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五年战争（大秦铁三角巅峰之作）
秦楚五年战争简介
秦楚五年战争：战国最负盛名的纵横家苏秦说过：“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尽管当时在秦国执政的是楚贵戚集团，但秦昭王君臣多次发兵攻楚。由魏冉、白起、司马错主持的秦楚五年战争，堪称决定两国未来数十年形势的命运之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终于公元前276年（秦昭王三十一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国输掉了最后一个战役，但楚国被打得迁都，悲愤的屈原大夫投江自尽，留下不朽的楚辞《哀郢》。
秦楚五年战争过程分析——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有个名字叫“喜”的17岁少年傅籍了。按照大秦律令，他已是成年人，从此开始承担徭役和兵役的义务。喜的家乡在浩渺云梦泽旁的安陆县（今安陆市），南下的秦民已经和故楚人杂居了32年。在那之前，城头挂的是楚旗。喜出生于秦吏世家，他的祖籍也许在关中，也许在上郡。他的家族和安陆县的其他秦民一样，都是在秦楚五年战争期间迁居此地的。
少年喜后来成为秦国县吏，目睹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过程。他的墓就是今天中国考古学界著名的睡虎地秦墓。他的随葬书简《编年纪》记载，安陆于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成为秦土。那是秦楚五年战争的第三年。
由《编年纪》来看，喜的祖父曾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军吏。他和众多秦人从军伐楚，见识了铁三角的智勇雄强，亲历了五年战争的残酷悲壮。谁说盛衰难料，生灭无常？战争是最严苛的历史考验，一切荒疏武备的国家都将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战争的缘起：打乱秦国既定方针的突发变数
秦楚五年战争爆发之前，秦国并没有把楚国视为头号对手，主要精力还放在中原战场。自从最强劲的对手齐国被诸侯联军打残后，秦国把征服魏国作为主要目标。当秦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秦军第一次包围魏国首都大梁时，魏国丞相孟尝君说服赵惠文王和燕昭王出手相助。秦军见燕赵联军人多势众，暂时解除对大梁的包围，秦国相邦魏冉也因此被免去相位。铁三角和秦昭王都记恨赵国，把攻赵列为头等大事。
从秦昭王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公元前282—公元前281年），秦大良造白起两次率军渡过黄河攻打赵国太原郡，占领4座重镇——祁、兹氏、蔺、离石。魏冉恢复了相位。与此同时，魏国在大梁解围后不久就跟赵国反目成仇，转而投靠了秦国。虽然秦国暂时与魏国结盟以抗衡燕赵组合，但这并不代表魏冉放弃了灭魏的宏伟构想。按照原剧本，秦国下一步本该尝试继续进攻大梁。
当时白起已经初步打破了秦赵两国漫长的边城拉锯战僵局，形成对赵作战的有利态势。令人奇怪的是，赵惠文王君臣却采取消极防守的架势，没有派精兵良将反攻夺回西线战场丢失的四城，而是在东线战场以“决河水”的狠招攻魏。
魏国连续两年遭到赵军猛攻，损失不小，主要兵力都用于抵御赵国，对临时盟友秦国没什么防备。也许是因为看到魏国浑身破绽，白起才在拔赵之蔺、离石后突然转兵南下远征大梁。但此战最终不了了之，白起在听了周天子特使、策士苏厉的建议后罢兵回朝。
表面上看是白起被策士苏厉的计谋动摇了决心，实际原因恐怕更复杂。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听到了至关重要的新情报——楚国欲合纵伐秦。
秦楚最近一次交战发生在秦昭王十五年（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史记·秦本纪》称秦昭王十五年攻楚之宛城，《史记·穰侯列传》称秦拔楚之宛、叶，睡虎地秦简《编年纪》记为秦昭王十六年事。也可能秦拔叶县在昭王十五年，拔宛城在昭王十六年……但无论怎样，这是秦楚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前的最后一战。
从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开始，秦相魏冉为了对付韩魏，一直采取联合楚国的外交方针，曾经给予楚国5万石粟来表达修复关系的诚意。但两国结怨太重，楚国只是在秦攻魏韩时袖手旁观，并没有重建同盟关系。假如秦国在伊阙之战与韩魏两败俱伤，楚国说不定会马上转变立场。
秦昭王在战前给楚顷襄王写了封挑战书：“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他可能是因为气恼楚国在白起与韩魏联军对峙时立场有所动摇，也可能是想断绝楚顷襄王君臣寻机复仇的苗头。楚顷襄王对这封战书深感恐惧，决定与秦国修好。于是楚国在秦昭王十五年“迎妇于秦”，在宛叶之战结束后，两国重新结盟。此后秦楚一直保持和平状态，先后举行了3次会盟。特别是在诸侯攻齐前，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宛城结亲。楚国借联军之力攻占了与齐国争夺多年的淮北，这个收益已经超过此前被秦国抢走的城池。至于白起的攻赵行动，对楚没什么不利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此时的楚国都没必要与秦国交恶。可是楚顷襄王一直对父亲楚怀王客死异乡的悲剧耿耿于怀，如今国力有所回升，自然想法也多了。
就在秦昭王二十六年，大概是在白起率上郡军攻打赵国蔺、离石的同时，一桩意外让已经即位18年的楚顷襄王重新燃起了与秦争天下的雄心。
一位没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楚人出现在楚顷襄王面前。他有一项绝技是用弱弓小箭来击落北归的鸿雁。鸿雁用强弓利箭都不容易射中，可见此人的射术十分高超。楚顷襄王得知此事后，把他召进宫来问询。结果那人一开口就说：“我这只是猎鸟的小把戏，大王该射的目标可远不止这些啊！”然后，他以射鸟为比喻来纵论天下，提出了一个层层递进的强楚之计。简单说，这位无名策士的战略规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吞并魏国。
楚国先攻魏都大梁的南部，再吞并魏国西南的上蔡地区（相当于一个郡的规模），与韩国接壤。然后挥师东征圉县（今河南省祁县）之东的魏地，一直打到秦国的飞地定陶，迫使魏国放弃东部的大宋、方与地区（故宋地，相当于两个郡的规模）。把魏国的东西两臂占领后，楚军集中兵力攻占大梁。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攻略齐地，与燕赵结为合纵。
具体操作是进攻东莒、浿丘、即墨，占据齐国西部的午道，这样就能把齐长城以东、泰山以北的地盘都纳入楚国的版图。占领齐地后，楚顷襄王可以北游燕国的辽东郡，南望越地的会稽山，也就是说南海、东海、黄海、渤海沿岸基本上都由楚国控制，泗水流域的十二诸侯国都会俯首称臣。到那时，楚国西与赵国接壤，北与燕国相通，三国缔结合纵足以平定天下。
第三阶段的目标是攻秦。
楚国攻占魏齐大片领土并与燕赵结盟后，可以趁着秦魏战至两败俱伤的机会，一举收复原为楚地的汉中、析、郦等地（相当于汉中六百里、商於六百里、楚方城三个地理单元）。然后在鄳塞驻扎重兵，等待秦国师老兵疲之时，把山东、河内地区都控制在楚国手里。这时候，楚国就可以慰劳民众、休整士兵，完成称王天下的大业了。
这位无名策士为了刺激楚顷襄王早下决心，还特意强调了楚怀王被秦国欺骗而客死异乡的惨剧。此举果然让楚顷襄王很快拍板，立即派遣使者游说诸侯，重新组织合纵攻秦。
可惜楚国君臣做事不密，合纵尚无进展就提前走漏了风声。《史记·楚世家》称秦国闻讯后发兵伐楚，但《史记·秦本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史记·穰侯列传》和睡虎地秦简的《编年纪》都没有秦国在这一年攻楚的记录。这可能是因为秦楚两国纪年存在岁差，秦国出兵是后来的事。不管怎样，楚顷襄王谋秦的意图流产了。唯一起到的作用，大概就是让白起暂停了出塞攻梁的行动，让秦国将相铁三角把目光从赵魏转移到了楚国身上。
其实，就算没有走漏风声，无名策士的兴楚大计也是无法实现的。这个宏伟的战略规划在进军路线上是靠谱的，但完全忽略了列国形势。
◎春秋晚期楚国透雕倗矛
第一个问题是楚不可能肆无忌惮地攻魏。
虽然当时赵在济西方向与魏交战，大梁的守备力量较空虚，但秦国肯定不能容忍他国染指自己垂涎已久的大梁。况且按照计划，楚国还要攻取相当于3个郡的魏地。面对这样嚣张的军事行动，秦国不发兵攻楚简直不合常理。
第二个问题是楚无法夺得前面提到的齐国地盘。
楚与齐接壤，若能得魏地，就能从两个方向包抄齐地。可是，乐毅的燕军正在全力攻打齐国胶东地区，赵军则致力于征服齐国济西地区。楚国想占领齐长城以东、泰山以北的地盘，等于是直接从风头正劲的燕赵联盟嘴里抢肉……秦国都没把握一口气击溃燕赵联军，楚国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兵家武庙十哲之一的燕上将军兼赵相国乐毅善于用兵，但他直到被解除兵权时都没把齐国的两个陪都——莒县和即墨打下来。以楚军当时的战斗力，只怕表现更糟糕。
注意：楚顷襄王并没完全按照无名策士的剧本走，而是派使者重新发起合纵。他的算盘是先与燕赵结为三国同盟，然后借燕赵之力依次攻打魏、齐、秦。这个构想看似靠谱一些，实则也是一厢情愿。
燕国全部的力量都用来征服齐地，不可能放弃大好机会去掉头攻魏。赵国倒是正在东线与魏争齐地，但西线被白起打得连战连败，根本不愿与秦国死磕。秦国则抱着只要燕赵继续攻齐就是朋友的态度来选择是战是和，燕赵顺水推舟就能三方满意，何必蹚楚国合纵攻秦的浑水呢？
楚顷襄王也很快意识到此计行不通，于是又打算与齐韩合作伐秦，第一步是以三国联军灭周。
自从楚国失去方城以内的宛地，韩国失去了宜阳、新城等地之后，两国就不再接壤，中间不是隔着秦土，就是隔着魏地。若能成功灭周，韩国不但可以扩大地盘，还能为三国联军开辟攻秦的运输通道；楚国则可以趁机得到象征天下共主地位的周王室的宝器，提升自己对诸侯的号召力。
周赧王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西周惠公之子武公去游说楚国丞相昭子。武公陈述了3个不能灭周的理由：首先，“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没有10倍的优势兵力很难一举灭周；其次，周是天下共主，楚攻周名不正言不顺，只会让邹鲁等中小诸侯寒心，让齐国想跟楚国绝交；最后，楚国灭周得到的实惠不多，反而因为获取周室宝器而成为众矢之的，被群雄围攻。
楚相昭子听后觉得有道理，便说服楚顷襄王和其他大臣放弃了这个计划。就这样，两个以攻秦为最终目标的战略方针都下马了。与此同时，苏厉又替周王说服白起不要攻魏。
早在攻魏安城、大梁之前，秦昭王在鄢、穰两次与楚顷襄王会盟，为的是让楚国置身事外。秦昭王君臣没料到楚国突然就变成了最大的不安因素。如果想要继续攻魏以打通定陶与秦本土的联系，除了避免燕赵插手外，还得警惕楚国重启任何形式的合纵。不先把楚国打残，秦国就没法全力攻魏。而魏国为了避免魏冉、白起再攻大梁，也主动派人游说秦国伐楚。
周、魏使者成功激活了秦楚旧恨，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空间。但谋秦尚无实际成果的楚国要倒霉了。
秦国高层决定重新与魏国讲和，回归攻赵援魏的外交方针，先掉头给楚顷襄王君臣来一个下马威。对楚战事依然由铁三角来主持。大良造白起对外称病不出，世人以为他想维护自己“百战百胜”的荣誉，其实他在暗中准备更大规模的攻赵行动。相邦魏冉下令“赦罪人迁之穰”，表面上是给自己的封邑增加人口，实则为来年伐楚做准备。上郡守司马错秘密来到秦楚边境，全盘统筹对楚战事。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战略调整将会给全天下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重大战略课题：怎样攻楚更高效？
无论是秦昭王还是铁三角，在战略上都非常藐视楚国，对楚王、楚将、楚兵拥有绝对的心理优势。因为根据《史记》的记载，秦楚两国自从秦孝公以来的交战记录呈一边倒状态：
秦孝公时交锋1次。秦孝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三十年），刚被封为商君的铁腕改革家卫鞅南侵楚地，结局是秦胜。
秦惠文王时交锋3次。秦惠文王更元七年（楚怀王十一年），秦军击退山东五国联军，楚击秦不胜，是为首战。第二战是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军在丹阳之战斩首楚军8万，虏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攻取楚汉中600里地，楚军惨败。第三战是丹阳之战的后续，楚怀王怒而兴师，集结举国之兵一鼓作气攻入武关，秦楚在关中的蓝田激战，深入秦境的楚军再次战败。
秦武王时两国没有发生军事冲突，只是在秦韩宜阳之战时达成了瓜分韩国地盘的协议。而秦昭王元年至二十六年，秦楚总共打了5次仗，秦军每战必胜。其中白起夺取了楚国宛郡最重要的宛、叶二县，楚方城防御体系由此瓦解。
从历史战绩来看，秦国高层根本不必担心能否打赢，只需要考虑怎样攻楚的赢面更大。要想弄清这点，还得理清两个问题：一是秦楚之间的军事地理形势如何，二是前代战略家提出过哪些攻楚方略。
在秦孝公即位之初，秦楚只在商於、汉中两个地区接壤。商於的武关为秦楚分界，武关以北为秦地，以南为楚地。在汉中盆地，以南郑为中心的西部地段为秦土，以东皆为楚疆。当时的楚国占有汉中、巫、黔中以及商於南部，如果能攻取武关以北的商洛山地，西击秦之南郑，再灭掉巴蜀两国，楚国将控制整个西南地区，并且能从商於、巴蜀两个方向夹击关中。这样的话，秦国就很难招架了。所以，秦国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在秦岭以南插入钉子，与楚国争夺整个商於之地。
商於之地在秦岭、伏牛山以南，金钱河以东，楚方城以西，汉水以北。此地是楚人发祥地，又是汉水流域通往关中的重要通道，注定要成为秦楚争夺的第一个地理单元。
秦攻楚的主要路线之一，就是由关中南下武关，攻打楚国北境。秦孝公把商鞅封在武关北部的商洛山地，也是为了让强臣镇边。秦如果占据了武关之外的商於南部地区（丹、析之地），就会切断楚方城与汉中郡的联系，让楚国整条北部防线出现缺口。
楚威王认为秦国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曾经派宛公昭鼠率领10万大军驻扎汉中郡。楚汉中郡位于丹水与汉水交汇处，扼守着秦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相当于把楚国控制的商於、汉中地盘整合在一起。
到了楚怀王时，秦相张仪以商於六百里地为诱饵拆散了齐楚联盟。楚怀王之所以中计，主要是因为商於六百里地的战略价值太大。得到此地后，楚国势力就延伸到武关以北、秦岭以南，秦国关中腹地就洞门大开。秦国君臣当然不会真心割地。秦国的赖账行为让楚怀王恼羞成怒。他不听策士陈轸的劝谏发兵攻秦，早有准备的秦军开出武关，两军在楚汉中郡治所丹阳打得天昏地暗，10万楚汉中军被歼灭了8万。秦军趁机从丹阳西进，切断了楚汉中地与汉水北部地区的联系，吞并了整个汉中盆地。
至此，秦国把巴、蜀、汉中三地连成一体，巩固了对秦岭以南地区的统治，加速了西南、西北一体化进程。尽管秦昭王一度归还了秦惠文王时占领的上庸之地，让楚国重新获得了商於以南的大片领土，但汉中盆地大部分地区仍然在秦汉中郡的控制下。
后来秦昭王在楚顷襄王元年再次派兵出武关攻楚，斩首楚军5万，取析县与15城而去。这16座城的陷落标志着整个商於地区都被纳入秦土。
自从占领巴、蜀、商於、汉中四个地理单元后，秦国在地理上形成了对楚国的战略半包围态势。处于长江、汉水、丹水上游的秦国，可以顺流而下攻楚，楚却很难逆流而上反攻回去。自从白起拔宛、叶之后，楚方城所在的南阳盆地大部分落入秦人之手。楚国北部的边防体系几乎全线崩溃，只是靠着上庸、房陵和汉水北岸的几座城池勉强支撑局面。如此一来，南阳地就成为新的秦楚北线战场，秦之巴郡与楚之巫郡、黔中则成为两国的西线战场。这也正是秦攻楚的两个基本方向。
其实，早在楚威王时就有策士指出：秦国会采取两路出击的策略，一军出武关攻楚国北疆，一军顺江而下攻楚黔中。楚威王时对应着秦惠文王称王前的阶段，武关方向是秦军传统攻楚线路，威胁之大自不消说。故而楚威王在汉中、商於前线陈兵10万，与秦国在武关形成重兵对峙态势。不过，第二条路线在当时并不成立，因为秦还没得到巴蜀之地，与楚黔中郡不接壤。直到司马错灭蜀之前，秦楚交锋都只有武关一条道可走。
秦国在打赢丹阳、蓝田之战后，曾经提出以武关之外的商於之地交换楚国的黔中。楚怀王表示不愿换地，但只要秦国交出可恨的张仪就献上黔中地。于是张仪主动入楚。他以免除楚国割黔中地的让步条件来利诱，以秦攻楚的作战方略来威胁，哄得楚怀王重新与秦结亲。
张仪的攻楚方略也是两路出击：第一路秦军从巴蜀乘船浮江而下，在10天之内到达如同“巴楚咽喉”的扞关要塞，攻占楚国西部的巫郡、黔中；第二路秦军则走传统的武关线，夺取楚国北部地区。
真正让楚怀王君臣感到恐惧的是“时间差”。由于地理位置关系，秦军两路攻楚在3个月内就能结束战斗，而诸侯要到半年之后才能救援。楚国幅员辽阔，此时的政治中心在西边。除了与楚相邻的韩魏之外，其他北方诸侯的行军路线比从函谷关方向攻秦更长，集结效率也没那么高。
楚军之前集中兵力在武关方向与秦交锋，两次都大败而归。若是秦军真的两面夹击，损兵折将的楚国更加希望渺茫，所以楚怀王才迫不及待地答应张仪的要求。
不过，张仪提出的两路攻楚方略直到秦昭王前期都没有实现。后来秦昭王召燕昭王入秦朝见时，有策士劝谏燕昭王不要去，并提到了秦国攻楚的新方略：
秦蜀郡兵乘船沿长江而下，行军5天抵达楚国郢都，是为西路；秦汉中郡兵乘船沿汉水而下，行军5天抵达楚国的五渚，是为中路；秦关中卒出武关，与商於、南阳等地的秦军在宛地集结，然后进攻楚国的随，是为东路。
第一路其实是由巴蜀攻巫郡、黔中的老路一直打到郢都；第二路则是沿着汉水河谷（荆襄通道）南下攻入郢都；第三路是从随枣走廊南下进攻郢都以东的楚地。中路军与东路军之间隔着大洪山脉，与西路军之间隔着大巴山脉、荆山。按照三路进攻计划，楚国腹心地带最终会陷入秦军的三面包围。
攻楚新方略与张仪两路进攻方略的主要区别有3点：
其一，前者是两水一陆的三路进军，后者是一水一陆的两路进军，新方略多打一个随枣走廊方向；其二，前者以拔郢破楚为目标，后者只以夺楚巫郡、黔中、北地（指汉水北岸一带）为目标；其三，前者把汉中郡兵当成攻打汉水河谷的主力，后者则以开出武关的内史秦军为攻打该方向的主力。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张仪为相时的秦国还没有得到以宛为中心的南阳盆地。如果这个进攻跳板仍在楚国手中，秦军开出武关后很难向东或向南深入进攻。此外，张仪入楚谈判时，楚汉中六百里地刚到秦国手中不久，秩序尚在整顿，秦汉中郡兵也还没组建完毕。到了秦昭王二十六年时，这些问题已经完全解决。秦昭王用来恐吓楚国君臣的三路进兵新方略，并非不可能实现的妄想。
但话说回来，秦攻楚的几条基本路线不光是秦人知道，楚人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列国策士也都洞若观火。所以，攻楚课题的难点不在于选择哪条进军路线，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三路同时攻楚的方略缺乏可行性。因为事发突然，秦国还没结束与赵国的纷争，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伐楚。可是，楚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热情，令秦昭王君臣倍感威胁。倘若置之不理，迟早会破坏秦国的战略大局。
为了争取全面攻楚的时间，秦国君臣决定先发制人，派司马错先打一场仗来挫伤楚人的士气。上郡军等秦国北部战区的主力部队在为明年的攻赵行动备战，无法调往南方战场。借兵给大良造白起的上郡守司马错，需要从秦国其他战区来集结伐楚之师。他能凑出足以完成伐楚任务的兵力吗？
战前盘点：关于秦国当前动员能力的推测
《孙子兵法·军形》篇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兵家采取守势是由于力量不足，采取攻势是因为力量有余。秦昭王君臣决定大举伐楚，显然是认为自己力量有余。
