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独立战争（英爱战争）

爱尔兰独立战争简介

爱尔兰独立战争：又称英爱战争，是一场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发动的游击战，以反对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统治。战争理由是1918年由大多数爱尔兰籍英国国会议员建立的第一届爱尔兰国会的合法性。战争从1919年1月21日始，自1921年7月11日休战协议止。爱尔兰独立战争将揭示英国历代统治者对爱尔兰岛的征服与压迫，以及爱尔兰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抗历史。

爱尔兰独立战争过程分析——

缘起

 

公元前350年前后，当使用铁器的凯尔特人（Celts）盖尔部（Gaels）渡海登上爱尔兰岛之际，从欧洲大陆来此定居已近两千年的伊比利亚人（Iberians）还处于青铜时代。凭借铁制兵器和魁梧身材，性格好斗的凯尔特人成功征服了当时并不尚武的爱尔兰。

公元前150年左右，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取得了支配地位。但这并不是一个文化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文化吸收了原住民文化中诸如民间传说、音乐艺术等许多方面的精华，并将原住民原始宗教中的神祇纳入了自己的德鲁伊教。

公元100年左右，最后一场爱尔兰岛原住民大起义被盖尔王公们所粉碎。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统治都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即便把疆域北扩至大半个大不列颠岛的罗马帝国，也没有染指爱尔兰岛。

◎凯尔特人历史分布范围

凯尔特人在岛上建立了5个王国，王国之下又有许多附属小国。尔后，凯尔特人试图从松散的军事民主制国家向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过渡，却一直不太成功。分裂情形最严重时，爱尔兰岛上7个王国并立（附属小国则过百）。虽然自公元4世纪末开始，爱尔兰有了所谓的“至高国王”（High King）作为各个国王名义上的共主，但凯尔特人从未建立过真正的统一国家。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是致命的，一旦遭遇全力入侵的强大敌人，爱尔兰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抵抗，也就此注定了日后面对征服者时的不幸命运。可总体来看，至少在8世纪末之前，凯尔特人的统治还是相当稳固的。罗马军团离开不列颠群岛后的公元5——6世纪，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人，更是参与了大不列颠岛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Germanic peoples）中的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之间的逐鹿。

432年，圣帕特里克肩负着高卢教会交予的使命前往爱尔兰布道。陆续前来的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宗教、罗马文化、拉丁字母进一步丰富了凯尔特文化。虽然说服信奉德鲁伊教的人们改信基督教并不容易，但基督教在爱尔兰的传播从未受到过激烈反对，爱尔兰教会的建立也无须以殉道者的鲜血作为代价。随后的几个世纪，当欧洲大陆各地的基督教会由于民族迁徙、国家兴替导致社会、政治、文化等剧烈变化，以及欧洲大陆各国教会由于在礼仪、教义、组织、纪律上的分歧，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时，孤悬海外的爱尔兰岛却保存了更古老（或者说更原教旨）的教义与仪式。纵使有“修道院为主”及“对本地习俗宽容”的特征，爱尔兰教会依然感到自豪。这种自豪的结果便是向欧洲大陆的逆传教，集中体现于公元10世纪前在欧洲大陆林立的，由爱尔兰僧侣、学者建立的修道院。

◎爱尔兰圣贝宁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镶嵌画。被称为“爱尔兰使徒”的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穿着绿色法袍，右手持牧杖，左手拈三叶草。绿色代表“绿宝石岛（爱尔兰岛）”。帕特里克曾用三叶草来解释三一论（三位一体），因此三叶草是爱尔兰文化的一个传统标志。如今，每年的3月17日是圣帕特里克节，以纪念他的逝世。这一天，全世界各个有爱尔兰裔聚居的国家与地区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爱尔兰共和国、英国的海外领地蒙特塞拉特、加拿大的部分省份，这一天为法定假日，在加拿大其他省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这一天虽非法定假日，亦是相当重要的节日。

8世纪末，爱尔兰与不列颠开始受到日耳曼人的一支——居住在北欧的诺斯人（Norsemen）海盗的侵扰劫掠。

诺斯人海盗，即所谓的维京人（Vikings）。他们同时兼具海盗、探险者、殖民者、战士、商人的身份。侵袭爱尔兰岛的诺斯人主要来自挪威。他们的侵扰、劫掠渐渐升级为占领、移民，并于831年在爱尔兰建立了第一个诺斯人王国。这个小王国虽然只存活了14年，但其灭亡并不意味着诺斯人被赶走。相反，诺斯人随后在爱尔兰建立了更多小国，给爱尔兰带来了许多桎梏与痛苦。凯尔特人的英雄——芒斯特国王布里安·博茹（Brian Boru）几乎一统爱尔兰时，凯尔特人也没能把诺斯人赶出爱尔兰岛。这是因为凯尔特人诸王国基本是一盘散沙，经常为了争权夺利而与诺斯人结盟，甚至臣服于他们，以致不能一致对外进行抵抗。

同时，虽然诺斯人几次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不列颠，但因挪威到9世纪末才初步完成统一，根本没有足够实力征服爱尔兰。作为殖民者的诺斯人则抵不住爱尔兰的优秀文化，逐步被当地人同化，成为爱尔兰人的一分子。

到了公元11世纪，爱尔兰已经拥有统一的语言、宗教、文化与法律。统治阶级通行中古爱尔兰语，这种盖尔语言吸收了一些来自挪威的诺斯人“古西诺斯语”（Old West Norse）的词汇。教会人士通行拉丁语，但多数人也喜爱使用中古爱尔兰语。可以说，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诸民族中，爱尔兰人是最早用自己语言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的民族。早在6世纪末7世纪初，爱尔兰作家和诗人便开始用爱尔兰语创作了许多诗歌、戏剧、传奇史诗及民间故事。这种文化优势日后在诺曼人（Normans）入侵爱尔兰后起到了重大的现实作用。

◎诺曼骑士

1166年，在爱尔兰内部战争中陷入孤立境地的伦斯特国王逃往不列颠求援。他从威尔士带来的诺曼人冒险家陆续登上爱尔兰岛，“诺曼人入侵”就此开始。至高国王为了应对入侵而召集的爱尔兰联军拥有庞大的兵力以及北欧雇佣军的相助，却被600名诺曼骑兵的突袭击溃。连1000来名诺曼冒险家都打不过，怎么对阵1171年率领4000名士兵登陆的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爱尔兰统治阶级选择了暂时归顺，之后数个世纪中的多数英王也正如爱尔兰人在归顺前所预计的那样，基本无暇大张旗鼓介入爱尔兰事务。但无论在军事技术还是战略战术上都远远领先于爱尔兰人的诺曼人殖民者，在英王“投机性封赠”的刺激下疯狂占据土地。英王或将某块属于爱尔兰王公贵族的土地赐给殖民者，促使其攻占；或在殖民者夺取某块爱尔兰人的土地后，予以事后承认。合法化的殖民侵略把爱尔兰带上了封建化轨道。然而坚持斗争的爱尔兰贵族虽一时被逼进西部的偏远荒地，却还是时不时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更关键的是，说法语的诺曼人最终也拜倒在爱尔兰的文化下。音乐和文学作品掳获了诺曼人的心，不断同凯尔特人、诺斯人通婚则淡化了诺曼人的血统。随着改说爱尔兰语、穿爱尔兰服饰、遵循爱尔兰习俗、给后代取爱尔兰风的名字……又一群侵略者被同化、融合，成了爱尔兰的一分子。

当然，诺曼殖民者给爱尔兰人造成的苦难亦很大。岛内长期的混乱形势，带来了大面积的饥馑与大量死亡。英国政府既不满只能统治都柏林一郡之地，又不满英国殖民者一步步被爱尔兰化，于是抓住一切机会向爱尔兰岛施加影响力。

1228年，亨利三世（Henry III）强制用英国法律和惯例取代爱尔兰法律；1297年，爱德华一世（Edward I）建立了连一个爱尔兰人都没有的爱尔兰议会；此后，英国国王鼓励英格兰化的殖民者进入爱尔兰，并不断颁发歧视爱尔兰人，避免殖民者被爱尔兰化的法令……以至“杀死一个爱尔兰人等于杀死一条狗”。这些措施的作用当时都不算大，时间似乎站在爱尔兰人一边。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幻觉。

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新的殖民方式。英格兰国教会与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们作为新教教徒，与爱尔兰人这些天主教徒有着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难以被同化、融合。再加上英国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各类差别越来越大。亨利八世之后的历代英国统治者借助显著的国力差距进行残酷镇压，加大殖民力度。其中的“集大成者”是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与英国国会发生冲突时，爱尔兰民众试图通过支持查理一世来建立一个天主教的爱尔兰国家。1649年内战结束，保王派失败后，作为虔诚清教徒的克伦威尔旋即带兵征服了爱尔兰。在英军的铁蹄下，短短三年时间，约150万人口的爱尔兰岛就由于屠杀、饥荒、疾病、移民而减少了41万人口。英国国会为了解决军队欠饷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土地要求，没收和拍卖了爱尔兰全部2000万英亩耕地中的1100万英亩。之后，爱尔兰人的日子愈发难过：1648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拥有全爱尔兰土地的59%，到了1751年，他们手中只剩下全爱尔兰土地的5%。他们还不能雇佣两名以上的学徒，不能出国留学，不能在大学申请学位和奖学金，不能担任公职、陪审员、律师和教师，不能出席议会，没有选举权，不准购买土地，甚至连个人财产都受到限制（如不能拥有价值超过5英镑的马匹）。爱尔兰被禁止向海外输出商品，工业基础（如曾经发达的毛纺工业）被摧毁，完全沦为农业国。更糟的是，这种农业国地位甚至都是附属于英国的。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所需的粮食供应，英国完全控制了爱尔兰的粮食出口，绝大部分大麦、小麦、燕麦都必须供给英国，爱尔兰农民只能依靠高产而又廉价的马铃薯果腹。这简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政府、地主、工厂主、教区牧师联手竭力把面包从工人餐桌上夺走的情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逼迫劳工改变饮食习惯，以马铃薯为主食，这样就能保证尽可能压低工资之后，劳工还能活得下去。而“节约”下来的粮食，则可以用来满足英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做到利润最大化。

