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思想大儒）

王充简介

王充生平：王充（公元27 ~ 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绍兴）。王充10岁时，父亲去世，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往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历史评价：王充对中国哲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以气一元论的理论，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形神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回答；在认识论、历史观方面的探索，为后起的哲学开拓了思路；对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论的尖锐批判，推动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发展。他把“天”“气”实物化，比做“玉石之类”“云烟之属”，具有朴素性和直观性；当他用元气直接说明社会现象时，更显露出局限性，他不了解造成人们等级差别的社会原因，认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甚至还用骨相解释人的富贵贫贱；他一方面强调“汉高于周”，宣扬历史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是循环的。王充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挑战，使他的学说在封建社会屡遭排斥。他死后许多著作散失，直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入吴得《论衡》，王充才开始受到社会重视。在东汉之后的封建社会中，他的思想时常遭到攻击。然而王充的思想一直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推崇，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章炳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充大事记：

公元27年 出生。

约公元44年 到太学学习。

约公元86年 完成《论衡》。

约公元97年 病死家中。

人物关系：

王充传记

▲王充画像

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王氏家族逐渐走向没落。王充年幼时家境虽贫寒，但长辈们对他十分关爱。王充少时，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他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6岁便教他读书写字，8岁送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从未受到过责罚。学会写字后，王充便告别了书馆，开始学习儒家经典，修炼儒家道德。

由上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学问大增，眼界大开，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桓谭画像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0年），字君山，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家。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

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即帝位后，特别注重文雅，尤为推崇儒术。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帝特立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典籍丰富，名流云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44年。王充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王充得益于桓谭，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辩论分析有疑义的地方，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辙。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还有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四人都恰同学少年，共在兰台，风华正茂，酬酌诗文，好不风光！公元74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到了晚年，王充穷居陋巷，仍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征在兰台，一颗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报主隆恩。

▲王充《论衡》书影

▲王充在书市苦读图

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泛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常常光顾卖书的地方，看过之后就能背诵，逐渐能贯通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诸子书甚至比经书还要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诸子书就没有受到如此多的焚烧限制。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辨自明了。对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的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他认为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然而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远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学而不能用，犹如鹦鹉学舌，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他的努力方向自然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他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袁山松（？~公元401），梁武帝评书作袁崧，字不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祖上数代为官，尚书郎袁乔孙。生年不详，卒于晋安帝隆安五年。博学有文章，为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能书，梁武帝评云：“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梁武帝评书、晋书本传》。

▲王充塑像

历史上并未记载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息的授时“告朔之礼”。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颠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的敬老尊儒大典，甚感兴奋，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

功曹

官名。汉代郡守有功曹史、县有主吏，功曹史简称功曹、主吏即为功曹。除掌人事外，得以参预一郡或县的政务。北齐后称功曹参军。唐时，在府的称为功曹参军，在州的称为司功。

仕途落拓

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之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王充一生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级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做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做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王充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做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连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