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之战（宋魏盱眙攻防战）
盱眙之战简介
盱眙之战：公元450年，刘宋王朝的“伐国”导致北魏大规模南下报复。由拓跋焘亲率的主力深入刘宋腹地，兵锋直指淮河上的重要军事据点——盱眙。盱眙之战是南北朝时期的一次战役，发生于451年（宋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正月。南朝宋军在这次战役中击败拓跋焘的北魏军队，取得了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南方军民的爱国热情。
盱眙之战过程分析——
盱眙战备
盱眙位于今日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春秋时名善道，属吴国，曾是诸侯会盟之地。秦时建县，取盱眙之名。来历有三，一说境内有盱眙山，以山得名；一说张目为盱，直视为眙，郡城在山上，故以登高举目直视望远而得名；一说是善道的吴音转成中原音为盱眙。盱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古代，如果出现南北对峙的情况，淮河就成为南方重要的防御线之一。而淮河上有三座城镇是淮河防线的枢纽，起着砥柱之责，从上游到下游形成防御锁链，他们依次是寿春、盱眙、淮阴。北魏高闾认为三者是“淮南之源本也”。而对于盱眙，刘宋沈璞认为“郡首淮隅，道当冲要”，南宋《都梁志》称盱眙“为国北门”，陆游则称盱眙为“梁宋吴楚之卫”，更有甚者直接评论“自古未有不得盱眙而能东下江左，西上中原者”。这次北伐，沿淮三郡（即盱眙、钟离、山阳）征发的壮丁也是先在盱眙集中，然后开拔。
既然盱眙城这么重要，那么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有意思的是，因为盱眙城历史上易手多次，建制变革频繁，而历史记载十分杂乱，导致今天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北魏与宋军交手的时代，盱眙城位于今日盱城镇一带，另一种则认为位于今日甘泉山、圣人山一带的古盱眙城。前者主要依据是古盱眙城是旧县治所在地，在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盱眙县升格为郡之后，县级机构已经取消，郡治则迁移到宋初县治所在地以东一里的台子山上，而宋初县治正是今日盱城一带。后者的主要依据是盱眙县升格郡后，在刘宋初年还存在过一个盱眙县，这个县治所在地应该还留在古盱眙城。通过考察文献，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考证结果见附文一）。也就是说，北魏军队兵锋所指的是古盱眙城（后人又名臧质城）。
◎云冈石窟第20窟主佛，据说其造像原型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萧牧之摄）。
◎宋军北伐形势图
按照今日的眼光来看，古盱眙城实际上并非一座城，而是由甘泉山西麓的项王城及与之相连的汉王城和小儿城组成。城池西边临近淮河，东面群山环绕，当中禹王河（今日湮没，古河道入淮口即今日圣山湖入淮处）穿过，控扼着水陆要道。项王城据说是项羽屯兵处，汉王城据说是刘邦屯兵处，而小儿城据说是义帝登基之城。据早年文博人员勘察，项王城遗址部分已没入淮河，现陆地遗址约10万平方米，遗址中心高于附近地面1米多，有80至150厘米的文化层堆积，发现大量花砖、半筒瓦、大板瓦、瓦当，罐、豆、缸、盆等生活物品及砖井。
不管城池如何险要，没有有组织的抵抗什么都是空，而主宰此事的非地方官莫属。在北魏军兵临城下之时，担任盱眙地方军政事务的是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沈璞。他是吴兴郡武康县人（今浙江省德清县），是吴兴沈氏的族人，也是晋末宋初名将沈林子最小的儿子。他小时候并没有显露出军事天分，反而以文才闻名。他很聪明，接触到新事物后，能很快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别人难以蒙蔽和欺瞒他。按照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此人情商奇高。所以，他颇受宋文帝的青眼，认为他“非常儿也”。沈璞25岁就出任扬州主簿之职，辅佐当时年仅12岁的宋文帝次子、扬州刺史刘濬以及扬州长史范晔，史称“神州大治，民无谤黩，璞有力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老百姓没有怨恨的和谐之世。