◎处决查理一世时，围观的数百名新模范军。

爱尔兰人并非没有进行反抗。当发现国王靠不住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向较高层次发展。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激起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独立·共和·革命”的理念就此形成。虽然历次起义都由于各种因素失败了，但反抗的精神在一点点传承下去，反抗的力量在一点点积累起来。英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慌忙采取措施试图解决问题。结果却只是让爱尔兰人进一步认清现实：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合并后，英国政府根本无意推动爱尔兰像苏格兰和威尔士那样与英格兰融合。爱尔兰的殖民地地位丝毫没有改变，殖民当局依然将爱尔兰人视作被殖民者来残酷剥削。1817年英爱各自的国库实行合并。由于英国政府强迫爱尔兰将因爱尔兰人举行起义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以及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理应”由爱尔兰提供的军费，都作为单方面债务承担下来。爱尔兰的债务竟然从225万英镑飙升至1.13亿英镑。许诺了很久的解放天主教徒法案，到1829年才被英国国会通过。这不仅是一个不完全的解放法案，法案中还将选民的收入要求由原先的40先令大幅提高到10英镑，爱尔兰天主教徒选民的人数因此从23万人锐减至1.4万人。“英国人永远指望不上。”1845——1849年的爱尔兰大饥荒更用无尽的血与泪教育了爱尔兰人民。

◎一伙爱尔兰新教徒志愿骑兵（Yeomanry）正准备绞死一名爱尔兰反抗者。这种私刑在英军镇压1798年5月24日——9月24日的第二次爱尔兰人起义（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 of 1798）中很常见。

1843年开始，马铃薯晚疫病（Potato Late Blight）在北美与欧洲蔓延，引发饥荒。饥荒结束后，情况次糟糕的尼德兰有近万人死亡，情况最糟糕的爱尔兰死亡人数却高达100万。加上期间逃离爱尔兰的100万移民，1845——1849年，约850万人口的爱尔兰总计失去了200万人。这绝不是饥荒正常发展的结果，英国难辞其咎。饥荒爆发时，英国媒体将这场灾难视为上帝对爱尔兰人“奢侈”及“无忧无虑”生活的警告，并直斥马铃薯是“最不可靠的作物和最差的食物”。搞得好像爱尔兰民众有面包不吃、自愿吃马铃薯，所以活该受惩罚似的。英国政府于1845年11月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应对饥荒：

第一，从美国订购大批玉米到爱尔兰，由政府低价出售。但美国玉米要到1847年春天才能运抵，缓不济急……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爱尔兰农民平常完全依靠马铃薯生活，种植的小麦等粮食是用来交地租的，粮食绝收后又不免租，怎么可能有购买力？玉米价格再低，他们也买不起。

第二，对所有输入英国与爱尔兰的粮食免除保护性关税，以降低面包价格——爱尔兰农民丰收年都吃不起面包，现在面包价格降点，就吃得起了？

第三，在爱尔兰各地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这是唯一有效的措施，但岗位少、工资低，最多时也只能解决不到300万人（包括劳工家属）的口粮。何况资金不足以长期维持，工作时有时无，告别饥荒遥遥无期。到了1847年7月，英国政府只能用直接发放救济口粮的方式代替以工代赈（相对比较省钱）。政府拨款相当有限，英国民众的捐款比起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捐款也不算多。许多英国人认为，爱尔兰人忘恩负义、不思进取，救济他们是浪费税金。事实是，英国政府饥荒期间仍在爱尔兰照常收税，从爱尔兰征收的济贫税和收回的贷款本息就超过850万英镑，而英国政府提供的援助总共才810万英镑（其中一半以上居然还是需要偿还的借款）。

对于1847年开始的大规模驱逐浪潮，英国政府也没有进行干涉。自从爱尔兰的耕地集中到英国殖民者手中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在地主”（与在地地主相对）群体。这些英国地主居住在伦敦等大城市，有些甚至一生从未到过爱尔兰。他们或把土地整块租给当地的农场主，或遥控指挥代理人经营土地，坐享地租，且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意减免租子。饥荒爆发后，一些中小农场主被地主拒绝减免的地租以及政府强制征收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由是决定驱逐交不上租子的佃农。然而，不少农场主在佃农被驱逐后，也紧接着被地主驱逐了。可他们并不像佃农一无所有，往往早已攒下一笔去北美安家落户的钱。驱逐行动由地方官员在警察与军队的帮助下执行，佃农全家被赶出家门，房屋被推倒，胆敢收留他们的邻居往往在被发现后一并遭驱逐。只有很少一部分地主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实行驱逐，有些地主会用少量现金换取被驱逐家庭的顺从，多数地主则完全无动于衷。

◎1848年7月29日的青年爱尔兰党起义（Young Irelander Rebellion of 1848），被视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一部分，却由于各种原因，当天即被镇压。

加害者总是容易遗忘“不愉快的事情”，被害者的记忆却难以磨灭。政治妥协、利益交换、宗教运动、抗议示威、经济抵制、武装起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尝试一次次失败后，天际似乎又传来了新的乐曲——这次会有不一样的发展么？

◎遭驱逐的一家爱尔兰佃农，他们的房子已被推倒。

独立战争的序曲

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致爱尔兰人民：

爱尔兰男女同胞们！

在上帝与创造了古老的民族独立传统的先烈们的名义下，爱尔兰，以我们之口，号召她的儿女们集合到她的旗帜下，为她争取自由！

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在地下革命团体的组织训练中得到了勇武精神，在公开的军事组织——爱尔兰志愿军与爱尔兰公民军——中建立了严明纪律。兄弟会一直耐心等待展示自己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到来了。兄弟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被放逐到美洲的儿女和欧洲盟友的支持下，兄弟会以必胜的信心战斗着！

我们宣布爱尔兰人民拥有爱尔兰的主权，并可不受限制地决定爱尔兰的命运，该项权利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某个异族及其政府对此权利的篡夺，并不能使这项权利无效，就算灭亡爱尔兰民族，它也永不失效！每一代爱尔兰人都捍卫着民族主权，在过去三百年中，我们的祖先曾六次用武力来捍卫它。为了继续维护这一基本权利，并再一次在世界面前用武力捍卫它，我们在此宣布爱尔兰共和国为主权独立国家，我们发誓将用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手足的生命来实现它的自由、幸福，提高它在世界的地位！

爱尔兰共和国拥有全体爱尔兰人的拥护，并在此要求全体爱尔兰人的效忠。共和国保证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所有国民的权利与机会一律平等，并决心追求全民族与其每一部分的幸福和繁荣，平等爱护本民族的下一代，忘却某个外国政府在过去精心构造的、将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割裂的差别。

◎《复活节宣言》，签署人依次为托马斯·詹姆斯·克拉克、肖恩·麦克·迪尔迈德、托马斯·麦克多纳、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埃蒙·赛亚恩特、詹姆斯·康诺利、约瑟夫·马利·普伦凯特。

在我们的力量能建立起固定的、代表全体爱尔兰人，并由全体爱尔兰人选举出的民族政府的适当时刻到来前，在此组建的临时政府，在人民的信任下全权管理共和国的一切军民事务。

我们将爱尔兰共和国的事业置于至高无上的主的护佑下，祈求他祝福我们的斗争。我们也祈祷没有谁在为这项事业服务时，因胆怯、残暴或抢掠而蒙羞。在此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爱尔兰人必须用勇气和纪律以及为了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而舍生忘死的决心，证明爱尔兰名符实归的昭昭天命。

——《复活节宣言》

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的后一日），在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策划下，两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武装力量——倾向于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的爱尔兰志愿军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爱尔兰公民军合流，发动起义。1250名起义者攻占了都柏林市内的邮政总局大楼、市政厅、报社大楼等关键据点，并在圣斯蒂芬草地、火车站以及城区与市郊交界处的弧形地带等处构筑阵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志愿军领袖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在邮政总局大楼前，向围观群众及过往行人宣读了《复活节宣言》，即《1916年共和国宣言》，宣布爱尔兰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中独立，建立爱尔兰共和国（Irish Republic），并升起两面旗帜 [1] ，高高飘扬在都柏林大英帝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核心。

◎两面旗帜

爱尔兰志愿军于1913年11月25日组建，其初衷只是为了对抗统一派 [2] ——1913年1月13日组建的武装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s），以及反击橙带党（Orange Order）分子针对天主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暴力行为和恐怖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地方自治派 [3] 和爱尔兰国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的领袖约翰·爱德华·雷德蒙德（John Edward Redmond）向爱尔兰民众宣称，“以英国为代表的协约国正在为了自由而战，那么自由的胜利也必将为爱尔兰带来自由”，主张停止一切政治上的敌对行动，鼓动爱尔兰人加入英军。爱尔兰志愿军里超过90%的成员被雷德蒙德忽悠成了英军志愿兵，被编入第10、第16爱尔兰步兵师等英军部队，就此投身到其实与爱尔兰人根本没多少关系的残酷战争中。志愿军内留下的坚定分子只剩1万～1.4万人，这乃是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以及共和军前身爱尔兰志愿军难以细数的历次分裂中的第一次。

◎橙带党，1795年成立的新教激进派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贝尔法斯特，主要活动在爱尔兰北部、苏格兰、加拿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英联邦国家或前英国殖民地也有一定影响力。名称来源于新教英雄、同妻子玛丽二世（Mary II of England）共治英国的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但与历史上尼德兰等地政治派系意义上的奥兰治党（Orange Order）并不是一回事儿。橙带党鼓吹忠诚（忠于英王、忠于英国）、统一（与英格兰的联合），具有强烈反天主教、反分离独立倾向，是爱尔兰统一派的主要组成部分。

