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缅战争（惨痛的平局）
清缅战争简介
清缅战争：18世纪中期，缅甸的贡榜王朝在扩张中迅速崛起。而在它的北边，清朝也正处于鼎盛时期。两强相遇，最终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为何会成为乾隆皇帝心中的隐痛？又对当时的东南亚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答案尽在清缅战争。
清缅战争过程分析——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已经82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撰写《十全记》，以此纪念自己登基以来的重大军事行动，即所谓的“十全武功”。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十全记》完成之后，乾隆皇帝又下令精选新疆和田玉刊刻“十全老人之宝”，正式自称“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水分较多，被不少历史学家诟病，“降缅甸”就是典型的例子。清缅战争前后共进行了4次，前3次都是缅甸占优，尤其是第3次，缅甸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而第4次，最终也以平局收场，只是让大清王朝勉强保住了“天朝上国”的颜面而已。清缅战争结束后，一向极好面子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
缅甸不过是一个东南亚小国，无论军力还是国力，都无法与当时正值“康乾盛世”的清朝相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乾隆眼中的“蛮夷小邦”，却将堂堂“天朝”弄得狼狈不堪，这其中的原因，不妨从缅甸的历史及其与古代中国的关系开始讲起。
背景
缅甸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又长期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在11世纪之前，一直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据《新唐书》等资料记载，9世纪初，位于今缅甸境内的骠国派出以王子为首的使团赴唐朝首都长安“献乐”。这是古代中国与缅甸之间有记载的第一次官方往来。之后直到南宋时期，缅甸境内的一些邦国与中国古代政权存在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11世纪中叶，缅甸众邦国之一的蒲甘王国崛起，以武力统一缅甸，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蒲甘王朝。蒲甘国崛起后，四处征讨，曾与当时割据中国西南的大理国爆发战争。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从1277年开始，多次派兵进攻蒲甘国，最终于1287年征服蒲甘国，使其成为元朝的藩属。
蒲甘国被元军征服后，缅甸再度陷入分裂，勃固、阿瓦等政权先后出现，缅甸境内的各邦国大多臣服于元朝与明朝。到了16世纪中叶，缅甸中部的东吁国崛起，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东吁王朝。到了明朝晚期的万历年间，缅甸与大明因为边境领土问题爆发战争。缅甸虽然战败，却趁大明问题繁多、对西南边疆鞭长莫及之际，迫使一批土司部落臣服，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及至明末清初，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为躲避清军追杀，逃入缅甸。1662年，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率领大军进入缅甸，强迫缅甸国王将永历帝交出，是为清朝与缅甸最早的接触。此后的100多年间，由于清朝的几代统治者都不关注缅甸局势，缅甸与清朝的官方往来很少。
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于内忧外患，缅甸国王试图通过派遣使团向清朝入贡的方式获得支持，但遭乾隆皇帝拒绝。第二年，缅甸境内的土司木邦也派人向清廷表示愿意归顺。虽然木邦曾属明朝领土，但在晚明时期就已经归顺缅甸，因此乾隆皇帝为了避免产生事端，也拒绝了木邦的请求。到了1751年，已经濒临灭亡的缅甸东吁王朝派遣的使团来到北京，乾隆皇帝接见了使团成员，但依旧拒绝介入缅甸局势。
关于缅甸的这次入贡，有一个名叫吴尚贤的商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吴尚贤是云南石屏人，早年因家贫到中缅边境谋生。乾隆八年（1743年），吴尚贤在葫芦王山区发现银矿，逐渐发家。银矿经营到一定规模之后，吴尚贤与当地的卡瓦酋长蜂筑约定联合开采，称“茂隆银厂”。在吴尚贤的努力经营下，茂隆银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拥有武装护卫数千人，矿工数万人，这些人大多是云南人，等于是在中缅边境形成了一股较大的华人势力。
当时的中缅边境有着众多的土司部落，不少地区既不在清朝版图之内，也不受缅甸东吁王廷管辖。茂隆银厂就处于这样一个“两不管”的地区，周围遍布各族各部，情况十分复杂。银厂做大之后，吴尚贤一边与周边势力交好，一边又希望引入清朝的力量来确保自己银矿的安全，于是与酋长蜂筑商议后决定归顺清朝，并向清朝交纳贡税。归顺清朝之后，吴尚贤出重金结交了当时清朝在云南的大量官员，为自己编织关系网。之后缅甸东吁王朝派团出使清朝，熟悉缅甸与清朝情况的吴尚贤做了中间人，也备了一批礼品陪同缅甸使团赴北京。
吴尚贤的这一系列举动完全是为了讨好清朝上下，希望能获得庇护。但在思想极端保守的乾隆皇帝看来，吴尚贤的做法无异于“以商乱政”，尤其是他介入缅甸与大清外交事务的举动，最为不可容忍。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入京后返回茂隆银厂的吴尚贤在途经云南时遭到逮捕，最终饿死狱中。吴尚贤死后，茂隆银厂虽然仍持续运营了半个世纪左右，但其势力与影响都大不如前。
◎雍籍牙雕塑
在乾隆时代的中缅边境地区，除了茂隆银厂之外，还有过另一股比较大的华人势力，那就是桂家。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索回杀害之后，他的部分手下仍滞留缅甸，逐渐形成了一些华人部落，其中较大的一个部落被称为“桂家”。由于缅甸东吁王朝对南明余部实行压迫政策，桂家在东吁王朝统治末期奋起反抗，很快成了一股独立势力。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东吁王朝灭亡，之后经过一系列混战，贡榜国崛起，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贡榜王朝。贡榜王朝的第一代国王雍籍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屡屡兴兵，甚至一度率军攻到暹罗（今泰国）的首都阿瑜陀耶附近。在东北方向，雍籍牙也不断派兵扩张，但遭到桂家和木邦的抵抗。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桂家由于与贡榜作战失利，在首领宫里雁的率领下欲投靠清朝，被时任云贵总督吴达善拒绝。桂家于是又投奔清朝辖下的孟连土司，结果孟连土司贪图桂家的财物，出兵抢夺，引发两部冲突。最终，宫里雁在清廷的授意下被孟连土司杀害，桂家势力瓦解。
从对吴尚贤与宫里雁的处理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以及清朝的各级官员对缅甸的局势缺乏了解，只知一味铲除他们眼中的地方势力来“维稳”，却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恰恰为缅甸贡榜王朝扩张势力扫除了障碍，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雍籍牙去世，他的长子莽纪觉继位，也奉行扩张政策，麻烦很快降临到清朝头上。
