繻葛之战（郑国大败周室联军）
繻葛之战简介
繻葛之战：繻葛之战，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郑国在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大败周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东周初期，诸侯国崛起，不听从周天子之命。公元前720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周平王死，周桓王即位。周桓王对郑庄公实行强硬政策，削弱其对王室的控制，免去其卿士之职，郑庄公也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派兵抵抗，两军战于繻葛，周王的军队大败。周桓王被射中肩膀。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战后周王室开始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
繻葛之战过程分析——
公元前707年秋，周桓王亲率周、陈、蔡、卫四国联军讨伐不听号令的郑国。郑庄公率军坚决反击，双方在繻葛（今属河南长葛）遭遇，郑军以“鱼丽之阵”击败周天子率领的联军。周桓王繻葛之战的失败，是周王室衰微的关节点，即所谓“夷王足下堂，桓王肩上箭”，从此周天子颜面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礼传统也走向消亡。郑庄公繻葛之战胜利后，称霸中原，史称“郑庄公小霸”，同时也揭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周、郑的相互倚重与摩擦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护送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迁后的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周王室统治日渐式微，直接统治的地区日趋狭小，实力更是一落千丈，根本无法号令诸侯。
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707年的春秋初期，周王室依靠晋、郑两国的有力支持，仍然努力维持了六十多年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为当时的主要诸侯国均无暇、无力挑战周王室权威。如晋国当时正忙于内部权力争夺与重组；秦国正和西戎进行着殊死较量；楚国尚未发展壮大，也无力北上挑战；远在东方的齐、鲁势均力敌，谁也不敢轻易挑战王权；宋、卫、曹、陈、蔡等诸侯国的实力都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在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由于诸多原因，都没有去挑战已经名存实亡的周王室的权威。
周王室与郑国在政治上相互倚重，尤其是在郑桓公、郑武公时期。郑国始封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始封之君郑桓公姬友是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母弟，其封土郑地开始在周王畿之内。正因为郑国与周天子有着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周王室遭遇重创以及重建的过程中，郑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担任周王室司徒的郑桓公率军反击犬戎，不幸中箭，战死沙场。随后郑武公继位，周平王任命郑武公担任周王室的卿士。郑武公子承父志，也积极参与周王室收复镐京、护送周平王东迁等重要政治、军事行动。可以说，在郑桓公和郑武公时期，周王室与郑国之间是相互信任和倚重的。周王室借助不断壮大的郑国来维持其在春秋初期的基本统治秩序。郑国国君出任周王室的卿士，总理周王室的大政，借助周王室名义，不断发展。郑桓公徙民洛东，郑武公灭郐、东迁新郑、灭东虢，占据中原交通便利之地，鼓励商业发展。郑庄公在位前期，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主要专注于与大叔段的斗争，打击内部分裂势力，加强君权，也未和周王室发生直接冲突。
在郑国三代君主励精图治，不断经营下，郑国逐渐强大，慢慢打破了周、郑的均衡关系。周王室与郑国开始出现一些小摩擦，互不信任，其中以“周郑交质”为标志。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已经察觉到国势蒸蒸日上的郑国可能会对周王室带来一定的威胁，打算削弱郑国在周王室的地位。周平王计划任命虢公林父为卿士，与郑庄公共同治理国政，以打破郑庄公对周王室政治的专断，对郑庄公的权力稍加限制。但是，周平王此举行事不密，过早地走漏了风声，被郑庄公获知，郑庄公前来质问周平王，周平王矢口否认。郑庄公当然也知道此事并非空穴来风，由此怨恨周平王。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周天子以王子狐在郑国为人质，郑国公子忽在周王室为人质，史称“周郑交质”。这一事件表明了周郑双方的政治互信出现了裂痕。而影响更大的是“周郑交质”动摇了周天子的权威，郑国作为诸侯国竟然和周天子以平等的姿态交换人质，标志着周天子权威下坠的真相已经彻底暴露于诸侯面前。
也正是在这一年，周平王带着未了的心愿与世长辞，其孙周桓王姬林带着愤恨的情绪继位。
周桓王的稚嫩与郑庄公的老辣
周桓王刚刚即位，就一改周平王相对温和的做法，一步步对郑国采取强硬措施。在这场较量中，周桓王政治上的稚嫩和郑庄公谋略上的老辣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桓王刚一上台就准备以虢公为卿士，这正是周平王想做而又未能做成的事情。郑庄公知道这件事后，决定予以回击，他派大夫祭足率领军队先后收割了周王室温地的麦子和成周附近的稻子，这样周郑关系就更加恶化了，史称“周郑交恶”。
郑庄公在政治斗争中以能忍、老辣著称。郑庄公的政治谋略在稳定郑国国内局势——“克段于鄢”的斗争中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郑庄公深知周郑交恶对双方都不利，于是在公元前717年主动示好，亲自去朝拜周桓王，希望以此来缓和双方的关系。周公黑肩劝说周桓王：“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1]但是周桓王并不如周公黑肩将局势看得如此明白。周桓王意气用事，一意孤行，对郑庄公的朝觐不加礼遇，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从长远上来看，周桓王此举对周王室更加不利。
谁知这只是周桓王政治稚嫩诸多表现的开始。接下来周桓王又主动挑事，非常不理智地接连干了两件让郑庄公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周、郑矛盾进一步激化。
