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墉（红顶商人）

胡光墉简介

胡光墉：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备受欢迎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 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清光绪九年（1883年），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

胡光墉传记——

综观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由商人混迹官场，官至江西候补道员，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鼎盛时期一入竞可左右江浙经济者，恐怕只有胡光塘一人。胡光墉由一钱庄学徒暴发，利用官场和手中权力，贪黩无厌，无利不取，盈满而亏，终被革职查办，一败涂地，其人生经历，殊可为鉴。

一

胡光墉，字雪岩，浙江余杭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胡光塘祖上并不富裕，没有多少家产，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到钱庄当学徒。但是胡光墉聪慧过人，不用几年时间，他就励炼成器，成为东家的得力助手。他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捕捉商机，经他之手的业务总是一本万利，钱庄的人都说他有财神之目。相传有一天胡光墉夜里值班睡在柜台上，有一小偷进店行窃，胡光墉大呼捉贼，小偷意外受惊竞昏厥过去。伙计们听到喊声都起来捉贼，却看见小偷昏死在地上，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小偷醒来说，家里穷得没法度日，本想到店里来偷点东西，不想一进门就见一金面神躺在桌上，所以惊昏过去。小偷的话更让大家相信胡光墉就是财神下凡，大家见店里没少什么东西，就把小偷放走了。其实这是小偷为脱身编的瞎话，而大家从此更视胡光墉若神明。胡光墉也更加踌躇满志，力图用自己的方式猎取荣华富贵。

胡光塘人生道路的转折是从认识王有龄开始的。

浙江巡抚王有龄发迹之前，其父为官尚清廉，故生前没多少积蓄，死后家境萧条，眷属因缺少川资不能回故里，只好暂时留居杭州。王有龄本来捐有盐课大使的官衔，但因无钱进京买通关节，也没有出任实缺的机会，一时一筹莫展，落魄不堪。一天，胡光墉偶遇王有龄，攀谈之后，胡光墉感到王有龄很有才干，奇货可居，若资助他做了官，以后也许会有一番作为。第二天，他约王有龄到一茶馆，拿出五百两银子，说：“我看你有大贵之相，这五百两银子是我挪用东家的，你赶紧拿着进京活动。”王有龄说：“我们萍水相逢，这银子又是你东家的，我把银子拿走，东家追究起来你怎么办？我不能拖累你。”胡光墉说：“公不要这样说，东家追查我自有话说，大不了把我这条小命拿去罢了。公若将来飞黄腾达，不忘我就是了。”王有龄感激不尽，带着五百两银子北上。行至天津，正好遇上当年同窗好友何桂清。当年，何桂清的父亲是王有龄父亲的门役，王有龄发蒙读书，其父见何桂清聪慧伶俐，很喜欢，就让他做王有龄的伴读，一起上学。后来何桂清在学业上远远超过了王有龄，科举考，试一路顺利，高中进士后，逐步官至兵部侍郎，此番奉旨南下查办案件。自何桂清进京会试以后，二人再没见面，此番旅途相遇，两人都非常高兴。互相交谈了别后各自的情况，当何桂清知道王有龄此行目的后，说：“你不必进京活动，现任浙江巡抚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拿信去拜访他，他一定会重用你。”果然王有龄持信拜访浙江巡抚后得以重用，被委认为浙江粮台总办。不久又以办理漕运有功补杭州知府。此后官运亨通，几年后就当上了浙江巡抚。

