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唐朝佛学高僧）
法藏简介
法藏：法藏法师（643年－712年），唐朝佛学高僧，华严体系实际构建者。又称贤首国师，华严宗三祖。17岁入太白山求法。后去云华寺师事智俨，听讲《华严经》，得其嫡传。高宗咸亨元年（670），荣国夫人杨氏死，武后施宅为太原寺，度僧以树福田。于是同学道成、薄法及京城其他大德连状荐举，度他为僧，得受沙弥戒。先后于太原寺、云华寺讲《华严经》，武后命京城十大德为授具足戒，并赐以贤首之名，人称“贤首国师”。为使武则天契入华严境界，法藏指殿前金狮子为喻，深入浅出广阐妙义，其文字记录便是著名的《金狮子章》。此后，广事讲说、著述并参加译经。证圣元年（695）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译《华严经》，他奉诏笔受。新译《华严经》，虽较旧译增加了《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藏世界》《十定》等品，却仍有脱漏。他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并把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在长安补译的《入法界品》阙文补在新译的脱漏处，使现行《华严经》得以完善。圣历一年（699），新译《华严经》告成，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深得武后赏识。他还参加翻译了《密严经》《金光最胜王经》《大宝积经》《显识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等多种经论。
法藏传记——
炼指供佛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初二日，国都长安一个姓康的人家，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孩子浓眉厚发，阔脸大耳，满身福气。他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
法藏的出世，给家人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当时，身为父亲的康谧，已官拜左卫中郎将，一想到法藏是个男孩，他就身心俱爽，希望法藏今后能为康家光宗耀祖，干出一番大事业。
康谧的想法不是一时的激动和心血来潮，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时代，男子是一家的中心和支柱。况且康家又不是普通人家，属于上流社会家庭，上流社会当然有自己的观念和抱负。康谧回想本家族光辉的历史，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了，责任更大了，对未来的憧憬更坚定了。
康家祖籍康居国。康居国是古西域一个城国，地址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从康谧上推四代，即他的曾祖父曾是康居国的宰相，英名远扬。到他父亲这一代，因向往中原文化及长安的富饶美丽，举家迁到长安，康家可谓深受中印文化的影响和浩荡的皇恩。所以，康谧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法藏培养成人。
法藏出生之日，正是佛教在中国迅猛发展之时。当时“佛、法、僧”三宝备受顶礼膜拜，崇佛、信佛已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善男信女们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群众，而且上达文人雅士、王公贵族以至皇室帝王。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在他统一全国、清除割据时，就曾得到僧兵的帮助。即位之后，他采取道佛并行政策，在各地广建寺刹，培养出大批高僧和佛教学者。高宗、武周时代，佛教僧人更是备受礼遇，赏赐有加。所以，整个有唐一代，中国名僧辈出，佛学宗派林立。况且此时中外僧侣、学者往来交流切磋，传教译经，交相辉映，建树很多。人们常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为事物成功的重大因素，法藏恰值这三大因素都已具备的时代。时势造英雄，接下来就是看英雄如何造时势。
以康家的祖籍来看，康居国接近今巴基斯坦一带，属于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当地语言以梵语为主，信仰佛教。康家迁到内地以后，始终未忘故土的语言与文化，几代人都是既说汉语，又习梵话。法藏也不例外，在他咿哑学语的时候，家人就分别用梵、汉两种语言和他对话。说来奇怪，他小小年纪，学习语言的能力竟如此之高，短时间就能记住某个词或某句话，并能流利地表达出来。康谧不禁喜上心头，他认为这孩子是个读书学习的料。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他也期待法藏这个官宦子弟，能一路升迁，官运亨通。
正如前文所说，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各阶层深受佛风佛雨的影响，康家自然不会超然于局外，况且这个家族早就有佛教信仰的习俗，内迁之后，仍念念不忘。法藏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的所作所为对法藏影响很大。在法藏三岁时，她以如来佛为题，作诗一首，教法藏背诵，没想到法藏听了两三遍后，就全部记下来了。这首诗是：
真如如来佛，能救世间苦。
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
真如如来佛，慈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早期的启蒙教育，在大人看来，可能属于一种游戏和消遣，但它对法藏却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以后，法藏在言谈举止、游戏娱乐上，常以佛为念，自比法师高僧。康谧对此常常感叹，但他是一个看得开的人。累世做官，当然位高势大，受人敬慕，可是能成为一代名僧大师，又未尝不能出人头地，况且这孩子又天资聪颖，堪成大器。想到这里，康谧也就顺其自然了。
贞观二十年（646）七月，玄奘奉太宗之命，以他西行的种种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法藏从大人的谈话中，略微知道了玄奘的事迹，表示他长大后也要去西天取经。这件事，大人很快就遗忘了，可法藏却一直牢记在心。
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为法藏请来私塾先生，教他学习“子曰诗云”等儒家经典。从此，法藏开始正规地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这为他后来学经、讲经、译经和著述立说，奠定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和语言文字功底。
