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赵争霸（长平之战影响因素）

秦赵争霸简介

秦赵争霸：春秋时期，“兵学之父”孙武就曾说过：“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这一仗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催生出中国首个统一的大帝国。此篇主要剖析影响秦昭争霸长平之战的因素。

秦赵争霸过程分析——

一、三家分晋

话题还是先从“三晋”和长平之战有关的历史典故开始说起，时间上的起始点，是春秋晚期的晋国。我们从小就经常受到这两句话的反复教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此就要明确一点：“黄河流域”的范畴，要远比“黄河”更广袤。说得再详细点，就是黄河中上游的某些支流，对华夏文明的诞生、发展产生的作用，远超过干流。

发源自太行山中部、流经今山西省中部到西南部地区、在山西西南注入黄河的汾河，就属于这类典型。汾河中下游两岸河谷盆地的自然条件极为优越，堪称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晋西南的蒲坂（今永济）在上古时代是舜帝的治所，夏邑（今夏县）是负责治水的鲧部落和随后夏王朝的发源地。西周建国初年，周成王把同母弟姬虞封在晋南的唐（今翼城），这就是晋国的源头。

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国都曾迁移到绛、曲沃、新绛等地，之间距离不远，都处在临汾河谷盆地。晋国的政权基础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国君是与周天子同血脉的姬姓，比秦、楚蛮夷要高贵；几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过多次政治斗争，但励精图治的国君也层出不穷；还有一点就是，晋国具有其他诸侯国不具备的优越自然条件。

概括一个文明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无非是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等等随大流的泛泛之辞，这是任何文明发源地都必备的共性。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针对晋南这个地区，具体分析晋国的地理位置和领地内出产的资源，会发现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晋国的地理位置靠近西周的镐京（今西安市）和东周的雒邑（洛阳），处于中原核心地区；太行山系在整个山西省大致呈南北纵贯走向，晋南的汾河河谷是华夏民族活动地带，晋中和晋北是戎、狄、胡等等游牧狩猎民族活动地带，由北向南呈现游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活动地域过度，双方互通有无，商贾交流频繁。

（二）晋西南的曲沃、闻喜、垣曲等地产铜，交城、平陆产锡；由此扩大到整个山西，地下又蕴藏着丰富的铁和煤，为活动在这里的人类文明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提供必要的矿藏资源。

（三）就在晋西南的运城附近，有一个五千万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咸水湖——运城解池。作为一种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战略物资和受国家垄断专营的商品，盐的意义已无须赘述。任何文明都要建立在必须摄入食盐的基础上，而占据盐产地，除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以外，还可以建立以盐为硬通货的贸易渠道，其中的巨额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更让拥有者受益匪浅。解盐有超过四千年的采掘史，以储量大和产量稳定著称，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贸易方式就是交易食盐，直到明、清两朝，山西商人还利用政府的边地行商政策，换取盐引、盐票，靠贩运解盐谋利。

上述三点，还只是晋国晋南地区具备的一部分自然优势。当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配套齐全，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先秦人类的文明发展完全不受资源限制的负面影响，相反，他们还有富余物资同外界进行交换，产生最原始的商品经济。物资的相对充裕促成财富的积累，财产观念的形成又促使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到有阶级分化的世袭封建国家。颇有盛名的“晋商”并非在明清两代才出现，早在春秋时期，居住在晋都绛邑的大富商就“能行诸侯之贿”，具备富可敌国的财力了。本文在一开始就强调晋南地区的特征，是因为后续文章所讲述的内容，就是这一地区及其周边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大致200年里发生的故事。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春秋晚期的晋国，其版图已经占据今天山西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分、河南省的中西部和陕西省的东部，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天下无出其右。春秋时期，晋国还是秦国向东发展的拦路石。有个成语叫“秦晋之好”，典源来自于秦穆公与晋献公到晋文公三代四君之间的政治姻亲关系。“好”只是后人补上去的一厢情愿，两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实在算不上多好，矛盾重重倒是真的。三百多年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有头脑清醒的人士指出，“完璧归赵”的制造者蔺相如就在秦庭上当众打了秦昭襄王及其老祖宗秦穆公的脸：“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果不其然，晋文公一死，秦穆公就想趁机东进，派军队袭击郑国，与晋国邀战于崤山，惨遭失败，向东拓展的野心被暂时击碎了。

春秋中期开始，晋国国君公族日渐式微，权利被异姓世卿大夫逐渐把持。公族与异姓世卿这种权利的彼长此消，不是短期内通过激烈形式爆发的，而是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相对平缓的渐变（约公元前621年——前403年），在晋国国力基本未损的前提下，实现了寄生者对宿主的蚕食。公元前403年，历经晋国异姓公卿之间残酷的吞并争斗，整合存留下来的韩、赵、魏三家世卿被周威烈王封为侯，即“三家分晋”。这三家也因此被称为“三晋”。有后世史家就以这一事件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割点。

晋国的家底太雄厚了，尽管被三晋瓜分且各自的实力还不弱。三晋中，韩、魏所处的位置堪称优越——魏国第一个都城安邑，就是夏朝的国都夏邑，也是晋国的核心地区；魏国东迁后第二都城大梁（今开封）和韩国的南部领土，曾经是商朝的统治中心地带；两国中间又夹着东周天子的雒邑。魏、韩两国是当时华夏文明的中心，名副其实的“中国”。相比之下，赵国就属于偏远地带，因此，赵国初期的国君急不可耐地把都城从晋阳迁到华北平原南部、黄河北岸的中牟。

三晋的初代君主都是从公卿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政治素养都相对成熟老练，没有庸主。区别于其他老牌诸侯国，他们的贵族身份原出自晋国世卿，政治资历低，更容易放下身段；三晋建国历史短暂，政权结构就相对简单，来自老树盘根一般的权势贵族的政治积弊较少。因此，三晋在战国初年的表现非常抢眼。

三只鬣狗分食野猪余温尚存的肥壮尸体，原则不碍乎两条——“肉次肉好，肉多肉少”，他们在分食晋国尸体的同时，还积极向外拓展。如果把公元前370年三晋的领土合在一起，比原来晋国的版图又膨胀了，分割和扩张的势态大致如下：

（一）韩国满足于前一条，分到了河内郡、上党郡东部、河东郡东南部和靠近周室雒邑的周边地区，又和魏国一起向南蚕食楚国、郑国和东周王室在雒邑周边的领地，把楚国的势力从黄河岸边向南一直驱逐到汉水流域，随后又在魏国的策应下攻灭郑国，迁都新郑，设立三川郡、颍川郡和南阳郡。韩国国土大致是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西部，领土开发成熟，人口密集，但领地促狭，被夹在魏、楚、秦三国中间。

（二）赵国满足于后一条，山西晋中、晋北，华北平原都是赵国的领土，面积大，但相对偏远，版图内混杂着好几支游牧民族势力，还有中山这么一个肿瘤似的国中之国，赵国最初的几代国君急于向中原发展，在中山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就迁都中牟，向南进攻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卫国。此举引发魏国的警惕，作为原晋国公卿，赵魏两家在战国初年的扩展中产生冲突，最先翻脸，兵戎相见。

（三）魏国把两条都占全了，他的领土是原来晋国在汾河流域下游的核心地区，在此设立河东郡，此外还有部分河内郡、上党地区的西部、崤山以西的西河郡（今天河南三门峡以西到陕西大荔临潼一带的关中秦川东部平原）、黄河以西的上郡（陕北东部）和河南中东部的汝南郡、上蔡郡。魏国版图广阔，地域富庶，人口众多，凭借从晋国继承下来的丰厚家底和李悝、吴起一干文武君臣的悉心调治，西击秦东压宋、北阻赵南伐楚，四面出击还皆有收获，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不足的是，领土过于散碎，魏韩两国的领土星罗棋布，互相交错接连，不利于强化统治。

三家分晋，还预示了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转变。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这段时期，社会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剧烈扭转。新的处世哲学和治世理念，否定、抛弃了周朝的贵族礼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向法家大行其道、尝试加强中央集权的模式发展。

春秋时代，持有政治抱负的强国国君积极参与诸侯国之间的群雄纷争，产生了著名的春秋五霸。强势诸侯的政治诉求是称霸，而不是称王、称帝，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一个叫“周礼”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束缚。《周礼》相传是西周初年由周公旦创制的，周公本人就是一个绝佳的道德楷模，他以周朝的分封制为基础，通过制定《周礼》，将从周天子开始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政权结构，宗法制度、礼仪典章甚至日常生活标准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条律化规定。作为一部成文归类的完整道德体系，《周礼》要比道、儒、法、黄老等都要早，统治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六百年之久。

春秋五霸从齐桓公开始，依次有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以及楚庄王，他们都拥有周天子基于《周礼》授予的贵族头衔。诸侯成为霸主的道德前提是敬重周室，遵守《周礼》；对“不义”和“兴义”的判定标准是，对方是否做到了尊奉周天子。霸主在自己主导的诸侯会盟中，把自己打扮成尊重天子的典型，同时指责被讨伐对象犯有怵逆《周礼》的言行。蜗居于雒邑的周室虽然寒碜，但却被诸侯架在肩膀上当傀儡，享受着表面上不容侵犯的显贵形象。

从春秋中期开始，国家兼并出现加剧趋势，势力强大的诸侯和卿大夫们也就心生了抛弃周室、甩开《周礼》桎梏的念头，有些胆大妄为者已经尝试挑衅周礼制度的约束。五霸里的楚庄王，著名典故“问鼎”就是他对周天子野心外露的表现。这个“王”的头衔是楚国自封的，不仅在楚国以外得不到认可，还饱受天子的责备和诸侯的攻讦。

随着周室无可挽回的衰微，越来越多的诸侯都表现出对天子不逊、对《周礼》不遵的言行。他们同时意识到：要想给自己愈加猖狂的僭越言行进行美化粉饰，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新的治世理论来取代旧制。强势诸侯和世卿们希望看到符合自身政治需求的新社会价值理论被提出和完善，并让这套凌驾于周礼之上的新道德标准为自己贬抑周天子、实现帝业的雄心提供理论依据。但大家都还遮遮掩掩，扭捏作态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用今天普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事物为例加以形容——诸侯就是某个行业里占有市场份额优势的少数几家大生产商，天子就是商务部的平庸官僚，《周礼》就是反垄断法，因为后两者的存在，前者无法吞并所有的小生产商，他只能在行业委员会里给自己树立一个领导市场的权威地位，还要施舍给小生产商一点小恩小惠，以此做样子给有关部门看，表示自己不会独占市场触犯反垄断法……

在这里就产生一个有意思的题外话：为什么春秋末年，已过天命之年的孔子与众弟子周游列国，却始终不得志？就因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孔丘强调仁爱、重德，反对苛政，还总是感叹“礼崩乐坏”，呼吁恢复《周礼》古法。他鼓吹的这套理论虽然把他自己塑造成了道德模范，却与当时列国国君的政治诉求背道而驰，在强国没有市场。因此，孔子在周游过程中，受到所至各国客气却冷淡的对待，他的主张始终推销不出去。套在上面的这个例子里，孔老夫子后半生做的事，就是到各大生产商家里去工作，让他们积极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深入贯彻学习反垄断法。商家们对这位不请自来的普法宣传员表面上都很客气，但心里巴不得他赶紧抹屁股走人。

公元前493年，也就是孔丘和他的弟子正“累累若丧家之犬”周游列国时，已经衰微无力的周室又发生“单氏取周”——远枝的姬姓单氏取代了近枝的姬姓刘氏。“单氏取周”及之后东周王室的分裂，给各强大的诸侯国甩开周天子提供了人为的便利条件。到了战国，变革的关键点出现了，以李悝在魏国推行的变法为标志，《周礼》正式被法家改革者废弃，不讲礼改讲法了。战国中后期，又发生“五国相王”和秦、齐两国的短暂称帝事件，诸侯们彻底抛弃了周天子的权威。法家最先在魏国推行的变法随后又被秦、楚等国纷纷效仿，最终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改革趋势。

既然道德标准和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剧变，国家的外交和国防策略也要跟着一起改天换地。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推行，必然会促使外交方针、军事谋略、军备建设和战争方式也发生变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强国的政治诉求，已经从春秋时代追求在诸侯中建立盟主地位的“称霸”，变成了战国时代直接武力吞并他国的“争天下”。战国时代的国家为了适应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必须要政、军配合，进行国家资源的开发、调配（由社会变法家完成），军队的编制、战争的决策（由军事改革家完成），这点成为战国时代最明显的国家特征。

春秋时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家，基本还只停留在兵谋的层次上，国谋和兵谋混沌不清。到了战国初年，“兵圣”吴起建立起更加前卫的军事理论，国家内外有养民驭兵之分，对外有战略战术之分，各自还有谋、韬、交、兵之细分，国家战略上的“国谋”和具体战争中军队调动部署的“兵势”进行区别和配合……中国至晚从战国初期，对战略和战术就有明确区分的研究总结和实践，并逐渐形成严密成熟的理论。这一整套的系统理论，也为后代兵家奉为经典。

战国时代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出现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晋国衣钵的魏国，其中原委绝不是偶然的。三晋皆出身于晋国的世袭世卿，他们的存活得益于《周礼》规制下的分封制，这是尊奉《周礼》的行为；他们的壮大得益于他们敢以下犯上，这又是忤逆周礼的行为。黑白通吃，用强硬手腕扭曲道德标准，因此，三晋能更深刻地意识到分封制对集权制的悖逆，认清享有封地的世袭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寄生弊祸。发生在晋国国内持续两个多世纪的这场世卿争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战国诸侯兼并与争雄的一次小型彩排——晋国的解体，是春秋走向战国整个历程的缩影。

相比位置偏远的赵国，魏国地处中原，易于吸引人才；相比国土有限的韩国，魏国的强大国力便于给人才提供优厚待遇和施展平台。因故，我们可以看到魏国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代表人物用亲自实践和总结成明文条律的方式，将抽象的思想苗头变成摆在眼前的既定事实。文治有李悝废除世卿世禄制，著《法经》，用成文的律法严苛治国，以条例来管理运作国家的行政与经济运行；武功有吴起与诸侯历七十六战而不败，被后世视为与孙武并重的一代兵圣，让后世历代兵家有“孙吴在世”的美赞。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还是成语典故的主要产生时期，诸多脍炙人口的风趣故事就在此时定型并流传后世，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重视人才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曾出现过摆出谦卑恭敬的姿态招纳天下人才，以图实现强国目的的贤君。

在中国历史上，由贵族门阀势力把持政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直到北宋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后，才实现寒门与朱门在同一体制下入仕为官相对平等的晋身机制。但是上溯千余年，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这些成语典故中，就能让人挑拣出一大堆从门客、游侠、农户、刑徒，甚至战俘和奴隶身份出将入相的千古名臣，其中不少人和他们的事迹还名彪青史。受国与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影响，各国都对人才产生了迫切需求，导致阀阅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不拘一格降人才”得以部分实现。当时社会风气既有强调“世家”的贵族文化，也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草莽文化，重视门第的唯出身论和重视才干的不唯出身论并行于世，里面既有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也有贵贱阶层之间的相互利用。

我们今天还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先满足物质需求，再满足文化需求。”放到两千两百年以前，这就是一个难以站住脚的悖论。战国是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最活跃，各种社会学派并立，受政治因素干扰最微弱的“文化黄金时代”。整个战国就是处在大分裂状态中的乱世，尚未出现高压中央集权和严苛的文化专制，因而社会文化思想极端自由，绝少受到铁腕压制，这是这个时代能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从未有思想家因为其坚持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被统治集团视为异端，并因此受到政治迫害的事例。

正是在这种已然废弃《周礼》旧制，又没有出现批着新外衣所谓“正统文化专制”的宽松社会氛围下，才会出现张仪连横，苏秦合纵，吴起在魏国不顺还可以出走事楚，燕昭王拜魏人乐毅为将，以火牛阵击退燕军的齐将田单还可以去赵国拜相封君……让战国时代具有灵活多变的外交活动、文化互通和跨国人才交流，让有能力有头脑者实现个人价值——这些人可以采取纯粹的务实主义作风，哪怕是有才学但无德行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实现抱负（吴起就是一个典型，他有明显的人格缺陷，是道德混蛋和军事奇才的混合体）。

二、楚齐衰落

从强调周礼到法家治国，从分封制到郡县制，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年才告完成，中途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攻，有进步和反复的交替，还有吴起和商鞅的惨死。

战国初年，魏国西部国境拓展到关中平原的河西地区，设立了西河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中，吴起指挥魏军，曾创下击败十倍秦军的胜利，这是魏国军力最强盛的时期，秦国被魏国打压得毫无还手之力。然而，魏武侯在位后期听信谗言，吴起出走楚国。几年后，吴起就指挥楚军北上攻魏，参加了当时有赵、魏、齐三国参与的侵卫战争，并在州西击败了魏军。魏国武力上行的顶点从此就过去了。公元前370年，魏武侯身死，魏国发生政权交接危机——魏罃和魏缓争位，魏缓出逃赵国，魏罃在大夫王错的支持下出奔上党。

