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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贸易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简介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词解——

早在两千多年前,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就开始探索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通道。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开拓了数条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海陆通道,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一直以来,丝绸之路都是促进沿线贸易、推动文明交融的重要纽带,而和平合作、包容理解、互惠互利的丝路精神也代代薪火相传。

说到丝绸之路,多数人会联想到神秘的西域瀚海,落日余晖下步履艰难的商旅,悠扬动人的大漠驼铃……其实,丝绸之路不只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它也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海。先民穿越无数的湍流、暗礁、险滩,栉风沐雨、历经苦难,终于将东西方文明融入了蔚蓝的海洋。

曾有学者将丝绸之路做了不同定义:沙漠之路、草原之路、海上之路、唐蕃古道、中印缅路、交趾道。

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一些学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贸易商品种类,称之为“瓷器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唐代以前,中国主要输出商品为丝绸与黄金制品。唐代之后,陶瓷日渐受到海外市场青睐,成为丝绸之后又一种主要输出商品。到明末,茶叶传至西方,逐渐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李希霍芬像

其实,丝绸之路虽然是一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但丝绸之路的名称不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而产生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中,才首次把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经西域将中国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以及印度连接起来的丝绸贸易道路称为“丝绸之路”。这条路就是自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抵达中亚、印度各地的陆上通道。

李希霍芬的命名得到了东西方学者的认同,自此“丝绸之路”的名称流传开来。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至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德国地理学家胡森特的专著《丝路》,对这条沟通东西方的商道进行了专门描述,“丝绸之路”的称谓从此为中外学者所习用。其含意也更宽泛,约指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线,它东起黄河流域、关中平原,通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两河流域 ,入里海南侧的波斯高原,逾西亚两河流域,直抵地中海东岸,转而到达罗马等地。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千余年间,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主要经此路西传。其后,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种交通线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分为“北方丝路”与“西南丝路”。

◎三大丝绸之路的路线图

“北方丝路”约指汉唐间从长安、洛阳出发,呈扇状向西展开的交通线路,分东段、中段、西段。东段从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阳关。中段有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中道——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北道——沿天山北麓的准噶尔盆地。西段为逾葱岭西行至欧洲的线路,又分南道——沿阿富汗、伊朗高原,至巴格达、大马士革,至东地中海边贝鲁特,航海至罗马各地;中道——汉北道,沿阿姆河西行,至德黑兰与南道汇合;新北道——其一沿锡尔河西行,至木鹿城与中道汇合,其二沿今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经里海北,入小亚细亚半岛,至罗马各地。

“西南丝路”是由四川成都、宜宾出发,越过岷江及其支流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及横断山脉出腾冲,进入缅甸、印度的商路。

1913年,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碗(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其著作《西突厥史料》写道:“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

就此,“三大丝绸之路”的说法形成了,即“西北丝绸之路”(经由中国西北方出境的陆路总称)、“海上丝绸之路”(自中国南部沿海,通往东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的“南方水路”和自东部沿海,通往日本、高丽等国的“东方水路”)以及“西南丝绸之路”(途经中国西南等地的陆上交通线)。

背海立国

外国学者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指自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穿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向西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海国家和地区,一直延伸至欧洲的海上交通线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地区之一,其海洋文明与高度繁荣的内陆文明相比丝毫不显逊色。而海上丝绸之路的航向,最初也不是通往西方,而是通往东方的日本。

◎汉武帝

《周易·系辞下传》中记载,伏羲氏挖空大木做舟,削尖了木头做楫,有了这些,就可以到达远的地方,让天下人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造船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航海的范围也逐步扩大。邹衍的“大九州”学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型地理观,他将陆地视为被海洋包围的岛屿。这种观念,被许多人视作先民向海外开拓的强烈愿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开发琅琊港。徐福率人从琅琊东渡日本,开创了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日本书纪》卷八载,仲哀天皇八年,中国蚕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东传到日本。这条海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直航线,是中国最早向外传播蚕丝和丝织品的海路。

南海起航线始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削平南越后,以九郡之一的合浦郡为出航起点,船只可从海上经过印度南部到达斯里兰卡。《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载,自从日南郡阻塞,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海,航行五月,可以到达都元国(今马来半岛);再航行四个月,又到达了邑卢罗国(今缅甸南部沿海);再航行二十多天,就到了湛离国(今缅甸孟加拉湾海岸);上岸步行十多天,又到了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城);从夫甘都卢国再乘船航行两个多月,又抵达了黄支国(今印度建支补罗)。这说明,我国在汉代时就已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有了海上往来。

在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中,身毒(印度)西与大秦(罗马)通航,有许多来自大秦的珍玩宝物。所以,丝绸可以通过印度转航至罗马。

可见,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两条沟通罗马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条从今云南至缅甸出海,通往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地;另一条即从上述徐闻、合浦出发,通往印度半岛。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一个自称罗马皇帝安东尼派来的使节,自述是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觐见宫廷的。虽然这个使者的真实身份很值得怀疑,但仍说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已有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已具雏形。

不过,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崛起,其实是因为中原王朝对陆上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掌控。

◎《供职图》,唐阎立本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它表现了盛唐时期外国使节前往中国朝贡的情景

李唐立国后,在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的努力下,大唐王朝迎来了自秦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鼎盛时期。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相继被吐蕃攻陷,路上丝绸之路东段被阻。唐朝覆灭后,中国又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割据的战乱,直到北宋王朝在五代废墟上建立起来,才重新恢复和平,但它并没有彻底摆脱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西北陆路逐渐被西夏把持,外交空间基本断绝。宋室南渡后,又与金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因此建设东南海运,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成了大势所趋,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迎来了鼎盛时期。

南宋立国,由于先天不足,宋人意识到必须加强海防。海防的加强,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而贸易的繁荣又需要强有力的海防力量作为保障。在这种相互促进下,南宋海外贸易被空前重视,中国于是迎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此后南宋政府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往来,开拓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贸易区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赵构画像

机遇与挑战并存,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防新问题,南宋朝廷必须谨慎对待。关于国家兴亡与海防之间的关系,南宋初年有志之士就有了清晰的认识,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就曾上疏宋高宗:“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这或许是国人对海防重要性的最早认识。

南宋人的这种海防意识出自血的教训。

北宋末年,金军兵分两路挥师南侵,北宋不敌,最终开封陷落,生灵涂炭,徽、钦二帝“北狩”(即“靖康之耻”)。出使在外的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躲过此劫,成了宗室中唯一的幸存者,后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在金人逼迫下率众南渡,偏安江南,史称南宋高宗。

南宋立国形势艰难,与北方的金人东沿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国防线被挤压至淮水、长江一线。赵构将行宫设于临安(杭州) ,形成了“背海立国”的格局。时人章如愚意识到了来自海上的危险,洞见先机地指出:江淮是手足,海口是咽喉,京畿是心腹。钱塘江远望浙江,离淮水有千里之远,到达海边却用不了半天时间。而江淮一直就是战略要津,有了防备,就算是有警,也不会成为心腹之忧。所以值得担忧的是从海上长途奔袭,如果顺风,用不了两天,就可以迫近临安。

其实赵构选择临安为战时首都,本意是临安濒临大海,情势危急时,利于乘船跑路,他没有想到金人同样方便从海路发动进攻和偷袭。

金人的步步紧逼,加深了南宋立国时的边防危机。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海州地方上奏称,近期金人在燕山府(北京)打造战船,看情形是准备南侵。第二年,赵构检阅水军,积极整军备战。又有谍报称金人在梁山泊大造船舶,准备南侵。

◎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的战船之一——楼船

果然,金军于年底第三次大举南侵,轻松突破了江、淮防线。赵构仓皇出逃,经扬州、镇江、杭州、越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一路南逃。金军紧追不舍,大有不抓获赵构绝不收兵之势,形势万分危急。赵构被追得狼狈不堪,从定海(今浙江宁波镇海区)入海准备转道温州躲避金军的追杀。金军统帅金兀术则下了“搜山检海”的命令,必欲擒之而后快。

由此,宋金之间爆发了一场史称“明州海战”的战事。

建炎四年春正月己未日(1130年2月15日),金兵攻陷明州。当天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如注,金人乘势攻破定海,派出水军来偷袭赵构的御船。宋将张公裕率水军乘大船击退了金兵。宋水师的坚决阻击,为赵构一行虎口脱险赢得了宝贵时间,赵构安全逃至温州。

在南宋政权草创时期,明州海战因规模太小,所涉史料只得寥寥数笔,因此不知双方投入兵力多少,死伤如何。然而,此战意义却非同小可——明州海战是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海战,也是南宋对金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此前,金军一路势如破竹,从北而南、从陆至海,尚无败绩。如果不是张公裕率水军阻击,取得明州海战的胜利,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构虽然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不可否认,彼时他无人可以替代。如果他落入金人手中,南宋朝廷势必会陷入群龙无首、号令乏力的局面。新一轮的帝位争夺会令宋廷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明州海战后,鉴于汉人抗金热情高涨,加上金人水土不服,金军不得不撤军北返。哪知道在回师途中,金军又遭遇了宋军浙西制置使韩世忠所部的江上截击。宋军仅八千人,金军则有十万之众。然而韩世忠指挥若定,先是“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又用大船扼守江中险要之处。宋军乘风扯篷,船只在江上往来如飞,断了金军归路。