东吁王朝在强盛时，曾迫使孟定、孟连、耿马、车里等土司臣服。这些土司被迫向缅甸交纳贡赋，即所谓的“花马礼”。东吁王朝衰弱之后，这些土司逐渐独立，后又被清朝纳入版图。贡榜崛起后，一直试图恢复东吁鼎盛时期的疆域与势力，不断对外用兵，中缅边境上的各土司部落自然成了缅甸新政府征服的对象。
乾隆二十七年，缅甸军队2000余人在缅将普拉布的率领下侵入清朝辖下的孟定，孟定不敌，其土司罕大兴被缅军擒获。缅军强迫他当向导，又侵入耿马索要贡赋。当时耿马土司罕国楷正在孟连，其部属拒绝了缅军的要求，缅军于是在耿马大肆烧杀劫掠后离去。清朝永顺镇总兵田允中调集清军追击缅军，但时任云贵总督吴达善希望息事宁人，强令田允中回师不得追击。罕国楷听闻自己的土司部落惨遭缅军血屠，十分愤怒，联合了附近开矿的商人周德会，用周德会手下的武装护卫在滚弄江（萨尔温江支流）江口伏击缅军，成功击败缅军并杀掉普拉布。然而吴达善十分胆小怕事，非但不支持罕国楷与周德会的自卫行动，反而指责他们滋生事端，竟将周德会处死。乾隆皇帝接到关于此事的奏报后，认为这不过是边境上的小冲突，并没有放在心上。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只不过是个开始，之后缅甸军队对清朝边境各土司部落的袭扰愈演愈烈，相关的奏报不断送达京城。
不久后，缅军又侵入洛隘口，遭猛遮土司顽强抵抗。缅军受挫之后，转而进犯猛笼土司，猛笼不敌，被缅军击破。但缅军很快又在九龙江遭遇清将刘德成阻击，屡攻不克。吴达善虽然一度消极避战，但面对缅军的屡次入侵也难以容忍，于是下令调集元江的土练（地方土司军队）去剿杀缅军。不过，元江的土练还未赶到，缅军就已经撤退了。到了第二年，缅军卷土重来，侵入遮放，后因缅甸国王莽纪觉去世而撤走。
莽纪觉死后，缅甸王位由雍籍牙次子、莽纪觉之弟孟驳继承。孟驳同样继承了家族的扩张传统，缅甸在他统治期间进入了大扩张时代，其兵锋先后染指南掌（今老挝）、曼尼普尔（今属印度），甚至一度灭掉了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占领了暹罗的大部分领土。在东北方向，由于此时缅甸正与暹罗交战，孟驳对中缅边境的各个土司部落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继续袭扰云南。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缅甸派出130余人的使团，试图劝说车里土司归顺缅甸。新任云贵总督刘藻接报后，派兵将这个缅甸使团驱逐出境。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军侵入西双版纳，在猛旺、猛乌、猛腊等土司部落的抵抗下撤走。之后，缅甸或派兵入侵，或派人赴土司部落索要贡赋，让各土司部落苦不堪言。
虽然绝大部分土司都拒绝了缅甸方面的无理要求，但孟艮土司却因内斗导致缅军介入，最终引发了大战。孟艮土司召孟容有一个弟弟，名叫召孟必，而召孟必又有一个儿子，名叫召散。召孟必因为与哥哥召孟容不合，遭到驱逐。他的儿子召散觊觎土司之位，派人联络缅王孟驳寻求支援。孟驳自然不会放过扩张势力的机会，于是派军队进入孟艮，抓获土司召孟容后处死，将召散扶上了土司之位。召孟容的儿子召丙为了避祸逃到孟遮。召散夺了伯父的位置之后，为了绝后患，又引导缅军追杀召丙。孟驳趁机以追捕召丙为名，派缅军兵分两路再次进攻云南：一路由猛拿至小猛伦、橄榄坝渡江，攻破九龙江，进至猛混；一路由打乐进军，攻破猛遮。两路缅军在猛遮一带会师，焚毁附近村寨。
刘藻急忙调集清军对付缅军，但缅军机动作战，清军追剿只俘虏缅军5人，战果微乎其微。乾隆三十年七月，缅军在烧杀劫掠之后撤走，刘藻将其视为自己派兵征剿的功劳，以“大捷”上报清廷。让刘藻没想到的是，到了十月，缅军复来，侵入车里，云南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缅甸军队对云南的一再入侵，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愤怒，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清缅战争。
第一次交锋
在缅甸军队大举入侵的时，也就是乾隆三十年的八九月间，乾隆皇帝终于正式下达了作战的旨意：“谕军机大臣等。据刘藻等奏莽匪窜入猛捧等土司地方，肆行焚掠，现在饬派营协各员，调兵进剿，并亲往督办一折。此等丑类，野惟难驯，敢于扰害边境，非大加惩创，无以警凶顽而申国法。”（《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一》）
这道谕旨可以说是清朝正式对缅甸作战的开端，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文中提到的是“莽匪”，而并非“缅军”或是“孟匪”。所谓“莽匪”，指的是缅甸东吁王朝的残余势力。东吁王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仍在中缅边境活动，时常与各土司部落发生冲突。由于东吁王朝的国王名字中多带“莽”（音译），所以这股势力被清朝方面称为“莽匪”。前文已经说过，屡次入侵云南的其实是缅甸贡榜王朝的军队，而此时，无论是云贵总督刘藻，还是乾隆皇帝，都对缅甸的情况缺乏了解，更对敌情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还以为又是“莽匪”袭扰边境。
在这样的严重误判之下，乾隆皇帝和刘藻都对战事没有足够的重视。乾隆皇帝将统率军队作战的事交给刘藻，并没有从内地调兵派将支援前线。而刘藻不懂军务，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一塌糊涂，以致清军在与缅军作战中屡战屡败。
在讲述第一次清缅交锋之前，有必要说一下当时清朝在云南的军事力量。乾隆时期，云南的武装力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清廷派驻云南的绿营军队；二是各土司手下的军队，被称为“土练”；三是各矿厂的武装护卫，被称为“厂练”。
刘藻接旨后，先后调集绿营兵3000余人，会同部分土练与厂练征剿缅军。然而缅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开清军正面锋芒，不断在侧翼袭扰清军。清军虽然收复了不少失地，但基本都是缅军主动放弃，对缅军的实际杀伤十分有限，反而多次被缅军击败。清军将领们为了邀功，不断以“大捷”上报，刘藻也不详察，就屡屡向清廷报捷。
就在清军上下忙着吹牛报功之际，缅军却在调整后进行集结，准备再给清军迎头痛击。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率领600余名绿营兵在渡澜沧江时突遭缅军伏击，死伤近百人，全军溃散。此战引得乾隆皇帝大怒，下令将刘藻降为湖北巡抚。刘藻内心恐惧，自杀身亡。清缅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第二次交锋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皇帝任命自己器重的杨应琚为云贵总督，负责作战事宜。杨应琚是汉军正白旗人，历任户部员外郎、山西河东道、甘肃西宁道、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职，以“能干”著称。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云南，自然是希望他能终结边境战事。让乾隆皇帝没想到的是，之后杨应琚的表现让他失望透顶。
杨应琚到任时，缅军已经基本撤出云南。但杨应琚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得知，整欠土司素领散撰和孟艮土司召散在之前的乱局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于是派清军兵分两路进攻整欠和孟艮。面对清军的进击，缅军实行暂避锋芒的策略。结果整欠、孟艮不敌清军，先后被清军征服，让缅军失去了两个重要的前进基地。征服整欠、孟艮后，清军委任当地的部落首领治理地方，并留少量军队防守，主力则撤回云南腹地。之前引入缅军的召散在清军攻破孟艮时逃入缅甸，让杨应琚耿耿于怀。
征服了这两个土司部落之后，杨应琚开始谋划进一步对缅作战。同年七月，木邦土司因受到缅甸贡榜王朝的横征暴敛而派人向清朝表达归顺之意。杨应琚趁机向乾隆皇帝上疏说：“木邦土司呈称，因遭缅酋残刻，情愿归附，请俟天兵到彼，即将缅匪遣来监视之人擒献。并现今召散逃往缅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献，应发兵办理。”（《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五》）