争位事件发生时，魏国大夫公孙颀跑到韩国游说韩懿侯，建议趁机伐魏。逃到赵国的魏缓也请求赵国出兵帮他夺位。韩赵联军先在魏国东境击败魏军，再向西，在临近魏都安邑的浊泽再次取胜。魏国在军事上失败。

在这次魏国的君位之争和随后的浊泽之战中，上党——长平之战的发生地开始出现了。联系上文，从字面上看，此时的上党是魏国领地，但要注意：上党不全是魏国的。这里要澄清一个易被忽略的事实：在秦国灭亡赵国以前，上党地区从来没有归属任何一个国家。战国初期，这个地区被韩、魏两国呈大致南北两块分别占据，有魏上党和韩上党之分；若干年后，该地又被赵、韩两国分割。三晋控制着各自占据的上党地区，也设置了各自的上党郡。类似的还有函谷关东边的河内郡，在战国初年被魏、韩两家分割，分别设有魏河内郡和韩河内郡。

后来的战乱和焚书，没有给后人留下战国时期各国经济、人口、物产和军备筹划方面的详细数据资料。但后人还是根据《史记》、《战国策》和《竹书纪年》中对有关事件的记载，发现了一些对比依据。公孙颀游说韩懿侯，原话中有如此内容：“魏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罃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此时魏国虽然军力开始下行，但整体上还保持着魏武侯晚年的强盛势头，州西之败对国力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公子魏罃据守了魏上党就相当于占据了半个魏国，可见上党的富庶程度。

大约九十年后，即长平之战发生前后的魏安厘王时期，魏国早已衰微，河西、河东两郡也早就成了秦国的领土，但因为对韩国有特殊的相处位置和外交关系，安厘王依然对上党有所意图——“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

魏国的权位之争以公子魏罃——魏惠王胜出告终。惠王在位时，魏国战略重心发生转变。他平生主要做了两件事：迁都和易地。

鉴于州西之败和浊泽之败的教训，惠王认为魏国东部地区是国防的薄弱地带，他把视线转向东方，于公元前361年，将首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开封）。鉴于魏国领土的星罗散碎，他又与韩、赵提出交换领土的建议，并得到两方的回应。三晋异地的过程，大致如此：

（一）魏国先用上党郡换取韩国的颍川郡和三川郡的部分领土，使新都大梁周边的地域得到扩充，具有战略缓冲区，随后又开挖西北——东南走向的运河“鸿沟”，联通了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表面上看是改善了大梁的交通状况，实际意图是针对东南的宋国和南方的楚国。

（二）魏国将位于晋中的榆次、阳邑交给赵国，同时将赵国的都城中牟收入自己版图，又向赵国交还了邯郸，使赵国正式以此城为都。

（三）三家分晋后，魏国还在西上党的沁河河谷，给晋国国君保留了一个可怜的封地端氏城，赵国在公元前349年将公室从端氏强迁到东上党的屯留，又与韩国合谋杀掉晋国最后一位国君静公，公族绝嗣。赵国凭此占据以长治盆地为主的东上党，形成赵国的东上党郡和韩国的西上党郡。

（四）韩国把自己控制的部分南阳郡和全部三川郡割让给魏国，魏国把自己控制的河内郡割让给韩国。

如此易地的结果是，韩、魏两国的版图都成了中间细、两头粗的哑铃，交织成一个十字架——魏国是东西方向的横轴，韩国是南北方向的纵轴，十字架的中心是不能易地的雒邑，即东周王室最后的保留地。

处于中原、被列国环伺的魏国，很容易陷入顾此失彼两线为难的境地。与韩、赵国易地，又使魏国领土形成重东轻西的格局。如此情况下，对周边邻国采取远交近攻或者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才比较合理，但是很遗憾，好大喜功的魏惠王在他随后五十多年的统治时间内，对西边的秦国采取守势，在东方却与赵、韩、宋、齐展开一系列战争，虽好战却不能胜战，还把邻国全都得罪了。与赵国胜多负少，与齐国却接连遭到桂陵、马陵两场大败，魏国的军力再度受损。

就在魏惠王如此折腾时，同时代的秦孝公与卫人商鞅开始推行完全效法魏国的变法，并趁魏惠王与东方诸国征战不休，魏军无暇西顾的时机，向东进攻魏国的西河郡。秦军在这个地区数次击败魏军，还一度出崤山攻占魏国旧都安邑。至魏惠王晚年，秦国凭借武力夺取西河郡，占据天险函谷关，迫使魏惠王把西河郡和上郡全部割让给秦国，魏国势力被彻底逐出黄河以西的关中地区。秦国反夺回河西之地，使安邑和晋南河东郡隔黄河与秦国接壤，魏国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带，同时还刷出战国时代若干“第一”：魏国第一次大面积丧失领土；关东列国首创割地贿秦换取停战讲和之举；秦国在战争中开始以大规模坑俘杀降的方式，削弱对方人口基础和战争潜力——都知道世人对秦国有“暴秦”和“强秦”两种评价，先有暴后有强。

秦孝公之子秦惠王，他将商鞅车裂处死，却延续了商鞅所施行的改革。秦孝公与惠王父子两代人尽得河西之地，又以张仪、司马错灭蜀吞巴。尽管如此，也并不凸显秦国的强势。因为相近时期内，东方的齐、楚、赵三国也各自出现雄主，齐国败魏灭宋攻燕，楚国灭越驱巴攻齐，赵施行胡服骑射……

后世的文人史家评述这段历史，经常在“秦”前面加个“强”字做前缀，恐怕这是因为作为后人的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天下最终走向何方，没人能准确预测。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加以佐证：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们是在此时开始游走于列国的，如果关东六国都意识到秦已经强大到一枝独秀的水平，张仪的连横就推销不出去，正因为当时秦、魏、楚、齐等国君主都觉得天下是列强并立，自己实力不弱，便没把秦国当成最大对手，如楚怀王、魏惠王都信心满满，所以才让张仪得志。

总而言之，公元前4世纪天下大势的走向，是从本世纪初的魏国一家独大，三晋扩张，变成世纪末的魏、韩中衰，秦、齐、楚、赵奋起直追。

时间进入公元前4世纪末和前3世纪，这是战国时代最后的一百年。仅仅是在公元前310~前280年的三十年里，战争爆发的规模、频率和残酷程度都急速加剧了。强弱对比的转折点也在这三十年快结束时出现了。短期内天下大势的剧烈变化，恰好说明这种此消彼长的走势不是匀速线性变化，而是经过前期的缓慢积累，在后期呈现几何数级的攀升。

我这种说法很抽象，不好理解。恰好写到这段之前，我刚收看了重播的索契冬奥会那场引发若干谈资的速滑比赛。突然感觉可以把这件事拿来打比方：浩浩荡荡的战国，类似长距离速滑比赛或夏季奥运会的中长跑项目，选手们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稳定在前后不一的若干集团中，超不远也落不下，没有谁一枝独秀，到最后一两圈才是关键，冠军会在最后几百米奋力加速，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战术，也都会在冲刺阶段使出来。

公元前313年，秦国凭张仪的讹计蒙蔽昏聩的楚怀王，唆使齐、楚断交，再击败楚军，斩杀八万人，汉中盆地为秦国所得，同时还获得了可以取丹江东下攻楚的汉东上庸要地。前293年，白起在伊阙击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这是长平之战前，秦军在战场上杀人的最高数字。战场上的失利，迫使韩、魏两国再次做出割地换和平之举，两国分别将韩国武遂（山西垣曲）、魏国河东郡割让给了秦国。公元前286年，魏国更是连旧都安邑都拱手让给秦国了。

在魏国，这次战败割地使魏国丧失晋西南的旧土，老窝被别人夺了，领土向东收缩到晋东南的偏隅和以大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在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经常被称呼为“四塞之地”——关中，是指渭河盆地的平原；四塞，是指环绕这个盆地四个方向上依险峻山势修建的关隘。函谷关就是四塞中位于东方的要塞，如今，四塞已经尽在秦人的掌握中，形成了一个环绕八百里秦川的天然大城池。控制险绝关隘的秦军可随心所欲地兵出关东，实现三百年前秦穆公的奢望。

这些贿秦事件给关东六国造成的遗祸是：这次贿秦的武遂与河东郡，即本文开头着重讲述的晋南地区，包括解州池盐在内的丰富物产，从此全部成为秦国的囊中之物。秦国的四塞之地一下子拥有了两块膏腴之地，再加上之前征服的巴蜀，以绝对强大的国力把关东六国甩在了身后。

正如量变累积产生质变，秦军在一系列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使秦国具有了战略优势。

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概念，是四通方圆为宇，古往今来为宙。这是人类基于朴素的感知、用最简单的原始哲学总结出来的时空观，但也足以称为浩瀚无涯。对此没必要、也没精力全盘悉知，但一定要找出历史进程中那些特殊的、关键的转折点和酝酿转折趋势的源头。放在战国时代的晚期，这个拐点就出现在公元前280—前286年——前286年，魏国献河东及旧都安邑之地贿秦；前284年，燕国乐毅伐齐；前283年，赵国“完璧归赵”；前280年，秦军分两路攻楚，破楚都郢城、焚楚陵，楚国被迫东迁远避……就这么短短六七年里，战国后期的几件大事接连发生，魏、齐、楚三个东方强国迅速衰败下去，秦国独大的局面形成。关东六国里，只有赵国暂时还没有伤筋动骨。

这次割地贿秦已经影响到赵国。赵国版图的西部在晋中地区，南侧就是河东郡，魏国割地之后，赵国的晋中和韩国的上党郡直接暴露在秦军面前，给二十多年后长平之战的爆发埋下伏笔。

在相关史籍里，秦、赵两军发生交战，早在秦惠王时期就多次出现过，但交战性质主要是赵国帮助魏国抵抗秦军对河西地区的进攻，以及履行关东诸国“合纵”制秦的军事行动。

秦军第一次攻入赵国领土是在公元前351年（赵成侯二十四年），“秦攻我蔺”（《史记·赵世家》）；随后，公元前328年，“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公元前316年，“伐取赵中都、西阳（今山西省平遥周边）”（《史记·秦本纪》）；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上述四个记录中，蔺城（今山西吕梁）三次遭到秦军进攻，两度被占，说明赵军在此防御薄弱，秦军攻占也不能长期固守，双方处于拉锯状态。

之后二十余年，史籍里未出现秦攻赵地的纪录。但是到了公元前288年，秦国对赵国的外交挑衅以及秦军对赵国本土的进犯再度频繁起来。公元前288年，“秦取梗阳（今山西清徐）”；前283年，著名典故“完璧归赵”发生；前282——前281年，白起攻赵国兹氏、祁、蔺、离石，这次，秦军攻下这些城池就开始固守，并迫使赵国将公子赵郚送到秦国当人质；前280年，白起攻上党光狼城；前279年，因秦军顺丹江东下发动对楚国都城郢的作战，为防止赵国应援楚国或采取对秦国不利的其他行动，秦国主动向赵国“示好”，秦昭襄王邀请赵惠文王相会于渑池，让蔺相如再次流芳扬名的“渑池之会”发生了。

秦军在前一个时期攻下赵国蔺邑而不可守，现在白起攻下蔺邑可以守之，原因何在？这既与地理问题有关，也与两个时段列国的不同形势有关，具体可以总结成两条：

首先，公元前351——前313年发生的几次战争，是因为秦军频繁入侵魏国的河东郡和上郡，赵国曾派兵助魏抗秦，秦军就从位于上郡的固阳（今陕西延安之东）出兵，东渡黄河，延中川水攻占蔺邑。当时蔺邑并不是秦与三晋较量的要害地区，在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与赵国关系紧密的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占领蔺邑的军事意义和战略价值微不足道，防御成本和风险却非常高。因此，秦军比较明智地将这几次军事行动定性为针对赵国的“惩罚性进攻”，打下来不守，达到“给你点颜色看看”的效果就可以了。但是到公元前282——前281年，形势变了，白起直接从原属魏国的河东郡逆汾河北上进犯晋中盆地，攻下兹氏、祁，踹到了晋阳的南大门，第二年再出固阳东渡黄河占据蔺、离石，就是自南向北和自西向东两个可以互相呼应的方向进犯赵国的晋中平原，难怪赵国的反应那么紧张。

其次，就在公元前284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赵惠文王十五年），战国后期的一件大事发生了——乐毅伐齐。在这场战争中，齐国的国力被严重削弱，东方大齐国与西方大秦国原本分庭抗礼的局面结束。燕国也只是回光返照式的短暂崛起，随着燕昭王的死与乐毅遭罢职，又重归三流国家的沉寂状态。齐、燕两国远在东方，与秦国不接壤，在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中，属于应怀柔笼络的对象。秦国的如意算盘是，与他们同时保持连横外交，在自己以武力对抗三晋和楚国时，让两国发挥干扰和牵制作用。秦国并不希望看到两国发生战争，更不希望两国发生大规模的持久战。因此，秦国对乐毅伐齐的态度非常复杂：齐国遭到削弱，借别人之手打击了一个未来的潜在对手，他乐见其成；齐国遭到过分削弱，被打得几乎亡国，且燕、齐交兵数年不休，赵、魏、楚三国趁机占齐国的便宜，攻占齐土……在秦国看来，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燕国在开战前也组织了军事联盟，乐毅以燕军为主力，合“五国之兵”伐齐。联军中，赵、魏是真心积极参与——这可是占便宜的大好时机，不能错过了。就连没参加联盟的楚怀王，也打着协助守土的借口，派兵进入齐国南疆“救援”齐国。反倒是作为燕国传统盟友的秦国，表现得则完全像在打酱油——秦国以口头声援为主，利用赵军积极东进伐齐的机会，主力却从河东郡北上，频繁进攻赵国晋阳一带的领土，并对赵国进行外交挑衅。

公元前283年，就在乐毅大败齐国的时候，远在西方的秦国不甘寂寞，主动向赵国提出联合讨伐韩、齐两国的倡议。齐国闻听此讯，派出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胞弟、同样以卖嘴为生的说客苏厉到邯郸进行外交斡旋，试图劝阻赵国停止对齐国的攻势。

在邯郸，苏厉开口就给赵惠文王分析天下大势，其中有如此内容：“秦赵与国，以强征兵于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闲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于此。愿王孰虑之。”

把苏厉的话翻译成通俗语言，大概是以下意思：

秦国联合你（指赵惠文王）进攻韩国，你又趁燕军攻齐的机会讨伐齐国，你以为秦国联合你就是看得起你？你以为你进攻我们齐国，你就能在关东六国里拔头份啦？……韩国丢了三川郡、魏国没了河东郡（即“魏亡晋国”），看上去似乎还没轮到你赵国头上，可大祸已经离你不远了！现在你赵国和秦国联合欺负韩国，又打算趁机侵夺我们齐国，不久的将来，秦国也会和燕国连横，你赵国也是同样的下场。秦国的上郡还紧邻你赵国晋北的榆次，到时候羊肠道以西的晋北也会被秦军夺取。三川郡在上党的西南、河东郡在上党的西边、河内军在上党的南边，灭了韩国和周室，秦军可以从这三个郡三个方向同时进犯上党……

战国时代的这些纵横家们凭口舌之利行走天下，游说列国君王，说话的口气和内容都特别讲究，张嘴就是“夫今天下”云云，给人感觉完全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全局观，仿佛他们天生就是该去联合国任职的国际主义者，分明是替别人来游说你的，却装出一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样子。实际上，他们不仅翻云覆雨、颠倒黑白，还常常给人下套，诓骗听者往套里钻。不听他们的可能会吃点亏，全听他们的一定会吃大亏。

苏厉的话虚实掺杂，需要辨析真伪——其言辞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对秦、赵双方战略形势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析，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从中还能看出他在这些方面用心研究过，有很深刻的理解。但他毕竟是站在齐国的立场，不可能真心实意替赵王着想，谈话结束时就露馅了——他开始切入赵惠文王的软肋，给对方灌输唇亡齿寒的道理，要求赵王不要过分削弱齐国，对赵国在燕国伐齐期间的举动深表遗憾。

赵惠文王用言行不一的方式，给苏说客和齐国泼了一盆冷水。《史记·赵世家》记录了赵王回应苏厉的言：“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赵国谢绝了秦国邀请他一起攻打齐国的请求。）赵国承诺不会和秦国联合攻齐，可是没承诺不会独自攻齐。赵惠文王回应苏厉的行，是扩大了进攻齐国的规模，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廉颇，就是在随后几年领兵攻齐的战争里积攒下了功勋。

秦国频繁进犯赵国晋中时，赵国还在大举伐齐。有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在赵国身上十分恰当——西边被秦国抢去的，便试图从东边的齐国身上找回来。

