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木兰辞背后的历史）
木兰辞简介
木兰辞：花木兰是我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关于她的身份与生平更是充满了诸多的猜想和推论。这里将根据《木兰辞》所透露出来的“历史密码”，探究这位花木兰女英雄的真实身份。
木兰辞·历史词解——
北朝民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人民的诗歌创作，其鲜明的色调及独特的风格，给唐代诗歌的创作和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民歌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所以北朝民歌不但是当时鲜卑、羌、氐、匈奴、羯、敕勒等民族的诗歌，而且反映了当时民族间的矛盾与各民族的生活场景，以及南北朝时期北方大动乱的社会面貌。
《木兰辞》可以算得上最为著名的北朝民歌了。《木兰辞》不是产生于“五胡乱华”之前，也不会产生在陈之后。这一点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因为在陈代人智匠编的《古今乐录》中已经提到了这首诗的题目。一般认为，《木兰辞》“产生于北魏对柔然的战争，因为与诗中的地名相吻合”（余冠英《乐府诗选·木兰诗注》 ）。
《木兰辞》以其凝练的诗句，跌宕起伏的情节，再现了木兰代父从军之孝，保家卫国之忠，身经百战之勇，女扮男装之奇，功成身退之德。木兰传说虽不见正史记载，但相关民间传说与文学创作却十分活跃。所以木兰形象历千余载，经诗词、歌曲、戏剧等形式的代代相传后，在清末民初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花木兰”不但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传奇人物，更一跃成为“国民女性”和“民族英雄”。
但是我们仍有一些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木兰辞》里的木兰究竟姓什么。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可笑——花木兰，当然姓花了。但在《木兰辞》中，其实根本没有出现“花木兰”这个名字。很显然，木兰姓花是拜后人所赐。
《古今乐录》中，智匠曾云：“木兰，不知名。” 智匠是梁陈时代人，应该距离《木兰辞》产生和流传的时代不远。他既说“木兰不知名”，换言之，“木兰”不是名而是姓，是鲜卑人的复姓。鲜卑人原居大兴安岭附近，鲜卑族的姓，也就是他们的氏族称号。鲜卑语是多缀语的部族语言，他们的姓氏也是多缀语，都是复姓。北魏皇族九氏，以及北魏初期所统领的一百八十氏，全部是复姓，例如长孙氏、丘穆陵氏、贺赖氏、贺楼氏等。木兰一姓，虽不见于鲜卑大姓，但木兰就是“umran”，在鲜卑语里是富裕的意思。后来，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才将复姓改为汉字单姓。鲜卑复姓在改为汉字单姓时，难免在音译或者用字上发生变异，因此木兰这个鲜卑姓变为哪个汉姓已不可考。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木兰到底是什么民族？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回答。鲜卑人入主中原之初，律令规定汉人不能服兵役，只是“服勤农桑，以供军国” （《魏书·列传第十六》 ），直到北魏孝文帝之后才打破这个禁令。而之前，汉人做步卒都不可以，更不用说骑兵了。所以根据《木兰辞》中所反映的时代和地理环境分析，木兰就是一位鲜卑族姑娘。
她生活的时代，应该是鲜卑人逐渐汉化的时期。所以《木兰辞》所反映的，是一个变革的、动荡的伟大时代。
鲜卑族早期活动在东北地区，东汉时期参与了东汉政府打击匈奴的活动。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鲜卑人进入黄河流域，开始迅速崛起。建安年间其势力更盛，“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鲜卑势力虽然进入了河套地区，但仍不改游牧本色，游牧射猎是其主要生活方式，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之间除了战争就是朝贡。
鲜卑拓跋部进入河套地区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初期，拓跋力微率众居住在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实力渐增，“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魏书·帝纪第一》 ）。始祖三十九年（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南进过程中，雄才伟略的拓跋力微意识到了与黄河流域农耕民族交往学习的重要性，对诸部大人说：“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 （《魏书·帝纪第一》 ）在此思想指导下，拓跋力微在魏晋时期派出沙漠汗到洛阳学习汉文化。但是沙漠汗在归途中被部落大人杀死，可见多数的部落贵族仍在顽固地拒绝接受农耕文明。