在自己落魄之时胡光塘慷慨相助，王有龄心存感激，所以，发达之后他竭力报答胡光墉。担任粮台总办之后，王有龄就让胡光辞去钱庄伙计的差事，自己开办钱庄，即阜康银号。王有龄命各府、县：以后凡有交粮解饷者一律由阜康银号汇兑，否则不收。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原因，钱粮上兑自此全交胡光墉办理。经营一省粮款汇兑业务，巨利自不必说，胡光墉一夜暴富。由于与王有龄的特殊关系，他还可以随时挪用承汇官款以谋私利，阜康自然无资金周转不灵之虞。胡光塘财大气粗，手面阔绰，阜康在吸纳存款方面亦颇具号召力。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说：“光墉借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于内外。金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以壮其声势。”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清军分别在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江浙一带动荡不安，交通不畅，胡光墉趁机操纵银价涨落，谋取暴利，资金积累急剧膨胀。这时胡光墉开始广设分号，相继增设了杭州泰来钱庄，上海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宁波通裕银号、通泉钱庄，福州裕成银号，汉口干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此外还开设当铺，在湖州、德清、海宁、嘉兴、石门、金华、衢州、苏州、镇江及湖北、湖南两省共设二十三处（也有说二十九处），还创办了胡庆余堂中药房，同时经营收购丝茶销售外洋等业务，遂成江南经济之执牛耳者。

胡光墉几年之间成为天下巨富，没有王有龄凭借官场势力的大力扶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王有龄也得到了巨额回报，可谓官商勾结共同牟利。咸丰十年（1860年），王有龄升为浙江巡抚，便任命胡光墉为粮台总办，自此胡光墉混迹官场，亦官亦商，凡筹款、运粮、购械诸事，全由胡光墉一人经办，胡光墉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时清军正与太平军在江南激战，胡光墉经手的款项动辄巨万，他在获得巨利之外，浪得“素敢任事，不避嫌怨”的美名，很快就升为候补道，并加盐运使衔。财运官运一并亨通。

成丰十一年（1861年）秋，李秀成着力经营江浙，率二十多万大军兵分两路进取浙江，杭州城在太平军重围之下，粮草断绝，岌岌可危。王有龄急令胡光塘潜出杭州，设法到上海购运粮草和弹药。但胡光墉购粮返回之时，杭州已被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胡光墉只能泊船于钱塘江的三郎庙附近，等待接应。王有龄虽悬立重赏选募敢死队，但数次突围均被太平军击退，胡光墉得不到接应，没法运粮进城，眼见杭州清军粮绝而不能救，胡光墉守候数日之后，退回上海。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陷杭州，王有龄自缢身亡。

胡光墉失去靠山，痛心疾首。但他知道自己的事业不能就此终止，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靠山。

二

王有龄死后，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左宗棠攻下杭州后，胡光墉从上海回到杭州。胡光墉利用粮台之肥缺及王有龄的权势，经商黩货，营私肥己，早已引起一些人的嫉恨，有人私下在左宗棠面前告他的状，特别指出胡光墉前次奉命购粮，之后私自变卖侵吞公款。左宗棠对胡光墉早有耳闻，只知他由商而官，经营有道，办粮筹款。雷厉风行。但左宗棠听说胡光墉兵难之时贪赃，大为恼怒。胡晋见时以盛气相待，并声言查实后即日严折参劾。胡光墉并不急于辩解，他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第二天，胡光墉再次晋见左宗棠，告知数十船粮食已运抵杭州，请其验收。胡光墉知道眼下左宗棠最头痛的是粮草不济，解决粮饷问题是取信左宗棠的关键。他以实相告：“前年匪（指太平军）围杭州，我领官款到上海办米，但粮运回之后杭州已失陷，无可交待，又不能听其霉变，只得运回上海变卖。今大帅克复杭州，属下以为此正是用粮之机，所以仍以所领之银购米回杭，以便销差，亦可解燃眉之急。”左宗棠一听大喜过望，打心眼里佩服胡光墉的眼光和办事能力。状告胡光墉的一些事亦多查无实据，左宗棠从此对胡光墉更加信任，倾心相待。不仅让他继续担任粮台总办，并不断委以重任。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不久即擢升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的太平军之后，左宗棠随即到福建追剿太平军余部。此时东南数省经过长期战乱，赤地千里，筹办粮草最棘手，左宗棠自以为不能没有胡光墉这个得力助手，如闽之前，于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奏请将胡光墉由江西“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此后，筹办粮饷、购买器械等后勤补给方面的事务全部委任胡光墉一人承办，对他深为倚重，称赞他是“商贾中奇男子也”。胡光墉找到了比王有龄更有力的靠山，不仅官衔急升，而且财源滚滚。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上折为胡光墉请功：“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功好义，实心实力，迎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籍可比。迨臣自浙而闪而粤，迭次委办军火军精（xǔ音许，粮食），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二十第十二页）要求朝廷破格“赏加布政使衔”。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胡光墉不仅通过筹办粮饷购买军械营私牟利，它的钱庄也依靠湘军吸纳大量资金。湘军将领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趁机烧杀劫掠，所得大量钱财全部存入胡的钱庄中，及浙江和福建的太平军被镇压时，胡光墉银号中仅湘军将领存资已逾千万。

