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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军(铁甲车队白俄旅)

白俄军简介

白俄军:张宗昌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当时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由此,张宗昌在获得了大批俄国军械的同时,又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也就是后来的铁甲兵团白俄军。张宗昌通过收编这支白俄军,获得了大量的俄国武器,计有六千支步枪、二十多门大炮和四十几挺重机枪,还有整箱整箱的手雷,这在当时可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在沙俄溃兵听说张宗昌收编白俄军后,也都纷纷赶来投靠,人数扩大到2000人左右,成为张宗昌手下一支能征善战的外国雇佣军。

白俄军·历史词解——

“关东豪客”苦出身

大凡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何谓“北洋军阀”者。整个20世纪下半叶,“北洋军阀”一直是中国大陆历史课本中的白脸奸臣、民贼独夫、乱世枭雄,或者跳梁小丑。如今,随着“民智渐开”,“北洋军阀”重新引发民间的热议。多少人常道:“在‘军阀’二字的掩盖下,隐藏着一颗颗‘爱国’、‘自强’、‘尊师’、‘重教’、‘民主’、‘共和’的心。”对于这样的说法,本人只好苦笑一声,问一句:“难不成,您愿意生在那个年月里,活在北洋军阀‘爱国’、‘自强’、‘尊师’、‘重教’、‘民主’、‘共和’的统治下?”须知,不是每个人穿越后都能在大知识分子家庭,过“民国大师”的瘾。按照民国的识字率计算,那是几百辈子都中不到的头彩。即便是大知识分子又如何?武夫当国,尊师重教,这种说法是不假。但君不见张作霖进了北京,先将八所大学的校长叫到自己办公室来,吩咐他们写遗嘱,讲明写完就枪毙,省得这些读书人乱嚼舌头瞎胡闹。当然,这只是一通吓唬而已,没真枪毙。不过,张作霖可是枪毙了邵飘萍、绞死了李大钊,就连张宗昌都一时兴起枪毙了林白水。“尊师重教”?埋头教书或写文不捣乱还好,真要敢跟本帅叫板,杀个书生,无非就是扣动扳机。

说到张宗昌,北洋军阀里槽点最多的,无疑就是这位“狗肉将军”。其笑料段子之多,只要对北洋时代略有了解的人,几乎人人都能讲上几个。从《效坤诗钞》(张宗昌字效坤)到“三不知主义”,从双修直奉到通吃日俄,与许多“民国大师”相较,张宗昌恐怕才算是北洋时代第一奇人。所谓“白脸奸臣、民贼独夫、乱世枭雄、跳梁小丑”真不是白说的,安到张宗昌身上,字字精准。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张大帅于1932年9月3日在济南北关车站遇刺身亡,大文豪林语堂为此写了一篇文章:

“‘狗肉将军’张宗昌死了……然而狗肉将军的死,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现代所有显著的、传奇的、封建的和不顾羞耻的统治者中最显著的、最传奇的、最封建的,而且我必须说,最率直而不顾羞耻的一个。”

张宗昌最广为人知的段子,无疑是他的“白俄军”——1支完全由十月革命后内战失败、流亡来华的前帝俄军人组成的雇佣兵部队,投入张宗昌麾下后,在华作战近十年。自晚清以来,中国人被洋人欺负惨了,未曾想,这一切在张宗昌手里翻了盘,居然让1支洋人军队为中国人卖命——虽然他们打的还是中国人。张宗昌正是看准了那个年月的中国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他常令这些白俄兵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因此,“狗肉将军”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常胜将军”。

“狗肉将军”张宗昌

日俄战争中的俄军

日俄战争中的日军、“华人武装力量”以及被日军强征的华人民夫

日俄战争中的俄军哥萨克

要讲白俄军,就要从张宗昌的生平讲起。张宗昌字效坤,光绪七年正月十五(1881年3月4日)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一户农家。张宗昌的父亲是乡间的喇叭匠和吹鼓手。母亲祝氏,年轻时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体躯高大,健壮结实,用一只手便可挟起一口袋粮食,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大脚”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穷得叮当响。孩童时代,张宗昌替地主家放牛。某日,张宗昌放牛时跟其他放牛娃斗蛐蛐,将牛弄丢了。牛的主人极怒,将张宗昌暴打一顿,险些将他活活打死,然后将他赶回家去。多年之后,已经做到直鲁联军总司令、掌30万大军的张宗昌衣锦还乡,还特意到那户地主家探访,赔偿了20多年前丢失的那头牛钱。

张家打发着一天天的苦日子。到张宗昌十五六岁时,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居然膀大腰圆,身高近2米。此时的他性格粗野张扬,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饿殍遍地,日子苦到极点,外出逃荒者络绎不绝。16岁的张宗昌随逃荒队伍徒步来到烟台,心一横,渡海闯了关东。他先乘船来到营口,接着辗转辽宁吉林一带的农村谋生。张宗昌在东北流浪卖苦力,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在抚顺挖过煤,在千金寨的煤矿里吃过勉强能填饱肚子的“好汉饭”。东北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张宗昌只穿破烂棉衣,两年后依然如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8岁的张宗昌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机。19世纪末,俄国获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要在华招募大批的筑路工人。此时尚在东北农村扛活的张宗昌,被一同伴告知此事。于是,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工人。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愿干重活,劲头泼辣且性情豪爽,不吝钱财,在工人中渐渐有了威望,也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当上了工头。张宗昌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在铁路上一干就是五年。

因为在铁路上经常能与俄国人接触,再加上记忆力惊人,在老家仅仅读过几天私塾的张宗昌居然学会了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张宗昌虽然俄语口语流利,词汇量丰富,但只是会说而已,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不过这不要紧,会说俄语,是日后他执掌大军的最大资本之一。不会俄语,哪能掌控白俄军呢?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宗昌人生的第二个转机来了。这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开到中国东北作战的部队多达30余万人,需要大批俄语翻译人员。凡粗通俄语者,都被网罗到军中充当翻译。张宗昌俄语说得相当流利,而且多年来为俄国人办事,自然成为优先招聘的翻译,备受重视和信任。于是,张宗昌天天跟俄军官兵混在一起。若说在中东铁路上的5年让他搞懂了俄罗斯人,那么在俄军中的1年,足以让他搞清什么是帝俄军队。

日俄开战后,日军大肆收买东北胡子,利用关东土匪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袭击俄军兵站,骚扰俄军后方,使俄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吃了一连串的亏之后,俄军也决定效法日军,组织华人武装力量,袭击日军兵站和补给线,扰乱日军后方。哪个中国人有能力负责这样的工作?俄国人略加思考,紧紧盯住了翻译官张宗昌。就这样,尽管不是正式的战斗人员,日后成为张大帅的张宗昌却在帝俄军队里第一次有了军事指挥权。

东北胡子的贼窝

日俄战争中的日军

日俄战争中守卫旅顺要塞的俄军

“玉帅”吴佩孚,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不过,这个指挥权是空的,张宗昌首先要拿着俄国人的卢布,自行去招兵。他深知,只有跟日本人一样,招募关东胡子,才能担任此项任务。当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胡子头王某。为了说服王某,张宗昌孤身一人,单枪匹马与王某会面。王某很佩服张宗昌的过人胆量。于是,这支以胡子队伍为骨干力量的俄军编外“华人游击队”迅速组成。可惜出师不利,投入战斗后的最初几个回合均失利,游击队的大部被歼灭,张宗昌扫兴至极。

张宗昌没想到,自己虽很失望,俄军却对他倍加鼓励,多方给予支持。无论是枪支弹药,还是军饷卢布,都纷纷给他,帮助他重整旗鼓。张宗昌的“华人游击队”由残存的数百人,逐步扩大到千人。而且,俄军还选派军官,到张宗昌的队伍中协助训练。重新整编之后,除袭扰作战外,“华人游击队”还担负武装护送俄军后勤辎重等任务。作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张宗昌当时的“官衔”是“统领”。故尔,张宗昌在参加辛亥革命前,一般袍泽以及与之熟识的人均呼其为“张统领”,实缘于此。张宗昌也因此得到向俄国军官实地学习军事的机会,他的军事知识和作战指挥能力,均奠基于此时。最重要的是——这是张宗昌多年后招募白俄军为其作战的情感基础。终其一生,张宗昌虽然反苏反共,却一直对帝俄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感情。

说来好笑,日俄战争时还有另一位“张统领”——张宗昌的本家张作霖。张作霖当时受清廷招安尚不久,自己的“保险队”(清末关东亦兵亦匪的民团组织)成了吃皇粮的“新民府巡防马步游击队”。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重镇,日俄战争爆发后,张作霖除维护境内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一开始,由于俄军肯为他提供军火和资金,他便为俄军筹集粮草、搜集情报,因此被日军俘虏。日军本要以“间谍罪”处决张作霖,但据说当时的满洲军参谋田中义一(多年后的日本首相,著名的“田中奏折”提出者)见张作霖很是干练,遂为其说情,保住了他的性命。于是,张作霖转为日军效力。他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在日军的帮助下,张作霖的实力在日俄战争中有所增强。张宗昌当然不会想到,20年后自己居然投到了张作霖麾下,白俄军也正是于那时诞生。

另外,北洋的风云人物中,还有一位亦在日俄战争中初露锋芒。那人便是吴佩孚。日俄战争中,清廷虽然表面保持着中立,暗地里却联日拒俄,为日军提供情报帮助。日俄战争前夕,在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北洋新军顾问青木宣纯的主持下,直隶总督袁世凯从北洋督练公所中选拔出包括吴佩孚在内的16名北洋新军青年军官,与31名日军情报人员秘密组成中日混合侦探谍报队,由日军少佐守田利远带领,渡海到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的军事活动情报。吴佩孚扮成小贩或变戏法的艺人,在东北各地收集俄军情报。他出色的工作能力,深受日军赞赏。1904年10事月,吴佩孚奉命携带重要情报,到奉天附近的新民屯参加秘密会议,途中被俄军逮捕。俄军怀疑他是日军间谍,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吴佩孚拒不承认自己的谍报员身份,在押往哈尔滨的途中跳火车逃脱。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方面赠吴佩孚“六等单光旭日勋章”1枚。日俄战争的谍报工作,可视为吴佩孚日后跃为北洋之星的端倪。不过,与日军1年有余的共事,也让吴佩孚看透了日本人。无论是吴佩孚煊赫时的“不结外援”,还是下野后的“不走租界”,皆与这段经历有关。

《时代》封面人物——吴佩孚

回过头来再说张宗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宗昌24岁。是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告终。俄国被迫放弃南满权益,军队全部撤回俄境。俄军战败后,张宗昌所部也决定予以解散。每人的遣散费是3个月的发饷,外加70卢布的路费。当时,每个士兵的月饷是25卢布,3个月75卢布。张宗昌的心黑手狠,终于在此时显露出来——他将款项领到手后,如数照发了遣散费,对路费一事则只字不提。只此一举,张宗昌陡然便成巨富。

可惜,张宗昌不是个会存钱的人。他年纪既轻,素性又豪放不羁,短短1年多的时间,便在哈尔滨、奉天等地将黑来的款项挥霍殆尽。正当张宗昌无所事事之际,恰有俄国商人来招募华工,前往西伯利亚开采金矿。于是,在中国人和俄国人那里都有威望的张宗昌当上总工头,去了西伯利亚。后来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了返乡之路。张宗昌担任总工头时赚了一笔卢布,但这次的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他照样挥霍无度。钱花光了,张宗昌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去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寻找机会。据说,他去海参崴的路费都是跟人借的。

直系奉系两相宜

在海参崴,张宗昌结识了俄国商人米罗夫,这成为他日后能够组建白俄军的又一关键。米罗夫早年靠经营“手枪牌”火柴起家,把女儿嫁给海参崴最大的商人泽列维斯后,得以慢慢发达。当时,张宗昌终日在海参崴的西明斯街(当地人称“中国街”)混日子。西明斯街有宝局(即赌场)30余处,赌瘾甚大的张宗昌是那些宝局的常客。当宝局处于淡季时,张宗昌就想办法攒点本钱。他设法承包了中东铁路的零星工程,试图翻身,却因赌瘾发作将用来发工资的钱全都输光了。工人向他索要工资,他被搞得无法应付。米罗夫把张宗昌藏起来,亲自出面调解,还代垫部分工资,帮张宗昌度过了难关。张宗昌因此对米罗夫万分感激。(张宗昌嗜赌的秉性,由此也可见一斑。张宗昌并不吃狗肉,其“狗肉将军”的绰号来源于赌博——“吃狗肉”原为广东赌场上的一句隐语,广东人将“九”常读成“狗”,“天九”便念成“天狗”,推牌九,读起来就成了“吃狗肉”。张宗昌特别嗜好有“武赌”之称的牌九,因此多年后获得“狗肉将军”称号。)

海参崴当时是俄罗斯在远东唯一的军港,也是唯一的商港。20世纪初,海参崴的人口有一二十万,其中华人占六成,且大半都来自山东烟台一带。工程不能再包,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在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海参崴一带胡子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子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胡子为害的案件屡屡被他侦破——当然,这一切其实都有赖于“张统领”的威望。张宗昌也因此受到海参崴华商会的重视。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时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随后,张宗昌又着手强化与俄国军警的关系,所以不久后,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华人黑道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张宗昌在海参崴走私军火、贩卖鸦片、制定黑道秩序、收取保护费、打通俄国军警当局上层关节,俨然是大亨做派。海参崴几乎成了上海滩法租界,张宗昌简直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黄金荣。

在海参崴,张宗昌与同盟会成员张西曼、胡金肇等人逐渐有了交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宗昌已经30岁了。辛亥革命让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出头机会,他决定豁出性命再赌上一把。当时同盟会领袖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张宗昌代同盟会招抚了以刘弹子为首的一股胡子,随后坐俄国邮船回国去参加反清革命。张宗昌拉这支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他也随军到上海,成了陈其美的光复军部下。按之前的约定,这批人到了上海之后,应该由刘弹子出任团长,结果张宗昌巧施手段,自己当上了光复军团长。刘弹子被排挤得不成样子,最后郁郁而终。

冯国璋,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直系的开创者。

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骑兵团团长。二次革命时,张宗昌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张宗昌率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军激战,结果一战即溃。这一仗张宗昌被打得很惨,手臂受贯通伤。冯国璋事先已经策动过张宗昌投诚,所以,失败之后,张宗昌裹着伤去向北洋军投诚。他先见张勋,面无惧色道:“我是来投死的。”等见到冯国璋后,却道:“我是来投生的。”张宗昌的胆色令张勋瞠目结舌,冯国璋心中却极明白,与张宗昌心照不宣。由此,张宗昌拜到冯国璋的门下,当上江苏军官教导团团长,成为直系的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民国代理大总统,张宗昌任侍卫武官长。每次阅兵,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冯国璋前面做引导。