公元前715年，周桓王终于还是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但并没有立刻褫夺郑庄公在周王室的卿士之权，而是任命其为左卿士。虽然郑庄公不高兴，但是看到周王室下定决心要分他的卿士之权，最终还是妥协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心血来潮，强行夺取郑国的邬、刘、蔿、邘之田，赏赐了原本属于苏子国，而根本不属于周王室的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怀等十二个采邑给郑国。周桓王“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以一张空头支票巧夺豪取的行径，彻底激怒了一再忍让的郑庄公，周郑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周桓王咄咄逼人的气势，郑庄公还是决定继续忍让。我们知道，郑庄公在政治斗争中不断忍让，暗中积蓄，一举击破的方式，在平定他的弟弟共叔段内乱时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周桓王应该能够看到。周郑关系恶化，周桓王不断压制郑庄公在周王室的地位，虽然在公元前715年，郑庄公被周桓王分权，但老辣的郑庄公仍然能够巧妙地利用周王室左卿士的地位，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不断积蓄力量。公元前714年，郑庄公以宋殇公未按礼制朝觐周天子为由，仍利用自己担任周天子左卿士的身份，“以王命讨之”[2]，实现了打击宋国的政治目的。这一年，他还成功地伏击了北戎，加强了郑国北面防御。公元前713年，郑庄公联合齐、鲁，在戴之战中全歼宋、卫、蔡三国军队。公元前712年，就在周桓王强取郑国之田的前几个月，郑庄公联合齐、鲁两国，攻灭许国，巩固了郑国南部边疆。即使在周桓王强取郑国之田后，郑庄公仍然以周王室左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去攻打宋国，大败宋国。
虽然周桓王认为他在与郑庄公的斗争中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成功都是表面现象。此时，郑庄公已经在中原地区逐渐建立起了实际的霸权。周桓王此时仍然看不清局势，将郑庄公战略上的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竟主动挑起战争，将周、郑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以郑庄公攻占许国并与鲁国擅自交换许田为借口，宣布剥夺郑庄公王室左卿士的职位，试图彻底将郑国赶出周王室的权力中心。郑庄公选择消极抵抗，不再去朝觐周天子。忘乎所以的周桓王早已忘记了周王室的真正实力，竟在同年秋天贸然发动了对郑国的战争。周桓王亲自统率周、陈、蔡、卫四国联军讨伐郑庄公。早已忍无可忍的郑庄公闻讯，决定自卫反击，也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繻葛地区遭遇，一场规模不大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争揭开了序幕。
繻葛之战
郑庄公得知周室联军倾巢出动，便统率大军主动迎击。很快，周、郑两军在繻葛摆开阵势，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为了赢得胜利，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排兵布阵。
周桓王将周王室联军分为右、左、中三军。其中，卿士虢公林父指挥右军，蔡、卫军从之；卿士周公黑肩指挥左军，陈军附于其中；中军则由周桓王亲自指挥，是整个军阵的主力，战斗力也最强。
根据周室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郑庄公针锋相对地作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将郑军也编组为三部分：中军、左拒（拒即方阵）和右拒，郑庄公及原繁、高渠弥等人率领中军，祭仲指挥左拒，曼伯统率右拒。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准确地分析。他认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陈国军队斗志最弱，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联军左翼实施攻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周师左翼必定混乱；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在郑军的强力进攻之下，也将难以抗衡，必定会先行溃退，周师右翼也必将溃散。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公子元建议郑军避实击虚，首先击破周室联军相对薄弱的左军、右军，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周室联军主力中军。他的分析非常合理，郑庄公欣然接受。
郑国另一位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至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改变以往车兵、步兵简单排列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之阵”以应敌的建议[4]。所谓“鱼丽之阵”，其特点便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就是将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兵与战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作战整体。由于这一阵法是通过对长期的实战经验教训的思考与改进，郑庄公也欣然采纳了高渠弥新战法的建议。
双方交战开始后，郑庄公先严明军纪，要求将士“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军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王室联军发起猛烈进攻：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迅速攻击周室联军左翼军阵中的陈军。陈军果然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迅速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军阵即刻解体，左翼军阵中的周军也乱作一团。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军左方阵进攻周右翼军阵中的蔡、卫两国军队，蔡、卫军曹受郑国的猛烈攻击，情况比陈军好不了多少，刚刚交锋，便纷纷败退，周室联军右翼军阵也瞬间土崩瓦解。周桓王所率领的主力中军，由于两翼瞬间溃败，侧翼完全暴露在郑军面前，兵士皆无心恋战，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桓王率领的中军发动猛烈攻击。这时，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郑左右两军也乘势合击，猛烈夹击周桓王中军的侧翼。失去左右两翼掩护的周王室中军，显然无法抵挡郑国三军的合击，大败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被祝聃射中肩膀，身负箭伤。
繻葛之战
