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战（萧梁绝嗣）
江陵之战简介
江陵之战：江陵之战是南北朝时期西魏与南梁的一场战役。554年9月，西魏丞相宇文泰下令柱国大将军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率军五万，准备进攻南梁的都城江陵。554年10月，西魏军从长安出发。554年11月，江陵被西魏攻陷，梁元帝被俘，不久后即被处死。西魏立萧詧为梁帝，充当西魏的附庸。
江陵之战过程分析——
一、岌岌可危的江陵
恭帝元年（554年），西魏走过了建国以来的第二十个年头。在这一年，不甘一直受制于宇文泰的魏宗室元烈，图谋杀死宇文泰夺回政权。宇文泰发觉后随即以雷霆手段杀死元烈。西魏废帝对此极为不满，屡屡向周围的人表达愤怒之情。对于宇文泰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虽然魏文帝时代元氏和宇文氏携手走过长达17年相安无事的美好岁月，但这显然没有化解元氏皇族对权力的渴望。对于皇帝的夺权倾向，宇文泰没有手软，他果断废黜之，另立魏文帝第四子齐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
这个小小的政治波澜并没有对天下形势产生太大影响。相对于已经衰弱到极点的元氏皇族，宇文泰更关注的是南方的梁朝。
梁朝现任皇帝是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萧绎达到人生声望的极点——尽管这个顶点在北方两个可怕的邻国看来不算什么。他的外敌蜀中萧纪、湘州王琳都已平定，长江中游郢州、下游扬州都至少在名义上纳入其控制范围。北齐在侯景之乱时劫走江北之地，曾一度威胁到建康的安全，但经过王僧辩和陈霸先的苦战，江北的京口、六合等地重归己有，江防形势因此也稳定下来。萧绎的自信心开始膨胀，在这一年，他竟然向西魏发出国书，要求依据侯景之乱前的地图重新划分魏梁两国的疆界。言外之意，是想收回被西魏夺走的随郡、安陆等地。如果把时间范围扩展得更宽一些，那么理论上西魏苦战攻取的汉中、蜀中也都要归还梁朝。
宇文泰很生气。吃进来的东西，哪有吐出去的道理。萧绎做出这样的政治举动，显示了他十足的敌意。这无可挽回地把西魏和梁推向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宇文泰随即想起了长孙俭。长孙俭是西魏东南道行台仆射，荆州（西魏的荆州实际只有汉魏荆州的南阳郡，治所在穰，今河南邓州市）方向的主要军政负责人。他在镇守荆州期间，对江陵政权的形势看得很清楚，曾多次向宇文泰建议攻取江陵。宇文泰把长孙俭召回长安，详细询问江陵的形势和攻略江陵的策略，长孙俭说：“萧绎即位以来，虽然表面上与北方邻国修好，但实际上怀有异图，必须早作提防。江陵城在长江北岸，防御形势非常不利，但萧绎即位已经三年，却不还都建康。国家已经攻下蜀中，实力大增，现在正是攻灭梁朝的绝佳时机。”同时他还向宇文泰做出了保证，荆州备战已久，如果大兵南下，可以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宇文泰非常满意，攻取江陵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长孙俭奉命返回荆州，暗中加紧筹措兵器、粮秣等物资，为进攻江陵做足准备。
在随、陆之战中投降西魏的梁朝下溠守将马伯符闻听这一消息，秘密向梁元帝萧绎通报情况。梁元帝不信西魏将要进攻，对此置之不理。
散骑郎庾季才以天象为借口劝说梁元帝：“从天象来看，将有大规模的军队入侵江陵，请求皇帝迁都建康。这样一来，即使江陵有失，范围最多不过是荆、湘二州，没有什么根本性影响。”梁元帝也精通天文，他说：“如果上天要让我灭亡，我躲也躲不过，迁都又有什么用。”
事实上关于江陵的区位战略形势，早在萧绎消灭萧纪时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尚书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为代表，他们认为，南朝的传统政治中心在建康，在江陵建都于法理和传统上都不合适。再则，江陵城在长江以北，没有大江之险可以依靠，一旦北方来攻，很难防御。
另一方则以萧绎的原班臣子宗懔、黄罗汉等荆州人士为代表，他们认为，江陵是萧绎的起家之地，已经经营数十年，如果迁都，必将带来极大震动。同时，扬州地区特别是建康附近，在侯景之乱中遭到巨大破坏，已经失去了政治中心的价值，不具备迁都的条件。
恰巧在这时，极具象征意义的长江百里洲又被江水冲积成100个（原本只有99个）。历来百里洲满百被视为将有新皇帝的征兆。例如东晋末年时，荆州的军阀桓玄为了凑出称帝的祥瑞征兆，把一块江心洲一分为二凑足百数，但后来又被江水冲散，桓玄不久便败亡。宋文帝刘义隆入京即位的前夕，本来是99块沙洲，突然被江水多冲出来一块。萧绎据此宣称，沙洲满百，是上天在宣示他的合法性。
