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周人克殷与牧野之战）
武王伐纣简介
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在传统文人的说法里是一场有道伐无道、商军倒戈相向的正义之战。但在历史记载深处，也有“血流漂杵”这样的血腥记录。那么在中华民族的幼年时代里，周人克殷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一起来探秘下周人克殷与牧野之战的奥秘，还原武王伐纣的真相。
武王伐纣过程分析——
得位不正的殷商之主
殷商自成汤登上天子之位平定海内起，几经沉浮，但每遇非常时刻都有卓绝之士挽狂澜于既倒，重启中兴大业。《史记》中，太史公多次以“殷道衰”或“殷复衰”等字眼着重指出王朝所处的转折时刻是多么危险，也多次以“殷道兴”和“殷道复兴”等词表现中兴之后的辉煌。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殷商王朝几乎每隔9代，就会出一位中兴之主。
殷商之君以十大天干命名，而为何用这种方式命名可谓扑朔迷离。有人说，是以商王的生日命名的，但商王无数，天干却只有10个，所以后世以大、小、太、武、盘、外、祖、阳、中等字眼进行区别。也有人认为，是以商王的祭日命名的，但如果以祭日命名，那么他们生时就不会被如此称呼了，因此认同者不多，而20世纪初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最终否定了这一说法。还有学者从商王命名的规律性，推测殷商王位很可能由分为三组的10个以天干命名的王族群体轮流担任。这种继承方法下，商王权力较弱，而那10个王族群体的权利则较强。十大天干，犹如《圣经》所述的犹太人的十二大部族。“若单从祭祀的系统看，商室似乎仍有一个‘直系’的观念。也许这样的王室传承，重点在宗教意义而未必完全是政治权力的意义上。”（许倬云《西周史》）
盘庚中兴确证了这一说法。
殷商自天乙（商汤）立国至盘庚中兴，正好19世，已经5次迁徙都城。迁都原因各有所异，有言戎狄逼迫者，有言自然灾害者，有言游牧习俗者。盘庚时，殷商部族已经在邢地（今河北邢台）居住了6代，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奢靡逾礼，住的地方跟祭祀神灵的山川一样高。这与希腊神话中人间英雄挑战奥林卑斯山诸神，犹太神话中人类制造天梯欲窥天堂的故事差不多。迫于神权压力，抑或是盘庚受神灵感召或者警告，他决定带领部族迁回殷地（今河南安阳）。但是部族长老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反对，抱怨之声不绝于耳。盘庚于是把长老们找来，做了详细耐心的解释工作：“以前我的祖上成汤和你们的先祖一起打下了天下，而且共同制定了法规秩序。但是你们却不遵守约定，这难道是遵守道德的作为吗？”长老们于是听从了盘庚的劝诫，更始迁都。
商朝大致范围
这一幕与犹太民族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的历史是非常相似的。犹太民族在埃及人统治下困苦不堪，于是先知摩西在神谕指引下带领12部族走出埃及，寻找“美好、宽阔、流淌着蜜与奶之地（《旧约·出埃及记》）”。结果遭到重重阻挠，摩西不得不借神谕制定了十大戒条与各部族长老共同遵守。
与早期犹太民族更加相似的是，殷商也是个崇尚鬼神的民族，而且是多神崇拜。他们觉得，大凡一切事情的成败，从战争利或不利，到牙疼发炎，都由特殊的先祖决定。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贯穿了殷商一朝始终。（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而盘庚坚决要求迁回成汤龙兴之地，也是希望在冥冥之中得到成汤的庇护。
成汤是殷商统治家族第14代中的佼佼者。他带领族人征伐了22个国家，从而奠定了殷商部落在整个天下的地位，然后带着这些部落与当时的天下领袖夏桀进行了决战。最终他战胜了夏桀，将其流放到鸣条，从而建立了殷商王朝。他的武功成就，使其成为殷商部族神一样的存在。每隔几代，就有如盘庚这样的中兴之主，梦想重复他的荣光。
但是殷商血食传承到帝乙这一代，已经日渐衰落。而帝乙这一代，是第29代。帝乙有两个儿子，长子微子启，次子辛，也名受。帝乙没有将王位传给长子微子启，而是传位于辛，也就是帝辛，即我们常说的商纣王。
太史公说由于微子启的母亲出身卑贱，所以未能继承王位，而辛母为正后，所以继承了王位。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概殷商的王位传承，并非单一的父死子继，还包括兄终弟及，也就是说国家有赖长君。后世传位嫡长子的宗法制度，乃是西周建礼乐制度后才定下来的。王国维说的“中国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就是指这个。太史公以汉代的宗法继承制度解释帝乙舍微子启而传位帝辛，是其时代局限带来的缺憾。
也有人说，殷商的王位继承制既然包括兄终弟及，为何帝乙次弟比干、三弟箕子没有继承王位？其实商朝王位继承中的兄终弟及，其所谓弟者，以同母为限。《春秋繁露》说：“商人民风质朴，认为上天为万物主宰，因此会将王位传给儿子，还有儿子同父同母的弟弟。”《公羊传》注疏中讲：“分别同母与否的意义在于区别他们的待遇。”以次当立的母弟，唤作“适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尽了，就应当回转来，立长兄之长子。（吕思勉《大中国史》）自然，非“适弟”的比干、箕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然而也有例外，《史记》记载：仲丁之后，仲丁的继任者外壬并非同母弟，即并非“适弟”。按照继承法，继任的应该是仲丁的长子（适子），可是仲丁坏了这个规矩。他废“适”，将自己的长子废掉，立了异母弟弟外壬。当然这可能是不得已的非常之举，具体原因由于史料稀缺无法考证。其实从“外壬”这个称号中的“外”字也可揣测出其即位的尴尬性。
殷商诸代君王的祭名中带“外”字的只有两个人：成汤的继任者外丙和仲丁的继承者外壬。外丙继位的原因是“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史记·殷本纪》）。可见除特殊情况，殷商的王位继承是“见外”的，这些非“适”的弟或子还真不能不拿自己当外人。但是自从外壬破坏了这个规矩后，这些“不适”的弟子们就“争相代立”，导致殷商持续衰落，直到盘庚中兴。
