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队（武器、战略以及战术）

普鲁士军队简介

普鲁士军队：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普鲁士军队随之诞生。1871年在普法战争普鲁士胜利，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军队转变为德意志帝国军队。

普鲁士军队·历史词解——

◎1859年时的安托万·亨利·约米尼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拿破仑时代的战略战术的终结。在此后整整50年里，欧洲各国的军队仍旧在使用拿破仑时代的战争方式。无数的步兵肩并肩排成一个个密集的横队或是纵队，一边端着步枪亮起刺刀，一边齐头并进，然后停下脚步装填手里的步枪，等到每一个人都装填完后再朝敌人进行一轮排枪齐射，而对面的敌人要么和他们一样，要么就是躲到凸堡等掩体后面开枪射击。炮兵会被部署在军队的中央或者侧翼，用于摧毁敌人的整个队列或是轰垮防守方的城墙。骑兵则会以极为整齐划一的队列发起冲锋，尽可能地给敌人的队列或者心理造成冲击。这些基本战术的精要都被拿破仑的仰慕者兼部下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3.6—1869.3.24）收录进了他的著作——1838年首次出版的《战争艺术概论》之中。在这本著作中，他概括出了“内线战略”（Interior Lines）这一名词，同时还指出军队只有在内线作战时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能，因为在内线作战时防守方或进攻方可以在选定的地点上快速集中优势兵力，进而谋取优势。他的这一“内线”理念获得了当时的欧洲军事家的普遍赞同，长期以来都被奉为圭臬。在之后的战争当中，无论是南美解放战争、1848年革命，还是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独立战争，双方都或有意或无意地按照约米尼的“内线战略”原则来作战。至于克劳塞维茨早他6年出版的那本《战争论》，还并未被当时的军坛所熟知。不过这本“冷门作品”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中的许多重要成员，老毛奇便是克氏理论的忠实信奉者之一，而这位总参谋长也极为敏锐地察觉出了战争原则在未来战场将发生的复杂变化（老毛奇发现了外线战略在近代战争中相对占优）。

◎贝塞麦法炼钢要用到的转炉

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推力是拿破仑战争结束近50年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科技进步。1815—1860年，工业革命彻底地改变了整个欧洲社会。蒸汽机的改良直接促成了蒸汽船与铁路的诞生以及钢铁等各类金属加工业的进步。1855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Henry Bessemer，1813.1.19—1898.3.15）爵士发明了一种可以生产出强度更高、延展性更高的钢铁的冶金法，而他的这一全新炼钢法很快便在工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衣物与各类设备也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得以在更为自动化的生产线上批量制造。整个工业化进程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本质性的进步，而工业革命的成就也很快被运用到了军事上。

铁路与电报

1825年9月27日，由英国人修建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客货运输铁路——斯托克顿—达灵顿（Stockton-Darlington）铁路通车了。此后短短数年里，欧洲各国的领袖便纷纷开始探索这项新科技所能带来的巨大军事优势。至于德意志地区则在1815年就有了第一辆蒸汽机车。早在德意志人计划建造第一条商业运输铁路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军事学家主张将铁路技术运用到军事防御上，而德意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明登—科隆（Minden-Cologne）铁路则是在两地企业家的资助下成功建设的。这项“修建铁路运动”在当时受到了德意志地区许多主张民族统一的社会名流的鼎力支持，如鲁道夫·坎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1803.1.10—1890.12.3，普鲁士王国首相，其弟奥托则是国会议员）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1789.8.6—1846.11.30）等人。他们之所以主张修建铁路，不仅仅是为了巩固强化普鲁士的军事防御力量，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德意志的统一。大经济学家李斯特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指出，普鲁士和未来的统一德意志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高效的铁路网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抵御法国或是沙俄的入侵。

虽然普鲁士军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蒸汽机车与铁路的军事用途，却并不认为这项新发明存在任何战略级的军事潜力。对于当时的军方来说，在长距离输送各种重型装备与大批部队时，铁路的运力毫无疑问要比骡马的力量强。但最初的研究表明，在同样的距离下，部队靠徒步行军完成机动所可能还要比坐火车快一些，或是只比坐火车稍微多费一点时间。虽然当时普鲁士民间的铁路运动可谓声势浩大，但这次运动对王国的官僚阶层的触动与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当时的普鲁士政府高层对于铁路这项新发明的运用普遍抱以悲观或是反对的态度，其中尤以邮政总监（Postmaster General）卡尔·冯·纳格勒（Karl von Nagler）及航海商贸总监（Seehandlung Director）克里斯蒂安·冯·罗特尔（Christian von Rother）两人的反对最为激烈。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铁路的真正优势，同时也导致政府并没有为铁路计划提供多少支持或是财力资助。尽管德意志各邦国的政府与军方对于修建铁路兴致寥寥，但民间社会已经率先见识到了这项新发明所能带来的巨大商机，在各地企业家的资助下，德意志的各大城市很快就被铁路线串联在了一起。随着铁路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铁路的便利性与优越性也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承认，军方也开始对铁路的军事运用产生了兴趣。在1839年的年度军事演习中，普鲁士近卫军率先用波茨坦—柏林铁路线运送了8000名士兵。就在短短几年之后，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王国的军队也尝试了使用铁路线输送部队。虽说这几次尝试很大程度上仅具备象征意义，但实验的结果证明了“铁路运输远较徒步优越”这一铁打的事实，此后普鲁士军方高层便开始更进一步地发掘铁路的战略潜力。

对于普鲁士的某一个人来说，德意志地区铁路网的出现与飞速发展可不仅仅意味着运力的进步，同时还意味着战略层面上的更深层次变革。这个人，就是未来的总参谋长老毛奇。早在1841年，他就已经接触过铁路，还加入了柏林-汉堡铁路公司（Berlin-Hamburg Railway）的董事会。普鲁士军方之所以会为他安排这样一个职位，不仅仅是因为他同铁路将要经过的丹麦与梅克伦堡（Mecklenburg）两国保持着极为特殊的联系，更是因为当时的他已是总参谋部的一分子。老毛奇曾在奥斯曼陆军当中服役过数年时间，尽管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无论是铁路的建设进度还是铁路的运用理念，都极为落后。已经做了约12年参谋的老毛奇很快便清醒地意识到了健全稳定的铁路网的战略及政治价值。正如同李斯特一样，老毛奇也在归国之后很快成了一名铁路建设的倡导者，他还为此撰写了多篇论文并在权威性报纸上发表，详细论述扩建铁路设施的必要性与益处。不久之后，他就发展出了这样一种“心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私营企业，以及确保一个在军事上高度有效的国家铁路网（这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主要推动者李斯特的想法可谓是不谋而合）。这种“心态”在后来也确实让他受益匪浅。在柏林-汉堡铁路公司待了短短4年之后，老毛奇就不得不离开公司的董事会，改任科布伦茨（Coblenz）地区的参谋。虽然他不停地发表文章，竭力宣扬铁路的优越性，但是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触动的普国军政高层还是对铁路抱有怀疑。

◎苏联在1982年发行的许灵格男爵发报150周年纪念邮票，这位男爵是一位为沙皇俄国效忠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1832年，他在位于圣彼得堡的工作室中架设了电缆与简易发报机，摸索出了长距离电报通信的基本原理，为未来的实用电报技术的诞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电报通信技术被社会各界接受可就要比饱受质疑的铁路快得多了，它从诞生伊始就在商业以及军事上被人广泛利用。几个世纪以来，如何在长距离实现更为迅捷的通信，一直都是许多雄心勃勃的发明家的努力目标。尽管近期出现了许多重大技术进步（即拿破仑时代的臂杆式发报技术以及1753年英国发明的静电拍发电报），但通信距离大多被限制在了使用者的视觉范围之内。1825年，英国发明家威廉·思特金（William Sturgeon，1783.5.22—1850.12.4）率先研制出电磁铁，并向公众展示了磁铁原理，是为电报技术的基础。1830年，美国人约翰·亨利进一步完善了思特金的理论。1832年，德意志人帕维尔·许灵格男爵（Baron Schilling，1786.4.5—1837.7.25）将电报技术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而在1833年的德意志地区，电磁学理论先驱威廉·爱德华·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r，1804.10.24—1891.6.23，现代磁通量单位“韦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哥廷根构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磁电报机，这项新发明能将信息传递至两英里以外的地方。很快，社会各界便敏锐地察觉出这项新技术的巨大经济价值。1837年，查理·韦特斯通男爵（Sir Charles Wheatstone，1802.2.6—1875.10.19）率先为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 Railway）架设了电报通信机。而在美国，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B. Morse，1791.4.27—1872.4.2）向社会各界展示了自己的“莫尔斯电码”，并在1844年之前成功完成了一次商业电报活动。在此之后的不到10年时间里，电报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通信手段。

拿破仑时代使用的长距离通信技术——臂杆发报技术

所谓“臂杆发报机”，便是图中这种利用3根棒状物组成的装置。塔内人员通过拉动绳索来改变臂杆的形状及动作，进而发出暗语。远处的另一座臂杆发报塔内的人员则利用望远镜来观察上一处发报塔发出的臂杆暗语，进而将信息传达给下一个发报塔。这种发报手段的语言远较传统的打旗语丰富，通信距离也长过传统的飞鸽传书。故而能在更长的距离内传达出更丰富的信息。而且它还可以挂了灯后在夜间继续使用。由于其有效性，所以拿破仑一世在征战欧洲的时候就相当重视这种长距离通信技术，并在法国境内建设了大约2000公里长的发报网。传说在当时，若要在法国境内自北向南发报，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完成信息的传递。但这种技术的问题也相当明显，那便是通信距离是真正意义上的“只局限在使用者的视觉范围之内”——只要下一个发报塔内的人无法用眼睛看见上一个发报塔发出的臂杆暗语，那么信息就无法顺利传递了；而且容错率极低，只要有一处臂杆暗语传递错误便会导致信息彻底失真。所以在电报技术出现之后，这种原始长距离通信手段便被迅速淘汰了。

◎臂杆发报机

1848年大革命的爆发让欧洲各国，尤其是普鲁士王国的当权者们充分见识到了电报与铁路两项技术在军事运用上的巨大潜能。普军能如此快速地镇压全德意志范围内的大规模叛乱，这两项新技术居功至伟。在镇压行动中，普军先是控制住了各大铁路线，接着又利用铁路将自己的部队快速转运到了骚乱的发生地。在镇压萨克森王国与巴登大公国两地的民众起义的时候，普军甚至还可以随意利用两国的铁路设施，将自己的部队迅速部署至骚动还没成气候的地区，在民众起义的准备成熟之前就将革命扼杀在襁褓之中。当然了，起义者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也意识到了铁路线带来的巨大威胁，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杀以及迟滞敌人的进攻，他们也对两国境内的铁路设施进行了破坏。然而，所有的关键性据点与城市最终还是重新落入君主的手中。在经历了此次革命后，普鲁士总参谋部便将“利用铁路大规模机动”视为制定作战计划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与考量因素。

1850年，普鲁士再一次将自己的铁路系统大规模军用，不过这一次的结局与上一次大不相同。当时普奥两国间爆发了政治危机，双方几近全面摊牌，奥方在这次危机中向南德邦国展示了自己的德意志霸主地位，迫使普方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这次冲突后来以“奥尔米茨之辱”的结局收场。当时普军的动员行动极为混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最后极为屈辱的结局。1848年上台的普鲁士总参谋长冯·赖厄（Carl von Reyher，1786.6.21—1857.10.7），是一位非常重视铁路的人，曾组织了一批军官监管铁路的战时运作。然而1850年的这次大混乱表明他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一些骑兵部队的军马与骑手被分别运送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装备被送错地方；整营的士兵“凭空消失”，参谋军官在预定车站只等到空车皮。与之相对的是，他们的死对头奥军在奥尔米茨地区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堪称完美地完成了这次军事动员。

幸运的是，普鲁士王国充分吸取了这一次的惨痛教训，老毛奇的观察评论和建议很快就在普军高层当中获得了极高的影响力。当时的普国商务部长是奥古斯特·冯·海特（August von der Heydt，1801.2.15—1874.6.13），这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人物，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改善普鲁士铁路建设上。他在职期间，国有铁路份额和相关设备份额都增加了。到了1858年，老毛奇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此时的铁路系统已经成为总参谋部眼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这位新任总参谋长与海特部长展开了精诚合作，对整个普鲁士的铁路网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改进。虽然当时的普军尚未成立铁路部队（Railway Corps），但各步兵与猎兵营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专职士官，他们的职责便是定期同铁路站的工作人员联络。此外，老毛奇还为全普鲁士的列车设计了一种全新的车厢，上面安置有可以拆卸的座位与马栏，以便于战时“民转军”，将其作为运兵车厢使用。

◎1854—1863年，德意志地区的火车头

比起这些，更为重要的是，铁路部门与军方的关系大为改善。铁路部门极为配合地为军方制定了时间表以及详细的行车路线。如果没有他们的通力合作，就算老毛奇再怎么改善铁路系统的物质条件也肯定不能完成普奥战争的军事动员。