早在多年前，张仪出使楚国，以“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恐吓楚怀王。但是，这个数字的水分很多。因为秦王嬴政发动灭楚之战时，倾国之力也只集结了60万甲士，直到一统天下后才真正组建起百万大军。秦昭王时的秦楚两国，综合国力都远不如灭六国的秦国。所以，“带甲百万”之说只能理解为秦国服役年龄段人口的总数，而不能当成现役部队总人数。
那么秦昭王二十六年的秦国现役部队总兵力有多少呢？
由于缺乏直接记载，我们只能通过两个间接办法来估算。第一个办法是借助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提供的各国兵力数据，这些数据被很多史学家引用，也注明了可能存在水分的问题。细抠起来，两人的说法只能代表各诸侯国在一段时期内的动员能力。因为连年战争会让各国土地、人口不断消长。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说法有时不一致。
例如，张仪称韩军总兵力不过30万，魏军也不过30万，其余国家不明。按照苏秦的说法，韩魏两国的力量没那么弱。地方九百余里的韩国“带甲数十万”。而地方千里的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史记·苏秦列传》），合计总兵力70万有余。
我们不难察觉，苏秦把魏军划为武士、苍头、奋击、厮徒四类。“武士”“苍头”“奋击”这三类战斗兵共计60万人，专门负责后勤的厮徒有10万。张仪估算魏军总兵力不超过30万人，其中有守亭鄣者不下10万。他说的都是魏国现役的战斗部队。其实相当于先从70万役龄男子中扣除了10万厮徒，再把三类战斗部队折半。
显然，两人用的计算标准不同。简单说，苏秦估算的是魏国总动员能力，张仪估算的是魏国现役战斗部队规模。故而前者比后者多出一倍多。
根据这两组数字，我们姑且把战国现役部队与役龄男子的比例定为“3:7”，即各国现役部队规模大约占役龄男子总人数的42.9%。秦国役龄男子——虎贲之士百万，则可以组建43万左右的现役部队。
可是带甲百万之说并非确指，而是一种不精确的修饰，再加上各国兵役制度存在差异，这种推算方法的误差很大。好在出土秦简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间接推算方法。
岳麓秦简《数》中有一道关于士兵复员的算术题：“凡三乡，其一乡卒千人，一乡七百人，一乡五百人，今上归千人，欲以人数衰之，问几可（何）归几可（何）？”这支秦军的士兵分别来自3个乡，一乡征兵1000人，一乡征兵700人，一乡征兵500人，共计2200人。如今朝廷打算缩编军队，命令各乡按照原先的征兵比例让1000名士兵解甲归田。这道题的背景应该是战后遣返临时征发的士兵，计算的正是每个乡各需要复员多少人。
依照秦制，只有县才有权征兵，乡只是按指示摊派兵役。换言之，应用题说的“凡三乡”实为一个县的情况。
《续后汉书·职官》称：“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由此可知，秦汉一个下辖三乡的县，有5000户至1万户家庭。按照秦国“同居毋并行”的征兵原则，每户每次只征一个兵，按役册轮流征发各户役龄人员。也就是说，以最低的5000户来算，一个三乡县的最大动员潜力达到了5000人。若是按照《数》中的基准，秦国平均每县征兵2200人，5000户中大约有44%的家庭被征兵，各乡的征兵名额按照户数多少来分配。由这道应用题来看，秦国平均每县征兵2200人，在结束战事后把部队缩编为1200人，即战时的54.5%左右。尽管这个比例未必是严格的军制法定标准，但《数》是秦官吏的培训教材，应用题源于日常实务，仍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明白了秦国每县的平均征兵数，再乘以当时的郡县总数，秦国每年的全国征兵总数就能推算出来了。秦国现役部队的总兵力也可由此估算出一个参考值。
秦昭王时期恰逢秦国版图迅猛扩张。结合《战国政区地理》的说法，昭王二十六年的秦国可以考证的郡县大致有：内史41县、上郡19县、蜀郡13县、巴郡8县（暂欠4县）、汉中郡8县（暂欠2县）、陇西17县、北地13县、河东郡19县（暂欠4县）。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内史41县符合明确的文献记载外，其余各郡的县数只是可考证的县数，可能少于实际县数。除了上述郡级单位外，秦国另有中都、西阳、平周、宜阳、襄城、武始、新城、皋落、穰、陶、宛、叶、郦、邓、轵、河雍、新垣、曲阳、安城、皋狼、隰城、兹氏、祁、蔺、离石等地。
此外，秦国吞并了商於地区的析县及15城。白起在伊阙之战后拔的5座城池位置不明，应该大体在尚未设郡的三川地区。他与魏冉等人联合攻下的61座魏国大小城分布在河东、河内地区，故不再与河东郡的县数重复计算。蒙骜在秦昭王二十二年攻取齐国9城，地点大概在魏冉封地陶邑附近。
按照这个不完全统计来做保守估算，秦国在秦昭王二十六年总共有183个县（道）。按照平均每县征兵2200人的基准，可以组建402600人的现役部队。其中，内史以外地区大约有142个县（道），可以组建312400人的现役部队。
注意：秦制规定，万户以上的县，长官称“县令”，万户以下的称“县长”。征兵2200人的县，都是户数仅在5000以上而不满1万的三乡县，县长的县。
既然各乡都是按户数多少的比例征兵，各县也不会例外。而上述众多县的长官都是“令”，全县人口自然在万户以上，可能是三乡县的一两倍。按照44%的家庭出兵比例，1个万户县可以征兵4400人。尽管秦国可能不会一次征发那么多兵，但各大县的实际征兵能力高于平均2200人。
比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很快拿下6个县，兵力从900人扩张成“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平均下来每个县要动员百多乘车、一两百骑兵和数千步兵，远远超过2200人的征兵数额。又如，秦朝末年的东海郡东阳县令史陈婴举兵2万。《秦代政区地理》称东阳遗址两城面积合计150多万平方米，城池面积比新城、宜阳、宛、安邑等大县要小得多，却能动员2万兵马，可见战国大县的动员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我们暂时还是按每县战时动员2200兵的保守估计来算。秦国内史以外地区每年征发的新兵，可以维持大约31万边郡军。这是战时满编状态，按照《数》中战后缩编54.5%的比例，这些边郡军的现役军人平时维持在将近17万人的规模。
《秦代军事史》称秦朝关中地区的现役部队10万，但当时已经大一统，秦始皇把绝大部分主力军部署在南北边疆，咸阳及内史地区的驻军可能经过了缩编。而秦昭王时的内史秦军是外战主力，数量肯定超过10万。
对比其他诸侯的情况，张仪估算韩魏两国现役部队不超过30万，扣除镇守四方边塞亭鄣者10万，主力中央军大约20万。秦为大国，中央军兵力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总动员能力至少也有20万。不过，我们暂且还是保守估计内史秦军只有10万现役军人。
在极限动员的状态下，秦国可以动员20万内史秦军，以及其他郡县的31万边郡军，总兵力足有51万人。而在休战状态下，分两种情况：
其一，内史军保持10万现役部队，各郡县现役部队缩编至战时的54.5%，则秦军平时的总兵力约为26.9万人；其二，全军都缩编至战时的54.5%，则秦军平时的总兵力约为27.8万人，其中坐镇关中的内史军10.9万人。
有个需要注意的情况是，秦昭王在位56年，期间只有三年、五年、四十年、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没用兵记录，最长的和平时间也就最后3年。换言之，秦昭王时代只有短短6年的疑似和平时间。这意味着秦国上郡、汉中郡等边郡长期临战，必然要求现役部队保持战时满编状态。按照每县征兵2200人的标准来估计，上郡军以19县算有41800人，汉中军按6县计算只有13200人，两地合计5.5万兵马。
在扣除上述地区的县（道）数之后，秦国剩下的大概117个县（道、城）按照平均每县1200卒的平时编制计算，可维持140400人的现役部队（包括郡县兵和边防军戍卒）。
把上述兵力全数归总，秦国在秦昭王二十六年时现役官兵的数量约为29.5万：100000（内史军）+55000（上郡兵和汉中兵）+140400（其他边郡军）=295400。
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严格按照平均每县2200人的保守标准征兵，还没达到秦国动员潜力的极限。当然，除非遇到那种国运大决战，秦国是不会轻易动用20万以上的兵力出征的。其他大国也是如此，比如赵武灵王灭中山投入了20万锐师，但这并不是赵国全部兵力。
在楚威王时期（秦孝公末年到秦惠文王称王前），楚国有“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到了楚怀王时，先后丢失了汉中600里地、大约25座城池，几次败仗都丧师数万。尽管楚国依然是幅员最辽阔的诸侯国（因为楚在秦昭王元年灭了越国），但连年丧师丢地与内政混乱已经让这个传统大国的动员能力严重下降。因此，哪怕楚国和秦国一样有百万役龄男子，平时都很难保持将近30万装备精良的现役部队。靠战时总动员扩编的话，楚军应该能拉起40万甚至更多兵马。但是，大量临时征发的兵卒与几乎每年以战代练的秦军士兵相比，战斗经验差了几个档次。
无论是现役部队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敌国，所以秦昭王君臣才会自信满满地大举伐楚。
在秦昭王二十六年，跟随白起攻赵的主要是由上郡兵、河东郡兵组成的边防军，以及首都地区的内史军一部人马（理论上应该是中尉军）。这支混编兵团能连续拔掉赵国的蔺、离石两个要塞级重镇，兵力应该达到了10万规模。与此同时，其他十几万秦军现役部队大多处于待命状态，而各郡县还有大量预备役材官骑士在家里等着朝廷召唤。
如果司马错从北线攻楚的话，可动用的部队有武关要塞驻军与汉中郡兵，以及南阳诸县与河外诸县兵马（含现役驻军与材官骑士）；从西线攻楚的话，可用之兵主要是巴、蜀、陇西三地的边防军。以秦国完备的战争动员体制，司马错无论从哪边组织数万锐师都不是难事。
五年战争的序章：秦楚锐师激战南阳
在司马错的军事生涯中，本次南征并非难度最大的任务。灭蜀国时，他走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灭巴国时，他遇到了悍勇敢死的巴军劲卒；拔魏国的河内、河东诸城时，他几次北渡黄河天险，与魏军激战于轵关陉的进出口。而这一回伐楚，既无高山深涧之阻，也无凶悍难缠之敌。虽然秦楚都是万乘大国，但两国的战争能力早已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秦国打赢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这一仗该打成什么样，还得从长计议。
伐楚之战不同于伐赵之战。秦攻赵更多是为了配合外交战略，所以攻打城池和土地不算多，头两年下手也不太重（没有秦军的斩首记录，显然不是歼灭战）。伐楚则是为了扼杀其重新崛起的苗头，必须打狠打疼。
尽管楚国自从丢失商於、汉中、宛等地后边境线不断后退，但还是在汉水与南阳盆地交汇处构筑起北部防线。就目前而言，上庸与汉北地是楚顷襄王抗秦的第一道屏障。
战国时有上庸六县的说法，主要是汉水中游鄂西北的竹山、竹溪、郧县、郧西一带的城池，其中包括上庸、房陵两座重镇。
上庸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武当山是其北部屏障，大巴山横亘其南，其东南出口经过荆山地区，西北方通往秦汉中郡的西成县（今陕西安康市）。上庸之地三面环山，较为封闭，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小单元。
上庸曾经是古庸国的腹心地带，尽管比较封闭，基础经济条件还不错。庸国在春秋前期实力不俗，曾经与楚、巴等国争锋。后来楚庄王联合秦国与巴国才灭掉了这个对南方群蛮颇有影响力的诸侯。三国瓜分庸国，但楚国后来吞并了整个上庸。
秦惠文王后期派兵夺取汉中六百里地，上庸也因此归秦。但秦昭王即位初年，为了联楚伐魏，在黄棘与楚怀王会盟，把上庸归还楚国。虽然秦国后来几次攻楚，占领了相当于一个郡的地盘，但上庸及汉北地依然在楚国手中。秦楚对汉中这个地理单元的争夺战并未结束。
秦汉中郡治所南郑在汉水上游，可顺流攻打上庸六县，然后继续水陆并进，东出郧关攻打楚之汉北地。由于上庸之地比较封闭，这里的楚军很容易被秦军封堵在群山之间，对汉水南岸的控制力不强。秦昭王愿意割让上庸给楚国，也是因为上庸、郧阳和郧关对秦武关的直接威胁不大。
对秦国宛、穰守军而言，汉北地楚军才是眼中钉、肉中刺。汉北地即汉水北岸地区，大致是南阳盆地南部到上庸一线。楚之阴县（今湖北十堰市北）对上游来的秦汉中郡兵是个阻碍。由此往东是丹水与汉水交汇处，继续东行就进入南阳盆地这一地理单元。
目前，秦楚两国边境线分割了南阳盆地。秦占有南阳盆地北部（宛、丹、析等地）和西南部（主要是穰地）。楚还控制着南阳盆地东南部。据专家考证，楚国以今河南唐河县为中心设“唐郡”，唐郡长由唐县公（楚简中写作“汤公”）兼任。南阳盆地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但秦军夺取宛地后休兵多年，一直没继续向南扩张。南阳盆地内部近乎一马平川，但有河流天然阻隔，秦楚两国的边防军多年来隔河对峙，各守疆界。若不是此次重启战端，两国可能会继续维持这个格局。
当年秦昭王与楚怀王选择在汉北地的黄棘会盟，主要是看中此地靠近两国边境，交通便利。黄棘往南是楚军的伤心地——垂沙。当年诸侯联军在垂沙之战大破楚师，随后又发生了庄蹻暴郢事件，导致楚国险些解体。由上庸及汉北地进入楚国腹地必须经过南船北马的过渡带——邓城。邓城原为春秋时邓国地，楚文王灭邓时开始成为楚地。这座城后来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襄阳”。
自从白起夺走宛地之后，楚国北部防线以邓城为中心，以汉北地的唐郡诸城为右翼，以上庸六县为左翼。但魏冉的封邑穰地与楚国邓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山川河流做屏障。楚军若想攻打秦国，从邓城北伐穰地最为便利。反过来，秦军南征楚国，从穰地奔袭邓城最快捷。
司马错先行攻楚不仅是为了给楚顷襄王君臣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在为白起所率的伐赵大军争取南下的时间。所以，这一仗要短促有力、一击必杀，避免打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同时还要设法在楚国汉水北岸防线上打开较大的缺口。于是司马错和魏冉决定集中数万边城人马速战速决。秦军的首战目标是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邓城。
早在魏冉恢复相位时，就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封地穰城输送由特赦罪人组成的戍卒，提前为司马错做战备。
这一年，秦赵在北方打得激烈，南线无战事。楚顷襄王君臣认为秦国跟赵国打了两年，完全没有想和解的样子，不会找楚国麻烦；至于魏冉赦免罪人迁入穰地之举，显然是为了充实私家实力；如果是关中卒开出武关，才真正值得警惕。由于高层的麻痹大意，楚国边防军没有及时加强戒备。兵革之祸说来就来。
秦昭王二十七年春，司马错兴兵伐楚。由武关守军和宛、穰驻军组成的数万秦师，陆续赶到邓城附近。司马错想攻其必救，吸引周边的楚军来此增援，然后一举将其击破。
考古调查称古邓城遗址为长方形，东西700米，南北800米，面积56万平方米。对比一下白起当年攻取的宛、叶二城：宛城故城为长方形，东西2500米，南北1600米，面积大约400万平方米；叶县故城也是长方形，东西500米，南北2000米，面积大约100万平方米。可见邓城的规格比较小，不用多少兵马就能包围。
《尉缭子·兵教下》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阨；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邓曾经是个小诸侯国，疆域不小，但城池不大，所以司马错没有急于围城，而是先分兵攻略邓城周边的地盘。
睡虎地墓主喜的祖父参与了这一战，并在自己的家史《编年纪》中留下了“廿七年，攻邓”的记录。他在前年和去年分别追随大良造白起攻克了赵国的兹氏县和离石要塞。今年又响应司马错的号召，从军击楚，以求再立战功，光大门庭。这位青年军吏带着部众拔了不少楚人的亭障，击溃了几股驻扎在乡邑的楚军百人队。分散在各地的楚军纷纷退入城中，外围郊野和村庄都被秦兵控制。
平定邓城各乡后，喜的祖父和同袍们兵临邓城之下。秦军轻车部队为了示威，带着旗帜绕城疾驰，扬起高而锐的飞尘。只见城墙上弓弩云集、矛戟林立，整座城池如同受了惊的刺猬，化恐惧为求生欲。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老邦尉（即国尉）司马错按兵不动。喜的祖父还没等到攻城的命令，却远远地看到了楚军援兵的大旆（先锋旗）……
原来，邓县公（楚国的县的长官叫县公）看到秦军的旗帜日益增多，心知大事不妙，赶紧向周围的楚县和郢都发求援信。唐郡和上庸的楚军火速向邓城靠拢，聚合成规模不亚于秦军的野战大兵团。就在两军全部到达战场的第二天，双方各出一部分兵马在邓城北鄙列阵，大战一触即发。
这场战斗的具体经过已经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楚军使用的很可能是其最引以为傲的战阵——楚武王创立的荆尸阵。
荆尸最初是楚国宗庙和军中激励士气用的神灵祭拜仪式，后来成为军阵的代称和楚国历法正月的名称。春秋时期，晋楚双雄为争霸多次大打出手，荆尸阵由此名闻天下，成为楚师的经典军阵。
荆尸阵在行军时，按照“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左传·宣公十二年》）的五军阵队形来部署。前军载茅为号（成语“名列前茅”的源头），侦察前方敌情和地形。右军次于前军，做好战备。中军次于右军，是全军的指挥中心。左军次于中军，当前军遇敌时急速前进以策应。后军为全军殿后。五军队形井然有序，各有分工，确保大军遇到袭击时不会一下子全盘崩溃。
在战斗时，五军合并为左中右三军，三军阵中有阵。其基本排法是左军和右军两个方阵部署在两翼且位置靠前，中军方阵居中且位置靠后，形成一个倒品字形结构。中军阵两侧设有左广和右广两支卫队。在全军最后还设有游阙部队作为后卫和预备队。在左军和右军内部，又分别以左拒和右拒为最先出战的前锋。
春秋时的荆尸阵是以车战为基础，每个军阵都是以战车为核心的方阵。战国时楚军已经把步兵上升为主力，以战车和骑兵为机动力量。三军都是由车骑步弩多兵种混合而成的。荆尸阵的两翼配属了轻车和骑兵部队，而作为预备队的游阙也从战车部队变为机动更加灵活的车骑步混编军团。
按照楚军的作战传统，护卫中军的左右二广一般不会轻易出动。因为荆尸阵最初是以楚王本人为中军统帅，左右二广是楚王的近卫亲军。进入战国后，职业武将的指挥体系越来越发达，楚王很少再亲自上阵，直属楚王的左广和右广上前线的频率也下降了。但荆尸阵保留了二广的位置，中军大将的二广依然是三军中的最强战队，会在必要时发出致命一击。
位置靠后的游阙之兵则会根据战事的需要，用于补充军阵的缺口，或者配属给左拒或右拒以增强一翼的攻击力。能否活用这支精锐程度不亚于先锋的预备队，取决于将帅的指挥水平。
楚军的荆尸阵十分严整，士兵以坚固而轻便的鲛革犀兕为铠甲，行军如飘风，善于速战速决。但指挥过楚师的兵家亚圣吴起却评价“楚阵整而不久”。楚国政令紊乱，各大世族山头林立，一旦陷入漫长的苦战，就很难保持严整的阵容。
当时的楚国国内形势很不妙。白起点评道：“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畏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昭王既息民缮兵》）这使得“楚阵整而不久”的缺点更加突出。
参考秦兵马俑坑的出土实物，秦军应该是以钩形之阵对敌。钩形之阵的前列是严整的方阵，并在左右两翼设置“勾卒”，无论哪个军阵都使用金、鼓、铃三声和五色军旗为号令，根据三声五旗的指示来变换队形。《孙膑兵法·十阵》曰：“钩行之阵者，所以变质易虑也。”这种阵法的最大特点是全军各部相互勾连，前阵与后阵可以灵活转化，让敌军很难找到阵形中心。