总之，帝乙舍微子启而传位帝辛，与仲丁舍其子而传位外壬一样，都属于“废适”之举。换言之，帝辛的王位来得名不正而言不顺，但是这一致命之处却被诸多史学家忽略了。当然，太史公由于时代所限不能详解其中缘由情有可原，但在《竹书纪年》《逸周书》和各种甲骨文、地下文物大量出土的今天，却已经能研究清楚这个问题了。
正是因为帝乙破坏了王位继承规则，舍微子启而传位帝辛，才导致后面一系列足以令殷商灭亡的事件发生，如箕子被囚，比干被诛，微子启转投西周。同时，也为帝辛“不能纳谏，任用妇人，四处征伐，不恤民力”等种种“人神共愤，倒行逆施”的错误行径埋下了祸根。可以说，帝辛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向商人以及天下证明，自己的即位是合法的，帝乙将王位传给他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定。
正是他的这种急于求成、矫枉过正的做法，导致了各方反对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全面反弹，以致身死国灭。
纣王其人
那为何帝乙舍“适子”微子启而重少子辛？很可能是因为少子辛比长子微子启优秀，所以帝乙希望他能成为殷商的中兴之主。
《史记》载：“帝乙立，殷益衰。”“益衰”的结果就是天下诸侯很少前来朝觐，犹如春秋时期东周之境遇。殷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即国中之国，而非万国共主。商代是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方国联盟。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等，方国首领可称为“候”“伯”“邦伯”“任”“田”等。这些方国多由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与商王国缺乏内在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为敌，有的或降或叛，有的长期结盟。可见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因此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对其他方国的首领而言，具有盟主性质。而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兴衰，只有在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之时，商王国才能凌驾于诸方国之上，形同中央王国。这时，商王才能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这种命令称为“呼”或“令”。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候、某伯的记载，说明商王对这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就连西方最强的周国，名义上同样也承认商王为天下之共主。（雷海宗《国史纲要》）
换言之，商王对这些外部方国，只能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古人用“德化”或“德泽”这类词汇表示君王圣德远播四方。所谓“德”，在商代原指佑助征伐的灵力。大国要谋求对小国的控制，就需要毅然地进行征伐，而支配征伐的灵力就是“德”。商、周二代的“德”就是靠征伐来实现的。日本学者平势隆郎认为：“（商代）当时大国与小国是城市与城市的关系。城市国家很容易被征服，为了使统治永久化，有时不得不频繁地进行征伐。相对于形成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而言，大半的小国被吞并成为县，大国只要往各县派遣官吏，那么无须征伐也能治理这些地方，所谓‘传檄而定’。因此帝王之德无须征伐也能够惠及万民，因此出现了无须征伐而惠及万民的德。”（《从城市国家到中华》）
殷商武士形象复原图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说法，我们来看一个词——“攻城略地”。这个词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频率相当高，为典型的领土国家产物。在城市国家，只要将对方的城池攻克，那么对方就臣服了，再抢点战利品和人民就可以得胜回朝。而在领土国家，攻破城池并不能保证敌国绝对臣服，因为抵抗力量很可能转移到其国境内其他地方负隅顽抗，那么就需要将其领土也全部占领，也就是“略地”。但是事实上，对商王国来说，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些领土全部占领，因此只要将主要敌对力量消灭，然后发布命令让占领区的人民执行就可以了。这些政策称为“律令”，同样也是“德”。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城市国家只要对中央王国表示名义上的臣服并定时朝贡即可，但是领土国家的中央王国要的是被占领地区的领土、人民以及税收。
帝乙在这种国势日衰的困境下，遇到的另一个极大挑战，就是西周咄咄逼人的强力扩张，它甚至多次侵占殷商领土，公然发动对殷商的战争。因此帝乙急需一个强而有力的天才人物力挽狂澜，拯救濒临灭亡的殷商王朝。他必须在微子启和帝辛之间二选一。选择微子启，那就是等死，西周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步蚕食甚至鲸吞殷商领土，直到灭亡；选择帝辛，至少还能拼一下。帝乙权衡利弊，决定效法列祖先贤，把宝押在帝辛身上。
帝辛的确很优秀。他口才很好，能清楚敏捷地说明任何问题。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特质。他还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当强，而且他很勇武，可以空手格毙猛兽。但帝辛也犯了许多优秀人物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自负，以为所有的下属都不如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与下属比能力是非常没有必要的。领导要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下属，并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本来帝辛的这种自负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纠偏的，例如贤相，可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祖上那些佼佼者的好运气。