金兀术本打算率军从镇江渡江北归,此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低眉顺眼地向宋军提议借路,但被韩世忠严词拒绝。金兵迫不得已沿长江西走,韩世忠令海舟与之并行,利用水军的优势,将金军逼入了河道湮塞的黄天荡中,仅有的出口也被宋军封锁。进退失据的金军陷入窘境,被困黄天荡二十余日。最后有人“献破海舟之策”,金军这才突出重围,狼狈北归。先是明州小挫,后在黄天荡险些全军覆灭,两次作战失利的金军士气大受打击。侥幸逃脱的金兀术,回想起来此次南侵就心有余悸,“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得免”。

金兀术是灭北宋的急先锋,当时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出生入死久经战阵的人,竟然会做出如此行为,可想而知,此次南侵给金军留下了大面积的心理阴影。

此战之后,金兵改变了对宋策略,再无大规模南下之举。宋廷由此获得了难得的喘息良机,逐渐稳定了局势,与金人形成对峙局面。

◎《中兴四将图》,左一为韩世忠

两年前,坚定的主战派代表李纲就曾上疏赵构,指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建议随着主战派的失势没有了下文,也就没有引起赵构太多的关注。明州之战、黄天荡之战中,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赵构充分意识到了海防和水军建设的重要性。差点成为阶下囚的他深受刺激,下定决心建立一支强大水军和完整的海防体系,与金人抗衡。

因此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海防与水军的建设也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赵构的重视下,海防体系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南宋初期,百废待兴,局势艰难,赵构却抓住了相对安稳的三十多年时间大力发展海防,加强水军建设,还专门设立了沿海制置使这一职位,负责海防相关事务。经过努力,南宋政权终于初步完成了水军建设,建立起海防体系,并最终凭借水上的军事优势巩固了南宋的偏安之势。

生财有道

政权暂时安定了,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由于金人来犯,宋室被迫南迁,中原人民随之大量涌入江南地区。唐末五代以来,黄河流域因受战乱影响,经济地位不断下降,而东南地区却逐渐发展成为财赋重地。但东南地区人稠地狭,现在突然又涌入无数北方难民,人口急剧膨胀之下给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南宋政府提倡农业生产科学化,积极改良耕具,鼓励农民种麦,短短数年间,江南农业就达到了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与此同时引进占城稻、印度绿豆等良种,大幅提高农田亩产量。据葛金芳先生测算,南宋时期一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约四千斤,比汉时提高一倍,比唐时提高约三成。尽管如此,东南地区仍无法消化众多人口。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南宋政府不得不广开财源,搞多种经营和工业生产,相关部门因势利导,大力奖励植树造林,发展经济作物。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商业性种植迅猛发展。尤其是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农户和小手工业者开始向农业小商品化生产者转化。各种新政的出台,使得东南地区工商业蓬勃发展,陶瓷制造业、丝绸纺织业、茶叶种植业日益兴盛。

大量手工业品被制造出来以后,还需要通畅的销售渠道。销路无非两个选择——内需和外销。国内市场随着疆域的萎缩,已经不足以担当重振国家经济的重任。余下的只有开拓国外市场一途了。

随着宋金双方签订和约,沉重的岁币落在了宋廷身上,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公库所蓄金银已全部献出,还要向民间索取,凡富民窖藏,商旅流动资金,妇女钗环、珥钏以至微小的金银首饰,皆须限期交官。私藏者有罪,许人告。这样一来,宋人公私星星点点的金银都被罗掘一空。从此,宋王朝顿然成了一个无金银之国,不但不再有金银货币,连一点微小的首饰也没有了。”

这话讲得虽太过夸张,但也从某方面反映出南宋财政危机非同小可。南宋朝廷除了要缴纳岁币换取和平之外,足兵足食同样是必须优先考虑的,否则国家机器无法正常平稳运行。

很快,宋人就找到了生财之道。在新建的海上力量保驾护航下,南宋生产的手工业品通过泉州、广州、宁波,销售到东洋、西洋、南洋等地。这一条条繁忙的海外贸易路线,习惯上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海上贸易通道在唐王朝就已经存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对外交通线一共有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这其中,五条是陆路,只有两条是海道。看得出来,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只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

唐王朝时,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其后陆路衰退,海路变得繁盛。贸易中心逐渐南移,除长安、洛阳外,南方的广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的贸易发展格外迅速。尤其是广州港在当时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十分发达。为此,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立了船舶使之职专门负责外贸事务。

◎隋炀帝

北宋政权建立后,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东移,中国丝绸之路的起点也由唐时的长安、洛阳移至北宋首都开封。由于契丹、西夏雄踞西北,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北大道(草原丝绸之路)和居延道完全被控制,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远不及唐时。宋廷虽然疆域不广,军事不振,但毕竟是东方大国,中原王朝经济与文化的向心力,使两宋在东亚外交圈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与地位,四方来朝者络绎不绝。《宋史·外国传》序里记载,东面的高丽、渤海国,虽然中间隔着辽廷,仍不辞辛苦地绕道航海而来;西边的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然与宋隔着辽与西夏,也接踵而至;吐蕃、唃厮罗、毡豁征这些部族,一直深受西夏人欺凌,希望得到宋廷的帮助,亦不远万里前来修贡;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蒲耳、大理这些滨海政权,自从刘

、陈洪进 相继纳土归附,也纷纷前来修贡贸易。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开封变成了沟通南北的交通要津。北宋定都开封后,很快,开封就成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中外商旅往来不绝的国际大都市。

北宋初期,同西域诸国交往的路线主要是灵州道(即关陇北道),具体走向是:从东京开封出发,经西京洛阳,至京兆府长安,然后向西北行,经咸阳、宁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庆州(位于今甘肃庆阳市),达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北),之后从灵州西行,或沿黄河外侧,经今宁夏中卫西至凉州,抑或经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穿腾格里沙漠西至凉州。开封至凉州约五千里,到凉州后再沿着丝绸之路绿洲通道就可以前往西域诸国了。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人李继业攻陷灵州。此后,河西走廊相继为西夏人控制,宋廷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只好改行青唐道(即原吐谷浑道、河南道)。其具体走向为:从开封西行,经洛阳至长安,然后沿渭水西出大震关至秦州,然后西行经河州、廓州至唃厮罗首府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再从青唐西行,沿原吐谷浑道直达西域诸国。

最初,西北和西域地区的地方政权,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甘州回鹘在被西夏征服前,曾先后六十一次遣使通宋,有时一年多达三次;瓜州归义军、唃厮罗、高昌、龟兹、于阗、喀拉汗等也与宋廷保持着贸易往来。但是自从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不仅对途经的西域商贾课以重税——抽取最好、最贵重商品的十分之一为过路费,而且对这些商贾敲诈勒索,勒索不成则无理羁押,甚至公然攘夺西域诸国的贡物。如此一来,过其境的贸易线成了断头路。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不得不诏大食“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该路段直至西夏亡于蒙古之后才得以恢复畅通。

宋室南渡后,战火连绵、交通中断,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成了对外交往的最重要通道。南宋海路主要包括两条:一条是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另一条是从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发,通往朝鲜、日本、琉球等地的东海航线。

海上贸易的繁荣需要强大的造船业与先进的航海技术支撑。宋时,指南针的推广应用,使航海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据宋人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在北宋或者更早,指南针已经运用于航海当中了,“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宋代的远洋造船技术世界闻名,广州、泉州、明州是宋廷三大制船中心。“海商之舰,大小不等”,普通的海船,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大的海船,则“可达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而中等海船,“二千斛至一千斛,亦可载二三百人”。

◎北宋水浮法指南针

另据《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可见宋时民营造船业十分发达,可以生产出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远洋船。“料”原指造船的材料、原料,后来发展成为造船专用术语。一料约合110斤,一艘大船的载重量可达250吨。但这并不是宋代载重量最大的船舶。宋神宗时,内河航运出现了一艘“万石船”,载重量可达660吨。彼时设计船舶载重以“石”为准,确定载重量后,再依据实际要求,计算长、宽等数据,画成图纸,用以估算人工、用料、造价,方便购买者支付预付款。宋徽宗在位时,为出使高丽国,命人在明州打造了两艘号称“神舟”的海上巨无霸,船的长度有110米,载重量超过1100吨。神舟行驶在水中,“巍然如山,浮动波上”。当它驶入高丽港口时引发了轰动效应,高丽国民奔走相告,争相赶来一饱眼福,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被挤失足落水的男女老幼不可胜计。

总体来说,宋代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海船上拥有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装备:罗盘针、转轴、避水舱、桅、舵、锚等。

宋代远洋的船舶主要分为两种:“广船”与“福船”。

广船是主要航行于南海航线的大型尖底船,它头尖体长,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船体的横向结构用紧密的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依靠龙骨支撑。该船多采用荔枝木、铁梨木、樟木、乌婪木等高强度木料制作,结构坚固,具有较强的续航力与远航能力。