当然这些自然巧合与王朝兴废并没有多大必然关联。即便是古人，也应当明白这道理。萧绎如此说，其实也是出于固守多年经营的老巢的考虑。如果贸然丢弃这块根据地，千里迢迢迁都建康，残破的旧都不一定比江陵好多少。
然而正如那句老话，驽马恋栈豆。弃建康而守江陵，实在是梁朝高层的巨大失策。
首先从地形上分析，江陵城在江北，其北面与襄阳毗邻，陆路不过五百余里，步兵急行军最多5天即可到达，骑兵就更不用说了。东北面则是已经沦陷入西魏的随、陆地区。随陆失陷后，江陵与重镇郢州的水道没有遮蔽，随时面对西魏威胁。这样一个两面受敌而又无天险的地区，一旦被敌方突袭，后果不堪设想。梁朝内部有一些人看到这样的威胁，例如前湘州刺史王琳，其人由于受到萧绎的猜忌，被改派为广州刺史，他对好友李膺说：“我知道萧绎不放心我，但是现在是危急用人之时，如果不想让我镇守湘州，可以让我镇守雍州（梁朝的侨置州，辖区在江陵和襄阳之间），以防备北方的威胁。”李膺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怕得罪梁元帝，不敢陈说王琳的担心。
其次从梁朝内外形势来说。建康地区虽然屡遭北齐军的威胁，但经过王僧辩、陈霸先二将的奋力抵抗，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且有长江天险可以作为捍御，防守形势比江陵要好很多。王僧辩和陈霸先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迅速崛起，是此时长江下游的实际控制者，而且已经逐渐有尾大不掉的势头。如果萧绎果断东下建康，坐镇京城，以其军事实力威慑二将，长江中下游的局势必然更加稳固。可惜萧绎只看到了建康的残破，而忽视了这座200多年古都的巨大政治潜力。
二、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
梁武帝执政的后期，梁朝已经出现严重的衰退趋势。重臣贺琛上书言事，从四个方面指出了梁朝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对北方屡兴兵事导致国内不堪重负。二是社会风气日益腐化导致官员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三是朝廷选拔官员体制出现问题导致大量投机钻营的人混入官员队伍。四是苛政、赋役太多导致国力衰退。贺琛的四条奏事切中了梁武帝晚年政治局势变化的要害，但梁武帝此时年届八十，耄耋昏庸，他沉浸于群臣的奉承吹嘘，认为自己一手打下来的天下已经稳固万分，并坚信这万里江山的繁华将会永远持续下去。陡然见到这样言语犀利、直斥其非的奏章，梁武帝没有第一时间反省自己的过失和王朝的积弊，反而恼怒异常，认为贺琛是没事找事。梁武帝罕见地亲自口述敕书，斥责贺琛妄言朝政。这封敕书夹杂着梁武帝的怒气，既无官方诏书的端庄严谨，也无南朝辞赋的清新雅致，颇有一副泼妇骂街的喜感。摘录一段如下：
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
贺琛以往言事颇受梁武帝的信任，所以这封奏书才说得直接了一点，但没想到梁武帝居然反应这么强烈，他吓得不敢再多说，唯有谢罪而已。随之阻止的不仅是贺琛纠治政风的愿望，整个梁朝也逐渐在梁武帝的昏聩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江南的乱局，从主观角度来看，是因为萧梁宗室严重内讧，几个占据大州的宗室王不能协同对外。从客观角度来看，是因为侯景之乱对江南士族造成毁灭性打击，致使魏晋以来沿袭数百年的大族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江南土著豪强借此机会走上前台，开始争夺政权。前者反映了萧梁高层人物对政治剧变应对能力不足，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引领和统驭作用，反而催化变乱进一步扩大化。后者则是南朝200多年士族与寒人斗争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际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
王僧辩
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江陵政权在形式上重新成为江南的核心，但仍挡不住梁朝再度陷入像侯景之乱时的四分五裂局面。由于江陵力量弱小，梁朝的几大区域——扬州、郢州、湘州、广州——实际上都是各自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基本不受江陵政权的控制。
首先是扬州。西魏决策攻打江陵时，也就是侯景之乱刚刚平定时，扬州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是大将王僧辩和陈霸先。