对于杨应琚接收木邦并向缅甸索要召散的请求，乾隆皇帝回复说：“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况缅夷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至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倘必须劳师筹饷，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徼之道。该督务须详审熟筹，期于妥善，以定进止。可将此传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五》）
从乾隆皇帝的回复可以看出，此时的他虽然想征服缅甸，但又不想大举调兵费饷，于是给了杨应琚“便宜行事”的权力。木邦提出归附请求之后，蛮暮、正卖、景线、景海等土司部落也都提出归附请求。杨应琚接到皇帝的回复之后，派3600人的清军赴木邦附近的遮放驻扎，接受了木邦的归附。之后又派副将赵宏榜率永顺、腾越清军300余人出铁壁关驻屯新街，接受蛮暮土司归附。除此之外，杨应琚还派人接受了正卖、景线、景海等部的归附。至此，中缅边境地带原本向缅甸贡榜王朝臣服的大量土司部落转而被纳入清朝版图。
由于之后缅甸因不甘心失去这些土司部落而再次派兵与清军作战，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杨应琚的举动太过冒险，以至于重开战端，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因为从之前的情况来看，缅军的撤退只不过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又会卷土重来。接受边境土司的归附，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遏制缅甸的侵略野心并非不可取。问题在于，当时的乾隆皇帝和杨应琚对缅甸的实力缺乏清醒的认识，想当然地以为缅甸只是一个很好对付的“蛮夷小邦”，结果导致了之后的一系列败仗。
孟驳接到大量土司部落归顺清朝的消息后，怒不可遏，他下令从暹罗调回部分军队，又集结缅甸境内的留守兵和辖下的各土司兵，组织起数万大军向云南杀去。缅军兵分水陆两路：一路由摩诃泽都率领，走伊洛瓦底江（即金沙江）西岸进发；一路由奈谬泽都率领，乘船沿伊洛瓦底江进发。
缅军首先进攻木邦，木邦敌不过缅甸大军的进攻，土司线翁团被迫逃入清军驻扎的遮放避难。攻占木邦后，缅军又向水陆要冲之地新街杀去。然而此时杨应琚仍十分轻敌，只派永顺镇都司刘天佑和腾越镇都司马拱垣率兵400余人支援新街。十月，缅军先头部队3000余人开始向新街发起猛攻，赵宏榜率七八百清军拼死抵抗，与缅军血战两天一夜。然而由于实力悬殊，清军力战不支，最终被缅军击溃。刘天佑战死，赵宏榜、马拱垣率残兵抄小路从野人寨退回铁壁关，蛮暮土司也率余部退入云南。
新街失守，可谓一记猛棍将杨应琚打醒，急火攻心的他连忙调集云南各地兵马共计14000余人对付缅军。清军兵分两路：东路由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率领，驻扎宛顶，准备收复木邦；西路由永北镇总兵朱仑率领，驻扎铁壁关，准备收复新街。同时以云南提督李时升驻杉木笼进行调度指挥。
攻占新街后，缅军再次兵分两路：一路进驻铁壁关附近的楞木；一路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经神户、万仞关进入云南。清军情报不明，一味关注楞木的缅军，却不知道另一路缅军已经包抄到自己后方，很快陷入大麻烦。
十一月十五日，李时升亲临铁壁关，部署对楞木缅军的进攻。十六日，朱仑率军出击楞木，并于十八日抵达楞木附近的高地。十九日，朱仑部清军与楞木缅军展开激战，两军枪炮对射，乱箭如雨，共持续激战了四天三夜之久。从《清实录》中收录的杨应琚给清廷的奏折来看，此战清军大败缅军，歼灭缅军4000余人，但这极有可能是有所夸大的说法。其实在激战过程中，朱仑因为战事不利，派人向李时升求援，李时升又调兵400余人前往增援，清军依旧没能攻克楞木。
就在清缅两军在楞木较量时，另一路缅军进展神速，先后攻克盏达、铜壁关，清军游击班第战死。李时升听闻后方起火，急令游击马成龙和临沅镇总兵刘德成率军进攻后方缅军。结果刘德成到达木崖之后犹豫观望，马成龙率部孤军迎战缅军，兵败身死。
紧接着，这支处在清军后方的缅军又攻占了清军的后方重地户撒，使西路清军腹背受敌。李时升急忙又调兵近3000人前往户撒击敌。缅军与清军交战失利，转而退回铜壁关。杨应琚又向清廷奏报获得“大捷”。
由于后方受到威胁，李时升下令在楞木作战的清军撤回铁壁关，后又放弃铁壁关，退入陇川。楞木缅军跟进，又开始攻打陇川。缅军原本以为清军已经无力抵抗，轻率出击，结果先头部队在陇川陷入清军包围。然而还没等清军全歼包围圈内的缅军，缅军援军已经赶到，突然从密林中冲出。清军大败，被迫退往陇川北部的杉木笼。战局糜烂至此，杨应琚为了避免被清廷追究责任，居然还讳败为胜，向清廷发出捷报。
李时升为了挽回败局，先集中兵力攻击后方缅军，后方缅军不支败走，清军先后收复铜壁关、盏达等地。稳定后方局势后，李时升又集中兵力三面围攻陇川。但是此时连续作战的清军已经疲惫不堪，难以再收复陇川。缅甸方面见缅军在陇川被围，于是派人向清军提出议和。
杨应琚想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在没有奏请清廷的情况下就与缅甸议和。双方约定各自退兵，木邦、蛮暮仍归缅甸所有。之后，清军解围，陇川缅军取道猛卯向木邦方向撤退，后方缅军则经铜壁关、铁壁关向蛮暮方向撤退。
之后的情况，不同的史料记载有所不同。一种说法是，缅军在撤退过程中背信弃义，趁清军不备突然攻占猛卯，清军副将哈国兴于是率兵2500余人前往收复猛卯。另一种说法是，清军副将哈国兴率兵2500余人前往猛卯监视撤退缅军，正在猛卯附近撤退的缅军误以为这支清军是来袭击他们的，于是立即对猛卯展开猛攻。
◎哈国兴像
无论哪种说法是事实，哈国兴部清军表现不佳，不仅与缅军作战失利，哈国兴本人也负伤。缅军攻占猛卯后不敢久留，很快撤出。清军在援军赶到后追击缅军，结果又被缅军击败，伤亡惨重。
之后缅军在撤退途中到达木邦时，又遭清军近万兵力追击。缅军在木邦抵抗一番后败退，清军进占木邦。然而此时的木邦已被缅军洗劫一空，清军占领木邦后一无所得。而缅军又化整为零，不断袭击清军的后勤运输队。木邦清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处境日益困难。
虽然杨应琚一再报捷，但乾隆皇帝还是逐渐获悉了西南前线不利的情况。正好杨应琚得病，乾隆皇帝派御医到云南给他看病，让自己的亲信侍卫福灵安随行。临行前，乾隆皇帝叮嘱福灵安，定要将前线战况调查清楚。
福灵安到达云南之后，明察暗访，很快摸清了战况，并将详情汇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勃然大怒，决定惩治办事不力的官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二十八日，他下令将李时升革职，由杨宁替代。三月初一，又调杨应琚回京入阁办事，由明瑞接任云贵总督。三月二十九日，正式下令将杨应琚革职查办，后赐自尽。五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处死李时升。其他相关的文官武将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乾隆皇帝大开杀戒之际，清缅战争还在进行，而战局对清朝越来越不利。同年五月，缅军见时机已到，组织反击，木邦清军粮食耗尽，被迫放弃木邦。缅军不仅在木邦发起反击，还频频派出小股部队进攻其他地区，先后攻占打洛、猛混、猛笼、孟连、耿马、孟定、猛腊、小猛仑等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清军晕头转向。
不过，由于此时缅军主力仍在暹罗，缅军用于云南的兵力十分有限，因此其统帅奈谬泽都决定见好就收，不久后下令各路缅军撤回孟艮一带。清缅战争的第二阶段就此结束。
第三次交锋
乾隆皇帝以明瑞接替杨应琚担任云贵总督，标志着他已经下决心与缅甸打一场大战。在此不妨先来看看明瑞的履历：