十岁左右时，法藏已长成一个英俊潇洒、谈吐得体的小少年。他宽额方脸，长眉大眼，大耳垂肩，很是召人喜欢。他在和弟弟等学习过程中，主动性很强，发疑提问，思路敏捷。老师认为，法藏是他一生教学过程中，极为难得的一个聪慧弟子，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将来一定会金榜题名，取得状元第一的功名。老师的这种想法和预见，诚然不错，可是他没有预见到法藏思慕佛祖的另一种前途。倒是法藏的弟弟宝藏，不负众望，博得功名，成为唐中宗时的朝议郎，行统万监。所以，世事推移，万物演化，人未能尽料。法藏“及生而慕无上”，岂非天意！
英雄少年，苦读于私塾，躬行于实践。法藏除了在学堂接受儒家经典伦理的训戒外，还常常游览长安的佛院寺刹，搜集整理佛教资料。如此一来，他对佛法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慢慢地他对三宝已是依依不舍了。十四岁这年，法藏向家人提出出家修行的愿望，其态度之坚决，几乎没有一丝动摇的余地。这件事，既出家人的预料，又尽在预料之中。说在预料之外，是由于法藏还尚未成年，这个年纪就要离开父母，总是让人依依不舍。尽管自古言：好男儿志在四方，可是作为父母的，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内心的柔情和牵肠挂肚的思念。说在预料之中，是由于法藏自小就有依佛的志向，及至少年，更是对佛情有独钟。父母亲对此看到眼里，记在心上，早知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真正到来时，又感到太早、太突然。哎！无论如何，总要在孩子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方面，做出一个抉择。法藏的父母在犹豫、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一致结论，那就是同意儿子皈依佛门，以弘扬这源远流长的千年圣教。
康谧夫妻的决定，不光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包涵着一种神秘的因缘在内。据说有法藏胎孕的那一夜，他的母亲睡得很香很甜，睡梦之中，只觉有光明照体，日光人口，甘美异常。此梦对深信佛法的康谧夫妻来说，着实是惊喜不小。因为这种瑞相预示着腹中的孩子，不是人间奇才，就是法门龙象。如今，法藏的决心已定，立场不变，他发下了无上菩提之心，立誓观尽一切法，感悟万佛乘，父母对此还怎能拦阻呢？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法藏十六岁，他辞别双亲，去岐山法门寺，求学佛法。先暂不论他和双亲道别时的感人情景，单就西安至岐山几百里路程，就足以证明他的勇敢及排除万难的意志、毅力。那时，交通落后，河流险阻，原野广袤，几十里地不见人烟，且野兽出没异常。可是，法藏对此不以为意，他不畏路途遥远艰辛，终于到达岐山法门寺。法藏伫立在巍巍的阿育王塔下，想到佛的真身就在塔下，而自己又能拿什么来供养呢？忽然，他想到真身宝塔下供奉的是佛的手指，自己以手指来供养不是更为恰当吗？对佛的无限虔诚，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炼指供佛。法藏将随身带来的各种上等妙香绑在自己的手指上，然后毅然点燃了它。香在燃烧，他的手指也在燃烧，可法藏心中只有佛的无限伟大，并没有疼痛的难熬。
香烟萦绕于塔下，法藏的虔诚由此昭著于天下。
择师求学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法藏遍谒都城大小庙宇，志在择师，可迟迟不得要领，于是就决定再次辞亲外出，去太白山求法。
长安是当时世界著名的都市，这里不仅以繁华著称，而且市郊周围遍布寺刹，是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著名的寺院有弘福寺、大慈恩寺（大雁塔位于其内）、大兴善寺、华严寺等。那么法藏为什么不去这些寺求法，而要舍近求远去太白山？究其原因，可能性的因素有：第一，各大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寺大声威大，它们对人寺弟子的挑选，可能过于严格，也可能过于漠然处之；第二，法藏生长于长安，久处而不觉新奇，对各寺院或者无新鲜感，或者是机缘不投；第三，曲径通幽处，名山大川向来是藏龙卧虎之地，宗教发源之所，可能法藏以为，只有去这些地方，才会求得真法；第四，法藏是官宦贵族子弟，这个阶层的子弟要入门学法，在当时封建社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者是法藏的父母故意让其远出，以磨炼其意志；或者是法藏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以自己的能力开辟出自己的道路等等。可，能性的因素很多，但可能性背后隐藏的是必然性，必然性要以各种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好事多磨，法藏两次不畏艰险，择师学法，似乎正应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征兆。
峰峦嵯峨的太白山，雄踞秦岭中段，这里山脉蜿蜒起伏，原始森林密布集中。法藏在此花费了数年功夫，虚心请教，研讨问题，如饥似渴地搜集阅读佛教典籍，进步很快，学问大增。一次，他对瑜伽经中的主观、客观与一切事物相应相融的论说，非常感兴趣，当即寻找资料深入钻研，并与寺中师父彻夜长谈辩论。这次思考和辩论，使法藏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佛教的各个流派也是相应相融的。
正当法藏厉兵秣马，准备进一步印证自己观点的时候，突然从京城传来消息，说是他的慈亲有病。无奈之际，他只好从太白山返回长安。佛门三宝与父母双亲在法藏看来，都非常重要，况且这几年他只能在心里遥遥祝福父母的幸福安康，未曾尽人子之忠孝，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回家探望侍奉。他的师父也鼓励他，让他今后多多留意于佛典，再拜大学问者为师。师父光明磊落，襟怀宽阔，他为法藏这一千里马的腾飞，指出了应该努力的方向。
法藏出谷入京，又一次回到亲人身边，全家人的喜悦兴奋自不待言。作为人子，法藏为自己能归奉庭闱、侍候扶持亲人而自慰；作为准备出家皈依佛门之人，又为几个月来未能读经学法而遗憾。这种心情，家人很快就觉察到了，于是大家又鼓励他去干自己的事业。可下一步又将何去何从呢？他回想起在太白山深处诵读《杂华经》的情景，那真是一处云山雾海、远离尘世、读经学法的好地方啊！可是，太白山典籍有限，到底怎么办呢？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告之。”
这一天晚上，法藏在打坐诵经之后，很早就上床入睡。迷迷糊糊之际，突见神光照满院庭，久而不散。一惊之下，法藏睡意全消，他自言自语地叹道：“一定有特别奇异的人，在弘扬大教。对，佛光灿烂，一定不错。”
世间之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以前，法藏多方求法，始终未与真师谋面。而这个时候，智俨法师正在云华寺讲说《华严经》，他循循善诱，深入无尽，为弟子指点迷津。_时，华严宗宗风大振，名扬遐迩，普通群众甚至一些道士纷纷入门学法。法藏在梦后第二天，就随着这股人流去云华寺顶礼膜拜。