成汤开国，有伊尹辅助。伊尹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锅灶和案板给商汤做了顿饭，以做菜的道理给成汤讲述王道。商汤死后伊尹独揽朝政大权，摄政当国，行废立之事。太戊中兴，有伊陟辅助。伊陟劝太戊修德安民，太戊不叫伊陟称臣，伊陟辞让，表示愧不敢当。武丁中兴，有傅说辅助。傅说是个建筑工地的监工。他的启用很有戏剧性，而且这种戏剧性恰好可互证帝辛的处境。史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寥寥数语即可看出武丁的困境：即位三年不能亲政，朝政大权被宰相架空，朝中也无得力之人，只好求诸于野。武丁亲政后，其妻妇好作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为中兴大业出力甚多。妇好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皆因“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中兴人物的事迹，正是为了说明帝辛是多么的不容易，从而理解他许多“罪状”之缘由。武王伐纣时，历数纣王罪状，大体有四条：用妇言一，弃祠祀二，作淫乐三，疏亲族四。《史记》解曰：“用兵严酷却不讲仁德就会让群臣慑服，群臣慑服就不敢忠心拥戴，不敢忠心拥戴就会导致人民不亲近他们的官吏。刑罚从亲族开始，就会让原来投奔的人寒心。殷商就是这么灭亡的。”就是说，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重用亲族。《史记》选取前人发生过的事情作为后人之鉴，司马迁肯定没有无故诋毁前人的道理。可见纣王拒绝纳谏，喜好贿赂，这不是凭空捏造的。也就是说，周武王列举的商纣王的这几大罪状的确存在，并无夸张之词。
成汤贤相伊尹祠
不过从上述中兴之君甚至开国之君的事迹来看，纣王的这几大罪状，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犯，譬如武丁不用亲族智囊，而是满大街去找泥水匠，更犯了第一条大罪——用妇人。其实从纣王最后的败亡来看，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致命。他也的确是由于在紧要关头，因为微子启这个“奸人”与西周里应外合而亡国的。为何同样的错误（或者说罪状），在商汤、武丁身上就不是错误，甚至还是优点，在纣王身上却成了弥天大罪？原因可能如商人后裔子贡所说：“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因其居于下流，故天下恶归之。”“下流”并非现在所说的下流卑鄙之意，下流即居于低处之意。就是说，纣王由于战败了，亡国了，成为“败寇”，因此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那纣王为何不重用亲族，而是重用妇人以及各国叛逃而来的反正者？原因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因为纣王得位不正，与其亲族关系不好，所以亲族多不可用。
比如纣王的叔叔比干。关于比干，读者们不会陌生，因为他的重头戏就是“剖心”。史载比干以死强谏纣王，纣王大怒：“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剖比干，观其心。这个血腥片段被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加工后广为流传，成为纣王罪不可恕的铁证之一。可以推定的是，这种事纣王的确干得出来，后世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确证这一点。“甲骨文对我们了解殷商贡献很大，不过用儒经来解释与用古代神话及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所得的结果相差很远。若按后说，后世所传关于纣王烹人、荒淫与殷周交替的故事，并非全无根据。”（雷海宗《国史纲要》）无论如何，纣王和比干之间肯定有相当大的利益冲突。
而纣王另一位叔叔箕子，在比干死后“佯狂为奴”，被纣王所囚。武王克商的第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箕子说，世上没有不亡之国，一个国家的盛衰存亡，受制于天命，并无其他原因。以此推测，箕子对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该如何作为并无研究，也做不到条分缕析，只能言“命与天道”。箕子被关起来之后，殷之太师、少师带着殷人祭祖的乐器跑到了西周。周武王得到这些祭器后，马上宣称“得了天命”，率领诸侯联军发兵伐纣。纣王声称自己“有命在天”，现在天命归于西周，足以证明纣王命数已尽。
至于纣王大哥微子启，作为王位的原本继承者，纣王是肯定不敢重用的。
了解了纣王的处境后，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了。他任用妇人组成女子智囊团，其中便有大家熟知的妲己。妲己的主要政务为女扮男装主持殷室的祭祀活动，这就剥夺了比干、箕子等人的话语权，因此导致殷商守旧贵族的强力反弹，所谓“妲己有宠而亡殷”，即指此。（吴钢先生《孔子的周公》）
另外，对纣王穷奢极欲的指责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商人的风俗本就如此。许倬云先生在《求古编》中说道：“商人的生活相当优裕，铜制的器用异常精美，居住也极其华丽，出行有牛马所驾的车，宗教有繁复的祭祀和占卜。商人的性格则因为优裕的生活而耽于逸乐，盘游饮酒成为风气，终于引来了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替他们找的罪状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是从’。”无独有偶，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史》也如是写道：“商人的文化据近今考古学家的研究，已相当的高。此时农业已经出现，畜牧、渔猎的事业也很兴盛，重要的食物是谷类和肉类，喝酒的风俗最为盛行。据说商人喝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当晚上……商人穿衣已知用丝织品等，用器有石器、陶器、骨器、铜器等，其制造和雕刻都相当的精细，货币用贝，大约已经由穴居时代进至室居时代了。”