王僧辩是梁陈之际的名将。早年就跟随萧绎，才能非常突出，是江陵政权的班底人物。他长年镇守竟陵，战功卓著。荆湘构逆时他攻杀萧誉，巴陵之战他一举扭转乾坤，建康之战更是殄灭巨贼，陆纳之叛他稳定形势，荆蜀决战又是他主持大计，这一系列卓著的战功让他走上江陵政权的绝顶地位，先后被萧绎任命为尚书令等显职。然而萧绎胸无大略，只知猜忌却不懂安抚，更不善于驾驭臣子。他委任王僧辩为扬州刺史经营旧京，自以为政权核心在荆州，却混不知建康数百年国运所钟之地，实已给王僧辩蒙上一层模模糊糊的权力光环，心怀异图之人怎会不向王僧辩聚集。王僧辩几次离开建康又返回建康，始终稳稳控制着扬州地区的军政大权，期间不见萧绎再派任何文臣武将到扬州制约王僧辩。功高震主历来容易产生矛盾，更何况萧绎素来猜忌又重，之所以没有出现冲突，只不过是外部压力大，使得主臣矛盾暂时被掩盖。虽说王僧辩在扬州期间发挥了重要的守土之责，击退了北齐郭元建南侵部队，但谁也不能保证大将在外能忠诚不渝。退一万步说，陈霸先的势力在扬州异军突起，他本非萧绎阵营的势力，王僧辩镇守扬州，是否有制衡陈霸先的意图？驱一虎吞一虎，始终不是良计。不论何种原因，王僧辩远镇扬州，尾大不掉的局势已经客观上形成。
陈霸先同样也是在平定侯景之乱中成名的。他本是吴兴土人，家世寒微，在南朝极重门阀出身的社会环境下，陈氏在吴兴被大族屡屡欺凌。即使是陈霸先立下平定侯景的大功后，仍然有人不把陈霸先当回事。王僧辩的女婿杜龛被委任为吴兴太守，他很鄙视陈霸先这种寒微出身的人，又看不惯陈霸先收拢的广州兵，经常借故治陈霸先族人的罪。陈霸先非常恼怒，但碍于王僧辩面子不好说什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梁朝之前或许不会有什么，世家大族占据绝对优势，江南土著根本无力与之抗衡。但梁末之际的江南土豪势力已经不容忽视，特别在江南大乱的背景下，很多富裕的土豪趁乱而起，招兵买马，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世家大族往往要给他们几分面子。例如晋安郡的土豪陈宝应、东阳郡土豪留异、临川郡土豪周续，在本地宗族势力很大，虽非朝廷官员，但却有与官员相侔的权力。侯景之乱后，他们趁乱聚集乡党起兵，地方官很畏惧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官位让给他们，萧绎政府后来也都被迫承认了既成事实。陈宝应、留异、周迪（周续的族人，后来代替周续任临川郡守）是梁末陈初江南土豪的代表人物，他们起初与陈霸先属于同一类人，都依靠乡党宗族势力与中央分割权力，与梁朝中央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并不能为江陵的偏安政权提供什么军事支持。发展到后来，在陈霸先整合江南土豪势力时，他们不甘为陈朝所制，纷纷起兵对抗，直到被逐次消灭，江南政局才重新归于统一的秩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身吴兴土豪、从岭南广州起家的陈霸先占据着扬州，自然对江陵萧绎政权只是名义上的支持。萧绎也非常明白，以致后来西魏来攻，萧绎连召陈霸先西上救援的命令都没下。
其次是湘州。湘州起初是河东王萧誉的地盘，后来经过陆纳叛乱暂时归入荆州地盘，但因荆蜀之战的牵制，王琳、陆纳旧部并未被打散，仍旧占据湘州。萧绎也曾想改善湘州的局面，迁王琳于广州，而以宗室萧循任湘州刺史，但时间太短，湘州军政还未来得及打理，以致这个与荆州唇齿相依的地方，始终没有成为稳固的战略后方。
第三是郢州。郢州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一个传奇人物——陆法和。陆法和隐居在江陵的山中，生活像苦行僧一样，见过他的乡民都说他神秘莫测。他曾准确地预见到江陵北部蛮人的叛乱，并在侯景最初投降梁朝时便看祸将不远。从此可以推断，这人绝不简单是个不闻世事的隐士，而很有可能是个默默观察世事、待时而动的奇才。巴陵之战时他协同胡僧祐生俘令梁人望而生畏的猛将任约，后来又在峡口大败武陵王萧纪。萧绎为酬谢陆法和的功劳，任其为郢州刺史。陆法和说话办事喜欢故弄玄虚，同时因为其眼光长远，对事物的判断准确而超前，人们都误以为他有些仙道之术。纵观史载陆法和的事迹，尽管史籍中他的传记充满了神怪色彩，但他的作为基本没有脱出梁陈之际地方实力派的正常轨道。陆法和经历几次大战后，实力有所扩充，部曲达到数千人，占据郢州后，俨然成为一个新的实力派。他主政郢州期间，在没有向萧绎请示的情况下，大治战船，作好武备，企图率兵袭击襄阳，并以此为基地北上进入武关攻打西魏。平心而论，这个虽然方向正确但显得有些急促的方案，不太适合当时江陵政权的情况，萧绎闻讯急忙制止陆法和。这个事件反映了萧绎和陆法和关系的微妙变化，从中可以窥出陆法和有拥兵自重的嫌疑，以及萧绎对他渐渐萌生的不信任。
第四是广州。广州刺史是萧勃，萧勃是梁朝宗室，但已属远枝（梁武帝三叔萧崇之的孙子），与梁元帝并无太多感情和共同利益。侯景之乱时被陈霸先拉来做广州刺史。萧勃能力平庸，眼界狭窄，一门心思占住岭南广州、交州之地独霸一方，一上任便反对陈霸先北上勤王。萧绎称帝后，虽对萧勃很不认可，但苦于力弱，又兼江陵局势刚刚稳定，没敢强夺广州。后来萧绎想了个一石二鸟之计，他派自己很不放心的大将王琳率本部兵南下广州任刺史，而让萧勃转任晋州刺史。萧勃顺利让位则罢，如果不让，双方打起来，萧绎坐观成败，便可一举削弱两股异己势力。可惜萧绎的如意算盘落空，萧勃不敢和江陵撕破脸，王琳到广州后，萧勃迁居广州始兴郡，两者相安无事。没过多久，西魏攻江陵，萧绎急忙又召王琳率部赴援，萧勃复为广州刺史，岭南实际上又成了独立王国。