根本用不着苏厉提醒，赵国对秦国已经看透了，秦国提出共同伐齐本来就是虚与委蛇，全无诚意。既然苏厉打着这个幌子来邯郸游说，正好卖给他一个不值钱的顺水人情。燕、赵、魏、楚四国一起打击齐国，不仅是因为齐国是秦国准备安插在他们身后的一个盟友，更因为齐国已经是一个激起天下众怒的“公害”。当时，齐国外交处境非常被动，秦国只好先隐藏住对齐国遭到过分削弱的担忧，对关东诸国伐齐的举动表示赞同。

苏厉竭力打出“合纵”的旗号讨好赵王，但他无法让这位听众忘记齐国过去反复无常的嘴脸。公元前301年，齐湣王继位，他是继魏惠王、楚怀王之后，战国时代第三位以好大喜功闻名于天下的君主。当时，齐国的国力处在巅峰状态，他积极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干预韩国王位继承；趁楚怀王被秦扣押的机会讹诈楚国领土，因秦国从中干预未果，迁怒于秦，组织韩、魏两国连横伐秦；挑唆中山对赵国发难；与秦国在东西两方遥相称帝，引起其他五国紧张；然后又冒诸国之大不韪，发兵灭宋……此人在位十七年，言行无常，鼠目寸光，还贪图小利，把周边国家挨个全都得罪了。明初名臣刘伯温曾在《郁离子·象虎》里这么评价齐湣王的人缘——“取燕灭宋，遂伐赵侵魏，南恶楚，西绝秦交，示威诸侯以求为帝”——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政绩。

在战国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君王里，齐湣王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无论连横还是合纵，在他嘴里都只是拿来遮羞的幌子，稍有风吹草动就翻脸，毁约败盟更是家常便饭。

在乐毅伐齐的次年，走投无路的齐湣王被带兵来“援助”齐国的楚将淖齿所杀。苏厉这次见赵惠文王，对齐湣王以前的斑斑劣迹既不表歉意，又无悔过之心，而是一概避而不谈，还装出一副可怜相，对赵王大讲唇亡齿寒的道理。赵王要傻到什么份上才会相信这些鬼话？

赵国没有忘记齐国过去的丑态，对秦国那套如意算盘也猜得比较透彻，因此，伐齐就带有指桑骂槐的含义，打的是齐国，疼的是秦国。苏厉借唇齿关系来劝告赵国，但是处在赵国立场上，齐国是秦国的帮凶。被赵国以唇齿相待的是魏、楚两国，赵国一直努力与这两国建立军政同盟，这是赵国一个已经坚持二十余年的战略政策，其最初的规划者，就是赵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英主——武灵王赵雍。

三、赵王难裁

如果，谁回顾赵国时，是一副感叹赵燕慷慨悲歌的情调，或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抒怀，谁就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从一开始就放射出了同情弱者的偏颇心态。如果从站在中立的角度看，赵国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还是晋国世卿时，赵氏先祖就有“简襄之烈”，晋阳两度被围。赵简子与赵氏小宗邯郸氏的一场争斗，引发了持续八年的六卿之乱；赵襄子是“三晋灭智”中的主角，得胜后把“智伯”荀瑶的脑袋砍下来，用头盖骨做成首爵。赵国以军国路线立国，尚武好战是国家传统，杀绝晋国公族这种事，更能看出赵君的心狠手辣。若是比野心，赵君和秦君不相上下；若是比心黑，秦君还稍屈下风，基本上到秦惠王和秦昭襄王时期，秦君的厚黑程度才超越赵君。

但是，赵君心黑有余，心计不足；野心不输秦国，国力不如秦国。前文中已多次交代，从赵烈侯立国，赵国就渴望南下争夺中原，被魏、齐两国阻挡在漳水之北，过不了黄河。赵国与魏国，一向亲疏间或，龉龃不忿。

在武灵王赵雍之前，赵国也是墙头草一样的表现，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不定，孰敌孰友搞不清楚，对外关系更是一团糟，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国家战略规划。当时，赵国留给其他诸侯国的印象，比齐湣王好不了多少。公元前326年，赵肃侯身死，除韩国外的其他五国都不怀好意地派兵来邯郸“吊丧”，打算趁机把赵国大卸五块，可见赵国国际处境之险恶。

赵雍继位后，一改赵国重南轻北的战略格局，转为向北拓展，外部局面开始扭转。今天世人评述武灵王赵雍，立即就和“胡服骑射”挂上钩。但要注意一些细节：早在春秋时期，当时还是晋国世卿大夫的赵盾（经典名剧《赵氏孤儿》中的历史人物原型），就是随晋文公重耳一起流亡的赵衰娶狄女所生；几代人之后，开创“简襄之烈”的赵襄子也是由翟女所生。赵氏宗主和北方胡族曾密切交往长达两个世纪以上，然而到了赵雍时才推行此策，他的老祖先怎么就没想到？赵雍在位前后三十年，正式推行胡服令已经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他在干嘛？

这些问题表明，在武灵王十九年，赵雍可能受到过强烈的刺激，使其政治立场和施政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他驾驭下的赵国国家战略规划，也以此时间点为准，发生了转型。

赵雍统治赵国的前半阶段，对内对外都没有拿得出手的作为，整体表现就像他名字的发音——“庸”。大致在武灵王十五年和二十七年前后，两个说客先后来到邯郸，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分别对赵雍说了些内容有天壤之别的言辞。赵雍听了他们的话如同醍醐灌顶，突然开窍了。

这两个口舌之士都是当时天下闻名的纵横家，一位叫张仪，另一位叫陈轸。

纵横家大多是没有坚定政治立场的机会主义分子，谁重用就给谁出谋划策，“给奶就是娘”是他们的处世原则。张仪一开始也没立志要帮秦国搞连横，他在魏国不受重视，在楚国还被当成偷和氏璧的贼，差点被打死，失望中去了秦国，却得到秦惠王的欣赏，终于找到施展平台，从此成了连横家。陈轸更是如此，合纵连横他都参与过，不幸的是，他一辈子没遇到识才的明主，没找到政治靠山。

赵武灵王十五年，已经是秦国勋臣的张仪，进行了自己人生落幕前最后一次游说关东列国的行动。《史记·张仪列传》记录下了这次对话的内容。在赵都邯郸，张仪一张嘴便开门见山地说：“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人语言之多诡、内涵之复杂的言论，从措辞口气上看是极其谦恭的柔肠剑，从内容组织上看是剜肉见血的剔骨刀，合起来就是对赵雍的一顿“捧杀”：

“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以当时赵国的国力和影响力，根本不至于让秦国怕到十五年不出函谷关的地步，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秦国主要经略南方的巴蜀和东南的楚国，行军路线是穿越秦岭，延丹江、汉江向东南直下或出武关，用不着出函谷关进犯三晋。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这些事本是秦惠王已经做了的和准备做的，现在全都刻意和赵武灵王扯上关系。把分明不属于这个人的成就，故意扯到这个人身上，而且结合上下文，言辞又那么乖张，夹枪带棒，其实是在挖苦、寒碜武灵王，向他示威。

而后，张仪话锋一转，开始用最直接的语言对赵国进行武力讹诈：“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秦军准备打赵国了，我现在把秦军计划的行军路线都提前告诉您，到时您可不要怪我张某人，别说勿谓言之不预。

再看张仪使用的称谓——“敝邑秦王使使臣”——在别人面前表示谦逊客气时，才使用鄙、敝、卑、愚、不才等谦词，他明确表示自己是秦国使臣，是为秦惠王说话办事的。

邯郸，是张仪这次周游关东列国的倒数第二站。他此行对列国国君说话，都是这么一副既风雅客套又嚣张跋扈的口气。四百年后，有个更著名的人说了风格相似的言论：“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由此可以大见小，平时人们都会和别人发生矛盾，难免言辞相讥，凡是装横犯混撒泼打滚只会虚张声势的，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外强中干之辈，不用太在乎；说话特客气，用辞还很隐晦的，可得倍加小心了。

张仪敢有此言行，关东诸国君还听他的话，和当时天下形势有关。这年是公元前311年，天下尚处在秦、齐、楚、魏、赵五强并存的格局，也是“合纵”策略最低沉的时期。公元前324年，秦惠王称王（秦君身份本为“公”），负有盛名的魏国国相公孙衍（犀首）与秦对抗，在次年也发起五国相王运动。至公元前318年，公孙衍更是发起以魏国为主导的第一次关东联军合纵讨秦战争。联军伊始就充满矛盾，虽名为五国，但燕、楚并未出兵，只有三晋参与。初期，形势一片大好，公孙衍还联络到位于河套的游牧民族义渠从秦国背后配合骚扰，但因内部矛盾，联军最后还是在函谷关战败，“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史记·赵世家》）。秦国随机对三晋进行报复性反攻，齐国也趁火打劫进攻赵国。公元前316—前312年，秦国反攻义渠，南下吞蜀，击败楚国占领汉中，气势极端强横。合纵策略陷入瓦解，三晋和楚国都灰头土脸，当初开战的盘算着怎么与秦国讲和，观战的盘算着怎么与秦国提升关系，于是就有了公元前311年张仪收效颇大的东方之行。

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具体到赵国国内环境，张仪的话还触及一个让赵国很难堪的软肋。对战国历史有兴趣的爱好者们，可以历数下赵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和名人，无非是胡服骑射、完璧归赵，阏与之战、长平之战、邯郸之战，赵雍、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这些事和人都有一个时间上的共同点：集中出现在公元前307年后战国晚期的八十余年里，而在公元前307年之前到三家分晋的近百年时间里，赵国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呢？在不查阅历史书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只会想起杀绝晋国公族和著名典故“围魏救赵”——从成语的字面上看，赵国属于那个挨打盼援的。这就反映了赵国前期历史的一个事实：赵雍以前的历代君王，虽不乏尚武勇烈之辈，但南进中原战略却始终没有突破，在列国中的影响力不大，是个二流国家。

张仪向赵武灵王说这些话之前，秦国已在开疆扩土方面颇有收效，国家战略形势大为改观。其中，吞并上郡征服巴蜀让楚怀王蒙羞等事件，还是张仪的功绩。别看张仪只是秦国的臣僚，取得的功绩却远超过赵国国君；别嫌张仪说话猖狂，人家毕竟有猖狂的资本，不是吹牛。反倒是当听众的赵雍，虽贵为君侯，此刻却是窘态毕露，尴尬万分啊。

张仪用一通颠倒黑白的言辞蛊惑赵雍，让赵雍口头应允了连横的劝言，表示会对秦国“割地谢前过，以事秦”。赵雍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却不一样。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能自我反省的君主。张仪的话提醒或者说刺激了他，使他知耻而后勇，产生了带领赵国争霸天下的雄心。史籍中没有直接文字记录他内心的考量，但能通过他随后的行动加以验证。

三年后，即赵武灵王十八年，秦武王在东周雒邑“绝膑而死”，赵雍把在燕国做人质的秦惠文王之子赵则 从燕国迎回秦国，试图染指秦国的政权继承人问题。此举只取得有限的收效：不到20岁的赵则成为秦昭襄王，秦将武遂之地归还韩国，甘茂出奔齐国，公子壮发动叛乱被迅速镇压，以赵则生母宣太后、魏冉为代表的太后外戚一系势力开始膨胀。

赵武灵王十九年正月，赵雍正式颁布胡服令。他向重臣肥义和公子赵成解释了推行胡服令的原委：“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请留意这些话，赵雍提到的赵国周边的这些势力，主要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燕国，始终未出现与赵国有百年恩怨的魏国。

“胡服骑射”只是对赵雍若干改革中有关军事和日常服饰部分的浅显总结，远不能概括他的政治作为。这四个字涵盖的是赵国国家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赵雍一改祖先偏重向南发展的传统，改为经略北方，同时向魏国示好，尝试重建团结三晋的政治军事同盟，试图再次组织以赵国或赵、魏两国主导的合纵联盟，对付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赵国国家战略规划转变，是先决；立胡服令推行具体的政策，是实施；联络三胡、吞并中山，是成果。

“胡服骑射”的学习对象是三胡（东胡、楼烦、林胡），作为国策，只有在赵、秦、燕这三个与北方胡族为邻的国家中才有推行的条件。这三国早就有与北方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宣太后给义渠王生了两个孩子，不就是秦国贵族和北地游牧民族交流的典型么……当然，秦国的选择余地大，没必要推行此策。赵和燕都推行此策，过程和方式有差异。起家晋阳的赵国因位置靠近三胡，和胡人的融合最广泛，加之赵国重臣肥义、楼缓都是胡族出身，因故，推行胡服在赵国的成果最有代表性。

凡是有利必有弊。赵雍改革的好处是扩大国土，提升军力，与魏国的关系大为缓和；坏处是灭了中山，联络三胡，与齐、燕两国的分歧就变大了。齐国和中山的关系比较近，把中山视为夹在赵、燕之间的磐石，认为有了这块石头在那里硌着，赵、燕都不舒服。现在中山被灭，夹在齐、赵、燕三国之间的缓冲区就不存在了。

仅是向北经略和推行胡服还不够，赵雍还需要在别的地方继续开拓。新机会竟在他晚年出现了：秦国和楚国发生战争，前面提到的那个叫陈轸的纵横家从楚国远道而来，面见赵雍。陈轸的口才和“大局观”，比张仪、苏厉之辈不差，一番雄辞让赵雍大彻大悟。

陈轸来邯郸面见赵雍的时间，大致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说“大致”，是因为这件事没有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而是记录在西汉史学家刘向整理的《战国策》里。不同于纪传体《史记》和编年体《资治通鉴》，《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以国家为辑录分类，将历史事件做独立陈述，着力描述纵横家们的言行，重点交待事件的发生过程和人物之间的谈话内容，但不重视事件的起因和发生时间。而且，《战国策》也不是刘向编撰的，而是他收集前人的文献资料整理而成的。这两个特征，使《战国策》不具有清晰的时间轴，里面都是一些散碎孤立的小故事，还经常有后一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比前一个故事要早的现象。《战国策》读起来的感觉也不像史书，倒是很像寓言故事集。读者读《战国策》，体会到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宏大磅礴，而是人心叵测和尔虞我诈，若是打算考据《战国策》中某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与来龙去脉的话，需要与《史记》摆在一起对应比较才可以。

陈轸对赵雍说的话里有这些内容：“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楚王闻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祸不离楚也，便于三晋。”这个“楚王”，是指楚怀王；“楚王入秦”，是指秦昭襄王诓骗楚怀王在武关会面，刚愎的楚王不听直臣屈原的苦苦劝谏，执意前往，被秦国扣押。《史记·楚世家》记载此事发生在楚怀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99年。

陈轸与赵武灵王之间的对话肯定发生在楚怀王入秦前夕，因为陈轸这些话是对楚怀王会采取什么行动提前做的预估：怀王不入秦，赵国该怎么办；怀王入秦被扣押了，赵国又该怎么办。他对事态的未来走势分析出两种结果，供赵雍参考，并再次对赵雍强调“三晋相亲相坚”的主张，请求赵雍在这个敏感时期要继续深化与魏、韩两国的亲密关系，并强烈要求向韩、魏两国与秦国接壤的西部边境派出赵军精锐部队，对秦国进行武力威慑。

相比于苏厉的巧舌如簧和张仪的危言耸听，陈轸的话实在多了，基本处在赵国的角度，替赵雍着想。这是因为此时的陈轸已经如同落魄的丧家之犬，他的学识和口才丝毫不输张仪，却是战国那些纵横家和谋略家中，最怀才不遇的悲剧人物。陈轸曾和张仪一同前往秦国，被张仪排挤后，只好出走楚国。楚怀王又是一个扶不上墙的庸主，让他的才干无施展之地。眼看着楚国在秦国打击下连遭战败和外交羞辱，陈轸在失望和落魄中被迫出走，来到邯郸。

赵雍立即采纳了陈轸的建议，派出赵军驻守韩、魏西部边境，制造出赵国将提供武力保障的迹象，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陈轸的话还提醒了赵雍：在三晋之外，还有一个可以争取过来的联盟对象——楚国。赵、楚两国，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中间被齐、魏隔开，既无领土纷争又鲜有历史恩怨，有可以“远交”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且，此时的楚国正被秦国打得屁滚尿流，简直是赵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赵武灵王综合了张仪和陈轸的话，祛其糟虚取其精实，为赵国制定了新的国家战略——“团结三晋，结连楚国”，加重赵国在关东六国中的分量，提升国际地位与国家影响力。北赵、南楚、中韩魏——打造一个纵贯南北、隔绝东西的国家联盟，在西方对抗秦国，在东方压制齐国和燕国。

赵雍及其以后的历代赵君，主要围绕以此策为中心的国策左右摇摆，引导赵国走上短暂的一时兴盛，直到最后亡国。赵国成也因此策，亡也因此策……

四、龙虎相食

“团结三晋，结连楚国”，这八字方针的新国策在执行初年就遇到各种考验，过程是磕磕绊绊的。赵国想联络的三个对象，态度有天壤之别：魏国积极响应，成为赵国的坚定盟友；韩国已经被秦军削弱得不像个国家了，秦国一瞪眼就听强秦的，赵魏一表态又恭听赵魏的，分明是个受夹板气的附庸，因此只能在道义上倾向赵国，拿不出实际行动；而楚国则态度模糊，摇摆不定。