福船是航行于福建、杭州沿海一带的尖底海船的统称。福建地形以丘陵为主,人多地少,所以福建人民自古就有以海为生的传统,因此造船业极为发达。南宋偏安一隅,中国与外部的贸易来往完全依赖于海上交通,在这种形势下,福船制造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这些时代因素也决定了南宋福船的形制主要特征以大且宽阔为主。《萍州可谈》载:“福船方如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一千料船长七八丈,宽二丈五尺。”

◎复原的福船模型,藏于中国航海博物馆

福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是由龙骨决定的。龙骨由首龙骨、主龙骨和尾龙骨三段通过榫卯连接而成,处于船底正中的位置。船壳由龙骨逐步向两侧呈弧形展开,船壳板之间采用榫卯搭连与平接,从而形成阶梯状,并用竹钉、铁钉和锔钉加固,接缝处用麻丝和桐油灰等捻料腻密。福船横断面呈“V”字形,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福船的尖首、尖底设计,利于乘风破浪而行,不但吃水深,而且行驶平稳,容易转舵。这样的装置,可以在海底多礁或复杂的海域行驶。也因这一优点,福船成为远洋商贾的首选,是各条航道上最多见的船型。

龙骨装置和船舵、水密隔舱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龙骨装置完全发明于宋代,舵、水密隔舱技术则成熟于宋代。这三项发明奠定了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领先世界的基础,也对世界航海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福船船舵,藏于中国航海博物馆

舵是操控船只航行方向的设备,古人称其为“凌波至宝”。舵由浆变化而来,并在实际运用中被不断改进。早期的舵杆由船尾斜伸入水,还多少保留着浆的痕迹。后来,人们将舵杆改为垂直入水,舵面与舵杆连接,形状如字母“b”,因为像门扇与门轴一样,所以又称为“门舵”,安放的位置也由船尾改为船尾中央。

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船工们为了在转舵时省力,在门舵上打了许多孔,叫“开孔舵”。舵面开孔后非但不影响性能,还可以减轻水的阻力。古人的这种发明创造,直到今天仍被渔民继续使用。北宋时期又出现了一种平衡舵: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这样可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操作起来更加灵便轻巧。南宋时,还新出现了随水深浅可以升降的升降舵。

10世纪时,阿拉伯航海者引进了中国船舵技术。之后,随着唐宋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国舵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成为开创人类大航海时代的技术条件之一。

水密隔舱是用隔舱板将船舱隔成几个独立的舱区,这种技术最迟在唐朝时已经出现。它需要用厚实的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以此增加船体的横向强度。隔舱板实际上也起到了肋骨的作用,它不仅使造船工艺得到简化,还进一步加强了船体的牢固程度。另外,水密隔舱还提高了船舶的抗沉能力。倘若发生船体触礁进水的不测事件,海水只是灌进了坏舱,不影响其他舱室,船舶也不至于马上就沉,船员有机会进行施救,也有充裕时间逃生。而且由于分舱,船舱可以分装不同货主的货物,这既提高了装卸效率,也方便了货物管理。

到了18世纪末,水密隔舱技术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重视。178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任美国邮政局局长期间,在与法国往来的涉及邮船计划的信中,建议采用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对于乘客将是一种莫大的鼓励”。1795年,本瑟姆将军改造英国军舰时,采用了“免得进水沉没的隔板”。英国人误以为这是本瑟姆的发明,本瑟姆不敢掠人之美,公开申明:“这是今天的中国,也是古代的中国实行的。”

此后,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开始流行于欧美乃至全世界。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量达数万吨的油轮,还是潜入海中数百米深的潜艇,制作材料虽日新月异,但内部结构仍然使用来自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

主要港口

20世纪发现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极有可能就是福船。该船在南宋初年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该船展现了宋代单体船舶的制作水平。南海一号在海底沉睡了800余年,打捞工作持续20年。该船除船尾和甲板已经腐烂之外,其余部分保存完好。南海一号是尖头船,整艘船全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近800吨,在南宋属于中等规模的远洋船。

打捞出水的南海一号船上有数千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多达三十余种,多数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其中一些棱角分明的酒壶和大喇叭口的瓷碗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被专家解读为来样加工的海外订单。

这艘沉船,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不同,其主营的商品已经从丝绸变成了瓷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最早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实现的,古希腊、罗马称中国为“Seres”,意为“丝绸”,很显然,这个词是“丝”的音译。

◎南海一号上被打捞出土的瓷器

华美轻柔的丝绸,令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文明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说丝是从树上梳理下来的精细羊毛。公元1世纪,罗马学者辛尼加多次提及丝,并坚定地认为它是中国人从树上采摘下来的。同时代的普林尼甚至绘声绘色地为人们描述了中国人是如何从树上采丝、纺丝和织丝的。直到1世纪末,欧洲人才知道丝线与棉线的不同。到了6世纪中叶,印度僧侣将蚕卵带到拜占庭罗马,罗马人对丝的来源才有了完整而清晰的正确认识,并逐步掌握了养蚕和纺织蚕丝的全部技术。

但是宋代之后,西方对中国的称呼从“Seres”变成了“China”,China是瓷器的音译。这种变化与东西方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的改变不无关系。一方面,宋朝随着疆域的缩小,丝绸产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与昂贵、生产周期漫长的丝织物相比,通过海路出口大宗瓷器显然更具可操作性,更何况“元以前,亚洲各国还没有瓷器,中国的瓷器是独一无二的” 。因而亚洲人民日常生活需要陶瓷,只有从中国进口。他们经常将瓷器作为装饰品炫耀,并作为礼品馈赠亲友。亚洲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偏低,几乎无力购买昂贵的丝织品,而物美价廉的瓷器却在亚洲市场潜力巨大,更受消费者欢迎。与国外输入我国的象牙、香料等初级产品相较,宋瓷明显更具有贸易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自然会占有主导地位,为宋廷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于是,“瓷器取代丝绸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品” 。

当然,瓷器的外销古亦有之。早在汉晋之时,中国的陶瓷就开始作为礼物随着丝绸之路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流通。瓷器以商品的形式向外流传始于唐朝中晚期,但受到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运输手段的限制,外销数量微乎其微。直到南宋时,瓷器的外销才出现了井喷似的增长,而这正是拜南宋海外贸易繁荣所赐。在这繁忙的海运贸易当中,有众多港口获得了极大发展,其中以泉州港的发展最为典型。

宋初,宋廷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并设市舶司征收关税。凡与外国贸易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归市舶司管理。当时,广州所征占三地全税十之八九。随着南宋偏安一隅政治格局的形成,南宋朝廷开始发展海外贸易,泉州受“地利”所惠异军突起,对外贸易日益兴盛。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是一部详细记载宋代瓷器对外贸易的重要文献资料。作者赵汝适(1170-1231年)乃赵氏宗室,曾任泉州市舶提举官。

赵汝适不愿意只做个循吏,而是希望在市舶司的工作上能有所建树。因此在工作之余,他寻访在华胡商,了解其国山川地理、人物风情。《诸蕃志》中于关于货物产地,采制之法,如何辨识质量等,都有专门描述。书中还记载了多种贸易形式:有的国家及地区专门做转口贸易,有的冒称产地,种种不一而足。该书在广列进口商品的同时,还记述了许多中国出口商品,如瓷器、绸缎、漆器、药材、布匹、金银器皿、铜、铁等,以及不同国家的需求。

赵汝适在书中记载了与南宋有贸易往来的五十六个亚洲国家,其中用瓷器进行贸易的有十五个:

◎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单马令(今马来西亚南部)、凌牙斯加(今马来西亚南部)、佛罗安(今马来西亚南部)、兰无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细兰(今斯里兰卡)、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部)、南毗(今印度半岛西岸)、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渤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西龙宫(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麻逸(今菲律宾垠都洛岛)、三屿(今菲律宾群岛)。

◎泉州崇武古城海滨

◎《诸蕃志》

这十五个国家或地区分属今亚洲地区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的坦桑尼亚,但其中却漏记了中国陶瓷销量最大的国家——日本和朝鲜。显然,上述地区只是赵汝适“暇日阅诸蕃图”或者“乃询诸贾胡”列出的,实际情况自然远盛于此。考古证实,从8世纪的奈良时代至19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从中国输入的陶瓷数量巨大。到20纪70年代止,在日本国内出土的中国陶器遗址有近千处之多。在这些出土的陶瓷当中,产自宋元时期的又占到了75%。

宋之前,外商大部分乘坐本国船舶,但乘坐中国船的也不少。到宋元时,来华商人普遍乘中国船。因为构造、设备俱佳,当时航行在海洋上的船只基本上为中国造。不论是中国船还是外国船,在大海上航行无一例外需要借助风势。每年4-9月,从赤道到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低气压和海洋高气压所形成的西南季风推动贸易船只向东航行;从10月到第二年的3月,亚洲大陆高气压和海洋低气压形成的东北季风推动贸易船只由东向西行驶。于是,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将一年分为两个航行阶段。在东北季风期内,大多来自中国或东南亚的贸易船只先航行至印度,然后静待西南季风,再开始进行下一阶段的航行。因此向西航行,一般是在两个季风期内进行的。向东航行,西南季风可以将从波斯湾和红海地区出发的贸易船只在一个季风期内送达东南亚或者中国。

