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简介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
生卒年：1007～1072年
性格特点：一代儒宗，风流自命。
历史功过：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名家评点：如公气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
欧阳修传记
远祖欧阳询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二十一日，时任绵州军事推官的欧阳观，晚年喜得一子。他就是后来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
欧阳修的远祖为唐初开国名臣、书法大家欧阳询，原籍乌程（今浙江湖州）。询之玄孙欧阳琮，任吉州刺史，徙家于江西庐陵一带，欧阳氏遂成为庐陵大族，故欧阳修常以“庐陵”为郡望，自称“庐陵欧阳修”。历十余世而至欧阳修的曾祖欧阳郴，仕南唐为武昌令。祖父欧阳偃，以文学著称，仕南唐为南京街院判官。欧阳偃定居于江西吉水县沙溪乡，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沙溪乡划归永丰县，因此，欧阳修实为江西永丰人。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字仲宾。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仕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军事判官，迁泗州（今江苏盱眙）推官，绵州（今四川绵阳）推官，调泰州（今属江苏）判官，卒于任。他禀性仁恕，刚直不阿，为官清廉，乐善好施。欧阳观前妻遗有一子，名欧阳晒。继室郑氏，生一子一女，子即欧阳修。欧阳修4岁时，59岁的欧阳观就去世了。欧阳修对父亲的印像很模糊，母亲给他讲述父亲的事迹说：“你父亲担任推官时，深夜还在烛光下审阅案卷，屡屡地合上案宗长叹。
我问他为什么叹息，他说：‘这是个死刑的案子，我在找可以让他活下来的理由，却怎么也找不到。不过，既然找不到理由，那么，死者和我都不会遗憾了。假如能找到而不去找，那么，被处死的人就要含恨九泉了。该判死刑而尽力替他寻找免死的理由，还难免失误处死，何况，世上多有草菅人命的官员呢！’说罢，回头看见奶娘抱着你站在旁边，指着你对我说：‘我大概看不到这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你要常把我这些话告诉他呀！’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心地仁厚的人啊！”
母亲还对欧阳修讲，他父亲俸禄微薄，但却轻财好施，广交宾客。从不积攒钱财，常说“不要让财物成了我的拖累”。在蜀中任职三年，别人多买蜀中特产而归，他却只带回一匹绢子，画了幅七贤图。他去世的时候，房无一间，地无一垅。
父亲的为人处世，深深地烙印在欧阳修幼小的心灵里，对他以后性情品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母亲郑氏，出身于江南名门，知书达礼。丈夫死后，她含辛茹苦地培育欧阳修。
家中无钱买纸笔，她就用芦获画地，教欧阳修识字，还教他诵读一些诗文。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郑氏只好带着孩子们投靠担任随州（今湖南随县）推官的兄弟欧阳晔。
欧阳观兄弟四人。欧阳观居长，欧阳晔排行第三。他也是咸平三年进士，后来仕至屯田都官员外郎。欧阳修不大记得自己的父亲，母亲告诉他：“你叔父的外貌、言谈、举止都非常像你父亲，见到他就像见到你父亲一样。”欧阳晔对寡嫂侄子，十分照顾。无奈，他这个八品小官，薪俸微薄，自己又是个严明方正、廉洁自持的人，所以，生活依旧是十分清寒。叔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欧阳修聪颖过人，又勤奋好学。家中没有多少书，他就到处借书来抄录，往往书抄完了，他也就能全部背诵了。叔父见他如此，十分欣慰，对寡嫂说：“嫂子不必为家贫子幼忧愁，这是个出奇的孩子，将来不仅会使我们家族荣耀，而且一定会名重当世。”当时随州是个偏僻的地方，没有多少治学的人。幸好州南有家姓李的大户，他家的儿子李尧甫很爱读书，与欧阳修性情相投。欧阳修常到他家去玩，从他那儿借些书读。有一次，欧阳修在李家墙根看到一只盛书的破筐，从中翻找到了六卷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已经脱落颠倒没有次序了，他便向李家讨要带回家。开卷一读，虽然不能尽解其义，但却觉得浑厚雄博，浩然无涯，心中十分喜爱。当时，以杨億、刘筠为代表的风格浮靡的时文风行天下，学者们都极力效仿，以此科举应试，猎取功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文章无人提及。欧阳修也要应试，主要精力放在揣摩时文上，无暇精读韩愈的文章，但他已经认定，韩愈的文章才是治学的最高境界。他决心考中进士，踏上仕途，有了俸禄养活母亲之后，就要全力研读韩文，以偿夙愿。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修十七岁参加随州州试，考取贡举资格，结果因所作之赋有不合官韵之处而落选。天圣三年（1025年），再次参加州试，合格，被荐举应试礼部。次年，到京城应进士试，却落了第。
这两次失败，对欧阳修并没有多少打击，他才21岁，还很年轻。不过，这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除了自己勤奋研读之外，还需要得到有学识、有地位的前辈的奖掖提拔。
于是，他背负行笈，辞别母亲，踏上求学应试的征途。
初仕沉浮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时方弱冠的欧阳修来到汉阳，拜谒知汉阳军的胥偃。胥偃，字安道，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少力学，为宋初力倡古文的学者柳开赏识。中进士，历仕大理评事、太常丞，不久前由徐州通判调知汉阳。后来仕至工部郎中，人翰林院为学士。欧阳修精心撰写了一篇四六骈体的书启，并附以时文两篇，呈献给胥偃。胥偃十分赞赏欧阳修的文才，随即复信相答，称他的文章“飘飘之逸思无穷，籍籍之芳尘自远”。并预期他必将成为“多士之魁”。胥偃将欧阳修延之门下。这年冬天，胥偃人朝，授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把欧阳修也带到京师。次年春，经胥偃推荐，欧阳修参加国子监考试，名列榜首。秋，参加国子监选拔解送举人的考试，又获第一名。天圣八年（1030年）正月，礼部试进士，翰林学士晏殊知贡举，出了个《司空掌舆地图赋》的题目。当时规定，举子们可以向主考官说明自己对题目的理解，请主考官指教是否妥当。而许多举子们说的，都不契合晏殊的本意。最后，一位眼睛近视的瘦弱少年独自走到主考座席垂帘之前，请示说：“这个题目，出于《周礼。司空》，郑康成（东汉学者郑玄）注说：‘像今日的司空一职，是掌管舆地图的。若是周代的司空，不止是掌管舆地图而已。’如果像郑康成所说：‘今时司空掌管舆地之图’，这是指汉司空，不知题目是指周司空还是汉司空呢？”晏殊简短地答道：“这一次考场中，唯有你一个理解题目，正是指的汉朝的司空啊！”这位瘦弱少年，正是欧阳修。这次礼部考试，他再次夺魁。从此，晏殊把他视为最得意的门生。三月殿试，他以甲科第十五名登进士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任西京留守推官。
号称“九朝故都”的洛阳，在北宋为陪都，称西京，距东京汴梁仅数驿之路。这里山川灵秀，人文荟萃。欧阳修初仕即得此地，可见朝廷对他的重视。更幸运的是，当时的长官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胜军节度使、兼判河南府的西京留守钱惟演。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归降宋朝后，历任要职。他博学能文，与杨亿、刘筠齐名，是一时“耸动天下”的“西昆体”的领袖人物。性喜宾客，尤好奖掖后进。有这样一位风雅的上司，欧阳修可谓如鱼得水了。不仅如此，钱惟演的幕府中还汇集了一大批倜傥不凡的文学之士，例如推官张汝士、掌书记尹洙、户曹参军杨愈、主簿梅尧臣。判官张太素等。此外，谢绛任河南府通判，富弼任河阳县签判，都与欧阳修结识并成为挚友。其中尤以尹洙和梅尧臣与欧阳修关系最为亲密。
