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中原大战（清军第四次入寇）
明末中原大战简介
明末中原大战：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清军分两路再次破边墙入寇明帝国。清军的劫掠和杀戮，让刚刚压制住农民军起义的明帝国再次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明末中原大战将再现那段大明帝国末期的挣扎。
明末中原大战过程分析——
崇祯十年（1637年），对于已经立国200多年的大明王朝来说，形势已经极为危急。在关外，清政权已经与明帝国分庭抗礼了21年，明军一次次地丧师失地；在关内，农民起义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席卷中原的反抗浪潮依旧猛烈。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帝国的掌舵者是一位27岁的青年天子——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已经在皇位上坐了10年的主人，从小在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中长大，性格中带有令人不安的偏激。他的这种偏激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多次发作，而谁也无法保证在未来的岁月里不会再次发作。所幸，明军在中原“安内”的战场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
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被明将左良玉击败，旋即向明廷“就抚”。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罗汝才也宣布“就抚”。在这股投降之风下，唯有李自成等少数农民军还坚持反抗明朝。
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二月出川后，转战甘陕。他先后发起了河州、兆州两场大规模战役，但明军在三边总督洪承畴的指挥下两战皆胜。农民军遂再次入川，而四川明军的防守已变得严密。洪承畴所率“秦兵”又迅速南下，两军再次于广元进行交战，农民军再次失利。此后多次战役均是农民军失利。李自成无奈之下只好再次率部北上陕西，在固县渡河时遭到明军左光先部袭击，李自成军元气大伤，所余部众不过千余。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有人选择了投降，但李自成依旧坚持抵抗。他带领残部转入深山密林，流窜于陕西、湖广、四川交界的山区中。在明廷看来，可以说已经消除了农民军这一内部威胁，似乎中兴的曙光已经降临。但就在这时，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清军攻破边墙，第四次入寇了！
清军攻入京畿
崇祯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为副手，统右翼军；两路征明。九月二十二日，岳托从密云墙子岭破边墙入边。九月二十八日多尔衮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长驱直入，直抵京畿。京师为天下腹心之地，明廷急忙征调原先围剿农民军的秦兵主力回京“勤王”。
说到此次清军入寇，还得从当年的四月说起。崇祯十一年四月，一个叫周元忠的算命先生走进了关外清廷的心腹重地盛京（沈阳）。此次他是作为镇守山海关的 太监高起潜的使者，前来试探清廷方面对于议和的态度的。周元忠此次虽未见到清廷方面的最高统治者皇太极，但也拿回了清廷方面的致书。皇太极此时正在远征喀尔喀部。崇祯七年（1634年），蒙古诸部中最大的察哈尔部大汗林丹汗，在后金与明军的双重攻击下死在了甘肃打草滩。林丹汗的人马大多为其妻子继承。皇太极审时度势，命多尔衮率精骑1万，对林丹汗的遗孀进行招抚，最后林丹汗的8个福晋中，有6个被清廷招抚，还有2个不知所踪。
其实作为最靠近林丹汗、与察哈尔部合作也最多的明廷，按理应该比清廷更易招抚察哈尔部才是。但是明廷的表现令人失望。1632年皇太极在归化赶跑林丹汗后，林丹汗西渡黄河途中遭遇了2个月的雨天，人畜损失惨重，马匹折损了三分之二。林丹汗希望获得明廷的救济，并想在陕西三边地区与明朝进行贸易。当时三边地区正是农民起义的重灾区，谁也无法保证与林丹汗进行贸易时，作为战略物资的军马会不会流失到农民军中。那时，高迎祥的农民军达到了一人双马的配置，即便是步兵也配备马匹，机动能力极强。加之崇祯皇帝认为招抚林丹汗需要一笔不菲的支出，最终拒绝了林丹汗。林丹汗得知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迅速大举进攻三边，明军宁夏总兵贺虎臣战死。如此一来，明军只有实施反击。总督洪承畴、延绥巡抚陈奇瑜迅速赶赴边关指挥作战。在武臣方面，明廷起用赋闲在乡的马世龙到前线指挥战事。察哈尔部已经是穷途末路，遇到明军的坚决反击，自然是屡屡受挫。林丹汗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向西转移，最后在打草滩病死。而由于之前的政策所限，近期双方又大规模交手，明廷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招抚的措施。这就等于坐视清廷征服和招抚蒙古诸部，以至于到了崇祯十一年皇太极远征蒙古喀尔喀部时，打猎竟然多过打仗。
总之，崇祯十一年时的清政权在力量上已经是今非昔比，其在东部击败了朝鲜，现在又征服了漠南蒙古，整个关外几乎都成为清廷的势力范围。
在此背景下，明廷中也出现了议和的声音，当时的主和派代表为负责帝国防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他认为，可以先与关外的清进行议和，然后抽调辽东的精锐明军进入关内镇压农民军，实现攘外安内的目标。但是明朝内部反对议和的声音很强，尤其是清流言官对任何议和妥协之举都深恶痛绝。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黄道周，他坚决反对议和。
为了阻止议和，在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做了两件震惊天下的事。
六月，他连上三道奏疏弹劾当朝至关重要的三位方面大员——兵部尚书杨嗣昌、辽东巡抚方一藻、宣府巡抚陈新甲。弹劾的理由是他们未按照规定回家丁忧守制。 按规定，在京官员要取得同乡官员盖印的保证文书，外地官员需要开具原籍地方官盖印的保证文书后才可回乡丁忧。以接到丧告的那一天算起，服丧日期为包括闰月在内的27个月，服满之后才能重新任职。外地的督抚丁忧，不得立刻启行，要将官印送还，当时所处理的文件也要交给所选定的司道官员处理，听到谕旨之后才准离开。 [1]
除了前述被弹劾的三位，还有宣大总督卢象升需回家守制。而四人中，只有卢象升一个人按照规定程序向朝廷请求守制。自诩为儒家伦理道德守护者的黄道周自然不会沉默。
大家都知道，临阵突然换帅往往是兵家大忌。明廷也有规定，允许对参与战事的文武大臣进行“夺情”，当时崇祯皇帝也对这四位大臣进行了夺情处理。因此，黄道周此举其实针对的就是曾于三月提出议和的杨嗣昌。
七月，黄道周又因为对杨嗣昌提出议和不满，在廷议上直接与杨嗣昌爆发激烈冲突。崇祯皇帝斥责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黄道周则厉声逼问崇祯皇帝：“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结果，崇祯皇帝将黄道周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虽然黄道周被贬官了，但是朝中的主战声音并未由此减弱半分，相反还更强了。
当然，杨嗣昌也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崇祯皇帝陈述议和的方略。有一次杨嗣昌利用经筵的机会，引用《孟子》中的“善战者服上刑（好战的人应受最重的刑罚）”。崇祯自然是明白他的意思的，但是考虑到舆论，崇祯迅速回答说：“那是讲列国之间的战争，今天我们和自己的一个属国打仗，即使不能消灭它，也不能出此下策，以后不要这样讲了。”
看来崇祯心中考虑过通过议和来改变糟糕的战略态势，但为了自己的清誉，他又不能这样去做（可见当时清流所把持的舆论给年轻皇帝的压力）。因此高起潜才会秘密派人去盛京打探清廷的态度。毕竟高起潜作为崇祯派驻关外的监军，没有皇帝的许可，他是万万不敢如此行事的。但是由于朝中的种种掣肘，崇祯皇帝始终无法下决心与清廷进行正式议和。因此议和之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而对于黄道周这样的清流，顾诚在《南明史》中这样评价：虽然做事敢于犯颜直谏，却不切实际；做人律己虽严，却于世无补。
至于清廷方面，当时也有意进行议和。皇太极曾公开说：“征伐非朕所乐，朕常欲议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意思是我早有心与明朝讲和，但是明廷对于我们 的诉求却一直不回应，所以只有以战争来讨要和平了。就这样，如前所说，在当年八月，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宣布伐明。这次清军几乎主力尽出，一面以多尔衮、岳托为统帅，率军从蓟镇方向攻入明境；一面皇太极亲自带兵出击辽西，以策应入关的清军。
皇太极规定两路大军分别出发，但清军在明朝境内会合时，要以左翼军统帅睿亲王多尔衮为总指挥。皇太极之所以挑选多尔衮作为此次作战的指挥官，主要是因为多尔衮在清廷诸王公中最有全局眼光，也以政事擅长。几年前招抚林丹汗的遗孀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这种任命，有观点认为，此次入寇是皇太极想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来逼迫明朝与自己议和。因此皇太极为了就近指挥，才率兵进攻辽西，以便迅速调整和战政策，同时也可以分散明军注意力。
那么，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又掌握着主动权的清廷为什么会想要议和呢？因为清廷也有自己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清本部的人口与庞大的明帝国相比，实在是太少了。清军在与明军交战时，又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损失。虽然这些损失无论在清朝官方的《满文老档》上，还是《太宗实录》上，往往被故意缩小。比如崇祯十年的皮岛之战，清廷官修《清实录》上记载此次清军只“阵亡四十人，骸骨莫能辨识”。然而根据当代学者刘建新、刘景宪找到的一份《盛京满文原档》中的记载，清军在四月份进攻皮岛时阵亡260人，约是《清实录》数字的6倍。在这份《盛京满文原档》的伤亡清单的末尾，还特地写明“不写入档子”。由此可以看出，清军的实际损失并非是清廷故意显示的那么有限。因此清廷也需要进行休养生息。
此外，清军虽然征服了蒙古、朝鲜等势力，但需要时间进行融合整顿。在清廷内部，皇太极也需要花时间进行中央集权建设。
综上所述，清廷方面也是有意进行议和的，以便为自己争取休养生息和整合力量的时间。
此次清军入寇虽然带有一定迫使明廷议和的目的，但依然执行前几次入寇那种通过大肆劫掠以便充实清政权、让明帝国“大失血”的战略。因此在出兵之前，皇太极对参与入寇的清军，制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和战术规定。