兵马俑二号坑军阵显示，秦军两翼的勾卒由车骑步混编而成，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与中军大方阵相连的轻车编队组成的小方阵，相当于钩的横臂。其前方和后方都没有设置兵卒，便于冲击力最强的轻车直进直出。
第二部分是轻车阵外侧一个车骑步混编而成的长方形军阵，组成了钩弯的内侧。各兵种协同作战，负责保护本方侧翼和攻击敌阵的侧翼。
第三部分是车骑步混编战阵外侧的骑兵纵队（混编了少量轻车），组成了钩弯的外侧。骑兵居于勾卒阵的最外侧，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动性，协同战车一起进攻敌阵，或者单独出阵向敌军两翼和后方迂回作战。
第四部分是车骑步混编部队和骑兵纵队之前的弩兵方阵，其位置最为突前，相当于钩尖。这个方阵是勾卒的前拒，负责迎击正面来敌。按照秦军“强弩在前，铦戈在后”的作战传统，弩兵方阵在开战时会展开队形，与中军阵前排的弩兵一起组成三排横队，对敌军倾泻箭雨。当主将下令投入车骑参战时，弩兵由横队变回方阵，给轻车让出直行通道，骑兵则从弩兵阵后方迂回出击。
战斗打响了。双方以强弩互射，楚军的左拒和右拒随即发起冲锋，秦军前列也派出锐卒迎击……
无论两军的阵容多么严整，接战后都会被打乱打散。将军的职责就是随时观察整个战局，不断调兵遣将来保持我方军阵的完整，并找出敌方军阵的薄弱环节发动决胜一击。不管是数千人厮杀，还是数万人搏命，最终还是会演变成无数个卒百人队之间的厮杀。
尽管战国步兵军阵不再以冲锋陷阵的轻车为核心，但依然在阵中保留了用于指挥的战车，以便各个卒长指挥自己的百人队。喜的祖父和其他军吏一样站在战车上，以革鼓和铜铎指挥自己的部众。在指挥车的周围是剑盾武士、持戟甲士、持矛甲士、弩手组成的短兵卫队。与他血战的楚军百人队也是以百夫长为核心。只要打掉了指挥官就能让全队溃败，所以对面的楚军百夫长也是卫兵环绕。
两军士兵以什伍为单位配合作战，相互掩护，有序出击。战国军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卒长、敦长、什长、伍长等基层军吏的军事素养。秦军被列国称为虎狼之师，与基层军吏的强悍战力是分不开的。
喜的祖父记得那天的战况很激烈，自己的百人队杀得人人带血。但军报上只有冷冰冰的斩虏缴获数字，秦国国史更是只留下短短的一句话：“（秦昭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史记·秦本纪》）
最终，老将司马错大破楚师，楚国唐郡军和上庸军溃败，整个楚国北部防线濒临崩溃。秦军趁机包围邓城，攻势越来越猛，邓城岌岌可危。
楚顷襄王君臣唯恐失去这个荆襄通道最后的桥头堡，赶紧派使者向秦军求和。楚国以割让事实上已经无力控制的上庸和汉北地为交换条件，请求秦军放过邓城。秦昭王君臣借此拿到了先君秦惠文王做梦都想得到的地盘。
于是汉水北岸的楚军残部全数南撤到邓城，以及更南边的楚国陪都鄢县，唐郡不复存在。秦国扩大了宛城以南的防御纵深，控制了整个南阳盆地。魏冉再次赦免大批罪人充实新领土。数年后，秦国在此正式设置南阳郡，以宛县为郡治。此战虽未拔邓，但邓城以北及以西尽为秦土。楚国少了一个边郡，秦国多了相当于一郡的人口、财货。双方的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这为秦军的后续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秦昭王二十七年第一次攻楚战役结束，秦军赢得了五年战争的第一回合。司马错留下部分精兵镇抚上庸与汉北地，其余材士各自回归原籍。喜的祖父可能留在上庸戍守新领土，没有跟司马错回北方。他的命运依然与荆襄通道紧密相连。
按照原先的剧本，秦国只是想给楚国来个下马威，然后驱赵攻齐，自己再全力攻魏。但班师回朝的司马错提出了新的建议——在今年投入重兵再次伐楚。他的进言让秦国的军事战略出现了重大转折。
秦军初战的收获比预想的更大，楚军战斗力比预判的更差。楚国君臣割地求和，已经失去了斗志。既然敌国陷入惊恐状态，不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就浪费了绝佳战机。司马错的胜利让秦昭王和穰侯魏冉敏锐地意识到，此时伐楚的利益远超伐魏。于是秦国高层决定不给楚国留下喘息的时间，接下来几年征战以攻楚为核心。
在北方的王屋山与太行山之间，白起即将发动3年以来的最后一次攻赵行动。此战是为了配合魏冉的外交，以武力迫使赵国求和，好腾出手来伐楚。
司马错全权统筹第二次伐楚工作。由于北方郡县的兵马即将随白起攻赵上党，南阳方向的秦军需要休整且楚军已经严加防备，秦国只能从其他未参战的地区抽调精锐。对于年事已高的司马错而言，这可能是他平生最后一次统兵出征。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无法亲手完成心中谋划多年的宏伟计划。
时隔三十六年才实现的司马错计划
楚国割让上庸与汉北地后，紧急向边境增兵，把防御重心放在了北面。秦军继续攻打这里的话，势必会遭到最强的抵抗。于是司马错把目光转移到了楚国西部的黔中郡和巫郡，准备从西南打一记右勾拳。他等这天太久太久，还曾经不惜为此跟大名鼎鼎的纵横家张仪在朝堂上吵了一架。
那是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的往事。当时巴蜀两国相互攻击，双双请求秦国出兵帮自己。而韩国为报去年的战败之仇，图谋侵秦。先伐蜀还是先攻韩，秦惠文王举棋不定。
时任秦国相邦的张仪建议先攻韩，年轻的将军司马错则力主先灭蜀。两人互不相让，争执很激烈。但没想到秦惠文王和张仪居然都被司马错说服了。于是将军司马错和相邦张仪、都尉墨等人一起率兵翻过巍巍秦岭。司马错先灭蜀国，随后配合张仪灭了巴国。秦国从此雄踞黄河与长江上游，促成了西北与西南的一体化进程。
但蜀地起初并不安宁，司马错等人多次平定蜀乱，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朝廷改蜀国为蜀郡，才让这个天府之国安定下来。蜀郡守张若还派兵攻取了盛产马匹的笮地（今四川雅安和凉山地区），扩大了蜀郡的版图。都江堰还没开始修，但蜀郡俨然成为秦国第二大战略中心。
司马错当初力排众议先灭蜀，正是为了开辟秦国伐楚的第二战场，争取上游国家对下游国家的作战主动权。
张仪曾经恐吓楚怀王：“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汶山即岷山，发源于汶山的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长期被古人误当成长江的正源。蜀郡治所成都就在岷江沿岸，这里到楚巴之间的要塞扞关大约有3000里路程。按照张仪的估算，秦军从蜀地乘大船浮江而下可在10天之内抵达扞关。假如在夏季涨水时，行船速度更快，据说可以在5天内抵达位于今湖北荆州市一带的郢城。
虽然嘴炮是张仪打的，但因蜀伐楚其实是司马错的战略构想。据《华阳国志》载，司马错与中尉田真黄对秦惠文王进谏道：“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巴蜀秦军的进兵路线比关中秦军下南阳要远得多，但速度反而更快。战国步兵急行军也才日行百里，车骑兼程奔袭能做到日行两百余里，远低于大船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的速度。而且水路运粮节省了民夫和牛马的损耗，后勤负担大大减轻。士兵乘船不费体力，能保持更好的战斗状态。所以，秦军在大战中经常借助水路运兵运粮，而黔中战场恰恰最能发挥船运的效力。换言之，同样是调集10万兵马攻楚，从巴蜀方向用兵比从北线用兵的后勤负担更轻，更利于保障军队的持久作战能力。这一点对于经常劳师远袭的秦国非常重要。
由于秦赵两国尚未休战，关中卒随时准备开赴对赵前线，不宜大举南下，所以司马错此番打算以陇西、蜀、巴三地之兵伐楚黔中。
陇西是秦人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此时尚未设郡。这里多山多林，道险而远，畜牧业发达，人民“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秦陇西兵世代与西戎、北狄交战，多有剽悍的轻车士、骑士、?张引强之士（两种不同类型的弩兵）。这样的老牌劲旅不用来打楚国，简直是暴殄天物。
秦蜀郡兵的根底是当年灭蜀之师。士卒早已换了很多批，但功勋部队的骄傲仍在。司马错几次平定蜀乱，主要依靠这股力量。蜀郡兵有着秦国数一数二的舟师，又有大量善走山路的筰马，为西南战区行军打仗提供了极好的保障。
司马错来到陇西挑兵选将，但没有急于出击。一来白起已经发兵攻赵光狼城，北线战事胜负未分，不宜两线作战；二来黔中地区秋冬季节少雨，利于西北出身的陇西士卒发挥战力。耐心和细心，他从来不缺。这也正是司马错克敌制胜的法宝。
经过一番激战，白起的伐赵之师消灭了二万赵国上党军，并夺取上党重镇光狼城，北线战事告一段落。诸侯皆以为连年征战的秦国会收手，没想到就在这一年秋天，蛰伏已久的司马错率数万陇西兵秘密进入成都，先与老战友张若调派的蜀郡兵会师，再乘船顺着岷江进入长江，直奔下游的江州。
江州（即今重庆），曾经是巴国的首都，现为秦巴郡的治所。这里的年平均雾日长达104天，故而在后世被称为“中国雾都”。这天又是一个不见太阳的日子，江面上云雾缭绕，浩浩荡荡的船队宛如见首不见尾的苍龙。大部分秦军已经完成集结，只等着巴郡各县征发的甲士赶来江州。
参考《战国政区地理》等资料，当时的秦国蜀郡大约有13县，陇西有17县，巴郡仅有4县，动员潜力各有大小。由此推断，秦军西线兵团主要由陇西兵和蜀郡兵构成，陇西兵主要是战斗兵，蜀郡兵多为后勤辎重部队。巴郡兵的比例最小但至关重要，因为巴郡有诸侯闻之色变的阆中劲卒。
阆中是巴郡北面门户，夏夷杂处，民风好斗。居于渝水左右的板楯蛮更是以劲勇无畏著称。板楯蛮也叫賨人，原为巴国子民，后归秦人统治。秦昭王时曾有白虎祸害西南，板楯蛮猎户勇士射杀白虎有功，昭王不愿给夷人封太高的爵位，于是下令让板楯蛮全族享受“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的优惠政策。他还与板楯蛮君长刻石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这一系列措施让板楯蛮乐于为秦国朝堂赴汤蹈火。
板楯蛮远战以白竹之弩射敌，近战则举楯突击搏杀。这些巴之劲卒以陷阵见长，在秦军和后来的汉军中都做过前锋。司马错正需要这样的勇士担任三军尖刀。
司马错在此战中动用了万艘大舶船，准备了600万石米，全军连战卒和厮徒杂役等人共计10万。秦汉普通士兵的口粮标准一般为3石3斗3升少（《秦汉交通史新识》第7页）。600万石米最多够十万之师吃18个月，整整一年半。若再计入其他消耗，也足以支撑西线兵团打一年的仗。可见秦国已经准备好打硬仗、恶仗。
楚国朝野还在舔舐战败割地的伤口，浑然不觉三地秦军已在江州顺利会师。司马错在长江北岸誓师。板楯蛮出身的秦军战士跳起了传说中的周武王伐纣之曲——巴渝战舞。刚健凌厉的舞姿让三军士气大振，个个摩拳擦掌、志在必得。
从率军灭蜀至今，司马错为这个作战计划准备了整整36年，从黑发的青年新锐熬成了白头的三朝元老。他出发前大概没有想到，此战前期的进展居然比预想中更顺利，更没想到黔中战事后来一波三折，远比当年秦灭巴蜀要麻烦得多。
从国际形势来看，楚国没有什么可以求助的外援，只能跟秦国单挑。从地理格局来看，秦之巴蜀进攻楚之巫黔有先天优势。
秦之巴蜀位于长江上游，而楚之巫黔位于长江中游。秦军舟师顺流，利进攻不利撤退。楚军舟师逆流，利撤退不利进攻。
楚国巫郡西至临江县，东至三峡出口重镇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北与秦汉中郡的上庸、房陵一带交界，南临夷水（湖北省的清江）流域。全郡地形狭长，控制着长江上游至中游的要道。除了大巴山脉以南、长江北岸的临江、朐忍、鱼县三县外，楚国还在巫山修筑了方城重镇。这些城邑都在峡江地区，那里有着丰富且易开采的盐卤资源（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堪称楚国财政的一大支柱。
楚黔中郡在长江南岸，北至夷水流域，西与秦巴郡接壤，东临洞庭湖，南临长沙地区。武陵山脉把黔中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乌江下游流域在武陵山西侧，沅江中下游流域在武陵山东侧。
乌江下游主要有枳县和涪陵两座城。两者原属巴国，后被楚国占领。秦灭巴时，巴国的老对手楚国也趁机西进，主要战果就是这乌江二县和巫西三县（临江、朐忍、鱼县）。
相对于乌江流域，沅江流域才是楚黔中郡真正的腹心地带。《试探洞庭兵输内史及公文传递之路线》称：“从迁陵-零阳-索、临沅-益阳，是沟通湘西与湘中两地的一条陆路捷径。”楚黔中有迁陵、酉阳、零阳、索、沅陵、临沅等重要城池，其中临沅县是楚黔中郡治所。上述重镇皆是沟通长江上游及中下游的水陆交通要冲。
黔中战场多山多水多林，道路崎岖难行，走水路比陆路便利得多。除了靠近洞庭湖的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黔中地区很难进行大兵团会战。
除了地形复杂外，黔中的另一大特点是蛮夷众多。楚国对西南诸夷只保持着春秋时的松散联盟关系，远不如秦巴郡对板楯蛮的控制力那么强。楚人实际上只能控制乌江与沅江中下游的沿江带状平原，包括濮人、杨人、臾人在内的西南诸夷和越人部族占据了武陵山脉腹地及各条河流的上游。
楚黔中军和巫郡军的成分比楚国内地兵马更加复杂。这两郡本是巴楚拉锯之地，故而当地楚军中有不少巴人士兵。春秋楚国曾经号令南方群蛮之师东征西讨。据此推测，黔中楚军应该还招募了一些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西南夷武士。
司马错久镇巴蜀，熟悉西南边情，知道大兵团在巫黔山地展不开，小兵群交锋将成为主要作战形式。他之所以要投入十万之师，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力来分兵扼守巫黔的所有山水险道。他打算集中数万锐卒前行掠地，每拔一城就继续前进，保持局部以多打少的优势。后续大部队则不断分兵维持治安，广设障塞邮亭，尽快巩固新地盘。
巫黔战场可以划分为4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
1. 黔中郡之乌江二县（枳、涪陵），大致范围包括今重庆市涪陵区、武隆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等地区。
2. 黔中郡之沅江诸县（迁陵、酉阳、零阳、索、沅陵、临沅等），大致范围包括今湖南省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等地区。其中，张家界市一带即著名的湘西山区。靠近洞庭湖的常德市一带地势较为平坦，是楚黔中郡的核心地区。
3. 巫郡之西部三县（临江、朐忍、鱼县），大致范围是今重庆市忠县至奉节县。
4. 巫郡之巫山地区，大致范围包括今重庆市巫山县到湖北秭归县，是巫郡的核心地区，修筑有巫山方城要塞。
其中，楚国的巫西三县和乌江二县紧挨着秦巴郡，沅江诸县跟乌江二县隔着分水岭。楚黔中军被武陵山分为两部，山路通信效率低，更多靠巫郡水路来维持联系。但巫郡水路的三峡段多险滩，江水流速急，雨季多洪水，大船队不易平安通过。而巫山和武陵山之间的夷水流域（今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又是西南夷盘踞之地。也就是说，巫郡和黔中郡被重重山水阻隔，两地的楚军很难及时相互增援。
经过反复权衡后，司马错决定先平江南的黔中郡，再打江北的巫郡。
先集中精兵强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离江州最近的乌江二县，再从武陵山间道秘密行至沅江上游，再顺着水路逐个攻略沿江各县。然后分出部分兵力留守黔中，主力再由枳乘船攻打江北的巫西三县，最后讨伐地势险要的巫山方城。这场战役关键在于秦军首战能否攻克连通黔中和巫郡的水陆交通枢纽——枳城。
枳城坐落于乌江和长江汇流处。涪陵在其乌江航道的上游，江州在其长江航道的上游，临江在其长江航道的下游。枳如同丁字路口的交汇点，离这三个县都有一段距离。这一带山道曲折迂回，陆上交通不如船运便利。由江州乘船攻枳很方便，由涪陵乘船顺流救枳也很快捷，但由临江逆流驰援枳很慢。可是，涪陵的人力、物力、财力远不能跟秦巴郡治所江州相提并论。秦军以十万之师牛刀杀鸡速战速决，落单的枳城自然难以招架。
令人感慨的是，枳曾经做过巴国首都，还有历代巴王的陵寝，而秦军前锋巴郡劲卒和枳城守军的主要成分都是巴人。当初巴国灭亡后，江北的巴人大多成了秦民，江南的巴人则转为楚民。随着时间流逝，两批巴人分别被纳入秦楚两军的战术体系，唯有同源同俗带来的劲勇血气如出一辙。长江两岸的巴国后裔注定要夹在双雄争霸的第一线，弘扬敢战之风，饱尝兵灾之苦。
◎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骑马武士俑
楚国在上半年被司马错从南阳方向偷袭，把防御重心放在北面的汉水流域。谁也没料到这位灭蜀名将会在下半年再度发难，还改从长江流域动手。楚黔中郡长还不知道，枳城正在被虎狼秦师猛攻。
那一天，秦军舟师突然从上游出现，大小船只布满了江面。枳城楚军惊慌失措，立即派兵阻止秦军登上滩头。秦军以阆中劲卒打头阵，在白竹之弩和大楯的掩护下，数千板楯蛮锐士结阵冲锋，与摆好阵势的楚军接刃。他们以楯撞击敌兵，冲乱其队形，再用手中的短戈、长剑、长矛将其格杀。
即使在昔日的巴师里，阆中劲卒也是最勇锐善战的一部。融合秦军战法后，阆中劲卒的武力值更上一层楼。他们灵活的身法仿佛激流，凌厉的攻势如同山火，枳城楚兵未能挡住这群不要命的陷阵之士，败退回城。
秦军大部队趁机登陆，把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攻克枳城后，司马错立即派兵衔枚疾进，打了涪陵楚军一个措手不及。至此，楚黔中郡的武陵山脉西侧部分全部沦陷。由于山路交通闭塞，武陵山脉东侧的沅江诸县未能及时获取秦兵来袭的情报，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在楚黔中军的头上。
秦军兵分几路穿行于武陵山的各条间道。蜀郡兵带了大量筰马来驮运全军物资，尽量节省士兵的体力。这段山路处处险要，行走不易。秦军在前后都部署了精兵警戒，并派出多支轻骑斥候侦察，以防敌军伏击。好在楚黔中军无备，西南夷也不敢招惹虎狼之师，行军过程还算顺利。
黔中道路弯曲，城邑分布较散。根据里耶秦简的地名里程木牍记载：“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卌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光是从迁陵到索县这一段路就有970里，按照每日百里急行军也要跑10天。当地交通更多依赖船运，顺流行船时快，逆流运输较慢。
与中原城池相比，大部分黔中城邑规格较小。据《秦代政区地理》的统计数据，迁陵县遗址为长方形，残存面积2万平方米；零阳城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索县故城为长方形，折算下来大约24万平方米。黔中各县驻军规模因此受到限制。
楚黔中军万万没想到敌军会翻越武陵山，悄然出现在沅江上游。秦军每战先以轻骑迅速抢占关梁津渡，切断城中楚军撤退报信之路。紧接着，巴郡劲卒和陇西甲士在众将的指挥下发动轮番进攻，人人皆推锋争死，楚兵莫能与之相抗。秦军每拔一城就分兵留守，大部队则乘坐缴获的楚官船开赴下一个目标。留守各城的军吏又派出多支屯队（50人）清剿逃散各乡的楚军败兵。就这样，楚黔中军各部被逐个击溃，黔中诸城相继陷落，沿途的关塞、渡口、亭障都有秦兵把守。除了楚人未设据点的夷水流域外，黔中郡几乎全部被秦国占据。
据《史记·秦本纪》载，黔中之战于秦昭王二十七年结束。参考秦国多在秋九月或冬十月发兵的惯例，此战大约前后历时3个月。司马错留下数万陇蜀兵坐镇黔中，率领主力大军转战江北，先后拿下巫西三县，秦军直抵地势险要的巫山方城，黔中之战至此结束。司马错的因蜀伐楚之计大获成功。
秦国打赢了五年战争的第二回合，占领了长江南岸大片土地（时人称“江南地”），并完成了对楚国首都圈南面的包围。假如再拿下巫郡，秦军就能直扑郢都西郊。连续的胜利让秦国高层开始思考从北、南、西三路围攻郢都的宏伟目标。如今，司马错已经在北南两路都取得重大进展，就差西路还没打开缺口。秦昭王君臣因连续大捷而豪气万丈，甚至开始考虑一举灭楚的可能性。
按照常理来看，楚国一年两败，早就伤重到无力还手。秦国高层做出了最乐观的判断，甚至连准备攻打巫郡的司马错可能也是这么想的。然而，黔中秦军严重低估了楚国做困兽斗的决心。胜利之神并不会永远垂青哪一方，只会惩罚失误更多的一方。