同治五年（186年）六月，左宗棠着手筹办福州船政局，凡局务及出入款项皆责成胡光墉一人经理。但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西北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为了能遥控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奏请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祯总理船政，具体由胡光墉代为主持局务，奏称：“胡光塘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福州船政局“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人经理”。同时，为了保证他在西北的军需供应，左宗棠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任命胡光墉督办上海采办转运局。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后，继而收复新疆，前后在西北用兵十几年，直到光绪四年（1878年）才基本结束。而后，左宗棠又主持新疆的善后事宜，积极准备以武力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此间胡光墉从外商手中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基本满足了前线军需。胡光墉购置枪炮务求精良，基本都是西方的新式枪炮，左宗棠大为满意，多次称赞他购买的武器质量好、威力大。例如，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左宗棠在为胡光墉请予恩施片中说：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已历时十余年，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查是否精良，如以前购买的不洛斯后堂螺丝开花大炮，在金积堡连轰敌人坚堡数百座；上年用以进攻达板城，测准连轰，敌人震惧无措，畏之如神。官军亦羡慕为利器，争欲得之。胡光墉购买新式枪炮，一来可以取悦左宗棠二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扣。而且胡光墉还串通外商，虚报军械价格，非法牟取暴利。例如，他为左宗棠购买水雷时，一颗水雷只值银五六两，他却虚报至二百四十两，高出原价竟四五十倍之多，可见其牟利之巨。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时购买军火数量巨大，仅光绪六年（1880年）一次就购买了林明敦后堂枪五千杆、七发后堂来复枪七千五百杆、克虏伯后堂炮二十四尊，价银达二十余万两，以此算来胡光塘贪黩牟利是相当惊人的。

左宗棠用兵西北所需军费巨大，但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就地无力解决，军费全部由内地省份和各海关筹拨，名曰“协饷”。地方督抚从本地利益出发，甚或完全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对朝廷下派的协饷，能拖则拖，从没有人愿慷慨解囊。由于协饷也由上海采办转运局负责运往前线，所以胡光墉还得负责催债。左宗棠曾上折说：“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饷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催债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虽然胡光墉能说会道，但掌握实权的督抚大员一毛不拔，他也毫无办法。从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到同治九年（1870年），四年间各省关协饷拖欠累计已达一千三百余万两。胡光墉想出了借外债的高招，即向外国商人借款以应急需，指定由各省关协饷下归还。这样各省督抚就无法拖欠了。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间，左宗棠先后举借了六次外债，全部由胡光墉经手办理，总金额达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这些借款及时解决了西北的军需供应，对于清政府稳定在西北的统治，收复新疆，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借款的利息高得惊人，最高的两次年息高达一分五厘六，最低的一次也有九厘七五。胡光墉还勾结外商虚报利息以牟利。《庄谐选录》卷十二中有这样记述：（胡光墉）向银行借款的中间人回国，香港的外国朋友为他饯行，席间此人站起问道：“今日诸君为某饯行，是为公事还是私情？”大家说自然为公事。此人慢慢说：“他（指胡光墉）为左大人经理借款，告诉我四厘行息。我昨天看见了其合同底稿，却是七厘行息，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弄得大伙都很尴尬，不欢而散。自然那三厘成了好处费，由胡光墉和银行私分了。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说：“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借贷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了解内幕的人对胡光墉贪赃枉法深恶痛绝。由于借款数目巨大，每次利息的差额高得惊人。以光绪三年（1877年）为例，仅第四次借款就是五百万两，汇丰银行规定的年息为八厘，左宗棠奏报的利息为月息一分二厘五，折合年利息为一分五厘，其中的利息差额高达二百四十五万两。