1918年,张宗昌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湘鄂之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的第一师师长。当时战况不利,张宗昌亲自选拔敢死队,带到前线参战。敢死队从长沙小吴门车站出发时,张宗昌向敢死队官兵训话:“大家还能干起来吗?”敢死队应声道:“能。”接着张宗昌道:“我张宗昌没有什么能报答大家的,容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说罢当场就地磕头,敢死队官兵见状全都不知所措。不过,仗还是打输了,张宗昌被包围,无计可施。部将褚玉璞急中生智,把运输用的100多头小毛驴做前驱,朝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大队随后。突围成功了,100多头小毛驴倒是无一生还。

1920年,吴佩孚北撤,张宗昌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在吉安地区被陈打败,所部也被陈缴械。缴械之后,张所部遭解散,张宗昌仅以身免。他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北上京城,重新寻找机会。

此时冯国璋已死,张宗昌看准了直系的下一个实力人物——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张宗昌想办法结识了曹锟麾下漕河军官教育团的教官许琨,想通过他的关系走曹锟的门路。这时,张宗昌与陆军部结算的江西之役20万军饷拿到手了。他心一横,将20万军饷全兑换成黄金,打了八个金寿星,亲自送往直隶省城保定,献给曹锟作寿礼。曹锟性情随和,收了金寿星后很满意,加上许琨在旁美言,一口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东山再起。谁料,“秀才将军”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坚决反对,其他直系将领也容不得这位“胡匪”出身的师长。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最终落空。一怒之下,张宗昌干脆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

张宗昌见到张作霖,纳头便拜,道:“远道来投,敬献礼物,请赐收纳。”礼物抬上来,居然是两个装满土的破筐,连扁担都没有。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立刻明白了张宗昌的意思——愿意为奉系的事业添把土,但手头没有扁担,所以请张大帅付以扁担,也就是权柄。张作霖欣然接受。就这样,张宗昌由直系转到奉系,成为兼具直奉双重身份的人物。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在直系吴佩孚的策动下,前吉林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高士傧(此人是原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当年孟恩远被张作霖夺去吉林地盘,高士傧曾组织“东北讨贼军”助舅舅大战张作霖,失败后避居大连,此次乃二度出山)联合吉林、黑龙江绥芬河一带的“巨寇”卢永贵,组织“吉黑奉讨逆军”,要同张作霖开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将可派,便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结果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卢永贵的“红胡子队”中、下级头目中的许多人,都是张宗昌的患难同乡,不是山东掖县人就是黄县人。他们当年和张宗昌一起在中东铁路工地下过苦力,在一口锅里搅过食吃。听说张作霖那边是当年最讲义气的“张长腿”(张宗昌身高腿长,故有此外号)带队,很多人干脆带着人马投奔过去。卢永贵始料不及,只得败退到高士傧处。高士傧在张宗昌的猛攻下也招架不住,最后与卢永贵逃到中俄边界的珲春。部下的1名营长倒戈,将他们逮捕,两人成了张宗昌的俘虏。随后,张作霖下令在珲春就地枪决高士傧和卢永贵。

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卢永贵的胡子收编成三个团,还让高、卢赔上了项上人头,为奉系立了一大功。张作霖大喜,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以新收编的三个团为班底,驻防吉林与黑龙江绥芬河一带。就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白俄军的故事,就是在此时开始的。

众所周知,1918年11月18日,前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宣布自己为“全俄罗斯最高执政”,其他白军将领如邓尼金和尤登尼奇都承认了他的政权。高尔察克指挥大军自东向西发动进攻,曾一度对苏维埃政权构成致命威胁。苏联红军随后展开反击,高尔察克节节败退。1919年11月,鄂木斯克被红军攻占。为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撤往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高尔察克终究没能到达太平洋沿岸,最后还是落到了苏维埃政权的手里。1920年2月7日,高尔察克和他的内阁总理佩佩利亚耶夫在伊尔库茨克被莫斯科来的肃反工作人员处决。高尔察克死后,他的军队随即崩溃。撤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高尔察克残部数以万计,加上原先就在远东活动的谢苗诺夫等白军将领,流落远东的白军数目恐以十万计。

全副武装的直系教导团士兵

褚玉璞部的战前检阅图

收编的胡子

“全俄罗斯最高执政”,前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

高尔察克被枪决前的最后留影

击败红军后,正在庆祝胜利的白卫军官兵(值得注意的是,地上丢弃着一顶红军的布琼尼式尖顶军帽)。

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苏俄内战形势图(1918—1922年)

这些白军分成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武装团体,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发愁。许多白军部队虽临近绝境,依然坚持与“红色魔鬼”战斗。比如以前帝俄军队后贝加尔军区什里尼科夫将军为首的高尔察克残部,成员都是哥萨克军人,坚持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活动;被谢苗诺夫将军指定为代理人的巴克谢耶夫率领的1支白军,活动范围主要是中国的海拉尔地区;由前帝俄政府委任的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领导的“护路军”,更是经常在中东铁路沿线给苏维埃政权制造麻烦。

高尔察克的政权灭亡后,霍尔瓦特和谢苗诺夫将军相继在格罗捷阔沃和赤塔建立政权,发行货币,继续与苏维埃政权抗衡。1920年初,在海参崴须德兰斯哥街,又出现了一个“俄罗斯临时政府”。该政府自设总理,宣布继承高尔察克政权的法统。1922年初,经过一番激烈的权力斗争后,临时政府总理吉吉里斯克被迫下台,新总理继任。这位新总理既有当地富商泽列维斯的财政支持,又有驻海参崴日本干涉军的军事支持,一时风头不小。西伯利亚东部边区一带穷途末路的白军残部,纷纷表示愿服从他的命令,只要能获得一些粮食和军饷。新总理大量发行巨额面值的“西伯利亚币”(即高尔察克政权发行的货币,曾在中国东北大量流通。当时东北人称外币为“羌帖”,帝俄卢布为“老羌帖”,西伯利亚币即“高尔察克帖”,甚至“霍尔瓦特帖”和“谢苗诺夫帖”都曾在中国东北短暂流通)支付军费,并积极与边境另一侧的中国东北奉系联络。这位海参崴“俄罗斯临时政府”的新总理不是别人,正是张宗昌早年的旧相识——米罗夫。

1922年秋,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张宗昌轻车简从,重返阔别十年的海参崴。关于张宗昌这一次去海参崴的目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因扩编部队缺乏军火而去找边境另一边的米罗夫想办法的;有的说,他是奉张作霖之命,秘密前去与米罗夫接洽的。在海参崴,张宗昌与老友米罗夫相谈甚欢。“米罗夫总理”以东道主的身份,在海参崴最豪华的格罗斯大饭店设宴款待张宗昌,邀请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作陪。张宗昌这一趟没有白去,他与米罗夫达成一项不足为外人道的“密约”。临别时,米罗夫还赠送了张宗昌最喜爱的礼物——40箱小甜瓜手榴弹。著名的1923年奉军秋操(即秋季大演习)后,吉林第三混成旅的“学科战术成绩优良”,因此,张作霖对张宗昌更加宠爱——把他从吉林调到奉天,并把吉林第三混成旅改编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下辖4个团。张宗昌自己又扩编了1个古怪的“炸弹团”,以日后自己麾下的大将王栋为团长。而“炸弹团”起家的本钱,就是米罗夫赠送的那40箱“小甜瓜”。

就在张宗昌重访海参崴后没几天,日本干涉军撤出俄罗斯远东地区,苏联红军随即从北面攻入海参崴,“临时政府”宣告终结。米罗夫先到驻海参崴日本领事馆避难,然后秘密乘日本军舰转往大连。此时,听从“临时政府”指挥的白军残部还有1万多人。他们全部沿着中俄边境撤到绥芬河附近。张宗昌向奉天张作霖发电:“如何处理?”张作霖回电:“由张宗昌全权处理。”张宗昌当即决定,允许白军残部入境。

高尔察克(中间坐着的)主持会议的情景。

远东白军哥萨克

谢苗诺夫政权发行的100卢布纸币(正反面)

谢苗诺夫政权发行的500卢布纸币(正反面)

不久,米罗夫从大连赶到绥芬河,通过“外交身份”向张宗昌提出:拜会张作霖,商讨白军残部的前途问题。张作霖以奉天距绥芬河路途遥远为由,全权委托张宗昌与之会见。于是,“米罗夫总理”“正式”向张宗昌请求道:“这些俄国军队,因为转战很久,艰苦备尝,军中上下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又无粮无饷,精疲力竭,且不能回国,因此多欲放下武器,希望中国予以收容。此外,也希望帮助解决一部分经费,本人可以拿武器抵偿。”

张宗昌因握有张作霖的“全权委托”,由此“正式”做出决定:拿出部分款项交给“米罗夫总理”作遣散经费,换来了大批枪支弹药及通讯器材。张宗昌又把愿意接受改编的500余名白俄溃兵,暂时编成1支白俄部队,由聂卡耶夫上校(前帝俄军队步兵团长)担任指挥官。日后这支部队发展壮大,成为了人们口中日常提及的那支“白俄军”——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以及后来的奉军第65白俄独立师。

事情至此,明眼人应该能看出真相了。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张宗昌和米罗夫两人唱的一出双簧。白军的前途问题,两人早在海参崴就已经谈妥,那项所谓的“密约”,指的正是此事。后来等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军,一切都已不值得避讳,米罗夫索性将这些全讲了出来:“张宗昌到海参崴时,日本留驻在海参崴的陆海军正准备撤走,周围形势很不利,我们除退到中国境内外,别无他路。我和张宗昌是患难朋友,和他谈到这些情况,他表示很愿意帮忙。口头约定,到了不得已时,俄军都退到张宗昌的防地以保存实力。因此,红军发动进攻后,我通知聂卡耶夫向张宗昌的防区撤退,并派参谋车可夫到张宗昌处接洽。张宗昌开始见到那么多俄国官兵,又缺少吃的用的,很为难。后经与聂卡耶夫协商,我们自愿贡献出武器装备,他就满口答应了。我们将所有武器,包括1万枝步枪、20多门大炮、40多挺重机枪,连同弹药和其他一切相关的武器装备都交给了张宗昌,还有一部分人员也由张宗昌留用。”

无论这出双簧是演给谁看,一切必然都是在张作霖的默许或直接授意下进行的。张宗昌并不是张作霖的嫡系,但张作霖需要冒着养虎为患的风险,养张宗昌这只“虎”来为自己卖命。更何况,张作霖也认为白俄军“可用”。事实上,张作霖自己才是收编白俄军的先驱——早在1919年,张作霖与谢苗诺夫将军接触后,经过后者的推荐,接纳了1支由普列什柯夫上校率领的“第一西伯利亚步兵团”。虽然该团编制为3个营,但是溃败到中国境内后,仅剩300余人了。张作霖指示部下与普列什柯夫达成了如下协议:

1.作为外籍移民,白卫军余部官兵志愿到奉军服役。

2.志愿者加入奉军后,除参加禁办防务外,愿听从奉军最高指挥官下达的各种战斗命令。

3.志愿者为有酬服役。

4.如志愿者违反奉军军纪,或本人自动解除本协议,奉军将即停止向当事人发放酬金。

5.如志愿者战死,该酬金将发放给死者直系亲属或生前委托人,直至协议期满为止。

6.本协议有效期暂为半年。半年后经双方同意可自行续约。

双方签订协议后,普列什柯夫立即率领西伯利亚步兵团开进奉天,编入张作霖的主战部队序列。这支西伯利亚步兵团后来的命运如何,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张作霖作为收编白俄军的先驱,对张宗昌延续自己思路、继续收编白俄军的做法,应该没有什么意见。

白卫军军官

高尔察克白卫军士兵

高尔察克纪念邮票

铁甲车队白俄旅

关于张宗昌组建的白俄军,还有另外一桩事值得一提。张宗昌驻在绥芬河一带的中俄边界时,给养限额,装备欠缺,士兵多是徒手训练。出操时,张宗昌常带领徒手士兵爬山越岭,进行体力训练。有一天,张宗昌在山上遥望,发现远处山沟里躺著一个人,心觉诧异。此地人迹罕至,怎么会有人?张宗昌派人去察看,士兵回来报告:“那是个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从服装来看,像是俄国军官。那人饥寒交迫,好像有病,快要死了。

张宗昌一听,亲自下山去看。他那口流利的俄语此时派上了用场。经过询问,那个人说了实话。他叫葛斯特劳夫,是帝俄军队炮兵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方面军炮兵司令,后参加白军。白军溃败,他被苏联红军追击,走投无路下逃入中国东北边境深山。结果病在这里,再也不能走了,于是干脆往这荒山沟一躺,准备饿死,或者让狼吃掉。

张宗昌好言安慰,用马驮他回镇守使衙署,派人细心照料,延医治病。10多天后,葛斯特劳夫恢复了健康。葛斯特劳夫感谢张宗昌的救命之恩,想找个机会报答他。葛斯特劳夫在镇守使衙署内闲住,见张宗昌的士兵缺乏枪支弹药,便向张宗昌透露:“在离俄罗斯境内三站地方的山沟里,有一条铁路支线,停有军用物资列车一列,满载枪支弹药,还有大炮若干门,只是没有车头。如果张将军能派一个火车头去拉回,军火就是您的了。”葛斯特劳夫又指出:“布尔什维克很快会来,必须快去拉。”

张宗昌大喜,立即给中东铁路局发电报,要来了一辆机车,由葛斯特劳夫带路,将一列车的军火悉数拉回。此外,拉回来的还有300多名在列车附近坐以待毙的白俄士兵。他们全部被张宗昌收编,由葛斯特劳夫指挥。张宗昌将此事向张作霖做了报告,并送去一批从列车上得到的军火,算是全了礼数。此时的张宗昌得到了充足的装备,便开始进一步招募撤入中国的白军官兵。经过一番努力,张宗昌的白俄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包括前步兵团长聂卡耶夫、前哥萨克骑兵旅长金钟仁(俄籍朝鲜人)、前炮兵少将葛斯特劳夫等骨干军官。这时,这支白俄部队可以编成一个货真价实的白俄团了。

不过,要养活这么多白俄军,张宗昌的军费开支相当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但还是入不敷出。有一次,部下闹饷,张宗昌大骂道:“混账!王八蛋!发不发饷能闹吗?我爱你们,我是嫖客,你们是婊子,嫖客会欠婊子的钱吗?饷会发的,他妈的婊子都给我下去!”