在这种形势之下，萧绎实际上是在以荆州一州之地与西魏对抗。数年前建康城被侯景围攻的惨状依稀在目，而今这惨剧轮到了江陵。劫后余生的梁朝再次陷入可怕的危机。
三、江陵大战
萧绎并非不知道江陵的危险，特别是军事形势方面。雍州刺史萧察虽名为梁人，但早已与西魏暗自勾结，自萧绎攻杀湘州刺史萧誉（萧察亲兄）后，雍州与荆州已成不共戴天之势，常常互相攻伐。南朝荆州与雍州关系自来比较尴尬，这个源头，还要从刘宋建国说起。宋武帝刘裕建国时本无雍州，雍州诸郡是荆州的下属郡县。刘裕吸取东晋时代荆州屡屡为士家大族控制的教训，为防荆州再成为大族或外镇大将对抗朝廷的基地，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以皇子出镇荆州，这在南朝遂成为定制，有效遏制了方镇对抗中央的趋势。二是把荆州一分为四，即分襄阳诸郡为雍州，分江夏武昌诸郡为郢州，分岳阳巴陵诸郡为湘州。使得荆州从原领郡31的大州，变为只领11郡的中等州。而雍州一跃成为拥有16个郡的大州，实力上开始超越荆州。雍州襄阳郡与北魏接壤，不断有南逃的汉人移居襄阳，历任雍州守将便效法当初东晋在京口收集江淮流民组建北府军，征募北方流民入伍，军事力量不断强大。同时由于雍州地处前线，常年战争使得本地民风尚武好斗。梁朝名将曹景宗就是雍州人，他年少时以游猎骑射为乐，“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到建康后，对江南柔靡的风气很不适应，“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武帝萧衍在雍州襄阳起兵反齐，其部将有人顾虑荆州的南齐军会有威胁，萧衍一针见血地说：“荆州本畏襄阳人。”鲜明地点出了雍州、荆州实力上的强弱之分。
这种情况在萧绎与萧察对峙时有所改变，因为萧察夹在西魏与萧绎之间，其领土颇受两者的蚕食，加上萧察本人能力远不如乃祖萧衍，雍州虽大，对荆州的威胁已不如当年。
江陵的城防形势其实也算不得很差。长江干流在江陵城的西南7里经过，也就是现在的下荆江河段。下荆江直线距离仅80公里，但其河道蜿蜒曲折，全长竟达240公里。《读史方舆纪要》称这段江水“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纡回”。又有无数支流小河汇入长江干流，这样的复杂地貌与水文条件，造成江陵城附近产生很多牛轭湖（简言之即弯曲河道冲出的小湖），史载古荆州地区有白湖、中湖、昏官湖、赤湖、女观湖等。三国时吴将陆抗在荆州与西晋羊祜对峙，曾经决开江陵北面的小河和湖泊，把荆襄接壤的地方变成一片沼泽地以阻挡晋军进攻。萧绎虽未决河，但江北地形本身潮湿泥泞，不利于大兵团野外作战，尤其对以骑兵为主的西魏军队，更能起到极大制约作用。
江陵城的城防设施也比较完备。当侯景之乱尚未平定时，萧绎考虑到雍州、湘州两个侄子的威胁，派长子萧方等在江陵城外围修筑城栅，周回达70余里。萧方等颇具才能，又忠于皇室，侯景之乱时，萧绎派他率军一万到建康增援，与侯景大战后还军。如果让他继续建设城防工事，当可更有作为。可惜萧方等生母徐妃淫荡（即徐娘半老典故中的那位徐娘），因为与萧绎感情不和，肆无忌惮地与人通奸，萧绎恨乌及屋，派萧方等带兵攻打萧誉，后死于乱军。
江陵城有内外两层。内城号称金城，是萧绎的宫城，虽小而坚固。外城有12门，萧绎仿照建康加意修缮，并全以建康旧名命名江陵12城门。另据史载，江陵城外还有一座小城，估计规模不大，战时可为犄角。
萧绎对江陵的城防颇有信心，同时又判断外交上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西魏暂时不会大举进犯，所以仍然好整以暇地举行讲经会，与大臣们悠然地讨论学术问题。
当时间的大幕落到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在一派肃杀的初冬中，西魏出兵了。
十月壬戌，宇文泰以柱国大将军于谨为统帅，率领宇文护、杨忠、韦孝宽、李穆、郭彦等在朝大将，步骑五万人从长安出发，征讨江陵。荆州（西魏）系统的常胜将军权景宣以本部兵协同出击。
宇文泰亲自到青泥谷为大军践行，临行前长孙俭问主帅于谨：从萧绎的角度考虑，应对我军征讨，他有几种应对策略。于谨分析道：“三种。上策是发兵北攻，拿下汉沔流域的襄阳诸郡，隔汉水对峙，进可威胁关中，退可稳守襄阳。中策是收缩兵力，据守江陵子城，固守待援。下策是在江陵决战。”长孙俭又问：“那么萧绎最有可能采取哪种策略。”于谨说：“萧绎一方面认为我国受到北齐牵制，不敢调集重兵南下攻梁，另一方面恋土难移，必然会困守江陵。”于谨素来老谋深算，他人未出长安，却已号准了千里之外萧绎的脉。