八字方针在贯彻实施中，受到赵国国内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沙丘之乱。万幸的是，逼死赵武灵王的权臣李兑、成年后亲政的赵惠文王和随后的赵孝成王都能坚持此策不动摇，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也能有所呼应、配合。联盟成员之间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出现过信任危机和重大失误，但好歹没散架子拆台。比起以前那些翻脸如翻书之徒，已经是难得的长性了。

都说“以史为镜”，历史可以反衬现实。战国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所谓政治联盟，几乎都是弱者与弱者互助的联盟，或强者领导弱者的联盟；强者与强者之间更多的是强强竞争，从没有过强强联盟。中国民间还有句俗话“得意必仰首，失意常低头”，人在风光得意之时，都是最不可能替别人着想的浮躁之态，所谓分享快乐、分享胜利果实都是扯淡之辞；遭受重挫沦为弱者了，才想到寻求别人帮助。设身处地，就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才会有什么样的心态。

这也给前三次合纵抗秦事业为什么总是虎头蛇尾，提供了答案——人心忒杂，自以为是还自作聪明，包括合纵的代表人物苏秦在内，每个人都在打小算盘，一个比一个鸡贼。彼时魏、齐、楚三国正处在国力上行阶段，好大喜功的君王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出人头地，而不是平易待人。赵国确定八字国策随后的几年，正好是楚、魏两国接连遭到秦国挫败的岁月。“穷帮穷”，这三个字就是最精准的解释了。

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对比的眼光去看：是因为其他国家纷纷衰弱了，才凸显出赵国的强大，老赵家也不过是矬子里面拔出来的将军罢了。赵国还需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随着秦国加紧对关东六国的打击，秦、赵两国在晋南、晋中地区开始了一系列软硬兼有的较量，这就产生了渑池之会、阏与之战、长平之战、邯郸之战……战国落幕前最为气势磅礴的高潮部分，由此开始了。下面主要从地理地形、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走势等方面对这四个事件加以分析。

渑池之会的经过，主要收录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司马迁的笔墨勾勒，蔺相如大智大勇的形象已然流芳千古，本属配角的他成为这个事件中最抢戏份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强大气场压抑下，两位主角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反而相形见绌了。

若我们过滤掉蔺相如的光彩，还是会看到秦王的嚣张与赵王的懦弱。赵王始终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对此，没必要过分责难他，这是他正常的表现。赵惠文王本身就是偏文弱的人，性格上就压不过秦王；此时是公元前279年，天下已经呈现秦国一家独大的态势，赵国实力不如秦国，赵王自然心虚气短；秦国在这方面还有前科劣迹，距此二十年前，秦昭襄王诓骗楚怀王会面，后者欣然前往，从武关进入秦土后便被扣押，客死他乡，渑池这个地方在函谷关以东，属于秦国，谁能保证赵王此行不会重蹈覆辙？

《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对此事的描述中有如此文字：“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君臣分手前已经都商量好了，若赵王和蔺相如超过三十天还没归国，就立太子继位，防止秦国拿被扣押的赵王做政治筹码。留意下这个用词——“诀”——知道为什么给《史记》“无韵之离骚”这么高的文学评价吗，就是因为用辞颇为精妙，写到关键处，一个字就能把气氛烘托出来，比“那雪下的更紧”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想象下当时的场面，真有点撕心裂肺。

选取一个司马迁、刘向等古代史家先贤们都没有具体说明或涉猎的角度，分析一个既偏门也有趣的问题：赵惠文王走哪条路前往渑池？

结合当时三晋与秦国的领土版图和边境线走势，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线——

首先，当时赵国西北边陲的云中、九原和晋中地区（今山西太原盆地）都与秦国接壤。赵王可以从邯郸出发向北走，通过“太行八陉”中的井陉，进入晋中，再顺汾河南下，经过河东郡，渡黄河抵达渑池。不过这个路线实在是“南辕北辙”了，绕了一个大圈子，日程也肯定会超过三十天的期限。

其次，从邯郸南下，渡漳河进入魏国，再从白马津渡过黄河，沿黄河南岸向西走；或先不过河，从黄河北岸西行穿过魏、韩两国，在韩国河内郡从孟津渡口过河，入函谷关抵达渑池。这条路也是可行的，行程缩短到只有第一条路线的三分之一，时间上不会超过期限，但是四分之三的路程都要借道邻国，虽然与韩、魏关系融洽，但对赵王的安危风险依然很大，且还存在让人借机兴风作浪，引发国际麻烦的隐患。

可能性最大的路线，是取道上党。从邯郸向西，通过滏口陉穿越太行山，进入赵国控制的东上党郡（今山西长治盆地），再走故关口穿过丹朱岭，进入日后爆发长平之战的丹河河谷、晋城盆地，南出太行陉，进入韩国河内郡，从孟津渡黄河，西入函谷关抵达渑池。这条路线的好处是，赵王的行程尽可能多地安排在赵国领土内，廉颇亦可尽量护送得远一些，离开国境后也只借道一个邻国，因此，最为稳妥。

赵王赴会路线的选择，受国家政治和领土限制的影响还是次要的，主要的影响来自于晋南地区，一个类似奔驰车标的山系地形。这个地形又对三晋和秦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随后秦赵之间的三场大战，产生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翻开一本中国分省地图或历史地图册，把目光聚集在我国山西省，特别留意晋南地区。山西全省都位于太行山系，之所以说山系，是因为那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也不是一条单薄的山脉，而是由若干山脉接连附加起来的重峦叠嶂。整个山西省大致有五条呈南北走向的山脉：东边是太行山和五台山，中间是恒山和太岳山，西边是吕梁山。到了晋南情况有变，有两条山体规模较小的山脉，一个西南走势一个东南走势，搭成了“人”字。这两个山脉，就是著名的愚公发誓要带领全家人搬走的中条山和王屋山。

我们更应该把这个山体看成一个天然的奔驰车标“三叉星”。因为这个三叉星把晋南一分为三，让每个120度的内角，都对应着一片位置关键、富庶诱人的土地：左边是河东郡，右边是上党郡，下边是三川郡和由韩、魏瓜分的河内郡。

五条南北走向的大山脉与晋南的这个三叉星之间，还有不规则的相接交错，于是在山脉之间切割出若干块宜居的河谷盆地。山脉高耸绵延无法通行，但是在山脉相接交错的地方会有一些山坳，在山体中间也会有相对低势的断口，这些地方就可供通行，成为交通要道。这些山口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就不必再啰嗦了。

提到太行山，还经常能听到的词汇——“太行八陉”，上文分析赵惠文王前往渑池的三条路线里，已经出现了几个“陉”。陉，是指山口；“太行八陉”，就是总结了太行山自南向北分布的八个山口。“太行八陉”都是外陉，通过这八个山口，就能离开山西省，走出太行山，来到华北平原和中原大地。太行山系并非只有一条山脉，在这些山脉之内，还有数量更多的内陉。山脉分隔出山西省内的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长治盆地等等宜居的河谷平原，相互之间依靠内陉实现交通相连。

谁守住了山口，谁就守住了山口后面富饶的河谷盆地；谁想抢占对方的盆地，必须先夺下对方控制的山口。秦、赵两军随后在晋南地区进行了阏与之战和长平之战，两次战役的战术意图和战略目的，就可以概括成这么六个字——夺山口，抢盆地。

阏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9年（赵惠文王二十九年，秦昭襄王三十八年）。起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赵世家》里的“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这个说法不太靠谱，秦、韩两国交战，何必牵连到处在第三方的赵国呢？另一说法来自《战国策》：秦、赵两国达成一个交换领土的协议，但事后赵王单方面毁约，秦昭襄王恼怒，为此出兵攻赵。

粗看这个事件的经过似乎是赵国不守信用，但只要滤清来龙去脉，就能发现这是秦国诡计的故伎重演。秦国拿出来交换的蔺、离石、祁拔三城本属赵国，是白起在公元前282—前281年侵犯晋中时占领的赵国城池；而秦国想从赵国交换的焦、黎、牛狐三地，处在赵国控制的东上党郡周边，位置更靠近邯郸。秦国的盘算是打算用过去从晋中南部侵占的赵国旧地，换取东上党的赵国领土，不仅会把势力伸进上党郡，还会对邯郸造成威胁。

赵王毁约不同意换地，是明智的选择。

阏与的位置已属晋中以东地区，秦军由胡阳统帅，行军路线依然取白起走过的老路，从河东郡出发溯汾河北上，进入晋中盆地后再折向东。秦军围攻阏与的目的，是威胁太行八陉中的井陉（即今天河北石家庄以西，石太高速公路穿越的井陉），切断晋阳与邯郸之间的联系。如果秦军的目的实现，赵国的领土将被切半，不再是横跨山西、河北两省的赵国，而变成只有河北省的赵国了。马服君赵奢取得阏与之战的胜利，其意义有两点：

首先，在后人讨论赵国军事改革成果的言辞中，总有一种非黑即白的片面之论，说赵国强盛是源于学习游牧民族搞胡服骑射，赵军骑兵强步兵弱，擅攻不擅守，擅长平原作战不擅长山地阻击，但是，阏与之战却用事实驳回了这种谬谈，阏与之战是典型的山地防御阻击战，证实赵军在山地战方面并不输于秦军。

其次，阏与之战不是一场独立的战斗，更不是只有秦、赵两方参与。赵奢救援阏与时，魏军在晋南积极策应，公子魏咎取道河内郡向安邑进兵，对秦军后方形成威胁，使北上深入的秦军陷入战线过长，老巢不保的忧患当中。秦军在阏与被击败后又迁怒于魏，转攻魏国几邑。赵国担心魏军孤立难支，让廉颇率赵军救援几邑，联军再次击败秦军，取得几邑之胜。赵、魏两军在南北两线互相配合，充分体现了“团结三晋”策略的合作抗秦战略。

阏与之战让已经二十年没打过败仗的秦国再次品味到战败的感觉。一时间“天下震动”，这个“天下”肯定也包括秦国在内，只不过他的震动与别人不同罢了——这次战败对秦军军力的打击并不严重，对秦国国力更谈不上折损，但是给秦国声誉或者说面子上造成的影响却很恶劣。但此时的秦国统治者是兼有野蛮贪婪本性与积极进取精神的秦昭襄王，一两次战败不会阻挡他吞并天下的野心。

秦昭襄王迅速采纳范雎的倡议，开始推行“远交近攻”战略——这四字战略不是范雎发明的，以前就被秦国采纳过，只不过范雎对此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文字概括。在范雎给秦王规划“远交近攻”争夺天下的布局中，燕、齐是远交的对象；楚国正处在昏君顷襄王在位时期，毫无振作之态，可以暂不打击；三晋成为近攻的对象，军事力量最强的赵国被秦视为主要假想敌，但鉴于赵魏的抱团和本着先捏软柿子的原则，秦国将三晋中最弱的韩国列为优先打击目标。在范雎眼中，韩、魏两国所处的位置是“中国”，被当成“天下枢纽”。说得再具体些，这个天下枢纽的核心，就是晋南“三叉星”。长平之战的端倪，就是秦、韩、赵三家针对晋南“三叉星”的一场较量。

齐国说客苏厉给赵惠文王分析晋南地区地缘政治特征的那番话里，有一句“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的预言，这“三郡”就是河东郡、三川郡和河内郡。再算上上党，一共四个郡，都是分布在“三叉星”周边的。

阏与之战发生前，秦国有三叉星左边的河东郡，韩、赵两国拥有右边的上党郡，韩国拥有下面的河内郡和三川郡。因此秦国只能从一路出击，北上进犯赵国。阏与之战后，吸取教训的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打击。从公元前264年开始，秦军对韩国的西上党郡和河内郡展开不间断进攻：公元前264年，攻占韩国西上党郡的陉城，杀韩军五万人；前263年，攻占南阳太行道；前262年，攻占野王，断绝上党；前261年，攻占缑氏（今河南偃师市南），由此才让上党郡的原韩国官僚举全郡投赵，引发了长平之战。

过去，绝大部分文字都把秦军攻占野王，上党道绝当成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必须再次更正一下：在攻占野王前一年，秦军攻占太行的事件才是引发长平之战的关键。从随后的历史发展来看，秦军占野王，不过是往韩国人的肚脐眼上补枪；秦军占太行道，才是扼住了天下人的咽喉。

太行道，即太行八陉里的太行陉，位于今天晋南的泽州市以南。出太行陉南行，是河内郡的沁阳（今河南焦作市西侧），与之相望的黄河南岸，就是楚汉战争中刘邦、项羽长期据守对抗的成皋、荥阳和天下粮草西入关中的集散地敖仓；入太行陉北行，经过羊肠阪和天井关（今晋城市以南）两个内陉，可直通晋城盆地和丹河河谷盆地。而在这条南北向的太行陉以西，是雒阳，以东，是魏惠王修浚、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运河“鸿沟”的起始点。

东南西北四通八达，且每个方向都是兵家必争的要害之地，天下的十字路口，关东六国安危悬系于此。这就是太行陉。

战国晚期，秦昭襄王在谋臣范雎“远交近攻”战略的建议下，连年征伐三晋的韩、魏两国，其中重点就是太行陉和周边属于河内郡的战略要地：“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魏韩见必亡，焉得不听？韩听，而霸事可成也。”秦昭襄王就照他说的去做了，由此引发了长平之战。

又过去几十年，到了楚汉战争，刘邦阵营的谋臣兼说客郦食其也论述了太行陉的重要性。郦食其也是耍嘴皮子的高手，汉三年秋（公元前204年），刘邦正被项羽打得抱头鼠窜，亲爹家小都顾不得了，从彭城一路逃回关中。郦食其给他加油打气，劝他振作精神，带兵重出函谷关争天下，“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固守这块战略要地。刘邦振作精神，依计而行，逐渐改变了己方的不利局面。

当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太行陉时，韩国河内郡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失守，说得再准确点，此时的河内郡已是秦国在函谷关以东的一块突出部。三叉星的左侧和下侧，如今都是秦国领土，这样一来，赵国和魏国面对的形势就急剧恶化了。赵国将面临着秦军取道河东郡和太行陉，同时被两路夹击的局面，苏厉“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的预言，现在可以实现了。秦军还可以堵截在太行陉南口的沁阳—平皋—成皋一线，防止魏军西进，若秦军再度出击北上侵犯晋中或东进侵犯上党，魏军就无法在南线策应赵国。

长平之战，赵国是被动的参与者，这点毋庸置疑。自此战后两千多年来，无数史家和文人在抒发感叹之余，还对一个问题进行了持久的争议：当韩国西上党郡守冯亭“举十七邑投赵”时，面对这顿既诱人又烫手的美食，赵国到底该不该要？

绝大部分的争论，除了比较秦国和赵国此时的国力、军力外，还主要针对《史记·赵世家》中平原君赵胜与平阳君赵豹之间意见相左的言辞（即赵胜支持接纳上党和赵豹反对接纳上党的政治观点）对抗，以赵胜表现的贪欲与赵豹表现的谨慎来为自己的立场做依据，同时极力反驳对方。如果单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也倾向于赵国不应该接受这份大礼。

但是，千百年来的这些争论，却罕有从地理和地缘政治角度做分析判断的：在秦国已经控制了河内郡与太行陉的前提下，如果赵国再以无动于衷的态度，坐视秦军吞并韩国西上党郡，那么赵国东上党郡肯定是秦昭襄王的下一个目标。自秦赵争霸二十多年以来，一直处于防御作战姿态的赵国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长平之战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最多只有早打晚打的区别——早点打，还能尽可能争取一些主动，拖得越晚越被动，与其陷入这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至少还可以赌一把。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无须质疑的英明之策，但当赵国摸索出正确的国家战略规划时，秦国已走在他的前面，而且没犯过大错。赵国的崛起比秦国慢了一步，一步慢就步步慢，到公元前262—前260年，在对手的步步紧逼之下，赵国不得不坐到赌桌边上。

五、长平战鼓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发生长平之战的准确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此战又到底打了多久？

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称长平之战中，廉颇以坚守不出的方式，与秦军“对峙了两年多”，然后凭此得出长平之战“长达三年”的结论。这个说法犯了一个特别可笑的低级错误，这种计算在时间上是从前262年秦军攻占野王，断绝上党就开始的，它忽略了一个事实：从公元前262—前260年4月的这段时间里，秦、赵两军根本没有发生接触，更不要说对峙和交战了。

