榨取中国蚕农的血汗、打击经营丝业的华商。
胡雪岩在1875年（光绪元年）前后开始做丝生意。”鸟争一口食，人争一口气“，他不满洋商操纵中国利权、华商无能与竞的现状，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派人遍买丝茧，试图通过控制货源垄断居奇，与洋商作一番较量。结果，有一段时间确实出现了”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的令人鼓舞的局面。应该说，胡雪岩挽回利权、保护本国丝商和蚕农利益的愿望是可贵的。然而，他因此招致各国丝商的忌恨。洋商不甘心被胡所挟、在交易中处被动地位，于是联合抵制，加上时局动荡，情况很快发生变化。
1881年～ 1882年（光绪七至八年）间，胡雪岩陆续收购生丝8000包，超过当年上海生丝总量（1。1万包）的2／3。1883 年（光绪九年）新丝出场，胡雪岩进一步收购，到这年的5月份，他已囤丝1。4万包，投人资金高达2000万两。不料，这年意大利生丝丰收，消息灵通的部分洋商转往意国贩运，可胡雪岩对国际生丝市场的行情缺乏可靠情报，还乐观地认为浙江当年气候不好影响蚕桑，生丝供应相对减少，他正好利用这个时机为华商争气谋利，所以他坚持待高价再沽。恰在这时，上海市场因交易低落而银根吃紧，加上中法两国纠纷升级，进入战争状态，法国兵船游弋吴淞口，截查进出口的船只，弄得人心惶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各国丝商趁机相约不收购生丝，市场丝价直线下跌， 1883年9月初（光绪九年八月），上等四号辑里丝每包价格是427。5～428。5两，到11月15日（十月十六日）下降到375 ～376两。11月下旬开始，胡雪岩既苦于资金周转不灵，又担心堆积如山的丝货存贮久了变质，只好忍痛牺牲血本，低价（最低时每包362。5两）分三次向洋商抛售生丝共1.5万包。
虽然，胡雪岩与洋行关系密切，但他敢于尝试打破洋商把持中国丝业的局面，华而实在《胡雪岩、渠本翘比较观》一文中指出胡不愧是”财大心胸大的商界健将“，”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胡雪岩挑起的这场丝茧大战，很有点苍凉悲劲的史诗气息。“
关于胡雪岩营丝亏本的经过，欧阳显《见闻琐录》记之甚详：”其年新丝将出，遣人遍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约本银二千万两，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买转此丝，胡谓非一千二百万不可。夷人不肯，相持数月，复托人申前说，胡言仍不二……至次年新丝出，胡邀人集资同买，谓再收尽，则夷人必降服，必获厚利……然无一人应者，于是新丝尽为夷买，不复向旧丝也矣。胡急甚，反托人向夷人说：愿依初议卖，夷人笑而不应。再言仅求归本银，仍笑而不应。复婉转言之，夷人日：’必欲卖，非损本银八百万不可。‘胡知其答价无改移，念丝存至二三年，便变坏无用，不得已卖之。初欲居奇，不料操之太过，折利银一千万，折本银八百万，折一年息银不算，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资去其丰矣。“
按上述说法，胡雪岩斥资2000万两收囤生丝，亏折了800万两，可是《慎节斋文存》说他”折耗至六百余万金“，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胡雪岩”始以屯丝三百万，待价违时，色尽变，十不获一“如果说，亏空数记载误差200万两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关于囤丝资金数额300万与2000万两之说实在悬殊得离谱了。
《”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记载：《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者之一求良儒先生根据以下两条理由，认为胡雪岩囤丝值2000两之说难以置信：
其一，据1922年（民国十一年）黄炎培等编的《最近四十五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中所列《历年蚕丝输出数量价值比较表》，1883年（光绪九年）全国生丝出口量是96，139担，价值19，258，469两，内中自应包括经丝、野蚕丝、乱丝头、同空丝在内，说囤。上品丝一湖丝的胡雪岩囤丝价值2000万两，竞超出当年全国输出总值，显然违背常理。
其二，杭州市商会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 胡雪岩与埃特姆生生丝成交合同“，内记：
湖丝柒仟零柒拾包
四号辑里价格叁佰陆拾贰两伍钱（ 每包）
款交汇丰银行
光绪九年十月三十日
经手徐棣山
执笔章辰谷
照此合同计算，成交总值为2 ，562 ， 870两。除此之外，虽还有削价脱售的，但估计胡收购数值没有2000万两之巨，亏损也不会有800万两之多。
虽然，胡雪岩做丝生意亏空的数额有不同的说法，但不管怎样，拥资二三千万的他按理不至于因此破产。无奈”人怕出名猪怕壮“，胡大官人的盛名使胡雪岩成为社会公众人物，一举一动受人瞩目，况且他的亏空额虽不至于让他掏空积蓄，但毕竟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如此这般，市面上便传言四起，说他”头寸失灵“，”头。
寸“也作”头衬“，是商业用语，意为款项。钱庄付出款大于收入款（缺头寸）时需四出张罗款项，就叫”调头寸“。胡头寸摆不平的传言搅得人心惶惶，人们纷纷前往提款，这样一来，胡雪岩的钱庄、银号穷于应付，拆东墙补西墙，顿现斗大的窟窿。
为了调集资金，也为了扳回丝业造成的损失，胡雪岩到上海做银钱投机生意。
当时沪上流行一种”买空“赌局，即买银价、钱价、英洋价的涨跌，或者买英洋。据欧阳昱《见闻琐录》记载：”价涨买时，定曹平银六钱八分（按：即0。68两），换英洋一元。如涨至六钱八分一厘以上，则我赢。落至六钱七分九八厘以下，则我输。买。
落反算，银钱价可类推。“富户申买由钱肆作保，只凭口说，不必提交实银，买卖均在局中进行，输赢由钱肆结算，局里以每100元提5元的标准抽取手续费。由于此间价格暴涨暴跌，顷刻可赢输银子成百上千两，市民明知是陷阱，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贪欲和好奇，争买若狂。胡雪岩有一天把市 井中的钱全买了，限三日卖，吩咐三天之内钱肆不得放出一钱，三天以后他适时卖出，果然捞了一票，赢银200万两。
尝到甜头后，他又去买空，结果输了400万两。
这个时候，胡雪岩偏偏又后院起火，上海阜康钱庄的档手（经理人）私下将各省陆续汇来应付兑款的协银弥补了自己的亏空。分驻各省的钱庄、当铺号友中有些人沉酒声色酒马，久而久之，开销巨大，不免私自侵吞存款，也成尾大不掉之势。
眼见大局不支，胡雪岩急赴金陵（南京），谒见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细述原委经过，并说：”即今早计，除完公项外，私债尚可按折扣还。再迟，则公私两负矣。“左宗棠同意胡宣告”倒债“（指借钱打折减还，甚至不还），即日电发各省号同时关闭。
到1883年12月5日（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胡雪岩在上海、北京、镇江、杭州、宁波及湖北、湖南的所有阜康银号、钱庄都上了排门。
危急时刻，与胡雪岩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左宗棠当然竭力为他弥补善后。1882～1884年（光绪八～十年），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曾三次从金陵来到上海，每次。