皇太极规定：“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临阵时，若七旗王、贝勒、贝子败走，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则将七旗之牛录人员给予拒战之一旗；若七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一旗王、贝勒、贝子败走，即把败走旗所属 人员分给七旗；若一旗内拒战者半，败走者半，即以败走者所属人员，给与本旗拒战者。”（《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 皇太极这样安排，正是为了防止入寇的各旗主在战场上保存实力、不肯出力。
此外，皇太极还规定：野战时，本旗大臣率本旗军下马立于前；王、贝勒、贝子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在对阵时，王、贝勒、贝子，不按队伍轻进，或见敌寡，妄自冲突者，夺其所乘马匹及俘获人口。两军相对，必整齐队伍，各按驻地从容前进。及众军已进，而独自按兵不动观望者，或处死，或籍没，或鞭责，或革职，或罚银，斟酌定罪。敌人不敌而逃时，宜用精兵骁骑合力驰击，护军统领不得前进，只能掌握旗帜进行指挥、整顿队伍跟随在追击部队之后。如果追兵遭遇敌人伏击，或者在跟随追击部队时，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护军统领才可亲自参与攻击。（《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七》）
上面的记载既体现出清军战场纪律之严格，又提及一定的清军战术。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清军进行野战之时，往往先以重装步兵或骑兵列阵冲击，辅以精锐护军的骑兵突袭。上面的记载也符合万历年间以来，明军方面对清军的记载。比如熊廷弼说：“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 又比如徐光启记载：“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 总之，早期女真和早期清军具有极强的组织度和纪律性，如果战事不利，清军能迅速利用骑兵优势来掩护主力撤退；而当战事顺利时，清军可以用骑兵扩大战果。这也体现了清政权在面对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时，用兵的谨慎与狠辣一直贯穿始终。
回到第四次入寇上，清军最先进军的是岳托率领的右翼军。该部于八月二十七日从沈阳出发，九月二十二日到达密云的墙子岭。此地形势险要，山高路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清军在此却未遭遇多少抵抗。因为恰逢镇守太监邓希诏生日，明朝蓟辽总督吴阿衡、总兵吴国俊都在参加生日宴会，所以明军防备极为松懈。当清军破口而入时，吴国俊才仓促而回，与清军短暂交锋之后，败走密云。这时蓟辽总督吴阿衡也赶忙行动，亲自带马步兵6000前往救援。见到清军已经攻入长城，吴阿衡只得退入墙子岭堡中准备据险而守，并将所带士卒分为三队，准备依靠山岭设立营寨。但清军此时已经全面展开，他们在岳托的指挥下迅速向明军发起进攻。明军因为军队尚未完全展开，遭遇清军进攻之后一片混乱。结果蓟辽总督 吴阿衡当场战死。
清军左翼军在九月四日从沈阳出发，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青山关。青山关守军已经被调去堵截墙子岭的清军，结果多尔衮的左翼军毫不费力地冲入关内，并一路南下。此后，左翼清军与前来救援的辽东副总兵丁志祥、窦浚部爆发激战。清军稍稍后退，又迅速转向南边，在通州与早已入关的右翼军会师。
会师之后，清军从北部绕过北京，一路势如破竹，抵达涿州。在涿州城下，清军又分兵数路向西进攻。一路上，清军都未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就这样，崇祯十一年十月，京师宣布戒严，明朝京畿地区陷入惨烈的战火之中。
卢象升壮烈殉国
在清军入侵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急命各地军队勤王，并起用卢象升为宣大总督、兵部尚书，总督天下援军。为了应对清军，明廷又从辽东征调祖大寿入援，从陕西征调刚刚剿灭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部勤王。同时，崇祯皇帝与杨嗣昌也开始考虑与清军议和。当时他们迫切需要在朝中，尤其是在领军大员中找到一个赞同的人，以扭转朝中主战的舆论。最后，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将希望寄托在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字建斗，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他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成为明帝国最为重要的方面大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大臣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其熟知兵事，更在围剿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屡屡告捷。当时他的父亲刚刚去世，由于战事紧急明廷予以“夺情”，重新启用。他身着麻衣草履（守丧之服），率领总兵杨国柱、虎大威、王朴前来救援。
崇祯皇帝在卢象升赶赴京师后，立刻在武英殿召见他，询问战守方略，也顺带询问他对“战与和”的看法。结果卢象升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任命臣作为督师，臣的意见是主战。”听到这个回答，崇祯性格中偏激和顾忌清誉的部分又开始起作用。他的脸色马上阴下来，不快地说：“朝廷并未说要抚，外面的议论怎么能乱信呢？”
卢象升这时向崇祯说明：现在清军攻势很急，主动权都在清军手上，清军可以随时转换目标，向南可以切断我军粮道，向西可以劫掠我朝陵寝，还能集中兵力进攻京师。我军的状态是，如果集中在一起就无法寻求与清军决战，如果分兵又会遭到清军攻击。但崇祯听到最后并未做出什么明确的指示，仅仅是对他抗清的勇气表 示赞许，然后让他与杨嗣昌商议具体的行动。
所以廷议到了最后，卢象升感叹道：“事皆可虑。”后面的战事也印证了卢象升的分析，面对着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清军，明军四处受限。
至于杨嗣昌，当然是希望卢象升与他保持一致意见，进行议和，但是卢象升丝毫没有议和的心思。两人商议到最后，杨嗣昌只是告诫卢象升“徒戒勿浪战”。之后，卢象升回到昌平准备对清军发动反攻。
针对清军的攻势，卢象升的策略是自己率领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各镇兵马，画疆策应”，“务使北骑进不能深入内地，退不能回犯宣疆”。但是这个方案由于杨嗣昌的阻挠而未实施。卢象升只好退而求其次，打算率领自己带的3万兵马，在昌平扼守要冲。
值得一提的是，在卢象升回到昌平的第二天，崇祯就下发白银4万两用于犒赏三军，翌日又赏赐卢象升部御马100匹、太仆马1000匹、银铁鞭500根。原本卢象升对圣上到底是倾向于议和还是主战，心存顾虑，现在看到这些赏赐，卢象升自然认为崇祯皇帝还是主战的。因此得到这些赏赐之后，卢象升更坚定了主战的想法。
针对清军锋芒过盛、明军士气衰落的局面，卢象升准备在十月十五日夜袭清军。他召集众将，规定“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对于这个计划，同样前来勤王的高起潜表示反对。他认为卢象升轻敌浪战，表示不予配合。高起潜手中掌握着精锐的关、宁军队，他不予配合，整个计划就根本无法进行。结果，卢象升此次夜袭计划也胎死腹中。
无奈之下，卢象升只有上书，请求分兵作战。最后，明廷对勤王明军进行了划分：宣、大、山西三路明军归属卢象升，关、宁诸路则归属高起潜。这样，卢象升手下就只有不足2万人的军队。
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卢象升与杨嗣昌的矛盾也加剧了。当杨嗣昌来到卢象升军营时，卢象升对杨嗣昌说：“文弱，你现在议和，难道想做城下之盟的事，成为历史的罪人吗？这北京城的口舌如锋，你难道想成为第二个袁崇焕吗？”杨嗣昌被激得面红耳赤，全身颤抖，急忙辩解说：“你错怪我了，谁说我赞成‘抚’了？”结果，卢象升直接将他获知的关于周元忠的消息一并说出，而杨嗣昌则坚决不承认。闹到最后，杨嗣昌说：“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就用你的尚方宝剑将我军前正法！”卢象升只好说：“我现在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被这宝剑斩首的只能是我啊！我哪里还敢斩别人？”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二人的矛盾在此后的战事中被迅速扩大， 最终酿成可怕的悲剧。
之后卢象升又与高起潜商议进攻清军。卢象升对高起潜说：“非血战无以尽臣职。”高起潜却对卢象升说：“恐野战非我所长。”两人在商议中始终是各持一议，无法达成共识。
不久之后，高起潜所率的关、宁军又败于卢沟桥。听到高起潜战败的消息，崇祯皇帝大惊失色，命令诸大臣全力防守城门，以确保京师安全，同时急令在陕西围剿农民军的主力尽快东进。这时，杨嗣昌准备起用陈新甲来代替卢象升。他任命陈新甲为兵部侍郎，还准备以陈新甲来分卢象升的兵。
明廷内部也显得躁动异常。编修杨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将杨嗣昌比作误国的奸臣。杨嗣昌大怒，将杨廷麟改任兵部主事，派到卢象升军中。
此后，崇祯皇帝由于对卢象升顿兵不前，不与清军交战极为不满，于是罢免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一职，改为侍郎，并任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
这时，山西又出现清军，于是大同总兵王朴也离开了卢象升的军队前去山西。卢象升遂由涿州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大战于庆都。卢象升小胜一局，斩杀清军百余人。此后双方又再次交战，总兵杨国柱、虎大威与清军野战，双方死伤相当。
不过明军兵力全部集中在京师附近之后，清军获得了更多的战场主动权。清军于十一月初，进攻定州；十一月初九，包围高阳城。此时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辽东督师孙承宗正在高阳城里的家中养老。获知清军进攻家乡的消息之后，他以76岁的高龄率全家守卫城池。3天之后，高阳城被清军攻破，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军勒死，其子孙19人也力战而死。接着，清军又连下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等地。之后，清兵开始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