法国与奥地利为了争夺在意大利半岛的权利而爆发的战争（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又一次证明了铁路的军事潜力。在战争中，法军充分利用铁路，将大批军队极为迅速地运输到伦巴第地区，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的老毛奇曾判断法军很有可能入侵普国本土，因而要求政府即刻利用铁路调集大批军队至莱茵河畔布防。但是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已经承诺为奥地利派出援军，所以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在几经犹豫之后，国王最终决定动员6个军的兵力协助奥军作战，具体的军队动员事宜交由海特部长负责。然而还没等普军完成动员，奥军便已在索尔弗利诺（Solferino）战役中遭受了惨败，被迫同法意两国议和。因此，普军在1859年的动员几乎是失败、夭折的。尽管军方高层这一次吸取了更多的教训，但老毛奇依旧深感不满。因为普国高层在“是否参战”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在一开始就贻误了大把大把的宝贵动员时间，等到国王最终下定决心进行军事动员的时候，列车早已被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列车的行车计划因为高层态度反复而被彻底打乱，等到真正需要列车的时候却是无车可用）。

◎索尔弗利诺战役

19世纪60年代初，普鲁士在罗恩的主导下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改革，老毛奇当然也不会就此忽视了铁路建设，他始终认为铁路将会是普国军事防御的关键。对于他来说，所谓“防御”并不意味着要塞的城墙或是城防炮，这个词在老毛奇眼里意味着“主动出击，灵活机动”，普鲁士王国必须做到将大量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输送到国境线之外主动防御外界的威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的这套理论在军队内部获得了大批拥趸，不仅影响了普鲁士国内，甚至还影响到了德意志邦联的其他几个邦国，使铁路系统成了德意志地区各个邦国的国防事业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到了1860年，整个德意志兰已经建设了共计1万英里长的铁路线，可以用短短1天时间输送整整6个军规模的士兵、战马、装备以及物资。1861年，德意志邦联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探讨邦联铁路的军事运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自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以及汉诺威王国。当时的普国代表是年轻有为的瓦滕斯莱本（Wartensleben）上尉。经过3个月的考察后，委员会为全德意志地区的铁路部门制定了一套全面改革方案。改革的内容包括：邦联各大成员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商业及军事合作；铁路设备标准化；协调各邦国的列车时刻表；将主要的铁路交叉点以及编组站设置在重要的战略位置。除此之外，委员会还建议邦联额外修建数千英里长的双向铁路，这样就可以让面对面行驶的两辆列车畅通无阻地通过同一条线路。随着铁路系统的日益进化，老毛奇也开始构思未来的战争计划，他甚至还根据铁路建设进度估算出了普军要花大约6年的时间才能做好入侵波希米亚的准备（普奥战争发生在1866年），更算出了普鲁士要用10年时间准备才能进入巴黎（普法战争发生在1870—1871年）！

数年后，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王国的关系因为易北河两公国的命运及归属而日趋紧张，最终爆发了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目光长远的老毛奇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预见了这场战争的爆发，虽然他在战争伊始并没有任何操纵普军大局的权力，只能为军队提供一些建议，但他还是强烈建议政府在流血冲突发生之前先下手为强（抢先进行军事动员）。由于在当时的外交环境下，英法两国很有可能会对这场战争进行军事干涉，所以普军必须速战速决，抢在英法干涉之前迫使丹军求和。这套战争计划的关键便是铁路系统，在铁路的帮助下，普军可以在短短1—2天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动员。在德意志邦联下达命令，正式向丹麦王国宣战后，萨克森王国6000人的大军便于1863年12月22日乘坐火车，从莱比锡浩浩荡荡地开赴荷尔施泰因。他们在圣诞节这一天顺利抵达前线，同盟友汉诺威军队合流。翌年1月赶赴前线接替他们的普奥联军也是乘坐火车赶来的，等到联军将要跨过（石勒苏益格）国境线时已是1864年的2月1日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丹麦王国的铁路建设并不像它的敌人普鲁士这样发达，这并不是因为丹军高层不重视铁路的军事运用，而是因为北欧的严寒气候难以克服，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能有效解决频繁降雪与大面积结冰造成的铁路雪阻问题，因此铁路系统在整个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期间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等到老毛奇走马上任成为普军的实际总指挥的时候，就已经是战争的尾声了。在他的谋划下，普军成功地登陆并攻占了奥尔森（Alsen）岛，最终迫使丹麦求和。战争胜利结束后，老毛奇又力排众议，取消了原定的靠徒步行军归国的计划，改用火车将士兵们送回国，此举赢得了饱受严寒之苦的各级官兵的热烈欢迎。

◎1866年整个德意志地区的铁路线

到了1865年，已经正式接过整个普军指挥大权的老毛奇，开始为不可避免的普奥冲突制定战争计划。正如同笔者在前文多次描述的那样，这一场战争的取胜关键依旧是（使用铁路）快速机动，能否抢在敌人之前在战场上集中起优势兵力将关系到整场战争的命运。这位总参谋长没有任何前例可循。他十分了解铁路对美国内战的结果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他自己也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然而在美国内战期间，无论南军还是北军，都没有将铁路纳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尽管两方频繁使用铁路将部队及物资迅速运送至战区，但这只是对现实情况的被动反应。因此，双方经常将铁路、站点、电报站视作争夺或破坏的主要目标。在战略层面运用国家铁路系统，实践外线战略，普鲁士总参谋长算是第一人。对于老毛奇来说，在整个战争计划当中，他最担心的是政治层面上的拖延，一旦国王在开战问题上出现了犹豫或是反复，取胜的战机就很有可能被彻底贻误，导致计划功亏一篑。他的预感是十分正确的，国王起初并没有下定决心同奥地利撕破脸皮，这令总参谋长十分担忧。他一次又一次地催促自己的君主，希望能抢在奥地利之前先行完成军事动员。他很清楚普鲁士能比奥地利快得多地集结军队，而后者（的集结速度）则会因为波希米亚境内落后的铁路建设而受到限制。一旦奥地利完成了全面军事动员，后果对普军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然而，威廉一世的内心仍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下达初步动员令。国王的态度变来变去，给心急如焚的老毛奇敲响了警钟，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为此他不得不每天修改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等到国王下定决心，下达最终动员令的时候，老毛奇也制定出了最终方案。这是一份大胆而又危险的战争计划：普军第2集团军将从西里西亚的尼斯河（Neisse）畔出发，而战线中央的普鲁士第1集团军远在100公里之外。普军的兵力相当分散，这令许多高层人士极为担忧，失败主义情绪也在军队内部疯狂蔓延。然而悲观论调并不能影响老毛奇，这位总参谋长坚信业已茁壮成长了20年的铁路系统将会在战争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本质。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老毛奇执行了这份近乎赌博的战争计划，尝试了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外线战略。

普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老毛奇赌赢了。然而普军并没有全歼贝内德克的北部方面军，未能克复全功，全新的外线战略也因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而未能扩大战果。虽然铁路在战争伊始成功地将所有普军按照计划如期送达了前线，但在之后的战事中，铁路却并不能完美地保障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自信过头的铁路部门官员还忽视了物资的保质期问题，许多食物在刚离开德意志地区的国境线时尚是新鲜的，但在经过许多天后，最终抵达前线时，已腐烂变质，根本无法食用。由于普鲁士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为这些逗留在车站内的物资制定处理或是装卸计划，所以货车在抵达铁路枢纽站和车站时往往会无人接应，并被彻底遗忘在当地无人问津。个别的火车还搞错了路线走到了分支岔道，导致大批物资就此“凭空消失”或是“原路返回”。由于上述这些铁路乱象，大批普军士兵在柯尼希格雷茨决战前夕没能吃上一顿饭，只能饿着肚子打仗！

之后普鲁士又一次充分吸取了教训。与此同时，欧陆其他国家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军事动员学”这门全新的学问上。等到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彻底击败有着“欧陆第一陆军”美称的法军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质疑老毛奇的“外线战略”的有效性了。此时距离欧洲大陆的下一场大规模冲突尚有45年的时间，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则在这段时间里将铁路的运用效率提升到了堪比艺术的高度——不光军队动员依靠铁路，就连铁路本身以及所有行车计划表都是在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将铁路运用到这一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开始了全面总动员，当火车的轰鸣声响起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任何政客或是外交官能阻止这场毁灭的发生，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就这样被装上火车，送到了注定九死一生的残酷战场上。

步兵武器及战术

击针枪的故事

从普奥战争爆发、两军在波希米亚发生流血冲突伊始，普鲁士的后装击针线膛枪就在战场上大显淫威。无论是在汉德瓦萨（Hühnerwasser），还是在波迪尔（Podol）战场上，都有无数排成密集纵队的奥军士兵被这种新式步枪的猛烈火力成片成片地撂倒。奥军官兵这才意识到战场上的轻兵器已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场有别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的全新战争。在普军将领的有力领导下，这种恐怖的新式步枪彻底封死了奥地利与其盟友（他们的军队还在使用前装步枪）的一切获胜可能性，最终只用了短短七周就让普军赢得了战争胜利。这场战争中的击针步枪堪比50年后一战西线战场上的机枪，两者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像机枪早在一战爆发之前就已出现一样，后装针击步枪在普奥战争中也算不上什么首次亮相的秘密武器，因为早在将近30年前普鲁士就已经开始研制与列装这种步枪了。

在详细记述这种步枪之前，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火器发展史。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前装步枪到后装步枪的进化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数百年前火绳枪诞生之初就已经有工匠开始研究后装火器的基本原理，等到了18世纪中叶，后装火器的设计理念就已经相当完善了。然而比起前装火器，这种后装火器本身始终都有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缺点——气密性。在当时极为落后的材料学与加工技术条件下，工匠们很难制造出一种可靠的枪机闭锁与金属弹壳，这将会导致严重的漏气问题，对子弹的射击初速造成难以估量的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早期后装枪械还需要在药池中另外点入引药点火，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发射步骤，使得操作远较前装步枪烦琐。等到膛线出现后，后装枪的这几种缺点可就更加突出了。虽然线膛枪具备远胜滑膛枪的射程及精度，但操作步骤过于烦琐，枪口装填子弹也极为不便，因此前装滑膛枪数百年以来都是战场上的绝对主流，至于不靠谱的后装枪那就基本是无人问津了。

到了拿破仑战争末期，欧洲的轻兵器技术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欧洲各国军队普遍使用的燧发滑膛枪（flintlock musket）开始被一种名为“火帽枪”的新式枪械逐渐取代。这种新式枪械的基本原理最初是由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福赛斯的苏格兰牧师在1807年发现的，枪机装置使用的是一种锤击即爆的雷汞（Fulmnete of Melcury）。然而这种早期枪机并不是特别可靠，甚至可以称得上极为危险，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此后，欧洲人便开始追求一种更为可靠有效的金属枪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摸索直接导致了故事的主人公——击针枪的诞生。1812年，巴黎城内一个名叫萨穆埃尔·保利（Samuel Pauly）的瑞士籍枪炮工匠率先发明了一种定装式步枪弹（一种将弹头、发射药以及纸质弹壳连成一体的枪弹，便于射手灵活装填），接着他又在19世纪20年代设计发明了数种改进型定装步枪弹，但都或多或少存在各种安全可靠性问题。非常讽刺的是，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由一个曾在萨穆埃尔手下帮工的人发明的。

◎15世纪中叶，由佛罗伦萨著名工艺师洛伦佐·吉布提制造的带金属弹壳（子铳）的后装火门枪	◎16世纪末欧洲人脑洞大开的产物，纽伦堡制造的转轮打火轮燧枪（wheelock revolver）！事实证明人类在发明创造上的想象力可以称得上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在工业达到大规模精确制造和零件互换等水平前，这些早期后装武器无一例外都需要高超的手工艺和极为昂贵的钢材料才能保证闭锁机构的吻合，因此注定只能成为极少数有钱人与贵族的玩物，完全无法用于实战，整个战场依旧是前装火器的天下。跟这种早期后装火器同样扯淡的还有原始多管火器。事实表明单纯靠一两个“达·芬奇”式的人物来改变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技术和文明的总体发展

◎晚年的约翰·尼卡路斯·德莱赛

击针枪的发明者约翰·尼古劳斯·德莱赛（Johann Nikolaus Dreyse）于1787年11月20日出生在图林根的瑟莫达（S?mmerda）。他的父亲是个锁匠，而德莱赛本人也曾在年轻时干过一段时间的锁匠活，在萨穆埃尔家中做帮工，同时还在这个瑞士人的教导与陪伴下游历了整个欧洲。1814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这令远在国外的德莱赛不得不重回瑟莫达，之后他便在自己的故乡钻研起更为可靠的击发装置。他最初创制的几种火器并不比大街上卖的寻常货色强到哪里去，然而失败并不能阻挠德莱赛的决心，他继续孜孜不倦地探索。他在最初还沿袭着保利的研究思路，打算用改进弹头的方式来提升火器的可靠性，但很快研究便陷入了瓶颈，迫使他另辟蹊径。在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他于偶然间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击发装置——利用长撞针来撞击底火，进而引燃发射药。这便是击针枪的基本机械原理。早在数年之前的1824年，德莱赛便已经开办了一家枪械公司，专门生产各种火帽枪，发现了新的机械原理的他立马动用自己公司的设备与资金进行了实验。他临时改装了一把自己公司生产的火帽枪，在它的雷汞击发装置旁边连接了一根击针，只要他一勾扳机，这根长撞针便会从枪机弹出，撞击底火，引燃发射药，最终将子弹发射出去。