起义的策划方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历史则较长。他们的前身是1858年在都柏林建立的爱尔兰革命兄弟会（Irish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他们与主要在北美活动的盖尔人兄弟会（Clan na Gael）——其前身为1858年在纽约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Fenian Brotherhood），是姐妹组织。这两个兄弟会作为主张“独立·共和·革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地下革命团体，继承了活跃于18世纪末的联合爱尔兰人协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和活跃于19世纪中叶的青年爱尔兰党（Young Ireland Party）的思想与理念，支撑起了19——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爱尔兰人反英独立政治运动——“芬尼亚运动”。1914年9月9日，出于“英格兰的危机就是爱尔兰的机会”这一看法，共和兄弟会做出了“在战争结束前于爱尔兰岛发动起义”的正式决定。第二年夏天，共和兄弟会的财务主管托马斯·詹姆斯·“汤姆”·克拉克（Thomas James“Tom”Clarke）设置了直接向共和兄弟会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三人军事委员会，开始制定详细的起义计划，成员包括皮尔斯、约瑟夫·马利·普伦凯特（Joseph Mary Plunkett）、埃蒙·赛亚恩特（Éamonn Ceannt），之后又陆续增选了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Donagh）、肖恩·麦克·迪尔迈德（Seán Mac Diarmada）、克拉克以及公民军领袖、欧洲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他们中的多数人同时也是爱尔兰志愿军的成员，他们通过将一些共和兄弟会的同志提升至志愿军领导层，逐渐控制了志愿军。遗憾的是，以志愿军创始人欧恩·麦克尼尔（Eoin MacNeill）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将志愿军视为战后爱尔兰与英国政府交涉的筹码，强烈反对任何希望渺茫的行动。当时，以起义者们为代表的武装共和派 [4] 同英国政府之间，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这使得任何起义都可以说是“希望渺茫”的。军事委员会既不能把麦克尼尔争取过来，也不能完全架空麦克尼尔。因此，军事委员会在志愿军内根本无法确保命令的正确传达与及时执行。

除了志愿军，参加起义的力量还有爱尔兰公民军和爱尔兰共和妇女会（Cumann na mBan）。爱尔兰公民军是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前，发源于爱尔兰运输工人总工会（Irish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的武装组织。同爱尔兰工党（Labour Party）、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党（Irish Socialist Republican Party，1924年解散的第一次爱尔兰共产党的前身）联系密切。这支爱尔兰工人武装虽然规模不大，却在与爱尔兰志愿军联合之后，对其造成了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成为日后爱尔兰共和军“1934年左翼退出”、“1969年主流派转向马克思主义、放弃恐怖主义活动”等几次左右翼分裂的催化剂。共和妇女会则是由一些爱尔兰女性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这些巾帼英雄在起义中不仅承担了战场救护、运输、通讯等辅助工作，还曾拿起步枪同男人一起并肩作战。

前英国外交官、志愿军成员罗杰·大卫·凯斯门特（Roger David Casement）作为争取外援的负责人，通过盖尔人兄弟会与德国政府秘密接触后，千辛万苦从德国弄来2万余件武器。军事委员会准备收到武器后，立刻分发给在科克、利默里克等地的起义者，然后在西南部占领一块巨大的新月形地带建立根据地；其他各个地方的起义者则负责阻击英军援兵、破坏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秩序。同时，起义者中的1250名精锐按计划将以奇袭方式夺取都柏林。这样的话，英国政府除非派遣大量援军，否则难以继续控制爱尔兰。可如果英国一次性调动大批军队镇压，不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还会影响欧洲战局。倘若英国政府采取“添油战术”，一点点投入部队，只要爱尔兰人民响应起义，拿起武器勇敢反抗殖民者，那英军必然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直到完全被赶出爱尔兰岛。

然而，正当起义者们焦急等待运送武器的挪威船只抵达爱尔兰岛时，却传来了“船已被英国海军拦截、武器被缴获、凯斯门特被捕”的坏消息。时任爱尔兰总督的温伯恩男爵（Ivor Churchill Guest，2nd Baron Wimborne）旋即下令在爱尔兰全境进行大搜捕。军事委员会面临重大抉择——是否取消起义？取消起义即便能减少一定损失，武装共和派却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失败。如果能够像1798年第二次爱尔兰人起义或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起义那样闹出些大动静，造成一场“光荣的失败”，至少能把爱尔兰共和革命的火种传下去，激励更多的后继者，推动独立运动上一个新台阶。

不幸的是，同麦克尼尔一派的争执直到4月23日复活节那天依然没有得到（哪怕是暂时地）解决。以致在军事委员会义无反顾决定继续举行起义时，麦克尼尔却早已发出相反的命令，导致都柏林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跟进采取行动——起义成功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不存在了。4月24日的起义虽然出人意料，却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很快陷入困境：

◎复活节起义第一天，起义者据守邮政总局大楼的场景复原图（书刊摘录）。

第一日，面对都柏林驻军的111名军官和2316名士兵，起义者还能通过伏击、反冲击等手段击退英军的反扑。随后，英国政府立刻开始调动兵力镇压，大批英军准备登陆爱尔兰岛。

第二日，增至5000人并得到火炮加强的英军开始利用兵力优势和重武器优势分割、孤立起义者未连成一片各自为战的阵地与据点。

第三日，架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内的火炮与英国海军炮艇的舰炮连续不断轰击市区，但起义者的士气依然高昂，先赢得了一场防御战的胜利，击毙击伤鲁莽冲击交叉火力网的英军官兵234人，入夜后在英军激烈进攻下，也只有一个临时哨所陷落。

第四日，由于起义总部邮政总局大楼被炮弹和大火吞噬，起义者原本就不怎么统一的指挥体系彻底瘫痪，各处阵地和据点只能各自为战，坚持多久算多久。围攻起义者的部队增加到1.6万名正规军和1000名武装警察，英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第五日，邮政总局大楼本就是一处难以防守、难以撤离、难以获得补给的“死地”，熊熊大火后更是留不住人了。因撤退线路遭英军火力封锁，直到该日黄昏起义者们才在付出重大牺牲后逃离大楼。

第六日，英军拒绝了临时避难所内皮尔斯的谈判要求。15时30分，起义者们被迫无条件投降。

这6天里，起义者以阵亡64人的代价击毙了132名英军。但直至起义失败，其他地方也只发生了零星战斗。实力对比悬殊、事先准备不足、军事策略业余、内部意见不统一、组织不严密——在军事层面上，起义毫无疑问是一场惨痛的失败，在政治层面上似乎也未取得什么成功。爱尔兰民众或将起义视为一场闹剧，或无动于衷。部分媒体公开支持英国殖民当局镇压起义，统一派将起义者视为暴徒，地方自治派则声称对爆发起义“感到震惊和遗憾”。然而，在起义领导层被集体处决后，事情很快峰回路转，“暴徒”变为“烈士”、“乱党”变为“英雄”，这场起义在政治层面上忽然取得了出乎起义者意料的成功。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英国殖民当局的强硬手段。被临时派来爱尔兰担任驻爱英军总司令的陆军中将约翰·麦克斯韦尔爵士（John Maxwell）把整个爱尔兰岛置于令人窒息的高压军管下，逮捕数千名“叛乱嫌疑分子”的同时，还将克拉克、皮尔斯、康诺利等7名《复活节宣言》签署人（亦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凯斯门特、公民军的迈克尔·马林（Michael Mallin）等9名起义领导层其他成员迅速判处死刑。最终，处死90人，监禁或流放了3500名男性、79名女性。

对麦克斯韦尔这样拥有丰富殖民地军事经历的英军将领来说，爱尔兰同埃及、苏丹、南非之类的地方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枪毙因受重伤无法行走的康诺利也好，像对待刑事犯一样绞死皮尔斯和凯斯门特也好，逮捕并关押当时并非武装共和派的新芬党 [5] 主席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也好……总之，对殖民地叛乱分子野蛮的报复措施，完全合理合法！

◎凯斯门特。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在2010年出版了讲述凯斯门特生平的历史小说《凯尔特人之梦》（El sueño del celta）。

然而，这恰恰提醒了大多数爱尔兰人本不太愿正视的事实——大英帝国从来没有把他们与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全然等同。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恐怕也不可能。从后续来看，起义者的鲜血不仅换来了爱尔兰人民对他们以及他们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也换来了爱尔兰民族自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政治解决爱尔兰自治问题的前景一次次叫人失望，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却已经一步步从文化上重新塑造了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詹姆斯·奥古斯丁·阿洛伊修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们从自身是“爱尔兰人”这个基础出发，尝试了多元化的自我表达，以无比的才华和热情向大众传播各种政治主张和文化诉求。

同时，爱尔兰语（即爱尔兰盖尔语）这种几近灭亡的语言，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1853年成立的奥西安社团（Cumann Oisíneach）、1893年成立的盖尔语联盟（Conradh na Gaeilge）等一系列爱尔兰语文化机构，致力于爱尔兰语的抢救、保护和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大力鼓励对爱尔兰语手稿典籍的研究、翻译和出版，由此带动了对爱尔兰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古典文学、历史文献的翻译与再创作热潮，使得一大批古代英雄人物的形象在爱尔兰岛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对凯尔特古代文物的考古发掘，以1884年盖尔体育联盟（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创立为代表的传统体育运动的复兴，以及竖琴、风笛等爱尔兰传统乐器的复兴，也体现了深刻的民族自觉意识觉醒，以及爱尔兰人对政治身份的文化重构的努力。这些努力，在烈士们的鲜血温暖了爱尔兰的古老大地后，愈加发挥了作用。

◎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叶芝（拍摄于1903年）

希望与失望

5月12日，赶到都柏林的时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敏感地觉察到：爱尔兰岛内的气氛正在发生变化，起义者的鲜血正在唤醒人们，民众正汇聚起一股力量。

