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宋代抗金名臣）

李纲简介

李纲：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字伯纪，号梁溪居士，祖籍福建邵武，祖父一代迁居江苏无锡。

生卒年：1083 ～1140年

性格特点：刚正爱国

历史功过：李纲是两宋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在抵抗女真军事贵族入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南宋高宗朝曾担任宰相，对于南宋朝廷的建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谓“第一相”，不仅在于他是南宋的第一位宰相，更在于他的各项措置对于南宋政权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纲的远见卓识与阔大胸怀，在南宋的诸多宰相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名家评点：民族英雄

李纲传记

南宋宰相 衰世英豪

李纲，字伯纪，号梁溪居土，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人。但他从其祖父就迁到无锡（今江苏无锡县）。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及第，被任命为镇江府学教授。他出生在哲宗朝，他18岁时，徽宗即位，他进士及第时已经29岁。他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则是女真军队南下攻宋的关键时期，高宗建立南宋，拜他为宰相，只过了几十天，就被罢相，遭到贬谪，后来又被重新起用，担任了几任地方官。绍兴十年，高宗建立南宋政权已有十四年，他在家乡逝世，时年58。因此，他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尤其是钦宗靖康年间和高宗初期。

哲宗朝的前后期党争激烈，朝局变动不定，政治渐趋紊乱。徽宗即位后，不但没有能及时导正政治上的斗争，消除分歧，反而重用蔡京、王黼梁师成。童贯、朱動等权臣和宦官，打击政敌，朝局更趋糜烂。徽宗本人骄奢淫逸，生活腐朽，蔡京等受其宠幸的大臣和宦官更在旁推波助澜，从中渔利。他们提出“丰、亨、豫、大”的口号，大肆扩建皇宫，在苏州和杭州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搜集江浙地区的奇花异石、织绣丝绸，雕刻一些象牙金玉器物。其中就有所谓的“花石纲＂ ，即无偿征取民间的美花美石，然后用大量舟船运到京城，每十船组成一纲，前后相继。朱動负责这些事务，他从朝廷的府库中支取了大批资金。来备办各类珍异之物，实际上大都强行征取，而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入了他的腰包。

徽宗崇信道教，在京城和各个较大的城市兴建很多道观，并拨给很多土地，道观的很多道土们都有了正式的官阶，和政府的官吏同样领取俸禄。其中最受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的广］徒，任道官、领取厚俸的就将近两万人。蔡京等人增设了很多官位，借此来提拔自己的子弟亲戚和故旧做官，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按照职位的高低大小来定价格。这使得本来就很冗杂的官僚队伍更加臃肿不堪。那些买官的人自然要贪污受贿，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

正是因为上述智侈腐朽的生活和冗官的增多，使得朝廷的财政很快就人不敷出，此前积累下的国库积蓄被挥霍得一干二净，每年正常的赋税所得只能应付七八个月的开支。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朝廷首先想到了铸造新钱，但这是治标的办法，结果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和百姓的负担。其次，提高茶税的定额，将原来政府出钱征购的绢帛和谷物改为无偿的榨取。第三，政和元年（李纲进士及第的前一年），设置了“西城括田所”，由宦官掌管，名义上是没收一些无主或逃绝户的土地作为公田，实际上是专门强占肥沃土地，强迫原业主充作佃户，使其向官府交纳田租。同时，蔡京等权贵倚仗权势，乘机占夺大批田园宅第，奸赃狼藉。

这些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上的掠夺，都加深了当时百姓的苦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求生无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百姓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徽宗即位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太行山东西就出现了以李勉为首的起义军。政和六年（1116年） ，淮南地区又出现了以刘五为首的数千人的起义军。宣和元年年），刘花三领导一支起义军在广东、福建交界处活动，打击当地的豪绅地主。

同年，以宋江等为首的起义军活跃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地区，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都勇敢善战，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官军。规模最大的是方腊在浙江的起义。由于花石纲等对东南地区百姓的压榨、骚扰，宣和二年十月，方腊在浙江睦州的青溪县发动起义，提出诛杀朱動的口号。很快就有十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其影响不断波及到邻近地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百姓。起义军在三个月内就攻占了五十二座县城。

第二年正月，朝廷派宦官童贯率领十五万的精锐禁军南下进行镇压。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抵抗，起义军才被完全扑灭。虽然上述起义后来都被镇压下去，但却暴露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宋王朝统治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这时，北方的辽朝在女真族的武装反抗下，其统治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116年，女真军队攻占了辽朝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县） ，控制了辽东半岛，这里与宋朝的山东地区仅一水之隔。宋朝的最高统治者获悉这一信息，又幻想联合女真族夹攻辽朝，希望收复五代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地区。从1118年开始，宋朝就不断派遣使臣泛海到金国，商谈夹攻辽朝的具体事宜。

1120 年秋，金朝已经攻占辽朝的首都，宋、金才达成“海上盟约＂，规定金朝攻占长城以北地区，宋朝攻取长城以南地区。但由于宋朝境内不断爆发了前述的起义，朝廷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用来镇压这些起义军，无暇顾及北伐。直到1 122年，宋朝才派童贯等率领军队北上攻辽，却被辽朝燕京的守军打得大败。

同时，金军对辽的进攻却取得了节节胜利，这年的腊月，燕京守军投降了金军。后来，宋朝用重大的代价换取了被金军掳掠一空的燕京。为了占据燕京及其周围地区，宋朝花费了巨额的经费，作为军队和官僚的饷俸，加上远途运输，这些费用都被转嫁到全国百姓身上，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很快出现了武装反抗。更为严重的是，金朝在上述过程中，观察到宋朝的官僚腐朽，军队不堪一击，马上开始筹划南下攻宋。

初人仕途 上书言事

崇宁三年（1104），李纲在国子学就读，成绩优异，至大观二年，因为亲丧，没有参加科举，以国子学贡士的资格被授以将仕郎的品阶，担任真州的司法参军。直到政和二年，他才参加科举，名列及第进士的第二档。在徽宗召见及第的进土时，对他再三顾问，遂特旨将他升到第一档，授以承务郎的品阶，被任命为相州的州学教授，后为了就近侍奉父母，请求改任镇江的府学教授。