楚王重用争议名将，黔中战局变数突生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虚构了一个没有纷争、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然而，按照他的设定，这个梦幻般的理想世界位于武陵——恰恰就是秦楚两军杀得天昏地暗的黔中战场。
在春秋战国时期，因诸侯纷争而逃入山林湖泽的人不计其数，剽悍者聚集为各国官府通缉的“盗”，避世者在人迹罕至的秘境过着封闭而贫苦的生活。秦师来袭，楚民降的降，逃的逃。黔中之地多山多林多溪多洞，那些逃避战祸的民众在崇山峻岭中幸运地找到别有洞天的秘境也不足为奇。
避世的难民惊惶失措，楚国庙堂也对第二场败仗极度恐慌。郢都失去了重要的西南屏障，若非有长江阻隔，秦军的战旗很快就能出现在郢都人的视野中。好在巫山方城的楚军利用易守难攻的地势死守，司马错大军一时进攻受阻。若是让秦军在黔中彻底站稳脚跟的话，不仅能进攻东面的洞庭郡，还可以迂回到扞关背后，兵锋直指长江北岸的郢都……无论哪种情况，都是楚国朝野无法接受的。楚顷襄王君臣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收复黔中。
楚国一面加强巫郡的防御，一面从国内调集重兵西进。令群臣震惊的是，楚顷襄王任命的西征军主帅竟然是曾经把楚国搞得四分五裂的争议人物——庄蹻。
尽管楚国是传统军事强国，但在战国时能被称为名将的人不多。除了战国末期至秦汉之交的项燕、项梁、项羽三代名将外，最有威名与实绩的就是庄蹻。据《史记》称，庄蹻是楚庄王之苗裔，颇有军事才能。战国思想家荀子把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并称为“世俗所谓善用兵者”。这个评价来自庄蹻的两大关键词，一是“庄蹻暴郢”；二是“庄蹻入滇”。在这两个事件中，他扮演的角色反差极大。
庄蹻暴郢事件发生在楚怀王二十八年，学者们对此事解释不一。当时楚国输了垂沙之战，被齐韩魏联盟破军杀将，又遭到秦国痛击，郢都动荡不安。第一种说法是郢都民众对朝廷怨气很大，愤而拥戴庄蹻为首领，起兵反抗楚怀王政权，引发了国内混战。第二种说法是，庄蹻本为楚国将军，由于某些原因起兵叛楚。第三种说法是，将军庄蹻奉楚怀王之命追究楚军诸将及官兵的战败责任，因手段太狠烈而激起了国人反弹。庄蹻残酷镇压了众多战败者家属，故而被称为“庄蹻暴郢”事件。无论是哪种说法，最终结果都是楚国因此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困境。直到楚顷襄王上台后，这个社会创伤才逐渐愈合。
相对于众说纷纭的庄蹻暴郢事件，庄蹻入滇一事倒是没太多争议。这个事件里的庄蹻是为楚国开疆辟土的功臣。具体情况我们后面很快会提到。
耐人寻味的是，庄蹻并没有被排挤出楚国高层，而是继续担任将军。由这点来看，他应该不是叛将，否则楚顷襄王也不会对他委以重任。
将军庄蹻临危受命，担任收复黔中之战的总指挥。他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秦军号称虎狼之师，楚军多年逢秦不胜。司马错是威震诸侯的名将，多谋善断，用兵老辣，楚国众将无人敢与之争锋。否则跟庄蹻有深仇大恨的各大世族也不会赞同楚王的决定。
为了赌赢这场决定国运的战争，楚顷襄王君臣痛下血本。号称“楚之良”的中军王卒（楚国王族子弟兵）、郢都周边各县征发的材士、南楚的洞庭郡兵和苍梧郡兵、巫郡和黔中郡的残余兵马，源源不断地向黔中战场集结。除了镇守淮北、江东的东地兵外，楚国最勇敢的战士大多聚集于庄蹻麾下。假如楚军再次战败的话，秦师就会乘胜渡江围郢，朝野将再无信心抗秦。
庄蹻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楚人退无可退，他决意死战报国。即使无法收复黔中，也要让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眼下秦军正在猛攻巫山方城。楚军该先西行驰援巫郡击退司马错，还是先南渡长江收复黔中地，是个大问题。如果没选对主要进攻方向，优势兵力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照样会被敌军击败。庄蹻是个作风狠烈的暴脾气，却又有着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战场嗅觉。他反复分析局势，判断楚军仍有一线胜机。
若以兵圣孙武的“七计”来预测胜负，庄蹻这仗的胜算本来不大。
孙武七计，秦得五分，楚才得二分，劣势明显。然而，庄蹻相信，只要能利用好熟悉地形和兵力众多两个优势，依然有望与强敌一决胜负。因为他意识到秦军还有3个不利因素，可能动摇整个战局。
第一，秦军连续作战，已十分疲劳，锐气衰退，暮气已生，后续攻势必定会减弱。而楚国援兵都是新集结的生力军，拯救国难，士气正盛。此消彼长，可以一搏。
第二，10万秦师已经分散在长江两岸，协同不如楚国援军便利。秦军主力大多集中在长江北岸攻打楚巫郡，留在江南地的秦军只有散布各城邑的数万兵马，数量远远少于四面八方赶来的楚国援兵。
第三，秦军增援黔中诸城要翻越武陵山，楚军走的路则平坦宽阔得多。秦军顺流奇袭顺畅，但逆流撤退很难。楚军从下游平原开始反攻，正好利于发挥大兵团的数量优势。
出于这三个考虑，庄蹻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不与司马错的秦军主力在巫郡死磕，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江南的黔中地。尽管如此，他的西进计划依然称得上是一次输不起的战略冒险。
此战的关键在于“突袭”与“速决”四字。即以优势兵力迅速击破江南秦军，夺取沿江的渡口要津，阻止司马错的主力部队再次渡江南下。如果能做到这点，两军就会转入重兵隔江对峙的局面。对于楚国来说，丢掉部分领土不要紧，只要能维持巫郡—峡江—黔中防线就是了不起的胜利了。万一久攻不下，楚师将丧失怒气，被恐惧、烦躁和疲惫扰乱斗志。届时司马错再南下反击，庄蹻只能铩羽而归。
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是一举切断江南数万秦兵的退路，再由各路楚军合力将其歼灭。于是庄蹻把楚军分为南北两路。南路军是由洞庭兵、苍梧兵组成的南楚之师以及黔中楚军残部。他们的任务是从下游进击黔中诸城，务求把更多秦军吸引到武陵山东面。北路军则是楚军中最精锐的中军王族子弟兵。其任务是伺机循江而上，奇袭夺回枳城。如果枳城落入楚军手中，两岸的秦军就会失去联系，江南的数万秦军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
庄蹻惊喜地发现，秦军未能有效控制西南夷盘踞的夷水通道。
夷水通道是当年巴蜀两国伐楚的重要路线。《史记·楚世家》称：“（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兹方在今湖北松滋市，对岸就是郢都。捍关即扞关，位于兹方之东、今湖北长阳一带。扞关是扼守夷水通道的要塞，一旦失陷，敌军只要北渡长江就能席卷江汉平原。夷水通道东端是楚国要塞扞关，西端恰恰连着枳城。若能由此秘密行军，楚军就能打枳城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方略已定，能否获胜，全看执行。庄蹻在战前祭祀祷告誓师，全军将士皆为哀兵，尤其是从黔中战场九死一生突出重围的残兵，人人甘于赴火蹈刃。
就在司马错拔黔中的次年春天，南路楚军大举出动，以黔中籍楚兵为先导，分多路攻打沅江流域的秦军。当年秦楚丹阳之战也发生在春季。这个季节的长江流域气候温暖，还没进入令大军头痛的多雨时节，正是南方战场最适合用兵的时间段之一。
楚军多年不胜秦，但对其他诸侯不乏胜绩，仍是一支颇有特点的军队。《商君书·弱民》篇称：“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飘风；宛钜铁铊，利若蜂虿；胁蛟犀兕，坚若金石。”宛钜即宛地长矛，已经被秦国兵工作坊控制。但楚国制造的铁剑锋利，秦昭王直到多年后依然颇为忌惮。由此可知，楚师行军速度非常快，机动能力较强，也不缺少坚甲利兵。而且，楚军非常熟悉山林水网密布的南方战场，跋山涉水如履平地。这点对于收复黔中之战至关重要。
论战斗力，南楚之师逊于秦陇蜀兵。但庄蹻亲自督战，楚军将士皆抱着“背后就是郢都”的危机感浴血厮杀，攻势仿佛汹涌的云梦泽波涛。黔中秦军不敢怠慢，从各城邑的留守部队中不断调派人手增援前线。但以武陵山地的交通效率，这个过程花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长。
枳与涪陵因抽调援兵而变得相对空虚，在不知不觉中生出隐患。庄蹻根据各方传来的情报判断战机已经成熟，留下南楚之师继续攻城，自己秘密赶赴扞关，亲自指挥养精蓄锐多日的北路军从夷水通道奔袭枳城。
由于史料失载，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庄蹻究竟是派使者说服夷人归顺楚国，还是对夷人部族实施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斩首行动。总之，庄蹻大军顺利通过夷水通道，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枳城，让素来轻视楚兵的守城秦军也变得手忙脚乱。
秦军守城战术主要来自墨家中的秦墨学派。《墨子·备城门》及以下诸篇都是秦墨的作品，反映的是战国后期的城池攻防战术。
枳城秦军发现楚师来袭后，中军紧急击鼓3次告警。守城秦将立即把所有官吏、军中卒长、贵戚、富人的家眷集中在官府，派亲信卫兵紧密保护。他还发出戒严令，城上道路和里中巷街都禁止通行，违者斩。城中女子随军队行动，参与守城的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不准并排走。每个人都要到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不从令者斩。
由于沿途分兵较多，留守枳城的秦军应该只有数千，必须征发本地居民来充实守备力量。庄蹻大军人多势众，依照秦墨守城术，城中的男女老少都要参与防御。《墨子·备城门》曰：“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
墨家守城术把城墙上和城下分为不同防区。城下每一步设置一名士兵。城墙上则每50步（折合今69.3米）设40人防守，成年男子一个什队，成年女子两个什队，老人和少儿合编为一个什队。男子什队中，6人持弩，4人持戟戈剑盾等其他兵器。女子、老人和少儿则每人各持一根长矛。（《墨子·号令》）
战国战争不乏“杀人盈城”的惨烈景象，但在史书上许多攻城战不写斩首数。这应该与战国军功多以“甲首”论有关。
“甲首”即甲士的首级。甲士最初只是有军官身份的战车兵，随着步兵取代战车兵成为军队主力后，“甲士”“带甲”逐渐成为士兵的泛称。墨家守城术的城墙卫队是由丁男、丁女、老少组成的，丁男只占四分之一。尽管男女老少都拿起武器参与战斗，但真正算“甲首”的恐怕只有丁男。假如每50步的40人全部战死，斩首数恐怕也只记为10个。战争的破坏力与残酷性，永远比纸面数字更加骇人听闻。
墨家学说创始人墨翟认为，要守好一座城需要14个条件：
1. 城墙高而厚；
2. 城外的护城河深而宽；
3. 修好用来瞭望敌情的高楼，准备精良的防守器械；
4. 粮食和柴草足以支持3个月以上；
5. 守城官兵是经过选练的锐卒；
6. 官吏和民众关系和睦；
7. 城内有许多为国家立功勋的大臣；
8. 国君讲信义；
9. 万民生活富足安乐；
10. 百姓父母的坟墓在城中；
11. 当地有丰富的山林草泽资源来发展民生；
12. 城邑周围的地形易守难攻；
13. 守城军民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而为君主立过大功；
14. 奖赏明确而有信用，惩罚严酷得让人畏惧。（《墨子·备城门》）
秦墨的守城术本身十分完善。但是，我们不难察觉，作为征服者的秦军并不具备其中大部分条件。最致命的问题是枳城民心未服，枳人对初来乍到的秦人非常敌视。
枳城的秦兵多为城下卒，少数部署在城头上。被征发入军的当地男女老少则大多负责城头防御。枳人大多是巴人后裔，但做了多年楚民，早已认同楚国。此前是慑于名将司马错和阆中劲卒的威势才无奈投降。如今被迫守城，内心并不顺服。庄蹻的奇袭让秦军感到慌乱，枳人则窃喜。人心不齐，再高明的守城术都无法落到实处。
庄蹻指挥楚师急攻枳城，气势锐不可当。秦兵拼命抵抗，企图坚持到主力回援。当战斗趋于白热化时，守城的枳人突然反水，导致秦军的防线破绽百出。楚国最能攻善守的中军王卒迅速抓住机会打开突破口，前赴后继地登上城头。城中的秦兵被打得全军覆没。
楚军夺回枳城，江南秦军腹背受敌，被困于黔中地。除非司马错带领主力复拔枳城，否则无法打通与江南秦军的联系。
奇袭的胜利令庄蹻豪气万丈。他立即加强了津渡关梁的布防，奖赏了有功将士，并征发忠勇的枳人补充战损。在确认枳城的水陆防线足以阻击江北秦军南下后，庄蹻又率兵从背后夹击困守黔中诸城的秦军。失去了后援的秦兵宛如疯狂的困兽，给楚兵造成不小的伤亡。但掌握主动权的楚军发挥数量优势，以车轮战耗尽了被围秦兵最后一点儿力气……
经过多日激战，留守黔中的数万秦兵全军覆没。江北秦军对巫山方城的攻击也早就停止。10万秦军中的战斗部队锐减近半，陇西兵和蜀郡兵的阵亡名单是那么的长，让日夜连轴转的郡县官府不得不制作更多竹简木牍来书写紧急公文。
庄蹻在指挥各路大军围歼江南顽敌时始终悬着一颗心。他要求枳城守将每天报告司马错的动向，担心这位老将会集结巴蜀精锐南下救援。倘若真是如此，庄蹻就不得不放弃乌江流域的地盘，只求保住武陵山以东的胜利果实。毕竟，枳离巴郡治所江州太近了，巫西三县又落入秦人之手。楚军在武陵山西侧的江南地只有这一个临江据点，秦国则可以从上、下游不断调兵夹击枳，就像楚国增援黔中诸城那样便利。枳城失则涪陵不保，楚军很难在武陵山西侧跟秦军拼消耗。届时双方将以武陵山为分界，形成谁也难以再前进一步的漫长僵局。
不料，江北秦军动作比庄蹻想象的更加迟缓，直到江南秦军被灭都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攻势。庄蹻心里很纳闷，但也松了一口气。
时间已至春夏之交，巫黔的暴雨如期而至。汛期的长江水猛涨，很快淹没沿岸大片土地，船只不得通行。秦军就算想南下也得等到雨季结束了。接下来半年时间，巫黔之地不适合打仗。眼下秦军控制长江北岸，楚军收复长江南岸，双方隔江对峙，形成战略相持之势。楚军就这样赢得了五年战争的第三回合。
庄蹻收复黔中之战没被记载在《史记·楚世家》和《史记·六国年表》中。历史学家杨宽等学者考证，此战发生在秦拔黔中后不久。
自从商鞅南侵楚以来的几十年，楚国从未在大战中单独战胜秦军。楚军过去与秦交锋的表现简直惨不忍睹。所以，庄蹻收复黔中之战完全称得上是战国时期一个伟大的军事壮举。
平心而论，当初司马错能很快拿下黔中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进攻的突然性。他在秦昭王二十七年春第一次攻楚是在南阳方向。楚国割让上庸及汉北地后，赶紧把防御重心放在北线，忽视了对西线的戒备。故而司马错改从巴蜀攻楚时，巫郡和黔中楚军完全猝不及防。楚国丢失黔中是因为误判秦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而秦国被庄蹻反攻则是由于麻痹轻敌，低估了楚军拼死搏命的可能性。这两场战役有着相同的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庄蹻转兵远征西南夷，白起力排众议冒险抢攻
楚顷襄王看完黔中捷报后大喜过望。多年逢秦不胜的糟糕战绩让桀骜奔放的楚人倍感压抑。曾经令楚国分裂的“罪将”庄蹻，居然打了如此辉煌的胜仗，朝野对其评价大为改观。楚顷襄王对自己的知人善任颇为得意，重新燃起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和信心。
就在后方欢庆胜利时，身居前线的庄蹻却丝毫不敢放松：秦国是诸侯眼中的王霸之国；秦军是威震天下的虎狼之师；当今秦王的好战指数为战国所有雄主之最；秦民闻战则喜且极耐苦战；更有司马错和白起两大名将多年来攻魏掠韩侵赵伐楚，攻必克，战必取。
战斗结束后，各路楚军重新向枳城集结，在长江南岸各据点严加防范。庄蹻认为，秦人必不肯善罢甘休，定会调集更多精兵良将复仇雪耻。若是司马错亲率巴蜀锐师前来，将会是一番苦战。他此时还不知道，秦军西线兵团再次攻楚要到两年后了。而秦军下一波攻势不在黔中战场。
当庄蹻挥师反攻时，秦军罕见地败退，也没有迅速组织有效的反击，真是大失水准。后来庄蹻部楚军远离黔中战场，秦军还是没有乘虚而入。以司马错的用兵才能，以秦国君臣强烈的好胜心，断不至于连后一个战机都坐视不理。秦军西线兵团虽遭重创，但以巴、蜀、陇西三地的战争潜力，完全可以补充损失，卷土重来。这种不寻常的沉寂是秦楚五年战争的一个疑点。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路秦军遭遇了重大变故，导致整个作战计划无法继续执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指挥系统出了问题。
司马错自从拔楚黔中之后便从史书上彻底销声匿迹。秦楚双方的记录都找不着关于他的痕迹。秦军西线兵团再战楚军时，是由司马错的老战友蜀郡守张若指挥的。此时司马错应该已经去世，否则秦昭王肯定还是会让他领兵。
黔中战场山高水急，春夏气候湿热，易发疫病。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在讨伐黔中的武陵蛮时就病故于军中，当时他已是年过花甲。司马错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以将军职务灭蜀，至秦昭王二十七年时，至少做了36年将军，因蜀伐楚时已是年迈老者。由此推断，司马错在黔中大捷后不久就病故于军中。秦军众将秘不发丧，但不料楚军大举来袭。秦军各部群龙无首，未能有效组织防御，导致长江两岸兵马脱节，被庄蹻抓住机会夺回黔中。
不管历史真相如何，秦军西线兵团确实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在接下来几年都没有大动作。楚军重兵集结于枳城，让巴郡秦军高度警惕。但庄蹻收复黔中后并无北伐之意。说到底，这场胜利并没改变秦强楚弱的基本格局。秦巴蜀军虽受挫，但布防严密，楚军强行出击会令自己伤亡惨重，让形势再度逆转。不如见好就收，休兵讲和。
尽管两军将士都窝在江旁军营看大水，但秦楚两国的情报战线并未停止活动。庄蹻从间谍那里知悉了秦军内情，心中窃喜。他判断巴蜀秦军就算在雨季结束后也不会南下，正好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楚国的另一个顽敌——西南夷。
庄蹻收复黔中后没有渡江北上，反而率领精兵南下，向不属于楚国疆域的沅江上游进军。他突然放弃与秦军对峙的原因，应该是西南夷趁着秦楚对峙时从背后插刀，骚扰沅江中下游流域。他相信秦人在一两年内无力南侵，楚军可以挟战胜之威一举平定困扰楚黔中郡多年的西南夷边患。
庄蹻向楚王申请更多的兵马、粮草、武器装备以及船只。他的上书在楚国高层引发热议。楚国因庄蹻暴郢事件一度濒临解体，虽然楚顷襄王君臣努力把楚国各部重新归拢，但派系林立的问题并未根除。
春秋时期的楚国世袭贵族势力极强，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跟执政的若敖氏家族撕破脸，好不容易才击败了叛军。到了战国时期，兵家亚圣吴起离魏入楚，楚悼王支持他变法强国。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让楚军面貌焕然一新，诸侯患楚之强。然则楚悼王去世后，参加葬礼的吴起被楚国世族私兵杀害。吴起临死前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导致悼王也中了箭。新即位的楚肃王以侮辱王尸之罪处死了70余家参与行刺的贵族。吴起变法半途终止，楚国王权大大加强，但世族依然根深蒂固。于是楚肃王跟各大世族达成了新的平衡格局。
世族集团依然长期轮流把持朝政，各家族都在军中有山头。
比如，楚威王时的10万汉中郡军最初以昭氏家族的宛公昭鼠为主将，指挥该兵团跟秦军在丹阳大战的却是屈氏家族的屈匄。秦韩宜阳之战中北上观望的楚将是景氏家族的景翠，在新城郡被秦将庶长奂杀死的楚将景缺也是景氏出身。
执掌楚军各部的昭氏、景氏、屈氏，往往借战胜之功扩大家族权势，在其他家族将领战败时落井下石，并且排挤非大世族出身的将军。白起因此批评楚国内政是“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庄蹻自然不受待见。若非无人敢与秦国宿将司马错对战，他很难再有出头机会。
论朝野根基，被公认为楚国罪臣的庄蹻虽是贵族，但完全没法跟三大世族相提并论。收复黔中的不朽战功，也只是让他重新得到朝野认可。但论统兵制胜之才，楚国众将都远远逊于庄蹻。各大世族抗秦不利，才让“罪将”庄蹻脱颖而出。