“只要立即实行《（爱尔兰）自治法》，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但是，由谁去牵头操作呢？阿斯奎斯自己并不想陷入爱尔兰问题的乱麻中。此时，“恰巧”有人毛遂自荐，那就是打着自己小算盘的时任军需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他看来，政治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准备工作已经颇为充分，虽有难度，但根本上来说只差临门一脚。这“临门一脚”，不仅会使他赢得自由党党内激进派的支持，还会让阿斯奎斯的威望扫地。自己取代阿斯奎斯的地位，将会顺理成章。

爱尔兰政界的大佬们——地方自治派的领袖雷德蒙德、约翰·狄龙（John Dillon）与统一派的领袖爱德华·亨利·卡森（Edward Henry Carson）、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等人，很快在劳合·乔治的军需部办公室进行了谈判，并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爱尔兰北部六郡仍留在联合王国内，其余的二十六个郡立即实行自治法。爱尔兰的这两部分目前在议会中的席位暂时保持不变，等待战争结束后召开一个新的帝国议会，由该议会来制定出永久性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具体条款……

尽管这个方案未能实现在整个爱尔兰岛实行自治法的目的，但总体来说，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自治，且保住了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因此，地方自治派还是感到比较满意。

◎英国国会所在地伦敦威斯敏斯特宫

统一派则普遍表示担忧。在他们看来，这个解决方案已经明显强调了这种解决方案的暂时性，也就是说，北爱六郡最终很有可能依然要加入爱尔兰自治领，而不是留在英国。劳合·乔治作为谈判的主导者意识到了统一派的这种情绪，所以特意给了卡森一个书面保证，保证在实行自治法的情况下，他本人坚决反对把北爱六郡与其他二十六郡合并到一起。他乐观地表示，在得到保守党人的支持后，要实施这个方案是不存在问题的。“不存在问题”？虽说现在是战时联合政府的“举国一致内阁”，可英国自由党的劳合·乔治什么时候成了英国保守党的太上皇，保守党人凭什么要支持他的解决方案？

自我膨胀、一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劳合·乔治很快被抽了一串耳光。第一个下手的是内阁同僚、时任不管部大臣的兰斯唐侯爵（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以他为首的保守党籍内阁成员坚持要修改方案，否则将集体辞职、搞垮“举国一致内阁”。7月5日，雷德蒙德迫不得已接受了一个新条件：英帝国将控制涉及战争的一切爱尔兰事宜并维护爱尔兰岛的公共秩序。7月11日，兰斯唐侯爵进一步提出要雷德蒙德公开承认这个解决方案是“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在这一点上，雷德蒙德根本没有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只得锲而不舍同时又徒劳地一再强调这个解决方案只能是“暂时的和可改变的”。针对雷德蒙德的回应，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在7月22日推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爱尔兰二十六郡实行自治法后，立即撤销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事情发展到如此局面，任何调停都已没了余地，劳合·乔治主导的解决方案就此搁浅。

地方自治派们在伤心、失望之余，明确感觉到他们被自由党尤其是被劳合·乔治叛卖了。这个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向雷德蒙德等地方自治派领袖保证，倘使这个解决方案在重要方面被迫做出修改或被否决的话，他定当拼死争取，事仍不成，则愤而辞职。然而，当劳合·乔治意识到保守党人的反对很可能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他便毫不迟疑地背弃了自己诺言，把地方自治派扔到一边去了。于是，地方自治派遭受了致命打击。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不再对帝国议会抱有希望。80余名爱尔兰籍议员离开了威斯敏斯特，倒向武装共和派。一夜之间，武力似乎成了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唯一可行手段。

1916年12月6日，劳合·乔治成功取代了阿斯奎斯，就任战时联合政府的新一任首相。这一年，德国在针对英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中出动了相较上一年翻倍的艘次数（720艘次），海上形势发生了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变化。穷于应付的劳合·乔治此时必须稳定战时状态下的英国社会。在拥有世界最大爱尔兰裔社群的美国和大英帝国各自治领的一致谴责下，英国政府也不可能在战时随便采取以往那些高压的镇压手段。于是，劳合·乔治厚着脸皮旧话重提，再次向雷德蒙德提出先前搁浅的爱尔兰问题解决方案。

且不说雷德蒙德等地方自治派已不再相信劳合·乔治，就算他们想再相信劳合·乔治，爱尔兰岛内的政治局势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了。以武装共和派民族主义者为主的公开政党组织新芬党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复活节起义，但由于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爱尔兰志愿军这三个各自独立的组织成员有很大程度的交集，所以起义后，公开的新芬党俨然成了武装共和派的政治代表。他们在岛内迅速发展，影响与日俱增，赢得了北爱六郡外几乎每一个补缺选举。

雷德蒙德不接茬，一时让劳合·乔治黔驴技穷。直到1917年6月22日，俘虏过随军记者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的前德兰士瓦共和国（即布尔人在南非北部建立的南非共和国）游击队指挥官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扛着英国陆军中将的临时军衔（名誉晋级）来伦敦担任不管部大臣时，事情才有所进展。史末资建议按照南非的模式召集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中，由爱尔兰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劳合·乔治（拍摄于1916年）

7月，邀请了爱尔兰所有党派参加的会议在都柏林正式召开。新芬党当然对邀请不予理睬，但仍有许多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到会，以期商讨出爱尔兰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可笑的是，这些领导人又一次被劳合·乔治或者说大英帝国政府玩弄了。事实上，如果得不到北爱六郡代表的同意，爱尔兰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劳合·乔治清楚地知道北爱六郡的代表们是不会同意任何其他解决方案的。所以，英国政府召开协商会议、释放复活节起义中的被捕者，无非是想暂时稳住爱尔兰人，同时堵上美国以及各个自治领的嘴。爱尔兰的确就此平静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18年初被德军的大规模进攻打破。

1918年3月，西线德军在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的指挥下向协约国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协约国联军仓促抵抗，处境一时非常危急。面对这种形势，英国政府企图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采取一切有可行的措施来支持前线。此时，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兵源。在英国，兵源早已被搜罗殆尽。纵使劳合·乔治将义务兵役的年龄上限提高到50岁，也很难再征集到多少人手上战场了。因此，一些议员将主意打到了此时依然不用服义务兵役的爱尔兰人身上，他们开始在议会中对此状况表示不满。于是，劳合·乔治好似捞到了救命稻草，想要用“战后在整个爱尔兰实行自治法”来交换“战时在爱尔兰实行义务兵役”。他认为，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反对自治法的爱尔兰人接受自治法，另一方面可以使爱尔兰人普遍接受强制性的义务兵役，既可以解决兵源问题，又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可谓两全其美。

看不下去的卡森只好站出来劝劳合·乔治放弃这一想法。卡森虽是统一派的领袖，却也同样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父系为苏格兰裔爱尔兰人、母系为英裔爱尔兰人）。他能理解那些志愿从军，作为英军一员进行战斗的爱尔兰人。究其根本，那是爱尔兰自古以来的“自由人从军权利”的体现，而强迫大量爱尔兰人为英国作战，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爱尔兰人不可能愿意为殖民政府舍生赴死。卡森表示，劳合·乔治如果这样做，只会引起爱尔兰人的强烈反感。到时，为了保证义务兵役征集的正常实施，派去爱尔兰岛维持秩序的英军士兵数目，甚至可能超过在爱尔兰岛上征集到的士兵数目。劳合·乔治却对卡森的规劝置若罔闻。

果不其然，大多数爱尔兰人被激怒了，少数并不怎么在意的也表示对“遥远的《自治法》许诺”不感兴趣。为了抗议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爱尔兰籍议员中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再度离开了威斯敏斯特。在爱尔兰岛，由复活节起义领导层中的幸存者——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所领导的抗议斗争，在爱尔兰天主教会的全力支持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4月23日，爱尔兰发动了全境反征兵总罢工，工人、农民、教师、学生、职员、商人、神父……整个爱尔兰岛（除了贝尔法斯特）的各行各业都积极响应，甚至连爱尔兰人离不开的酒吧都纷纷关门歇业支持罢工。

◎瓦莱拉，1937年爱尔兰事实独立后，他曾担任第一、第三、第五任总理和第三任总统。

英国不仅没能在爱尔兰征得一兵一卒，还进一步激化了爱尔兰同英国之间的矛盾。团结而又激昂的爱尔兰，在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们看来战云密布，可怕极了。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英国政府匆忙制造了一个“德国阴谋案”，以此为借口镇压爱尔兰人民的斗争运动。5月18日，英国政府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了70余名武装共和派领导人，将他们中的大部分投入英格兰的林肯监狱（HM Prison Lincoln），并宣布新芬党、志愿军、共和妇女会、盖尔语联盟等为非法组织。直到战争结束前，英国殖民当局在爱尔兰以各种理由逮捕的武装共和派人士超过1000人。劳合·乔治以为这样就能使爱尔兰民众群龙无首，就能至少暂时压制住爱尔兰的反英斗争运动。然而，领导者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历史潮流把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摆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也为世人解决矛盾提供了舞台和条件。简单点说，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倘若有人被迫离开“舞台中央”，就一定会有代演的新人站上“舞台中央”。同瓦莱拉一起参加了复活节起义的迈克尔·约翰·“米克”·柯林斯（Michael John“Mick”Collins）正是爱尔兰反英斗争运动的新主角。他，以及其他一些幸免于难的武装共和派领导人代替被捕的新芬党领导层，促使爱尔兰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旧的斗争方式并不能真正起到什么作用。投票、抗议示威、经济抵制，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如说是表达态度的手段。殖民压迫、种族隔阂之类的结构性问题，是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得到解决的。面对通过“合法手段”无力解决的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民众其实只有两种选择——“继续忍受”，或者“揭竿而起”。忍受通常会是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和唯一选择，不幸的是，人类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此后，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斗争走上了一条新道路。民族自决、分离独立成了斗争的主要目标。鲁登道夫的进攻最后虽未能使德国免于战败的命运，却导致大英帝国难以避免将失去爱尔兰的命运。

