沌口之战（接连失误的北周战略）
沌口之战简介
沌口之战：沌口之战是于北周天和二年发生在沌口的战争，参战方是陈将吴明彻 北周、后梁等诸军。主要讲述了陈将吴明彻计胜北周、后梁。陈光大元年（北周天和二年，后梁天保六年，567年）五月至次年三月，陈将吴明彻等于沌口（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即古沌水入长江之口）击败北周、后梁等诸军的作战。在沌口之战以后，宇文直和宇文护就彻底决裂了。
沌口之战过程分析——
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二月的一个晚上，一位面容俊美的南朝将军，在狱中接到预料之中的一道圣旨，回想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个名叫韩子高的美男子不免悲从中来。当天晚上，他和陈文帝时代的另一位重臣到仲举一同被杀于狱中，年仅29岁（538年生）。无论是被杀的韩子高和到仲举，还是授意杀人的陈朝安成王陈顼都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波及北周，并间接导致北周当家人宇文护势衰身死，世事难料，于此可见一斑。
一、忧郁腹黑陈文帝
陈文帝天康元年（566年）三月，陈文帝陈蒨病逝，享年44岁（522年生）。陈蒨年轻时代对民间生活颇有了解，他成年时全程经历了梁末大乱，是以深知社会之弊和生民所苦，他即位为帝后，非常注意与民休息。湘州王琳、临川周迪相、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相继起兵造反，闹得江南刀兵四起，战祸连年，但由于陈文帝志在稳定江南，赢得了江南大族的支持，故而陈朝仍在艰难中统一了江南。陈文帝为政勤勉，清素俭约，他目睹自陈朝立国以来“政道多昧，黎庶未康”的现状，坚持不大事营建，提倡体谅民间疾苦，多次下诏将历次战乱被掠为奴的人释为良民，是以执政6年有余，陈朝获得粗安，国力有较大提升。从一定程度上讲，陈朝后来大规模北伐的国力，就是陈文帝在位时打下的底子。
由于陈文帝执政的主要阶段是天嘉年间（560—565年），后世对陈文帝时代国力上升、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局面称之为天嘉小康，陈文帝因之也在史册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然而如果细观史书的话，会发现陈文帝并非像传统认为的那么好，这位大局不错的皇帝，看起来却像一个忧郁而腹黑的小男人。且举几个例子以观之。
其一是陈昌溺亡事件。陈昌是陈霸先的第六子，陈朝立国时陈霸先诸子仅剩他尚在人间，还被扣押在长安当人质。后来陈文帝刚一即位（天嘉元年），北周不知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还是存心搅乱陈朝政局，礼送陈昌回建康。陈文帝派大将侯安都亲自过江迎接这位先帝的儿子，很不巧的是，陈昌在渡江过程中淹死了。由于史料缺乏，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陈昌是否被暗杀。但他身份之尴尬、回国时机之敏感决定了他的死对有些人有好处，至于幕后是谁主使，令人不得不联想到陈文帝。事实上以位望之尊，功劳之巨，陈文帝又何须着急忙慌地杀死陈昌？
其二是陈顼改嗣事件。陈文帝、陈宣帝兄弟两人都是始兴王陈道谭的儿子（陈道谭在陈朝立国前已死，始兴王系追遵），由于陈文帝立功很大，陈武帝特封其为临川王——有自立门户、超越乃父的意思，始兴王的爵位改由陈顼继承。由于陈顼当时还被扣押在长安，陈文帝即位后，借口始兴王没有嗣王在家主祀，改封陈顼为安成王，而以自己的儿子陈伯茂继承始兴王爵位。这个改嗣事件事实上全无必要，真正用意似乎是有意抬高他的几个儿子的法统地位，把陈顼一系更加边缘化。然而改嗣事件的效果后来随着陈顼归国而逐渐淡化，陈顼以皇帝长弟的身份为稳定朝局做出巨大贡献，拥有了远超文帝诸子的威望，改嗣事件反过来造成了陈伯茂的人生悲剧。客观来看，陈顼的心胸比较开阔，他即位后只杀了陈伯茂这个对皇权带有直接威胁的侄子，陈文帝其他儿子都得到了极大优容，终生都过得非常好，这些，都是陈文帝那点小算盘始料未及的。
