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台之役（1874）

日本侵台之役简介

日本侵台之役：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列强侵略矛头直指中国，造成了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台湾战略地位显要，成为美国、法国等列强武力侵犯的重点。明治维新一开始，日本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开疆拓土”的侵略总方针。地处日本西南太平洋上的琉球和台湾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

日本侵台之役过程分析——

台湾——美丽岛

台湾，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面积大约3.6万平方公里，由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台列岛以及邻近的一些附属岛屿组成。关于“台湾”这个名字的由来，历史上就有许多种说法。

◎黑船来航时日本藩士图

较早对台湾名字进行考证的是现任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的祖父连横。连横所著的《台湾通史》是第一部台湾地方的区域通史。在历史上，章太炎等当时的大家也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在这部《台湾通史》中，连横先生是这样解释“台湾”一词由来的：明朝的诸多闽南人来到台湾，结果连尸骨都无法还乡，只能埋于岛上，故称“埋冤”。由于“埋冤”这个词不吉，且其闽南方言读音大类于“台湾”，故以“台湾”代之 。

连横的说法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以“台湾”代“埋冤”无史可考，何况该说法未能解释为什么单取“台湾”两字而不取其余同音字顶替“埋冤”，也未能说明“台湾”两字究竟有什么含义。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台湾的名字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是现居住在台南一地的土著Taioan的音译，最初写作“台员”，但该词作为音译词并无任何内在含义，遂逐渐演变成“台湾”。

除此之外，台湾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别名。在汉朝有“东鳀”、“夷洲”之称，宋朝与邻近的琉球群岛（今日本冲绳）合称为“琉球”，也写作“流求”、“琉求”，后来，人们又将今天的冲绳称为“大琉球”，而把台湾称呼为“小琉球”以区分。明朝时期有“东番”、“鸡笼”、“北港”等称呼。西方殖民者东来后，台湾另一个称呼也随之传遍天下：福摩沙（Formosa）。这个称呼并无贬义，乃是“美丽岛”之意。当16世纪葡萄牙人东来时，于海上远远望见此岛，见草木葱茏，景色迷人，所以用葡萄牙语称之为“伊拉福摩沙”（Ilha Formosa）。

◎连横

◎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手稿，该文对连横的《台湾通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日本人则称呼这个岛屿为“高砂”，日语写作タカサゴ，因其音为“takasago”而一度写作“塔伽沙谷”、“塔伽沙古”等。这个名字被认为和高雄的古称“打狗”有关，在台湾南部地区有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打狗社”，亦写作“打鼓社”，部落名逐渐演化为区域名，进而成为整个岛屿的代称。在日据时代，“高砂”就成为称呼台湾以及台湾原住民的代名词。

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仅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所以自古就与中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中国对台湾的有效管理始于元朝所设置的澎湖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同安。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汤和经略沿海地区，迁徙岛上的居民于福建的漳、泉二府。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倭寇横行于沿海地区，台湾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海盗的最佳巢穴。万历、天启年间，颜思齐、郑芝龙等有名的海盗相继占据台湾，剽掠海上，明朝官方虽头疼不已但海盗依然屡剿不绝。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移居台湾的开始时期。

16世纪末，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了2艘军舰袭击澳门，试图驱逐葡萄牙人后独占对华贸易，被明葡联军击败。当时有李锦、潘秀等通晓荷兰语的中国人诱使荷兰人前去袭击澎湖。于是第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兵前往澎湖，驻军建屋。巡抚徐学聚派人传谕：如不撤兵则以武力解决，荷兰人自知不敌，在占领了10天澎湖以后灰溜溜地撤走了，是为荷兰人染指台澎之始。

◎热兰遮城

1622年，荷兰人再度来袭。这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派了17艘船直奔澎湖下锚并登陆。随后，荷兰人掠夺了澎湖沿海的600多艘中国渔船，并强迫渔民为他们建筑城寨和修筑炮台。筑城的中国民夫，每天只能得到半斤米，1500多名民夫就有1300多名饿死，未死的全被运往菏兰属地巴达维亚为奴隶。荷兰人的这些举动引起了明朝福建巡检司的注意。巡检司派了2000名士兵从白沙岛的东方镇海港登陆，与荷兰军队交战8个月。在此期间，荷兰人又疯狂掠袭了沿海的厦门等地。他们打家劫舍，民不聊生。最终，荷兰与明朝政府达成了停战协议：明朝政府允许荷兰与中国通商；如荷兰放弃澎湖，则被允许占领澎湖对岸的“化外大岛”，明朝政府不得表示异议。

这座“化外大岛”就是被称为“福摩沙”的台湾岛。荷兰人根据协议于1624年8月放弃了澎湖，抵达台湾西南的鹿耳门，并由此进入台江，占领了台南的安平等地，并设立商馆作为与中国贸易的根据地。1630年正式建立热兰遮城，1650年又在台南建立普洛文蒂亚城——被台湾本土居民称为“赤嵌”。

从1624年初占台湾，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人在台湾盘踞了整整38年，利用台湾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把台湾沿海的占领地搞成了对华贸易的据点和沟通东南亚与东北亚之间交通商业的中转站。同时，荷兰人还在台湾推进基础建设，用基督教“宣抚”土番，妄图做长久之计。1662年，郑成功为获得反清的基地，东征台湾。讽刺的是，郑成功入台也选择了38年前荷兰人入台的路线——从鹿耳门登陆。荷兰的末代台湾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被迫投降。

◎郑成功

◎日治时期的明信片上的一对台湾阿美族男女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派施琅率水师攻占澎湖，郑克塽遣使纳表投降，台湾复归中央政府管辖。郑氏统治台湾仅23年时间。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设台湾府。台湾隶属于福建省，下置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同时，清朝政府设立台厦兵备道，道台兼管台、澎、厦等地，重点防治海峡的海患，清剿沿岸海贼并防范殖民者滋扰。台湾的复归也进一步促使汉人的大规模移居——大批的汉人在清朝中叶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台湾岛，对这座美丽岛进行了系统开发。

