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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明代宗)

朱祁钰简介

朱祁钰:明代宗朱祁钰(1428年—1457年),明宣宗次子,明英宗朱祁镇异母弟,母吴贤妃。明朝第七位皇帝(1449年―1457年在位),年号景泰(1450年—1457年)。朱祁钰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长兄明英宗即位后被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兵败被瓦剌俘虏。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王直等大臣奏明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次年改元景泰。在位期间,知人善任,励精图治,重用于谦等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击退瓦剌的入侵,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推动明朝政治由乱而治,渐开中兴,可谓英明之主。明英宗归国后幽禁于南宫,改立其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夺门之变爆发,明英宗复辟,软禁其于西苑,改元天顺。二月,明英宗废其为郕王,不久朱祁钰离奇驾崩,享年二十九(死时尚不满29岁)。明英宗赐谥号曰戾,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即明景泰陵。是明朝迁都北京之后,第一个没有被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

朱祁钰传记——

◎景帝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七年(1456)】

明代有16位皇帝,但明代帝王陵寝却只有14座,就是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还有两位明代皇帝死后没有葬入皇家陵园。一位是建文帝,“靖难之役”后江山被其叔父朱棣夺了去,自己也下落不明,成为千古谜案;另一位就是明朝的第七位皇帝代宗朱祁钰。

代宗朱祁钰,即景帝,宣宗朱瞻基的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弟。宣宗虽然宠妃甚多,却只有英宗朱祁镇和景帝朱祁钰两个儿子,景帝小英宗一岁。他的母亲是吴贤妃,镇江府丹徒县人,于宣德三年(1428)被封为贤妃。英宗即位后,他被封为郕(chénɡ)王。正统十四年(1449),22岁的朱祁钰即位,在位八年,年号景泰,病逝时只有30岁。本来景帝生前已为自己在皇家陵园建好陵寝,没想到去世后,被英宗废掉陵寝,以亲王礼葬于西山。景帝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礼遇,但在后世却找到了知音。明史专家吴晗称赞景帝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并且曾与郑振铎一起在西山找到了景帝墓,加以修葺,辟成公园供人纪念。景帝为什么会深受吴晗赞赏呢?这要从他即位的来由说起。原来,景帝是临危受命,在国家危急关头登上皇位,领导了一场抵抗蒙古入侵的北京保卫战,保障了内地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功于社稷,所以吴晗称他为好皇帝。

◎国难之际享位

景帝的皇位得来颇有些意外。按照明代皇位传承的制度,恐怕朱祁钰不会对皇位有太多的奢望,因为英宗只比他大一岁,年富力强,而且已有子嗣。但是,正是在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将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听从宦官王振的蛊惑,冒险亲征进犯的瓦剌也先部,结果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英宗被俘的消息十六日就传到了北京城,紫禁城奉天殿局势混乱,人心不安。十八日,为了安定局势,皇太后孙氏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于午门南接见百官,同时立英宗之子朱见濬(又名朱见深)为皇太子。英宗被俘,朱祁钰是监国的不二人选,因为英宗只有他一个弟弟,而且朱见濬年纪太小,难以在国难中承担起拯救大明江山的重任。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幻想着用金银财宝换取英宗的放归,将宫内金银珠宝搜刮一空,用八匹健马驮负,派人送到也先营中,然而也先财宝照收,人却不放。

郕王朱祁钰监国期间,发生了“左顺门事件”,是对他政治能力的第一次考验。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在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上奏指出王振祸国殃民,应族诛以安民心。原来朝臣早就对王振专权极为不满,但在他专权擅政的时候敢怒不敢言。百官普遍认为王振是土木之败的罪魁祸首,所以陈镒此言一出,大家纷纷响应。年轻的郕王朱祁钰没有治国经验,面对这种场面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只是挥手让他们先退下。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见郕王让百官退下,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投靠王振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早已不满,并对他害死翰林侍讲刘球一案已有耳闻,此时见他依旧气焰嚣张,已再无法忍受。户科给事中王竑怒火中烧,上前扯住马顺头发,用嘴撕咬,并大声斥责他奸佞小人而罪当诛。