在范晔因政治斗争去职、长史出缺后，他又更多负担起扬州州府的工作，没有犯过丝毫的过失。30岁后，他出任首都建康所在的秣陵令，把一个号称难以治理的天子脚下之地修理得井井有条，出现了“奸吏敛手，猾民知惧”的局面。尽管《宋书》是其儿子沈约所写，难免会往他脸上贴金，但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干练且有魄力的人才。就在沈璞出任盱眙太守后不久，朝廷大举北伐，声势浩大。因为刘宋王朝建立后，从来没有北方军队能深入淮河一线，所以当时盱眙一派太平景象。但是，沈璞却认为，北魏是强敌，北伐一旦不成很有可能遭到敌人反扑，而盱眙正处于敌人南下的重要通道，很可能会是敌人进攻的目标。因此，他未雨绸缪，下令修筑城垒，疏通双道护城壕，收集石料木料，囤积粮食和盐，为守城作打算。当时朝廷和城内的居民都认为他小题大做，过分谨慎。朝廷下旨批评他的做法（从某一角度而言，在北伐当口这么做，倒也确有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嫌疑）。但沈璞是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管多少人反对也要做的人，因此，他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设想，完成了战备工作。后来，北魏军兵陈淮河，说明他的预见是准确的。这种预见能力虽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也反映出他对事物超强的观察分析能力。
◎宋文帝画像
◎北魏军反击形势图
虽然沈璞为守城做了大量准备，但面对的毕竟是北魏军主力，小小的城池如何抵挡得了？加上北魏军一路以建设“鲜卑道乐土”的方式杀来，沿途刘宋军民望风南逃，谣言塞路，人心浮动。连沈璞的心腹都胆战心惊，劝他弃职而逃，回建康保命要紧。然而他在这种关键时刻，又一次体现了他独到的见识。他认为杀奔而来的北魏军人多势众，根本不会把盱眙这样的小城放在眼里，因此不用惧怕。就算敌人敢来直接攻城，也能够被击败。他还特意举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昆阳破王莽军和三国时魏国将领张辽在合肥击破孙权军的例子，并说：“如今正是我报效国家，各位立功封侯的日子哪！”沈璞举的两个战例都是守军主动出击，以少胜多的战例。这里先不说例子是否恰当，但这确实鼓舞了士气和民心。上下见太守如此镇定有自信，恐慌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沈璞从兵户和城内的民众中选出了两千名壮丁充任士兵，担任城池的守备任务。他当着手下诸位将领的面坚定而自豪地说：“足够了！我担心北魏蛮子还不是我们的对手哩！”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得知北魏军队南下之后，惊慌失措的刘宋中央政权才开始加强盱眙的战备工作——从建康派出船队运输粮食和武器增援盱眙（当时成规模的军械保存在建康武库）。但是，北魏军队的行动速度超乎想象，很快就推进到淮河一线，对水上运输线构成威胁。于是，为避免损失，船队在抵达山阳郡（今江苏省淮安市东南）之后，留下粮食和武器便返航了。也就是说，盱眙城在开战之前未能得到充分的后勤支援，只能依靠先前的准备工作应付北魏军主力，这更加彰显出沈璞在决策上的难能可贵。
城外喋血
就在沈璞进行作战准备的同时，北魏军队也展开了渡河行动。他们砍伐淮河周边的荻和芦苇，编织成数万张筏横渡（这应该是史书的夸张之语，因为一个芦苇筏可坐数人，而且可反复使用）。由于城内兵力不足，沈璞没有贸然出击。但北魏军渡过河后，却与另一支刘宋军队在盱眙近郊展开了一场生死血战。
原来，北魏军大举南下，北伐军全线崩盘之后，刘宋王朝才开始调整部署，准备增强边境和淮河一线的防御，防止北魏军队深入到江淮之间。当时，北魏军兵逼重要的战术枢纽彭城时，一支台军精锐部队由建康出发，增援彭城。交由假节、辅国将军臧质统率，共有万余人。说到臧质，他的政治背景可了不得。他的伯父臧焘和父亲臧熹都是刘宋开国元勋，臧焘早年追随刘裕，后者代晋后出任太常；臧熹则在刘裕代晋前平定了四川，并病死于斯。臧质的姑妈臧氏是刘裕的糟糠之妻，死后尊为武敬皇后。由此可以看出，臧质是一个地道的国戚勋贵，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子党”。他年轻时爱好飞鹰走犬，擅长赌博耍钱。第一个官职就是到太子身边参谋军事。此后他的官运基本亨通，哪怕是为官奢靡腐化，对手下乱加任命，不按法度乱杀属官，遭人弹劾，也总能获得赦免。因为他文章写得快，又喜欢谈论军事，被宋文帝认为是有才干，可以做大事的人，一味优容。当然，臧质确实在讨伐蛮族上有过良好的表现，展现出一定的军事素养，不能说一点本事也没有。
