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明代中期名将）
王越简介
王越：王越（1426年12月3日 －1499年1月12日），初名王悦，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明朝中期名将、诗人。景泰二年（1451年）登进士第，授御史。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明宪宗时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以功封威宁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另两位为王骥、王守仁）之一，世称“王威宁”。亦为首任三边总制。成化十九年（1483年）权宦汪直被贬后，遭夺爵除名，谪居安陆。明孝宗即位后获赦回乡。后以左都御史衔致仕。弘治十年（1497年）起复原职，并加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其后兼制延、宁两镇。次年于贺兰山击破鞑靼，以功进少保兼太子太傅。旋受命经略哈密。弘治十一年十二月（1499年1月）在甘州逝世，年七十三。追赠太傅，谥号“襄敏”，后世称其为“王襄敏”。
王越传记——
大明帝国中期，虽有“远迈汉唐”的豪气干云，但也有土木堡之变的奇耻大辱。也就是在明帝国中期，涌现出一大批有领兵将才的文臣，他们成为大明帝国的边防支柱，逐渐洗刷了土木堡之变的耻辱。其中战功最为显赫的当属“三王”——正统年间的王骥、成化年间的王越、正德年间的王守仁（即王阳明），他们皆以军功封侯。在“三王”中，王越长期出任明朝的重要地方领导，也曾作为明军高级指挥人员直接参与作战，更先后在北部和西北边境取得不俗战绩，其中就包括红盐池和威宁海大捷。但他同时也因为交好宦官而倍受士大夫阶层的歧视。通过回顾这位在当时就饱受争议的戍边名臣、西北名将——王越的一生，我们可以领略到明朝中期以来，在帝国北部边防上遇到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也能透见明帝国军队的指挥运用体制。
边关告急
在说王越这个人之前，还得先说一下明帝国中期所面对的北部边防形势。宣德元年（1426年），明帝国进入了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统治时期。帝国结束了从朱元璋统一天下到朱棣南征北伐的激情岁月，走向了宣德盛世。但朱瞻基在登基之初所面对的形势却不那么稳定，在帝国的内部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在永乐年间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储君之争。这场皇室内部的争斗并没有随着明仁宗朱高炽的登基宣告结束，仁宗皇帝死后，这个隐患反而迅速爆发。于是，在朱瞻基登基之初就爆发了汉王之乱。这对于年轻的宣德皇帝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因为这时朱瞻基才二十七岁，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天子。而与之相对的，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早在靖难时期就是朱棣军中的勇将，可谓身经百战。
不过在危机面前，朱瞻基反应极为迅速，他第一时间就领兵平定了汉王之乱。叛乱的迅速平息对其他那些对皇位怀有想法的诸王无疑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但对于宣德皇帝来说，内忧解决了，外患依旧存在。此时帝国北方的蒙古诸部，虽然被宣德皇帝的祖父朱棣多次出击逐渐削弱，但由于种种原因却远远没有达到衰弱的地步。而这时的明帝国财政却已经接近崩溃，朱瞻基无法像他的祖父一样耀兵塞外，只能收缩帝国的北部边防线，于是在明军收缩防线之时，蒙古诸部趁机开始向南渗透扩张。
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蒙古兀良哈部落集结上万骑兵，一路南下突破大宁，经会州，兵峰直抵宽河（今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这时的宣德皇帝正在巡视边关，驻跸在石门驿（今河北遵化市西南）。明军将领迅速请求宣德皇帝征兵备战。
为什么面对一万多蒙古骑兵，明帝国需要征兵备战呢？这就跟明帝国前期的边防军制有关了。按理说，边境应该时刻保持充足的兵力，但是明帝国前期的边防制度并没有使用大规模常备军戍边。当时实行的是卫所制度，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五千六百人。卫下有千户所（统士兵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设百户所（统士兵一百一十二人）。卫军实行屯田制度，卫所的后勤补给依靠地方供应和卫所屯田相结合。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洪武至永乐年间，全国军屯有八九十万顷。所以，秋季对明军来说，恰恰属于农忙季节，也就是兵力吃紧的时候，于是明代又有专门的班军制度，以填补京师北部的兵力缺口。因此遇到大股敌军自然需要征兵备战了。
宣德皇帝对这个情况自然也是知道的，他对下属说：“兀良哈敢于这个时候犯边，是因为他们判断我们在边地没有设防，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突然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据宣德皇帝的分析，喜峰口路途险隘，只有单骑勉强可以通行，如果等待各路军队到达才发起反击，无疑会大大贻误战机。所以他决定亲自带三千扈从劲旅星夜出发、先行出击，这样就能出其不意地将蒙古人击败。明军将领听到这个设想都表 示反对，因为以三千骑兵对阵上万兀良哈骑兵，风险极大，而带队的指挥官又是安危关系天下的帝国皇帝。但是宣德皇帝坚持己见，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三千精骑足以当万骑。他力排众议，命令三千精锐骑兵每人准备两匹战马，携带十天干粮待命随时准备出发。九月初六夜，三千骑兵连续奔驰四十余里，在早晨的曙光刚刚初露大地之时，已经到达宽河，距离兀良哈的营地不到二十里，明军的后续部队则在这支精骑后面快速跟进。兀良哈远远望见明军人马，发现人数很少，以为只是附近一般的戍边部队，便轻率地率兵来攻。宣德皇帝指挥骑兵从两翼对兀良哈军队发起夹击。明军将士箭如雨下，并使用神机铳对兀良哈人射击。在明军炽热的火力下，兀良哈军很快就死伤惨重。这时宣德皇帝带领数百精骑突入敌阵，弓马娴熟的宣德皇帝甚至亲自张弓射杀兀良哈前锋三人。兀良哈军队的士气本已发生了动摇，现在又透过晨光看到明军战阵中耀眼的黄龙旗，霎时间士气彻底崩溃，纷纷下马请降。宣德皇帝未被眼前的敌军所迷惑，他在命令军队接受投降之后，又迅速指挥军队继续追亡逐北，清剿残敌，直到大获全胜才回到京师。
《入跸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可惜的是，这是明宣宗最后一次领兵作战。此后由于国力的限制，明宣宗时明朝的边防政策全面转向防御，明军对塞外的主动干涉渐渐停滞，明帝国的军事实力也开始走向衰落。
明帝国的战略收缩虽然始于宣德时期，但造成战略收缩的政策性失误却是永乐皇帝做出的。这就是永乐皇帝最受争议的一项军事举措——内迁大宁卫！
大宁，“居宣、辽之肘腋，为燕、蓟之屏翰”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 》），控制着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直接为燕蓟的外部防线。但在永乐初年（1403年），朱棣将大宁都司内迁，使西部蒙古可以毫无障碍地向辽东发展。原先位于潢水流域的朵颜三卫在明军内迁时，也顺着内迁的轨迹迅速南下，成为第一批进入这个区域的蒙古部落。南迁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直接将位于大宁都司西面的开平卫彻底暴露，所以一旦大宁内迁就意味着放弃开平，而开平（即元代的上都）的位置同样紧要，“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 ）。
当然，朱棣也是知道开平卫的重要性的，他曾说：“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 （金幼孜《北征录》 ）但是在永乐元年放弃大宁， 以及永乐二十年（1422年）阿鲁台袭陷兴和城后，永乐皇帝还是将兴和守御千户内迁进入宣府，这样就使得开平所处的局势更为艰难。当然朱棣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归根到底，这都源于靖难之役导致的明帝国北部边防力量被削弱。朱棣的设想很可能是暂时将边防线变为羁縻，交给忠心的异族守卫，作为帝国的屏障，日后再图恢复。但是由于他在北征回师途中去世，一切都成了泡影。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总之，在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内迁开平卫于独石堡，这使得明朝丧失了三百里的纵深，并直接使宣府成为第一道防线。这对于明帝国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北方屯田的收益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塞外驻军的大量后勤供给，对于明朝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开支。在永乐五次北征之后，明朝的财政已经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对于帝国最高负责人宣德皇帝来说，最好也是最有效的举动就是大幅内缩，大力节流，而北部的紧缩防卫政策无疑能大大缓解财政紧张。在此期间，明帝国的体制也开始由战时的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制，而文官体制无疑是内敛、反对扩张的。所以明朝自宣德开始就进入了全面的内敛时期，在军事上就表现为防线全面向内紧缩，从主动向塞外干预变成被动的防守。