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港濒临台湾海峡,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西南风。所以从泉州出港的船只无论是到东北亚的日本、朝鲜,还是到东南亚都很方便。广州港在东北季风时适合向南航行,但在西南季风时,贸易船只能回到广州,很难再次出港了。明州港则最适合对东北亚的贸易,如果与东南亚贸易,则须行驶至泉州港候风。所以,与东南沿海其他港口相比,泉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适合与印度洋沿岸进行贸易,而且也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中转站。《诸蕃志》中记载,下南洋,西去大食的中外船只均从泉州起航。

其实据史料记载,泉州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与外国交往了。唐朝时,政府始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泉州也一跃成为继广州、明州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三个港口,但唐廷并未将市舶使设于泉州。

祈风仪式

◎人们从陆地走向海洋,扬帆远航,最希望的是一帆风顺。想要借风远航,首先要认识信风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一规律为船舶出海服务。但在从前,人们对信风规律的认识毕竟有限,对海上瞬息万变的气象把握不足,只好寄希望于神灵保佑。于是,祈神以求船舶航行顺利的“祈风”仪式应运而生。最早的祈风活动属于民间自发行为,到了宋代由于海外贸易规模的飞速发展,祈风逐渐成了由市舶司官员主导的政府行为。

◎九日山延福寺

◎宋代祈风,一般是在夏、冬两季举行。夏季的称“回舶祈风”,祈求商船从东南亚顺西南季风归航。冬季的称为“遣舶祈风”,希望商船顺东北季风南下,一路顺风。根据史料记载,广州、泉州二地祈风时间相差无几。

◎泉州的海外贸易,自广州、明州之后迅速发展,“每岁自八月以后,至六月以前,风信不顺,即无贩莅及海南回舶到岸”。南宋财政拮据,广州与泉州被视为天子南库,赵构“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懈怠。

◎广州“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六月就南风”(《萍州可谈》)。广州地方官员每年会按时举行两次祭神祈风活动,祈祷风顺波平,海内外船舶往来平安。广州地方祈风祭祀的神祇是丰隆神,泉州祭祀的则是通远王。广州的祈风仪式,史料中鲜有记载,也没有如泉州一般在祈风仪式结束后刻石留念(妈祖信仰此时仅限于民间)。

◎每到季风来临前,泉州市舶司官员与地方官员都会来到九日山脚下延福寺举行祈风祀典,祈求海上船只顺风顺水一路平安。祈风现场十分热闹,江上船只遮江,山下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围观的男女老少摩肩接踵。

◎九日山在南安县西一里,山连晋江市,“旧俗常以重阳日登高于此,故名”。山下延福寺“山水秀绝,为七闽之冦”。泉州市舶司官员和地方官员都在此地举行祈风仪式。祈风仪式具体为:第一天“致斋”,第二天“将祭”。将祭仪式依次为上香、奠弊、退诣、再诣、读祝、再拜、瘗弊。其中读祝就是当众宣读祝文,是祈风仪式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曾两知泉州的南宋名臣真德秀作祈风祝文曰:“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祝文将泉州市舶司的重要性与祈风的动机,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隆重的祈风仪式结束后,一众官员登山泛溪,饱览九日山风光,至日暮兴尽而返。沿海各市舶司都有专门宴请蕃商的专用资金,每年冬天在商船出发前,便宴请来华贸易的各国商贾,昭示宋廷的好客之道。感谢他们为促进中外贸易付出的努力,并祝他们一路顺风,航行平安。祈风仪式结束后,地方官府命人将祈风之事刻石留念,直到今天,九日山上仍保留着两宋时期的十三方祈风石刻。

◎黄巢进长安

唐末政治腐败,各地势力割据称雄,战乱频仍。广大劳动人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激化。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黄巢起义爆发。黄巢在山东起兵后,头几年还在长江以北活动,到乾符五年,就率军进入福建,夺取福州后又挥戈南下,经泉州、大同场(今厦门同安区)、漳州、潮汕攻入广州。黄巢在广州屠城,杀死蕃商十万,广州对外贸易一度沉寂。不过,黄巢率军由浙江进入福建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从衢州至建州开拓山道七百里。这条陆路开辟之后,就成为闽浙间新的交通要道。该交通要道既有利于各地区货物向泉州汇集,也便于进口物资由泉州运往内地,客观上为泉州港日后的繁荣夯实了基础。

唐代的泉州城(即子城),周围只有三里,设有四门:东曰行春,西曰肃清,南曰崇阳,北曰泉山。天祐年间(904-907年),王延彬扩大了西门。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到了南唐保大四年(946年),留从效在泉州城外,又建了罗城和翼城。扩修后的泉州城城高一丈八尺,有七个城门:东仁凤,西义成,南镇南,北朝天,东南曰通淮,西南曰通津、临漳;城周长达二十里,是唐城的七倍。唐初筑城时,泉州城周环植刺桐树,留从效在增筑泉州城时,又环城栽种了许多的刺桐,因此泉州城也称为刺桐城。泉州海外贸易繁盛,泉州港又被称为刺桐港。刺桐城、刺桐港之名在五代时即声名远扬,享誉海内外。五代十国时,南唐政权于泉州设立“榷利院”,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之事。

◎泉州文兴古码头。文兴码头始建于南宋,是古泉州沿江的集群商业码头之一。塔为元代所立,一说为宋代遗物

到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泉州和长沙、开封、京兆府(西安)、杭州、福州这些城市,人口规模都已经在二十万人已上,是全国六大都市 。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经济的发展,大观元年(1107年),泉州由上郡升为望郡。

到了南宋,因为泉州地近杭州的缘故,泉州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年盛一年,很快就与广州相颉颃。到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泉州的主、客户更是高达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八户,比唐开元盛世期间增加了七倍多。等到了南宋末年,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更是高达百万万缗,几乎占全国市舶司收入的一半,远远超过了广州。如果按10%的税率来计算,每年通过泉州市舶司的贸易额竟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万两。泉州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港之一 ,完全是实至名归。

海外客商自南海来华,大多是在旧历四月末至五六月西南风起之际。十月末至十二月东北风起时,他们再从中国出海返航。所以每年的五月到十月的半年间内,是泉州市舶司所辖港口地区最为繁忙的时节。

泉州港作为当时世界著名港埠,港内经常是“风樯鳞集”“大舶百艘,小船则不可胜数”的繁荣景象,码头上的瓷器更是堆积如山。“涨海声中万国商”,反映的正是宋时海外贸易繁荣的盛况。从泉州输出的景德镇青白瓷,浙江、福建沿海等地的龙泉青瓷、泉州青瓷在世界上久负盛名,马可波罗曾赞不绝口地称:“制碗和各种瓷器既多又美,价格便宜,除这个港口外,其他港口都不出这个东西。”

瓷器贸易

提及瓷器,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景德镇这个词。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真宗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因其精美绝伦,昌南遂以“景德镇”之名风行于世。随着宋室南渡,许多著名窑场的能工巧匠流落南方,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景德镇也在他们的添砖加瓦下更上了一个台阶。南宋时,景德镇生产的“影青瓷器”与“青白釉瓷器”驰名中外,通过广州、泉州等港口输往世界各地,成为风靡海外的名牌瓷器。据说,荷兰、葡萄牙的商人将景德镇的瓷器销往欧洲时,其价格几与黄金相等。宋时瓷器行销世界五十余国,最远曾到达非洲的坦桑尼亚。不过,仅凭景德镇一处,所生产的瓷器自然无法满足泉州那庞大的贸易需求。

在福建地区,古泉州所属各县已陆续发现古瓷窑四百二十多处,其中宋元时期的就有一百一十多处,比宋之前的瓷窑总和多了六倍以上。从窑址采集到的标本来看,宋代瓷器种类繁多,有碗、碟、盘、罐、瓶、杯、盏、粉盒等用具,这些瓷器无不色泽晶莹,光可鉴人。其中,尤以仿浙江龙泉窑烧制的青瓷(俗称“土龙泉”)声名最显。

◎南宋龙泉窑青釉小贯耳瓷瓶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福建制瓷业的制作水平和产品质量,就比唐时有了大幅提高。瓷器除青瓷之外,还有白瓷、影青瓷和其他色釉,品种多样,造型美观。闽国徐夤所著《贡余秘色茶盏》中有诗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从诗中可以窥见,五代时福建所产秘色釉瓷的品质已经相当高了。1962年,在福州市郊发掘的五代闽王王延钧妻刘华墓中,出土的瓷器有青瓷罐、白瓷碗等,其中三件孔雀蓝的大陶瓶釉色晶莹剔透,造型优雅、线条流畅,反映了五代时陶瓷制作技术的成就。