群臣蜂拥而上,不顾是在堂堂朝廷上,对马顺拳脚相加,顷刻将他打死在左顺门。随后群臣又索要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在大臣的压力下,二人被人从宫门中推出来,立刻又被大臣们打死,并将三人尸体拖出陈列于东安门外示众。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大臣们公然在朝廷上打死人命的事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面对混乱的局势和过激的行为,郕王惊恐万分,转身就要回内宫。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诛,参与殴杀的官员一概不究。朱祁钰恍然大悟,照此宣告,并族诛王振,抄没家产,惩治王振余党。这样,情势才得以安定。

虽然英宗被也先拘押,自己掌监国大权,但是朱祁钰倒没有坐上皇位的想法。当时明廷面临的局势是,英宗被俘,也先率兵虎视眈眈,国家的形势岌岌可危,有着亡国的危险。大臣们认为郕王朱祁钰监国,终究没有皇帝的名分,明朝仍然处于一种国无君主的境况。对于也先而言,手中的英宗成为威逼要挟的筹码;对明朝而言,这种情况不利于政令、军令的推行和人心的稳定。因此,许多大臣提出议立新君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但是选立谁为新君呢?

当时能够继承皇位的只有两个人,即英宗的长子朱见濬和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按血统名分和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而言,朱见濬应为首选,只是他当时只有3岁,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他难以担负起拯救国家于危难的重担。郕王朱祁钰时年22岁,风华正茂。于谦等众大臣从国家社稷的角度考虑,更加倾向于拥立郕王朱祁钰为新君,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皇太后孙氏的支持,下懿旨令朱祁钰继承乃兄皇位。朱祁钰接到懿旨后,非喜却惊,躲到自己的府中,不肯出来接受。因为他知道,眼前国家处于极度危难之中,情势不定,而且英宗虽然被俘,或许还有返回的一天,那时情景如何,他心中委实难测。于谦等众大臣从国家社稷的角度考虑,更加倾向于拥立郕王朱祁钰为新君,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皇太后孙氏的支持,下懿旨令朱祁钰继承乃兄皇位。

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朱祁钰指出,“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一句话点醒年轻的郕王,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负担的责任。于是,几经避让的郕王朱祁钰不再推辞,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英宗长子朱见濬仍为皇太子。应该承认,拥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对明朝皇位继承制度的破坏,是对被俘英宗的背弃,但是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这种做法还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毕竟,拥立代宗客观上使得也先手中的英宗失去了奇货可居的筹码价值,又使得明朝人心稳定,上下一致,有利于抗敌大局。可以说,于谦等大臣拥立代宗,也是出于公心,跟历史上常见的拥立皇帝以邀功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景泰八年(亦即天顺元年,1457)元月,明廷发生了一起政变,石亨、徐有贞等人趁代宗病重之机,拥立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当时,有一些官员请代宗复立沂王朱见濬(即宪宗)为太子,石亨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英宗)复位,可得功赏”,遂与徐有贞等人密谋。阴谋已定,徐有贞跟他的家人分别时说:“事情成功了,就是社稷之利;失败了,就有灭门之祸。我如果回来,就是人;如果不能回来,那么我就是鬼了”,这话活现出官场投机者典型的赌徒心理。所谓的“社稷之利”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夺门之后,石亨等人居功自傲,英宗也颇为不堪。大臣李贤提醒英宗说:“石亨他们以‘夺门’居功,可这‘夺门’二字怎么可以流传后世?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是夺,那就是不正常的了。况且,幸亏当时成功了,不然万一失败了,石亨等人死不足惜,我实在不敢猜测陛下会有什么下场。”英宗大悟,敢情石亨是拿自己下赌注来着,遂下令今后不许提“夺门”二字,也逐渐疏远石亨等人。可见,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境界显然不能跟于谦同日而语。

国难之时登上皇帝的宝座,景帝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考验。即位后,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重用于谦,保卫北京城。也先俘获英宗后,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他没有挥师直下北京,而是挟英宗来到宣府、大同等北边重镇,企图以英宗为饵索要钱财、赚得城池。但是守城官军不开城门,也先的计划落空。随后他又率兵回到蒙古老营黑松林,十月初才纠合各部直趋北京。这在客观上给了明朝以喘息、调整的机会。当然,也先之所以没有在俘获英宗后直扑北京,也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是因为俘获英宗实属意外,事先并没有想到;二是当时蒙古军队兵分三路,也先担心自己孤军深入,又有宣府、大同威胁后路,十分冒险,不如退回老营,集合队伍后再卷土重来。