明瑞，满洲镶黄旗人，身世显赫，是承恩公富文之子，大学士傅恒之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明瑞以副都统衔任领队大臣，从征阿睦尔撒纳，后因平定阿睦尔撒纳之功，擢升为户部侍郎，授参赞大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明瑞率军征霍集占，因功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封云骑尉，擢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乾隆二十七年，明瑞被任命为伊犁将军，加封并骑都尉。乾隆三十年二月，新疆发生小伯克赖黑木图叛乱，明瑞率军平叛，亦深受乾隆皇帝赏识。
乾隆皇帝派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将为云贵总督，要的已经不是边境安宁，而是彻底征服缅甸。对此乾隆皇帝说道：“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八十》）
虽然之前对缅甸的作战情况并不理想，但此时的乾隆皇帝依旧把缅甸视为“蛮夷小邦”，对征服缅甸有着必胜的信心。在出兵之前，他就在考虑征服缅甸后该如何治理，还考虑到如果届时缅王逃入暹罗，应尽力追捕，根本不知此时缅甸已经完成大扩张，暹罗已被其灭亡。乾隆皇帝对缅甸的情况茫然无知，还十分自大，最终只能自食恶果。
乾隆皇帝虽然自大，对此战的准备却不可谓不认真。他总结了之前清军失利的教训，认为原因主要在两点：一是将帅无能，刘藻、杨应琚皆是文官，不懂军务；二是云南当地的绿营兵战斗力太差，以致屡战不力。为此乾隆皇帝不仅派悍将明瑞出马，还调集了3000满洲八旗兵、8000四川绿营兵、1万贵州绿营兵和5000云南绿营兵。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二十四日，各项准备工作完毕，清军自永昌启程征缅。此次出兵，清军兵分三路：云贵总督明瑞率1000名八旗兵、7000名绿营兵从宛顶向木邦前进；领队大臣观音保率900名八旗兵、3000名绿营兵从猛古向猛浦前进，不久后与明瑞会师；参赞大臣额尔景额、云南提督谭五格率剩余部分兵马从铁壁关向猛密前进。
缅甸国王孟驳得知清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立即进行了部署。他派摩诃泽都率军对付明瑞部清军，派奈谬泽都率军对付额尔景额部清军，另派摩诃梯诃都罗率军机动。针对清军来势汹汹的特点，孟驳决定坚壁清野，暂避清军锋芒，待清军疲困之际再伺机予以歼灭。关于此战缅军的总兵力，似乎没有史料有明确记载。不过此时缅甸征服暹罗的战事已经结束，孟驳得以调集大量军队回本土防御，清军即将面对比之前强大得多的对手。
同年十月，明瑞部清军抵达木邦。由于缅军早已撤走，且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清军在木邦没能获得任何物资。明瑞在木邦期间，正好参赞大臣珠鲁纳率4000绿营兵赶来会合。明瑞于是让珠鲁纳率本部兵马驻守木邦，自己继续率领大军前进。
明瑞部清军出发后，攻克旧小，架设浮桥渡过大叠江，又攻克锡箔，一路击败小股缅军。明瑞从俘虏中得知有一批缅军集结于蛮结，便又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直逼蛮结。关于当时缅军在蛮结的兵力，有说法是9000，也有说法是2万。不过，不管当时蛮结有多少守军，它都是缅军的一大重镇。缅军在蛮结设下16座营寨，寨外浚沟，沟外又环以木栅，还拥有一批象兵。
明瑞率军到达后，自己统兵居中，以部将紥拉丰阿、李全据东山梁，以部将观音保、长青据西山梁。缅军眼见清军列阵，于是主动出击进攻观音保、长青部清军，观音保、长青率军力战，明瑞督中军进击。清军骑兵凭借巨大冲击力，将缅军冲得七零八落。缅军损失200余人，败退回木栅之后。
初战失利后，缅军固守营寨不出。明瑞决定直接攻击缅军营寨，将军队分为12队，主攻西面的缅军营寨。战斗开始后，明瑞亲自率军冲锋陷阵。缅军依托壕沟与木栅防御，清军的大炮很难击中缅军，而缅军从木栅缝隙处开枪、放箭、投镖，却很容易击中清军。清军屡攻不克，死伤惨重。明瑞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但他不顾伤痛，依然继续指挥清军作战。
就在战局陷入僵局时，缅军的大象受惊，纷纷反奔践踏缅军士兵。清军趁机突击，一边战斗，一边拆毁缅军的木栅。有一个叫王连的贵州绿营兵十分勇猛，挥舞着藤牌跃入缅军阵中砍杀缅军，清军将士们随即跟进，在缅军中纵横击杀。缅军大溃，残部四散而逃。到了十二月初二，各营寨相继被清军攻克，蛮结之战以清军获胜告终。捷报送入京城，乾隆皇帝十分高兴，下旨加封明瑞一等诚嘉毅勇公。王连也因战功被升为游击。
相比明瑞部清军的大胜，额尔景额部清军进攻不利。其实这一路清军早在十一月十六日就已经进至金沙江险要处老官屯。然而老官屯缅军早已树立好木栅等防御工事，依托木栅死战不退。额尔景额部清军屡攻不克，士气日益低落，加之水土不服，军中患病者甚多。不久后，额尔景额本人亦病死，乾隆皇帝以其弟额尔登额接任统帅。额尔登额率军继续攻击，却依旧难以攻克，总兵王玉柱亦战死。如此一来，额尔登额没信心了，以诱缅军出战为名，率军退到40里后的旱塔。
紥拉丰阿、观音保听闻额尔登额退兵，顿感局势不妙，劝明瑞也退兵。但此时的明瑞正陶醉在蛮结之战的大胜中，根本听不进他们的建议，执意率军继续前进。久经沙场的明瑞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犯孤军深入的低级错误。而不久之后，他就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
同年十二月，明瑞率军逼近天生桥。天生桥是架设在悬崖绝壁上的一座木桥，十分险要。缅军占据山巅树立木栅防守，自以为万无一失。明瑞仔细了解地形后，派一支军队出大道，做出将要夺取渡口的姿态来迷惑缅军，自己则率军从小路绕至天生桥上游，在雾气的掩护下渡过河流，突然进至山梁。清军犹如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侧后，让天生桥附近的缅军将士大惊失色，惶恐之下四散而逃。清军趁势追杀，杀缅军2000余人，缅军一路溃败，清军趁胜推进至宋赛。天生桥天险，就这样被清军轻易突破。此时的明瑞应该不会想到，这道天险，他过来容易，却再也回不去了。
十二月十六日，明瑞部清军进至邦海。到了第二天，明瑞部清军的前锋更是已经前进至相孔，距缅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仅70里。然而此时由于清军后勤补给跟不上，缅军又很好地实行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清军一路战无所得，人病马死，物资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关于缅甸的坚壁清野政策给清军带来的困难，亲身经历征缅作战的王昶在《征缅纪略》中这样写道：“（缅军）烧其村寨，敛积贮而窖埋之。（清军）掠所无得，以致粮储垂竭。”到达相孔之后，明瑞部清军已经是饥饿与疫病交加，战斗力大减，实在难以继续前进。
明瑞听说猛笼有大量粮食，于是率军赶往猛笼。此时的明瑞仍然对额尔登额部清军抱有幻想，希望他们能来猛笼、猛密一带接应。结果友军没来，敌军倒是来了。缅军侦知清军粮食耗尽被迫撤退，尾随清军不断袭扰。明瑞及观音保等人率军殿后，一路且战且行，日行不过30里。清军到达猛笼时，已是除夕。当时猛笼土司已逃走，清军发现窖中藏有粮食2万石，终于暂时解决了缺粮问题。在猛笼休整三日后，明瑞又率军前往猛密，缅军依旧尾随袭扰不停，让明瑞十分厌烦。
不久后明瑞又率军到达蛮化，清军驻扎在山顶，尾随的缅军驻扎在半山腰。明瑞料定缅军必会发起攻击，下令在山顶设伏。到了第二天，缅军果然杀了上来，结果正中清军埋伏。缅军大败，损失4000多人。清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仅损失了一批士兵，总兵李全也被缅军用火枪击中身亡。
蛮化之战过后，缅军不敢再对明瑞部清军紧追不舍，每晚只敢在距离清军20里外的地方扎营，形势对清军来说似乎略有好转。然而就在明瑞率军与缅军且战且走之际，另外几路缅军加紧了切断其归路的行动。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初二开始，缅军先后将之前明瑞派驻在天生桥、蛮结、锡箔等地的小股清军歼灭。正月初八，缅军又开始围攻木邦。珠鲁纳率军苦战10日后兵败自杀，总兵胡大猷、胡邦佑相继战死，道府衔杨重英（杨应琚之子）被俘。木邦失守，标志着明瑞部清军的归路被彻底切断，想要回国已十分困难。
缅军围攻木邦期间，云南巡抚鄂宁曾连续多次催促额尔登额率军支援木邦。但额尔登额惧怕缅军，以各种理由推诿敷衍，转而又率军退到蛮笼，竟坐视木邦失陷。