连续几次试验都可以称得上比较成功，但问题也来了——德莱赛的资金快见底了，若没了资金的支持，这件武器的研发将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他最初几次寻找稳定资助者的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战争部全都驳斥了他的请求。为了养活这一项目，德莱赛的公司不得不（面向民间业务）转型生产狩猎步枪，而在这款狩猎步枪上，他采用了一种改进型的点火装置。这一创制很快便引起了普鲁士军方的注意，一位名叫普里姆（Priem）的上尉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830年，普里姆上尉带着德莱赛重返普鲁士战争部，这位崭露头角的枪械公司老板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将数把（拿破仑时代的）老旧燧发枪的枪机换装成他发明的击针枪机。这些临时改造出来的步枪射击效果不能令人满意，这令军方一度产生了不予采用这个项目的想法。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普里姆又成功地说服了威廉亲王（后来的普王威廉一世）与王储（后来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让他们试用了一把德莱赛的猎枪，两位贵人对手上的新物件极为满意，他们的态度直接挽救了这个差一点便胎死腹中的项目。得到了赞助的德莱赛成功地改进了枪机的闭锁系统，并赢得了一份为普鲁士陆军生产1100杆后装滑膛枪的合同。1835年，普鲁士第4及第11步兵团的燧发枪兵营有幸成了这种步枪的第一批使用者。然而，第一批后装枪的效果并不理想，士兵们在拿到手后很快便拒绝使用——因为它们操作起来实在是太过危险了！整个项目在实用化的第一步遭遇了彻彻底底的失败。所有人，包括德莱赛自己，都一致承认这种后装滑膛击针枪很难有任何作为。

然而德莱赛并不会因为这一点点挫折就止步不前。他及时地总结了缺点与问题，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改进与研究。就在同一年（1835年），他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旋转后拉枪机。这种后拉枪栓的构造与门闩颇有几分相似，击发底火用的撞针不再外露，而是被放进了枪栓里面。只要使用者一扣动扳机，枪栓内的弹簧就会被释放并驱使撞针向前撞击子弹底火，引燃弹壳里的推进药。弹头被火药剧烈燃烧产生的高压膨胀气体推进，与弹壳分离并顺着枪膛向前飞，这便是击针枪的一次射击。它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款制式栓动步枪。虽然这款武器在诞生伊始存在着诸如精准度较差、容易过热、频繁漏气、枪栓容易卡壳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的优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在试验场上见过它射击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的强悍——这种步枪的射击速度实在是太迅猛了，简直就是其他步枪（即当时欧洲主流的前装步枪）的2倍，不管这些步枪是滑膛的，还是线膛的，全都不是德莱赛步枪的对手！1838年，德莱赛完成了新一轮的改进方案，并亲自在试验场上为普鲁士军方展示了新步枪的性能。他在靶场上连续射击了100发子弹，枪机与枪管在整个试射过程中没出现任何大故障，迅猛的射速更是彻底震惊了技术审核委员会。

◎德莱赛击针枪的枪机与子弹。它属于标准的栓动步枪，这种枪机结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被世界各国步枪所采用，成了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队最主流的轻兵器

然而由于1835年试验的失败，军方还是对德莱赛的步枪的可靠性抱有怀疑。在这一关键时刻，德莱赛的好友普里姆（他已经在1837年晋升为少校了）又一次挺身而出，成功地游说了普鲁士王室的众位王子与亲王。少校对这种新兵器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狂热，他向王储夸下海口，称只要有6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能装备上这种步枪，便可保普鲁士国境永远太平。王室成员在实际操作过这种步枪之后，也对其性能极为满意，新旧步枪之争彻底落下帷幕。最终，在1840年12月4日这一天，刻苦钻研了十余年的德莱赛终于收获了回报——腓特烈·威廉正式下达了授权书，命令军方采购了6万支击针步枪。不过这些步枪在生产完成后并没有立刻配发给部队，而是被存进了军械库当中以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使用。尽管击针枪在当时被普鲁士军方当成一种秘密武器来对待，但它的存在早已被公众所熟知。尽管它具备着相当明显的优势，却并没有成功地被世人视作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事枪械。

同时代的欧洲主流发明者及枪械制造商走了一条与德莱赛的后装枪截然相反的设计思路。他们的普遍做法是不停地改进现有的前装线膛枪，希望能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精准度来提升步枪的射击速率。一个名叫图弗南（Louis-étienne de Thouvenin）的法军上校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成功，他发明了一种结构极为独特的前装步枪。这种步枪的枪膛底部铆接有一根钢芯棒，圆锥形的子弹滑入枪膛底部之后便会被钢芯棒抵住，这时用探条用力冲压，弹底就会被钢芯棒撑开与膛线紧贴，子弹的形状也不会发生不规则的变化。这时只要点燃火药池并扣动扳机，子弹便会沿着膛线迸出枪管。根据测试，这种步枪即使是在700步的距离依旧能表现出良好的精准度，在这一点上要比击针枪好得多。此外，这种线膛枪基本实现了和滑膛枪差不多快的射速。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图弗南上校的设计也有各种问题，例如子弹遭受敲击后（产生严重的变形）受损，以及枪膛（在发射完子弹后）很容易被火药残渣彻底阻塞等等。即便如此，这种武器在北非战场上的法军手里依旧表现良好，被证实是一种颇为可靠与有效的武器。

图弗南的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欧洲各国军队纷纷采用了这种前装步枪。普鲁士的猎兵部队就将他们的M1835式猎兵步枪的原有枪机换成了阀杆枪机。这令击针枪的忠实拥趸们愤愤不平，到了1847年，关于两种武器的性能优劣之争越发激烈。军方于是命令近卫预备团的士兵们分别使用这两种步枪进行实弹射击，进而比较两者的具体性能。经过多轮试射与评比之后，击针枪还是成了试验场上的胜利者，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虽然不幸落选，但普鲁士的猎兵们依旧偏爱阀杆步枪（因为精度明显比击针枪好），这种形制独特的前装步枪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才从各个部队陆续退役。此次试验之后，普鲁士军中仍时不时地出现前后装优劣之争与反对的声音，但等到德莱赛步枪在实战当中首度亮相之后，一切的质疑都被它的强悍实战表现彻底消除了。

1848年大革命爆发1个月后，普鲁士国王下令为奉命镇压起义的近卫团及常备团的所有燧发枪兵营统一配发击针步枪，而他们换装击针枪这一任务要一直到1849年年末才彻底完成。（当时的普鲁士）除了接受使用这种武器的训练之外，并没有考虑到像这样的速射后装武器对战场产生的战术影响。尽管如此，士兵们很快便在敌人的火力压力下迅速掌握了这种武器的操作技术。随着分散在德意志各地的普鲁士军队陆续镇压了当地的叛乱，这种新式武器的强大优势也开始变得显而易见。在1849年5月镇压萨克森王国德累斯顿市起义的4天战斗当中，隶属于普军“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Garde Grenadier Regiment Kaiser Alexander）以及第24步兵团的燧发枪兵们，凭借着击针枪的速射火力成功地压制住了起义民众当中的神射手（marksman），为友军争取到了包抄夹击起义军侧翼的宝贵机会。一年之前，持异议人士（护宪起义者）就曾在突袭柏林军械库后缴获了一定数量的击针枪，以至于普军在后来的街头交火中也有少数几起被起义者的击针枪攻击的战例。而在同时期的1849年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期间，击针枪也同样发挥出了显著的效果，在远征巴登期间，威廉亲王麾下的部队就用的击针枪。他在写给柏林的战报中说：“在防御敌方进攻的场合里，这种步枪的火力效果尤为突出”。当然了，（即使有了上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与表现做支撑），普军高层还是有一些人对这种步枪提出了批评，K.W.冯·维利森（Willisen）将军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给全军上下所有士兵配发这种步枪的成本实在是过于高昂，因此普军应当立即停止向全军配发击针步枪。

然而国王不为所动，他听从了自己兄弟的意见，命令全国各大军械厂大规模增产后装步枪，这极大地考验了当时早已习惯于生产、组装前装步枪的各大工厂的转型能力。虽然当时普军已经配发了6万杆击针枪，但全国的年产量少得很，仅为1.5万杆。根据估算，军方若想要装备包括后备部队在内的普鲁士全部武装力量，大约需要30万把之多，要是照着这点年产量来算的话，至少要花20年才能完成全面换装，这未免也太慢了！在产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兴办新的工厂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德莱赛设立于瑟莫达的枪械厂在当时已经完全适应了击针步枪的生产。在收到了兴建新厂的命令后，他又在苏尔（Suhl）开办了一家私营厂。这两家工厂都有着极为完备的工具与设备，专门负责生产、组装后装步枪。由于击针枪的枪机比一般的滑膛枪枪机更复杂与精密，所以价格也要贵得多。在德莱赛的不懈努力下，两座枪械厂的年产量在1851年达到了2.2万杆，普鲁士政府也分别在波茨坦及施潘道（Spandau）兴建了新厂，进一步增加了击针枪的产量，于是近卫军中的猎兵与神射手们率先换上了击针枪，它的地位此时已是无人可以撼动。整个击针枪的换装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到底该怎样使用这种步枪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用？（关于新兵器的）战术问题的思考远远地落在了对于（速射火力所造成的巨量）弹药支出以及士兵的个人负重的担忧后面。很快，普鲁士官员们所考量的这一问题又遭遇了几场发生于外国的冲突所带来的新问题的挑战。与此同时，欧洲战场上又突然出现了一颗新星，极大地挑战了击针枪的地位——这是一种有别于击针枪的武器，但同它一样经历了实战的考验，并为使用者带来了辉煌的胜利。

在详细讲述这位击针枪的强力挑战者之前，笔者有必要讲述一下19世纪50年代欧洲的情况。当时的欧洲爆发了一场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列强冲突——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站在了奥斯曼土耳其一边，共同对抗扩张野心日益膨胀的沙皇俄国。当然了，普鲁士王国本身并没有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却派遣了多名军事观察员前去观战。这些观战武官在写给柏林的军事报告中，无一例外地对英法联军使用的米涅（Minié）步枪的战斗表现赞不绝口。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整个英军以及法军当中的轻步兵及猎兵（Chasseurs）部队便已经全面换装了这种步枪，并早早地完成了使用这种武器的军事训练。这种步枪在对抗仍旧使用老旧滑膛枪的俄军时，发挥出了惊人的效果——只要俄军一进入米涅步枪的射程，他们便会被成片成片地撂倒，根本就没有开火反击的机会。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种步枪巨大的威力？又究竟是什么让视击针枪为未来数十年基本步兵武器的普军在突然间对这种步枪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射击前与射击后的米涅弹对比。只要枪手一扣扳机开火射击，引燃的火药气便会迫使空腔内塞进入空腔撑大整颗子弹，子弹膨胀与膛线咬合并形成强大的气封，弹头在膛线的压迫下旋转飞出枪膛，使得精度大大提升

一切的奥秘都在米涅步枪使用的子弹上。19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克劳德·艾蒂安·米涅（Claude étienne Minié）的法军上尉开始研究起如何实现快速装填及发射前装线膛枪的子弹。到了1849年，他发明了一种新式子弹并申请了专利。这是一种呈圆头柱状的子弹，本身是一种略小于枪膛口径的次口径弹，对应枪管刻有三段膛线，至于弹底则有一个圆锥形的空腔，空腔中一般都会加入凹陷的锌塞（实际上软木塞和铁塞也可以）。射击时，火药气迫使空腔内的塞进入空腔撑大子弹，子弹膨胀与膛线咬合并形成强大的气封，弹头在膛线的压迫下旋转飞出枪膛。至于普军为何会对这种米涅弹产生如此之大的兴趣，则在于它那远胜一般滑膛枪子弹的精度——在750步的射击距离，米涅步枪的精度是滑膛枪的2倍，而在400步的距离时精度则为整整10倍！如果是训练有素的神射手的话，它在1000步距离上的射击精度让其余步枪都黯然失色。这种步枪还有一大优点，那便是不需要特别训练，士兵们拿到这种武器后，可以像以前一样装填与操作。此外，米涅弹的诞生还带来了一大显著变化，那便是对滑膛枪的改装门槛进一步降低——任何一把滑膛枪，只要刻上几条不算深的膛线再配上米涅弹，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米涅步枪！这就意味着欧洲各国军队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小的成本将自己的“陈年老枪”改装成一把近代战争的大杀器！

上述几个理由便是它可以挑战击针枪的资本。对于普军高层当中的击针枪反对者来说，米涅枪的一切优点与特色——成本低廉、训练简单、换装速度更快，全都完美贴合了普军的现状。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从枪膛后面装填子弹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但这只是现代人的观感，对于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把子弹塞进枪管里再发射才是正常的，后装技术在当时还是一项十分新奇的技术，有很多的缺陷及不便有待改进。击针枪的击针可靠性很成问题——脆弱易断，此外枪栓也常常出现子弹卡壳现象。米涅与击针之争较前一回的竞争更为激烈，长达5年的时间里，双方的拥趸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军方为此还多次组建了技术审查委员会，却始终无法分出高下。双方的争论长期以来始终悬而未决，令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是大为恼怒，但事实表明他也不是一位果断的君主，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不过他的弟弟威廉，始终都是德莱赛步枪的忠实拥护者，他的态度对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855年，委员会以10票对8票的优势宣布了自己更加倾向于采用米涅步枪。一年之内，30万杆老枪接受了米涅弹改造——此举主要是对国王的愤怒的回应。然而国王依旧顽固不化，不停地改变自己的想法，即使是米涅枪的坚定支持者维利森将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提议让地方民兵部队换装上当时的常备部队早已列装的击针步枪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性”。不过到了1858年，国王中风了，并很快病情加重，不再适合治理国家，因此将一切政务都交由出任摄政王的威廉处理。这位击针枪的忠实拥趸在上台后不久便下令让包括地方民兵在内的所有部队统一换装击针步枪——这场激烈的“前装后装孰优孰劣”之争至此彻底结束，击针枪成了普军的基本步枪。