在大明社稷生死存亡的关头,景帝对于谦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而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也深知责任重大,毅然挑起了抵御蒙古铁骑、保卫北京的重担。

经过土木之役,“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奏请将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沿海备倭军、运粮军以及剿捕农民起义军的明军急驰北京增援,同时为了不让粮草落入也先手中,下令将北京城东60里的通州仓粮移入京城。然而通州仓积粮甚多,非大量人力、物力恐难在短期内搬运完毕。这时应天巡抚周忱建议令人自取,于谦奏请景帝准许文武京官、军兵预支通州仓粮,令其自取,能够多运者还给予白银、布匹奖励。如此,通州仓粮很快就运入京城。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人心得以安定,也为不久的战斗做好了物资准备。

在如何进行北京守卫战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在北京城外挑建城濠以拒抗也先;总兵官石亨坚持坚守城池、闭门不出、以逸待劳的办法;而于谦认为坚守不出则示弱于人,也先会更加猖狂。于谦的意见得到了景帝的支持。于谦遂分遣诸将率兵22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命诸将皆受总兵官石亨的节制,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随后,他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此外,他还注意提高军兵的士气,“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

在安排京城防御的同时,于谦还加强了北方重镇的防务。宣府、大同是明朝抵御蒙古进攻的最为重要的军镇,也是北京城的屏障。于谦十分重视这两处军镇的防守,奏请景帝加封镇守宣府总兵官杨洪为昌平伯,全权负责宣府的防务,并谕奖宣府巡抚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当时宣府成为一座孤城,直接暴露在也先兵锋之下。城内人心惶惶,有议弃宣府者,官吏军民争先逃脱。罗亨信仗剑坐在城门下,下令敢有出城者立斩,整饬军务,严阵以待。镇守大同者为郭登,是明初开国元勋武定侯郭英之孙。由于总兵官刘安私自逃回京师,被弹劾下狱,郭登被任命为总兵官。大同城内军兵多战死,郭登吊死问伤,亲自为受伤的战士裹伤换药,深得士兵拥戴。他日夜操劳,鼓舞将士奋力抵抗,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兵临北京城下,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见到明军严阵以待,未敢贸然进攻,而是采用被俘投降的明朝宦官喜宁的建议,声称是送英宗回宫,借此试探明廷虚实。景帝及于谦等众位大臣明知其中有诈,又不能怠慢英宗,只能派人朝见英宗。也先要求明朝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前来谈判,并大肆索要钱财。 景帝及于谦等众位大臣明知其中有诈,又不能怠慢英宗,只能派人朝见英宗。也先要求明朝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前来谈判,并大肆索要钱财。当时景帝和一些大臣犹豫不决,在动武和媾(ɡòu)和之间徘徊。于谦则识破了也先威逼利诱和讹诈的手段,坚决主战。景帝也放弃了幻想,充分备战。

十三日,也先率兵猛攻德胜门,准备一鼓作气冲进北京城,不想却陷入了于谦精心准备的埋伏中。原来,于谦发现几名瓦剌游骑曾到德胜门外窥探军情,估计也先会选择这里进攻,于是在道路两旁空房中埋伏军兵。战斗开始时,他派少量骑兵佯败,诱敌深入。待敌军接近时,伏兵四出,瓦剌军大败而逃。第一次交锋,瓦剌损失惨重,也先的弟弟平章孛罗卯那孩被创身亡。随后,也先又先后指挥瓦剌军进攻西直门、彰义门等处,结果都被明军击败。连续进攻了5天,瓦剌军无一胜绩,士气大跌。也先见北京城在轮番攻击下岿然不动,又担心后路被断,遂于十五日拔营北遁。杨洪、孙镗等人又先后在霸州、固安等地乘胜追击,夺回被掠人口一万多人。