当臧质这支军队抵达盱眙近郊的时候，北魏军队早就离开彭城，杀到了盱眙附近。于是，双方就在盱眙附近展开了厮杀。北魏方面的记载认为，是中军大将军、燕王拓跋谭率数十筏偷渡袭击了刘宋军，对手骄傲不设防而被击败。这显然是一种自我吹嘘。根据笔者对史书的理解，双方最有可能是在盱眙附近隔河遭遇的。即北魏军队逼近了盱眙，甚至斥候已经出现在盱眙附近；而刘宋军队是在抵达盱眙附近后才发现北魏军已经逼近，情况紧急，于是中断行军，仓促布置。否则，很难解释增援彭城的军队为什么会在盱眙近郊得以展开，要知道宋军部队的运输和调动一般依靠的是舟船，而参与布防是要舍舟登岸的。同样北魏军也应该不是渡河推进到盱眙之后，双方才进行战斗的，否则就很难说清为什么宋军得以先抢占盱眙附近的山头，完成兵力部署和结营对抗。
不管当时作战态势的细节如何，战斗就在两军之间爆发了，时间是十二月初十日。毫无疑问，从兵力上讲，刘宋军队处于劣势，所以采取了守势。臧质安排辅国司马、冗从仆射胡崇之和太子左积弩将军臧澄之在城东高山上分立两座营寨，安排建威将军毛熙祚也立一营，位于前浦，自己则驻扎在城外——《宋略》记载是在城北，《宋书》则是在城南，司马光判断为城南。臧质究竟在哪，笔者认为只有分析清楚他的部署用意后，才能判断。那么，处于劣势的他为什么还要分那么多营寨呢？首先，古盱眙城的整个西面是淮河，东面、东北面是群山。前浦在哪呢？据说前浦位于县城以南二里地。由于我们缺乏古盱眙城的精确位置，很难判断城北是否存在通道或缺口，但南面一定是有缺口的。也就是说，臧质选择了占据圣人山（海拔56米）、甘泉山（海拔60米）一带制高点（由于地层堆积作用，当时的圣人山和甘泉山的高度要比现在更高一些），其余用来堵住缺口。因为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并未解释清楚他的理由，加上笔者对他这种文人的军事判断能力有所怀疑，所以倾向于《宋略》的记载，即臧质部署于城北的可能性为大。
相比宋军，北魏军对形势的认识一点也不差。他们的战地指挥官是燕王拓跋谭，这位太武帝之子当时年纪最大也不过二十五六岁，也许更小，却已经拥有丰富的战地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争夺制高点和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性，所以他选择以精锐士兵偷渡，袭击东面高山阵地。宋军也许没料到北魏军的进攻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由于警戒工作做得不到位，一下子便陷入了被动局面。两营的主将胡崇之和臧澄之虽然奋力抵抗，但也未能扭转局面，胡、臧两将力战捐躯，战线崩溃。
◎河南博物馆藏北魏持盾武士俑（《中国古代军戎服饰》P93）
接着，北魏军乘胜居高临下突击毛熙祚营。毛熙祚乃是晋末名将毛修之的儿子，统帅的都是北府兵的精锐。这北府兵乃是东晋时代以北方流民为主组织成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因在淝水之战中战败了占优势的前秦军队而闻名天下。这支军后来成为东晋王朝的支柱，参与了平定孙恩、卢循农民起义，又在刘裕指挥下破秦灭燕退魏，奠定了刘宋王朝。虽然距离宋朝开国初已经三十年，实力大不如前，但还是保留了一些精锐力量。所以，尽管他们在兵力上弱于敌人，又丧失地利，但是抵抗依然非常顽强。毛熙祚手下的幢主李灌率精锐猛士冲锋在前，队主周胤之、外监杨方生指挥弓弩手在后狂射，毛熙祚也亲临一线与敌作战，几乎要将敌人的进攻挫败。但他们的对手也不弱，如羽林中郎吕罗汉等人指挥的北魏宿卫军。而且偏偏机缘不巧，毛熙祚不幸受创身死。主将的倒下，使军心混乱。两军相搏，最忌一方有丝毫迟疑怯懦，这下风云突变，形势逆转。
就在三营宋军与北魏军队作战时，身为统帅的臧质却拥兵不救。史书并未言明缘故，笔者认为，臧澄之乃臧质长兄之子，虽然不知关系如何，但借刀杀侄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此外，臧质后为叛臣，史书不应当完全讳笔，所以推测当时北魏有偏军牵制位于城北的臧质所部或以某种威慑力让臧质误判。不过，这一点后来在2009年的国产大片《花木兰》中得以扭曲地展现，并被毫无缘由地移植到北魏军队身上，塑造了臧质北魏卖国大将军的形象，如果臧质地下有知，情何以堪哪！
短短一日之内，宋军三座营寨皆战败，尤其是毛熙祚的精锐部队惨败，对军心震动很大。当天黄昏，臧质主营内的部队望风披靡，一哄而散，辎重军器甲胄全部被丢弃。一贯作威作福的臧将军只搜罗了七百个残兵（亦有说法残兵千余人）逃走，就近钻进了盱眙城。这批人里还有后来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此时他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军官而已。