楚国朝局原先的平衡被打破了，群臣对庄蹻的战功嫉妒不已，不想让他继续得势。但经过几番争论和扯皮后，世族出身的大臣们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让庄蹻吃瘪的好机会。
在楚国各郡中，黔中郡边情复杂，时叛时降的西南诸夷困扰着历任黔中郡长。楚人聚居地集中分布在沿江的带状平原，夷人盘踞在上游的深山老林，时不时出来掠劫。他们跋山涉水如履平地，又熟悉武陵山深处的地形和小路，楚兵很难彻底将其消灭。如同野草般春风吹又生的夷兵，始终是楚黔中军的心腹大患。
◎吴宣室戈（战国）
如今庄蹻主动提出要荡平西南夷，群臣都暗自发笑。众人都认为他是打了个胜仗就狂妄自大了，居然去主动招惹难缠的夷人。正好，让令人生厌的庄蹻和西南夷打个两败俱伤，庄氏家族就不会崛起了。对三大世族来说，这是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
各大世族有小算盘，楚顷襄王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想借庄蹻之手扩张王权，挽回自己从即位以来持续降低的威望。
楚国之所以形成贵族共治格局，是因为世袭贵族掌握了大量堪称“国中之国”的封地，王室只有相对优势。从中央到郡县，楚王和贵族都在分权制衡。秦国变法后凭借发达的乡官系统直接“制土分民”，故而能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楚国王权想要扩张，就得通过不断地外战来增加王室直属地盘，在首都圈和边疆都形成对各世族封邑的力量优势。庄蹻的开疆拓土计划正对楚顷襄王的胃口。
庄蹻对楚王的想法心知肚明。暴郢事件让他跟各大世族交恶，除了跟重新起用自己的楚顷襄王合作，也没有别的出路。无论出于知遇之恩，还是为自身和庄氏家族考虑，他必须打好这一仗。
经过反复协调后，楚国高层终于达成共识，支持讨伐西南夷的作战计划。楚顷襄王增派了不少中军王卒随军出征，对这场战事寄予厚望。庄蹻慨然领命，率领一支精锐云集的远征军乘舟循沅江而上，开启了漫漫征途。这一走就是两年多。
楚国世族大臣们万万没料到，难缠的西南夷完全不是庄蹻的对手。史书没记载庄蹻究竟使用了什么高明的战术和计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善用兵的楚国悍将熟悉山地丛林战法，知道怎么对付夷兵的伏击，也能保持对败敌的连续追击。
诸夷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远征军转战千里，先灭且兰，再破夜郎，深入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云贵高原。后方的楚黔中郡不断接收到来自且兰和夜郎的财富及战俘。庄蹻一路征服西南诸夷，最终在今云南省发现了数千里的肥饶滇地。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假如远征西南没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庄蹻对楚国的贡献不亚于司马错灭巴蜀之功。正如老子说的“福兮祸之所伏”，楚军的两场辉煌胜利中埋有巨大的隐患。
庄蹻和楚顷襄王误以为秦国被黔中拉锯战和对赵战事搞得左支右绌，把宝贵的主力部队投入了西南夷方向，而且出兵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下足血本的黔中战场并非真正的命运咽喉。
秦楚交锋历来以江汉流域（包括商於、汉中、南阳一带）的北线战场为主要方向，以巴蜀黔中的西线战场为次要方向。本次伐楚战争也不例外，决定性的战役是秦军从北线南下攻打楚国腹地。但事前谁也没料到，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举国决战中，次要方向的支线剧情居然比主线剧情更漫长。
黔中地的得而复失，给过分乐观的秦国朝野泼了一桶冷水。秦赵仍在北方重兵对峙，还没开始和谈；秦楚在黔中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状态：两线作战对秦国很不利。如果不尽早打掉楚军日益高涨的士气，庄蹻可能在秋高马肥之时北伐巴蜀。这将给秦楚决战带来很多难料的变数。秦昭王君臣一开始不知道楚将庄蹻即将远征西南夷，还沉浸在对战败的反思中。痛定思痛，楚国即使疲弱也依然是个大国，秦国必须拿出全力来对付楚国，否则不能克竟全功。
于是秦昭王主动向赵惠文王提议在渑池举行会盟，让两国休战和好。赵国君臣最畏惧的白起出现在渑池会盟的秦国代表团名单上，没有继续留在光狼城前线，这是秦国不打算继续攻赵的重要信号。
自从参与合纵破齐以来，赵国一直把主力部队投放到东线战场。假如此时与秦国全面开战，就会错失瓜分齐地的良机，太不划算了。顺着秦国给的台阶重新修好，也是赵惠文王梦寐以求的转机。尽管他非常害怕变成第二个楚怀王，却也不得不在廉颇和蔺相如的进谏下鼓起勇气赴渑池。
双方在渑池会上冲突不断。秦昭王本想以势压人，却被蔺相如机智化解，屡失颜面。不过，两国最终顺利达成协议，获得了4年的和平时间。赵国攻齐不再有后顾之忧，秦国也能专心对付楚国——各取所需，仍是双赢。
大良造白起应该在会盟时目睹了蔺相如三番两次挫败秦昭王的经过，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史书记录的举动。也许，他彼时满脑子都在思考对楚战事。在得知庄蹻收复黔中的消息后，白起又惊又怒。他下决心给楚国来一记前所未有的重击。这个仗该怎样打呢？
楚国最怕秦国三路并进——以巴蜀兵攻西路，以汉中兵攻中路，以关中卒和宛穰之师攻东路——但现在的秦国根本没法完成这个宏伟计划。黔中被庄蹻收复，巫郡难突破，巴蜀之师受到重创，伐赵之师急需休整，宛穰之师又是楚军重点戒备对象。况且，司马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缺少一人的铁三角无法再重复双拳齐出的老套路。此外，连年征战让秦国的财政压力居高不下，恐怕暂时凑不齐10万大军所需的粮草和装备。别说三路伐楚了，就算是两路伐楚，财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强行发起全国总动员，必然会让全体军民不堪重负。秦昭王君臣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一路兵马出击。
通过分析相关情报和黔中地图，白起敏锐地意识到黔中拉锯战根本无法从正面打开突破口。
秦军未能突破楚巫郡军的峡江防线，而翻越武陵山控制沅江流域各县极其困难。楚国江汉首都圈和洞庭郡都离黔中郡核心地区不远，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单凭巴蜀两郡的物力财力，很难在黔中战场跟楚国首都圈拼消耗打持久战。从富饶的关中往巴蜀转输物资，需要穿行于秦岭，运输消耗巨大。巫黔之地处于雨季，不利出师。况且，就算再沿着司马错的老路动手，也只能控制乌江二县而已。位于武陵山西侧的乌江二县对楚国来说也是很难救援的，所以楚国会放弃这里，退守到迁陵一线。秦楚两军的相持战线也不过是从滔滔长江变为武陵山地，大军还是难以展开，无法充分发挥秦军大兵团作战的威力。强攻巫山方城也是个笨办法。且不说这座要塞易守难攻，楚国首都圈支援巫郡连长江都不用过，比支援黔中郡还方便。楚巫郡军在庄蹻收复失地后士气大振，秦军则因战败而丧失锐气。强行攻坚的结果只能是秦巴蜀军久攻不下，最终被迫撤军，还要当心楚军尾随追击。
白起判断，此战只能另辟蹊径。想要攻克黔中和巫郡，必须从东西两面夹击，使其落入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也就是说，不平江汉则无以定巫黔。而平定江汉，意味着秦国要杀入楚国腹地。换言之，秦军的主攻方向和作战目标必须做出根本性调整。
尽管楚国收复黔中，重创了秦国西线兵团，但自身伤亡更大，战略上依然处于劣势。白起只要等到明年各支部队休整补充完毕，就可以重新启动两路甚至三路伐楚的大手笔。但这会给楚国喘息的时间，说不定会有人游说诸侯合纵援楚抗秦。更重要的是，眼下有个可遇不可求的绝佳战机，错过了实在可惜。
在战国战争史上，秦军斥兵深入敌营侦察或放出流言的情况并不罕见，当然也有被敌将反过来利用的情况，比如赵国名将赵奢后来就用错误的情报误导秦国间谍。以秦国间谍的工作效率，白起不难掌握楚国的最新动向。当白起到达南阳前线时，得知了庄蹻率楚师远征西南夷的最新情报。在他看来，楚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秦楚两国都有动员数十万大军的能力，但两国的兵力分布很不对称。秦国疆域的主要特点是南北跨度大，边疆恰好从北面和西面对楚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国内兵力的部署较为集中。楚国版图的主要特点是东西幅员广，东楚地区与秦国八竿子打不着，各地驻军相对分散。自从秦得巴、蜀、汉中三个地理单元后，这个基本格局一直没变过。由此导致的恶果是，楚很难集中全部力量抗秦，而秦可以轻松地对楚发动多线进攻。
如今，楚国十余万东地兵在淮北、江东警戒灭齐的燕军南下，巫黔之师跟巴蜀秦师相互牵制，庄蹻又带走了大量包括中军王卒在内的精兵良将远征西南。郢都虽还有众多材士可征发，可是楚王禁卫军的兵力减少，郢都守备部队的总体战斗力有所下降。郢都以北的鄢、邓等地的驻军不少，但楚国政出多门，江汉各城邑的守将往往出身于不同的世族，彼此矛盾较多，形同一盘散沙。
纵观整个战局，楚国目前能投入大战的兵力仅有鄢邓之师和郢都之师，其他部队难以及时支援。秦国只需要击破鄢邓之师，就能将楚国开膛破肚，趁着各路楚军赶不及勤王的空当来个黑虎掏心。假如等到秦国各路大军都休整补充完毕再发动进攻，庄蹻远征军说不定已经从西南回到郢都。即便白起能顺利击溃鄢邓楚军，庄蹻所率楚军精锐也会在郢都周围拼死抵抗。这就变成了硬碰硬的正面强攻，显然不符合兵家避实击虚、批亢捣虚的作战原则。因此，白起决定以少数轻装精兵提前发起抢攻，打一个攻其不备。他力排众议，说服秦昭王和相邦魏冉同意自己的计策。
灵光一闪容易，落到实处困难。秦国眼下正处于低谷期，能够投入的力量远不如去年那么多。肥肉在前，没有好牙口也是吃不动的。此战的要害在于怎样以有限的兵力大量消灭鄢邓楚军的有生力量。本次行动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这是一场豪赌，随时可能让白起失去“百战百胜”的威名，沦为天下兵家的笑柄。
兵神的豪赌：数万锐师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一年的夏五月，喜的祖父接到了新的作战命令，他和所有驻守上庸的军吏立刻集合部众，火速赶往汉中郡郧阳县的郧关。到达指定地点后，喜的祖父发现，不光是上庸戍卒，汉中郡其他各城兵马以及全郡最精锐的郡邦尉军都来到了郧关。
汉中郡的郡守、郡尉、郡轻车（掌管一郡战车兵）、郡发弩（掌管一郡弩兵）、郡司空（掌管一郡工程）、郡司马（郡尉下属的部队指挥官）、郡骑司马（掌管一郡骑兵）、郡候（郡尉下属的武官）等重要官吏，悉数到场。他们齐刷刷向一位身材魁梧、小头而面锐的武将行礼。喜的祖父在誓师时才知道，那人就是大良造白起，秦军士卒心目中的威烈兵神……
秦大良造白起秘密来到汉中郡，在郡守和郡尉的协助下，集结了数万锐师和大量公船。他打算依靠这数万汉中郡兵沿着汉水突袭楚国。
汉中郡直到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3年）才设置，疆域相当于今陕西汉中市、陕西安康市与湖北十堰市的总和。其中，今陕西安康市到湖北十堰市一带本为楚汉中郡地盘，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时被秦国吞并。但秦国早在春秋时就跟蜀国争夺今汉中市地区。南郑（在今汉中市，非今南郑市）是此地的核心重镇，后成为秦汉中郡的治所。
论秦国西南三郡（巴、蜀、汉中）之兵，要数汉中甲士历史最悠久。以南郑兵为骨干的汉中兵，在秦军中有特殊地位。
南郑夹在终南山和米仓山之间，跟关中、蜀中、江汉相通，但路途遥远。南郑秦军要戒备蜀、巴、楚三国，遭袭时必须坚持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关中援兵。在这种作战环境中锤炼出来的南郑甲士敢打硬仗、恶仗、逆风仗。后来汉王刘邦也是靠着汉中兵平定三秦，再以故秦国之力再次席卷诸侯，建立大汉帝国。
从春秋到战国，南郑几度易手，秦国最终在此牢牢扎根。秦胜丹阳之战，破楚汉中军，夺汉中六百里地，战胜之师与原先南郑等城的守军被整编成秦汉中郡兵。司马错伐蜀时，汉中是进入蜀道的跳板，南郑甲士在灭蜀吞巴的战斗中多有军功。在南方江汉战场，擅长山地战和水战的汉中兵比关中卒更能大显身手。
按照三路伐楚之计，汉中之甲本就是一支预定的力量。司马错两次伐楚都没动用汉中兵，正好为白起留下了数万宝贵的精锐生力军。
白起把自己从关中带来的4000人大将卫队（分为左校和右校，人马皆精锐）与参战的汉中兵重新编组为左中右三军。在誓师大会结束后，数万锐师快速有序地分批登船，开出郧关顺汉水而下。他们带了足够的兵器装备，却只准备了几天的军食。白起以最严格的消息管制隐藏了汉中秦军的动向，以至于下游的楚军万万没想到，血光之灾会从天而降。
自从上庸与汉北地被秦国占领后，邓城俨然成为楚国北方边境最前沿的军事基地。楚国向邓城增派了不少兵力，随时警惕秦兵再度南下。
按照白起的指挥风格，他应该会采取正面牵制与迂回袭击相结合的打法。在五月农忙时，秦国征发迁居南阳的特赦罪人成军，时不时骚扰邓城郊野。楚国邓县公不敢怠慢，把多数守城士卒抽调到城北戒备。但他认为重视农业的秦人不会在农忙时节兴师动众，这只是小股秦军在虚张声势地干扰楚民抢收抢种。
谁知双方农忙刚结束，汉中秦军舟师突然大举开出郧关。由于上庸及汉北地被秦国控制，楚国的边防亭障离郧关太远，仅限于邓地，故楚军未能及时警戒。
郧关到邓的距离，跟邓到郢都的距离相差不大。但汉中舟师顺流船快，一路畅通无阻。沿途各县秦兵也陆续加入南征兵团。白起部秦军水陆并进，急行军两三日就全部抵达邓地。离船上岸的前锋部队立即列阵进攻邓城外围的楚军。
战国时的邓城位于汉水北岸，尚无后来南宋的襄阳城那种复杂的水陆城防体系。楚军舟师和守桥部队猝不及防，被数量和武力值都占优的秦军前锋击溃，余部败退城中。秦军顺利地切断了邓城与汉水南岸的联系。
被包围的邓城楚军匆忙组织抵抗，但得知为首秦将是白起时，恐惧情绪在邓城官吏、贵族、士兵中迅速蔓延开来，战心顿时泄了一半。以南郑甲士为骨干的汉中郡兵动作快、攻势猛，邓城楚军难以招架，没过多久就败了。
楚军战俘发现来袭的秦军士卒用的竟是宛地出产的长矛。《荀子·议兵》曰：“宛钜铁矛，惨如蜂虿。”宛城工匠制造的铁矛天下闻名，曾经是宛郡楚军南征北战的利器。可如今，邓城楚军用的还是旧宛矛，秦军却装备了新造的宛矛。怎能让人不唏嘘？没办法，谁让宛城在12年前被秦大良造白起打下来了呢！
秦军攻克邓城后，整个江汉平原洞门大开，汉水中游城邑都免不了卷入战祸。
邓城往南数十里是邔邑（今湖北襄阳市欧庙镇附近），继续向南就是楚国陪都鄢城。鄢邓之间仅仅相去百里左右，步兵急行军一天就能杀到城下。鄢城往南不足百里处是鄀县，鄀在吴军破郢时做过楚国临时首都。据《左传》记载，鄀曾经在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春“叛楚即秦，又贰于楚”，那年夏天秦人一度入鄀，但最终楚人夺回了这座重镇。鄀县再往南大约百里就是郢都北面最后的天然关隘——甘鱼之口（大致在今湖北荆门市一带）。郢都在甘鱼之口往南200多里。
从邓到郢的陆上交通线全长超过了500里，水路交通线被弯曲的河道拉长许多。江汉平原的楚国城邑主要分布在鄢邓地区，再往南城塞之间的距离较远，容易被敌军援兵打穿插，分割包围。这里不像多山多水的黔中战场，方圆数百里都平坦开阔，利于双方展开大兵团交锋，特别是便于楚军最畏惧的秦军车骑突驰。
鄢邓楚军数量虽多，但军事素养难敌汉中甲士。如果楚国上下团结一心，江汉各城完全可以相助如左右手，节节阻击秦军南下，迫使后援不利的秦军无功而返。然而，白起看到的是楚国“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畏臣，又无守备”，简直处处都是破绽。
其实，在楚国割让上庸和汉北地之前，邓、邔、鄢、鄀等地已经很久没经历战事了。邓城因先前战败加固了城池，但其他各县依然没认真整顿防务，楚国政局混乱可见一斑。鄢邓之师的战斗经验也不如经常跟西南夷武士交手的巫黔楚军丰富。而楚式郡县制的先天不足，更是为白起部秦军横扫江汉创造了绝佳条件。
楚制县公身份尊贵但并未掌握全部的地方大权，司法权和财政权分别被司败、司马等吏员掌握。就连中央朝廷也是由专门的司法、财政机构与地方的司败、司马对接。楚国贵族政治传统根深蒂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政出多门。兼任郡长的大县县公主要依靠本县守军，对其他县的兵马调动不如秦制便捷。各城守将来自不同的世族，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很差，跟“以军中为家，以将帅为父母”的秦军官兵不可同日而语。楚国只有在结成征伐军时才能形成统一指挥权，实现最高动员效率。收复黔中和远征西南夷都属于这种情况。但在抵挡敌袭时，政出多门的楚郡县很容易沦为一盘散沙，被敌军各个击破。白起敢于在后勤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抢攻，正是看穿了这点。
◎楚国腹地形势
在首战告捷后，白起迅速以缴获物资补充军需，加强装备，全军稍作休整，就继续乘船顺着汉水直奔邔邑。数万锐师全部靠岸登陆，列好战阵准备进攻。将士们南望楚之邔城，摩拳擦掌，志在必得。突然，秦军身后火光冲天，船只相继被烈焰吞没。众人大惊，白起却严令各军不得擅自灭火。
这不是秦将第一次烧自家的船。秦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在崤之战中被打成光杆司令的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一说是白起之祖）再度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白起此回“发梁焚舟”正是在效仿前辈秦将。他精通战场心理学，不得不这么做。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抢攻，白起只让士兵们带几天干粮就急忙出发。汉中兵打下邓城才得到新的补给，但旋即又开拔南下。白起很清楚，数万锐师的兵力太少，兵贵神速，只有保持以快打慢的节奏，才能赶在各部楚军组织有效反击前将其击破。周密的后勤准备耗时太长，但缺少辎重又很难让军队获得持续战斗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因粮于敌。
《孙子兵法·作战篇》：“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白起用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因粮于敌之计。每拔一城就夺敌物资稍做补充，然后继续轻装奔袭下一座城。如是循环，直到平定鄢邓之地为止。
白起其实一直假大胆真小心，惊世骇俗的冒险行动均以精确计算为基础。他深知准备不足的军队只能一鼓作气打下硬仗，一旦受挫就会变得斗志不坚。汉中兵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楚国上下不团结的破绽，才能彻底击溃鄢邓楚师。如果留有退路，士兵们会生出打不赢就走的念头，不会全力以赴地执行统帅的作战意图。
为此，白起派自己直辖的中卒烧船拆桥，把秦军撤回南阳和汉中的退路统统切断。他晓谕三军将士，此番深入楚境，敌众我寡，胜负难料，诸君若是不能连战连捷，破敌师，拔敌城，夺敌粮草，必定全军覆没。秦军吏兵心知退无可退，人人宣誓要在战斗中一往无前、死不旋踵。喜的祖父也是宣誓人之一，他晚年跟子孙讲起这段往事时，总是不禁流露出一股少年狂。
邔邑城池不坚，秦锐士舍生忘死，战斗结果毫无悬念。秦军打扫战场，吃饱睡足，紧接着向本次作战的最大目标鄢城进军。
白起对鄢城并不陌生。秦楚两国曾经于秦昭王二十四年会盟于鄢城。白起应该参与了那次会盟，顺便观察了沿途的山川地势、城防军备和风土人情，对怎样攻打鄢邓之地已经有了腹案。
他冒险奇袭，以寡击众，需要最大限度地迷惑敌军，务求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被各个击破。古人以旌旗和金鼓指挥作战，斥候清点敌军数量主要是看旗帜有多少，将帅则通过听金鼓声的密集度来判断敌军主攻方向。战国兵书《六韬》里有个计谋，通过多设旌旗，益其金鼓，忽而在前，忽而在后，让敌军误以为我军人多势众。