《史记》中记载，纣王让乐师为他制作新的俗乐，献上北里之舞，终日沉迷于靡靡之乐。他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当当，又将钜桥粮仓装满粮食。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还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作池水，把肉悬挂起来装饰成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
那么当时的商人有那么多肉可以吃吗？答案是有的。郭沫若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道：“当时的渔猎确已成为游乐的行事，即是当时的生产状况确已超出了渔猎时代。”“从文字上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其用作牺牲者，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可见商代的畜牧业已十分发达。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尊为盛酒器
酒也不是问题。王国维说：“殷代饮酒之风极盛，传世酒器尊、爵之类，十之七八为殷代物。”微子启在商亡以后曾说：“我用沈酗于酒。”又说：“殷邦方兴，沈酗于酒。”“沈”同“沉”，沉醉之意。《尚书·无逸》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醉于酒中不能自拔。”后来，周公以殷遗民封康叔于卫，作《酒诰》，告诫道：“从今往后，康叔你要洁身自好。”要求康叔以殷为戒。吕思勉先生说：“观《酒诰》之言，沫邦沉湎之习，盖久而未改，则纣之迷乱，绝非虚语也。”
商人整体风气如此，如果我们奢求纣王能够像周人那样“严肃踏实”（许倬云语），无异缘木求鱼。然而纣王并未对这种风气加以抑止，反而为之更甚。他先用费仲掌管朝政，费仲擅长阿谀奉承，喜好利益，殷人对他皆不亲附。之后他又重用恶来，恶来擅长诋毁正直之士，诸侯们因此益发对殷商疏远。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要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就得有钱，想要有钱就得想办法捞钱，而善于捞钱的大臣从来都是招人厌恶的。
不过，纣王依然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亲率大军，在各国叛逃者的带领下东征西讨，终于平定四方，重新确立了殷商天下共主的地位。各国纷纷遣使进贡，就连最大的对手——与商有仇的西周也前来朝贡。纣王还将蠢蠢欲动的西伯侯姬昌“呼”入京师，囚禁于羑里。姬昌被族人以“美女、奇物、善马”保释出狱后，大气不敢出，韬光养晦以待时机。《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姬昌归来后，督建了一座玉门，又在玉门旁建筑了一座灵台。他选取了一些女童，让她们每天撞钟击鼓，以等待纣王过失。《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周王季历被囚禁而死，其子姬昌一直想报仇，也没有忘掉自己被囚禁的耻辱，只是时机未到。虽然孔子赞姬昌“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誉其有忠贞之心。其实姬昌非有其心，概力不能耳。因此吕思勉先生说：“纣在当日，兵力犹强，楚庄王称纣之百克，非无由也。”（《先秦史》）
那么百战百胜的纣王是怎么身死国灭的呢，让我们来看他的对手——姬昌父子的经略手段。
周人之经略
周人是来自西方夷狄之地的一个小部落，以耕种为生，这一生活习性让其部族成员以及周边的夷狄部落能够顺利繁衍，毕竟农业的稳定性和农作物能够储藏这一特点让周人可以稳定生活，这是以狩猎、游牧和商业为生的氏族部落所无法办到的。然而农业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但是周边部落却不断袭扰，使得周部落不得不内迁，最后搬到岐山这个地方安定下来。周人和中原文化接触后，也开始学习中原习俗，建筑城池宫室，并创立了五官有司。
周人在武丁时期，被武丁妻妇好带领各方诸侯征服，遂臣服于商，接受商人的封爵，执行商人的命令，尊崇商人的祭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多有武丁“令某族伐周”“命周候”“令周”的记载，但是周并非殷商的内服诸侯，而是方伯。内服诸侯多为殷商盟友，而方伯多为殷商敌人。因此商王武乙曾亲征周人，却死在征伐中，《史记》记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武丁死后，殷益衰，周人大举兴兵，统一周边地区，并逐渐东侵，而商人不能制。商人遂采取“和亲”政策，将王族女性嫁给季历为妻，生子姬昌。季历在前往殷商朝拜时被帝乙之父文丁拘禁而死。帝乙又将其妹嫁给文王，这段历史被记载于《诗经·大明》中，《周易》中的“帝乙归妹”即指此事。
季历在任上对西周做出的突出贡献，莫过于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五官有司制度，而殷人直到灭亡仍是采用氏族制度。“商周制度在这一点上的区分，大约使周人的领袖可以直接掌握土地、人民和武力。对于各种资源的运用调度，周制当较商制灵活而有效。”（许倬云语）
西周到了姬昌这一代，国力日渐强盛。他遵从祖上约定，尊老爱幼，礼贤下士，每天不吃午饭招纳天下有用之才，还设立了养老院，积德行善。《史记》为何频频对西伯侯“善养老”这一举动给予赞誉之语，概因那时的部族多以游猎为生，而游猎部族奉行丛林原则，其重要特性之一为“贵少壮而贱老弱”。“养老”这一措施只有在农耕文明极大发展、物质产品较为丰富的地区才能够施行起来，因此能够“养老”在当时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已经再次确立诸侯权威的纣王的警惕，他听从了一位名叫崇侯虎的诸侯的建议，将西伯侯囚禁起来。之后的发展确证了纣王这一警惕的必要性：西周克商的得力人物姜尚，就是风闻西伯侯“善养老”而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的。
西伯侯被囚禁引起了西周众臣的恐慌，以散宜生、辛甲大夫为首的一帮大臣一面寻求挽救之道，一面也在解决更大的难题，那就是西周的继承人问题。