1918年11月11日，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场牺牲了无数人的世界战争“帮助”许多国家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现在，轮到爱尔兰人民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了。12月，英国举行了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新芬党虽然拒绝出席帝国议会，却充分利用大选测试了民心向背。结果，新芬党一举赢得英国下议院（平民院）席位中的73席，大选中受英国扶植的爱尔兰统一派联盟（Irish Unionist Alliance）夺得22席，从前长期受英国扶植的、成员以地方自治派为主的爱尔兰国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仅得到剩下的6席（其中4席还是新芬党为了联合起来一致对抗统一派而让给他们的）。柯林斯这样的通缉犯与瓦莱拉这样的在押犯都被选为大英帝国议会的议员——这样的选情发展令武装共和派兴奋不已。新芬党的议员们宣布他们不会去英国下议院就职，相反，他们要在都柏林建立一个爱尔兰人自己的议会。

◎1918年英国大选爱尔兰地区结果

非常规战争

1919年1月21日，爱尔兰国民大会（Dáil Éireann）第一次会议在都柏林市政厅召开。会上回溯批准了1916年的《复活节宣言》；发表了一篇新的《独立宣言》，再次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独立建国；草拟了临时宪法；向英国提出撤军要求；呼吁“世界上各个自由国家”承认爱尔兰独立；还编制了一份以社会主义原则和政策为核心的，对主要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议会来说相当激进的《民主纲领》。就在同一天，由谢默思·鲁滨逊（Séamus Robinson）、肖恩·崔西（Seán Treacy）、丹尼尔·“丹”·布林（Daniel“Dan”Breen）等9人组成的志愿军小组，试图“搞点武器”。他们在蒂珀雷里附近的索罗海德贝格（Soloheadbeg）伏击了皇家爱尔兰保安队（Royal Irish Constabulary）的一辆炸药运输车，两名保安队员因拒绝交出炸药而被击毙。这个自发性的行动受到爱尔兰各地长期缺乏武器弹药的志愿军成员的踊跃响应。他们不仅开始有计划地袭击保安队员、夺取武器弹药武装自己，甚至开始集中力量攻击各个孤立的保安队据点，迫使保安队放弃了在农村地区的不少据点。在这一连串各行其是的行动中，爱尔兰独立战争就此爆发。当然，对坚定的武装共和派而言，独立战争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板棍球（Hurling），又称爱尔兰式曲棍球，是一种使用前端为平板的球棍运球和击球的团队球类运动，与盖尔式足球（Gaelic football）并称为爱尔兰两大传统体育运动。另外，在禁止携带武器的政治集会中，为了防止遭镇压时手无寸铁，参与集会者常常随身携带板棍球球棍。

在伦敦的帝国政府看来，这一切都显得滑稽可笑。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国”的议会——爱尔兰国民大会的议员（也就是1918年末英国下议院选举中的新芬党籍当选者）中的多数不是在逃，就是在押。1月21日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只有27人，其中，柯林斯与另一人名义上到会，实际上未到场。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军队——以爱尔兰志愿军成员为主，加上部分公民军、共和妇女会、爱尔兰勇士 [6] 等组织成员，整合成的爱尔兰共和军，不过是一群缺枪少弹、衣衫褴褛的农民和市民造反者。刚刚经历了一战这一大难的英国政府，不愿意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专门拿人力、物力来镇压据说“士气低落、不堪一击”的叛乱分子。纵使爱尔兰岛上驻扎着2万名英国正规军，英国政府仍希望只依靠9700名当地武装警察（即皇家爱尔兰保安队），再辅以都柏林大都会警察（Dublin Metropolitan Police）那样的当地治安警察，便能解决问题。然而，事态的发展渐渐超出了英国政府甚至爱尔兰民众的预期。

2月，柯林斯等人实施了大胆的越狱计划，将瓦莱拉等一批在押领导人从监狱中成功救出。回到爱尔兰后，瓦莱拉接替暂代其职的卡哈尔·布鲁阿（Cathal Brugha），以国民大会主席的身份担任政府首席。柯林斯则一边从政府的内务部长转任财政部长，负责从各种渠道为共和国政府筹集资金；一边担任爱尔兰共和军的组织主任和情报主任，开始与共和军参谋长理查德·詹姆斯·穆尔卡希（Richard James Mulcahy）一起领导对英作战。参谋长直接向共和国政府的国防部长负责，本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唯一主官，其下有组织、情报、通信、后勤、技术等分管主任。由于柯林斯卓越的才能与在独立运动中的实际地位，外加身为政府的财政部长，与转任国防部长的布鲁阿平级。于是，共和军建立了一套以柯林斯为首，穆尔卡希为副，布鲁阿负责监督的战时指挥体系。当然，请不要被“战时指挥体系”这样的说法误导。在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尚且经常转移办公场所，东躲西藏以逃避殖民当局搜查、追捕、突袭的恶劣环境下，现有的组织架构、通信手段等都不足以让共和军拥有一套如一般军队的指挥体系。在对英作战中，共和军的领导核心除了制定大体战略，做一些组织、编成工作，并提供一定后勤、技术协助外，诸如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时间等战术层面的具体事项，都由共和军地方领导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柯林斯除了筹钱，主要工作就是建立共和军情报网并摧毁英国殖民当局情报网。

◎柯林斯，爱尔兰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被称为“20世纪城市游击战之父”。以色列的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与巴勒斯坦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都深受其影响。

独立战争开始时的共和军，虽然有近10万名注册成员，其中的活跃分子却只有1.5万名左右，完全军事化的脱产成员更是只有3000名左右。相较敌军，组织化程度很低、兵力极其有限、轻武器及弹药严重匮乏、重武器干脆没有。倘若与英国正面开战，别说英国正规军了，保安队那近万人的武装警察他们都不一定打得赢。共和军领导层充分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爱尔兰各地编成每个战术单位一般在30人规模的小型游击队——“飞行纵队”来开展游击战。行踪隐秘、反应快速的飞行纵队穿着便装四处活动，骚扰、伏击、突袭保安队的兵营、哨所、军火库、巡逻队和运输车辆，夺取武器装备和弹药。这种战术虽然是借鉴自布尔战争中的南非布尔人，爱尔兰人用起来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同时，柯林斯和理查德·“迪克”·麦基（Richard“Dick”McKee）在都柏林着手建立专司刺杀行动的小队。柯林斯认为当务之急是摧毁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情报网，“英国能够迅速补充损失的士兵，却难以补充损失的情报人员”，首当其冲的便是大都会警察的G处（G Division）。

该处是由便衣特工（俗称G men）组成的警察情报部门，实际担当着政治警察的角色。早些时候，柯林斯在G处内共和军间谍的帮助下，亲自潜入该处的档案室，翻阅了整整一夜秘密档案。柯林斯发现，G处所掌握的武装共和派分子的资料相当详尽，因此决定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小队以2～3人为一个战术单位执行任务。小队通常会事先向预定目标发出警告函，建议其辞职或申请调离爱尔兰；实在不行，消极怠工也是共和军可以接受的一种回应，但若“一意孤行、不思悔改”，那此人便必死无疑。7月30日，G处的一名探长成为小队枪下的第一个亡魂。此后，无论是英国特工、爱尔兰密探，还是残杀平民的保安队员、迫害革命者的英军军官，抑或追缴“共和国国债”的税吏，鼓吹“杀无赦”的地方行政长官……只要被锁定成为目标，即便能够暂避一时，最终都难以幸免。

◎参与了索罗海德贝格伏击的肖恩·霍根（Seán Hogan）指挥的飞行纵队，属于蒂珀雷里旅。

小队与飞行纵队在城市与乡村进行的游击战，都被英国政府视作谋杀和恐怖袭击，殖民当局自然要采取残酷的报复措施。据统计，在战争的前18个月中，英军搜查了38720幢民宅，逮捕了4982名嫌疑分子，进行了1604次武装突袭，洗劫和毁坏了102座城镇，屠杀了77名没有武装的共和派成员与一般平民。殴打、破坏、纵火、抢掠财物、随意逮捕……这些“以暴制暴”的行动，不仅不会吓住武装共和派，还将本来普遍反感共和军暴力活动的大多数民众点醒了——“还是没把我们当人呐”！要知道，共和军几乎不会主动牵连普通民众，而英国人却把严厉惩戒的主要目标放在了爱尔兰老百姓身上。殖民当局还振振有词：“惩戒行为都是能够找到法律依据并对烈度有限制的，‘绝对’不会出人命；而那些出人命的‘偶发过激行为’，事后都已追究了当事人责任（名义上的追究，实际上未进行任何处分），这种做法完全体现了国王陛下的政府对联合王国臣民的一视同仁……”帝国主义如此这般的说辞当然不能把事情糊弄过去，爱尔兰民众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反抗大英帝国的殖民压迫。

作为镇压急先锋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队首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全面排斥：各行各业都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亲戚朋友开始与他们断绝往来，甚至连最基本的食品购买都得依靠持械威胁店家才能正常进行。保安队员即便在不太可能受共和军袭击的安全地带，也开始随时带枪。“不带枪什么也干不了”、“带了枪也未必能干什么”……保安队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地出身的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大家乡里乡亲，遇上“抵死不从”的，你还能真开枪打死人家？出了岔子，英国人可以一走了之，爱尔兰人行么？于是乎，保安队辞职率不断上升，入职率大幅下降，留在保安队内的，亦开始纷纷因恐惧或同情而与共和军合作——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

接着，都柏林码头工人拒绝为英方装载战争物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爱尔兰运输工人总工会的响应。除了海运，在铁路方面，爱尔兰的火车司机也被要求拒绝运载任何英国军队。火车司机们严格执行了这项要求，纵使遭遇死亡威胁也不退缩，站务人员也纷纷支持这项行动。最终，英国政府只能从英格兰调来火车司机运载英军。