闹饷是压住了,可还是得想办法筹钱啊。无奈,张宗昌让士兵在自己的辖区内种植鸦片,以弥补军饷的不足。奉军各部对这事很不满,纷纷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而张宗昌的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成立较晚,匪性未除,让张作霖这样的老绿林也看不惯。所以,张宗昌所部总让张作霖有如鲠在喉的感觉。1923年奉军秋操前夕,张作霖对军事演习的校阅委员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等人道:“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队伍种植鸦片,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

接到秋操命令,张宗昌即日动员全旅开拔到怀德县(今属吉林)集中,枪械弹药也随军运到二道沟车站,造好表册准备接受校阅。一日,在张宗昌的陪同下,检阅委员李景林、张学良到二道沟检阅武器,见械弹器材中仅铜质电报机就有500多部。张学良问张宗昌:“你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张宗昌道:“白俄军队送的。”张学良又指指“小甜瓜”手榴弹,张宗昌没敢露实底:“这是买的,两块哈大洋(1919—1931年期间,由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东三省银行、黑龙江广信公司、边业银行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等六家官办及商办银行在哈尔滨发行的大银元兑换券。因该纸币以“大洋”为本位,上面均印有“哈尔滨”地名,且主要流通于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故称为哈尔滨大洋票,简称“哈大洋”或“哈大洋券”)一个。”这算是白俄军第一次在奉军的其他部队面前出现,张学良等人才对白俄军心中有数。

就在这次秋操中,发生了著名的“操妈”事件。当时,校阅委员郭松龄来到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名为校阅,实则整肃,寻机遣散。郭松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心高气傲,一向看不起张宗昌,又有张作霖事先通气,因而对张宗昌的部队要求特别严格。演习中突然降雪,大雪深达数尺,士兵有的被冻伤,有的被高粱茬子扎伤,令张宗昌心里老大不痛快。休息时,张宗昌在庄稼地旁一处窝棚里避风,蹲在炕上掏出随身携带的烧酒,边喝边发牢骚:“他娘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恰好郭松龄推门进来,厉声责问张宗昌:“你骂谁?”张宗昌解释道:“这是我的口头语。”郭松龄得理不饶人,指着张宗昌的鼻子骂道:“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一时间,窝棚里空气凝固,身旁的副官们心生寒气,以为会有一场火并。但接下来的事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只见张宗昌跳到地下,对郭松龄道:“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就是俺亲爹,那还有啥说的?”随即竟然扑通一声给郭松龄跪下了。这等厚脸皮,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没法再吭声,扭头便走,整肃也就不了了之。

说张宗昌耍熊也好,说他能屈能伸也罢,反正张宗昌是将“整肃”和“遣散”成功地对付了过去。张宗昌明白,他在奉军里的地位极其卑微,绝对惹不起郭松龄,因为郭松龄的后台是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大帅的亲儿子。回过头来,张宗昌又想办法笼络住郭松龄,他还曾因此与郭松龄拜了把子。那是张宗昌拜托李景林撮合的结果。为此,李景林还特意找来张学良,张学良也对郭松龄加以劝解。郭松龄最后还向张宗昌赔了礼。李景林又提议:“咱们四人‘义结金兰’,为后人留下一段‘将将和’的佳话吧。”这种结拜,一言以蔽之——称兄道弟,心隔千里,你抽我筋,我剥你皮。

李景林,既是奉系大将,又是近代国术名家,山东国术馆的创办者,中央国术馆的创办人之一,人称“武当剑仙”。

正在练习如何操作迫击炮的士兵

乘火车南下的奉军士兵

苏俄内战中的红军装甲列车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李景林部与张宗昌部虽合编为一个军,但还是各带各的兵,各打各的仗。李景林进军热河后,直系的热河都统米振标逃进关内,李景林先抢地盘,坐上了热河都统,接着就按兵不动。没抢到热河地盘的张宗昌只好率自己的第三混成旅继续进攻,打下朝阳,占领冷口,突破直军沿长城的防线,进兵关内,在滦河一带与直系彭寿莘部大战。

这一仗是张宗昌白俄军的初次亮相,表现相当精彩。舍命冲杀的白俄军哥萨克骑兵给直军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在战场上发挥了最大作用的还是白俄军的炮兵大队。白俄军炮兵大队由葛斯特劳夫一手打造,配有俄造77毫米口径山炮、野炮13门,75毫米口径山炮1门。另外,第三混成旅还有约20门82毫米迫击炮。这些炮在葛斯特劳夫的部署下发挥出了最大的威力。对于直军来说,这样的火力已经算是排山倒海了。加之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局势急转直下。直军前有张宗昌白俄军的迅猛火力,后有冯玉祥捅刀子,士兵全无斗志,彻底崩溃。张宗昌顺利拿下滦州,截断了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后路。

张宗昌接下来的事只有一件——大肆收编投降的直军部队甚至散兵游勇,扩大队伍,加强实力——直军董政国、彭寿莘两部大约六七万人,全被张宗昌收编。张宗昌的部队一时竟膨胀了七八倍。张宗昌因为在滦州附近收编队伍太多,所有中下级军官均升为将校级,更换肩章来不及,只好用锡箔纸糊成黄色肩章代替。张学良见了,大笑不止。“纸糊的肩章”由此传出去,顿成笑谈。

滦州是直军后方的铁路总站。张宗昌攻下滦州,缴获了一批铁路使用的车辆。就在这里,白俄军带给中国内战的最大影响产生了——葛斯特劳夫根据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内战中的经验,向张宗昌提出:在铁路上组建1支铁甲列车队。

铁甲列车(Armoured Trains)亦翻译成铁甲车或装甲列车,一般是指在铁路沿线对部队进行火力支援和独立作战的铁路装甲车辆,通常由1台铁甲蒸汽机车、2节以上的装甲车厢或2至4节作掩护用的铁路平板车构成。装甲蒸汽机车一般位于装甲车厢之间,装煤和水的车朝向敌方,机车上备有通信设备和射击指挥器材。装甲车厢装备1至2具火炮、4至8挺机枪,位于车厢两侧和旋转炮塔内,各节车辆采用刚性连接。在那个年代,铁甲列车的战场生存能力极强,火力更强,机动性更是无可比拟,战斗中完全无可阻挡,堪称是钢铁的怪物。俄罗斯尤其重视铁甲列车的发展,铁甲列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内战中均发挥过巨大作用。现在,到了白俄军将铁甲列车带到中国的时候了。

得到张宗昌的批准后,葛斯特劳夫立即投入到铁甲列车的改装中。铁甲列车的改装方法是以机车置于列车中间,机车前后各挂上两节客车,作为列车上士兵食宿之用,其中包括炊事用车。前后客车外各挂2辆带顶棚的铁皮车,即俗称的“铁闷罐车”。铁闷罐车内设置一层枕木墙,铁皮和枕木墙之间用砂土填充,以抵御敌人步枪和机枪的射击。铁闷罐车的两侧构成上下两层枪眼,车上士兵无论用立姿还是跪姿都可以向外射击;铁闷罐车的下方还构有机枪射击掩体,每辆车设有四座掩体。在铁闷罐车以外,更挂上铁皮敞篷车,前后各挂1辆,车上各放置1门77毫米炮,用来射击远方目标。敞篷铁皮车之外,前后还各挂平板车1辆,铁轨枕木以及一应机械器具都在上面,用来随时修复遭破坏的铁路。各节车厢都装有电话,供联络之用。在滦州共建成铁甲列车2列,1列命名为“长江”号,1列命名为“长城”号,都归葛斯特劳夫指挥,列车上的所有人员均为白俄官兵。

中国军队使用铁甲列车作战,实滥觞于此。后来各方纷纷仿效组建,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甚至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都拥有了自己的铁甲列车,这一切其实都来源于一个曾落魄到快要冻饿而死的前帝俄军队炮兵少将。对此,倒很少有人记起。

同时,奉军乘势进逼津京,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一直呆在热河的李景林抢先进关,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由于皖系首脑段祺瑞重新出山,在北京任“临时执政”,皖系的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奉军第一军军长。不过,此时张宗昌的第一军已超过10万人,编成4个步兵旅,3个特种兵团,1个辎重大队,另外还有2个先遣梯队。计有第三旅(旅长褚玉璞)、第二十八旅(旅长程国瑞)、第二十九旅(旅长许琨)、卫队旅(旅长方永昌)、骑兵团(团长吴至臣)、炮兵团(团长林泰)、工兵团(团长毕庶澄)、辎重大队(大队长李清珍)、先遣第一梯队(司令聂卡耶夫)、先遣第二梯队(司令方振武)。其中,先遣第一梯队即是白俄军部队,由聂卡耶夫全权指挥。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直系的齐燮元,浙江督军是直系的孙传芳,江浙都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皖系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藻麟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立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打出“镇威军第一军”的旗号,南下作战的理由是——护送卢永祥就任江浙宣抚使。为送皖系上任当官,奉系大将不惜与直系开兵见仗,张宗昌这顶“大义名分”的帽子,当真是“堂堂正正”。

“长腿”大战“齐瞎子”

帽子不“正”,仗自然要用“歪”的办法打。直系的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曾任冯国璋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颇有交情。张宗昌一贯好交朋友,挥金如土,所以早年与陈调元一向同契。两人曾同嫖同赌,张宗昌还曾为陈调元出资,娶了名闻沪上的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从前的投资如今产生了效果,这次张宗昌南下,陈调元不忘前恩,借口奉军重兵压境,难以抵御,将自己所部从徐州后撤至砀山和丰沛一线,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撤往上海。张宗昌毫不客气,兵锋所向,直指镇江,准备一路打进上海滩的花花世界。

江苏督军齐燮元,因眼睛斜视,人送绰号“齐瞎子”。

齐燮元从南京撤往上海时,将沪宁铁路的所有机车和各种车辆全部调走。张宗昌的大军要渡江南下,只能从江北的津浦铁路抽调机车和车辆,以解决交通运输问题。一方面,张宗昌深知铁路运兵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他也实在想看看自己的白俄军铁甲列车威力究竟如何。

要知道,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并不存在。以长江相隔,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是两条独立的铁路。旅客从上海乘坐火车到北平,需要先在南京下关站(今南京西站)下车,坐渡轮到长江对岸的浦口站(今南京北站),再换乘列车到北平。张宗昌这样的做法,即是要将火车运过长江来。这可是前人从没干过的事。张宗昌不理会这个,直接命令交通处长胡文通等召集津浦和沪宁两铁路局的工程技术人员,想办法将此问题解决。解决不了的话,下场自不必说。

问题当然解决了。铁路局的人以浦口和下关两站在长江两岸作为船脚,利用民船构成船桥,引渡津浦路的机车和各种车辆过江。首先渡江成功的,正是白俄军的“长城”号和“长江”号2列铁甲列车。具体办法如下:铁轨接至江岸,将木船连锁在一起,铺以铁轨,使之与岸边铁轨接通。1辆机车拖两三节车皮,登上民船,运到对岸。再将船上铁轨与对岸延长到江边的铁轨稳固接通,机车拖着车皮缓缓下船登陆。

没错,这就是火车轮渡。

张宗昌算是将火车轮渡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0年后的1933年,在南京负责来往长江两岸、下关和浦口之间的火车轮渡开始通航,使沪宁铁路能与长江对岸的津浦铁路连接——这算是张宗昌给津浦路和沪宁路留下的遗产。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火车过江才不再需要轮渡。

大军渡江,镇江之战在即。葛斯特劳夫指挥2列白俄军铁甲列车,配合许琨的第二十九旅沿沪宁铁路向镇江推进。聂卡耶夫则指挥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乘10余艘民用船只沿长江前进,准备在金山寺附近登陆,袭取镇江侧背。其他各部积极配合,准备攻取丹阳,切断镇江后路。

1925年1月15日拂晓,许琨的第二十九旅开始向齐军阵地发起进攻,张宗昌率幕僚乘白俄军的铁甲列车来到前线督战。此时,聂卡耶夫已经率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在金山寺附近登陆,强袭镇江。聂卡耶夫虽然不懂中文,但作为帝俄时代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内战的高级军官,军事素质极佳。下达命令时,张宗昌的随军参谋长李藻麟把军用地图铺开,用红蓝铅笔将敌军布防情况和自己进攻路线标出,聂卡耶夫便对战斗形势一目了然,执行任务准确无误。如此指挥,不需只言片语,完全靠地图,也算是一桩奇闻。

聂卡耶夫的白俄军在金山寺附近登陆,遭到齐燮元所部第六师第二十四团迎击。第二十四团是齐燮元麾下的精锐,刚刚自丹阳调来增援。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从拂晓一直打到午后1点。白俄军拿出当年面对东线德军12道铁丝网的劲头,端起上了刺刀的莫辛那甘步枪,高喊着“乌拉”,不要命地冲锋,俨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浪般的“灰色牲口”。连续半天的反复强攻,1500多人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伤亡超过300人。战斗持续到下午,方振武率增援的先遣第二梯队赶到,随即奉令加入许琨旅的右翼。张宗昌全线发动猛攻,齐军大溃,镇江失守。占领镇江的同时,丹阳方面一枪未放即予轻取。无可讳言,镇江一战,白俄军立了大功。

镇江打完,常州又是轻取,无锡是下一个目标。聂卡耶夫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因伤亡过重,暂留镇江休整。张宗昌意气风发地坐在葛斯特劳夫的白俄军装甲列车上,亲率大军向无锡前进。齐燮元调集3万人马,打算跟张宗昌轰轰烈烈拼一场。可惜,他真的拼不过张宗昌。

1月17日下午,张宗昌率领第一军司令部进驻常州武进县,前锋部队已越过戚墅堰一带,进入无锡地界。第二天,张宗昌派随军参谋长李藻麟乘白俄军的铁甲列车,到无锡郊外的洛社一带侦察敌情。为侦察敌情,李藻麟乘坐的车厢挂在铁甲列车的最后。当白俄军铁甲列车徐徐驶入洛社车站时,突然枪声大作。李藻麟闻声立即离坐而起,两手扶桌侧身向窗外探视。恰恰就在这一刹那,一颗子弹从另一侧车窗射入,击中李藻麟座位的靠背。如果李藻麟没离开座位,或者动作稍慢一点,子弹就会穿胸而过。

李藻麟暗叫好险,看来这里驻有齐军一部,而且大概敌人早已发现了白俄军的铁甲列车,并瞄准了车上的重要目标。李藻麟也顾不上侦察,当即招呼葛斯特劳夫进攻。铁甲列车上枪炮齐鸣,白俄军猛烈射击,战斗当即爆发。很快,齐军撤退,李藻麟率白俄军铁甲车队将洛社占领。

1月24日,无锡全线开火。齐燮元亲自到无锡坐镇,张宗昌也率领卫队旅,亲临惠山前线督战。卫队旅与白俄军一样,也是张宗昌手中的王牌。卫队旅的士兵大都经过选拔,只有身高体壮、孔武有力的大汉才能入选,因而人称“大个子旅”,与白俄军的绰号“老毛子队”相得益彰。卫队旅装备精良,士兵配备有奉天造毛瑟手枪和伯格曼冲锋枪。当天乌云密布,战况颇为激烈。自远处眺望惠山,一缕缕硝烟形成的火线清晰可辨。齐军在惠山上严密布防,张宗昌的队伍自山脚逐步向上推进,屡屡受阻。紧要关头,张宗昌将卫队旅也投入了进攻。后来他觉得这样还靠不住,自己干脆也冲了上去。

张宗昌从后面跃身到前面的一块坑洼地,趴伏在地上。坑前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任何遮掩,敌人居高临下,极易发现目标,张宗昌的处境十分危险。跟着冲上去的参谋长李藻麟,此时恰在附近一棵大树后面,见状高声喊道:“军长,那个地方太危险,赶快到墙头后面去!”