也就是在这种边防态势下，在王越踏入仕途之前，发生了一件震惊华夏的大事。公元1449年，在帝国的北部，意气风发的正统皇帝朱祁镇所率亲征军在土木堡被十多万瓦剌军队伏击、包抄和歼灭，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建国不到百年的明帝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兵部侍郎于谦发出“言南迁者，可斩也”的誓言，并拥立正统皇帝的弟弟朱祁钰登位，是为景泰皇帝，以稳定军心士气，更调集军队向京师集中稳住了局面。其后，他又与石亨精诚合作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并在此战中重创了也先主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一举改变了明朝的国运。于谦也因此被誉为“救时宰相”。“土木堡之变”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此战中武人勋贵近乎全军覆没，再也不能与文官同朝争锋，导致文武之势彻彻底底地拉开，从此文人领兵逐渐成为常态。
当然，文人领兵有文人的局限性，他们在领兵作战上的确有不如一线武官的地方，在指挥上出错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对明军的士气、对武人的地位自然有极大的损害。不过也存在大批有将才的文人，再加上文人领兵不会出现令历代君王头疼的割据兵变等问题，所以这其中的得失难以衡量。无论后人怎么看，在当时，文人充当大军统帅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现实。
明宣宗登位的同一年，河南大名府浚县的一个医学世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王越。王越的曾祖父曾被朝廷表彰为义民，祖父则做过朝廷的医学训科（一个不大的官职），而父亲没有任何官职。可以说，基本上他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耕读世家，这种家庭也承担了明帝国大部分的人才输出。王越十岁之时，父亲王颐为其扶乩，其年谱谓：“公初名悦，关武安王降笔改云：‘喜悦之悦不若超越之越，字世昌。’其名皆神所命云。” 这其中自然有后人为之攀附之嫌，但也可以作为王越早年生平的一个记述。少年王越极为热爱历史并苦读兵书，史书记载：“少年寒窗苦读时，有感于两宋之灭亡，胡虏入侵的仇恨时常愤懑于胸，所以苦读兵书，希望有所作为。”他在业余还喜欢射箭，并留下善射的美名。
在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景泰元年（1450年），王越参加顺天府举行的乡试取得第三名的成绩。次年，他参加了会试，名列第三十三名。王越在考试中还遇到了一桩奇事。在廷试时，他的卷子被大风吹上了天，不知所踪，多亏当时的礼部尚书胡濙去内阁拿了纸替他折成卷子，才避免了终极尴尬。顺带一提，与王越同期的 进士马文升、秦竑、余子俊也都成了一时名将。
明代乡试试卷
在这之后，王越正式进入了大明的官场。当时他才二十五岁，正是年轻之时。最开始他的职务与他早年的抱负不尽相同，只是出任监察职务，担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在第二年，他又作为巡按御史巡按四川。巡按御史又叫“巡方御史”，俗称“八府巡按”，其职责是代天子出巡，专门负责监察，一般不理其他事务，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极大。这是很多文官都常走的路，后来的名臣如胡宗宪就做过巡按，并曾单骑平定兵变；明末名将熊廷弼也做过辽东巡按，更因敢于弹劾总督蹇达、总兵官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的行为而受到朝野瞩目。
但王越显然没有他那些后辈的运气，景泰四年（1453年）发生的一件事就差点使他丢官。是年，王越的父亲王颐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巡按陕西任上的王越连交接都未做就匆忙赶回家中奔丧。这样一个不符合制度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御史言官的弹劾，但景泰帝原谅了一个孝子的急切心情，赦免了他的罪过。之后，王越又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他的上司对他很赞赏，将公文都交给他处理。可以看出，当时的王越已经有了极强的政务才能。
再四年之后（1457年），天顺初，王越被越级提升为山东按察使。按察使管理一省的刑法事务，职权不小。虽然得到了越级提升，但如果照此路线，王越的人生轨迹恐怕很难与名将联系上。然而王越却在这时获得了一个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机会：朝廷要任命他为大同巡抚！
夺门之变
大同是明帝国的九边重镇之一。明朝在驱逐蒙元、定鼎中原之后，逐步加大了对蒙古各部的征伐，并依托长城建设军事防线，以保障中原地区的战略安全。从最东面的辽东镇至最西面的甘肃镇，共有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在明朝初年，九边以宣府、大同和西北为紧要，其中宣、大为最紧要所在。因为宣府和大同长期处于对抗蒙古的前沿，在当时巡抚领兵已经成为常态，所以大同巡抚这个职位意味着王越开始走上了领兵作战之路。
九边
辽东镇：总兵初驻广宁（今辽宁北镇市），隆庆后冬季驻东宁卫（今辽宁辽阳市）。管辖的长城东起丹东市宽甸县虎山南麓的鸭绿江畔，西至山海关北锥子山，全长九百七十余公里。
蓟州镇：总兵初驻桃林口，后移迁安寺子峪（也称狮子峪），天顺年又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境内）。管辖的长城最初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原名灰岭口），自增设昌平镇后，西改至慕田峪（今北京怀柔区境），全长八百八十余公里。
宣府镇：总兵驻宣府卫（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县）。管辖的长城东起慕田峪渤海所和四海治所分界处，西至西阳河（今河北怀安县境），全长五百一十多公里。
大同镇：总兵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县东北），西至鸦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口子村东山），全长三百三十多公里。
太原镇：总兵初驻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后移驻宁武所（今山西宁武县）。管辖的长城西起河曲（今山西河曲县旧县城）的黄河岸边，经偏关、老营堡、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东至太行山岭之真保镇长城，全长八百多公里。因该段长城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的内侧（南边），故又称为内长城，而偏头、宁武、雁门三关也就合称为内长城的“外三关”，在东边的蓟州镇与真保镇的居庸、紫荆、倒马三关就为“内三关”。
延绥镇：总兵初驻绥德州（今陕西绥德县），成化以后移治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市）。管辖长城东起黄甫川堡（今陕西府谷县黄甫乡），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全长八百八十多公里。在大边南侧另有“二边”，东起黄河西岸（今陕西府谷县墙头乡），曲折迂回，西至宁边营（今陕西省定边县）与大边墙相接。
宁夏镇：总兵驻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管辖长城东起花马池，西至宁夏中卫喜鹊沟黄河北岸（今宁夏中卫市西南），全长约一千公里。
固原镇：总兵驻固原州（今宁夏固原市）。管辖长城东起延绥镇饶阳水堡西界，西达兰州、临洮，全长约五百公里。明后期改线重建，西北抵红水堡西境与甘肃镇松山新边分界。
甘肃镇：总兵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市）。管辖长城东南起自今兰州黄河北岸，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全长约八百公里。
大同镇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宣誓北伐，八月，明军进入大都城（今北京），元顺帝北逃。洪武二年（1369年）一月廿五日，左副将军常遇春率师攻大同，元守将竹贞不战弃城而逃。至一月底，山西全境尽为明军占据。大同在洪武四年（1371年）置大同都卫，治白羊城（今左云县东5里古城村）。洪武八年（1375年）改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徙治大同。初领卫二十六，管辖范围：东至北京的居庸关；西迄黄河转弯处的偏关、保德；北临丰州滩，即今呼和浩特地区；南抵雁门关，东西延绵千余公里，南北亦有数百公里。其范围之大，实属九边之首。后领卫十四，有大同前卫、后卫、左卫、右卫，以及阳和、天成、威远、平鲁、云川、玉林、镇鲁、高山、宣德、东胜卫。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分守冀北道，驻大同。
大同这样的防御要地自然是需要重兵防守，而作为统治者的朱元璋不放心将重兵集团长时间交给手下的武人。经过谨慎思考，朱元璋决定将自己的皇子分封到北地，担任塞王，以保卫帝国的北部边境并避免军权落于外人手中。他将诸子分封为亲王，分驻在全国各战略要地，其封国星罗棋布。这些封藩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在边塞，分别授以兵权，如西安的秦王樉、太原的晋王
、北平的燕王棣、大同的代王桂等，他 们驻守北方，节制沿边兵马，防御蒙古，号称“九塞王”，其护卫军特别多；另一类则分驻于内地各省，如开封的周王、武昌的楚王、长沙潭王、青州的齐王等，用以监督地方官吏。当时大同的塞王是朱桂，朱元璋的第十三子。他于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十八日由郭惠妃所生，于洪武十一年封为豫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十三日又改封为代王，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就藩大同，成为九塞王之一。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实际上起着地方“小皇帝”的作用。据《明史·列传第五》载，代王妃为中山王徐达之女，其姊即仁孝文皇后（朱棣之妻）。由于这层关系，朱桂在朝内外均有一定实力，史书上还说他“性暴，建文时，以罪废 为庶人。成祖继位，复爵。永乐九年（1411年）条桂三十二罪，醮让之，召入朝，不至；再召乃至，遂革其三护卫……”其桀骜不驯即可显见。靖难之后，朱棣撤销了塞王的军事领导权力，改用总兵。