获悉孙承宗殉国后，崇祯皇帝极为悲痛，对卢象升的意见更大了，想用孙传庭代替卢象升。但被杨嗣昌拦了下来，杨嗣昌认为：“易帅恐缓期，不若留象升责其后效。”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杨嗣昌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逼死卢象升！因为他清楚崇祯皇帝多疑、极端的性格，而作为兵部尚书他更知道，以当时的局势，如果卢象升继续这样行事，等待卢象升的只有斩于军前。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师至钜鹿贾庄。高起潜率关、宁兵来到距贾庄50里 的鸡泽防守。这时卢象升的全部军队只有5000士卒，而且这支军队已经断粮多日，士卒困顿。于是卢象升派遣杨廷麟向高起潜乞援，但高起潜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卢象升在一天早晨走出大营，四面环拜将士说：“吾与尔辈并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所有将士都失声痛哭，表示愿意与清军决一死战。
于是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于十二日拔营出贾庄进攻清军。当时清军正在布置对卢象升部的合围，所以明军的快速突击暂时打退了清军。卢象升对将士说：“今天虽然小胜一局，但清军一定会集中兵力再来进攻我，我们要小心防备。”第二天，清军果然集中主力进攻卢象升，数万清军将贾庄围了整整3层。卢象升自己为中军，以虎大威为左翼，以杨国柱为右翼，与清军对抗。
双方大战6个多小时，明军炮尽矢穷。卢象升感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决定发起最后一次冲锋。虎大威拉住他的马，向他说现在突围还有机会，不必玉碎于此。卢象升厉声说：“我不死在疆场，难道要死在西市（明朝处决犯人的场所）吗？”于是向清军冲去。在作战中，卢象升连杀数十名清军，自己也身负重伤，身中二矢、二刃，仍然呼号奋战。最终，卢象升因为马蹶而坠马，身中四矢三刃而死，时年39岁。他的部下杨陆凯为了保护他的尸体，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为他遮挡弓箭，结果身中二十四矢而死。
此战，卢象升军全军覆没，只有虎大威、杨国柱在最后关头溃围而出。
高起潜听到卢象升兵败的消息，仓皇而逃，竟连方向也弄混了。他本该向西逃，却向误向东逃了20里，结果中了清军的埋伏，损失惨重。
杨嗣昌为了党争，竟然对卢象升殉国的情况隐瞒不报，反而罗列罪名，试图构陷卢象升。直到杨廷麟回到战场，寻得卢象升的尸体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卢象升、高起潜军先后战败之后，明军更加不敢与清军野战，清军的气焰也更加嚣张。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军转向山东。杨嗣昌之前未料到清军会有这样的举动，只能急命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杨嗣昌认为，清军进攻山东必须要经过德州，而守住德州就能将清军挡在山东境外。但杨嗣昌错误估计了形势。因为明军这时丝毫不敢离开坚固城池进行野战，清军也吃定了明军不敢野战，于是绕开德州防线，大摇大摆地将后路暴露给明军，全力向济南挺进。
由于山东的明军主力全部集中在德州一线，济南城的防御极为空虚。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布政使张秉文只得迅速向朝廷求援，并部署守城事宜。但是当时整个济 南只有乡兵500和来自莱州的700援军。加之清军突然到来，全城惊骇，完全没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清军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攻下济南。左布政使张秉文、督粮道副使邓谦、济南道副使周之训、都转盐运使唐世熊、济南知府苟好善均被清军所杀，在济南的明宗室德王也被清军俘虏。之后，清军在济南实施屠城。当明军最后收复济南之后，城中遗尸13万具。城内财物更被清军掠夺一空。
济南告急，明军最先赶到的援军是关、宁军的副总兵祖宽。但他抵达时，济南已被清军攻陷。清军看到这支匆忙赶来的小股援军后，立刻发动攻击。祖宽手下只有300轻骑，明显不敌清军，结果在济南城下全军覆没，祖宽也力战而死。
清军攻下济南后，一路横扫整个山东。明方的督察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虽会兵18万，但只是尾随清军，丝毫不敢与清军交战。
清军在劫掠完毕后，于崇祯十二年二月开始北返。当多尔衮大军到达天津卫时，正值运河水涨。清军由于携带了大量的辎重和劫掠来的财物，行军队列十分冗长，渡河时极为艰难。即便如此，明军仍不敢对清军进行袭击。就这样，在不远处的明军大营内，明朝总兵王朴、曹变蛟、刘光祚等人，眼睁睁地看着清军在运河边上，大摇大摆地渡过运河北去。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结束此次入关作战返回盛京。
此战，清军入关5个月，转掠2000里，两路大军共败明军57阵，破70余城，斩杀明军总督2人、守备以上官员百余人，并俘获宗室3人，劫掠人畜462300余、黄金4039两、白银977460两，大大地补充了自身的战略储备。
根据明朝兵部给事中李永茂的报告，明帝国大半个北方地区陷于战火之中。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皆是“一望荆榛，四郊瓦砾”。整个畿南地区“民亡之十九”。原本相对富庶的明帝国京畿地区的生产力受到了短期内无法弥补的损失。
清军此次入侵，还使得明帝国的整个蓟辽防线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蓟镇的明军基本被清军击垮。关外的关、宁军在入关作战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杨嗣昌决定以秦兵填补这些漏洞，于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以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不过，在秦兵是留还是归的问题上，杨嗣昌与孙传庭爆发了激烈冲突。孙传庭认为，“秦兵不能留于蓟辽”，原因是陕西的农民军没有彻底剿灭，如果秦兵主力留在蓟辽，陕西的农民军会再次壮大。而且，秦兵的家眷都在陕西，如果留在蓟辽，会发生哗变。但是杨嗣昌依旧要将秦兵留在蓟辽。孙传庭就以耳病为由，向崇祯辞官，而这时杨嗣昌对崇祯皇帝说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大怒，将孙 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就这样，在陕西令农民军畏惧不已的孙传庭被崇祯关在监狱，而精锐的秦兵主力也留在了蓟辽前线，在围剿农民军时最得力的洪承畴也被留在辽东这个泥潭脱身不得。
清军入关图
此后，事情的发展与孙传庭所言竟出奇地一致：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张献忠再次起义。刚刚赶走清军的明廷现在又得面对内部的农民军了。
张献忠再次起义
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南阳败于左良玉。兵败之后，他南下与同为农民军将领的刘国能会合。当时正值起义进入低潮时期，明朝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派人对农民军进行招降。经过反复考虑，张献忠于崇祯十一年正月在湖广谷城正式向明军投降。根据明廷三月二十五日派官员做的统计，张献忠此时的兵力还算雄厚，“归农解散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万一千人，其中有马兵七千，步兵三千”。
张献忠虽然投降了，但是明廷对他并不信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就认为他并不是真心投降，如果盲目信任，恐有养虎为患之险。他主张让张献忠去进攻当时尚未投降的李自成、马守应部，并表示如果张献忠不按命令行动，就可以剿灭他。然而崇祯皇帝听从了熊文灿和太监刘元斌的意见，并未派遣张献忠去围剿农民军，还当面斥责杨嗣昌：“岂有他来投降，便一味剿杀之理？”崇祯皇帝定了调子，杨嗣昌自然就不敢再说什么。但崇祯皇帝不知道的是，熊刘两人早已经被张献忠重金贿赂。张献忠刚刚接受招抚，就命孙可望拿了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献给熊文灿。投降确是张献忠的权宜之计，在受抚后，他一方面进行屯田，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练兵。
到了崇祯十二年，明军主力都北上勤王，中原地区基本上没有力量能遏制住张献忠了。这让当时明帝国防务的总负责人杨嗣昌感到了危险。所以在清军刚刚撤退、各路援军还未散去之时，杨嗣昌便准备利用明军兵力集中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张献忠。
四月下旬，杨嗣昌开始策划对张献忠进行突然一击。但是还未等明军布置妥当，张献忠已经正式举义了。
五月初九，张献忠占领谷城县城，宣布再次起义。谷城知县阮之轴服毒自尽。 张献忠在宣布起义后，为了避免遭到明军合围，也为了打开局面争取同盟者，便撤离谷城，向罗汝才等受抚农民军所在的房县前进。在撤离谷城之时，张献忠还将这1年多的时间里索受贿赂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写在墙上。
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到达房县，并迅速得到了罗汝才等农民军的响应。当然，并非所有受抚的农民军都参与了这次起义。如在均州的农民军首领王光恩就说：“大丈夫各自立门户，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其裤下，吾不为。”二十四日，张献忠、罗汝才部进攻房县。明军坚守4天之后，在勋阳卫指挥使张三锡的命令下向农民军开城投降。
获知张献忠再次起义，熊文灿赶紧命令北上勤王的左良玉前去进剿。得到这一消息后，农民军决定暂避锋芒，向深山撤退。
当时左良玉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军活动的核心区域山高路远，辎重补给难以运输。明军如果携带足够的辎重，必定导致行动速度减慢；如果携带辎重过少，可能会导致大军断粮。但是熊文灿一再催促，左良玉只好命大军携带少量粮食迅速出发。
崇祯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左良玉与河南副总兵罗岱一起进攻张献忠。左良玉以罗岱为前锋，自己在后面跟进。但是明军刚刚前进两天就断了粮。接下来的数天时间，明军只有靠野果为食。
七月二十五日，明军到达房县。而农民军早已等待多时。张献忠为了保证战役的全胜，特地又佯败两阵，将明军引入预设的伏击地域。明军抵达伏击地域时，已经是人困马乏，阵形混乱，前后脱节。这时农民军迅速出击，攻入罗岱的前军。在乱军之中，罗岱被农民军斩杀。之后，农民军又裹挟乱军冲入正处于行军状态的左良玉军中。明军大败，军资器械损失殆尽。左良玉仓皇逃走，连总兵大印也遗失了。最后，当左良玉逃回房县时，其所带的1万多大军剩下不足千人。
面对日渐严峻的农民起义形势，崇祯皇帝才明白熊文灿已经指望不上了。当务之急是迅速选择一位方面大员。这次崇祯皇帝选择的是之前一直担任兵部尚书、负责剿灭农民军大政方略的杨嗣昌。
崇祯皇帝任命杨嗣昌为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则由傅宗龙接任。九月，崇祯皇帝正式委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并赐尚方剑，给帑金4万、赏功牌1500枚、蟒紵绯绢各500匹。