有人告诉智俨，说法藏这个居士在太白山学法多年，他“云栖术果，久玩《杂华》”，因亲人病疾，方才至此。听到这里，智俨法师就对法藏设疑提问，问题越来越深刻，可法藏不慌不忙，从容回答，显得有条有理。智俨法师非常满意，他赞叹地说：“比丘义龙辈，很少有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真是发人深省、震人耳目啊！”自此以后，法藏有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有时按照自己理解的程度，便会提出更深的问题。二人在讲坛间歇，平时问答，相谈甚欢。法藏能领悟智俨的妙解，以为找到了真正的师父，智俨见他敏慧善学、勤思好问，欣喜自己有了可授教接炷的传人。于是，智俨慨然应诺，收他为门徒。
法藏从十六七岁始，就外出寻师求法，历经数年，如愿以偿。从此，他就紧随师父左右，刻苦努力，领悟真谛。由于他记忆非凡，理解超群，深得师父厚爱。每当智俨参学外出时，他都忘不了带上这位爱徒。师徒二人无论是路远路近，总是形影不离。当智俨了解到法藏的各佛教宗派相应相融观点时，认为这是和本门相即相入、圆融无碍论点的不谋而合，于是就从多方人手，巧加引导。随后几年，智俨特为法藏开设《法华经》及其它法典，他不负师意，不但深得师父的真传妙旨，而且能全部背诵《法华经》，然其兴趣所宗，犹在《华严》。
《华严经》号称经中之王。当时，法藏二十岁左右，其悟性足以学懂《华严经》，否则，智俨不会轻率向他讲解的。再者，智俨认为法藏的创造性足以光大华严宗，这样向他讲解《华严经》，正是弘扬本门本派的基础性工程。可见，智俨是有远见的。的确，这时的法藏已是一个满腹经文、见解卓越的年轻居士。他的才能已脱颖而出，他的锋芒也不断闪现。有人形容这时的他，是白牛赤象，“俯视六宗，躬行宝土”，自知自悟，要尽源底。尽管有点夸张的成分，但也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风貌。
正式出家
智俨始终认为法藏是他的得意弟子和衣钵传人，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法藏只是一个俗家弟子，这一直成为师徒二人关心的事情。
法藏遇到师父智俨时，智俨已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那时法藏大约二十岁左右。以法藏从师的时间推测，只不过为六七年的光景。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智俨一定有许多事情要完成，当然他也关心法藏的出家大事，但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应等待时机。因为当时度僧需得到朝廷的批准，而朝廷一般只是在皇室有婚丧大典时，才办理度僧的佛事。可惜在智俨去世之前，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未能完成为法藏剃度出家的心愿，这也就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佛教的出家受戒，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定，僧尼必须共同遵守。佛教信徒为求得解脱而出家修行，先要剃发净须，还要受持十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克服困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等，以后正式受戒时还须受具足大戒。法藏从十六七岁离家求师，以身许佛，上述戒律，他是可以做到的，否则，他小时的志气，二十六岁时请求受戒的举动，就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了。除非他别有用心，而以后的事例证明，他的心思都是用在弘扬佛法上面，心内“本来无一物”，又焉能染尘埃。但是，世事推移，万物变动，都有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须臾不可分离。就假设法藏自身已具备了出家受戒的因素，可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什么形势下，对他受戒，那作用和影响就大不一样了。依此看来，某些事情不可强求，强求的事情不但意义不大，有时还会有害。
法藏的成长，基本上是和唐高宗、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连系在一起的。他二十五六岁前后，正值武则天实际统治地位逐步确立、宗教活动盛行之际，当时，僧尼的社会地位较高，有些高级僧人可以出入于宫廷，备受人们的礼遇和尊敬。一些诚心诚意的佛僧，认真研究佛教经典，阐扬佛法。形势似乎对法藏的出家受戒很有利，但是从总的局势看，近两三年内，武则天的政策重点还是放在稳固政权方面。如，乾封元年（666）至三年（668），高宗与武则天登泰山封禅，又趁高句丽内乱，举兵讨伐，成功后设安东都护府。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法藏二十六岁。这时，他已能背诵多部经典，只是还未出家，心中总觉不快，于是就前往释迦弥多罗尊者住的地方，请求接受菩萨戒。菩萨戒是在比丘戒、比丘尼戒之外的另一种戒律，据说还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的习俗。由此可见法藏出家修行的内在要求和心情，当某僧人将他引见给尊者时，尊者详细询问并听取了他择师学法的经过。尊者对法藏能背诵《华严经》，兼讲《梵纲经》，非常惊奇，他赞叹地说：“只要掌握了净行一品，就可以得到菩萨大戒，何况还能义解发挥！”
同年，智俨梦中显示般若台倾倒，预感自己今生因缘将尽，便当即召来门人弟子，告诉他们说：“我将要去净土极乐处，游览莲花藏世界。”他看了看法藏，眼光落在法藏的俗家服装上，意犹放心不下，特此将道成、薄尘叫到床前，再三嘱托他们照顾好法藏，还说法藏（他称其为贤者）“随心留意于《华严经》，能无师自悟自通，将来定能弘扬我门遗法。”这样，智俨在弥留之际，就把衣钵指定给法藏这位俗家弟子，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准确的预见啊。十月二十九日夜，据说夜空之中，徐徐有音乐声从西方飘来，随后又自东向西而去，智俨就在这音乐声中圆寂归天。
逝者逝矣，但逝者的精神永存。智俨的弟子中，道成、薄尘年龄已大，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大德，法藏与义湘年纪相当，几乎是同时进入师门，二人是真真正正的同学。而义湘又属于朝鲜新罗人，回国后被该国推为华严宗初祖，后来与法藏不断有书信来往，这是后话。赫赫有名的一代宗师去世，而他指名的衣钵传人竟是一名俗家弟子，这对华严宗来讲，显然有不利的因素。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这是依当时的大环境而言的，一个没有出家受戒、又没有什么影响的人，在游讲参学过程中，难免被人小视和瞧不起。所幸小环境还不错，道成、薄尘在师父去世之后，自动承担起责任，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得失而耿耿于怀，始终牢记师训，随时留心法藏的出家事宜。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荣国夫人杨氏去世，武则天借此机会，在佛门度僧，并特将住宅辟出施舍，改成“太原寺”。依当时的惯例，大凡皇室宗亲上归冥路，都要兴建寺院，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慈爱、留恋和祝福。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二十四日建成的大慈恩寺，就是太子李治为报答其母长孙皇后之爱而兴建的。寺成后，聘请玄奘为大慈恩寺的住持，该寺也就成为玄奘的译经场所。不过，那时的佛教多限于知识阶层，贵族文化的气息很浓，特别是玄奘师徒所弘扬的唯识学派，一般民众对其难免有敬而远之之感。但是，这时的佛教正在深入于普通群众之中，为了用佛教笼络民心，武则天以自己的化妆费为支柱，令人在龙门石窟奉先寺铸成大佛像。这次，她又以太原寺为契机，广为推行佛教政策。