胡光墉图得厚利也不独吞，经常送厚礼给左宗棠。光绪四年（1878年）春，一次送上金座珊瑚顶、两只大参等贵重礼品，左宗棠非常高兴，回信致谢：“承远惠多仪，谨已拜登，荷珠玉之奇珍，领山海之异味，关陲得此，尤感隆情。”

左宗棠自然不会亏待胡光墉，当年三月上折为胡光墉请功，列举了胡光墉在赈灾、购械、筹馆等方面的功绩，极尽吹捧。“只因目击时艰，念灾民饥饿流离之苦，竭力捐助，不敢仰要奖叙等情前来。臣维胡光塘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官军亦慕之为利器，争欲得之……至臣军饷项，多系胡光墉一人经理……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侮之咎，亦何敢稍从掩抑，致负捐助之忱。”要求朝廷“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

胡光墉依靠王有龄、左宗棠的提携扶持，从一钱庄伙计，官至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同治年间足以操纵江浙商业，富甲天下。胡光墉官财并得名利双收却不知敛抑，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终致倾覆而无可挽回。

三

胡光墉发迹之后，随着他的财富的膨胀湖光墉的生活愈加荒淫无度。首先他广修宅院在上海和杭州都建有豪华住宅，式样多仿西洋建筑，稍有不满意，就拆了重建。他在杭州的宅院穷尽富丽，“以碗砂捣细涂墙，们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宅内花园，遍植奇石花木，奇物珍品应有尽有。《一士类稿·一士谈苔》中载：“文石为培，滇铜为砌，室中杂宝诡异至不可状。”宅内辟有“仙人洞”，专供避暑之用。形状如地窖差不多，内设桌椅床榻之类，每当盛夏，到里面避暑，穿戴厚重亦不觉热，颇为神奇。胡败亡后，“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无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搂，室中几案，院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随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胡光墉喜欢收集古董，因为他出手阔绰，所以门庭若市，对登门求售的古董胡光墉也无暇鉴别，只捡价高的留下。他的厅室之内四壁全摆满了古董，都是秦汉时期的文物，每件都值千金。一次，有人上门以铜鼎出售，开价八百两银子，还说以实价售，并不赚胡光墉的钱。胡光墉便认为此人小看自己，很不高兴，说：“你在我这里不赚钱，还要到哪里去赚钱？”湖光墉如数付钱给此人后，让他快快走人，告诉他以后不必来了。胡光墉每天早晨醒来后，总让人用翡翠盘子盛青黄红白黑各色宝石若干枚，凝视赏鉴一时许，才起床洗漱，他称此为“养目”，时人诧为奇闻。