武装共和派则开始得到爱尔兰民众的广泛支持：人们主动向他们提供情报、物资以及供食宿的“安全屋”。殖民当局的搜捕时，有些民众就算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财产，也要保住共和军战士的生命。同时，在共和军控制的大片农村地区，柯林斯的后任内务部长格里菲斯开始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地方机构：法院、警察局、地方行政机关和税务部门。虽然当时各地国会法庭的司法独立时不时地会受到共和军的干涉，但人们对国会法庭的信任仍超过了旧殖民当局的法庭。

◎1921年4月，一群黑褐部队成员和预备队成员在都柏林。

在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放弃原来主要依靠当地亲英爱尔兰人的力量来“以夷制夷”的方针，积极介入事态。1920年3月，一支7000人规模的临时部队被加强给皇家爱尔兰保安队，代替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多数保安队员，成为镇压共和军的主要力量之一。这支后来逐渐扩充至9500人的部队，主要成员是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地的一战老兵。由于组建仓促，没来得及配备统一制服，政府下发了大批剩余物资，士兵们往往穿着卡其色的英国陆军军裤，混搭保安队或者英国警察的上衣、帽子、皮带，因此得了“黑褐部队（Black and Tans）”的诨号。黑褐部队登陆爱尔兰后，同共和军倒是势不两立，但他们的兴趣明显更集中于酗酒、劫掠和纵火上，军纪极其败坏。同时，镇压效率又未见有太大提高。7月，在时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丘吉尔的提议下，末代驻爱英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塞西·弗雷德里克·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Cecil Frederick Nevil Macready）下令武装共和派最凶恶的敌人之一、时任爱尔兰殖民当局警务顾问的陆军少将亨利·休·都铎爵士（Henry Hugh Tudor）组建更富效率的特殊镇压部队。都铎用高薪等优厚待遇招聘了大量参加过一战的英国及各自治领、殖民地的士官与军官，组成了1400人规模的预备队（Auxiliary Division），之后逐渐扩充到1900人。这些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应聘者中有不少曾屡立战功，甚至包括3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联邦最高级军事勋章）获得者。他们到了爱尔兰后，或作为各级指挥官与黑褐部队混编，或单独编组，提高镇压效率。他们中或因为朴素的忠君爱国，或因为极端仇视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或因为雇佣军的专业精神，在镇压武装共和派时相当积极。但由于普遍的虐待平民行为，他们的名声相比黑褐部队也好不了多少。随着这两支雇佣军部队同驻爱英军在1920年的夏天开始发动残酷反扑，爱尔兰事态升级了。

虽然之前的3月和4月也发生过一些恶性事件 [7] ，但还是有不少爱尔兰人认为，英国政府在眼下无法压制独立运动的情况下会选择谈判。可英国政府于8月在爱尔兰正式实施《恢复秩序法》，用军事法庭取代平时的各类法庭后，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劳合·乔治选择的是镇压，而非谈判。11月21日，爱尔兰历史上的第三次“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把战争推向了高潮：

殖民当局的情报头子，于二三十年代参加了多个英国法西斯组织的陆军准将奥蒙德·温特爵士（Ormonde Winter）也是武装共和派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为了应对屡屡挫败G处和其他英国特工、密探的共和军，特别为了对付柯林斯的共和军情报部门，打算从大英帝国各个情治部门调来18～20名富有经验的精锐特工，组成一个特别情报分部。在这个特别分部成型的过程中，由于成员喜欢在都柏林市内的一家“开罗咖啡馆”碰头，此情报分部由是被称作“开罗帮”。开罗帮给共和军情报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柯林斯于是决定在1920年11月21日清晨全面袭击开罗帮成员及相关人员。

该次袭击造成包括开罗帮成员、驻爱英军军法官以及2名预备队成员和1名平民告密者在内的15人死亡、4人受伤；共和军方面的袭击者则只有1名小队成员受伤。温特为此勃然大怒，决定立刻实施报复。可是踪迹难寻的共和军情报部门岂是马上可以找到的？殖民当局决定直接向爱尔兰民众进行报复：得给这些不长记性的爱尔兰人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

15时25分，黑褐部队与预备队乘坐装甲车和卡车闯入盖尔体育联盟的科罗克公园球场。当时，都柏林队与蒂珀雷里队正在进行盖尔式足球比赛，现场至少有5000名观众。黑褐部队与预备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用步枪、手枪以及装甲车上的2挺机枪向场上球员与场下手无寸铁的球迷射击，导致包括1名蒂珀雷里队球员在内的14人被杀，超过80人受伤，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一周后的11月28日，西科克旅下辖的一支36人的飞行纵队在旅长托马斯·“汤姆”·巴里（Thomas“Tom”Barry）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愤怒的共和军以牺牲3人的代价，击毙17名、击伤1名预备队军官成员，焚毁2辆装甲车。英方对此的反应则是，于12月10日在爱尔兰南部的科克、凯瑞、利默里克、蒂珀雷里四郡实施《戒严法》，进行军管。第二天，大批英军在预备队装甲车的前导下冲入科克市。市中心周边区域遭英军劫掠，并被付之一炬。由于英军禁止任何救火行动，蔓延的火势以及英军的抢劫夺去了总计300万英镑的财产。事后，殖民当局面对世界各国的诘问，居然恬不知耻地全盘否认英军的罪行，并颠倒黑白指责科克市民自行放火栽赃英军。

◎开罗帮部分成员的合影

实施《戒严法》后，英国政府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处死武装共和派囚犯了，不需要再使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迂回手段来弄死这些该死的“芬尼亚分子”。接任科顿的新芬党籍科克市市长特伦斯·约瑟夫·麦克斯威尼（Terence Joseph MacSwiney）被关押在伦敦的布里克斯顿监狱后，立刻为了自己以及同伴们的被捕、审判、量刑定罪、关押服刑等一连串即便按照英国法律也不公正、不合法的遭遇进行绝食抗议。他以惊人的顽强毅力绝食74天。监狱当局则坐视其逐渐衰弱、昏迷，直到死去。血腥星期日当天，温特第一个想到的报复对象便是在押的共和军重要领导人麦基。当天晚些时候，麦基同另两名武装共和派囚犯“被越狱”，并因此理由在都柏林城堡遭枪决。

12月24日，越狱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寻求支持和募集资金的瓦莱拉回到了爱尔兰。多数爱尔兰裔美国人对祖国的独立事业是支持的，贫穷的他们拿出艰难积攒下来的1美元、1美元捐给新生的共和国政府。但是，曾经被瓦莱拉寄予厚望的美国政府与国际联盟却太令他失望了——他们不愿意出来为爱尔兰主持正义，甚至不愿意承认爱尔兰共和国（当时承认爱尔兰共和国的只有苏维埃俄国）。回国后，瓦莱拉一时曾希望暂停被英国描述成谋杀和恐怖袭击的游击战，用正规战对抗英军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然而，他很快明白，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共和军得以能够一直对抗异常强大的敌人，游击战是必不可少的。目下战争虽陷入了僵持状态，可从长期的发展形势而言，这对共和军却十分有利。果然，1921年3月时，共和军便有力量发动一些规模稍大的作战行动了。

3月19日，试图进行伏击的共和军西科克旅104人遭到英军埃塞克斯团1200名士兵以及120名预备队成员的包围。在巴里的指挥下，西科克旅的战士在击毙至少10名英军后成功突围，己方遭受的损失仅6死3伤。3月21日，共和军凯瑞旅一支32人的飞行纵队在丹尼·欧曼（Danny Allman）的率领下袭击了运送英军的火车，结果，双方指挥官在交火中都毙命，共和军损失2人，英军8死、14伤。

◎1968年出版的巴里回忆录《在爱尔兰打游击的日子》（Guerilla Days in Ireland）的封面。

这段时期，共和军发动的奇袭作战有些成功了，亦有一些遭遇了严重的失败。究其原因，固然有英军不再轻视共和军，行动渐趋保守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殖民当局大把撒钱，收买了爱尔兰人中愿意为英国人做密探或告密者的败类。由此引发了共和军对告密者的恐惧以及1921年1——4月的清理行动：73名密探或告密者被杀，尸体上贴着“这就是间谍和告密者的下场”的纸条。

1919年以来，共和军在军事层面上最大的一次单场作战失利发生在1921年5月25日。这天下午，共和军都柏林旅的120人在汤姆·恩尼斯（Tom Ennis）的率领下，突然袭击了殖民当局9个行政部门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办公楼——都柏林海关大楼。迅速占领大楼的共和军四处放火后试图撤退，却遭到闻讯赶来包围了大楼的预备队和英军的阻截。事实证明，共和军的装备和训练通常不能使他们在同英军的正面冲突中获得胜利。战斗结果：共和军5人死亡、3人受伤、70余人被俘，英军方面则只有4人受伤。但这场失利并非没有带来一些正面意义：由于火势太大、难以扑救，海关大楼烧了整整一夜。即便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人们也能看到英国在爱尔兰殖民统治的象征正在熊熊燃烧，殖民当局似乎已不堪一击。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国在爱尔兰统治几个世纪以来留下的多数资料都在这场大火中化作了滚滚浓烟。殖民当局的行政机关一度陷入瘫痪。正当共和军在爱尔兰岛大部分地区取得这样的优势时，东北部6个郡的情况却恶化了。