听说武则天舍宅为寺，欲度僧尼，道成、薄尘等乘机联络一些大德名僧，联名写状，推荐法藏，请求度他为僧。这篇联名状写得恰当得体，开头写了法藏自小思慕佛祖以来的拜师求法经历，说他“少有佛志，长而从师”，对佛家经典“背诵如流，运用娴熟”，是个不可多得的佛界奇才。接着笔锋一转，叙述了法藏至今居俗的客观原因，是由于他多年奔波、遍寻佛法、迟遇良师等因素造成的。最后，状文歌颂了本朝太平盛世时的佛教政策，指出天下万民“身当四方合统之朝，时值三宝重兴之运”，所以借此“自天降康”的美好时机，希望能为法藏剃度受戒。这篇状文，非比寻常，首先它是由佛界有名望的僧人联名写的，说明法藏在佛界已渐露头角，同时也表明是代表了佛界的一致意见；其次，机遇很好，正值皇家朝廷开门度僧，一旦有人被选中，那前途不可限量。那时，朝廷的举动意味着尊严、地位、威望、声誉等等，假若能被朝廷以法律的形式认可，那就不可小视，不可漠然处之，真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对一般人来讲，这种机遇很少、很渺茫，但是法藏已经迎来了这种机遇。
推荐状文很快得到恩准，敕令在太原寺道场为法藏削发授沙弥戒，并聘任他为该寺住持。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圣旨又令在京城的十大德法师，给法藏授具足戒，诏令他在太原寺讲解《华严经》。这时武则天已完全掌握朝政，她令臣下称她为“天后”，称高宗为“天皇”，常常以天后名义发布诏令。端午时节，天后武则天派使节到太原寺，给法藏赏赐衣物，以示慰问，祝他寿如茂松，“永耀传灯，常为道首”。此后，武则天又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号赐赠给他，尊称他为“贤首国师”。
贤首国师
674年这一年，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与武则天提出十二条政治主张的同时，法藏不但实现了盼望已久的出家愿望，而且也获得接二连三的特殊待遇。贤首国师的声望如日中天。
法藏在新落成的太原寺讲解《华严经》，听众络绎不绝，从此名声大振，各寺纷纷请他讲经弘法。次年，他应玄华寺之请，为僧俗群众开讲《华严经》。这次讲经，又是一个提高进步的机会。本来多年前，他就能默念背诵，加之后来听讲时的领悟心得，讲经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是，每次讲解都有新的收获体会，都会有新的灵感涌现出来，这使得他讲经更有条理，更吸引听众，更容易征服人心。你看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会儿讲得玄妙入微，一会儿讲得具体生动，听众无不敛声静气，凝神思索。这次讲演大快人心，其影响之持久，传播之深远，超出想象。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中印度的沙门地婆诃罗（中译：云日照），来到中国长安讲学。法藏得知消息后，喜不自禁，当即前往参拜问候。他带着问题虚心请教：“印度对佛陀的一代教法是如何判释的？”云日照告诉他：“印度那烂陀寺有两大法师，一个叫戒贤，一个叫智光。戒贤根据《深密》、《瑜珈》等经论，将有、空、中作为三时教判。智光则依据《般若》、《中观》等经论，以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为三时教判。”这一珍贵信息给法藏以新的启迪，他将此连同以前的所思所学、译经心得交融在一起，豁然开朗，智慧大增。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法藏以一教之尊，且又有国师称号，可谓功德圆满，无所不晓。但他不耻下问，学问相长，探究研讨永不知足，从而为弘扬华严宗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净土宗等，纷纷著书立说，弘扬门派，争奇斗艳。华严宗在当时已较有名气，但如何完成师父临终“绍隆遗法”的心愿，法藏内心激动不已。
华严宗自初祖杜顺和尚至今，已有三代，而则天皇后把“贤首菩萨”、“贤首国师”的荣誉赐赠于己，这是华严宗的自豪和骄傲。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称华严宗为贤首宗，这是始料未及的。所以，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前两位师父的思想观点，另辟新的途径，使华严宗的教观、教理、教规丰富和完善起来，以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阐发微言大义，故此得名。法藏眼前似乎晃动着师父的身影。师父常常提起，杜顺初祖是陕西临潼西北人，他依靠《华严经》，宣传教义，法界圆融思想，就是他首先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弘扬的。师父智俨，甘肃天水西南人，被称为华严宗二祖，早年随杜顺出家学法，后在智正法师藏经阁前，肃静致礼，默念立誓，信手取得《华严经》第一卷。师父卓异非凡，每读《华严经》，都有新意，别乘一教、无尽缘起思想，是他对华严宗的重大贡献，从此奠定了华严宗的主要理论基础。法藏又想到，自己若干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相印相融观点，在和印度、西域高僧的交流接触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法藏的回忆与想法，正是他印证自己论点，捋顺思想体系的逼真反映和写照。法藏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的判教学说，他把当时在中国的各家佛教宗派，分别判为五教，其名称和次序是：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大乘顿教和一乘圆教。法藏认为，华严宗在五教中地位最高，属于一乘圆教，而其它宗派则属于偏颇而有弊端的“偏教”。因为世间，一切不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特性和界限，它们是“因缘生起”的，而缘起的实质就是“法界缘起”，或者是“真如缘起”，所以，法界为真如（在佛教教义中，真如等同于佛性、法性、如来藏）之法界，缘起为真如之缘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真如或者如来藏派生出来的，山、林、河、尘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如的法界，真如的缘起。只要领悟了这个“一乘圆教”，那么就可“即身成佛”。
法藏的判教学说和主张，使华严宗的思想体系更明确，更充实，更完备，所以，世人公认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当然，也有例外，他的弟子慧苑就认为，“五教”只不过是在天台宗的“四教”之外，加上了一个“顿教”，意义不大。慧苑也因此被摈弃于正统的华严宗人之外。事实上，法藏能融合各家学说，自成一派体系，功绩和作用已成定论，何劳他人评说！