胡光墉最是好色，妻妾成群。胡光墉经常微服走街串巷，看见有姿色的女人就让门客访明住址姓名，派人上门说合，答应除身价任索外，还给她的父亲或丈夫或兄弟美宅一处。于是那些没有志节的女人，卑劣贪财的男人，无不惟命是从。如此多的妻妾，胡光墉在宅内设数条长巷，诸妾各居一室，以次居住其中，像皇宫的永巷一般。胡光墉也模仿皇帝的做法，把所有妻妾的姓名写在牙牌上，每晚要哪个女人陪着睡觉，事先由婢女用银盘盛上牙牌，他随手拈上一支，婢女就按牙牌上的姓名呼妾侍寝。每逢花晨月夕，胡光墉必令妻妾们穿戴整齐，连翩而坐。妻妾们为了争宠，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胡光墉像一只花丛中的蝴蝶，畅游其间，甚以为乐。他还经常忽发奇想，以妻妾们为乐。据说胡光墉曾让诸妾们穿上红蓝马甲，上写车、马、炮等字，充当棋子，以杆指挥，称为下活棋。胡光墉想怎样玩就怎样玩，只要不能遂其心愿。必加以报复。有一次胡光墉经过一个成衣铺，见一女孩依门而立，身材苗条，颇有几分姿色，便停住脚步盯着女孩看。女孩发觉后立即掩门而入，胡光墉便大为不满，心想别的女人争着投怀送抱，你竞不让我看，我一定要看个够。回家之后，胡光墉立即派人上门与她父亲提亲，要纳这个女孩为妾，开始她父亲还不同意，但七千文钱放到面前时便同意了。胡光墉择日迎娶，大宴宾客，酒宴散去又入洞房独饮，醉后令该女孩脱光衣服，裸卧床上，命一仆人持巨烛侍立一旁，胡回环审视，抚着胡须大笑说：“上次你不让我看，今天如何？”羞辱一番以后，匆匆而去。第二天早晨派一老婆子告诉该女：“这里位置已满，没有地方安置你了，房中东西可以拿走，改嫁他人去吧。”胡光墉竞用此恶毒手段伤害一个黄花姑娘，可谓伤天害理。不过该女带走房中的东西也值两万多两银子，回家之后其父靠这些银子起家，遂成巨富，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胡光墉家中有着这么多的女人，犹嫌不足，仍时常出外寻花问柳。他曾故意穿着破衣服到一家妓院寻开心，看看没钱的样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果然这个妓女不识“活财神”的面目，该妓女把他当成了穷鬼，轻慢无礼，惟有一老妪殷殷与之交谈，胡光墉感慨不已，坐一会儿就离开了。第二天让人送给老妪两个蒲包，打开一看却是黄灿灿的金叶。那个妓女后悔自己没眼光，让老妪登门相请，胡光墉捻着胡须默不作声，只是晒笑而已。胡光墉耽于女色，身体亏虚，精力不济，要经常服食春药。一般春药多是煎剂或丸药之类，副作用较大，长期使用容易引起其它疾病。有人给他推荐北京一家药铺特制的狗皮膏药，用时只需贴在涌泉穴上，药性不经脏腑，没有副作用，胡大喜过望，每年派人拿数万两银子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

胡光墉办事很讲排场，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从云拥，观者无不喷喷称羡，称为神仙中人。胡光墉看戏时，给名角赏钱时更是出手阔绰。当时周凤林初次登台，胡光墉给他捧场，命人用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时人叹为观止，几十年来无人能继其后者。胡光墉对仆人也常给重赏，他的轿夫跟随他久了，也拥有巨资，家里还养了奴仆。每夜轿夫执役后回到家里，婢仆们群呼：“老爷回来了，快烧水洗脚。”一个轿夫而至于此，也是千古奇闻。

胡光墉知道自己树大招风，故常做些善事以笼络人心，博取名誉。他常于冬天在杭州施舍乞丐，每人给棉衣一件，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左宗棠攻占杭州时，命他主持善后，他开始设粥厂，设难民局，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庄谐选录》中称“凡养生送死，赈穷恤贫之政，无不备举”。胡光墉的胡庆余堂药房也经常送药周济穷人。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许多将士生病，胡光塔主动捐药给前线将士，他的飞龙夺命丹疗效最好，左宗棠还写信要他多生产一些，转送西北。晚清名士李慈铭虽对胡光墉的品行多有微词，但也承认他“颇为上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为姬弼，时出微利以饵杭（州）士大夫，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左宗棠在请赏道员胡光墉母匾额折中说：“同治十年，逢伊母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灾较广，捐制棉衣一万件。嗣复添置棉衣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以津郡积潦未消籽种不齐，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左宗棠在为胡光墉请赏的折子中，再次列举了胡光墉捐资赈灾数目，共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捐江苏沐阳县赈物制钱三万串。捐山东赈银两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又捐新棉衣三万件。捐山西赈银一万五千两，并捐河南赈银一万五千两。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路运费，总计在二十万两以外。胡光墉因此博得慷慨好义的美名，李鸿章亦曾上折要求朝廷准许“赏给匾额一方”，“以为好善乐施者劝”