政和四年，李纲被任命为国子学正，开始担任中央的官员。次年，他被任命为担当监察职能的御史。后来他由于敢言而不避权贵，上书冒犯了宦官、宰相，被罢免了御史之职。其后，他一直在京城任职。宣和元年，他被任命为省试的副考官。

这一年，开封西面发生洪涝，漕运不通，京城周围受到严重威胁，但朝臣都不敢上书议论这次灾异。李纲上书认为这是阴气太盛所致，朝廷应该提防“盗贼外患”。后来他又屡次上书论事，触怒了当时的宰执，一再遭贬，最后被外放到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担任督收酒盐税的小官。

但是，他敢于上书言事，却为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时人称之为“凤鸣朝阳之举＂。他在赴沙县之任前，有《留别诸弟》诗，云：“久陪鸳鹭日朝天，却爱江湖作散仙。但有园林种松菊，便胜冠冕着貂蝉。”这表现了他豁达的心胸和对名利的淡泊。

仕途上的挫折往往使士大夫们想起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南宋初有人说李纲是蔡京的儿子蔡攸的同党，虽然这可能是诬蔑之辞，但也值得注意。说它是诬蔑之辞，因为蔡京等到南宋初就成为过街的老鼠，徽宗是骂不得的，所以他们就成了罪魁祸首，北宋灭亡的罪责都由他们来承担，在政治斗争中，与他们的任何瓜葛都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极好口实，李纲被纳入蔡攸的党羽，原因可能在此。另一方面，这又不一定完全是空穴来风之辞，仍可以反映李纲政治上的某些面相，他在某些方面仍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政治环境，他能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也离不开有力的靠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在抗金和建设南宋政权过程中的贡献及其意义。

书生治兵 功巧一篑

宣和七年（1125年），李纲被任命为太常少卿，再次来到京城。这年冬天，金兵南下攻宋，京城告急。朝廷有人建议避敌，徽宗下诏各地勤王，并命皇太子担任开封府长官，并让高级文官上书献策。李纲上《御戎五策》，同时他还通过交好的给事中吴敏向徽宗建议传位给太子。他认为大敌当前，“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而不止是让太子监国。他举出唐肃宗的例子，认为唐玄宗不能主动传位给肃宗，使其难以号召天下，所以肃宗后来在灵武自行称帝即位。所以对于“建号之议＂不出于唐玄宗，后人都为之惋惜。如果徽宗能够传位给太子，将会使金人难以达到攻击的目的，而后悔发动战争，社稷也能获得保全。

后来，徽宗召见李纲，他刺臂血书上奏说：“皇太子监国，属于和平稳定时期的做法。现在大敌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之间，怎么还固守平常的规矩呢？太子没有即位却只能监国，怎么能够号召天下，期待一点点成效呢？如果正式传位给太子，让他能够为天下保卫宗社，收拢将士之心，誓死抗金，那么天下就能得以保存。”他的上书显然对徽宗禅位给钦宗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李纲进人政治核心的一个契机。

钦宗即位后，李纲上书说：“现在中国势弱，君子之道难行，毫无法度纪纲。陛下即位之初，应当顺应天心，满足民众的愿望。攘除外患，确立中国尊高的地位；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得以发扬光大。”显然他对于钦宗寄寓了厚望。对于割地求和，他更认为：“这是祖宗留下的疆土，必须死守，一尺一寸也不能让步。”由于他在禅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钦宗的重用，被任命为兵部侍郎。

钦宗虽然对于徽宗朝的权奸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動等加以诛罚，但面对金人的进攻却显得很懦弱，手足无措。靖康元年正月，金军主将斡离不率军渡过黄河，徽宗闻讯离开京城，逃往南部。宰执亦建议钦宗暂避敌锋。李纲坚决反对放弃京城的逃跑策略，认为：“今日之计，应该整饬军马，固结民心，一起坚守，等待来勤王的军队。”

同时他还认为宰相白时中等应当负起“抚将士以抗敌锋”的责任。白时中气急败坏，责问说：“李纲难道敢带兵出战吗？”李纲则说：“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其敢于任责的态度跃于言表，而白时中等人的懦弱也暴露无遗。朝中无人像李纲那样敢于任责，所以他被任命为副宰相。李纲能够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与宋金之间的战争冲突有直接关联，更与当时北宋朝廷苟安不振的氛围密切相关，可以说他是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但当时的宰相和其他副宰相以主张避敌者占多数，钦宗亦颇动摇，时而准备亲征，遂命李纲为东京留守，李梲为副。时而欲弃京城而避敌。李纲上书力陈不可放弃京城，并且举唐玄宗在潼关失守后，仓惶出逃为例，以为不能蹈唐玄宗的覆辙。

但钦宗听到中宫已经出发时，急忙说：“朕不能再逗留了。”李纲以死来求钦宗留下，钦宗对他说：“朕现在为你留下，治兵御敌的事务，由你来专门负责，不要有什么疏忽。”因此，李纲担负起守卫东京城的重责。

其后，钦宗又发生动摇，决意南逃，李纲闻讯人宫时，禁军都已经整装待发了。

他首先制止了禁军，后又劝阻钦宗，并以钦宗的名义下令：“敢再有说避敌者斩！”这对于振作军心发挥了重要作用。钦宗遂命他为亲征行营使，可以便宜行事，专门负责保卫东京的战役。

由于李纲的积极备战，身先士卒，击退了金兵的进攻。加上金人知道徽宗已经禅位，只好退兵，并遣使议和。但李纲却被排斥在议和之外，钦宗派怯懦的李梲往金营议和。金人索要巨额的财物，要求尊其国主为伯父，要求派亲王。宰相做为人质，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这也反映此时金人并没有打算灭亡赵宋王朝，只是一种勒索和蚕食。