进城风波
逃命到盱眙城的其实不止臧质这一位，在他之前史籍明载的还有一个叫王罗汉的。王罗汉是左军长兼行参军、尉武戍戍主，奉命带了三百人守卫尉武（今安徽省寿县北）东北的尉武戍（一座小城垒）。面对如潮而来的北魏军，他的部下也劝他弃城改守容易逃跑的阵地，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后来，尉武戍遭到优势北魏军进攻，守军战至最后一人，王罗汉力尽被俘。被俘后，他时时想着回自己的阵营效力，半夜杀了看守人员带着枷锁逃了出来，一个人跑到盱眙城，被沈璞接纳（理论上沈璞应该对他进行了审查）。应当说，有这么一员骁将加盟，对盱眙守城无疑是有利的。
那么，臧质的命运又如何呢？尽管他官位高于沈璞，又是国之勋贵，但他进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他带着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站在城下时，城内的人出于私心，不想让他们进来。有人对沈璞说：“如果敌人不来进攻的话，城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如果敌人来进攻的话，城中容纳能力有限，地方狭小人多，不出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敌众我寡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虽然说攻守态势不同，但衡量强弱，知难而退也是符合兵法要求的。如果判断我们能打退了敌人和保全城池，那么让他们进来，功劳就不全是我们的；如果我们需要避敌锋芒，撤退回建康，让他们进来，则船就不够用，相互争夺践踏也是个大麻烦哪。所以干脆闭门不接纳，难道不是个好方法吗？”因为史籍讳言，所以笔者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谁。这段话固然从心理学上可以找到原因，就好像都市等公交的人总希望能挤上车，而一旦上了车就希望下面的人不要再挤，让车早些开。但是，这些话仍然让笔者觉得齿冷，它充分暴露了人性中自私刻薄的一面。然而，沈璞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人性光辉的一面。他感慨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不让敌人攻进来，就等于保护了大家。乘船逃跑的计划早就否定多时了。敌人的残酷是古今都不曾有过的——他们用屠杀和剥皮来对待我们，就算幸免于难的人也要被驱赶到北方去做奴隶。臧将军这些残兵败将也同样害怕遭遇这样的下场，常言说得好‘面对同样的困难，就是不同民族的人都不会不齐心’。现在我们城内人越多，敌人就退得越快，人越少就退得越慢，我怎么可以为了独占功劳而让敌人在这里多停留呢？”他的话至情至理，掷地有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太守，是长官，他说了算。于是，可怜的臧质一伙便被迎接了进来（也许有人会认为是臧质受皇帝宠爱，沈璞不想得罪他，但从沈璞抗旨守备来看，他不是这种奴颜小人）。
臧质率军进城后，对城内的情景大为惊叹。因为在他和部下最初的设想中，能有个落脚地点就不错了。而且年初，他率军北伐进军许洛之间，想必沿途经过许多城池，对城内战备的情况是了然于胸，多数是虚不设防（要不然沈璞加强战备也不会引发朝野非议了）。所以，当他看见深沟高垒坚固，军民士气高昂，武器齐备，粮食充足时，十分激动，高呼“万岁”！（这当然不是喊皇帝）
此时的北魏军队则正如沈璞设想的那样，并没有将盱眙放在眼里。在魏太武帝拓跋焘看来，显耀兵威，尽快推进到长江边去，迫使刘宋政权订立城下之盟才是重要的。所以，他仅试探性地攻击了一下，看到城守坚固，便率主力掉头南下。当然，由于盱眙位于北魏军队进退的交通线上，为了避免盱眙守军威胁其后路，他留下尚书韩元兴及几千名士兵监视在城池附近。在接下来的个把月中，北魏军队并未对盱眙进行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城内也乘这段时间继续完善守备工作，静候局势的发展。其间，最有趣的莫过于拓跋焘在长江边的瓜步行宫任命渤海高氏家族的高济出任所谓的盱眙太守。当然，高济根本不可能上任，这种“过家家”的游戏很快就将结束。
◎今日瓜埠山，已成为国家地质公园，拓跋焘曾经在山上设置毡房作为行宫。