到了南宋时,福建瓷业迎来了发展高峰期。窑址遍布全省各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品种齐全,质量一流。

现代考古证明,两宋时中国陶瓷曾出口至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也门等亚洲各国;非洲则有苏丹、索马里、埃及、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甚至津巴布韦和南非共和国等地都有宋瓷出土。亚洲地区则是以日本最多,之所以如此,应该与日本深受唐宋文明影响有关。

◎军持

宋代的泉州窑瓷器主要销往海外,因此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发展形势好于国内。中国瓷器在海外大行其道,深受各国人民欢迎,也是有原因的。比如东南亚许多国家在输入中国瓷器之前,饮食器具多是陶器、竹木器、金属器等,甚至极个别的国家还在用植物叶子盛食物。《诸蕃志》中记载的登流眉国(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吃饭时用葵叶作碗,也没有汤匙、筷子这些东西,就是掬在手里直接吃。在波斯国(今伊朗),只有国王才用得上瓷器来盛饭。渤泥国(今文莱一带)的居民吃饭不用器皿,用树叶一捧就开始吃,饭吃完了,树叶也就丢了。宋瓷釉料光亮润泽,胎质坚硬细密,吸水率低,不易滋生细菌,而且清洗方便,不会与食物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宋瓷每到一地都大受欢迎。自从宋瓷进入这些地区,为他们提供精美、实用的器皿,当地人民的原始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

“青白瓷的输入,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文明趋于更高层次,显示出更加高雅的格调,使他们在装盛菜肴、食物和调料,储藏化妆品,使用陈设用品和卧具时,都享受青白瓷制品提供的服务。仅在日本发现的中国青白瓷器就有碗、盘、瓶、盒、钵、壶、经筒、罐等多种类型。”

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人们在做宗教活动时,喜欢用中国制造的“军持” 。非洲穆斯林喜欢蓝色和绿色,忌讳黑色,海商投其所好,专门运去青瓷,因此在非洲地方出土的中国陶瓷制品中鲜有黑色。

◎建州窑黑釉茶碗

名窑瓷器在打开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之后,因成本太高或供不应求,又为福建沿海各地仿烧名窑瓷器提供了新的商机。这些小规模的瓷窑紧跟市场热点,组织生产灵活,转产快,从器型、装饰特点对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等进行学习、模仿。其烧制出的瓷器质优价廉,往往根据海外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按具体要求定制,很快就占领了海外市场。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德化屈斗宫窑址,出土了许多南宋时期的瓷器,有的釉彩绚丽,造型独特,有的花纹繁杂,刻有异域风情的图案。从该窑址还采集到了刻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粉盒,显然,这极可能是专为供海舶之用而烧制的外贸瓷器。在晋江的磁灶、德化的盖德等窑址也发现了大量的军持,这些东西明显也是针对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人民的需求而烧制的出口瓷器。在印尼、菲律宾以及日本等地,曾出土了大量这种类型的军持。著名的外销瓷专家、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道:“东南亚出口的陶瓷大半是福建和广东省的窑口烧制的。”而日本的博多“在11世纪、12世纪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陶瓷交易圈,也成了中国陶瓷器外销日本的集散地” 。

西方史学家研究后得出结论,宋代一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就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对外贸易的总和。作为交易量最大宗的陶瓷,其销量之巨可想而知。不过,宋代瓷器大量出口东北亚、东南亚等国,并广受各国人民欢迎,不应简单地视为某一时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结果。

制茶业从唐代兴盛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到了宋代,茶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当饮茶成为一种风尚,制茶业自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与制茶、饮茶有关的制瓷业在其带动下得到相应发展,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瓷器是最好的饮茶工具,沏茶泡茶的效果比起铜器、漆器来更佳。茶文化的昌盛,为瓷器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宋代盛行斗茶,流风所及,上自帝王、下至平民,概莫能外。而饮茶多用黑釉茶碗,因此黑釉茶碗成了南北瓷窑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其中尤以建州窑所产最为著名。

宋代瓷器工艺之精湛有目共睹,造型、装饰、釉色浑然天成几近完美,令人一见之下即爱不释手。黑色本是不怎么受人喜欢的颜色,可是在陶瓷师傅巧夺天工的创造下,多了神秘、内敛的美,在宋代反而成了流行色。

宋代茶碗多称“盏”,盏也作“琖”或“瓯”,是一种比碗小的器皿。宋代斗茶以茶汤乳花纯白鲜明、着盏无水痕或咬盏持久、水痕晚现为胜。这种胜负,完全由视力决定。因此茶盏最好能易于观察以便评判胜负,而黑白色差最为明显,黑白分明、交相辉映,因此黑釉茶碗最适合斗茶。

唐人、宋人饮茶之风传至日本,爱屋及乌之下,黑釉瓷碗在日本也大行其道。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渡海来到中国求法,神宗亲自在延和殿接见了他,并询问成寻日本国内最需要的商品是什么,成寻据实回答是“茶碗”。

从一问一答中,即可知日本对中国瓷器的渴求之情。

日本平安初期(我国晚唐时期),日僧最澄(767-822年)到浙江天台山学习佛法。学成后经明州归国时,他带走了大量的经卷,还带走了浙东地区的茶树和茶籽。这些茶树和茶籽种植成功后,饮茶之风在日本禅林逐渐开始流行。镰仓初期,日僧荣西禅师(1141-1215年)又分别于1168年与1187年两次入宋,到径山学习佛法。他学成归国时,将临济禅带回了日本,也带回了茶种与制茶、饮茶的方法,更以自己的经验和见闻为基础,整理写下了《吃茶养生记》。其他僧人亦将径山寺院中的茶籽、茶宴的末茶法、茶礼和茶器带回日本,促成了日本茶道的产生。在他们的推动下,宋人点茶、斗茶之法在日本僧侣、贵族和新兴的武士阶层流传开来,有力推动了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日本茶道文化的流行,又为我国黑釉瓷器大量出口至日本提供了历史契机。

◎宋代铜钱

不过,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大量的铜钱流失海外,为宋廷带来了严重的钱荒。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针对这种情况,南宋政府严厉打击铜钱外流的同时,出台新规:进口商品进港后,不以金银铜钱结算,而是“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物博易”。其实,外商在返航时也会贩运瓷器等物满载而归,宋瓷品质举世无双,又是官方准许出口的主要商品,外商自然会就近采购以便再赚上一笔。宋瓷货币化之后,无形中为外商采购免去了一些中间环节,而宋廷一方则保证了铜钱不再大量外流,这样的双赢之事何乐而不为?于是,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南宋外销瓷迅速发展,行销世界各地。

在南宋政府的提倡下,瓷器出口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外商人竞相囤积居奇,收购各类瓷器运往东南亚。《萍州可谈》中,就详细描述了商人贩运瓷器的情形:在深阔各数十丈的大船上,船舱中堆满了商人的货物,因为人太多,每人只分得数尺见方的面积,下面是货物,人晚上休息就睡在货物上。货物主要是瓷器,大大小小的瓷器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点空闲地方都没有。

香满丝路

当然,泉州乃至宋朝全境,不可能只经营瓷器。在宋代的对外贸易中,除瓷器外,包含丝绸在内的纺织品仍是两大支柱产业之一。以泉州为例,泉州各县在当时已经能生产麻布、苎布、蕉布、北镇布等,并为其染上颜色。棉布的生产也很普遍,“玉腕竹弓弹吉贝” ,加工棉花的声音几乎村村可闻。绸缎丝绢织品,民间也普遍生产,许多丝织品还因品质优秀,传出了良好的名声。北宋著名天文学家、药学家苏颂是泉州同安县人,他对家乡的丝织品有“绮罗不减蜀吴春”(《苏魏公文集》卷七)的赞誉。另外,泉州的纺织品,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是贡品了。《泉州府志》载,北宋元丰年间规定,上贡绵一百两,蕉布、葛布共五十匹;南宋绍兴年间则规定,上贡木棉布五千匹。泉州的纺织品也大量外销,据《诸蕃志》记载,泉州生产的木棉布,织染成各种花纹和颜色,销往国外。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有记载,称泉州出口的印花棉布,很受外国人欢迎。元代时来过泉州的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刺桐城出产绸缎,较汉沙(杭州)及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说:“刺桐城在中国宋时,为丝业中心点,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

◎象牙

◎张骞出使西域图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所产陶瓷、丝织品、茶叶等物源源不断地输至海外,各种海外物资也通过市舶贸易进入中国。宋代外来商品主要分为奇珍异宝、纺织品、动物、文化用品和香料等几大类。其中犀角、象牙、玳瑁、珍珠等珍宝是特供宫廷或高级官员的奢侈品,不会进入流通领域。驯象、驯犀、红鹦鹉等珍禽异兽主要来自交趾、占城以及大食等国。纺织品主要有高丽纻布、大食锦和火浣布。文化用品主要来自日本和高丽,有高丽扇、高丽纸、高丽墨和日本扇。香料是外来物品中种类最多、数量最大、使用最为广泛的品种,以沉、檀、龙、麝四大类为主。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国人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开始使用本土所产的泽兰、蕙草、桂皮等香料了。《大戴·礼记·夏小正》有“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的记载,屈原《九歌》中也有“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的诗句。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域外香料不断涌入中国,如赵合德“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刘歆《西京杂记》)。西晋时,西域贡来奇香,这种香一旦沾在身上,一个多月气味都不会消散。晋帝视若珍宝,只赐了贾充和大司马陈骞两个亲信大臣。哪知道贾充的女儿却把这香偷出来,送给了自己的情郎韩寿。韩寿偷香的传奇,也令这种域外奇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死后,他的儿子在他的棺中放了许多香料,其中不乏苏合香这类用来防疫的。