1840年，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正式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清政府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台湾这座美丽岛，也逐渐变得无法抵抗列强的觊觎。

德川的觊觎和佩里的野心

日本与台湾的渊源当在明朝中叶。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纷乱的战国时代，许多的浪人武士因生计无着，遂与海盗相勾结，乘船劫掠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酿成“倭患”。而台湾地处中日两国海上交通线之间，因此很自然地被倭寇用作巢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一方面发起了侵略朝鲜的庆长之役；另一方面为活跃经济，颁发朱印状给一些商人和大名，鼓励开拓海外贸易。因为台湾盛产砂糖，所以它也是许多日本朱印船趋之若鹜的海外贸易点。商人纳屋助左卫门就曾从事对台贸易，获利丰厚。但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并不满足，他试图把台湾（当时日本人称台湾为“高山国”）纳入统治。于是，在1593年派遣商人原田孙七郎前往吕宋途经台湾时，他致书要求“高山国”入贡。最后，此事因丰臣秀吉死亡不了了之。

德川幕府建立以后，德川家康延续了丰臣秀吉的海外贸易政权。持有幕府颁发“朱印状”的商船仍然航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德川初期，著名的商人山田长政在前往东南亚冒险的途中就曾经过台湾。1608年，日本商人同台贸易期间，曾带当地的原住民回国拜谒德川家康，引发了德川对台湾的觊觎。九州的大名有马晴信和长崎商人村山东庵先后在1609年和1615年奉德川家康之命试图征服“高山国”，皆以失败告终。

德川家康死后，继任幕府将军的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逐渐强化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日本最终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统治下完成了锁国体制，德川家对台湾的觊觎就此告一段落了。

◎山田长政的军船

◎德川家康签署的通商许可——朱印状

1628年发生的浜田弥兵卫事件又让日本和台湾有了交集。此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占领了台湾的荷兰人和日本的朱印船商人在激烈争夺台日之间的贸易主导权。浜田弥兵卫是一名往返于台湾和日本的朱印商人，在对台贸易时，经常受到荷兰人的干预——课以重税，搜查船只并没收武器等。浜田弥兵卫也曾暗中唆使部分台湾人前往日本，伪称“高山国”的使节。这种挑衅行为引起了负责台湾事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长官彼得·纳茨（Pieter Nuyts，1598—1655年）的注意。当1628年浜田弥兵卫来台时，彼得·纳茨下令搜查其船只，并查获了大量的火药和枪支。有了证据后，荷兰人立刻扣留了浜田弥兵卫等人。浜田弥兵卫则纠合了数名日本人诈称回国，要求面见彼得·纳茨。但面见时，他却劫持了彼得·纳茨及其儿子。荷兰人不得不与浜田弥兵卫达成协定：放还浜田弥兵卫等人。浜田回到日本后翻脸不认人，幕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了平户的荷兰商馆。

日本的荷兰商馆是荷兰在亚洲最有利润的1个贸易据点。失去这样的据点，荷兰人如割肉一般疼痛。对日本无可奈何的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只得将彼得·纳茨撤职查办，并将他监禁在日本，日本幕府方面才决定恢复日荷贸易。彼得·纳茨一直被监禁在江户，直到1636年才被释放。此后，锁国中的德川幕府就与台湾甚少联系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台湾作为东亚地图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个岛屿，吸引了西方列强的目光。诸多列强希望把这个岛屿变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和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美国人抢先行动起来。

美国之所以如此看重台湾，与当时的地缘政治有密切关系。欧洲列强来中国的路线往往是自西而东——经非洲、印度洋、马六甲、南中国海到中国南方。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条线路极为便利。而美国来中国最便利的路线就是横穿太平洋。因此，在太平洋上寻到一两个落脚点，是美国推行亚洲殖民政策中最为关键的一步。1853年6月，在江户湾的门户——浦贺港外的海面上，出现的4艘艨艟巨舰以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海岸。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看到了传说中的修罗魔鬼。旗舰“萨斯奎那”号（USS Susquehanna）可以用蒸汽机驱动，满载时排水量为2450吨。德川家康时代，日本在三浦按针的主持下，试制过排水量为120吨的小帆船，此后，锁国中的日本再也没有建造过比那更大的船只了。那两艘上千吨的蒸汽船，在日本人眼里简直就是天狗下凡。上到幕府，下到百姓的惊讶和恐惧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惊恐地称呼这4艘全身涂抹着玄色的船为“黑船”。这个舰队的指挥官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又译柏利）。马休·佩里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海军世家，父亲克里斯托弗·雷蒙德·佩里（Christopher Raymond Perry，1761—1818年）是美国海军的一位军官，其儿子也全部效力于美国海军。马休的兄弟奥利弗·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1785—1819年）是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英雄。马休·佩里是美国海军的奠基式人物——他极力推进海军的蒸汽化改革，主张海军当以蒸汽船只为主力。这个富有前瞻性的建议对美国海军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马休·佩里因此被称为“蒸汽船海军之父”。

马休·佩里于1852年就任美国东印度海军司令。此前的1846年，美国发动了美墨战争。根据1847年美国与墨西哥签署的停战协定，美国获得了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并于1850年将之变为美国联邦中的一个州。这件事对美国而言意义重大——美国船只原本必须从东海岸出发，绕非洲南端或绕过南美南端前往亚洲，而加利福尼亚的取得使美国船只可以从西海岸出发横渡太平洋前往亚洲。这使美国成为前往东亚地区交通最为便利的国家。

从此以后，美国的捕鲸船频繁出现在亚洲北部的捕鲸区鄂霍次克海。捕鲸是近代的一项新兴产业，目的是为了获得鲸油。这种由鲸鱼的皮下组织或内脏熬炼而得到的油脂是近代照明和工业油脂的主要来源，广泛应用于制革、炼钢、化工等产业。因此，捕鲸对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如何为活动在亚洲北部的美国捕鲸船提供一个避风港，以及获得食物、水、煤的补给和船只修理，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难点。事实上，当时在北太平洋的美国捕鲸船时常因风暴漂流到日本，美国要保护这些漂流民，希望在日本建立“治外法权”，并通过缔结条约建立永久关系。