《史记·秦本纪》里的记录，提供了非常确凿的文献依据：“（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就是公元前260年。将这个过程重新捋一遍就是：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占野王，上党断绝，上党郡守冯亭举全郡投赵，赵国高层经过争论后欣然接受，还派出平原君赵胜为代表前去接收。这个举动激怒了秦昭襄王。公元前261年，秦军再次发兵攻占位于黄河南岸、韩国颍川郡的缑氏（今河南偃师市南），将上党与韩国本土的隔绝再次拉大，以此警告赵胜和冯亭。这两人对秦却毫无服软示弱的迹象。公元前260年，秦王派出左庶长王龁率领的秦军，从河东郡出发，直接以武力吞占西上党郡。赵国得知后，迅速派出廉颇统领的二十万军队五长平战鼓烟尘飘岁久遗垒金不销西进晋城盆地，据守丹河河谷西侧的空仓岭，接应从西边出逃的冯亭和韩国难民。当年4月，向东追击韩国难民的秦军，与从空仓岭向西接应韩国难民的赵军发生交战，战争爆发了。

要想对这个问题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就不能只看文字记载，还要参考山西晋南的地形图和历史地图册。

人类从上古时代开始，都习惯以河流或山岭作为部落、国家的天然边界。在山西省，河谷盆地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是适居、适耕，交通便利的地域。盆地的面积有限，土地很宝贵，还被周围的山岭围成封闭空间，因而不以河流作为分界线，而是以山脉分水岭作为边界线。在山西省南部，包括中条、王屋二山搭成的这个“三叉星”在内的几条山脉，将整个晋南地区切出一大三小共四块河谷盆地。当地呈现两道岭夹一盆地，两盆地隔一道岭，高低间错如同波浪一般的地形特征。为了便于理解，这里以英语字母代表盆地，以汉语天干代表山脉分水岭的方式加以解释说明。

整个晋南的地形按照自西向东的顺序，就是A甲B乙C丙D。A是秦国的河东郡，B和C合起来是韩国的西上党郡；D是赵国的东上党郡。只要弄清楚了这个地形，就不难理解公元前262—前260年4月发生的事情了：秦军从A出发越过甲攻占B；赵军从D出发越过丙占领C。公元前260年4月，双方终于在乙相遇，打起来了。

盆地	山脉分水岭
A：临汾—运城盆地 （面积最大、出产解盐的膏腴之地）	甲：中条山、王屋山
B：沁河河谷	乙：太岳山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空仓岭
C：晋城盆地 （该盆地北部的丹河河谷为长平之战主战场）	丙：太行山南端支脉丹 朱岭—羊头山—关岭山—韩王山—大粮山
D：长治盆地

故此，长平之战的爆发时间是公元前260年的4月，持续到9月，前后只有5个月。因为以讹传讹的原因，这个“长达三年”的不实论述，如今已经非常普及，譬如维基百科网站中关于长平之战的词条介绍内容，直到现在还在坚持这个错误说法。

当年4月，两军小股斥候首先在空仓岭以西接战，赵军初战受挫，一个叫“茄”的裨将还被秦军斩杀。在秦军猛烈进攻下，廉颇不得不采取守势。他就地利用空仓岭的险峻地形，在山岭上临时修筑起一道长城，即西垒壁。赵军又在丹河西岸、空仓岭东麓的山脚下修筑了两个小型堡城，安排四个都尉领兵据守。两个堡城依照相互位置，有南、北鄣城之分。二鄣城与浩山东麓的光狼城结成一个三角形，不仅可以互相呼应，还能给西垒壁的后方提供三个支撑点，可以充当将领的后方指挥所、粮草补给和后备兵员的囤积集散地等等。

尽管已经如此安排，廉颇依然没有守住，到了7月，空仓岭防线被秦军突破，二鄣城也被攻占，赵军在丹河西岸已无法立足，大幅退回东岸。廉颇再次在丹河东岸和后方的丹朱岭—羊头山—韩王山—大粮山一线，重新构筑起一道有多重纵深的新垒壁长城防御体系。此后，赵军坚守这道垒壁，龟缩不出，秦军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双方陷入僵持状态，一直到赵军临阵换将，以赵括替代廉颇。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赵军退守丹河东岸，之前占据的丹河河谷就丢掉一半了，而且又处于秦攻赵守的态势，若是用“你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这句话来讥讽赵军，应该还是挺恰当的。这场秦、赵两强争夺韩国上党郡的角逐，从此时的表面情况上看，可宣布秦国实现了战前意图，获得了战略意义上的胜利。

新的问题就由此产生：廉颇为什么迅速丢掉了空仓岭防线，导致两军开战才三个月，赵军就完全丧失了争夺西上党的可能性，重现了秦攻赵守、赵国被动防御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如今西上党已入强秦囊中，可这场仗还没有打完呢，两军正处于对峙状态，赵国这不是偷鸡不成反遭罪吗？

本文之前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历史书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要想破解这两个问题，光看历史书根本无济于事，司马迁和刘向的文言文里没给出任何解答。不要妄图从历史考据的角度去找答案，而是要看地图册，看地形图，通过对军事、地理、考古和地缘政治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寻找答案。

“夺山口，抢盆地”，答案就在之前总结的这六个字里。丹河河谷盆地就像一个大口朝下的破酒瓶子。空仓岭是酒瓶左壁，大粮山—七佛山是酒瓶右壁，丹朱岭—羊头山是朝天的酒瓶底，朝下的瓶嘴就是太行陉。太行陉是外陉，往南走出来就到了河内郡。太行陉的北侧或者说酒瓶口里面，还有两个内陉——羊肠阪、天井关，他们和太行陉连成一条南北纵穿的通路，就是瓶颈了。

这个破酒瓶子的确太破烂了，在左壁和瓶底还漏了三个眼。左壁空仓岭上的眼，叫高平关，是连接丹河河谷与沁河河谷的一个山口。在高平关的东边，还有一个叫浩山的空仓岭支脉，山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通往丹河的通路，二鄣城修筑的位置，正好一南一北，堵截在这两条通路上。

看清了这个地形，一切就明白了：攻（守）城，重点攻（守）的是脆弱的城门；同理，攻（守）山，强调攻（守）的是关键的山口。从西边打过来的秦军要想穿越空仓岭进入东边的丹河河谷，只能取道高平关。廉颇在空仓岭修建西垒壁，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这个山口，为了加强关隘的防御能力，又在高平关东侧，浩山南北这两条通路上各修一个堡城，浩山东侧还有一座光狼城。一旦高平关失守，两个堡城和光狼城也可以对破关而入的秦军形成重障，阻击或迟缓秦军向丹河河谷突入。

如此排兵布阵，廉颇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这样布防的西垒壁，虽不敢以固若金汤评价，但足以给来攻的秦军一点颜色瞧瞧。廉颇却只坚持了三个月，初战遇挫后就彻底放弃了。从各种史籍资料综合起来看，在空仓岭发生的这几场战斗并不激烈，算不上什么大仗，尽管对赵军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损失还远远达不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更不至于惨重到必须弃守山口，从前沿阵地全线后撤的程度。以廉颇的处世为人，再参考他的“负荆请罪”行为，可以得知他是一个粗犷直率、敢作敢当、心胸坦荡的元老宿将，做事不可能不经过深思熟虑。他如此行动，主要是担心在空仓岭赵军防线侧后，丹河河谷以南连接河内郡的太行陉。

当赵军防守空仓岭时，太行陉就位于他的南线左后翼位置了。可以用“12点钟方位”表达法来进行比较形象的解释：背东面西、站在空仓岭上的廉颇大将军，此时高平关就在他的脚下，在他正前方12点钟，是在王龁指挥下猛攻过来的秦军；但位于他左后脑勺7—8点钟方向的重要关隘太行陉，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被秦军控制。两军主力在空仓岭接战时，如果秦国能再组织起一支偏师从河东郡出发，取太行陉—羊肠阪—天井关北上进入晋城盆地，就可以切断空仓岭的赵军后路，包抄廉颇。

这不是猜想，而是事实；也不是对战争的推断，而是定论。那位“纸上谈兵”的庸才赵括，不就是这么死的吗——在白起佯败的引诱下，他率领赵军主力轻率出击，越过丹河进攻秦军防线去了。秦昭襄王得知后又惊又喜，居然亲自火速赶往河内郡，以加封民爵一级为激励手段，临时把当地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征发充军，取太行陉入丹河河谷，抄了赵军的后路。

公元前263年，秦军白起攻占太行陉，仅仅过去三年，这件事给关东六国的战略形势造成的严重后患，就在长平之战体现出来了。

经验丰富且头脑冷静的军事将领，不会只看到眼下正在发生的战局，一定会提前做到知己知彼，预计到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廉颇在这一点上做得着实不错，整体表现完全符合老将的军事素养，在他指挥的三个月里，没有发挥失常的行为。史籍用寥寥几笔说明了赵军在空仓岭的损失，却没有说明赵军在此地给王龁的秦军造成的损失。书里没提，不等于没有。在战国那个主要装备还是青铜材质冷兵器的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弱，交战某方能拥有地形优势，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相当重要。在空仓岭西麓的山脚下，被迫采取仰攻姿态的秦军蒙受的损失，肯定会比在山梁上凭险固守的赵军更加惨重。因此，在廉颇的指挥下，赵军前三个月战斗不是完全失利的，他们在空仓岭给予秦军重大杀伤后，鉴于后方太行陉的威胁，果断回撤。

廉颇头脑清醒认清了这一点，忍痛放弃空仓岭，退避三月；赵括意气用事看不清这一点，草率强攻空仓岭，坑陷三军。

当年7月，廉颇带领赵军退守丹河东岸，再次利用山势地形构筑丹河东岸防线和东壁垒防线。顾名思义，丹河东岸防线位于河东岸。而东壁垒的主体修建在西北—东南走向的丹朱岭—羊头山—关岭山—马鞍壑一线上，长度达百里。在这一线山岭上，还有大致与其呈垂直角度，向西南方向伸入丹河河谷的韩王山、大粮山和七佛山。赵军同样利用这三条山岭修筑垒壁、指挥官行营和观察哨所，由此构筑起一道有多重纵深、可互相照应的庞大壁垒长城防御体系，从此坚守壁垒，避战不出。

长平之战进入第二阶段。

“今天我们大踏步的后退，是为了将来大踏步的前进，不要怕砸坏了一些坛坛罐罐”——这是老电影《南征北战》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据说还是开国领袖亲口说过的。这句话里面的部分内容，就在长平之战的第二阶段体现了出来。

当廉颇退守丹河东岸后，赵军的战术依然是防守，战略目的则变更为保卫本国的东上党郡——长治盆地。当赵军退回丹河东岸后，太行陉就位于他们的正南方。还是用12点钟方位表达：当廉颇背北面南站在韩王山上时，无论是已经从高平关突入的秦军王龁部，还是可能被秦军利用的太行陉隐患，全都位于他正前方12点钟的方向。身后是祖国的东上党郡，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司马迁笔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以区区四句话五十一个字，就概括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六、故垒中宵

丹河河谷盆地以丹河和小东仓河交汇处的泫氏城为中心，海拔834米。这还是盆地里面属于比较“高”的位置了，越往下游就越低。相比之下，把守东壁垒的赵军拥有明显的高差优势：丹朱岭主峰海拔1131米，韩王山主峰海拔1187米，七佛山主峰海拔1220米，羊头山主峰海拔更是高达1297米，此四者主峰对比泫氏城，有300～460米的相对高差。

就在丹朱岭—羊头山防线上，还有一西一东两个山口——长平关和故关——是连通晋城盆地与长治盆地的必经之地。这两个山口是相对低势的：长平关海拔1100米，仅比主峰低30米；故关是最低势的，海拔950～970米，对比泫氏城依然具有120～140米的高差优势。

虽然数字略显枯燥，但依然选取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居高俯瞰的优势：位于北京市西北香山公园的主峰香炉峰海拔有575米，北京市区海拔约520米，游客站在香炉峰上，可凭肉眼观察到10～12公里外的海淀区和西城区。赵军控制的几个主峰有300～460米的相对高差，其中韩王山、大粮山与泫氏城仅有3.6公里和4公里的距离。

廉颇稳坐山头，偌大的丹河河谷尽收眼底。山下有什么一举一动，山上都看得一清二楚。秦、赵两军在此对峙，并不是单纯把各自几十万人的兵力沿两翼展开，弄出一个无比宽大的正面阵地，而是有针对性地锁定重点地段——故关，这个山口海拔最低，是赵军防线上最薄弱的地方，秦军肯定会重点“照顾”这里的。

不过，在幅员面积较大的丹河河谷北部，还有一个较小的小东仓河河谷，故关就处在这个小河谷北端尽头，被羊头山横截的位置上。大粮山和韩王山山脉向南延伸，左右相夹，使这个小河谷的东西北三面都被群山包裹。如果把丹朱岭—羊头山视为城墙，把故关视为城门的话，大粮山和韩王山就如同从城墙向外延伸出来的“马面”或瓮城，提升了城门的防御强度。

因修筑的工程规模远远超过西垒壁，后人对赵军东垒壁防线有“百里石长城”的别称，说明廉颇对坚守这条防线的信心和决心都非常大。这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道防线后面就是本国的东上党，赵军已不能再退了。

长平之战过去1860多年，到了公元17世纪初的明朝晚期，根据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1601年）殿试二甲进士、山西长治人周一梧的文字记叙，此时在丹朱岭、羊头山至马鞍壑一线，断断续续还存留有五十余里长的东垒壁长城。就算是今天，丹朱岭上依然还有部分残段。

前文曾提到过魏国大夫公孙颀对上党重要性的评价：“挟上党，固半国也。”在王龁进攻西上党以前，上党地区是战国的一个世外桃源，从未发生过战争，三晋之间的易地行为属于和平交换，没经历过战火创击。虽然长治盆地还不足上党的一半面积，但开发成熟，因此依然可以作为赵军的补给基地，当前方兵力的增加超过了这里的供给能力，更多的粮草物资和兵员，还可以通过内陉上党关和外陉滏口陉，从晋中盆地、华北平原地区和国都邯郸调配过来。

相比三个月前，廉颇防守空仓岭西壁垒时担心被包抄的尴尬，如今退回丹河东岸，地形优势尽享，后勤补给相对便利，还无后顾之忧。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就是如此情景吗？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写过一册著名的河系地理专著《水经注》，为著此书，他跋涉山河艰辛考察，在讲述晋南沁河和丹河水系时，记录了自己在长平城周边看到的垒壁长城：“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北魏的这个长平城，就是战国时的泫氏城。古人以坐北朝南为正姿，“城之左右”就是城东城西。他还在城两边，看到了当初长平之战两军修筑的垒壁工事，此时已经过去大约750年了，这些古迹合起来还有七十余里的长度，由此可见当初修筑得很牢靠。

长平城东西两边的这些故垒遗迹，就是东垒壁和西垒壁——谁如果就这么想当然地做出推断，那就犯错了。请注意郦氏文中这两句：“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城之左右沿山亘隰……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隰”，是低湿之意；“亘隰”，可以理解为连续不断的低湿之地，那么肯定不是在山梁上。郦氏在城东西两边的所见，是秦、赵两军在丹河两岸各自修筑的前沿垒壁防线，为了和空仓岭的西垒壁、丹朱岭沿线的东垒壁加以区分，不妨把丹河两岸的两军垒壁称为秦垒壁和赵垒壁。

“战国”，顾名思义，因时值天下诸国混战不休而得名。既然有战争，就会强烈刺激军事需求，由此，战国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装备、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运用体系得到突飞猛进的时代。长平之战所处的战国晚期，秦、赵军都已经组建了独立的骑兵集团，利用无马镫骑兵的机动性和有限突击能力，突击对方防线或进行迂回包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战国晚期骑兵军事改革的代表。再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既有车兵，又有骑兵，说明这时秦军的机动兵种，已经处在由战车向骑兵发展的过渡阶段。随后的楚汉战争中，西楚霸王项羽更是使用骑兵的翘楚。骑兵集团的出现和骑兵战术的运用，促使同时代的各国军事指挥将领，必须采取相应的制衡战术。

丹朱岭一羊头山一线的东垒壁已经位于丹河河谷的东北边缘，如果廉颇完全退守东垒壁，虽拥有险峻地利，却把地形平坦开阔、极适合骑兵驰骋的丹河河谷全都让给秦军了，还使本方缺少防御纵深。于是，廉颇就在丹河东岸附近的河滩平地上，以泫氏城为中心，修筑了与丹河大致呈平行走向的赵垒壁。赵垒壁向西北一直延伸到长平关，向南延伸到高平、晋城交界的上、下城公村，绵延百里以上，成为赵军的最前沿防线。

如此一来，赵军拥有丹河东岸河滩平地上的赵垒壁前沿防线及丹朱岭上的东垒壁防线，在丹朱岭后面的长治盆地，还部署随时准备增援前沿的赵军预备队。最终，赵军形成了有多重防线构成的大纵深防御体系。

廉颇是如此规划的，河对岸的对手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

王龁是突入丹河河谷了，但是任凭如何挑战，赵军死活不再应战，可谁知道廉颇会不会趁秦军懈怠时搞突然袭击呢。赵军如果组织几队悍勇敢死精兵，向无险可守的河谷盆地来一个冲锋，那里的秦军一定会遭到很大冲击；更何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早就名扬天下了。在战国晚期的著名将领里，王龁名气不如廉颇和李牧，成就不如白起和王翦王贲父子，但并不代表他没水平，他只是被这些人盖住了风头而已。做到知己知彼，对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提前预防，是王龁这种宿将必备的军事素养。