◎M1841式德莱塞击针枪

◎M1854式德莱塞击针枪，供猎兵使用

◎M1865式德莱塞击针枪枪机

1850—1866年的步兵战术

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诱使欧洲各国的军事领袖开始重新审视步兵战术的可并不是后膛击针枪的出现，而是它的死对头米涅弹。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那一场战争乃是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欧洲列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虽然双方在这场战争当中仍旧沿袭着拿破仑时代的“排队枪毙”，基本战术原则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米涅弹的运用让英法联军的步枪射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使得他们可以在自己进入俄军步枪射程之前打出多轮排枪齐射。自此开始，火力成了战斗双方的首要思考目标。战场的态势不单单和火力投送方的情况挂钩，更要看遭受火力打击的一方如何应对越来越强大的战争火力。米涅弹的长射程深刻影响了战场的每一个方面。不论是步兵、骑兵、炮兵还是后方单位，如今都彻底暴露在了步兵火力面前，显得极为脆弱——一旦指挥官主动将炮兵后撤到敌方步兵的射程之外，那么炮击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如果他命令骑兵发起冲锋，那么步兵火力便可以在骑兵抵近之前将其轻松击溃。该如何面对突飞猛进的步兵火力成了一道摆在欧洲所有军事专家眼前的难题（要是还沿袭拿破仑时代的密集步兵纵队战术，那伤亡可就要像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俄军一样惨重了），他们想要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战术以便让步兵发挥出本来的作用——击溃敌人的线列并彻底碾压敌军。

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答案就隐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联军的猎兵与神射手们的散兵战术（Skirmishing Tactics）当中。当时，这些轻步兵充分发挥了手中的米涅步枪的长射程与高精度，以步兵火力成功地压制住了敌军，他们自身则保持着十分稀疏的散兵线，令敌人的密集横队的排枪齐射很难发挥作用。出于这个原因，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至1859年的法奥战争之间大规模扩编了自己的猎兵团。然而，在当时的军事理论界，还有些人认为只有在战斗中采取防御态势才能有效地抵消与应对米涅步枪的长射程火力。按照这些“防守派”的观点，军队必须在战斗开始前修筑大量的堑壕与各种防御要塞，固守其中，以守势来消耗进攻方的士气与物资，待敌军人困马乏以后再发起一场成功的反击攻势。

◎瑟莫达的第71步兵团纪念馆前的德莱赛雕像的复制品

且不论“散兵派”与“防守派”的争执如何，米涅步枪的威力已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世界所共睹，自1854年开始，欧洲各国军队便陆陆续续对自己的已有步枪进行米涅弹改造。除了英法两国以外，奥地利与德意志各邦国的军队也纷纷采用了这一新技术，并制造出了自己的改进型步枪。其中奥军使用的便是洛伦兹M1854式（Lorenz M1854）步枪，奥军的所有步兵营都在1858年前全面换装了该型步枪。巴伐利亚王国使用的是“波德维尔斯”式（Podewils）步枪。至于巴登、符腾堡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其他几个德意志邦国的军队，使用的则是维尔德步枪（Wild Rifle）。剩下的几个在后来的普奥战争期间参加了第Ⅶ及第Ⅷ邦联军的亲王国与公国，则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普鲁士或是其他几个邦联主要成员国购买了前装线膛枪来装备自己的军队。虽然武器型号纷繁复杂，却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便是德意志邦联所有成员国的步枪口径都是一致的，这一点极大地提升了通用性。

1859年，法国宣布支持意大利的统一事业，正式对奥地利宣战（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之后法意联军在蒙提贝罗（Montebello，战役发生于1859.5.20）、马真塔（Magenta，此战发生于1859.6.4）以及索尔弗利诺等地同奥军接连交战，无一例外地达成了战略目的，全都获得了胜利。法意联军的胜利让全欧洲的军事专家们不得不就新时代的步兵战术展开更深层次的研讨。按理说，奥军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新式洛伦兹前装线膛枪，实力与装备应该要比以前强大得多，却并没有像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那样取得胜利，反倒是被法军压垮——击败奥军的并不是法国人的米涅步枪，而是他们步枪上的刺刀！向来崇拜自己叔叔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将敢于刺刀见红视为最好的战术与军事思想，并在登基称帝伊始便在军中大力提倡这种攻势主义精神。法军在这场战争中硬是凭借着自身的斗志与勇气抵消了敌人的新技术优势。相比之下，他们的敌人奥军的状况可就要糟糕得多了，不仅将领指挥无方，队列散漫，各层官兵还都缺乏军事训练，普遍没有熟练掌握自己手里的新兵器的操作方法。不过，奥军的这些问题当时不甚明显。这令法军与许多军事专家产生了一种并不是特别正确的认知：战场上士气胜过一切。法军（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军队）在之后的1870年（普法战争）中依旧沿袭着这套战争理念，到了1914年一战前夕甚至还更进一步地发展出了“超攻势主义”，并最终导致了极为可怕的后果：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送到了战场上，满怀热血地直面敌人的机枪、铁丝网以及堑壕，发起一波又一波近乎自杀的冲锋，白白付出鲜血与生命。不管怎么说，刺刀冲锋确确实实在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落败的奥军在战争结束后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步兵战术，他们再一次将密集纵队刺刀冲锋（就像施威普树林一战中表现的那样）定为了步兵战术的重中之重。等到了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后，奥军的这套新战术遇上了普鲁士的击针步枪，最终蒙受了灾难性的失败。

普鲁士王国或许是当时欧洲各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模仿法军，而是独自发展出一套独特战术的国家。尽管普鲁士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有过类似的论战，但争论的具体内容和结果却大不相同。一直到1858年，普军都还维持着两种火器——后装的德莱赛击针枪与前装的米涅步枪——并存的局面。两种步枪的基本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给部队的日常训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威廉亲王敏锐地察觉出了这一问题，他在成为摄政王接管政权后，于1859年正式下令，要求全国所有部队陆续裁撤米涅步枪并换装击针枪，这一全面换装计划最终在1861年彻底完成。

至于步兵战术方面，普军首先考虑到的是弹药消耗问题。当时的高层普遍认为，一旦士兵手上有了一把高射速的后装步枪，那他就很有可能会不停地胡乱射击，浪费宝贵的弹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把“能发射3发子弹的时间用来仔细瞄准后再发射1发子弹”。实际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根本就不会给士兵们多少时间仔细瞄准敌人，只能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连开数枪。早在1853年，威廉亲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已经制定了新的战术条例，该条例规定凡是装备击针枪（只装备米涅步枪的不需要遵循这一条例）的步兵营都必须分成若干个“群”（Gruppen），以小规模部队来拉开散兵线，每个“群”由一名士官指挥。这一变动使得士官们从先前的“队列教官”变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队长（他们必须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为自己的“群”做出各种判断）。这套新战术最终于1854年在所有步兵营内得到了推广。虽然这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一个极具革命性的战术变化，但它在当时的实际运用及影响力颇为有限——步兵的基本行进队列依旧是密集纵队，散兵线的作用仍然只停留在为行进的大部队提供掩护及迟滞敌人等层面，并未成为主流的步兵队形。

法军在1859年的胜利使得普军内部出现了不少“刺刀主义”的拥趸，按照他们的理论，人才是战场上的首要因素，只要有了足够的斗志与勇气，主动发扬攻势主义精神，军队便可以凭借刺刀彻底抵消敌人手里的后装枪或是别的什么长射程步枪的武器优势。他们援引了俄国军队的一句古老谚语——“子弹是笨蛋，刺刀是好汉”（“the bullet is stupid but the bayonet is smart”），认为步兵冲锋才是最为正统与保险的取胜之道。然而他们的论调并没有占据上风，普军最终没有采纳这种“正统派战术”，而是依照总参谋长的军事思想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步兵战术。

起初，老毛奇的思想是利用防御战的形式来对抗敌人的长射程步枪，并用自己的长射程步枪来迫使敌人要么主动拉近距离发起进攻，要么主动撤退。他观察过多场涉及排兵布阵与侧翼迂回行动的实战，并研读了法奥战争的战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奥军的失败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将领的指挥无方与各级官兵的迟钝懒惰，而不是因为法军的士气。他对传统的散兵线战术大加驳斥，将其描述为一种“作战效率极低，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的无用战术”。按照他的观点，只要军队能够发挥好手里的击针枪的长射程（600码）速射火力，那便可以利用地形、建筑或是树丛等作掩护，轻松地撂倒远处的敌人。一旦敌军主动拉近距离或是发起进攻，那他便会在短时间里遭受极为猛烈的火力打击，惨重的伤亡会让敌方的进攻难以为继。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老毛奇在战略层面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攻势派，但在战术层面上他却是一个防守派，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就在普奥战争期间，他充分结合了自己的这两种战争思想，最终为普鲁士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老毛奇在1861年的普军操典上也强调了攻势主义在战术层面的重要性，操典中提到进攻战术的精要之处在于迫使敌方进入开阔地带，再切断敌人的后备力量并最终将敌人逐个击破。执行上述这些攻势任务的最基本战术单位将会是步兵连，因为规模适中、机动灵活，足以应付绝大部分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在关键时刻组成若干个战斗群以执行各类任务。然而这份前卫的操典遇上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绝大部分的步兵营营长思想还停留在10年前，根本就跟不上这种战术变化。所以在1861年军事演习的时候，普军的步兵营依旧是按照营长的选择与判断来展开队形。这令当时的外国观察者十分困惑，他们对这种现象做了这般描述：“武器是革命性的，但人员（像拿破仑时代一样）古老。”

1864年爆发的第二次普丹战争也没有让这批外国观察者改变自己对普军的既有看法。在这场战争中，普军的盟友奥军表现突出，他们凭借着刺刀冲锋成功地冲垮了丹军，占据了上塞尔克村（Ober-Selk）以及厄沃塞（Oeversee）。相比之下，普军的表现就比较尴尬了，他们在进攻密松德（Missunde）附近的丹军要塞未果后便主动放弃了这次攻势，改为占据通向杜柏尔（Düppel）要塞的关键道路。到了整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普军才在一场小规模战斗中展示了击针枪的可怕威力。这场战斗发生在伦比镇（Lundby），当时丹麦军的一个连对驻扎在小镇附近的普军发起了突袭，普军立刻展开了战斗队形，成功地阻止了敌军从侧翼包抄并用了短短20分钟就结束了整场战斗。这个180人的丹军连在此战中有88人中弹倒地，其中22人战死。普军的全部损失则仅为3人负伤。

由于普军在普丹战争当中并未向公众充分展示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一直到1866年6月末，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都还相信这场战争将会以奥地利的胜利而告终，然而现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当然了，奥军的失败固然有贝内德克等将领的指挥失误等因素在内，但普军击针枪的恐怖火力是奥军失败的最大元凶。这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后装步枪的优越性，在之后的短短5年时间里，前装枪便成了过时的古董。此后，欧洲军队都开始大规模换装后装枪，栓动步枪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成了步枪的主流。德莱赛的这项发明（栓动枪机）也将长期保持活力，直到问世将近100年之后才被现代突击步枪取代。

普鲁士的火炮

在详细叙述俾斯麦时代的普军火炮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柯尼希格雷茨的决战场。当普鲁士王储命令预备炮兵部队指挥官克拉夫特·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上校朝奥军右翼猛烈开炮的时候，他麾下的熟练炮手们就意识到自己的时刻到来了。王储想通过此举来提醒表兄——腓特烈·卡尔亲王，第2集团军已经赶到战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位炮兵指挥官还要跟着王储的前锋一道行动，同捷列克村的奥军炮兵部队交锋。在这一系列战斗中，上校一次又一次地命令自己的炮兵散开队形，频繁地更换自己的炮兵阵地。在一系列命令当中，他做出了不少不合常理的举动，例如将自己的炮兵部署在山脚下，对山上的敌军炮兵发动炮击等等。随着第2集团军继续进攻，他的部队随后也获得了友军的增援。之后上校便凭借着手上数量占优的火炮对赫卢姆山以及施维提（Sweti）的奥军炮兵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在战斗结束以前他都一直在支援己方步兵的行动。假如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上校一直遵循着上级最初下达给他的命令的话，那就只能乖乖地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在战场上做出上述这些英勇举动的机会。他是一个坚决且果断的人，在理解了上级的意图后，灵活变通，抢先急行军，率领自己的炮兵赶到战斗的最前线。他命令自己的骑乘炮炮手们立刻挤开（走在自己前面的）行动迟缓的步兵，先行赶往战场。他的军马与炮车溅起了泥坑里的污水，打到了被挤开的步兵的身上，炮车的车轮也撕裂了大麦田，留下了一道道车辙。一阵快马加鞭之后，他们终于赶到了前线，十分及时地支援了友军的行动。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上校在此战中对麾下炮兵的运用是普军炮兵部队在整场战役中唯一出彩的地方。无论是在腓特烈·卡尔亲王的第1集团军还是在易北河集团军中，炮兵都没能发挥出这般有效的作用。在爆发战斗之前，普军的军官们还多多少少地视行进队列中的炮兵部队为累赘，认为炮兵的前车与弹药车（Limbers and Caissons）挡了步兵的路，军官甚至会强制命令他们为步兵让路。等到战役打响后，各种滑膛炮、线膛炮混杂在一起的普军炮兵部队，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在比斯特日采河渡口一战中，普军步兵在进攻过程中受到了附近山上的奥军炮兵的火力压制，奥军炮兵的部署非常周全，炮击效果也很好，一时间给普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但紧急赶到战场的普军炮兵的反击非常软弱无力：一开始，普军的滑膛炮因为射程过短而无法给奥军炮兵造成任何威胁，等到线膛炮也赶到战场后，普军炮兵又打出了平直的弹道，还是无法为友军提供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斯维普树林，奥军炮兵难以在不误伤友军的前提下打击普军步兵，可即便是在这样的有利地形当中，普军炮兵的表现也是同样的差劲，4个炮兵连都没能取得任何显著的战果。等到奥萨联军从普鲁士易北河集团军面前全面撤退的时候，普军炮兵非但没能做到痛击残敌，反倒是在敌人的（殿后）炮火打击下抱头逃窜。假如柯尼希格雷茨之战由炮兵的表现来决定胜负的话，那么奥军将会当之无愧地成为胜利者。事实证明，摧毁了英勇的奥地利北部方面军的并不是普鲁士的火炮，而是步兵手里的击针枪。尽管那些身穿棕色外套的奥军炮兵在战役中不停地操作着前膛炮，顽强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单凭他们的努力与出彩表现并不能挽回奥军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到了当天的战役步入尾声的时候，奥军总指挥贝内德克还命令手下的炮兵殿后，哪怕是让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也要为主力部队的撤离争取时间。这些炮兵以惊人的毅力与奉献精神完成了这项任务。或许正是他们的拼死奋战才让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主动放弃追击渡过了易北河的奥军败兵。