汉中郡轻车和郡骑司马奉命出击，率领一部车骑在鄢城周围方圆数十里的范围来回运动。秦军步兵也增加旌旗金鼓，四处设置疑兵。通过示形造势，数万秦军硬是搞出了堪比10万大军的气势，把附近的楚军吓得够呛，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鄢城被秦军团团包围。
由于与外界失去联系，鄢县公完全不知秦军虚实，也不明白为何会有大批秦军突然出现在楚国腹地。保险起见，他先命令全军退守城内，只派出斥候打探敌情。
鄢城外围的亭障据点与交通要道都被秦军切断。附近唯一可以提供支援的鄀县楚军，也不敢出城应战。正如白起所料，楚人自战其地、各顾其家，并未因保家卫国的大义而同仇敌忾。各部楚军只顾保存自家实力，都不肯离开本乡作战。大家都坐等对方与秦军死磕，自己见机行事。
如此一来，楚国陪都鄢城彻底被孤立了。此时此刻，鄢城的将吏军民人心惶惶。大家都是根据“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的军事常识考虑问题。楚军在极度恐惧中把敌情想象得无比夸张，导致士气如同漏刻里的水一般不断流失。
魏国兵法家尉缭子认为，消极防御是最笨的守城办法。若将帅把精兵利器全部集中在城头，尽取城外仓库地窖里的粮食财货，拆毁民房让百姓迁入城内，把城外的一切都丢给敌人，会让客场作战的敌军嚣张百倍，让主场作战的守军士气萎靡、战力下降。当敌军攻城时，守军的伤亡会变得更大。
战国兵家眼中的最佳对策是：控制好城邑周围的亭障关隘，联络远方其他城邑的友军挑选精兵迅速突击敌军后方，部队寻机出城越境迎敌。两军约定在本月的晦日里应外合，借助没有月亮的夜色掩护，奋勇夹击敌军。就算敌兵众多，破军虏将也是有胜算的。可惜楚军完全被秦军制造的假象吓破了胆，上至众将，下至吏卒，莫有斗志，打不出那些高难度的战术配合。
举目四望，秦军的旌旗漫山遍野，城下排着“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的严整战阵。再加上斥候回报周围方圆百余里处处有秦兵活动。鄢城楚军误以为虎狼秦国已经全面突破汉水防线，20万雄师大举压境。谁也不敢出城反击，眼睁睁地看着白起把包围圈扎得越来越密不透风，完全把主动权拱手让人。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兵力远多于白起部秦军（而且主场作战，征兵潜力巨大），在秦军完成对鄢的全面合围之前还可以拼一下命。当然，就算他们察觉了这一点，也不敢直撄秦军兵锋，因为敌军统帅是多次大破楚师的白起。
如果楚将在秦军围城之前勇敢出击，白起恐怕是求之不得。无论是集中兵力正面对决，还是诈败设伏，秦军都有很大的胜算。楚将们计谋不高，却颇有自知之明，宁可过分保守，不敢玩火托大。他们不确定秦军来了多少，但很清楚劳师远袭者利在速决而不宜久拖，楚将铁了心要坚持避敌锋芒的拖字诀。
应该说，“以拖待变”是务实的计谋，也的确给秦军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六韬·突战》曰：“敌人深入长驱，侵掠我地，驱我牛马，其三军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系累，为敌所虏……如此者，谓之突兵。其牛马必不得食，士卒绝粮，暴击而前……”
无论楚军对战场形势产生什么错觉，秦军的实际情况就是“突兵”深入敌国腹地。白起“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为求行军神速，他只带了数万锐师轻装前行。为了突破后勤限制，秦军仅依靠掠夺郊野补充消耗。如此秦军便不可能携带太多重型攻城器械，突袭战备失修的小城尚可，打不动像鄢城这样兵多粮足的坚城。
纵观全局，白起掌握了主动权，但战况很复杂，稍不注意就可能由胜转败。周边各城塞的楚军暂时不敢增援，但终究是个不可不防的隐患。楚国的动员潜力在战国七雄里仅次于秦国，可以凑出大量人马跟白起的数万锐士打车轮战，甚至形成反包围的格局。数万秦军缺乏一条能支持自己长期暴师于外的后勤补给线。若是鄢城久攻不克，时间一长，白起部秦军必然饥困。楚国军民的心理将从恐惧转为士气大振，各自为战的格局可能会有所改变，各城守军与郢都援兵将会齐心协力地围攻白起的数万兵马，打秦军一个寡不敌众。反过来说，若是鄢城被迅速攻破，楚军在郢都以北将再无机动兵力可迎战数万秦师。白起部秦军就能在楚国境内彻底站稳脚跟。即便郢都派来再多临时征发的新军，也是无力回天，只能给锐气正盛的秦兵送人头加军功。
毫不夸张地说，本次伐楚之役的胜负取决于鄢城攻防战的结果。能否在短时间内拿下楚国陪都，关系到数万秦军能否活着回家，成败生死在此一举。恰恰在这个环节，白起遭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难题。
《孙子兵法》的启示：以水佐攻者强
按照战国兵家的作战经验，每一丈城墙需要10个人来防守，工匠与伙夫都不算在内，负责出击的士兵不守城墙，守城墙的士兵也不担任出击任务。千丈之城的规模相当于万家之邑，需要万人来防守。从理论上说，据城而守能以一当十，故而1万士兵守城可抵挡敌军10万人马。
赵国名将赵奢后来也分析过：以3万兵马攻打千丈之城，连一个角都围不住，野战也不够用。所以他主张必须用十几二十万兵力来攻城。可是，白起的兵力不过数万，又没带多少大型攻城器械，攻城能力大大下降。而考古资料表明，鄢城周长6420米、面积220万平方米，妥妥的千丈之城。
这就很尴尬了。
如果能引诱楚军出城交锋，秦军可凭借冠绝群雄的野战能力取胜。然而，鄢县公及其部将们铁了心要玩老虎不出洞，无论白起怎么挑战都死活不出来，诱敌之计无效。秦军用从邔邑武库缴获的攻城器械正面进攻，但几次都被拼死抵抗的鄢城军民击退。
鄢城楚人不敢与秦人硬碰硬，但他们跟周围城邑的楚人不同，有着陪都人民的骄傲——就算打不过强敌，也绝不向敌军投降。白起跟楚军多次交战，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顽抗的楚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用迫降的方式迅速征服鄢人，只能将其消灭。
秦军兵力不占优，又是深入敌境，因粮于敌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不经耗，将士们的情绪开始有些焦躁，这样下去情况不妙。
白起让副将继续指挥围城部队，自己带着众将仔细考察鄢城周边的山水地势。他发现鄢城的地势低洼，城外的蛮河正处于汛期，水量比想象中大。若能设法抬高水位，引蛮河灌鄢城，就可不费一兵一卒击破这股死不投降的楚军。于是白起让副将监视，一部兵马以蛮河为屏障阻截可能出现的楚军援兵，其余各部士兵和被强征来的楚国民夫在鄢城附近挖壕沟……
所有身体健康的秦国男子在傅籍后都做过更卒，每年必有1个月服徭役，主要任务是修建城池和沟洫。这使得秦军士兵几乎人人都懂土木作业。随军出征的汉中郡司空的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徭徒、刑徒和戍卒来修建各种工程。故而白起部秦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展大规模土木作业。
大秦工程队连绵到几十里外，楚兵在城墙上看秦兵挖壕沟挖得热火朝天，还以为秦军是想修工事长期围困鄢城。楚将见白起不来进攻，于是也按兵不动，反正鄢城人多粮足，看谁耗得过谁。就在此时，白起已经来到蛮河岸边的今武安镇一带，沿途百里处处是施工现场。他此时还不知道，后世会以他的封号给此地命名。他只知道，这里是筑坝拦河的最佳选址。鄢城能不能顺利攻克，就看将士们挖沟和筑坝的效率了。
引水攻城的战法既有理论依据，也有战例支持。《孙子兵法·火攻》曰：“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其中的“以水佐攻者强”即水攻战法。春秋晚期，晋国权臣智伯胁迫魏韩两家共同攻打同为晋卿的赵氏。赵襄子退守晋阳，智氏、魏氏、韩氏联军攻城3个月仍不能克。智伯决开汾水灌淹晋阳，围困赵氏整整3年。后来魏韩两家跳反，与赵军里应外合，先水淹智氏军营，再合力诛灭智氏。
水攻战法有两大缺点：一是“可以绝，不可以夺”，可以隔绝和消灭敌军，但战利品也会被淹没泡坏；二是对水源与地势要求很高，并非每个战场都具备条件。故而水攻案例远远少于火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白起用蛮河灌淹鄢城的方略十分有想象力。
蛮河发源于荆山，两个源头在今湖北南漳县谢家台合流，顺流东下经过今武安镇，然后又在距离鄢城大约50里的位置折向东南，最终汇入汉水。蛮河经过鄢城的西边和南边，但离城池最近的地方也相隔20多里。所以，楚军压根儿就没想过这条河流能用来攻城，对这方圆百里沿河地带的布防也不是特别严密。
这里毕竟是楚国腹地嘛，大家都以为敌军不会打过来。可惜白起一再颠覆楚军诸将的认识，让他们老是措手不及。白起在踏勘鄢城周围环境时，把蛮河沿途地形看了个遍，脑子里已经在酝酿挖渠引水的构想。
根据前代兵家的作战经验，水攻先要筑坝拦河，然后再寻机放出积蓄的洪水。可是蛮河水道并不经过鄢城附近，直接用此法效果不突出。于是白起决定让全军抓紧时间挖一条长渠，把蛮河引过来。从蛮河岸边的今武安镇一带到鄢城大约有百里之遥，这意味着水渠必须修到同样的长度，工程量不小。好在秦国擅长修建大工程，尤其精通水利，服役的戍卒和徭徒多有修城池沟洫的经验，完全不缺施工技术人员。
这条长达百里的水渠西起今湖北南漳县谢家台，蜿蜒向东至今湖北宜城市的李家营后向东南折，经过今鲤鱼湖水库西侧，一直延伸到宜城市郑集镇赤湖村，最终通向汉水。白起没有直接从离鄢城最近的今宜城市雷河镇一带挖渠引水，而是将长渠的起点设在了两条水流汇合的谢家台，又把筑坝拦河的地点选在了谢家台以东的武安镇。
秦军广设疑兵，虚张声势，为施工队争取更多作业时间。驻鄢楚军与此地相隔百里，既不敢出城远袭，也搞不清上游的情况，只是继续被动地等待形势生变。楚王君臣也误以为白起部秦军兵多将广，担心他兵锋一转直逼郢都，不敢派太多兵北上救援。秦军士兵们趁机昼夜赶工，在较短的时间内挖成了百里长渠。上游的部队也在武安镇修好了拦河坝，蓄满了洪水。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最后的总攻。白起传令各军解除对鄢城的包围，全部撤退到安全地带。楚军起初还以为秦军真要离开了。无论他们是否在城墙上欢呼雀跃，很快就会变得面如土色——
大大大大水来了！
蛮河在上游被河坝拦截成汹涌洪流，倒灌入秦军开辟的长渠中。时值夏汛，水量最大。更糟的是，鄢城的地势相对低洼，溢出长渠的大水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这座楚国陪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后世的《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长渠，在县东南二十六里，派引蛮水。昔秦使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两道争灌鄢城，一道使沔北入，一道使沔南入，遂拔之。”
这个记载比较轻描淡写，另一则史料充满了令人脖后生冷的记述。
《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中》称：“夷水（即蛮河）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由此可见，白起这次水攻冲垮了鄢城的东北角，还淹死了多达数十万楚国军民，损失人口相当于一个郡。洪水退去后，白起乘胜追击，很快占领了整个荆襄通道（主要是汉水河谷的荆门至襄阳段）。
《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
《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
《史记·六国年表》：“（楚顷襄王）二十（年），秦拔鄢、西陵。”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
综合各方材料来看，白起赢得了五年战争的第四回合，攻取了5座城池。在这5座城中，鄢、邓被明文记载下来了，另外三城里应该包含邔、鄀。楚国史料中提到的那个“西陵”，其实就是邓城的另一个名字。《史记》中没有任何一处关于白起水攻鄢城的记录（仅后世的《水经注》提起），也没有提秦军斩首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数万秦兵基本歼灭了十几万甚至更多的楚兵（含未征发的材士）。若非如此，楚国首都圈也不会在后来的战争中毫无还手之力。
总之，白起这次的战果颇为辉煌，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司马错两次伐楚。
除了东地兵与庄蹻远征军两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精锐外，郢都周边的楚军主力兵团已被白起消灭。秦国完全控制了荆襄通道，郢都以北再也无险可守。尽管三面包围郢都的宏伟战略仍不能实现，但白起部秦军可以长驱直入，抵达郢都北郊。
经过前述四次会战后，秦楚对决已呈一边倒态势，而且后者再无机会重演光复黔中之战的奇迹了。
因为楚国不仅在两年中丧师数十万，丢掉了差不多一个大郡的地盘，还失去了南阳盆地南部的产粮区（新野等地）、江汉平原鄢邓段的产粮区等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由于财力、物力、人力大幅度缩水，庙堂束手无策，民心四分五裂。自从得知五城沦陷的噩耗后，楚顷襄王君臣惶惶不可终日。大家纷纷想起了代代流传的关于吴军破郢的恐怖记忆。
历史有时候充满了反转和讽刺。当年吴王阖闾的军队以少胜多，五战五捷，攻入郢都烧杀抢掠。楚大夫申包胥向邻国求援，求援对象恰恰是秦国。
楚昭王十一年（即公元前505年，秦哀公三十二年）的夏六月，秦哀公被申包胥说动，派子蒲、子虎两位将军率领500乘战车南下救楚，协助楚大夫子西、子期击败吴师，并在秋七月诛灭了投靠吴国的唐国。秋九月，吴师击败楚师，但秦师又败吴师，流落在外的楚昭王得以重返郢都。谁知226年后的夏天，秦军再次从荆襄通道南下，拔了楚国的鄢、邓五城，大破楚师。
本次奇袭的战果已经远远超出秦国高层的预期。白起拔鄢、邓五城相当于一次性完成了此前攻赵三年的战绩总和。楚国不仅锐师覆没，丢失几座要塞和陪都，而且郢都北面的门户大开。
然则，秦大良造白起下令全军停止进攻，全部转入休整状态，同时赦免罪人充实新地盘。出乎各国意料的是，秦军的休整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给了楚国充分的喘气时间。白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实而论，假如不是引水工程顺利的话，秦军很难啃下鄢城，最多也只能利用楚军不敢出城追击的心理，修桥渡河从原路退回汉水北岸。更糟的情况是各顾其家的周边楚军突然胆肥了，跟鄢城楚军一起反扑。真要这样的话，白起再猛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超额完成作战目标固然令朝野士气高涨，但前线指挥官和士兵们已经很疲惫了，无法再接再厉。最根本的问题是，白起发动的第三轮攻势已经达到秦国的极限。秦国在战略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战利品还不足以补充巨大的后勤消耗，以往的战备积蓄恐怕也所剩无几，无力继续发动新的攻势。这是白起决定全军转入长期休整的根本原因。
尽管史料中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间接对比的办法来估算这两年的战事给秦国带来多大的负担。
按照战国秦汉的传统，十万之师一年的军食是600万石军粮。三国时的曹魏名将邓艾在《济河论》中提道：“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三国志·魏书·王毋丘诸葛邓钟传》）三国脱胎于东汉，秦至两汉的计量单位变化不大，3000万斛即3000万石。平均下来，十万之众每年消耗的粮草有600万石。这跟司马错攻楚黔中时调集10万兵、600万石米的数据正好对应上了。
600万石米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妨结合秦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赋税制度、财政制度来感受一下。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根据《吕氏春秋·上农》篇的内容推算出战国后期的百亩田年产粮食300石。《吕氏春秋》总结的是秦国关中的农耕技术经验，可见关中农户平均每年能以百亩田生产300石粮食。除了兴修水利与牛耕的普及等因素外，也跟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采取240步的大亩制有关。
出土秦简显示，秦国不同人群的口粮标准存在差异。秦史专家张金光先生据此整理出秦国农家各类人的口粮标准：成年农民男子月均口粮为2.33石强，成年女子月均口粮为1.83石强，未成年的男半劳动力月均口粮1.83石强，女半劳动力的月均口粮为1.58石强，老弱婴幼的月均口粮为1石。他把相关数据代入了8种不同人员结构的五口之家模型，然后汇总平均，计算出秦国每个人的月均口粮为1.7石弱。（张金光《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第444—445页）
在此基础上计算，秦国关中五口之家扣除30石的什一之税和102石的全年口粮后，还有余粮168石。假如所有家庭成员都按照成年男子每月2石的口粮标准计算，扣除全年120石的口粮和30石租税，也还剩余粮150石（这是个理想值，实际值恐怕要低得多）。
若以每户年均150石余粮来说，黔中之战征集的600万石米，相当于4万个关中秦民家庭一年的全部积蓄。
咱们再从郡县财政的角度来考虑。秦国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兴修水利、整治国土、筑城铺路等方面的财政开支非常多，一个万户县除去上缴国库的赋税与各种建设支出外，剩下的钱粮恐怕也不多。即便地方官府通过粮食统购专卖政策大量吸收民间的余粮，也主要是藏入特定的国家仓库，优先保证军粮的供应，不得轻易动用。
此外，秦国每户每年需要缴纳30石田租，还有芻（喂牲畜的草）3石、稾（谷类植物的茎秆）2石作为公家牛马的草料。若以万户一县来算，县府光是这三项实物收入就有35万石，仅田租就30万石，这还不包括户赋等其他财政收入。仅仅黔中之战就消耗掉20个万户县平均一年的田租收入。
秦昭王二十七年的三场战事中只有黔中之战留有数据。从作战效果来看，司马错第一次伐楚与白起攻赵光狼城应该也是用兵10万的大战役。白起拔鄢、邓五城之战只用了数万兵，而且是因粮于敌，消耗应该相对较小。秦军两年四场战争的粮草支出远超600万石米。即使有司马错和白起靠掠夺物资来补充损耗，消耗量也是个天文数字。
如果再考虑武器装备的消耗补充，秦伐楚的军费开支更加惊人。秦国一张秦盾造价384钱，一副铠甲造价1344钱，一副马甲造价1920钱。如果算上成千上万的铠甲盾牌数量，只怕各郡县的财政负担更重。
从秦昭王十二年司马错攻魏襄城开始，直到秦昭王二十八年白起拔鄢、邓五城，整整16年来，秦国没有哪一年不动干戈。8个月农忙积攒的粮食，4个月农闲发兵就马上用掉大半。户赋与关市税收带来的无数钱币和布帛，同样花费如流水。纵然关中百姓的劳动生产率和家庭余粮率高于六国，社会长期处于高消耗状态，还是难以负担。这两年的战争强度又翻倍，粮仓支出太多，新种的庄稼还没熟，回血速度实在有点儿跟不上。
优先保障军事需要的战时体制，会给支援前线的郡县和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哪怕前方士兵不缺粮草，将军也不得不考虑战事延长对国内经济生产的拖累。所以，白起在战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抢攻，只能带数万兵，且取食于敌，以水攻战法攻破坚城。一切都是为了以最少的消耗来取得最大的战果。如今目的已达成，战线又拉长了几百里，再不好好休整的话，只怕秦国要脱力，腰肌劳损的吏民和铠甲里长虱子的士兵都要骂娘了。
不急于攻郢的决定体现了白起炉火纯青的战争节奏掌控能力。秦国年年发兵却没有因穷兵黩武而崩溃，可见铁三角组合对怎样高效率低损耗地完成战争目标颇有心得。当然，这对他们的对手而言，真不是什么好事。
赦戍兵团重建废城：总攻前的必要准备
秦国在两年内夺取的新地盘——上庸之地、汉北之地、鄢邓五城，相当可观。秦军占领区已经越过了甘鱼口。这些领土加起来差不多抵得上现在的河东郡了（后来河东郡增加了汾水河谷地盘）。打胜仗对于秦国铁三角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更加复杂的任务是战后治理——这也恰恰是备战的基础工作。