战前斗法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正月初二日，魏太武帝拓跋焘率主力离开长江北岸，开始撤退回国，那位“盱眙太守”高济也随从而行。十一日，抵达盱眙城下（这也许是高济一生中最接近盱眙的一次）。此时，北魏军队因为深入刘宋腹地，后勤补给已经不济。他们南下时沿途采取“三光”政策，刘宋地方政权大多弃城南逃，民众更是四处逃难，所经之处赤地千里，野无人烟。如今旧地重游，已经无处劫掠。所以，存积有大批粮食的盱眙就成为北魏军队眼中的香饽饽。
拓跋焘这个蛮酋很会先礼后兵那一套，他没有一到就开始攻打城池，而是像兵围彭城时那样先派出使者索要物品。索要什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酒。当时，酒基本都是用谷物酿造的，索要酒背后的意思就是索取粮食。而且这种索要肯定不是使者简单在门口喊两声就成的，笔者可以想象北魏军队组成整齐的军阵，安静地排列在城下，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压迫，然后使者再趾高气扬地去求酒。当然，沈璞和臧质不是傻子，他们故意封了一坛尿给拓跋焘。采用这种方式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这必然会激怒拓跋焘，引发大规模的血腥报复。如果没有必胜的信心，是很难做出这种决定的。
收到一坛子“五谷轮回之水”的拓跋焘果然异常暴怒，他下令修筑围墙，把城围起来。造围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围城军队不受偷袭，阻断城内与外界的联系，造成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由于北魏军队人多，一夜就造好了（估计是用木和土，如果用石料的话不会这么快），还开设了进攻的通道。此外，为了断绝城内与外地的水路联系（主要是自建康来逆淮河而上的增援），北魏军队还用船在城池以北六里的君山附近设置浮桥。
◎《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绘画本中臧质给太武帝一坛尿的情景。
这里需要补叙一下，后代一些评论家根据北魏三十万军队的记载，判断沈璞、臧质坚守的城池应该很大。且不说这种记载夸大了北魏军的实力，而且还是不懂军事的书生之见。根据史料记载，守城宋军总共才三千余人（这个数据倒很真实），兵力不足，用来守卫大城池不敷分配，倒是守卫小城堡绰绰有余。那么，守军守卫的究竟是项王城、汉王城、小儿城，还是臧质城，就不得而知了。
面对北魏军咄咄逼人的行动，沈璞和臧质也没有龟缩死守，而是寻找机会主动出击。为了避免通过淮河的补给线和交通线被切断，城内守军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乘船杀出，直扑君山。由于北魏军队一路秋风扫落叶，十分轻敌，因此浮桥的守军警戒不足，被宋军击败，浮桥也被拆毁。然而，这样的出击毕竟没有伤到北魏军队的筋骨。北魏军在次日便增加兵力，以两艘船并排为一个支撑点，搭建新浮桥，还在每个支撑点上布置士兵严密守卫。这样一来，城内守军无从破坏。至此，盱眙城的水陆交通都被切断，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耀武扬威的拓跋焘仍然不急于攻城（北魏军队长距离机动作战，应该没有携带足够的辎重，可能是需要时间来制作攻战器械）。他安排人给臧质带去一封信（臧质作为辅国将军，军阶高，可能被认为是主将）。信上毫无廉耻地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其表面意思是说，我来攻城的人都不是鲜卑人，而是魏国中可能叛乱的其他民族，你们杀死他们正好帮了我的忙。而深一层意思是说，我根本不在乎将士的生死，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你们还是赶紧投降的好。但是这封信的意思如果为魏军所知，一定对士气大有影响。
臧质、沈璞商量后，以臧质的名义回复了一封信，内容如下：“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脚，屡犯国疆，诸如此事，不可具说。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尔，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生全，飨有桑乾哉！但尔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剿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年故尔。斛兰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只马不返，尔岂忆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无烦多云。”