尹洙字师鲁，河南府（今洛阳市）人，少时即与其兄尹源以儒学知名，举进士，授正平县主簿，调河南府户曹参军。他继柳开、穆修之后，大力提倡古文，为文“简而有法”。他比欧阳修长六岁，欧阳修对他十分敬佩，在《七交诗●尹书记》一首中，落笔即云：“师鲁天下才，神锋凛豪俊。”钱惟演在府第修了一座双桂楼，令谢绛、尹洙、欧阳修各为一记，限期完成。文章写成后，谢绛、欧阳修之文各五百余字，尹洙之文仅三百八十余字，写得典重雍容、语简事备。欧阳修叹赏不已，虚心向尹洙请教。尹洙说：“大凡文章最忌讳的，就是格调卑弱文字冗长。”欧阳修于是重作一记，仅三百六十字，精粹赅当，尹洙读后，对人说：“欧九（欧阳修的行第）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正是在尹洙的鼓励下，欧阳修更加潜心于古文的创作。尹洙与欧阳修后来不仅一直在政治革新中并肩战斗，而且共同为矫正文风，倡导新古文运动做出重大贡献。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其叔父梅询曾为侍读学士，尧臣以荫补太庙斋郎、任桐城主簿，天圣九年（1031年）调河南县主簿，来到洛阳。他“志高而行洁，气秀而色和”，喜饮酒，善谈笑，是个宽厚随和、与物无忤的人，他比欧阳修大五岁，欧阳修非常喜欢他的诗，久慕其人。暮春三月，二人在伊水畔相见，一见如故，情投意和。梅尧臣初至洛阳上任，也顾不得去拜见长官，就与欧阳修携手漫游香山，谈诗论文，相得益彰。二人从此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后来，欧阳修势位尊荣，梅尧臣官职卑微，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义。欧阳修十分推崇梅尧臣的诗才，以为自已不如他，于是更加精思苦学。八年之后，即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他在《答梅圣俞寺丞见寄》诗中，回忆在洛阳相识定交的情景：
忆昔识君初，我少君方壮。
风期一相许，意气曾谁让。
交游盛京洛，樽俎陪丞相。
碌骥日相追，鸾凰志高题。
诗中丞相即指钱惟演，因其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丞相。钱惟演对梅尧臣也十分器重，结为忘年之交，与之酬答唱和，府中同僚都为之倾倒。正是因为这位风雅长官的鼓励，欧阳修和梅尧臣当时才会这样兴致超迈、豪气纵横。
欧阳修初仕西京的三年，是他仕途上最为顺畅，最为惬意的一段时期。政务之余，他与意气相投的朋友一道游龙门，登嵩山，泛舟伊水，凭临石楼，或衔触对弈、或清吟啸歌，情趣盎然。他写下了《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嵩山十二首》等诗。不过，在他个人的生活上，却并非都是欢乐。第一个赏识欧阳修的胥偃，将女儿许配于他。天圣九年，欧阳修亲至东武，迎娶胥夫人至家。胥夫人十分贤德，从不嫌欧阳修家贫，侍奉丈夫和婆婆，任劳任怨。夫妻琴瑟偕和，伉俪情笃。不料，明道二年正月，欧阳修因公赴京，又赴随州探望叔父欧阳晔。三月，胥夫人却因病亡故，生子尚未满月。欧阳修归家后，万分悲痛，他在《绿竹堂独饮》一诗中写道：
忆予驱马别家去，去时柳陌东风高。
楚乡留滞一千里，归来落尽李与桃。
残花不共一日看，东风送哭声嗷嗷。
他没想到与妻子的暂别却成为永诀，昔时共处一室，笑语融融，而今妻子却独弃山阿，蓬蒿满目。他希望长夜不明，能在梦中与妻子相见，那怕是短暂恍惚，也可聊慰于心啊，悲思难抑，他又洒泪写了一篇《述梦赋》悼念亡妻。
这年三月，长期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去世，仁宗皇帝亲政，朝廷政局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九月，西京留守钱惟演因与刘太后娘家联姻，关系密切，被御史弹劾，削落平章事职衔，罢西京留守，以崇信节度使赴随州本镇。这预示着欧阳修等人洛阳悠游山水的欢乐生活失去了屏障。欧阳修和幕中友人在伊水之畔为钱惟演送行，心中充满悲凉之情，他在《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一诗中写道：
乐事不可极，酣歌变为叹。
诏书走东下，丞相忽南迁。
送之伊水头，相顾泪潸潸。
不顺心的事情总是接二连三发生的。八月，欧阳修的好友，河南推官张汝士突然暴病身亡，年仅三十七岁。另一位朋友户曹参军杨愈秩满，赴吏部调用。而他的最好的朋友梅尧臣也要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了。朋友们渐渐星流云散，西京变得冷落寂寞了。
他的推官任期明年三月届满，他也要离开洛阳了。初仕三年的轻松欢乐的生活就要结束了，此后的仕途布满险风恶浪，正等着他拼搏战斗，升降浮沉呢！
政治漩涡中西京留守钱惟演离任之后，继任的是吏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曙。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是真宗时名相寇准的女婿。他与钱惟演性情不同，是个比较严谨的人。
见西京的属官们悠游山水、放浪诗酒，很不满意，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厉声责备：“你们纵酒悠游，有点太过度了！难道不知道寇莱公（准）晚年正是因为奢靡游乐而得祸的吗！”话刚落音，欧阳修就站起来说道；“不然，据我所知寇莱公得祸是因为年老而不知退止。”当时王曙年事也已高，这分明是针对王曙的，大家都替欧阳修捏一把汗。然而王曙却默然无语，并没有生气。后来，有一个从役所逃归的兵士被捉，交推官欧阳修审断。欧阳修认为应当发遣原地审理。王曙不同意，说道：“像这样事情，我办理过多次了。你刚作官，不必疑虑。”欧阳修答道：“如果是相公你直接审理，斩了他也可以。做为推官，我要依法行事，不能这么办。”过了几天，王曙晚上把欧阳修召了去，问：“逃兵的事审断了吗？”欧阳修说：“没有。”王曙说：“差一点误事。”第二天，就把逃兵发遣回原处。这两件事给王曙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本来就十分赞赏欧阳修的文才，欧阳修对他的顶撞，不但没使他恼怒，反而使他看到欧阳修刚直敢言的品格，对欧阳修更器重了。不久，他调人朝中升吏部尚书，又召为枢密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先就举荐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同时也举荐了“遇事无难易，勇于敢为”的尹洙。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三月，欧阳修任职期满离开洛阳，先到襄城（今属河南）看望妹夫、妹妹，五月回到京城汴梁。一个月后，就被任命为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馆阁校勘是实职，其它都是官资迁叙的空衔。宋代设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三馆”，掌管修史、藏书、校书等事宜。宋太宗时又建秘阁，专藏真本书画。三馆秘阁皆在崇文院内，设修撰。直馆阁。
校理校勘等官职，为皇帝文学侍从，是世人钦羡的所谓清贵之选。当时正在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主持下整理校勘馆阁藏书，并编写书目，即著名的《崇文总目》。欧阳修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成书时，他为之撰写了《崇文总目叙释》。
