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改革（普鲁士军事改革史）
普鲁士改革简介
普鲁士改革：众所周知，近代的普鲁士王国曾依靠先进的军事参谋体系和军国体制，建立起了德意志帝国，但这种领先世界的军事制度也使得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甚至自噬其身的参谋体系和军国体制也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普鲁士改革就呈现参谋体系在普鲁士王国时代的成长与壮大。
普鲁士改革·历史词解——
楔子
1866年4月2日，在欧洲被战争阴云笼罩之时，旅居英国伦敦的腓特烈·冯·恩格斯给他一生的革命同伴与挚友——卡尔·马克思写了一封信：
“从军事上来看，我认为双方的军队大体差不多，战争将是十分残酷的。但是，贝奈德克 比起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来，自然是一个较好的将军……如果弗里德里希-卡尔没有得力的、有威信的参谋人员，那么我认为普鲁士人会被打败。单是杜普尔 以后的自吹自擂就已经表明要重蹈耶拿的覆辙。”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哲，是指导创建了第二国际的革命家与领袖。在恩格斯一连串光辉的头衔中，有一项头衔是不可忽略的——19世纪著名的军事评论家。
恩格斯，1888年由威廉·埃利奥特·德贝纳姆（William Elliott Debenham）拍摄
当恩格斯写下上述信件时，在他的祖国德意志，普奥战争已箭在弦上，由腓特烈大帝与特蕾莎女王所开启的百年恩怨即将迎来清算的时刻。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普鲁士在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策动下强占两国在丹麦战争中共同赢下的战利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且是在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那些对局势洞若观火的观察者们更加清楚，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的准备工作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很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看来，一力推动这场战争的俾斯麦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叛徒。他们认为，这场德意志邦国之间的内战只会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干涉德意志内政、侵占德意志土地创造机会。恩格斯如此写道：
“虽然每个参与发动这场战争的人……都应当受绞刑……我的主要愿望还是要使普鲁士人受到痛击……普鲁士的每一个成就都将鼓舞波拿巴进行干涉。总之，这两只德意志狗大概现在已经在互相拼命追赶，争先把德意志的地方奉献给第三只法国狗。”
在恩格斯和其他观察家、评论家看来，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处境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第一仗以普鲁士人的大败而结束，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奥地利人向柏林挺进。如果普鲁士获胜，它却没有力量渡过多瑙河，尤其是通过佩斯向维也纳进攻。”因为当时奥地利的人口比普鲁士多78％，国防预算多54％，整体国力明显强于普鲁士，何况后面还有法国人虎视眈眈。所以当谈判破裂、战争无可避免的消息传到柏林时，股市应声大跌。
6月17日，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普奥战争正式爆发。从1866年6月20日到7月6日，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连续发表了5篇《德国战争短评》，评论如火如荼的普奥战争。在恩格斯看来，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相比几乎一无是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性格懦弱却又十分顽固，根本不是统领大军之才。普鲁士战争部、总参谋部和国王的军事枢密室互相争权，简直是“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最有效的了”。普鲁士征召士兵组成的军队也显然不是长期服役的奥地利老兵的对手，而且他们的密集进攻队形也落后于时代。普鲁士的骑兵历史上就打不过奥地利骑兵，何况其规模也只有对手的三分之二。最为致命的是，普鲁士人已经有50年没有打过大规模战争了。虽然1859年以来，普鲁士军队在德国总参谋长——“优秀的将军”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的领导下努力实施军事改革，但是40年的和平积弊哪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恩格斯认为，普军的优势只有两点：第一，他们的后勤系统比贪腐横行的奥地利要强；第二，普军步兵的德莱赛后装针发枪使得他们拥有武器优势。但无论如何，除非普鲁士人能够爆发出“不大可能有的英勇精神”，否则他们在第一次大会战中就会被击败。
7月3日，恩格斯的《德国战争短评》发至第四篇。在这篇短评中，恩格斯写道：
“假设有一位普鲁士步兵或骑兵的年轻见习军官在参加尉官考试时被问道：‘什么是普鲁士军队入侵波希米亚的最安全计划？’假定我们年轻的军官这样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军队分为大致相等的两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东迂回，而另外一路向西迂回，让它们在吉钦会合。’……提出这样计划的人甚至不配晋升为尉官。但是聪明而博学的普军参谋部采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当时的军事观察家们认为，普鲁士的作战计划意味着普军将他们与奥军大致相当的兵力，分为两个互相不能救应的集团分别推进，简直是在邀请奥军将他们各个击破。在恩格斯看来，普军居然会犯下这样一个尉官都不可能犯的错误，唯一的可能就是威廉一世身边那些阿谀小人插手指挥。因为毛奇这样“优秀的将军”和他那以专业著称的总参谋部不可能如此业余。总之，只要奥军能够阻止普鲁士两个军团会合，则大势已定。
就在刊载这篇短评的《曼彻斯特卫报》伴随清晨的阳光传遍英格兰的同一时刻，在数个时区之外的波西米亚萨瓦多-克尼格雷茨 ，普鲁士第1军团和易北河军团共12万大军正面展开，国王威廉一世的旗帜在烈风中飘扬，总参谋长毛奇策马立于国王身边。在他们对面，由奥地利宿将路德维希·冯·贝奈德克指挥的24万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正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向普军阵地进攻。12万对24万，欧洲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见过规模如此惊人的会战 。这一天，注定将创造历史。
威廉一世尽量保持镇定自若的神态，但如果走近他身边，任谁都能发现他苍白的脸色。由王储腓特烈三世率领的普鲁士第2军团的10万人并没有出现在战场上。这个时代还没有无线电报，军队主要依靠有线电报进行通信。就在战斗前夜，两支部队之间的电报线路突然中断了。总参谋长毛奇紧急派遣两名军官骑着快马去寻找还在30多公里外的第2军团。如果第2军团不能如期出现在战场上，那么普鲁士人将输掉这场战争。
唯一让普鲁士人感到欣慰的是，德莱赛针发枪猛烈的火力让奥地利人吃尽了苦头。奥地利人的洛伦茨前装步枪每开一枪，普鲁士人就能还击四五枪，更何况普鲁士人是趴着开火的。但此外，奥地利人不仅兵力占优，而且骑兵和炮兵也占有明显优势，还有预设阵地作为依托。老谋深算的贝奈德克沿着比斯特里茨河非常巧妙地构筑了防御阵地，普军右翼易北河军团的7个前卫营于上午刚刚抢渡比斯特里茨河，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奥地利—萨克森联军的火力陷阱。普军在奥军的密集弹雨下损失惨重，不得不撤过河转入防守。在普军左翼，担任主攻的普鲁士第1军团第4师、第7师和第8师发现，他们的火炮很难渡过比斯特里茨河，这让过河的步兵失去了炮兵支援。利用这一机会，正面的奥地利第2军、第4军对立足未稳的普军发起了凶猛的进攻，双方围绕普军左翼末端，同时也是奥军右翼末端的施维普森林展开激烈争夺。贝奈德克很清楚自己不能与普军拼步枪火力，他充分利用自己更强的炮兵火力从远距离逐渐“融化”普鲁士人的阵地，让处在河岸上的普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萨瓦多-克尼格雷茨战役地图
战至11点，战局越发对普军不利。在奥军的猛攻之下，普鲁士第7师逐渐无法支撑，被赶出了施维普森林。这让奥军士气大振，攻击更加猛烈。正在奥军逐渐掌握战场主动之时，从施维普森林奥军右后侧突然射来密集的弹雨，普鲁士第2军团的先头部队赶到了！这是战争史上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幕。22万普军以理森山为界，兵分两路进军波希米亚，结果不但没有如同战争史上无数先例一样被24万奥军各个击破，反而在决战的战场上分别出现在敌人两侧，如同一部运转精良的机器一般将奥军死死钳住。
当第2军团的鹰旗出现在毛奇的望远镜中时，瘦削寡言的总参谋长转向自己的国王，微微欠身，说出一句铭刻在军事史上的话：“祝贺陛下不仅赢得了这场会战，而且赢得了这场战争。”
腹背受敌的奥军陷入绝望，他们只能选择倾尽全力冲向第1军团阵地。奥军步兵在火炮掩护下悍不畏死地发动一波波冲击。他们一片一片地倒在德莱赛密集的弹雨中，但是仍然前赴后继地冲击着普军阵地。到14点30分，奥军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德莱赛的弹雨一次次把奥军的冲击队列像火柴棍一样折断。随着普军设法把火炮拖过河，普军的正面阵地越发坚固。之后，第2军团10万大军全部到齐，如同压路机一般从奥军后方碾压过来。最终，奥军中央阵地被突破，贝奈德克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20多万奥军如同洪水般败退下来。高傲的奥地利胸甲骑兵一次次向追击的普军发动自杀性冲锋，以便为主力逃脱赢得时间……
萨瓦多-克尼格雷茨战役
此战，奥军损失了31000人，其中阵亡、失踪近15000人，被俘9000余人，还损失了6000匹战马和116门大炮。普军仅损失9100多人，其中阵亡者不足2000人。无力再战的奥军纷纷向维也纳溃退。
7月6日，面对着与自己当初预想完全相反的战场结果，恩格斯发表了最后一篇《德国战争短评》。在这篇评论中，尽管恩格斯仍然无法理解一代宿将贝奈德克为何没有对分散进军的普军各个击破，但他还是对普鲁士军队表现出的战斗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应当承认，被50年的和平生活锈蚀了的军队和指挥机构在行军和接敌时的行动竟然那样有秩序和准确，这几乎是谁都不能意料到的。最后，全世界对这支没有经验的军队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猛精神，都一定感到惊奇。”
历史没有记录下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是否看到过这篇短评，或者他看到这篇短评之后有何表示。总之，在沙恩霍斯特创建普鲁士总参谋部之后60年，普鲁士总参谋部和他的宠儿毛奇将军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以至于恩格斯叹服道：“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战局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
要理解这奇迹般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就必须把时间拨回到60年前，回到格尔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创建总参谋部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回顾普鲁士在黑暗中崛起的那段痛苦历程。
改革契机：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战败
1806年9月，由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四国牵头组织的第四次反法同盟宣告成立。显然，“第四”这个数字表明，这样的枷锁已经有三具被他们对面那头孤零零的怪兽撕得粉碎。在巴士底狱的血与火之中诞生的新法兰西让整个欧洲的封建贵族们颤抖不已，所以他们联起手来试图将这雅各宾的国度扼杀在襁褓之中。1893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等欧洲列强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总共多达十几个国家发兵入侵法国，而法国国内的保王党们则纷纷起事响应，新生的共和国看上去似乎连风都可以吹倒。
8月23日，雅各宾派下达著名的《总动员令》。仅仅数个月时间，法兰西共和国如同变戏法一般组织起一支总兵力近百万的超级大军。对于那个时代的欧洲人而言，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哪怕是当年几乎统一全欧的罗马帝国也从未拥有过数量如此惊人的军队。尽管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庶民军队极度缺乏合格的军官、组织和训练，但他们充满革命热诚，而且在战争中成长迅速。到1795年，在法军的猛烈打击下，各国军队节节败退，反法联盟分崩离析。
让各国贵族更加恐惧不已的是那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年轻人——拿破仑·波拿巴，这个打起仗来鬼神莫测的军事天才与法兰西庶民大军简直是天作之合。融合了革命军队的狂热士气和拿破仑的军事才能，这支军队完全无视18世纪全部的军事原则。他们不睡帐篷，如同当年的蒙古骑兵一样露宿原野；如果条件不允许，他们甚至能不带辎重，每个人只带3—4天的干粮，依靠一路强征随时补充；他们蔑视攻城战，遇到要塞就轻蔑地绕开；他们在野战中更喜欢用冲锋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
到1806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连续三次惨败于拿破仑手下，甚至被迫解散神圣罗马帝国，让千年帝国烟消云散。而俄国也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损失惨重。至此，整个欧洲大陆唯一还没有受到沉重打击的大国，就只剩下普鲁士了。于是拥有1000万人口和20万大军的普鲁士，成为第四次反法同盟当仁不让的主力。
可以说，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早已对拿破仑谈虎色变，但普鲁士例外。普鲁士军官和上流社会对战胜法国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法军击败那些软弱的奥地利人、无能的意大利人和笨拙的俄国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欧洲第一强军很快将告诉法国公鸡什么才是真正的军队。
法国大革命
19世纪初，和早已在声色犬马中腐朽堕落的法国贵族不同，普鲁士容克贵族军官团仍然保留着斯巴达式的军事传统。1198年，欧洲三大骑士团之一的条顿骑士团成立。1226年，这个完全由德意志人组成的骑士团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邀，挥戈东进，打下了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作为其根据地。16世纪，条顿骑士团改宗新教路德宗，并逐渐世俗化，而骑士团成员则逐渐成了普鲁士所特有的封建阶级——乡村容克。