明长城
永乐六年（1808年），置巡抚都御史。永乐七年（1409年），明廷置大同镇，设镇守总兵官，为镇之最高指挥官。大同镇，分为四道，辖九路，分边总计五百六十里半，驻军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员、战马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四匹。
不过王越得到这个机会还需要从朝廷的政治局势讲起。当时被软禁多年的太上皇——前正统皇帝朱祁镇，成功地通过“夺门之变”再次成为帝国的统治者。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与景泰皇帝朱祁钰迎回了被俘的正统皇帝，但迎回之后却将正统皇帝软禁在南宫。守卫南宫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靖远伯王骥。王骥因为在正统年间的南征麓川之役中大放异彩，成为当时文臣领兵进而封爵的典范。
本来，景泰皇帝可以高枕无忧的，但是有两件事阻断了他的皇帝路。
明英宗像
第一件，景泰皇帝在上台的时候被立为监国，太子是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作为一个皇帝，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于是，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泰皇帝正式废除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这个决定当然是不可能告诉太上皇朱祁镇的，但是朱祁镇还是在七月初二获知了这个消息。当时宫中在为东宫庆生，朱祁镇听到声响，就向身边的太监询问宫中发生何事。太监告诉他在为东宫庆生，朱祁镇反驳道：“东宫的生日是十一月初二。”话刚一说出口朱祁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从此朱祁镇与弟弟彻底变成敌对关系。但是，景泰皇帝唯一的儿子在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二年便夭折了，这对景泰皇帝来说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成为他统治的重大隐患。
第二件，景泰皇帝自身的身体每况愈下。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皇帝病重，朝中一直就有的复立朱见深为储君的呼声也再次高涨起来，连于谦都站出来提议复立朱见深，但景泰皇帝还是不同意， 说自己只是小恙，不日就可重新上朝。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景泰皇帝余日不多，于是一场宫廷阴谋在暗地里酝酿着，其主要策划者是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
石亨是北京保卫战的一线总指挥，与于谦携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在战后被封为武清侯。石亨在战后想方设法地讨好于谦，向皇帝保荐于谦的儿子为千户，但于谦毫不犹豫地在景泰皇帝面前推辞掉了。本来于谦在战后多次推掉景泰皇帝给他的赏赐，所以这次推辞景泰皇帝并不感到意外，但是于谦在推辞的同时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即使我的儿子求官也是向皇帝求，何必假手于石亨？”很明显，作为文人的于谦根本不屑于同大老粗石亨扯上关系，更不要说接受他的恩惠。石亨听到这个消息心中自然是很不痛快的。另一件事则让石亨对于谦不仅仅是不痛快，而是产生了怨恨。石亨的从子石彪在北京保卫战中战功赫赫，但为人比较贪婪而且暴戾，作为传统文人的于谦当然不能容忍他，于是一封奏折将石彪调到大同前线，这使石亨对于谦由敬转恨。
当然，石亨作为武人无法和于谦发生冲突，也没有发动政变的机会。然而于谦得罪的人恰恰不止一个石亨。
于谦作为提督京营的文臣必须同当时的监军曹吉祥有交集，但是于谦同样看不上身为太监的曹吉祥，于是彼此间矛盾日深。而在政变中，曹吉祥的作用恰恰是最大、最不能低估的。身为文臣的徐有贞同样被于谦得罪过。当时徐有贞想让于谦推荐他，但于谦却对景泰皇帝说“徐有贞虽有才能，但是为人奸邪”，徐有贞从此恨之入骨。
所以在景泰帝病重之时，三人逐渐走到一起组成了政变集团。作为政变集团中头脑最灵活的徐有贞自然是预谋团体的“大脑”。不过发动政变是需要兵的，怎么将兵调到大内之中，直接关系成败。徐有贞就找到一个绝妙的借口——边关告警。这样，作为监军的曹吉祥就可以调动军队进入大内。这时守卫南宫的王骥已经成了政变的一分子。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四更，石亨带人撞开南宫宫门拥立朱祁镇复出。在第二天朝会的时候，众人看到皇位上的人换成了太上皇，都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徐有贞立刻带头向明英宗朝拜，一场政变就此完成。此后，于谦被冤杀，景泰皇帝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场政变之所以能成功可以说是三方合力的结果，缺了任何一方都不可。通过这次政变，也可以管窥明军指挥体系以及兵力调动的流程与细节。
明代对军队的管理，基本上是由武官、文臣、宦官三方面共同牵制。明初，将原来由大部督府掌管的武官任免、考绩、荫袭，以及军队的训练、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等军事行政工作划归兵部掌管。兵部作为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关，以兵部尚书为首长，兵部尚书由文官出任，其副职为左右侍郎，下面设有武选、职方、车驾、武库 四司。武选司掌控卫所军士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职方司掌控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车驾司掌管卤薄、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司掌管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五军都督府仅保留统率全国军队的职权。
明代宦官与军队（《入跸图》局部）
明朝中期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由兵部尚书为提督，比如正统年间的王骥、景泰年间的于谦。除了中央的兵部外，都察院系统的巡抚都御使和各省提刑司的分支机构——兵备道也有统兵权。所以如前文所说，大同巡抚能够领兵。
武职官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坐衙官，包括南北两京的五军都督府，中都、兴都留守司及各都司、卫所的武职官员；另一类为坐营官，包括京军的三大营，后来的十团营和十二团营。明代在前期和中期都是以这套系统为主。
军队又分为京军和外面的卫所。以京营为例，以武官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杨洪、安定侯柳博为总兵官，负责实际指挥训练十团营；又以宦官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同时任命文官兵部尚书于谦为提督，所以是三位一体的指挥体系。正统二年（1437年），讨伐蒙古朵儿只伯部落便是由中军都督任礼为平羌将军总兵官，以太监王贵为监军，以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从三方面关系上可以看出，用文臣制约武官，又用内臣（宦官）作为监军制约作为外臣的文官。内外关系是相对的，武官是外，文官是内，宦官 是宫官，故总的来说是以内制外。
夺门之变中，文官方面于谦没有参加行动，所以成为牺牲品。内臣曹吉祥和勋贵石亨联手，以边关告警为由才能调动军队，说明明朝的军事调动体系极为严密。
明英宗的被俘和第二次上台源自武力，因此上台后对军机要事很是重视。大同作为明朝和蒙古部落对抗的前沿，自然需要熟知兵事的大臣镇守，之前的大同巡抚韩雍也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人才。在《剑桥中国明代史》里都提及：“15世纪后期的几个最能干的军事领袖，都是如16世纪初期最著名的王守仁那样，是科举出身和从其他行政职务转任军事领导的人。突出的例子有韩雍（1422—1478年）、王越（1426—1499年）、项忠（1421—1502年）和马文升（1426—1510年）。”但政权变动后，韩雍被召回，朝廷急需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新大同巡抚。连明英宗自己都说：“怎么才能再求得一个像韩雍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紧要的职务呢？”
这时，内阁大学士李贤推荐了王越。李贤可以说是明帝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良臣，《明史》对他的评价是“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不过，此前王越从未涉及过兵事，而大同巡抚是全国最要紧的职务之一，所以英宗对这个推荐也不放心。他决定召见王越，好确定王越是否担得起这个职责。
面试一开始，王越就给了明英宗一个大大的惊喜。当时王越穿着一套“短袂”见驾，所谓“短袂”就是便于行军打仗的武人衣服。王越的相貌同样令英宗眼前一亮。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提到：“公广额丰颐，而骨气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纹五条，右颐有一黑子，音吐如钟。” 意思就是：王越仪表堂堂、身材挺拔、气质庄重、声音洪亮。明朝的审美讲究身材高大、四方脸长胡须，王越在当时绝对算是帅哥。明朝选拔官员也很重视仪表，当时的史料记载“朝廷用人，多取仪表”。