这时，朝延里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故，使欧阳修难以专心于馆阁校书之事，很快就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欧阳修尚在洛阳任职。长期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病故，仁宗亲政。仁宗宠爱张美人，早欲立之为后，刘太后不答应。于是天圣二年（1024年）立平卢军节度使郭崇之女为后，但待之颇疏。亲政后，与丞相吕夷简密谋，认为张耆晏珠等大臣亲附刘太后，想把他们都罢免了，吕夷简非常赞成。仁宗在后宫对皇后郭氏说起此事，郭皇后说：“吕夷简唯独就不亲附太后吗！只不过他这人多机巧之心，善于应变而已。”因此，再次上朝，公布罢免大臣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吕夷简。吕夷简听到自己的名子，大吃一惊。后来托关系密切的宦官阎文应探听，才知道内情，于是便恨透了郭皇后。不久，吕夷简复起为相，便与宦官阎文应一起怂恿仁宗废黜郭皇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等十人坚决反对，伏阙力争，结果都贬官外地。于是吕夷简更得仁宗宠信。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复召范仲淹人朝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欧阳修也人京为馆阁校勘，与范仲淹相会。他们都对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满，矛盾越来越激化。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图》，揭露吕夷简任人唯亲，进用多出私门。吕夷简十分恼怒。范仲淹又上“四论”，讥讽时政，以夷简比汉成帝时的张禹，说他坏了“陛下家法”。吕夷简则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
仲淹又因此而贬为饶州知州。此事引起朝中正直人士的强烈不满，集贤校理余靖，上奏认为范仲淹罪不当罚，并说皇帝亲政以来，多次贬逐上书言事的官员，这样下去，会钳制天下人之口。他要求收回贬逐范仲淹的诏命。疏奏进之后。他自己也落了职，贬监筠州酒税。馆阁校勘尹洙愤而上疏说：“范仲淹素来忠诚耿直，我与他的情谊兼为师友，那么我就是范仲淹同党了。现在范仲淹因为朋党的事被贬，我又怎能苟且求免呢”！惹得宰相吕夷简大怒，立即把尹洙贬黜为监郢州酒税。
尹洙上疏之事，在朝廷引起很大震动，刚被任命的起居舍人、知谏院的高若讷，来到余靖家，并召欧阳修等人一起议论范仲淹之事，高若讷是谏院负责官员，他非但不打算为仲淹辩护，反而当场攻击仲淹的为人，认为罪有应得。欧阳修听了十分愤怒，因座中有别的客人，不便尽言。回家后，便写了封《与高司谏书》，义正辞言地斥责了高若讷的阿附权相，诋毁贤臣的行为。信中说：“您身居谏官之位而不敢进言，就应当离职，不要妨碍能够胜任谏官职务的人。昨日，御史余靖因替范仲淹辩护而被贬，馆阁校勘尹洙也因此而待罪。而您却还有脸见士大夫，出入朝中，自称为谏官，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事！我所惋惜的是，朝廷发生了大事，你做为谏官的不仗义进言，而让别的官员说话，将来记录在书史上，使朝廷蒙受耻辱的，就是你这种人啊！”
这封言直义切，充满凛然正气的书信，成了欧阳修脍炙人口的传世名文，它充分地表现出欧阳修是个刚正义烈的血性男儿。信的最后，欧阳修声称，高若讷如不接受他的直言，可以把信上交朝廷，证明欧阳修也是朋党之人，让朝廷明令惩诛，这也算是尽了一点谏官的责任吧。
高若讷读了信之后，恼羞成怒，果然将信上交朝廷，并指责欧阳修蛊惑视听。
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知县。
当时，朝野舆论对此事颇为不忿。范仲淹离京时，官员们畏惧宰相，多不敢相送。而龙图阁直学士李纭、集贤校理王质却到郊外为范仲淹饯行。有人责备他们，王质说：“希文（范仲淹的字）是个贤者，能成为他的朋党，是我的幸运！”馆阁校勘蔡襄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则讽刺高若讷。京都人士争相传阅，书商们卖这首诗获得厚利。契丹国的使者恰好来到东京，也买了这首诗带回去，张贴在幽州的宾馆里。
欧阳修贬官夷陵的制书是五月二十日发布的，台吏催逼很紧，二十四日他便雇舟沿水路赴任了。同去的有老母、寡妹和胥夫人所生的儿子，景祐元年，欧阳修曾再娶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不料，人门仅几个月，杨氏夫人又亡故了。而此前不久，他的妹夫张龟正去世，妹妹携孤女依归于他。夷陵即今湖北宜昌，当时属峡州。水路而行，由汴水南下，绝淮、溯江要走5000余里。一路险风恶浪，受尽辛苦。不过沿途官员，大都仰慕欧阳修的文名人品，给以热情接待。九月里，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要去拜谒上司转运使，他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由一个清贵的馆阁之臣变为一个卑微的知县了。一种怅然失意的情绪涌上心头。好在这时，他的旧友峡州判官丁宝臣派人专程给欧阳修送来了信，表示慰问和欢迎，使他“出其意料之外，不胜甚喜”。十月底，他到夷陵任所。峡州知州朱庆基特地来看望他，并拨工拨料，为他在县衙大厅东边修一座寬敞明亮的堂舍。竣I之日，朱庆基又率僚属来庆贺，这使“始来而不乐”的欧阳修感到“既至而后喜”。他为此堂题名为“至喜堂”。并作了一篇《夷陵县至喜堂记》。
峡州夷峡当时是个十分荒僻的地方。虽有州治所在，但却没有城郭。大街不能容车马，市面上没有卖百货日用品的商店。而干鱼铺里臭气熏人，长官经过也得下马掩鼻快步而行。百姓的住处，灶台粮仓厕所都在一处。一间屋子，上层住人下层养猪。屋子全是用竹子修的，常闹火灾，而民俗却迷信鬼神，认为盖瓦屋不吉利。尽管如此，欧阳修对县中诸事，还是十分尽心尽责的。他把县中搁存的案卷，反覆审阅，见其中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循情、乖廖错讹、灭亲害义的，无所不有。他想，一个荒远偏僻的小县尚且如此，那么天下将会有多少冤案、错案啊。他认识道：文学仅可润身，吏事则能及物。从此，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对政事都不敢有丝毫的息忽。
他虽然无罪被贬于荒远之地，难名怅惘愤懑之情，但他并没有沉沦于牢骚颓唐之中。政务之余，他和朋友丁宝臣等人漫游了夷陵的佳山胜水，写下了组诗《夷陵九咏》，认为这些诗“寄人堪作画图夸”。而他自己也陶醉于夷陵的奇妙景致里，心胸为之开阔，充满了自信而乐观的情绪。他在《黄杨树子赋》里，赞美“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的黄杨树，寄托了自己傲然独立、正直不屈的品格。他的著名的《戏答元珍》一诗，更是以幽默轻松的笔触，表现了他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斗争精神：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他任职夷陵，时间并不很长。五个月后，请假到徐昌（今属河南），娶已故参知政事薛奎之女为继妻。不久，又接到叔父欧阳晔病故的消息，匆匆赶赴随州奔丧。
而到了年底，他移调光化军乾德县令的诏命就下达了。
清代诗人袁枚有诗云：“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贬官夷陵使欧阳修更深入地体察了民情，更清醒地认识了朝政的弊端和吏治的腐败，也就更坚定了他革新政治的信念和决心。
坎坷施新政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32岁的欧阳修赴乾德（今湖北光化）任知县。
次年六月，复旧官，权武成军节度使判官。康定元年（1040年）春赴滑州（今河南滑县，武成军节度使驻地）上任。
这时，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夏赵元昊于宝元元年称帝，遣使送反书至京，进一步加紧了对宋境侵扰。而东北契丹也蠢蠢欲动，公然索取晋阳及瓦桥关以南十县土地。国内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加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军变、民变迭起；权臣因循苟且，吏治腐败，积贫积弱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宋仁宗切实感受到局势的严重性，不得不考虑起用范仲淹尹洙、富弼等忠直干练之臣，来改革政治、振兴国运。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任命尹洙权理泾原秦凤经略安抚使判官，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之官，知永兴军，随即又授陕西转运使。五月，又任韩琦。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抵御西夏人侵的军务。此时，范仲淹曾请欧阳修任其幕中掌书记之职，欧阳修推辞未就。六月，欧阳修被召人京，复为馆阁校勘，不久，改太子中允，转集贤较理。庆历二年（1042年），同知太常礼院。