1806年的普鲁士军服和七年战争时期相比变化不大，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制服都充满王朝战争的特点
根据1653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赐予的特权，乡村容克对在他们土地上耕种的农奴享有“完全支配”的权力，同时还享受免税等大量优惠政策。但同时，他们也被束缚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土地上，难以像欧洲其他地区的贵族那样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土地与权力。于是，军校和仕途就成为大部分容克子弟的出路，容克阶级也成为普鲁士中央集权最大的支持者。容克子弟在很小的时候就纷纷进入军校学习，毕业后作为军官进入军队服役。长期军事传统的熏陶让容克阶层形成了强悍、粗野、无畏、重视荣誉与纪律，但又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的群体特征。整个18世纪，容克基本垄断了普鲁士军官团，同时使普鲁士军队成为18世纪等级最森严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帮助普鲁士从1701年建国时的仅200万人口的小国，扩张成1806年人口破千万的欧洲大国。
在18世纪的一系列大战中，普鲁士铸就了“欧洲第一强军”的荣耀。1757年的罗斯巴赫战役中，22000名普军仅用一个半钟头就把36000名法军和12000名奥军杀得一败涂地，歼敌近万，自身损失仅500余人。甚至草创期的法兰西共和国也在普鲁士人手中吃过不少败仗。1795年，在并未给普鲁士重大打击的情况下，法国与普鲁士媾和，双方维持了10年的和平。这使得1806年前的普鲁士贵族仍然将拿破仑的法军视为手下败将。
但1806年的战争对普鲁士人而言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屈辱性失败。尽管这场战争是普鲁士人首先挑起的，但是令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尴尬不已的是，当自己于10月1日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时，本来应该措手不及的法军竟然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法军的迅速反应，要归功于那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锤炼、高效灵活并绝对团结在拿破仑周围的指挥团队。普鲁士于8月9日下达《总动员令》，这完全出乎拿破仑的意料。整个8月，在普鲁士备战备得热火朝天之时，已经回到巴黎的拿破仑却在给自己的将军们放假。9月5日，拿破仑在收到普鲁士军队异动的情报后，不动声色地开始动员自己的军队，命令他们收拢部队向预定地点集结。18日，拿破仑确认普鲁士即将开战，立即下令近卫军顺驿站奔赴前线。他本人则一边扬言要去贡比涅打猎，一边轻装简从秘密赶赴前线。法军就此高效运转起来。至10月初，6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已经全部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辎重队也已到位。结果，威廉三世的最后通牒反而变成了法军进攻的发令枪。18万法军当即杀过边界，把普鲁士打了个措手不及。
当时，普军的3个军团和萨克森军的2个师共16万人还在耶拿一带慢腾腾地爬行，而他们的盟友——13万俄军的先头部队则刚从华沙出发。尽管他们比法军多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准备，但是他们的动作却远远落在了法军后面。普军一天只能行军24公里，但是法军每天却能走将近40公里。于是，在这场普鲁士主动发起的战争中，法军反客为主，而普军却沦为了猎物。
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
10月14日，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打响。结果，法军散兵群把普军打得一败涂地。在18世纪军事传统中，散兵是线列步兵的从属。一个普军步兵连中仅编有10名散兵。但是在耶拿，普鲁士人吃惊地发现法国人竟然把整营整团的步兵当作散兵使用。在奥尔施塔特，法国最著名的元帅达武率领2.6万法军依托森林与城镇对抗5万普军主力。普军记述说：
“在森林中，法军士兵解散行列，不采用任何操练动作，仅仅依靠树木的掩护射击。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并肩作战，反而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形，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
战至中午，5万普军竟然被只有自身一半兵力的法军打得寸步难行。普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情急之下亲自带队冲锋，却不幸被一发子弹击中，20天后伤重不治。对于普军而言，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耶拿的普军霍恩洛厄军团同样被拿破仑以散兵群战术击溃，惨遭歼灭性打击。到这天傍晚，全军溃退的普军夺路而逃。在之后的20多天里，法军缪拉、苏尔特和贝纳多特三位元帅跟踪追击，不断摧垮试图抵抗的普军残部，史称“三元帅大追击”。27日，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柏林。11月7日，最后一位仍在顽抗的普军将军布吕歇尔在吕贝克投降。至此，普鲁士与萨克森盟军的全部军事力量被毁灭殆尽，伤亡25000人，被俘10万人，其中包括大量高级将领。在这份长长的俘虏名单中，有很多日后将改变普鲁士历史的人，比如，沙恩霍斯特、布吕歇尔和克劳塞维茨。
对此，时人有一个夸张的评价：“拿破仑一口气就吹倒了普鲁士 。”
1807年，普鲁士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根据和约内容，普鲁士割让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和普属波兰的绝大部分给法国，并赔款1.3亿法郎。丢失近半领土的普鲁士国运一片黯淡，但在这普鲁士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改革的种子却正在悄悄发芽。
绊脚石：乡村容克
1800年，45岁的德意志库尔-汉诺威炮兵团中校格尔哈德·约翰·达维德·沙恩霍斯特，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上书普鲁士国王，恳请加入普鲁士军队。不过他有一个附带要求：去军需总监部任职。这是一个大胆的要求。沙恩霍斯特不具备加入普鲁士军需总监部的任何条件。因为最起码，沙恩霍斯特得是贵族。
1755年，沙恩霍斯特出生于汉诺威博德瑙地区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是位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父亲早年曾加入汉诺威军队，是一名轻骑兵哨长，退役后则继续务农。1771年，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打赢了一场继承官司，得到了一座小农庄，这让他有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军校。1777年，沙恩霍斯特从桑堡-利珀军校毕业，开始在汉诺威军队中服役。在他人看来，沙恩霍斯特的外表和举止并不像个英姿飒爽的军官，倒像一个老成持重、略带几分忧郁的学者。1786年，沙恩霍斯特重返军校教授炮兵，并担任了当时颇为有名的《军事杂志》的编辑。《军事杂志》刊登了很多前卫的军事思想，尽管普鲁士官方并不怎么认可，但是在柏林的青年军官中却拥有大量读者，其中包括在普鲁士军需总监部供职的卡尔·路德维希·冯·勒科克。勒科克力邀沙恩霍斯特来普鲁士供职，他告诉沙恩霍斯特，当时的德意志诸国当中，只有普鲁士具有沙恩霍斯特施展才华的舞台。所以才有了沙恩霍斯特那次大胆的上书。
很快，沙恩霍斯特的要求得到威廉三世恩准，赴普鲁士军需总监部任职的沙恩霍斯特被赋予贵族身份，在名字中加入了“冯”。不过令沙恩霍斯特失望的是，时任军需总监部部长戈伊绍少将是一个臃肿迟钝的守旧派，他对长了一副学者脸的沙恩霍斯特并不怎么感冒。他命令沙恩霍斯特负责为训练各省分配到柏林任职的军官而开设的冬训班 ，在他看来，这是最适合沙恩霍斯特干的事情。
沙恩霍斯特的气质与其说像军人，不如说更像学者
在冬训班这个平台上，1801年7月，沙恩霍斯特聚集起一批有朝气的年轻军官，成立了一个沙龙性质的讨论组织——军事协会。参加军事协会的大多是一些不满普鲁士现状、有着改革思想的军官，包括克劳塞维茨、博因、格罗尔曼、利林施特恩等。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旧体制的辩护者，如尖刻讽刺普鲁士满地都是“冯·波拿巴先生”的布吕歇尔。
在军事协会里的改革派军官们看来，头头脑脑们的“欧洲第一强军”迷梦简直荒谬透顶。他们根本看不到七年战争之后的50年里，腐败早已滋生在普鲁士军队的每一个细胞。容克阶层对军官团的垄断固然让普军纪律森严，可谓天下无双，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普军事实上成为容克阶层牟利的手段。这是一支组织、训练与指挥都属于18世纪的军队，根本无法适应19世纪的战争，尤其是与拿破仑的法军相比更显过时。
普鲁士军队保留着大量雇佣兵时代的特征。这支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国内强征和外国雇佣兵，两者大约各占一半。普军各团都有专属行政区（Canton）用于征兵，各个行政区大约按50∶1的比例出兵，士兵终身服役，逃亡则查抄全家。外国雇佣兵则是通过买、骗、抢等各种手段从其他德意志邦国以及俄国、波兰等地弄来的。俄国科学之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年轻时就曾经当过普鲁士的外国雇佣兵。当时他在德意志求学，有一次在酒馆中遇到了三个普鲁士骑兵。这三人见罗蒙诺索夫长得高大威猛，便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喝酒。第二天一早，被灌得七荤八素的罗蒙诺索夫才发现三个骑兵手上拿着一份征兵合同，上面有自己的手印。原来，这些骑兵每为普军提供一个新兵都能额外获得赏钱。在吃了好几个月的军棍之后，罗蒙诺索夫终于逮着个机会逃出了兵营。
后来担任普鲁士战争部长的博因把这些军官叫作“奸商”，认为这些募兵官把德意志各邦最声名狼藉的无赖和流氓都搜集到了军队中，这对军队的建设不是有益而是拆台。他写道：
“它使军队半数由这种无用的坏蛋组成，他们把从这支军队开小差跑到另一支军队去当作自己的职业，为的是可以三番五次地领到赏钱。他们除军饷以外还想方设法地通过偷窃与欺骗捞外快，给士兵阶层丢尽了脸。这些坏蛋，以及用来维护纪律的军棍，严重削弱了本国士兵的士气，因为一般士兵也常常无端受累，遭到可怕的虐待。例如，为了在夜间监视一个坏兵，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好兵的房间里。如果坏兵开了小差，好兵就得受刑。”
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的森严军法中有一半都是为防止士兵逃亡而制定的。用军棍把士兵们训练成走队列和开枪的机器成为普鲁士式训练的不二法门。普鲁士步兵训练将重点完全集中在线列战术上，更加准确地说集中在快速装弹上，对于射击精度则极少考量。事实上，普鲁士的1782式“老普鲁士人”燧发枪甚至没有照门。每个普鲁士步兵连中只有10名轻步兵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射击训练，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轻步兵来说，普军轻步兵的训练也是较为潦草的。在18世纪传统的线列战斗中，普鲁士步兵在近距离上一分钟四发的射速足以毁灭任何对手，但在奥尔施塔特这样的复杂地形上交战时，普鲁士步兵完全变成了法军轻步兵的活靶子。
连队是普鲁士军队管理的基本单位，政府每年把全年军饷一次性发放给连队，每人每月3塔勒 零5格罗辛，再由连长自行发放给士兵。这就为军官们吃空饷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对于国内强征的那一半士兵，训练期初为3个月，后减至2个月，其余10个月连长便给大部分本地士兵放假。因放假士兵不领饷，这笔钱便进了连长的腰包。对于另外一半外国雇佣兵，连长则通过“自由哨兵”制度让他们在营区内放假，然后役使这些士兵去打工赚钱。时人记录说：“士兵出现在大街上每个角落，干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活，车夫、仆人、掮客……当然，从中牟利最大的自然不可能是士兵，而是他们的军官上司 。”
由于容克贵族子弟几乎垄断了全部军官职位，军官的这些行为基本上不可能受到惩罚。军官的晋升按出身、服役期限而不按战绩。腐朽的军官晋升制堵塞了那些智勇双全、战绩卓著的平民下层军官和士兵的晋升之路，而贵族子弟即使怯懦无能亦可平步青云。这无疑消磨了军人们的战斗热情和献身精神，导致军官队伍年龄老化、生活腐朽，也助长了因循守旧的风气。
1806年的普鲁士军队仍然保持着18世纪的基本风貌
普鲁士军队的统率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头。军需总监部理论上负责全军事务，但国王身边的侍官总署却又作为国王特使四处干涉军方事务，没有严格上下级关系也没有严格权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直属军事组织委员会”的建立亦使混乱情况继续加剧。在1806年的战争中，为了协调各军团的行动，威廉三世任命第1军团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兼任普军总司令。同时，为了减轻摩擦，他又宣布自任普军名义上的统帅，还把政府各部大臣和军队训练总监一同带上战场，统统给予顾问头衔。这样一来，不伦瑞克公爵和国王的智囊团就形成了双重指挥，普军统帅系统变成一种互相扯皮、互不隶属的奇怪模式，充斥着莫名其妙的外行人。虽然国王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但问题是，国王并不懂军事。这也是为什么在1806年的战争中，普军的动作相比法军是如此缓慢与迟钝。
而站在这一切身后的就是乡村容克本身。乡村容克和中国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邬堡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封建领主是单纯的地租收割者，并不会过多介入乡村社会的管理以及农业生产的经营。而在普鲁士，由容克直接经营管理的庄园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普鲁士农民中，最底层的是茅屋农，只有一小块园地；其次是小农，保有很少一点非正式圃地；稍好一些的是“有能力使用耕畜”的农民。所有农民，包括其家庭成员，实际上都是奴隶式的农奴，他们为容克提供无限度的劳役和贡赋。容克本身则是生产的直接领导者与管理者，他们既是地主又是农奴主，既是军事首领又有裁判权和警察权，集立法、司法、执法于一身，成为具有全权的乡村统治者。容克庄园既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又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成为“邦中之邦”。在19世纪初，乡村容克事实上已经成为整个普鲁士发展的绊脚石。新兴资产阶级不满于容克们的特权，更不满于容克垄断劳动力，对现状越来越失望。