究竟是什么使得普鲁士的炮兵部队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如此乏善可陈？按照常理，这个兵种的训练及专业技能水平应当要比步兵高得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对普军指挥官而言，在战场上损失火炮是难以接受的，故而他们过于小心谨慎。不管理由怎样，普军炮兵的战斗表现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因为普鲁士王国自前几年以来一直都处于军事科技的最前沿，用着堪称最为先进的火炮竟只取得这点战果。至于生产制造了这些先进火炮并彻底改变了普军炮兵部队的人，则是一名来自鲁尔区（Ruhr Region）的金属销售商，而他的姓氏——克虏伯（Krupp）也将会在接下来的70年里成为欧洲军事工业的代名词。在讲述这个名字背后的传奇故事之前，笔者有必要回顾一下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普军火炮的发展轨迹。

1815年以后的普军火炮

著名历史学家丹尼斯·舍沃特（Dennis Showalter）在他的专著《铁路与线膛枪》（Railroads and Rifles）当中，将1806年以前的普军炮兵（在整个普鲁士陆军当中的地位）比作继子，1815年以后更像是“非婚生的兄弟”（illegitimate half-brother）。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主要是因为自法国爆发大革命以来，23年里流血冲突几乎接连不断，欧洲各国政府都不是特别愿意将钱花费到那些昂贵的军事技术上（此举直接导致了炮兵地位的低下）。对于政府大员们来说，手拿着滑膛枪与刺刀的步兵可要比各种榴弹炮与加农炮便宜得多。1806年的惨败（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导致普军炮兵的装备严重短缺，以至于等到1813年解放战争爆发后，普鲁士政府不得不用尽一切手段四处搜寻加农炮。等到了1815年时，普军炮兵的装备成了“万国造”的大杂烩，使用的火炮来自欧洲各国，口径、重量、保养状况全各不相同。几乎没有炮兵连能做到火炮型号统一。沙恩霍斯特（炮兵专业出身）在去世前不久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炮兵部队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火炮的生产与改进武器性能及质量。此即“火炮测试委员会”（Artillerie-Prüfungs-Kommission，简称APK）。对于当时的高层来说，这是一个并不意外的举动，因为他们都知道沙恩霍斯特是一名长期致力于炮兵建设的技术型领导，而他的专著《火炮操作手册》（Handbuch der Artillerie），也在数年后成了普鲁士每一名炮兵的必读书籍。除此之外，沙恩霍斯特还任命奥古斯特亲王（Prince August of Prussia）担任这个火炮测试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这位亲王直至1843年去世以前都一直主管着委员会的绝大部分事务。

1816年，APK制定并设计了下一代火炮与相关配套设备，用于取代现有的“万国造”混乱型号。这一系列新式火炮的制式名称为c/16系列（System c/16）。其中加农炮根据弹重与口径分为6磅及12磅两种，榴弹炮则分为7磅及10磅两种。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系列的设计过程十分匆忙，导致赶工出来的实际产品的效果并不理想——火炮的重量严重超重，射速也过于缓慢。此外，虽然火炮的观瞄设备得到了提升，但精度依旧十分糟糕。尽管如此，陆军对c/16系列带来的炮制标准化还是深感满意的——因为对于当时的普鲁士来说，炮制标准化同炮兵的其他东西一样重要。而在接下来的30年或更长时间里，APK将主持诸多影响普军炮兵的技术及编制问题。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新型炮弹——榴霰弹尤其令APK关注，这种炮弹内装有火药及小钢珠或钢箭等，一旦爆炸便会四处飞溅，能够极为有效地杀伤步兵部队。其英文名“Shrapnel”来自它的发明者亨利·夏普奈尔（Henry Shrapnel），他是英军的一名炮兵中尉，于1784年发明了这种炮弹。在之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这种反步兵利器在各处战场上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在当时，它算不上是一种特别可靠的武器，因为它没有定时引信，所以根本不能做到像现代榴霰弹一样在预定目标上空爆炸或者在击中目标后主动爆炸，这极大地限制了这种炮弹的效果。普鲁士的APK将大量时间与精力花费到研究与寻找可靠的榴霰弹爆炸引信上，但都没能取得成功。到了1866年，始终没能得到可靠引信的榴霰弹只能含恨退出现役。除此之外，炮兵内部还就火炮的具体运用方法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执。他们分成了“骑炮派”与“步炮派”，都宣称自己的炮种更为优越。由于军方主张强化炮兵部队的机动能力，所以“骑炮派”一时间占据了上风，使得留给步炮连的预算越发紧张，极大地限制了步炮连的训练及装备水平。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普军将炮兵的发展重心放在了骑乘炮部队上，侧重于培养骑乘炮炮手们的“骑兵风范”（即他们在接受炮兵训练的同时也要接受骑兵训练）。整个普军炮兵对自己使用的火炮的实际威力与效用相当缺乏重视，一切的精力与训练重心都被放在了骑乘炮部队的疾驰冲锋（Dash）与突击（élan）上，对于骑乘炮的炮手们下马后该如何构筑炮兵阵地与操作火炮并没有给予多少重视。

炮兵部队内部的“骑炮派”与“步炮派”之争自然也得到了负责总领大局的APK的重视。双方的争论中心在于该如何提升炮兵部队的机动性。其中又以火炮重量问题最具挑战性，而火炮的铸造材料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19世纪初，青铜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铸铁，成了铸造火炮炮管的主要材料。相较于铸铁，青铜具备两大更为优越的特性：首先，它的重量较铸铁更轻；其次，它的耐用性也更好，这意味着炸膛的可能性更小些。当然了，青铜也具备缺点，那就是它的价格远比铸铁昂贵得多。由于成本问题，普鲁士战争部不得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量铸造（相对廉价的）铸铁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金属加工与铸造技术的进步极有可能为军队带来一种更为可靠的新式火炮。然而，APK委员会及炮兵部队对于这种全新发展方向普遍缺乏兴趣。19世纪30年代末期，APK开始着力于研究制造一个具备更强机动能力的全新火炮系列，数年后，c/42系列应运而生。相较于过往的c/16系列，它的弹重与口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的牵引四轮马车（Carriages）要比以前轻便得多，此外它的前车与弹药车也经过了重新设计，可以让炮组成员乘坐到上面仅由骡马牵引（再也不需要人力牵引）。新系列摒弃了过往的重榴弹炮，使得机动性大为提升。但与此同时，这个新系列火炮的设计忽略了一个对于炮兵来说最为基本的问题——火力。反对者们认为新的6磅炮的重量实在是过轻（火力也过于薄弱），应当被弹重至少为9磅的大口径火炮所取代。又一次，争论点回到了材料上。但突如其来的1848年革命打断了这一次争论。对革命的镇压行动是整个普军自1815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实战，普军的炮兵部队参与了镇压巴登起义以及后来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的战事（第一次普丹战争），但表现都不怎么理想。起义民众都装备有线膛枪，这种步枪的射程让它能对暴露在外、没有任何掩护的普军炮兵造成极大的威胁。时刻处在狙击威胁下的普军炮兵不得不停止操作火炮，撤离战场。而在实战过程中，普军火炮的每一次炮击效果也都极为有限。简而言之，就是普军的全新火炮系列虽然在基本性能指标上符合了军方的需求（轻量化、机动化），但其实际战术效果满是漏洞与不足之处。非常讽刺的是，当时的普鲁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一种飞跃性的全新加农炮技术，但这件新事物躺在柏林城内的一家仓库里无人问津了整整两年之久。它虽然没有遭到APK的无视，但也没能引起委员会的兴趣与注意——这件创新性发明的真身乃是一具铸钢炮管，出自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4.26—1887.7.14）的人开的金属加工作坊。

“火炮大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与他的后膛铸钢加农炮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克虏伯于1812年4月26日出生于艾森镇（Essen，是鲁尔区的一个非县辖城镇）的一户商人家庭。其家族在这个小镇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末。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在1811年开办了一家铸造厂，专门仿制与“山寨”英国的铸钢。这位老克虏伯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等到他于1826年去世的时候，整个公司与家族都已处在破产边缘。阿尔弗雷德在四个孩子当中排行老二，却是长子，所以14岁的他便肩负起家族企业的重担。这是一个身形十分瘦弱的年轻人，却有着极为坚毅的性格，而他的这一品质也很快深深地烙印在整个公司的行事风格上。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在他的专著《克虏伯的军火》（The Arms of Krupp，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过此书的中文版）当中这么描述他：“精力充沛无休无止，聪颖，富有想象力，即使饱经挫折也不肯轻易罢休，富有远见……以及超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总而言之，他屡次造访普鲁士战争部与APK（并最终获得成功）的经历充满了曲折与戏剧性。起初他还沿袭着自己父亲的发展思路，试图靠复制出跟英国钢一样高品质的钢材来赢得政府的采购合同。这在当时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英国的金属加工商已经在这个领域垄断了全欧市场将近50年之久。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初，克虏伯的公司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生产出了一种质量足够给钟表匠与金匠使用的钢材。但这并不能打动普鲁士政府，所以公司没能赢得政府的采购合同或贷款。在之后的十年多时间里，克虏伯加工厂只能在一波又一波的破产危机当中勉强度日。

恶劣的现实并不能摧垮克虏伯。这位年轻人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他每天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一直埋头家族事业。他放弃了父亲的仿制英国钢的发展思路，改为制造一种可以专门用于生产勺子与叉子等餐具的小滚筒机。在几经改进后，他的新产品果然为公司争取到了更多更大的合同。在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后，他便于1838年开始了环游欧洲的考察，这次考察甚至都可以用“间谍行为”来形容。他首先走访了法国与英国，在两地待了整整5个月。虽然他在这段旅途当中究竟学到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的先进生产经验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在归国后甚至还把自己的名字给英语化了（anglicizing，“Alfred”这个名字在英语及德语里发音有些许差异）。1840年，克虏伯的公司出现重大危机。当时维也纳政府向他订购了一台压延机供帝国铸币厂使用，这是他接手家族企业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合同。克虏伯如期交货后，奥地利政府却借口产品存在瑕疵，拒绝为自己的合同买单。他不得不耗费了一年之久的超人努力（或许是不停打官司）才终于换来了一点微薄的报酬，这点钱刚够他免于破产。克虏伯的公司又重开了各类民用商品的生产线，慢慢地，恢复了一点元气。他的勺子与叉子滚筒机在英国申请了专利，他的弟弟也在1844年的柏林工业博览会中凭借一套新奇的管钟（Chimes，一种西洋打击乐器，代表曲目为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获了奖。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日渐好转，克虏伯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东西上。