都找胡雪岩晤谈据《申报》记载，第一次是1882年6月10 日（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侯相（指左宗棠）答拜诸西官后，又至陕甘粮台（指上海采运局）与胡雪岩观察略谈片刻；“第二次是1883年10月22日（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晨九点钟时，”胡雪岩方伯（布政使的别称）诸侯相座船禀见，叙谈良久，礼意有加。侯相即于十点钟登岸拜客……于粮台局拜访胡雪岩方伯聚谈片刻。“第三次是1884年2月26日（光绪十年正月三十日）：”侯相在制造局用午膳。毕……至粮台局。因胡雪岩观察往金陵，即经李秋坪太守恭迎侯相人内稍坐。“可见，左宗棠、胡雪岩在阜康破产前后活动频繁，尤其是第二次，即破产前一个多月，左刚到上海，胡即往船上谒见，胡走后才一个多小时，左又回访，当有急事相商。第三次在破产后一个多月，左来上海而胡已去金陵，虽不相晤，却说明事情紧迫。按照情理推断，他们所商恐怕即是那时的破产清帐事宜。另据《北华捷报》记载：左宗棠也曾试图力挽阜康颓势，”左督下令阜康复业，他并为此拨付30万元“。可是，挡不住京、沪等地大官僚。
竞相提款，原本可以应付过去的局面终于支撑不住。
阜康的巨额存户大多是官吏，胡雪岩宣布”倒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如：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在粤海关监督、福州将军肥缺内贪污赃款甚巨，此时因给事中邓承修弹劾，经顺天府兼尹毕道远、府尹周家楣查复，文煜在阜康有存款70万两。狐狸尾巴既然已露，文煜索性疏请捐出10万两报效公帑，先把皇帝嘴巴封住，其余请求追还。各地官僚也纷纷效尤。朝廷凭空可得一笔” 外快“，当然也起了查抄的劲头，终于下达逾旨，谓：”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各地亏欠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重治罪。“当时，户部飞咨各省扣抵着追，其中命令两江总督核追胡雪岩侵取西征借款的行用补水银两（指交际应酬、保险、装运、水脚等费）10。6万余两。实际上，当年左宗棠知这笔款项只能以公了公，由胡雪岩具报，经陕甘督院部堂咨会，户部早已核销，是有案可稽的，但此时户部却以”滥支“为借口，重算旧帐。
两江总督一职在1884年（光绪十年）底因左宗棠到福建养病而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代理。他在复户部的公函中指出：”前值收还伊犁，俄人多方狡展，和战未定，而关内外防营须饷孔殷。“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深恐因饷哗噪“ ，才举三笔西征借款，共1595万两，”虽其所费较多，而其所全甚大。“并说胡雪岩”若仅委员之虚名，而其平时交接酬酢，丝丝人扣，一旦缓急相依，即竭力以图……公非不谨饬。“”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该款”早经报销“，”而纪纲所在，或不得不慎重出之。“朝廷不应”失信“；而且，”迭当各省歉荒，强邻逼处，亦幸得借款之可恃“，看在胡雪岩借款接济的份上，要放他一马。所以，曾国荃要求户部从中斡旋，向皇帝奏请免追胡雪岩于西征款中扣存的水脚行用补水银两，并表明”嗣后不得援以为曾国荃总算为胡雪岩说了几句公道话，但在当时的一片查抄声中，这无疑是孤掌难鸣。经过两年的追查清理，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数目由浙江着追者达161。 39余万两，亏欠江海、江汉以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等经费78。 68多万两（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各省关自行着追的款项），亏欠绅民私款难以估算。
胡雪岩所亏公私款项目纷繁，数量巨大，断断续续扣抵，拖延三年，到1885（光绪十一年），由浙江着追的公款尚有49。 81余万两，由两江着追的公款尚有20。 81万两。屋漏偏遭连夜雨，这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 ，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更失去了靠山。当时，正好遇着户部尚书阎敬铭办事雷厉风行，盯住胡雪岩不放。阎是道光年间进士，1859年（咸丰九年）到湖北总管过粮台营务，后来先后当过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署山东巡抚，镇压过宋景诗起义军和捻军，他既有在地方为官的阅历，又善于理财， 1882年（光绪八年）新任户部尚书，第二年充军机大臣，“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走马上任后就碰到胡雪岩侵吞公帑私款的大案。
阜康倒闭时，阎敬铭以户部名义飞咨各直省扣抵着追。此时，他见胡雪岩拖延三年尚未完缴，认为胡“居心狡诈”，若任其亏空，不予严惩，年复一年，公款必致无着“。何况当时京外各约大多仍由商号汇兑，”非惩一儆百 ，流弊无所底止。“晚清刑部有个《诈欺官私取财条例》规定：对京城内开钱铺侵蚀兑换现银票存钱文、闭门逃走的人，可以立即拘拿送刑部监禁，同时查封其寓所资财及原籍家产，并羁押在京家属，限令两个月内将侵匿银钱全数完缴，逾期不执行者，连管事人及铺伙所侵吞的，也要计人藏匿数之内，数目在一万两以上者，可定绞监侯（绞刑、缓期执行）。
对照这一条例，阎敬铭认为：胡雪岩通过银号侵取官私银两，比钱铺侵蚀兑存票钱还要严重，胡在各省的银号钱店同时关闭，官民受害不独京城一处；胡期满三年尚未清还，已大大超过《刑部诈欺官私取财条例》所定的两个月期限。仅从上述三条来看，胡已罪不可逭，何况《大清律》另有规定：起运官将长押官及解物人若有侵欺者，计脏以监守自盗论。胡雪岩曾以江西候补道主管上海采运局，月支薪水银50。
两，通过与各省的公文往来，承领公款，又一手包办、管领起运的具体事务，所以亏空公款，实属监守自盗，罪更难容。鉴于上述种种理由，阎敬铭于1885年12月17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奏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同时请求”饬下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浙江巡抚暨各直省督抚，将胡光墉原籍财产及各省寄顿财产，查封报部，变价备抵。“阎敬铭的奏折得朝廷批准。
可是，阎敬铭上奏之前，胡雪岩早于12月6日（十一月初一日）优惧而死。
要把胡雪岩逮捕入狱的圣旨12月30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浙江。当时的浙江巡抚就是《异辞录》的作者刘体智的父亲刘秉璋，他是安徽庐江人，1860年（咸丰十年）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曾领兵转战江、浙、鲁、豫，1883年（光绪九年），新任浙抚，就遇阜康倒债，于是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几十人监收胡氏各典。
此番接旨后，刘秉璋当即密札杭州知府吴世荣督同仁和、钱塘两县令前去胡家查看，只见灵柩停放在堂，仅有桌椅箱橱等木器，并无银钱细软贵重之物，连所住之屋，也是租自朱姓。据该家属胡乃钧供称：”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按照厘捐总局所列胡雪岩应缴公款完欠清单，北京、上海、汉口、杭州、宁波、福州等地的阜康银号、钱庄以及胡雪岩在江浙和两湖开设的26家典当铺所有货本器具屋基都被抵债。此外，价值数百万的胡庆余堂和价值数十万两的元宝街胡家花园住宅（这座名园巨宅穷极奢华的状况将在下面一章叙述）落到了最大债权人文煜手中。
文煜巧取豪夺了胡庆余堂，但又想打扮得冠冕堂皇，于是他把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作价20万，采用树德堂和记文煜与丰义堂恒记陈淦生合作经营的形式。胡庆余堂药铺由陈淦生用恒记股名以14万两出面顶受（实际上还有树德堂和记、世真堂原记及宝善堂顺记入股）……上述两方 面的受盘，文家占了绝大部分（ 180股）。1884年（光绪十年） ，在获得左宗棠批准后正式订立买卖契约，写明卖价共18万两，分胡庆余堂药铺杜绝卖契，大井巷、小井巷和涌金门的厂店房屋基地生财卖契以及贴绝契截贴契四种。