切断明瑞部清军的归路之后，各路缅军开始集中围攻这支孤军。由于来时的各处要道被缅军节节把守，明瑞无法攻克，只得转而经昔日桂家的银矿旧址寻机突围。到了同年二月初七，一路且战且走的明瑞率军至小猛育，被缅军5万余人团团包围。此时的明瑞部清军不仅严重缺粮，连火药都已经耗尽，枪炮难以打响。到了二月十日夜间，明瑞下令突围，由达兴阿、本进忠分兵先行突击，明瑞本人率军殿后。紥拉丰阿在血战中被缅军火枪击中身亡，观音保用弓箭射杀缅军，战至最后用仅剩的一支箭自杀。明瑞在作战中负伤，带伤行进20余里，最终自觉无救，选择自缢身亡。明瑞死后，其残部溃散，辗转回国，被乾隆皇帝安置。
明瑞兵败身死，给乾隆皇帝的征服缅甸计划画上了巨大的黑色休止符。乾隆皇帝接报后，既震惊又愤怒。他下旨赐明瑞谥号“果烈”，并在北京建旌勇祠以纪念，还亲自主持明瑞的葬礼。办完明瑞的后事之后，乾隆皇帝开始追究责任，将畏战不前的额尔登额及其麾下的谭五格均逮捕治罪。乾隆皇帝对额尔登额恨入骨髓，觉得砍头太便宜他了，于是下令将其凌迟处死，亲属流放新疆。谭五格则被斩首弃市。
第四次交锋
明瑞死后，乾隆皇帝任命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鄂宁为云贵总督，先后调集驻京八旗兵6000名，驻荆州、四川八旗兵4000名，贵州兵9000名，驻京火器营兵4500名，健锐营兵2500名，福建水师兵2000名以及其他部分兵马，准备再征缅甸。
◎傅恒像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子，明瑞的叔父，其姐姐孝贤纯皇后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虽然早逝但一直被乾隆皇帝缅怀。傅恒能在朝中官运亨通，固然与家族关系有关，但他本人也确实能力出众。乾隆十三年，傅恒督师平定大金川，获封一等忠勇公。除了战功之外，傅恒在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山西巡抚期间均有不错的表现。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内乱，乾隆帝打算对其用兵，满朝文武几乎全部反对。当时正在军机处任职的傅恒却坚决支持皇帝出兵，并为平定准噶尔尽心竭力，让乾隆皇帝对其大加赞赏。
◎阿里衮像
除傅恒之外，阿里衮、阿桂、舒赫德、鄂宁也都是素有政绩与功勋的文官武将。乾隆皇帝构建起这样一个豪华团队，似乎是很快就要与缅甸来一场大对决了——其实不然。在明瑞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乾隆皇帝对是否要再一次征伐缅甸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一方面，上一次征缅失败让乾隆皇帝意识到缅甸实力强劲，想要彻底征服是不可能的，再出兵很可能依旧是损兵折将却徒劳无功；但另一方面，上一次的丧师辱国之败让乾隆皇帝觉得颜面尽失，不再次出兵又无法挽回“天朝上国”的尊严。
◎阿桂像
内心矛盾之下，乾隆皇帝开始寻求外援。早在前几次与缅甸交战时，就有一些官员提出可以联合缅甸宿敌暹罗夹攻缅甸。但乾隆皇帝却认为以“天朝上国”之力对付缅甸易如反掌，借助外力有失威严，对此置之不理。明瑞死后，乾隆皇帝终于放下面子，开始认真考虑联合暹罗一事。对此阿桂提出反对意见：“官军会合暹罗，必赴缅地。若由广东往，则远隔重洋，相去万余里，期会在数月之后，恐不能如期。”乾隆皇帝仍不甘心，又向两广总督李侍尧了解情况。李侍尧回复说：“闻暹罗为花肚番残破，国主诏氏窜迹他所，余地为属下甘恩敕、莫士麟分据。”（《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八·列传三百一十五》）李侍尧所说的“花肚番”，其实就是缅甸。乾隆皇帝这才大致了解了暹罗被缅甸所灭的情况，于是放弃了联合暹罗的念头。
从阿桂和李侍尧的话可以看出，他们对暹罗其实也是一知半解。首先，暹罗与广东相距远没有万里之遥。其次，之前暹罗确实被缅甸所灭，但此时暹罗人民反抗缅王统治的斗争愈演愈烈，郑信领导的暹罗吞武里王朝已经崛起。清朝君臣对外部世界的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此时的缅甸正面临着暹罗人民的反抗浪潮，缅王孟驳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也希望能与清朝罢兵休战，多次派人试图与清朝议和。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缅甸将8名被俘清兵放回云南，委托他们将求和信带给清朝官员。乾隆皇帝接报后，表示缅方狡诈，之前杨应琚就被忽悠过，所以除非缅王或者其国内的大头目亲自来谈判，否则不予理会。云南官员们根据皇帝的指示，没有给缅方回复。同年八月，缅甸辖下的木邦地区官员又派人送信给清朝辖下的遮放土司，希望通过遮放土司与清朝议和。乾隆皇帝接报后，下令不准遮放土司“私通”缅甸，对缅甸的议和请求依旧置之不理。
乾隆皇帝犹豫不决，而被乾隆皇帝派往云南筹备再次征缅事宜的舒赫德、鄂宁已经不想干了。他们商议后联名向皇帝上奏反对再次征缅，这份奏折的内容较长，在此就不列全文了。大体而言，舒赫德、鄂宁提出了征缅有五大难处：
一、置办马匹困难。如果按照满兵1万、汉兵3万算，战马、驭马需10万匹，非常难办。
二、置办军粮困难。永昌地处边陲，存粮本就极少。如果按照4万兵、10万马算，单10个月就需粮42万石，而现在云南全省储粮也不过35万石，难以支撑战争消耗。
三、行军困难。从内地永昌到边境的路就已经很难走了，边外地形更是复杂。
四、运输粮食困难。单从永昌运粮到边境，按3个民夫运米1石算，就需百余万人次。而如果到了边外，内地人不愿意出边，人烟稀少，雇用民夫几乎不可能。
五、气候不利于进军。云南至缅甸一带多瘴气，极易导致将士患病。
基于以上这些困难，两人向乾隆皇帝建议说：“贼匪虽屡次抗我颜行，皆是自救其死，并未敢稍轶内地，必有留为求作天朝仆隶地步之心。臣鄂宁当妥密访查，若得其实情，可以抑邀恩赦之时，即行奏闻请旨。”（《清高宗实录·卷八百零九》）
面对舒赫德、鄂宁招抚缅甸的建议，乾隆皇帝虽然在批复中斥为“无耻之见”，但在之后的谕旨中，态度又有一定松动：
进剿缅匪之事，朕审度全局，此时原无必欲歼渠扫穴之意，但事势遽难中止，自不得不熟筹妥办。至滇省办理粮马，未免艰难，朕前阅鄂宁奏折，早已鉴悉，并屡诲伊等从长计议。舒赫德在京，尤熟闻之，何待伊等复为琐屑指陈。且军行需马，给用虽有成数，然亦何妨因时因地，酌量调度。若必如此斤斤计数，则是跬步不可行矣。即如康熙年间，征剿吴逆，滇黔一带，未尝不调集兵众。何彼时未闻办马竭蹷耶？若所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缅匪屡抗颜行，实声罪致讨所必及。即或以其地险瘴重，不值劳师勤远，亦当整顿兵力，审势缮边，徐图机会。设果难措手，即明降谕旨，暂行彻兵，犹属光明正大，何至为此掩耳盗铃伎俩？且前经传谕，以此时缅匪即有投诚之信，尚当责其酋亲至恳求，或遣大头目奉表输忱，不得仅以无名贼众。（《清高宗实录·卷八百零九》）
从这道谕旨可以充分看出乾隆皇帝的矛盾心理，虽然一再表态强硬，却又留有余地。即只要缅王或者其手下大头目来谈判，自己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虽然乾隆皇帝内心也渴望与缅甸议和，但极好面子的他还是觉得被舒赫德、鄂宁的奏折戳中了痛处。结果舒赫德遭革职，鄂宁被降为福建巡抚。如此一来，官员们不敢再劝谏，只得硬着头皮投入到征缅的准备工作中。
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皇帝终于下了再次征缅的决心。同年二月，傅恒率军离京，踏上征程。傅恒到达云南之后，详细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得知蛮暮有座名叫翁古的山，山上多树木，旁边又有一个叫野牛坝的地方，凉爽且没有瘴气，于是派遣一批士兵和工匠赴野牛坝打造战船，又召集茂隆银厂附近的炮工为清军铸炮。
同年七月，各项准备工作完毕，清军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傅恒率领出万仞关，经猛拱、猛养进攻；另一路由阿桂率领出铜壁关，经野牛坝、蛮暮水路并进。清军全军共31000人，但为了防止缅军迂回包抄，傅恒下令派3500名士兵驻普洱，派1500名士兵驻宛顶，派4400名士兵驻各处隘口驿站。所以清军实际投入进攻的只有2万多人。
傅恒率军出发后，于八月十八日到达猛拱。猛拱土司向清军献上牛百头、粮数百石。九月十六日，傅恒部清军又到达猛养。猛养土司也向清军献上一些物资。由于各土司不敢抗拒清军，傅恒部清军兵不血刃地前进了2000多里。不过清军在途中屡遇暴雨，山路泥泞难行，以致行军十分缓慢。