克劳塞维茨说：“所有在1806年以前和1806年内注意普鲁士情况而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评论说，它已徒具其表，实际已经没落了。……人们听到机器还在轧轧作响，就没有人问，它是否还在工作 。”
时机成熟：改革派准备完毕
集结在沙恩霍斯特周围的军事协会成员，很多并非容克阶层出身。在18世纪后期，随着炮兵、工程兵越来越重要，在这些技术兵种的军官团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非容克出身的平民军官和来自德意志其他地区的军官。如前面所说，沙恩霍斯特自己就是平民出身。其他普鲁士著名的军事改革家当中，总参谋部理论鼻祖马森巴赫出身于德意志西南部符腾堡的男爵家庭，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的贵族封号也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这些非容克出身的军官多数是技术军官。和那些出身于容克家庭的传统维护者不同，他们普遍接受法德两国的启蒙思想，认为百年来粗野愚昧的容克军队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军事协会这样的私下社团中，青年军官们对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譬如，军官仅仅骑术好、剑术好、射击好和能吃苦就足够了吗？军队的军纪是不是只有靠对惩处和军棍的惧怕来维持？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思想即将出现。
军事协会的骨干成员博因认为，对于普鲁士利用划区征兵制征召来的士兵而言，保卫祖国无异于对贫民施暴。这一观点得到军事著作家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的极大赞赏。贝伦霍斯特要求废除职业军队，代之以基干部队，并以民兵作为补充。另一位军事理论家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则认识到法国步兵散兵群战术的伟大意义，认为线性战术必须加以改革。沙恩霍斯特在军事总监部的同事克利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则认为，鉴于战争的多样化，应密切战争指导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且平时就应制订符合实战的战争计划。他第一个提出了建立总参谋部的设想。那位邀请沙恩霍斯特来普鲁士的勒科克则撰写了参谋部军官的工作规范。当然，建立总参谋部的设想立刻被普鲁士贵族扼杀。贵族们不欢迎总参谋部这样一个怪胎来分享他们的军权。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森巴赫提出总参谋部设想的时候，总参谋部的雏形已经在法国出现。1794年，为了统领急速膨胀起来的新法兰西百万大军，法国第一任新型国防部长——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建立者拉扎尔·卡诺将自己的国防部办公室建成了第一个现代化参谋部的雏形。他的办公室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组成，虽然并没有指挥权和军事计划制订权，却井井有条地梳理和维持着各部队人流、物流的运转。在卡诺的领导下，法军被整编为固定编制的军和师，每个师都是具有完全战术能力的步、炮、骑合成化固定编制单位。指挥官无论到哪个师，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指挥他们作战。在此基础上，贝尔蒂埃元帅进一步制定了有关司令部勤务机构的各项原则，使参谋部成为团级以上军事单位的标配。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使他在全盛时期一个人就能完成总参谋部的计划与指挥工作，导致贝尔蒂埃元帅的作用基本停留在拟订、下达和传送命令的皇家军事办公厅长官这一层面上。最终导致法国人并没有设立总参谋部，而只有一个军需监察长。
与此相比，普鲁士司令部机构的改革就要缓慢多了。1803年普鲁士军需总监部被划分为3个旅，分别负责3个战区。沙恩霍斯特负责西部战区。虽然这勉强算是一个参谋部的雏形，但是国王压根搞不明白参谋部究竟是干什么的。在1806年的战争中，军需总监部的各旅被直接指派给各个军团，沙恩霍斯特也就成了不伦瑞克公爵的参谋长。不伦瑞克公爵是七年战争时期的老兵、18世纪著名的战术大师，对启蒙思想也抱有开明态度，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使用沙恩霍斯特，只把他当作一名能干的副官。
在1806年10月14日的奥尔施塔特一战中，不伦瑞克公爵伤重身亡，沙恩霍斯特也负了轻伤。普军溃散以后，沙恩霍斯特和大队走散了，却意外遇上了那个老是在军事协会里唱反调的布吕歇尔将军。
和沙恩霍斯特一样，布吕歇尔也是普鲁士军队中的异类，但是他“异常”的方向却和沙恩霍斯特截然相反。这个出身于罗斯托克附近的冒险分子是一个放荡的浪子，酗酒、嗜烟、好色、恋赌、举止粗鲁、胡言乱语，他的战友和敌人在承认他军事才能的同时，常常也认定他的脑子确实不正常。事实上，布吕歇尔真的患有重度抑郁症和轻度精神分裂症。如果不是极端勇敢、战绩彪炳，以纪律森严著称的普鲁士军队很难容下这个狂徒。这样一个半疯的狂人加入军事协会已经够奇怪的了，更奇怪的是他的观点虽然每每与人相左却又一针见血，一来二去反而成了军事协会的常客。
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绰号为“前进元帅”，勇气与疯狂在他的身上只有一墙之隔
此时，布吕歇尔正指挥麾下10000多人忙着拖拽34门重炮撤退。炮兵出身的沙恩霍斯特赶紧上前帮忙，二人一同收拢溃兵，逐散法军追兵，并组织人手把火炮拖到安全区域。尽管之前算得上是论敌，但布吕歇尔发现眼前这个“书呆子”比想象中的能干多了。沙恩霍斯特意志坚定、思维清晰、计算精准，而且还有丰富的地理与科学知识，繁复危险的撤退动作被他梳理得井井有条。在从奥尔施塔特战场撤退的漫长过程中，沙恩霍斯特每每料事如神，帮助这支溃兵一次次逃出生天。他们在20天里行军700多公里，终于暂时甩掉了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的跟踪追击，和魏玛公爵的队伍在米里茨湖东岸会合，兵力重新回升到21000人。
11月5日，布吕歇尔部抢占中立城市吕贝克，试图依托城墙坚守待援。但是普军进城时没有遵守沙恩霍斯特的放弃大炮的命令，试图把这些千辛万苦拖到这里的大炮送进城，结果在11月6日被寻踪追来的法军袭取了城门。在血腥的巷战中，沙恩霍斯特不幸被俘，布吕歇尔率军突出城市，但仍然在拉考特村被法军包围。11月7日，在确认外无援兵、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为使拉考特居民免遭兵灾，布吕歇尔向法军投降。战事结束后，法军沿着拉考特至吕贝克的道路列队，向这些与他们周旋了整整24天、转战700多公里的坚韧战俘致敬。出于个人敬意，贝尔纳多特元帅取消了转交军刀的受降仪式，允许布吕歇尔保留武器。为了纪念布吕歇尔，拉考特村将村口的一棵橡树命名为布吕歇尔树。
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在军事上的合作，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上一个能力超凡的高级指挥官与一个具有科学知识和高度文化修养的参谋长成功合作的第一个范例。作为这一范例的延续，还有后来的布吕歇尔与沙恩霍斯特的继任者——格奈泽瑙的合作，1866年和1870年弗里德里希王子与布卢门塔尔伯爵的合作，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合作，马肯森与泽克特的合作等。不过，这些范例的共同本质在于都是建筑在个人的素质之上，和后世其他军队高级司令部内的协作制或集体领导制有着鲜明的区别。
在1806年的战争中，改革派受创甚重。总参谋部的理论创始人马森巴赫当时担任霍恩洛厄军团的参谋长，但他却在撤退途中吓破了胆，在还没有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建议霍恩洛厄军团投降认输。结果，战事结束后他就被解职了。勒科克在哈莫尔恩要塞向法军投降，后来同另外一些缺乏头脑和胆小懦弱的要塞司令官一起被判服劳役。
但另一些改革派军官则在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虽然被俘，但他们的英勇行为却得到战争双方一致的敬意。另一位改革派军官格奈泽瑙中校率普军坚守科伦贝格要塞，打退优势法军的进攻，一战成名。他在战后任要塞和工兵司令，成为军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如前所说，1807年，随着《提尔西特和约》的缔结，普鲁士陷入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当中。但是在沙恩霍斯特等改革派军官看来，改革的良机也已经到来。1807年7月，威廉三世在上层改革派的压力下，召回改革派大臣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帝国男爵，任命其为政府大臣，将内阁全权交予其执掌。同月，在军队改革派的影响下，普鲁士成立了军事改革委员会，沙恩霍斯特上校担任军事改革委员会领导。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和弟子——格奈泽瑙、博因、格罗尔曼加入军事改革委员会，并很快与委员会内阻碍改革的人，如国王侍从官布罗尼科夫斯基将军和博尔施特尔上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革委员会的任务是清除军官团内的失节分子，创建一支符合最新作战要求的新型军队。
第一次军事改革：沙恩霍斯特成立参谋部和普鲁士新军
1808年圣诞节，以国王赦令的方式，普鲁士全新的最高军事机构——战争部宣告成立。这个沙恩霍斯特一手组建起来的机构隶属于施泰因创建的总内阁中的第5部。战争部取代了高级军事委员会、军需总监部等重复低效的军事机构，总督全军事务。战争部部长职务暂时空缺，由沙恩霍斯特代理。战争部下设两部：一是担负军队全部大政方针的综合战争部，由沙恩霍斯特亲自领导；一是担负军队经营管理的军事经济部，由国王亲信洛图姆伯爵上校领导。至此，普鲁士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固定权限的、统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
综合战争部划分为3个师（处），其领导官称为“监理”。第1师负责高级军官的人事工作及有关职务事宜，并负责战争部的办公室勤务，由国王亲信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克上校担任监理。后来，第1师逐渐发展为直接向国王报告的军事枢密室。
法军M1777式沙勒维尔步枪射击精准、生产便捷，是19世纪初最适合大批量装备的步枪
第3师负责兵器监察，由已经晋升上校的格奈泽瑙担任监理。1806年普军的兵器劣势，尤其是步枪劣势是他们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中惨败的重要因素。第3师的测试表明，当时普军装备的1782年式“老普鲁士人”步枪在80码和160码距离上的命中率仅为法国沙勒维尔M1777式步枪的三分之二。曾经用几年时间考察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格奈泽瑙认为，片面强调射速而忽视射击精度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精良的步枪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第3师的监督下，全面仿制沙勒维尔步枪的1809年式“新普鲁士人”步枪很快装备部队。
第2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总参谋部的前身。1807—1808年，在沙恩霍斯特的授意下，古斯塔夫·冯·劳赫少校撰写了两份有关未来军队和参谋部组织问题的文件。劳赫主张平时的军团应由3个军编成，每军辖2个师。他还建议组建一个中央参谋部，其中应配置负责行军、宿营、补给、地图、档案等事宜的人员。此外，军和师应设立部队总参谋部，为每个军、师司令官配备一名参谋军官和副官。军队的指挥要合理分工，减轻中高级司令官在计划、组织和实施各项措施时的负担，以适应军队机构的不断复杂化。这两份文件勾勒出了新普鲁士军队及其参谋部的基本轮廓。
早期普鲁士参谋军官的制服
沙恩霍斯特亲自负责第2师。此时还没有“总参谋长”这一称呼，沙恩霍斯特的正式头衔是“监理”。第2师下设4个处，第1处负责战略战术，第2处负责军队内部事务，第3处负责补给，第4处负责炮兵和弹药事务。各部队的参谋部里也按照这样的职权划分设置了4个科。保管作战地图的“皇家地图室”也划归第2师管辖。
参谋部建立起来了，可又一个难题出现了：普鲁士军队缺乏足够的合格参谋军官。尽管当年的腓特烈大帝希望他的军官团成为一个有教养的群体，但直到19世纪初，粗野好斗仍然是普鲁士军官最典型的特征。他们大多没什么文化，管理靠军棍和鞭子，指挥靠经验和勇敢，最在乎的是声名和荣誉。但是这一切都和参谋军官的要求背道而驰。在沙恩霍斯特看来，参谋军官必须有良好的教育，具有充足的科学知识，受过严格的军事学训练，还要有敏锐的政治头脑。他们要憎恶盲目服从和任何“迷信”，习惯于理智和正确地判断情况，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甘当幕后英雄，不计较声名得失。只有这样，参谋军官才能与其司令官共同担负起指挥职责。在19世纪初，这样的军官在普鲁士是真正的稀有动物。
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合格的参谋军官呢？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格奈泽瑙上校写道：
“蕴藏在一个民族内的无穷力量有多少没有发挥，没有利用啊！成千上万的人具有奇才大智，只因地位低下而不能展翅翱翔。天才辈出，而王室为什么不采取简单可靠的办法为天才开路？为什么不能不顾其出身和级别而重用才德兼优者呢？国家为什么不采取这些步骤，使国力成千上万倍地增长呢？……新时代需要的绝不只是古老的家世、爵位和羊皮纸文书，它需要充满活力的行动和生机勃勃的力量！革命发动了法国的全部国力……其他各国若想重建这种和谐，恢复均势，就必须开辟并利用同样的人力物力泉源。”
1808年，沙恩霍斯特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繁杂的军事组织工作上，试图通过革新军事教育训练，从内部完成对军官团的再造。通过对1806年前所有军事和半军事的学校以及半贵族学校和贵族军事学院的合并，普鲁士在柏林成立了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各兵种学校，又在柯尼斯堡和布勒斯劳成立了3三所军事学校。1810年，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由柏林军校改制而成的柏林军事学院开始接纳新生。这些学校不再只招收贵族学生，任何阶层的青年都能入学。士兵和下级军官凭借自己的努力也能得到前往柏林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容克在军队中的特权在形式上被取消了。而且军官晋升不再完全根据贵族出身或在战场上的突出战绩，而是要经过科学知识水平的考核。
总参谋部和各级参谋部，则为这些新型军官准备好了发挥自身才智的舞台。在挫败了无数旧普鲁士军官的竭力反对之后，利用军校和参谋部这两件武器，沙恩霍斯特总算为平民在军官团中争取社会地位达成了突破。
对于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拿破仑并没有做过多限制。在他看来，失去一半领土，又背负巨额赔款的普鲁士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维持它的军队。确实，虽然顶着容克集团的巨大压力，沙恩霍斯特取消了连长经理制，大幅减少了上尉或骑兵上尉以上军官的薪饷，同时增加了少尉和中尉的薪饷。这样，所有的军官都得靠一个不高的军饷来生活了，清贫和节约在军官团内开始被视为美德。但即使如此，普鲁士捉襟见肘的财政也很难再支撑起一支18世纪模式的常备军。