胡庆余堂换了主人后，经营方针照旧不动，生意仍做得很好。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文、胡两家又订了一张契约，全文如下：
”立合同议据胡庆余堂药号，今议得本堂于光绪二年开设杭省大井巷地方，原系胡雪岩先生建造房屋，创立胡庆余堂雪记药业，生意兴旺，四远驰名，成为上等不朽之基。嗣因文氏与胡氏有存款交涉，而胡氏于光绪九年间业丝大亏，一时周转不及，凭中即将胡庆余堂雪记药业连同房屋生财全数替与文府和记为业，以清款项。
当文氏接项时，仍以胡庆余堂雪记开张，胡雪记三字连在牌字之上，声名远著，虽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有关生意出入。经当时公同酌议，于庆余堂红股一百八十股之内提出八股分润胡氏昔年创业之劳。以故文氏接开至今，日增月盈。今固胡氏邀同原中，将雪岩先生前戤元宝街老屋全所，另立杜绝卖契，归文府管业，以抵前项。
三面议定，又加胡氏红股十股，连前八股，共计十八股，并立支折一扣，每年预交余利洋二千四百元，以资胡氏家用，余俟三年分红，再按股均涨。所有胡氏前立戥据红票等件，眼同掣销外，尚少红票，倘日后检出作为废纸，从此各款全清，毫无纠葛。
是系两相允洽，各无异言。以后不增不减，永为定例，相与庆余堂历垂不朽。恐后无凭，立此合同议单一式二纸，永远存照。
允议：志静轩胡缄
胡品三
见议：张筱浦许奎圃
范毓峰王文联陈松溪
代字：邵舂圃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
再批：阜康原欠文氏红票银五十六万两，又红票抵银二万两，又潘伟如帐抵银二万两，现在元宝街房屋绝卖找价银十万两，尚有红票四万两，俟后检出，作为废纸。并照。“
这张契约把胡雪岩生前拥有元宝街宅第及红票斥为”戤“（旧指冒牌图利），首先就盛气凌人地置胡家于不利地位，胡家把胡庆余堂抵给文煜还不够，还被迫将元宝街住宅也送给文煜，虽然文书上有10万两房屋绝卖找价，但事实上胡家分文未到手，仍作为还给文家的债款。从上述契约可知，胡家仅靠文煜给的18股招牌股维生，而这并非是文家特别开恩，而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报，也是胡雪岩经营有道的结果。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以后，浙江军政府没收了满族官僚文煜在浙江的产业一胡庆余堂 ，登报标卖，此是后话。
胡雪岩一生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这样付诸东流，胡败时已20多岁的同里人汪康年有这样一段评说：
”综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时无两人也。当其受知湘阴相国（指左宗棠），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歼，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于华者，亦信为巨富，中朝向之假贷，苟得胡署名纸尾，则事必成，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呜呼，何其盛也！及其败也，此方以侵蚀官库被县官闭告，彼即以伙友无良挟赀运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其后判若两人。呜呼，何其衰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之财，故悖入者亦悖出欤？抑务广而荒，受逾于器，人满则天概之，故及身而败欤？梁武帝有言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憾。‘其斯人之定论也夫。“
胡雪岩的破产并没给清政府造成太大的损失，截止1886年3月（光绪十二年二月） ，所欠公款基本完缴，但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却是需要作一番交待的：
首先，胡雪岩破产引发经济恐慌，导致市场主动权旁落。
胡雪岩鼎盛时期，拥资巨万，操纵银行达到旦夕轻重的程度，所以他的银号、钱庄搁浅后，市面马上受到震动。在杭州，胡雪岩的阜康、德馨两个大钱庄一亏倒，绸庄、皮货庄交易锐减，各丝行”停秤不收“，”城中各业无处不紧张“，所有交易都凭现钱成交，”日日如除夕光景“。《庄谐选录》记载：”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指1860年太平军攻浙）“。其实，波动所及，何止江浙。在北京，原有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四大钱庄，人称”货殖之总会“、”钱庄之冠“，可是，阜康北京分号一倒，市井哗然，人心不定，”人咸以收执银钞不若收存现银为妥“，”持票向四恒取银者，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结果造成银价上涨，街。
市萧条等连锁反应，生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江苏吴江人、掌故学家范烟桥称此事也算得”都市之变“。
作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界的健将，胡雪岩鼎盛时期一度甚至掌握通商口岸市场的主动权，如《异辞录》所言：”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
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在与洋商的竞争中，胡的民族意识相当强烈，而且作风泼辣，结果”夷商畏胡金多，遇大小交易，恐为所阻持，尚不敢过于狠毒。“然而，胡雪岩一破产 ，洋商见华商无人与之抗衡，欲控制中国市场。
《见闻琐录》作者欧阳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出”胡虽不足道，实系中国商贾盛衰之大局也“的感叹。胡雪岩的破产造成中国商界相当一段时间内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春，”渐东市隐“在海上寓庐为《雪岩外传》作的序，对此有客观的表述：
”自君一败，而中国商业社会上之响绝音沉者几二十年……纵偶有一：二海上经商、略涉商学以问欧洲之津，然胆脆量狭、枝枝节节而为之，欲如君向之冒险直任，即集当今诸商董而问之，亦佥自谓勿如也……独。 至商会之无力，有足令人抚髀长叹者，中国梦梦，吴山沉沉，安得雪岩再生？“其次，胡雪岩破产使平民储户遭受最惨重的损失。
当时索债以归还官款和贵族大吏的存款为先，各善堂、行号、铺户，有力者尚能勒取其居室的器具、古玩作为抵偿，”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至于清亡而未已。“而一般 平民百姓，特别是懦弱的家庭妇女，熬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的一点积蓄，所偿只有十分之二三，大多数还无可追索，只好饮恨吞声。
上面曾提到有个和尚携资500元存放胡雪岩在杭城的典肆，当时店伙拒纳，和尚在门外敲了三天三夜木鱼，经胡雪岩亲自过问才得如愿。可是一年后，胡雪岩倒债了，和尚前去取款不得，又不停地敲木鱼，店伙对他说：”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人，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结果，该典肆以女人衣裤折价相抵。那个和尚手持女人衣裤，哭着说：”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虽然，胡雪岩倒债确系迫不得已，但此事客观上败坏了风俗。