姬昌儿子众多，传说有一百个。但是西周的继位传统是嫡长子继承制，因此长子伯邑考成为继位的不二人选，而次子姬发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做考虑的。但西周此时面临的困境，却正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带领。姬发就是这样的人，他英勇果毅，胸有沟壑，但姬发即位绕不开长兄伯邑考。伯邑考名邑考，伯为行一之意，即长兄。有人猜测，伯邑考可能如纣王兄微子启一样为庶出，因此不能继承王位，但这种说法被武王伐纣前提到的神主牌位所否定。这些神主依次为：太王、太伯、王季（季历）、虞公、文王、邑考。太王为太伯、王季、虞公之父，文王为季历之子。而太伯、虞公之所以列入神主，皆因他们避三弟季历之位，逃身于荆蛮之地。由此可以断定，伯邑考也是这种情况，因此才得以享此殊荣。《史记》载：“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文王拘于羑里图
其实，童书业先生认为，姬昌根本没有被囚禁，如果被囚禁的话，势必会重蹈覆辙，如其父季历一般被商王处死。另有许多学者认为，姬昌并没有全身归周，而是被杀死作为殷人献给上天的祭品，史书中有关姬昌归周后展开的征伐，皆是武王姬发借其父之名行事。不过本文还是采信了目前最流行的看法，即姬昌被囚禁7年，最后安全归周。而在他被囚期间，周国朝政大权已被姬发掌握，而且姬发是在群臣拥立下排挤其兄自立的。所以姬昌归周后，只能高踞在王座之上，眼看姬发以他的名义，伐犬戎，伐密须，伐黎，伐崇，迁都于丰。而他在这最后10年里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借其贤名联合了东夷的齐，最终两国东西夹击，将殷商灭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姜太公渭水钓文王”。因此傅斯年先生说：“周之方面，毫无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计算。”武王狠，文王有计算。
周人伐黎之举引起了殷人中有识之士的恐慌。黎在今山西上党，已迫近商人本土。殷商的祖伊听说后，感到很害怕，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纣王。但是纣王的反应很是冷淡：“我有天命在身，能奈我何？”祖伊大恨，出来跟人说：“纣不可谏矣。”
第二年，周人伐邘。邘为商王田猎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沁阳，在黎的南边。黎、邘两地距离王都朝歌已经相当近了，站在高山上都可以俯瞰朝歌附近的黄土平原，直叩殷商大门。
第三年，周人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一马平川，可抵孟津，为商人的重要军事据点。周人动用了攻城战具挠钩和云梯，历时三个月，攻了两次才获得重大战果，然而未能攻下。最后，周人筑垒围城，殷守军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投降。
《史记》记载，当年崇侯虎在纣王面前说了姬昌坏话，于是姬昌被纣王囚禁。纣王放姬昌出来时告诉他：“举报你的人就是崇侯虎。”这种不保护举报人反而泄密的做法让人费解，更令人费解的是，崇侯虎在顽强抵抗周人进攻时殷纣王竟然袖手旁观。
伐崇第二年，文王刚死，武王“父死不葬”，迫不及待地大会诸侯于孟津，准备一举攻克朝歌。但就在进军前夕，他停止了脚步。诸侯们都说：“纣王是可以讨伐的。”然而武王说：“你们还不知天命，纣王现在还不能讨伐。”于是还师归国。
武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很可能是得到了来自商人内部的情报预警。之后，武王改变了经营策略，采用“彭越挠楚”之计，派遣姜尚前去东夷借兵，鼓动东夷造反，并答应事成后给予对方丰厚的报酬。同时，他又让黎地驻军日夜攻击商地，自己则学习其父，韬光养晦，以待时机。因为他意识到商纣王是个不可轻易战胜的角色。
其实根据记载，在武王改变策略之后，纣王曾打算对已被周人占据的黎地采取军事行动。《左传》记载：“商纣为黎之搜（打猎），东夷叛之。”打猎，在我国古代其实就是军事行动的代称。去已经被周人占据的黎地，更不可能是简单的打猎了。不过如《左传》所说，此时东夷叛乱了，等于救了周人。《左传》又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总结下来，就是纣王打算攻击黎地的周人之时，东夷趁机叛乱了。于是他又亲征东夷，将东夷俘虏带回朝歌，但元气大伤。“纣在东方的战役大约相当激烈。商胜了，克服了东夷，抚有夷众，但这些新服的夷人，口服心不服。”（许倬云语）
喘息未定之际，微子启派人给周人送信，承诺里应外合，策反东夷俘虏。周武王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再次兴兵。最后在牧野战场上，东夷俘虏临阵倒戈，殷师大败，纣王自焚而死。
周武王姬发
因此，东夷的叛乱成了周人克殷的关键，那么为什么东夷会在这时叛乱呢？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东夷人——姜尚，姜子牙。
周武王二次伐纣时，慑于纣王武威，不敢轻举妄动，遂占卜于祖庙。占卜结果不出所料，并不乐观。适逢暴风雨将至，西周大臣人人心生恐惧，不敢言战，只有姜尚奋力强争，武王才决意东行。而在牧野战场上，又是姜尚一马当先带领百位勇士冲入殷商阵营，将商军击溃。因此姜尚是周人克商的最大功臣，也是出力最多者。他的意志可以直接影响武王的决策。甚至在占卜不利、凶兆尽显的形势下，他居然可以一言扭转乾坤，可见姜尚在西周朝廷中的分量。那么姜尚真正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传说中周文王的助手和如诸葛亮一样的托孤之臣吗？他的真实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姜尚，东海人，祖上为羌人。《左传》记载：“姜，太岳之后也。”近人如章太炎、傅斯年等皆认为，姜与羌，其字出于同源，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其先祖伯夷在帝舜时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于是被封于吕地和申地。后世子孙遂以其封地为氏，氏吕或者氏申。《史记》记载姜尚穷困年老，在渭水垂钓以待文王。文王出去打猎，善卜者说他能得到“霸王之辅”，于是两人相见甚欢。文王说：“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会有一位圣人来到西周，帮助西周龙兴，这个人难道就是您吗？我早就在此盼望您的到来了。”于是让人称呼姜尚为“太公望”，与他一起坐车回去，还立他为武王师。