在丹河西岸附近，恰好有一道叫李家山的山岭，是空仓岭东麓延伸出来的支脉；在处于相对下游位置的浩山东麓山脚下，还有一座光狼城。因此，本着与廉颇相似的顾虑，王龁就以李家山—光狼城一线为中心，构筑了秦垒壁防线。秦垒壁向北一直延续到釜山与丹朱岭快要相接的地方，向南一直延续到丹河河谷南部的河滩平地，建筑规模与赵垒壁旗鼓相当。

秦军以秦垒壁为前沿防线，以空仓岭西垒壁为第二道防线。另外，还在空仓岭西边的沁河河谷布置了有数万人的秦军重兵，这在随后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秦垒壁和赵垒壁完工之后，以中间的丹河为对称线，秦、赵两军都形成了各自拥有前后两道防线，前后两块纵深阵地和一块后方阵地的大纵深防御体系。整个丹河河谷布满了垒壁长城，如同一张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披萨饼。

作为双方的前沿阵地，秦垒壁和赵垒壁之间最近的地方大致为3.6公里，中间就隔着丹河。秦军数次挑战，赵军皆不应战。这么近的距离，双方就没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条丹河就这么管用？

如果想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又要涉及另外两个学科：水文和季节性气候因素。作为黄河中游的一条支流，丹河可不是小河。今天山西省晋南的高平市、晋城市和河南省焦作市，还是依靠丹河提供的水源。在上游修建了任庄水库、焦河水库和青天河水库等水利工程，对河水层层截留的前提下，丹河在晋城市附近河段依然有约100米的河宽和每秒1520立方米的最大径流量——后一个数字对比前一个数字，已经属于“洪峰”的概念了。由此往回推2200年，这时是公元前260年的7月，中国北方处在雨季，正是河水水位最高，水体径流量最大的时候。

当时的丹河，因为上游没有水库截留，因此，无论是河床宽度，还是水体径流量，都要比现在大得多，在泫氏城与大粮山附近河段，还有大、小东仓河在此汇入。这给双方形成冷战制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综上所述，秦赵隔丹河而不战的疑问就完全解开了：秦、赵两军夹丹河对峙时，正处在阴雨连绵的汛期高峰，大雨还形成洪水，洪峰从丹朱岭上冲下来，河面滥涨，河水湍急，让人望而却步。你很难过来，我也很难过去，对坚守不战的廉颇来说，这等坏天气乃是神助；但对河对岸的王龁来说，这可是倒了大霉。

古人常说，为将带兵，除了要熟读兵法体察军心，还要留意观察所到之处的山川形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此话着实不虚。

秦垒壁和赵垒壁的建筑规模非常之大，都超过百里，合计约有270里长。因为秦、赵军都担心如果本方的垒壁比对方短了，对方就可以从两翼绕过去包抄。所以两军较着劲比着修，你的长一丈，我的就不能只有九尺，秦、赵垒壁就向南北两边逐渐伸展出去，越修越长，一直到山脚下为止。平原是人口密集聚居、平时生产活动频繁的地方，当战争结束，外逃躲避兵灾的老百姓回来了，这些垒壁既没用，还挺碍事，遂逐渐被人们拆掉，构筑垒壁的石料也都挪做盖房子铺路之类的生活或生产用途。于是，就有了长平之战结束750余年后，郦道元在长平城东西两边看到的合计70里左右的垒壁遗迹。赵垒壁基本坐落在河滩平地上，被拆得最彻底。到了今天，只有在李家山的地表上，还残存少量秦垒壁的墙体。

尽管垒壁在地表以上的部分几乎被后世的老百姓拆干净了，但在地表下还存有墙基，这就给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末期，文物考古部门曾组织了两次对整个丹河河谷垒壁遗迹（包括空仓岭西垒壁、丹朱岭东垒壁和丹河两岸的秦、赵垒壁）的实地考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过发掘地表下打夯、垒石堆砌等遗迹，以及从这些遗迹中不断出土的青铜箭镞、赵刀币、秦半两、散落人体骨骸等物，再结合对历史文献和地理环境的反复考证，终于确定了长平之战相持阶段，秦、赵两军各自垒壁防御体系的格局和工程规模。这个研究结果在当时就颇有轰动效果，因为它的出现，先肯定了一个说法，同时还否定了一个流传两千年的质疑：

（一）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实践出大纵深防御体系，主要目的是针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骑兵集团和步兵的大规模集结突击（基本可以理解成人海战术）；

（二）自从司马迁的《史记》一问世，两千多年以来，不断有人质疑里面记录战国兵力的数字。白起一杀就十几万人、几十万人，长平之战后被他杀死和俘虏的赵军更是达到了40万；王翦攻灭楚国，张口就要求秦始皇必须给他60万秦军，后者居然还痛痛快快答应了……这些数字都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当时秦国总人口也就500多万，赵国还不到400万人，可是两国扔到长平的人就合计100万。这些人是怎么被投送的，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在影视圈做制片人的一个老友甚至认为，古人是不分“万、千”的，那时的“40万”不过是今天的4万而已。随着长平垒壁遗迹考古研究取得的进展，这个与长平之战几乎一样悠久的历史疑问就迎刃而解：100万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须的。秦、赵两军在长平总计修筑了400余里长的垒壁长城，除此之外，还建有若干用于驻兵囤粮的堡城、在山顶上修建用于侦查的敌台、山口关隘……如此浩大的工程量，又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工的，必须投入这么多人才能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同时，庞杂的阵地体系，人少了根本盯不过来，守不住。

在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并随时都可能死亡的情况下，人的潜质被激发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我等长期处在安逸平和的现代社会里所谓的“文明人”难以体会到的高压状态。

七、漠野苍苍

《史记》，是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辱刑后修撰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掺入个人立场以及微妙的情绪发泄。以《史记》为代表，绝大多数有关长平之战的史籍文献里，都把赵国摆在了弱者的角度上，着重描述赵国的惨痛损失和秦国的残暴，尤其突出了白起坑杀的40万赵军战俘，从字里行间表达出对秦国的谴责和对赵国的同情，却对秦国的损失轻描淡写。实际上，秦国在这场恶战中的损失也非常严重，完全是一场惨胜。

秦军在长平之战的损失，主要是兵员。战后，白起就对秦昭襄王说过这种话：“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在双方处在同一军备技术层次，且指挥将领不出现明显处置失当的前提下，正应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语，秦军若打算攻占赵军依险峻地形构筑的防线，只能用数量优势去抵消对方的地形优势，投入的兵力一定要比赵军多。《孙子兵法》说“倍则功之”，言下之意就是兵力还不能比对手只多那么一星半点，必须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才可以。

秦国在此战中的消耗，主要是粮草。秦军是远道而来，粮草难支，欲求速战，廉颇就看准了对方这个软肋，避战不出。十多年后一手策划赵政继位、出任秦国相邦的政治商人吕不韦，曾组织人编修《吕氏春秋》，其中在《审应览第六·应言》里提到了长平之战给秦国造成的影响：“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索。”

说起这个关于军粮和粮道的话题来，简直要愁死秦人了。

秦军过去已经有多次大规模杀俘和决水灌城的劣迹，在关东六国老百姓的耳朵里早就声名狼藉，争取不到民心。王龁在四月发动对西上党郡的进攻，到七月进入相持阶段，这就意味着，夏半年耕作期最重要的几个月全都被战争耽误了，整个西上党郡当年不会有农业收成，长平战场的秦军也没有就近解决粮草补给的可能。此外，当地韩国难民在冯亭的带领下逃往赵国后，秦军还无法就近征调人力资源。秦军在当地征不到粮食也抓不到民夫，这会给他的后勤运输保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秦军所需的粮草，只能依赖本国的民夫从本土运到前线。在后方，秦军距离前线最近的物资供应基地，是刚刚从韩国打下来的河内郡、三个月前王龁出发的河东郡以及更远的关中八百里秦川。

秦国攻占河内郡后，曾驱逐原韩国国民，迁入本国刑徒充实新土。河内郡饱受战火摧残，此时还没有恢复正常生产，本身并没有富余物产提供给长平战场，但它有孟津、太行陉等战略要地，是很关键的转运通道。因此，前线秦军所需物资，主要由河东郡和关中地区提供。秦国将面临的问题是，这两个地区出产的物资，通过什么方式，由哪些路径输送到长平前线。

从古至今的战争，还具有这么一个特征：前线拼的是真刀真枪的厮杀，后方拼的是国力供给和物资运输。一个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战斗人员，至少需要一个民夫在后方为他提供后勤保障服务。民夫的数量是和战线的长度、运输的难易程度成正比的，随着战线逐渐延长和沿途地形难度的增加，所需民夫的数额会急剧、成倍增长；运输的效率却会急剧、成倍降低。二者之间充满矛盾。

王龁部从河东郡临汾—运城盆地出发，历经临汾—运城盆地、中条山、王屋山、沁河河谷、空仓岭、晋城盆地，一路边走边打，终于被赵军阻击在丙的前面，过不去了。古时无论行军还是货运，以利用自然河湖和人工运河的漕运最为便利。其次是在陆地上开通驰道，穿山越岭是最不方便，效率最低的交通路线。现在王龁就在犯这个兵家之讳，他不想犯讳都不行，因为晋南的地形就是这个样子——这些岭、沟、河，都是呈南北走向的。

王龁走的这条路，因自河东郡出发，有“河东道”的古称，是当时可供秦军前往丹河河谷的两条路径之一。另外一条路叫“河内道”，名称来自河内郡，就是秦昭襄王亲自包抄赵括的线路。这两条路径有同样的起点和最初一段重合的路径：起点在秦国都城咸阳，都可以先利用漕运，取渭河顺流东下，在今天陕西省华阴、潼关一带进入黄河，从这里开始分叉，各自的具体路线为——

河内道：从华阴、潼关段黄河顺流东下，到达位于河内郡平阴、河阳附近的黄河古渡口孟津，在这里舍舟上陆，取太行陉北上晋城盆地，抵达丹河河谷。

河东道：从华阴、潼关段黄河逆流北上，在山西蒲坂进入汾河；顺汾河继续逆流北上，到达原晋国旧都曲沃和东边的翼城，水路至此结束；从翼城出发，翻越中条山北麓进入沁河河谷；沿河谷北上抵达端氏城；自端氏城向东北方向翻越空仓岭，抵达丹河河谷。因为先走水路后走山路，区别明显，因此河东道又被细分为西河东道和东河东道。

两条路对比，河内道的简洁顺畅与河东道的艰难险阻截然分明。尽管前者的路途距离比后者多出80公里，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可以取水路顺流而下，相对来讲比较便捷。后者却是十分艰辛，尤其是后半段的东河东道，大约140公里的路程，全部要在晋南的山岭和河谷之间艰难跋涉，“险绝”之名仅次于秦岭（秦岭的子午谷、褒斜道的长度是东河东道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当地依然交通不便，只有低等级的省道。

当王龁部终于突破高平关进入丹河河谷后，从关中地区出发的秦军后续部队肯定选取河内道，而不会再考虑取河东道前往长平前线。即使是这条相对好走的河内道，全程也达450公里，依然是一条漫长且脆弱的路途。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幅宏大的长镜头画面：

在长平前线，几十万人的秦军野战军团，布列在从空仓岭到丹河河谷的垒壁后面，一筹莫展地望着北方丹朱岭山脊上的赵军垒壁。在他们的身后，是数倍于此的秦国民夫和刑徒，迤逦散布在从咸阳到太行陉之间的漫漫行程。关中盆地和临汾盆地收割囤积的成担谷粟、供应高级军吏的生鲜禽畜、腌熏的腊肉，还有咸阳工坊匠户打造好的青铜弩箭，解池盐田晒好的盐巴……都集中在渭河和汾河的渡口等着装船出发，于华阴进入黄河。南北岸分别是崤山和中条山，粮船在两山相夹的湍急河水中小心翼翼地漂流，在豫西的绵延山地间顺势而下，到达雒邑东北的孟津渡口后，苦役民夫又将粮食卸船，改为人背、畜驮或车载，整编成队，走太行陉翻过太行山，再穿过逼仄狭窄的羊肠阪和天井关，终于抵达终点——丹河河谷。

秦、赵双方的后勤补运基地，一个长达450公里，另一个几乎就在身后，差距太悬殊了。秦国投入的兵力和民夫比赵国多，后方运输的路线还比赵国长，运输路线的沿途还周折艰险——光是这三条，就给秦国的后勤保障造成了重负。

后勤运输，用现在一个流行词说明，就是物流。秦国遇到的问题就是物流瓶颈，他具有明显比赵国强大的国力，却因这个瓶颈抵消了很多。在这种比拼综合国力的对抗中，国力的体现只能是在前沿的战场上。受制于物流瓶颈，最终体现在终点的实力，只能是起点的一个残值；要是再遇到运输瘫痪或被对方切断运输线的灾难，还有可能变成负值。

《孙子兵法·地篇》专门对行军作战的地形地势进行了论述。在总结的九种形态中，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四种都出现在了长平之战中。“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廉颇组织的防线就是重地，王龁的行程就是圮地，太行山的险要就是围地，两军对峙的丹河河谷就是死地。“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如今秦军入重地无人无粮可掠，入圮地漫漫冗长难行，入围地无妙计可谋，入死地向赵军挑战却不应战……

这是战场上的情况，战场外也在同时发生着变数。两强正在较劲的关键阶段，如果谁能经过谈判，把第三者争取到本方的立场上；或者干脆直接冒出第三者主动跳进来搅局，将对最终的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秦、赵两国周边，有能力扮演第三者且有能力把本国兵力投送进来、对长平战场发挥干预作用的，是三晋中的魏国和南方的楚国。

韩国可以先否定了，当时韩国已经羸弱得不像是一个“国”，说“附庸”更合适。最明显的变数发生在楚国：公元前263年，楚国的庸主楚顷襄王终于死了，依靠春申君的协助，在秦国当人质的太子熊完（即考烈王）得以回国继位。在继位之初，考烈王做出亲秦的姿态谨慎应对，随后几年，他逐渐表露出想同赵国建立联盟的政治倾向。

楚国还只是刚做出亲近赵国的姿态，魏国则刮起了亲赵、亲韩、反秦的政治旋风。自赵武灵王确定团结三晋的国家战略后，赵、魏两国就越走越近，到了长平之战前后，两国已经处在如胶似漆的蜜月阶段了。战国晚期有闻名天下的四大公子，其中，魏国以“宽厚仁长”著称的信陵君魏无忌与赵国以“贤能”著称的平原君赵胜，是小舅子和大姐夫的姻亲关系。信陵君是魏国亲赵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从公元前263年秦军进攻太行陉开始，他就开始在魏国国内制造政治舆论，还组织了一支专业的炒作团队，由他亲自带头，对他的长兄魏安厘王进行游说活动，劝说对方尽早加入赵楚同盟。

此时的魏国虽然衰落了，但那种“我家祖上也阔过”的没落贵族酸腐脾气还很浓厚。因为与韩国有特殊的亲近关系，魏还想对韩国施加影响。秦国攻占太行陉与野王，魏国就出现一种声音，呼吁主动借路给韩国,使韩国本土通过魏国提供的通道，继续与上党保持联络。信陵君就把国内这两种亲赵亲韩的呼声综合起来游说魏安厘王：“今韩受兵三年，秦桡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于赵，请为天下鴈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赵国）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

信陵君这番言辞讲得的确挺好听，但有编瞎话的嫌疑，当时楚国仅仅表示结连赵国的口头意愿，两国还没缔结实际盟约，根本就没有什么“楚赵之约”。他是打算打个时间差，利用传闻给他哥哥下套呢，可见他的宽厚仁长也不是那么纯粹。

如果魏国能够出兵的话，魏军沿黄河西进，哪怕只是佯动，秦军都必须分出兵力在沁阳—平皋—成皋一线设防，以保护太行陉南口和孟津渡口。楚国虽然在南方，但是楚军还是可以从魏国借道北上（邯郸之战中救援赵国的楚军就是借道魏国），或者干脆顺淮河西进，杀入秦国南阳郡，攻打武关，开辟南线第二战场。当时秦国已经到了连刑徒都被征发尽，开始考虑是否组织妇人协助前线运输的紧张程度，根本就没有预备队应付来自第三国的进攻。这两种可能只要有一个真的发生了，此后的中国都将走向另一条路。

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战场外的局势，都开始向有利于赵国、不利于秦国的方向缓慢偏移了。

八、恒多风雨

当到了战争手段暂时无法解决问题的阶段，以外交谈判为主的政治交涉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长平之战进入僵局后，秦、赵两国开始和谈。