张宗昌闻声,赶紧纵身跳到临近的墙头后面。此刻,又有1名卫队旅营长随之跳入坑中,同样趴伏在地上。这个营长刚一抬头,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头部。营长当场丧命。如果张宗昌没有及时躲开,恐怕他也难以幸免。日后想起来,不但李藻麟在洛社逢凶化吉,连张宗昌自己在惠山都有了一次化险为夷的经历,两人常笑言,他们真乃一对好搭档。

惠山最后还是攻了下来。26日下午5时,齐军全线崩溃,张宗昌第一军进占无锡。齐燮元见大势已去,看到无锡车站停着两列火车,忙不迭登上其中一列,下令赶紧开车。当时车站秩序大乱,溃兵纷纷抢登列车。两列火车又争先抢行,结果悲剧出现——两个车头相撞,双双倾翻在地,列车无法开动了。齐燮元不得不下车,换了羊皮袍便服,涉水逃走,狼狈不堪。

无锡之战,张宗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齐军欲退不能,逃脱无路,被俘者万余人。张宗昌缴获火炮数十门,枪械近万,齐军在无锡遗下的粮秣、弹药、服装等军用物资,被张宗昌尽数收入囊中。齐燮元属下的军政人员和家属,乱逃乱窜,他们开来的火车七八列,都停在站上,行李物品、衣箱包裹,尽行抛弃。张宗昌进无锡视察,到车站附近旅馆休息,突然接到报告说,有一股敌军残余部队闯过车站,朝旅馆方向窜来。张宗昌的卫队长祝祥本闻讯,手持一支伯格曼冲锋枪,迎上前去,大吼一声:“缴械!”这一股齐军见状,误以为已陷入包围圈,竟然当即全部缴械投降。就这样,祝祥本一举俘虏齐军500余人。

张宗昌题款指挥刀

张宗昌题款“事到万难须放胆”的指挥刀。

题款为“第一军战胜纪念乙丑年(1925年)张宗昌赠”的指挥刀。

张宗昌继续沿长江南岸向东推进,所到之处,根本不见抵抗,文职官员大多弃职而走,地方部队更是闻风远逃。前锋过了苏州,张宗昌又分兵沿太湖东岸南下,进抵松江、奉贤、嘉兴、嘉善一带,方才停止。正面推进的部队此时过了昆山,前进到上海。齐燮元的残部已是走投无路,大都缴械投降或弃械逃走,高级军政官员全体化装避入外国租界。江阴要塞是齐燮元的最后一个堡垒,驻守江阴的齐军1个旅,自动开城,解除武装。至此,军事行动全面结束。

张宗昌坐着白俄军的铁甲列车,回到了阔别十年的花花世界上海滩。张宗昌在沪宣布军事行动停止,不再前进,司令部设在闸北车站附近。三天之后,躲在外国租界的齐燮元微服乘船去日本当了寓公。张宗昌与齐燮元之战彻底宣告结束。

此次张齐大战后,齐燮元的部将王恩贵、王桂林等人投奔张宗昌,被张宗昌收编的齐军达2万人。由于部队扩大,程国瑞、许琨、褚玉璞、方永昌、杜凤举、王栋等张宗昌的一干大将到上海后不久,全被张宗昌提拔为军长。如此,所有人皆大欢喜。

另一边,浙江督军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张宗昌,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店都包下来,供张宗昌日日花天酒地。随后,孙传芳亲自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两人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有孙传芳的款待,张宗昌天天倚红偎绿,风流快活。他的“吃狗肉”,更是一时轰动了上海滩。张宗昌做庄,娇娃相帮下注。其实张宗昌是聪明人,他借此大散钞票,个个分吃“狗肉”。一时间,张宗昌的名声居然还不错。

白俄军官兵的日子过得更是高兴。众所周知,在上海滩,大量流落而来的帝俄贵族妇女被迫沦入酒吧卖春。“军人”与“贵妇”,异乡相遇,亲热异常。有个肥胖的落难帝俄女公爵,在上海滩当鸨母,颇有想法。她建议在白俄军铁甲列车上加挂2辆车厢,供她们食住,愿意同行随时服务,以“慰劳”同乡官兵。但葛斯特劳夫还是个有原则的人,坚决予以拒绝:“您是想让士兵们丧失战斗力吗?”

正当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顿时落空。一怒之下,张宗昌把部队撤往江北,向徐州集结。张宗昌撤兵,张作霖急得向段祺瑞施压,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治下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临时执政”的地位,因而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职务,改派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等了3个月后,张宗昌索性派许琨率2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长龚伯衡,自兼省长。从这时起,张宗昌开始慢慢进入了人生中最风光的阶段。

张大督办坐济南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扩张兵力,人马很快达到20多万。山东民间流传着“张宗昌三个数不清”一说:一是说他的兵数不清,二是他的钱数不清,三是他的姨太太数不清。其实,这个说法实则源自于张宗昌本人的归纳。有一次,他对友人道:“我亦有主义——‘三不知主义’,亦称‘三多主义’,即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兵数不清,是因为投奔张宗昌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效者自己报数,报1000增加1个团,报10000增加1个师。没办法,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奔,害得他的部队番号不一会就变,越变越夸张。没过多久,十几路军就出来了。部队总是在扩充,确实没法统计清楚。

一日,有一群杂牌队伍前来投效。为了安顿他们,张宗昌先拨了筹办费一万块大洋。该领队头目突发奇想,居然在“一”字上加了一竖,而变成了事“十”万块大洋。到军需处领钱时,军需官发觉有异,即向张宗昌核实。张宗昌竟点头称是,隐瞒了过去,终以10万元付之。后来,张宗昌召见此领队头目时,拍拍他的肩膀道:“老弟啊,你幸亏只添上一竖,倘若添上两竖,不就成了二十万(“一”字加两竖为“卄”,古同“廿”,指二十)吗?军需处可能还拿不出来呐!钱嘛,咱们以后有的是,你老弟可得好好干哪!”从此,这个头领对张宗昌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张宗昌部下士兵的训练照

不光是张宗昌的兵数不清,他随意任命的官佐更是芜杂。对此,省城济南百姓多有顺口溜加以讥讽。张宗昌刚到济南时,便有民谣唱道:“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没过多长时间,民谣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又过了不久,则变成了:“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时人便讥讽道:“会讲胶东话,能把马刀挎;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

有人劝张宗昌裁员,张宗昌却自有道理:“人生在世,不为名则为利。我张宗昌既没有办军官学校,也没有设立什么训练班,现在的二十多万军队,还不都是冲着我张宗昌来的吗?他们之所以投我,就是因为我不吝啬封他们官,给他们钱,能满足他们‘名’‘利’之欲。假如我也和别人一样,既吝官又吝钱,天下这么大,他们何必非投我不可呢?何况我所有的‘名’和‘利’并不是从家里带出来的,而是众人捧来的。我取之于人,又送之于人,于我,有什么损失呢?”这道理的确笼络住了不少人,比如名声比张宗昌更臭的“东陵大盗”孙殿英,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

1926年,张宗昌命天津造币厂铸造的贰拾圆金币的样币(正面是嘉禾图,背面是龙凤图)。

张宗昌墨宝,简直是正话反说的嘲讽。

张宗昌自称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督鲁三年,他自订法律,自行收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对百姓极尽盘剥、压榨和搜刮。他曾发行“山东地方公债”1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1千万元,军用票1千万元。据资料记载:“自张宗昌莅任起,至离鲁止,征收之丁漕及特附捐,其有账可查者,按照正额计算,有征至民国十八年(1939年)以上的。”张宗昌预征粮漕竟达十几年以后,山东百姓的生活是何等水深火热,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其他的苛捐杂税项目更是难以数清,光有名目的即达六七十种。比如,税种除田赋外,还有契税、牙税(对经纪人所征之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烟酒税、矿税、盐税、奢侈税、宴席税、货物落地税、印花税、邮局包裹税、牌照税、禁烟税、渔船税、青菜税等等;还有名目繁多的费捐,如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集市摊捐、货车特捐、食盐加价、车票加价、娼妓捐、戏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等,不一而足。

最为荒唐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和祝寿捐。192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九,张宗昌为其继父操办76岁生日时,强令山东军政各界人员扣薪三至五成作为贺礼。时有民谣在济南广为流传:“张宗昌,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张宗昌,坐济南,人有税,狗有捐,1个锅头800钱(时无论城乡,一律按锅头数征收800钱的锅头捐)。”由于张宗昌的横征暴敛,仅1927年,济南就有700余家商号倒闭。到1928年冬天,有100万人通过济南从山东移民东北。

总之,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大凡军阀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点乡土情谊,但张宗昌对自己的老家山东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段子,实际上多是以张宗昌为原型(身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

搜刮来的钱财,张宗昌几乎都用去养兵。张宗昌督鲁三年,将全省岁入的89%用于军费开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用于向德国、挪威、捷克等国购买军火。因为山东兵工并不强大,奉天的调拨又有限,所以张宗昌只能从国外购买武器。从1926年到1928年这三年间,张宗昌购得的武器主要有:德造毛瑟九八式步枪13246支,另具体数量不明的该型步枪1941箱;毛瑟八八式步枪2500支,另有不明数量的该型步枪130箱;法造步枪6600支,型号不明的步枪57960支,机关炮20000门(疑是机关枪),迫击炮12门,毛瑟手枪750支;另有不明品种和数量的军械5715箱。总的来说,张宗当真是穷兵黩武的典范。

张宗昌生性好色,妻妾成群,其数目到底有多少,究竟姓张姓李,谁也搞不清。有时候,就连张宗昌本人也稀里糊涂。于是,他经常干脆以编号或“产地”呼之,如住在奉天的“24号姨太太”、住苏州的“苏州夫人”、住在杭州的“杭州夫人”。另外,他还有一些外籍小老婆,如“白俄太太”、“高丽太太”等等。他从流亡的白俄女人中挑选了5名年轻漂亮的带回山东,与中国姨太太享受着同等待遇,并且经常带着这5名洋太太在济南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宣称:“俺这也是给俺们中国人长了脸面。”(私底下,张宗昌似乎却并不喜欢这些白俄洋太太。他曾对人说:“他奶奶的!罗宋女人风骚有劲,但个个浑身狐骚臭!涂抹香水,香臭混合令人倒尽胃口!”)

张宗昌娶姨太太非常随意。他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只要看上了,租间房子,挂上“张公馆”的牌子,派个士兵门口一站,然后将人往里一塞,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把这位新娶的姨太太忘个一干二净,最后士兵溜了,牌子摘了下来,姨太太再作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的老婆睡觉去!”此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一笑置之,并不在意。不但如此,张宗昌还经常把姨太太赏给立功的部下,大手一挥:“奶奶个熊,老子的姨太太赏给你做夫人了,领她滚回去吧!”

张宗昌识字不多,却喜欢附庸风雅,主政山东时委任清末最后一科状元王寿彭为山东教育厅长,并拜他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自己作诗,结果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分赠友好。王状元教学生作诗,一色的薛蟠体。论影响,张宗昌的诗影响颇大,且后世多有流传。现抄录《效坤诗钞》中张宗昌的几首诗如下:

“《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沛县。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

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

为何又是一火链?

 

《游蓬莱阁》:

好个蓬莱阁,他妈真不错。

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

靠窗摆下酒,对海唱高歌。

来来猜几拳,舅子怕喝多!

 

《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趵突泉》:

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

光咕嘟,咕嘟咕嘟光咕嘟!

 

《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咏雪》:

什么东西天上飞,

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

筛石灰呀筛石灰。”

《求雨》一诗则是有感而发。1927年夏,济南大旱,张宗昌亲自到龙王庙去烧香磕头,一番虔诚之后,当场赋诗一首:

“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为难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再用大炮轰你娘!”

至于白俄军,更是在这几年有了巨大的发展。对于张宗昌收编白军残部的做法,苏联方面的抗议和谴责一直不断。1924年9月,苏联代表与张作霖代表在奉天签署《奉苏协议》后,仍然继续谴责张作霖部下收编白俄军的行为。对于苏联的指责,张作霖置之不理。不过,为了暂时安抚一下怒气冲天的苏联人,张作霖耍了个手腕——把所有白俄军官兵的国籍都改成中国。为此,张作霖还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入籍”仪式。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入籍军”司令,米罗夫为“入籍军”帮办司令,并下令在山东济南设立“入籍军”帮办司令部。张宗昌还在山东督署内设立顾问办公室,由米罗夫任总顾问。米罗夫领取的是“入籍军”上将薪金,两处办公。

当时流落中国东北的白俄人数众多,所以张宗昌从不为白俄军人数能否得到及时补充而发愁。为了招募白俄人,扩充军队,张宗昌在哈尔滨、天津两个口岸设立了“入籍军”招兵处,指定前帝俄军队少将什尼果夫、中校佐别斯分别担任两个招兵处的负责人。

张宗昌对白俄军视若珍宝,特别宠爱。在他的部队中,白俄兵和中国兵的处境大不一样。当时一般士兵都吃高梁面,没有菜金,只是吃点咸菜或菜汤,惟独白俄兵每天都吃牛肉面包和青菜油料。白俄军官每餐都吃洋餐,好酒好肉,更为奢华。

白俄官兵军纪极差,经常奸淫中国妇女,还残害中国平民,作战时期尤甚。每占领一地之后,白俄兵便手执伏特加或白兰地酒瓶,边歌边饮,招摇过市,或殴打行人,或调笑妇女。上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大都缠小脚,“老毛子”一来,她们纷纷逃难,但因脚小,步履艰难,常被白俄兵捉获,“从则淫之,拒则杀之”,所以老百姓对白俄兵恨之入骨。不过,张宗昌只重视白俄官兵的勇猛作战,对其违纪违法之事很少追究,就算白俄兵真犯了重罪,也不过是派人送回原招募地而已。张宗昌甚至规定:军事法庭对白俄官兵概不准许判决死刑。而且,他还给白俄士兵相当于准尉级别的薪资待遇,并从不拖欠。

由于张宗昌对白俄军爱如至宝,所以有人将这支白俄师称作“张宗昌的白毛子队”,这些白俄官兵也自认是“张宗昌的老毛子”。白俄兵不会讲中文,只会说“张宗昌老毛子”这几个字。作战时,友军问白俄兵口令时,他们就答“张宗昌老毛子”。当时很多人跟他们开玩笑:“你爸爸是谁?”白俄兵就答道:“我爸爸是张宗昌!”