九月初四，崇祯召见杨嗣昌赐予其“密谕”。“密谕”中特别强调，“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
作为内阁大学士出京督师，杨嗣昌的派头自然是极大的。史称“嗣昌南征，会兵十万、本折色（钱粮）二百余万”。
杨嗣昌一行走得很急。他九月初六离开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到达襄阳。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熊文灿。不过逮捕熊文灿是崇祯皇帝的命令，杨嗣昌还是很欣赏熊文灿的，所以他还为熊文灿上书辩护。杨嗣昌来到襄阳后的第二件事，就是上书请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左良玉由于之前房县兵败，将印遗失，所以杨嗣昌希望崇祯皇帝能将内府中的“平贼将军印”颁发给左良玉。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笼络住左良玉的心，以使左良玉能为杨嗣昌剿灭农民军的战事尽力。对此，崇祯皇帝自然是一一应允。
张献忠在得悉杨嗣昌南下之后，敏锐地意识到接下来的局势会更加困难。所以他决定与罗汝才在明军进剿之前，就转移至深山，以图在运动中消灭明军。之后，张献忠率军来到陕、川交界处。而杨嗣昌也获得了张献忠的准确动向，决定联合陕西、四川、湖广诸路明军进剿。
按张献忠一贯的作风，杨嗣昌估计他一定会再次转移，而转移的方向很可能就是陕西。所以他派左良玉以主力集中于陕西的兴安、平利一带，另派遣3000人的军队进入四川参加围剿。左良玉则有另一番看法。他认为张献忠不会北上而是会西进，如果张献忠进入成都平原，则局势难以控制。所以他决定不听杨嗣昌的命令，以主力全部入川。
杨嗣昌没有办法约束左良玉，只得将左良玉的方案一并上呈崇祯皇帝。其实像左良玉这样公开不听上级文官的命令，在崇祯朝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自从崇祯二年祖大寿私自带兵从京师回到辽东，未受到任何惩罚后，这股风气就渐渐成为明军的常态。大批武臣拥兵自重，听调不听宣。
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初一，左良玉率军从渔度进入四川。
二月初七，左良玉军真的与张献忠军于万源境内的玛瑙山相遇。农民军占据山岭，准备迎敌。左良玉查看地形后，以自己的军队为中路和右路，以陕西的秦兵为左路，击鼓为号，三路大军同时对农民军发起攻击。特别是左良玉，由于一直想为房县之败报仇雪耻，拼命向农民军发起攻击。在明军的进攻下，农民军防线动摇。在这时，一支明军又攻入农民军安置家属、存储粮饷器械的老营。农民军得知老营被袭，全线溃败。此战，明军光斩首就达2887级，农民军大批辎重粮草被明军缴获，甚至连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潘独鳌也都被明军俘获。
崇祯皇帝得到奏报之后，大喜过望，特地发银万两犒师，并赐杨嗣昌斗牛衣、良马、金鞍各二。
明军在这次胜利之后乘胜出击。三月初九，从陕西南下的秦兵在贺人龙的带领下，在韩溪寺再次击败张献忠的农民军，斩首1300级。张献忠的左营首领一条龙、右营首领顺天王带着2000余人投靠明军。第二天，明军在盐井再次与农民军交战。农民军被阵斩651人，更再次出现投降事件，前营首领二只虎率1000余人投降明军。
虽然这时农民军损失惨重，但仍然有继续作战的实力。在西撤途中，张献忠准备打一仗以振奋士气，于是选择了川军张令所部。他在柯家坪将6000川军包围，但左良玉部迅速赶到，解了柯家坪之围。
三月十五日，张献忠与来自陕西的秦兵在木瓜溪相遇并交战。农民军又被打败，被斩首1200多级。张献忠元气大损，再也无力与明军交战，于是转入深山，以躲避明军追剿。在躲开明军追剿之后，张献忠决定再次与罗汝才会合。
而这时罗汝才的境况也同样不佳。罗汝才在崇祯十三年五月试图进攻夔州，但遭到川军秦良玉部反击，损失惨重。之后，罗汝才进入湖广，但是明军京营也在这时开入湖广。
七月，在兴山县丰邑坪，罗汝才与京营官军相遇，两军迅速展开战斗。由于罗汝才新败于夔州，而京营官兵士气正旺，所以罗汝才军惨败，阵亡3300人。与罗汝才一起行动的白贵、武自强等人，率其所部共计4000余人，投降了明军。
七月十九日，张献忠与罗汝才再次会合，这才让农民军恢复了活力。张献忠能成功突破明军包围，与明军内部将帅不和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左良玉因不听杨嗣昌命令反而取得胜利，对杨嗣昌更加阳奉阴违。杨嗣昌希望左良玉能一举擒获张献忠，好让自己能早日回到京师，左良玉却有意养寇自重。在他追剿张献忠时，张献忠曾派人对他说：“公部多杀掠，杨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对此，左良玉深以为然，所以顿兵不前。
看到这个情况，杨嗣昌对左良玉大为不满。准备换掉左良玉，另外委任贺人龙。于是杨嗣昌写信给接替傅宗龙的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用陕西总兵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将杨嗣昌的意思上报崇祯皇帝，获得了同意。
但是在命令发布之前，杨嗣昌又后悔了。他觉得无论在声望上还是在实力上，贺人龙都不能同左良玉相比，而且即便换了贺人龙也很难指挥左良玉的军队，遂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而这时左良玉已经听到了要撤换他的消息，对杨嗣昌更加厌恶， 更不听从他的命令。贺人龙因为之前杨嗣昌透露过将任命他为大将，正满心高兴，不料后者出尔反尔，事情中途变卦，也对杨嗣昌怀恨在心。
杨嗣昌一下子得罪了两个将领，明军自然更是消极怠工。这让农民军有机会会合，并重新发起攻势。
张献忠与罗汝才两军会合之后，决定还是要继续进攻四川。因为当时明军主力大多集中于湖广，杨嗣昌也是湖广人，所以对湖广的防务很看重。他不但将京营主力留在湖广，还将四川的1万精兵留在湖广。留在四川的川军方国安部，由于前任总兵罗尚文“虚冒剥削”，士兵“衣甲器械蓝缕朽蔽，全不堪战”。这样就造成了四川防务空虚。本来杨嗣昌想让川军依靠四川的山险来阻挡农民军，但川军战斗力羸弱，利用地利也无法阻挡农民军。比如杨嗣昌曾命令方国安部“迎头截击”农民军，结果方部未至而义军已渡过昌江进抵净堡。那里原有川将张奏凯领兵5000人据守，听说农民军到来竟吓得魂不附体，避上高山，使农民军不战而过。
同时，明军因为“士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非战斗减员很严重。逃兵也成了一大问题。当时京兵在荆门、云南兵在简坪、湖广兵在马蝗坡者，都久离家乡，思乡心切，加之军中瘴毒严重，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士兵出逃。最后，这些非战斗减员居然达到了“亡故者十之二三”。
九月初九，农民军进抵大昌城下。四川巡抚邵捷春领着官兵在这儿据守，农民军便绕过大昌，向开县、新宁（今开江县）、梁山（今梁平县）行进。十七、十八两日，张、罗二部在达县地区作战不利，又转回大昌、大宁（今巫溪县境）。上述行动可以看出农民军的主要战术还是以机动为主，并不是要与明军逐城争夺。
在九月末，农民军总算取得了几个月来的第一个胜利。罗汝才在达县尤溪口，击败追袭而来的总兵方国安、参将罗于莘部，趁势进取巴州（今巴中县）。同时，张献忠也在开县取得重大战果。开县有明军总兵张令驻守，张令得知农民军来进攻，迅速出城作战。但总兵张令率亲兵冲得太前，虽然在竹菌坪打退了农民军前锋，却被农民军主力所围。张令力战而死。农民军乘势对明军发起冲击，明军全军崩溃。本来与之互为掎角的明军秦良玉部前来救援张令部时，也被农民军打垮，秦良玉被打得单骑逃回重庆。
秦良玉回到重庆后见到四川巡抚邵捷春，建议调用自己的2万溪峒士兵来击破农民军。秦良玉还表示，自己愿出一半粮饷，但其余一半需要官府支持。结果邵捷春看了一下仓库，发现空空如也，无法供给剩下的一半粮饷。秦良玉的建议只能作罢。
经过这两场大胜之后，农民军又于十月初三在巴州同明军副将张奏凯部作战；十一日，农民军过广元县，渡嘉陵江；十三日，攻剑州（今剑阁县），破城后杀署印官。在占领剑州以后，张献忠、罗汝才再次会合准备北上广元，经宁羌（今宁强）入陕西汉中。明军迅速派总兵赵光远、贺人龙统重兵，扼险于川陕交界的朝天关。
农民军见入陕困难决定再次实行转移，于十六日从剑阁向南攻克梓潼县。十九日，农民军于庙垭击毙明副将罗万象、韩光荣、刘贵、谭绎等；二十一日，又败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活捉并处死了叛徒张一川（前农民军首领扫地王），随即进抵绵州（今绵阳）。
杨嗣昌认为，这一连串的失败，都是因为四川官员的疏于防范和陕西明军，特别是贺人龙部不配合。因此，明廷对陕西、四川的方面大员都进行了撤换，四川巡抚一职由廖大亨接替；陕西总督郑崇俭也被革职，由丁启睿继任。
但是形势并没有因为明廷撤换总督而发生任何改变。十一月，起义军经中江破什邡县，进至汉州（今广汉县）；又经绵竹、金堂、简州、资阳进至安岳、乐至一带。杨嗣昌和监军大理寺评事万元吉见官军进止不一，处处被动，乃拔总兵猛如虎为总帅，张应元为副总帅，负责组织各部官军追剿。
然而四川官员腐败已极，无力组织有效的阻击，农民军每到一地往往是不攻而下。再加上张献忠、罗汝才采取了“以走致敌”的战术，使追剿明军疲于奔命。在当时的明军军士兵中流传着“想杀我左镇（左良玉），跑杀我猛镇（猛如虎）”的俗语。
虽然明军的士气已经变得极为消极，但农民军依旧未与明军进行决战。
十二月初一，农民军破隆昌县；初五，破泸州，杀了途经该城赴任的明松潘道黄谏卿和泸州知州苏琼；初七，攻克南溪县；十一日又克荣县，进围井研；十四日克仁寿县，杀知县刘三策。十六日清晨，农民军到达成都东门外，见明军守御严密，即绕城北上，再次攻克德阳。此后又继续北上，于昭化县境渡过嘉陵江。二十九日夜间，农民军以骑兵诈称杨阁部差兵，赚开巴州。
就这样，在4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整个四川地区都遭受了兵火，而明军却没有办法剿灭农民军。杨嗣昌想征召诸将合击，奈何诸将皆退缩。他又征调左良玉部，结果屡征不至。杨嗣昌虽然杀了一批、撤了一批军官，但是没能振奋明军的士气。于是杨嗣昌又想到招抚这一方案。他下令赦罗汝才罪，表示如果投降则授官；但唯张献忠不赦，擒斩者赏万金，封侯爵。第二天，杨嗣昌的官署外面却被贴上了“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的告示。这让杨嗣昌大惊失色，他意识到张献忠的细作 已经混入了身边，于是决定三日内进军，但又遇到狂风暴雪，只好取消计划。此时，贺人龙与左良玉都已经不听杨嗣昌的命令，杨嗣昌的处境变得格外艰难。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初四，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从巴州开拔，攻克通江县，取道达州，打算沿进川时的旧路东出湖广。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全力追击，一面连续9次檄调驻扎在湖广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但是左良玉还是不为所动，反而拉起队伍开往陕西兴安。
正月十三日，农民军进至开县黄侯城时，总算被猛如虎所率领的明军追上了。
当时天色已暗，还下着雨，军官们都疲倦了，请求明天早上再打。参将刘士杰却精神抖擞地说：“追了40天，现在才追上。干吗不打？”接着拿起武器就出发了。猛如虎看到刘士杰这样勇猛，觉得士心可用，于是鼓励其他军官们也跟了上去。