李梲并没有及时掌握敌我态势，对这些勒索也没有据理力争，而是不置一词，无所作为，也许已经被金军的强大吓破了胆。李纲对于金人的三项勒索分析说：“金人所要索取的金币，即使竭尽全国之力也不够，况且现在只有京城地。三镇，是国家北面的屏蔽，割让给金国，我们还能靠什么来维护国家的安危呢？至于派遣人质，宰相应该去，但亲王不应该去。”

同时，他建议一方 面派善辩之士出使金营，与其论辩，滞留其军，另一方面等待各地勤王之师的到达，使金人孤军不敢久留，再与之和议，这样可以使金人不敢轻视中国，和议的成果方可持久。但当时的宰相副宰相却急于求和，对李纲的意见不屑一顾。最后，宋廷答应了金人的所有要求，在京城大肆搜刮金银，以满足金人的贪欲，同意割让三镇给金人，同时派康王赵构和副宰相张邦昌做为人质，出使金营。

正当宋廷在京城到处搜敛金银，以满足金人的贪欲时，各地的勤王军也逐渐向京城聚集，尤其是种师道、姚平仲率领陕西的军队。在此情形下，钦宗又试图用兵李纲适时提出了反击金兵的建议。他认为金人贪婪凶暴，必须在军事上击败他们，而且金兵只有六万，宋朝到达京城的勤王之师已超过二十万，所以金兵处于孤军境地，因此他建议以计取胜，而不必力战，只要先派兵扼守黄河渡口，断绝金兵的供给，然后重兵围困金兵，用周亚夫围困七国之兵的方法，坚壁不战，则可以迫其议和，收复三镇，最后在金兵北返过河时，半渡而击之。

钦宗虽然接受了李纲的建议，但并没有授予他指挥实施上述作战策略的全权整个宋军缺少主帅，也就形成不了合力。同时，姚平仲急于邀功，意图生擒斡离不，救回做人质的康王，提前率军发动进攻，夜袭敌营。姚平仲的进攻没有事前告知李纲，钦宗仓猝间命李纲率军支援姚平仲。最后姚平仲的偷袭遭到失败，本人也逃跑避罪。宰相、副宰相和朝中谏官哄传宋军被金军全歼，局势骤然紧张。金人遣使责问，宰相李邦彦不得不以李纲做替罪羊，对使臣说：“用兵的是李纲姚平仲，不是朝廷的意思。”因此，宋廷将李纲罢职，以蔡懋代其职。

李纲被罢职，却引起了京城舆论的大哗。太学生陈东等千余人向朝廷上书，为李纲声辩。东京城内的军民不期而集，达数十万，为李纲鸣不平，朝廷置之不理，遂有宦官被聚集的军民所杀伤。面对这种舆论，钦宗不得不召回李纲，复其官职，并且负责京城的保卫工作。

金人由于已经得到宋廷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大量金银钱帛，加上孤军深人，遂退兵北返。李纲此时被任命为枢密院的长官，遂奏请派军护送金兵，暗中指示将领“可击则击之”。但宰相惧怕尽遣守军追击金兵，恐难以应付仓猝事件，遂急忙召回追击的军队。这时，宋军已经追到河北境内，却得到回军的命令，功亏一篑。等到李纲上奏力争，再次派遣军队追击时，宋军已经无心再战了。

夹缝之间 接连遭贬

徽宗之禅位，乃是在金兵压境的局势下仓猝间做出的权宜之计，马上又南逃。

这时钦宗为了挽回舆论，下诏诛罚徽宗宠幸的权臣，包括扈从徽宗南逃的童贯、高俅等，这使得徽钦二帝之间出现相互猜疑的紧张关系。在金兵围攻京城期间，与东南地区的信息沟通被徽宗阻隔，勤王之师也被阻滞不得进，甚至有传言说童贯等要图谋叛变。

由于童贯、高俅等人随徽宗南下，为了执行钦宗诛罚他们的诏令，有人建议派聂山担任发运使直接负责，但这容易加剧徽钦二帝之间的紧张关系。李纲指出“如果聂山能够完成任务，就会惊动太上皇，困扰陛下。万一没有达到目的，这些奸臣就可能挟制太上皇，割据一方，到那时陛下如何来处理呢？不如不派聂山来执行诏令，而请太上皇自己来除掉他们。”钦宗听从了李纲的建议。

金军北返后，局势逐渐稳定，徽宗也回到了当时的南京（今属河南省），并来信询问钦宗改革的情形，同时召吴敏、李纲到南京。有朝臣对徽宗此举颇怀疑虑，徽宗与钦宗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加剧。李纲却认为这只是徽宗想知道朝中之事罢了并请求觐见徽宗。李纲见到徽宗后，向徽宗报告钦宗的孝思，谓钦宗“欲以天下养之＂ ，竭力弥缝徽、钦二帝之间的矛盾，并请求徽宗早还京师。

徽宗又询问东京保卫战的情形，气氛逐渐缓和。但他还是提及他在战争期间断绝和钦宗联络的敏感问题，实际上是进行试探。李纲遂回奏说：“当时情势紧急，皇上与您彼此隔绝，消息难通，朝廷要照顾行宫，难免有所疏漏，请您明察。”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皇上仁孝，唯恐有令太上皇您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每当您加以诘问时，皇上总是忧惧难以进食。臣将其比喻为家长外出时强盗来了，担任家事的子弟不得不随机应变。家长一般是关心保护田产的大计，对其加以慰劳。

如果要斤斤计较于细节问题，那么子弟怎么可能每件事都开脱他的责任呢？皇上刚刚即位，太上皇就南下巡幸，正当大敌人侵，为了保护宗社，许多事不能不有所更革。现在太上皇您将要回銮，臣以为应该慰劳、安抚皇上，而不宜纠缠于那些小事。”徽宗对李纲能调解他们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示赞赏，并赐给他玉带等物，对他说：“爱卿能够辅佐皇上，保卫宗社，立有大功，现在如果再能调解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消除猜疑，就能名留青史了。”这反映了此时徽宗与钦宗之间的猜疑之深，而徽宗亦试图藉李纲来从中沟通、调解缓和矛盾。