◎日本描绘的捕鲸场面

当然，美国也有更多的考量。美国希望能够在通向庞大的中国市场的路上寻找一个合适的中转站。航空业尚未产生的19世纪中叶，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拥有一个蒸汽船装煤站以及补给站对横跨太平洋的美国商船、军舰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日本恰恰能为美国提供这样一个中转站。

因此，佩里提议由“未与日本发生过不愉快接触”的美国来打开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这个提议被美国官方接受，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800—1874年）亲自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信，国务卿爱德华·埃弗斯特（Edward Everett，1794—1865年）也就此行的目的做了详细指示——指示佩里向日本提出三项要求：第一，给在日本列岛周围因海难而进入日本港口避难的美国船只和船员提供避风港；第二，为了能给美国船只提供粮食、饮水和燃料以及船只修理，日本应开放一个或数个港口，并希望能在日本设立装煤站；第三，为了美国船只能与日本进行贸易交流，日本当开放一个或数个港口。 从中可见，佩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让幕府放弃原来的锁国政策，将日本的港口和市场开放给美国人。

带着这些要求，佩里于1852年11月从诺福克出发，越过大西洋，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于次年4月抵达了中国香港。在上海短暂停泊后，他于5月下旬到达冲绳，对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了测量与调查。日本嘉永六年6月（1853年7月），佩里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并摆出了战斗阵列。日本人很快屈服。1853年7月14日，佩里带着他手下300多名官兵，趾高气扬地踏上了日本国土，在幕府指定的久里浜登陆，把美国总统写的国书递交给了日方代表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幕府旗本井户弘道。在国书里，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开放港口，为美国捕鲸船提供食水和救助等要求。佩里很有“耐心”地表示：他明年将再度前来听取日本方面的答复。同时，他下令手下人着手勘测江户湾的地形，然后起锚向琉球的那霸港驶去。

◎蒸汽船“密西西比号”（USS Mississippi）是“黑船”中的一只。

◎“黑船来航”的情景

◎马休·佩里

◎日本人所描绘的佩里形象

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一次率领舰队来到江户湾口。这一次，除了“萨斯奎那”号和“密西西比”号2艘蒸汽船外，佩里还携带了1艘满载时排水量为2415吨的巡洋舰“波瓦坦（USS Powhatan）”号以及4艘帆船，构成了由7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2月，“萨拉托加”号和“朴利茅斯”号帆船也到达了江户湾。这时，佩里手里握有9艘“黑船”，大大超过了上次的规模。他杀气腾腾地提出了打开日本国门的要求。3月31日，佩里率领500人，在神奈川的横滨（今横滨市）登陆，与幕府方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为了能向美国船只提供燃料、水、食物等补给品，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二港；日方须对美方的遇难漂流船只给予救助，并将船员交还美方；允许美方派员驻在下田；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日本给予其他国家的任何权益，美国可无条件享受）。

这起被称为“黑船来航”的重大历史事件使日本被迫结束了锁国时代。

在打开日本国门的同时，马休·佩里也渐渐意识到台湾这一岛屿的重要性。1854年访日后，他就派出舰船前往台湾考察，并要求舰队成员考察台湾的产煤情况和煤炭运输的可能性。当时的海军装备蒸汽船的时间还不久，能为蒸汽船提供动力的煤炭对海军来说就是生命。因此，美国人迫切地想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寻到合适的装煤站和避风港。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理想地。

根据派出人员回报的信息，马修·佩里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介绍了他所考察到的台湾情况后，他又向美国政府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有着优越地理位置的台湾用作美国商业的集散地再适合不过了。从那里，我们可以建立与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以及附近所有岛屿的交通线；更重要的事实是，该岛具有丰富的煤资源，以目前商业的发展形式来看，煤的重要性是巨大的。

◎日本版画中的佩里形象，颇像日本传说中的“天狗”。

◎蒲安臣曾为清政府使节游历欧美诸国考察，图为当时在美的蒲安臣使节团。

有鉴于此，佩里极力主张美国政府想办法侵占台湾，并提出了占领台湾的步骤：

我相信，中国人（满清政府）是欢迎美国人在基隆设立居留地的。革命党和海盗充满了全岛及其附近的海岸线，因为这些比较好战的居民（美国人）的出现，他们可以在与革命党和海盗的战争中获得保护。

毫无疑问，只需支付普通的购买费，我们就可以在岛上获得土地和重要特权，包括煤矿的开采权。另外，不需要华盛顿政府的其他保护，只要驻泊在中国和日本海的美国舰队时不时在岛上出现，一个兴旺的美国居留地很快就可以地建立起来了。这样的居留地，对美国在中国和日本海的商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的居留地，只要在台湾稳固地建立起来，就会逐渐增加美国在该岛社会上及政治上的权势，从而增加美国的土地面积，最终会增加美国的财富和效用。欧洲的任何政府都没有理由反对美国的这一进展。相反，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及保护这个居留地的，因为，在东方从事贸易的各国人们将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

……

另外，台湾的地理位置——该岛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也是值得考虑的。只要在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还可以控制中国海的东北入口……

佩里的意见书引起了美国官方的注意。当时美国的驻日总领事哈里斯也应声附和，建议美国政府“购买”台湾。羽翼未丰的美国遂开始试图把台湾作为他们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的第一步。

1857年，美国驻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年）开始策划在台湾设立定居点的阴谋。他支持有冒险精神的美国商人和海军舰队在台湾地区进行活动，并在1857年3月与台湾道台订立了一份所谓的商业协定。伯驾建议在打狗（今高雄）和基隆两地建立港口和居留点，并想利用港口和居留点实现占有的事实。为了防止其他列强干预，他建议英国、法国、美国分别占领舟山群岛、朝鲜和台湾，试图利用这种方式达到独占台湾的目的。