该信开篇承认拓跋焘凭借游牧骑兵的威力，给刘宋军队造成重大打击，但话锋一转，引用当时北魏人中流传的谣言，宣告他其实已经死到临头了，而且是自己跑来送死，如果死在战场那是幸运，如果被抓就要捆在一头毛驴上送到建康市集公开喀嚓，那就太没面子了，还不如战死了呢。随后，臧质又表示自己以身报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以苻坚的失败为例，嘲笑拓跋焘的智商和实力都不及苻坚就敢乱动刀兵。继而点出旧日北魏斛兰南侵的失败，证明北魏军队已经山穷水尽。顺势恐吓他刘宋朝的大军即将到来，要是不怕就别逃。最后拿他要酒的目的讽刺他，如果粮食不够就直接开口要，会直接白送给他。同样，守军也会用从北魏军队手中夺来的兵器来杀他。让他废话不要多说，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
拓跋焘看到这封信耐不住火了，佛狸不发威，你当我是果子狸啊。他一面下令手下打造一座设有许多锋利铁刺的铁坐床（当时的床是一种坐具），说一旦抓住臧质就让这小子坐这张床；一面下达攻城的军令。于是，一场攻防战终于揭开帷幕。
◎积山第127窟北魏壁画，反映的是北魏的甲装骑兵。（《北朝研究》第6辑P124）
生死十七日
盱眙攻防战从正月十一日立长围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月初二日，实际满打满算是十七天。但中国古人好以概念夸大其辞，其跨度从正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正好跨越三个旬段，所以史书曰：“攻守三旬”。在这十七天里，北魏军队想尽了一切办法攻城。他们的进攻通道直指城东北角（不知是否在战前的观察中判断这里防御比较薄弱），并运输东山上挖来的土石填城壕，以接近城墙。臧质、沈璞等除了早就做好防御准备之外，还将拓跋焘先前写来的信件向北魏军队展示，并向城外散发传单，内容写着：“各位沦陷区的父老乡亲，拓跋焘那只狐狸写给我们的信附在别处，你们自己看看，你们都是华夏子民，为什么要甘心自取这样的命运呢？是汉子的，就要做那转危为福的事情，赏格写在后面，各位想想清楚吧。”又明确说明能斩杀拓跋焘的封开国县侯，食邑一万户，赐布绢各万匹。先且不论赏格如何，拓跋焘自己信件在前，确实将把柄交到了刘宋军队一方。虽然史书上没记载这些传单的作用，但肯定对北魏的军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优势毕竟还在北魏一方。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北魏军队首先派出钩车进攻。南北朝时钩车的具体形制已经难以复原，但大体上是一种带铁钩的木制车辆，将钩子钩住城楼或城垛，然后向后猛力牵引将其拉毁，以破坏守军的指挥和防御。然而，守军对此早有防备——以粗大的绳索系住铁钩，让数百人拉着绳索（颇像在拔河对抗），使它无法后退。等到夜幕降临，守军挑选敢死队乘坐木桶放到城墙外，砍断铁钩后部的连接件，将钩子收为己用。
钩车法攻城失败之后，第二天，北魏军队又制造了冲车前来攻城。这冲车向来都是用来攻坚的，攻城用的冲车有不同的形制，但其主要特点都是有木制、包铁或铁制的工具，用来冲撞和破坏城墙，使城墙坍塌。但是令北魏军队没料到的是，城墙的夯土层竟然十分坚固，每次冲击不过掉落几升浮土，根本就形成不了致命威胁。
两度使用攻战器具失败之后，感到“撼盱眙城难”的北魏军队没辙了，只能使用最原始最消耗兵力的战术——以士兵肉躯全力进攻。就如同信里写的那样，北魏军把其他民族的士兵安排在前，鲜卑士兵在后压阵。命令不准后退，只许向前。其他民族的士兵们为了求生，只得向前。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痛苦和煎熬。在十几天的进攻中，一波波士兵在守军的强弓、劲弩、枪矛及木石面前伤亡惨重，尸体堆积到几乎与城平齐的地步。刘宋方面的记载说，北魏高凉王拓跋那也被射死在城下。这个与抗日战争时，中国方面动辄击毙日军某将军的记录颇为相像。其实，当时拓跋那正率军在千里之外的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八卦传谣，千年流转，人性不灭，诚趣事也！当然在战场的另一面，臧质、沈璞等人鼓舞士气，积极应对，指挥了一场出色漂亮的防御战，确实打垮了北魏军的信心。