徽宗回到京城，金人北撤，宋廷上下一片恬然气氛，而不再把金人的进攻放在心上，像李纲这样的抗金领袖逐渐受到排挤。加上李纲上次被罢职，引起千余太学生伏阙上书和开封军民数十万众聚集请愿，迫使钦宗恢复李纲的职务，是当时臣僚极为忌讳的问题，极易遭到君主的猜忌，这也成为意图排挤李纲出朝廷的大臣的重要口实。

在讨论迎接徽宗回京的仪式时，副宰相耿南仲建议先清除徽宗左右的亲信，这当与钦宗、徽宗之间的猜疑有关，或者得自于钦宗的授意。李纲反对说：“这样做就是向太上皇表示猜疑的态度。天下的道理只是坦诚与猜疑、光明与阴暗罢了。行事坦诚，光明磊落，就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怀有阴暗的心理，行事猜疑，就会后患无穷。

耿南仲不用达到尧舜的方式来辅佐陛下，其心理阴暗而多疑。”耿南仲恼羞成怒，就拿太学生伏阙上书和京城军民聚众请愿做文章，说：“谏官陈公辅曾经参与聚众为李纲请愿之事，请派御史加以审查。”李纲对此种不顾国事的行为甚为愤慨，但又不得不请求辞职。虽然钦宗下诏对李纲说：“当时强敌当前，太学生和百姓伏阙上书、请愿，是激于忠愤之情，怎么可能是有人操纵的呢？”让李纲不必介怀，同时还说，“大敌刚退，还需要爱卿协力度过难关”，没有接受李纲的辞职。但钦宗对于太学生和军民聚众请愿之事依然耿耿于怀，只不过还需要李纲来维持局面。

等到眼前的危机过去，钦宗和耿南仲之流就难以再容忍李纲的存在了。他们不但对李纲处处掣肘，最后还借口太原被围，派李纲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率领援军以解太原之围。李纲认为自己是文臣，指挥保卫开封城的战斗是形势所迫，不宜担任统帅，“恐误国事”。有谏官亦上书说李纲不可离开朝廷。

这反而使钦宗对李纲更加猜疑，认为谏官是在为李纲游说。当时有人对李纲指出，钦宗之所以派他去太原，并不是为了边事紧急，而是想借机排挤李纲出朝廷，同时又可以堵住京城百姓之口，李纲拒绝任命，则进谗言者会借题发挥，钦宗的不满更加难以预测。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李纲不得不接受任命。此时，钦宗又假惺惺地对李纲加以表彰，手书《裴度传》赐给他，将他比作曾经平定方镇之乱的唐朝宰相裴度。这样，李纲最终被排挤出了朝廷。

李纲接受新的任命之后，又受到钦宗君臣进一步的打击。他所率领的援军只有一万二千人，而且仓促之间，准备很不充分，所以他请求宽限出发的日期。但钦宗恨不得他赶快离开京城，一再催促李纲出兵，甚至下诏责备他拖延时间、抗拒命令。李纲不得不再次提出辞职，钦宗遂安抚说：“爱卿为朕巡视边境，马上就可以还朝。”

由于太学生和军民请愿之事已经是前车之鉴了，所以钦宗等始终不敢公开贬降他。李纲回答说：“臣这次出师，没有再次还朝的希望了。现在我因为愚直不能容于朝廷，如果出师之后能够死于战斗，这是我的愿望。万一朝廷不能坚持抗击金军，我只能辞职，陛下应该体察我的忠心，以保全君臣之义。”临行之际，他还不忘请钦宗提防奸臣，以免误国。他率军经过河阳，遥拜宋帝陵，针对国势和外患，上书劝勉钦宗“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以图中兴。

李纲虽然时刻心系国事，却遭到不断的打击。首先是朝廷下诏解散各地的勤王军队。其次，他所率领的军队将领直接接受钦宗的指挥，李纲所担任的宣抚使空有其名。不久，朝廷又因为议和，下诏命令李纲所率领的援军停止前进。同时朝廷上的抗战力量也都遭到罢职、贬谪，重要的职位都为主和派所占据。紧接着朝廷命令种师道以枢密院副长官的身份替代李纲，接管宣抚司，诏李纲回京师，实际上是罢了他的职务。没等他回到京城，就又遭到贬降，出知扬州。李纲上书推辞任命。

最后，他被弹劾对金作战丧师费财，遭到贬谪。而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真正全权指挥过宋军对金军的作战，丧师费财无从说起。

当李纲接连遭贬之际，金人再度南下，包围了开封城。此时，钦宗方又想起李纲，后悔和议，遂下诏召回李纲，任命为开封府长官，但为时已晚。李纲接到诏命时，正在贬谪途中，路经湖南长沙。他还来不及带领勤王军北上，开封城就已经被攻陷了，微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宋灭亡。

宰相之职 大义分明

当开封城再次被围之际，钦宗不得不又下诏各地勤王，并命在外的康王赵构担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开大元帅府，负责统帅河北等地的义军和勤王军。赵构首先即以元帅府的名义恢复李纲的职位，并写信给他说：“现在是天下生民危急存亡之际，如果没有不世之才，就不可能居中协调、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阁下学究天人，忠心可贯金石，应当赶快回到朝廷，以副天下苍生之望。”赵构如此重视李纲，与他在抵抗金军过程中建立的功勋和声望有密切关联，不得不依赖他来号召天下、收揽人心。

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遂在当时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高宗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宰相，李纲成为他的首选。而在开封被攻陷后，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后来，当张邦昌获悉赵构即位，被迫取消其傀儡政权。高宗害怕激怒女真贵族，并没有对张邦昌这种叛逆行为加以惩罚，反而封他为郡王。因此，当时有御史上书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然已经被封为三公、郡王，应该拜为宰相，以增重其礼遇；李纲则为金人所恶，虽然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宰相，应该在他未到任之际，将其罢免。”高宗说“朕的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高兴见到的。”这位御史顿时哑然了。但他仍然将他的上书寄给李纲，希望阻止他赴任。