其三是杀侯安都事件。陈朝功臣以侯安都为首，其人不仅在陈霸先开国时立功甚大，为陈文帝顺利即位也出力甚巨。但是这位老功臣在天嘉四年（563年）被逮捕处死，理由是谋反。翻遍《南史》《陈书》诸传，侯安都确实因为功劳大而慢慢放纵起来，做了一些不是很合适的事，例如他高调的招纳宾客，肆无忌惮地包庇犯法的人，甚至在皇宫重云殿发生火灾时还带兵入宫。按理说权臣坐大理应防范，但侯安都一个大老粗武将，有时行为不甚检点也属情理之中，说到底毕竟没有谋反的倾向和行为。如果皇帝疑忌，收夺兵权、加以贬斥也就是了，反倒是陈文帝一边猜疑一边还刻意放纵侯安都，所用手段和春秋时郑伯克段于鄢如出一辙。作为皇帝，这么腹黑显得太有失水准。
陈文帝死前，心知陈顼势力已成，自己的儿子肯定比不过，于是故作姿态要效仿商朝实行兄终弟及，传位给兄弟。其真实意图，一方面是敲打他的几个心腹如孔奂、刘师知、到仲举、袁枢、韩子高，让他们警惕陈顼的威胁，力保太子的帝位。另一方面是想借陈顼辞让之机顺坡下驴，堵住他日后夺权的口。后来太子陈伯宗即位，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右仆射到仲举、右卫将军韩子高与始兴王陈伯茂密议，假称太后命令，让时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刺史陈顼回扬州专任本州事务，实际上要剥夺陈顼军权。这些可笑的伎俩与陈文帝的小算盘一样可笑而小气，军权在手的陈顼已然众望在身，一道昭然若揭的政治辞令怎会让陈顼就范。很快，在中记室毛喜和丹阳尹吴明彻的支持下，陈顼发动政变，杀死中枢重臣刘师知，随后牢牢控制朝局，先后处死到仲举、韩子高等人。至此，陈顼叔夺侄位的大势已然形成，再也无可挽回。
陈顼夺位，本来可以预防。处在陈文帝的位置上，起初确实处于两难境地。要预防长弟夺幼子，肉体消灭是上策，但陈朝立国艰难，陈氏宗室势力一如北周人丁少弱，如果杀了长弟，反倒给老臣宿将留下可乘之机，必将酿成更大的政治动荡。但不预防的话，太子陈伯宗又肯定不是陈顼的对手，北齐连续上演的叔夺侄位的活剧，就是陈伯宗未来的写照。陈文帝犹犹豫豫反复徘徊，到死也没有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留情面地骂了一通孔奂（陈文帝时任御史中丞），说他没有尽到保卫陈废帝的职责，宣帝夺位后又不能死节，这未免太过求全责备，也未免太高看孔奂的能力。文帝尚在时，就没有解决后陈顼坐大的问题，又焉能责怪几个中枢大臣。
二、湘州再叛
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四月，华皎举兵叛入北周，湘州再次陷入战乱之中。这次湘州之叛是梁末以来第三次（前两次均系王琳），为何湘州总是出现叛乱？从根本上讲，是随着南朝开发的深入，湘州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湘州崛起为长江中游仅次于荆州的大州。南朝要控制全国局面，势必要牢牢控制这片区域。但若像肢解荆州那样再肢解湘州，在西有益州、东有江州、北有荆州、南有广州的情况下，碎片化的湘州无法发挥出地区性战略重心的作用。因此梁末以来，湘州一直在任用大将镇守此区域，这是势所必然。
韩子高死后，原来与他交好的华皎不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华皎深恐也被陈顼杀了，便抢先动手。他假意上书，请求兼领广州。湘州本已是中游大州，再领广州，地盘过大，与建康处于分庭抗礼之地，非功勋宿将且忠贞不二者方可兼领。华皎此举不外乎试探陈顼对他的态度，陈顼自然不会把这两个大州交给先帝的心腹，但为稳住华皎，表面上还是答应。这种试探与应答聊胜于无，华皎内心早已判定陈顼容不下他，陈顼亦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朝廷的任命诏书还未发出去，华皎便公然反叛，他遣使到江陵，声称愿意拥梁王萧岿为主（萧察当时已经去世，子萧岿继位为梁王）。附梁就是附周，近在江岸的北周，是华皎最好的外援。