◎盱眙作战相关点示意图：1．圣人山，2．古禹王河口，3．项王城，4．甘泉山，5．圣山湖，6．第一山，7．宋以后治所城址，8．天台山，9．东山。
盱眙守军的顽强，终于让拓跋焘清醒了，面对这满地的尸体和军队中开始出现的瘟疫和缺乏粮食的窘境，他不得不有所斟酌了。然而，这毕竟牵涉到一个面子问题，恰好这时传闻彭城的刘宋守军蠢蠢欲动，有切断后方交通线之势（其实彭城内的江夏王刘义恭和武陵王刘骏吓得根本不敢移动分毫），而且刘宋的水师也从海上进入淮河，准备支援前线作战。拓跋焘就坡下驴，丢下盱眙城，率全军于二月二日开始撤退。
就在北魏军撤退时，有人提议追击，但被沈璞及时制止。他认为城内守军不多，而且又不是常年一起训练的部队，守城还能应对有余，但进攻就显得不足了。不过他话锋一转，提出准备舟船，派人摆出要追击的样子，吓唬北魏军队。毫无疑问这是高明且稳妥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虽然北魏军撤退速度是否受到影响难以确证，但盱眙确实保住了防御战胜利的果实。
战后尾声
北魏军撤退之后，刘宋王朝的统治者立即从濒临灭亡的恐惧中恢复了过来。放眼战局，发现在兵败如山倒，长江以北几乎尽丧的情况下，居然还有盱眙这样一座城池顽强地坚守了下来，并取得了防御战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用宣传某一点的胜利来虚饰全局的败象就成为一种必然。盱眙成了一个政治典型。
此时，盱眙地方的上报也到了朝廷。报告有两部，一部是臧质写的，一部是沈璞写的。当初臧质认为沈璞是一城之主，应该独立上报，所以没有选择联名上书。臧质这么做也有其道理，但是他在他的报告中只谈自己的功劳，一句都不及沈璞，着实有些过分。沈璞大义让他入城，救其性命，而且臧质能转罪为功，乃是沈璞的功劳，如此待人确实也非善类。倒是沈璞不居功，在报告上将功劳归于臧质。
作为封建王朝，最终赏罚决定权在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皇帝对于臣子的陟罚臧否，也反映出他的政治风格和水平。虽然宋文帝一手缔造了“元嘉之治”的盛世，可他不够公正贤明。尽管他很清楚沈璞的功劳，也欣赏沈的德行，但还是像过去一样偏爱臧质这样的贵戚。臧质被提升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封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而沈璞呢，得到了皇帝亲自派遣使者褒奖，以及专门发布的肯定他功劳的诏书。随后，宋文帝召沈璞回朝，授予与盱眙太守一样品级的淮南太守职务，赏赐了很多物品，日夜为其摆宴庆功。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些与臧质得到的比起来，显然是面子荣耀而没有实权。期间，尚书令何尚之推荐沈璞出任清贵之官职中书郎，并未得到宋文帝的批准。当时朝廷内有人为沈璞感到不公，向宋文帝谈论沈璞的功劳，暗示应该给予他合适的封赏。笔者怀疑这种暗示是发生于私下，所以宋文帝回答得很直白：“臧质是皇亲国戚，资历比沈璞老，地位又比他高，所以将首功归于臧质是应该的。沈璞对此很谦虚，唯恐自己功劳占先，这是和士燮的风格一样啊。”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宋文帝既要大张皇族勋贵的面子，又对沈璞的德行非常赞赏，颇有几分嘲讽和矛盾。然而，在同僚之间，知道真相的人还是对沈璞大加赞颂。宋文帝的儿子始兴王刘浚写信给沈璞，信中称“卿诸人忠勇之效也”。当然更加直接的是宣城太守王僧达，他直接说“古之田、孙，何以尚兹”，将沈璞比作古代名将田单和孙武，这真是莫大的赞誉。
除了臧质和沈璞外，还有不少功臣，但史书阙载，只知道战死沙场的臧澄之被追赠通直郎，胡崇之和毛熙祚追赠正员郎。另外，有记载显示，王罗汉在此役之后的两年内不明时间担任了右军参军（比长兼行参军的地位高），不知是否受此役的影响。
然而，历史总是那样令人捉摸不透，盱眙之战的功臣们最后的结局却殊途同归。仅仅两年之后，宋文帝因废立太子的问题，被太子刘劭先发制人杀死。当年龟缩彭城的武陵王刘骏在许多地方军阀的支持下，出兵讨伐弑父的兄长。王罗汉投靠刘劭，官至辅国将军、左卫将军（掌握宿卫权），率兵抵抗刘骏的军队，最后兵败被杀。在这次变乱中，沈璞没有投靠刘劭，但因家人被当作人质，所以也没有响应刘骏，等刘骏的军队打到建康附近才登门投效。这时，他不幸得罪了刘骏身边的宠臣颜竣，后者向刘骏进谗言，于是沈璞就被无辜杀害。而臧质参与了拥立刘骏为皇帝的军事行动，在变乱之后荣升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加封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但不安分的他又一次参加南郡王、丞相刘义宣的造反活动，被孝武帝刘骏一举平定，他也被士兵乱刀砍死在荷塘里，传首京师。观三人结局，不禁使人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间的忠奸善恶，又岂与命运福祸相关！