对此,张宗昌振振有辞地解释道:“对于这批亡命域外的白俄人,俺收留了他们,不是爸爸是什么?”

张宗昌墨宝

“老毛子”火拼“小孙郎”

1925年8月29日,段祺瑞在张作霖的压力下,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奉军取得上海、江苏和安徽的地盘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张作霖表示:“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奉军的节节南下,步步紧逼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已经引起各方军阀势力的严重不安。西南四省开始共商联防同盟组织,以防奉军深入。因奉系的吞食而节节退却的冯玉祥,也以亲笔信联系老冤家吴佩孚,提出“因许加盟,共为十四省区”。骁勇善战的浙江督军孙传芳见此,深知自己的机会来了。10月7日,孙传芳在杭州召开秘密会议,与有关的各省代表讨论出兵讨伐奉系。参加会议的有福建督办周荫人、赣南镇守使邓如琢、皖南镇守使王普、江苏第四师师长陈调元、湖北督办萧耀南,下野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安徽督军马联甲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成立皖、赣、苏、闽、浙五省联盟,组成五省联军,推孙传芳为总司令,树“拥段反奉”大旗。五省联军号称拥有20个师,20个混成旅和9个步兵旅。孙传芳还请吴佩孚出山,共图大举。

孙传芳戎装照

要反奉,谁来打第一枪?如果按照地理位置,应该由江苏军队首先发动,因为苏军与奉军同居一省。但是陈调元等人怕敌不过奉军,不敢首先发难。于是孙传芳自告奋勇,率先起兵。他以双十节国庆阅兵为名,率军向松江、长兴集中。张作霖闻讯,急召关内奉系四督——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于双十节前赶回沈阳,讨论应付孙传芳的问题。不过,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孙传芳的突然起兵,使得号称“小诸葛”的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狼狈北撤。他作为奉系前方第一要员,见局势难以收拾,立即执行张作霖“应相机撤回徐州待命”的命令,退兵十分迅速,得以保全实力。10月18日深夜,杨宇霆乘专车由浦口抵达济南,下车后直奔督办公署,与张宗昌晤谈出兵事宜。

形势所迫,张宗昌不得不答应出兵。张宗昌为了让杨宇霆放心,立即将山东第五师师长孙宗先、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部队将领召来,当着杨宇霆的面说明目前的局势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正式下达了任务。杨宇霆见山东出兵一事得到具体落实,方才乘车离开济南北上。张宗昌也随即动身,带领卫队旅乘白俄军铁甲列车先行驰赴徐州。

为了准备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一决雌雄,张宗昌在山东调集了6万大军前往徐州。打头阵的自然还是聂卡耶夫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与此同时,张作霖正式委任张宗昌为直、鲁、皖、苏四省防御总司令。所部分为七个军,先成立五个军,张宗昌自兼第一军军长;第二军军长施从滨,副军长毕庶澄;第三军军长孙宗先;第四军军长褚玉璞;第五军军长许琨。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第三军不是张宗昌的奉军嫡系部队,而是原先驻山东的地方部队,即鲁军。

10月22日,浙军1个师4个混成旅、苏军2个混成旅已全部运输到津浦路,孙传芳的行营专列也已开到。张宗昌在安徽凤阳、蚌埠之间设置了三道防线,调第二旅开抵宿县,第二十八旅、二十九旅后续增援,他本人则坐镇徐州指挥。

为了强化对孙传芳的作战,张宗昌与施从滨、孙宗先效法三国里的桃园结义,结拜誓盟:施从滨最长,孙宗先居次,张宗昌排第三,俨然刘、关、张三兄弟。张宗昌自豪道:“有咱兄弟三人守此,哪怕孙郎百万兵!”张许诺,战胜孙传芳后,让施从滨当安徽督军,江苏的地盘给孙宗先。

施从滨的确有当安徽督军的前景。由于杨宇霆逃走,姜登选在安徽亦站不住脚。姜登选初到安徽时,仅带了1营奉军。当时安徽的当地驻军只有4旅,有3旅响应孙传芳,仅1旅拥护姜登选。姜登选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声嘶力竭,终归无效,只好逃出省城,撤到蚌埠。张宗昌早年与姜登选交情不错,听说姜登选落难蚌埠,随即带领卫队300人,乘白俄军铁甲列车赶到蚌埠,把姜登选接回了徐州。张宗昌拨款20万元,赠给姜登选,作为组织部属和培植力量之用。谈及张作霖周围的人,张宗昌提醒姜登选,要特别警惕郭鬼子(郭松龄绰号)。他送姜登选离开徐州,北上赴奉向张作霖报告安徽方面撤退情况。张宗昌倒真没看错,姜登选北上途经滦州时,正赶上郭松龄倒戈反奉。姜登选落到郭松龄手里,下场凄惨——郭姜二人交恶已久,郭松龄下令将姜登选枪毙,尸体盛进薄木棺材,放置于荒野。后来,郭松龄兵败被俘,张作霖下令枪毙郭松龄,又为姜登选迁坟回原籍厚葬。当开棺时,只见姜登选的遗骸双手绑绳已松,棺内木板遍布抓痕。原来,姜登选被枪击,其实并没有伤到要害——他是在棺材里被活活闷死的。

回过头来再说孙传芳。张宗昌和姜登选刚刚离开蚌埠,孙传芳派卢香亭为前敌总指挥,率军5万,浩浩荡荡杀向蚌埠。他的目标是经蚌埠拿下徐州,以牵动前线的奉军。张宗昌打算动用施从滨的部队,在蚌埠附近与孙传芳干上一仗。于是,施从滨部经过数日整顿补给后,从山东兖州、泰安防地,先后开到蚌埠附近。临战前,张宗昌、米罗夫和施从滨3人在徐州共进晚餐,痛饮了一番。饭后,张宗昌召来葛斯特劳夫和他的副手布克斯,讨论铁甲车队如何配合施从滨进攻孙军。葛斯特劳夫信心满满地对张宗昌说:“由铁甲车队领先,我们要一口气打到上海!”张宗昌大喜,下令将聂卡耶夫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也投入作战,配合施从滨行动。

皇帝不能差饿兵。战前,张宗昌从张作霖那里领了大批饷银和给养,但他基本上都给了白俄军,施从滨拿到的并不多。后来,他还给白俄军领了一批活牛活羊,正宗白兰地洋酒、大炮台香烟等名贵玩意儿,专门供白俄军战前享受一番。除大加犒赏外,张宗昌还特别交代:“只要你们替我拚命打仗,一切由我负责。”等白俄军享受够了,战斗也就该开始了。

聂卡耶夫率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醉醺醺地出动,沿津浦线东侧掩护施从滨向南急进。白俄军一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因为联络问题,聂卡耶夫和施从滨没能同步前进。当施从滨部进入蚌埠时,白俄军还处在蚌埠以北地区,致使施从滨孤立无援。

施从滨布防尚未就绪,孙传芳的谢鸿勋师和卢香亭师两路大军已经采取钳形攻势,将蚌埠的西南东三面包围,连夜向蚌埠市区猛攻。施从滨部本是缺少训练的老弱残兵,又兼军饷积欠未发,兵无斗志,一遇谢鸿勋、卢香亭两军夹攻,稍作抵抗便纷纷败退。蚌埠很快被谢鸿勋占领。

此时聂卡耶夫的白俄军在干什么?讲个故事就明白了。蚌埠以北的固镇桥边,有个“一腿冢”。这是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纪念地。当时固镇乡下有对母女,因为蚌埠开战,四处兵荒马乱,见不放过女人的“老毛子”要来了,吓坏了的老太太赶紧领着自家闺女往镇上去,想把闺女送到订了亲的女婿家,免得遭白俄兵毒手。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走到半路上,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腰挎恰克图军刀的白俄军哥萨克骑兵截住了她们。哥萨克一见中国大姑娘,二话不说,下马就要逼奸。老太太在一旁哭天抢地,无法可想。姑娘坚决不从,拼死反抗。哥萨克拔出刀来威胁,老太太在一旁哭着对闺女道:“从了他吧,保住性命要紧。”姑娘听了,不再反抗。哥萨克一看,大喜过望,收刀入鞘,一把抱过姑娘,却想起来还有个问题:“自己的坐骑拴在哪里?马不拴可就跑了。”事急从权,哥萨克干脆把马缰绳拴在自己右小腿上,然后搂着姑娘就要成其好事。姑娘含羞忍辱,想起老母还在一旁,还得给自己留最后一点尊严。于是,她顺手拿起自己随身携带的雨伞,想撑开伞遮羞。没想到,上苍开眼了——雨伞一张,哥萨克的坐骑顿时受到了惊吓,撒开蹄子狂奔。哥萨克被马拖着跑,留下一路惨嚎声。母女二人趁机赶路,总算赶到镇上的未婚夫家。虽然惊魂未定,却保住了姑娘的完璧之身。至于那个倒霉的白俄军哥萨克,被自己的坐骑活活拖了十几里路,死无全尸。那马一路奔回白俄军宿营地,白俄军士兵们一看——哥萨克的尸首早已不知落在哪里,马缰绳上只拴着一条血淋淋的人腿。白俄兵们随手便将这条人腿当垃圾扔了,倒是固镇人将这条人腿捡回去,在固镇桥边立了座“一腿冢”,以作纪念。

奸淫掳掠要干,仗也一样要打。孙传芳得到攻克蚌埠的消息,立刻命令李俊义旅马葆珩团驰赴津浦东侧,迎击白俄军。马葆珩团官兵一路胜利,颇有轻敌急功的念头。遇到聂卡耶夫的白俄军,自然吃了大亏。先头部队因过于突出,遭到白俄军痛击。马葆珩团败退,50多名士兵被白俄军包围,只得缴械投降。白俄军残忍如野兽,加上一肚子的白兰地伏特加还没醒,拿出了内战时对付被俘布尔什维克的手段,来整治这些孙传芳的士兵——挖眼睛,割鼻耳,取心肝,折腾得俘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末了,才补上致命的一枪。

卢香亭师主力开到,见此情景,立即向白俄军阵地展开激烈的冲杀。只见大队白俄军脱下上衣,赤膊作战。据目击者称,白俄军士兵一手拿着白兰地酒瓶,一手拿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一面狂饮,一面冲杀,凶猛异常。孙军最前沿的马葆珩团几乎被击溃,副团长、营长多被打死,士兵伤亡甚众。马葆珩急忙命步兵全线撤退,将全团的重机枪和大炮集中,猛烈轰击白俄兵,给白俄军带来了巨大伤亡。一时,白俄军的尸体横七竖八躺满了前沿。

某团级单位指挥部合影

野炮

坚守阵地,抵挡白俄军的进攻。

此时,白俄兵们才清醒,弃枪逃窜。可是他们都穿着大皮靴,个子又大,跑得并不快,被活捉了一大批。见到先头部队士兵被残杀的尸体,马葆珩团士兵愤怒异常。为了给被杀官兵报仇,他们把被俘的白俄军官兵变着花样整治。有的白俄军士兵被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被吊在车站建筑物上当活靶子。当旅长李俊义、团长马葆珩亲自赶到时,这些野蛮行为才被制止。

此战使聂卡耶夫屡经扩编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伤亡超过800人,被俘虏后折磨致死的又是300多人。从此白俄军元气大伤。

至于施从滨所部,自蚌埠败后,整军再战。施从滨坐着白俄军“长江”号铁甲列车往来督阵。哪知谢鸿勋师的上官云相团,绕出蚌埠以北的固镇之后,拆毁铁路,断绝了施从滨的归路。卢香亭师的马葆珩团,在战胜白俄军后,借着得胜的余威继续往前猛冲。施从滨腹背受敌,又得悉白俄军已战败,急于突围,下令铁甲列车往北急驶。他们到了固镇南面,横跨浍河的铁桥时,只见桥上挤满了徒步往北逃窜的部下。白俄军铁甲列车若要通过,在铁轨上的士兵,要么会被辗死,要么会掉进桥下的滚滚黄流。施从滨不忍如此,又命令“长江”号铁甲列车改往南开。

没开十几里远,施从滨见大部孙军冲杀前来,又急命铁甲列车往北行驶。再到固镇桥时,桥面上仍然挤满部队,争先恐后地向北逃窜。此时由北向南截击的上官云相团正包围着施从滨的残余部队缴械,固镇以南的马葆珩团,又已紧追前来。生死关头,施从滨顾不上自己部队的死活了。他狠下一条心,通过翻译向白俄军官下达命令:“长江”号铁甲列车将开足马力,从部队身上冲过桥去!

如此,北洋时代军阀混战中人间地狱的一幕出现了。当时挤在桥上的官兵估计有上千人。施从滨的白俄军铁甲列车加速冲过去,桥上顿时血肉横飞,惨呼声惊天动地。大批士兵被铁甲列车活活碾成肉酱,冲下河去的同样不计其数。等马葆珩团冲到桥上时,只见桥面上铺满了肉酱血浆,好些官兵的上身虽犹在,但下肢早已被辗碎了。这些人中有些还是佩戴着中校、上校肩章的军官。半死的人哀呼着:“求求你,给我一枪!给我一枪!”随军的文职人员,几乎未曾见过这般人间地狱,吓得都不敢过桥,有些更是浑身发抖,痛哭失声。

牺牲了这么多人的性命,施从滨还是没能逃出去。上官云相团拆毁了固镇桥以北的铁路,施从滨的铁甲列车虽已过桥,也无法脱险。当时铁轨已拆到离固镇桥不远处,火车司机发觉情况不妙,急忙刹车,但速度过快,无法及时停止。白俄军“长江”号铁甲列车出轨倾覆,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被俘时已60岁。须眉皆白的老将,被孙军俘获时身着笔挺的陆军中将礼服,还很友善地向敌军慰劳道:“大家辛苦了!”