阿桂部清军在行军途中也屡遭暴雨，骡马累死、病死甚多，军粮供应十分困难，直至九月十四日才到达蛮暮。九月十八日，阿桂部清军水路部队在金沙江遭遇缅军20艘战船。福建总兵伊昌阿率清军战船迎战，双方火炮对射，激烈交火。一番激战之后，缅军落败，13艘战船被清军击沉，其余战船逃走。
傅恒原本计划率军从木疏至缅甸首都阿瓦，但由于道路十分难行，人马又水土不服病死甚多，只得改变计划，转而与阿桂部清军会师。九月二十九日，两路清军在哈坎会师，此时阿桂部清军已经进占新街。十月初二，傅恒过江，开始部署进攻缅军重地老官屯。
十月十日，缅军水师出动30艘战船，陆军也沿江两岸向清军发起猛攻，试图夺回新街。但缅军水陆配合不佳，东岸缅军先至清军阵前，被清军击败。紧接着，缅军水师也不敌清军，6艘船被清军夺取，死伤2000余人。东岸缅军与水师都落败后，西岸缅军孤立无援，被阿里衮率清军骑兵攻破两道木栅，损失1500余人。
清军获胜之后，于十月二十日进抵老官屯。孟驳早就在老官屯这个清军的必经之地布下重兵。驻防老官屯的缅军又依托地形在江两岸建立起十分坚固的营寨，并用木栅将江隔断。“贼栅据大坡，周二里许，自坡迤逦下插于江，栅木皆径尺，埋土甚深，遇树则横贯之以为柱。栅之外掘深濠三层，濠外又卧横木之多枝者，锐其末于外，名曰木签，守御甚备，我兵阻旬余不得进。”（《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东岸缅军见清军进逼，于是主动出击，做了一次试探性攻击，被清军击退。紧接着，双方火炮对射。清军原本希望用火炮轰毁缅军的工事，但清军火炮命中率不高，缅军的木栅又十分坚固，折损不多，少数折损的又被缅军迅速修复。
十月二十二日，清军侦查发现营寨内的缅军不多，于是发起猛攻。其实缅军士兵为了躲避清军的炮火，大多躲藏于濠沟坑洞之中，眼见清军进攻纷纷窜出迎战。缅军依托工事枪炮齐放，并射出大量箭矢。清军被缅军的木签、壕沟、木栅所阻，伤亡惨重，总兵德福在带兵进攻时被缅军火枪打中阵亡。清军猛攻一日，直至傍晚仍无法突破，只得收兵。
清军将领们意识到，不毁掉缅军的木栅，是无法取胜的，于是又组织士兵砍伐老藤，在上面系以铁钩，组织敢死队在夜间钩缅军的木栅。缅军发现了清军行动，将清军的藤砍断，再次让清军受挫。
傅恒又决定用火攻，下令制作100多面厚重的大盾牌，并以10多人为一组，2名士兵在前举盾牌掩护，其余士兵每人拿一束薪柴。行动时，清军共100多组同时在盾牌的掩护下不计伤亡向前推进，一直到缅军营寨前放火。然而清军运气不好，空中突然刮起西南风，清军放的火反而烧向自己。傅恒无奈，只得下令撤退。
火攻失败后，傅恒又命士兵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缅军的木栅底下。清军在地道中放置火药，试图将木栅炸毁。但是缅军的木栅是根据地形树立在山坡上的，而清军的地道是平行挖掘的，所以木栅下的土石依然很厚。结果清军引燃火药后，木栅下的地面只震动不开裂，木栅虽被震起，落下后却依旧挺立。这下，清军无计可施了，只得继续与缅军对峙。
陆上清军想尽办法破敌的同时，清军水师也在江中与缅军水师交锋。经过数日苦战，缅军水师因船小且少而落败，其船被清军击毁20艘，俘获2艘。缅军的水上补给线亦被清军切断。战况开始有利于清军。
然而到了十一月初一，西岸突然出现大批缅军援军。这批缅军生力军一到就对西岸清军发起猛攻，并用火炮猛轰江中的清军水师战船。清军在西岸的陆上部队与水师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只得向后撤退。胜利的天平又开始向缅军一方倾斜。
清缅两军在老官屯激战期间，清军将士因水土不服而大量染病，不仅士兵大量病死，将领们也纷纷染病倒下。总兵吴士胜、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故，甚至连副将军阿里衮也染病身亡。傅恒本人亦染病，卧床不起。而缅军本土作战，不仅能适应环境，援军和物资还不断抵达前线，让清军取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傅恒眼见取胜无望，将前线战况写成奏折，派人送往北京。据傅恒奏报，此时其麾下清军由于大量战死及病故，已经仅剩13000余人。乾隆皇帝阅后，知道取胜无望，于是下令撤军：“谕军机大臣等。昨傅恒等，以攻击老官屯情形具奏。已节次降旨，令其筹画万全。倘势难前进，即乘时撤兵。”（《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七十四》）
就在清军打算撤退之际，缅军统帅摩诃梯诃都罗派人到清军大营提出议和。至此，清缅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双方进入议和阶段。
议和
关于这次议和，清缅双方的史料记载有较大出入，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哪方提出的议和；二是双方约定的内容。
关于这两个问题，先来看看清方的记载：
经略大学士公傅恒等奏。大兵围攻老官屯，贼势窘迫，贼目诺尔塔，致书恳乞解围。经臣等传谕饬，嗣又遣小头目节缀赍呈懵驳（孟驳）书函，吁请停兵，词颇恭顺。诺尔塔复谒见哈国兴，叩求回书。臣等查其情词，似非狡诈，遂缮书晓谕，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若能悉遵约束，即当奏请彻兵，付书遣去。（《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七十四》）
乾隆皇帝看完傅恒的这份奏折后，在奏折上批复了三个字——“知道了”，等于是批准了此次议和。
结合当时的战况，傅恒的这份奏折有些话并非事实。诸如“贼势窘迫”“致书恳乞解围”“叩求回书”等语，明显有为自己脸上贴金之嫌。清军在老官屯与缅军激战并未占到什么便宜，更没有将缅军包围，何来的“致书恳乞解围”呢？
撇开这些粉饰之语不谈，从这份资料来看，是缅方在经缅王孟驳同意的情况下提出议和的，清方要求缅方“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这里所说的“具表求降”，并不是要求缅军向清军投降，而是要求缅甸向清朝奉表纳贡称臣，当清朝的藩属国。
接下来，再来看看缅方的记载：
中国人发现他们已经陷入缅军包围中，正当缅甸军队准备动手屠杀时，中国皇帝的紧急圣旨送达，命令军官们立即撤退，返回云南。于是中国军队提出条件求和，但是缅甸军官拒绝谈判。最后，缅军统帅、阿瑜陀耶的征服者摩诃梯诃都罗说：“如果我们不达成和平，还会遭到下一次入侵，即便我们打赢了，又会有一次入侵。我国不能一直陷在一次又一次对付中国人入侵的战争中，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让我们停止厮杀吧，让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人民和睦相处，互通贸易。”摩诃梯诃都罗没有说服军官们，但是他敢担重任，没有报告国王，就要求中国人同意如下几点：“一，中国人交出违反缅甸法律在中国境内避难的所有土司、叛乱分子和流亡分子；二，掸人国家在历史上就是缅甸的一部分，中国人要尊重缅甸对掸人国家的主权；三，释放所有战俘；四，中国皇帝与缅甸国王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两国定期互派使节，致信问号，赠送礼物。”中国人欣然接受这些要求，这首先是他们别无选择，其次，第四项要求为他们得免一死创造了条件，使他们有脸去见中国皇帝。（貌丁昂《缅甸史》）
这份资料与之前的清方记载有不少出入，主要有如下几点差异：一，清军因被缅军包围而提出议和，而并非像清方记载是缅方提出议和；二，接受清方议和提议的是缅军统帅摩诃梯诃都罗，缅王孟驳在当时并未接到报告，而清方资料显示孟驳本人是同意议和的；三，貌丁昂记载的第一、二两项条款，与傅恒奏折中所说的“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是有明显冲突的；四，貌丁昂记载的第四项条款是缅甸与清朝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而并非如清方记载是缅甸向清朝奉表纳贡称臣成为其藩属国。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史料逐条分析一下这些差异，力求做到去伪存真。
结合当时的战况，缅方的这份资料也有一些失实之处，关于差异一的缅方记载就是典型例子。此次老官屯之战，清军并没有陷入缅军包围，更远没有到即将被缅军屠杀的地步，因此清方提出议和的说法是很难说得通的。