这个故事的疑点在于，姜尚素无德名，就有一张巧嘴，周文王会单凭一个钓鱼穷叟的几句话就把他看作圣人，将国政大权放心交给他吗？文王要实现克商大业，难道会如此草率吗？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真相。
太史公也觉得这么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于是又补充了两种可能，这样就显得有点靠谱了。前一种可能是，姜尚曾游说诸侯，然而上到纣王下到各国诸侯都对他没有兴趣，最后他没办法才投靠了西伯侯，把姬昌说服了，姬昌将他当作圣人。后一种可能是，他是个隐士，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其臣属满天下找高人想把他救出来。其中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于是前去请对方指点，姜尚回答说：“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个人商量出的办法就是花钱搭救。文王获释后，众人向姬昌表功，说姜尚这个人厉害，想出来花钱救人这一招，于是姬昌就邀请他担任“文武师”，作为他和姬发的老师。
因此傅斯年先生在《春秋策》中提出了一种大胆的假设：“齐太公的故事，《史记》先举三说而不能断。我疑心齐本是东方大国，与殷为敌，而与周有半本家之雅，又有亲戚，故连周而共敌殷。……齐于周诸侯中受履略大，名号最隆，尚父文王师一切传说，必别有故。……且《史记》记太公世家，太公后好几世，直到西周中晚，还是用殷法为名，不同周俗，可见齐自另一回事，与周之关系疏稀。……齐周夹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戡定，周莫奈齐何，但能忙于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邻焉。”
要解释傅先生这段话，还得知道姜尚的另一重身份。《战国策·秦策》记载：“太公望，齐之逐夫。”逐夫也叫出夫，意为被赶出家门的上门女婿。《封神演义》根据这个史实给姜尚娶了个60岁的黄花大姑娘，而且对方看他没出息，还跟他离了婚。
由此可见，姜尚的身份为东夷人的女婿，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他被扫地出门。他先去给殷商打工，但不被纣王重用，后来便开始了大半生的游说生涯，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他在古稀之年遇到了一心克商的文王，两人一拍即合，终成大业。那么问题来了，两人为何能够一拍即合，并让文王对姜尚交付信心？他究竟给文王带来了什么，让文王大喜过望？答案几乎跃然而出：他给文王带来的，或许就是东夷人交给他的克商任务。
根据《后汉书·东夷传》所述，夏桀暴虐无道，诸夷逐渐向内侵入中原地区，殷汤革命后，才将他们讨伐平定。从此以后，这些夷族有的降服归顺，有的依旧叛乱。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武乙时期，殷商衰弱，东夷各族遂趁机将殷商东南地区瓜分，逐步移居到中原之内。董彦堂先生根据甲骨文卜辞的资料，指出“东夷羌人与殷商王国频有战争，羌人有作为祭祀牺牲的，也有作为奴仆的（许倬云《求古编》）”。在这种拉锯状态下，暂时臣服的东夷人一方面派人前往殷商改善关系，另一方面派人前往西岐联周抗商。事实证明这一招很高，两边的工作成绩都非常理想。而西岐为何会相信姜尚呢，大约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何况西周与羌人的另一支——西羌关系密切。
西羌为西岳之后，世代与周人联姻。《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周人东迁于岐山后，为了争取土著羌人的支持，遂与当地羌人打成一片，双方互相联姻。太王配偶即为姜女。刘启益从金文中寻找到的周王配偶的姓氏发现，周人从文王开始，西周12代王，几乎每一代都有一位姜姓的王后。这个模式不是偶然的，只有对偶集团的关系可以解释。（许倬云《西周史》）
因此重头梳理一下。武王孟津大会诸侯，诸侯都说纣王可伐，但是武王收到微子启的情报，没有轻举妄动，就把这次会师当成演习，班师回朝等待时机，让驻扎在黎地的驻军不断骚扰商境。纣王遂率军以打猎为名，意图攻击黎地的周人。结果东夷之齐误判形势，以为殷商此举为大规模伐周，于是想浑水摸鱼，得渔人之利，遂举起了反叛大旗。不想殷、周根本没有打起来，纣王士气正旺，遂举兵东向，一举击破东夷，俘获俘虏回朝。第二年，微子启与俘虏们达成秘密协议，派遣太师和少师二人将里应外合的计划报告给西周。周武王见时机已到，决定起兵，没想到占卜不利，群臣皆有退却之心。此时东夷代表姜尚强劝武王，要求遵守双方之间的协约，武王不得已，遂行。不止周武王，就连姜尚对这场战争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姜尚为了本族利益，抱着必死的决心，亲自冲锋在第一线。没想到战争异常顺利，殷商主力部队被击溃，俘虏部队临阵倒戈，纣王“死社稷”。
牧野之战惨败后，纣王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这让各方人士始料未及。周人将殷商的珠宝珍玩大肆掳掠了一番，之后退守故土，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继任商王。因姜尚功大，周武王遂封他为齐侯，赐封地于鲁。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恰逢管蔡和武庚作乱，东夷各部趁乱而起，周公遂照会齐太公姜尚，给了他征伐之权。齐国从此实际上独立于周人之外，成为临海大国。
牧野之决战
那么，牧野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呢？周文王十一年，姬发向天下诸侯宣告要与殷商决战：“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他用战车载着文王的神主位，自称“太子发”，声称要实现文王遗志。