一开始，明军以刘士杰为前锋，一路所向披靡。张献忠登高观察，见追上来的官军数量不多，没有后援，就暗中抽调精锐骑兵从长满林木的山谷中迂回，然后居高临下，突击明军侧翼。结果明军乱成一团，抵挡不住，参将刘士杰被杀，猛如虎溃围脱逃，其子猛先捷、侄儿猛忠矢尽弦折，拔刀自刎，马匹军械全部遗失。
经此一战，杨嗣昌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也被农民军击垮。张献忠、罗汝才部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出夔门（今奉节县），经巫山进入湖广。
进入湖广后，农民军几乎一路凯歌。正月二十五日，农民军攻克兴山，杀官军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然后又进入当阳。在当阳，张献忠获知襄阳城中明军兵力空虚，于是亲自率领轻骑一日一夜奔驰200里，到达襄阳附近。他还选派骑兵伪装成明军，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二月初四夜半，埋伏在城内的义军将士放火为号，趁乱袭击驻防明军，城外的农民军也迅速攻入襄阳城中。第二天天明以后，农民军就彻底占领了襄阳。明襄王朱翊铭被活捉。
当时张献忠坐于襄王府中堂上，给朱翊铭一杯酒，说道：“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接着，张献忠派人把襄王拖到襄阳西城楼上处斩，又杀襄藩贵阳王朱常法等。之后农民军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战役中被俘的军师潘独鳌和张献忠妻妾。张献忠还下令没收襄王府中的全部财产。
斩杀襄王之后，张献忠迅速带兵撤离了襄阳，渡过汉水，冲向河南，与贺一龙、左金王等部会合。杨嗣昌得到襄王被斩杀的消息，大惊失色，连忙向崇祯皇帝请罪。当时杨嗣昌已须发皆白，身患重病。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得到福王被李自成斩杀 的消息后，他因忧惧而病逝于沙市，时年54岁。
杨嗣昌进剿图
相对而言，杨嗣昌是明末处理农民军问题上最有头脑的战略家。在崇祯十年时，经过他的部署，在各个战场上，明军都不断取得胜利。但是杨嗣昌此人多谋寡断，喜欢事必躬亲，对于前线军务又喜欢过多遥制，因此在督师期间与前线的武将出现 裂痕，导致局势大坏。总体上看，杨嗣昌是晚明文官中，少有的具备实务能力的官僚。《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更重要的是，他与崇祯皇帝的关系极为亲密，崇祯皇帝对杨嗣昌几乎言听计从。这在崇祯朝17年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他的病逝对于明朝镇压农民军的行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此时在东北，明军九边精锐云集辽西，松锦大战一触即发。而在张献忠攻入湖广，擒斩襄王之时，中原地区的李自成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这一次，李自成将把整个大明帝国倾覆。
李自成兵围开封
总体而言，崇祯十三年到十四年期间，明朝的情况依然是很糟糕。在关外，大批清军云集义州，但并未主动进攻。清军一面屯田，一面对关、宁、锦等处的明军屯垦进行骚扰，还迅速调集大批粮草辎重来到义州。一切都预示着关外会出现重大变故。在关内，张献忠与罗汝才在四川屡败官军，明军大批主力云集于四川、湖广地区；而在中原地区，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荒灾。
崇祯十三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 （《崇祯实录》）
崇祯十四年，各地春疫又起。根据崇祯十四年河南武安知县窦维辂的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 （蒋光祖、夏兆丰《武安县志》）
以残存的二千户、一千八百余丁，承担这样巨额的赋税自然是不可能的。“居他乡者，只惧粮差重累，不敢承种田亩。即来岁丰稔，有土无民，依然荒芜。” （蒋光祖、夏兆丰《武安县志》） 因此，农民除了饿死之外，只能铤而走险了。
明末清初的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是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的：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 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累累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
中原地区的情况势如干柴，而李自成就是引燃这堆干柴的烈火。
此前，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兵败陕西。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一直在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处活动。期间，李自成对手下的农民军进行训练整顿。这支部队虽然不足千人，却有极强的凝聚力。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的军队被明军围困在鱼腹山。李自成心中绝望，急得拔出剑想自杀。他的养子李双喜将他劝阻，而他身边的将领看到李自成这样，就纷纷杀掉自己的妻子向李自成表决心。于是李自成奋力突围，成功脱险。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这支小部队由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境内。这支军队太小了，小得令人忽视了它的存在。谁也没想到，这支小部队却在河南掀起惊天巨浪。
当时河南局势已经失控，到处是流民，李自成一到河南就迅速收编那些散碎的流寇，用自己的老营来控制流民。
李自成知道在战场上练兵的方法就是使士兵经受征战的考验，所以他在崇祯十四年初发动一连串攻势，一路上攻破宜阳、永宁、卢氏、偃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兵锋直指洛阳。
洛阳为豫西重镇，在明代是河南八府之一的“河南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洛阳城中，有就藩于河南的福王，也有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但当时洛阳的守卫却有极大的漏洞，而这个漏洞并非仅见于洛阳一地，乃是通病——守军粮饷缺乏。于是吕维祺一面向福王建议，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饷；一面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但是援兵未到，农民军就已经到达洛阳城下了。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义军进抵洛阳城北门，开始攻城。福王拿出3000两白银犒赏军队，但是这3000两白银却被总兵王绍禹给克扣了。下面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打开城门投降了农民军。
正月二十一日，农民军全面占领洛阳，并迅速逮捕了明朝官吏，吕维祺也被俘获。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府，躲进迎恩寺。但福王的运气不佳，没能逃出农民军的追击，最后只有世子朱由崧成功逃了出去。
朱常洵在押解的路上遇到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吕维祺哀叹道：“我命亦在顷刻。”并对朱常洵说：“王纲常至重，等死耳，毋自屈膝于贼。”也就是告诉朱常洵，你是皇帝的叔叔，不应该这样失态。但朱常洵见到闯王时依旧是“色怖，泥首乞命”。李自成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在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不无得意地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曹，今定何如？”随即将二人处决。
农民军攻下洛阳，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更重要的是，李自成在这一战中获得了一支建制齐全的明朝正规军。这样的军队是那些由流民编组起来的乌合之众所不能比的。
此战后，李自成有了一个新的转变——首次派兵驻守其攻占的城池。李自成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募兵守城。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人。李自成还规定“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李自成这样的转变，源于崇祯十三年左右一批士人进入其阵营。当时进入李自成阵营的文人有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虽然在此之后，洛阳又迅速为明军所夺，但农民军迈出这一步，就说明农民军已经有组建新政权的雄心了。
之前有很多人认为，福王直到李自成打到门口，才拿出区区3000两去犒劳军队，实在是自私吝啬到了极点。但其实，明朝的藩王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明初的藩王大都是掌有兵权的，但是在永乐之后就被削去了兵权。作为藩王起家的朱棣一系对藩王更是严加防范，然而依旧有藩王造反。崇祯九年，清兵入寇时，唐王朱聿键就因带千余亲兵勤王而遭到处罚，更被废为庶人，关在凤阳。福王的处境更为微妙。在万历时期，国本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福王曾为皇位的候选人，在之后自然更容易遭到在位者的猜忌，所以他是万万不敢有任何出格举动的。
当然，洛阳的陷落对崇祯皇帝来说，打击最为重大。襄王毕竟与崇祯皇帝关系较远，而福王是崇祯的亲叔叔。当崇祯得到洛阳被攻破、福王被杀的消息，在召见阁臣和礼、兵二部大臣时，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乃至“御袖为湿”。之后，崇祯皇帝辍朝三日以示悼念。
总之，此战与襄阳之战，为明末农民起义的标志性事件。短短1个月内，2个藩王被斩杀，朝野震惊，在政治上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可估量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东北的形势也急剧恶化，松锦大战的序幕战此前已经打响。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明廷征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曹 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辽东总兵吴三桂、王廷臣合兵10万、马4万、骡1万，刻期出关。也就是说，明朝大半北方边镇的军队都集中在辽西走廊。这也意味着明帝国中原地区的防务进一步空虚。