到拓跋禄官在位时，拓跋部一分为三：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拖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位于盛乐与平城中部，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与山西大同中部）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猗卢从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 （《魏书·帝纪第一》 ），拓跋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
登国元年（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会集部落民众于牛川（古长川城西，即今兴和县治北四子王旗之东南界，或疑为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凉城县北之牛家川）。
二月，拓跋珪率部众来到盛乐，在这里进行了北魏历史上重大的改革——“息众课农”，加速鲜卑族农业化京城。在取得农业发展后，拓跋珪借鉴汉民族成熟的文化制度，“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魏书·帝纪第二》 ）。
拓跋珪在位时期，还十分重视黄河河套地区的农业，共十次到阴山巡视，多次颁发诏书劝课农桑，促使鲜卑民族摆脱游猎的羁绊，开始向农耕文明迈进。“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现实。
比如《魏书·帝纪第七》载，孝文帝在太和四年（480年）四月的诏书中称：“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女不织，将或受其寒” 。所以不能一提到游牧民族，就想到他们只懂得逐水草而居，只知狩猎，不晓农桑。逐渐南迁汉化的鲜卑人，不可能永远过游牧生活，学习男耕女织应该有一个过程。因此有学者所谓“鲜卑民族没有‘男耕女织’的习俗，因此木兰不是鲜卑人，而是汉人”的说法很难成立。
另外，“唧唧复唧唧”中“唧唧”历来有机杼声、叹息声、蟋蟀叫声三种说法，究竟作何解并无定论。中学课本中，多数简单地将“唧唧”解释为机杼声。但是古人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机杼声都写作“札札”或“轧轧”。欧阳修《秋声赋》中有“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之句，受此启发，也有人将唧唧声解释为虫鸣。白居易《琵琶行》中有“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孙樵《兴元新路记》中亦有“朝廷有窃窃之议，道路有唧唧之叹”，此二句中，“唧唧”全是叹息之声。
拓跋珪
但其实不论是叹息声还是虫鸣声，抑或是机杼声，都是为了突显木兰的心情而已。综合分析，木兰不是一边织布，一边叹息，而是织着织着，停下了手中的活，重重的叹息声表明她拿定了主意——代父出征！
那么朝廷为何此时征发？
在努力向农业文明学习的同时，拓跋珪也加快了军事统一北方的步伐。通过连年的征战，他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割据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北魏成为我国历史上代表北方与南方宋、齐、梁、陈对峙的政权。
与此同时，漠北地区的柔然也逐渐强大，开始威胁北魏的北部边境安全。“诸部率皆服从，独柔然不事魏。”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 ）
柔然，也被鲜卑拓部跋蔑称为“蠕蠕”，据《北史·蠕蠕传》记载，“北魏统治者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柔然始祖曾是拓跋鲜卑的奴隶，拓跋猗卢时，柔然首领摆脱鲜卑人的控制，率百余亲信逃到了阴山北意辛山一带的纥突邻部。公元386—391年间，趁着北魏忙于北方的统一战争，为摆脱北魏的压制，柔然积极寻求外援，先后与后秦、北燕等成为政权联盟，经多年苦心经营，实力壮大，悄然形成了与北魏对峙的局面。
402年，柔然可汗社伦统一漠北，正式建立柔然汗国，征服敕勒诸部、匈奴余部，其势力范围“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 （《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北魏平城时期，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到孝文帝泰和十八年（494年）柔然一直是北魏在北方的劲敌。
此时，北魏政权的势力已达黄河北岸，与东晋隔河对峙，北方尚有数个割据政权，北魏军事上受到多方牵制，统一北方是首选，根本无暇顾及柔然。加上天灾不断，严重影响了其统治的稳定性，北魏统治者不得不有所收敛，将主要精力放在劝农勤桑、发展生产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柔然政权却处于快速上升期，不断南下侵扰。仅据《魏书·列传第九十一》中记载，柔然汗国初期（402—487年），柔然就对北魏主动发动战争十次。这些战争，都是趁北魏政权与其他政权处于战争状态，或者是北魏国内政局动荡之时发起的，而且都是柔然占据主动地位，在大肆劫掠一番之后，北魏政权才被迫反击。
《木兰辞》所反映的历史阶段，应该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北魏政权首都尚在平城时期。