当然，仪表堂堂的王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擅长论述兵事。他谈起边关兵事来头头是道，于是英宗在熟识良久后说：“是爽利的御史，现在可以作为将才使用。”并正式任命他担任右副都御史大同巡抚。
大同巡抚
就这样，三十七岁的王越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来到大同之后，立刻整顿兵事、缮修器甲、精简兵卒、减课劝商。他在大同巡边之时，还遇到了一件堪比当年李广智退匈奴兵的事。当时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一千兵巡边，突然遇到大队蒙古骑兵。 朱永当场吓得惊慌失措想带兵撤退，王越马上厉声回答他：“如果我们被敌军赶入城，导致城池失守，这个罪责由谁承担？”朱永立刻不敢再说撤退了。
王越接着命令士兵上山列阵。蒙古人看到明军阵形紧密，不敢轻易出击，双方就这样对峙着直到黄昏。这时王越看到蒙古军队有所松懈，抓住时机命令士兵下马，马衔枚，军队保持队形，悄无声息地鱼贯而行。王越则亲自带着三百骁勇殿后，其余士兵由朱永带领向前行进，王越还规定所有士兵不许回头看，否则斩首。
就这样，明军硬是从蒙古军队的眼皮底下从容撤走。到了城里，明军点查人数发现未少一人。事后，王越对朱永解释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只能不动声色地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样才能逃脱。”这件事展现了王越治军的严整，以及临阵不乱的良将气质，甚至连武人世家出身的朱永都自叹不如，足见王越的智勇。
王越在大同的表现获得了朝野的赞赏。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登基后，王越生病回到京师，刚刚登基的皇帝马上命令太医去医治，并派遣宦官代表皇帝去探视。这在当时是极高的礼遇。王越病愈之后在兵部视事，但他始终是沙场将帅，适合他的地方是充满危险和机遇的战场，而帝国的西北边防线也开始告急了。
明帝国西北边防问题的关键是河套。河套自古就是中国漠南军事要地，黄河经此成一大弯曲，秦、汉称河南地，自明筑榆林长城后，始称河套。河套平原一般指自青铜峡至宁夏石嘴山之间的银川平原的“西套”，以及内蒙古部分的“东套”。有时“河套平原”也被用于仅指东套，和银川平原并列。“东套”又分为巴彦高勒与西山咀之间的巴彦淖尔平原的“后套”，以及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即敕勒川、呼和浩特平原）的“前套”。
河套北通塞外，南临关中，西邻甘凉（今甘肃张掖、武威地区），东连幽燕（今河北一带），为古都长安北方藩篱，燕京翼侧屏障。战国属赵；秦属九原、北地等郡；汉属朔方、五原、西河等郡；西晋为羌胡地；东晋时匈奴人据此建国，号夏；唐属关内道；北宋大部为西夏的河南地；明属陕西布政使司。这里依山阻河，形势险要，而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史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说。
但是在明朝中期，河套地区却成了明帝国西北边防的“溃疡”。明初，元朝残余势力占据东胜州。洪武四年，明军进驻东胜州，并将东胜州改为东胜卫。东胜卫，历史上属云中郡所辖。云中郡，始建于战国，秦汉因袭，始终为抵御匈奴的第一线。从汉代开始，云中与东边的定襄、西面的朔方、五原等四郡共同构成屏蔽河套、抵御北 方游牧民族的西北防线。围绕着河套地区，汉民族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多次爆发战争。久通兵事的朱元璋知道河南地（也就是河套）的重要性，所以在明初就开始对河套地区进行经营。但是明朝对河套的经营却显得极为坎坷。
明清时期的河套地区
东胜卫地处黄河东流转向南北流的河曲东岸，扼控河套地区，与开平卫、大宁卫一道为防范蒙古诸部南下的战略要点。明帝国在洪武二十五年，又分别设置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属于行都司；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撤销了中、前、后三卫，仅保留左右二卫；永乐元年二月又将左卫迁徙到卢龙县，右卫内迁到遵化县，至此东胜卫实际上名存实亡。一直到了正统三年（1438年），才复置东胜卫，但不久之后又再次撤废。而东胜卫的内迁，使河套一线漏洞百出。
但是为什么明朝会内迁东胜卫呢？答案是现实的财政压力。如前面所说，明朝的财政体系极为简陋，军队的供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身屯田。东胜卫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军粮转输艰难，损耗巨大，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虽然明朝曾大力推行军屯，企图以军养军，但军屯成效不大则 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中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东胜诸卫的驻守成本必然很高，长此以往，很可能成为西北边防的包袱，所以明帝国只能内迁东胜卫。
明军内迁后，留下的膏腴之地自然会由蒙古部落来填满。首先进入河套地区的就是鞑靼部落。在正统初年（1436年）就有蒙古部落进入河套地区，当时规模还不大，但到了土木堡之变后，帝国北方边境局势由于瓦剌的攻击而显得遍地狼烟。河套问题渐渐成为摆在明朝君臣面前的一个重中之重。这时的蒙古瓦剌部因为首领也先之死而渐渐走向衰落，鞑靼部落趁势而起，填补了瓦剌人留下的空白。当时鞑靼处于“赛特”（意为“贵人、贵族”）专权时期，所谓的大汗只是赛特们手上的玩偶，以至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换了三任大汗，其中更有十多年汗位空缺。而蒙古部落内部争斗中的失败者，往往南下河套平原舔舐伤口，休养整顿，与明朝互市进贡的同时，也窥伺着一切可以入侵的机会。
而明帝国的应对措施就是“搜套”，将蒙古人强制驱逐出河套。从英宗复位之后就开始商议“搜套”，天顺八年（1464年），延绥西路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上书，提出会同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张泰、镇守宁夏太监王清和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徐廷章 共同出塞“搜套”。他还提出具体的时间在春初河畔草枯之时，调集宁夏和偏头关军马各从便路过河，“捣其巢穴、绝其种类”。但是，房能的提议遭遇了兵部侍郎王复的反对，王复认为：“七百里趋战非宜，且恐以侥幸启衅。” （《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英宗于是取消了这次“搜套”行动。
“开中法”
明军的后勤补给除来自军屯，以及朝廷的直接分拨外，还来自“开中法”。“开中法”也是明朝维持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所谓“开中法”，指的是征集商人在边地屯田，收入的粮食就近交库，充作军粮。政府按照所交粮食的多少，按一定比例折算成食盐交付给商人，商人从中获利，而政府也可以降低军粮补充的成本。“开中法”在洪武三年六月开始实行，最早由山西提出，当时的方案为：大同储粮，自陵县、开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如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小引，这样就能达到“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在明朝前期和中期，政府一直采用“开中法”来维持边境对粮草的需求，这也是明朝边军能保持战斗力的关键因素。明朝中期弘治以后，由于“开中法”的废除，边镇的财政压力骤增，边防形势日趋紧张。
李贤像（取自明王圻辑，万历间刻本《三才图会》）。李贤是明代著名的贤臣，也是王越命运的改变者
成化二年（1466年），李贤再次提出“搜套”。李贤认为：“胡虏之众，不过中国一大郡。而连年被其侵扰，往往得利而去者，是我兵威未振的缘故。而且河套与延绥接境，原本并非胡虏的巢穴，往年虽有残贼数千，但不是大害，现在虏酋毛里孩大批人马俱处其中，伺间乘隙出没。”鉴于蒙古部落利用自身飘忽不定的优势使明军难以应付，李贤提出：“乞令兵部会官博议，预积粮草于陕西塞下。及令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等处守臣，选练骑步精兵，整朔器械什物及预造战车拒马之类。”准备在秋天或者明年春天的时候大举“搜套”。成化皇帝采纳了李贤的意见，命令兵部尚书王复及会昌侯孙继宗等商议“搜套”具体事宜。大臣们认为，大举“搜套”必须选择一个优秀的主将，所以推荐熟知延绥地利的大同总兵官彰武伯杨信担任“搜套”的主帅。作为正式任命的最后一道程序，成化皇帝还召杨信还京面授机宜，一同与大臣商议兵马粮草及制造战车之类事宜。但大军还未成行，毛里孩就进攻陕西，使明朝措手不及，这次“搜套”再次夭折。
于是在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命令王越和保国公朱永去讨伐毛里孩，并让王越兼任宣府巡抚。但其后毛里孩在内斗中被杀，而他的部众大多被阿罗出、满都鲁等几个酋长收入帐下。成化五年（1469年）冬，阿罗出率部进入河套，拉开了新一轮的“套患”。
当年十一月，阿罗出的军队进攻榆林，被明军击败。榆林是延绥镇的治所，明军的军事重地，敢于进攻这样一个目标，足见阿罗出的狂妄。十二月，阿罗出又率万余骑兵逼近延绥边墙，让陕西形势极为紧张。兵部急调大同总兵杨信和王越驰援延绥， 迎击蒙古军队。王越赶到榆林后，命令游击将军许宁负责东路战事，范谨负责西路，自己负责中路策应两路。许宁在黎家涧，范谨在崖窑川分别取得胜利，而参将神英又在镇羌大破敌军。王越麾下明军转战三十余战皆捷，残余敌军一路溃退。总兵官杨信也派副将徐恕、参将张瑛分道出塞，结果在回来之时遇到敌军入塞。于是杨信在胡柴沟对南侵的阿罗出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将敌军击溃。这一战明军缴获战马五百余匹、各种武器四千余件、牛羊两千余头。
一系列胜利后，王越自以为警报解除，于是带着援兵返回。结果刚刚到达偏头关，延绥又再次告警，于是兵部要将其治罪。最后，皇帝出面赦免了王越擅自撤退的罪责，并命令他迅速带兵驰援延绥。此后，蒙古人以骑兵万余人分五路入寇，王越则命令许宁等人分别将其击退。此战之后，王越被晋升为右副督御史。