这种情况，使他们的政敌宰相吕夷简十分嫉恨。他别有用心地派知制诰富弼出使契丹，并擅改国书，妄图加害富弼。欧阳修上书阻止，仁宗未采纳。又上书言朝政“三弊五事”，亦未得答复。欧阳修很失望，便自请外调，被任命为滑州通判，十月，他又到滑州任职了。
宋仁宗一番犹移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刷新一下朝政了。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免吕夷简，以晏殊为相。再度把欧阳修召回，授太常丞，知谏院。同知谏院的还有正直敢言的王素、蔡襄。欧阳修另一好友余靖也被任命为右正言。以图广开言路，力矫时弊。
欧阳修知谏院之后，不负众望。他首言范仲淹有相才，可参政事。八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仁宗全部采纳，发布诏书实行。同时又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韩琦为陕西宣抚使，他们各提安边救世之策。于是，所谓“庆历新政”开始了。
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欧阳修累上奏章。他提议实行按察之法，任命转运按察使，考察委任各路州县官员。范仲淹十分赞同，与富弼亲自负责挑选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做事果断，凡他视为不才之人便挥笔勾去。富弼有些不忍，说：“一笔勾之很容易，可你哪里知道要使一家人啼哭啊！”范仲淹答道：“一家哭怎比一路哭呢！”
欧阳修还上书反对对西夏、契丹一味妥协退让的策略，主张破格任用军中将帅，汰除无能畏懦之将，加强军队训练，以增强战斗力。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欧阳修主张抑制佛、道，减少赋税和劳役，核查民田，以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他对统治者奢侈无度也加以抵制。仁宗所宠张美人生了个女孩，仁宗命取绫罗八千匹赏赐。欧阳立即写了《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上奏，仁宗不得不减少了赏赐之物。一时之间，仁宗对欧阳修非常尊重和欣赏，他感叹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才，是从哪里得来的啊！”
贤才的任用，新政的施行，使朝野正直人士大为兴奋。国子监直讲石介，是一位笃学尚志、乐善嫉恶遇事奋然敢为的人。早在景祐元年（1034年）任南京留守推官时，就曾。上书枢密使王曾，批评仁宗好近女色。后授御史台主簿，未到任，就上书论不当录用五代国主后嗣，被罢官。为此，欧阳修曾致书御史中丞杜衍，为他开脱而未成。他与欧阳修为同榜进士，二人互相敬重。这时，他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赞美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斥夏竦等为妖魅、为大奸。诗很快广泛传播，惹怒了反对新法的政敌，也给他们提供了攻击范、欧为朋党的口实。范仲淹对石介这种意气用事、不讲策略的做法很不满，对韩琦说：“为这种怪人坏了我们的大事。”石介之师学者孙复忧心忡忡地说：“石介的祸事从此开始了。”
庆历新政触犯了享受特权、因循守旧的达官贵人的利益，也得罪了一些无德无才、贪暴虐民的地方官员。他们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朋党，这是担心大权旁落的皇帝最忌讳的。一时谗言四起，甚嚣尘上。欧阳修为了反击政敌们的诽谤，写下著名的《朋党论》。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回避“朋党”之说，而是针锋相对的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是真朋党，小人以同利为朋，是假朋党。只有“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天下才会得到治理。此文一出，政敌们更加痛恨欧阳修了。内侍兰元震上疏，说欧阳修“胶固朋党，误朝迷国”。资政殿学士、知毫州的夏速则暗施阴谋。他指使善于书法的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
石介曾上书富弼，勉励这位枢密副使“行伊、周之事”。伊指伊尹，商汤的贤相；周指周公旦，武王弟，武王死，辅佐年幼的成王治理天下。意思是要富弼忠心辅佐仁宗。夏竦却让婢女改为“行伊、霍之事。”霍为霍光，西汉昭帝时为大司马、大将军。昭帝崩、立昌邑王，荒僻无道，霍光废之，迎立宣帝。这样一改，就成了石介劝富弼废黜当今皇帝了。夏竦还让婢女模仿石介字体，假造了一篇石介代富弼作的“废立诏书”。这些事都传到仁宗的耳中，仁宗虽表示不信，但也流露出一些疑忌。于是范仲淹、富弼不安于位，自请按抚视察边防。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范仲淹外调为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八月，富弼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为濮州通判。同时，欧阳修也以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了。政敌们并未就此罢手，庆历四年九月，新政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杜衍继晏珠为相，其婿苏舜钦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
苏舜钦是位著名诗人，为欧阳修的密友。秋季祀神，以卖衙广］的故纸之钱晏同僚，这本是许多衙门的惯例。御史中丞王拱辰却小题大作，弹劾苏舜钦监守自盗，其目的是要推倒杜衔。结果，苏舜钦除名为民，与宴的十几个人均遭贬谪。事后，王拱辰得意地宣称：“这一回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次年，范仲淹、富弼、杜衍以及余靖、尹洙等都以“多挟朋党”的罪名，正式罢免朝中职务外调，庆历新法停止实行，庆历革新夭折了。
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期间，勤于政事，尽职尽责。对于官吏的德能、山川地理的形势、物产所出、军粮兵械、士兵训练，他都亲自考察，造成详备的图表。
他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也不讲私情。此前不久，保定云翼军暴动，杀了通判，据守城池，朝廷派大军镇压，攻城不克，便采取诱降之策。义兵献城之后，真定帅田况违背诺言，坑杀八百人。真定都部署李昭亮、定州通判冯博，掠叛军妻女。欧阳修得知后，立即逮捕冯博，绳之以法。李昭亮闻讯，赶紧把所掠妇女交了出来。保定叛兵尚存二千人，时富弼为河北宣抚使，怕再生事端，打算把叛兵全部坑杀。他与欧阳修是多年密友，便把自己的计划私下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坚决不同意，说：“灾祸没有比杀戮降兵再大的了，这两千人是协从，罪不应死，怎么能把他们全部杀了呢！”富弼固执已见，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最后，欧阳修说：“这事没有朝廷的正式旨意，是您量情处置。如果各郡官员中有不通权变的人，认为你是擅自杀戮，不按您的命令办，必然要滋生事端。这本是想要除害于未萌，反而激发了暴乱啊！我若是到达任所，是绝不会执行您的命令的。”富弼这才有所醒悟，取消杀降的计划。