郑军见周师溃不成军，周桓王受伤落荒而逃，振奋不已。祝聃等人建议立即追击扩大战果，但郑庄公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下令停止追击，并非常冷静地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5]郑庄公明白，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余威仍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所以不可过分冒犯，以免引起天下诸侯的敌视和反对。为此，他当晚还委派祭足到周军营去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以及身边近臣，以缓和周、郑间的矛盾。当然，周桓王刚刚惨败，已经领教了郑庄公的实力，也自知无法再与郑国抗衡，看到郑庄公主动向他示好，便见好就收，也找到了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正合自己心意，所以也就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
繻葛之战解析
繻葛之战，郑军取得胜利与郑国长期以来的战略经营密切相关。郑国立国较晚，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君主，在历次危难中，都善于把握、赢得发展契机。开国之君郑桓公听从周太史伯的建议，在经营王畿的郑地之外，还将郑国的民众迁徙到成周洛邑以东的虢、郐地区，提前为幽王之乱后的郑国寻找到一个新的立足之地。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时，趁机攻灭虢、郐等邑，建立新郑。郑国占有了四通八达的天下形胜之地，同时鼓励商业，所以国势蒸蒸日上，逐渐在春秋初期诸侯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郑庄公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当时与郑国实力相当的中原诸侯国有鲁、齐、宋、卫、陈、蔡等国，郑庄公根据具体形势，制定了“远交近攻”战略。具体讲，就是联合齐、鲁，不断打击和削弱宋、卫、陈、蔡等国。同时，郑庄公面对周桓王不断采取强硬措施，一步步削弱其在周王室的地位，但由于实力所限，并且面临鲁、齐、宋、卫、陈、蔡等其他诸侯的掣肘，只能选择一次次的隐忍不发、不断韬光养晦。当然，在周桓王连续打压、步步紧逼时，郑庄公的忍并非简单的忍气吞声，而是不动声色地对其他诸侯国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以翦除将来可能附周的军事力量。他充分利用当下的政治资源和优势，不断对周边国家发动进攻，打击对手，解除威胁，提升自身实力。因此，在周桓王贸然发动讨伐战争时，周桓王所率领陈、蔡、卫三个诸侯国，其中蔡、卫两国军队都曾遭到郑国的残酷打击，战斗力已经非常弱。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6]因此从“庙算”上来讲，未开战之前，周桓王已经输了。
在繻葛之战中，郑军取得胜利的战术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郑军对周军的情况了如指掌。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7]郑庄公不仅制定了针锋相对的阵法，而且根据周室联军两翼薄弱，尤其是左翼军阵中陈军力量最单薄的情况，正确选择了作战首攻点和攻击顺序，避实击虚，打击周室联军军阵的薄弱环节，最终形成合围。第二，大胆采用了先进的战法。繻葛之战中郑军采用“鱼丽之阵”，使战车和步卒能够较好地配合协同，提高了郑军的战斗力，制囿于传统车战阵法、战术的周室联军只能处于被动的境地。第三，善后能稳，适时把握尺寸，见好便收。在战斗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明智选择停止追击，确保了战争的性质始终是自卫反击。这样既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又赢得了诸侯们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保有了军事上的胜利成果。
繻葛之战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对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政治上，从周王室的角度来讲，《史纲评要》的作者李贽指出周代王权衰颓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夷王足下堂，桓王肩上箭。”前者指周夷王为了表达对诸侯礼数有加，竟下堂去会见诸侯，违背礼制、混乱名分；后者正是指繻葛之战中周桓王被祝聃一箭中肩。繻葛之战的失败，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彻底宣告了周王室的没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周天子敢于率军与称霸的诸侯进行较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从郑国的角度来讲，繻葛之战胜利后，郑庄公对周天子态度，初具后世“尊王”的雏形，赢得了包括多年宿敌卫国在内华夏诸侯的拥护。第二年，北戎南下攻打齐国，齐国请郑国出兵，郑庄公派太子忽率军救援，大败戎师，这又有后世“攘夷”的规模。所以在周天子已经形同虚设之时，郑庄公的这些举措，使得郑国在整个华夏诸侯国中的威望进一步提升。
军事上，在繻葛之战中，周王室联军仍采用传统的左、中、右三军阵，而郑国则大胆采用“鱼丽之阵”的新战法。这种阵法，是在周代军阵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革新，“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将步兵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8]。这种革新，增强了车兵和步兵合作的密切程度，一方面可以使战车、步兵的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得战车、步兵互相保护、相互照应。这一次变革促使中国古代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1]《左传·隐公六年》。
[2]《左传·隐公九年》。
[3]《左传·桓公五年》对繻葛之战双方的布阵、决策以及战争经过进行了简要的叙述。
[4]关于鱼丽之阵的具体阵法，学者有很多争论。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引《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杨英杰在《战车与车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赵长征在《周郑繻葛之战与“鱼丽”之阵》（《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中均有不同论述，笔者此处采用蓝永蔚的说法。
[5]《左传·桓公五年》。
[6]《孙子兵法·形篇》。
[7]《孙子兵法·用间篇》。
[8]蓝永蔚、黄朴民、刘庆、钟少异著：《鼓角争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