今天，历史学、军史学等学术界对长平之战的各项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关于这个事件的绝大部分学术争论，都是集中在战场环节上的，就如本文前几章中的战争发生时间、行军路线和阵地部署等，由此产生了几种各执一词的观点。

无论这几种观点是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的，都有一个高度统一的定论：秦、赵两军进入对峙阶段后，双方展开外交和谈，以秦昭襄王和范雎为首的秦国决策层老奸巨猾，在政治谋略方面技高一筹，把赵、魏、楚等国全都蒙住了。

论军备武力，赵军无论是将领指挥水准、兵源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不输秦军；论政治谋略，赵国稚嫩和不自信，明显不如秦国。长平之战，是赵国的外交失算，导致了随后的战场惨败。换用现在的流行话语来诠释：赵国输在了国家软实力上。

任何研究长平之战的学者，都整齐划一地支持这个观点，没有异议。

赵国的这种不自信，在赵孝成王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得知长平战场初战失利后，他就准备与秦国和谈。有谋士虞卿向赵孝成王提出：

在目前前线处在秦攻赵守的状态下，若想和秦国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停战，必须先要向楚、魏两国派出使者，大张旗鼓，制造出三国即将合纵，准备联手抗秦的声音。故意虚张声势，让已经被长平战场困住的秦国在政治上感到孤立，在外交上感到被动，陷入更强烈的恐慌状态。然后，赵国再向秦国派出使者，就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达成尽量有利于本方的停战协议。

惶惶忐忑的赵孝成王没有采纳虞卿的建议，而是直接向咸阳派出议和使者。赵国使者一入咸阳，就成为秦王和范雎作文章的棋子，秦国以极高规格热情款待赵使，随即开始谈判，还煞有介事地对赵国提出割地的要求，并对所割让的城邑数量表现得斤斤计较，好像真的已经很在意与赵国商榷停战事宜了。秦国又将这些事大肆宣扬出去，弄得天下皆知，让魏、楚等国都觉得秦、赵二强行将媾和言欢，和平已指日可待，于是两国都打消了与赵国合纵制秦的意愿，改为静待和谈结果了。

至于秦国再设下计谋，诓骗赵国临阵换将，以赵括替代廉颇的举动，研究者们也是一致赞同。赵孝成王不仅缺乏军事素养，还缺少对廉颇的信任。他太在意赵军在廉颇指挥下丧失空仓岭，蒙受数次战术失败的事情，意识不到廉颇“退一步海阔天空”使秦军乃至秦国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得当之举。

此时，以赵孝成王为首的赵国决策集团，已经制定了彻底放弃对原韩国西上党郡的领土要求，把重点放在与秦国进行停战谈判的新策略上。而廉颇之前的退守和现在的避战，不利于现阶段赵国与秦国展开的和谈。他们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做出了撤换廉颇的决定。

《史记》中明确说明，秦国在得知赵国换将后，也秘密以白起替换王龁。白起到达前线，以浩山东麓的光狼城为大本营，指挥秦军做出佯败假象，引诱赵括离开垒壁防线，渡河攻击秦垒壁。但是近年来，有一种研究推测逐渐引起关注：赵括到达长平前线，立即指挥赵军改守为攻的举动，是他从邯郸出发前，就已经得到赵孝成王首肯的。甚或还有说法，认为改守为攻的主张就是由赵孝成王本人下达的，赵括不过是王命的代言人与执行者。这两种观点判断的目的一致：赵国决策层企图用一次战场上的胜利，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换取尽量有利于己方的停战协议，其战略目的已重新修订为“以打促谈，以打促和”，再一次显露出赵国在政治上的底气不足。

而这一切，早就是秦王和范雎当初设计好的连环诱计，将政治谋略、外交斗争与战场局势相互挂钩，一线主动，全线胜出。用一句有些戏谑的话说，秦王在下一盘好大的棋！

已经不必等到最后的时刻了，在赵国最高决策集团暴露出他们的政治短板与外交失误时，长平战场上数十万赵军的悲惨命运就已经被决定。

哀其者，虞卿；误其者，赵括；杀其者，白起；害其者，赵王。

最后阶段的战斗，依然还是记录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比之前讲王龁与廉颇在空仓岭—丹朱岭一线交战的66个字要多，但依然非常简略，我们还是得采用合上历史书、打开地图册的方式去勾勒细节。

赵括到达前线接过指挥权后，为准备发起进攻，首先要对赵军的布防做出调整。最后被白起包围杀害的赵军达40万人，这里面有两个需要留意的地方：

首先，如此庞大的赵军兵力只是在赵括发起进攻的阶段才被投入战场；在廉颇防守阶段，赵军兵力是从前沿赵垒壁、第二道防线东垒壁、后方长治盆地上分布部署的；决定主动进攻后，为实现兵力优势，赵括把部署在长治盆地和东垒壁的赵军调到前沿阵地，这两个地方的兵力就会相对空虚，给对手提供可乘之机。

其次，40万是赵军的主力，但还不是赵军的全部人数。直到战斗结束，险峻的东垒壁防线依然在赵军控制下，只不过秦军截断了赵括的主力与后方救援部队之间的联系。

赵括发动进攻的时间，大致是在八月。此时已是仲秋，尽管雨季已过，丹河水位却依然较高。大决战，就在一派秋高气爽的平川旷野之间开始了。依照白起制订的计划，秦军在接战后先做出佯败，将赵军主力引诱向丹河以西；然后，白起下令严防死守以北至李家山、南至光狼城为核心的秦垒壁防线，不让赵军突破。两军就在秦垒壁一线展开激战。就在两军胶着于秦垒壁防线时，白起分别以“奇兵”和骑兵各一部，插入赵军主力，对赵军形成包抄。

之所以在这里给“奇兵”两字加了引号，就是想专门强调这个“奇”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奇；瞒天过海声东击西，为奇；本方已达成战术目的，蠢敌方才后知后觉，恍然大悟与惊惧懊悔同至，为奇……这些是谁都明白的大道理。说的容易，理解就难，想实现更难。白起的“奇兵”，是这样实现的：

趁赵军主力进至丹河西岸，被阻于秦壁垒前，白起组织一支25000人的精锐秦军，从西垒壁高平关返回沁河河谷。在河谷端氏城，有一条汇入沁河的支流端氏河，端氏河发源自北方的发鸠山，是丹河河谷与长治盆地的一座界山，海拔高度为1390米，比丹朱岭羊头山的主峰还高出近100米，当地根本没有山口，平时无人通行。这25000名精锐秦军，就从端氏河逆流北上，硬是强行翻过发鸠山，进入赵军后方的长治盆地。

作为战国名将，白起以好杀著称，留给后世的名声并不好。其实白起在很多地方有他的过人之处。

廉颇和王龁都是持重之人，规规矩矩，他们指挥作战的特点是头脑清醒，小心谨慎，面面俱到；但同时也有拘泥于兵法，循规蹈矩缺乏创新的风格。他们带兵打仗的优点就是让人放心，不会犯大错，但也做不出能让人拍案叫绝的惊人之举。当这俩人碰到一块儿，那就是八两对半斤的势均力敌，因此在这两位的指挥下，长平之战的前半阶段，就完全是教科书式的打法，有点两千年之后湘军“打呆仗”的意味。

从平时根本没路可走的地方强行通过突入敌后，实现“奇兵”效果——，廉颇和王龁都曾萌生过这种想法，或者他们身边的参谋智囊团队早就提出过类似建议，但以两人一贯的持重风格，要么仍旧停留在“想法”的阶段，要么干脆在反复斟酌后加以搁置。相比之下，白起就能下这种命令，往好听了说这叫敢想敢干，往不好听了说这就是心狠手辣。

如果是廉颇对白起，白起未必会对廉颇用这一招，因为这个狠招是建立在赵军主力前出，后方兵力已经空虚的前提下，只适用于急攻的赵括，而不适用于保守的廉颇。就算白起对廉颇用了这招，廉颇被打得措手不及，布置在长治盆地的赵军后方部队也能凭数量优势，把这股秦军吃掉。和三国时偷越阴平小路进入蜀中的魏军邓艾一样，这种通过跋涉艰险抄对手后方的奇兵，都有“有去无回”的特点——这股秦军既然敢强行翻越发鸠山，就没有可能还从原路翻回去。他们出发前就已做好心理准备，自己要么是必胜之师，要么是必死之师；只有实现目的和全军覆没两个结果。

25000名秦军翻越发鸠山突入长治盆地，又以5000名骑兵“绝赵壁间”，最后再加上秦昭襄王亲自从河内征发的生力军，就把赵军主力包围了。这么有限的兵力，包围了高达40万的赵军，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就又牵扯到一个概念：什么叫“包围”，什么又叫“包抄”。

《孙子兵法》里说“十则围之”，这四个字体现的是敌我之间悬殊的兵力对比，拥有数倍于敌的兵力优势，才具有包围敌人的理论条件。但此战秦军的兵力估算为50万～60万之间，从整体上并没有对赵军形成成倍的优势。《孙子兵法》提到的这种包围，是团团包裹，密不透风。但是，翻阅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争史，这种情况的出现概率并不大，出现方式也基本都是单一的围城战。据简略统计，在中国古代战争史里，更频繁、更灵活的包围战，有以下两种。

其一，围三打一，欲擒故纵——包围敌方的大部分方向，同时留一个缺口。给他围死了，他很可能狗急跳墙，坚定防守的决心死拼到底；故意留一条“生”路，他就会产生逃生的念头，然后在其突围的路上堵截掩杀。其二，封堵要道，瓮中捉鳖——利用地势，占领敌方可供撤退转移的交通要道，正面对抗时，派兵偷偷穿插到对手后面去，把他身后的粮道或退路切断。这个更应该叫包抄，白起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翻越发鸠山进入长治盆地的25000名秦军，从赵军东垒壁背后，分两路直插高平关和故关，又以故关为重点。5000名秦军骑兵利用机动优势，从赵军正面阵地强行突破，冲入小东仓河河谷，使故关南北两侧都被秦军所控制。至此，丹河河谷周围四个与外界出入的山口——太行陉、高平关、长平关、故关，全部被秦军占据。白起对赵括的包抄封堵，初步完成。

如果把长平之战当成一曲战歌、一场大戏，他的高潮部分就出现在落幕前的尾声。当赵括注意到身后故关发生的骇人逆转，在惊惧和悔恨之下，他迅速率领赵军展开对故关的争夺，试图夺回这个生死攸关的山口。两军为争夺故关发生过激烈战斗。秦昭襄王自河内组织的生力军随后抵达战场，目的就是直接增援封堵故关口的秦军。此时，对这位已经在秦国王位上稳坐了47年的老人来说，他正处在人生中最为紧张、也最兴奋的时刻，惊惧、惊喜……无论是前方的惨重伤亡还是后方的巨额消耗，都正折磨着他的神经。赵军终于发动进攻，白起已经在实施包抄计划的消息让人感觉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但稍有差池就会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折磨让他沉不住气了，这位已经65岁的老人做了决定——亲自赶往距离长平前线最近的地方督战。

关于秦昭襄王亲自征发的河内郡生力军投入战场的行动路线，有两种推论。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河内郡秦军自太行陉北上进入丹河，没有直接扑向河谷中央的赵军或增援小东仓河河谷的秦军骑兵，而是在河谷南口的界牌岭一带转向东北行军，进击东垒壁防线最东端的马鞍壑，从这里再顺山梁一路向西，将东垒壁防线直达故关的漫长段落全部占据了。另外一种说法，是河内郡秦军从赵垒壁的东侧，绕过泫氏城，增援小东仓河河谷，使封堵故关口且已经蒙受严重战损的秦军骑兵兵力得到加强。

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但同时也必须申明：在长平之战的研究中，由于对河内郡秦军援兵的行动路线缺少史籍考据、考古研究和地理资料分析等等方面的依据支持，到目前为止，还只停留在研究者们各执一词的推论阶段，没有形成定论。因此，这两种说法，都是仅供读者参考比较的。

虽经历了惨烈的厮杀，秦军插入故关的部队依然顽强把守住了这个山口，使赵括率主力突围的打算完全失败。为了防止秦军骑兵和车兵再将他们分割，赵军主力开始向核心收缩，最终聚集在韩王山以南、李家山东北、泫氏城西北方向一块呈倒三角形的地域，中间核心是韩王山的南岭主峰。当初这里是廉颇的主将行营，现在是被困赵军的阵地中心。赵括这时候应该是恢复冷静了，下令赵军重新修筑垒壁，坚守待援。

当初廉颇的主将行营大致就设置在韩王山的南岭主峰，周边有配套比较齐全的营房设施，再加上之后赵括为进攻做的准备，因此包围圈里还保留有一定数额的粮草、军器储备，甚至可能还存有战马，这为赵军的坚守待援多少提供了一点物资供应。再加上丹河的一段上游河段也成为包围圈的西侧外缘，更为被困赵军提供了宝贵的水源。众所周知，人类的体质决定人可以忍受数天的饥饿，但对水的需求却是一天都不能少的，三天不进食可勉强维持生命，三天不进水的话怕是早就虚脱了。包围圈里有水源，还有一点剩余的粮草物资，再加上求生的期望，才使赵军居然坚持46天之久。

赵军在最后时刻的表现值得称道，“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在被围困46天后，赵军还能组织四支分队，对秦军防线进行不间断的持续冲击，试图凭此得以突围，说明军心依然未垮，军官的权威也没有失效，士兵还有战斗力，在有监督的情况下能服从军纪约束。在主将赵括亲自带队突击遭到秦军射杀后，群龙无首，赵军才彻底丧失了斗志。虽然败了，但赵军还是体现出优秀的单兵军事素养。

公元前260年的九月，已经是深秋了，树枯草黄，凉风萧瑟。有些事已经结束了，还有些事正等着被结束。丹河河谷终将归于宁静。

2200多年过去了……

九、翻覆邯郸

长平之战是赵国衰落的标志。40万人，超过赵国总人口比例的10%，何况还都是十几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战后，说赵国几乎每家都有军烈属，也不夸张。随着赵国的衰落，关东六国再也没有可与秦国单独对抗的势力，这为战国的结束敲响了暮鼓，为天下七雄并立的时代开启了倒计时；但同时，也为关东六国最后的负隅顽抗，即合纵抗秦事业，提供了政治条件——一群没落贵族凑到一起，难道还要继续比“我家祖上也阔过”吗，如今谁也没底气对别人颐指气使，既然大家都成穷人了，就可以抱团穷帮穷了。

以此，长平之战的一个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在于：不是判了关东六国的死刑，而是判了关东六国的“死缓”。长平之战后，紧接着爆发了邯郸之战，赵、魏、楚三国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姿态团结起来，给予秦国一击强有力的重创，合纵抗秦事业在邯郸保卫战与第四次反秦战争中达到高潮。

长平之战后，秦军自河东郡分两路东进和北上，攻掠赵国在太行山的领土——“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这个被复定的“上党郡”，可不是韩国的西上党，而是赵国的东上党了，同时秦军还攻占赵国的起家之地晋阳（山西太原），随时准备东出太行山进攻邯郸，有欲以此一战攻灭赵国之势。

国家存亡关头，赵孝成王在长平惨败和马上面临的亡国威胁下终于醒悟过来，苏秦的胞弟苏代和魏国信陵君也担负了合纵抗秦的大任。

秦国的文武君臣之间，存有派系矛盾。此时担任相国的范雎原本是魏人，以客卿身份受秦昭襄王重用得以成为重臣，他在秦国的根基很浅，除了抱定秦王这根大粗腿以外，再无靠山。白起是本土秦人，还是经前任相国魏冉一手提拔起来的。范雎能成为秦国的政治红人，就是因为秦昭襄王有打击权势熏天的魏冉一党的政治需求。从出身角度说，范雎和白起有外乡人与土人的矛盾；从秦国政治集团内的立场说，范雎和白起还属于两个矛盾尖锐的派系。苏代就以此为突破口，利用范雎对白起军功的忌讳，在出使秦国时对范雎进行游说，最终促使秦昭襄王同意赵国割地求和，回绝白起攻赵的要求。此举既离间了秦王与白起之间的君臣关系，又给赵国提供了近一年的喘息之机，一举两得。

赵孝成王也知道要听取虞卿的话了，对之前向秦割地求和的态度加以反思，改为重重酬谢魏、楚两国。秦王以赵王毁约为由，于公元前259年10月，以10万秦军自东上党出太行山滏口陉，进入华北平原，围攻赵都邯郸。赵国依然以廉颇为主将守卫国都。两军交战一年，邯郸不克，秦国先后增兵15万，又以王龁替换王陵；赵国方面也终于争取到楚军和信陵君率领的魏军的增援，联军不仅解了邯郸城之围，而且给予秦军惨重打击，王龁被迫带领败军回撤，中间不敢立足，一直退回到河东郡。