欧阳修性情耿直，从来是对事不对人的。即使是至爱亲朋，他认为不对的地方，也直切而言，从不顾忌。庆历元年（1041年）冬，汴京大雪，枢密使晏殊在西园宴客赏雪。晏殊是欧阳修中进士的座主，又非常器重欧阳修。欧阳修也敬之为恩师。他却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批评晏珠不顾恤国事。诗中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城。”晏殊听了很不高兴，当场不便发作，事后一直耿耿于怀，对人说：“唐朝名相裴度也经常宴请宾客，那时韩愈也会做文章。韩愈就没有这样闹腾过！”很久以后，欧阳修为此事写信向晏殊致歉，晏殊在信尾草草写了几个字，叫文书誊清作答。有人问他是谁的信，他只说了句：“是我主持贡举时选的一个门生。”
欧阳修这种耿直敢言的性格，更是使政敌们恨之人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妹婿张龟正前妻之女张氏，自幼在欧阳修家养育，成人后嫁于欧阳修之侄欧阳晟。张氏与仆人陈谏私通，事发，交开封府审理，供词中诬告欧阳修与其有染。军巡判官孙揆只追究其与仆私通事，未理会诬告之词。宰相陈执中大怒，再命户部判官苏安世复审。苏安世迎合宰相之意，尽采张氏诬陷之词以成案，遂下欧阳修于狱。陈执中又派与欧阳修有前怨的内侍王昭明督监复勘。
王昭明看了案卷，十分吃惊，对苏安世说：“我侍奉圣上，圣上没有三天不提欧阳修之名。如今你审这个案子，迎合宰相之意，强加大恶之罪，将来我要被连累吃剑的。”苏安世听了，也害了怕。不敢再改动孙揆的审理结果。只弹劾欧阳修用张氏的资财买田产立户之事。于是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苏安世、王昭明也为此而遭贬逐。
庆历五年十月，欧阳修到滁州（今安徽滁县）任所，时年40岁。滁州位于江、淮之间，风景秀美，但与外界交通不便，比较闭塞。郡小事少，欧阳修又为政宽简，滁州在他治理下倒也年丰民乐，而他自己也有较多的闲暇流连山水，使他在政治漩涡中被搅得疲惫不堪的身心得以调整休息。他渡琊琊溪，登石屏路，探归云洞，观庶子泉，憩班春亭，写了《螂琊山六题》组诗。他偶然发现幽谷之中甜美的清泉，凿石°池蓄水，筑亭其旁，命名为“丰乐亭”，并写了著名的《丰乐亭记》一文。而在此期间，他的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是《醉翁亭记》。这是一篇赋体散文，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通篇用了二十一个也字，句法类同，却又能寓变化于整齐，遥曳多姿，韵味无穷。这篇散文描绘了一幅“与民同乐”的生动情景，体现了欧阳修的政治理想与信念。虽然是在遭受诬陷与贬谪之后，但文章却充满乐观开朗、潇洒幽默的基调，表现了作者旷达的胸襟。
在滁州，欧阳修经常与他的密友梅尧臣、苏舜钦，余靖等书信来往，诗文寄赠。
他的学生徐无党、曾巩都跋山涉水专程来探望他。曾巩向他推荐了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很想见见这位才情不凡的后辈。
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欧阳修调任扬州知州，离开了他治理了三年的滁州。
偈古文运动欧阳修任扬州知州仅一年。他为政不求声誉，宽简而不生事扰民。他很注重名胜的保护与修整，以扬州琼花天下无双而筑“无双亭”。他还建了平山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成为淮南第一名胜。暑夏之时，他凌晨即携宾客来游，派人到邵伯湖取荷花千株，分插花盆之中，与客人宴饮其间。他还在堂前种了许多柳树，绿绦飘拂，风致幽雅。数年后，他的朋友刘敞任扬州知州，他写了一首《朝中措》词赠之，词中忆及自己在扬州时的心情：平山栏槛倚睛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在扬州，欧阳修患了严重的眼疾，他向朝廷请求调知事少政闲的颍州（今安徽阜阳），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得到批准，二月抵任。颍州地处颍水之滨，土肥水美，风光秀丽，欧阳修非常满意。特别是颍州城西北的西湖，与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齐名，更令欧阳修留连忘返。他一连写了十三首调寄《采桑子》的小词，赞美西湖的景致，每首都以西湖好开头：轻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他还在一首七绝里抒写了自已由扬州调知颍州的欢快心情：
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
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这期间，朝廷恢复了他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这表示已经给他昭雪前诬。他自然十分感激。同时，这也预示，朝廷并不打算让这位德才兼备的人物长期闲置，还要重用他。
果然，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他就被调为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宋代的南京，在今河南商丘，是个繁华的都会，政繁事忙，来往宾客又多，这使欧阳修更加怀念颍州了。他给朋友梅尧臣寄诗，相约在颍州买田置宅终老于此。
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欧阳修母亲病故。他回到颍州守丧，次年八月，护母丧返故乡吉州沙溪安葬。服除之后，他被召人京师，仁宗见他头发全白了，动了恻隐之心，留他在朝廷任职，让他权判吏部内诠，负责官员的考察叙用。这使他的政敌们十分恐慌，他们伪造了一封欧阳修建议裁减宦官的奏疏，激起宦官的恼怒。宦官们不断在仁宗面前攻击中伤他。他上任仅六天就被改派知同州。吏部南曹吴宗、知谏院范镇一再为他申辩，仁宗才收回成命，诏留京修《唐书》。不久，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差勾当三班院。他虽然屡遭贬黜，但耿直敢言的作风没有改变，他上书论陈执中不应为相，言贾昌朝好施阴谋，陷害良士，要求罢其枢密使之职。他的朋友富弼继陈执中为相后，他与富弼在修治黄河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富弼未接受他的意见，坚持开六塔河，引黄河水人故道，结果造成溃堤泛滥，溺死者无数。
至和二年，契丹国（辽）主耶律宗卒，子耶律洪基即位。他以右谏议大夫的名义，充任贺登位国信使，出使契丹。契丹君臣早就仰慕他的大名，破格礼遇，物派皇叔宗愿宗熙、宰相萧知足，太后弟尚父中书令萧孝弟陪宴，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长期以来，由于欧阳修、尹洙等人推崇韩愈，提倡古文，宋初浮靡的“西昆”文风影响逐渐减弱了，但又滋生了另一种倾向，求深、务奇之风盛行起来，“求深者或至于迁，务奇得怪僻不可读”（苏轼《谢欧阳内翰书》），致使“余风未殄，新弊又生”。甚至连与欧阳修一起撰修《唐书》的宋庠也不免此病。欧阳修曾十分巧妙地劝诚他：一次宋庠去拜访欧阳修，见他门上贴了“宵寐匪祯、扎闼洪休”八字。宋庠不解，向欧阳修请教。欧阳修笑道：“就是‘夜梦不祥，书门大吉’之意，先生您的文章不就是这种风格吗？”
欧阳修决定利用这次知贡举的机会，大力矫正这种生僻艰涩的文风。好在这次同知贡举的端明学士韩绛、侍读学士范镇等四人以及参详官梅尧臣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决定对那种以艰深文浅陋怪谬不通的文章，一概不予录取。有一位叫刘几的太学生，好为怪文，颇有名声。他的试卷中有“天地轧、万物茧、圣人发”这种句子，欧阳修见了，又气又笑，诙谐地批了两句“秀才刺，试官刷”。发榜之后，凡属类文字的举子，一律名落孙山，落第举子们大哗，他们成群结伙，拦住正要上朝的欧阳修的马头，大吵大闹，说考官们只顾诗文介和，没有认真看试卷，有人甚至写了祭文寄到欧阳修的家中，诅咒他早死！