格奈泽瑙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惯于直陈自己的观点
改革派中的激进分子，尤其是考察过北美民兵的格奈泽瑙认为，最好的出路是仿效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建立民兵制军队。格奈泽瑙认为，18世纪那种认为只有10年、20年的长期训练才能保障军队战斗力的认知已经过时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证明，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同样可以像老雇佣兵一样英勇善战，甚至可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通常有更年轻的体魄和更灵活的思维。只要为他们注入为之而战的理想和自己行动正确性的信念，民兵制也能锻造出强大的军队。
于是格奈泽瑙向威廉三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兵和国民军。凡18—35岁的男丁都要当民兵（义勇军），编成连、营和旅；其余全部能服兵役的男丁均编入国民军。国民军以村为单位编组，各村自选指挥官。只要敌军一入境，这些部队便立即建成，与正规军配合作战。他还认为，可以用有计划的宣传，鼓动人民为全国反抗做准备。一旦时机成熟，鼓动者便可号召全民起义，将侵略者赶出家园。
这样激进的建议当然受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大骂格奈泽瑙是“雅各宾分子”。威廉三世也说：“只有头脑发热到狂乱程度的人才会想出这种疯狂行动，我听了都感到头晕。”
在沙恩霍斯特看来，这个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激进思想的准备，但在施泰因男爵的铁腕推动下，普鲁士仍然在以看得见的速度进步着。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颁布《解放农奴敕令》，史称《十月敕令》。《十月敕令》以立法的形式在全普鲁士境内解放农奴。四分之三的封建义务被废除，约4.7万户农奴得到解放，获得了432万摩尔根（旧普鲁士时1摩尔根约等于0.27公顷）的土地。1808年11月19日，普鲁士颁布《普鲁士王国各城市规程》，规定国家除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治安权外，其余权利归城市所有；建立市议会，年收入150塔勒（大城市为200塔勒）以上者拥有选举权。1808年11月24日，普鲁士颁布《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章程》，明确了总内阁由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战争五部组成，地方由省、县、乡三级政府管理，部分取消了乡村容克的地方管理特权。
容克对施泰因的改革暴跳如雷，他们诅咒：“宁愿有三次奥尔施塔特，也不愿有一个《十月敕令》！”但在大部分普鲁士人当中，施泰因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资产阶级、市民和农民均从中受益。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当局所尊重。很快，普鲁士军队也加入了改革的大潮。1808年8月3日，沙恩霍斯特起草的《陆军法规纲要》正式实施，它取消了军棍、鞭刑等侮辱性体罚。格奈泽瑙在沙恩霍斯特资助出版的报纸《民众之友》上发表了《脊背的解放》一文，欢呼道：“要普及义务兵役就必须首先宣布解放脊背。如果认为这点做不到，那么，我们就放弃对文明的要求，而且今后要激励士兵品行端正就只能继续依靠木棍吧，因为我们无法利用他们的荣誉感 。”
施泰因男爵铜像。施泰因男爵拯救了普鲁士，但并没有看到他所信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普鲁士实现
总之，对于沙恩霍斯特来说，建立新普鲁士军队的时机来临了。
不同于以往那支服役期长达20年以上的雇佣军式老常备军，沙恩霍斯特的新普鲁士军队采用了一种被称为“速成兵”的制度。这支普鲁士军队不再大量雇用外国雇佣兵，所有士兵都从普鲁士人中招募，而服役期则从20年被大大缩短到4年。由沙恩霍斯特本人所编制的《新操典务实扼要》保证了短期训练的效果。恩格斯评论说：“普鲁士军队的操典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简单扼要，条理分明，以几条合理的原则为依据，几乎不能希望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一操典是沙恩霍斯特的天才结晶。他大概是自拿骚的摩里茨以来最杰出的军事组织家了 。”
在拿破仑战争中参战的普鲁士后备军
因为害怕会刺激到拿破仑，威廉三世否决了沙恩霍斯特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建议，但允许沙恩霍斯特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即每年退伍2万人，征召2万人。这样尽管现役兵额少，却仍然可以对大批男丁进行军事训练。沙恩霍斯特还命令各团在节假日派出军官去训练退伍者，以保持他们的作战状态。这就是普鲁士后备军最早的来源。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以制度规定军团退伍士兵为预备役，在退伍后数年内随时待命，在战时接受军团征召上阵作战。
1808年10月1日，《民众之友》从拉斯滕堡发出的报道说：
“退伍兵的训练在这里进行得非常顺利。对这些士兵一视同仁的亲切待遇，减轻了民众对一向想象得非常可怕的兵役的憎恶。老老少少对于操练都很热心，大家排着大队，拿着射击靶去进行射击练习。在民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中，唤起了尚武精神，他们现在最喜欢玩的就是军事游戏。”
就这样，虽然发现普鲁士“不老实”的拿破仑强行限制普军不能超过4.2万人，但是沙恩霍斯特却把这支小型军队建成了一支基干力量，军官在军队中的比例超过十分之一，保留了44个步兵营、45个炮兵营和73个骑兵中队。一有战事，这支军队就可以迅速扩充。1809年，沙恩霍斯特在给威廉三世的奏章中称，普军可以随时动员起12万大军投入战争。到1813年，普鲁士可出动兵力已经达到25万人。就这样，凭借沙恩霍斯特等一干参谋军官的努力，在耶拿惨剧后仅仅数年时间，普鲁士军队已经重新做好了加入欧洲大棋局的准备。
暴风中诞生的新星：克劳塞维茨
就在普鲁士军力大为提升的过程中，一个年轻人开始崭露头角。1780年，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出生在马格德堡附近的一个清贫的税务官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没有贵族头衔的神学教授，去世很早。他的祖母带着克劳塞维茨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改嫁给了一个贵族军官。利用继父的关系，弗里德里希也加入普鲁士军队当上了下级军官，并且根据与一个未经证实的、同姓克劳塞维茨的西里西亚贵族世家的关系而用起了“冯”的称号。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因伤残退役，成了小城布尔格的一名税务官。他生育了4个儿子，卡尔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1793年，年仅13岁的克劳塞维茨在美因茨的普军中担任军官候补生。在这里，他第一次遭遇法兰西革命军，第一次接触了启蒙思想，第一次见到人们蜂拥投效革命政权的场景。德意志“狂飙突进”运动 也伴随着克劳塞维茨成长的岁月。在歌德、席勒、康德、菲希特等人华美的文章和闪光的思辨当中，德意志民族意识正在曾经只是一个地缘概念的德意志数百邦国之间悄然凝聚。1798年，席勒的巅峰之作《华伦斯坦三部曲》上演。在百年前那位佣兵之王身上，席勒演绎出德意志民族集体的呐喊：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
1801年，21岁的克劳塞维茨进入沙恩霍斯特开办的柏林军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进修。这个英俊忧郁、聪明上进、沉默寡言，却又并非不擅交际的青年引起了沙恩霍斯特的注意。很快，克劳塞维茨加入了军事协会，成为沙龙中最年轻的骨干分子。1803年，柏林军校第一批两年制学员毕业时，沙恩霍斯特按照成绩把他们分为四等。一等只有两个人，克劳塞维茨是其中之一。经沙恩霍斯特举荐，克劳塞维茨担任了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的副官，住进了亲王府。在这里，克劳塞维茨与大他一岁的玛丽·冯·布吕尔伯爵小姐坠入爱河。但由于门第差异巨大，这场爱情注定将是艰苦的长跑。
在1806年的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中，奥古斯特亲王与克劳塞维茨率领一个精锐掷弹兵营参加了战斗。会战失败后，亲王与克劳塞维茨率领掷弹兵营残部脱离向法军投降的霍恩洛厄军团，边打边撤，退往波兰边境。一路上，两人形成了一种“迷你型”布吕歇尔与沙恩霍斯特的关系。但是在即将逃出生天之际，他们不幸在博伊岭堡附近陷入沼泽，被法军骑兵俘虏。
由于奥古斯特亲王的特殊身份，他们在法国的拘禁生活一点没有严酷的感觉，还与法国浪漫主义前驱史达尔夫人结下了友谊。和很多雅各宾分子一样，史达尔夫人在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以后就成了拿破仑的死对头。她周游了被拿破仑征服的各国，向法国人介绍这些国家的特性和历史，以及各国人民的思想，控诉拿破仑对被征服国家的暴行。她的名著《论德国》赞美了德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介绍了“狂飙突进”运动带来的文学与哲学革命，高度评价了歌德、席勒等人的伟大贡献。大概是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将进一步刺激德意志民族主义，拿破仑对《论德国》恨之入骨，下令销毁这部著作。即使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拿破仑都还在咒骂这个势不两立的敌人。
恩格斯则从另一个视角描述了德意志人对拿破仑的观感：
“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而且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的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的愤怒了。”
1807年，克劳塞维茨返回普鲁士期间，拿破仑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公敌：民族主义者认为他是压迫全德意志的元凶；在贝多芬这样的雅各宾分子眼中他是背叛理想的叛徒；保守派则认为拿破仑在羞辱他们的传统。在德意志的每一个邦国里，知识分子讽刺歌功颂德的官方公报，资产阶级对强征军税满腹怨言，市民抱怨大陆封锁政策带来的消费品短缺，打了败仗的军人则处心积虑要报仇雪恨……
拿破仑的加冕大典。拿破仑称帝大大地激怒了自由主义者。贝多芬将第4交响曲《英雄》首页上献给拿破仑的祝词抹去，潦草地写上“纪念一位死去的英雄”
1809年，拿破仑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两条战线上陷入苦战。入侵西班牙的10万法军被西班牙游击队和威灵顿公爵率领的少量英军搅得鸡飞狗跳；而在奥地利的埃斯林根战役和瓦格拉姆战役中，拿破仑亲自率领的法军主力遭到奥军重创，损失惨重。这支在1805—1807年横扫欧陆恍若无敌的雄师似乎变得疲倦而迟钝，以往那些充满着锐气和灵巧的战役机动与战术突击似乎消失了，战斗越来越依赖数量和火力。历史学家们对法军为何突然变得暮气沉沉有很多种看法，有人说是法兰西军队的军阀化，有人说是革命斗志的消散，有人说是兵源成分的复杂化，有人说是老兵的消耗，也有人说是上帝收走了拿破仑本人的军事天才。而拿破仑自己的说法，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这已经不是奥斯特里茨会战时的士兵了。”
此时，已经成为沙恩霍斯特办公室主任的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改革派朋友们，热切地希望普鲁士重新投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不仅将是普鲁士的雪耻之战，更将是德意志（至少是北德意志）民族的解放之战，而普鲁士将领导这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渴望已久的革命。沙恩霍斯特在上呈给威廉三世的奏折中提交了一整套反法计划，布吕歇尔主动请缨跨过易北河收复失地，最为狂热的格奈泽瑙甚至撰写了《北德全民武装起义反抗法国》一文。比起他们，普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们更加激进。柏林勃兰登堡骠骑兵团的冯·希尔少校反出普鲁士，率领他的追随者向拿破仑后方进军。这次堂吉诃德般的进军很快遭到镇压，希尔少校也阵亡了。但希尔的行为却得到德意志人的广泛同情，成为民族英雄。热血沸腾的克劳塞维茨决定加入奥地利军队抗击法军，要不是奥地利在瓦格拉姆战役后决定求和，他就真的成行了。
很难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究竟是害怕拿破仑更多一点，还是害怕民族主义热情更多一点。对于这位过分冷静、生性怯懦的国王而言，无论是军官们挑战拿破仑的狂热，还是施泰因男爵解放农奴的改革都让他心惊肉跳。1808年11月24日，在拿破仑的严厉要求下，国王将施泰因男爵免职并驱逐出境。讽刺的是，在一年多以前，正是拿破仑钦点的施泰因男爵担任政府大臣，因为他认为只有施泰因男爵有本事为普鲁士筹足赔款。以施泰因男爵的去职为开端，拿破仑加紧了对普鲁士的监视，强迫威廉三世清除政府和军队中的反法分子。改革派走得太远了，拿破仑已经看出他们是反抗运动的发起人，他说：“普鲁士的雅各宾党人隐藏在普鲁士军队里。在法国，是平民搞革命，而普鲁士却是军队搞革命 。”
1809年的普鲁士骠骑兵
在拿破仑的打击下，改革派损失惨重：后备军训练被迫取消，布吕歇尔无奈地离开军队；格奈泽瑙去职，前往英国、瑞典、俄国三国“考察”；格罗尔曼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在奥地利求和后又被迫远走西班牙；沙恩霍斯特也引起了皇帝的疑心，威廉三世只得免去他综合战争部部长之职，专任第2师（总参谋部）监理。
此后，国王心腹冯·哈克上校担任综合战争部部长，但在国王的授意下，他仍对沙恩霍斯特言听计从。反对军事改革的容克们趁机散布流言说沙恩霍斯特正在策划一场颠覆活动。幸运的是，谨慎的国王并未采信这种无稽之谈。
上层的风暴并没有波及克劳塞维茨。1810年，30岁的克劳塞维茨晋升少校，并成为新成立的柏林军事学院战略战术课教官，还担任了王太子的军事侍讲。少校军衔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成为中级军官，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具备了与玛丽·冯·布吕尔伯爵小姐公开恋情的条件。这场婚姻让柏林上流社会诧异不已。美丽动人的伯爵小姐长袖善舞，出身显赫，其父曾是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长，伯爵小姐本人则是路易王后身边的红人，后来还做了王后的侍官长。究竟哪一位王公贵族有幸迎娶这位31岁仍未嫁的佳人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热门话题。当年12月17日，在朋友们的祝福下，克劳塞维茨与玛丽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此时，还没人意识到这场苦尽甘来的爱情将带来什么。
化身为刃：结束拿破仑战争