当时有些奸商趁机效尤，浑水摸鱼，借”倒债“之名有意侵吞他人财产。《见闻琐录》记载苏州某县有个人曾代理福建按察使，富称百万，开了数十家当典、钱铺，大家以为此人可靠，官绅商贾寄存动辄成千上万，连孤寡妇女也存几十两在其铺内生息。可是，有一天，此公尽闭诸铺，扬言”资本大亏“。他欠债180万，所留货物产业仅20余万，大多数储户无法取偿，”号哭欲死而已“ ，小业主遭此亏折，做生意缺了本钱，”苏垣因之闭市数月。“事实上，此人并非真的亏空，而是眼见存款聚积益多，”阴萌恶心，诈言亏折“，事先派两个儿子把财产运寄到安徽等地了。此类事件在1883年（光绪九年）胡雪岩倒债后的二、三年间时有发生，户部尚书阎敬铭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从来罕有之事“，是因为奸商见胡雪岩亏空后并没得到严惩而无所忌惮，结果导致”京外屡为骚动，市井益为萧条“。所以，阎敬铭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奏请法办胡雪岩时，毫不客气地指出：”败坏风气，为今厉阶，则自己割道员胡光墉始“。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胡雪岩破产使胡家昔日的体面、财势烟消云散。
胡雪岩意识到大事不好后就遣散姬妾，允他们回房检点金银细软，出外自觅生路。最早离去的人所得不亚于中等人家的财产；后来风声更紧，将行籍没家产之举，遣散者所携大不如前，但还是珠翠满头、绮罗披身；到胡雪岩病重垂死之际，所遣之妾已是两手空空走出胡家。这些女子在胡雪岩风光时是他的玩偶，此时”树倒猢狲散“。据裘毓麟《清代轶闻》记载：胡雪岩有个小妾挟金离开胡家，来到上海，居住枇杷门巷为妓，自称”金红仙“，不久改嫁一陶姓男子，因不容于正妻而被赶出陶家，只得重操旧业，改名黛云。她初操杭州话，时间一长，始习吴依口音，人皆知。
金黛云是南朝齐时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同乡，加上她颇有姿色，一时艳声四播，而金黛云不愿长墮风尘，希望择人从良。她中意昆陵人中山君，积下千余金，交给他代储于银行。不料中山君别娶一人，黛云郁郁寡欢，后嫁一个做药业生意的宁波人，生了两个女儿，又因故离异。黛云拖带二女，只得复出接客，终因岁月无情，色衰爱，弛，比不得从前车马如云，终至负债累累，被迫典押二女。几年以后，中山君顾念旧情，解囊相助，金黛云才赎回已是少女的长女，但为了维持生活，黛云长女以金秀兰之名操起母亲干过的行当。离开胡家时多少携带一点 资财的金黛云运途尚且如此颠沛，胡雪岩那些空手出门的下堂妾境遇如何可想而知。
胡雪岩的母亲金氏在胡雪岩事业如日中天时，因母以子贵，又兼本人对慈善事业多有参与，而受朝廷赐匾。当年胡雪岩曾在西湖云林寺为母亲做寿，从山门直到方丈所住的屋子都挂满寿文，几无空隙，官绅亲戚登门祝寿者络绎不绝。胡雪岩破产身亡不久，80多岁的胡金氏也随之一命呜呼，但胡家已倒运，亲友避匿唯恐不及，前去悼念的人寥寥无几。而且胡家已受查抄之令，恐人议论，丧仪一切从简。
假使胡母早三年而逝，谅必备极哀荣，这个老妇人真可谓以寿为戚。
杭州风俗，每年中元节（七月十二日）那天有盂兰盆会，即由绅商为首，出缘簿募化，在庙内设经坛，用冥钱拯济孤魂。胡雪岩死后的第二年中元节，有轻薄子故意在胡家门前设一醮坛，在墙上高挂蟒袍、补服、大帽、皂靴、烟具、赌具，旁悬一把团扇，上题”雪岩仁兄大人法正“，可谓刻薄之至，胡氏家人精神上所蒙受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冲击，胡庆余堂和元宝街老宅被文煜家占去，他们只得向朱姓租屋，后来，依胡庆余堂的18股招牌股（年得分利洋2400元，其余三年分红时再按股均派）为生。
胡雪岩大起大落的命运令人兴感，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秦淮词客“在抱山堂题词，开首即道：”紫气盈盈满浙东，逼人富贵欲朦胧。五城十二楼皆幻，荣辱升沉一笑空。“范烟桥在其所著《茶烟歇》中也慨叹：”其盛也勃如，其衰也倏焉，有如南柯之梦。“
据说，当年胡雪岩富甲天下、仆从云拥的时候，观者啧啧称羡，视为”神仙中人“，而某公独讲：”雪岩义近冰山，恐勿能久耳“。不久果然被言中。可是，把胡雪岩倒运归咎于意指冰山的”雪岩“两字，显然谬不堪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风光炬赫的”红项商人“一夜之间破产的呢？
业丝失利固然是胡倒运的直接原因，但我认为那只是一根导火线，在这起偶然事件背后隐藏着个人素质社会背景等内在的、必然的因素，浮躁骄奢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1.浮夸自矜，坐井观天。
《孙子兵法》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它作为一种谋略也适用于商界：经营者要获得成功，除了需要充分估计自身的实力，组织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还必须掌握竞争对手的各种信息，熟悉与竞争相关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市场等情况。
近代中国由于国门洞开华洋互市、整个经济形势呈现出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势态：商品与货币运动频繁复杂、商业网络扩大，中国被动地进人世界市场，华洋矛盾日趋激化、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尖锐，所有这一切要求经营者不仅要有管理和组织生产的实际经营才能，而且要具备适应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人文科学知识观察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及时发现、利用新的发明。
胡雪岩年少时为了生计，被迫早早辍学，本已先天不足，而白手起家致富的经历使他自信得近乎自傲，有大官援助更使他带上旧式暴发户常有的骄矜，这在李宝嘉《南亭笔记》记述的一件事中就有反映：胡雪岩雅好古董，府第门庭若市，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辨识真伪，只是拣价格昂贵的买下。一天，有个古董客人出售铜鼎，开价800两银子，并说：”此系实价，并不赚钱也。“胡雪岩听了反而很不高兴，他说：”尔于我处不赚钱，更待何时耶？“结果，如数给了古董商银子，挥之使去。浮夸。
自矜的性格导致胡雪岩在国际交通、欧潮东来的形势下固步自封，做了井底之蛙，这就使他在知识结构上”后天失调。“结果，他在经营上，基本承袭传统的诚贾良商的规范，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而且对于国际行情缺乏足够的了解，造成其经营活动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这在”丝茧大战“中有突出反映。1882 年9月底（光绪八年八月中旬），每包上等丝在英国伦敦售价为16先令3便士，但在上海，由于人为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而胡雪岩不知行情还大量收购，到1883年5月（光绪九年四月） ，所囤生丝多达1。4万包，而且当年意大利生丝丰收，消息不灵的胡雪岩只看到那年浙江气候欠佳影响丝茧收入，还等着卖高价呢！结果，这一跤跌得够惨，祸及一生事业。
陈栩在《雪岩外传》第一回中借袁姓老者（书中仙人化身）对尹芝（被胡雪岩聘来改造花园的湖北名士）讲的话，揭示出不明商学是胡雪岩失败的一大原因：” 此老立于商战之世，素来不明商学，全靠这些天生的宿根，动要与外人争衡，窃恐骄奢事小，顽固祸大，逃不过盛极必衰的道理，冰消瓦解，便在指顾之间。“该书序三”西湖冷眼叟“的《读胡雪岩外传价值》告诫人们：希望胡雪岩的生平”能使不明商学之人，翻然变计。见如胡大先生之魄力，左宫太保（即左宗棠）之靠山，而处此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商战剧台，尚不能以顽固使气用事，况等而下之者，可不急开商智，求合群以自保险耶？“应该说，胡雪岩浮躁虚狂、忽视知识装备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而留给人们的思考也是相当深刻的。