唐代社会富庶开放,域外传入的香料品种更加丰富,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就记载了许多香药 方剂。但香料仍是仅供官僚、贵族使用的豪侈品。唐时从事香料贸易的多是阿拉伯人,而阿拉伯名产龙涏香和蔷薇水,则是在五代时输入中国的。《新五代史》载:“显德五年(958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

进入宋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香料作为大宗进口商品进入中国。除了统治阶级和官僚阶层享用之外,香料开始进入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祭祀礼仪、公私宴席、茶肆酒楼、科举考场、同僚聚会欢饮、朝堂办公、婚丧嫁娶等。于是大量的香料进入普通家庭,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为市场巨大,香料很快成为仅次于布帛、米、盐、茶、酒的一项大宗消费品。

宋代从市舶司贸易进口的香料,主要来自大食、天竺、渤泥、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等国。

大食,是唐代中国对阿拉伯帝国的称谓。北宋初年,阿拉伯帝国已经衰微,所以大食也变成了对中东、西亚诸国的统称。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载:“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大食有勿巡、陁婆离、俞庐和地、麻啰跋(麻啰拔、麻啰抹)、麻嘉、吉兹尼、眉路骨惇、勿斯离、陁曷、奴发、哑四包闲、罗施美、木俱兰、伽力吉、毗喏耶、伊禄、白达、思莲、白莲、积吉、甘眉、蒲花罗、层拔、弼琶罗、勿拔、翁篱(翁蛮)、记施、弼斯罗等共计二十八国。

大食输入中国的香料品种计有:乳香、龙涏、木香、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碣、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薇水等。因为许多香料是从大食运至宋廷的,所以阿拉伯与宋的海上贸易线,也被称为“香料之路”。

◎安息香

一开始,大食输入宋廷的香料多是通过朝贡。究其本质,贡物与回赐,仍属于一种贸易行为。只不过贸易追求的是平等互利,但贡赐并不追求经济效益。整体而言,大食朝贡贸易在北宋时期繁盛,南宋时期萧条。出现这样的情况绝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复杂的内外形势有着密切关联。在与辽、西夏长期对峙的政治格局下,北宋统治者多注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而置经济利益于不顾。宋廷不但对大食来的贡使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会回赐贡使大量的贵重物品。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各国贡使纷至沓来,庞大的贡使团队中,不乏滥竽充数冒充贡使的商人。宋人明明知道这些人只是为了牟利,却自欺欺人不加理会,仍一味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

此举,令宋廷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情形直到真宗末年才逐渐有所改变。宋廷开始限制进京朝贡的人数,严查蕃商假冒贡使,并削减贡物数量。通过这些措施,宋真宗逐渐控制了朝贡贸易的规模。除此之外,进京所携之物,除贡物估值回赐外,其余全部作为商品,纳入市舶管理制度进行征税。这样做,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市舶司对外贸易的良性发展。宋室南渡后,宋廷为维持偏安一隅的政治格局,需要保证庞大的官僚体制、巨额的军费开支以及沉重的岁币支出,所以更加注重发展海外贸易。市舶贸易成为财政重要来源后,重名不重实的朝贡贸易自然受到冷遇。务实的南宋统治者不但没有像先祖那样主动去招徕海外国家朝贡,而是一再压缩甚至拒收朝贡物资。

建炎三年(1129年),大食遣使入贡。赵构对左右大臣道:大观、宣和年间,茶马之政(以茶易马)荒废,武备不修,以致金人侵侮,国家危在旦夕,现在再去浪费数十万缗的国家财政去换无用的珠玉,还不如用这些钱来养兵。于是,赵构命令沿海地方官员拒其贡物不纳。 孝宗即位后,更是直接颁旨地方:从今往后如果有外蕃进贡,令地方官劝谕遣返,不用上奏朝廷。总之,迫于经济压力,宋廷不得不摈弃了从前粉饰太平的愚蠢行为,朝贡贸易因受到冷落而开始转入低谷。

除了大食外,宋廷还在东南亚诸国收购香料,其中贸易往来频繁的有:

◎天竺(今印度),《诸蕃志》载:“天竺……其国出狮子……犀象、玳瑁……又有旃檀等香。”

◎渤泥,据《诸蕃志》记载,出产梅花脑、速脑、米脑(以上三种都是龙脑的别种)、黄腊、降真香。

◎交趾,主要出产沉香、蓬莱香……

◎占城,主要出产笺香、沉香、速香、黄腊、麝香木……

◎真腊,主要出产暂速细香、粗熟悉香、金颜香、笃耨香、沉香……

◎三佛齐,主要出产脑子、沉香、速香、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安息香……

◎阇婆,主要出产龙脑、檀香、茴香、降真香……

总体上,宋廷从交趾、占城、大食、三佛齐等地进口香料最多,越南的使君子、麒麟竭、藿香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药材也大量出口至阿拉伯各国,其中牛黄就是在宋代传到阿拉伯的,再由阿拉伯带到了欧洲。

南宋时,普通商贩在取得香料的合法经营权后,通常加价出售,从中获利。

家底一般的商贩,销售香料的途径主要是零售,有的干脆就走街串巷地叫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在东京的酒楼茶肆,“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诸般蜜煎、香药、果子、罐子党梅、林膏儿、香药小元……”吴自牧所著之《梦粱录》卷十三载,在临安城,“太平坊卖麝香糖、蜜糕、金铤裹蒸儿……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

条件略好的商贩可以开间香料铺子。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过了御街一路南行,“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为招徕顾客,香铺甚至请来了和尚道士,敲锣打鼓地大搞促销活动。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绘有一家香料铺,门前立牌上写有出售香料的品种——刘家上色沉檀拣香 。

另外,还有许多商贾从事香料的贩运、加工、销售以及香具的制造,到了南宋时,香料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产业链。与此同时,饮食、制茶、酿酒、制墨、制瓷、医药、建筑、器具制作等相关行业,也因香料的普及更加兴旺。作为舶来品的大宗香料,为宋廷的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

市舶通远

贸易的兴盛,让宋廷大吃甜头,为了奖励海外贸易者,政府甚至采取了授商以官的新政:“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官罗辛贩乳香值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宋史·食货志》)

宋廷还特意对福建、广东市舶司官员订立了激励机制:“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

唐及北宋,市舶使多由地方官兼任,时或由中央派遣内官担任。北宋末,广、泉、两浙市舶司乃置专任官。据《文献通考》载,从前虽然设有市舶司,但主官多由地方官兼任。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开始令转运司官员兼提举市舶司,州郡地方官不再兼任。再后来又设置了专职官员,转运司也不得干预市舶司的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市舶司并不单单承担类似海关的职务,还是设于港口、专门管理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机构,垄断着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

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来远人,通远物”。具体职责是招商引资,检查出港商船并颁发许可证,检查入港商船货物有无违禁品,对货物进行抽解、博买、保额并解送,另外还要负责发放舶货贩卖许可证。

商船入港,市舶司官员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阅货,检查入港货物。紧接着,就是根据货物的多寡抽解。抽解又叫“抽分”,即征收实物税。“船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萍州可谈》)。宋代抽税比例经常变化,大部分时候维持在10%的税率,也有20%的时候,最高时甚至能达到40%的高税率。只有经过市舶司官员抽解之后,舶来的货物才可以自由买卖。

◎泉州市舶司

市舶司官员另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禁榷。禁榷是指政府垄断、专买专卖的意思。之所以禁榷,是因为有一些商品属于宫廷专供,比如乳香、珊瑚、玛瑙……这类奢侈品宫廷及官府用量极大,一来满足奢侈生活,二来彰显身份地位。又如象牙,虽属贵重物品,可是宋廷规定超过三十斤的一律禁榷,不允许自由买卖,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海商通常在进港之前将三十斤以上的象牙全部锯短,人为地将重量控制在三十斤之内。另一种禁榷货物是军事用途方面的物品,如铁器、皮革、火药、药品这类军需物资在任何时代都属于严控范围,全部由政府收购,民间不得自由贸易。

禁榷的商品必须由政府收购,除此之外,针对利润较高的商品宋廷还设有专门的博买制度。也就是说,对于利润空间大的商品,宋廷要强制性地收购一部分。

比如前文提到的香料,因为获利甚厚,香料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输入中国后,很快就以市舶抽解、博买、禁榷等形式纳入国家管理与经营。《宋史·食货志》据实而言:“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博,故以官为市焉。”