1810年，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伯爵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这一任命是拿破仑与威廉三世妥协的结果。与施泰因男爵一样，哈登贝格伯爵是个拿破仑最讨厌的硬骨头改革派。但是威廉三世告诉拿破仑，在整个普鲁士，除了已经被驱逐的施泰因，只有哈登贝格有本事筹集他索要的赔款。看在钱的分上，拿破仑让步了。
哈登贝格继续执行施泰因的改革政策，并竭尽所能地配合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和以铁腕推进改革的施泰因不同，哈登贝格更加圆滑实际。施泰因的《十月敕令》强行解放农奴，激起了容克们的群起反对，导致其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为了保障容克的利益，哈登贝格在1811年颁布的《调整敕令》中规定农奴必须向容克赎买自由和土地。这样，在农奴得到土地与自由的同时，容克们则得到大笔资金用于向资产阶级转化。最后，容克成为农民解放的最大获利者，农奴成为无产阶级被赶进工厂。几经反复，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才基本消灭了农奴制。哈登贝格还通过《工业敕令》《财政敕令》《工业税敕令》废除了旧行会对工商业的控制，为普鲁士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普鲁士政府广开财源。
1811年，欧洲在经历了两年的平静之后再次风起云涌。由于沙皇拒绝参与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拿破仑决定先征服俄国，并要求普鲁士为这次大规模东征提供一个2万人的辅助军团。几经犹疑，威廉三世和哈登贝格决定答应拿破仑的要求。这一决定引起了军官们的暴怒，正在斡旋普俄联盟的沙恩霍斯特当即辞职抗议。1812年2月，改革派军官们发布了著名的由克劳塞维茨执笔的《三个信条》，与国王公开决裂。在这份“德意志民族解放纲领”当中，克劳塞维茨指控国王“可耻地亡国”，指控贵族官僚“是最腐朽的”。他写道：
“我摈弃：把得救的希望轻率地寄托在偶然事件上……幼稚地希望以自愿缴械来抑止暴君的愤怒，以卑鄙的恭顺和谄媚博取他的信任……
“我相信并且认定：一个民族必须把自己生存的尊严和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它应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其尊严和自由……
“我对当代和后世声明并明确表示：……如能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光荣战斗中成仁，将是我的莫大幸福！
“我把这份薄薄的文件放在历史的圣坛上，我坚信，如果时代的风暴把它吹落，将来这个寺院的可敬的僧侣会小心谨慎地把它拾起来，收进动荡不宁的国际生活的年鉴里。那时，后世就会判决，宣告那些与堕落的潮流勇敢地战斗并虔诚地对待责任的人是无罪的。”
哈登贝格铜像。哈登贝格伯爵愿意为普鲁士牺牲一切，但在1812年他最终选择隐忍不发
1812年的俄国战役中，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奇景，普鲁士改革派军官——格奈泽瑙、博因、克劳塞维茨等数十人成建制地出现在沙皇亚历山大的宫廷里。施泰因男爵在彼得堡创立了德意志委员会，它成为所有自愿来到俄国抗击拿破仑的德意志人的政治首脑机关。奥尔登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受施泰因男爵之托开始组建著名的俄德军团，克劳塞维茨也加入其中。在那场欧洲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恶战中，普鲁士军官们在库图佐夫麾下见证了拿破仑征俄大军的毁灭，其中很多人还献出了生命。
斯摩棱斯克会战。拿破仑说，斯摩棱斯克城下的血战是他一辈子心惊肉跳的梦魇
1812年12月24日，克劳塞维茨作为俄军特使与普鲁士辅助军团司令官路德维格·冯·约克将军在陶罗根附近会面。克劳塞维茨和约克将军算是老熟人，这个老派普鲁士贵族是沙恩霍斯特军事改革最顽固的反对者。克劳塞维茨认为约克看上去质朴持重，骨子里却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简直是最典型的容克贵族。后者可以为了个人荣誉轻易地驱使士兵送死，但绝不会为拿破仑牺牲自己的性命。克劳塞维茨告诉约克，拿破仑早就打算牺牲掉普鲁士人好掩护自己逃跑。一番犹豫之后，约克违反国王的命令，率领普军投入俄军阵营，史称“普鲁士革命”。虽然约克本人听到“革命”就要犯高血压。
随着战争局势的迅速发展，威廉三世最终认可了约克的作为。1813年3月，国王召回沙恩霍斯特、布吕歇尔、格奈泽瑙等人，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后备军，对法国宣战。布吕歇尔受命指挥包括4万普军和5万俄军的西里西亚军团，沙恩霍斯特担任他的参谋长。普鲁士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开始了！
这是改革派军官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却也是代价惨重的战争。在1813年春的大戈尔申战役中，沙恩霍斯特不幸负伤，于6月28日因血液中毒去世。“普鲁士的雅各宾派”失去了他们的导师与领袖。格奈泽瑙接替沙恩霍斯特继续配合布吕歇尔指挥西里西亚军团。在莱比锡战役中，西里西亚军团的大胆突击粉碎了拿破仑的突围计划，迫使拿破仑不得不退位并被流放厄尔巴岛。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格奈泽瑙更是代替负伤的布吕歇尔指挥普军，以一个出乎常理的机动摆脱了法军格鲁希元帅的纠缠，赶到滑铁卢战场，完成了决定拿破仑命运的重要一击。
在此期间，博因被任命为首任战争部长，而之前战争部长一职长期空缺。经过博因的艰苦斗争，国王终于在1814年9月2日颁布了新的兵役法。新的兵役法规定在普鲁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整个武装力量由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三部分组成。每个身体合格的国民在适龄的情况下都要进入常备军服役，服役期为5年（3年现役，2年预备役）。超过服役年龄的人组成象征民众武装的后备军和国民军。后备军是博因的得意之作，是他对沙恩霍斯特与格奈泽瑙理想的发展创新。后备军由从预备役退役的老兵组成，服役14年，每年集中训练，战时可以迅速扩充成军。后备军前7年为第一类后备军，征集后补入野战军作战；后7年为第二类后备军，征集后担任要塞守备。国民军则是民兵部队，战时担任治安维持、后勤保障等辅助工作。普鲁士的8个省，每省的军队编成一个军，各省军队司令官即军长，直属于国王，并有权直接向国王呈送报告。这样，普军总共有8个军，共12万常备军、8万预备役、28万第一类后备军，总兵力近50万人。恩格斯评论道：“（普鲁士兵役制度的）基本思想显著地高于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所采取的雇佣代役者的原则 。”保守的贵族们把博因的后备军视为眼中钉。在他们看来，其军官团中的大部分平民出身的人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雅各宾分子”。
除了博因，沙恩霍斯特的另一名弟子卡尔·威廉·冯·格罗尔曼出任了第2师监理。在他治下，第2师被划分为3个处，分别负责3个战区的事务。负责西部战区的处，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德国西部和法国的事宜；中部战区处负责处理南部各德意志邦国和奥地利的有关事宜；东部战区处负责监督俄国动态。为进行三角测绘和制图工作，第2师特别设了2个处——三角处和地形测量处，此外还设立了1个战史处。普鲁士新编的8个军中，每个军派驻1名总参谋部军官，担负作战、补给和情报勤务。每个师也派驻1名总参谋部军官。还有6名总参谋部军官被派驻各国驻外使馆，开辟驻外武官的先河。
1812年的普鲁士步兵制服。左为掷弹兵，右为列兵
通过在和平时期进行情报收集、地形测绘和军事计划等工作，第2师在普鲁士职权构架中担负起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自称为“总参谋部”而非第2师。至此，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关于总参谋部的设想终于在格罗尔曼手中形成了定制。
然而，克劳塞维茨却没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三个信条》的执笔者，克劳塞维茨成为威廉三世以及整个普鲁士保守派的眼中钉。大戈尔申战役后，格奈泽瑙要求克劳塞维茨做他的助手，被威廉三世粗暴拒绝。国王拒绝恢复克劳塞维茨的普鲁士军籍，这使他只能穿着俄军军服继续战斗。1813年，克劳塞维茨和由旅俄德意志人编成的俄德军团一起加入了瑞典王储瓦尔莫登指挥的北方军团。在这个战争的次要方向上，他成为王储的参谋长，因战功晋升上校。一直到1814年4月，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之后，俄德军团才重归普军。由于瑞典王储、俄国沙皇、普鲁士王后都为他说话，克劳塞维茨终于接到了普鲁士上校的委任状。他的新职位是第3军参谋长，辅佐梯尔曼将军。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百日王朝灭亡，拿破仑战争彻底结束之后。
1815年10月，根据第二次《巴黎和约》，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欧洲终于走出了拿破仑战争时代，也走出了大革命的时代。在全欧洲王公贵族们弹冠相庆的时候，“普鲁士的雅各宾党人”却并没有尝到胜利的喜悦。在瓜分胜利果实的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再次成为王侯们宰割的猎物。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公爵成为施泰因男爵最为凶恶的对手，沙皇亚历山大则是他的帮凶。奥地利坚决反对德意志统一，甚至连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都不想要。对于沙恩霍斯特的新普鲁士军队，梅特涅更是恨之入骨。他认为，军队是统治者手中的器械，是必须盲目服从的工具。但是，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却号召每个战士发挥其政治觉悟。那么今天他们会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谁能保证明天他们不会把枪口对准贵族们？曾经庇护过普鲁士改革派的沙皇亚历山大这次站在了梅特涅一边。他赤裸裸地威胁说：“真不知道是否还有一天必须援助普鲁士国王对付他自己的军队。”现在，德意志变成了敌人，法国反而成了被扶持的对象。格奈泽瑙提出的将阿尔萨斯和洛林 割让给南德意志国家，以及建立一个强大的比利时作为缓冲国的提议全部被否决。换了主子的法国保持了领土和国力的完整，仍然是德意志统一最大的绊脚石。
奥地利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公爵，他一手摧毁了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开启了欧洲的“梅特涅时代”
1815年4月，面对风云诡谲的局势，克劳塞维茨忧心忡忡地写道：“波拿巴是可以打败的，但却无法战胜我们自己的怯懦。钢铁经过符尔坎 的锤击会变形，柔韧的海绵则永远保持它的原形。我害怕的是没有任何进步，老一套又卷土重来 。”
群星陨落：改革派重要人物相继离世
1816年，根据维也纳和会的精神，拿破仑战争结束后36个德意志邦国共同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这个邦联没有议会，各邦国拥有完全的自主权，由奥地利总理的邦联会议领导，定期在法兰克福开会议事。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经常代表着“总理使者”领导议会，操控邦联的大权。德意志邦联事实上是哈布斯堡家族操控德意志事务牟利的工具，也是普鲁士与奥地利明争暗斗的大舞台。
这个邦联甚至连自己的旗帜都没有。梅特涅公爵说：“愿上帝保佑我，像战胜世界的侵略者那样去粉碎德意志的革命。”当拿破仑不再是欧洲的威胁之后，那些曾经帮助贵族们保住他们荣华富贵的力量再次成了他们必欲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吕佐夫的志愿军、民族主义者的社团、宣讲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以及“普鲁士的雅各宾党人”。
吕佐夫志愿兵。吕佐夫志愿军是普鲁士路德维希·阿道夫·威廉·冯·吕佐夫男爵于1813年2月成立的志愿军部队，由来自德意志各邦的志愿者组成，别号“黑色猎人”，于1814年解散
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居功至伟的格奈泽瑙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封赏。他被命令指挥普鲁士新获得的莱茵省驻军，军部设在科布伦茨，年仅35岁的克劳塞维茨上校担任他的参谋长。这座莱茵河畔的美丽城市很快变成了自由民族主义者的首府。因反对国王推迟组建议会而退休抗议的施泰因男爵也常常拜访这里，与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把酒言欢。柏林宫廷半嘲讽半恐惧地将科布伦茨的社交圈称为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的阵营” 。
沙盘。运用沙盘进行“图上演习”是米夫林的总参谋部留下的遗产
1816年，失望透顶的格奈泽瑙辞职归隐。1819年，战争部长博因和第2师监理格罗尔曼相继去职，代表着改革派的黯然退场。1820年，威廉三世的亲信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中将被任命为第2师监理，为了突出米夫林的政治地位，威廉三世于1821年替他加封了一个新官衔——“总参谋长”。1825年，第2师正式从战争部独立，改称总参谋部，米夫林成为第一任总参谋长。在之后的岁月里，战争部的作用逐渐下降，军事枢密室和总参谋部的作用逐渐上升，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从业务角度来说，米夫林是一个优秀的参谋军官，曾经在格奈泽瑙的司令部中担任军需总监。在他的领导下，总参谋部在专业上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他创造了用地图和沙盘进行“图上演习”，这成为日后司令部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夫林还大大扩充了军校教育的内容，引入语言、哲学、历史、数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课程，甚至比军事专业课的课时还要多。
唯一被打入冷宫的是政治学。米夫林认为，沙恩霍斯特培养“政治军官”的思想有害无益。显然，这是他与威廉三世的共识。国王再也不能容忍下一篇《三个信条》了。普鲁士军队不欢迎雅各宾分子，国王和贵族们希望军队实现非政治化，成为统治者最为可靠的后盾。自由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必须从军队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军人的天职只有服从，国王指到哪里，军队就要打到哪里。
此时，《三个信条》的执笔者本人，正在柏林军事学院的办公室中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个国家的改变。1818年，在格奈泽瑙的推荐下，38岁的克劳塞维茨就任柏林军事学院院长，并荣升少将。这让他成为普鲁士最年轻的将军。在旁人看来，国王对这位声名鹊起的军事理论家可谓恩宠有加。但是克劳塞维茨很快发现，他的新军衔和新职位不过是一座华丽的牢笼，国王仍然在惧怕他。格奈泽瑙曾说，沙恩霍斯特是新普鲁士军队的耶稣，自己是耶稣最能干的门徒彼得，而克劳塞维茨则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写下《启示录》的约翰。军校校长这个职务是一个行政职务，既不能亲自教学，也不能对教学大纲施加影响。学校的学术领导权由研究委员会掌握。克劳塞维茨每天只能埋头于文山会海之中，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