十二月戊午，军队集结完毕，武王于孟津再次大会诸侯。“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诸侯们纷纷表示一定奋勇向前，不会临阵退缩。姬发乃作《太誓》，宣布纣王罪状，并进行战前动员：“纣王偏听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不祭祀本族神灵，离间自家兄弟；好听淫乱之声，取悦妇女。我姬发现在就要替天行道。胜利就在眼前，将士们，努力吧！”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率领各路联军到达朝歌郊外的牧野，再次向全军发起战前讲话：“友邦的国君们、各位卿大夫们、各位将领们以及各族勇士们，高举你们的戈，排齐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让我们来立誓。”内容还是老一套：“如今纣王只听妇人之言，祭祀祖先之事不加过问，放弃国家大政，抛开亲族兄弟不予任用，却纠合四方逃犯，抬高他们，尊重他们，信任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欺压百姓，在商国为非作歹。现在我姬发将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但是，这次武王要求全体军队进入谨慎小心的高度戒备状态，互相照应，步步为营，不要乱了阵脚：“今天这场战争，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每前进六七步，就停下来整顿队伍，保持行列整齐。将士们，奋勇向前啊！与敌人战上四五个回合或六七个回合，同样要停下来整顿队伍，保持行列整齐。努力吧，各位将士！”武王还鼓励己方武士，要奋力向前，英勇杀敌：“你们要像老虎一样威风，像狗熊一样勇猛，像豺狼一样狡猾，像怪兽一样无情。一会儿我们在商郊作战，不可迎击前来投降之人，而要让他们为我西方之人所驱使，要努力呀，男子汉们！”武王还恐吓他们说：“如果有人在战场上不卖力，我将拿他问斩。”
纣王闻武王来，也发兵抗拒武王。《史记》中给出的商军兵力是70万。当时殷商以其地域而言，总人口不超过100万，因此别说70万人，就是17万也是动员不起来的。但总体而言，商军比周军在数量上占优是确定无疑的。双方在商郊牧野摆开阵势。《尔雅》写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邑，即城市，如当时的朝歌城就被称为“大商邑”。郊，即“城乡结合之处”，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郊，距国百里为郊。”周时距离国都50里的地方叫近郊，100里的地方叫远郊。郊外称为“牧”，即放牧之地。牧外称为“野”，《说文解字》云：“野，郊外也。”林，“平土有丛木曰林”。
通过上述名词我们可以知道，牧野并非一个专用地名，而是朝歌城外的一片空地。这片空地逼近朝歌城下，不远，但是也不近。据许慎考证，“在朝歌城外七十里”。至于为何需要空地，则是因为当时的决战已经大规模用上了战车，而战车驰骋需要空阔之地。
先说战争双方的指挥机构。西周方面的军事总负责人为周武王，主要负责战前军事动员、各方人事调配等统筹工作，而主要军事执行人为姜尚，负责战场的具体指挥工作，至于协从军事负责人则为各路诸侯联军统帅。殷商的军事总负责人和总执行人皆为纣王，各级军事指挥官为他亲自提拔起来的信、长等各国反正者，这些人兼领战斗和监军的双重任务。
再说双方的兵力配置。战车和带甲武士为双方的主要战斗力量。商人的战车由两匹或四匹马拖拉一辆直辕双轮车，上有三名武装战士，分别为车左、车右、车御。每辆战车都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构成一个极其复杂、庞大的战斗团队。车左执弓主射，车右执戈主击，御者执辔主御。远射用弓箭，近身搏斗时则用戈类。一辆战车配属若干随车徒卒。战车以5辆为一组，以左、中、右的方式组成队列。徒卒以10人为一个作战单位，一名武装较佳的队长冲在最前面。商军的布阵方式为以步卒列为方阵居前，以车队及所属徒卒随后。步卒和徒卒的区别在于是否带甲。步卒带甲，徒卒不带甲。商人甲胄为整片皮甲制成，可以防护前面，但裹甲战士不能自由活动。
周人的战车车身稍宽，车辕略长，与商人的战车总体差别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周人的青铜胸甲，前胸由三片组成，整体呈兽面状，后背为两个圆形甲泡，胸甲和背甲边缘都有小穿孔，以便固定在皮革或其他质地的甲衣上。三片合成式胸甲，弧度正好贴合躯干，宽度也适合人体，因此周人的甲胄比商人的更灵活，使士兵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周人的列阵方式为全体带甲士兵组成方阵。武王在战前一再要求战士们按照一定的步法和动作出击，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不能乱了阵脚。
从双方的参战部队来看，商人的主要作战力量为纣王亲自率领的商人六军，附属作战力量为东夷降兵。他将俘虏的东夷降兵武装起来，列成方阵放到战车前面充当炮灰，自己则率领族人居中坐镇。商军人数众多，风中飘扬的旗帜如树林一样密集。而周军的主要作战力量为周武王亲自率领的六军和八国蛮夷之军，附属作战力量为各诸侯国的协助部队。许倬云先生分析道，八国蛮夷来自西南崎岖的山国，他们大多为步兵。《后汉书·西羌传》载，这些西夷之人完全奉行森林法则，“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他们在战斗中爆发力极强，然而不能持久作战。
河南安阳孝民屯殷墟遗址出土的M7号马车复原图
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周人略微占优。尤其天时对商人很不利。周人选择周历二月开战，周历二月为殷历正月。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中国曾有一段寒冷时期，一直到春秋时代才逐渐变暖。而双方战在黎明，可以说周武王选择了一年之中最为严寒的时候。武王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周人和羌人都在西北酷寒环境中生活，进入河南地区不会因为寒冷而影响战斗力的发挥，而商人地处中原，在耐寒这一点上远不如西北地区的周人。因此在战场上周人更容易发挥其战斗力，而商人却要稍逊一筹。
至于地利，双方在开阔地摆开阵势，可以说条件相当。但在人和上，商人就处于劣势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让商人最终战败。