◎伯驾

出于对英国争夺台湾的忧虑，伯驾几次催促美国政府尽快下决心占领台湾，但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的前夜，不希望再与英国、中国起争端，伯驾的建议被美国政府否决。但伯驾的这个方案却为日后美国侵台提供了剧本。

◎李仙得

1867年，美国商船“罗佛”（Rover）号在台湾海峡南端触礁沉没，包括船长在内的13名水手遭难。事发后，美国人欣喜若狂，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侵占台湾的借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年）派遣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Le Gendre，1830—1899年）前往台湾交涉。李仙得唆使美国亚细亚舰队派遣海军在台湾南部登陆，但是，对台湾民情一窍不通的美国人根本没想到，岛上的原住民是如此善战。冒失进入原住民地盘的美国人被原住民打得狼狈而逃，1名副舰长阵亡。在战不能胜的情况下，李仙得不得不转而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他通过英国商人，与台湾原住民的领袖卓杞笃达成了协议。谈判期间，李仙得深入台湾内地，考察了当地的民风、矿产、地形等，成了台湾通。他对台湾当地的了解使他更坚定了侵占台湾的信念，同时他也认识到这次交涉能够成功是因为有美国舰队对台的军事打击为基础，因此，侵台必须军事和政治两手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年）在致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年）的信件中说：

我现在可以荣幸地将李仙得将军访问台湾南部，与曾经杀害美舰“罗佛”号船员的该地土番社长会谈的报告呈阅。这报告是很值得细阅的，此次与土番交涉的努力，可能引导到同种交涉的发展……我相信，您对该领事在执行其计划中所表现的魄力与机智，一定会予以嘉奖。至于他与该酋长能够做出最后的协定，无疑系海军副将贝尔此前率舰对此番民众的威慑所致，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从佩里开始勘测的1854年到发生“罗佛”号事件的1867年，美国在侵台的方式方法上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途径：他们决心将台湾先从中国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实现了这种分离以后，再逐渐通过武力与和平两种手段达成征服的目的。不过，美国无法在台湾投入足够的兵力，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代理人。1871年的琉球岛民事件，把刚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推到了前台，美国人遂转入幕后。

琉球岛民的灾难和日本的“幸运”

琉球群岛，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由冲绳岛、奄美岛等数个岛屿组成，是从西太平洋岛链进入日本的跳板。琉球从12世纪开始出现国家。大约在明朝宣德年间，中山国吞并了另两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琉球王国。琉球于1372年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国内使用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国王概由中国皇帝册封；国内的文书也使用中文。

琉球群岛中的宫古岛和八重山，有向琉球王国都城首里交纳贡税的义务。在古代，没有银行可进行转帐或汇款，也没有支票或汇票，岛民交税只能靠船运。但在太平洋，水文气象错综复杂，加之航海技术又不够发达，小小的输税船漂泊于各群岛之间，稍有不慎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台湾原住民分布图

1871年10月18日，4艘来自宫古岛和八重山的船只在那霸港交完税返航的途中，为避风停泊于庆良间群岛。10月29日，船只再度出发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来自宫古岛的两艘船只中有一艘沉没；来自八重山的两艘船只有一艘行踪不明，另一艘经过一阵风浪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台湾南部的八瑶湾。

在此登陆的水手共有66人。他们上岸后遇到2个汉人。这2人建议他们往南走，不要西行，并应在洞穴中过夜。水手们认为不能信任这2名汉人，所以就西行，结果误入了当地原住民的聚居地。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引起了误会。原住民本有为了保护自身领地而“出草”猎取敌人首级的习俗。此时，他们以为这群水手是海盗的探子，于是本着保护领地的本能群起而攻之，杀死54人。12名幸免于难的水手逃脱后，被当地的汉人庇护。后来，这12人被送到台湾府，由台湾府送往福建福州的琉球馆安置，最后于第二年的6月回到了琉球。而被杀的54人的首级则根据原住民的习俗，被安放在他们的头骨架上。

这一事件本来只是琉球和清朝政府之间的事，但让清政府和当时仅为清王朝藩属的琉球王国都始料未及的是，此事日后竟成为中日争端的缘由。这和琉球国当时复杂的外交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1609年，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萨摩藩岛津派遣3000人入侵琉球。这一行动得到了德川家康的默许。有恃无恐的岛津借口琉球拖欠萨摩藩所谓的“代付”攻朝军费，攻进了琉球王国的都城首里，国王尚宁王被俘，琉球王国实际上沦为了萨摩藩的附庸国。

这一事件是琉球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琉球国开始“一仆奉二主”。琉球的宗主国——明朝政府对他国侵犯属国权益的这种大事却没有反应。顺治十一年（1655年）7月，顺治皇帝册封琉球的世子尚质为中山王，琉球与取代明朝的清朝建立起了新的朝贡关系，同时日本的萨摩藩也继续扮演着琉球另一个“宗主”的角色。琉球王国向清朝纳贡的同时，也遭受着萨摩藩的压榨。清朝对琉球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往往赏赐琉球使节数倍于其纳贡的财物，并给予琉球货物免关税的待遇。而这些朝贡贸易的货物在运回琉球后，另一位“主子”萨摩藩就立刻前来抽头。萨摩藩因此受益匪浅。

◎德川家康

◎琉球国王写给萨摩藩的书信

◎琉球末代国王——尚泰王

◎琉球来华的进贡船

就是这种“二主一仆”的现象，给了日本一个很好的借口。日本在明治四年（1871年）废藩置县，原本德川幕府治下的各藩被改制为新政府直接管辖的“县”。琉球王国则被视为原萨摩藩的一部分，被划归萨摩藩改制的鹿儿岛县。紧接着，日本一步步采取措施消灭琉球王国，在废藩置县后第二年，日本明治政府下令设立“琉球藩”，任命原琉球王国国王尚泰为藩主，这个任命是强制下达的。“藩主”尚泰王根本不接受这个职务，仍然坚持琉球王国继续存在，并向清朝纳贡。