当战争正式爆发后，劳合·乔治面对不利形势，抛出了俗称《分治法》的《爱尔兰自治法修正案》：建议将爱尔兰岛分成“北爱尔兰”（北爱六郡）和“南爱尔兰”（其余二十六郡）两个自治实体，分别授予自治权。1920年12月，这个法案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然而，早在这一年的夏天，北爱六郡的新教徒们就已经开始向他们认为的“死敌”下手了。这种超常的集体恐惧，很大程度是拜英国政府所赐。英国政府希望给世人强化“爱尔兰共和军等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反新教武装”的印象，以此来挑拨爱尔兰人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关系，同时在英国本土博取大众对英军使用残酷手段的理解。具体来说有许多招数：假使共和军杀死的爱尔兰人间谍或合作者是新教徒，公报中就会特意提及此人的宗教信仰，如果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在爱尔兰人口中占大多数）就只字不提此人的宗教信仰。当局的官方媒体是这样做的，非官方媒体亦被鼓励（或逼迫）这样做。结果成功形成了一种社会印象：共和军在屠杀新教徒。1921年夏，1732年创刊的英国老牌杂志《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发表了一系列以《新恐怖笼罩中的爱尔兰——生活在戒严法之下》为标题的文章。杂志号称该系列文章对爱尔兰局势的叙述客观、中立，但文中却屡次露骨地对共和军进行抹黑。事实上，作者欧内斯特·塞缪尔·道道尔（Ernest Samuel Dowdall）就是一名预备队军官，更是预备队宣传部门三人创作小组的成员。该系列文章的传播只是殖民当局策划的许多宣传战行动中的一次，目的是影响那些对英军在爱尔兰行动感到不安的英国公众舆论。

◎新芬党共和青年团的海报：“解散R.U.C”，RUC指的是1922年6月1日成立的北爱警察机构、厄尔斯特皇家警察（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该机构的成员组成中，天主教徒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从未达到组建前约定的三分之一比例。且历年来的主要工作，除了正常的维护社会治安，就是介入宗教或民族冲突，严重妨碍了北爱和平进程，所以于2001年11月4日遭解散。说起来，当初USC3.2万人，RUC1.3万人，按照1926年北爱地区的人口统计数据（1256561人），即便不算港口警察之类的小型警察部门、英国正规军和情报机关，光两大警察部队就占了当地总人口的3.58%，这个“自治实体”可以说是字面意义级的“警察国家”吧。

在英国政府有效宣传的影响下，北爱新教徒对局势感到绝望。他们认为，武装起来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已经控制了爱尔兰其余部分，随后将杀入北爱地区。所以，他们要抓住一切机会显示统一派的力量，阻止武装共和派。1920年7月17日，出生于印度旁遮普地区的英国陆军中校杰拉德·布赖斯·弗格森·史密斯（Gerald Bryce Ferguson Smyth）因公然鼓励保安队员将平民作为报复对象而被共和军刺杀。20日，他在其母亲的故乡北爱城镇班布里奇（Banbridge）下葬，导致在班布里奇及附近小镇德罗摩尔（Dromore）发生针对天主教徒的暴动。21日，暴动蔓延到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Londonderry）——北爱的两大城市，导致40人死亡，大量民众无家可归。8月22日，杀害科克市长科顿的主谋、保安队地区督察奥斯瓦德·斯旺奇（Oswald Swanzy）在其新任所北爱城市利斯本（Lisburn）被自科克千里追凶而来的共和军成员发现，当场遭射杀。作为报复，利斯本的统一派纵火烧毁了当地天主教徒聚居区的300所房屋。10月，在统一派领袖克雷格的建议下，英国政府在北爱地区组建了4000人规模的武装警察部队——厄尔斯特特别保安队（Ulster Special Constabulary，俗称“B Men”）。这支部队完全由新教徒组成，主要从厄尔斯特志愿军和橙带党分子中遴选成员，1922年扩充至3.2万人，俨然是一支穿着警服的统一派军队。

◎1921年南北爱尔兰大选各党派席位分布综合统计

共和军火烧海关大楼的前一天——1921年5月24日，根据《分治法》的规定，南北爱尔兰作为两个自治实体，分别举行了大选。结果，新芬党在南爱的128席中赢得124席，在北爱的52席中赢得6席；取代爱尔兰统一派联盟的厄尔斯特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在北爱52席中夺得40席；爱尔兰国会党的继承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党（Nationalist Party）在北爱的52席中取得6席；无所属统一派在南爱的128席中取得4席。相比上一届大选，各派势力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武装共和派实力稍稍增强，统一派大体未变，地方自治派的支持者减少明显、但也没有完全失去存在感。有殖民当局组织的选举，共和国政府干脆省了再搞一次国民大会选举的麻烦。由于瓦莱拉、格里菲斯、柯林斯、麦克尼尔、肖恩·米洛伊（Seán Milroy）5人在南北爱尔兰两个大选中都成功当选，所以1921年大选中的新芬党籍当选者一共125人，直接组成了第二届爱尔兰国民大会。既然选举结果已经可以再次明确确认新芬党在整个爱尔兰岛占民意支持的绝对多数，也就让国民大会有了更多底气团结起来去拒绝《分治法》。可这种团结不久就被英方的行动搅破了。

1921年6月22日，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在向7日建立的第一届北爱尔兰议会做演讲时，呼吁在爱尔兰进行和解。乔治五世面对5月南北爱尔兰大选的结果，希望政府同新芬党展开和谈。他认为“既然全爱尔兰都统治不了新芬党人，那么就只好由新芬党人来统治爱尔兰了”。同时，他也对英军（尤其是黑褐部队）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在友人史末资的建议下，乔治五世决定试一试。他向首相劳合·乔治施加压力，促使劳合·乔治召开内阁咨询会议讨论史末资草拟的国王演讲稿。内阁咨询会议最终不情不愿地认可了这篇《爱尔兰和解》演讲。十个月前还坚决主张镇压的劳合·乔治，为何突然不再坚持了呢？

让英国人损兵折将、毫无收获的爱尔兰已成为一个泥潭。军方提交的意见是：增兵10万，像在南非对付布尔人一样，采取碉堡战术、焦土政策，设置绥靖区和集中营，更强硬、更大规模地镇压爱尔兰人。这对劳合·乔治而言实在是个讽刺。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年10月11日——1902年5月31日）期间，劳合·乔治是自由党反战派的急先锋。他猛烈地抨击保守党政府和陆军，抨击战争动机不纯，攻击“为当地外国侨民（主要是英国人）争取选举权”这种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抨击战争花钱无数、浪费了本该用于英国社会改革的经费，抨击陆军虐待布尔人特别是集中营的老幼妇孺，抨击保守党政要以权谋私、大发战争财……现在，轮到他采用这些曾被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政策了么？劳合·乔治作为资深政客，“厚颜无耻”是基本技能，他倒是不在乎做跟保守党政敌们一样的决策，可关键得赢啊！按照军方的想法就能赢吗？劳合·乔治向曾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与爱尔兰志愿者并肩作战、对抗英军的史末资等布尔战争亲历者们咨询了意见。结论很不乐观：

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南非布尔人同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共8.8万人对抗了近45万英军，后期，布尔人游击队只剩2.2万人也一样有不错的战绩。现在，爱尔兰岛上的英方军事力量计有驻爱英军约4万，保安队（包括黑褐部队和预备队）约1.5万人，不到1万的“B Men”，算上可能的10万增援英军，一共16万多。而按照英国情报部门和爱尔兰总督府的估计，共和军的兵力在10万～20万之间，这仗怎么打？一下子投入四五十万兵力？世界大战才结束几年？大英帝国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一点点“添油”，说不定就一点一点都陷在那儿了。军方提出的，像对付布尔游击队一样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倒是很可能奏效。但是，第一，爱尔兰人比布尔人多多了，英国政府这样干需要冒巨大的舆论风险；二则，这会儿英国的正式国名还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就是说爱尔兰人是正儿八经的英国国民，肯定不能把用在殖民地民众身上那套直接搬过来用到他们身上，至少面儿上得过得去吧？把本国平民关进集中营？今天能把爱尔兰人关进集中营，明天就能把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也关进集中营！劳合·乔治年轻的时候曾试图把一个自由党人团体——“年轻威尔士”（Cymru Fydd）发展成类似爱尔兰国会党的一个政党——威尔士民族党。也就是说，他自己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名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他不可能想象不到这样做的后果。于是，他向现实屈服了——6月25日，他给瓦莱拉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和平谈判。

◎6岁的布尔人女童莉齐·范·泽尔（Lizzie van Zyl）因饥饿与伤寒于1901年5月9日死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集中营。英军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将13.6万名南非布尔人（南非布尔人总人口大约为44万人）以及10.7万名当地黑人投入了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共有27927名南非布尔人（包括1676名老人、4177名妇女和22074名儿童）死于集中营。

没有带来和平的停战

7月11日，双方在7月8日签订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爱尔兰民众欢欣鼓舞，满心以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他们赢了，之后的和平谈判只是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果实从法律上确定下来。民众们没有意识到，乔治五世的演讲只是释放出的一个“缓和”信号，根本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共和军的部分领导人和多数基层军官对这点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把停火与和谈视为战争间歇，并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招募训练共和军战士。

由于劳合·乔治在停火之初的几个月坚持“共和军放下武器是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和谈拖延到10月21日才得以开始。爱方代表团由外交部部长格里菲斯和财政部长柯林斯率领，他们在谈判中的主要对手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丘吉尔。英国政府打一开始就掌控了谈判主动权。在悬殊的综合实力对比和巨大的外交经验差距下，英国用事实证明——只要有足够的实力与手腕，战场上没能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倒有可能得到。12月6日，双方签订《英爱条约》。签完字后，英方代表之一时任大不列颠大法官的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Frederick Edwin Smith）向柯林斯表示：“今天我签的，或许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死刑判决。”柯林斯听完后回答：“今天我签的，是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史密斯的确想多了：他在条约上签字后，依旧继续着他的政治生涯——大法官、印度事务大臣，还从伯肯黑德子爵升为伯肯黑德伯爵，直到1930年死于肝硬化并发的肺炎。而柯林斯则准确“预言”了自己的命运。柯林斯为何如此自嘲？看看条约内容就能明白：