十一月初八日,瓦剌退回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使得瓦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也先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北京保卫战,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防御体系,加强了北方防御力量,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明廷疆域内,人民获得了难得的安宁,生活和生产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北京保卫战过程中,骤登大位的景帝在政治上也变得成熟起来。他在国家危难中将人心惶惶的文武大臣团结起来,成功地保卫了北京城,保住了大明江山。他对于于谦的使用,更是用人不疑,多次在重要问题上采纳了于谦的正确建议,君臣协力,挫败也先的入侵。他还下令停止不必要的土木建筑,省下来的费用用于备战;即位之时,去掉了繁琐的礼节和例行的恩赏,一切从简;多次为北边军镇添调军马,增加银两布匹,稳定了北方军事防线。正是景帝的这种励精图治,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第二,迎还英宗,安置在南宫。军事入侵未能达到目的,也先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对待手中的“奇货”英宗,因为他知道继续利用英宗要挟已经无利可图。如果将英宗杀掉,则会导致明蒙关系彻底破裂,随之而来的将是连年战争,边境无宁日。倒不如主动请和,将英宗送还明朝,借以修复关系,索要金帛。也有人认为也先此举别有用意,寄希望于英宗与景帝争夺皇位,明廷内乱,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景泰元年(1450)五月,瓦剌知院阿剌遣使贡马请和。其实,这是也先想要讲和,自己又觉得耻辱,就私下让阿剌遣使来试探明朝的态度。

景帝命厚赐阿剌,但态度十分强硬,“也先挟诈,义不可从。即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六月,吏部尚书王直上疏请求派遣使者迎还太上皇,景帝以恐也先羁留使者为由未准。七月,王直再请迎还英宗。景帝不悦,“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是否迎还英宗,景帝其实心里很矛盾。迎还,自己的皇位堪忧;不迎,天下人能答应吗?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景帝似乎对迎还英宗不是很积极。群臣不知所措,只有于谦回答:“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言和者,冀以解目前而得为备耳。”景帝遂遣礼部右侍郎李实等人前往瓦剌讲和,但敕书中只有讲和而未提迎还之事。后脱脱不花可汗又遣使来京讲和,景帝遣右都御史杨善等人出使,仍不提迎还之事。不久,李实等人返回北京,转达也先希望明朝于八月遣使迎回英宗的意见。景帝致信也先,称“所言送还大驾,实朕所愿,果出诚心,就令杨善等奉迎还京,朕当永保和好,太师(指也先)其深省之。”八月初六日,杨善奉英宗南归。

关于景帝迎还英宗一事,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景帝贪恋皇位,不愿迎还英宗。万历年间的于慎行在《谷山笔麈(zhǔ)》中说“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帝不欲也”;李贽也认为“景泰绝无迎太上皇之意”。然而也有些人认为景帝并非是不想迎还英宗,这只是他与也先进行斗智斗勇的一种策略。景帝自己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释,“上皇是朕亲兄,岂有不欲迎复之意?但虏情叵测,今彼以急来,我以迟去,盖欲延缓牵制以探其情。如果出诚意,备礼而迎,固未为晚。文武群臣累言未即许者,皆为此也”。

八月十五日,英宗到达北京,景帝命迎奉从简。在一番谦让之后,景帝仍居皇位,英宗被幽禁在南宫。在史料中,英宗幽禁之地有时又称为延安宫、崇质殿。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地方。幽居之地整体上称为延安宫,因在紫禁城东南角,又称为南宫,其中的主要建筑物为崇质殿。景帝担心英宗复辟,加强了对南宫的防范。南宫有重兵看守,日常饮食都是从一个小窗口送进去。为了防止英宗与外界联系,极少给与纸笔。景泰六年(1455)夏天,景帝听从太监高平的建议,为防止有人攀树越墙,将南宫的树木尽数砍伐。朝臣多次请求在元旦、寿诞之日赴延安门朝贺太上皇,景帝皆命免。

◎夺门之变含恨

在取得北京保卫战和迎还英宗之后,明朝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危机,天下承平,这时候景帝有了易立太子的想法。“土木之变”时,景帝受命于危难之际,登临大位,然而皇太后孙氏同时懿旨进英宗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也就是说,拥立朱祁钰为帝,是在国难当头时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按照明代皇位继承的程序,英宗长子朱见濬才是合法的第一人选。明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太祖朱元璋很早就册立了朱标为太子,无奈他在太祖生前就去世了。太祖并没有在子辈中另觅人选,而是直接传位给朱标之子朱允炆。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用武力夺得的皇位。他虽然有过犹豫,但还是传位于长子朱高炽。仁宗朱高炽传长子朱瞻基,传于长子朱祁镇。如此,则在景帝朱祁钰之前,只有成祖朱棣是通过血腥的战争取得皇位的,其他都是按照嫡长子制度传递的。当时孙太后及文武百官之所以拥立朱祁钰为帝,主要是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的,正如于谦所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同时册立英宗长子而非景帝长子为皇太子,又保证了皇位正常的继承顺序,然而这种做法却为景帝易立太子和随后的复储风波埋下了伏笔。