为何日本对琉球垂涎三尺？恐怕和琉球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明清时期，琉球国是东亚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虽然中国、朝鲜、日本都处于锁国状态，但琉球与它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加上地理条件的优势，遂成为这些国家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除此以外，琉球还是进入日本列岛的最后跳板。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从太平洋进入日本本土前的最后一地就是琉球。日本人也深知：能够控制琉球就意味着给日本列岛增加了一道防御线，也就增加了一个进入东亚大陆的前沿基地。如果能进一步取得台湾，那就更好了。所以，副岛种臣等人也鼓吹：“只要此地（台湾）为我所有，便可永镇皇国之南门。”

1872年，日本小田县的部分渔民在海上作业时，遭遇暴风雨，漂流到台湾。他们遭遇了和琉球人一样的命运，被原住民杀死4人。此事一出，日本觉得更有理由在琉球和台湾之间兴风作浪，制造一些摩擦。

但明治初年的日本正处在转型期，如果在琉球问题上与近在咫尺且看似强大的大清帝国翻脸，后果如何？这是羽翼未丰的日本要慎重考虑的。日本之所以在两年后就这一事件向清朝发起挑战，是因为背后有人推波助澜并出谋划策。

事实上，台湾土著杀死琉球人的事件发生后，最为欣喜若狂的却是美国人。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harles E. DeLong，1832—1876年）在事发以后立刻约见了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极力鼓动日本政府借题发挥，侵占台湾，并很“热心”推荐了美国的“台湾通”李仙得为日本军队的参谋，他在给时任国务卿汉密尔顿·菲舍（Hamilton Fish，1808—1893年）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一切发生后，我看到了一个好机会——在李仙得将军的帮助下（他似乎也是很愿意帮忙的），我们可以把最有用的资料给日本政府，使其能成功地完成任务；同时，我会把日本政府的观点、意图，美国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以及我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报告给驻华使馆和您知道。

基于这种看法，我要求李仙得将军在这里多逗留一些时候，等待下次来船时再回国，以便帮助我告知日本政府，他对台湾及其居民的观察情况……”

原来美国人是看到了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一旦日本借此侵占了台湾，美国人作为支持者将从中渔利，正在抚平南北战争创伤的美国在东亚地区实力不足，而日本正好是美国人所扶植的一个对象，德朗很“热心”地为日本政府出谋划策：

李仙得将军和我共同劝告该政府，在实行武力办法以前，应首先从事一切合理的努力，进行外交及和平的解决手段。这劝告被接受了，该政府决定立即派遣使节赴华，对该使节训令的第一点是，除非中国皇帝允许日使觐见，否则他将拒绝呈献国书并拒绝批准正在商订中的条约。第二点，中国必须承认日本对琉球有无条件及无限制的统治权力；第三点，中国必须向日本就琉球人民在台湾被害事件表示遗憾，并保证同样事件的不再发生。

在美国的唆使下，羽翼未丰的日本开始走出了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台湾则不幸成了它的第一个目标。

征台之役

1873年，日本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副岛种臣的任务是交换1871年9月13日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城和清朝代表李鸿章签订的《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书。此外，他此行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交涉琉球与台湾问题。

◎副岛种臣

闲暇之余，副岛种臣还广泛接触了清朝方面的主要官员。正是当时在清政府总理衙门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大员毛昶熙，与副岛种臣进行了直接交流。

毛昶熙，字旭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此人官运亨通，选庶吉士后历任御史、顺天府丞等职，又挂左副都御史衔督办河南团练，“所陈平捻方略，具得要领” 。因镇压捻军起义有功，连擢顺天府尹、太仆寺卿、内阁学士；同治八年（1869年），授工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此，他从军功卓著的儒将变成了一名外交官。

可惜，毛昶熙在处理这桩对日的外交事务时，并没有他在平捻时的清醒头脑。当日本方面提出“生番杀人”一事时，他说了一句昏聩的话：

“台湾，东番也，在我国为化外之民，其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其自裁之。”

毛昶熙的答复其实是出自清政府的惯性思维。闹出琉球岛民事件和小田县渔民事件的牡丹社是原住民中的排湾族，清政府将他们归类为“生番”。在清政府的眼中，这些“生番”是“不归王化”的群体，是清政府统治区域外的民族。毫无国际关系意识的毛昶熙用旧式外交的惯性思维答复了日本人，但他和清政府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利用这句话大做文章，借机发起了一场战争。

其实，清朝政府完全应该据理力争：台湾是中国管辖下的领土，琉球是向中国朝贡的藩属国，琉球与台湾之间的事务，清朝政府有权自行处置，与日本无关；至于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渔民一事，清朝政府也可以依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理。

副岛种臣得到这个答复后，如获至宝。但他归国后，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明治六年（1874年），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征韩论”。朝鲜一直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对象，明治政府的决策人物，如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都是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弟子，而在吉田松阴当年为日本制订的未来发展策略中，征服朝鲜是很重要的事情。吉田松阴曾在著作《幽囚录》中这样写道：“今宜急修武备，待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地（北海道及其北部岛屿），封建诸侯，进而趁隙取堪察加与鄂霍茨克，谕琉球令其朝觐，比于诸侯，责朝鲜使其纳贡，一如古之盛时，割北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屿，渐示以进取之势。”对这位死于安政大狱的老师奉若神明的明治政府高官们，自然也将他这段亚细亚征服战略奉为圭臬。

朝鲜当时仍是中国的属国。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建立于1392年，自开国君主李成桂起就采用“事大主义”，先后臣服于中国的明、清两朝。当近代日本与朝鲜发生交集时，朝鲜的统治者是1863年即位的末代国王高宗。因前任国王哲宗无嗣，高宗以兴宣大院君之子的身份过继后冲龄践位。因此，大权在握的是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木户孝允