众所周知，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只有不战屈人才能避免双方付出伤亡。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军队，还是战国七雄军队，事实上都有追求大规模杀伤敌人的倾向。特别是白起，为了打破列强均势的格局，追求最大的摧毁效果，务求打得敌国没有还手之力。这一方面使他的歼敌战绩在战国时期空前绝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战后治理的难度。
就拿拔鄢、邓之战来说，白起以水灌城，淹死了数十万楚国军民，让鄢城沦为废墟，周围的田野也被成片冲毁，简直是一场生态灾难。秦军费了很大功夫掩埋尸骨，在跟沼泽没什么两样的泥滩里重新铺路。白起派人修好桥梁，并用缴获的楚国官船运输战利品和伤病士卒。全军暂时先回到破坏不那么严重的邔邑和邓城休整。等后方增援到达后，再带着恢复生产所需的各种物资回到鄢地。
鄢地毕竟是荆襄通道的核心地段，如果没有鄢城做中转基地，秦军攻打郢都的后勤补给线就拉得太长了，运粮车队要多跑几百里路才能得到休息和补充。为此，白起不得不重建自己亲手毁掉的鄢城，并且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恢复这里的生机。但这又谈何容易？鄢城的楚国原住民几乎全部在残酷的战争中殉难，只能靠大规模移民来填充空白。于是秦国高层再次赦免罪人，将其迁徙到邓、鄢等新征服地区。
在历史上，秦国有不少移民实边或充实新征服地的案例。
秦孝公六年，商鞅尽迁数以千计的“乱化之民”于边城，两年后发动元里之战，斩首魏军7000人，攻占了司马错的老家少梁城。
秦惠文君三年，相邦张仪伐取魏国陕城，把城中居民迁往魏国，由秦人填充此地。
秦惠文君八年，庶长樗里疾伐魏之曲沃，尽出其人，只取其城池和土地。
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灭蜀国后，秦国迁徙万户秦民入蜀中平原定居。
秦昭王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国割让旧都安邑。秦国将安邑城中的魏人迁出，并“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用赐爵招募移民和赦免罪人两种手段来让秦民充实此地。
这几次移民实边的具体手段各异，但目标都是巩固边疆要点，为后续的进攻战做铺垫。
就在秦楚大战爆发的前一年，穰侯魏冉恢复相位，赦免罪人充实自己的封邑穰地，为司马错伐楚打好后勤基础。司马错第一次出击迫使楚国割让上庸及汉北地，之后立刻赦免罪人迁往南阳地区，为第二年白起由汉水上游伐楚埋下伏笔。而白起拔鄢、邓后，又采取了这个成熟的战后治理经验。
这三批被赦免的罪人在秦国法律上的真正身份是戍卒，准确地说是充军的“赦戍之卒”。
战国七雄的连年纷争造成了大量人口伤亡，各诸侯国都面临用兵紧张的问题。各国不断完善普遍征兵制，设法扩大兵源，以确保有足够的军队完成日益繁重的军事任务。在秦国兵役制度中，除了最常规的屯戍和更戍之外，还有冗戍（募兵）、罚戍、废戍（吏员被罚废除职务戍边）、吏以卒戍（吏员因违法而以士卒的身份戍边）、谪戍、取庸代戍（出钱雇佣他人代替自己服戍役）和赦戍等兵役形式。
赦戍之卒原为罪人，因遇到国家特赦而恢复自由身。其在军中的地位比服常规兵役的低一些。里耶秦简的公文里有“赦戍上造武陵康乐樛”的记载。可见赦戍之卒不光是平民，也包括有爵人。他们来自秦国各地，当中不乏战斗经验的老兵和前军吏。
秦国在3年中先后3次“赦罪人迁之”，组建成3个赦戍兵团。穰地秦军中有相当多的赦戍之卒。南阳赦戍卒在汉中郡兵攻邓时也在配合行动。赦戍之卒恢复自由身的条件是接受强制性的军事移民。锐士战卒克敌师，赦戍兵团守新土，几乎成为秦楚五年战争中的固定套路。
其实，秦国铁三角采取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乐毅灭齐功败垂成的教训。
乐毅在济西之战中大破齐军，然后直扑齐都临淄，很快破城。他一方面把齐国国库的财宝都送往了燕国，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拉拢齐国贤良来维持统治。此举一度让齐国不少城池丧失战心，但退隐画邑的原齐国大臣王蠋以死拒绝燕军的威胁利诱，让流亡的齐国大夫们纷纷重燃斗志。他们拥立王子田法章为新的齐王，继续坚持抗燕复国运动。
在秦昭王君臣看来，乐毅的怀柔政策第一年就宣告破产，到头来还是得靠戈矛说话，结结实实地分兵攻城5年。既然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坚持强力征服，战后再以清明政治慢慢消化被征服者。
直接经验与间接启示表明：想要彻底巩固新地盘，虚头巴脑的仁义道德是靠不住的。残酷的战争肯定会让第一代被征服者心怀仇恨。只有通过移民来改变人口结构，让故秦人与新民众杂居，使用同一部法律，自由通婚，共同参战，公平赏罚，才能让双方在监视和制衡中逐渐融合为一体。秦国通过这个办法将巴人和蜀人都变成了新秦人，已经充分验证了该策略的有效性。
为此，秦国连续3年大量赦免罪人以组建赦戍兵团，说不定国内大部分监牢都被放空了。按照秦律，家属会随着罪犯迁徙。由此推测，这些赦戍兵团里不光有戍卒，还包括其家属，总人数恐怕不止20万，相当于一个郡的民户。
如此一来，从汉水北岸至鄢城一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民在沿途多个城邑已经成为主体人群，与故楚人和越人等蛮夷部族杂居。此举确保了鄢、邓等五城的数百里新地盘不会在秦军南进时突然反叛。以赦戍兵团为骨干的秦民，也正是白起主持鄢邓地区战后治理工作的主要力量。
据《秦代政区地理》，秦鄢县就是在楚鄢城遗址上重建的，规格完全一致，还是220万平方米的面积，一直沿用到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才废除。除了重建鄢城外，还有被冲毁的官道、农田要恢复，之前引水攻城用的战渠也要顺势改造成灌溉沃野的民生基础设施。此外，白起还要在鄢城至甘鱼口要塞之间设置新的据点，以防楚军北上偷袭。
这些战后治理措施的工程量无疑非常大。施工者主要是秦军士卒和其他四城投降的故楚民。集中在此地的劳动力，怕是不会少于10万。后方还要向此地转输粮食、衣物、建筑材料等物资，财政支出项目也是相当多的。但无论怎样，上述种种工作不得不做，否则白起的大军难以继续南征楚国，秦国也无法长久统治这片新的领土。
由于相关物价资料匮乏，我们很难准确算出重建鄢城、修渠、治田、建据点需要花多少钱和物资，只能借助一两项基本开支来管中窥豹。
假设参与战后重建的军民有15万男子，他们的口粮都由官府拨付。比照秦国仓律给隶臣发口粮的标准，种田者每年二月至九月吃2.5石粮，十月至次年一月吃2石粮，而筑城造房者每月吃2石粮。白起拔鄢、邓等五城大概是在夏五月至六月之间，种田者有三四个月是按照每月2.5石的标准发口粮。就算所有人都按每月2石的标准发口粮，前线每个月最少也要消耗30万石粮食。
按照我们的粗略估计，几个月下来，光是朝廷转输前线的粮食就超过百万石。现实情况比这个假设要复杂得多，战后治理消耗的其他物资和秦半两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据《吕氏春秋》记载，孟秋七月“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附墙垣，补城郭”；仲秋八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窌，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
秦国农民在农历七月开始进献五谷，官府会组织民夫修缮水利设施与城墙。到了八月，农民开始种冬小麦，官府则派人筑城墙、建都邑、挖地窖、修粮仓。古典政治有很强的季节性，白起在鄢邓地区主持的战后重建工作跟月令的政事安排大体同步。而鄢地的新移民要等到来年夏天丰收时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在此之前，前线军民都靠前线最高指挥官白起向朝廷申请的后勤物资维持生计。
随着鄢城重建完毕，设置鄢县的工作也进入了冲刺阶段。秦国此时有郡和县，但还没完全发展成后来郡下辖县的体制。不过，秦国县制从商鞅变法时就比较完备。与政出多门的楚县制比，秦县制的权力较为集中且强调行政效率。
秦之县府有县令、县丞、县尉三位长吏。县令主要管行政和财政，县丞辅佐政务并侧重司法，县尉除了维持治安外还管人事、授爵、上计、户籍等工作。孙闻博先生在《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一文中指出：秦代的县分为户曹、仓曹、司空曹、吏曹、尉曹、金布、令曹、覆曹等组成的列曹系统，以及田官、畜官、仓、库、厩、邮亭、传舍、市官、船官、狱、少内、尉、发弩、司马、乡官、漆园、卒长等构成的诸官系统。当然，秦昭王时的县府组织应该还没分化得那么细致，但机构也不少。
按照将军在战时的权限，鄢县的令、丞、尉都接受大良造白起的指挥。他们将尽心尽责地管理特赦罪人出身的赦戍之卒，督导农牧生产，制造军需器物，随时准备按照役册征发甲士追随大良造南征。
喜的祖父应该参与了重建鄢县的工作。至于他是否由军吏改任县吏，就不得而知了。但据《编年纪》的记载，喜在秦王政七年的正月甲寅由安陆令史调任鄢县令史。想必喜在鄢县任职时，踏访过那条百里长渠。
白起为引水攻城而开凿的长渠，在战后被各乡邑的吏民用于灌溉。百里长渠大大改善了沿途的灌溉，为当地百姓增加了许多良田，促进了鄢县的农业生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后人为了纪念最初组织修渠的白起，将其称为白起渠，还把在当年秦军筑坝拦河之地兴起的小镇称为武安镇。看来战争给当地人民留下的历史记忆比较复杂。
通过赦戍兵团大半年的辛勤劳作，鄢、邓等县逐渐恢复了生机。尽管与往日的繁荣还差得很远，但作为大军南征的基地已经够用了。
◎秦国珠重一两十二
这一年的九月，秦国官府像往常那样收齐了各种赋税，重新获得支付巨额军费的财力。运输粟米的船队络绎不绝，从南阳的宛仓一直连到鄢县的码头，士卒们手忙脚乱地卸船，把军粮搬入仓库。攻打楚国郢都的备战工作已经完成。但是，白起并未马上在这个最适合打仗的季节发兵。因为他还有新的顾虑，不敢不慎重。
秦军在鄢邓五城一直休整到第二年，因为历史的车轮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在位33年的燕昭王不幸去世了。与乐毅有矛盾的燕国太子即位，史称燕惠王。齐国即墨守将田单闻讯，使了一招离间计。果然，燕惠王以将军骑劫代替乐毅为主帅，乐毅怕被迫害，直接投奔赵国。赵惠文王大喜，立即封乐毅为望诸君，对其尊宠有加，以震慑燕齐两国。
接下来，智谋过人的田单寻机以火牛阵奇袭燕军大营，杀死主帅骑劫。田单的胜利让燕国占领军一退再退，其他的齐国城池也闻风而动，纷纷响应田单的反攻。燕军一直败退至黄河以北，齐国奇迹般地光复了70余城，回归乐毅破齐前的边界（但赵国掠走的地盘没能收回）。齐襄王回到了被燕军洗劫一空的首都临淄，田单因不世之功被封为安平君，执掌国政。
田单复国之战让全天下瞠目结舌，曾经参与破齐之战的三晋都担心齐国会报复自己，对此高度戒备。于是诸侯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东方，楚国再无可以求救的外援。发动最后一击的战机日益成熟，休整了大半年的秦军将士摩拳擦掌，就等着大良造白起宣布那道总攻军令。
拔郢设郡：大秦武安君的授勋之战
白起派出大量斥候侦察郢都地形后发现，即使大量消灭楚国有生力量，拔郢之战还是不太好打。他不怕楚顷襄王君臣把举国兵马集中在郢都，这反而给了秦军一战摧毁楚国武装体系的机会。真正令白起感到棘手的是如何把楚王君臣和郢都一锅端。眼下最大的阻碍是地理环境：在洞庭五渚以北、汉水以南、郢都以东有一个号称方圆900里的巨大淡水湖——云梦泽。
其实，“云梦泽”是西汉中期以后的叫法，“云”和“梦”在春秋至战国中期不是一个概念。“云”最初是个专用地名，该地位于汉水东岸的今湖北京山县一带。“梦”是楚语，指的不是地名，而是一种由湖泽及周边荒野地形共同构成的特殊地貌。“云梦”一词则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兼具地名和地貌含义，最大覆盖范围包含了大洪山、大别山南麓及长江以北汉水东西岸地区，东至今武汉市以东，西至今宜昌市（长江北岸）及宜都市（长江南岸）一带。
换言之，白起此前占领的地盘已经处于广义的“云梦”范围，秦左云梦县就是因此得名。
云梦泽只是云梦地貌综合体的其中一个大型水域，包括郢都在内的整个楚国首都圈都是“云梦”地区和地貌的一部分。云梦地貌综合体包含了湖泽、河流、山林、（江汉）平原等各式各样的地形，虽不如函谷关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仍然称得上是一个地形复杂的战场环境。假如战败一方化整为零，在山林湖泽之中打游击，也是很难彻底清剿干净的。总之，云梦地貌非常利于楚王君臣逃跑，秦军没法堵死所有的水陆交通线。白起用兵从来都是计利形势，不拘泥于教条和经验。既然这次包围圈不好做，那就干脆选择“围师遗阙”的传统战法攻打郢都。
郢都并不是铁三角攻打的第一个大国都城。此前魏冉和白起都曾经尝试攻打魏都大梁。魏冉在第一次包围大梁后被燕赵联军逼退，白起则在行军途中被说服返回。也就是说，虎狼秦军尚无正面攻克万乘之国首都的经验（魏军拔过赵都邯郸，齐军破过燕都蓟，燕军掠过齐都临淄）。
大良造白起也是头一回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他距离灭国之功只有两步之遥，第一步是占领敌国首都，第二步是俘虏楚顷襄王君臣。
《吕氏春秋·季春纪·三月纪》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季春三月，冬藏基本耗尽，但夏粮尚未收获，民户与国家都是支大于收，用度比较吃紧。故而朝廷要用官仓的钱粮接济穷苦百姓（主要以贷款形式）。楚国连续惨败，经济损失不计其数，财政更显拮据。
就在此时，蛰伏已久的秦军突然南下，如疾风乌云一般压境。
按照秦国司空律，“种时二旬”的农业生产是不能耽搁的。所以，白起很可能是等仲春二月的“种时”结束后才从容发兵。他打算在“治苗时二旬”到来前，也就是孟夏四月二十日前赢得胜利。当然，实在超时了不要紧，战争年代嘛，一切都为军事服务，一切都为胜利让步。说白了，秦国就是仗着自己积蓄充足，专挑春夏之交欺负青黄不接的楚国。
尽管战争的主动权被秦军牢牢掌握，但拔郢之役的部署不可大意。毕竟，除了兵圣孙武及其战友伍子胥外，再无人攻入过此城。况且，经过两百多年的建设，郢都的城防非常完备，并不容易拿下。
楚郢都所在的纪南古城遗址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池规模远远超过了前面提到的所有大城。由此来看，十万之师根本拿不下这座南方最大的城池。比照赵灭中山与齐国伐楚的规模，秦军应该是征发了将近20万大军，车、骑、步、舟师等兵种俱全。舟师沿着汉水不断向前线输送粮草和兵甲，主力部队则以鄢县为基地沿着官道抵达郢都的北郊。
据《楚国郢都兴衰史考略》称，纪南城（郢都）城内以平原为主，西北和东南略高，中间略低，东南有一座东北—西南走向的制高点叫凤凰山，西北有个制高点叫摩天岭。有朱河、新桥河、龙桥河穿城垣而入其内，“朱河自北向南流，在北垣中部入城；新桥河自北向东南，绕城垣西南角，在南城垣中部入城后又向北流，两河在城内中心地带的板桥汇合成龙桥河，折向东流，从东垣的龙会桥处出城注入邓家湖”。纪南城垣外坡20—40米设有护城河，形状大体与城垣一致，“但在南垣突出部分和东垣南边城门、北垣西边城门及北垣东段大缺口等四处，没有发现护城河”。各段护城河的河床宽度不一，少则10米（地势较高的城西北角与城东北北边拐角），最宽可达100米，更多时候在40—80米之间。
再加上北郊的纪山、西郊的八岭山、南郊的扬水和长江、城东的长湖从四面拱卫，郢都更加易守难攻。因此，自从楚文王元年迁都于郢至楚顷襄王二十年，这个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历400多个寒暑。即便中途曾经被吴王阖闾的大军烧杀掳掠过，郢都依然能凭借发达的农工商经济基础与便利的水陆交通继续保持先秦南方第一大都的豪华气派。
但这一次，灭顶之灾真的来了。
楚军的主要兵马部署在郢都周边，以北面的当阳县（今当阳市）为第一道防线，同时分兵据守东边的竟陵与西边的夷陵。竟陵掩护着楚顷襄王君臣向东楚撤退的最短通道，以免秦军沿着扬水进逼郢都东郊。而夷陵若是沦陷，秦军就能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迂回到郢都南郊，切断郢都与黔中郡的联系。为此，楚军在纪山设置第一道防线来保护郢都北面，依托八岭山拱卫郢都西郊并阻止秦军向城南穿插，同时借助水域宽阔的长湖来阻止敌兵从东面包抄。
整个楚国首都圈战线宽达数百里，包括了汉水以西、长江以北的大部分云梦地区。秦军需要攻击的战略要点很多。
楚军数量失载，但考虑到3次惨败与庄蹻分兵等因素，郢都的甲士应该不超过10万。除了楚王的直属禁卫军外，可能还有从黔中前线抽调的数万人马（拆东墙补西墙是无奈之举，但也导致秦巴蜀师后来乘虚而入），更多是新征发的老幼之兵。这些楚兵的训练水平与秦国虎狼之师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连秦军战斗力最弱的赦戍兵团，都可以击败大多数郢都守军。而楚王禁卫军也不是秦锐士的对手。
秦军没花多大工夫就攻克了当阳县，一路向南追歼逃敌。白起深知云梦地貌利于楚军周旋，没有分兵去进攻距离郢都一两百里路程的竟陵和夷陵，而是集中优势兵力正面突击。
兵家亚圣吴起曾经点评过，楚军阵虽然严整但不能持久，击败楚军的办法是扰袭其驻地，挫伤其士气，以轻装部队快速进退，让楚兵身心俱疲，就可以顺势破敌了。吴起入楚变法时试图重新构建楚军的战术体系，可惜后来遇害，变法未能持续下去。楚军的弱点也因此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秦军以强弩和锐士开道，轻车骁骑猛冲左右，大军随后冲锋。虽然身后就是郢都，但楚军士兵的斗志并不坚定，很快败下阵来。纪山防线崩溃后，秦军又马不停蹄地攻打八岭山的楚军阵地。
由于楚顷襄王淫逸侈靡，亲近令尹子兰、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等佞臣，排斥三闾大夫屈原等良臣，导致百姓离心离德。大臣庄辛早在白起攻楚之前就直言劝谏，但楚顷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于是庄辛去赵国避难。
果然，此时的楚军将士并无后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死报国之志。他们很快被打成一盘散沙，各顾其家逃命去了。由于楚国世族众多，军队派系林立，中军王卒数量有限，最能打的庄蹻部楚军又不在国内，谁也无法将这些败兵重新聚拢。各大世族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兵逃难，郢都北郊的各个城障据点纷纷陷落。
就这样，秦军前行部队一路穿插到郢都城南，逐渐形成三面围城之势。唯有城东因长湖阻隔而没被大军围死，楚军则凭借水陆营寨和宽阔的水面死守，保住了最后一条通往外界的出路。郢都外围的楚军作鸟兽散，借助云梦地貌的多样地形远离兵灾，留下城内军民做最后的挣扎。
秦军兵临城下，主将白起与国正监、御史一同站在高高的木台上俯瞰全局。汉中郡司空（即《商君书·境内》里的国司空）测量了郢都城墙的广厚之数，汉中郡尉（即《商君书·境内》里的国尉）划分各部队负责进攻的片区并约定了攻城期限。由国正监与御史督战，先入城者为头功（最启），后入城者为最差（最殿）。
各军挑选18名“陷队之士”打头阵，自告奋勇者优先，不够的话就补充希望晋爵升职的人。陷队之士必须一往无前，只要杀死5个敌兵就能让每个人都晋爵一级，若是连一个敌兵都没杀死就会被斩首，若是贪生怕死就会在千人围观之下遭受黥刑或劓刑。
考古发掘表明：郢都城垣上有缺口28处，已经查明有7处是城门，其中包括东垣南边门、西垣北边门、西垣南边门、南垣东边门、南垣西边门（水门）、北垣西边门、北垣东边门（水门），其余缺口尚不确定是否有城门。此外，“北垣西边城门外，护城河中断达170米，中断处正对着城门门道。东垣南边城门外的护城河中断长达30米，中断处也正对城门门道。南垣东边城门，处于南垣突出部分的偏西南角部位。其外，护城河中断长达450米，对着整个南垣突出部分。另外，北垣偏东部位，西距北垣东边水门220米处，城垣有一大缺口，护城河也在此中断60米”。