谢鸿勋同样以礼待之。他派1名营长护送施从滨到蚌埠,还写了一个报告给孙传芳,请求优待施从滨。孙传芳的司令部已推进至蚌埠,部下打得很好,他便显得很悠闲,躺在司令部会客厅的大炕床上,自己在烧烟泡。施从滨进去向孙传芳立正敬礼,孙连身子都不动一下。孙素有“笑虎将军”的恶名,虽笑容可掬,但本性刻毒。孙传芳笑道:“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么?你马上去上任吧!”随即,孙传芳命人将施从滨拖出去,斩首。——是的,是斩首,不是枪毙。

时已午夜,幕僚杨文恺苦劝孙传芳道:“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从滨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拍着桌子对杨文恺道:“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杨文恺又劝孙传芳冷静,不可操之过急,并道:“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道:“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

杨文恺见孙传芳主意已定,此事难以挽回,无语而退。施从滨从军法处被押出来,自知必死,便道:“就在这里执行吧。”孙传芳的大刀队把他用铁丝绑缚,押到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施被暴尸三天三夜,首级被挂在蚌埠车站示众。孙传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朱笔写了“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几个大字。三天之后,施从滨的尸首被草草收葬,身首分两处掩埋。

事后,孙传芳部下许多军官都对孙传芳擅杀战俘的行为表示不满。但孙传芳自己对亲信说,他杀施从滨,是为了警告邓如琢、陈调元等人。内部将领则认为,此次出战出人意料地轻易占领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致使孙传芳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杀了施从滨。军阀混战,杀降不祥,这是条公理。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凡是杀降者,最后均无善终。孙传芳杀施从滨,最重要的就是坏了北洋系“不杀政敌”的规矩。这为多年后他自己横死佛堂埋下了种子,是为因果报应。

军法处大刀队

军法处大刀队(地下拖着的似乎是刚砍下的首级)

1926年阴历7月15日,为追悼直鲁联军的阵亡将士,张宗昌在北京北海公园天王殿举办中元法会,祭品中居然有纸糊的铁甲列车。

另一边,白俄军铁甲车队的下场不比施从滨好多少。葛斯特劳夫指挥“长城”号铁甲列车,拼命向北突围。午夜12点刚过,“长城”号冲至固镇车站,突遇地雷爆炸。枪声四起,铁路被破坏,铁甲列车顿时进退不能。大批孙军士兵从四面包围上来,白俄兵们只能在铁甲列车里拼命用机枪扫射。待时间已久,子弹用尽,无法再战。此时的铁轨已被破坏,原本他们是会修理铁路的,但因被包围,无法下车去修。葛斯特劳夫有着极强的帝俄军人荣誉感——面对绝境,他将手枪顶在自己额头上,自尽了。副手布克斯明白,自己的部队全都不是中国人,且这些人平时纪律极坏,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以外籍雇佣兵身份参加中国的内战,如果被俘,定难活命。所以,不如自己了断吧。于是,他把人集中起来,连抢来的女眷在内,共七八十人,浇上洋油点上火。一阵浓烟升起,这伙白俄军全数火葬在铁甲列车上。

白俄军铁甲车队被歼,令张宗昌心疼了好久。为此,他甚至与米罗夫吵了几架。两人互相指责,米罗夫指责张的步兵没有跟上去,以致铁甲车队惨败;张指责铁甲车队不应该不派侦察兵,只顾逃跑,太过疏忽。这样的相互指责,当然不会有结果。

徐州方面。斩杀施从滨的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1万多名张宗昌部下官兵讲话。孙传芳道:“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孙传芳乃山东泰安人),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让咱们老家的百姓过过太平日子!”被俘官兵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开往前线作战。

孙军全力推进,于11月7日追击奉军到了夹沟附近。浙军陈仪部队得到当地向导的指引,先占领桃山,然后前后两面夹攻。奉军激烈抵抗,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力战不支,纷纷向徐州大道溃退。夹沟完全被孙军占领。无奈之下,张作霖命令张宗昌放弃徐州,迅速北撤。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向韩庄以北退却。

“效帅”重建白俄军

张宗昌放弃徐州并非一无所获。由于徐州连年天灾人祸,百姓视当兵为谋生出路。所以,撤退时随张宗昌而去的徐州壮丁不计其数。孙传芳率主力部队约15万人,进驻徐州。徐州的收复,标志着孙传芳从奉系手中完全夺回了东南五省。这时,北方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督军岳维峻(第二军军长原为胡景翼,胡病死后,副军长岳峻接任军长)从开封来到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冯玉祥攻打直隶。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摆庆功宴会,备下了山珍海味,并预先从绍兴运来十坛醇酒。各方代表和孙部队里少将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此时,孙传芳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对张宗昌而言,孙传芳意态骄盈不算坏事。孙已经名副其实掌管了东南五省,不会继续向北进兵了。11月23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回到南京。25日,他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孙传芳当上五省联军总司令后,统辖东南五省,占据前清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的地盘,五省军阀将帅,都听从他的号令,“孙联帅”由此产生。孙成了直系中最有实力的军事领袖,总兵力达20多万人。当时的孙传芳年仅40岁,这是他最得意的年代。

此时的张宗昌却处在困境中。这年的秋冬之际,是奉系最为艰苦的时节。直系的吴佩孚东山再起,组织“讨贼军”与奉系再度开战。吴佩孚兵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从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从平汉路北进。两路大军直指山东的张宗昌。就连河南的岳峻,得知冯玉祥正在计划驱逐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后,也计划夺取张宗昌的山东地盘。更不用说,郭松龄起兵反奉,准备回师关外,直捣奉天。

不过,张宗昌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在山东喊出了“拥吴”的口号,天天给吴佩孚发电报,尊呼“大帅”。接着,他请直系的前山东省长熊炳琦到汉口向吴佩孚表示:张宗昌是山东人,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吴佩孚乃山东蓬莱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张宗昌愿服从吴大帅,欢迎吴大帅回山东。紧接着,张先是在鲁西顶住了岳峻的进攻,后又在济南城外的八里洼击败吴佩孚的讨贼军第一路军,生擒了靳云鹗,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左为吴佩孚“讨贼军”卫队旅士兵,头戴钢盔,手持伯格曼冲锋枪。中为奉军士兵,身背大刀。右为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士兵。

突然,传来郭松龄兵败被杀的消息,奉系的困难局势瞬间化险为夷。但冯玉祥的国民军与李景林的部队还在天津苦战。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打败,从天津退到山东。按照张作霖的命令,李景林与张宗昌合兵一处,组成联军。张任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由于张作霖追究李景林与郭松龄的关系,将李的所部缴械,张实际上是夺了李的兵权,并将李的部属全置于自己麾下。从此,山东省内有了“直鲁联军”。

摄于1926年6月28日的北京顺承王府,直、奉、晋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

张宗昌部下士兵的训练照

局势大变,吴佩孚于1925年12月31日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玉祥的联合阵线,冯玉祥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受到奉军和直军的大包围。孙传芳同时响应吴佩孚,结束对奉战争。冯玉祥在四面楚歌的险恶环境下,只好通电下野。如此,局势再度平稳下来。

再度坐稳了山东督军位子的张宗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重建自己的白俄军。通过设在哈尔滨和天津的“入籍军”招兵处,张宗昌在短时间内就补齐了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的名额,白俄兵总数再次达到2000人。为壮声势,张宗昌改变了白俄军的番号,不再称“先遣第一梯队”,而是升格为师级编制,番号更为雄壮——奉军第65独立师,即“白俄师”。前帝俄军队步兵团长聂卡耶夫上校水涨船高,被张宗昌升为中将师长。可惜,虽然先遣梯队变成了独立师,白俄兵却还只有2000多人,与1个师的人数编制相差太远。不得已,张宗昌又委托米罗夫招募了1000多名中国士兵,编成了1个“中国旅”,由督军公署上校参谋赵亨宝任旅长。赵亨宝是山东黄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还娶了前帝俄军队少将马克列耶夫的妹妹为妻,获得了张宗昌和米罗夫的双重信任。于是,原先的2000多名白俄军编成2个“白俄团”,上设1个“白俄旅”,与“中国旅”合组为奉军第65独立师。张重用了一大批前帝俄军队高级军官——任命聂卡耶夫为中将师长,卡拉罗夫为少将参谋长,库库林为“白俄旅”少将旅长兼“白俄团”第一团团长,马可列耶夫(即赵亨宝的内兄)为少将独立工兵团团长兼“白俄团”第二团团长,赵亨宝为“中国旅”旅长。

除了第65白俄独立师,张宗昌还成立了其他一批小规模的白俄军军事单位。比如前面所说的独立工兵团,亦称白俄工兵一团,是“入籍军”司令部直辖部队,团长正是由“白俄团”第二团团长马克列耶夫兼任。独立工兵团名为1个团的编制,其实只有白俄官兵百余人,加上后来从东北招募的四五十名白俄民间技术人员,也不足200人。独立工兵团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抢修铁路、架设桥梁、维修电讯、爆炸破坏等等。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中,这个独立工兵团发挥的作用似乎非常有限。

白俄军独立骑兵团有300人左右,全部为清一色的哥萨克骑兵,作风剽悍,战斗勇猛。这个团的团长最初为金钟仁,即那位俄籍朝鲜人,前帝俄军队哥萨克骑兵旅长。后来,此团的团长职务由前帝俄军队骑兵上校彼得戈布斯基接任。该团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即随张宗昌征战,常担任攻坚偷袭等艰巨任务,是张宗昌的“致胜之宝”。

白俄军骑兵卫队约100人,同样均为哥萨克骑兵。他们平时就驻扎在督办公署内,作战时负责保护张宗昌和米罗夫的安全,其队长为达纳耶夫。

张宗昌甚至还借助白俄军建立了飞机队,拥有10余架单排翼单发动机飞机。他委托米罗夫去帮自己寻找航空人员,米罗夫又命令“入籍军”哈尔滨招兵处想办法。费了好一番工夫,哈尔滨招兵处招揽到1位流落中国东北的前帝俄军队航空队上校安德烈修克(中文又译安德里丘克或安得秀)。张宗昌同样以上校军衔聘请他来担任飞机队队长。安德烈修克又从前帝俄军队人员中招募了一批飞行员、投弹手和射击手,带他们一起来为张宗昌效劳。张规定,飞机队人员一律享受“入籍军”少校待遇,并规定每次参加作战时酌给津贴。若作战得胜,米罗夫还可以另外向张宗昌申请奖金。不过,这样的机会似乎并未出现。

张宗昌还搞了1个白俄军电影队。电影队队长是前帝俄军队军官格鲁斯,他手下有十几名白俄技术人员。他们平时住在督办公署,专门负责拍摄各种纪实影片。纪实影片的内容无所不包,从白俄军同张宗昌部队配合作战的战地影片,到张阅兵、出师、督战甚至其母亲“祝巫婆”过生日的情景,全都拍过。队长格鲁斯与卫队一起,平时跟随在张宗昌左右。只要张一高兴,随时随地都会命令他拍摄各种影片。张常招来亲朋好友,在督办公署观看拍出来的影片。当然,拍摄这些影片的成本,张宗昌都会全额报销。

其实,所有这些事情中,张宗昌最想办的事,无疑是重建他的白俄军铁甲车队。1926年初,花了大价钱之后,经过白俄工程人员的设计,津浦路大厂用大马力机车,加挂客车和载重40吨的货车,外加7分厚钢板,重新改制成“泰山”号、“山东”号、“云贵”号、“河南”号4列装甲列车。鉴于前次“长江”号、“长城”号失败的经验,这次的铁甲列车采用了新的工艺。每列车由8节车厢组成:第1节是材料车,采用平板货车,没有装甲,上面搭载专线钢轨、枕木和一切修路器材,预备铁路被破坏时立即修复;第2节是炮台车,用货车加装装甲,共分三层,下层安装重炮,中层安设山炮,上层安设迫击炮及重机枪;第3节是机枪车,亦用货车加装装甲,在车厢两旁开数处射击口;第4节为火车头;第5节为指挥官乘坐车,附带餐车,用头等客车加装装甲;最后3节和前3节相同。第8节车厢后面,另挂了1节铁闷罐车,里面搭载2个排的步兵,作为掩护部队。

“泰山”号的2节炮台车,在车底铺上平铁板后,又筑入1市尺厚的钢筋水泥,车厢两旁再加筑钢筋水泥夹壁。因此,车身过重,车轴上必须加装弹簧设备。所以,铁甲列车过桥或拐弯时行驶速度较慢。各铁甲列车都无门窗设备,2至7节直接通行,车身涂防护色油漆。每一列车配备了奉天造的三八式野炮7门、追击炮2门、重机枪24挺。每列车上配备大队长1人,炮兵队长、机关枪队队长、工程队长、掩护队队长各1人,均由白俄军官充任。每列车都有白俄官兵百余人,前帝俄军队炮兵团长马来见任白俄军铁甲车队少将司令,聂里为上校参谋长。后来,由于马来见不满意米罗夫的专横,米罗夫将其撤职,任命车克夫继任司令。车克夫便是当年那位与张宗昌接洽白军残部入境事宜的前帝俄军队参谋。他并没有作战经验,只因对米罗夫唯命是从才被重用。由他来担任白俄军铁甲车队司令,算是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一道伏笔。

张宗昌稍稍恢复元气后,于1926年1月派褚玉璞进攻国民军,先后占领了天津、北京。随后,褚玉璞被张宗昌任命为直隶省军务督办。1926年夏,曾在张宗昌白俄军铁甲车队任职的军官刘世安,向直隶督办褚玉璞建议:仿照山东办法,建立铁甲车队。于是,褚玉璞责成京汉路长辛店大厂,参照张宗昌白俄军铁甲车列的改装式样,建造了“直隶”号、“湖北”号2列铁甲列车,以刘世安为铁甲车队司令。刘世安派其白俄旧部李比蝉司克(前帝俄军队军官,中文名李宝章)任铁甲车队大队长,并招募了大约50名白俄官兵,来驾驶操作这2列铁甲列车。刘世安觉得50人实在太少,又派李比蝉司克和白俄上尉勃代夫去哈尔滨招募白俄士兵。他们一共招募了100多名白俄官兵,乘火车南下来到天津。结果,此事被“入籍军”哈尔滨招兵处主任委员什尼果夫得知,急忙发电向米罗夫报告。

米罗夫一向不准除张宗昌以外的其他人在哈尔滨招募流亡的白俄士兵。因此,他接到什尼果夫的电报后,当场大发雷霆。米罗夫发电报给“入籍军”天津招兵处主任委员佐别斯,要他火速到天津车站,查扣李比蝉司克招募的白俄新兵。佐别斯和李比蝉司克在天津车站碰了面,两人一言不合,便动起武来。结果,佐别斯未能扣留住那批白俄新兵。不过,刘世安终究也没能在褚玉璞麾下呆太久。他因为土匪习气太重,被褚玉璞撤职。褚玉璞提升铁甲车队参谋孙焕洲继任铁甲车队司令兼“直隶”号上校大队长,前帝俄军队炮兵中校寿马果夫被任命为中校别队长。李比蝉司克虽是俄罗斯人却颇讲义气,见刘世安被撤职,他也跟随刘世安而去。两人从此不知所踪。

督军褚玉璞的纪念币

直鲁联军大出师

在这里必须仔细谈谈米罗夫。米罗夫与聂卡耶夫等人不同,他是政客,也是商人,他考虑的问题更为长远。他明白,白俄军不能只负责作战,必须有相应的后勤和军需系统。1925年秋天,米罗夫把济南商埠纬五路北头的一家大货栈,改建成了济南炸弹工厂。他委派白俄专家豆格盖司为总工程师兼厂长,雇用了六七名白俄技术人员,还有大约60名白俄工人。他按照直鲁联军校尉级军官待遇为白俄技术人员发放月薪,工人技术高者月薪亦在百元以上。