消息传到长安，北周舆论大哗。接纳华皎之叛，意味着与陈朝开战。但北周当时的国力，实在不适合再发大兵出国征战。御正大夫崔猷谏阻说，洛阳大战部队死伤大半（此语当属夸张，北周战参诸将均未记录伤亡数字，斛律光本传云俘斩仅3000余人，但周军受到严重打击当属无疑），根本无力再发动大战。且周陈两国一直友好往来，贸然兴兵，恐怕会招致日后的麻烦。
宇文护执意不听，他有自己的考虑。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能具体推定宇文护出于什么考虑打这场并没有十分把握的仗。但可以根据前后史料大胆地作一下猜想。
其一，是否有积攒政治声望的意图。宇文护连轼二帝，毕竟于理有亏。如果能打一场扬眉吐气、开疆拓土的大胜仗，自己的政治声誉必将极大挽回。其二，是否有灭陈的现实考虑。其时北周已据有全蜀，黔中诸郡也在陈文帝时软硬兼施夺到手中，湘州成为南陈的边防前线。现在进攻湘州，在地利上有较大便利。拿下湘州，顺流东下灭陈就举目在望了。这一条是北周的国家利益所在。其三，是否受到两次小规模战争的鼓舞。洛阳大战后，北周相继对河西稽胡部落和信州（今川东、鄂西交界处）蛮人用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削平了两地的叛乱，宇文护或许是受此鼓舞，认为周军的基本实力还在。
事实上宇文直的因素也不可小视。宇文直是宇文泰第六子，周武帝宇文邕的同母弟。宇文直为人轻浮诡诈，贪恋权力，素无信义。他见宇文护专权执政，不与亲兄亲近，反而投靠宇文护，以求进位荣身。保定元年（561年），宇文直得以出任襄州总管。襄州是山南第三大州，领7郡12县（广州11郡18县、荆州5郡13县），地处后梁之北，是北周在江陵方向的战区统帅部所在。宇文护把宇文直外放到此处，目的是让宇文直牢牢控制后梁这个仍具一定实力的傀儡政权，并监视南朝动静。此时南朝发生叛乱，正合上了宇文直要立功荣身的企图，虽然史无明文记载宇文直是否主张接纳华皎，但既地处瓜田李下，宇文直脱不了嫌疑。
北周朝中诸臣不敢违逆宇文护的意思，天和二年（567年）六月，北周决策出兵南下，准备进入湘州接人夺地。大军主帅是襄州总管、卫国公宇文直，主要兵力共分三部分，其一是荆州系统部队，主要是水军，荆州总管权景宣统领，人数失载，但权景宣长期负责监视后梁军，后梁军主力约2万人，权景宣部下当不会少于此数；其二是后梁水军，总兵力2万。其三是大将军元定所部陆兵，步骑数千人。总体估算，周军约5万人。
周军的总体部署是，荆州之众与后梁水军一同进军，由江陵顺江而下至洞庭湖，与华皎军会合，然后再东下扼住郢州，断绝陈军沿江来攻的水道。元定所部陆军分道进军，围攻郢州江夏郡，拒陈军于湘州之外。
华皎一贯被陈文帝委以重任，湘州兵力较强，故而他大旗一举，湘州周边南陈州郡迫于华皎之势，纷纷归附，他控制的区域大概有湘州诸郡和巴州巴陵（今湖南岳阳）、岳阳（今湖南平江）。唯有武州刺史陆子隆据守武陵一带（今湖南常德），据不归附华皎。
陈军方面，陈顼在与华皎虚与委蛇时便密令大将吴明彻为湘州刺史，令其率水军3万前往湘州突袭华皎。续后又遣大将淳于量率5万水军自建康向郢州，支援吴明彻。另以老将徐度都督冠武将军杨文通率步军从安成郡（今江西安福）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今江西宜春）出醴陵，袭击湘州腹地。郢州刺史程灵洗、江州刺史章昭达合郢、江二州之兵聚于夏口，对抗周军。在部署军队的同时，陈顼下令将华皎在建康的家属全部杀光，又对叛乱州郡下达了曲赦巴、湘二州的诏令，声称叛乱罪在首逆华皎，从逆者如果投降朝廷可既往不咎。
陈朝开国老将中，除了64岁的老将杜棱留镇建康外（韩子高被杀后，杜棱继任中领军），徐度、吴明彻、淳于量、章昭达、程灵洗一班大将倾巢而出，参战总兵力近10万人，可谓倾国之兵，足见陈朝争湘州之决心。