因为进口的香料林林总总不下百种,禁榷的不过数十种而已,所以不完全属于禁榷范围,于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在政府专卖之余,普通百姓也获得了一定的经营空间。

总之,宋廷对海外贸易把控很严,但也没有竭泽而渔。博买的比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宋太宗在位时,博买比例为50%;真宗在位时“市其三四”;南宋初年,又规定细色博买40%,粗色博买40%;孝宗在位时,又将珍珠的博买率提高至60%。细色是指珍珠、龙脑等,粗色就是乳香、犀牙、紫矿、檀香等物。总体而言,博买率最低为30%,最高为60%,大多时候维持在50%的水平。

为方便博买,宋廷特意设置了名为“博易本钱”的专用资金。这些资金专门用来支付禁榷物资与博买货物。这项专用资金以市舶司为单位,每年有数十万贯之多。但是因为贸易频繁,往往会出现资金使用捉襟见肘的情形。多数时候,在没有现金的情况下,市舶司往往用瓷器等货物进行博易。即使如此,也仍有措置不及的时候,据史料记载,南宋末年富可敌国的阿拉伯富商蒲寿庚从海外运来一批货物,市舶司竟然买不起,最后不得不卖掉一批库存的货物,这才勉强付清了货款。特别要提及的是,也正是这个蒲寿庚,在南宋将亡之际,暗通蒙古人,率自己的私兵将数千南宋宗室屠杀殆尽。

◎市舶司的行政职能主要是对往来贸易船只进行统一管理,其对出海船只的具体要求为:

◎一、开好清单向官府备案,内容包括人、船、货物名数,去往何地经商。

◎二、找当地家境殷实的富商三人作担保,保证出海者不携带军器等违禁品,亦不得制造军器等物。

◎三、在登记纳税之后,由市舶司发给公凭,听任出海。

◎四、商船返回时,必须要回到始发港抽解、博买。

◎五、如果船只没有公凭,或者违反了管理条例,船上货物将会被没收充公,并依法追究相关人责任。

◎公凭格式如下 :

◎提举两浙路市舶司

◎据泉州客人李充状,今将自己船一只请集水手,欲往日本国转买回货,经赴明州市舶抽解,乞出给公验前去者。


◎一、人船货物

◎自己船一只

◎纲首李充 梢工林养 杂事庄权

◎部首吴第(下列船员姓名,共六十七人)

◎第一甲 梁留 蔡依 唐祐 陈富 林和 郡滕 阮祐……

◎第二甲 左直 吴凑 陈贵 李成 翁生 陈珠 陈新……

◎第三甲 唐才 林太 阳光 陈养 陈荣 林定 林进……


◎物货

◎象眼四十匹 生绢十匹 白绫二十匹 瓷碗二百床 瓷碟一百床


◎……

◎右出给公凭付纲首李充收执,禀前须敕牒指挥前去日本国,经他国赴本州市舶务抽解,不得隐匿透越。如违,即当依法根治施行。

◎崇宁四年六月 日给

◎这则公凭完整地保存在了日本,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口至日本的瓷碗有二百床,瓷碟有一百床。“如按当时一床200个单位计算,那么就有瓷碗4万个,瓷碟2万个,其贸易数量不可谓不大。”

市舶司自设立之日起,即为宋廷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所以两宋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神宗曾道,东南地方对国家赋税贡献极大,其中舶商的表现尤为突出。之前钱、刘占据浙江、广东,财赋供给有余,还可以对抗中原,就是因为笼络海商有一套。如果国家想方设法招商,每年一定会获得大量财富,况且外蕃来中国朝贡,也是件好事。

随着市舶收入的增加,上至官家下至百官,都意识到了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宋高宗对市舶司的态度非常重视,他派人改善港口设施,组建水军护航,清剿海盗,并投入巨资沿海岸线每三十里设立灯塔导航。之所以如此,他曾一语道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由于统治者关注,加上措施得力,海外贸易占南宋初期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香港林天蔚先生在《宋代香药贸易史稿》一书中指出,宋室渡江之初,宋廷岁入不足千万,因市舶对外贸易的获利,海外贸易的收入竟然一跃占到宋廷全年收入的20%。随着政权的巩固,国家财政收入也开始逐年攀升。市舶收入虽然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但对外贸易的收入却始终在增加。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源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宋室南渡之初,南方土地兼并情况依然严峻,封建剥削十分残酷,但海外贸易的繁盛,吸纳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及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南宋政权有惊无险地走出了内外交困的窘境,之后政权渐趋稳定,直至亡国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因为外贸利润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所以两宋统治者无一例外地把“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当成一项重要国策认真对待。为了扩大贸易,宋廷不但主动走出国门去招商,还采取了封赏、补官等激励手段招诱外商来华。无论是出国贸易的中国船舶纲首,还是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舶主,或是在中国定居的蕃商,只要能为宋廷招徕外商,增收创收,都会受到封赏。南宋初年,因为国用极度穷困,市舶之税一度曾定为十取其二,由于抽解太重,曾严重影响了蕃商来华的积极性。迫于财政压力,宋高宗不得不下旨调整税率,依然按旧例“抽解一分”。

不但关税的高低会影响到蕃商来华的多寡,地方官府重复征税和巧立名目非法抑买,都会影响到蕃商的积极性。对此,宋廷立法严禁,规定凡蕃商“舶船物货已经抽解,不许再行收税”。“应抽解物不出州界货卖更行收税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宋会要辑稿·职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赵构三令五申不允许地方官员盘剥蕃商,但因山高皇帝远、“吏鲜自洁”,仍有部分地方官顶风作案,既抽解又收税,和买之余又抑买的情况屡有发生。这种短视的行为既损害了蕃商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宋廷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宋孝宗即位后旧事重提,颁旨凡对“抽解”“和买”之外的蕃货“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

◎福建清净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

◎广州蕃坊

为稳定蕃商,净化招商环境,宋廷严惩贪官污吏,积极保护蕃商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陆续出台了许多保护海外贸易的政策法规。

另外,为了方便管理,宋廷在蕃人居住的蕃坊和蕃巷中选择了有名望的蕃人为蕃长,代地方政府管理蕃人。宋廷还准许蕃人与宋人通婚,在华婚娶,又专门为蕃商子弟建立了专门的学校,使其在中国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来华贸易的蕃商,许多都是信仰伊斯兰的阿拉伯人,宋廷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准许在蕃人聚居的地方建教堂,立教主,“依回回教风俗,朝觐礼拜”(《萍州可谈》卷二)。不但如此,宋廷还尊重蕃商的丧葬习俗,准许他们在中国建立公墓。

不过,宋廷所制定的一些法令法规,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弊病,甚至令蕃商的权利超过了宋民享有的范围。本来,依照宋廷律令,蕃人只能居住在蕃坊和蕃巷中,既不准城居,更不能与宋民杂居。但随着在华蕃商人数的激增,地方官员“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不但“蕃商杂处民间”屡禁不止,而且个别富可敌国的蕃商已经定居城中。这些不差钱的蕃商用钱开路,地方政府官吏“上下俱受赂”,都选择了闷声发大财,法律法规不过是一纸空文。

对蕃人在华犯罪者,宋廷依唐律中的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宋刑统》卷六《化外人相犯》),即同一国家的蕃人在宋犯法,依照犯人本国的法律论处;不同国籍的蕃人在宋犯法,蕃人与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依照宋廷的法律论处。这项法律原则,既尊重了蕃人所属国的本俗法,也维护了宋廷独立主权国家的法律尊严。但宋廷的这项法令太过笼统,没有严格区分刑事与民事,没有说明适用“本俗法”的具体内容,仅以国别作为适用“本俗法”或宋法的依据,在实际运用当中难免会出现偏颇。尤其是宋廷在实行“宠绥蕃商”“绥抚远俗”的政策后,这一弊端更加突出。例如:蕃人与宋人争斗,只要没有闹出人命,地方官就会转交蕃长处置。而蕃长自然会回护蕃人,只是判令“以牛赎罪”,而不予深究。有蕃商为匿税者寄物不坐罪,而且犯法后,除徒刑以上送交宋廷地方治罪之外,其余则一概“送蕃坊行遣”。蕃长按照蕃俗,将人绑在木梯上,以“藤杖挞之”,敷衍了事而已。这样做,显然有损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有识之士愤愤不平,有的官员也对有罪蕃人只用“本俗法”处置十分不满,纷纷质疑“安有中国而用夷俗者”?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日本船员滕太明打死了中国人郑作。案件事实清晰、证据确凿,是一起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异类相犯”的杀人案,理应按宋律治罪。宋孝宗却网开一面,“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将杀人犯交由船长带回日本处理,至于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处置结果,显然严重影响到了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宋人虽然不满与愤慨,但也只有徒唤奈何。可以说,日后蒲寿庚能成为泉州一霸,甚至率领私兵屠杀南宋宗室,其开端就是始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为“宠绥远人”而丧失国格,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绝非孤例,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海上风云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与宋室南渡有着密切关系。南宋初立时,宋廷因边防形势危急,被动地加强了水军建设,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海防体系。此后,宋人数次粉碎金人的进攻,依靠强大的海防力量在江南站稳了脚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廷与金廷之间的军事差距逐渐消失,双方势均力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到了南宋中后期,蒙古人以不可遏制之势迅速崛起于漠北草原。与此同时,金朝在与南宋的多年竞争中实力不断衰退,更是陷于南北受敌的困境。但金朝不但没有想方设法抗击强敌蒙古,反而为了争夺战略生存空间,不断南下侵宋。于是,迫于无奈的宋廷选择了与蒙古联合。在蒙古与南宋的联手攻击下,金王朝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覆亡。