2.土木声色、挥霍无度。
胡雪岩暴富后，就在上海和杭州等地营建豪华宅第。其中尤以杭州元宝街园宅最为富丽。该宅第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建造，胡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等地购运大批名贵木材，从太湖等地选运有”皱。瘦、透、丑“特点的假山石，从山东菏泽等地移栽”魏紫“、”姚黄“等各种牡丹。花费大量人工物力屡毁屡造，务求既有皇家花园的规模，又有西洋建筑的风格，《雪岩外传》第二回描述元宝街胡宅外观：
”只见四拐角上，真有一只石元宝横嵌在地下；那街道可有四匹马可以并行，中心凸起，西边低下，也像元宝心的形势；街地上全是青石海漫，两面墙脚石，砌有一人多高；一片黑墙，打磨得和镜子一般，人在那里走都有影子；仰面看那瓦脊，竟要落帽，可有五、六丈高。“
外观气势巍峨壮观，内部布局和陈设当然也是顶呱呱的，宅内有五开间正厅五进，还有楠木厅、四面厅、十二楼阁。舒目窗外，可见”四百“，即百竿竹、百章梅、百株桃、百本桂。另辟园林，包括曲廊、小桥、荷花池牡丹台。鬼斧神工的假山、水池，精雕细琢的飞楼画阁，隐约于花梢树杪之间。盖顶碧瓦、五色玻窗、外国水法塔灯无不炫耀着主，人的财势。据《雪岩外传》描述，胡雪岩正室夫人所住的百狮楼，用了一百只紫檀木磨成、以黄金作眼睛的狮子做栏杆。又如影怜院，西边云石砌墙，嵌了西洋金边大镜，窗白都是用云铜铸成半个香炉状，用大镙丝镟在上面，那窗檻踢脚用整块紫檀板。还有滴翠洞，四面峭壁嵌满碑迹，一根铜管一头插入一口围着石栏、做成水池模样的方井，一头直盘山壁，仿过山龙的样子，从垒垒下坠的石乳间润下滴滴有声的泉水，在四周绿得发醉的草木影映下，滴泉显得格外葱翠。
元宝街胡宅在落人文家之手后，屡次被拆卖，到民国时期，废园充作浙江兴业银行财产，该行内部结构大多是楠木厅的旧料。《”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的原作者黄萍荪先生在1933年去元宝街胡氏故宅时，还看到一座三间双层的别院，占地不足一亩，但屋檐的落水管全是赤铜的，已经干涸见底的荷花池底用锡浇铸，朱漆栏杆都用楠木作料，厅内四壁贴面的五色碗沙虽因经历岁月沧桑而斑斑驳驳，但稍加拂拭，依然光彩夺目。而陈栩的《雪岩外传》出版时，离胡雪岩去世不到20年，比黄先生访胡氏整整早20年，何况这个少时就爱好小说诗词的胡雪岩的同里人，为写作《雪岩外传》，极有可能去实地采风，到胡宅走马观花。此外，更有书前”西湖冷眼叟“的《读胡雪岩外传价值》为证：”是传即除去公案，事事纪实。“”近欲亲游胡大先生住宅者“ （说明当时确有访游胡宅的人），如果困于游费不资，可看此传，因为”传中乃记载分明，何工所造，何人所监，有原有委，次叙井井。得此一部，可省无数埠力游资，而滴翠诸洞，宛然如在目前矣。“根据以上材料分析，《雪岩外传》对胡宅的描绘并非夸大其词。
总而言之，元宝街穷极奢华，据《申报》报道，有个外国官员到杭州，不住官方的迎宾馆而宁愿下榻胡府。
胡雪岩除了营建豪宅，还沉溺声色。有一次看戏，正好碰。上名伶周凤林初次登台，胡与另一富翁李长寿遥遥相对，争着给重赏。胡雪岩命人用筐盛银千两，顾之如雨，即使数十年以后，也没人像他这样出手阔绰。
胡雪岩的日常起居十分讲究，每天早晨起床，由仆佣端着翡翠盘，盘内放着青、黄、赤、白、黑各色宝石若干枚，胡凝神注视，”养目“一个钟点后，才起来盥洗。
胡雪岩酷爱女色，又喜欢微服冶游，经过街市，若看到姿色秀美的女子，他往往会派门客登门说合，身价再高也不在话下，而且还给其家人安排美差。
在风流的私生活中，胡雪岩也处处显露出暴发户趾高气扬的神气，《南亭笔记》记载：有一次，胡雪岩穿着旧不拉几的衣服到一妓家，那妓女久混风月场，见惯了多少千金买笑的达官贵人，见他这副穷酸相，便懒得理会，只有一老妇人殷勤招待。
第二天，胡派人送老妇两个蒲包，打开一看，尽是亮灿灿的金叶。妓女大悔，就遣老妇人跟踪上门，请胡老爷命驾。胡果然再度光临，然而他只是捻须微笑，不发一语。
又有一次，胡雪岩经过一家裁缝铺，有个苗条女子倚门而立，胡便注目于她，女子察觉后，惊羞之下，关门人内。胡雪岩非常生气，派人向其父亲提媒，欲纳为妾，女子的父亲开始不同意，胡许以七千元后才答应下来。胡雪岩择日设宴请客，宴散人洞房后，胡开樽独饮，醉后命女子裸体卧于床上，又命仆人在旁高举巨烛，他回环审视，高掀鬓髯，放声大笑，说：”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说完匆匆出门，宿于别房。第二天，派老妇传话：”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就这样，胡雪岩仗着有财有势，侮辱了良家女子又将她休弃出门。此女是因冒犯胡雪岩而被休的，也有人因胡喜新厌旧遭抛弃，胡强买美女，通常过三五夜或一两个月，就给银数百两，任其改嫁，《见闻琐录》上说”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
被胡雪岩看中的美女有贪图钱财不顾名节的，但也有性刚气烈至死不从的，据传胡雪岩寻花问柳也曾闹出人命来。《见闻琐录》记载，有个穷秀才，家有姿色过人的妻子，偶然被胡雪岩撞上。胡叫人拿了500两银子利诱秀才卖妻给他作妾，秀才坚决不从，但胡的手下人把银子扔在地上，命轿夫来抬秀才娘子。秀才惊慌失措，其妻却拿定主意：“不去，大祸必至。妾有以报君，断不失身”。她怀藏小刀，到胡府门口下轿时，骤然用刀刺喉而死。秀才闻讯，悲愤欲绝，告到衙门。无奈胡雪岩与官府关系密切，至交颇多，他们压下状纸不予受理。冤气满胸的秀才不肯罢休，他听说知巡河到姑苏的彭刚直为人正派，肯为百姓办事，于是奔到他的舟前投状。不料，彭不愿卷人地方争讼中，不予受理，秀才泣道：“彭公亦复如是，已矣！冤莫伸矣”。他把状纸放在怀中，投水自尽。彭见其确有冤情，命人救起，但已气绝。彭看罢状纸，直接到杭州提审胡雪岩。胡自恃背后有靠山，不把小小的彭刚直放在眼里，他轻描淡写地算说此系小事一桩，只需厚礼祭葬死者就可。彭勃然大怒，说：
“强取妇女，丧人两命，尚云小事乎？”他命人捆绑胡雪岩，准备请示刑部后杀了他。
全城官员听到消息，都来求情，彭一概不听。还是浙江巡抚棋高一着，他说：“全省公项，俱胡经手，猝杀之，无从查核。请拘系十日，清理公项，再杀何如？”稳住了彭以后，巡抚命发八百里加紧驿马，讨救信送到陕西左宗棠处。左亲写书札，代为缓颊：“姑念其助饷大功，此次乞宽宥，再不悛，即置重典。”彭刚直向来敬重左宗棠，至此，只得在严词申饬胡不得再犯以后放了他。
以上细节，采诸野史●笔记，难保无渲染处，聊备参考。不过胡雪岩广置姬妾却是事实。《雪岩外传》说他连妻带妾有12个，号称“十二金钗”，《异辞录》说胡有妾10余人，《慎节斋文存》说有24人，《南亭笔记》说有36人。这些粉妆玉琢、黛绿脂红、珠翠争辉、锦绣耀眼的妻妾分处胡府内几条长巷的楼屋中，犹如皇宫的永巷。
她们与胡雪岩一起过着酒池肉林、欢歌笑宴的奢侈生活。每天晚上，侍婢用银盘盛好写有各楼姬妾的牙牌，胡雪岩随手抽取一枚，侍婢即按照牌上所镌姓名，呼人侍寝。花晨月夕，诸妾遵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连翩而坐，胡雪岩左顾右盼，以此为乐。有时诸妾穿上写着“车”、“马”、“炮”字样的红、蓝色比甲，登上画为方罪，也可读（拐） ，指棋盘上的方格子的盈丈高台，遥遥对峙，胡雪岩与夫人在栏杆上用竹竿指挥她们，号称“下活棋”。
胡雪岩由于纵欲过度，精力不继，有人投其所好，献“京都狗皮膏”。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春药都是煎剂或者丸药，虽奏效一时，但时间一长容易引发其它疾病，而。
狗皮膏只消贴于涌泉穴，事后即揭去，其药性不深人脏腑，所以比其它春药好得多。
不过，北京城内所售假货居多，即使是真的，如不到火候也没有效果，只有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于时，但为了牟取暴利有时也以旧充新。为此，胡雪岩每年派人携资数万特地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