在此形势下，李自成取得洛阳之战的胜利后，开始向着当时中原的第一都会——开封进发。
开封是八省通衢之地，原为北宋首都，后又为金朝陪都，也是明朝河南的首府，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城市人口高达百万之众。重要性可想而知。
宋代的开封城墙，都是土筑，只有城门附近才用砖头包砌一下。到了明代，开封城墙，除了中心仍用泥土外，外表全部用砖头垒砌起来。由于明初曾以开封为北京，所以开封城比别的城更加坚固。明初的开封城墙，周围20里190步，高3丈5尺，广2丈1尺。护城河深1丈，阔5丈。共有5个城门，东边2个，其他方向各1个。东边偏南的叫丽景门（亦叫宋门），偏北的叫仁和门（亦叫曹门）；南门叫南燕门；西门叫大梁门；北门叫安远门。每门各建瓮城三重，城上有角楼4座、敌台84座、警铺81座，防御之势甚称严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廷再次对开封进行了修缮，所以开封的城防体系极为完备。
当时的开封守军主要有两支，一支为河南巡抚李仙风和游击将军高谦的部队，一支属于开封守将副总兵陈永福。但是两支军队都没在开封。巡抚李仙风的部队正在黄河南岸进剿农民军，而陈永福这时正率军驰援洛阳。
李自成获知了开封兵力虚弱的消息，决定突袭开封。遂于二月九日，带领精兵3000、部卒3万从洛阳地区出发，急行军三昼夜，于十二日中午时分到达开封城下。
开封上下手足无措，多亏巡按御史高明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明衡下令迅速将开封附近数十里内的水井填平，树木砍光，又强迫老百姓将家眷、牲畜、粮草全部迁运到城里。他还命令关闭所有城门，让城中百姓用沙袋将城门堵塞。同时，调集所有能上阵的力量上城防守，并划定责任区：
祥符县令王燮率领衙役负责上城守卫，左布政使梁炳负责东门，右布政使蔡懋德负责曹门，管河同知负责北门。农民军进攻的重点地带西门由高明衡亲自防守，此地的明军兵力也是最强的，有周王的王府卫士800人。
周王在明朝宗室中素称贤德，加上福王的前车之鉴，所以他把府中累世积攒的银子搬出，并“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银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 （李光壂《守汴日志》） 同时，周王亲自 派人到城上去监督守军的作战发银。后来根据统计，在整个开封保卫战中，周王总共支出120万两白银。不但如此，周王还将自己当年的岁禄捐出。据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中记载：“周王岁支本色禄米二万石”。 按照明末每石米值银3.3两兑换，这笔岁禄为6万多两。
高明衡还听从王燮建议，规定开封每一坊为一社，每一社出兵50人。而且出兵的原则也是富人出兵，家庭资产1000两到2000两的出兵1人，家产过万者出兵2到3人。当时开封有84坊，这样就可以得到4000士卒。高明衡募兵的标准是不要流民，只要本土开封人士。如此下来，开封守军的士气大大优于其他明军。
农民军看到开封城中已有准备，只得对开封发起强攻。其战术是以弓箭做掩护，命令裹挟的流民对开封城的城墙进行挖掘。农民军第一天的行动颇为顺利，仅仅在西门地区就在城墙上挖了6个大洞。农民军藏于洞中，城上的弓箭根本无法射到，明军一时间束手无策。这时，一个叫张坚的人向明军建议，用“悬楼之法”。所谓悬楼，“用大柏木三，上排横木十余如筏，其广可跨五跺或三跺，出跺外四五尺，每楼容十人”。明军站在这样的悬楼上，可以向城墙洞中的农民军射箭、投石、扔火罐。而且悬楼坚厚，炮矢不能打透。
推官黄澎看到后大为赞赏，让快手（衙役之类的官职）朱光祖督造，一夜间连造50多座，分别放在城上不同的地方。
到了第二天，明军从悬楼上“视而击之”，农民军“无不中者”。到当天战斗结束的时候，农民军损失惨重，而且挖墙脚这一招也失败了。
二月十五日，农民军再次改变战法，试图用云梯来进攻开封。此前，农民军在一夜之间赶制了上百架云梯。但守军早有应对之策。当时有48名农民军士兵抬着一架大型云梯快要接近城墙，守军立即发炮将其击毁，抬云梯的士兵也伤亡殆尽，其余的农民军为之气夺。当其他云梯靠近城墙时，守军又投掷一种名为“万人敌”的炸弹，对攻城者进行杀伤。经过一天的战斗，农民军伤亡惨重，云梯也损失殆尽。只得停止进攻，改为围城。
二月十六日，开封守军第一次获得了援军。陈永福得知农民军进攻开封后，迅速回防开封。在回城途中，他还袭击了西门外的农民军营寨，但未获得成功，反而损失数百士卒。最后陈永福只得从水门进入开封。开封军民士气大振。
在十七日的战斗中，明军居然冲出城外，与农民军背城而战。得知这个消息，李自成也大为吃惊，亲自来到前线视察，被一支来自明军阵中的箭射中了左眼。值 得一提的是，这支箭为开封城中自制的远射轻箭，“削竹为箭，其大如箸，略长一二寸，铁镞如锥，……可射三百余步”。战后，这笔功劳被算在了陈永福的儿子陈德身上，陈德因此被升为游击将军。李自成的左眼却从此失明。
李自成受伤后，农民军中发生混乱，明军迅速发起进攻，一举斩首2000级。不过，农民军虽然败退，但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也依旧占据着数量优势。这时又传来左良玉和杨文岳率军前来的消息，农民军决定撤围而去向西转移。
开封之围遂解。
在转移途中，农民军又遇到李仙风的部将高谦。明军再次击败农民军，斩首700级。
首战开封历时6天，成为洛阳、襄阳两大战役后，明军难得的亮点。虽然农民军撤围，但开封的危险并未解除，农民军当时正在豫西整补士卒，随时准备再次东进。从这一阶段农民军的作战表现来看，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几千明军就能轻松击垮数万乃至上10万农民军的流寇状态了，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基本上能做到败而不溃。
当时明朝的援兵以保定总督杨文岳所率的军队为主。杨文岳在得知开封被围的消息后，率兵2万亲自南下，并派总兵虎大威、副将张德昌率先头部队5000人援救开封。当虎大威的部队渡过黄河时，开封之围已经解除。但虎大威并不敢独自去攻击李自成，所以带兵在偃师与河南巡抚李仙风会合。两军一直等到杨文岳的主力到达之后，才在鸣皋与农民军大战一场。农民军不敌，向东撤走，但杨文岳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进入开封休整。不巧的是，军队进入开封后不久，城里就爆发了瘟疫。杨文岳的大军一下子损失惨重，只好暂停军事行动，撤到西平、新蔡等地休整。其实开封刚刚解围，大仗之后，自然会出现一些疫病，杨文岳毕竟是文官出身，对于这种情况完全不了解，没有做防疫工作，所以才导致损失惨重。
明军停止了追击，李自成也来到河南、湖广交界处的淅川休整。这时与张献忠联合作战的罗汝才由于和张献忠不和，转投李自成。李自成的实力一下子成为农民军中最强。史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 （《延绥纪略》）
李自成和罗汝才合营之后迅速北上。但两军刚开始合营作战，配合并不默契，与杨文岳战了三战，均告失败。杨文岳还斩杀了一条龙、一只龙两位农民军将领。农民军决定再次南下湖广，避实就虚，在湖广打几场胜仗。
李自成再围开封
这时明朝在人事方面又有了新的变化。崇祯皇帝任命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赐尚方剑，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军务，并仍兼督三边军务。但是丁启睿不敢北上进攻兵力庞大的李自成，只是在湖广与左良玉进攻张献忠。因此崇祯皇帝又起用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前兵部尚书傅宗龙，命其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讨李自成。傅宗龙来到陕西后，迅速将陕西全部精锐一并带出潼关。当时陕西刚刚遭受蝗灾，军队士气低沉。傅宗龙知道此去恐怕是凶多吉少，所以出关时，与陕西巡抚汪乔年握手唏嘘而别。
农民军则由豫西，经唐县进入湖广枣阳、随州地区，准备攻取承天。承天是明朝嘉靖皇帝一系的祖陵所在，地位十分重要。有了凤阳失守的前车之鉴，任何督抚都不敢放弃这个祖陵重地。于是傅宗龙亲自带领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部于八月上旬赶往承天。而且，傅宗龙认为这是一举解决李自成的好机会，于是召集杨文岳，准备一起进军讨伐李自成。
九月九日，两军会合于新蔡。当时傅宗龙手中有贺人龙、李国奇所部4万人马，杨文岳手下有总兵虎大威所部。只是杨文岳部经过疫病，人数已经不及2万。
在明军准备发起进攻时，农民军也已经掌握了明军详细的动态。李自成决定把精锐部队埋伏在松树林里，另外派出一支队伍西渡颍河，制造移师汝宁的假象。明军虽然派出骑兵进行侦查，但仍认为农民军在渡河。于是明军迅速追击，连续前行了30里，到达孟家庄。这时，明军又获得了农民军已经渡河西去的消息，因此认为在今天难以与农民军相遇，决定在孟家庄休整，明天继续追击。明军开始安营扎寨，士兵都纷纷到周围去搜集薪柴，完全没有秩序。埋伏在树林中的农民军看到明军已经放松防备，迅速发起进攻。一时之间明军大乱。
贺人龙手中尚有1000名骑兵，遂向农民军发起反冲击，但被击退。贺人龙看战局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带着手下亲兵从薄弱处突出，向沈丘逃窜。李国奇带兵冲了一阵，看机会渺茫也跟着贺人龙跑了。而虎大威可谓突围经验丰富，他在贾庄时，于清军的层层包围中也能突围，何况农民军的战斗力还不如清军。于是虎大威也朝两位总兵的方向突围而去。
最后，包围圈里只剩傅宗龙和杨文岳两个总督。两人决定合兵于烧火店，并各守一处。杨文岳守东南，傅宗龙守西北，用火器来抵抗农民军。但是到了晚上，杨 文岳也随着手下将领突围而出，只剩下傅宗龙的直属标营。
傅宗龙一面命令兵丁挖掘壕堑，坚守待援；一面向包围圈外的贺人龙、李国奇二将求援。但是他们以“此书从贼中来，庸知非伪耶”作借口，拒绝回军援救。傅宗龙就这样在火烧店与农民军相持着。
在坚守8天之后，傅宗龙部弹尽粮绝，连随军所带的骡马都吃光了。傅宗龙决定于十八日晚领着残兵6000人突围。他先令川兵出战，但又考虑到步兵不能御骑，就命其移于后。结果在这一进一退之间，明军阵形大乱。李自成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出击，明军大溃。
次日中午，傅宗龙带着一些散兵游勇，在距离项城8里处被农民军追上和俘虏。农民军抓住傅宗龙后，将他带到项城城下，让他叫门说：“我秦督官兵也，请启门纳秦督。”希望诈开城门。傅宗龙此时显示出极大的勇气。他对城上大喊：“我是三边总督，不幸被贼俘虏，现在我身旁都是闯贼！”傅宗龙还对身边的农民军骂道：“我大臣也，杀则杀耳，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农民军恼羞成怒，将傅宗龙斩杀于城下。
这一战，农民军一下子击垮明军数万精锐，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甲胄。尤其是傅宗龙部大量秦兵精锐在遭到突袭时被俘虏。李自成迅速收编这些陕西籍的明军，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先后攻破商水、扶沟、许州等州县。
崇祯十四年十月，农民军包围叶县。叶县的守将是原农民军将领刘国能，他在崇祯十一年投降明军后一直为明廷效命，与农民军处处为敌。农民军连攻叶城七昼夜，刘国能看到难以打下去了，就坠城而出，走到农民军营中。他对李自成、罗汝才说：“所有的责任都是我一个人的，请不要破城后屠杀叶城百姓。”面对李自成的劝降，刘国能说：“吾大逆人，受朝廷厚恩，不敢负。”并自刎而死。
十一月初四，农民军攻破南阳，杀总兵猛如虎、刘光祚，俘虏并处死了唐王。