这位孜孜不倦的企业家始终都在开发更具赢利性的新产品。他很早就意识到普鲁士势必会进行一场铁路大扩张，所以他赶在铁路大潮之前匆匆试验了几款火车车轮与工业弹簧，还有几种机床也被他列入计划。除此之外，他还出于个人兴趣，试验了一些东西来随便玩玩，但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克虏伯用了7年多的业余时间发明出一种中空锻钢滑膛枪枪管。他对自己的这根枪管的性能极为满意，便将它展示给了附近的萨恩兵工厂（Saarn Arsenal）的官员。所有看了这件新奇发明的军官都被它的优越性能深深打动了，但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军方的认可——一切都很好，就是成本实在是过于高昂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指出：“军方现有型号的步枪枪管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也就不需要再花钱用克虏伯的枪管了）”。尽管最终没有采用克虏伯发明的枪管，但兵工厂同意留下这些枪管，以备后续测试。而后，克虏伯带着样品去了柏林的展示会，一并被拿去展示的还有他弟弟的管钟，但都无人问津。克虏伯始终坚信自己的新产品是代替铸铁枪管的不二之选。考虑到陆军彻底醉心于德莱塞击针枪，他很快便转换了思考方向，将自己的眼光放到了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物上——炮管。在完成了样品后，他屡次联络普鲁士战争部，希望能将自己的这件新产品推销出去。尽管这次他的新产品有了法国战争部的赞赏，但普鲁士战争部的答复依旧是“谢了，但我们不予采用”。落选的原因依旧是居高不下的成本。不过克虏伯的这件样品还是给了军方极大的启发，他们开始意识到铸钢炮管在未来军事运用当中的可行性。不甘失败的克虏伯又向欧洲其他各国的政府与军方展示自己的这款炮管，但都没能取得成功。期间甚至还发生了一个尴尬的小插曲——他差点争取到一份为重骑兵团生产制造一批骑兵胸甲的合同，但十分悲剧的是这份军方采购合同后来还是被前任供应商凭着自己在骑兵团内的特殊关系给抢走了。1844年年末，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克虏伯向普鲁士战争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方案——薄壁铸钢制3磅炮的炮管。这一次他的努力算是得到了些回报，军方在收到他的提案后便很快给了他肯定性的答复。在得到了战争部的首肯后，克虏伯便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铸造出了一件样品，并最终于1847年9月将其送到了军方的手上——它被送到了施潘道兵工厂，接着又被兵工厂无视与雪藏了整整2年之久，兵工厂的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为这件贵重的样品披上一层防尘罩！大失所望的克虏伯只能亲自登门拜访APK，坚持不懈地催促委员会对自己的炮管进行测试，迟钝的APK最终在1849年6月2日测试了这件样品。这次实弹射击的测试结果非常惊人，样品炮管展现出了非比寻常的耐用性——军方用了各种办法试图让这件炮管炸膛，（开炮前）装的火药一次比一次多，但都没能如愿让这门炮管炸裂。只有一次严重超量的强装药（实际战斗与日常训练等正常场合下根本不可能装如此多的火药）才成功地将炮管炸成了碎片！虽然测试取得了成功，但这时响起掌声还太早了，这项工艺尚未成熟，仍需要做大量的改进。

◎克虏伯的“三个火车轮”商标

APK并没有急着做出采纳这项技术的决定，这个委员会历来以办事迟缓及小心谨慎著称。克虏伯对此倒并不是特别介意，现在他还乐于见到APK反复思量（因为他也需要时间来改进这几件样品）。与此同时，他在几年前对生产车轮、车轴及火车车厢用工业弹簧的投入终于得到了回报。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无缝钢轮此时已是畅销全欧，他在欧洲各国都注册了自己的产品与商标专利。最终，整个克虏伯公司获得了极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一切都归功于阿尔弗雷德——这位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与才能的天才商人。即便有了如此多的赢利性产品，克虏伯依旧没有遗忘铸钢加农炮炮管。在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上，他公开展示了自己公司研制开发的铸块（ingot）、骑兵胸甲、火车车轮以及一门装在闪亮炮车上的全新大炮。这一次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公司赢得了一枚金牌。然而，尽管自己的大炮已经获得了世人瞩目，军方的采购订单还是没有到来。与此同时，APK则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一系列同当时欧洲主流军队（的炮兵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技术问题之上。当时的欧洲已经出现了工业化刻制膛线的技术，使得步枪射程与精准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提升，这让炮兵专家们陷入了一大困惑——既然如今的炮兵再也无法让自己安全地置身于步兵火力之外，那么火炮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射程呢？通过给炮管刻膛线？最初的几次（线膛炮）试验使用的炮管是青铜材质的，火炮的射程确实获得了提升，但这种前装线膛炮（Rifled Muzzle-Loading Guns，简称RML Gun）存在一大致命缺点——装填速度过于缓慢，根本就不能形成速射火力，在战场上自然也难以阻挡比它快得多的敌方步兵冲锋。在前装火器的发展彻底走入死胡同的这一历史大前提下，后装火炮最终走上了台前。与此同时，欧洲的炮弹技术也出现了巨大突破，随着炮弹的形状从球形转变为圆锥形，榴霰弹成功地“东山再起”，获得了各国军方高层的重视。整个19世纪50年代对于炮兵来说，算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技术大跃进的黄金时代。

克虏伯自然不会置身于这场科技革命之外，多年以来他都一直在这个领域不断探索，试图接触普军的决策制定者。在伦敦世界博览会结束后不久，他便在波茨坦的行宫中向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展示了自己公司铸造的一门火炮。俄国沙皇尼古拉在1852年访问波茨坦行宫时看上了这门火炮。这门炮给尼古拉留下的印象要比德莱塞击针枪深刻得多，但（最终的“印象分”）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撬动任何军队订单——即使克虏伯将一门铸钢炮送给俄国陆军当礼物，依然没能换来任何回报。等到俄国人发现这门试验炮在试射了数千发后都不曾出现任何炸膛等事故，他们这才对其性能深表震惊，并将其放进了博物馆内。而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俄国人便开始定期向克虏伯订购火炮。与此同时，立志于扩大自己事业的克虏伯还游走于德意志邦联的其他各大成员国之间，诸如不伦瑞克公国、汉诺威王国以及符腾堡王国，向他们的军方人士一一推销自己的火炮。虽然他的这些努力激起了各大邦国高层的兴趣，却并没有争取到多少采购订单。遭遇了挫折的他与某位大人物取得了联系，这位人物将会让克虏伯大炮扬威欧陆，为克虏伯与他的公司带来无尽的声誉，实现他多年以来始终坚持的理想与抱负。

◎腓特烈·威廉四世	◎威廉亲王，后来的威廉一世

他的这位贵人便是普鲁士王国的威廉亲王，一名完美的军人——严于自律，英勇无畏，坚持自己的事业与理念。由于他的长兄腓特烈·威廉四世出现健康问题，难以料理国事，他便渐渐接管了普国的军政大权，成了摄政王，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尤为重大。虽说这位未来的国王并不是一个技术专家，但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在看待技术革新方面有着远胜常人的敏锐洞察力。在见识过那门“波茨坦大炮”的优越性能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铸造它的工厂。1853年夏，新婚不久的克虏伯欣喜若狂地接待了普鲁士的摄政王殿下，并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工厂。这次考察取得了巨大成功，威廉对克虏伯公司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与兴趣。1854年，APK迎来了新一任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恩科（August Enke）中将，他是一位坚定的线膛炮支持者，同摄政王一样欣赏克虏伯炮。他在上任伊始便已经做好了革除旧弊、重振体制的充分准备。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委员长有一个分量不小的反对者——炮兵总监哈恩（Hahn）将军，他是一名滑膛炮与圆锥形炮弹的支持者。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两人就普军炮兵的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不断争执。两人的敌对与冲突对普军炮兵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炮兵部队在1864年与1866年的两场战争中表现不佳。

至于克虏伯则在APK中做了十余年委员后才正式引退，专心于自己的家族事业。在担任委员期间，他都自信与尽职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每一项任务。不仅因为他有一位带王室背景的支持者，还因为他再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工业弹簧、钢制火车车轮以及车轴等民用产品持续畅销，为他带来了滚滚财源。与此同时，铸钢线膛炮的理念也在整个军队高层中得到认可。1856年，APK主席恩科向克虏伯订购了2门6磅炮的炮管用于次年1月的测试。军方高层起初还认为装备有这种火炮的军队定能主宰战场，但试射的技术数据表明，这种火炮技术还远未成熟。与此同时，铸钢线膛炮的反对者哈恩将军的异议使得整个问题更加复杂。开发出可靠的后装火炮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青铜炮闩磨损得太快，而即使是铸钢炮闩也存在漏气（导致能量散逸）问题，需要专家级的工人花费极长时间来打磨与设计（使得成本直线飙升）。1859年，APK的专家们在几经讨论之后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气密阀，而在这一年里，普军的野战炮部队也开始了大规模整编。自此开始，普军的每个炮兵旅下辖3个步炮营，其中1个为7磅榴弹炮营，另外2个为12磅炮营。非得在这个时候对炮兵进行整编，实在有些莫名其妙，毕竟何时换装及如何换装新式炮弹与线膛炮还悬而未决。克虏伯尤其烦躁不安，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期待的普鲁士军方订单还是没有要来的意思，而此时距离他向军方首次展示自己的样品（1849年6月2日）已过去将近十年之久！自1858年开始，担任摄政王的威廉便对克虏伯越来越重要。作为APK主席的恩科中将邀请他观摩了克虏伯的6磅后装铸钢线膛炮的试射。这次试验再一次令威廉大为满意，恩科与他的委员们趁机向摄政王提议采购100门这样的火炮。他们的这一建议还获得了康斯坦丁·冯·福格茨-雷提兹将军的鼎力支持。在一片赞赏声中，摄政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订购整整300门！所有的炮兵部队都将换装这些克虏伯炮！

◎克虏伯6磅炮（C/61）	◎克虏伯4磅炮（C/67）

政坛与战场

得知了消息的克虏伯欣喜若狂，亲自动身赶赴柏林接单。现在，他终于能与普鲁士最有权势的那些人来往了。威廉新任命的首相——俾斯麦，专程前往埃森拜访克虏伯。两人初次见面便相处得极为融洽，堪称一见如故，在马术方面尤其谈得来。去柏林接单后，克虏伯便开始定期同博宁将军及罗恩等高层人士联系。他毫无疑问是想实现自己的野心——他的公司此时已是普鲁士政府的主要供应商，他想维持住自己的市场地位并确保垄断——不仅仅是火炮要实现垄断，铁路产品（可能）更要垄断市场。APK最期望的便是找到一个居于垄断地位的供应商，而当时的商务部长奥古斯特·冯·海特的想法也与APK一致。重新设计的气密阀与后装炮在新一轮火炮试射当中表现极为优异，这进一步坚定了克虏伯寻求垄断地位的念头。当然了，克虏伯炮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对手，当时的它受到了法国火炮，尤其是轻型4磅炮的挑战——这种由施耐德公司（Schneider）生产的火炮在最近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给所有观摩过这场战争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遭到了天降强敌的突然挑战，克虏伯自然是异常愤怒，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竞争优势——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顶级企业家，产品热销整个世界（最大的顾客很有可能是沙俄），有着他人所不可比拟的企业声誉；而比这更加重要的是，多年来他都一直在做普鲁士王室的工作，成功争取到了这个国家的首脑的支持。最终，他的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摄政王威廉力排众议，不顾商务部长海特的强烈反对（这位部长反对克虏伯进一步染指普鲁士的铁路系统），正式同克虏伯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该合同规定普鲁士国家铁路系统当中一切与克虏伯公司相关的专利权将再延长7年。对于野心勃勃的克虏伯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不久后他又向普鲁士战争部提出了申请，要求为自己的后装炮闩订立一份为期15年的采购合同。他满心以为威廉会支持他，但亲王（他还要再过几个月才能正式登基成为国王）也被这一贪得无厌的提案彻底震惊了。罗恩也觉得克虏伯的这一想法不像话——尤其是克虏伯的设计尚未成熟，尚未到可接受的程度。他们一致否决了克虏伯的唐突提议，正式告知他绝不可能垄断火炮的销售制造，只能同其他制造厂商展开公平合理的商业竞争。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担心的倒不是垄断协议的提案被拒绝这件事，此时他思考的问题要比APK以及普军炮兵基础得多——在技术出现重大突破的当下，该怎么更有效地运用新技术为火炮服务？炮兵在未来战场上又该扮演怎样一种角色？争论点和以前一样——机动性VS火力，线膛炮VS滑膛炮。而前装炮VS后装炮的问题让这一系列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与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顽疾，威廉在APK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炮兵的组织结构和装备。这个委员会在几经探讨之后断定“一连八炮制”（1个炮兵连8门火炮）严重影响了炮兵部队的机动力，在战场上不便于展开，因而提议将火炮数目削减到6门——毫无疑问，这份提案意味着炮兵部队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整编。为了进一步提升炮兵的机动性，委员会选定了1859年法奥战争中的明星——4磅轻型线膛炮。此外，这个委员会还提议每个团应该下辖4个炮兵连，每个连都要装备这种4磅轻炮。而在每一次的技术反馈当中，委员会所提出的技术指导意见（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一个已经非常复杂的问题更复杂。事实表明同意采用4磅炮是他们做出的唯一靠谱的决断。而克虏伯公司还是被要求提供数件样品用于新一轮测试。每一门试验炮都搭载在炮车上（十分轻便，可以用人力牵引与装卸），且都采取了克虏伯所发明的后装设计。不过这种4磅轻炮的炮闩在测试中的表现并不理想。1862年年末APK正式公布了自己测试的结果，对这种火炮的表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称它的仅有的优点是炮弹重量轻，炮车机动灵活。线膛炮的反对者哈恩将军对这次测试的失败更是喜出望外，他是更注重火力的那一派。不管怎样，险峻的国际局势打断了这些争执——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危机爆发并很快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1864年2月1日，普鲁士远征军在弗兰格尔（Wrangel）元帅以及腓特烈·卡尔亲王的带领下，正式跨过了边境线，攻入石勒苏益格境内。整个普军的总兵力接近4万人，分为2个军，分别来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以及勃兰登堡，此外还有一支混成近卫师也参加了此次战争。普军各型火炮共计110门，其中仅有38门是线膛炮。起初，普军并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仅有泥泞的道路给普军的推进造成了一点麻烦。很快他们便在密松德附近遇到了阻碍——当时普军试图渡过施莱河（Schlei），却遭到了留守丹军的猛烈反击。此时终于轮到万众瞩目的炮兵出场了——普军炮兵随即在2月2日展开了首次炮击，64门火炮对密松德一顿狂轰滥炸，却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效果，丹麦守军冒着漫天炮火，操作着手头的28门火炮持续开炮还击，甚至还坚持奋战了一整晚！第二天清晨，眼见炮击没有半点成果的腓特烈·卡尔亲王不得不采取别的措施来夺取这座村庄，但这一次步兵强攻依旧没能逐退丹军。进攻受挫的他最终在2月4日正式下令往东面一段距离再渡河。不过丹军的好日子并不持久，因为普军的盟友奥军在中部战区的进展非常顺利，甚至还迫使丹军撤离了丹内韦尔克（Danevirke）要塞。到了2月8日，普军兵临杜伯尔城下，不过腓特烈·卡尔亲王并没有立刻命令步兵在野战炮的火力支援下对这座要塞化城市发起一场强攻，而是选择了围城。到了2月21日，亲王断定自己现有的12门24磅线膛炮的火力并不充足，向柏林当局请求再送8或12门攻城炮过来。到了2月底，时刻关注着战争态势的柏林立刻向前线普军输送了24门攻城炮。3月27日，这些火炮全部运抵前线，普军工兵也在3月29日这一天正式完成了攻城用的第一道平行壕（The First Siege Parallel）。4月1日，普军完成了全部13个炮兵连的阵地部署（最初的5个炮兵连早在3月中旬便已完成部署），此时的杜柏尔要塞所要面对的，将会是整整58门攻城重炮的凶猛火力。由于射程问题，普军的滑膛炮在先前的几次试探性炮击中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因此普军炮兵在4月7日开始挖掘半壕（Half-Parallel，与平行壕相垂直的短壕道），前移800英尺再部署两个炮连，但这次从半壕发起的炮击同样没能取得多少实际效果。相比之下，线膛炮在这次攻城战中的表现要比这些滑膛炮优良得多，尽管比滑膛炮布置得更远。这种克虏伯线膛炮的威力极为恐怖，一开炮便当场吓坏了大批攻城者与守城者，胸墙（Breastwall）、凸堡乃至建筑物全都在一瞬间被摧毁殆尽。与此同时，普军炮兵部队的指挥系统也出现了重大人事变化，新近抵达前线的古斯塔夫·辛德森（Gustav Hindersin）将军接过了指挥权，而更换指挥官是因为高层觉得这场攻势太过缓慢。这位言语粗俗、严守纪律的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杜柏尔要塞展开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彻底动摇与摧毁了丹军的士气与防御设施，成功地为10天后（4月18日凌晨）普军步兵的大规模强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此之前，4月9日，普军已在第二道平行壕附近部署了4个炮兵连（番号为第18—第21连）。4月12日，他们还在国王的要求下又在第三道平行壕附近部署了8个炮兵连。到了4月18日对要塞全面强攻的这一天，普军炮兵的总兵力已达28个连，各型火炮总计112门（其中线膛炮74门，滑膛炮则为14门，其余皆为榴弹炮与臼炮）。整个炮兵部队在攻城战的最后一天总共发射了超过4700枚炮弹，有力地打击了丹麦守军的士气与防御力。战斗很快便以普军的全面胜利告终，此役彻底奠定了普奥联军的胜局，炮兵在其中可谓是居功至伟。杜伯尔战役结束后，无力再战的丹麦王国不得不请英国出面调停，在伦敦召开协商会议，但这次谈判很快便宣告破裂，双方随即再开战端。普军在接下来的战役中成功入侵并占据了奥尔森岛，迫使再度战败的丹麦于7月12日这一天签署了第二份停火协议，正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普军攻占奥尔森岛