在黜落文风不正的举子同时，这次贡举选录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其中尤以苏轼、苏辙兄弟以及曾巩最为杰出。考试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所作使欧阳修击节赞赏，欲置之第一。因举子试卷姓名是糊住的，欧阳修担心此文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改为第二。事后，苏轼去拜谢座师欧阳修。
欧阳修问他：“你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多次宣布杀犯罪之人，尧则多次赦免’。这个典故出自于什么书。”苏轼答道：“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回家之后翻阅，见其中并没有。再见到苏轼，又问他。苏轼说：“曹操消灭袁绍之后，把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甄氏赐给曹丕。孔融说：‘过去武王伐纣，把妃已赐给了周公。’曹操吃了一惊。问他是从什么经书中看到的。孔融说：‘以今日之事来看，我想象必定如此。’我讲的皋陶和尧的事，也是猜想必定如此啊。”欧阳修是个十分幽默的人，对于门生的调侃非但没生气，反而对别人说：“这个人可以说是善于读书、善于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这件事是南宋诗人杨万里《诚斋诗话》中所载，恐有夸饰。但欧阳修在苏轼中进士后不久，就曾写信给梅尧臣，十分高兴地说：“读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地出了身汗，真痛快啊！老夫我应当让让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欧阳修对有才能晚辈后生是十分爱护的，他不仅极力吹嘘奖拔，而且给以具体的教诲指导。早在知滁州时，欧阳修通过曾巩介绍得知王安石之名并读了他的文章，他就让曾巩转告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后来，他曾多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可充馆阁及谏官之职。嘉柏元年（1056年），王安石人京为群牧判官，首次拜访欧阳修。欧阳修倒屣相迎，把王安石介绍给在座的宾客，并赋诗相赠：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诗中“翰林风月”指李白，“吏部文章”指韩愈，勉励王安石以李。韩为榜样。王安石读了之后，十分感激，立即写了《奉酬永叔见赠》作答：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欧阳修提拔培养的一大批人才，不仅驰骋于文坛，使他所领导的新古文运动取得成功，而且成为北宋中后期最有活力的政治家。
嘉祐二年这次贡举，在当时虽引起激烈的反对，但却发挥了扭转文风的重大作用。那种怪僻艰涩的文风，从此销声匿迹了。苏轼在《太息送秦少章》一文中言及：
“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日：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一人见者。”
一代宗师逝欧阳修自至和元年（1054年）再度人朝廷职之后，十余年内，仕途比较顺畅，没遇到什么大的风浪。仁宗也对他恩宠优渥：“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赐。”官位越来越高，但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多年的眼疾越来越严重，又新添了昏眩之疾。
他已年过半百，鬓发全白，已纯然是一衰翁了。他的心中常常泛起了一。种黯然自伤的情绪，在著名的《秋声赋》中，他写道：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搞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欧阳修加官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的前任包拯，刚正威严，执法如山，名振京师。他上任之后，则勤于政事，不务声采。有人对他说：“包公以威严为治，真有古代京兆尹之风。而您上任之后，却没有做过几件轰动的事情，为什么呢？”他回答说：“人的材性各有长短，哪里能舍己之长，去勉强为所短之事，因循世俗希求声誉呢？我尽我的力量，能办的就办好，不能办的就停止。”他这种平稳务实的作风，把京城治理得也很好。京城多权贵，他们犯了法，往往求皇帝降旨赦免。欧阳修上奏凡犯法求皇帝赦免者加本罪二等。宦官梁举直私自役使官兵，交开封府审理，内廷三次降旨赦免，欧阳修拒绝接受，坚持依法处置。
这年冬天，开封大雪，百姓冻饿而死者无数。欧阳修上奏请求，停止明年的元霄节放灯活动，节减费用，救济饥民。京城繁冗的政务使衰病的欧阳修实在难以支持，由于几案之劳，他的左臂疼痛不可忍；灯下审阅公文，又使他眼疾大作。他一再请求，终于在嘉祐四年正月，解除了知开封府的职务。迁转一级为给事中，充任御试进士详定官。
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欧阳修主持的二百五十卷的《新唐书》编撰完成。这项工程前后共用了十七年的时间。欧阳修至和元年（1054年）以翰林学士人唐史局，也有七年了。他负责“纪”、“志”、“表”的编写，“列传”则由宋祁负责。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范镇、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脱稿之后，朝廷决定由欧阳修审阅全书，统一文字。欧阳修说：“宋（祁）公于我为前辈，况且各人所见不同，哪能都按自己的意愿修改呢！”对宋祁“列传”部分一字不改。书成进奏，按例只题官职最高的欧阳修一人之名，而欧阳修却说：“宋（祁）公在‘列传’的撰写上，功深日久，哪能掩没其名，夺他的功呢。”他坚持“纪”、“志”、“表”部分写自己的名字，而“列传”部分则写宋祁的名字。宋祁之兄宋庠听说此事，感慨道：“自古文人好相凌淹，此事前所未有也。”
在编修《新唐书》的后期，欧阳修曾推荐他的好友梅尧臣参加。梅尧臣以诗驰名三十年，却未得一馆阁之职。欧阳修希望书成之名，能使梅尧臣人馆阁。可惜的是，嘉祐五年四月，书尚未成而梅尧臣病逝。欧阳修十分悲痛，作长歌《哭圣俞》悼之，诗中赞美梅尧臣的才能，对他仕途蹭蹬，不受重用表示愤慨。诗的最后写道：
荐贤转石古所尤，此事有职非吾羞。
命也难知理莫求，名声赫赫掩诸幽。
翩然素旒归一舟，送子有泪流如沟。
梅尧臣素贫，卒后，欧阳修为他向朋友募集钱财，替他家人购置了义田，并请求朝廷录其子为官。欧阳修是笃于友情之人。好友尹洙卒后，他也奏请朝廷录其子。
学者孙夏有《尊王发微》十五卷，朝廷有旨让他进奉，书未毕而卒。欧阳修奏请准其家抄录进奉，推恩其子，也录用为官。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被授为枢密副使，两年后，他又转任参知政事，成了副宰相。这时，仁宗已至晚年，无子，皇储未定。他与宰相韩琦等人力促仁宗早。
立太子。仁宗终于立濮安懿王之子赵宗实为太子，更名赵曙。嘉祐八年（1063年）年三月，仁宗暴卒，赵曙即位，是为英宗。韩太后垂帘听政，与英宗不和，想废掉英宗。韩琦、欧阳修又极力劝导太后，避免了一场宫廷危机。此时，枢密使空缺，朝议皆以为欧阳修堪当此任。一天，欧阳修上朝，见宰相韩琦与同平章事曾公亮低声耳语，欧阳修走过来，便不再交谈，只是望着欧阳修笑。欧阳修问道：“你是在谈推荐我任枢密使之事吧！”二人说是。欧阳修正色道：“现今天子居丧，尚未亲政，母后垂帘，朝政得失，天下之人都认为是我们几位大臣决定的，如果我任枢密使，人们会说我们几个人相互补置，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韩琦。曾公亮听了，认为很对，就不提此事了。后来英宗几次让欧阳修担任枢密使，他都坚辞不就。他这种刚正坦然，不谋私利的品德，终生不渝。韩琦为相，二人相知已久，但议论政事，欧阳修认为不妥的，未尝不力争，以至于英宗也为他担心，当面劝他说：“您性子太直，不避众怨。