具体的作战安排上，于谨的总体原则是速战速决，因为襄阳萧察所部其心难测，又兼郢州、湘州、扬州的外军可能援救江陵，所以必须求快。于谨大军经武关至荆州（西魏）、襄阳，会合萧察的部队，继续南进。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敌国侵犯，梁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荆州沿边的城戍纷纷加固防守设施，并不断派出候骑侦察西魏军的动向。为尽可能地压缩战役进程，于谨先派杨忠、宇文护率轻骑2000人倍道兼行，直攻江陵城南江津戍，截断萧绎渡江南逃的退路。另以荆州（西魏）军权景宣所部主动进攻郢州，遏阻梁朝郢州方向的救兵。
萧绎所委任的兴州刺史席固已于数年前投降西魏，此人也随军征战。席固是襄阳本地人，对襄汉一带情况十分熟悉。虽史无确载席固是否为于谨出谋划策，但从后来战况的发展来看，西魏军进攻速度之快，必然与席固的出谋划策有关。
杨忠、宇文护一边急行军，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梁的沿边城戍，并不断捉获梁军的候骑，从而有效隐瞒了其行军信息。20天后，西魏前锋军出现在江陵城下！
西魏军未入境时，梁武宁太守宗均探听到消息，急忙向萧绎报告情况，萧绎的心腹大将胡僧祐和大臣黄罗汉都说，魏梁两国通好，他们不可能违盟出兵。萧绎也认为西魏不会大规模出兵，但为保险起见，他中止了讲经会，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探听消息。王琛走到荆州边境沔水边，没见到魏兵，便驰书报告：边境一派和平景象，根本没有魏兵入侵。萧绎便又放心地开始讲《老子》，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下令内外戒严，提高战备等级，前来听讲的大臣们也都披上甲胄。
古代骑象作战的士兵
直到杨忠、宇文护的旗号打到江陵城下，萧绎终于慌了神儿，派人迅速征召扬州王僧辩部、广州王琳部两支劲兵入援。同时派兵出城，迎战魏军。
不料杨忠、宇文护并未在城下纠缠，而是越城而过，直扑城东南的江津戍。江津戍距江陵城约20里，是长江北岸重要渡口，与南岸第一要津马头戍相对，不论是陆路南下，还是水路东下，江津戍都是必经之地。萧绎明白西魏军要掐断他的后路，于是马上派兵追击，并祭出了北人难得一见的陆战神器——大象兵。
南北朝时生态环境大大优于现代，而且气候很温暖，以至大象能够生存于此并能训练成为战兵。所谓象兵，不外乎以人驱之，并在大象身上拴上刀枪，凭借大象的巨力冲破敌阵。杨忠率军与之接战，由于北人从未见过大象，初次与象兵作战难免恐慌。好在杨忠也是西魏宿将，其人素有勇力，曾经跟随宇文泰狩猎，他活捉一头猛兽，左手挟住兽腰，右手兽口拔舌，生猛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杨忠号召士兵不要惧怕大象，他亲自张弓射击大象，大象中箭护疼，返身冲向梁军大阵，扰乱阵脚，西魏军趁势冲杀，大败梁军。
经此一役，梁军不敢再战，杨忠、宇文护站稳江津戍后也不再主动出击，列营于城下等待于谨大军到来。同时收集所有长江北岸的船只，严密封锁渡口，不让一人一马渡江。
梁郢州刺史陆法和闻知西魏来犯，派兵出击，同时向萧绎报告请求援救江陵。关键时刻萧绎猜忌之心再犯，他自信还能撑到王僧辩、王琳两人来救，生怕陆法和万一打败西魏军，以大军入据江陵，这王位恐怕也不保，于是回复陆法和说，你只需要守好郢州，江陵我自己能应付。陆法和唯有叹息。
西魏权景宣探知陆法和出兵，便率军到涢水一线迎击。权景宣所部兵力只有几千人。荆州（西魏）部队原在大将王思政统领之下，总兵力大概在1万人左右，加上诸将的乡兵部曲，至多不超过1.5万。在大统十三年（547年）至大统十四年（548年）趁侯景叛东魏之际，王思政率权景宣、郭彦、杞秀等诸将横扫河南十二州，兵力有所扩充，但随后王思政被东魏高澄围于颍川，8000人的主力被全歼，荆州军力损失殆尽。后来长孙俭接任荆州刺史，经过数年惨淡经营，军力有所恢复，但这几年西魏频繁征调大军攻略蜀汉等地，没有多少兵力补充荆州，权景宣兵力也仅在3000左右，对比郢州陆法和，力量不免有些单薄。
但这些并不是决定因素，西魏军长年征战，无论是作战经验还是军队士气，都比梁军强不少。更关键的是，权景宣本人的指挥能力实在不容小觑。权景宣从军较早，从西魏建国时便在襄、邓一带作战，此人具有鬼魅般的战术天才，往往能够在不利的条件下打出令敌我双方都意想不到的战果。大统十四年（548年）王思政攻略河南，权景宣所部还不到1000人，硬是杀进河南腹地，转战数百里，把东魏军打得丢盔弃甲，直取豫州首府上蔡（今河南新蔡）。后来萧察的头号大将杜岸反叛，率500名骑兵趁乱偷袭襄阳，为保住襄阳，权景宣悄无声息率3000骑兵快马杀到襄阳城下，以多打少、以快打快，三下五除二灭掉叛军，帮助萧察生擒杜岸，其动作之快、战斗力之强悍令萧察印象深刻，直接促成了送质于西魏这件大事。