但是关于差异二，缅方的记载应该属实。根据另一位缅甸学者波巴信所著《缅甸史》和英国学者戈·埃·哈威所著《缅甸史》记载，和议达成之后，缅王孟驳十分愤怒，摩诃梯诃都罗及其麾下的军队不敢回缅甸首都阿瓦，转而出兵曼尼坡，掠得大量财物献给孟驳以平息他的怒火。但即便如此，摩诃梯诃都罗回阿瓦之后仍然被罚穿上缅甸妇女的服装，头顶着清军送给他的丝绸在烈日下跪了三天三夜，他的妻子等亲属也一同受罚。孟驳的愤怒，固然缘于对议和条件的不满，也很可能与摩诃梯诃都罗擅主议和、未向他报告有关。
差异三是一大难点，主要是木邦、蛮暮、猛拱三土司的归属问题。在清缅战争期间，木邦、蛮暮、猛拱三土司先后带着自己的部民归附清朝。清缅双方议和时，三土司都已经在云南境内。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议达成、清军撤回之后，缅甸曾多次派人向清朝索要这三土司，而乾隆皇帝最终按照土司自己的意愿，仅将猛拱土司交还缅甸，木邦、蛮暮土司则被安置在云南。缅方对此强烈不满，又先后多次派人索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清缅双方就这方面的协议内容，如前文所述，是各执一词的，所以引发了一系列纠纷。
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傅恒的奏折内容与貌丁昂的记载，应该都有问题。由于缅甸在事后向清朝索要土司，时任云贵总督彰宝派人送信给哈国兴询问此事，哈国兴回复说：“上年缅酋乞降时，送字往谕，各头目禀称：木邦、蛮暮土司，隔远不敢求还，惟求将猛拱土司赏给。彼时同各领队大臣并无赏还土司之语。”（《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五十七》）作为参与了清缅谈判的清军将领，哈国兴的证词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而他的这番话不仅与之前傅恒的奏折内容有一定出入，还显得有些闪烁其词，那么就不能排除他是为了避免被清廷追究责任而含糊其辞的可能。晚清学者魏源在所著《圣武记》中，也提及了这方面的内容：“则欲我归其木邦、孟养、猛拱三土司，议未决。”魏源对土司的情况不甚了解，误将“蛮暮”记为“孟养”，但他“议未决”的说法，很可能才是清缅议和中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真相。
综合这些史料来看，在双方谈判时，缅方强烈要求清方归还三土司，但清方并未同意，直至谈判结束，双方在这一点上仍未达成一致。傅恒为了让乾隆皇帝开心并接受议和，所以在奏折中扯谎说：“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而正如前文所说，缅王孟驳对清缅议和是极度不满的，因此摩诃梯诃都罗等人也不敢告诉孟驳真相（不然恐怕就不只是罚跪，而是掉脑袋了），反而欺骗孟驳说清朝方面已经同意归还三土司了。正因为双方的谈判人员都对自己的君主说了谎，所以导致了之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外交风波，并严重影响到了两国的关系。
至于第四点差异，则应该是双方对此的翻译与理解不同造成的。中国古代常常视自己为“天朝上国”，而视外国为“蛮夷小邦”，所以古代中国很少有与外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概念，将大部分的官方交流活动都视为“封藩朝贡”。因此此事在清方看来，是缅甸向自己屈服，要奉表纳贡做自己的藩属国；而在缅方看来，自己是要与清朝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做清朝藩属国的意思。傅恒在奏折中说“令其具表求降”，更有满足乾隆皇帝虚荣心的考虑。
总的来说，老官屯议和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谈成的，对于清缅双方来说都属于艰难苦战之后的无奈选择，两国君主对此也都有不满。纵然如此，这次议和还是终结了旷日持久的清缅战争，为两国日后的和平交往创造了条件。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清缅双方谈判完毕。十一月十八日，清军毁炮焚舟，开始撤军。缅军看到清军焚烧船只，认为清军那么多船烧了可惜，派人向清军索要，遭清军拒绝。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军全部撤离老官屯，班师回朝，清缅战争彻底结束。
傅恒在老官屯前线时就已染病，回京后不久病情恶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十三日在北京病逝。乾隆皇帝亲自洒酒祭奠，并赐予谥号“文忠”。
后续
在清缅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清缅两国的关系是极差的，甚至可以说只是从“热战”变成了“冷战”。
在乾隆皇帝看来，和议达成及清军撤军之后，缅王孟驳就该派使者带着贡品恭恭敬敬地来拜见自己，向自己奉表称臣了。而孟驳则认为，既然是双方互派使者，那么乾隆皇帝没有派使者来见自己，自己自然也不会派使者去见乾隆皇帝。而且出于对己方利益的考虑，孟驳还多次派人通知云南的清朝官员，要求清朝归还三土司和开放边境贸易。
乾隆皇帝左等右等都不见缅甸的贡使前来，反而得到云南官员关于缅甸要求归还三土司和开放边境贸易的奏报，气得七窍生烟。当然，为了避免再发生战争，乾隆皇帝在考虑之后，最终选择向缅甸归还了猛拱土司，但拒绝了归还其他两土司和开放边境贸易的要求。
缅王孟驳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清方背信弃义，不遵守协定，更不尊重自己，于是拒绝释放战争中的清方被俘人员。缅甸不放战俘，清朝自然也不放，两国关系随之越来越僵。
到了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乾隆皇帝为了打破两国关系僵局，当然也为了让缅甸派使者来“朝贡”，让自己有面子，责令云南官员派人赴缅甸要缅王孟驳履行约定，遣使朝贡并释放战俘。云贵总督彰宝于是派守备苏尔赴缅甸传达乾隆皇帝的要求。结果缅王孟驳根本不买账，不但对乾隆皇帝的要求不屑一顾，还将苏尔扣在缅甸不让回国。乾隆皇帝闻报后，恼火至极，意欲再对缅甸动兵，但终因之前征缅的惨痛教训而作罢。不久后，孟驳在手下官员的劝说下放回苏尔，但两国关系没有丝毫改善。
直到近20年后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缅甸贡榜王朝的第6任国王孟云派使者赴清朝，并送还杨重英等清朝被俘人员，清缅之间才恢复了官方往来。
总结
旷日持久又未能成功的对缅战争，成了乾隆皇帝心中的隐痛。他或许到死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正值“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却连一个小小的缅甸都难以撼动。其实，清军在清缅战争中表现不佳，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其中的有些原因，当时的乾隆皇帝未必能理解，又或者是未必愿意去理解。总的来说，清缅战争之所以会让大清王朝如此尴尬与狼狈，就清朝本身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不察敌情。以乾隆皇帝为首的清朝君臣，闭目塞听，一直陶醉在所谓的“大清盛世”中，对当时缅甸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均茫然无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敌情，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只能盲目出战，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
二、狂妄自大。当时的清朝，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官吏将校，都普遍存在骄傲轻敌的思想，想当然地把缅甸视为“蛮夷小邦”，认为可以轻易将其击败，甚至征服。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骄兵必败。骄傲轻敌可以说是失败的代名词，在军事行动中是致命的。关于这一点，乾隆皇帝在明瑞兵败身死之后才有所醒悟，悔恨地表示：“去岁，朕及尔等，皆失于轻敌。”（《清高宗实录·卷八百零四》）