常见你奏事时，与两位丞相意见不合，就当面反驳，说话不加避讳。御史。谏官论事，你也常常面折其短，即此可知，人们都不喜欢你。你应该稍加戒约呀！”欧阳修身居高位，但从不徇私情，有求他办事的，他当面给人家分析可否，不能办的，就直说此事决不可行。所以，有很多人怨恨他、诽谤他，他却一点也不顾忌。他常说“我并不想富贵而得以富贵，所以我也不怕失掉它！”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帝诏命群臣议定宗奉濮王的典礼。濮王赵允让是英宗本生之父。知谏院司马光以为英宗既祧大统，不宜追尊生父，应称之为皇伯。欧阳修引《礼记。丧服记》以为称生父为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于是，以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为一方，以司马光、吕晦、范纯仁、吕公著等谏官、御史以及翰林学士王理为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所谓“濮议”之争，争论一直延续到治平三年初，侍御史吕海、范纯仁攻击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开邪说”，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种礼仪名号之争，实际上涉及到太后与英宗的权力之争。最后由太后亲手写了诏命，下颁中书省：以为应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英宗皇帝应称之为父。母亲。英宗马上下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父、母亲。
当时的舆论认为，这种妥协的办法，是执政大臣的主意。于是御史吕诲等人认为“理难并立”，纷纷要求辞职。韩琦、欧阳修等也向皇帝奏说：“既然御史们认为理难并立，如果皇帝认为罪在我等，应当留下御史，罢免我们的职务。”皇帝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贬黜御史范纯仁、吕诲等。司马光等请留御史，不答复；又请求与御史一起贬黜，不准。这件事应当说执政大臣韩琦、欧阳修的处置是妥当的，而谏官、御史司马光、范纯仁等未免意气用事。不过，欧阳修这次虽然占了上风，但却也种下了祸根，使一些台谏官员对他更加嫉恨，他们在等待时机打击欧阳修。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欧阳修的政敌们终于等到了机会。欧阳修夫人薛氏之堂弟薛宗孺，官水部郎中，所荐京官崔庠因贪赃获罪，事连宗孺，人狱，遇赦当释。欧阳修上书言不应因自己为参知政事而宽恕宗孺，须依法审处。宗孺为此而免官。他怀恨在心，造谣说欧阳修与其长子之妻吴氏有奸情。集贤校理刘瑾对欧阳修早就不满，趁机大肆传播。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告诉御史蒋之奇。蒋之奇原为太常博士，“濮议之争”时坚决支持欧阳修。事后欧阳修推荐其为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与中书省矛盾很大，蒋之奇到任后十分孤立，为了摆脱自已的窘境，他上书弹劾欧阳修“帷簿不修”。欧阳修对此又惊又怒，他一再上书神宗，要求申雪诬谤，说：“臣必不能枉受大恶之名，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仰诉于阙庭，必不能含胡自止。”神宗命中书省诘问蒋之奇。蒋之奇答复是从御史中丞彭思永处得知。彭思永不愿牵连同乡的集贤校理刘瑾，只得承认是得之传闻，暖昧无实。于是彭思永、蒋之奇皆被贬黜。神宗亲自给欧阳修写信抚慰。
经过这一次打击，欧阳修对险恶的仕途彻底厌倦了。他连连上表乞请罢政。
三月，神宗终于同意，免去他参知政事的职务，命他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的身份出知毫州（今安微毫县）。陛辞时，还特准他过颍州稍留。
欧阳修早已在颍州买田，这次到颍州，趁便修建住宅，做归老田园的准备。他的心境非常轻松，在《再至汝阴三绝》中写道：
黄粟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
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
欧阳修在毫州任职仅一年。熙宁元年（1068年）他连上五道扎子，乞请致仕退休。朝廷非但不允，反而改派他知青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他再度坚辞，不允。
只得赴任。青州虽是大州，好在此地民俗淳厚，又连年丰收，地方安宁，他的生活倒也轻松。此时，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朝中富弼、司马光、苏轼等人反对新法，皆遭贬逐。他在青州，并未直接表示反对变革，只连上了两道扎子，对新法之一的“青苗法”表述了不同意见。即使这样，也受到申斥。他再度要求致仕，结果还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他被改命为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兼并、代、泽等诸路兵马都总管。这次他是下定决心坚辞不就了。终于，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朝廷命他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由于他累次上表乞休，朝廷只得答应他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官衔致仕了。七月，他回到颍州。当时，他65岁，比规定的大臣七十致仕提前了五年。这固然由于他晚年衰弱多病，但也表现了他不贪名利、急流勇退的旷达情怀。苏轼说：“余出人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借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跋欧阳文忠公书》）他中年知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处致仕前夕，更号为六一居士。自述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颍州西湖，依旧风光绮旎。他曾用《采桑子》词调，写过十多首“西湖好”的小词，二十几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他不禁又赋新词一首：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城廓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致仕之后，欧阳修生活安逸闲适，但不寂寞。他的朋友和门生纷纷来信致贺。
当年九月，他的得意门生苏轼、苏辙兄弟专程来访。冬季，妻兄薛仲孺又便道来访。
而次年春，他所敬重的老友，早已退居南京（今河南商丘）的赵概，以77岁高龄，风尘仆仆地来和他相会。早在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被诬遭贬时，赵概虽与他并不熟悉，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此后二人长期同朝为官，情深义笃。赵概也仕至参知政事，同样也以太子少师致仕。赵概的来访，使欧阳修十分感动。他在《与吴正献公冲卿》信中写道：“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见访，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绝稀。”两位老友聚饮于西湖之滨，时知颍州的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也来参加，并题其堂为“会老堂”。欧阳修十分兴奋，他即席赋《会老堂口号》，句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