◎毛昶熙

◎大院君

大院君执政时期的基本国策是提高王室权威，对外闭关锁国。他耗费大量人力重修了景福宫；鉴于宗主国——清朝正遭受列强侵略，为让朝鲜免遭厄运，他竭力推行闭关政策，在国内大规模镇压天主教势力。大院君的做法并未能阻止列强的觊觎。1866年，大院君制造了“丙寅教狱”，处死了9名潜入朝鲜的法国传教士。很快，法国以此为借口派出军舰进攻并占领了朝鲜江华岛的部分领土。法国提出了交出责任人、赔偿损失、缔结通商条约等要求，但朝鲜方面未予回复。法军进而向汉城进攻，被朝鲜军民奋勇击退。损失过大的法军被迫撤退，是为“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人继法国人的后尘而来。美国人的借口是“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事件”——“舍门将军”号是1艘武装商船，于1866年入侵了朝鲜图门江一带，朝鲜人将该船作为漂流船只处理，给予食水后要求其离开，但武装商船突然发起袭击，朝鲜当地官民愤怒反击，将船员全部杀死。1867年和1868年，美国为确认该船只的去向，曾两度派军舰来调查，并通过驻华公使要求朝鲜谢罪和通商。1871年，美国派亚细亚舰队的5艘军舰侵入江华岛.朝鲜大院君根据上次的经验，认为美军必不能长驻，就一面坚壁清野，一面以夜袭等方式滋扰。果然，美军不久就因无力支持被迫撤退，朝鲜再度幸运地获胜，是为“辛未洋扰”。

这两次“洋扰”的胜利使大院君坚定了对闭关政策的信心——他认为正是闭关才让朝鲜获得了两次反侵略的胜利。因此，他下令各地树立起“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12个大字，以“戒吾万年子孙”。当然，在近代风起云涌的列强殖民狂潮中，即使是号称“隐士之国”的朝鲜也是绝对不能独善其身的。大院君没有想到的是：打破朝鲜闭关格局的竟然是来自近邻的日本。

一开始，日本也在大院君的锁国壁垒上碰得头破血流。但朝鲜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日本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异类，从古代开始，日本就一直追求能与中国平起平坐，而朝鲜则一直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一员，是中国的属国，两者对自身的不同定位导致近代外交的摩擦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朝鲜和日本的交流一直处于冷却状态，特别是丰臣秀吉侵朝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朝日互不信任，并且朝鲜对日本怀有深深的戒备。这些是近代朝日关系出现变动的重要原因。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和朝鲜的交流一直是通过位于两国之间对马岛上的对马藩进行的。对马藩的藩主宗氏从12世纪开始控制对马岛。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都对宗氏采取羁縻之策，因为宗氏是他们对朝联络的窗口。所以，宗氏就成了德川幕府治下的对马藩藩主。在幕府的支持下，对马藩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设立了一个叫“倭馆”的机构，负责对朝交涉事宜。1678年，这个倭馆迁移到釜山草梁，扩大为一个日本人的聚居地，是为著名的“草梁倭馆”。这里是日本对朝的联络机构、商贸中心和侨民居住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然而，习惯总会有被打破的一天。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中央政府就把统一外交事务的事情提上了议程——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9日，向朝鲜递交了一份国书。但朝鲜拒收，拒收的理由是日本在国书里用了皇帝才能用的“皇”、“敕”等字，在朝鲜看来，这是中国的清朝皇帝才有资格用的字，日本用这些字眼是把自己提升到了与中国同样高的地位，是在“占朝鲜的便宜”，而这是朝鲜无法接受的。

日本方面则认为朝鲜是“拒绝与日本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是对日本维新的“敌视”。但平心而论，日本真是带着“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企图去接触朝鲜的吗？12月14日，也就是日本向朝鲜发出国书的5天前，明治政府的参议木户孝允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征韩”。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至关紧要之事有二，一是望迅速确定天下方向，二是望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师问罪，以伸张神州之威。彼时，一举改变天下陋习，确定目标于海外，故百工杂艺须齐头并进，监视国内各部，一扫讥人之短、责人之非而不自反省之恶弊。必将大益于国家。” 木户孝允一语道破天机，那份所谓“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国书分明就是制造朝鲜“无礼”的工具。事实上，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朝鲜人的心理是摸得很透的，所谓“皇”、“敕”之类的字眼也是故意为之。

◎征韩论

有了这个借口，木户孝允等人就积极行动起来。木户曾多次与明治政府的军事官员商议征韩事宜。他在许多场合也赤裸裸地表示出对朝鲜的野心：“主要以武力开辟韩地釜山。吾知此举非但无物产金银之利，反将蒙受损失，但为确立皇国之远大方向，使亿万苍生瞩目内外，切实提高海陆诸般技艺等，并使他日皇国振兴，历经万世而不衰，则舍此别无他策”。腹黑的日本人就频频出招，不断用“皇”、“敕”等敏感字眼挑战朝鲜人的耐心。明治二年（1869年）12月，日本宣布外交事务统一归外务省处理，并派佐田白茅和森山茂两人为使节前往朝鲜。不出意料，他们又碰了钉子。明治三年（1870年）9月，日本外务权少丞吉冈弘毅受命前往朝鲜，也吃了闭门羹。在反复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明治政府不得不转变策略——任命对马藩最后一任藩主宗义达为外务大丞，并以其名义向朝鲜发出国书。