易立太子。太子朱见濬为太后孙氏所立,年纪尚幼又没有什么过错,景帝想要废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他对司礼监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的生日。”金英马上对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七月初二日是景帝长子朱见济的生日,十一月初二日是太子朱见濬的生日,景帝借此从侧面试探周围人的意见。金英在内廷的地位很高,他的回答暗示不同意易储,这也代表大部分人的态度。事实上,不但孙太后那里不会同意,就是景帝的皇后汪氏也反对易立太子。

太监王诚、舒良为景帝献计,建议笼络朝臣,使他们转变态度。景泰三年(1452)正月,景帝加王文、杨善太子太保衔。四月,他赐给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50两、白银100两。至此,景帝易储之意为众所知,部分朝官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正在这时,黄竑(hónɡ)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为景帝易立太子提供了契机。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图谋广西思明府知府的位置,袭杀知府一家。事发,被捕入狱。黄竑为求解脱,派千户袁洪到北京活动。袁洪听说景帝欲易太子,觉得机会难得,遂以黄竑的名义上疏请易东宫。景帝见疏大喜过望,不禁感慨“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将黄竑等人释放,晋升都督,并将疏文交朝臣讨论。文武大臣犹豫不决,但无人敢反对,最后知事已至此,王文等人先后署名同意。四月二十四日,景帝命王直等18位大臣兼支双俸。五月初二日,册立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濬为沂(yí)王,同时废反对易储的汪皇后,册立朱见济母皇妃杭氏为皇后。

复储风波。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景帝设计的路线发展,然而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却发生了意外。当月,皇太子朱见济因病夭折,史称“怀献太子”,而景帝尚无他子可立,这样皇储问题又被提了出来。皇储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皇权的传承,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历史上不乏因皇权更迭而产生的血雨腥风。

其实景帝更易太子,朝臣就不是非常赞同,只是慑于皇帝的威严没有敢公开反对。怀献太子刚死,大臣们私下就有复立原太子朱见濬的主张。这些流言传到景帝耳中,他非常不高兴,怀疑是孙太后和南宫英宗在背后支持。景泰五年(1454)五月,御史钟同上疏论时政,提及请求复立太子事。没过几天,礼部郎中章纶也上疏请复沂王为太子,言词更加激烈。他指责景帝皇位得于英宗却对英宗十分冷落,在元旦等节日应该带领百官朝谒英宗;原太子朱见濬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怀献太子夭折是上天的警告,天命难违,应当复立太子。

景帝见到这份奏章非常恼怒。当时天色已晚,宫门紧闭,景帝命人从门缝中传旨,立即抓捕钟同、章纶锦衣卫的校尉使用各种酷刑,逼他们说出谁是幕后主使,是如何交通南宫的,二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拒绝承认有人主使。七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廖庄上疏请求善待朱见濬,以备将来景帝无嗣时沂王即位,不报。次年八月,廖庄因母丧赴京师,在东角门朝见皇帝。景帝记起了他一年前的奏疏,十分生气,当即廷杖八十。有人提醒是钟同、章纶首先提起复储的,景帝命人将狱中的二人各杖一百,结果钟同死在了狱中,时年32岁。章纶虽然幸免于难,但被关在锦衣卫狱中,直到英宗复辟才被放出来。

从景泰五年五月到景泰六年八月,皇储问题在明廷闹得沸沸扬扬,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自始至终,景帝就没有复立英宗太子的想法,甚至以杖杀大臣的手段来钳制人言。但是,景帝没有做得更绝。历史上为了争夺皇位而对骨肉兄弟痛下毒手的皇帝史不绝书。例如,在景帝之前,有盛名流传后世的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害一兄一弟;在景帝之后,有清朝雍正皇帝,对付其兄弟的手段极其毒辣,也是青史“留名”。