几年来对阵梁军从无败绩的强悍战史，使得权景宣有强大的自信。但对面的梁军却有些底气不足。陆法和受到萧绎严令不得出战，他只得龟缩郢州城中，只派司马羊亮率一部兵力到涢水一线虚张声势。权景宣得知这一情况，迅速抓住战机，自率主力从随郡南下直扑羊亮，同时又令部将率一部兵力攻打鲁山镇（故地在汉阳东北大别山上），鲁山镇地扼沔水、涢水古河道汇入长江的冲要之地，是汉阳城的北面门户，历来是郢州防守的重点。权景宣分路出击，又故意多设旗帜，营造出兵力雄厚、泰山压顶的假象，梁军越发胆怯。权景宣遂倾其主力而出，在涢水之畔大败羊亮，乘胜追奔至汉阳城下，梁军残部退回郢州，陆法和生恐郢州有失，不敢派兵救鲁山镇。很快，鲁山镇亦被西魏军拿下。陆法和此时不再指挥如意、气定神闲，他把大军收缩到郢州外围，严阵以待西魏军的攻击。权景宣明白，只要把郢州的大军逼在城里不出来，自己的战役目标就已达到，于是他继续大张旗鼓，在江边大造战船，做出要渡江攻打郢州城的架势，主力部队却退回休整，把号称通神的半仙陆法和糊弄得团团转，陆法和无奈，困守之余，又大玩神棍路数，他命人把州城城门涂上白土，自己穿着丧服，坐在苇席上，意思是国家不久将有大丧。主帅如此，郢州城内的梁军士气更加低落。距离江陵最近的一根大动脉，就此被西魏军废掉。
江陵城内此时已开了锅。萧绎在津阳门外校阅诸军，意图振奋士气，不料突遇暴风雨，还没阅完便狼狈结束。为鼓舞士气，萧绎又亲自骑马到城外察看城栅，命人进一步加固。回到城中后，他命大将胡僧祐、尚书右仆射张绾都督江陵城东防务，尚书左仆射王褒、四厢领直元景亮都督城西防务，其余王公分守诸城门，太子率宫中人员巡行城楼，帮助守城军士搬运木石。
西魏杨忠、宇文护占领江津戍后的第四天夜里，西魏主力大军杀到江陵城北40里的黄华戍。翌日，西魏军急行军攻至江陵城栅外。梁军设置的城栅类似于鹿角、拒马等设施，但又胜似这些。城栅以大木砍削而成，大约有一人多高，大多因地形而设，既可以阻止骑兵冲击，也可以防止步兵直接攻击城墙。梁军手执长矛在城栅内防守，魏军皆下马步战，纷纷爬上城栅向内攻击，但在梁军长矛挑刺之下死伤不少。西魏军猛将王杰（曾是宇文泰的帐内武士，骑射之技娴熟），张弓搭箭射死栅内最会使长矛的一名梁军，又督促本部兵向内猛冲，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大队西魏军遂冲入栅内。
眼见城外破围，梁军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企图把西魏军撵回栅外。梁雟州刺史裴畿、新兴太守裴机（裴畿之弟）、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开枇杷门（江陵南面的城门之一）出战，仗着一股锐气，杀了西魏军一个猝不及防，曾在征蜀战役中立下大功的西魏将军杨绍被梁军射中大腿，仪同将军（西魏军中，开府将军的副手，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胡文伐被梁将裴机当场杀死。这场战斗暂时遏制了西魏军的攻势，但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西魏军一部在城栅内稳住了阵脚，两边相持下来。于谨命大军沿着城栅纵火，烧毁大量城边民居及城楼，然后又在城外筑起土墙，防止梁军开城冲击。
这对梁军来说无疑是可怕的局面。西魏军后续部队不断赶来，但梁军已无法冲出重围。萧绎心中最盼望的大救星王僧辩却迟迟没有消息，他再次给王僧辩下书：“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那么王僧辩又在干什么？时任扬州东都督（陈霸先是西都督）的王僧辩其实早已接到萧绎的命令，但他却一直在不慌不忙地部署军队，去建康下书的主书李膺不住催促王僧辩赶紧出兵，王僧辩说：“西魏军骁勇善战，与他们直接对阵显然不太明智，我现在不急着出兵，就是在等待时机，只要魏军和萧察的部队全到了江陵，我便直接渡过汉水攻取襄阳，一举截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让他们困死在江陵城下。这不就是孙膑克庞涓的故伎嘛。”
李膺听了这话不由脊背发冷，他明白，王僧辩这是不想救萧绎了。多年的主臣猜忌，到了关键时刻发作出来，还能再说什么呢。当初萧绎几乎要把王僧辩活活砍死的时候，怎会想到有今天。
江陵近旁的信州（在今湖北夷陵）刺史徐世谱与晋安王萧方智的联军，已到江陵南岸的马头戍，但北岸的江津戍已被西魏杨忠、宇文护牢牢控制，梁军援兵不敢过江，只得在马头戍就地扎营，遥为声援。城中闻知消息，又派出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冲击，想里应外合，打破西魏的包围，但均被阻回城中。
此时萧绎所召另一大将王琳已到达湘州长沙。王琳与王僧辩也只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已，他没有第一时间过江入援，反而不紧不慢地在长沙屯驻下来，只命长史裴政先去江陵报信。不料刚刚过江，便被西魏抓获。
协同西魏作战的萧察听说抓了王琳的使者，便找来裴政说：“我是梁武帝的亲孙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亲儿子，难道不能做你们的皇帝吗。若是你听从我的安排，便让你全家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听，我便杀了你。”