第二年三月，朝廷准备实施攻势防御，命令王越和永宁侯朱永进攻阿罗出。在开荒川这个地方，双方发生遭遇战。当时明军前哨与蒙古军队主力相遇，蒙古军队想一口气吃掉这支兵力弱小的明军，但是战斗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支数百人的明军先锋顶住了数倍于己的蒙古军队的十余次冲锋，坚持到其他各路明军赶来。之后，王越和朱永迅速率军发起反击，蒙古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明军一路狂追，追到牛家寨，阿罗出与都指挥史吴赞相遇。吴赞带的兵力不多，阿罗出迅速对吴赞进行包抄，但还未完成，其他各路明军就已经到达战场。阿罗出在交战之中被明军射中，带伤而逃。此战擒贼五人，斩首一百二十级。必须要提到的是，明军的斩首不能简单看作是实际歼敌数，斩首里面不包括火器射杀的，也不包括无法辨认的，而蒙古部落又一向有带回战死者尸首的传统，所以明军每战的歼敌数往往是斩首数的数倍或十倍。
此战后，王越因功被封为右都御使，而朱永也被封为世侯。这一战，明军强悍的战斗力可见一斑，也可看出王越极其富有治军才能。史书记载：“自奉若诸侯王，而御军恤下，财往来若流水。笼罩豪杰，不知所从，人皆愿为之死。” （张燧《千百年眼》 ）可谓“驭下有识有术，将军有胆有谋”。
有这样一个故事，王越有一次行军路过陕西，秦王宴请他，在宴会中，秦王命歌姬弹奏音乐。在酒足饭饱将要离开的时候，王越对秦王说：“下官不才，只能为秦王操持干戈戍卫西部，就是您的一只吠犬，您府中的歌姬很美，能不能赐给我？”秦王于是将歌姬送给了王越。之后的一天，天下大雪，王越刚坐在地炉边，命歌姬们弹奏琵琶侍候饮酒，正巧有一个千户从敌营虏地侦察回来。王越立即召他入府，仔细询问他有关虏地的情况，还心情愉快地说：“好冷的天呀！”两人手持金酒杯边喝边谈， 愈谈愈高兴，王越又命歌姬弹奏琵琶助兴，并顺手把金杯送给了千户。气氛相当愉快，王越指着歌姬中最美艳的一位对千户说：“喜欢吗？送给你。”由此可见王越的慷慨不拘小节。
另一件事更能体现王越体恤下情，史载：“初越北伐时，尝亲视诸军食饮，数赐酒肉，动息必悉其情……有将官告奸受金者，置之，许出死力不问。于是将士感泣，无不用命者。”说的是王越在北疆征战时，曾经亲自检视诸军饮食，并且从不吝惜酒食赏赐，通过与将士打成一片来获知将士的情形。有一次一个将官向王越状告一人收受敌方的金钱，类似事情在边军中并不少见，王越却漠然置之，许诺只要战时拼死力战就不过问，下面的将士看到王越如此宽仁都感动得掉泪，在战场上没有不拼命的。《孙子兵法》中对将领与士卒的关系有过精彩的描写：“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王越这样的行为恰恰是最得那些普通军人的心。
在明代，军人的地位极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遍被人看不起的群体。王越身为朝廷大员却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去关心普通士卒，王越军队战斗力强悍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盐池大捷
成化六年（1470年），朝廷将王越提升为总督，全面负责河套的军务。这时明廷再一次提出“搜套”，但此时王越手下只有不足两万军队，且“士卒衣装尽坏”，还分散于各个城堡之中，能集中在手上的军队更少。而蒙古方面却有数万骑兵，因此王越深感难以胜任“搜套”任务。于是王越和朱永向朝廷献上战守两策。
同年，河套的蒙古军队再次入寇，王越和朱永将其击退。这时兵部尚书白圭又提出“搜套”。第二年，朝廷为了真实判断局势，特地派吏部侍郎叶盛来边关巡视，并与王越等边关将领商讨对策。面对当时士卒衣甲损坏严重、战马损失过半的局面，王越再次提出休兵。叶盛拿不定主意，就和王越一同回京探讨。
在京师廷议上，方案不外乎增加兵力防守险要之地；或者增加兵力大举出关，驱逐蒙古军队；更有人提出恢复明初河套北部设置的东胜卫。叶盛首先否定了大举出兵的建议，认为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增兵设险，之后再准备出塞的事，而选拔统帅是第一要务。
这时边关的兵力虽然已经被增加到了八万多，但互不节制，不能形成合力。于是朝廷命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节制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官兵，任命王越为总督军务。由于当时实行文官统兵，所以真正的统帅无疑是时任总督军务的王越，这也就是将三 镇的兵事交于王越。
但不巧的是，此时蒙古军队再次入侵，而这一次，明军却没有成功地截住蒙古军队。于是言官们纷纷弹劾王越“玩寇殃民”。当然，坐在后方的言官是不懂前方的战事的，河套地区边防线长达两千多里，不可能处处设防，蒙古骑兵可以依靠自身的机动优势，从薄弱处进入长城，任何人也不可能准确预知对方的行动。
王越则深感现在不是“搜套”的最佳时机，便向朝廷上奏：“搜套”必得调精兵十五万，但现在的局面是粮饷不济、陕西疲敝，而内地已经出现不稳的苗头，所以万万不可出兵“搜套”。而且王越还认为蒙古方面已经知道明帝国大军云集的消息，“搜套”的突然性也已经没有了。在这关键时候，赵辅又因为患病被迫离开陕西，“搜套”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
但是，明军不进攻不代表蒙古人就不行动。成化七年（公元1471）蒙古军队再次入侵，王越与新到的宁晋伯刘聚在温云岭再次击败入侵的蒙古军队。此战之后，王 越晋升为左都御使，并被赏赐蟒袍一袭。
士马腾跃的明军士卒
河套的问题很显然不是靠这些零敲碎打的战斗可以解决的，最终必须通过一场硬对硬的会战才能解决。
成化九年（1472年），蒙古头领满都鲁和孛罗忽联合入侵。此次入寇声势浩大，蒙古部落主力尽出。蒙古人如此自信，是因为他们是攻击者，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依据他们往常的经验推测，自己的后方是不可能被攻击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失算了，他们的对手是能力出众的王越。率军驰援的王越剑走偏锋，认为与其被敌人牵着鼻子乱转，不如直捣敌巢。
王越此举也是仰仗自身的优势所在。他为人豪爽、善得士心，且在边关多年，与将士交心已久，对边关的情况是很熟知的。而在此之前多次成功拦截蒙古骑兵的进犯，也证明王越在当地拥有相当准确的情报资源，所以王越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敌军巢穴的准确位置——红盐池。于是他决定兵行险招，亲率五千骑兵突袭红盐池。
明军从榆林出发经过红儿山和白盐池，两昼夜跑了八百里。王越到达红盐池时，突然狂风大起，遮天蔽日。这时一个老兵跑上前对王越说：“这是天助啊！我们乘风而击，敌人必然没有防备。我们回师之时却正好处于上风，我们又可以乘风而击，一举打垮敌军。”于是王越跳下马对着大风拜谢，并将这个老兵提升为千户。
之后王越以总兵许宁、游击周玉分别为两翼，自己亲自带兵突击。蒙古人毫无防备，被王越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战斩首三百五十级，缴获驼马无数，将蒙古的后方基地全部焚毁。与此同时，入侵的蒙古军队也受到明军痛击。刘聚在三岔大破癿加思兰主力，而王越在击破红盐池之后，迅速赶到韦州，痛击回师的满都鲁军。被击败的蒙古军队仓皇逃出边塞，而这时他们仍不知道自己老巢已被摧毁。
当他们回到红盐池时发现，这里满目疮痍，到处是被焚毁的帐篷，自己的妻子儿女全被明军一扫而光。满都鲁与癿加思兰只有相顾痛哭。之后他们做出的第一个打算就是迅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两个部落全部北渡黄河，逃离河套。自此河套地区终于迎来了和平。
这场战斗，骑兵长途奔袭，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果断出击，指挥官机智沉稳，士兵素质优秀，情报准确及时，可谓是明军大规模“搜套”的经典战例。凭借此次胜利，王越也一跃成为大明帝国西北边防线上最为耀眼的将星。当然，王越的胜利也不是轻易得来的。在他之前的文官带兵，只是在后方发布命令、监督士兵攻击，以及在战后赏罚而已。王越却能和普通士卒一起向敌军发起冲锋，更为关键的是，王越还重视普 通士卒，远强于同时代的大多数将帅。在选拔人才上，王越同样是注意选拔敢战之士，将在作战时勇于冲锋的勇士作为心腹将领，而且赏罚分明。所有这一切，都是这场惊天胜利的基石。
建功威宁海
王越虽然赢得了红盐池之战的胜利，但当时关于他的舆论却是毁誉参半。这是因为王越与当时的大太监汪直交好，而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明帝国西南边防线上的战事说起。
明帝国中期有两大乱源，一是北部的蒙古，一是南部的土司。在南方，明朝实行改土归流，这样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的土司爆发各种矛盾。在成化初年，就发生了广西大藤峡侯大狗之乱。
大藤峡地处广西桂平县境内，系由黔江切断大瑶山而成。由西向东的黔江，江水迅急，而北南走向的大瑶山，山高坡陡。因此，在大瑶山被切断的地段——广西武宣的勒马至桂平的弩滩，形成了蜿蜒近百里的深邃峡谷。相传在这段峡谷里，生长着一颗大藤，长数丈，粗如斗，日沉水底，夜浮水面，横亘于黔江两岸，故名大藤峡。而广义上的大藤峡指的是横跨柳、洵二府六百里的广大地域。该地地形复杂，瑶，侗两族杂处期间。在明代中期实行改土归流后，原本就时有动荡的该地，迅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侯大狗之乱。正统年间，瑶民侯大狗就发动叛乱，但屡战屡败。后来到了景泰年间叛军实力到了上万人，劫掠地方，当地守臣无可奈何。到了天顺年间，叛军居然发展到攻略城池。尤其是在天顺七年（1463年），叛军攻陷广西重地梧州。叛军势力大张，进而为害广西、广东、江西三省。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两广自身的力量可以控制的了。于是广东的文武官员纷纷上奏，认为两广虽有总兵巡抚等官，但是两广“地广贼众，力不能支”，要求朝廷派遣专人来处理。于是成化皇帝朱见深命中军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军任总兵官，右都督和勇为游击将军，擢浙江左参政韩雍为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率兵征讨。明廷还命令太监卢康、陈瑄为监军，户部尚书薛远负责督饷，御史刘庆、汪霖负责纪功。朱见深还特别明确“阃外之事，一以属雍。制曰：‘将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军法论，朕不中制也。’”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明军的统兵系统是三者共用，武人领兵作战，文官总领方略指挥，内臣作为监军。而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化皇帝的优点，即放心地将指挥权力下放给领兵大臣。