李纲到应天府后，高宗赐宴接待。李纲奏对说：“金人无道，专门以欺诈奸谋取胜，中国没有看穿其面目，中其奸计。幸好天命未改，陛下率领军队在外，被天下臣民推戴。内修政事，外攘强敌，这是陛下和宰相的职责所在。臣自觉才能不足以承担陛下的重托，请收回成命。而且臣在途中看到御史寄给我的弹劾奏书，认为臣是金人所厌恶，不应当担任宰相。臣虽然愚蠢，却只知道有赵氏，不知道有金人，所以为金人所厌恶是很自然的事。说我才能不足以担任宰相没关系，但认为我是金人所恶就不能担任宰相就很奇怪，难以服人。”

因此他拒绝担任宰相。高宗为此罢免上书的御史，并对李纲说：“朕早就知道爱卿的忠义和智略了，要让金人畏服，使四方安宁，非由你来担任宰相不可，爱卿就不要推辞了。”显然，高宗很清楚当时的形势离不开李纲这样的人物。李纲遂上奏《十议》，并声明只有高宗接受这十条建议，他方可出任宰相。

《十议》包括十个方面：一、议国是，即议定基本国策。他认为马上进攻则实力不足，和议也不可靠，只能靠自治，以防守为基本国策。和、战是南宋对金政策的两极，但有不少持重的大臣都主张自守。二、议巡幸，选择新的都城。他认为长安为上选，襄阳次之，建康（今南京）又次之。至于后来作为都城的临安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三、议赦令。他认为张邦昌所颁布的伪赦应当废除，而按照祖宗的惯例颁布新的大赦。四议僭逆。他认为张邦昌为国家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屈服金人的命令，易姓改号，应当明正典刑，垂戒万世。五、议伪命，即对接受张邦昌伪政权任命的士大夫加以惩罚定罪，以激励士风。六、议战。他认为要严格军纪，信赏必罚，以振作军队的士气。七、议守。他认为敌情不明，肯定会再度南下，应该沿黄河、淮河、长江布置防守，占据险要。八、议本政。他认为现在政出多门，需要集中权力到中书（宰相所负责的中枢机构） ，可以提升中央的权威。九、议久任。他认为钦宗时期大臣升降太快，不能久任，需要谨慎选择大臣加以久任，责其成功。十、议修德。他认为高宗刚刚接受天命，应该加强修炼孝悌恭俭的品德，以副四海之望，达到中兴的目的。

第二天，高宗将李纲的奏议在朝廷上公布，但其中的议僭逆、议伪命两条没有公开。这主要是因为高宗惧怕激怒金人，张邦昌建立伪政权是在金人的操纵下进行的，惩罚张邦昌及接受其任命的官员，无疑会刺激金人，而高宗一直在试图寻求和金人和解、妥协的途径。李纲从振作士大夫官僚的士气和民心的角度出发，坚持惩罚张邦昌及接受伪命的士大夫，认为高宗想要建立中兴的事业，却尊崇僭逆的臣子，四方闻知，必然人心涣散，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接受伪命的士大夫不加惩罚，那么如何来激励天下士大夫的节气呢？

一再力争，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誓与张邦昌等不同朝为官，高宗最后将张邦昌贬谪，并对接受伪命的士大夫亦加以贬谪。与此同时，李纲认为当时士大夫寡廉鲜耻，建议高宗对少数能够仗节死义的士大夫加以褒奖。高宗接受这项建议，并下诏让各地询访死节之士。

其后，李纲被任命为御营使，负责所有政务、军务。他于是进一步上奏说：“现在的国势远不如靖康时期，但陛下英明，臣僚团结一心，还有望改革靖康时期的弊端，造成中兴的局面。其中的关键在于要确立规模。按照事情的先后缓急来进行。”

所谓“规模”，他将其概括为如下内容：“外御强敌，在内平息盗贼，修军政，改变士风，充实财政，减轻百姓负担，改革弊法，省减冗官，坚决贯彻号令来感动人心，信赏必罚以振作士气，选择大臣来担任各地长官，选择监司（宋代路一级的长官） 、知州来推行新政，等自身的政事得到完备，然后可以再向金人问罪，迎还二圣（指徽、钦二帝）。”

作为当时最紧切的工作，李纲认为是处理河北、河东（主要是今天的山西地区的问题。因为河北、河东是当时南宋政权稳定的屏障，处理好这两个地域的问题中原可保，东南也可安定。而当时河东、河北除了少数地区被金军占领外，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投降，在南宋朝廷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河北、河东两个地区的百姓组成民兵，推举各地的豪杰作为首领，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他们大都愿意接受宋朝的领导。如果南宋朝廷不能及时与他们建立关系，派使臣好好地慰劳他们，分兵去支援他们的战斗，恐怕他们会缺乏粮食、筋疲力尽，受到金人的围困。

虽然他们怀着忠义之心，而朝廷的援兵不能赶到，就会时刻处于危机之中，必然将对朝廷产生愤怒和怨恨的情绪，这时金人如果对其加以招抚，马上就成为其可用的精兵。因此，他建议朝廷在河北、河东设置指挥机构，选择有材略之人，宣谕天子的恩德和不放弃两河地区的决心，对能保卫一州、一县的人都授予官位，使其为朝廷守卫地方。这样不仅可以断绝他们投降金人之心，还可以凭借他们来防御金人的进攻，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

高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李纲遂推举张所、傅亮担任河北、河东地区的军事统帅，分别设置招抚司和经制司。张所曾经在北宋朝廷做过御史，靖康之乱中，他用蜡书在河北募兵，应募者有十七万人，因此他在河北的声望很高。傅亮曾经在河北等地带过兵，开封被金人包围时，他率领三万多勤王军，屡立战功。高宗遂任命张所担任河北的军事统帅，傅亮担任河东的军事统帅。当时皇子出生，按照惯例要大赦。李纲认为：“河北、河东两地为朝廷坚守地方，现在大赦的诏令如果不能到达，百姓就会以为朝廷放弃了他们，这样怎么能安抚那些忠臣义士的心呢？勤王军在征战途中背负甲兵，冒犯霜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加上疾病死亡，如果不能受到朝廷的恩惠，以后有急难，怎么能够再依靠他们呢？”高宗再次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在河北、河东两地颁布了大赦令，收揽了失散的人心，加强了两地人民抗金的决心，使围攻的金人知难而退，响应张所、傅亮两位统帅招募的人也很多。此外，他还推荐宗泽担任开封的长官。宗泽到任后，安抚军民，修治军事设施，多次出兵挫败金人的进攻，稳定了局势。