从武器装备来看，周人的标准配置有戈、矛、戟、剑及弓矢，商人的标准配备是弓矢、戈（或矛）、盾及短兵。其中，周人比较先进的兵器就是剑。剑为短兵，用于车战时，只有下车搏斗才能发挥作用。这种双面开刃的刀具在突厥语中被称为“王者之兵”，它在草原文化中历史悠久，周人很可能是在与西北草原民族的战斗中学会冶炼这种兵器的。周人用剑取代商人的短兵，很有可能就是受了草原文化的影响。武王所用的轻吕剑，也叫径路刀，为草原民族祭祀天神的短剑。武王后来用轻吕剑斩纣王和妲己等人的首级，也是一种魇胜的巫术行为，以示自己以天神的名义彻底斩断了纣王的天命。
之所以牧野之战从黎明开始，太阳还没升起来就结束了，是因为商军空有兵力优势，但居于阵前的步卒皆无战心。战争一开始，周武王先命姜尚率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前去“致师”。郑玄注：“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致师的主要目的是鼓舞己方士气，为随之而来的两军决战开个好头。我国古代军事家非常重视军队临战前的精神状态，称之为“士气”。所谓“士气”，就是指战士们基于必胜的信念而奋扬起来的那种敌忾情绪和求战欲望。昂扬的士气在战斗中必将转化为巨大的歼敌力量。故高诱在给《吕览·审时》注疏时直接说：“气，力也。”曹刿说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指的这个。
开战后，纣王将许多投降的东夷俘虏放到车阵前充当炮灰，以期消耗周军的战斗力。结果这些俘虏看到姜尚率领的敢死队勇猛杀来，纷纷让出一条路，将商军的战车队伍暴露在两军阵前。纣王对这种突发情况并无防备，事起仓促，一下乱了阵脚。武王趁机大举进攻，纣王嫡系部队瞬间崩溃，兵败如山倒。纣王一看大势已去，便回到城中，自焚而死。这里有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就是《尚书·武成》所记的：“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关于“血流漂杵”的记载，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孟子，后人对此也多有反思。杵是棒的一种，两端粗，中间细，是远古时期的捣谷工具，据说是伏羲发明的。杵的另一个重要用途在于“版筑”，这是中国传统土木建筑施工法，意思是把土捣实，来修筑墙壁或打地基，因而杵也是把土捣实的工具。由此推测，“血流漂杵”的“杵”不是捣米工具，而是捣土工具。这帮叛变的东夷俘虏当时应该正被命令给朝歌修筑大型工程（有说修鹿台），纣王临时将他们武装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趁手兵器发放，就让他们拎着捣土的杵上了战场。后来，杵当真发展成了一种兵器，广泛使用于战场上。
商代到西周时期的戈
那么关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叙述是真实的呢，还是言过其实？
古往今来，有众多学者就此事进行了探讨。前面提到，孟子首先提出质疑，认为纣王暴虐，商人不能忍受，急盼义师解救，因此武王伐纣，商人理应欢欣鼓舞，又怎会做出如此激烈的抵抗。那么孟子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大约是因为孟子生活的时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各诸侯国互相倾轧，孟子遂主张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他希望大国不要为了一己之利到处征伐小国，小国亦能放下武器积极配合大国。诚如上文所言，所谓“德”就是条文律令。如果那些小国能够听从大国的条文律令，那么这仗也就打不起来了，大国就能以德服人。秦始皇统一六国，也无非是让秦国的法律、文字、货币能够通行天下。因此孟子更多的是想让当时各国能够少打仗甚至不打仗，以减少战争对人民的伤害。
孟子之后，荀子尝试从事实层面诠释“血流漂杵”，《淮南子 泰族训》载：“（商）师起容关，至蒲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失而射，傍栽而战。武王左操黄戟，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这一条记载，明白地指出，商人之所以土崩瓦解，盖因商军倒戈，自相杀戮，而周师亦英勇奋战，乘胜追击。虽无法从这里揣知“血流漂杵”的真实性，但可以想象，这一战，商军损失惨重，伤亡人数很大。
再之后，东汉王充、五代丘光庭、南宋林之奇等人都对“血流漂杵”进行了探讨。他们中，有人采信这一记载，也有人提出质疑，亦有人另辟蹊径，试图从别的角度得出真相。笔者以为，“血流漂杵”确实反映了牧野之战的惨烈程度，但对字面意思表达的，死者血流可以使杵漂浮，持谨慎态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牧野之战中，商军“前徒倒戈，自攻于后以北”，可谓一败涂地。一方面这场战争参战人数众多，特别是商军很多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混战一起，这样的部队只有被屠杀的份儿；另一方面双方的战斗人员多以羌夷为主，他们好杀好战，绝无“不忍人之心”。而东夷人倒戈之前很可能伤亡惨重，因为他们处在战场中央，周兵奋勇杀敌时，他们首当其冲。此外，商军的精锐部队想必也做了最后的坚决抵抗，因此才有“血流漂杵”这样的记载，无论它夸张与否。
这一战，覆灭了商王朝的同时，奠定了西周天下共主的地位。而武王克商之所以能够胜利，原因有二：
第一，准备充分。周人为了这一天忍辱负重、厉兵秣马，准备了好多年，才能迅速集结起大规模的战车部队和职业武士，以及附庸于周军的联军和众多前来帮忙的诸侯部队，虽然诸侯部队并不多。在具体战术上，周武王一再要求部队要勇往直前，但是不要盲进，要保持队形，不要乱了阵营。相反，殷商军队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们按照常规的战法排兵布阵，将这一战当成寻常一战，没有将认知提到应有的高度上。
第二，周有内应。微子启在东夷俘虏中多次串联，散布不利于殷商的言论，疏离他们对殷商的认同感，使得一部分本身认同殷商的人也对殷商没有信心。再加上纣王对此并无察觉，或者说即使察觉也不当回事，以为凭着自己的勇武和聪明，这些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没想到阴沟里翻船。在战场上，正是这些人的倒戈，才导致商军兵败如山倒。从战争的具体过程来看，这是商军兵败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他们不倒戈，周军未必有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