胡光墉救贫赈灾，博得乐善好施的美誉，出手阔绰，挥金如土，人们把他当做活财神。但是，随着左宗棠在西北战事结束，胡光墉通过筹饷购械从中牟利的机会大不如前，他挥霍的钱财多来自于钱庄银号，内空已经很大，表面繁荣的背后，已隐藏了巨大的危机，他庞大金融帝国就像一座位于休眠火山之上的冰山，火山一旦爆发，庞大的冰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结果火山很快爆发了。

四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又开始了对中国新一轮的侵略。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为了打开中国西南大门，挑起了中法战争。法国军舰在我国东南沿海游弋，一度驶抵吴淞口，扬言要进攻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清廷大为紧张。上海更是人心惶惶，富有之家纷纷逃离，人们开始挤兑现银。由于当时上海银根奇紧，从而诱发了金融风潮，很多银号店铺接踵倒闭。以胡光墉的财力渡过危机似乎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几种因素集中在一起，终于一败而不可收。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蚕丝，江浙及其附近地区是中国蚕丝主要的产地，胡光墉几乎垄断蚕丝贸易，他每年在各地尚未缫丝之前全部买下，外国人只能通过胡光墉买丝，否则一根丝也买不着，以垄断丝市牟取暴利。外商大为不满，他们便联合起来对付胡光墉，相约一年不买丝，结果胡光墉蚕丝积压太多不能出手，挤占了大笔资金。手头资金周转本已不灵上海道邵友濂又乘机倾轧，将本应交付的西征饷银强行扣下湖光墉更为窘迫，待上海挤兑之风一起，迅速蔓延至杭州。为了挽救阜康，杭州挤兑风刚开始时，浙江布政使德馨即从藩库中提取现银两万两，赶到阜康银号，凡是提款不足一千两的全部兑付，但此举并没起到多大作用，没能制止事态的发展。而且上海的储户也赶来杭州提款，一时无法兑付，管事的人就躲到宁波去了，挤兑风愈演愈烈，阜康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了，遂于十一月中旬倒闭。胡光墉已知大势不可挽回，秘密派亲信到各店号，把各号的账控制起来。又开始遣散妻妾，许她们每人可以带走各房中细软两箱，此外概不准带，又给每人银两千，当夜即走，一任所之。接着便赴南京见左宗棠，告以实情并商量善后事宜，且说：即今早做打算，除能保住公家的款项外，私债（当然指的是王公大臣的存款）尚可按折扣还，再返则公私两负了。征得左宗棠许可，即日发电报给各省银号同时关闭，胡光墉一生的事业彻底崩溃。