三、大战沌口
相比陈朝的志在必得，北周的布置显得草率许多。既然决定要接纳华皎，就意味着要与陈朝全面开战，打这种级别的仗，自然要用顶级阵容，才能尽可能提高胜率。但宇文护选中的是宇文直。宇文直此前从未打过仗，实战经验等于零。他虽说总督水步诸军，却领中军屯于鲁山镇（今湖北汉阳东北），无法实时掌控前线战况，周军水步两军因此不能得到有效协同。权景宣差堪大用，自王思政被俘后，他是荆州系统最有威望和能力的大将，但此公在东南边境连年战胜，慢慢滋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根本不把与陈军作战当回事，行军打仗的大事朝令夕改，全无章法，又因他专务纳贿，军心散漫，三军之重在于帅，这样一个帅带兵打仗，有何底气争胜。北周军内部已经是这个样，更不用说对后梁军的控制、与华皎军的配合，三股水军勉强凑到一起，没有居中调度的有力统帅，聚合到一起也是一盘散沙，更不要提后梁军那种战五渣。
华皎方面也存在问题。天嘉小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正面作用，就是对南朝人心的控制，这种控制力源于社会局面的好转。陈朝相次削平江南土豪势力，为社会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人心服陈，这是什么都不能战胜的强大力量。华皎这个时候站出来搞叛乱，而且把国土拱手让给敌国，既影响到现实生活，又危害到长期安全，势必为江南所不容。打非正义之仗，军心士心必然不高。可能只是一场败仗，就会瞬间导致部队瓦解。
决战就在这种情形下打响。
华皎先会合后梁王操的水军，后与北周权景宣水军一同东下，过洞庭湖进至夏口以西的沌口，与陈郢州刺史程灵洗、江州刺史章昭达对峙。此时吴明彻、淳于量两部援军也抵达夏口江面。周军气势较盛，陈军一时不敢进攻，勇将鲁广达大呼陷阵，他率战船向周军发起进攻，为给将士打气，他亲自坐在船楼上指挥进攻。北周军、华皎军虽然有诸多缺点，但到了战场上，周军多年开疆拓土积累下的士气和经验不白给，鲁广达虽然气势慷慨，毕竟不能变成刀子用，百般冲阵不果，又恰逢运气不好，江面刮起大风，风吹船摇，高高坐在楼船上的鲁广达坐不稳，一屁股掉进长江，好不容易救了上来，已是丢了半条老命。
这时老将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吴明彻、淳于量久经沙场，都不是易与之辈，初战失利并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这两条老狐狸水战经验丰富，想出来一条妙计。
江面水战，战船是基本平台，摧毁战船是决胜的第一要务。南北朝时没有火炮，打船一靠火烧，二靠暴力击碎。火攻之计对风力要求较高，顺风施火当然容易，如果风向忽变，有可能纵火把自己烧了，当年王琳在芜湖就是这样放火反把自己的船烧了。比较靠谱的是发拍。王琳之乱时，章昭达的平虏大舰曾用拍竿把王琳打得没脾气。但是拍竿也有缺点，一则击打敌船后重新把拍竿拉起来费时费力，不能很好地维持连续攻击能力；二则拍竿除了头部有石头，其他都是木质，击打数次之后，自身也会造成损伤，甚至断折不能使用。吴明彻就是针对这个缺点变换的战法。他选取一批小船，以重金赏赐士卒，开小船到敌大船下，硬挨敌船拍竿击打，说白了就是拿小船当肉盾。等到敌船拍竿发完一波，或是有的多次击打出现损耗时，吴明彻命大船急进，逼近敌船发拍，周军和华皎叛军的舰船登时被击打得破损碎裂。这种以小换大、丢卒保帅的战法，自是只有长年浸淫于水战的人能想得出来，权景宣、华皎、王操三股水军眼睁睁看着上当而无计可施。
但也不能一直这么挨打，华皎乘着风大，用大船满载柴薪点火去烧陈军。初时倒也有用，但一会儿风向一转，本军的战船也被烧的七荤八素。北人骑马，南人乘舟，周军本来水战就不是强项，现在被打成这样，加上权景宣早就把军心士气搞得乱成一锅粥，士兵们当即一哄而散，溃不成军。后梁水军更不用提，也一鼓而散。只剩下华皎，与心腹戴僧朔乘船逃走，到了洞庭湖口，生怕被吴明彻追上而不敢进巴陵城，径直向北逃往江陵。