不能领导学术，也不能亲自传授，克劳塞维茨只能将全副精力投入到《战争论》的撰写当中。在他当柏林军事学院院长的12年间，他将整整10年的时间投入到了这部巨著当中。《战争论》是对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因等整整一代普鲁士改革派军人思想的总结，也是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 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军事学领域的投影。在约米尼把他的《战争艺术概要》写成19世纪通行教材的同时，克劳塞维茨在孙子之后，首次将军事思想上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同时，《战争论》也是克劳塞维茨对民族命运最深沉的忧虑，以及对坚硬现实的愤然碰撞。
1830年，法国波旁王朝被七月革命推翻，革命的旗帜再一次飘荡在欧洲大陆上空。紧接着，比利时推翻了尼德兰的统治，波兰起义者占领了华沙。惊恐的普鲁士终于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保卫者。1830年8月，年届50的克劳塞维茨被起用为第二炮兵监察部的炮兵总监，至此，他未尽的创作生涯告一段落。紧接着，1831年初，为了应对波兰起义，71岁的格奈泽瑙元帅 被任命为东部战区总司令，由克劳塞维茨担任他的参谋长。
1831年注定是让普鲁士哀伤的一年。6月29日，拯救了普鲁士王国的改革家、一生致力于德意志统一的施泰因男爵因病去世。7月，一场霍乱越过国境线进入普鲁士，无数人病倒了。8月21日夜间，格奈泽瑙被发现染上霍乱，第二天便与世长辞。11月14日，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克劳塞维茨哲学上的导师、61岁的黑格尔在柏林因霍乱去世。两天后，克劳塞维茨在办公室被发现染上霍乱，9个小时之后，西方兵圣在妻子玛丽的怀中静静地走了。
纪念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油画作品——《自由引导人民》。梅特涅捆绑在欧洲大陆上的枷锁不到20年就被新的革命扯碎了
克劳塞维茨死后，玛丽强忍悲痛，开始整理克劳塞维茨长达3000页的手稿。在28年漫长的爱情当中，他们既是伴侣，又是朋友，更是知己。在克劳塞维茨十年面壁的创作生涯中，玛丽还是他的书记员。很难想象《战争论》那些钢铁的思辨和鲜红的篇章竟然是用女性娟秀的笔迹写下的，就像我们很难想象这部改变了历史，导演了19—20世纪无数尸山血海的兵学“圣经”，竟然是一场完美爱情的结晶。1832—1837年，《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陆续出版，其中前3卷共8篇124章就是《战争论》，后7卷是战史著作。
《战争论》被称为最难读懂的军事著作之一，或许没有“之一”。研究者为作者晦涩曲折的论述摸不着头脑，更为其前后矛盾的观点大惑不解。当他用了一个标题“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之后，下一个标题马上就是“在现实中的修正”，并接着谈“战争绝不是孤立的行为”，“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于是，暴力到底有没有限度，力量到底需不需要缓和，这样矛盾的论述足以让读者抓狂。《间接路线战略》的作者利德尔·哈特认为：“《战争论》俨然是一座充满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 。”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克劳塞维茨的过早去世，《战争论》实际上是一部半成品。尤其是1827年，克劳塞维茨对全书进行了一次大范围修订，但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小部分。1830年，当克劳塞维茨启程赴任炮兵总监时，他在打包完成的手稿上留言：
“在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这些论述大规模战争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只能看作是对那些用以建立大规模战争的理论材料的搜集。其中大部分我是不满意的。而且第六篇还只能看作是一种尝试，我准备对这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找论述的方法。”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战争论》的研究充满了种种错误认识，其中相当部分的误读还是致命的，是南辕北辙的。尤其在德国，人们真正理解的《战争论》实际上是经由毛奇“注解”过的版本，正如朱熹所注解的四书一样。
克劳塞维茨夫人——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奇才是带着何等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当他活着的时候，理想并未实现；死了以后，灵魂仍然未被照亮。他的思想为人们所扭曲误解，甚至成为灾难的柴薪。他的书没有成为救赎德意志民族的灯塔，反而成为预示毁灭的“启示录”。
1836年1月，玛丽·冯·克劳塞维茨因患神经热病故。人们把她安葬在丈夫的身边。墓碑上用拉丁文刻着这样的铭文：“痛苦的死亡不能将爱情割断。”
第二次军事改革：毛奇创立大规模的总参谋部体制
当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857年接任总参谋长之职时，这支普鲁士军队早已背弃了沙恩霍斯特的初衷。普鲁士军官团中尽管平民出身的军官人数迅速增多，但在军事改革之后仍重蹈覆辙，军官团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平民出身的军官也慢慢被容克阶层同化。自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军队逐渐成了塑造民族的学校。但军队依然是国王的军队，是防范暴乱和任何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批评的坚强堡垒。这座“民族学校”不久便陷入可悲的境地，他们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对抗任何具有时代精神的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军队成了进步的敌人，成了使人厌恶的权势的化身。
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军队坚定地站在国王一边，对起义者厉行镇压。这让军队在社会上的名声坏到了极点。当时，在大部分欧洲人看来，普鲁士军队又退回到18世纪那支令人生厌的武装力量。尽管这支军队仍然在使用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逃役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被寄予厚望的后备军制度正在丧失实战机能，演变成吹牛谈天的乡村俱乐部。
之后的奥尔米茨之耻更使普鲁士军队被人轻视。
1848年革命的另一个影响是德意志邦联走向瓦解。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趁机于1850年成立了由普鲁士领导的埃尔福特联盟，以期统一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各邦国。奥地利首相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立刻作出反应，利用黑森革命问题进军黑森，向普鲁士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普鲁士放弃没有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方案。战争一触即发，普鲁士宣布总动员。这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第一次实施总动员。但是，这次为期8周的总动员却成为一场灾难。动员工作极其混乱，军队组织一塌糊涂，士兵们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粮草，更缺乏训练，尤其是后备军简直毫不堪用。敌人大兵压境，己方战备情况却一塌糊涂，威廉四世只得在当年11月29日签署屈辱的《奥尔米茨条约》，取消埃尔福特联盟，重建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邦联。《奥尔米茨条约》的签订让普鲁士的声誉跌到了谷底，更令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普鲁士人将《奥尔米茨条约》视为与《提尔西特和约》并列的国耻。
1848年的柏林革命。黑、红、金三色旗下的法兰克福议会试图推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但威廉四世说“我不能捡掉在下水沟的王冠”
185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中风偏瘫，随后又精神失常。他没有子女，其弟威廉·腓特烈·路德维希于1858年出任摄政王。1861年，威廉四世去世，威廉·腓特烈·路德维希正式加冕为普鲁士国王，史称威廉一世。
和一生充满矛盾与犹疑的兄长不同，威廉一世具有典型的普鲁士军人性格，虽然恩格斯认为他并非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但他至少具有军人的顽固与血洗奥尔米茨之耻的勃勃野心。1848年，他就曾因镇压革命而被称为“霰弹亲王”。1857年10月20日，根据军事枢密室卡尔·冯·毕典菲尔特中将的建议，威廉一世启用赫尔穆特·冯·毛奇少将担任总参谋长，1859年又任命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中将担任战争部长和军队改组委员会委员。罗恩和毛奇的任务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对再次走向腐朽的普鲁士军队进行第二次改革，为血洗奥尔米茨之耻、统一德意志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
1800年，毛奇出生于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的一个没落容克家庭。他11岁就被送进哥本哈根皇家军校开始了军人生涯。1822年毛奇加入普鲁士军队，1823年进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在这里，毛奇疯狂地学习，以至于影响了他的健康，不得不辍学疗养。由于经济拮据，毛奇于1826年开始写小说和军事论文补贴家用。1828年，毛奇发表了《论军事测绘大纲》，受到军界重视，被调到总参谋部地形测量处工作。在这里，他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融合自己对军事地理的思考，形成了被后世称为“军事地理学派”的自成一体的军事理论。毛奇认为，拿破仑时代的缺点是没有一个融合指挥、组织、情报、后勤保障于一体的战争组织来进行战争行动，全靠个人的筹划和决心指挥作战；在19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家力量不断增强、战争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战争组织模式即将过时。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
毛奇的预言很快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应验。在这场英、法、奥斯曼土耳其三国联手对抗俄国的战争中，双方军队的表现都堪称灾难。英法这两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虽然手持19世纪50年代最先进的线膛枪，驾驶着划时代的螺旋桨蒸汽战舰，但整场战争无论是组织还是指挥都是一团糟。士兵们在前线没吃没喝，缺医少药，武器弹药也总是供应不上，非战斗减员是战斗减员的数倍，可敬的南丁格尔女士要靠偷窃才能给她的伤员搞到少许药物和食品。联军能打赢这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对面的俄国人更加糟糕。俄军中世纪水平的补给线导致物资运输成本竟然比远赴重洋而来的联军还要高，以致前线直到战争结束才领到新式线膛枪。
毛奇认为，现代战争的组织和指挥不能再单纯依靠个人的天赋和才华，必须创立大规模的总参谋部体制。总参谋部应当在战争期间成为总司令（国王）“唯一的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统一军事行动的指挥。在毛奇执掌总参谋部以前，总参谋部虽然已经成为可以和军事枢密室、战争部三足鼎立的独立机构，但是却不能参与军队管理、集结和部署事务，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在1850年，总参谋部就被头头脑脑们弃置一旁，这是导致奥尔米茨之耻的重要因素。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奇对总参谋部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军官总数由1858年的64人扩充到1867年的109人，1870年更进一步扩充到135人。总参谋部军官的选拔极其严格。进入柏林军事学院进修参谋专业的军官至少要有3年服役经验，其选拔比例大致为1∶3。经过3年学习之后，他们要返回原部队任职，约1年以后再筛选其中10—20名佼佼者在总参谋部进行1—2年的培训，并接受总参谋长的亲自指导，合格者才能进入总参谋部工作。在总参谋部任职是普鲁士军官最大的骄傲。
对于在伤痛中呻吟的士兵而言，“提灯女神”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救赎的希望。不过英国当局却指责南丁格尔独断专行，破坏制度
总参谋部分工如下：
中央处：处理总参谋长“职权范围之内或之外同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往来函件；掌握“整个总参谋部的经济事务，以及军官和总参谋部官员的个人事务”。
第一处：“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提供有关外军的情报”。
第二处：收集和提供有关国内军事力量和资源情况的情报。
第三处：职责与第一处相似（除有关外军情报外）。
第四处：研究技术性的问题和涉及围攻战的问题。
军史处：收集与整理其职责范围内的一切资料；评述以往的战争；管理战争档案和总参图书馆。
兵要统计处：对战时有重要意义的一切地区编制军事地理资料；编制总参谋部工作所必需的地理与统计材料；管理本处人员绘制的地图。
测绘局：分三角测量科、地形测量科、制图科，主管军事测量和绘图。
铁道处：其职责包括战时军运的准备；实施作战有关的部队军运；负责后备役人员到部队的运输；训练在军用铁路系统中工作的军官；依据军事观点审查线路的设计；收集国内外铁路统计资料以及与军用铁路系统有关的其他一切材料。
铁路处代表着普鲁士军队对科技进步的全新理解。让铁路服务于军事行动并非普鲁士首创。在1859年的法、意、奥战争当中，法奥双方就都使用了铁路来将自己的部队快速运送到战场。但是，令双方尴尬的是，他们在使用铁路运输时都只考虑了一次性运输，于是到达前线的双方军队居然一同陷入挨饿受冻的困境。普鲁士人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法奥的窘境，意识到铁路时刻表即将成为军队运动的晴雨表，掌握了列车运行规律也就掌握了军队机动与集结的规律。因此，毛奇麾下的铁路处不仅详细考察了本国的铁路动员计划，而且还对他国的铁路建设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即将来临的德意志统一战争中，铁路处成了普鲁士制胜的法宝。