奢俭既是伦理学概念，也属经济学范畴，自先秦以来就为众多的思想家所关注。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其中的“俭”就是要求人们节欲安贫、勤俭立身；墨家反对“繁饰礼乐以淫人”，倡导节用；韩非断言“侈而惰者贫” ……凡此种种，无不包含鲜明的伦理道德上的褒贬，给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带来很大的影响，战国时期的白圭弃官从事珠宝生意，并贩运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由于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辩证经营策略，生意越做越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他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以后，依然薄饮食、节衣服。
明清时期的晋商虽饶有资财，但安于俭素。应该说，历史上自奉俭约的良贾代不乏人。然而，也有相当多的商人由于拂不去郁结心头的“商为四民之殿”的传统观念的阴影而由自卑产生自矜的逆向心理，试图以一掷千金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互相攀比的心理，还有应酬场面、张扬名气的实际需要，所以他们致富以后，往往挥金如土，如：清代康乾时期的扬州盐商所得利润一半用于肥家润身，他们纳妾、宿妓、赌博、建造豪华宅第，阔婚厚葬。《清稗类钞》记述有个盐商想一次花掉万金，竟然吩咐门客买了许多金箔，置于镇江金山寺塔上，顺风扬去，顷刻散落草树间，不可收拾。还有一人用三千金买了苏州不倒翁，倒入水中，河道为之堵塞。这种远远超出社会发展实际水平的高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严重损耗资本积累，不利于扩大再生产，而且助长奢侈浪费的歪风邪气，炬赫一时的徽商到清后期日趋没落，固然起自嘉庆时盐务改制以及道光时食盐纲法改为票法，然而，斗富竞奢导致财力消乏亦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唐朝诗人李商隐，（约813～858年，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在《咏史》中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之句，遗憾的是胡雪岩对奢可败业这个道理的认识远不如早他一千年的李商隐来得清醒。捐资得官的他虽然转化为集工商、金融于一体的新型资本家，但依旧带有深深的封建烙印。他的勃勃雄心在依红偎翠中日渐消磨，他的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在土木声色中如水逝去。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使盛极一时的徽州商帮走向没落，当然更能毁了单枪匹马的胡雪岩的事业和前程，正如裘毓麟《清代轶闻》中所讲……俭为商人美德，苟穷奢极侈，虽雄才大略，如胡雪岩，尚不免于失败。“
可叹胡雪岩枉自聪明一世，重蹈了旧式商人浮躁骄奢的覆辙。其由盛而衰的一生再次证明：创业难，守业更难；治家之道，犹在节俭。
在沧海桑田的历史运动中，人类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其活动必然受社会历史这个大舞台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斯大林在1934年7月23日对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讲的一句话进一步把这个道理通俗化，他说：“但是一个最有才华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
联系到胡雪岩，我们不难明白，如果把其破产仅仅归咎于虚骄自大不谙商学、大兴：土木、沉缅酒色、出手豪奢等个人素质上的问题，那只是皮相之谈，还须从社会历史原因作深层的分析。
可以想见，太平之世加上重商、恤商的氛围是任何一个经营者所企盼的最佳投资格局。然而，胡雪岩不幸身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气候之下，其经营活动身不由己地笼罩着忧患时代的阴影。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攫取中国利权倾轧华商。
胡雪岩一生遭遇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的劫难，烽火连年哀鸿遍野破坏了正常的经商环境，尤为严重的是列强逼订《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赔款，割占领土，开辟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20座城市为通商口岸（除了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两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16处之外，1876年9月13日＜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签订的《烟台条约》又增加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攫取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以及公使驻京、口岸租地造屋、自由传教等特权。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构成直接威胁：
一是降低税率。1842年（道光二十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恶例，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签订的《虎门条约》附粘《海关税则》，所定61种出口货物和48种进口货物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以前大为降低，还规定未列入该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审“值百抽五”。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通过1858年（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进一步降低38种进口货、22种出口货的税率，取消常关税（水陆交通要道或商品集散地所在机关区收的通过税），规定外货人内地只征2。5％的子口税（相对于海关所在口岸＜母口＞的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子口征收的各种捐税）。1876年（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进一步 规定租界内洋税免收厘金，洋货运人内地全免各项内地税而只交子口税。这些规定使中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世界上进口税率最低的一个国家。