华严宗因“贤首国师”而名声大噪，一时成为与其它宗派鼎足而立的一大宗派。据传说，法藏讲经常常伴随着一些神妙莫测的东西，这就使得华严宗变得不可思议而又非常诱人。须知，当时大多数人对高深的宗教理论和哲学问题不感兴趣，能让他们信服、趋之若鹜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管法藏以什么办法，使讲经场所有如神明降临，他都在有意无意中，传输一种信息，即华严宗是真正的圣教，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这就是法藏，这就是法藏的讲经。
据说，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八月，法藏举行了一个戒斋忏悔法会，当众为亡灵超脱祈祷。事情的原委是，上年五月间，雍州万年县何容师，因嗜吃鸡子，杀之无数，而暴病身亡。死后与其它七百个鬼，被打入地狱，经受油汤煎熬之苦。在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他返魂托梦，让第四个儿子行证恳求法藏赎罪，法藏就令他诵读并抄写《华严经》，到这时方才完成。在众目睽睽之中，只见何容师等七百鬼飘出地狱。
武周天授二年（691），法藏应山东曹州枚宰之邀，前往讲经说法。会中有个不信佛法的人，口出狂言，大骂佛、法、僧，没想到第二天就面容破伤，发眉随手脱落，遍体脓疮泡疹，他恐惧思过，求助法藏。法藏训诫他说：“这都是报应！从今日起，你应当礼敬三宝，诚心诚意地朗读《华严经》，而且要读一百遍，罪才可以免除。”这个人千恩万谢，感激涕零，拿起《华严经》，就高声读了起来。谁知，只读到一半的时候，就形体复原，完好如初。后来，这个人逢人便说法藏的恩德，到处讲解《华严经》的神灵。
上述两则小故事，是法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宣扬佛教，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信服它，接受它。他附加于华严宗一些神妙玄虚的东西，只能这么来理解和看待。如果说上述种种，是着眼于本门本派，是振奋宗风的需要，是为自己派别服务的，那确实产生了重大效果。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还不能全面理解法藏，否则，他就不成为“贤首国师”了。
法藏是朝廷崇赏的一代宗师，他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讲经作法、弘扬门派，需要借助于朝廷，对朝廷及其政局，不可能超然于局外，但是他有自己的参与和判断准则。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法藏始终能把握好分寸，与时俱进，甚至为国分忧。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族首领李尽忠等，在今辽宁朝阳一带举兵反唐，造成大乱，近七八个月的时间，叛军连陷几座城池，矛头直指河北中南部一带，唐朝十八万大军弃甲而逃。在这紧急关头，武则天又调二十万军队出师讨伐，同时还诏令法藏依经作法，协助王师。君令如山倒，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内部放置十一面观音像，默默吟念祈祷。据说数日后，叛军看见有无数神兵汹涌而至，观音腾空闪现，一时间，天鼓之声不绝于耳，敌兵胆战心惊，不战自乱。唐军随即平定叛逆。武则天大喜，称赞法藏的恩德和神兵的威力，于是改年号为神功元年。
当然，将法藏的法力吹得神乎其神，似乎可抵几十万大军，的确言过其实，但就客观效果而言，他对稳定人心、鼓舞斗志，也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重译华严
武周圣历二年（699），法藏以近六十岁的高龄，参与重新翻译《华严经》。
《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又称《杂华经》，是印度大乘佛学经典的一部分。大约在公元二——四世纪之间，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印度都先后流行《华严经》。我国在东汉时，《华严经》中的《兜沙经》，就已经有了译本，至唐朝时，有关此经的篇章译本就达三十五部之多，但其中较早、较全的汉译本，当属东晋时译注的《华严经》，分六十卷三十四品。不足的是，晋译经卷，译文繁杂，许多地方不符合原意，并且《入法界品》内有两处脱落。三百多年以来，晋译本照旧，无人更改，法藏时常叹息，有时默默凝视西天，希望有所补救。680年，中印度和尚云日照来中国时，正好带来了《华严经》的梵文典籍。当法藏知道云日照所带梵文本中有《入法界品》时，他便和云日照一起，翻译、校对、查寻。据说二人译注时发出的声音，如雷震荡。《人法界品》终于被完整地译成汉文，整个译文流利顺畅，言简意赅。
天授元年（690），是个在中国历史上永载史册的年代。这一年，武则天终于废弃唐朝，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将洛阳改为神都。同时，武则天向天下颁布《大云经》，在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之所以如此，据说后凉时昙无谶翻译的《大云经》中，记载有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的说法。于是有些人就穿凿附会，说武则天就是弥勒佛降世，应该代替李唐作皇帝。武则天建立周朝后，就广泛推行崇佛政策，她派遣使者，去今天和田一带，请来沙门实叉难陀（中译：云喜学），让其讲解佛经。同时又诏令法藏去洛阳大遍空寺，共同参加笔受。
武周证圣元年（695）初，法藏从长安出发，奔向洛阳。长安至洛阳，大约有八百五十里的路程，又值冬季，寒风刺骨，黄土滚滚。潼关、函谷关两侧，耸立着数十丈高的断崖绝壁，绵延数十里。大约二三月间，法藏抵达洛阳，他不顾旅途劳累，立即投身译场。真是天公作美，这次翻译的正是《华严经》，而义净、弘景、圆测、神英、法宝等各位名僧大师，均列席就坐，真是人才济济，满堂生辉。法藏奉旨进行笔受。这次翻译搞得有条有理，壮观非凡，译经寺前，百叶莲花盛开，译经寺内，各位大师字斟句酌，勤勉有加。
有一天，武则天兴致勃勃地光临大遍空寺，亲自探视翻译进展情况，并赏赐饭食，以示慰劳。武则天的幸临，表明皇室对佛教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法藏等人译经的劲头更足了，信心更大了。后来，译经场所改到佛授记寺，法藏愈显得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他借这次新译的有利时机，将以前云日照补译的两段经文插入新译经书。这次译经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至武周圣历二年（699）方才完成，新译《华严经》长达八十卷。
这次新译的《华严经》，尽管增添上《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严世界》等，可仍有遗漏。为了填补缺陷，求真求全，法藏不厌其烦，全身投入，他以晋唐两译本对照梵本，把云日照的译文补在云喜学的缺遗处，使得整部《华严经》文续义连，流传至今。后人赞颂他的贡献时说：“弥补缺漏，译全华严，就好像将初期的小泉细水变成大泉急流，也恰恰相似月亏达到月圆，一片圆明，光耀辉煌。”