联军在邯郸城外给秦军造成的兵力损失，在史书中只有“秦军多失亡”这样简短的文字描述，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说明，但史籍有提及秦军在联军的打击下“为之却三十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秦将郑安平率领的一部秦军因为部署于邯郸城东南，归路被截，还被迫向联军投降。郑安平带领的这支秦军援兵赶来时有5万人，投降时只剩下2万人，即便有少量突围的部队，损失也超过一半。如果郑安平的情况可以代表邯郸之战秦军的整体状况，那秦军仅在邯郸城下就已经是伤筋动骨的大损了。

秦国更大的折损，是领土的得而复失和将才的损失。

秦军这一退就没有收住脚，直接退回河东郡和函谷关里面去了，之前攻占的太行陉、河内郡、野王、西上党郡，东上党郡、晋中……全都不要了。这的确有点讽刺：经历了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的洗劫，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秦、赵、魏、韩的版图，又重返十年前的老样子。

“杀神”白起因为对秦王和范雎不用其策的不满，在秦王让他重新指挥邯郸战事时，以生病为借口拒绝，还对秦王口出怨言，冷嘲热讽。后者在恼羞中把白起的军功全部抹掉，将其职位也一扒到底，先赶出咸阳，最后赐死。白起死时，距离长平之战仅仅三年。在司马迁的笔下，白起临死前曾发出对屠杀赵军战俘行为的忏悔：“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一直怀疑此话的真假，不相信白起这种武人能在生命结束前，迸发出良心发现的可能。战国时代是儒学无所适用的时代，当时的武人还没有建立“杀降不祥”的道德谴责意识，尤其在秦国，商鞅的军功爵制度把武人的功名利禄直接和人头挂钩，“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这个制度使秦国武人的观念中只有功和德，没有善和恶。这话不像是白起自己说的，反倒更像是司马迁借白起之口，替白起说的，目的是对白起本人进行道德谴责。

随后的两三年里，除了燕国趁赵国衰落发动侵略以外，秦、赵、魏、楚之间未再有大战，大家都伤得不轻，打不起仗了。一直到赵政继位，秦国才开始对关东列国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

直到亡国前夕，赵国依然能依靠李牧在战场上多次击败秦军。《战国策》这样评述了赵国最后由李牧指挥的几场胜仗：“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从字面上看，这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式的胜利，给人感觉就是“胜得越多，死得越快”。于是就有声音质疑李牧，说他打败秦军的成本太高，用了十万赵军士兵的生命才堆出他的英名。

这自然是外行话，实际情况是当时秦国已经占据了整个山西省，太行八陉秦军已经控制了六个。秦军由这六个外陉可随心所欲杀入华北平原和中原，赵、魏军无法从这里突入太行山。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一看就明白：这种状态就很类似1200年后的契丹辽国与失去“幽燕十六州”屏蔽的北宋，太行山成为秦国的天然大长城，退缩华北平原的赵国已经处在“居低临上”的位置，华北平原又是出了名的无险可守之地，战略上无比被动，李牧只能用自己巨额的兵力消耗去抵消这种地理上的绝对劣势，换取几场惨胜。

此时距离战国落幕只有十年光景，李牧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赵国这个绝症晚期病人的回光返照。

赵国没有输在战场上，也没有输在国家技术层面和军备建设方面。对此，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战国晚期，秦国已经在整体国力上具备明显优势，但关东六国也并非一无是处，某些国家会在某个具体领域领先秦国。燕国是如假包换的弱国，战国七雄里绝对倒数第一的垫底货，但是燕国在铁器的应用上，比秦、楚、韩、魏、齐等国都要普及。在辽东地区出土的燕国农具中，铁质农具超过90%，当时只有赵国的铁器应用水平接近燕国。长平古战场出土了大量秦、赵两军箭镞，秦箭镞是青铜材质，赵箭镞已经以铜镞铁铤为主了。公元前3世纪末，华夏文明的冶金工艺从青铜器晚期向铁器过渡的阶段，燕、赵两国走在最前列。

另外一个例子还是有关李牧。《史记》记录李牧活动的时间非常晚，也没有单独为他列传，其生平事迹归纳于《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这篇列传中，李牧有具体时间交待的事件，是在赵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3年）以相国身份出使秦国，并于同年攻占燕国的武遂和方城（今河北省武强和固安县）。之前他在赵国北方的代郡、雁门郡驻守，防备匈奴，虽有文字记叙，所处时间却不可考，只能估计是在赵孝成王时期（公元前265—前245年）。其中他最光彩的战功，是击破匈奴对赵国北方的骚扰：“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就是这些文字，恰好说明了当时赵军兵种装备拥有的优势。

在之前的章节里，已经反复提及赵武灵王赵雍于公元前307年推行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在推行过程中曾遭到赵国国内守旧势力的抵触。公元前295年，赵雍困死沙丘，围困沙丘宫的公子赵成和李兑都是曾抗拒此策的保守派。因此就产生疑问，赵雍死后，“胡服骑射”是遭到守旧势力废止了，还是作为赵军的骑兵传统得以延续下去了？李牧破匈奴之战，就解开了谜底——“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赵军在战斗中使用的战车和骑兵比例达到1比10，战车已经成为被边缘化的配角，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骑兵成为主角。再考虑到此战中十万彀者（弓箭手或弩手），说明赵军的北方守备部队已经以骑射为重，“胡服骑射”之风在赵雍之后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几十年后，就是这支擅长骑射的赵军最后一支精锐主力，在战略形式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在华北平原给予了秦军两次迎头痛击。

要想更清晰地说明赵军这种优势，最好再找同时期的对手来作横向比较。位于陕西临潼，有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研究秦军兵种装备的最好古迹史料。秦俑二号坑为车马坑，出土战车89乘，驭马356匹，正好是1比4，标准的驷马车；同坑中还出土了骑兵俑108具，战车与骑兵的比例约为1比1.21。

秦军为1比1.21，赵军竟然高达1比10，不放在一起比，感觉还不直观，放在一起对比，差异之大就体现出来了。秦俑车马坑的比例说明，直到秦国统一天下，战车和骑兵在秦军兵种军备中依然同等重要，正在逐渐向骑兵为主的趋势转化。赵军的比例说明，赵国在秦国统一前，就已基本完成了骑兵取代战车的过渡，因为赵国所处的华北北方长期有林胡、楼烦等游牧狩猎民族，再加上还要防备匈奴南下骚扰，以战车取代骑兵是最好的选择。

赵国最大的缺憾是输在了政治上，其次是国家战略眼光上的短缺。

赵国是战国晚期仅次于秦国的人才大国，这是公认的看法。虞卿、蔺相如是擅于权谋的政治家，以气势逼压对方；廉颇、李牧、乐乘是擅于带兵打仗的将领，即战术军事家。唯一有全局观倾向的战略军事家、政治家，只有赵奢这么一个。

放下赵国，再看秦国。范雎就是战略军事家中的代表。他一个在秦国毫无根基的外乡人，怎么能见到秦昭襄王？几句话一说，秦王就被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佩服至极了？要知道，范雎九死一生到秦国时，秦国已经一强独大了，如果他跑到燕国投奔燕昭王，那叫雪中送炭，现在跑到秦国见秦王，顶多是锦上添花。范雎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让秦王感觉到“你是来给我送温暖的碳，而不是让我臭美的花”，所以，范雎对秦王说的都是关乎全天下的战略形式：太行陉到底有多重要，韩魏怎么是天下枢纽，出成皋、据荥阳怎么就能制关东诸国，怎么远交近攻……按现在的话说，这些就属于地缘政治学。

范雎的这些话，正好应了秦王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欲望。话还没全说完，秦王已经心悦诚服了。

类似范雎这种战国晚期的战略军事家，在秦国至少还能找出魏冉、张仪，其他国家，还有陈轸和赵奢。显然，秦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它有一个清晰的、以“鲸吞天下”为目的的国家战略规划。秦国的外交结盟、发动战争、资源开发、农业生产、人口户籍调查等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这个战略规划的。赵武灵王的“团结三晋，接连楚国”战略规划则主要立足于固守和结盟，与秦国的战略架构相比，就明显气势不足了。

在《战国策·赵策三》里面，有一段都平君田单和马服君赵奢之间的争论，发生时间是赵惠文王三十年，一个是火牛阵破燕军的齐国再造之人，一个是因阏与之战扬名四海的智将，二者的对话很有意思，也很精彩。前者对后者的养兵用兵策略提出异议：“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

赵奢回复对方的核心部分如此：“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

田单被赵奢这顿话说得心服口服：“单不至也！”

赵奢的回复，再次证实了在战国时代，国家战略格局和军事思维的变化——从春秋的强国争霸，变成了战国的争天下；从春秋时在诸侯中追求道德领袖权威，变成七雄之间的直接吞并和武力统一。战争不再仅是战场上的战斗，还是国家实力的综合性对抗。显然，田单的脑子有些保守，还停留在周礼桎梏下的“诸侯争霸”概念中，经赵奢提醒，他才恍然大悟。

赵奢懂，也能讲出来，但并没归纳成兵法理论，吴起和商鞅就归纳总结出来了。且吴起生活的时代要比赵奢早100多年，可见吴起的思想有多么超前。吴起、赵奢和田单，前者是战略理论军事家和战术实干家，中者是战略军事家和战术实干家，后者就是个单纯的战术军事家，正应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句俗语，高下立判了。

十、六合之内

公元前221年，齐国最后一位君主田建在秦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选择出城投降，齐国灭亡。战国时代的结束，秦国的一统天下，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是第一次实践了“大一统”。我们都反复听说过“封建社会”这个词，还被灌输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国过去历史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句话有点毛病，“封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的《商颂》，“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吕氏春秋》中评述为“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说俗了，就是封地建国，以为周室屏藩。

中国历史上只有周朝才是纯正的“封建社会”。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基于周朝宗法观念的封建制度持续了大约八百年。从战国时代及秦国实现统一后，封建和集权反复较量——战国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同在；秦国完全采用郡县制；西汉初年，有好几位异姓功臣封王封国，是分封制的反扑，刘邦和吕雉这对政治夫妻大杀功臣，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汉帝国采取同宗同姓封王封国政策，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又颁布《推恩令》，对同姓封国的规模也加以限制。

之后的一千多年，发展趋势是封建逐渐式微，集权逐渐强势。14世纪建立的大明帝国，虽然还出现了同姓亲王封藩，但明廷中央取消宰相设置内阁，加强了皇权；到清朝，连同姓封藩都被废弃了，爱新觉罗氏的亲王郡王们未经皇帝许可，连北京城都出不去，西南边疆土司也要一并改土归流，蒙古王公也被限于各旗盟划定的草原……诸如此类的形式，已经不是封建帝制国家，而是集权帝制国家。

这种从封建到集权演变的历史起点，就是战国时代。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如长城就属此例。一提到长城，最常见的解释就是“中国古代中原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修筑的防御工程”。但是，实际情况恐怕未必如此。中国修建时间最早的长城，是春秋时期楚国的楚方城，位于今天河南省中南部南阳市下辖的方城县境内，是楚国北上黄河流域，为实现与晋国、齐国争霸中原而修建的。到了战国时期，七雄混战不休，都在边境线上修筑长城，目的也是防备邻国，而不是游牧民族；包括长平之战中秦、赵两军修的垒壁工事，不过是长城的另一种说法罢了。直到战国中晚期，秦、赵、燕三国才在各自的北方边境修筑针对防备游牧民族南下的长城。因此，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初的用途是当时诸侯在争霸中原和吞并战争中的防御工事，自战国晚期和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外军事需要改为防备游牧民族南下，长城的修筑选址才集中在北方草原地带与农耕地带的边界。游牧民族就这么无端为长城的出现背上了“黑锅”，而且一背就是两千多年，到现在依然没有甩掉。

秦帝国的建立和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正因为如此，所以具有许多开创性的战略、战术，还有些被后世反复使用。比如说，秦国第一次实践了以关中平原“四塞之地”为根基的战略构架，东出崤山函谷关争夺中原的军事地理路线，之后刘邦的汉军集团对此是全盘照抄，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集团，建立汉帝国四百年基业；直至公元6世纪晚期，经历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胡汉兼杂的关陇集团依然遵循了这一原则进行他们统一的步伐，最终建立隋、唐两朝。再比如，公元前279年，秦军分两路攻楚，一路由白起取丹水、汉水（即今天的丹江、汉江）南下，另一路由蜀郡守张若顺长江走水路东下。首次实践了自长江上游顺势向下游进军的路线。后世发生的多次北方政权对江南的统一，都是延续这个路线；直至晚清，湘军依然遵循这个地理特征平定太平天国。

战国是个民不聊生的战乱时代，同时也是个地理大开发的时代。和西周、东周春秋前两个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天下”并没有向外扩张，依然还局限于东北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区，但因国家战略竞争的需求，各个国家都热衷于对领土的开发。秦国在秦昭襄王晚年开始修建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在秦始皇初年开修关中地区的郑国渠，这些是出于帮助农业生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目的；魏国在魏惠王时修浚的鸿沟，秦国征伐巴蜀探索的秦岭子午道、巴山的金牛道，连通关中与河外、上党的河内道等等这些是出于缓解交通压力，高效进行军事行动、物资运输和行政管理的目的。

地理开发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那么，检验地理开发的效率或者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也就是看领土、人口、物产和交通这几个因素。人口、物产是可再生资源，但鉴于战国时代的卫生条件和出生率增值基础，人口基数的再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交通压力也可以通过开发得到缓解。只有领土这种资源不能自然扩张，更关键的是，作为非再生性质的资源领土，却是人口、物产等可再生资源的承载基础。战国时代的执政者也早已认清了这种轻重有别的资源处置方式，因此，秦国把“争夺天下”的国家战略通过具体战争和外交手段表现出来，就是首先强调对他国领土的占据，然后是对他国人口的消蚀。

就以秦国来看，一个政治势力如果想实现统一，那么就要具有攘扩天下的战略规划，清晰的地缘政治和地理形势观。北京师范大学的宋杰教授十多年前曾撰写过《先秦战略地理研究》一书，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说句不夸张的话，这是我所读过的对中国古代国家战略观、地理经济、地理交通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文笔最清晰、认识最全面的一部著作。

在此书中，宋先生从地理战略和地缘政治角度，对战国时的国家领土进行归纳总结，有国霸之地、锁钥之地、偏离之地等等区分。限于篇幅，我斗胆以自己的理解对此加以说明：

国霸之地，可以理解为常说的根基之地、根据地、龙兴之地，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地域。核心地域是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交通最便利、土地最肥沃的“膏腴之地”，这种地方通常也是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如关中平原对秦的意义、成都平原对蜀的意义。核心区的面积未必很大，但是对国家的意义不可小觑。秦国的核心地域就是关中的八百里秦川，这地域占据秦国国土的面积比例并不大，但却集中了秦国的精华。战国七雄各自拥有自己的国霸之地，有些国家还不止一块，比如魏国就有河东和大梁两个核心区，赵国也有晋中和邯郸两个核心区，国力最弱的燕国也能拿出燕下和督亢两块核心区。

锁钥之地，可以理解为重要交通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其地位重要到敌人一想到这个地方还牢牢掌握在你的手里就特别头疼，都不敢轻易对你发动战争的地步。本文前述章节中多次提到的函谷关、太行陉，还有连通蜀中与汉中的剑阁、北京西北的居庸关等等，皆属此例。

秦国在公元前280年后之所以能一强独大，就是因为他控制的国霸之地和锁钥之地越来越多，同时还在不停抢夺其他国家的国霸之地和锁钥之地。秦国占据的战略空间越来越大，控制的战略枢纽越来越多，等他把这些空间和枢纽全部抢过来，天下就统一了。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但秦国仅以武力方式实现了政治版图的统一，而文化、生产生活秩序的同化，民心的收拢，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社会运作体制的统一等问题，这时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方面，秦国做得非常不好，最终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笑柄，以及让后世历代引以为戒的反面教训。

秦始皇的焚书暴政和随后项羽冲击咸阳后的报复性纵火，把无数珍贵的先秦历史资料付之一炬，以至于今天可供后人研究参考的原始资料非常的单一、有限。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中，就包括后世对司马迁《史记》的质疑。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史记》不是官方的修史著作，而是由司马迁独自完成的。它的历史价值不可否认，但内容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后人的不断挑战。做某一历史事件的考据研究，要把多处的史料作比较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但是，因为秦始皇的焚书暴政，导致对先秦时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考证，就只能依靠《史记》的内容了。

281年，《史记》付梓三百多年后，这时已经是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座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战国古墓被盗，盗墓者随后被抓，同时还收缴了他从古墓盗出的大批竹简。这座古墓的主人就是战国晚期信陵君的长兄魏安厘王。这些随安厘王一同埋在墓穴里的竹简，幸运地躲过秦始皇的焚书举动。

当时西晋政府对这些竹简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最后再由官员负责把竹简中有关历史事件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对史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它不光与《史记》所描述的内容不同，价值取向也相异。因为《竹书纪年》的偶然出现，《史记》中所记录的先秦时代若干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史记》本身是一本史学专著，但对《史记》所记载内容的正误进行辨析，居然比研究《史记》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