胡光墉的银号钱庄曾是当时信誉最好的，所以，不管是王公大臣、豪绅富商，还是市井平民，有钱都存在胡氏银号中，特别是朝中权要、各省大员以私款托存的不计其数。破产后“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可以丈尺计”，胡光墉事败的消息官场中最先得到，官场来索要存款的亦最早，有些是亲自来的，有些是派人来的，沸沸扬扬，集于一堂。先前管账的人知道此事难办，早就不知跑到何处躲起来了，大家摸不着头绪。正在吵嚷之时，忽听左宗棠到了，众人也不敢喧哗。左宗棠就按本所记亲自查询，这些官员这时都嗫慌不敢直对，有些本来存了十几万只敢认一两千，大概这些存款都是贪赃枉法所得，怕被追查存款的来源惹不必要的麻烦。左宗棠也将计就计，提笔为其涂改，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以三十余万了之。确有一些官员因追讨存款招来很大麻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在阜康银号存银七十多万两，暗托浙江布政使德馨代为追讨，给事中邓承修上书弹劾，要求文煜说明财产来历，朝廷令其详细回奏，文煜“以历任海关监督、福州将军等优缺廉俸所人为对”，并表示愿意拿出十万两贡献朝廷，才被免于追究。而前驻藏帮办大臣锡缜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有一万多两银子存于阜康银号，大概是消息闭塞，他知道阜康倒闭的消息太晚了，眼看钱也要不回来了，便上奏朝廷，请将阜康银号存银报捐八旗官学用款，结果弄巧成拙，被皇帝斥之为“所奏殊属取巧，着将原折掷还”。给事中郑博元弹劾锡缜在户部时与姚觐元等表里为奸，家称巨富，请求派员查参。皇帝降旨“将锡缜交部严加议处”。不久下谕：“锡缜着照兵部议降四级调用，并折罚所兼世职半俸九年”。像锡缜这样弄巧成拙的毕竟少数，官场中有权有势者，暗中托要员为之料理，即使索不回银子，也搞到胡氏的房产店铺、珠宝、古玩等抵偿，不致有太大损失。但无权无势者就惨了，“各善堂、各行号、各官民之存款，则皆无可追索，相率饮恨吞声而已”。最倒霉的是个和尚，一年以前，他拿着五百元钱欲存入杭州的阜康银号，伙计因他是个和尚不好记名，拒而不纳。和尚在门外敲了三天三夜的木鱼，碰巧胡光墉路过，问明情况以后答应给他存入。银号倒闭时和尚来取款，自然得不到，他又在门外敲木鱼不止。店里的伙计笑着对他说：和尚你先前用三天三夜把钱敲出来，今天想用三天三夜把钱敲出去，不可能了。不得已以妇女衣裤折价相抵，和尚拿着这些东西流泪道：“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类似情形不胜枚举。

胡光墉破产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即上折弹劾他亏损军需，要求将其革职查办，追索欠款。胡光墉提前得到朝廷要查抄的消息，便把所有姬妾全部遣散。胡光墉一早把诸妾召到大厅，并让她们都锁好自己的门，然后每人给五百两银子。让其赶紧离去。那些梳妆打扮好了的，珠翠首饰亦可值数千两银子，没来得及梳妆的，除五百两银子，只有身上的几袭罗绮而已。未几，谕令下：“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行革职，即着左宗棠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并问胡光墉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买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置浙省，着该省咨行该省督抚查明办理。次年夏，朝廷又令浙江地方官员“将胡光墉侵去西征借款行用、补水等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于该革员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限期“解交甘肃粮台备用”。所谓“行用”指借款经手人所得回扣，“补水”指因归还借款之因成色不足而补贴的银两。在当时这属正常开支，并由左宗棠批报了，朝廷时过多年之后又追索这笔开销，实在过于苛刻。左宗棠及当时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都上书极力为胡光墉辩解，请求朝廷免于追究，但均被驳回。

胡光墉被革职抄没之后，昔日富贵，烟消云散，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郁闷落魄的胡光墉怅然逝去。其母随即而亡，丧仪冷冷清清，不仅使人想起她的七十大寿是多么的隆重，“西湖云林寺自山门至方丈房，悬挂称寿之文，几无隙地”。官绅、亲朋前往祝寿者络绎不绝。繁华过后成一梦，时间仅隔不足一年，时人皆比之于《红楼梦》之史太君。

胡光墉的破产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所开办的银号、钱庄相继倒闭，全国的金融业无不受到波及，凡与阜康有业务往来者，自然在劫难逃，基本也都倒闭了，即使与阜康没有业务往来者，也大伤筋骨。在北京：“内城钱铺日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汇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以今日闻四大恒号将闭，山西人所设汇局皆被挤危甚也”。在上海：随着阜康的倒闭，大部分钱庄、银号都倒闭了，没有倒闭者也元气大伤，当然，胡光墉的破产对江浙地区经济的打击最大，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有人认为，胡破产给江南经济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庚申之劫（指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南、浙江诸府县，围困杭州）。

胡光墉以一红顶商人的身份出现，其贪污钱财更加隐蔽。然其骤然崛起，又忽而破灭，也使其颇具传奇色彩，成为晚清官场一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