二是把持海关。早在1854年（咸丰四年），英、法、美驻上海的领事趁内战之机，攫得当地海关的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1861 年（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任命原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 Horati D Nelson Lay，1832 ～ 1898年）为总税务司，他把上海半殖民地化的海关管理制度逐步推广到广州、汕头等商埠。两年后，英国人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年）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任期长达48年。赫德制定并推行了由外国人管理的中国海关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在1864年（同治三年）委派英、法、美及其他外国人担任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沿海12个商埠和长江沿岸的九江、汉口的海关的税务司，税务司以下的高级职员也是清一色的外国人，以后新增海关照此办理。列强通过把持海关，控制中国的财政收人，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扩大自己的势力。
三是控制航行权。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列强各国在“利益均沾”的名义下纷纷援引，攫取了在中国的沿海航行权。1858年（咸丰八年）《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这又使列强拥有了内河航行权。1862 年（同治元年）美国商人在上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也名上海轮船公司（ 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经营沪粤、长江两大航线， 1867 ～ 1872年（同治六～十一年）间垄断了长江航运。1867年，英商太古洋行组织中国航业公司，先开沪港航线， 1875年（光绪元年）增辟长江航线，后来，陆续扩展中国沿海以及中国到海外的航线，在南京、上海、宁波、广州、九江、汉口、香港等地设码头和堆栈。此外，英商怡和公司在上海、香港等地也经营航运。太古公司和恰和公司后来居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简直成了旧中国航运业的主宰。
四是在中国设立银行。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鸦片战争结束才三年，英国丽如银行就在香港设立分号，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它在上海设立分行。进入50年代，上海、广州、香港等通商口岸出现英国的汇隆呵加刺、有利、麦加利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4 年（同治三年）英。
商汇丰银行设总部于香港，第二年开始营业，并在上海设立分行，这是第一家将总行设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银行。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侵人，外商银行日渐增多。这些银行为洋行洋商提供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等财务上的便利；通过向清政府高利贷款，控制中国政治和财政收人；通过向华商放高利贷，控制贸易、赚取高息。
拥有，上述侵略特权的洋商与仍带有封建残余的近代华商在商场竞争，谁居上风是可以想见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各口通商后，利之操纵尽归外洋……华商遂如鸟在笼中，闭放由人，不能自主矣。‘
欧阳显在福建时，就亲眼目睹了业茶华商受洋商挤兑的情形：某年初春茶到，众华商商议公立契约，限期7天，非按所定的统一价格不卖。洋商恐怕以后被华商所制，相约不买。双方对峙两三个月，竟无人问津。于是，华商中投资多的人深恐。
茶叶久存霉烂、亏损巨大，本钱小的人担心卖不出去，连微薄的一点资金也会赔进去，借钱作本的人更加担心时间拖长，付不起重息。渐渐地，他们把事先的约定抛到脑后，私下向洋商求售。洋商窥破其中的隐情，更加刁难，非得压价四、五倍才收购。结果价值100万的初春福茶卖后统计仅五、六十万。”足迹半天下“的欧阳昱”见二十年来，以业茶破家者，十之八九，商贾日失志，市肆日减色。问其故，皆日：
“ 利柄操于夷人，华商不能与争所致。’”实际上，在半殖民半封建的近代中国， 何止茶商如此，民族工业者普遍遭受厄运。
其二，封建政府对本国工商业者不但无力保护，而且多方滋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受到严重破坏，政府丧失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能力，如：在外国税率高达60％的烟、酒，却以食物的名义输入中国，1869 ～ 1870年（同治八～九年），镇江海关曾建议对洋酒、洋烟征收重税，遭到赫德的反对，这样合理的事清政府也不敢力争。又如：1880年（光绪六年）农历十月，轮船招商局和众轮船运货到美国，该国海关不援值百抽五之约，而抽取10％的关税，这违反“利益均沾”的原则，结果，清政府不敢出面交涉，商民亏折难以数计。
封建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却变本加厉。早期改良派郑观应曾揭露：“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封雇商船、强令承役。只图自利，罔恤民生。”清政府之所以没有惠工恤商，是因为它把重农抑商作为安身立命的国策。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开埠通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顽固分子认为商品经济“荡心志，败风俗，麋钱刀，甚至交通蛮夷，输致琛诡，射利取贏，是率天下而离南亩者也”。顽固派拒绝开办新式工业，如1868年（同治七年）有个何姓盐商在江苏句容买下一座山，准备采煤，被地方士绅视为异端而遭驱逐。1882年（光绪八年），商人何昆山在广州议设自来水公司，因地方士绅以“破坏风水”为由拼命反对而没有建成。60年代开始，清统治集团中虽分化出一批主张开办新式工业的洋务派，但他们在拓展近代实业时附带着为自己牟取私利扩大势力的私心杂念，凭借政治特权，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垄断近代实业。如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在上海办机器织布局时就声明：10年之内，华商要投资织布业只许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在这种情况下，风气虽有一定程度的开化，但民办工商业还是受到抑制，即使办起来，也受到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和大大小小的官吏敲诈勒索，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厘金。这种税于1853年（咸丰三年）由刑部侍郎帮办江北大营军务雷以诚（1801或1806～1884年，湖北咸宁人）在扬州仙女庙（今江都）等处首先设卡开征，1857年（咸丰七年）开始通行全国。这种清政府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而征收的货物通过税，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并没撤销，前后举办了五六十年之久。厘卡日增加上卡J差吏额外需索，加重了工商业者的负担。
综上，中国近代工商业者身处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逆境。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常常左依右附，巴结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势力，表现出妥协、软弱的一面。