济南炸弹工厂以生产手榴弹为主,后来还制造飞机投掷的航空炸弹。所有设备和需要的材料,均可以向张宗昌直接申请报领,张会如数批交督办公署军械处购发。有时,米罗夫干脆派中校副官王祖庭找张宗昌领款自购。济南炸弹工厂所生产的手榴弹和炸弹除白俄军使用外,直鲁联军的其他部队也向该厂领用,但需要经过米罗夫的批准。济南炸弹工厂最初使用硝酸棉炸药制造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的爆炸效果很好,深受白俄军和直鲁联军其他各部的喜爱。但后来,济南炸弹工厂偷工减料,据说最后甚至用上了做爆竹的土火药,手榴弹扔出去后往往不爆炸,所以退货的事情常有发生。

1926年的春天,米罗夫主要为了适应白俄军的需要,又在济南西门外设北坛,建筑厂房,设立了济南皮件厂。他先派自己的上校秘书兼翻译官王桂林兼任厂长,后又改派自己的次子沃得尼格来继任。济南皮件厂先后购置了各种缝纫机100多架,招募了白俄工人百余人。皮件厂资金充足,向济南著名的同发成货栈下单,委托他们从国内外采购熟皮原料。采购来的熟皮原料分别有进口和国产两种,进口熟皮原料用来制造白俄军军官的皮靴,国产熟皮原料则用来制作厚底帆布面的白俄军士兵皮靴。另外,白俄军使用的各种皮带、马鞍、挽具、炮衣、机关枪套等等,都由济南皮件厂负责制造。这里的工人待遇和济南炸弹工厂相同。

济南洛口附近的新城镇,有一座由清末济南修械所扩建的济南兵工厂。张宗昌当上直鲁联军司令后,委派米罗夫接管德州兵工厂。于是,米罗夫将该厂制造枪支子弹的机器全部拆运到济南,在新城镇另建济南第二兵工厂。米罗夫命令“入籍军”哈尔滨招兵处为自己寻找技术专家,结果找到一位流亡哈尔滨的前帝俄军队兵工厂总工程师巴什杰维什。米罗夫立刻聘巴什杰维什到济南第二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兼厂长,待遇优厚。1927年夏,米罗夫改派巴什杰维什长子瓦西里接任厂长,试制新式掷弹筒,但一直没有投入生产,枪支子弹也始终没有制造出来。1928年“五·三惨案”后,济南第二兵工厂被日军完全破坏。

米罗夫最有政治远见的举动无疑是创办军校。1926年初,米罗夫在济南城里布政街山西会馆旧址,创立了“入籍军”军士学校。他命令“入籍军”哈尔滨招兵处在哈尔滨招收流亡白俄官商子弟中20岁左右的青年入学,结果只招到100多人。因为人数太少,米罗夫又在张宗昌的学兵团内,挑选了大约60名中国青年加入“入籍军”军士学校。

该校虽不分科,但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五科教官分别讲课,讲义均用俄文印刷,教官更是一律用俄文授课。中俄籍学员一律每月发津贴4元,外加每天的补助菜金2角。学员的军服质量比直鲁联军其他士兵的好很多。

军士学校的校长由米罗夫兼任,前帝俄军队少将达拉斯夫为副校长。军校聘用了前帝俄军队炮兵少将德尔纳伯利斯克等20多名白俄教官。教官们在旧帝俄军队里,军衔最低的是少校。米罗夫决心将帝俄军队士官学校的传统完全恢复,为此还邀请了在中国流亡的俄国东正教神甫子赫德尔,为学员们讲授宗教课程。每个星期,米罗夫和“入籍军”帮办司令部参谋长米海洛夫都会去军士学校一两次,与学员们一起,上子赫德尔神甫的宗教课。子赫德尔神甫所讲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反对共产,消灭赤化,驱逐布尔什维克“红色魔鬼”,恢复伟大而神圣的俄罗斯祖国。军校内设有陈列室,陈列着各种拆开的大小枪炮零件。教官们向学员讲授如何拆卸、装配、使用装备等技术,以及武器名称、规格、效能等内容;各科教官还经常带领学员们到济南城南的千佛山进行实地演习。

有人问米罗夫:“这个军校的学员才100多人,有什么用?是不是还要扩充?”

米罗夫笑着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只是为了在中国打仗。张宗昌从进入山海关开始到现在,能有今天的成就,多亏了俄罗斯军人为他流下的鲜血!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国与苏维埃政权作战。那时,张宗昌将率领奉军的弟兄们去帮忙,帮我们打布尔什维克。军士学校中有中俄两国的学生,表明我与张的军事合作。这对将来会有极大的帮助。”

军士学校的学员原定两年修满,毕业生以少尉军官身份被任用。不过,等到张宗昌败退,逃出山东,学员们也就各自离散,“入籍军”军士学校最终关门大吉。

另外,米罗夫还在天津创办了一份俄文报纸,名为《我们的道路》(又译《俄罗斯人应走的道路》)。发行量最初是500份,最多时达6000余份,发送地区主要是较多白俄人居住的哈尔滨、北京、上海、沈阳、大连、汉口等地,境外的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有流传。即便如此,该报的销路依然不好。

最有趣的是,身为政客兼商人的米罗夫,与身为军人的聂卡耶夫之间矛盾重重,两人的私人关系差到极点。可惜,原因不是“主义”,而是“生意”。如前文所言,白俄军官兵的薪饷很高,多数白俄军官兵都嗜酒吸烟,领到军饷后便会尽情吃喝。看到这些,米罗夫身上的商人潜质被激活了。他投其所好,成立了一个“入籍军”合作社。他派自己的亲信——白俄商人杜鲁汗从天津向山东贩运烟、酒、罐头以及各种日用品,专供白俄军官兵选购。米罗夫将这路生意算在了“军事运输”的名单里,因为以“军事物资”的名义运输,运输便利且不需要交纳运费和山东省内的捐税,所以获利颇丰。聂卡耶夫看不下去了,奉军第65独立师的一大半人都是白俄官兵,大利所在,不赚上一笔实在说不过去。所以,他不经米罗夫的同意,自己成立了1个“第65独立师合作社”,派自己的朋友白俄商人霍金去天津进货。霍金在天津采购了大量烟酒等物资,然后带着聂卡耶夫的命令与“入籍军”天津征兵处接洽,搞到了2辆40吨的车皮,将这些物资运回济南。结果这些物资一到济南,全部被米罗夫扣留没收。聂卡耶夫恨得牙根痒痒,却又无可奈何。从此,聂卡耶夫与米罗夫两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苏俄内战时期,旧俄罗斯军队的状态。)

两人的斗气与大时局相比,自然不值一提。此时,国内时局正发生着最深刻的变化——1926年5月上旬,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冯玉祥于8月中旬自苏联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出师配合北伐。北洋派系的终结之日,已经近在眼前。

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据说正是此次出兵,孙传芳留下了自己的“千古名言”:“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别人骂孙传芳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却搬出当年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对联——“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经过数月的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被迫放弃闽赣,退到江浙,与北伐军对垒。同时,吴佩孚在两湖被北伐军击败,仓惶退守河南。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军队损耗殆尽。1927年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要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他化装为商人,穿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了2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安排在车上的密探亦未发现。孙传芳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作霖挂电话。接通后,他便道:“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两人在蔡家花园见面,孙传芳见张作霖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作霖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

吴佩孚全军覆没,孙传芳羽附奉系,正统的北洋系已被消灭殆尽,作为北洋旁支的奉系登堂入室,成为北京的惟一主人。可惜,张作霖得到的并不是天下,只是岌岌可危的半壁江山。北伐军势如破竹,冯玉祥再度出山,连山西的阎锡山都宣布易帜,改称“晋绥联军总司令”。即便在北京,也有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奉军与北伐军几度遭遇,却非其敌手,任其压迫至陇海线。

此时,张宗昌接到张作霖的命令:火速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率军南下之前,张在济南张庄附近检阅了自己的直鲁联军。这次检阅,不知道自己兵有多少的张宗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出尽了洋相。他坐在主席台上,眼见某司令部的官佐跑步不成样子,举手也不习惯,一开始就很不高兴。随后,有个戴眼镜的军需官竟然用左手敬礼,张怒不可遏,跳起来用主席台上的铜墨盒盖向那军需官扔去,所幸只把眼镜打掉。更可笑的是,这个军需官高度近视,眼镜被打掉后手忙脚乱,连自己的队伍都找不到了。直鲁联军的杂牌部队里很多兵是临时雇来的,因此这些人跑步步伐不整齐,点名时要么没人答应,要么有两人同时答应。更夸张的是,里面还有跛子和瞎子,单独行动不便,于是推推搡搡、拉拉扯扯,简直不成样子。张宗昌看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拍案大骂,停止检阅。

等到检阅白俄军的时候,张宗昌才转怒为喜。白俄军虽然军纪不好,但精神饱满,训练有素。当白俄军独立骑兵团的哥萨克骑兵表演马术挥刀过堑时,张宗昌忍不住用俄语大喊:“好!好!”

虽然叫了两声“好”,但接下来发生的状况又让张宗昌动了大气。当奉军第65白俄独立师接受检阅,白俄兵表演卧倒射击动作时,有1个白俄兵卧倒时腿一用力,裤子竟然裂开了,露出了肉。张宗昌见白俄兵的军服如此破旧,当场骂总司令部参谋长李藻麟:“你他妈的这总参谋长咋当的,让他们的衣服破得这个样子!”接着,他又回头大骂“中国旅”旅长赵亨宝:“你看看!你把我的老毛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山西督军阎锡山,地方实力派中的不倒翁,民国“奇人”之一。

装备了毛瑟手枪和大刀的奉军士兵

直鲁联军白俄军铁甲列车旁,左为持毛瑟手枪的北伐军士兵,中为持苏制莫辛纳甘步枪的冯玉祥国民军宪兵,右为张宗昌白俄军铁甲车队的乘员。

最后训话时,张宗昌把受检阅部队的长官都痛骂了一顿:“你们的司令部是狗屁!什么大学生、举人秀才,念书人,都是狗屁!打仗不顶用!叫你们去送枪也送不到地方!我张宗昌没怎么念过书,不怎么识字,是从血里爬出来的!你们要是占着茅厕不拉屎,就给我挪窝!”检阅结束后,张宗昌下令赏白俄官兵每人四块大洋,其他兵两块,很多人还没有领到。

发动武装起义的上海工人

北伐军的“中山”号铁甲列车

大战在即,即便是这样的部队也要用。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10余万直鲁联军进驻南京、上海等地,援助孙传芳。但北伐军已经完全占了上风。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除外国租界外,上海市区全部被起义工人武装控制了。当时的上海租界,有1支上海万国商团俄国联队,同样由流亡中国的前帝俄军人组成,正守卫着租界的安全。而租界外,张宗昌的白俄军铁甲车队已经接到了镇压命令,直接从铁甲列车上开炮轰击上海工人。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直系、皖系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张克瑶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麾下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3个月也未攻下。当闸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听说北伐军被张宗昌的白俄军铁甲车队阻于嘉兴一带时,竟然于3天内改装出铁甲列车6列,浩浩荡荡开出去支援北伐前线,使北伐军能进占松江等地。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随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烟消云散“老毛子”

此时,蒋介石要求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奉军改称“东北国民革命军”,并承诺由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张作霖对此嗤之以鼻。1927年6月,奉系在北京召开会议,杨宇霆代表张作霖提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抵御南方,因此必须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便号令全国。不过,军阀督帅们就最高统帅的名称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为“临时总统”,有人则建议仍为“临时执政”。这时,张宗昌这个粗人居然说出一番道理:“不如叫大元帅!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有了大元帅的称号,有利于号召全体将士。何况,孙中山在广州也是这样做的!”孙传芳等当即也表示赞同。

肩扛着青龙偃月刀的张作霖卫兵仪仗队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一如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旧例。《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终于坐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他与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却有大总统之实。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军(即五省联军)司令。张宗昌同样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即直鲁联军)司令。这是张宗昌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职位。

转机总是不期而至。当张宗昌被北伐军打得焦头烂额时,国民党内部因蒋介石清党而引发的矛盾不断激化,宁、汉两系陷入分裂。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命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徐州附近,又迎来一场大战。

这一仗,张宗昌输得极惨。白俄军铁甲车队司令车克夫率4列铁甲列车在陇海路归德附近与国民军部队遭遇,结果大败而逃。“泰山”号、“河南”号没能逃回来,落到了国民军手里。车克夫只带着“山东”号、“云贵”号勉强逃回了山东。对此,米罗夫并没有太追究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车克夫的责任,只是将车克夫记大过1次完事。津浦路大厂又改装了2列铁甲列车作为补充,依然命名为“泰山”号、“河南”号。

第65白俄独立师在战斗中受的损失却是不可弥补的。战斗中,师长聂卡耶夫右腿中弹受伤,久医不愈,自膝盖以下被迫截肢。米罗夫借机获得张宗昌的同意,免去聂卡耶夫的师长职务,派自己的亲信马克列耶夫以独立工兵团团长兼“白俄团”第二团团长的身份又兼任了“白俄旅”旅长,最后还兼任了第65白俄独立师师长。同时,米罗夫毫不客气将马克列耶夫的小舅子赵亨宝免职,以自己的亲信接任“中国旅”旅长。从此,米罗夫完全控制了第65白俄独立师。可惜,这些都是无意义的举动,因为这个师不会存在多长时间了。(张宗昌对待因伤致残的聂卡耶夫倒是相当不错。除了赠予一笔巨款外,张还在青岛为聂卡耶夫购置了一处别墅,供他养老。从此,聂卡耶夫离开直鲁联军,再无下落。)

仗打败了,但日子还得过。这时节,张宗昌居然还颇有搞恶作剧的闲情。在徐州时,有一次当地豪绅请客,张宗昌的母亲“祝巫婆”随他一起赴宴。席上有鲜荔枝,张母不知如何吃,索性将荔枝连壳吞下,众宾朋哄为笑传。张宗昌断不能丢了这个面子,于是第二天再摆宴席,将昨日主客统统招来,并嘱咐厨师专门制作荔枝状的糖果奉上。进食时,张母从容自若,仍囫囵吞食。客人因不知就里,反剥壳后食之。张宗昌见后哈哈大笑,遂雪前耻。

撤出徐州的途中,张宗昌遇到一妇人跪在路旁,披头散发,携儿带女,痛哭流涕叙说道:“我的丈夫曾在大帅手下做营长,不幸于徐州拒敌时阵亡,遗下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快救救我们吧!”张宗昌下车好言抚慰,并且立即命随从给她2000块大洋。事后,有人向张建议道:“大帅统兵太多,以后此类事件可以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是否属实,方可避免冒充欺骗之事发生。”张宗昌不以为然道:“人若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谁肯做出这种出丑丢脸的事来?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想必是迫不得已,怎好忍心疑之查之。再说,往还调查,要费多少时日,等到签呈批示以后,恐怕他们全家早就饿扁了。假如你太太也愿意来这么一手,我也照给不误,你干不干?”来人竟一时无话可说。