战役评述
宋魏盱眙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也是元嘉北伐中不多的闪光点之一。分析宋军的胜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审时度势，准备充分。这毫无疑问要归功于沈璞，首先，是他独具慧眼，未雨绸缪，在战前众人的怀疑中完成了细致周密的战备工作，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这里得到了明证。其次，当北魏军队兵临城下时，沈璞又镇定沉着，选择坚守而不是逃跑，再一次显示他的卓尔不凡。
占据地利，以逸待劳。盱眙是淮河防线的锁钥，又是军事重镇，在建城时就利用了一面临水周边环山的有利地形建造，而且城垒也修筑得十分坚固。沈璞充分利用这一点，让擅长野战的北魏军面对不擅长的攻坚战，吃了大亏。
注重团结，人心划一。这又首先是沈璞的功劳，他收纳臧质和王罗汉，又巧妙地安抚和说服那些动摇的人，使得全城齐心，抗击北魏军队，取得了成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北魏军南下的暴行，导致守城军民认为一旦城破就是死，只有奋战求生，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抵抗的力量。
随机应变，应对有方。在北魏军围攻时，守军或利用对手的松懈主动出击，或针对其攻城战术，迅速做出有效的反击，挫败了北魏军的各种企图。史书没有具体记载是谁想出这些办法的，应该说沈璞、臧质、王罗汉以及广大军民肯定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列四点可以看出，沈璞才是本次战役的首功，这也反映出选将任能的重要性。
当然这些胜利和个人的光辉掩盖不了刘宋王朝整体的无能。除了元嘉北伐的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失误之外，还暴露出缺乏贤臣良将、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盱眙之战的前半段城外野战，臧质的作战指挥和临机应变都存在问题，精锐的北府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一定还有史籍未能详载的战术或内部问题。
从北魏方面来分析，也是有喜亦有忧。北魏的优势在于有一位极具威望和军事才能的统帅——太武帝拓跋焘，有一支机动力、战斗力强大，战斗欲望强烈的军队。起初，拓跋焘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注重一城一地得失，而是以闪电劫掠战破坏刘宋江北的经济生产能力，凭借自身野战能力打击刘宋野战军，千里跃进直至刘宋政治腹心，以此逼迫刘宋政权俯首议和，几乎接近成功。但是，拓跋焘作为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实际的困难和刘宋的抵抗能力，未能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反而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尤其是在缺粮的情况下，被迫进攻舍长取短，围攻坚城，不仅未能获得丝毫补益，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甚至在军事和打嘴仗两方面都败给了盱眙守军，堪称耻辱。
当然，盱眙之战的成功更多是精神方面的意义，从历史大势而言，刘宋王朝的逐步没落和北魏政权的冉冉升起成为后来历史的主基调，虚有其表的“元嘉之治”也在这南北对攻中走向了结局。
今日，笔者以一个后来人的身份回顾这场铁血交兵，只感觉简帛凋零沧海桑田，无数真相与细节都湮没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之中，使人倍感个人之渺小。在此，就用大文豪苏东坡访盱眙龟山的诗作《龟山》来作为本文的非理性结尾吧：“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可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