他致仕之初，看起来身体和精神还很好。苏轼在《陪欧阳公宴西湖》诗中写道：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竭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百病缠身了。致仕一年之后，即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这位三朝名臣，一代宗师终于阖上双目，与世长辞了。
他死后，朝廷特赠太子太师。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谥为“文忠”。次年九月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一生功绩评欧阳修一生著述等身，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生前自定诗文集五十卷，题为《居士集》。南宋孝宗时丞相庐陵周必大，又将其《居士集》之外的诗文收为《居士外集》，共二十五卷，并集其撰写的制书、奏议、笔记、诗话、书简等杂著，以及《集古录》跋尾，合编为《欧阳文忠公集》，计有一百五十三卷，近百万字之多。此外，他还撰写了《新唐书》纪、志、表部分共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诗本义》十四卷，《归荣集》一卷。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继承和发展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传统，发动并领导了北宋的新古文运动，矫正了浮华萎糜、险怪生涩的文风，造就了苏润、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一批散文大家，开创了一代新风，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创作的散文，有数百篇之多，“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吴充《欧阳公行状》）。他的散文贯彻了他的“文道并重”的创作理论。有着充分的思想内容，情笃意深、平易畅达而又纡徐委曲，跌荡起伏、含蓄婉转而又出自天然，韵味无穷。其中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泷岗阡表》。《祭石曼卿文》。《尹师鲁墓志铭》。《朋党论》。《纵囚论》。《五代史宦者传论》。《五代史伶官传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秋声赋》等大量佳作，为后世传诵，乃至奉为楷模，堪称我国古代散文宝库中的珍品。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论述欧阳修散文的特点说：“如公气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基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怪之奔驰。”而他的另外一位得意门生苏轼则高度评价了他的散文成就和影响：“（韩）愈之后三百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达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之为连类，析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欧阳修也是宋诗革新的开拓者。北宋初年承晚唐五代之后，诗风萎靡，盛于一时的“西昆体”，摭拾旧典，堆砌华词，排比声韵而内容空泛，气格卑弱。欧阳修与他的朋友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一起，从理论和实践上，涤荡了“西昆体”不良影响，又上承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诸大家的传统，另辟蹊径，开宋诗一代新风。针对“西昆体”之弊，他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指出：“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诗本义●本末论》）强调诗出于至情，有为而发，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草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欧阳修利用自己在政治和文坛上的地位，大力表彰推崇梅尧臣、苏舜钦等友人的诗作，制造声势，推动诗风转变，他在《水谷放行寄子美。圣俞》诗中写道：“子美（舜钦）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酒滂沛。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当珠玑，一难東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而他自己的创作，则风格多样，或富丽奇纵，或清俊飘逸，或雄健苍劲，或平实淡雅，皆“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而其诗最主要的特色，则是坦率平易，清新自然，他首开“以文为诗”的风气，喜铺叙，多议论，有理趣，正如清学者全祖望所说：“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
欧阳修在词集《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编》传世，约有二百余首。在词的创作上，他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与晏殊齐名，是北宋前期词坛上的代表人物，并称“晏欧”。他们承袭南唐冯延巳清隽的词风，而“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欧阳修的词情深意浓，他能把自己身世、遭际、品格、情怀熔人词中，使词具有了较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而不再只限于供歌儿舞妓演唱，宴客娱宾了。他对词的题材进行了开拓，山水之乐，世事感慨，怀古咏今，伤时叹老，皆人于词，而不只限于咏唱艳情闺思了。他写词在运用比兴手法之外，也尝试用铺叙直陈的手法。于短词小令之外，也写了一些长调慢词。他注意采用民间新的曲调，并以俗语、俚语入词。在这些方面，他都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直接推动了柳永和苏轼对词的重大革新。
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之后，短短一年时间里，他整理撰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笔记（归田录》（二卷），记载朝廷掌故典实、士大夫轶事趣闻，不仅简雅生动，而且有很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另一部是《六一诗话》。虽仅二十八条，但却集中体现了欧阳修晚年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的重要见解。此前，并无“诗话”之体，欧阳修《六一诗话》首开先河，继之者有司马光《续诗话》、刘放《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师话》等，此后，纷至沓来，林林总总，历代不绝，遂成为我国古代论诗的一种重要形式。
欧阳修辞世前不久，写了一首绝句：
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
唯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
这首小诗可能是他的绝笔之作，诗人怀着寂寞和怅惋的心情向人世做了最后的诀别。这位庙堂名臣、文坛宗师至今已经辞世九百余年了，但他的品格、他的学识、他的著作，却依旧像经霜秋菊，在历史的殿阁旁，鲜艳地开放着，充盈着永恒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