当然，日本人对这种让步是无法容忍的，加上明治四年（1871年）的废藩置县，包括宗义达在内的大批藩主被投闲置散。日本政府脱下了“对马藩中转”这件外衣，决定进一步刺激朝鲜。这次，被派去履行这一任务的是外务大臣花房义质，他一到釜山就下令接收“草梁倭馆”，并指使倭馆的人员不断以走私贸易、越界生事来制造事端。这些很快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人的目的最终达成：朝鲜方面于明治四年（1871年）5月宣布日本为“无法之国”，决定断绝与倭馆的一切往来。从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外务省官员相良直树私自走出“草梁倭馆”，前往朝鲜东莱府城交涉开始，日朝的外交摩擦便从未断过。明治五年（1872年）9月，朝鲜因日本将“草梁倭馆”改成日本公馆下达了封锁倭馆区的命令，于当年10月停止了对倭馆的一切粮食供应，并中断日朝贸易。同时，以大院君为首的朝鲜政府，对赴朝的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说了句极其无厘头的话：“日本公使缘何乘坐蒸汽船而来，身着洋服，大乱华夷之序也。真是岂有此理。”大院君等人抱残守缺，不愿意接受一切新事务，反而打着“卫正斥邪”的旗号一味蛮干。即使日本人不处心积虑找朝鲜麻烦，大院君这样的行为也很有可能直接把借口送上门去。

于是，日本与李氏王朝统治下的朝鲜关系骤然紧张。当日本政府掀起是否征朝的讨论时，明治政府的决策人员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正率领着“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诸国，国内暂由土佐、肥前两藩的主要代表人物——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人，连同萨摩倒幕军的精神领袖西乡隆盛组成的“留守政府”负责国内事务。一批以板垣退助为代表出身于土佐、肥前的政府元勋，为和萨摩、长州出身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争夺政府主导权，鼓吹出兵征服朝鲜。西乡隆盛考虑到国内武士阶层对政府改革措施的不满，也主张征韩。他主动请求作为使节出使朝鲜，试图在外交场合激怒对方后“杀身成仁”，进而为征韩提供更多的理由。其实，木户孝允已于这年的7月回到了日本，正在为井上馨辞职一事奔波。此时的木户孝允反对“征韩”。考察了西洋各国后，他深深感觉到了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巨大差距，认为当前不宜在朝鲜问题上过多挑衅以引起列强的干涉。随后的9月13日，岩仓具视回国；9月21日，大久保利通也回到了东京。10月14日，在“岩仓使节团”归国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出国官员和留守官员针锋相对，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西乡隆盛坚决主张征韩；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以及大隈重信则持反对意见。大久保利通侃侃而谈：“当前，日本面临着许多的外交危机，一旦征朝，与日本争夺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俄国就有南下干涉的危险；不平等条约仍在，英法等国也会趁机将日本殖民化；中日关系也因为琉球问题正处于紧张状态。”因此，他认为：一旦征朝将会导致日本处处树敌，当前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内政、发展产业经济，而非对外扩张。这显然是一个颇有远见的观点。最终，双方把决定权交给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三条实美最终决定派遣使节。

◎岩仓使节团

◎三条实美

10月17日，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大木乔任等反对征韩派尽数缺席了当日的会议，三条实美不得不推迟向天皇上奏。当晚，三条实美病倒，右大臣岩仓具视根据制度代行太政大臣职权。23日，岩仓具视在西乡隆盛等人的坚持下，虽将14至15日内阁会议的决议上奏给天皇，但破例附了一份个人意见书，建议无限期推迟派遣使节。对岩仓具视有着深厚信任的明治天皇接受了这份个人意见书的建议，下达了推迟遣使的敕令。24日，在天皇颁布诏书后，西乡隆盛辞职；次日，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下野，“留守政府”的主要人士在这场政治斗争后被挤出了中央政权。征韩派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失败。

因征韩论发生的政府分裂使土、肥出身人士下野，下野后的那些元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起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借自由民权的旗帜要求政府与他们分享权力。同时，西乡隆盛以及拥护他的桐野利秋等旧武士集团也退出了中央政府。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为自己失去德川时代的特权不满，对新政府的藩阀独断不满，对自己无法适应新的社会体系、无所事事不满。

武士阶层甚至开始采取暴力手段。早在幕末时代，中下级武士就有用暗杀来表达政治诉求的习惯。他们为这种行为冠以一个有气魄的名字——“天诛”，意思就是“代天行讨”。从著名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开始，“天诛”下的亡魂数不胜数，例如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坂本龙马、横井小楠。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这种“天诛”依然存在。明治七年（1874年）1月14日，右大臣岩仓具视就着了道儿。当天晚上，他从东京赤坂的皇居出来准备返回自宅，马车在途经喰违坂的时候，遭到9名刺客的袭击。这9人都是曾在外务省出仕的土佐人：武市熊吉、武市喜久马、山崎则雄、下村义明、岩田正彦、岛崎直方、中西茂树、中山泰道、沢田悦弥太，他们在明治六年政变后追随板垣退助一起辞职，接着就以此极端手段来对抗政府。

岩仓具视十分幸运，被刺客袭击时滚下沟渠，只受了一点轻伤。刺客找不到岩仓只好罢手。统筹国内事务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听到消息后，立刻责成警视厅大警视川路利良搜索犯人。川路利良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这9人逮捕了。同年7月9日，这9名胆大包天的武士被全部处决。

暗杀只是小打小闹，士族叛乱才令政府头疼呢。素来桀骜不驯的武士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前政府官员又有很强的煽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因此，一旦他们相结合，就会糅合成一支很恐怖的力量。留守政府的前司法卿江藤新平就想先“以身试法”一下。他下野后，故乡佐贺（今位于九州岛）的江藤派武士就结成“征韩党”，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加上最高行政长官权令岩村通俊上京，佐贺县的武士骚动日益失去控制，引起了负责九州一带军务的熊本镇台司令长官谷干城与佐贺县参事森长义的不安，他们反复提请中央注意佐贺局势。江藤新平1月回到佐贺后，征韩党人更不可一世。2月4日，政府为控制局势，下令熊本镇台镇抚地方。这道命令通过当地电报局泄露出去，引发了武士骚动，以岛义勇为首的忧国党人也参与了骚乱。9日，大久保利通奉令前往九州岛的同时，被授予生杀大权。一方面，政府军由熊本镇台就近出兵分海陆两路扑向佐贺；另一方面，大久保调集东京镇台第3炮队和大阪镇台第4、第10大队作为援军杀向佐贺。3月1日，大久保率领的政府军攻进了佐贺县城，担任征讨总督的嘉彰亲王也从东京带着近卫兵前往九州，政府军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江藤新平向西乡隆盛求援未果，于逃亡途中在土佐被抓获。4月13日，以江藤新平、岛义勇为首的13名骚乱领导被判死刑。明治史上的第一起士族叛乱就以此告终。