军事斗争是当时新政权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李纲担任宰相后时刻在思考的问题。他改革当时的军队体制，以五人为“伍＂ ，由伍长来控制其他四人；二十五人组成“甲”，由甲正来控制五个伍长；一百人组成“队”，由队将来控制四个甲正；五百人组成“部＂，由部将来控制十个正副队将；两千五百人组成“军＂，由统制官来控制十个正副部将，整个军队按照上述层级。用木牌记录所属成员的姓名，军队的命令都按照木牌来发布、执行。他命令按照新的管理体制来招募新军，同时在中央设置赏功司，对于接受贿赂、敲诈勒索之人军法从事，对遇敌溃逃者处斩，逃兵做盗贼的，处死他们的家属。

当时防守黄河的将领名叫许高、许亢，临阵脱逃，被贬谪到岭南，在江西境内阴谋叛变，被当地的地方官处决。有人认为地方官擅自杀人，应该加以惩戒。李纲则认为：“许高、许亢受命防守黄河，敌人还没有到就逃跑了，沿途劫掠百姓，破坏比盗贼还严重。朝廷不能正军法，而地方官能够执行，真是能干的官员。如果受命抵御盗贼、外敌而想逃跑的人，知道地方官能够对他们加以处决，他们在逃跑前就不得不掂量掂量了。”高宗接受他的意见，提升了那个地方官。

但高宗并没有抗击金军、收复失土的坚决信心，一直在谋求与金人议和，妥协投降，而借口想迎回徽、钦二帝。在朝廷讨论派遣使臣到金朝时，李纲上书给高宗说：“尧舜之道，不外乎孝悌。尽了孝悌之情，就达到了神明的境界了。陛下因为徽、钦二圣被掳北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想要迎还二帝，尽孝悌之情，这是尧舜的用心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正是应该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政务法律完备，中国强盛，那样的话，二帝就可以不迎而自回了。否则，即使再多派使者，卑辞厚礼，恐怕也无济于事。现在要派遣使臣，只需要通问二帝的近况就可以了，以表达思慕之意。”高宗就让他来写通问的“表＂。

同时，他请高宗下表示哀痛的诏书，来感动天下百姓，使全国民众能够同心协力，相互扶持，达到中兴宋王朝的目的。他还建议裁省冗官，压缩经费开支。地方上出现的许多做强盗的溃兵，都被他派人一加以讨平。他曾引靖康之难的教训来劝谏高宗能够虚心地接纳直言，节约开支以保证国家财政，断大事果断。他坚持定都于长安，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认为即使不能在长安，也要在襄阳一带，向世人表示不忘故都，以此来维系民心，不然就会失去中原，还都无期了。

高宗对李纲的上述建议大都表示接受，他甚至也下诏书表示要还都开封。但他实际上却没有决心和胆量收复失土，还都开封，而是接受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建议，准备南下到建康。这种出尔反尔的决定，使李纲极为愤慨，竭力加以劝阻。

他建议高宗暂时驻跸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兴起之地，高山峻岭，便于防守，有宽大的城池和平坦的原野来屯驻大军，西面邻近关中、陕西，拥有广大的兵源，东面通江淮，可以运输粮食，南面与两湖、四川相接，可以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北面的东京、南京、西京等可以随时救援。他认为现在如果到东南避敌，虽然可以得一时之安，但这样一旦放弃中原，那么东南也不能保证其安全，到时候即使想退保一隅也不容易实现了。高宗虽然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准备到南阳驻跸，但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避敌东南的意见了。

李纲参加高宗的南宋新政权，在政治、军事。对金斗争和民心士气等诸多方面采取了及时有力的措施，振作了军心和士气，使在仓猝间组成的新政权具备了一番规模。所以南宋的大儒朱熹称他“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

对于他的诸般措置，说他“纲领大，规模宏阔＂，是南宋其他宰相都比不上。自从他进入政府做宰相，“方略成个朝廷模样”。但由于他所坚持的抗金方针，与高宗等人的屈膝投降方针不可调和，所以在南宋政权的建设告一段落之后，高宗就难以再容下他了。他在听到外面盛传高宗将要南下避敌的消息时，说：“国家的存亡，就在此时，我将用去留来争取皇上。”但高宗此时不再对他言听计从了。

一代名相 心忧庙堂

高宗与黄潜善等人既无抗金和恢复故土的决心，一意要逃到江南，坚持抗金的李纲自然越来越成为他眼中的绊脚石。所以他们从各个方面来掣肘李纲所定下的策略，并逐步地将他排挤出朝廷。

首先是李纲经营河北、河东地区的策略。张所请求将招抚司的指挥所设在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等布置妥当之后再渡河。这时大名府的地方长官张益谦是黄潜善的党羽，他上奏说张所的招抚司扰民，并说自从建立招抚司后，盜贼日益猖獗。

李纲反驳说：“张所现在还在京城，张益谦怎么知道他扰民呢？河北的百姓没有人指挥，聚而为盗，怎么能说是由于设立招抚司才出现了盗贼呢？”其后又有命令让宗泽节制傅亮及经制司，催促其尽快渡河，傅亮认为还没有准备好就渡河，可能会贻误国事。李纲识破了黄潜善等人的伎俩，对高宗说：“招抚司和经制司这两个机构，是臣提议设立的；张所和傅亮两人，也是臣推荐运用的。现在黄潜善、汪伯彦阻挠张所和傅亮，就是阻挠臣。臣每次想到靖康年间朝廷大臣之间不和的前车之鉴，每件事都未曾不和黄潜善、汪伯彦商量就施行，但他们俩处心如此，愿陛下仔细觉察。”但这时高宗实际上站在了黄汪二人一边，来共同对付李纲，所以李纲的抗议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不久，有命令撤销河东的经制司，召回傅亮。李纲遂以退隐来抗议，上疏请求辞职。高宗说：“你所争的都是小事，何必呢？”