线膛炮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的优异表现给了其支持者们极强的信心与铁一般的事实论据。但非常悲剧的是，只要那位顽固的哈恩将军始终把持着大权，他们就根本不能为炮兵部队全面换装线膛炮。直到古斯塔夫·辛德森正式接替他成为新一任炮兵总监后，情况才出现了重大转机——早在战争结束前，他便向战争部不断施压，索要更多的线膛炮。国会公开表示拒绝通过更高的军费预算，不过在普鲁士这种军国主义国家里，他们的这种反对也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辛德森与他的部下们最为中意的火炮乃是克虏伯公司生产的4磅后装铸钢线膛炮。虽然这种炮仍旧或多或少地存在漏气问题，却是彼时战场上炮兵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那位在后来的柯尼希格雷茨决战中大放异彩的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是辛德森将军的主要盟友，当时的他已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优秀炮兵指挥官，同时还是国王的宠臣与副官，在宫廷当中有着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受邀观摩过多次火炮试射后，国王终于下定决心为军队全面换装克虏伯炮。可就在柏林城内的谈判进展一切顺利的时候，野心勃勃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竟又一次主动提出了一个令政府极为不悦的提案——他告诉罗恩，自己愿为政府提供整整200万塔勒的信用贷款用于购买400门克虏伯炮。作为军改灵魂人物的罗恩当然不会主动上钩，他否决了克虏伯的提案，并坚持声称克虏伯生产的火炮虽然钢材品质出色，但价格过于高昂。阿尔佛雷德在几经利弊权衡后最终选择了向军方妥协，将贷款额度砍掉了一半。到了1864年年末，他仅从军方处获得了一份300件铸钢线膛炮炮管的订单，每一件炮管的采购价格都被军方压得相当低，让他几乎都回不了本。信念坚定的克虏伯还是忍气吞声地接下了这笔无利可图的单子，立即开始了炮管的生产制造，不过这一次的制造流程费时颇长，直到一年后军方才收到了第一件炮管。

结语

滑膛炮的坚定支持者、曾经的炮兵总监哈恩将军一直到1864年才退役，并于翌年去世，这位老顽固将军甚至还把对线膛武器的仇恨及抵触情绪带进了自己的坟墓！辛德森将军还是在推进炮兵换装工作。他个人倾向于让所有库存的滑膛炮全都退役，然而克虏伯的炮管交付较晚，再加上（没有足够多的）合适的炮车来搭载，这一切都导致了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时普军炮兵部队并未裁汰掉全部的滑膛炮。比较令人欣慰的是，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865年1月，炮兵部队便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整编以适应新技术装备。每个团有1个骑乘炮连换装了新式火炮。到了当年6月，每个野战炮兵团从原先的“三榴弹炮连制”改为了“四连制”，每个连都装备有6门4磅轻炮。不过给炮兵们进行实弹训练的时间所剩无几，更别提制定新的战术条例了。辛德森确实提醒过炮兵军官们放弃原先的阅兵队列练习，将训练重心更多地放在实战演习上。不过过去15年来整个普鲁士王国都在关注火炮技术的发展，忽略了对炮兵战理论的研究，所以炮兵部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能摸索出一套具体的新炮兵战术。

1866年战争正式爆发后，滑膛炮、线膛炮并存的普军炮兵就这么上了战场，每个军下辖的4个12磅炮连中，只有2个连换装了4磅线膛炮。普军炮兵在柯尼希格雷茨决战中的糟糕表现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未能全面换装线膛炮，此外还有对操作新式火炮的训练严重不足等原因在内。不过十分幸运的是，普鲁士陆军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陆军充分吸取了普奥战争中的教训。在接下来的4年（1866—1870年）里，军队对炮兵部队的训练及基本战术条例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整，经历了此次变革后的普军炮兵将会在接下来的普法战争当中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异战绩。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对于1866年普军在波希米亚地区大获全胜的消息深感欣慰与满意，不过他还是得知了一个关于自己公司生产的火炮的不愉快消息——有8门火炮在实战中发生了炸膛事故，造成了若干名炮组成员意外身亡。这几起事故给克虏伯公司的声誉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为此阿尔弗雷德亲笔向罗恩写了一份道歉信以求原谅。不过由于后装火炮的优越性在普丹及普奥两场战争中为世人所瞩目，所以整个克虏伯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已成了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到了普法战争期间，不光普鲁士王国大量订购了克虏伯炮，就连南德意志邦国也纷纷换装了这种新式武器。此后他的火炮以及钢铁产品更是获得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及军队的青睐。缔造了这一切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最终于1887年溘然长逝，享年75岁。克虏伯公司渐渐成长为宏大的商业帝国及军火巨兽，整个克虏伯公司的发家史也成了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段辉煌传奇。这家军火巨头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同普鲁士（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公司生产的各种火炮在弗兰德斯及其他各处战场上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生产的各型坦克横扫欧洲，从利比亚的沙漠一路肆虐到俄罗斯的草原，挑起了一场更大的浩劫。除了陆军之外，克虏伯还积极从事各类海军业务，该公司参与设计制造的U艇也将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沉无数商船，让无数生命永眠水底。“克虏伯”这一名字就这样同（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德皇威廉一世及元首希特勒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公司的继承者们也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议及处罚。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是幸运的，因为他早在这一切发生前便已去世，不用亲眼见证自己的毕生心血竟落得这般下场——他在离世后留下的是一段供世人敬仰的传奇，而不是他的后人的万千骂名。1864年，柏林的一家报纸满怀敬意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Der Kanonenk?nig”——“火炮大王”，这是世人给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的最好注脚。

军刀与长矛：骑兵的武器与战术

对于19世纪中叶的所有军队指挥官来说，他们在战场上最想看到的浪漫场景莫过于一场决定胜败的骑兵大冲锋。战争双方将自己的骑兵分成若干个中队，数以千计的骑士们就这样整齐划一地朝着对面的敌人发起一场猛烈而又壮丽的大冲锋，双方的骑兵们在彼此距离仅剩下3米后便扣动手枪或是卡宾枪扳机，短暂火光之后便是一阵风驰电掣的刀剑相击，双方的骑兵就这样在数秒内决出胜负。

在普奥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王国特地委托大画家瓦卡拉夫·索科尔（Václav Sochor）绘制了一幅反映施特雷瑟提茨平原上的骑兵对决场景的油画，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作世界上最为宏大的骑兵对决。对于普军统帅腓特烈·卡尔亲王来说，这是一场极为浪漫且荣耀的战斗，象征着自己横扫了战场上的敌人。但对于奥军总指挥贝内德克来说，这场战斗只不过是在为当时已经彻底陷入混乱的北部方面军争取（重整队伍的）时间以扭转败局而已，这场战役对他来说还远远称不上决定性的惨败。事实上，这两位指挥官在战斗中都没能实现自己预期的战略目的。就如同炮兵一样，普鲁士的骑兵部队对于柯尼希格雷茨决战的胜利也没能做出多少贡献，只不过（表现不佳的）理由同炮兵非常不同而已。

在19世纪军队的三大兵种（步骑炮）当中，唯独骑兵最不受人重视，这一现象在欧洲，尤其是普鲁士王国当中最为突出。相比之下，步兵和炮兵的武器装备在同时代出现了巨大的技术突破，而骑兵依旧还使用着非常古老且原始的武器作战——军刀与长矛。在此之前的18世纪，骑兵往往还能作为最强悍的冲击兵力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当时的他们能在步兵（排枪齐射后）装填子弹时发起决定性的大冲锋，成功地冲垮处于不利状态中的步兵队列。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整个近代骑兵的战术理念经由伟人拿破仑一世之手发展到了巅峰。不过骑兵的地位也在此时遭遇了重大挑战——只要纪律严明的步兵能够排成一个个严密的方阵，便可以轻易阻遏任何一种骑乘部队的大规模冲锋（最为著名的便是滑铁卢战役中英军为抵御内伊的骑兵冲锋，排成了若干个营方阵）。事实上，在整个滑铁卢战役中，英法两军的两次大规模骑兵冲锋——英军的混成骑兵旅（British Union Brigade）及法军将领克勒曼（Kellerman）的骑兵大冲锋，在战场上都没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等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骑兵战术没有变化，骑兵冲锋的伤亡越发惨重：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一战中，英军宣称自己的重骑兵旅依靠大规模冲锋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他们仅仅是驱逐了败退中的俄军骑兵而已，整场战役的高潮部分是由步兵完成的——英军的一支高地人部队在此役中仅凭着“两道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与手上的米涅步枪，便成功地挫败了俄军。而在“轻骑兵旅的冲锋”（The Charge of Light Brigade）中，600名英勇无畏的英军轻骑兵由于情报错误，竟主动冲向俄军的预设炮兵阵地，直面敌人的猛烈火力，其结果同样也是灾难性的。虽然双方的骑兵冲锋在这场战争中都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但当时的欧洲各国军队显然都没有吸取教训。在1859年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法军骑兵在实战中的表现远胜奥军骑兵，但决定战役胜负的依旧是步兵，因为在索尔弗利诺之战中，正是法军的步兵方阵成功地阻挡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枪骑兵与骠骑兵的大冲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奥军骑兵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略显不佳，但在侦察以及哨戒方面他们发挥出了远胜法意同行的重要作用。