裴政知道萧察肯定想利用他，假装答应了他。萧察便把裴政锁到江陵城下，让他向城上喊话说，王僧辩听说江陵被围，已经在建康自立为帝。王琳兵力寡弱，缩在长沙不敢来援。城内还是早早投降吧。裴政使尽了气力大喊：“援兵大至，城里的人一定要鼓起劲来坚守，我被西魏抓住，只有一死报国了。”萧察气得让人杀了裴政，萧察的参军蔡大业说：“裴政作为梁初名将裴邃的孙子，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杀了他，恐怕会激起江陵人奋起反抗的决心。”萧察才恨恨地放了裴政。
西魏军主帅于谨久经大敌，他知道夜长梦多，梁人援军越来越多，不能再继续围困，于是立即下令全力攻城。西魏军在数十年中与东魏北齐大战10余次，积累了丰富的攻城与野战经验，用以对付梁人，实在是绰绰有余。面对坚城，骑兵发挥不了长处，于谨便命令步兵向前，对江陵发动总攻。
西魏军的攻势相当猛烈，梁军力不能支，发动全城老百姓顶着木板上城支援，萧绎也亲自到枇杷门督战。老将胡僧祐带头冲锋，时不时还带兵开城反冲击。但相比王僧辩和王琳，不管是长远的战略眼光还是战役指挥艺术，胡僧祐都远远不及，在城防危急的时刻，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还这么舍命冲在第一线，除了能鼓舞一下士气，实在没有别的什么作用了。没过多久，在激烈的战斗中，胡僧祐被流矢射中当场阵亡。梁军失去了唯一一个灵魂式人物，士气大坏，外城的抵抗顿时松懈下来。西城守城士兵丧失了抵抗下去的信心，大开西门迎接西魏军入城，江陵城终于破防！
大战面前，最能检验核心人物的成色。西门虽破，但梁军实力没有损耗太多，城防设施也仍完好，如果迅速夺回西门，集中力量围歼突入城中的西魏军，未始没有翻盘的可能，可是萧绎已经吓破了胆，在东北南三面仍然在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命令诸军退入金城（即江陵内城）。当夜，城南也被西魏军攻克，还在战斗的城北守军听说萧绎退入金城，士气一泄到底，当即作鸟兽散，西魏军团团围住金城。萧绎为了缓和魏军的攻势，派两名宗室王萧大封、萧大圆到于谨营中讲和，并作为梁朝的人质以显示诚意。于谨不予理睬，把二萧扣押在营中，继续指挥部队攻城。
萧绎退入金城后立即任命侍中王顗为都督，全面负责城防事宜。王顗是王僧辩的儿子，世代将门，对军事比较在行。在江陵被围之初，便有人建议让王顗负责城防大事，但由于萧绎对王僧辩的猜忌和提防，王顗只被任命为殿中卫士，直到此刻形势危急，才被重新起用。这一幕与数年前萧察攻江陵时，萧绎从狱中起用王僧辩何其相似。只是形势已今不如昔，萧绎已经用完了运气，起用一个王顗，对于形势没有太大作用了。
梁将裴畿、裴机、历阳侯萧峻见势不妙，跑出去投降于谨。于谨恼恨裴机杀了他的大将胡文伐，把裴畿、裴机兄弟全杀了。大将出降，进一步加剧了梁军的悲观情绪。
萧绎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不由悲从中来。他让人把江陵的书籍集中到东合竹殿上，一把火全部烧了个精光。这些书共有14万卷，其中很多是古籍、孤本，魏晋、南朝几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粹就此失传，实在是一场不亚于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萧绎又拿出自己的佩剑，砍斫庭柱把剑折毁。人问萧绎这是什么意思，萧绎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烧完书后，萧绎决意投降，便命御史中丞王孝祀写降书。谢答仁、朱买臣劝萧绎说，如今城中兵力仍然有一定实力，趁着黑夜开城而出，渡江去找徐世谱和任约的部队，我们还有很大胜算。
谢答仁是侯景的旧将，此人跟随侯景南征北战，实战经验非常丰富，这番建议客观来说很符合实际，至少比坐困危城强得多。但萧绎心如死灰，已经丧失继续抵抗的决心，他对谢答仁说，我素来不会骑马，怎么去出城冲突。谢答仁说我可以扶着你一起跑。萧绎与王褒商议，王褒说，谢答仁是侯景的余孽，其心不保，万一他趁乱把你绑去献给西魏人呢。萧绎便回绝了谢答仁的建议。谢答仁又建议征发金城百姓当兵，还可再支撑一段时间。萧绎答应了，不料王褒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垂死挣扎没有任何意义。萧绎遂命人出城投降。谢答仁再要进宫劝谏，萧绎拒不见他，谢答仁气得呕血而去。梁军的抵抗，到此终于全面停止。
而此时，距离西魏军开始总攻还不到一天。曾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强藩、抵抗侯景之乱的中流砥柱、繁荣了数十年的荆州，马上要迎来新的主人。
四、萧绎之死
西魏恭帝元年（梁承圣三年，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十一月甲寅，梁元帝萧绎先派其大臣王褒奉太子萧元良到西魏军营投降。王褒作为世代簪缨的琅琊王氏后人、梁朝头号重臣，全无一点气节，他手书：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于谨的官爵是柱国大将军、常山公）。展现了一副令人作呕的十足奴才嘴脸。稍后，萧绎下令去掉了皇帝的仪卫，单人乘白马，开金城门出降。走到城门下的时候，这位酸秀才式的皇帝拔剑击门，叹曰：萧世诚一至此乎！（世诚是萧绎的字）。