武周圣历二年（699），佛授记寺各位大德法师，邀请法藏在本寺演讲新译成的《华严经》。武则天听到消息后，特颁敕令，宣布十月五日为开始讲演之日。这一讲，法藏思路开阔，引经据典，挥洒自如，发挥得体，赢得普遍好评。腊月十二日晚，这已是他两个多月以来，连续讲经的又一个晚上，他满怀自信和自豪感，觉得以前未曾有过的兴奋、舒服和快乐，他声若洪钟，气势磅礴，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讲堂和寺院忽然发生震动吼声。祥瑞征兆，真是没有遇到的祥瑞征兆，满寺数千名僧俗群众和有道高僧，一时惊叹非常，阿弥陀佛声响彻云霄。据称，佛说法时，常感“六种震动”，即：动、起、觉、震、吼、涌，法藏演讲新译《华严经》，引起震动吼声，正符合经文记载，寺僧赶忙将这一吉祥现象，上表奏达武则天。武则天听完奏折后，皇颜悦开，欣喜满怀，认为这是天助大周的明证，立即御笔批答：
“昨因敷演微言，弘扬秘颐。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隆祉，用符九会文耳。”
法藏是佛门的活跃人物，是译经讲经的行家高手。当时，几乎每一场大的法会，他都是被邀请的当然人选，很少有过例外。新《华严经》译完之后，他连续几年来往于长安、洛阳两地，先后参与了二十多部经典的翻译工作。武周久视元年（700），法藏接到武则天的敕令，让他翻译出《大乘人楞伽经》，进贡于宫内。法藏就和云喜学一起，将整部经译为七卷，后来法藏又把这七卷和云日照所译的经论，合成二十四卷。武则天为此特作序文，深加赞许，认为所译经文“补足缺文，剪除枝繁，构思安排精当，言简义赅，意义深远”。武周长安二年，法藏又返回长安，在清禅寺与云喜学合作，共同译出《文殊授记经》。
前文提到，重新翻译《华严经》时，法藏和义净共同参与，可以说，新译《华严经》是他们和其他大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晶。从久视元年起，义净自行组织译场，翻译经典，法藏又一次奉诏参加作为笔受。他往返于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和十四位佛界名流，于武周长安三年（703），共同翻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三十一部典籍。
入宫讲经
再回到法藏的讲经上来。
法藏的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特别是伴随讲经而出现的，是那种香风飘绕、五彩云霞、地动鸣吼的神秘景色，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如此众多的信息接连不断地上达到武则天那儿，引起她莫大的兴趣，不由得产生了听法藏讲经的想法。
武则天，天之娇女，她被诗人李白称为“七圣”之一，李贽评价她“胜高宗十倍，胜中宗万倍”。作为女皇，她既处理国家大事，又涉猎文史经籍，能文善诗，爱好广泛。登基以来，先是颁布《释教在道法之上制》，接着又亲自过问佛经译讲事宜，所以，每遇空闲，她总要浏览一些佛教经典，一则是为陶冶性情，再则以为国用。这样，她对佛经中的某些意旨和问题，当然需要与人交流磋商。但是，以前由于国事繁忙，始终无法顾及，所幸目前国泰民安，四海安定，加之又迈入老年，于是，武则天就下达圣旨，让法藏去长生殿，讲解《华严经》中六相十玄的教义。
六相十玄是阐发华严宗无尽缘起理论的基本形式，它将事物的全体、部分、同一、差别、生成、毁坏等，概括为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等，认为这六相两两相顺相成，同时具备、吸纳各种成分，圆融无阻。此外，它还将所有尘法概括为十玄门，认为十玄门事事无碍，都能显示出佛性，这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无尽，圆融相摄。
接到圣旨后，法藏一喜一忧。所谓喜，即能为一国之君讲经，那是千里挑一的荣幸。就地位看，武则天受命于天，傲视万物，君临天下，握有生杀予夺大权，非常人可以比拟；就年龄看，武则天长自己十五岁，经史子集、文章诗歌，无所不知。所以，这次讲经，将是一个高层次的智慧交流。所谓忧，即在短时间内，如何阐发华严经的基本理论和教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皇帝出的题目很大，六相十玄教义，属于一种哲学范畴和哲学思辩，讲解时不能太玄、太深奥，也不能过于肤浅。当然，这些东西，已经讲解多少遍了，自己有充分的信心，问题是如何讲得更好。这时，法藏的脑海里浮现出给佛界学者讲经的画面。
有一次，为了使学者理解“缘起无尽，圆融无阻”理论，他曾经命令手下弟子准备十面镜子，安放在四方四角和上下各处，每一面镜子相距一丈左右，使它们面面相对，然后又在中间置放一尊佛像，点着一支蜡烛照着他，于是十面镜中光影交织，佛影重重，从而使学者们得到直观感性的认识。对，就这么干，法藏似乎得到启发似的。
武周长安四年（704），法藏奉诏来到神都洛阳长生殿。唐代，只要是天子的寝殿，不论设在什么地方，都一律称为长生殿。武则天自657年以来，基本上都是住在洛阳的，洛阳早已成为实际的国都。
听说法藏到来，武则天的病都好了一大半，她急忙下诏接见。与此同时，宰相和大臣们都已分列两旁，他们是宰相张柬之、崔玄暐、韦承庆，御史中丞宋理璟等，还有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既然人已到齐，武则天就宣布讲经法会开始。
法藏登台演说，全场鸦雀无声，他以一名大师的风度，简要概括了一下华严宗的基本理论观点，即四法界、六相、十玄门。然后他以设问的形式切入正题，“时常听人讲佛性，可什么是佛性？”在华严宗看来：“只问原因，不问结果，这就是佛性；只求结果，不找原因，这就是大解脱；无因无果，也是佛性。”“有原因，再找原因的原因；有结果，再找结果的结果，这就是佛性，这就是大智慧。”
讲到这里，法藏停顿片刻，目视听众，随后又讲道：“华严宗人以为，佛性归一，永无变化，一切都包含于佛性之中，所有的宗派法门都显示佛性。我们提出的‘一乘圆教’，就是将小乘、大乘包括在一乘教中，就是这个道理。”
“何以见得？”法藏穷追不舍。
“让我讲个小故事。”
“古时候有一部落，去王城大约需走五十天。国王听说这里有美泉好水，便命令他们天天给他送水。村中人疲倦异常，苦不堪言，都准备离开，迁到远处去。这时村主对村中人说：‘你们别迁走，我去拜见国王，请他将五十天的路算作三十天的路，你们来去就轻松了。’村主向国王讲明原因，国王答应了。众人听后皆大欢喜。可能有人会说，本来就是五十天的路途，当作三十天与原来的没有差别。可是，村里人听信国王的话，终于没有迁走。”
“世间的人，大多都是这样，他们苦修善行，向往佛界，可往往中途心生倦意，前功尽弃，因而就不会功成业就。今如来佛为了方便具体，将一乘法分为三乘，学小乘的人以为修善积德，方便易行，但后来又听人说没有三乘，只是一乘，所以又信佛一乘的说法。其实，路近路远，三乘分法都是现象，佛法无边，圆明顿现，远就是近，近就是远，一乘也即三乘，三乘归于一乘，以此圆融会通，才能统摄一切，才能领悟佛性。所以，不能迷惑于憎爱，贪图于业成报应。经书中说，好像一面干净明亮的镜子，镜中的影子随你的面像而闪现，如果镜外一无所有，镜内当然也是如此，对贪业成报的作为，也应该这么来理解。”
“所以，”法藏总结说：
“佛界圆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缘起诸法，会融无碍，这就是一乘圆教的精义。只要理解了佛性，也就等于掌握了一乘圆教，掌握了一乘圆教，才能更好地理解佛性。”