◎由知名画家瓦卡拉夫·索科尔所绘制的油画，描绘的是普奥双方在施特雷瑟提茨平原所展开的骑兵大对决的场景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有这么一场战争，重新定义了骑兵在坦克出现之前的作用与地位，这便是美国内战。这场战争的波及范围极为辽阔，在战场大小上远胜同时代欧陆所发生的战争。而在战争伊始，铁路与电报通信技术便在南北两军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由于新的机动手段的出现，双方很快便发展出了全新的骑兵战术——将这一兵种作为长距离侦察及突袭部队使用。在这一战术思路中，骑兵将不再部署在主力部队后方作为预备兵力使用，而是部署在主力部队的前方，成为第一批同敌人交战的部队。在战斗中，骑兵仅会在极少数极端情况下发起大规模冲锋，通常是打散成分遣队，冲散或者隔断敌方步兵方阵。骑兵专长变成了长距离奔袭，破坏敌人的铁路线，切断敌人的通信线等等。他们甚至还能出现在敌军的大后方，骚扰敌军的后勤供应并造成敌方民众的恐慌情绪。在整个内战期间，南军涌现出了诸如杰布·斯图亚特（Jeb Stuart）、纳坦·贝德福特·佛列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威廉·关特瑞尔（William Quantrill）等伟大的骑兵指挥官，至于北军的得力骑兵统帅则为埃隆·法恩斯沃斯（Elon Farnsworth）、本杰明·格列森（Benjamin Grierson）、阿姆斯特朗·卡斯特（Armstrong Custer，大名鼎鼎的“晨星之子”）以及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Henry Sheridan）。整个美国内战中双方最大规模的骑兵冲突为白兰地车站之役（Battle of Brandy Station），但这并不是一场决定的战役，真正值得一提的其实是在葛底斯堡会战的第三天（1863年7月3日）发生的骑兵遭遇战。当时斯图亚特将军奉命攻击北军的右翼，最终导致北军将领法恩斯沃斯战死（战斗的发生地今天被命名为“骑兵东战场”，位于约克城及汉诺威公路之间）。至于总兵力方面，北军在战争爆发前仅有5个骑兵团——2个龙骑兵团、2个常规骑兵团以及1个在战争爆发后便被立即编入骑兵序列的骑马线膛枪兵团（Mounted Riflemen）。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北军陆军的兵种分类同当时的欧洲国家并不相同，并没有欧洲军队的标配——骠骑兵或胸甲骑兵，龙骑兵只短暂存在，唯一一个枪骑兵部队也没存续多长时间（这支地方武装的名称为“Rush′s Lancer”，内战爆发后便被改编为了宾夕法尼亚州第6骑兵团）。南军也没时间对骑兵做什么细致区分。

◎由罗伯特·基布绘制的世界名画《细细的红线》，图中描绘的便是英军当中的苏格兰部队仅凭着两排薄薄的步兵队列便成功地遏制住了俄军骑兵大冲锋的场景。画家采用了极为惊人的构图及笔触完成了这幅震撼人心的油画，画面两端的鲜明对比极为有力地展示了传统的骑兵冲锋战术在越发强大的步兵火力面前究竟有多么脆弱

◎油画《轻骑兵旅的冲锋》。当时的英军总指挥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起初命令轻骑兵夺取战线附近正在撤退的俄军大炮，但通信人员却误解并错误传达了他的命令，最终导致大批仅装备马刀与各类手枪、卡宾枪的轻骑兵主动冲向了准备充分的俄军炮兵。在战斗中，这些英勇的骑兵成功地冲入炮兵阵地，却因为敌人的猛烈步炮火力而伤亡惨重，被迫撤退。英军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但骑兵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任何成果

而在美国的南面，拉丁美洲也同样发生了两场大规模战争：三国同盟战争（Triple Alliance War）及南美太平洋战争（War of the Pacific）。在这两场战争中，各方军队也都发展出了一套颇为有效的非正规骑兵战术，其作战原理及行动方式与美国内战中的骑兵大体相同。

让我们把话题重新转回欧洲大陆上的普鲁士王国。等到了普奥战争爆发的时候，由于备战及训练时间短促，所以普军并不能充分地吸取与学习美国内战中的骑兵战教训及经验——虽说老毛奇曾派遣了多名驻外武官前去观战，并从收到的战报中悟出不少心得。不过老毛奇还是凭借着高超的调度能力，大规模运用电报及铁路运输技术弥补了这一不足，而这两大技术也成了普军在1866年6月的一系列战事中取胜的关键。相比之下，骑兵就没有这般突出的作用了。至于具体指挥方面，普军的骑兵就如同炮兵一样，在战时都是交由各个军的指挥官们临场运用的。在此之前的1864年第二次普丹战争期间，骑兵都没能发挥出特别的作用——他们曾试图渡过施莱河，追击撤退中的丹军，但恶劣的（冬季）天气拦住了他们。当时河面已经彻底结冰，战马与骑手只要一踏上去便会滑倒，普军骑兵只得放弃了此次追击任务。自此开始，普鲁士的骑兵战术及运用理念便陷入了停滞状态，指挥官们也很难发挥出他们的机动灵活优势。相比之下，普鲁士的敌人奥地利却能更加灵活地运用轻骑兵执行各种侦察任务。

◎1864年的普鲁士骠骑兵

自1866年战事爆发伊始，各军指挥官就都将自己麾下的骑兵部队留作预备兵力，在摧垮敌人并在主战场外追剿残敌（以扩大战果）时才将其作为决定性的力量使用。至于那些配属给步兵师的骑兵团则会被部署在主力步兵部队的前方，专门负责战场侦察及勘探敌情。这两种骑兵部队的表现都不怎么理想。在实战中，普军指挥官往往会迫不及待地将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步兵投入战斗，而让骑兵和炮兵部队留守后方，落在大部队的后面。而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往往是奥军骑兵先行发现这些普鲁士同行。一旦己方步兵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普军骑兵也并不能有效地策应。有一起严重事故足以证明普军骑兵存在巨大的问题——腓特烈·卡尔亲王在攻入波希米亚境内后，便立刻朝着赖兴堡进发，起初他还预计自己会在当地遭遇激烈抵抗，但这位严重缺乏骑兵侦察手段及情报的集团军统帅不知道此时的赖兴堡早已是人去城空！而在后来的伊萨尔河畔的战场上，普军又一次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当时的亲王以为自己能在永本茨劳市（Jung-Bunzlau）附近遭遇近14万敌军主力，但实际上他的敌人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不到！不过幸运的普军并没有因为骑兵侦察的缺乏而遭遇任何灾难性的失败。随着战线的不断推进，普奥两军骑兵也发生了若干场小规模遭遇战，虽然普军骑兵也确实在一些这样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些小胜完全无关乎大局，因为所有决定性战役的胜负都是由步兵战分出的。

著名历史学家戈登·克莱格（Gordon Craig）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十分精彩地描绘了普鲁士的枪骑兵们在1866年7月3日早晨在比斯特日采河畔的英勇表现。虽然这位著者将普军骑兵的此次行动看得颇重，并将其视作整场战役的开端，但实际上这些骑兵部队在凌晨时分露过这么一手后便莫名其妙地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整场战役的后半段才再度出现在战场上。正当位于中央战场上的第1集团军在竭力维持着战线的时候，战场局势给了易北河方面军以及博宁将军一个攻击（此时正试图压垮亲王的第1集团军的）奥地利-萨克森联军的左翼的机会。国王的总指挥部在分析了战况后，便立即派遣一位名叫多尔令（Doering）的上校携带着“让坎施泰因师（Canstein Division）与戈尔茨骑兵旅（Goltz′s Cavalry Brigade）立刻进攻敌军侧翼”的命令，飞马赶至博宁将军处。不过这位将军并不愿意在没有更多骑兵部队支援的前提下发起进攻。为了督促他尽快行动，第1集团军不得不将自己的阿尔文斯莱本骑兵师转交易北河集团军指挥。不过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那位“打了普鲁士全军一记耳光”的博宁将军即使获得了支援，也没能充分发挥这些骑兵部队的作用。而在另外几处战线，骑兵部队也出现了各种极为严重的指挥失误，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第2集团军的骑兵师“失踪事件”——他们竟在战场上神秘消失了数个小时，直到当天下午4点才再度出现！

让我们将话题转向发生在施特雷瑟提茨平原上的大规模骑兵冲突。这场战斗中，双方的参战兵力分别为：奥军近40个骑兵中队，普军31个骑兵中队。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冲突并不是单场战斗，而是被前后分成了几场，其中有两场主要战斗。而奥军骑兵的表现始终要比普军骑兵稍好些，他们的奋战至少给两个普军骑兵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这些奥军骑兵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实现贝内德克的战略目标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承受的（来自北面的）普军步兵及炮兵火力越发猛烈，战斗最终以奥军骑兵的惜败而告终。这些落败的高傲骑士彻底溃不成军，朝着易北河方向逃窜。然而成了胜利者的普军骑兵也因为损失过于惨重而无力追击，根本就不能做到扩大战果。

为何普军指挥官们对于自己的骑兵部队的定位如此模糊（缺乏运用骑兵战术的意识，使其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出全部的效用）？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步兵的击针枪火力优势过于明显（使他们忽略了骑兵的效用）。总而言之，普鲁士的步兵在七周战争中发挥出了远胜骑兵的战略功用，直接决定了整场战争的胜负，而骑兵表现平平，斩获不多，更不是奥军骑兵的对手。直到后来的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普军骑兵才充分地吸取了美国内战中的经验教训，发挥出了远胜前一场战争的重要作用。虽然在普法战争中仍然出现了若干场经典骑兵冲锋，像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之战，骑兵作为奔袭及侦察单位使用的倾向更加明显。事实上，正是普法战争造就了普鲁士枪骑兵（Uhlan）的赫赫威名：一旦他们突然出现在战场或是敌人的后方，并齐声高喊“Uhlan！”的时候，敌方部队便会出现极大的恐慌，其表现堪比“小儿夜哭，张辽止啼”一般传奇。俾斯麦时代的普军骑兵战术，乃至整个近代的骑兵战术，就这样再度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直到1914年年末，各方陷入堑壕战状态后，骑兵才在真正意义上彻底衰落。

◎马斯拉图尔之战

由于当时的欧洲各国军队高层对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及角色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炮兵及步兵武器出现飞跃性进步的时期，骑兵的装备竟没有出现任何本质性的改变，仍在用那些早已使用了几百年的古老兵器作战！时至1866年，普军骑兵的基本武器依旧无外乎刀剑、长矛、手枪以及卡宾枪这几样。他们使用的击针卡宾枪同步兵使用的击针枪大体相同，只是枪管稍短些（以便于上马或下马时使用）。这种卡宾枪的原型枪首度出现于1853年，在数年后的1857年2月配发给了近卫龙骑兵团的所有中队。这种骑兵用枪的制式型号被军方高层正式定为M/57式，并于同年4月开始配发给所有的龙骑兵团及骠骑兵团。在整个1866年普奥战争中，普军中只有胸甲骑兵及枪骑兵没有携带卡宾枪作战，但到1870年，它成为所有骑兵的标配。从战术层面上来看，这一时期配发卡宾枪对骑兵而言，变化不大，（同拿破仑时期相比）骑兵们仍然是在遭遇敌军后立刻下马（排成散兵线）再使用这种枪械作战，尤其是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或者驱散敌军的前哨时。

◎普鲁士1850式击发手枪	◎供胸甲骑兵以外的其他几种骑乘部队使用的1852式军刀及其刀鞘复制品

并不携带卡宾枪的枪骑兵与胸甲骑兵使用的是M/50式击发手枪（1850 Model Percussion Pistol，又称M/50）。这种手枪在施特雷瑟提茨之战中被证实是一种效用非常好的武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军官在私底下购买了转轮手枪作为自己的随身武器，这种更新式武器的效果比击发手枪更强。

所有骑乘部队的官兵都要随身携带刀剑。自1857年1月开始，龙骑兵、骠骑兵以及枪骑兵统一换装1852式（M/52）军刀。这是一种刀身微曲、利于劈砍的锋利武器，可以在马上对战中发挥出巨大威力。胸甲骑兵部队携带的是一种被称为“阔剑”（Pallasch）的厚重直剑（这种设计利于各类刺击动作），自腓特烈大帝时代起，胸甲骑兵便使用这种剑。

枪骑兵们使用的长矛的制式型号为1852式（1852 Pattern）。它由未经过处理的木材（通常为白蜡木）制成，安装于枪杆上的金属管的前端有一个呈三棱锥并带有凹槽的矛尖，它会被一个凸缘及两个螺丝进一步地固定起来。而在枪杆的底部也包裹有一小段金属外缘（即“Boot”）便于使用者将长矛插在地上作为旗帜使用。枪尖与枪杆交界处起初还有3个半圆形凸起，后来增加到了6个。除此之外，每一个骑兵的长矛上还会捆有黑白色的长三角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枪骑兵部队中的士官们是不携带长矛作战的。

以上便是普鲁士骑兵部队的基本武器。这些武器的基本形式直到（一战）机械化部队出现以前都没有多少显著变化。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为所有骑兵部队都配发了长矛（同时代的英国骑兵也出现了这一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前面几排或某些骑兵中队携带长矛，除了在阅兵场上作为旗帜与部队的标识使用外，长矛在实战中对骑兵没有多大用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步兵及炮兵的各种长射程速射火力乃至机枪逐渐出现在战场上，飞速进化的火器将在未来的战斗中十分轻易地摧毁任何一支骑兵部队（这极大地限制了骑兵的使用）。20世纪初，全新的铁骑兵——坦克出现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

◎德意志帝国时期军官私人订制的阔剑，材质为大马士革钢，蚀刻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