西魏军看到敌国皇帝出降这一百年难遇的盛景，无不欢呼雀跃。几名按捺不住的西魏士兵越过护城河沟，拉着白马挟着萧绎去往大营。走到白马寺，西魏士兵夺走萧绎的白马，给他换了一匹劣马，一名健壮的鲜卑士兵押着萧绎面见于谨，落魄的皇帝顺从地下跪。这一跪，标志着统治南中国达52年的梁朝实质上的灭亡。
梁元帝被俘，西魏军蜂涌入城，于谨下令全军在江陵城中放开抢掠，可怜萧绎经营了十几年的财富，全被西魏军所抢。梁室宫中器物如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车辇法物，作为国祚的象征被于谨收缴后上交西魏国库。
江陵城内的士民也跟着遭殃，许多政府官员被俘作奴隶，百姓被掳走的更是不计其数，史载大约有10多万人被掳到关中，成为西魏勋贵重臣的奴隶。这些亡国奴后来的命运很凄惨，他们中健壮的人被驱往关中，老幼病弱的被杀，只有两三百家获免。大多数人以奴隶的身份悲苦地过完了一生，只有极少数人因为年老，在10多年后被北周官方释放。覆巢无完卵，国破民不幸，诚如是也。
西魏屠杀掳掠的暴行必须正视，这是其对外征战过程中极不光彩的一页。但西魏军中也有一些见识非凡的人，没有参与到洗劫的暴行。例如于谨的儿子于翼也随军征战，他对江陵的金银财物一毫不取，只是拣选一些有名望的士人另加礼遇。后来被称誉为尚书“六俊”的唐瑾，时任于谨长史，他也不取财物，只把梁元帝没烧完的书籍满满装了两大车，同时他对梁朝政府官员高看一眼，凡是有一些才能的，都向于谨建议收用而不是充作奴隶。关中大族裴宽的儿子裴尼，财物一无所取，只拿了一把梁元帝用过的素琴。掳掠的过程中，西魏军还惊讶地发现江陵的监牢中还关押着好几千囚犯，原来在于谨下令总攻时，有朝臣建议萧绎把囚犯全放出来充军，以加强防守力量，生性偏狭残忍的萧绎不准，下令把囚犯全部杀掉，不过因为战斗太激烈，直到城破也没来得及杀完。西魏人无不感叹。
雍州刺史萧察派一队骑兵把萧绎押到营中，数年来一直相互攻杀终于有了结果，萧察非常快意，他当面质问并侮辱萧绎，完全没有一点家人之情。萧绎不堪其辱，便偷偷对长孙俭说，我在宫中埋了数千斤黄金，想赠给你。长孙俭便带着萧绎返回皇宫，正要挖金子，萧绎却说，我是骗你的，哪有天子埋金的道理，我是因为难以忍受萧察的污辱才骗你带我到这里来的。
江陵大战之初，北齐曾派清河王高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率兵救援，但北齐这支部队在江陵战役期间并未有什么动作，也不知其具体驻扎位置。从事实看来，北齐军的真正目的似乎不在救梁之急，联系此前北齐在河南和江北的侵梁行动，其意义更多在于坐观虎斗，从中渔利。所以直到江陵城破，北齐军所谓的援军也没有什么动作。
马头戍遥为声援的徐世谱、任约两军退回湘州巴陵郡与王琳会合，而远在建康、口口声声要直取襄汉的王僧辩连窝都没挪。于谨让萧绎下书召王僧辩投降，萧绎不写，他说，我现在做不了我自己的主，同样也做不了王僧辩的主。无奈之下，于谨下令杀掉萧绎，以及萧绎的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
目睹西魏军在江陵的暴行，萧察军中有人非常痛心疾首，有人向萧察建议说，江陵毕竟是我们梁朝的土地，被西魏人这么糟蹋，有骨气的人就要报仇。如今于谨大军的首脑都在江陵，不如假意宴请于谨，乘机刺杀他们，然后消灭西魏军。这样既能报仇，又能收取民望，即使是收服王僧辩、入践皇极也不是不可能。萧察却恬不知耻地说，西魏人对我很好，我不能这么做。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沙场老将，于谨虽不知萧察的想法，但他却有着严密的提防。整个江陵战役前前后后，于谨严令萧察不许返回襄阳。西魏大军班师前，于谨奉西魏皇帝之命，立萧察为梁朝的新皇帝，仍以江陵为都城。然后顺手夺走了萧察的老巢襄阳。原本做着连占荆雍二州美梦的萧察叫苦不迭，一个被吸干榨净的江陵城，哪里比得上他经营多年的襄阳。于谨又命大将王悦驻兵江陵西城，名义上帮助萧察防范王琳、王僧辩等军来犯，实际上是监视萧察的动向。事已至此，萧察无计可施，只好乖乖服从，做了一个俯首帖耳的附庸皇帝。
平定江陵，是西魏建国以来一次辉煌的胜利。自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建国以来，西魏被东魏北齐死死压制在地旷人稀的关中陇右，无论是人口、经济规模还是战略空间都极为狭小，甚至有几次濒临灭亡。而今，经过宇文泰集团的努力经营，西魏连连出击，相继夺取汉中、蜀中、襄汉和江陵，人口规模骤然上升到900多万。纵观此时三国形势，北齐人口大约2000万，而失去荆州、益州的南朝，人口数下降至300万左右，从经济基础上来看，西魏初步具备了与北齐争衡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