陆路方面，元定奉命渡过长江进攻夏口城，沌口水战大败后，形势突然逆转，吴明彻和淳于量水师向夏口逼来，一直闭城不战的章昭达和程灵洗杀出来也是迟早的事，必须赶在敌军合围之前跑掉。可是元定发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没船了。本军水军全部家当都被权景宣葬送，卫国公宇文直在江北，这时不见有人渡江来援，恐怕也早已北撤。天限南北，怎么办？这位自宇文泰创业时就在西魏的老将，一不做二不休，率军反杀向巴陵，目标直指湘州长沙郡，或许这位老将梦想着湘州或许还有一些华皎的余党在坚守。
很可惜，他的算盘落空了。
在沌口水战开打之前，陈朝步兵已翻越罗霄山，杀进湘州腹地，并成功攻取长沙、衡阳、湘东等郡，华皎留下的部队悉数被击败。此时陈朝大将徐度已经基本控制湘州腹地，元定一路杀来，正好自投罗网。
元定所率步骑兵狂奔到巴陵，一路砍竹开路，边走边打，这支数量不多的部队居然冲破巴陵陈军的阻击，冲到长沙附近。徐度调集诸郡兵力，把元定一步步挤压到湘州附近。元定穷途无路，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在敌境又得不到丝毫补给，无奈之下，只好向徐度投降。数千马步兵悉数被解除武装送到建康，元定虽未被杀，但一介降虏，了无意趣，加之本人气性又高，终于受不了破亡之辱，气恨交加病逝于江南。
《周书》对元定投降一事甚不以为然，虽在卷34《元定传》中，勉强把元定投降类比三国时黄权降魏，但在卷28《贺若敦传》中语气一转，借赞扬贺若敦从湘州全军而返，批评元定“曾粪土之不若也”。令狐德棻著《周书》文风一贯涯岸高峻，虽也有一些饰非之处，但对人物的评价基本比较客观，唯独对元定一事所语不是很令人信服。须知时移事异，当年贺若敦进兵湘州，后方极其稳定，权景宣大军坐镇于江陵，后梁水军时刻准备徼击陈军，侯瑱攻贺若敦兵力只在伯仲，不具备后来吴、徐、程、章四大顶级大将水陆合围周军的条件，贺若敦可谓进退有据，不存在被围歼的危险，只不过他应变能力更强，把一支部队的基干力量带回北周，也属难能。可又怎能以同样的标准硬套元定的情形。事实上，元定这种敢战不畏死的作风，是北周将帅群体的典型代表，正是有豪迈之气打底，北周才能以并不十分杰出的将帅群体，硬扛死敌数十年，慢慢扭转劣势走上强大之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可以没有卫霍之类的名将，但绝不能没有气节、没有精气神，否则任你名将如云，到头来一样埋名沙尘无所作为。
四、南陈反攻
陈军在湘州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吴明彻、程灵洗等诸将乘胜向北周、后梁发起进攻。
沌口之西有沔州（今湖北汉川东南），沔州州境狭小，实仅一县之地（沔州下治1郡汉川，汉川下治1县甑山），由于地扼沌口冲要，故而置州。沔州守将裴宽到州之后，发现州城低矮，守城器材又少，军队数量也不多，一旦发生战事，极不利于防守。且此城逼临沔水，陈军长于水战，如果乘夏秋之际水涨来攻，这样的小城是万万抵挡不住的。因此他向襄州总管府申请加强战备，一方面是增加防守兵力，一方面是将州城移往北面羊蹄山，羊蹄山即阳台山，在今汉川市南，将州城置于这里，可以有效避开沔水。宇文直败退后为稳定局面，同意增兵守沔州，但不允许向北移城。裴宽没有办法，便在涨水时水能漫到的地方竖上大木，以防船只乘水接近。
正在襄阳总管府的部队向沔州增援时，从夏口而来的陈将程灵洗已杀到城下，但此时水势还小，程灵洗部下以水军为主，还构不成太大压力。裴宽坚守城池，还有余力出城反击，打了10多天后，天公发威，连日下起大雨，沔河涨水，居然将裴宽所竖大木都淹没了。程灵洗借助水势开船至城下，用大拍竿猛烈击打城楼，又用弓弩大石昼夜不停地进攻城头。裴宽坚守30多天，守城部队死伤过半，终于在女墙崩塌后抵挡不住，陈军杀进城中，生俘裴宽。此公和元定一样，后来也病逝于江南。