明宪宗朱见深
而在韩雍赴前线之前，编修邱濬就上书大学士李贤，表示“贼在广东者适宜驱逐，在广西者适宜围困。将宿兵大藤峡，扼其出入，然后蹂其禾稼，以期在一两年内剿灭贼众”。李贤觉得这个方略很好，就上奏朝廷，并通过诏书录示诸将。前线诸将也倾向于这个意见，请令游击将军和勇率番骑趋广东，而大军直趋广西，分兵扑灭。但韩雍作为领兵老将却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围困一久必定是官兵懈怠，如果官兵士气懈怠，反倒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他还认为大藤峡是叛军的老巢，必须全军出击，将其捣毁。一旦打掉他们的根据地，叛军就会不攻自灭。于是韩雍到达桂林之后，迅速调集永顺、保靖及江西的土司兵共计十六万人，分五道，攻破修仁的贼众，穷追至力山，擒一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级。然后明军乘胜进击，以总兵欧信率六万八千人为右军，分为五哨，从象州、武宣攻大藤峡北；韩雍自己与赵辅督都指挥白全等率九万三千人为左军，分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大藤峡南；参将孙震等为二哨，从水路入；另分兵守诸隘口。这样就形成了对叛军四面围攻、南北夹击之势。从这上面的部署来看，明帝国中期的领兵大将的战场指挥权力很大，可以直接否掉内阁首辅明发上谕的意见，所以当时将领的自主性极高。比如王越的红盐池之战，就是剑走偏锋，没有按照最初的拦截蒙古军队的方略，而是直接突袭蒙古的后方根据地。
大藤峡是叛军的根据地，本就地形复杂，叛军还在此地设置了严密的防备，准备了滚木、礌石、镖枪、药弩。成化元年（1465年）十二月初一，韩雍完成所有部署之后，命令各部发动攻击。战斗首先从山南开始，官军登山仰攻，叛军礌石、标枪、毒箭齐发，密如雨下，官军伤亡极大。这时韩雍亲临前线督阵，命令官兵用“团牌、扒山虎等器械鱼贯而进”，官兵士气大振，迅速拿下了山南的石门、林峒、沙田、古营诸巢，并焚其室庐积聚。叛军一路向最后的九层楼溃退。九层楼又叫九层崖，是一座山峦重叠、高六七百米的高崖，叛军在这里设置多重木栅。韩雍命令士兵从山下佯攻，诱使叛军乱发矢石，之后选拔精锐从叛军不备之处登山。待叛军矢石用尽疲惫不堪时，韩雍亲自督率官军从四面攀岩进攻，而早已登上侧后的官军发炮支援。叛军不能支，遂大败。 明军先后破贼三百二十四寨，生擒大狗及其党七百八十人，斩首三千二百有奇，坠溺死者不可胜计。韩雍还发现峡中有大藤如虹，横亘两崖间。于是，下令用斧将其斩断，将峡谷改名断藤峡，从精神上彻底击垮当地土民的心理防线。最后，韩雍勒石纪功而还，而他带回的这批俘虏中就有一个年轻人——汪直。
被俘虏之时，汪直的年纪很小，而作为俘虏的命运很悲惨，要被送入宫中做宦官。但汪直却在宫中由于各种因缘巧合搭上了万贵妃的“车”，而成化皇帝朱见深自始至终对万贵妃保持着一种病态的宠爱。据史学家分析，这很可能与朱见深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朱见深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正统、景泰、天顺时期，他的父亲朱祁镇两度为天子，而作为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也历经艰险，万贵妃作为他感情上的寄托，陪伴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而成化朝早期被史学家评为“恍如圣君”。这个“恍如”很有意思，也就是说看着像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成化皇帝朱见深实际上是一个软弱的人，受周边大臣的影响特别大。早期，受到李贤的影响，朱见深可以说在各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将他父亲英宗的烂摊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实现了拨乱反正，更平反了于谦冤案。但在李贤死后，成化的政局越来越转向平庸，而成化帝自身也陷入酒色仙道之中。
于谦墓，于谦为人正直，但正是这个性格造成了他的惨死
明朝的皇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除了开国的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之外，其他的皇帝大多很有艺术上的才华。比如宣德皇帝擅长书画；后来的正德皇帝艺术天赋也很高，而且对佛法、绘画、外语都有很高的天赋；万历皇帝则擅长书法。至于这位成化皇帝同样擅长作画，而且特别擅长画神像。
但是作为统治者，就算再沉迷旁业，他也必须保证对朝局的控制。这时他就启用汪直设立西厂以探查朝政，而汪直也确实不负他的期待，西厂刚一设立就办了许多大案，导致舆论沸腾。
汪直虽然骄横，但是从一些例子来看，他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嘉兴知府杨继宗非常廉洁，有次进京朝觐，汪直想去拜见他，杨继宗却不见。宪宗问汪直：“朝觐官中谁最廉洁？”汪直回答说： “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九年秩满后，杨继宗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正三品）。杨继宗在浙江曾经数次得罪中官张庆，张庆的哥哥张敏在司礼监任职，多次在宪宗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宪宗反问：“那个杨继宗是不贪一文钱的杨继宗吗？”张敏吓得赶紧给张庆写信说：“你要妥善对待，皇上知道杨继宗这个人。”之后杨继宗的母亲去世，杨继宗归乡丁忧，穿着丧服居于坟所。汪直前去吊唁，步行到坟前，拜起后，用手捋着杨继宗的胡须说：“人们都说杨继宗，却不料长得这么丑陋。”杨继宗冷冷地回答说：“我虽丑陋，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而汪直也没有吭声，更没有发怒报复。就这一点来看，汪直实际上是有是非观念的，并非文官所谓的那种无恶不作的坏人。
汪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打仗。其实这也是明代宦官的一个特色，汪直的前辈王振同样喜欢打仗，但王振的运气不好，赢了一局，输了一局。他赢那局是远征麓川，而输的那局就是土木堡。汪直很仰慕当时的名将，而当时最有名的英雄莫过于犁庭扫穴、乘风击敌的王越。巧的是，当时王越正处于仕途的低谷。
成化十年（1474年）春，王越由于红盐池大捷被晋升为三边总制加封太子太保，直接节制延绥、宁夏、甘肃三地兵马，整个明帝国的西北边防都被交给了王越。但所谓盛极而衰，朝中的言官开始弹劾王越的总兵刘聚滥杀无辜，很显然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时，王越也觉得朝廷所给的赏赐远远比不上他所获的战果，一气之下称病还朝。第二年，他同李宾一同掌管兵部，同时兼管十二团营。
十二团营就是明朝的京军，属于禁卫军。其建制可以追溯到于谦重新打磨的京军。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于三大营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以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
天顺初，罢十团营。成化皇帝立，复十团营旧制。二年（1466年）又罢，三年复置且增为十二团营。其名为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十二团营由十二侯分掌，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各团营又分五军、三千、神机三营。
但就在王越统率十二团营期间，朝议对王越越来越不利。原因在于王越性格豪迈不羁，不拘小节，导致朝廷的士大夫逐渐瞧不上王越，而王越同样瞧不上清谈的士大夫。这期间，王越与汪直的关系却在逐渐升级。韦英曾经在王越军中作战，后来投靠汪直 成为汪直的心腹，于是双方关系更加密切。
有一次，内阁要求罢除西厂，而王越在路上遇到了内阁学士刘吉和刘珝。王越说：“汪直行事也比较公正，黄赐专权纳贿，要不是汪直还不能将其铲除，商辂、万安久在内阁，对舆论多有忌惮，你们入阁才几日，为什么也这样呢？”刘珝直接顶了回去：“我们难道是为自身谋划吗？如果汪直做的事情都是公正无私的，那朝廷设立公卿做什么？”王越哑口无言。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王越当时与士大夫们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在这种环境下，王越如果要想再成就一番功业就必须去和汪直合作。跟后世张居正执政之时与大太监冯保合作一样，王越自己也曾为这个关系辩白。王越曾言：“臣思汪直行事之时，并不相识。管军之后，系在同营。如何谓之结交？”“汪直又差人接连访察臣事，因无违犯，仅得脱免。后管征操，系是奉命同事官员，岂是结交？”但王越与汪直交往确有其事，而且不是单纯的泛泛之交，不过当时的大臣又有几人不对汪直阿谀奉承呢？当时成化皇帝久居深宫，与外界的联络全靠宦官。若不结交汪直，如何保证王越有机会在战场上施展自己的才能？难道让王越的满腹韬略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为东流水才是正确的选择吗？而且那些在朝堂之上消磨时间、无所事事的官员就比王越优秀，比王越高尚吗？
不过汪直在军事上也没有仅仅仰仗王越一人。汪直主要倚仗“两钺”，所谓“两钺”指的是王越和辽东巡抚陈钺。而且后两人的关系并不和睦，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
明代文官（《出警图》局部）