三、将帅无能。清缅之间的四次战争，前两次的统帅刘藻与杨应琚皆是文官，并不懂军事，其手下将领也大多庸碌无能，屡犯低级错误。之后统率清军的明瑞确实是员悍将，但他不仅本人贪功冒进，更是遇上了额尔登额等几位猪队友，结果被敌军切断归路而死。额尔登额等人身负重任，在交战中却贪生怕死、畏敌不前，最终也落得惨遭处死的可悲下场。
四、腐朽不堪。清朝到了乾隆中晚期，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已日益腐朽，行政效率与战斗力不断下降。在清缅战争中，各级文官武将大多不以战事为念，反而总是虚报战功请赏。军队因腐败横行等原因战力低下，难以担当重任。而且清朝在军队编制上一直实行八旗与绿营两套系统，以满人为主的八旗兵享有诸多的特权和优待，这引发了汉人绿营兵的普遍不满，更降低了战斗力。
五、后勤不济。由于道路难行、官僚机构腐朽低效等原因，清军征缅在后勤方面十分困难。明瑞部清军曾一度取得不小的战果，却因后勤补给没有跟上而功败垂成，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六、气候不利。云南至缅甸的大量地区，瘴气横行，清军将士到那儿以后水土不服，极易感染各种热带疾病。疾病的泛滥导致清军大量减员，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七、极好面子。如果说在明瑞率军出征缅甸之前，乾隆皇帝因为对缅甸的情况茫然无知而盲目自大，那么在明瑞死后，乾隆皇帝应该比较清醒了，这在他对于是否要再次征缅犹豫不决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而此时缅甸也已经多次求和，乾隆皇帝本可顺水推舟结束战争。不过，试图挽回面子的强烈欲望最终还是战胜了理性的思考，乾隆皇帝在犹豫许久之后选择了再次出兵，结果还是以损兵折将却徒劳无功收场。可以说，第四次清缅战争，是本可避免的“面子之战”。乾隆皇帝死要面子的特点，在之后的清缅议和及对缅政策中也频频流露出来。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尊严固然是需要维护的，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依据国家利益来制定，而是构筑在这个国家统治者的脸面之上，那自然是要出大问题的。
八、装备差距。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清缅战争时的清军，在武器装备上与缅军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缅甸是亚洲国家中与西方殖民者接触较早的国家，早在东吁王朝时期，缅甸就先后与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势力有接触，甚至与葡萄牙殖民者发生过战争。到了贡榜崛起时，英法势力均介入缅甸内战，且有数百法军士兵被贡榜军队俘虏。这导致了当时的缅甸军队大量购买和装备西洋枪炮。庄吉发在所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收录了一份清代的《缅档》。据这份乾隆三十三年下册的档案记载，当时的耿马土司罕朝玑曾向清朝官员报告过缅军武器装备的一些情况：“枪炮闻系西洋人所造，其枪皆自来火，炮子有重至五六十两者，铅弹率五六钱以上。”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所谓“自来火”，是清朝人对燧发枪的称呼。清朝并不是没有燧发枪，但是被皇帝和贵族、官员们用于打猎与收藏，并未装备军队。清军在清缅战争中使用的鸟铳，仍然是落后的火绳枪，与缅军火枪的差距不言而喻。所以在清缅战争中，屡屡出现清军将领被缅军用火枪击毙的情况。除了火枪之外，缅军在火炮上也有一定优势。据魏源的《圣武记》记载：“（缅军战船）头尾多置西洋大炮，旋转如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缅军的火炮不像清军火炮那样安装在固定的炮架上，是非常灵活的。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并没有从清缅战争中吸取教训，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笔者对此也只能报以一声叹息了。
相比清朝，缅甸参与此战的国王与将领，都富有作战经验，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第三、四次交锋，缅军基本在本土作战，不仅有天时地利的优势，援军、粮食、弹药也源源不断抵达前线，成了缅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保障。
当然，这一时期以缅王孟驳为首的缅甸统治集团在大方针上也有很大问题，那就是扩张的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当时的缅甸一度已经用自己强大的武力基本征服了暹罗，却又因为招惹了清朝而导致清军大举进攻。大量的缅军因此被牵制在清缅战争中，无法及时抽出来镇压暹罗人民的反抗浪潮。最终，暹罗复国成功，缅甸之前为灭暹罗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就连对本国多有粉饰夸耀之词的缅甸学者貌丁昂也认为，正是清缅战争才使得暹罗人能够恢复因阿瑜陀耶的沦陷而丧失的独立。
◎手持鸟铳的清军士兵
不过，有一些中国学者表示，由于当时的缅甸是一个处在极速扩张中的东南亚霸权国家，乾隆皇帝出于打压其霸权的考虑而出兵征缅，最终成功重创了缅甸，并将其纳入封贡体系中，还导致了暹罗独立，对东南亚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说法，又不免过于给乾隆皇帝脸上贴金了。如前文所说，乾隆皇帝对缅甸等国的情况是茫然无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连暹罗被缅甸所灭都不知道。所以乾隆皇帝并没有什么“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眼光，他之所以出兵征缅，只是简单觉得缅甸是个冒犯了自己威严的“蛮夷小邦”，是可以被自己轻易征服的罢了。而且缅甸在清缅战争之后也并没有多少衰弱的迹象。实际上，就在清缅战争结束后的数年里，缅王孟驳又多次派兵进攻暹罗等国，继续其扩张战略。缅甸的这种扩张性政策直到孟云时期仍在继续，虽然没能重占暹罗，但还是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清缅战争也并没有将缅甸纳入清朝的藩属体系，双方恢复官方往来是在近20年之后。孟驳在战后对清朝的强硬政策更是足以证明他对清朝力量的不屑，甚至蔑视。所以说，清朝通过清缅战争“重创”缅甸的说法，非常牵强。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清军征缅牵制和消耗了缅甸军力，在客观上帮助了暹罗复国，对东南亚的历史走向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夹杂着惨败且以尴尬平局收场的清朝对缅战争，似乎是一场被中国史学界遗忘的战争。在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中，仅有庄吉发先生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讲得还算详细，其他的基本都是在乾隆皇帝传或是有关清朝历史的作品中一笔带过。除了书籍之外，这场战争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论文中也很少“露脸”，大多只是在关于中缅关系史或是清朝边疆政策的论文中顺带提及，真正关注战争本身的少之又少。
清缅战争是不该被忽视的。首先，这场战争耗时数年，清政府为此先后调兵近10万人次，所征发的后勤民夫更是难以计数，光傅恒征缅耗费的饷银就达到1300余万两，整场战争的花费更是难以计数，其耗时之长、规模之大、费饷之多，在清朝乃至中国古代战争史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其次，这场战争让当时清朝的诸多问题暴露无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掀掉了“康乾盛世”的华丽外衣，也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