李纲回答说“这恐怕不是小事，因为现在所需要的人材以军事将领最为急切。先前讨论迁都问题，臣与黄、汪二人异议，他们早已怀恨在心了。但臣是东南人，难道不愿意陛下到东南求得安全吗？只是一旦离开中原，就可能后患无穷了。愿陛下心存社稷，保护天下生灵，时刻不忘迎还二圣，不要因为臣辞职而改变既定的方针。臣虽然离开陛下的左右，也不敢一日忘记陛下。”有人对他这番直言质疑说：“您断然地提出辞职，虽然顾全了大义，但会招来谗言，那该怎么办？”李纲回答说：“我知道事君的道义，如果不能成功，就要掌握进退的时机，该退的时候就退，至于有什么后患就不能顾及了。”

这时，李纲坚持将曾经在伪政权中效力的宋齐愈处死，御史张浚弹劾他因为私怨而处死皇帝的近臣，以及他招兵买马之罪。高宗遂借机将李纲罢相，被授予了一个闲差。这时距离他被任命为宰相才七十多天。其后，张所被加以罪状罢职，傅亮也以母亲生病辞职，招抚、经制司都被取消。少了李纲的牵绊，高宗等人终于能够下定决心南逃了。河北。河东地区也相继被金军攻陷，这也决定了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李纲所提出的大部分措置都被废除。即使这样，南宋政权却因为他的一系列措置而得以稳定下来，成为对抗金人的一一个核心。

李纲被罢相后，路经镇江府。当时有一批叛兵从秀州（今嘉兴市）出发，经过常州将要抵达镇江府。李纲的弟弟在无锡做官，和知县商议，用财物诱惑叛军，说服他们，使无锡免遭抢掠。因此朝廷有人弹劾李纲，说他派其弟迎接叛军，用自己的钱财来犒劳他们，所以朝廷下令削夺了他的官职，软禁在鄂州（今属湖北）。其实他当时听到叛军要到镇江没有停留就雇船过江了，并没有和叛军有任何接触。其后，由于一再遭到弹劾，李纲逐步被贬到广东，一。路颠沛流离，只好研究《易经》来自娱。不久，朝廷允许他回故乡， 并逐渐恢复了他的部分官职。

绍兴二年（1132） ，他被任命为荆湖、广南地区（包括今两湖、两广）的军事长官，并兼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地方长官。当时在两湖地区有很多流民、溃卒群聚为盗，多者有数万人，李纲将其全部剿平。他还上书说：“荆湖地区居于国家的上流，地方数千里，所以诸葛亮曾经称之为‘用武之国’。现在朝廷保有东南，控制西北地区。像鼎州、澧州、岳州、鄂州和荆南军－ －带，都应该屯驻重兵，相互应援，这样可以保证对四川的控制，并可以和襄樊、汉水等地区成掎角之势，这正是恢复中原的途径。”但这些建议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由于朝中谏官的弹幼，李纲又再次被罢职，担任一－份闲差，不得不回到福建。

绍兴三年，由于防守襄阳地区的宋军进攻朱仙镇的战斗失利，伪齐刘豫乘邓州、襄阳防务空虚之际，命李成率大军进驻。四年春，十万金军由陕西南下，意图夺取四川。伪齐和金朝的军队相互呼应，对南宋东南地区与四川地区的联络形成很大的威胁。虽然后来金军对四川的进攻遭到失败，但他们却可能转而与伪齐进攻两湖的军队会合。最后由于岳飞指挥驻扎在江西的南宋军队接连击败伪齐和金军的联合军队，收复了襄阳等地，情势才转危为安。其后，岳家军的驻扎地也移到了湖北的鄂州。这一番战斗都证明了李纲对于两湖地区军事部署的建议的正确性。

后来蒙元灭亡南宋，其战斗的关键也是攻克襄樊。

这一年的秋天，金军和伪齐再次联合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这次进攻绕开了岳家军防守的长江中游，而是渡过淮水向淮西地区进攻。这引起了朝廷的极度惊慌。高宗在情势的逼迫下，决定御驾亲征。在这种情形下，李纲上书提出上中下三策，认为不能退缩避敌，而要主动进攻，或者让上流的军队顺流而下，进行声援，那么敌人就不敢渡江。

他进一步指出，这次 金人的南下与往日不同，不在于掠夺－ － 番就北返，由于伪齐军队作为向导，他们肯定会谋求长久的割据，如果奸猾之徒和溃卒与他们呼应，那么其声势就会扩大，一旦退缩，就无以为继了。他最后请求将他的奏疏发给大臣们讨论。高宗既然决定亲征，对李纲的奏疏表示了认同，并马上付诸实施。其后，韩世忠等将领在各个战场取得了－－系列的胜利，岳飞也从湖北赴援淮西，并在庐州大败敌军，金朝和伪齐的联合军队只得收兵北返。从战斗的进程来看，也可以发现李纲的上述意见很有见地。

绍兴五年春，高宗下诏向前任的宰相、副宰相咨询攻战、守备、措置和绥怀的方略。李纲也应诏上书，首先陈述了先守后战的整体策略。显然，他仍然坚持在《十议》中的策略。他认为不能因为敌人的退却而冒进，而要先修守备，完善内政，为自固之计；同时又不能因为敌人的退却而苟安现状，而要时刻准备恢复中原，在防守既固、军政完备之后就可以讨论北伐。

他再次声言和议不可恃，对金朝不能退避妥协。其次，他建议加强淮南和荆襄地区的防守，划分为三个军事区，屯驻重兵，使其成为南宋的屏障，同时定都建康，以图恢复。再次，他对高宗的用人提出批评，认为高宗即位以来，国家没有得到发展，而日渐局促，政事无法运转而日渐废坏，将领骄横难以控制，士兵懒惰而缺乏训练，财政匮乏，没有积余，百姓困穷而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这都是由于有些大臣造成的，使得中兴无望。他认为当时没有几个人能够主动承担振兴天下的重任，大部分臣僚和平时但求无过，一有战斗，就惊慌得手足无措，他们在局势缓和时就以和议为得计，以治兵为失策，仓猝之间就以退避为爱君，以出兵抵御为误国，这样的上下偷安，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他向高宗提出了六项建议，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平地选拔人材，三是变革士风，四是抓紧时间，五是尽人事以应天道，六是寅畏天威，时刻保持警惕，兢兢业业。他认为只要改变策略则宋朝不乏人材，将士可用，财用也有余，可以造成中兴的局面。