陈钺的起家很有意思，他是在汪直巡视辽东时大献殷勤而获得汪直重用的。之后，陈钺与汪直领军在辽东大展身手、讨伐女真。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月，辽东巡抚陈钺请求讨伐海西，成化皇帝命以抚宁侯朱永为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汪直抵达辽东后，有女真头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贡，在广宁遇到汪直，汪直诬陷其为“窥伺”，于是派兵掩杀，并以捷报上报。
论功，汪直加岁禄，监督十二团营；朱永进保国公；陈钺为户部尚书。从此事来看，陈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堪，他一味迎合汪直甚至到了以妄杀无辜来换取军功的地步。这时身在京师的王越不免有些眼热了。
王越一生都热衷于功名，其实这并不能视为缺点。当时王越的日子并不好过。兵部尚书项忠被罢官后，按照正常的顺序应该是王越升任兵部尚书，但是朝廷却将陕西巡抚余子俊升为兵部尚书。余子俊在陕西时是王越的下属，这令王越很光火。更为可气的是，朝廷连当初突袭红盐池的有功人员都没有完全奖励，王越反复申请了几次都没有得到回应。愤懑之下，王越向朝廷请辞。这道辞职申请被朝廷婉拒，新任的兵部尚书余子俊也为王越感到不平，这时朝廷才加封王越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王越在朝廷中过得不如意，自然想着督师远征。但当时最有可能督师的方向是辽东，而作为王越竞争对手的陈钺，肯定是不能容忍王越来自己的地盘指手画脚的。
幸运的是，这时机会又降临在王越身上，清净多年的河套再次出现蒙古人的身影。成化十六年（1480年），经过多年卧薪尝胆，刚刚吞并太师癿加思兰部，变得空前强大的鞑靼可汗满都鲁野心勃勃提兵入寇。他准备再次入主河套，一雪红盐池一战之耻。延绥守将快马加鞭将这个消息送到京师。王越立刻向朝廷提出出兵的请求，而内庭的汪直也热衷于兵事，于是事情很快就朝王越期望的那样发展。之后，朝廷命令以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大将军，汪直担任监军，王越任提督军务。
王越兵分两路，朱永率兵走南路，他自己与汪直走北路。在大同获知敌军营帐在威宁海后，王越与汪直于二月二十二日，选调精锐两万一千人，从孤店馆出发，昼伏夜出，于二月二十七日抵达猫儿庄。当时出现了漫天的风雪，天昏地暗，而明军仍急速前进，终于在黎明时分到达威宁海。由于风雪的缘故，蒙古军队完全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明军。于是明军趁其不备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一千零八十五匹、骆驼三十一头、牛一百七十六头、羊五千一百只、盔甲弓箭一万余。满都鲁只身逃跑，他的妻子满都鲁屯死于乱军之中。（蒙古史料《黄金大纲》此后就没有关于满都鲁屯的记载，故笔者推测是死在这场战 事中。）这是蓝玉突袭捕鱼儿海之后，明帝国对蒙古汗庭最大的打击。这一战中，王越的指挥可以同李愬雪夜袭蔡州相媲美。因此，这一战后王越也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封威宁伯，岁禄一千二百石。
令人感慨的是，有时候面前的蒙古铁骑都不如背后的同僚危险。王越受封之后，按理说是不能继续做兵部尚书的，但王越找出王骥和杨善的例子来顶住了朝议，继续执掌兵部。王越风头太急，作为内阁首辅的万安对其十分嫉妒，而这也为王越后来的遭遇留下伏笔。
另外，王越在此战胜利之后却宿命式地留下一首煞风景的诗：“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绿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事业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 （郎瑛《七修类稿》 ）最后一句“一夜西风化作灰”，在字面上指的是犁庭扫穴、焚毁汗庭，但功名会不会也“一夜西风化作灰”？
第二年，王越又同汪直出兵大同，与入侵的蒙古军队大战，一举追到黑石崖擒斩一百二十余人，缴获战马七百余匹。因此他又被封为太子太傅，还增加了岁禄四百石。明帝国的制度中，文官不能封公侯，于是王越只能从勋臣例，改掌前军都督府，自此王越也从领军的文人彻底变成了武人。
如前面所说，王越的胜利并不是轻易得来的。毕竟“卫青不败由天幸”这样的说法只是文人的臆想罢了，在茫茫戈壁上，上天是不会垂青任何一个人的。
无论是红盐池之战还是威宁海之战，王越都广泛使用骑兵，这在明朝中期的将领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且作为一个文人，能将骑兵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的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两次作战都采用风险极高的奇袭战术，说明王越的军事能力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都是出类拔萃的。
众所周知，奇袭作战尤其需要充分的战场侦察和较高的情报水准，对自身军队的训练组织度更是有很高的要求。而王越从上任就开始整军，关心士卒也重视侦察人员，这在明代文官中显得独树一帜，所以能获得士兵衷心爱戴，得效死力。
明代火器
当然，王越的胜利还要归功于当年于谦在军事改革上所做的努力。土木堡之变中，原有京营的可战之兵损失惨重。于是，在北京保卫战后于谦对京营士兵进行重新改编。他选用精锐士卒组成团营，然后统一号令，采用“兵将相习”的方式来加强军队的凝聚力。“使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领之号令，体统相继，彼此相识，不致临期错乱，难于调遣。”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 ）于谦在训练上也改变了原先的老方法，不再盲目依靠火器来阻挡蒙古骑兵。新战术是先列好阵形，使用弓弩进 行攒射，让蒙古人产生明军火器已经释放完毕的错觉，等敌军靠近时，再用火器齐射。然后骑兵用长枪、大刀发起突击，而步兵用团牌、腰刀突入敌阵，砍杀人马。
这种战法需要将士掌握阵形变化，做到临阵不紧张，无论骑兵步兵都要有与蒙古军队硬碰硬正面对抗的能力，这就唯有平时严加训练。于是于谦同当时的阵形专家任宁讨论阵形训练方式，规定团营必须“每日除演习弓马、武艺之外，马步官军演习阵法及交锋冲突、安营走阵，以为战斗之势”。而为了使京营真正做到严格训练，于谦甚至亲下教场，对士卒的训练进行抽查。其实明军当初在训练上也有自己的章程规范，洪武六年，朱元璋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商议教练军士律：“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射以十二矢之半，远可到，近可中为程。远可到，将弁百六十步、军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远可到，蹶张八十步，划车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张四十步，划车六十步。枪必进退熟习。” （《明史·志第六十八》 ）此外，在京卫所，每五千人中抽一千人，每年轮流一次，由指挥以下的官率领赴御前验试。在外都司卫所，也以此比例每年轮流由千户以下的官率领赴京验试。如果“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 。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命天下卫所在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校阅，以其优劣作为千户和百户的赏罚标准。边军可以在本卫进行检阅。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明军对骑兵训练要求很高，步兵也要擅使弓弩、长枪。永乐以后，由于战事不多，军士也就放松了训练。但是长期处于战争一线的九边明军的训练并没有像内地卫所那样松弛，京军经过于谦的二次锻造，也展现出不俗的战斗力。
于谦的悲剧恰恰就源于他所提出的兵将相习、勤加训练，由于对京军的影响太大，英宗皇帝不得不对之痛下杀手。在英宗复辟之后，于谦虽被冤杀，但是他对京营的训练成果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之后诸多次作战都可以看到京营的身影。王越多次使用京营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也说明京营的战斗力并不低。
明军军刀
明军的战斗力也建立在武器装备的优势上。明代处于冷热兵器并用阶段，洪武时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这里可以看出明军中冷兵器依旧占据优势地位，而弓箭的地位也并未被火器所取代。明军大量装备的冷兵器，如腰刀、长枪，与前代的同类武器相比较，形式更简化，更轻便实用。当然，明军武 器最大的创新还在于火器的大量普及和使用。在普通的卫所军中，每一百名士兵中就有十名使用火器的兵员。明初对火器的统制极为严格，只允许中央的兵仗、兵器二局制造，一直到弘治四年（1491年）才允许各省可以有限地制造铜将军（中型火器）、手铳之类的武器。永乐到正德年间，光交付军中使用的铜火铳就多达十万支。铜火铳中形制较大的被称为炮，用于野战和守城，较为轻便的由士兵携带用于野战。
明代在甲胄上沿袭前朝，使用铁制札甲和布面铁甲。北方明军的铠甲装备率极高，能达到八成以上。在甲胄中，明军布面铁甲的普及率很高，由于布面甲比普通铠甲重量轻、保暖性好、价格低廉，所以在明代北方边军中长期使用。另外，明军还有一种军衣，那就是鸳鸯战袄。鸳鸯战袄是一种以红色为主，紫、青、黄为辅的四色棉质战衣，每件战袄长四尺六寸，装棉花绒二斤，裤子装棉花绒半斤，这也是明代北方边军的标配。
明朝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力恢复，军器生产有很大的提高。明初在全国设立铁冶所十余处，每岁输铁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多斤。遵化铁冶所不但能炼生铁、熟铁，还能炼钢铁，产量很大。一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遵化铁冶所仍可供给明朝工部军器制造所需的全部原料。另外，山西的交城出产的云子铁，产量高质量好，每年可产十万斤以上，也是明代北方军镇武器生产的重要原料来源。