皇始年间（396—397年），道武帝开始在北方设置镇戍防备柔然南侵。398年， 北魏政权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经明元帝和太武帝两朝，以六镇为核心的军事防御线终于形成，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北魏六镇”：由西向东分别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临河五原东北乌加河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南梅令山）、武川镇（今呼和浩特北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东土城子）、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土城子）、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台基庙东北）、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之北）。
修筑六镇与御夷镇（今河北省赤城县独石口东），就是为了“捍北狄”，抵御柔然的侵扰。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北魏修筑了东起河北赤城，西至内蒙古包头五原，延袤两千余里的长城，六镇镇军就是以这条长城为依托形成的防御链。北魏长城，成了汉化少数民族为了抵御更野蛮的少数民族侵扰而修筑的战略防御线。
六镇镇军是常备军，常年戍守在边防线上保家卫国，六镇各自有防区，防区之间相毗连。镇城有高大的城堡，屯集粮草并驻有主力作战部队，镇下设戍，戍中有城堡，驻扎有小股部队。镇军每天派出小股部队，沿边界巡逻，遇到小股敌人则与之战，遇大敌则遣人快马归报镇将。如果发现柔然部队在万人之上，才由镇将报请朝廷，由皇帝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一般来说，皇帝御驾亲征或者派大将出征，往往需要募兵或者集结部队。
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之前，对本族人民和其他部族都是以部落组织的形式实现其统治的。“凡引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凡是被安置在边镇的部落民众，除极少数为镇将及僚佐之外，都成了北魏边镇的镇民、城民，也即“镇民”。他们隶属于边镇统领，故又称为军府的“府户”。由于都需要服兵役，所以也称之为“兵户”，不经过北魏政府解除兵籍，不但不得擅自离开边镇，而且子子孙孙都是“兵户”。
直到拓跋珪登国初年，才有“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之举。拓跋珪这样做是为了分土定居，使部从由游牧转为土著，促使部落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轨。拓跋部作为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不可能以一道诏书的力量，就彻底完成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社会大变革。
当然，作为一代英主，拓跋珪自然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并没有解散所有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尤其是边境这些敏感地区，不论是征服的，内附的，还是留居原地纳贡称臣的，大都保留了其原有的部落组织结构。因此，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每一个部落，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军事编制组织。其军事将领，必然由部落酋长担任。部落中的每一个人，既是北魏政权的臣民，也是本部落的生产者，还是部落组织的保卫者——士兵！
木兰部作为北魏拓跋政权“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中的一支部落，自然有义务服兵役，在柔然入侵的时候应召出征。
“军书十二卷”是形容军情紧急，征兵的文书接踵而至，每一卷文书上都有木兰父亲的名字。此处“十二”只是泛指，并非真的有十二卷军书。［“凡书，唐以前全为卷轴，盖今之一卷即古之一轴。”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
在父亲年迈、家无兄长的情况下，木兰替父从军成了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不过父亲身在兵籍，加上战乱频仍，耳濡目染之下，木兰骨子里亦不乏尚武精神。北魏女子普遍习武且不乏弓马娴熟之人，如《李波小妹歌》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这首北朝民歌中，李雍容这位奇女子，挽着裙裾跃身上马，像狂风卷草蓬一样疾驰而去。在马背上闪转腾挪，左右开弓，箭无虚发。一介女流尚且如此了得，如果是男子会是怎么样的彪悍啊！