而就在灭金的次年,曾经的盟友露出了狰狞的本来面目,以金人故伎,兵分三路侵宋:一路直趋四川,一路进攻京湖地区,另一路进逼两淮地区。理宗端平三年十月,蒙古大军首次大规模进攻两淮地区。由于两淮地区靠近宋廷京畿,宋人于此素来布防严密。在宋军的严防死守下,这一路蒙古大军铩羽而归。

在宋蒙对峙前期,南宋保持着绝对的水上优势。此前,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南宋的江海防线已经日臻完善,形成了一个“两线”“三环”的江海防御体系。

所谓“两线”,即是指沿江、沿海两条防线。“三环”,即以临安所在的江浙核心地区为一环;以长江以北、淮东路沿海为前沿一环;以福建、两广地区为外环。最核心的江浙一环,为了加强临安城的防御,宋廷又将之细分为内外两环。内环即以两浙路两端的许浦水军、定海水军为外层防御,外环则是以两浙路中间的澉浦水军、金山水军、浙江水军为内层防御。如此层层布防,正是为了拱卫临安城。在东南沿海,宋廷更设有巡检寨六十五处,各地水军以这些水寨为依托,在水面巡逻、侦查,以防敌人偷袭。在一番苦心经营之下,宋廷的海防体系得到强化,水上实力亦有所增加。这套防御体系有效地维系了宋金南北对峙之局,即便是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大蒙古国,南宋政权仍然坚持了四十余年。

◎1227年蒙古、金朝、南宋形势图。此时西夏亡国,金朝只剩河南地与关中

由于在短时间内无法突破宋廷的长江防线,蒙古人不得不放缓攻势,转而大力发展水军。

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大量打造战船,学习水战。

同年,忽必烈麾下董文炳“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元史·卷六·世祖三》)。

咸淳六年(1270年),投靠蒙古的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成立一支强大的水军舰队,于是忽必烈下诏“教水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在与南宋的对峙中,蒙古不断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水军力量。

◎忽必烈

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沦陷后,京湖制置副使、知襄阳府吕文焕降元,原驻守襄阳的南宋水军和战舰全部成了元军 的战利品。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丁家洲之战中元军大获全胜,缴获南宋战船一千余艘。此后元军顺江而下,又占领了被陈亮称之为“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的镇江。镇江背山面江,地势险峻,是控扼长江的战略要津。为了挽回败局,南宋与元军在焦山展开了一场殊死海战。焦山海战中,元军获宋军海船八十余艘、“黄白鹞船七百余艘”。此消彼长之下,元军水师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海上力量逐渐超越了南宋。

经过几次海上争锋,元人侦知了南宋的海防虚实,他们汲取金人教训,有意避开了宋廷防守严密的沿海和长江下游防区,转而集中优势兵力,将主攻方向定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从结果来看,元人避重就轻的战术完全奏效,此举不但令宋军疲于奔命,又进一步削弱了宋军的水上实力。

随着元人南侵的进一步加剧,宋廷水军缺额严重、装备不足、战舰年久失修、战略战术僵化死板等各种弊端逐渐暴露。

宋廷虽对各地海军编制有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名不符实。如镇江水军兵力定额为五千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却不过五百人;定海水军是宋廷水军精锐,宝祐年间的定额为六千人,但实际人数仅为五千人,缺额比例达到了六分之一。不仅如此,在五千人当中,老弱病残、滥竽充数者“又居十分之一”。崖山海战中,宋军兵力号称二十万,实际上文官、太监、宫女等非战斗人员占了半数以上。

另外,由于此前多年无战事,南宋水军管理混乱,将领或骄惰,或徇私,或贪渎,或冒领,吃空饷更是司空见惯之事。凡此种种,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雪上加霜的是,宋廷装备短缺,器甲老旧腐朽,戈矛戟凋残不堪用,弓弩等物缺乏更新,水军装备严重老化,情势不容乐观。由于缺乏战船,朝廷又强征民用船只。这样做不但无助于提高舰船质量、增强战斗力,还额外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恶化了军民关系。有的人“典田卖产,货妻鬻子”,有的人走投无路干脆做了海盗。南宋初年,在宋廷的严厉打击下,沿海“盗贼屏息”。但到了后期,海盗死灰复燃,对地方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此种种,南宋初期的水上优势,也就逐渐丧失殆尽了。

◎陆秀夫

宋蒙战争后期,南宋水军在战术方面的表现也很难让人满意。在丁家洲之战中,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阵势来,结果,元军“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水陆协同作战,大败宋军。焦山之战中,张世杰采取的战术与夏贵如出一辙,宋军在镇江水域集结战船,每十艘为一舫,停在江中以阻止元军进攻。结果元军施以火攻,将宋人打得溃不成军。崖山海战,张世杰故伎重施,“以舟师碇海中,棋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船头朝里、船尾向外),贯以大索”,结果遭遇惨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卫王赵昺赴海而死,南宋灭亡。

虽然南宋水军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不可否认,南宋海防体系的建立对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地方稳定,保护海上贸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重视加强海防力量,南宋才能抵御北方金国的侵犯,稳定住政权。

但随着海防体系的崩溃,南宋政权也走上了覆亡之路,曾经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暂时中断。元人统治者统一中国后,继承了南宋王朝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一度因战乱而阻塞、萧条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重现兴旺景象。明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由兴而衰,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海上丝绸之路则被高度重视。因此也就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而郑和为保留下西洋的船队,苦口婆心地劝说明仁宗:“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也。”

到了清朝,清政府统治前期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9世纪初,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大规模绢马贸易受国际形势影响和沙俄不平等条约的控制,被迫终止。海上的情况同样糟糕,随着西方资本向东方市场迅速扩张,罪恶的鸦片交易破坏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丝绸之路自由、平等、文明的贸易精神不复存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完全丧失了自主的对外贸易,沿海贸易、通商口岸、关税、内河航运、领事权利、海关管理都控制在列强手中。可以说,弱国无外交,弱国也无外贸。

◎郑和

影响深远

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世界文明的纽带,它们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加快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因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得早,与沿途约五十多个国家有货殖交往,加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的渲染,这使陆上的丝绸之路的影响力显得更大一些。但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虽然较陆上丝绸之路略晚,但无论持续时间、货运能力,海上丝绸之路都胜出陆上丝绸之路许多,而且海运的安全性大大高过陆路,运输成本却远低于陆路。从“丝绸之国”到“瓷器之国”的称谓变化,可以看出,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略大一些;但魏晋六朝以后,尤其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陆上丝绸之路。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是出于政治、军事联盟的需要,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唯有宋代却是将发展海上贸易当作经济效益来重点考量的。此举,虽旨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减轻了对普通百姓的盘剥,缓解了社会矛盾。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宋人制定和实施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将对外贸易纳入国家严格有效的管理控制当中,确保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有序,客观上刺激了国内陶瓷、绢帛、香料等各行业的快速发展。

唐代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进入宋代后,随着海上贸易的昌盛,由此引发的社会内部各方面的变革也变得明显起来。繁荣的海外贸易,还促使丝织品加工业与手工业蓬勃发展,也让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身到了商业大潮。

许多人认为明末是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其实这种萌芽,早在数百年前的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宋代商品市场较唐时更趋活跃,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纸币和商业信用制度。这些新生事物又进一步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又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的交换,最终导致城镇化浪潮以迅猛之势扩展,城市经济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国家也正式将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唐时的坊市制度被打破,新的厢坊制度建立起来。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庄园式、小农式自然经济受到了剧烈冲击。

宋代从事海上贸易的人员急剧增长,许多人常年在海外经商,有的甚至十年不归,这种情形,朱彧在《萍洲可谈》中称之为“住蕃”。住蕃,其实就是今天在东南亚各国定居的广大华侨的前身。在东南亚出现侨民,完全是因为宋代海上贸易繁荣的结果,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互通有无、商业往来频繁的结果。据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在宋时就有华侨移居柬埔寨,有的还娶了当地女子为妻,协助其经商。

宋代的海上交通路线,是在唐代广州—波斯湾—东非沿海线路上的进一步延伸,宋人的海船已经可以驶达红海口的亚丁乃至东非。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既与政府鼓励、航海技术支撑有关,更与贸易往来双方民众的强烈意愿更有关。宋廷鼓励支持海外贸易,不干涉他国内政,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形成了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贸易合作关系。

丝绸之路是我国和平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在丝绸之路这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道路上,留下了许多中外人民的历史足迹。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凝聚了亚欧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各民族间友好往来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