吴明彻则从陆路进攻后梁西面，梁军新败于沌口，元气大伤，无力救援，只靠几个坚城抵挡。最终吴明彻拿下孤立无援的河东郡（今湖北松滋），生俘后梁大将军许孝敬。与俘获北周将领不同的是，这位后梁首将被斩杀于建康。杀梁将而不杀周将，可见陈朝还保留着与周和好的可能。次年，或许是看透了后梁军不堪一击的本质，吴明彻再次举兵北攻，一直杀到江陵城下，引江水灌城。梁主萧岿不敢与战，在北周江陵总管田弘保护下出逃至江陵城北10余里的纪南城，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后梁尚书仆射王操留江陵拒战。好在南陈水军虽利，陆战攻城却非强项，71岁的老将高琳率众苦战达100余天，江陵城得保无虞。吴明彻师老兵疲，后又遭到梁将马武、吉彻的袭击，最终引军退去，后梁国才避免国破家亡的危险。
沌口之战的引火者华皎投奔后梁国，被梁主萧岿任命为司空。此公倒是不枉《陈书》《南史》的好评，入梁后颇是忠谨，湘州、巴州被陈夺去后，华皎向北周建言，声称梁国土宇狭小，几乎不能自存，请北周再给一些国土，以示大国公义。北周乐得继续免费享用存亡继绝的美名，“割让”基州（今湖北荆门）、平州（今湖北当阳）、鄀州（今湖北钟祥）三州给后梁。
北周前线的总负责人卫国公宇文直难辞其咎，一贯贪狠无赖的宇文直想把责任推到最初向北周建言的殷亮，于是责令梁主萧岿治殷亮之罪。萧岿虽知宇文直这是找替罪羊，无奈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杀了殷亮谢罪。对于水军总负责人权景宣，宇文直也绳之以法，削去他的一切官职。然而败军大罪，北周朝廷岂能不治，宇文直虽然百般推赖，最终也被免去襄州总管之职。这位只想揽功不想担罪的皇弟，没有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埋怨起宇文护不讲情面，最终为投靠武帝、谋杀宇文护埋下伏笔。
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宇文护。作为沌口之战的决策者，宇文护事先决策武断，事中作战安排又明显失当，导致国家再遭一场大败，自于谨平江陵以来，多年来固若金汤的后梁国居然被陈军打到首都城下，这不啻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综合看洛阳之战和沌口之战，宇文护的战争嗅觉和战争天赋，远远弱于宇文泰，他总是不能客观判断敌我优劣之所在，总想用并不成熟的庙算去争取过于远大的战略目标，加之他的性格又过于固执，不像宇文泰那样从谏如流，遭受失败就是难免的了。威望与事功挂钩，两次大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宇文护的威信，周武帝后来谋诛宇文护，没有引起大的政治波动，不能不说与这两战有关。
在三国战争层面来看沌口之战背后的意义，则又是另一番境界。周齐陈近年来各有大战，基本都是以入侵者失败而告终，这标志着三国对峙进入了稳态，特别是陈朝改变了南朝自梁末以来军力积弱的状态，令北方两国不得不刮目相看。北周连连失误的扩张策略和战争实践，让三国的统治者们都意识到，再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很难取得较大战果，除非战争扩大为国家级的大战，靠拼国力、拼伤亡、拼消耗取得终极胜利。然而在三国国力并无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任意两方都不可能像蜀吴一样联盟对抗另一国，单独挑起战争，毫无疑问会遭到第三国的趁火打劫，是以三国都没有如此胆气。
何况三国各有内忧：北周长安城中那位至高无上却虚有其名的皇帝，一心盘算的是如何能从宇文护手中夺回大权；北齐武成帝于河清四年（565年）已将帝位传给太子高纬，自己躲起来享乐；陈顼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篡位准备，国内的老臣宿将、先帝旧臣们还要费一番心思去安顿，暂时顾不上别的。当569年的春天到来时，三国大舞台上就要有新的传奇人物大放异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