这时，武则天面带笑容，点头表示赞许，群臣和侍女们也都露出满意的神色。
“那么，佛性和众生的关系是什么呢？”法藏具体分析道：
“有人问，如果说众生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那么为什么众生很多，成佛的人却很少？如果说人人都会解脱，那么众生的数量必当减少，可为什么又没有增减呢？”
“经书中说：‘众生即佛身，佛身即众生，众生佛身，实质义理一致，而名称各不相同。’况且众生界如无限玄虚的太空，假设有一鸟飞于其间，从西向东飞行千百年，它是否已经距离东边近、西边远呢？绝对不是！因为太空无边无际。它是不是就不飞行了呢？也不是，是飞行总是有功劳的。所以说，佛界不增，众生界不减，只有如来佛智知一切。上述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不能以狂心邪见斟酌思虑。”
这一讲，挥洒自如而又不离中心重点，基本实现了今日讲经的目的，况且武则天又以有病之躯听讲，不能太累了她，于是法藏即时结束了第一日的讲经。
第二天，武则天精神如初，又将法藏召到长生殿。
这次，法藏以新译《华严经》为根据，阐发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普眼境界门等法理。对某些抽象的宗教哲学，法藏尽可能讲得慢一点，多阐发一会儿，可是武则天听来听去，还是疑惑茫然，不知所云。于是，法藏就灵机一动，指着殿前的金狮子作比喻，金被能工巧匠雕刻成狮子，金这一本体和能工巧匠的缘结合而产生金狮子。若从狮子的相貌来看，它是狮子，于是狮子闪现，而金隐蔽；若从金的角度看，它是金子，于是金子闪现而狮子隐蔽。狮子的每一根毛发中，都含有金狮子的本体，所有毛发组成的狮子，也可在一根狮子毛中闪现，所以，每一根毛发中，都有所有狮子普遍性的东西，所有狮子普遍性的东西，又渗入每一根毛发中，如此重重无尽，恰如天帝的罗网。
武则天细心听讲，反复品味，终于茅塞顿开，融会贯通。她大喜，下令赏赐法藏，并留他共同进餐。
长生殿讲经，是法藏娴熟技巧和聪明才智的又一次体现和发展，它在法藏的讲经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他对这次讲经进行总结，写成《金狮子章》一卷，贡献给武则天。
迎佛舍利
武周长安四年（704）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河南、陕西一带，遍地雪树银花，万物好像都在这茫茫一片的白色世界中，静谧修养，瑞雪兆丰年，人们期盼着未来。
法藏去长生殿讲经之后，继续置身于内道场华严法会，操持法务，忙碌异常。雪后的某一天，他出门观赏雪景，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冰封的树林跟前。这些树上的雪都被先一天的阳光融化了，雪水沿着树身向下流，遇到夜间的寒冷天气，它就变成冰片、冰柱结挂在树干上部，真是好看。法藏默默赞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突然，他发现在一个大的冰柱中，有双浮图大放五色光。众僧都来观看，议论纷纷。有的讲，这是华严法会的佛法闪现。一谈到佛，众人似乎有说不尽的语言，慧智说：“据魏册记载，陕西岐山的扶风塔，就是阿育王的灵迹所在，那才是真正的佛教圣地啊！”这件事及其议论，不知怎么的，就被武则天知道了，她诏令各位佛界名流去长生殿，详细询问扶风塔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述，武则天发动女皇革命、以周代唐的时候，就是借助佛教作舆论的。她对佛教，首先是利用，其次是信仰，而且信仰还很执迷，甚至连皇帝的称号，也要用佛典，如“金轮圣神皇帝”（佛经中说，圣王即位时得七件宝，第一件就是金轮宝，转动它就可威伏天下）、“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等。越是到晚年，越是沉湎于迷信，与许多封建帝王一样，她祈求长生不老，颐养天年。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武则天近来病情加剧，只能长期呆在床上，朝政也懒得理会。当她证实扶风塔内真的有佛的舍利时，就立刻颁布圣旨，特命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崔玄暐、贤首国师法藏等，去岐山法门寺迎接佛舍利。
岐山佛舍利，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一截手指骨，因尸体焚烧冶炼而成。传说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皈依佛教前，暴虐无道，被称为“黑阿育王”，后来推行佛教“正法”统治，并派佛界长老在印度乃至国外传播佛教，于是就“立地成佛”，被称为“白阿育王”和佛教“护法名王”。武则天让迎佛舍利，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可以肯定的，就是企图以此消灾免祸，解除自身的病痛，确保大周王朝的命运，并拉拢人心。不论怎么说，迎佛舍利，在中国佛教史上，本来就是一件大事。
十一月四日，宰相崔玄暐带领文武官员数十人，迎着凛冽的寒风，长途跋涉，抵达长安。这时，法藏已是长安大崇福寺住持，正在著述经典，听说崔玄暐的来讯，他连忙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出迎。二人碰在一起，相互问寒问暖一番后，就协商起西行路线以及探取舍利的具体计划，他们进一步寻找史籍，查找核实，彻夜不断。
十一月六日，法藏等佛界高僧十余人，与崔玄暐所带人马一起，离开长安，向岐山行进。法藏回忆起自己十六岁时，独自一人去岐山的情景，那时，为寻良师，心雄志坚，可前途茫茫，何处安身，难免有点惆怅。而今日，旧地重游，自己已跻身于佛界名流之中，又多次幸蒙皇帝召见，也算给康家光宗耀祖了。特别是这次，迎佛舍利是一件多么光荣和伟大的事情啊，皇帝指定自己负责参与，真是三生有幸。宰相、一国之师，我们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啊！
经过七天七夜的旅途辛劳，十一月十三日，迎佛舍利队伍来到扶风塔前。刹时间，鼓乐齐鸣，纸钱满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远近数十里僧俗群众，奔走相告，他们扶老携幼，涌向扶风塔，祈求神灵降福保佑，有的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生活安康，有的祈求早生贵子，有的希望小本生意吉利平安、财源藏盛，有的则希望祛病消灾……总之，扶风塔前，正经历着空前的、未曾有过的壮观景象。
法藏一行，沐浴净心，先是在塔前祈祷颂安，朝拜施礼，然后轻启塔门，来到内庭。好一派佛天佛地，只见正中如来金像栩栩如生，四周众佛像错落有致，塔墙与塔顶尽是佛像壁画，给人一种威严、肃穆、意境深远的感觉。在塔的底层发现了地宫的人口，法藏一马当先，进入地宫内部。地宫内部另是一番天地，佛身塑像，高大魁伟，千年金龟，静卧凝思，各种雕象，分列数行。在一个精致的小匣子里，法藏发现了佛指舍利。他披肝沥胆，虔诚万分，轻轻拿起舍利，顿时，地宫神辉照耀，舍利大放异彩。
出塔以后，法藏擎起舍利，显示给僧道群众。只见舍利在手上光芒四射，它好像瑰丽的珠玉，质地洁雅，有时光明耀眼，有时玲珑别致。数千群众亲眼目睹了佛舍利的风采，激动得热泪盈眶、手舞足蹈，他们有些人当场拿出钱物，捐给佛塔，有些人则要焚顶烧指，以表现敬佛、崇佛的心志和毅力。