十二月，农民军攻破襄城，之后连续攻占镇平、新野、唐县、泌阳、舞阳、汝州、许州、禹州、新郑、鄢陵、尉氏、通许、陈留等大批州县。十二月二十三日，农民军再次兵临开封城下。
这时的农民军兵威极盛，根据《明史》《守汴日志》《甲申传信录》的记载，农民军有百万之众，但这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农民军裹挟的流民。流民跟着农民军可以随时获得粮食，而农民军也将这些流民作为辅助部队使用。比如围攻开封这种大 城市，流民的作用就很明显。此前，农民军的野战兵团也进行了相应的整顿加强，原先投降的明军已经彻彻底底地成为农民军的一分子。农民军中的骨干及从流民中选拔的精干力量，进行训练后，也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此外，农民军缴获了明军大量的军械物资，所以战兵往往装备精良，甚至每人有马3匹，战场机动力很强，在很多方面已经彻底超过明军。
再次被围的开封城依旧防卫严密。在第一次解围之后，开封城内迅速扩军建营。高明衡在此前的三月初一还增设了清真营，“皆募回回充之，称劲旅”。但是如前面所说，开封在五月份遭遇了瘟疫，所以也有一定的损失。
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封保卫战第二天，明军就遭遇了大败。当天，督师丁启睿亲率士卒3000人从南阳前来增援，在北门外立营。之后，丁启睿去到开封城中。结果，他刚刚离开，农民军就发起了进攻。三千明军迅速崩溃，狂奔进北城门的瓮城中，农民军随明军也攻入其中。来到城墙上的丁启睿要王燮开城将明军放进来，王燮严词拒绝，对丁启睿说：“此何光景？尚敢启门也？”
涌入瓮城的农民军很快开始攀登城墙。很多农民军已经登上了瓮城，准备向主城攀登。清真营的军官李耀率领数十个回族壮士各持大棒攻击农民军，农民军士卒纷纷落下城去。但农民军人数众多，继续攀爬上城。当时的情况是：“炮击不退，贼兵拥集城下。”王燮只得使出最狠的一招——火攻。刹那间，“众炬齐抛”，拥挤在瓮城内的人来不及躲避，无论是明军还是农民军都葬身于烈焰中，死者“不下数千”。
北门攻势被化解后，李自成下令继续挖墙脚。用来挖墙脚的人都是裹挟而来的流民。到二十五日，农民军已经挖了30个大洞，每个大洞都能容纳数十人。
明军依旧用悬楼应对，不过用于火攻的薪柴已经所剩无几，明军只有从百姓家中征用。此时，开封城居民朱呈祥想到一个新的方法破解农民军挖洞。他的办法是，通过从城顶打通的洞，将燃烧的火攻器材投入或悬入洞中，将农民军逼出洞中，然后明军用弓箭予以射杀；之后，城上迅速灌水使洞中降温，再派遣明军占据洞中，每个洞中留兵50人。守军采纳了朱呈祥的办法，并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七对农民军发起反击，在一日之内收复农民军所挖的所有洞。
看到挖洞的方法失败了，李自成就改用10余门火炮向城垣炮击。炮击迅速取得效果，一处城垣出现了2丈余大的口子，农民军迅速向这个突破口进军。农民军有炮，明军同样有炮。明军也集中10余门火炮对准这个缺口，当农民军出现时， 明军火炮齐发，农民军损失惨重。
正月十二日，农民军调集上百门火炮对开封城发起总攻。当日“齐燃击城，城被炮，倾颓如坂”，现场“飞铁镕铅，四面如织空中作响，如鸷鸟之凌劲风”。（《大梁守城记笺证》） 农民军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登城，明军火炮则开火还击，最终压住 了农民军的攻势。同时，明军把水浇在破口处。当时天气寒冷，水迅速结成冰，农民军亲辛苦苦制造的突破口又被堵上了。
李自成张献忠路线图
之后，农民军开始修建炮台以攻击城墙。李自成也将营寨移到离城墙不到3里的地方，就近监督农民军攻城。明军用红夷大炮，一炮打中李自成的帐篷。虽然李自成当时未在营帐内，但中军大帐受到攻击，对农民军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正月十三日，农民军想出用爆破之法来攻击开封。但是这次爆破却成了乌龙事件，明军一个没炸死，反倒把前去进行爆破的农民军士卒炸死很多。显然，爆破需要控制火药的装药，对于工程技术要求也很高，农民军当时还不具备这种技术。
几次失败后，农民军的士气更低了，明军却倍受鼓舞。
李自成认识到，如果继续攻打开封，只会损耗农民军的元气，决定先暂时不攻打开封，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其他方向的明朝援军。
正月十五日，李自成撤离开封城外。农民军撤离得极为匆忙，明军缴获麦、豆2万余石，耕牛3万余头。但李自成军队的实力依旧保持完好，因为进攻开封的主要是流民，李自成直属的野战兵团没有遭受多少损失。
其间，明军方面又有新的动向。傅宗龙死后，明廷于十一月提升陕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令他火速准备，东出潼关，同左良玉部夹剿义军。汪乔年领命后，“即飞檄各边调集兵马，戴星治械措饷”。由于秦兵精锐大都覆灭于项城，汪乔年只有从边军中抽调兵力。崇祯十五年正月，汪乔年在西安登坛誓师。二月间，他率领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张国钦、张应贵等将，统兵3万出潼关。然而，明廷所设想的联兵进攻李自成的计划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时左良玉的军队被李自成包围在郾城，杨文岳与丁启睿率军解围也未获得成功。于是，汪乔年只能单独率秦兵东进救援开封。途中，他突发奇想，意图进攻当时农民军的老营所在地襄城。他认为，一旦进攻襄城，农民军就会主动撤围。具体说来，汪乔年打算直接以精锐在襄城抵挡农民军，左良玉则可以乘势突袭农民军的后方。
不过，这个计划有两个前提：首先，左良玉能按照计划行事；其次，需要秦兵有足够强的战斗意志扛住农民军的攻势。然而，这两条都不成立。左良玉在明朝将领中是出了名的跋扈，即便是督师杨嗣昌都难以指挥，而且他已经被包围在郾城。早在项城之战时，秦兵的战斗意志就已经被证明不是那么可靠，而且贺人龙与左良玉一样的跋扈不听命令。但汪乔年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一心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将火器、步兵全部留在洛阳，自己带1万精锐骑兵奔袭襄城。
一开始，汪乔所部顺利地攻下了襄城。甚至当汪乔年到达襄城时，当地士绅还出城8里相迎。李自成得知襄城陷落后也大惊失色，急忙撤围而出。
汪乔年得知农民军回返的消息后，得意地说：“贼在吾目中矣。二三日间，当为汝军扫荡贼氛，碎元凶如齑粉也。”他下令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各领所部，分作三路进至襄城以东40里，自己则率领总兵张应贵部四五千人入屯襄城。
二月十三日，农民军与驻守在襄城东面的明军相遇。两军大战一场，明军总兵张国钦、副将马名廉战死。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看到农民军攻势猛烈，自己抵挡不住，于是又带着主力，抛弃汪乔年跑回了陕西。汪乔年还意图固守襄城以等待左良玉来救援，但是死守了5天也没有等来援军，反倒是农民军集中炮火猛烈攻城。十七日，明总兵张应贵被炮火打死，明军抵抗彻底瓦解。汪乔年被农民军俘获。由于汪乔年在出关之前就挖了李自成的祖坟，自知没有活路，于是对农民军破口大骂。李自成下令将汪乔年磔杀。
平心而论，汪乔年制定的是一个绝佳的计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最终只能失败。各路明军没有任何积极性，即便是汪乔年自己的秦兵，也随时可能丢下主官撤出战场。
李自成在解决汪乔年的陕西援军后，迅速席卷整个豫东。
在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部同河南的一支农民起义武装——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并于同月十六日占领杞县。
五月初二，农民军再次兵临开封。
这次李自成准备围困开封。他将大营设在阎李寨，罗汝才则屯于横地铺。接着，他并没有立刻攻城，而是命令士兵收割开封周围的麦子。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城中的明军也派人出城割麦，但是两军没有爆发战斗。
这时李自成已经转变了思路，准备以开封作为一个磁铁，吸引明军主力前来决战。果然明军主力很快就来了。
这次明廷动员的兵力空前强大。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以及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大批军队而来，总数多达18万，号称40万。其实，明军的战斗力并不高，这里面几乎所有的部队都被李自成击败过。但为了解围开封，明军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李自成看到明军前来解围，迅速率主力前出朱仙镇与明军对垒。农民军占领朱仙镇西南的有利地形后，沿洧水挖掘深壕，壕宽丈余，环绕百里，以截断明军通往 襄阳的退路，待机歼敌。
五月二十二日，农民军与明军相遇，最先临敌的是左良玉军。左良玉看到农民军兵力雄厚，便率领所部7000人首先避战南逃。结果其他明军全都跟着奔逃。丁启睿借口追回左良玉，经许州逃往光州、固始。杨文岳仓皇窜往归德。只有姜名武一军守在战场上，并迅速被农民军击败，姜名武也被农民军俘获后磔死。
之后，李自成决定重点追击左良玉军。虽然左良玉部狂奔了80里，但是农民军速度比左良玉更快，已经赶到了左良玉的前面。左良玉部正在渡河时，农民军鼓噪而至，明军大乱，溺毙无数。
此战，李自成俘虏了数万明军，俘获的武器军资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光追击左良玉军，就缴获骡马7000匹。
此战之后，中原地区的明军精锐全军覆没，崇祯皇帝气急之下将丁启睿、杨文岳撤职查办。但他再也无法解开封之围了。
农民军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包围开封。李自成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他知道开封这种大城市粮草极度依赖城外供给，一旦对开封实施严密的包围，开封将不战而降。
果然，李自成二十五日回师驻扎在阎李寨，二十六日官军就放出军民出城打草，一担草卖钱达200文！开封城中遇到的问题还有商人囤积居奇。开封的官吏对那些奸商实施打击，斩首了当时最为猖狂的大粮商李遇春。此后，粮商倒也不敢囤积居奇了，只是开封的粮食始终是有限的。
从六月初六到十六日，兵民拥挤买粮，至夜不散。到十七日，民间粮店的粮食告罄，闭门停售，开封陷入更大的危机。但这时开封的士气依然可观。六月二十六日，开封府推官黄澎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此举收到相当的效果，“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一时之间募得万余人，这样的士气连明军将领都感到惊奇。可是光有士气是没办法打仗的，守军在数量和战斗力上都不如农民军，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援军了。无奈明廷已经拿不出援军来解围了。
李自成一面围困开封，一面进攻周边的州县。在围困开封期间，周边30余县都被农民军攻破。