胡雪岩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由于财大气粗，被洋人推为“中国第一人”，西征借款，洋人不听被清廷倚为肱股之一的左宗棠的话，而宁愿相信胡雪岩这个商贾一诺，规定借款合同必须由胡某人画押才行，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洋人与胡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原则之上的，一旦利尽，必然谊散。
作为中国近代工商业资本家中的一员，胡雪岩同样受着因为风气未开、交通落后加上列强控制海关、金融、航运等主动权而造成的恶劣的投资环境的制约。予胡雪岩致命一击的丝茧大战就是受攫取侵略特权的外商联合排挤的结果，刘体智《异辞录》对此看得相当清楚：“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海陆运输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丝业失利牵累银号、钱庄生意，正当胡雪岩需要大量资金周转的紧要关头，“”外国在华银行拒绝办理它们多年来习惯于举办的短期信用贷款“，使已出现的上海金融恐慌，更趋严重，这场因外国银行拒绝斥资而加剧的金融市场的紊乱风波，终于使胡雪岩等一大批华商陷 于灭顶之灾。
胡雪岩是一个与封建势力有着密切关系的”红顶商人“，他一辈子都在费心思巴结权贵，不失时机地为朝廷效犬马之劳，以求托庇官场。然而，这种官商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和人事浮沉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苍白、脆弱。
胡雪岩拥资二三千万，生丝亏损不到一千万，按理不至于败如山倒。但是危急时刻，清朝官府既不敢对洋人稍加抑制，也没有为胡雪岩提供帮助，相反，他们乘胡之危投井下石。
当时，上海关有一笔由胡雪岩作保向外商借的款项到期，可上海道邵小村观察听说胡雪岩做丝生意亏本，竟然赖着不付本息，结果外商向担保人胡雪岩索债，风声四播，胡雪岩的信誉受到极大损害，各地的大官僚竞相到阜康提款，又人为加剧资金周转的困难。不多时，胡雪岩开在各地的银号、钱庄终于闭歇。据1883年12月9日（光绪九年十一月十日）《申报》报道，上海的阜康号一倒闭，上海道立即派了刺史谢湛卿去封闭胡雪岩开在浙江的4个当典行。
朝廷下了查抄逾旨，有人甚至要把好几年前征得左宗棠同意、已经报销在案的西征借款行用补水银款也要翻出来重查，幸得署两江总督曾国荃代为援颊，才免予追究。追查公款风声很紧，作为储蓄大户的达官贵人为了追回私款更是不遗余力，侍郎孙子授是负责查封胡雪岩在杭资产的浙江巡抚刘秉璋的同年（咸丰庚申科＜ 1860 ＞同榜登科为进士），在阜康存有万金，他托”清流派“人物、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1848～ 1903年，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致信刘秉璋代为说项，说什么：”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据《异辞录》记载：当时，”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
胡雪岩有个叫德馨的官场朋友，差不多在这时升任浙江布政使。《南亭笔记》记载：阜康骤然倒闭后，德馨曾密遣心腹到藩库提取2万两银子赴阜康，代为偿付不足千两的储户的存款。有人对此疑惑不解，说”是库银也，焉得如是？“德馨却胸有成竹地说：”无妨也，吾尚欠伊银二万两，以此相抵可也“。他还派心腹告诉胡雪岩，夜半三更后将亲自去胡府。到约定的时辰，德馨果然微服来访，与胡雪岩彻夜长谈。第二天，将胡雪岩所有的契据合同满贮四大箧抬回署内，叫幕友”代为勾稽“。
韦庆远先生的《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载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史辨析》一文就引此材料），断言德馨”出大力为之弥缝善后，这说明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共同利害关系“。陈德中《胡雪岩商政谋略》一书（改革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据此认为德馨是胡雪岩”落难时的官场朋友“ ，并说：”能在落难中得如此一位朋友作此帮助，也算是对胡雪岩平日广“种福田的回报了”。
可是，我根据史料分析，认为上述说法不符实际。因为胡雪岩死后，浙江巡抚刘秉璋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清清楚楚地写着：由于胡雪岩被律以官法，还要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追债文书，刘巡抚担心“事急生变，奇顿隐匿” ，也就是说怕打草惊蛇，胡雪岩狗急跳墙藏匿财产，“因密商升任藩司（明清时代布政使别称）德馨”， 然后才有了德馨“亲至其家，婉词开导，令其将所领公款数目及各典资本全行开送。”经核计，“尚足相抵”。即使前述《南亭笔记》那条记述德馨夜访胡府的材料，紧接其下也明明白白地记着：“后所还公款，皆出于是（指从胡府抬回藩署的四大箧契据）。人始服德之用心。后德谓人曰：‘余岂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尽，则二百余万之巨款将何所取偿乎？我非祖胡，实为大局起见也。’”
由此可见，“与胡素相得”的德馨在胡危难之时，非但没有拉他一把，反而通过拿出2万银子替胡还债（其实事后也可追充返回）诱出了四大箧的契据合同。德擊不久被保举为江西巡抚，恐怕与他卖力为朝廷查封胡家财产有关。
在清偿债务时，清朝官员又趁机巧取豪夺，如文煜以70万的存款获取胡庆余堂和元宝街胡宅。
胡雪岩的惨败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有一定关系。胡是左宗棠手下倚为财政臂膀的红人，而左宗棠与李鸿章各为湘、淮军首领，本来就互分畛域，加上清廷为了防止汉族地主势力过份膨胀，故意利用湘、淮军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使双方关系更加微妙。70年代，围绕边疆危机，双方展开“海防”、“塞防”之争，这虽然是在抵御外国侵略上的政见分歧，却也包含着湘系和淮系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
在左宗棠率军西征时，李鸿章又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左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虽然左宗棠最后收复了新疆，但左、李却已交恶。对于左宗棠的洋务事业和西征活动均深资其力的胡雪岩，李鸿章断然不会有多少好感。那个欠账不还、坏了胡雪岩信誉的上海道邵小村就是李鸿章的下属亲信。他之所以敢对胡雪岩卡脖子，恐怕是因为他深知：李伯相不愿把视为自家地盘的上海变成接济左侯相的饷源。
综上所述，胡雪岩的破产有个人素质上的原因，更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联合打击的结果。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浙东市隐”为《雪岩外传》作的序中对此就已有深刻认识，文中指出：“夫以君之冒险进取，能见其大，使更加以学问，而又得国家保护之力，以从事于商战最剧之舞台，我中国若茶若丝若金银镑元，商业之进步，必大有可观，岂必一蹶不振， 竟至于是乎？”
悲剧的历史导致“红顶商人”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