明军的武器生产在中央由兵仗、军器诸局和盔甲厂负责，在地方上由各省都司卫所设局负责。明代兵器的产量十分巨大，在明初的洪武十一年，就规定每年必须生产甲胄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套、马步军刀两万一千口、弓三万五千零十张、矢一百七十二万支。在火器上则要求，三年内生产揽口铜铳三千支、手把铜铳三千支。
相比于明军，蒙古部落的情况就要寒酸得多了。由于被赶出中原，失去了大规模生产武器的能力，所以在与明军作战时，蒙古部落一直面临武器匮乏的问题。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大规模的马群和大量优秀骑手，具备中原王朝所不具备的机动优势，可以利用明军防线的漏洞，频繁机动、避实就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王越积极进取的攻击精神的难能可贵。
烈士暮年
此后，王越的处境渐渐走向不利的阶段。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五月，宣府告急，朝廷命令王越为平胡大将军与汪直一起去迎敌。当王越赶到的时候，敌军已经退走了，但朝廷却命其驻守宣府不允许其返京。这时在兵部主政的是王越的竞争对手陈钺，而反对汪直的同盟也正在形成。此后又因大同总兵孙钺病逝，朝廷就命令王越担任大同总兵，以汪直担任参军。
汪直久居边关，自然被其他的宦官攻击，所以汪直渐渐不受成化帝宠信。雪上加霜的是，成化皇帝还得知了王越与汪直交好的情况。这基本上是对王越的仕途宣判了死刑。因为王越长期执掌京军，而汪直又是内庭的主官，这二人结交，在皇帝的眼里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成化皇帝迅速开始了反制措施，将王越辖下的京军全部调回。京军的调回，就当时明军的指挥体系来说，是斩断了王越图谋不轨的一切可能性。明朝讲究以文统武，以文官领兵、武将作战。王越最开始为文官，但是封侯之后却成了武将，他所掌握的资源就使朝廷不得不对他存有防范之心。
成化十八年（1482年），蒙古再次入侵延绥，王越奉命驰援，并再次获胜，于是再次加封岁禄五十石。但这时王越的一首诗却加剧了自身处境的不利，王越在其诗《自咏》中写道：“自叹儒官拜将官，谈兵容易用兵难。世间惟有征夫苦，天下无如边地寒。发为胡笳吹作雪，心经烽火炼成丹。朝廷公道明如日，俯仰无惭处处安。”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极其明显，本对其深感嫉妒的当朝首辅万安便使出计谋，将王越调离他的老防区大同，而让其出任延绥的长官。这样王越与汪直就分离了。而这一年的一场战役，导致了王越的最终下台。当时王越的部下许宁在大同大败，结果王越就因他是许宁的老领导，大同又是他长期驻守的防区，被夺去爵位，发送安陆闲住。王越得到这个消息之下曾想自杀，但是看到圣旨中有从轻处理这些言辞，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就此，王越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但王越没有一蹶不振，他很快恢复了豪放的性格，平时涉猎声乐自娱，一边过着他的安逸生活，一边向朝廷申诉。但一直到了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继位时他才得到赦免回乡。
明孝宗像，他给了暮年的王越最后一个机会
虽然回乡了，但王越的罪名依旧没被免除，还是罪臣身份。直到弘治七年（1494年），王越才真正得到赦免，以左都御史的身份致仕。王越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但是追求功名之心没有半点改变。多年的谪居生活使这份心思愈加急切，结果王越不惜去结交弘治皇帝宠信的宦官李广，想通过皇帝的中旨来获得兵部尚书的职权。这里要解 释一下中旨的含意，明朝的官员想获得职权有两种渠道：一种是皇帝直接命令，一种是大臣廷推。大部分官员都喜欢朝廷大臣的廷推，而不喜欢皇帝的中旨。
但王越的这一次努力却因给事中季源和御史王一言的干涉而失败。所幸这时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了王越。弘治十年（1497年），蒙古入侵甘肃。
甘肃镇位于明朝九边防御的最西边。甘肃镇的设立还得追溯到朱元璋北伐。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登基称帝，命大将徐达率兵北伐，攻占元大都。元顺帝逃往北方草原，统帅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从山西逃往甘肃。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任命冯胜为征西将军，领兵进剿甘肃境内的元朝残余。西征军势如破竹，迅速向河西地区推进，甘肃境内的元朝残余被消灭殆尽。冯胜西征军行至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而归。从此以后，便形成了明廷在西北的疆域格局，嘉峪关以西的广袤地区难以被明王朝绝对控制。甘肃镇北有蒙古，西有诸番，朱元璋担心两者如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明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北地区将永无宁日。所以朱元璋就效法汉武帝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间的做法，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其“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毡庐于疆场，黄河、黑水、昆仑、崆峒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所以甘肃镇的安危也是非同小可，甘肃一镇又关乎全陕之动静，全陕又系夫三晋之安危，云晋之安危关乎天下之治乱。
面对甘肃的形势，朝廷提议恢复总制官。于是弘治皇帝命令朝廷大臣推荐官员出任，而先后推荐的七人都不符合皇帝的心意。这时吏部尚书屠庸推荐王越。屠庸与王越交情极好，王越在当政期间曾多次举荐屠庸，是屠庸的伯乐。最终，王越很顺利地被任命为三边总制，节制西北军务。
第二年，蒙古以贺兰山为根据地入寇，王越发扬其一贯风格，直捣巢穴。这一战王越在奏折中叙述得很详细。
西方彩绘中的明军骑兵
当时王越兵分三路，南路朱瑾领兵从赤木口出，中路张僴、李俊领兵从黄峡口出， 北路副总兵张安、监丞郝善领兵从宿嵬口出，王越在中间指挥调度。大军于二月二十八日从宁夏出发，趁夜色行至贺兰山下，二十九日白天隐藏，在日落时分带兵入山。在古代，黑夜行军并非所有军队都能做到，而贺兰山的地形只能单马鱼贯而入，高处如登天，深处如深渊，陡崖乱石，因此一定要精锐中的精锐才能在黑夜中于此有序行军而不至崩溃。很显然，王越麾下的军队达到了这个标准。经过漫长行军之后，王越率军走出山口。然后他派明军中的侦察兵“夜不收”去探寻敌人巢穴的踪迹。游牧部落的安营扎寨都是有迹可循的，庞大的牛马群需要水草丰美之处，王越的方法就是派遣侦察人员到所有适合游牧大军驻扎之处查看。
南路朱瑾和中路张僴、李俊都毫无所获，但北路的张安、郝善却发现了敌踪——在远处有大片牛羊。就此明军迅速出击，而蒙古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上马迎战的只有三百人，于是立刻被打垮。蒙古人这时将牛羊帐篷全部抛弃，只带了自己的家属开始逃窜。明军在这里发现有一处宽大整齐并带有衣甲什物的帐篷，而在附近又发现“石垒低墙，栽有山果树株，并野菜根苖”。这里显然是敌军经营多时的根据地。于是张安的军队将所有蒙古营帐付之一炬。
在柳儿沟，朱瑾率军伏击了撤退之中的蒙古溃兵并大获全胜。明军于三月初三返回宁夏。在这份详细的奏疏中，可以看到王越稳健的用兵风格，以及他对敌情的估计、对作战的筹划。这是王越一生最后一次战斗，也是如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那样突袭敌军巢穴的斩首行动。此时，王越已经七十三岁。在此之后，王越被加封太子太傅。
可是再一次的，来自京师的政治风波重创了这位百战老将。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广劝明孝宗在万岁山上修建毓秀亭。亭子建成后，皇帝的小公主却夭折了。不久，清宁宫发生火灾。占卜的人说李广建毓秀一事犯了岁忌，于是太皇太后恼怒地说道：“今天是李广如何如何，明天也是李广如何如何，果然招来祸事了。”李广因此惧罪自杀。明孝宗怀疑李广藏有异书，便派使臣到他家中去找，结果却搜到了一本登记官员行贿的簿子。上面多有文武大臣的名字，写着馈送黄白米各有千百石的数字。孝宗惊异道： “李广能吃多少东西，就接受这么多米？”左右侍从说：“这不过是隐语罢了。黄米是黄金，白米是白银。”于是死去的李广被论罪，王越也受其牵连。是年冬，王越在忧惧中病逝于甘州。所幸，之后朝廷没有追究王越的罪责并为王越辍朝一日以示追念。
最后还有一件轶事。为王越守墓扶棺的是当时的新科进士王守仁，也是王越的粉丝。王守仁在浚县时曾告诉别人，自己幼时梦到王越把征战威宁海时的宝剑赠予自己，没想到如今竟能督造王越墓。结果督造完成后，王越之子为表示感谢，真的把王越佩过的宝剑赠给了王守仁。
王越的一生或许不完美，但是足够伟大。虽然王越结交宦官、依附权阉，又为士大夫所不耻，但他一生为大明帝国领兵作战，有力地保证了明朝北部边境的稳定。尤其是红盐池和威宁海之战，沉重打击了蒙古部落南下劫掠的嚣张气焰，并在很长时间里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太平无事。
王越不但在兵事上堪称天才，在文学造诣上也极为杰出。他是明朝中期有名的诗人。李东阳称其“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崔铣谓：“为诗跌宕快乐，爽能道人意中事，闻者解颐。”钱谦益更是称其诗“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评价道：“威宁诗性情流露，不须雕饰，如‘发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炼成丹’，极悲歌感慨之致，然云雅音则未也。”
甚至有人认为，那首被认定为岳飞所著的《满江红》的真实作者极可能就是王越。虽然这个猜想被史学家所推翻，但王越的生平确与《满江红》高度一致。因此不妨以一阕《满江红》来追述王越金戈铁马的一生。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憾，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