往后开封城内的景象更为惨烈。开封官吏强行摊派民户交粮，无粮的折银交纳。起初每石粮食折银80两，后来增加到130两。交不出粮食和银钱的百姓，“先捉幼男女以大针数百刺其肤，号叫冤惨”，甚至有的富室交纳了上万两白银仍不免于 拷掠而死。守城的官军还持巡抚的令箭闯入民家搜粮，除郡王以上的府第外，无处不搜，“掘地拆屋破柱以求”。市面上粮价飞涨，“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钱一斤”。后来干脆完全断市，有钱也买不着食物。城里粮食告绝后，居民们吃牛皮、皮袄、药材、水草、瓦松、马粪、胶泥等，以求苟延时日。最后竟出现人吃人的悲惨局面。官军更公然以人为粮，“将军密计抚军颔，肥瘠皆堪充军食”。
到崇祯十五年九月间，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开封城的陷落已经近在眼前。这时黄河的开封河段再次决口，历时两年多的开封之围，最后以李自成夺得一个沦为废墟的开封而宣告结束。 [7]
虽然李自成拿下了开封，但是明军并未死心。在陕西，出狱不久的孙传庭正准备再次出关与农民军决战。
孙传庭被迫出关
孙传庭这个镇压农民军的常胜将军，在农民军最为兴旺发展的两年多时间内，一直被崇祯皇帝关在监狱里。汪乔年兵败之后，崇祯皇帝只得再次起用孙传庭。他召见孙传庭时，问后者需要多少兵可以平叛。孙传庭被关了近3年，所以还是按照以前的观点，说只需精兵5000就可以了。崇祯皇帝大喜，随即任命他为三边总督，同时命令他处决贺人龙。
崇祯皇帝对贺人龙屡屡在战场上抛弃长官很不满，认为唯有斩杀贺人龙才能振奋士气。孙传庭得了崇祯密令，在四月来到西安，召集陕西总兵开会。在宴席上，他突然逮捕贺人龙，并将其处决。然后将贺人龙的兵马分给其他将领，同时任命原先农民军的首领高杰出任总兵。
虽然现在很多人将贺人龙的死比作明朝痛失长城，农民军少一大敌，但其实贺人龙对农民军的危害远不及对明军危害大。项城之战，贺人龙率先逃跑；襄城之战，贺人龙又是率先逃跑。这样的将领，谁能保证在战场上不再次出现溃逃之事？另外，还有很多人将其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相提并论，但是孙传庭是奉命行事，不是私自处决大员。
不过，从贺人龙之死到立高杰为总兵可以看出，曾经明朝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秦兵这时已经大不如前。秦兵最大的一支精锐覆没在辽西，关中的精锐又覆没于项城，而从边军中抽调的精锐又在襄城损失掉了。秦兵将门子弟也凋零殆尽， 统兵大将居然都找不到合适的秦兵本土将官来担任。
孙传庭到了西安，看到秦兵的状况并对比农民军的形势后，再次上书崇祯皇帝：“非练兵两万，饷百万不可”。崇祯帝斥责孙传庭道：“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孙传庭又向崇祯皇帝解释道：“兵新募，不堪用。”但崇祯皇帝根本不听，反倒任命巡按御史苏京监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兵，以督促孙传庭出关与农民军作战。
崇祯十五年九月，孙传庭率部出关。适逢大雨，孙传庭军队的后勤辎重很难运输，刚出潼关就出现粮草不济的现象。甚至只能以青柿为食。但孙传庭还是决定与农民军决战。
十月初一，两军在郏县地区相遇。孙传庭命总兵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由总兵牛成虎领兵出战。兵刃既接，牛部伪装战败向后撤退。李自成部中计追入伏中，官军伏兵出击，牛成虎部也回头反击。农民军大败，向东撤走。
所幸农民军还有一支没有进入伏击地域，那就是罗汝才部。而李自成也命人迅速将缴获的金银财宝全部扔在地上。这是农民军在早期应付官军追击的办法，一般明军都会去捡那些金银，毕竟明军实在是太贫困了，食不果腹的秦兵自然也没能抵挡住金银的诱惑。
见此情景，罗汝才部迅速攻击秩序大乱的明军，李自成部也转身作战，明军被杀得大败，阵亡士卒数千名，将校78人，战马几乎全部遗失。孙传庭只得收拾败军退入潼关。因明军曾经以青柿为食，此战又被称为“柿园之战”。这一战，孙传庭辛辛苦苦整顿的秦兵再次遭到严重损失。但是孙传庭仍然不死心，准备再次与农民军决战。
农民军在此战之后，接连取得汝宁之战、襄阳之战的胜利。尤其是南下湖广后，农民军加速了内部融合。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兼并罗汝才、贺一龙所部后，在襄阳开始建设政权，建立了倡义府，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这使得农民军起义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个政权虽然没有正式改元建立国号，但是已经具备了一个政权应有的一切。李自成任命牛金星为丞相，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在地方上设立州牧县令。当时，农民军控制的地域北抵黄河南岸，南到湖南的安乡、华容，已经颇为可观。
在军政上也进行了重新编组。李自成将部队编为五营，中军主将权将军刘宗敏，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右营制将军刘希尧，前营制将军袁宗第，后营制将军李过。农民军的野战精锐被选入这五营之中，次要的军队则驻守各州县。
经过这一系列的整顿，农民军的实力和面貌已经是今非昔比。
明帝国的情况却变得更为糟糕了。在关外，松锦大战的惨败导致大批明军精锐损失殆尽，只剩下吴三桂的军队还坚守在辽西。在关内，四川、湖广、河南都被农民军攻占，而直隶、山东、山西因屡屡遭到清军入侵破坏，生产力变得极为低下。
左良玉部听调不听宣，实际上已经游离于叛乱的边缘，对于明帝国的破坏丝毫不亚于农民军。左良玉手下的兵力数据一直是个谜团，《明季北略》给的数据是有兵20万，但朝廷的军饷始终只按2.5万人给。缺的军饷要由左良玉自己筹集，而他的办法就是从地方搜刮。所以后来李自成进攻左良玉的口号竟然是“剿兵安明”。
明帝国唯一能依靠的军力就只有在陕西的孙传庭部。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如何使用孙传庭这支军队是一个考验，这支军队如果使用得好，大明帝国或可以久延一些时日；但如果使用不当，大明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结果，崇祯皇帝的计划还是原先的老一套。他命孙传庭东出潼关，以左良玉西进河南夹击李自成。但是这个方案中的左良玉已经被李自成打得如惊弓之鸟，如何敢进？兵部侍郎张凤翔曾建议崇祯皇帝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但这时的崇祯已经如赌红了眼的赌徒，丝毫听不得其他意见，一味命令孙传庭迅速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面对这种情况，孙传庭只能顿足叹道：“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
孙传庭在柿园之战后经过半年休整，具有了一定实力。而在李自成军的内部，孙传庭还有一个内应，他就是在农民军中担任兵部侍郎的丘之陶。丘之陶告诉孙传庭，当李自成北上迎击明军时，他会谎报军情促使李自成回师。有了这些因素，孙传庭最后决定冒险出击。这次孙传庭带了10万军队出师。
八月一日，明军在西安关帝庙正式誓师出征。
李自成同样对孙传庭部的动向十分关心。他料到孙传庭一定会再次出兵，因此从五月开始就加强河南防务，还逐渐将野战主力北调。看到孙传庭倾巢而出，李自成决定改变原先硬碰硬的打法，采取诱敌深入、逐渐拖垮明军的战术。
于是，孙传庭进兵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收复洛阳。这时身边有人建议孙传庭稳 扎稳打，以洛阳为基地慢慢收复失地。但是崇祯皇帝的命令极为严厉，容不得过多停留，孙传庭只得继续进军。
“火车”
之后，明军又收复宝丰。崇祯皇帝得意扬扬地对下面的大臣说道：“贼灭亡在旦夕。”这时有人说了一句：“贼故见羸以诱我师，兵法所忌也。臣不能不忧。”而事情的发展恰恰印证了这句话。
丘之陶与孙传庭曾进行通信，结果孙传庭不但回信，还将消息转告了朝廷。这就等于暴露了这个内应，而孙传庭与丘之陶的通信也被农民军缴获。于是，李自成将丘之陶斩首。
最后，李自成决定不再撤退而是与明军进行决战，决战地选在郏县。
九月十四日，两军在郏县相遇。明军初战告捷，农民军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这场失败让李自成清醒过来，他明白与明军进行正面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决定继续诱敌，还命令刘宗敏率1万骑兵切断明军粮道。
而此时明军已经断粮了。在郏县，明军也只搜到几百匹骡马，孙传庭只好回师打通粮道。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明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这明摆着是要逃跑，河南军也不傻，一窝蜂地跟着秦兵往回跑，原本有计划的撤退一下子变成了溃败。农民军趁机发起全线进攻，明军彻底崩溃。
孙传庭手中仍掌握着一些军队，他在南阳再次掉过头来与农民军决战，农民军也列阵与明军作战。
开战不久，白广恩的“火车”营最先发生溃败，战场局势一下子成了一边倒。载有火器的“火车”成了巨大的障碍，明军被堵在道路上进退不得。李自成下令全线追击，一昼夜追杀出400余里。此战明军损失达4万余人。孙传庭只得带着残兵坚守潼关，李自成则乘胜进攻。
十月初六，李自成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攻破了潼关天险。孙传庭败退渭南，最终战死。
秦兵——明帝国最后的军团覆灭后，明帝国剩余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尾声
纵观农民军与明军围绕中原地区长达3年多的大战，崇祯皇帝对于前线战事干扰过多，使得前线战事常常陷入不利。一线文官无法完全控制住军队，武将的跋扈已是明目张胆。明军的早期负责人杨嗣昌临阵犹豫，举措失当，始终无法达到歼灭张献忠、罗汝才集团的战略目标。不但如此，他还屡战屡败，丧师失地。作为明军头号战将的左良玉更是在治军将兵方面才能低下，与张献忠那种组织程度低下的农民军对阵尚有战胜之机，一旦与经过整顿的李自成军作战，则显示出低劣的作战效能。而明朝末年，最能打也相对最听中央调遣的秦兵，也同样存在问题。秦兵列阵而战素质尚可，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则立刻变得茫然失措。这明显是由于陕西边军精华大量东调造成军队骨干缺乏。
在官兵关系上，明军士卒与将领上下相隔，互相敌对，而农民军却实行平均主义的配给制。史载，农民军“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国寿录》） 即便是李自成，在饮食上也和普通士卒无异，“粗粝与众共之”。这在当时的明军中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所以李自成能一路收编俘虏的明军作为自己的力量。
另外要提到的是，李自成军队中最精锐的是所谓“老营”。李自成进入河南时最多也不过千余人，所以“老营”肯定不是指和李自成一起进入河南的那一批人马。组成“老营”的，很可能是在历次战役后收编的明军降卒，这也造成了李自成军队的一个缺点——自身组织相对薄弱。李自成在与孙传庭作战时，多次使用机动作战，运用计谋，很少与明军精锐进行硬对硬的堂堂之战，这便证明了李自成军队组织的薄弱。在之后与清军作战时，李自成军队的这个缺点可以说是暴露无遗，这也直接导致了李自成政权的迅速失败。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湖广、四川已尽皆残破，陕西、河南更是一片赤地，明帝国的精锐已经损失殆尽；作为胜利者的李自成，在未得到全面胜利之时，就与自己的同盟张献忠进入敌对状态；而关外的清王朝正厉兵秣马准备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