张作霖可没张宗昌那样的好心情。眼见张宗昌战败,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玉祥国民军再度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这一回,张宗昌麾下的师长潘鸿钧用计,诱使国民军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国民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到济南。张宗昌大胜。

郑金声被押到济南后,张宗昌大喜,一次就拨来伯格曼冲锋枪200支及其它弹药辎重奖励给姜明玉。然后,张宗昌断然下令:枪毙郑金声。众幕僚劝阻,可是张宗昌执意要杀,可怜的郑金生被推出去后即遭枪决。而这一杀,也如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给张宗昌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的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一线。1928年5月,北伐军攻占济南。张宗昌仓促撤退,溃不成军,失去了山东这块地盘,他再也无力继续豢养第65白俄独立师,不得不予以遣散,任其自生自灭。“入籍军”的其他小型军事单位,除铁甲车队外,也随之一同解散。白俄军平时不但残害中国老百姓,也欺压张宗昌所部中国士兵,更加上他们过去待遇优厚,直鲁联军的中国士兵早已因嫉生恨。因此,当白俄兵被遣散之际,中国士兵群起而攻之,白俄军官兵被殴或被杀者甚众。至此,白俄军在中国大地上的雇佣兵生涯基本结束了。

身着安国军大元帅服的张作霖与五子学森(左)、六子学浚(右)

冯玉祥的国民军士兵在集体齐颂《圣经》。

1927年6月21日,蒋介石(右)与冯玉祥(左)平生首次在徐州北伐军总司令部相见,两人貌合神离。

白俄军铁甲车队比第65独立师以及其他小型军事单位多活了几天。1928年6月,属于山东省的4列铁甲列车“泰山”号、“山东”号、“云贵”号、“河南”号与属于直隶省的两列铁甲列车“直隶”号、“湖北”号会合,一起从天津退到唐山以东的古冶车站。张宗昌、褚玉璞败退唐山,米罗夫也开始给自己找后路了。作为张宗昌的老友,米罗夫这些年来获得了张宗昌几乎无保留的信任——被张委以7种职务:山东保安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山东第一兵工厂厂长、德州兵工厂厂长、济南皮件厂厂长、安国军第二方面军(即直鲁联军)铁甲车队总司令、第二方面军帮办、津浦路南段军运监督。但现在,这些职务都帮不上忙。大难临头各自飞,米罗夫丢下张宗昌,自己隐匿到天津英租界。后来,米罗夫跟人合伙开了一家俄式餐馆维持生计,最后不知所终。

北伐军开进济南泺源门的情景。

投奔傅作义后的“湖北”号铁甲列车,车上的白俄军铁甲车大队番号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铁甲车第一队”。

褚玉璞麾下的白俄军铁甲列车司令孙焕洲和张宗昌麾下的车可夫见大势已去,也都丢下部队,逃往天津。没办法,张宗昌只好派曾被撤职的前白俄军铁甲车队司令马来见复任司令,将6列铁甲列车合并指挥。马来见不信任中国人,恐怕中国人当大队长直接指挥铁甲列车靠不住,于是自兼“直隶”号大队长,调“湖北”号大队长杨连庆为司令部副官长,升中校别动队长寿马果夫为“湖北”号大队长,调“直隶”号副大队长刘廷相为“湖北”号副大队长。这些预防措施究竟有没有用,后面发生的事情立见分晓。

6月下旬,马来见命令6列铁甲列车全部往秦皇岛撤退,以“湖北”号殿后。当时,“湖北”号大队长杨连庆还留在列车上,没来得及去司令部就任副官长新职。其实,他是故意不去。杨连庆私下约集副大队长刘廷相和20多名中国籍官兵,到古冶车站附近的高梁地里密谋了一番。他们屡遭白俄军的歧视,早已被欺负惨了。现在直鲁联军大势已去,他们决定倒戈,不再受白俄军的鸟气,也给自己谋个好前程。跟他们一起密谋的居然还有1位白俄军少尉机枪射手巴兰尼。此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也决心跟他们一起走。商量的结果是——“湖北”号不随马来见东开,而是倒戈西行。

当夜12点,杨连庆拉响了机车上水时鸣的汽笛,这是举事的信号。刘廷相派人持枪在炮台车顶升降口把守,以防白俄士兵出入。杨连庆径直去了指挥官车厢,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将“湖北”号的白俄大队长寿马果夫击毙。与此同时,刘廷相、巴兰尼等人在车上突然袭击白俄军官兵。一阵弹雨,十几名不听话的白俄军官兵浑身弹孔倒下,其余的全部俯首听命。杨连庆赶紧下令,以最快速度将“湖北”号铁甲列车开往塘沽车站。

当时,塘沽被阎锡山部晋军的李生达师占领着。车到站后,晋军官兵将“湖北”号团团围住。杨连庆下车面见李生达,说明前来投降和倒戈的原因,并有被打死的十几名白俄军官兵尸体作证。李生达马上给占领天津的上司博作义打电话报告,傅作义命令原车速开到天津。“湖北”号抵达天津北站,傅作义派天津警备司令部交际科长戴锡山到站欢迎。杨连庆向戴锡山报告:车上的枪炮弹药和一切设备完整无缺,请立即派人接收。戴锡山回司令部复命时,杨连庆、刘廷相即到天津法租界教堂后首善里的家中休息。当晚,傅作义约杨连庆到警备司令部面谈,命令将“湖北”号上的白俄军铁甲车大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铁甲车第一队”,派杨连庆继任司令兼大队长。

傅作义嘱咐杨连庆:“张宗昌部队的军用物资,应归奉令肃清张、褚残部的第四集团军白总司令(即白崇禧)接收。你们既是来了,可对外说是自愿投到山西方面的,以免误会。”杨连庆遵令接任司令,中俄官兵全部留用,并提升白俄军少尉巴兰尼为少校机关枪队队长。3天后,他们奉令开往山西大同,归第八师师长徐竞源指挥。等到徐竞源卸任师长,赵承绶部骑兵接防大同,铁甲车第一队改归赵承绶指挥。1930年初,“湖北”号铁甲列车上的中俄官兵一律被阎锡山遣散,改换成晋军官兵操作驾驶。“湖北”号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

开往秦皇岛的那5列铁甲列车,是张宗昌准备做困兽之斗的本钱。张宗昌在德州集合残部,由他本人亲自点名,按名发军饷,每人6块大洋。发完军饷,张宗昌登高演说一番,请各位老乡帮帮忙,说着说着声泪俱下,颇有当年长沙小吴门火车站向敢死队下跪的架势。数万残部,人人为大洋所动,都有愿为张宗昌拼命之意。因为张宗昌从前发饷基本不发大洋,发的都是难以兑现的军用票或山东省银行的钞票。这两种票子信用极差,折扣率极低,且一出直鲁联军势力范围就变成废纸。直鲁联军的一般士兵,除了穿一件破军衣,吃一点杂粮黑面外,从来见不到大洋的面。一旦现大洋到手,个个喜出望外,自然要豁出命去为大帅一战。

不料那天,张作霖派自己的老兄弟、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司令吴俊升到德州来同张宗昌商谈军事。张宗昌同吴俊升在专列上商量完正事,便要来点余兴,叫了一伙妓女来车上玩。事后,张宗昌大手一挥,每人赏100大洋。下车之后,妓女们骤发洋财,逢人就说。风声传到直鲁联军官兵的耳朵里,登时军心大变。刚才那6块大洋激起的效死之心,顿时完全消散。士兵们愤愤道:“咱们卖命的,到手的只有6块钱;她们卖身的,一下子就是100块钱!咱们的命不是命,还不如窑姐儿值钱!他奶奶的,谁再跟他卖命,谁就不是人!是小舅子!”一唱百和,谁也不肯干了。北伐军一到,直鲁联军登时瓦解冰消,溃不成军。好在张宗昌的专列,前后两面都有车头。眼见势头不对,立刻开足马力向后转继续北逃。5列白俄军铁甲列车,全被北伐军缴获。马来见等白俄军官兵先后逃往天津和哈尔滨,张宗昌的白俄军铁甲车队彻底烟消云散了。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在6月4日,震惊世人的“皇姑屯事件”发生了,张作霖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的直鲁联军5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张宗昌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加之直鲁联军军纪实在太差,遂下令不许张宗昌率残部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9月,北伐军占领京津后,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残部。张宗昌明白大势已去,化装后从一条小巷溜出,找到一条小渔船,从滦州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5万人在直鲁联军第六军副军长徐源泉的率领下向白崇禧投降,被白崇禧全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8军。

北关站前土一杯

张宗昌督鲁三年聚敛的钱财,悉数存在大连日本正金银行。去日本之前,张宗昌前去提取存款,日本正金银行如数照付。付给张宗昌的不是别的,正是日本正金银行从前以贱价收购的直鲁联军军票和山东省银行钞票。日本人按照票面价值一分不少地给了张宗昌一大堆废纸,张宗昌大呼上当,却不敢跟日本人计较。不但他本人,他部下的贪官污吏们,搜刮来的钱财也多存在日本正金银行,无不大吃其亏。前山东省教育厅长、教张宗昌作诗的那位清末状元公王寿彭,正是因此活活气死的。

张宗昌流亡日本,仍不甘失败,寻机卷土重来。几年间,张宗昌一直在日本耐心观察国内局势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电邀他立即返国。此时日本人也在极力拉拢寓居东京的张宗昌,不过张宗昌还是决定返国。临行前,张宗昌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咱家可不会钻烟囱(指做汉奸)。”

张宗昌回国后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心中最盼望的还是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他可不会给张宗昌卷土重回山东的机会。1932年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会议。经“倒戈将军”石友三介绍,张宗昌在会上结识了韩复榘。石友三又是一番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拜为异姓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两人酒酣耳热之际,张宗昌在席间向老弟韩复榘道:“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赔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2天后,韩复榘从北平返回济南。又过了几天,张宗昌收到韩复榘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邀他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自觉机会来了,决定南下山东。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母亲“祝巫婆”,下野的北洋元老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人,全都反对他回山东。但张东山再起之心急切,一意孤行,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来作陪。几天下来,没听到韩复榘提起“共谋大事”的张宗昌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强打精神,与韩复榘等人宴饮应酬。一天,韩复榘请张宗昌看戏。张入座稍迟,到包厢后,韩的夫人纪甘青给他让座,自己到另一个包厢去了。张宗昌见她走了,便戏谑地对韩复榘道:“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韩复榘遂坚定了杀张宗昌之心。

张宗昌下野后的西装革履像

张宗昌(中)、张学良(右)和褚玉璞(左)的合影,可见“张长腿”名不虚传。

某日酒过三巡,韩复榘提议:“听说效坤先生精于枪法,能双手持枪并发,请一试,以开开我辈的眼界。”张宗昌一口答应,拔出随身携带的新式德国造手枪,连发数枪,枪枪命中靶心。表演完毕,张将佩枪随手放到桌上,满座品客都称赞张宗昌枪法妙绝,韩复榘则把玩起张宗昌的佩枪,连称此枪设计制造精巧。张宗昌一贯豪爽,对韩复榘道:“你若喜欢这枪,就奉送给你了,怎样?”韩复榘连忙称谢,将此枪收了起来。将自己防身用的佩枪送人,张又为自己的结局埋下了一道伏笔。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北平那边,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了一通电报,假称张宗昌母亲“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第二天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事实上,早在张宗昌来济之前,韩复榘亲自赶到泰山普照寺,与再度下野、正在这里隐居的冯玉祥密商杀张方案,决定由冯玉祥旧部将领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去刺杀张宗昌。郑继成,济南城北华山人,现任山东省议员,系当年国民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的侄子,也是他的过继儿子。当年郑金声被张宗昌下令枪决,郑继成就发誓要为嗣父报仇。如今机会来了,郑继成欣然领诺。

9月3日,郑继成与好友陈凤山提前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当天下午,张宗昌带了2个护兵来此乘车,返回北平。5时,韩复榘通知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送行。开车前,张宗昌站在车厢口向送行者招手告别。陈凤山突然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举枪瞄准张宗昌,大喝道:“我打死你个王八蛋!”但枪未打响,子弹意外卡壳。张见势不妙,随身携带的新式德国造手枪又在宴会上送了韩复榘,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餐车尽头,张宗昌启门跳下,向北逃命。郑继成、陈凤山紧追不放,追至三站台北面第七股道时,郑继成瞄准了张宗昌,连向他开数枪。张被击中要害,随即毙命,终年51岁。

郑继成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顿时成为民众心中的侠士和英雄。山东各界纷纷电请国民政府赦免郑继成的杀人罪。经冯玉祥等人奔走襄助,翌年1月,郑继成被赦免,后保送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抗日战争开始时,郑继成还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麾下任军法总监。

张宗昌被刺杀后,尸首横在露天地里,参谋长金寿昌花钱都雇不到人搬运尸体,棺材铺的老板也不愿意卖给他棺材。后来还是主持谋杀的韩复榘出面,叫人替张宗昌收了尸。张宗昌暴尸一天后,移柩济南安徽乡祠。没想到,张宗昌停尸在济南安徽乡祠的消息被报纸披露,安徽人民立刻发来抗议函,函云:

“报载张宗昌在济被郑枪杀,停尸安徽乡祠等讯,不胜愕异。张宗昌之生平及其被杀事实,盖棺已有定论,凶手郑继成,光明磊落,悲壮动人,不失为豪侠之士,社会已极注意。安徽乡祠,何等庄严之地,而为张某停尸,特此函达贵会,询问借用之理由,以表乡人之异议。真相不明,舆论可畏,敬希查照见付为荷!”

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灵柩由一辆铁皮闷罐车运至北平。经张学良等人会商,将其葬于北平西郊香山。有记者评论道:“一世之雄,到头来亦不过一抔黄土,功名富贵亦不过过眼烟云。”

张宗昌的故事终于结束了。时至今日,张宗昌已经被完全脸谱化和概念化。影视、小说、评书、相声中那个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粗枝大叶、骄奢淫逸、胡作非为的大军阀必定是他,而且他还是个如假包换的乡巴佬,土包子戴花的滑稽人物。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写到这里,本人仍以大文豪林语堂先生所写的《忆狗肉将军》一文,为张宗昌的一生作结:

“‘狗肉将军’张宗昌死了……然而狗肉将军的死,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现代所有显著的、传奇的、封建的和不顾羞耻的统治者中最显著的、最传奇的、最封建的,而且我必须说,最率直而不顾羞耻的一个。”

张宗昌的宿敌——“基督将军”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