由此来看，秦军攻城的重点方向很可能是北垣西边城门、北垣东边水门偏西的护城河缺口、整个南垣突出部分。随着战况的推进，又分兵攻打东垣南边城门。
秦军引强之士以强弩压制城头的敌兵，进攻部队以大楯和轒輼为掩护逐步靠近城墙，以壕桥通过壕沟，以撞车冲击城门，以云梯和钩梯攀越城墙。楚军则以弓弩、檑木、滚石和火烧等手段防守，用塞门刀车堵上城门或城墙上的缺口。战况虽然激烈，但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进攻方。因为，楚国此时已经拉不出别的勤王之师了，庄蹻远征军还远在归途，东地兵远水不救近火，而且两路兵马在战力与规模上都与秦军主力兵团相差甚远。
郢都城的攻防战进入白热化状态，多处城墙被秦军攻陷。楚国中军王卒节节抵抗，一片片倒下，活着的也尽是“血人”。楚顷襄王君臣已经吓破了胆，决定弃城逃跑。
他们从斥候那里得知，尽管秦军已经攻到了东垣南边门，封锁了南垣西边水门，但未能完全控制长湖水域。郢都城内的龙桥河向东流入长湖，再乘船顺流而下就可驶入滔滔云梦泽。守卫东门的士兵奋力死守城东水路，拼命掩护楚王君臣的舟师离开。楚顷襄王在左广和右广两支禁卫军的保护下顺利逃离郢都。这些忠勇的中军王卒却被怒潮般的秦兵淹没……
正如白起所料，还在城中顽抗的军民得知楚王带头逃跑后也很快心理崩溃，丧失了最后一丝斗志。渐渐的，郢都市井之内的喊杀声与兵器碰撞声越来越稀疏。一队秦兵经过还在燃烧的残垣断壁，搜索着残余的敌人。他们跨过楚兵的尸体，捡起被血水和泥水浸染的楚军旌旗向军吏报功……
没过多久，郢都的城头上插满了秦军旗帜。手持矛戟的秦兵押解着长长的俘虏队伍走在借道上，里面混杂着男女老幼，有的穿粗衣，有的穿华服。哭啼声、哀号声、训斥声不绝于耳。
楚王逃跑了！郢都陷落了！秦兵又来了！不同的是，上一次他们是楚人复国的援军，这一次却是摧毁楚国的灾星。
白起在破城之后，立即率军沿着长湖两岸向东追击，同时另派一军进攻西边的夷陵。楚顷襄王的舟师由长湖进入扬水后向竟陵方向逃窜。白起一口气追至扬水北岸的竟陵，在汉中郡舟师的协助下消灭了当地守军，但未能及时拦截住逃入云梦泽的楚王船队。
接下来，白起派部将继续沿着由北向东折的汉水追击楚顷襄王，自己则向南攻略了洞庭、五湖（五渚）、江南等地。西路秦军占领了夷陵，并一把火烧掉了这里的历代楚王陵寝。白起要断了江汉楚民对楚国的念想，同时也是想激怒楚王君臣不顾一切回来报仇。到那时，秦军就可以把失去理智的楚王兵马一网打尽，真正灭亡楚国。但楚顷襄王君臣彻底丧失了战心，只顾着狂奔逃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需要说明的是，焚毁陵寝并没有超出先秦战争传统，此举跟诸侯灭国的必经程序——夷宗庙有密切联系。每个被战国七雄吞并的中小诸侯国，宗庙都被铲平，历代先君的陵墓基本也不会有好下场。那种保留被征服者宗庙社稷的儒家式怀柔政策，更多是一种政治理想，跟先秦的战争实践有很大距离。
◎楚国郢爯金块
可惜大国能留下传世文献，即使记载不全，也有后世人替他们叫屈喊冤。而在史书中仅仅作为大国战果出现的小国没有人权，也无人缅怀。小国民众最终会以某种形式融入大国中，被征服者的后代可能变成了大国的忠勇战士。而大国灭亡后，这些人的子子孙孙又会成为新政权的民户，见证兴亡，生生不息，血脉延续至今。
白起火烧楚王陵，一方面对巩固新征服地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更多的仇恨种子。楚国贵族在六国灭亡后成为最坚定的反秦势力，跟这个奇耻大辱有很大关系。
言归正传。东路秦军渡过汉水追击，在途中攻取了安陆。喜的祖父随军打到这里，在战后凭军功得到国家授予的田宅，从此世居于此。喜也因此成为土生土长的安陆秦人，听着云梦涛声，守卫长江中游。东路秦军战果辉煌，但楚顷襄王君臣侥幸通过了冥厄要塞，逃到了东北的陈城。白起未能将其一网打尽。
著名的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听闻郢都沦陷的消息后悲愤交加，抱石自沉汨罗江，是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据说这一天是农历五月五日，后来纪念屈原成为我国端午节的主要传统之一。由此判断，秦军破郢应该是在四月下旬，传到远离郢都的屈原耳中时已是五月了。
攻郢之战以秦军大获全胜告终，白起几乎完成了自己所有的构想，除了没能俘虏楚顷襄王。楚国丢了半壁江山，但宗庙社稷得以延续，直至秦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南征时才灭亡。
大良造白起凭借这一次的赫赫战功被封为武安君，成为秦国有史以来爵位最高的非宗室武将。
按照商君设计的早期军功爵制，大良造已经是最高荣誉。商君、武信君、严君、穰侯、泾阳君、高陵君等实际上是不属于军功爵序列的特殊待遇，地位相当于诸侯。白起得封武安君，开始与穰侯魏冉的政治地位比肩（但将军在职权上依然小于相邦）。
《史记正义》言：“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可见“武安”之名象征着兵家名将的至高荣誉，非居功至伟之雄杰不能得此称号。虽然战国的苏秦、李牧也被封为武安君，但后人一提起武安君，首先想到的仍是秦武安君白起。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攻郢战役结束后，秦国把白起攻取的楚国地盘设为南郡，郡治设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境内）。江陵在扬水之南、长江之北，是秦人新筑之城。郢都城则被白起下令破坏成废墟，彻底断绝楚人复辟之心。他可能是吸取了乐毅灭齐功亏一篑的教训，不再幻想靠怀柔政策来征服桀骜的楚人。另，《秦代政区地理》称：“考古发掘表明湖北荆州市郢城古城近方形，东1400米，西1267米，南1283.5米，北1453.5米，时代为秦汉南郡郢县。”可见秦国在白起摧毁楚国郢都后，又在附近修建了新的郢城，用于设置郢县。这座城的规格比当年的楚国首都小了很多，但在县级单位里面已经不算小城。
考古发掘表明，云梦之地在秦南郡时期的繁华程度远不如楚郢都时期。不过，这不完全是战争破坏所致，根本原因是当地已经从首都圈降格为边郡，财富的生产及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云梦地区没有了各地赋税财富的转输，反而要向咸阳输送钱粮甲兵，自然不可能重现楚郢都时的辉煌。
平心而论，秦国高层对南郡还是非常重视的，将其建设成南部战区的新中心（因为巴蜀离中原和江淮太远），为今后的秦统一战争构筑根基。否则，秦国也没必要在新设江陵的同时另建郢县，在江汉腹心地带继续聚集大量人口。
修建江陵和新郢城的工作是否由白起主持，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秦军将士们依然在前线备战。楚国已经被打得迁都，秦昭王、武安君白起、穰侯魏冉都想再接再厉，争取再战灭楚，吞并半个天下。他们的雄心壮志能实现吗？
秦楚五年对决的终曲
多年后，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对楚考烈王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秦相范雎代秦昭王质问白起时说：“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战国策·中山·昭王既息民缮兵》）
燕国策士蔡泽（后来的秦纲成君）游说秦相范雎时说：“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他们的说辞不无夸张之处，但无一例外地强调白起是以数万之众大破楚国。楚人痛恨白起破郢都烧王陵，却又对他非常敬畏。所有亲历过鄢郢之战的楚人，无论贵族还是庶民，都有这种心理阴影。就连刚被编入秦国户籍的南郡故楚民，也要等到真正接触秦律和军功爵这两个新鲜事物后，才慢慢抚平心灵创伤。
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个令楚国君臣最狼狈不堪的时刻。
楚顷襄王的左广和右广轮流断后，以鲜血维护着楚国老牌禁卫军最后一点儿尊严。很多人倒在逃亡的路上，首级成了秦兵的军功凭证。只有楚国王族子弟和国君亲自选募的武士才能加入左右二广卫队。而参战的秦国隶臣若能斩获楚国禁卫军甲士的脑袋，将恢复自由身并成为有爵人。战场之内，你死我亡；战场之外，方死方生。
秦昭王二十七年开始的秦楚对决已经进行了3年。第一年，司马错在不同的方向打了两场大仗；第二年和第三年，白起在同一方向分两个阶段打了一场大仗。尽管中途遭遇了庄蹻反攻黔中的挫折，秦国始终没有失去战争的主动权，凭借一波高于一波的攻势打得楚国狼狈迁都，放弃了经营数百年的江汉云梦之地。
白起指挥的鄢郢之战是这场国运决战的最高潮，天下人很快记住了他的新称呼——武安君。在秦国庙堂封白起为武安君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
《史记·秦本纪》对秦昭王二十九年大事的记载顺序是：“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白起为武安君。”
划重点：白起攻郢，秦设南郡，周君来秦，秦楚会盟，最后才是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从时间线的角度说，白起由大良造晋级为武安君是秦昭王与楚顷襄王会盟结束后的事情。至于这次会盟上发生了什么，《史记》和《战国策》都没提供像秦赵渑池会那种详细的记录。结合后续事件来看，襄陵会盟并没有让秦楚大战真正结束，但也并非毫无影响。
话说楚顷襄王君臣从郢都向东北逃亡，狂奔千余里才好不容易到达淮北的陈县。他们一开始也没想跑那么远，但楚军溃兵四散，实在无法重新组织抵抗。楚王君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
楚顷襄王这时才想起当初庄辛的谏言，真是追悔莫及，赶紧派人把他从赵国请回来。庄辛当场念了一句：“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楚国在鄢郢之战中丧地千里，但剩下的疆域仍有数千里，回旋余地还是有不少的。庄辛严肃地批评了楚王以前的错误，楚顷襄王脸色大变、身体战栗，赶紧封他为阳陵君并授予其执珪（楚国高级官职）之职，委托庄辛主持政事。
庄辛在谈话中提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
黾塞即开头提到的鄳塞，也称冥厄要塞。黾塞之内即桐柏山脉以南地区，也就是前面说的云梦地区；桐柏山脉以北则是淮北地区。正是这道天然屏障挡住了秦军追击的脚步。否则，只怕地势平坦的淮北地将成为秦军车骑横冲直撞的理想战场。由庄辛的话来看，穰侯魏冉已经来到冥厄要塞以南的安陆，并在此部署了重兵，随时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而大良造白起正在镇抚新设置的南郡。显然，秦国对南楚和东楚两个方向都有想法。
◎楚陈爰金币（战国）
就在此时，周君突然来秦面见秦昭王，不久之后秦国就同意与楚国会盟。襄陵是魏国南部的边城，距离楚国陈城很近。作为战胜者的秦昭王亲自到魏国腹地与战败者楚顷襄王会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信息量都很大。
秦国史书把“周君来”作为大事记载，而且没说“来朝”或“宾从”。《周本纪》里没有对应的记录，但此事无疑发生过，否则秦人没必要特别记载。周君来干什么？史书没有细说，但很可能是替楚国或魏国做说客。
魏国此时对秦俯首称臣，否则的话，秦昭王绝不会同意深入魏地与楚王会盟。当初无名策士献给楚顷襄王的计谋第一步就是攻魏，秦伐楚等于是帮魏国免灾。从《战国策·魏秦伐楚》的记载来看，秦国曾经命令魏国一同攻楚，魏王不欲攻楚，赵人楼缓劝魏王在秦楚交战中取得有利的外交地位。这段记载对应的时间不明，但可以反映出魏国不愿得罪秦楚两个大国的微妙态度。
楚执珪庄辛此前客居赵国，少不了会借助赵国之力保楚，同时很可能说动魏国不跟秦国联手攻楚。赵国正在迁徙漳水河道，此前又跟秦国讲和，肯定不会直接出兵援楚，但可能会为了遏制秦国过度膨胀而主张外交调停。魏赵既不愿跟秦翻脸，也不愿坐视秦灭楚，便通过与秦国关系密切的周君来斡旋。
秦昭王见诸侯有意调停秦楚战事，故而答应在魏国襄陵举行会盟，顺便观察楚顷襄王与列国的情况。
就地理格局而言，秦无法直接威胁楚之淮北，但魏国可以做到这点。于是秦昭王要求魏国从北面进逼陈城，秦军则从南面攻打冥厄，两面夹击楚顷襄王所在之地。然而，魏国已经间接表明自己不愿佐秦攻楚的态度，秦国又无法越过韩魏腹地直击陈城，于是秦昭王君臣只好放弃跟魏国一起瓜分楚国的设想。秦楚襄陵会盟没留下秦赵渑池会那样生动的故事，结果是秦军停止进兵，楚顷襄王君臣暂时躲过一劫，秦昭王回国后封白起为武安君。
但是秦楚对决并未就此落幕！秦国高层同意会盟，只不过是为了麻痹诸侯，让下一波进攻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当前的局势对楚国极为不利，江汉平原已经成为秦国南郡，包括洞庭、五渚在内，长江南岸部分城池也沦陷。虽然淮北、江东与云梦泽以南的长沙、苍梧等广袤地盘因山川险要而不易被秦兵大举攻伐，但巫郡、黔中郡彻底失去了郢都的支援，被秦国巴郡与南郡从东西两面包夹。穰侯魏冉从冥厄要塞以南撤军，不再对淮北虎视眈眈。可武安君白起还惦记着重夺司马错生前一度征服的黔中之地，报庄蹻反攻之仇。
秦国高层虽放弃一举灭楚，但云梦泽和洞庭湖以西的楚地还是要吞并的。就在襄陵会盟的第二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昭王三十年，秦军再次出动精锐部队进攻楚国的巫郡和黔中。
武安君白起以南郡为基地，从东面切断巫郡楚军东逃之路。蜀郡守张若则率领早就憋着一股劲儿要报上次战败之仇的西线兵团顺流而下，进攻巫山方城。巫郡楚军腹背受敌，插翅难飞，很快被消灭。巫山方城所在的巫县（故址在今重庆市巫山县）与屈原的故里秭归（故址在今湖北秭归县）分别被两路秦军占领。紧接着，张若和白起率军南渡长江，把黔中的山山水水再次纳入秦国的版图。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武陵县下》云：“临沅城在府治东。一名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因筑此城，以拒楚。’”由此可知，秦军复拔巫郡、黔中后，白起留蜀守张若镇守黔中郡。张若在临沅县修筑了新城池，以巩固对当地楚人的统治。
楚顷襄王在秦军破郢前曾经急派使者去找远征西南夷的大将庄蹻求援。可惜庄蹻远征军此时已经打到了数千里之外的滇池，使者未能及时与他联系上。直到楚顷襄王君臣在陈城修建新的王宫时，庄蹻都不知道屈原悲愤投江的事情。
据说滇池方圆三百里，周边是平原，肥饶数千里。庄蹻以兵威平定诸夷，为楚国开辟了大片新领土，然后班师回朝。他超额完成了作战任务，迫切地想向楚顷襄王报告这个好消息。这支楚军用矮小的筰马和壮硕的旄牛驮运物资，带着大批西南夷战俘跋山涉水。他们终于来到了黔中郡的边塞，却看到城上飘扬着秦军的战旗……
当斥候带回郢都陷落、楚王逃到陈城的消息后，庄蹻顿时心灰意冷。假如自己早点回来，纵然无法扭转败局，至少还可以继续追随楚顷襄王，为复兴楚国鞠躬尽瘁！假如自己灭且兰、降服夜郎后就马上班师回朝，至少还能为郢都保卫战拼尽最后一滴血！
如今，已是白起拔郢的第二年，一切都晚了！
秦人已经在南郡、巫郡、黔中郡站稳了脚跟，回楚的道路被张若部秦军彻底阻断，士兵们已经丧失了再次夺回黔中的斗志。庄蹻只好率领部众重返滇池另谋出路。这支楚军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但庄蹻带头改变服饰，顺应当地习俗，成为西南夷中赫赫有名的滇王。
当初秦国攻赵伐楚都是为了给灭魏创造条件，只是没想到伐楚之战居然越打越大。秦国君臣在实战中发现，继续攻楚淮北、江东、长沙、苍梧等地理单元很难取得大突破。南楚山水重重，且开发程度远不如中原、淮北、江东之地。东楚也有山脉、大湖阻隔，秦军从江陵进攻下游，必经浩渺的云梦泽。因此，秦国这次真的收手了，重新捡起以灭魏为目标的战略方针。
对于秦昭王来说，灭魏可以拆断天下列国的脊梁，并获得进攻楚国新首都陈的最佳跳板。对于穰侯魏冉来说，灭魏能让自己成为秦国史上第一个诛灭大国的相邦，还能让封邑陶地与秦国本土连成一片。对于武安君白起而言，如果能顺利灭魏，将一举奠定秦国对诸侯的压倒性优势。
秦昭王三十一年，白起被调回中原战场，率兵拔魏两城。不料，楚顷襄王趁秦军主力北上的机会集结十余万东地兵，反攻长江南岸，拔江旁15邑为郡，以此阻挡秦国继续东征。湖南地区出土的楚铜权和里耶秦简的公文记录表明，沅陵、迁陵等县回到楚国手中，直到秦灭六国时才重新成为秦县。楚军此举等于是把扞关以东的长江南岸地区重新抓在手中，在秦南郡与黔中郡之间插入了一排钉子。
不过，秦国并没有因此讨伐楚国，而是继续准备来年的第二次包围大梁之战。楚顷襄王也见好就收，不敢再过分刺激秦国。
当然，秦国高层也不是毫无应对措施。朝廷把巫郡和剩余的黔中地合并为巫黔郡，并从内地郡县抽调了不少戍卒来。由屯戍、更戍、罚戍、废戍、冗募等不同类型的戍卒组成的边防军，进驻各个边城要塞，负责对楚国江旁十五邑的戒备工作，以防新郡县里的故楚民和越人部族再次叛秦。
就这样，历时5年的秦楚决战到此正式结束。两国在4年后重新恢复外交关系，此后很久都没再兵戎相见，直到诸侯救援赵国首都邯郸时才重启战端。
五年战争最开始图谋战事的是楚，实际上先动手的是秦，而最后一击又是由楚完成的。秦打了两次败仗，但楚在秦军诸将的连续打击下丧师数十万，丢掉了半壁江山，直到战国晚期都难以振作。这场规模空前的万乘之国宿命对决是白起、魏冉、司马错的巅峰之作，它同时也为秦国将相铁三角时代画上了一个令天下人目眩胆战的休止符。
这场一波三折的国运大决战，让巫黔至江汉的广袤山河都成为秦土。秦国的南方疆域从长江上游跨入了长江中游，控制了云梦泽以西和以北的土地，但云梦泽以东和以南依然是楚国地盘。由原楚国首都圈转化而来的南郡，经过几十年治理后成为秦国维持南方统治的核心地区。
据睡虎地秦简显示，南郡的故楚人和喜这样的秦人家族保持着各自的习俗（南郡官吏要掌握秦楚两套历法和两种《日书》），但认同的都是秦国。到秦灭六国时，南郡的故楚人在秦国律令文书中已经被视为“故秦民”。他们当中将有很多人成为秦统一战争的有功将士。秦灭楚后在原楚国江旁十五邑设置洞庭郡，这里的楚人在秦户籍文书中会标明是“荆（楚）人”。
◎战国七雄形势图
尽管都是楚风楚俗，但不同时期入秦的故楚民分化为“故秦民”和“荆人”。至于枳县、涪陵、临江、朐忍、鱼县都成了秦巴郡的属县，原本分属秦楚两国的巴人后裔重新合流，秦国从此拥有了更多的“巴之劲卒”。
战争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从来就是如此复杂。宏观层面看似泾渭分明，微观层面却光尘含混。人类有史以来，战争多而和平少，但文明一直在血与火之中发展，在兴与衰之间涅槃。秦楚五年战争亦是如此，在毁灭中孕育着新的生机。它加速了先秦乱世演变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进程。秦人与楚人这两大华夏族支系在西汉完成了深度融合，帝国西部和南部的吏民都是“汉人”。汉朝南郡的官吏不再像故秦南郡安陆令史喜那样需要学习秦楚两套历法及《日书》。
尾声
秦始皇二十八年，喜在家乡安陆见到了南巡的始皇帝。他的家史《编年纪》只是淡淡地记载了这件事，没有留下私人日记。他当时的心情是否跟《诗经·秦风·终南》的作者一样“佩玉将将，寿考不忘”，就不得而知了。
两年后，曾经3次从军、亲历了秦统一战争的喜去世。他见证了大秦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幸运地没有看到暴秦二世而亡的悲剧。
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发现和发掘了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墓葬中出土了1155枚秦代竹简，以及一些金属器物、生活用品。通过睡虎地秦墓竹简，我们才得以认识不见于史书的秦国县吏喜。
◎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
这位兢兢业业的秦吏就是一个有秦国特色的工作狂，把生前用过的律令文书作为陪葬品。若非他这略嫌古板的兴趣爱好，史学界对秦史的研究不会有那么多突破性进展。而趣味历史科普读物《秦朝穿越指南》和网文小说《秦吏》等作品的创作者们，也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算是秦楚五年战争带来的蝴蝶效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