李纲的上述建议得到高宗的重视，降诏褒奖。其后，任命他做江西路的最高长官，兼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的地方长官，并下诏让他到临安奏事完了后再上任。第二年，他赶到临安，受到高宗的接见。当时宋朝正准备出兵攻击伪齐，由主战派的大臣张浚组成都督府，指挥各路宋军的进攻。张浚是志大才疏之人，好大喜功，却并不善于指挥作战。

因此李纲在觐见时指出当时用兵所存在的失误和不完善的地方，并提出应该准备善后的事项。对于宋军与伪齐军队在两淮地区的对峙，他建议说：“两军相持，非出奇兵不足以取胜。请尽快派遣骁将从淮南出发，与岳飞的军队成掎角之势，夹击敌人，大功可成。”后来宋军取得了对伪齐作战巨大的胜利，高宗御驾也到达建康。李纲又提醒高宗说，不要因为快胜而懈怠，也不要因为取得暂时的安定就自安，还需要继续修政事，凡是可以造成中兴之治的措置都要付诸实施，凡是有害于中兴事业的弊端都要去除。

绍兴七年。他到洪州赴任。在任上，他赈济饥民，招还流亡的百姓，受到朝廷的嘉奖。这一年，南宋长江下流的军事统帅刘光世由于在上述战斗中畏怯避战，遭到朝野舆论的责备，遂主动提出交出兵权。他的部队数量多，这时其归属问题成为高宗和朝中大臣议论的焦点。开始高宗准备将刘光世的部队合并到岳飞的部队，这样显然可以提高岳家军的战斗力和规模，岳飞也正可以进－ －步扩大胜利。但这又会使得岳家军的势力更加壮大，有难以驾驭之嫌。

同时，张浚等文臣也不愿意武将势力太大，在他们的暗中推动下，刘光世的部队归由张浚的都督府指挥。张浚派都督府的参谋官吕祉节制刘部。虽然吕祉平时好谈恢复，但他并不懂得军事。这时刘光世的部将郦琼等对都督府的处置不满，提出申诉，后又害怕朝廷的惩罚，部队的情绪很不稳定。吕祉虽然一面安抚郦琼诸将，一面建议朝廷将这支部队分拨给不同的将领，但由于他举止失当，不能和郦琼诸将积极沟通，消除其疑虑，反而对其猜疑，所以最后在朝廷下达分割这支部队，和吕祉揭发郦琼等罪状的密信被截获公布后，终于引起了哗变。

郦琼等人劫持吕祉，率领四万人的部队叛投伪齐。张浚因此不得不引咎辞职，而朝中有不少人乘机建议杀掉张浚。李纲得知此讯，虽然对张浚等人措置失当导致郦琼的叛变极为痛心，并提出了朝廷引以为戒等十五条建议，但他从抗金的全局出发，认为张浚不能杀，否则从此智谋之士不敢谈兵，忠义之士扼腕痛心，将士解体，州郡望风而降，不再抵抗，建议宽宥张浚，使他戴罪立功。联系到此前张浚曾弹劾李纲，可以看到李纲心系国事，并没有记挂私怨。高宗认为李纲对郦琼叛变的分析很有见地，下诏褒奖。

在得知高宗的御驾打算从建康转移到平江（今苏州）时，李纲又上书劝阻。他本来就认为应该定都建康，而不是临安，现在高宗因为御驾亲征驻扎在建康，他认为不宜后退，实际上是想促成定都建康的事实。不久，他将在洪州的工作加以总结，上书辞职。十一月，他的辞职得到批准，被授予一份闲差， 临行前将有关事务仔细交代给下一任。

绍兴八年，他回到故乡。当听到朝廷派往金朝的使臣回朝、宋金达成和议时他马上又上书指出和议不可恃，金朝灭国之仇不可忘，金人所遣“诏谕江南”的使臣也难以接受。他进一－步分析和议之后金人可能随之而来的讹诈。他认为南宋尚有半壁江山，臣民不忘戴宋之心，不能忘却祖宗的大业。李纲的上书显然对朝廷的和议不以为然，他并没有迎合高宗与主和派大臣。高宗也不以为忤，认为这才是大臣所当为。虽然这也许是高宗的掩饰之辞，但却反映了李纲心系天下的胸怀和对抗金的执着信念。

结合前述内容可以看到，即使是被外放为地方官，甚至被罢官的情形下，李纲始终对朝廷的各项举措极为关注，时刻不忘为抗金斗争贡献自己的心智，出谋划策。他在建设政权。坚持抗金等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建议大多合情合理，分析敌我情势人木三分，不急躁，不气馁，始终具有宰相的气度、魄力和刚毅。

绍兴九年，朝廷打算再次让李纲担任潭州的地方长官和湖南的军事长官，他因为身体原因坚辞。他在上书中举出汉代季布拒绝汉文帝的任命时的话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就召用臣，又因为一个人的诬蔑就斥去臣，臣恐天下人借此来窥探陛下的深浅。”虽然这是传统社会臣僚为掩饰君主的缺失经常采用的言辞，但仍可以看出他当时对于高宗的任人有所微词。第二年的正月，李纲在故乡病逝，时年岁

李纲是在两宋之际与金朝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钦宗朝就因为抵抗金军、保卫东京开封的战斗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在高宗朝只担任了七十多天的宰相，但他在振作民心士气、创建南宋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成了主战派的一面旗帜，对南宋的整个政治、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具有刚毅的性格，坚持抗金，对宋金对峙的时局有着深刻的认识，气度恢弘，堪称南宋第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