根据《英爱条约》，南爱二十六郡，成立拥有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南非联邦等大英帝国自治领同等地位的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自由邦名义上享有自治自决的全权，拥有一个有权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向议会负责的行政机构，英军从自由邦撤出。爱尔兰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北爱六郡归属联合王国，单独实施地方自治。英王仍是爱尔兰的国王，当一名爱尔兰人加入自由邦议会时必须向英王宣誓效忠。国王的代表——总督依然保留，只是职务从“爱尔兰总督”变为“爱尔兰自由邦总督”。自由邦议会通过的法律需要经过“御准”方能生效，而总督在执行御准程序时实际上要接受英国政府的指示。第一代爱尔兰自由邦总督——蒂莫西·迈克尔·“提姆”·希利（Timothy Michael“Tim”Healy）曾收到“君主制诰”，制诰上详细列出了纵使议会通过，总督也必须拒绝的法案类别。自由邦如同所有大英帝国自治领一样，地位低于联合王国。具体来说就是不能直接与英王联系，必须通过英国政府；所有政府文件只能使用英国国玺；自由邦外交委托英国政府，即不能公开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发生关系，等等。另外，英国政府还借口防务需要，在条约中规定三个自由邦港口由英国皇家海军控制。

◎《英爱条约》中规定由英国控制的三个港口。爱尔兰在“事实独立”后的第二年（1938年），经谈判将其全部收回。 斯派克岛（Spike Island），一个要塞化的小岛，控扼着科克湾。卡斯尔敦-熊港（Castletown-Bearhaven），包括现在被称为卡斯尔敦贝尔的小镇和熊岛（Bere Island）。 阴影湖（Lough Swilly）并非一个湖，而是一个峡湾，英国控制区域以此地的旦利堡（Fort Dunree）为中心。

消息传到爱尔兰岛，全岛哗然。经过短暂的震惊后，爱尔兰的民意迅速分裂。对国防部长布鲁阿这样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言，“共和国”是底线，越过这个底线，那就继续打。对瓦莱拉这些更务实的共和主义者来说，让步没关系，参加谈判就多多少少得让步，可这个条约让步太多以至跟英国那个《分治法》没有本质区别了。何况，代表团在签字之前根本没有同共和国政府通过气……柯林斯则认为，游击战是不可能无休止进行下去的。拖下去，英国可能完蛋，爱尔兰更可能完蛋。眼下共和军的攻势相对停滞，总数约4万名的共和军活跃分子中能保持在作战状态的不到5000人。除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疲惫，更关键的是严重缺乏武器弹药。为了让没有重武器的共和军在对抗英军时有稍微像样的火力加强，盖尔人兄弟会花重金替共和军购买了653支新式武器——汤普森冲锋枪M1921。结果，其中495支在1921年6月被美国海关截获，美国政府不愿意在军火上向爱尔兰共和国提供帮助。唯一承认爱尔兰共和国的苏维埃俄国倒是愿意帮些忙，但苏俄自己还在内战中，既不可能给予大规模的军火援助，也没有能力突破英国海上封锁进行运输。以战养战、抢英军的武器弹药，只是一个有限渠道。于是，柯林斯觉得，可以把条约当作通向共和国之路的一块“踏脚石”——先接受条约，等做好准备后，撕毁条约，武力夺取北爱六郡，重建一个完整的爱尔兰共和国即可。他没有意识到，一战之后的大英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英爱之间的战争对爱尔兰来说是煎熬，对英国来说更是煎熬。他更没有意识到，爱尔兰人民对共和军的支持，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旦民众普遍接受《英爱条约》这样一个“和平”妥协案，形成对英战争“打不赢”、“代价太大”之类的印象，他们可能就很难再接受武力手段了。当然，也有对《英爱条约》基本满意的群体，根本不算共和派的民族主义者格里菲斯就是其中代表。在他看来，这个条约所带来的实惠，已经比过去几百年中的任何一次努力所获得的多得多了，英国甚至还撤了军。

爱尔兰民众因此也大致分成了四派：强硬的反条约派、温和的反条约派、“踏脚石”派和支持条约派。普通大众支持哪派的都有。大商人、大工厂主、大地主等上流阶层，南方统一派分子和爱尔兰天主教会则坚决地支持条约。统一派分子不用说，上流阶层的选择也可以理解，即便是这个阶层中的共和主义者，也对“发动群众”怀有极大的恐惧。如果想要把游击战继续打下去，发动群众乃至土地改革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最终可能会给爱尔兰带来一场社会革命。至于爱尔兰天主教会，在战争开始后便一直在大放厥词：“若希望一场战争正义与合法，则必定建立在有‘成功的希望’基础上。你们反对强大的大英帝国，有何成功的希望？没有，一点都没有。既然没有，那便是不正义与非法的；而如果它是非法的，在战争中每死一个人都是一次谋杀。”他们能说出这种话，立场可想而知。就当南部的民众陷入争吵时，北部正发生着一些影响延续至今的事件。

◎使用弹鼓的M1921型汤普森冲锋枪，此时单价高达200～225美元。1921年6——12月，一辆普通福特T型汽车的售价为325美元。

1921年7月11日后，南爱地区就基本实现了停火，通常所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英爱战争）到此为止。到了10月谈判正式开始，南爱地区的英军部队甚至被要求不得离开营房。但同一时间，北爱地区不仅没有实现停火，冲突反而还有所升级。7月10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的前一天，因8-9日共和军与保安队在贝尔法斯特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引发了报复行动，新教徒的报复与天主教徒的反抗导致这一天里有16人死亡（其中11名天主教徒、5名新教徒）、70人以上受伤，161所房屋被烧毁（其中150所属于天主教徒）。这便是爱尔兰历史上的第四次“血腥星期日”事件。12月《英爱条约》签订后，冲突也未见减少。共和军与英军、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共和派与统一派，北爱尔兰的人们依旧在相互袭击、相互暗杀、相互绑架、相互报复。

◎爱尔兰岛四省三十二郡

之前在丘吉尔的安排下，柯林斯曾在1921年大选后与就任北爱尔兰首相的克雷格进行了几次会面。后来，他们于1922年3月30日发布了一个假惺惺的“宣布和平”共同宣言，但两个当事人都不把这宣言当回事儿。柯林斯在接下去的4-6月发动了一连串针对北爱地区的游击攻势，却大体以失败告终。克雷格则加紧派遣“B Men”到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抬头的阿马、伦敦德里、蒂龙、弗马纳四郡去进行镇压，他担不起可能失去这四郡的风险。北爱当地的共和军则因为统一派不断加大镇压力度，一时损失很大，再加上部分部队赶回南方参加内战等原因，就此一蹶不振好一段时间。四郡自1918年开始萌发的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势头暂时被压制住了。当根据条约组建的划定边界委员会最终划出一个完整的北爱六郡时，自由邦已无能为力，只好勉强收下作为交换的安慰奖：英国政府不要求自由邦偿还所欠债务。虽然按照政界中瓦莱拉一派人的想法，这些钱他们从来就没准备还过。

◎位于都柏林的一座爱尔兰独立战争纪念碑，碑上有一尊爱尔兰共和军战士石雕。

1922年1月7日，经过20余日的争论，爱尔兰国民大会为是否批准条约投了票。64对57，微弱优势下条约被批准，对大英帝国的恐惧战胜了传承几个世纪的“独立、共和、革命”理念。瓦莱拉为首的反条约派退出政府，格里菲斯接任爱尔兰共和国的国民大会主席，柯林斯则出任南爱尔兰（即爱尔兰自由邦）的临时政府主席，大家准备在6月的大选中见真章。此时，掌握了实际权力的柯林斯希望弥合支持、反对条约两大阵营之间的裂痕，希望各派继续作为同一个政党（新芬党）参加大选，然后组成联合政府。为此，他草拟了一份爱尔兰议员向英王宣誓效忠的誓词，内容避重就轻、拐弯抹角。结果，这份誓词既没让共和派满意，又为统一派和其他自治领所诟病。他建立了一个由各派成员组成的“军队再统一委员会”，试图阻止共和军的分裂。但是3月26日，在政府严令禁止参加的情况下，爱尔兰共和军代表大会依然成功召开，证明共和军已公开分裂。他还建议自由邦制定一部共和宪法，其中既不提英王，也不批评条约。英国政府得知后，声称爱尔兰人签署条约时不真诚，威胁要进行经济封锁，柯林斯只得作罢。无论他怎么做，支持、反对条约两大阵营间的矛盾都已无法调和了。何况英国人还在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挑动自由邦内斗。柯林斯在条约上签字前并没有真正想明白——新芬党不是一个列宁式政党，他也不是列宁。而想要完成他的“踏脚石”构想，这二者似乎是缺一不可的。

◎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大选各党派席位分布综合统计：新芬党（支持条约派）赢得58席，新芬党（反对条约派）赢得36席，工党赢得17席，小党包括农民党赢得7席，商人与专业人士集团赢得1席，无所属赢得9席，爱尔兰国立大学拥有4个额外席位，都柏林三一学院拥有4个额外席位。

1922年6月16日，爱尔兰自由邦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在英国的经济操纵与军事威慑下，许多爱尔兰选民几乎可谓是被迫做出了选择。新芬党（支持条约派）取得了多数，工党等其他政党与无所属人士中的绝大多数当选者也倾向支持条约（虽然工党的基层成员中有不少人反对条约）。早在1月份，自由邦政府已经在英国的帮助下，把大量英国正规军中的爱尔兰人士兵、支持条约的一部分共和军成员，外加通过各种渠道招募来的有军事经验的爱尔兰人，混合整编成统一制服、拿薪水、配备制式武器的爱尔兰国民军（Irish National Army）。对于反对条约派，无论是激进分子还是温和分子，倘若不想放弃原则，除了放手一搏外便别无他法。柯林斯于条约签订后不到一年的1922年8月22日，在视察家乡科克郡的途中遭遇小股反条约派共和军的伏击，当场毙命，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他是这场仅仅持续了20分钟的战斗里唯一的死者。同时，他也是一大批死于爱尔兰内战中的独立运动领导人里重要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