十一月十七日，法藏等迎佛舍利回长安，岐州牧宰相送数十里。这一路，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是送往迎来，隆重接待。二十八日，迎请舍利的队伍到达长安。长安留守会稽王，率领六部机构中的文武官员，站立在道路两旁，列队相接，佛舍利队伍就在这焚香施舍、鼓乐箫声气氛中，进入大崇福寺。当夜，佛舍利再放光彩，其形状如火焰，似流星。
次日，长安附近各寺院的住持、长老等，一起赶到大崇福寺，竞相参拜顶礼。法藏以本寺住持的身份，操持这一佛界少有的迎佛舍利诵经法会，他向各位同仁详细介绍了开塔寻找佛舍利的经过。法会持续了一整天。
十二月初，法藏、崔玄暐率领大队人马赶向河南洛阳。这时，正在病中的武则天，听说消息后，心身俱爽，连忙发布敕令，命王公大臣以下的文武官员，以及洛阳附近的老百姓，出迎佛宝。整个洛阳，山摇地动，人山人海，旌旗猎猎，鼓乐喧天，沉浸在一片香风佛雨之中。新年正月初旬，太常寺卿奉武则天之命，亲自侍奉佛舍利，放在明堂之上。
第二天，武则天以及众臣们，满面虔诚，对舍利佛指顶礼膜拜，法藏作经祈祷，广为称颂。就在这时，舍利又一次显示佛性，瑞光闪射，群臣无不叹为观止。
迎佛舍利，是法藏在武周王朝做的较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件事。接下来的，就是神龙革命的爆发。
以法济世
佛骨迎回洛阳后，法藏才获得片刻安宁，他理顺思路，准备继续进行著述论说。但是，形势的变化，又一次推移了他的计划安排。
事情还得从朝廷内部说起。
武则天用周代唐，推行镇压和屠杀政策，基本上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尽管她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帝王，但在皇权传子的封建社会，有些人难免思念李唐王朝，特别是到了晚年，她疏于朝政，宠幸男侍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拒绝接见大臣，更惹起朝臣们的怨言和愤怒，这样，以张柬之、崔玄啼、李多祚等为首的复兴唐室力量，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崔玄暐找到法藏，告诉他今日准备谋杀二张（即张昌宗、张易之）的计划，希望他能作法帮助神龙革命，以期成功。
法藏早就对二张的作为不满，他对二张霸占农民土地、勾结妖僧的种种劣迹，义愤填膺，一听要除二张，他当场表示赞同。遂设坛作法，赞助正义，从而使得神龙政变的领导人，在诛杀二张时，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
政变进行得很顺利，二张得到应有的惩罚，武则天宣布退位，中宗重新登基。二十九日，新朝廷进行论功行赏，法藏因“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属于革命的策动人物之一，被赏以三品官衔。依唐制，三品是和宰相地位平等的级别，但他对名利看得比较淡薄，当场叩谢皇恩，婉言加以辞别。可谁知朝廷也很固执，第二次降下圣旨，让他接受。无奈之际，法藏想了个变通的办法，他上奏朝廷，称自己皈依佛教，不图名利，但因八十老母尚在，无法尽人子之孝，心中时常愧疚。今值皇恩降临，无法推却，所以请求将此赏赐转赠给他的弟弟法宝，让法宝更好地照顾母亲。
这时，法宝已是朝议郎行统万监副监，他才能卓越，功绩卓著，早就是朝廷的得力人物。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宗降下圣旨，封法宝为游击将军都尉，并让他侍奉母亲，今后不受差遣。同时，圣旨赞扬法藏，说他深入妙门，参悟佛乘，预知征兆祸福；他弘扬佛法，好似传播着无穷无尽的灯光，照亮黑暗；他赞助朝廷挥舞着智慧的宝剑，剪除叛逆妖孽。这道圣旨，洋洋洒洒，词藻华丽，可以说是对法藏的最好总结。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六月，干旱少雨，百姓愁怨，皇帝命法藏召集一百多位有名法师，在长安荐福寺祈祷求雨。法藏等不顾辛劳，连续七天默吟佛语，这次又天遂人愿，大雨滂沱达数日之久。照例，圣旨表彰他“精诚讲说”，以致慈云法雨，凝聚降落，下令奖赏。
奖赏对法藏来说，无关紧要，他的职责就是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他一生译经、讲经、著述立说，对《华严经》的经文理义，尽知熟记，为了在各地推行华严宗，他这次特别奏请朝廷，希望能在长安、洛阳、吴、越、清凉山等五处，建立佛刹寺院，并标明华严宗的名号，以储藏各家佛经典籍和经义解说。奏折获准后，各地广为举建华严寺，盛况超过前代。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冬春两季，少雨无雪，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许多人饿死冻死。新登基的睿宗皇帝，赶忙召见法藏，询问有没有解救庄稼禾苗、保证农业收入的办法。法藏当即前往蓝田山悟真寺，作法恳求，没出十天的功夫，恰如他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说，“应时必获”，天空雪花飞舞，如鹅毛飘散，总计两次降雪，厚度达一尺多深。这次普降瑞雪，给睿宗皇帝莫大的安慰。在欣喜之余，他接连三次颁发诏诰，赞扬法藏如黄钟大律，精诚上感佛界，并一再告诉国人，来年必是丰年。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初二日，是法藏七十岁诞辰日。一清早，他的弟子宏观、文超、智光、宗一、慧苑、慧英等人，就忙里忙外，热情地接待前来祝寿的各地名僧大师。这一天，与其说是法藏的生日，还不如说是一个大的法会，门前门内，打鼓奏箫声、祝福诵经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法藏在一片香烟缭绕的气氛中，被请入上座，他感谢各位的光临祝福，并让手下弟子将自己的《法界无差别论义疏》著作，赠发给与会僧众。正在这时，太上皇睿宗传来诰谕，众人一听，赶忙跪下接旨。圣旨说：“华严大师法藏，心向王室，精勤悟道，今日在诞辰祺祥之际，祝大师寿似恒沙，龄如劼石，并奉送法衣汤饼，赐绢帛二千匹。”就这样，太上皇的圣旨将诞辰法会推向高潮。
法藏虽为一代宗师，上受天恩，下受王公将相礼遇尊重，但他艰苦朴素，穿着极其简陋的服装，吃着粗食淡饭，艰苦戒行，忍耐自守，负重发奋，终生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早在寿诞生日之前，他就自知归天在即，时光有限，所以在注解新译《华严经》第六行经文时，便当机决断，弃之另外译释《十定品》，可惜的是，只译了九定，尚差一定，便辞别尘世。十一月十四日，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而逝，吉祥归天，享年七十岁。太上皇睿宗和新帝玄宗闻知此事，惊疑非常，叹息不止。按照当时唐制，文武官员逝世时，一品官赏给物品二百端，粟二百硕，九品官只赏物品十端。而太上皇诏谕特准，赠法藏“鸿胪卿”，赏给丧葬绢一千二百匹，葬事依僧例进行，国家保证供给。十一月二十四日，法藏被葬于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按“三品”规格，举行国葬。秘书少监阎朝隐特作碑文，陈述法藏一生行化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