按照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北魏的州镇戍兵实行绢资自随的军事补给制，因此，木兰替父出征，必须自备马匹、鞍鞯、辔头、长鞭这些装备，当然还要自备干粮上路。这才有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此后，木兰清晨辞别父母，辛苦奔波一天，晚上就赶到了黄河边宿营。民歌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可以推断出，木兰的家应该就在北魏六镇的武川镇与抚冥镇之间，最大可能就是拓跋珪龙兴之地——参合陂附近。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木兰与战友们赶到了云中盛乐城（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的黄河边，住宿在黑水河畔。这里是北魏祖宗陵寝所在，也是柔然兵锋所指之地。
黑水，今呼和浩特南大黑河，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记载“芒干水又西南，迳云中城北” 。北魏时称之为芒干水，《新五代史》称之为合罗川，“合罗”意为黑也。黑水，在别本中也称为黑山，这该如何解释？黑山之名，至今犹存，位于大黑河上游之北，地名大滩，也是兵家必争之所。无论黑水、还是黑山，都位于呼和浩特土默特川境内。
木兰此次出征，主战场在阴山南北地区与燕然山展开，否则不会有其后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之句了。而“燕山胡骑鸣啾啾”的燕山，指的是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
不过“黄河”“黑水”乃实指，但“燕山”并非指真的到了燕然山，而只是胡骑的前缀语而已。据《魏书》记载，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八月，柔然六万铁骑侵“入 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 ，拓跋焘龙颜震怒，第二年“大举征之，东西五道并进” ，北魏大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 。柔然没有料到北魏政权这次反应如此激烈，猝不及防之下，只有远遁。
但是有人指出，如果木兰是鲜卑人，又怎会称对手为“胡骑”？其实，游牧民族并不讳称自己是胡人，“胡”也并不是什么蔑称。《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二》记载，魏文帝自己也说：“胡、越（南朝）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 。称柔然为胡，也不足为奇。
神麚二年（429年），北魏兵分两路主动出击。太武帝自率军“出东道，向黑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柔然没有想到拓跋氏这次居然一改从前的被动防御，主动发难，很快就败下阵来，首领大檀“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树倒猢狲散，大檀逃得不知去向，很快“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 （《北史·卷九十八》 ）。
拓跋焘并没有收兵，而是本着宜将剩勇追穷寇、除恶务尽的精神，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的范围内清剿柔然残部。这次战役，正如《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描述的那样，北魏将士转战千里，经常枕戈待旦，辛苦异常。
虽然这一番搜山检海的追剿没有擒获大檀，但其部族在此役后一蹶不振，内部分崩离析，高车（即敕勒族）诸部反叛，前后归降三十余万。大檀连气带急，“发疾而死”。四年后，大檀的儿子吴提遣使请和，娶北魏西海公主为妻，并进妹妹为太武帝夫人。
从始光二年拓跋焘率军亲征，到延和三年（434年）吴提遣使朝贡，这期间，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这正是木兰代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所反映的史实。
总之，《木兰辞》流传千年而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其有着鲜明独特的民族特色。当然，期间也有不少后人增删润色，使之逐渐背离其民歌本色，多了道德说教的内容。这样更符合统治者的需求，木兰的形象也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比如在唐代诗人韦元甫的诗中，木兰活泼明朗的女性形象开始变得黯淡，“忠孝两不渝”的陈词滥调将木兰的孝行与臣下的忠德联系了起来。木兰替父从军本是出于无奈，竟然被韦元甫赋予了宣扬道德教化的内容。渐渐地，木兰也成了“忠孝两全”的道德楷模。
到了明代，徐渭第一个完成了从“木兰诗”到“木兰剧”的转变。歌南杂剧《雌木兰》中，木兰成了有贴身丫鬟的大小姐，闪亮登场后，自报家门“妾身姓花名木兰”， 从此完成了从木兰到花木兰的“华丽”转身。木兰不但要和男子一样沙场立功，还多了守贞的责任。
清代，花木兰的形象干脆成了倾城倾国的绝世佳丽，时常泪飞顿作倾盆雨。到后来，木兰更是儒佛道三教兼修，日事女红，夜练武功，成了功夫超群的女中豪杰。木兰不仅不像个女人，干脆就是个超人了。替父从军，也是为了保住家中的香火——她未出世的弟弟！
出于统治需要，历代统治者为木兰赐号、立庙、树碑，文人吟诵之句不绝于耳，后世关于她的民间传说、小说、戏剧更是不胜枚举，木兰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女子，她成了男性心中完美女性的代言人、文化的象征、精神的寄托。而这些，距离那个开朗果敢、能骑马射箭的真实木兰已经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