景帝虽然也想保住皇位,但并不忍心对自己的兄弟和侄子斩尽杀绝。景泰六年(1455)七月,刑科给事中徐正上疏请求将沂王迁到他受封的地方,以绝人望,同时还要加强对太上皇英宗的看管。景帝非常惊愕,将他贬为云南临安卫经历,后来又以小事将其谪铁岭卫充军。只要竞争者在世一天,危险就存在一天,这是物理;不忍心残杀兄弟,这是人情。景帝想兼顾物理与人情,然而这两者对于皇室中人来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兼顾。事情的发展正如徐正所预料的那样,英宗人望不绝,得以寻机复辟,而景帝的下场就没有那么美妙了。

夺门含恨。景泰七年(1456)十二月下旬,景帝病重。二十八日,景帝仍未康复,就下旨罢元旦庆贺礼。三十日,他无法到太庙祭拜,就遣武清侯石亨代行礼。景泰八年正月初六日,石亨代行太庙祭祀祖先。初九日,景帝勉强上朝,并准备十三日到南郊祀天地。然而,十三日景帝病情转重,开始咯血,无法亲祀,又让石亨代行。大臣们见景帝病情沉重,不免担心起来,景帝身边的太监甚至暗示皇帝在世的时间不会超过10天。十四日,文武大臣商议上疏请景帝“早择元良”,意思就是尽早确立皇储。景帝下诏旨说自己只是偶感风寒,十七日将上朝,“早择元良”不准。因为“择”字不是复立的意思,因此有人传言朝廷已经派人迎接襄王世子去了,而不准备复立原太子朱见濬。

景帝果真是偶感风寒吗?时值壮年,为何病情如此沉重?有人认为太子朱见济的夭折,以及随后新册立的杭皇后的病逝,对景帝打击很大,长时间内心情郁闷,致使他身染重病。也有人认为,太子夭折后,他一直不复立朱见濬就是希望能够早日得到皇子而立自己的皇子为太子,因此急于想得到太子,近女色太过,致使身体每况愈下。

武清侯石亨以为景帝将一病不起,又听说十七日要选立东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会同徐有贞、曹吉祥、杨善等人于十六日夜打开南宫之门,抬太上皇英宗入奉天殿。十七日早朝时,群臣发现英宗已经复辟了。这场复辟,就是前面提到的“夺门之变”。随后,英宗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并复立朱见濬为皇太子。

当景帝听说英宗复辟的消息后,只是说了几个“好”字,便不再说话。但据当时给景帝治病而日夜陪在景帝身边的太医董速说,景帝曾自叹是“无天之人”。从中可见景帝深深的失望之情。二月初一日,景帝被废为郕王,没多久就死掉了,年仅30岁。关于景帝的死因,明朝人多避讳,如李贤《天顺日记》、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都是简单地记载为“薨”,并未指明具体原因。综合各种言论,景帝之死有两种说法:

病死说《英宗实录》里从景泰七年十二月到景帝去世,一共记载了20余条有关景帝身体疾病的记录,渲染景帝病情之沉重,认为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身亡。

害死说《病逸漫记》中记载“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英宗复辟后,景帝虽然失去了帝位,但身体却逐渐康复。英宗对7年来被幽居南宫,耿耿于怀,怨气难消,多次指责景帝“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而且,他担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复辟事情也发生在景帝身上,于是命蒋安将身体逐渐恢复的景帝活活勒死,并毁掉景帝生前在昌平天寿山修建好的寿陵,将其安葬在西山。英宗同时令景帝的唐妃等众嫔妃一律自尽,去世的杭皇后去皇后号,毁其陵,只有被景帝废掉的汪皇后得以幸免。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为景泰陵立碑题词,也认为景帝是被害死的。

最后,还需讲讲景帝去世后在明代官方历史中的地位问题。景帝死后,英宗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个恶谥,表示景帝终生为恶,死不改悔。成化年间,一些臣僚开始为景帝鸣不平,他们认为景帝危难之时受命,削平祸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却谥以“戾”,很不公平。甚至有人责问,当时若不是景帝即位,外敌如何得退,英宗如何得返?宪宗虽然曾被景帝废去太子地位,但对这位叔叔的功绩还是相当理解。几经周折,宪宗下旨恢复景帝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景帝的功绩。但宪宗不太可能给景帝全面平反,所定谥号仅5字,而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17字,景帝在规格上较其他皇帝为低,而且景帝还没有庙号。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上庙号曰“代宗”,并增加谥号到17字。至此,景帝在礼仪规格上算是与明代其他皇帝平等了。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