铁路无疑是19世纪对军事战略影响最大的发明
铁路处的成立也代表了毛奇的新思想——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在19世纪50年代，尽管人类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即将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军队仍然是各国封建势力最为顽固的堡垒。克劳塞维茨尖锐地讽刺军人们不思进取，无视战争规律因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但大部分军官仍然置若罔闻。向国王推荐过毛奇的军事枢密室毕典菲尔特中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主持军事枢密室期间，这个极端保守的老容克曾经大量清洗非贵族出身的军官。幸运的是，毛奇是根正苗“黑”的容克出身，他父亲因为酗酒早就丢掉了自己的地产。除此之外，毕典菲尔特还仇视一切学校教育，他说：“在那里，充斥着傲慢的老师。他们通常对战争和富裕阶层充满敌意，以学校昂贵的奖学金为傲，残忍地扼杀荣誉感，浸淫着时代的破坏性倾向，几乎是绝对的唯理论者，教授一切但除了个性 。”
德莱赛步枪并不是最早装备部队的后装枪，也不是性能最好的后装枪，但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后装枪
没有什么比线膛枪的命运更能说明当时军官们对技术的迟钝了。19世纪中期后装线膛枪逐渐成熟，但令人称奇的是除了普鲁士以外，竟然没有一个欧洲主要国家装备后装枪，他们宁愿使用前装线膛枪。奥地利人甚至称：“用嘴巴吃饭是高贵的，我们坚决不用‘灌肠枪’！”即使在普鲁士军队中，德莱塞M1841针发枪也广受批评。尤其有远射传统的猎兵部队坚决不要德莱塞，宁愿使用仿制的法国米涅前装步枪。1855年，普鲁士一度宣布装备米涅步枪，并购买了30万支。一直到1860年，在总参谋部的强力推动和威廉一世的亲自过问下，已经问世20年的德莱塞才终于普及全军。
实际上，德莱塞并非当时最好的后装枪，至少挪威的卡曼尔莱德步枪的整体性能还要更出色一些，而美国人使用的起落式枪机和金属弹壳的夏普斯步枪也很快问世了。但一直到1864年德莱赛步枪在普丹战争中大发神威，各国才恍然大悟，纷纷开始研制和装备后装枪，甚至宁愿挖掉旧枪的枪尾改装上一个活门，只要是后装的就好。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人类思维还没有适应工业革命的现象之一。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也曾经流行过线膛枪，甚至连后装枪也出现了。但人们很快发现，工艺复杂的线膛枪在当时很难大规模供应部队，无法动摇滑膛枪的地位。至19世纪40年代，蒸汽机驱动的深孔钻和挤丝冲使得线膛枪管的加工速度大幅度提升，于是使用火帽发火和膨胀弹头的前装线膛枪普遍装备部队。但是对于结构更复杂的后装枪，保守者们普遍认为其价格昂贵，生产困难，无法大规模供应部队。他们还喜欢举出早期1支夏普斯后装枪的价格相当于10支恩菲尔德前装枪的例子。但事实上，加工技术的成熟使得夏普斯步枪的价格迅速下降到1.5支恩菲尔德步枪的水平。
普鲁士无疑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东部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中小容克大量破产。这些容克卖掉土地以后，要么涌入军队，要么涌入普鲁士西部和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城市。吸收了大量移民的城市通过坑蒙拐骗到高价购买等各种手段，从英法弄来了工业革命的最新秘密，使资本主义工业在德意志扎根发展。
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全钢制90毫米后装线膛野战炮于1867年装备普军，这种炮比同期法国装备的前装青铜炮射程远一倍以上
在这方面，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他的克虏伯公司可以说是德国工业发展的缩影。据说，这家19世纪最先进的钢铁企业之所以发家，就是靠着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亲自跑到英国去当工业间谍，搞到了英国钢铁搅炼的核心技术。1851年，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当时最大的钢锭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一举成名。到19世纪50年代，由于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英国人开始向普鲁士大量供应工业装备，这进一步加快了普鲁士的产业升级。
极速扩张的普鲁士工业让争吵不休的容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逐渐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对外扩张，统一德意志。失去土地的容克需要用军功来换取封赏；扩张中的资产阶级需要新的市场来消化产品，获取利润；而民族主义者则需要一个强大、荣耀的祖国。
名声彰显：总参谋部指挥普军赢得普奥战争
1862年，战争部长罗恩在普鲁士议会宣布了调整兵役制度的全面计划，一个重磅炸弹在普鲁士议会炸响！
这一计划体现的是以沙恩霍斯特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们的殚精竭虑。早在1804年，沙恩霍斯特就提出：“鉴于地理条件，以及缺少人工和天然防御手段等原因，普鲁士无法进行防御战。”在老师的基础上，克劳塞维茨进一步提出了速决战思想，指出普鲁士的战争之道就是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决死一击，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形下，军队的生存应当被置于国家的生存之上。由此，毛奇提出普鲁士的战略必须以进攻为核心。他认为，进攻必须“先思而后行”，未料胜而先料败，在战前极其细心、详尽、谨慎、周密地规划和拟订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一旦开战，就要全速动员起所有力量，在敌人完成动员之前展开进攻行动，掌握战争主动权。
在1850年的奥尔米茨之耻事件中，后备军已完全丧失实战机能。在之后的几年中，威廉一世尽力对后备军进行整顿，但是成效并不显著。战争部长罗恩认为，后备军既已积重难返，为今之计必须另起炉灶。他认为，普鲁士需要扩充其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他建议，国防开支增加25％，征兵额从4万人增至6.3万人，军队从92个团增至147个团，平时兵力由14万人变为21.7万人。同时，罗恩还大大强化了预备役的作用，弱化后备军的作用。他取消了第一类后备军，士兵们在常备军服役3年后，改为在预备役服役5年，然后再在相当于第二类后备军的新后备军服役11年。在罗恩和毛奇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爆发时迅速动员起能够战胜奥地利的兵力。
扩军计划遭到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虽然也同意增加军费，扩充军备，但是坚决反对扩充常备军。因为在1848年，正是这支绝对服从国王意志的常备军镇压了革命。因此，资产阶级不仅不同意扩充常备军，还要求把常备军的服役期缩短到2年。这样，国家预算在议会陷入僵局，哪怕国王两次解散议会也无法让议员们合作，史称“宪法危机”。罗恩建议国王紧急召回驻法大使，那个一脸钢浇铁铸的奥托·冯·俾斯麦。
“铁血首相”奥托·冯·俾斯麦
9月26日，被国王任命为首相的俾斯麦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说：
“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从此，“铁血首相”成为王国的掌舵人。面对不合作的议会，俾斯麦提出了一套有些无赖的“宪法缺口理论”。他说，1850年普鲁士宪法规定“预算必须得到国王和议会的审议及批准”，但却没有规定预算无法通过时该怎么办，这就是“宪法缺口”。俾斯麦主张，这个时候政府为保障自身运行，可以自行其是。于是，在国王和军队的支持下，俾斯麦公然甩开议会，不客气地开始摊派新税、执行军事改革。从1863年到1866年，普鲁士政府实际上是在没有任何预算监督的情况下运行的。一直到打完普奥战争，俾斯麦才向议会提出事后追认预算的法案。对此，资产阶级也只好买单。
在俾斯麦的全力支持下，普奥战争爆发时，战争部长罗恩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为普鲁士动员了80个步兵团、48个骑兵团和8个炮兵旅，总兵力47万人，装备有864门火炮，此外还有13万后备军，前后投送兵力达60万人。
1866年，普奥战争即将爆发。如本文开头所述，恩格斯对普鲁士的指挥体制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战争部、军事枢密室和总参谋部三足鼎立，互相争权的指挥体制简直是“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最有效的了”。平心而论，恩格斯的批判并非没有道理。总参谋长作为国王以及战争部长顾问的地位，一直飘摇不定。总参谋长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国王的人品，还取决于难以预料的政治因素。在军事问题上，国王更喜欢听第二侍官长冯·阿尔文斯勒本少将的主意。总参谋长毛奇所提出的那个以理森山为界，左右两翼分兵推进的方案是如此的离经叛道，几乎不可能获得国王的支持。
但恩格斯并不了解的是，军事枢密室新任主官海尔曼·冯·特雷斯科夫并非他印象中的争权夺利之辈。此人极有能力且淡泊名利，处处以国事为重。他提醒国王，在1864年，正是毛奇挽救了丹麦战争的战局。当时，普奥联军在丹麦杜普尔要塞之下碰得头破血流，久攻不克。在战争部长罗恩和军事枢密室毕典菲尔特的力荐下，国王的表弟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总参谋长毛奇临危受命，作为指挥官和参谋长赶赴石勒苏益格前线。有了毛奇出谋划策，丹麦人吹嘘为坚不可摧的杜普尔要塞被普军以很小的代价攻克了。紧接着，毛奇又策划了精彩的阿尔森要塞攻略战，占领了整个日德兰半岛，迫使丹麦投降。此役令毛奇声名鹊起，恩格斯也褒奖他是“优秀的将军”。
1866年2月，毛奇就已经拟定了普奥战争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利用铁路优势，以克劳塞维茨所倡导的速决战击溃奥军。通过铁路处卓有成效的工作，毛奇非常清楚普鲁士的铁路系统远比奥地利更出色。在预定战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普鲁士有5条铁路，而奥地利只有1条。通过列车表，铁路处能够精确计算出每一支普鲁士军队到达战场的准确时间。同时，铁路处也能够计算出奥军最快要多久才能通过铁路赶到战场。这是他们的奥地利同行想破脑瓜也做不到的。普鲁士军队的另一件秘密武器是他们的电报网络。由“德国电气之父”维尔纳·冯·西门子创立的西门子公司为普鲁士打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报网络，让总参谋部能够精确到小时地掌握各军、师、团的确切位置。
普军攻下杜普尔要塞仅伤亡了1000多人，而且几乎全部是在毛奇到来之前的两次不成功的尝试中伤亡的
185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了指针式电报机，为铁路和军事调度提供了革命性的通信工具
由此，毛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拿破仑以来军事学的经典理论是分兵推进，战前集中。分兵推进一是便于沿途征粮，二是避免拥堵，提高行军速度。战前集中则避免了军队遭到各个击破。而普军则大胆地计划，分别从理森山两侧分兵推进，在战场上会合！由王储率领的普鲁士第2军团10万人，在萨克森至下西里西亚近300公里的地段展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将波希米亚的奥军作为唯一主要攻击方向。毛奇要求，第2军团只有到了决战战场上才可向第1军团集中，目标直接指向敌人的翼侧，最终目标是在会战中将敌人合围。奥地利人当然会想着对分兵推进的普鲁士人各个击破，但毛奇经过计算，认为这个风险可以接受。因为除非奥地利能够再变出一条铁路线来，否则他们根本来不及执行这个战略。
这个由精巧计算和科学知识构成的作战计划，代表着从此时起，科学家将取代贵族主导军事行动。
1866年6月2日，在普鲁士大军踏入波西米亚战场之前，威廉三世发布了一条彪炳史册的命令：
“从现在开始，我对集结的军队和其独立组成部分的军事行动的命令应当传达给总参谋长。”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总参谋长获得了全军的指挥权。沙恩霍斯特的理想历经60年沧桑，终于变成了现实。德意志的王公贵族们将亲自指导战争作为其义务，但他们本身大多又不具备统帅的天赋，于是他们面对日益复杂和越来越依赖技术的战争，就愈发离不开经过专业训练和甘愿在幕后做无名英雄的军事专业人才。于是，战争中的一切实际问题均由后者来决定，也导致总参谋部在这种“参谋长”体制中几经沉浮。与国王和毛奇一样，这种指挥体制也渗入了王国军队的方方面面。如指挥第2军团的王储就和他父亲一样，既没有特殊的军事天赋又没有政治才干，于是他在军事上便一切都听参谋长莱茵哈特·冯·布卢门塔尔将军的安排。正是在布卢门塔尔的实际指挥下，第2军团在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中对奥军翼侧和背后所实施的决定性突击获得了胜利。
在对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复盘后，恩格斯和其他同时代的军事评论家不得不对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心悦诚服。此前在公众视线中默默无闻的总参谋部突然变得声名赫赫，这本来并非沙恩霍斯特希望看到的。毛奇认为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是他一生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但是同时他谦逊地认为这不过是天时地利的共同结果。如果让普奥两军再打一仗，普军断然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在后装枪面前，胸甲骑兵的冲锋已经与自杀无异
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结束后，俾斯麦、国王与毛奇却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国王希望军队挺进维也纳，迫使哈布斯堡割地称臣。但俾斯麦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上认为，只要奥地利愿意退出德意志，那么就应当迅速结束战争，给奥地利一个体面的和平。毛奇对挺进维也纳也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看来，战争才刚刚开始，普军将在摧毁奥军的有生力量之后，迅速转向西面镇压仆从于奥地利的南德意志诸国，直接对抗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可以预见的军事干涉。
三种意见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国王仍然在以传统的王朝战争的思维考察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俾斯麦和毛奇的分歧则在于究竟是战争服务于政治，还是政治服务于战争。
毛奇自认为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但是他并不同意克劳塞维茨继承自沙恩霍斯特的关于“政治军人”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更同意米夫林的观点，即军人不需要思考政治，只需要一心一意对国王效忠，考虑军事问题就行了。在霍亨索伦王朝看来，和格奈泽瑙、博因、克劳塞维茨这些叛逆不羁的“雅各宾党人”相比，毛奇是一个忠诚、勤勉的仆人，一个“伟大的沉默者”。这大概也是国王能够信任毛奇的重要原因。
毛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政治态度。对于军人尤其是高级军官这样一个随时随地都要和政治打交道的职业来说，无论如何漠视政治，都不能阻止其本身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俾斯麦曾讽刺总参谋部是一帮不食人间烟火的“半神”。他们崇拜效率女神，他们的世界是个狭窄的技术奇迹──绘图、铁路、电报、大炮、线膛枪。他们精通统计表格，设计精细的动员时间表，制定复杂规划，不让文职专家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更从不试图构思包含民族国家组织的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成分的大战略。他们跟着毛奇一起对克劳塞维茨顶礼膜拜，但真正精读乃至读懂《战争论》的人却又少之又少。
而当战争成为军人唯一的世界时，军人将不自觉地把政治推入战争。不参与，其实就是一种默许！
再创功绩：普法战争中大败法军
在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之后，国王和毛奇最终退让了。8月2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普奥战争结束。奥地利将威尼提亚省割让给意大利，并永远不得干预德意志一切事务，失去了对原德意志邦联内成员国家的影响力。在之后几年，奥地利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安抚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以及把奥地利帝国最终改为奥匈二元帝国上。
普鲁士获得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拿骚、法兰克福自由市、黑森的广阔领土，并于1867年4月16日建立起了他们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北德意志邦联。这个邦联包含了今德国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共22个成员。和以前那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不一样，北德邦联拥有邦联政府，使用黑、白、红三色旗为国旗，内部不再有任何贸易壁垒，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也由邦联政府制定。在军事上，虽然各邦国仍然保留有独立的军队，但所有军队在编制、训练、装备和指挥体制上都向普鲁士看齐，在战时接受普鲁士的指挥。有了这些军队的加入，普鲁士拥有了动员百万大军的能力。此后，由于共同的利益，普奥两国开始结盟。
毛奇要求立即与法国开战。现在法国代替奥地利控制着南德意志邦国，是德意志统一的最后障碍。既然这一仗迟早要打，那么在毛奇看来不如早打、大打，趁着普军仍然拥有装备优势的时候打。毛奇知道法国人正在开发他们的夏塞波后装枪，这种新式步枪将让普军的德莱塞步枪相形见绌。
俾斯麦没有同意毛奇的要求。如果主动对并无过错的法国开战，那么普鲁士就成了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不仅将成为拿破仑三世的敌人，也将成为法国人民的敌人和南德意志人民的敌人，甚至连北德意志各国和普鲁士人民也未必会支持这场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俾斯麦宣称自己“惭愧从未读过克劳塞维茨”，但是在梳理政治、外交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时，俾斯麦比毛奇更接近克劳塞维茨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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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塞步枪的枪机。德莱塞系统子弹的底火在弹壳中间，过长的击针很容易因过热断裂，因此士兵需要带上多个备用击针而且要学会在战场上进行更换 | 夏塞波步枪的枪机。夏塞波系统子弹的底火已经改在弹壳底部。橡胶密封圈基本解决了后装枪的闭气问题，虽然效果还不如金属弹壳 |
俾斯麦知道，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建立在流沙之上，这位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只懂权谋手腕，不懂治国理政。他的帝国表面上兴旺发达，水面下却暗流涌动，矛盾尖锐。为了维系他的帝国，拿破仑三世以“恢复帝国荣光”为口号，不断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把国家变成一部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50万常备军和50万官僚成为人民沉重的负担。这20年来，法国和俄国开战，和奥地利开战，还不远万里入侵中国、叙利亚、越南和墨西哥。长期的战争进一步损耗了法国的国力，加剧了贫富分化，而皇帝对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严厉镇压让法国变成了一座堵塞了火山口的活火山。为了延迟这座火山的爆发，皇帝需要维持“拿破仑”这个名字独特的魔力，并不允许任何东西冒犯他的荣耀和权威。
1868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西班牙王位虚悬。1870年，西班牙内阁会议考虑拥戴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登上王位。这一事件激怒了法国皇帝，他威胁利奥波德亲王和威廉一世，要求其拒绝西班牙人的要求并保证永远不染指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和利奥波德亲王原本就对西班牙王位没有什么兴趣，也有意推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因此受辱。于是，威廉一世拟了一封措辞委婉的电报，并抄送俾斯麦。
接到电报时，俾斯麦正在家里和毛奇共进晚餐，抱怨着国王的优柔寡断。看到电报时，俾斯麦突然有了一个胆大妄为的主意，他篡改了电报，写道：
“霍亨索伦亲王放弃继承王位的消息由西班牙王国政府正式转告法兰西帝国政府以后，法国大使培内德提在埃姆斯向国王陛下提出进一步要求：授权他发电报回巴黎，说如果霍亨索伦家族再提继承王位一事时，国王陛下保证将来任何时候永不予以同意。因此国王陛下拒绝以后再接见法国大使。并命令值日副官告知法国大使，国王陛下再没有什么可对大使说的了。”
7月14日，这封电报送交巴黎并发表在《北德意志报》上。15日，法国议会通过战争拨款。17日，拿破仑三世拒绝英国调停。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
因为拿破仑三世毫无道理地宣战，俾斯麦如愿以偿地让全德意志民族同仇敌忾。北德邦联诸国立即开始总动员。俾斯麦还公布了拿破仑三世对南德意志巴伐利亚等国的领土要求，于是南德意志诸国也登上了普鲁士的战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统一在三色战旗之下，数十万大军涌向德法边界。
7月15日晚，在接到法国议会通过战争拨款的情报后，普鲁士开始动员。在动员之夜，毛奇满意地说，这是他最清闲的一刻。在战争开始之前，总参谋部又一次将满盘局劫算得停停当当。法国是欧洲大陆第一强国，拥有近4000万人口，可动员的兵力却和整个德意志不相上下。法国人新装备的夏塞波步枪比德莱赛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可靠性更好，而且不像德莱塞那样有漏气伤人的毛病。虽然那个叫毛瑟的年轻人发明的新枪比夏塞波还要先进一代，但此时它还未下试验场。此外法国人还有新式曲柄手动机枪和速射火炮。但这些都不重要，总参谋部早已掌握了战胜欧洲第一强国的法宝。
普法战争时期的双方士兵。左为普军，右为法军。图中可见夏塞波步枪巨大的曲状刺刀
总参谋部认为，动员速度是战胜法国的关键。早在1868年，毛奇就完成了针对普法战争的全面动员计划。他写道：
“法国如利用其铁路系统迅速集中兵力，将不得不在被孚日山脉分隔的斯特拉斯堡和梅兹附近，分成两个主要集团下车……我将在珀拉蒂纳特占领位于敌两个集团之间的战线内线，从而能向上述两个集团之中的一个出击……向摩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地带的运输工作，能利用6条畅通无阻的铁路线。每一部队何日何时出发和到达，均已拟妥时间表。在第12天，第一批部队即可在法国边境附近下车；在第15天，将有2个军的兵力到达该处；到第20天，人数将增至30万；在第24天，各集团军将由它们自己的辎重队实施补给。
“（法国）极短时间内就可在边境组成一支15万人的军队……它必将于第5天在梅兹编成，并可能于第8天在萨莱路易越过边界……敌进抵该线尚需6天行军，其时（即第14天）因双方兵力相等，敌之推进必陷于停顿。只要我控制住渡口，几天之内就能以一倍于法军的兵力发动进攻。”
普法战争中冲锋的普鲁士军队
在开战之前，毛奇已经以数学的方式为法军宣判了死刑。普法战争的进程正如毛奇预言的那样。当法国2个军团约20万人于8月初集结完毕时，普军3个军团共38万大军已经严阵以待。加上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军队，德意志联军前线总兵力达47万人，占据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在普法战争中，毛奇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新战法。夏塞波步枪精准而密集的火力让德意志联军的正面冲击损失惨重，但毛奇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不断向对方的侧翼移动。当法军无法再延展自己的侧翼时，德军就迅速席卷对手的侧翼，逼迫法军不断收缩自己的战线，最终被德军包围。
这就是合围战。
尽管几千年前的战争史上就已经出现了坎尼之战和长平之战这样经典的合围战战例。但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合围战仍然是生僻的。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以击溃战为主。19世纪的欧洲人习惯以密集的步骑兵纵队将敌人的队列冲散，然后再以骑兵和散兵进行追杀。一直到南北战争时期，面对线膛枪的死亡火力，双方仍然试图用这种经典战法取胜。在拿破仑时代的典型会战中，失败方平均损失为21.9％，战胜方则为12.5％。在很多时候，双方损失相当。在大部分情况下，失败方仍然会保存大部分有生力量，使他们得以卷土重来。格奈泽瑙曾第一个提出在开阔的战场上合围敌军并力争全歼敌人的思想，并宣传通过歼灭战彻底消灭拿破仑法国。1814年的莱比锡战役曾部分体现了格奈泽瑙的思想，但联军在拿破仑主动退位后放过了已被合围、穷途末路的法军。继格奈泽瑙之后，克劳塞维茨也提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他说：“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
在普法战争中，毛奇淋漓尽致地施展着他的合围战。在普奥战争的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中，普军的合围因奥地利胸甲骑兵的自杀式冲锋被破，未能完成全歼奥军的目标。在普法战争中，普军没有再让机会溜走。8月17日，巴赞元帅的法军第1军团共11.2万人首先在梅斯被合围。他们试图依赖梅斯坚固的要塞自保，但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后装线膛架退炮和使用碰炸引信的榴弹很快就证明棱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过72天的苦苦坚守，法军第1军团和梅斯守备部队共18万人被迫投降。麦克马洪元帅的法军第2军团（皇帝拿破仑三世也在其中）试图解救第1军团，结果却自投罗网。毛奇围点打援，以1个军团盯住第1军团，以2个军团包抄第2军团后路，将法军包围在色当的开阔地。8月31日，德军向第2军团发动总攻。在克虏伯重炮的怒吼声中，毛奇对威廉一世说：“近卫师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 。”
克虏伯公司生产的150毫米攻城炮因炮击巴黎而臭名昭著
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交出了自己的军刀，12万法军全军覆没。
很多法军士兵连一次像样的战斗都没有经历过就被迫投降了。崭新的夏塞波步枪被成捆成捆地扔进德意志联军的仓库，由此诞生了一个缺德的笑话：“法国步枪，全新，从未使用过只被扔到地上一次。”
尾声
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自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德国终于再次走向统一。在庆功宴上，皇帝说：“您，罗恩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正确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您三位 。”
总参谋部在军队和大本营中赢得了非同寻常的声望。新的德意志帝国不设战争部，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的战争部继续负责原有的日常事务。这样，总参谋部就成为帝国事实上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成为负责帝国防御任务的最高筹划中心，直接对国王负责。在国会大厦对面，勃兰登堡门后面耸立起一座由红砖砌成的总参谋部办公大楼，军官们把这座大楼叫作“红房子”。
在威廉一世的加冕仪式上，俾斯麦是新皇唯一没有握手的人
毛奇本人获得了皇帝丰厚的奖赏。他用这笔钱做了一件非常“容克”的事情——把他父亲因酗酒败掉的庄园买了回来，并继续广置地产。在当时德意志军队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阶层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封建化。实际上，不只是军官，整个德意志帝国都呈现出容克化的特质。以克虏伯为首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现在他们把战争当作了利润最丰厚的生意，争相向容克军官集团献媚，并期望在下一次扩张战争中攫取更多的利润。军队、容克和军工集团正围绕总参谋部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化身为19世纪末最令人生畏的利维坦怪兽。而这个怪兽的骑手——帝国首相俾斯麦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德意志帝国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归宿——容克军国主义。
1887年，恩格斯在波克罕的《纪念1806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的引言中写道：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