佐贺叛乱给明治政府敲响了警钟，西乡隆盛当初警告的“军队失控”已经成为了现实（这里的“军队”专指武士），如果再不给这群满腹抱怨且精力过剩的家伙找点事做，他们就会使出越来越多的招给政府添麻烦。

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萨长藩阀政府面临着怎样使士族不再叛乱的严峻问题。大久保利通认为：要安抚那些士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派出去打仗，让他们在对外战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好把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向外发泄。所以，在听说征台的消息以后，士族兴奋异常，不满武士聚集地鹿儿岛县的参事大山纲良就亲自写信给政府，为征台大唱赞歌：“蒙皇威兴问罪之师，欲征服彼等，故谨藉军舰直指彼等巢穴，歼灭其巨魁，上为宣扬皇威于海外，下为安慰岛民之怨魂。” 另外，发起对外战争也有助于转移国内视线，减轻“自由民权运动”对政府的压力，并且将对外强硬的话语权掌控到政府手中。恰于此时发生的台湾问题，就成为明治政府发动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最好借口。

◎征台之役

1874年4月，明治政府设立了一个“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出兵约3600余人，集结于长崎，准备征台。

得到美国支持的日本自信满满，认为这一次的征台之战一定十分顺利。清政府已经发话“贵国其自裁之”，列强自然不会干涉，因而征台不过是手到擒来，瓮中捉鳖的小事而已。不过日本没有料到的是：列强的反应却十分激烈。

◎巴夏礼

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年）。英国人反应激烈的原因很简单：英国一直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争执，一旦日本在美国的卵翼下占领了台湾，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和势力范围将受到严重威胁。巴夏礼作为英国权益的坚决维护者，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美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1873年，美国驻日公使易人，原本支持日本出兵台湾的德朗卸职，新任公使约翰·宾汉（John Bingham，1815—1900年）鼓吹局外中立论，他说：

“凡我同盟之国，苟有兵事，人民船舶毋许假贷，载在中立条约。今贵国有事，台湾虽非，兵事既发，军船、士卒入清国版图，则清国以战目之，必矣。所有供佣役备，使令苟系我美国之人，则彼必以我为助贵国，请速返之。”

◎约翰·宾汉

宾汉并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畏惧中国，他只是不想惹麻烦，使美国的在华权益因征台一事遭到损害。德朗原本允诺用美国船只运输日本军队，但宾汉收回了这一承诺，他不希望被中国看做是日本侵台的协助者。当然，这并不等于美国至此收回对台湾的觊觎。

日本国内，也传出了反对的声音。明治政府的参议木户孝允本已反对征韩，这一次，他也是征台的反对者。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在征韩论后的新政府中处于对立状态，他尖锐批评了大久保的专断作风。为抗议政府的征台决策，木户孝允宣布辞去参议职务。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大久保利通被迫决定停止征台，他向大隈重信、西乡从道等人下达了停战令。西乡从道在接到大隈重信传达的命令以后，却勃然大怒：“从道奉都督之命，矢命不渝，此公所知也，夫师出在途，逗挠数旬，既失军机，尚何所俟！从道虽无似，忝奉敕书，纵令有大府来谕，我亦未敢受命，公幸舍焉。抑从道闻之朝令暮改，使人人危疑，甚非治国之法。今陆军有涣心，苟驾驭之机一误，溃裂四出，不可复制，其祸乱非佐贺之比。此我所苦虑焦心者也。即使强止我行，我惟奉还敕书，独自捣野蛮巢窟，死而后已。若使清国或生异议，则政府可诿以叛兵悍卒，复何嫌于政府哉。”

◎西乡从道

西乡从道的话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士族反乱问题的严重性。他不仅拒绝从命，还以“祸乱非佐贺之比”这样的话来挟持威胁政府，开了近代日本军阀擅自行事，不听中央号令的先河，后来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自行其是、“二·二六”兵变等历史事件，实发端于此。

面对西乡从道的骄横，刚刚处理完佐贺之乱且心有余悸的大久保利通不得不让步。他亲自到长崎与西乡从道商议，最终决定解除李仙得的职务，并出价购买英美船舶各1艘载运军队。同时，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大久保利通命令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与清朝官员进行接触。

西乡从道获得出兵的许可后，摩拳擦掌，兴冲冲地带兵上路了。1874年5月6日，以萨摩武士为主体的日军在西乡从道的率领下，登陆台湾。日军很乐观地认为凭借先进的装备，应该能很轻松地征服这些“野蛮人”。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

原住民对付日本的正规军采用的是游击战——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埋伏在日军道路上对日军放冷枪，而且会在日军进行搜索前便逃之夭夭，打得日军很是狼狈。加上台湾当地正值梅雨天气，霖雨连绵，道路泥泞，西乡从道在吃过几次亏以后才总结出作战方略。他意识到日军经过地区的部落皆抛弃村庄远匿山谷，出没于灌木之间。要对付这种游击战的滋扰，就必须坚壁清野，断绝粮道。于是，日军在台湾当地驻屯，收买当地的部分“熟番”，建设兵营、医院、道路，对内陆进行封锁，以迫降原住民。

此时的清朝政府得知日本的出兵不被别的国家支持后，也改变了最初推卸责任的态度。台湾归属福建省管辖，于是清闽浙总督李鹤年就向日本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发去了抗议信，说：“台地区域，为中国所管辖，土番暴行，或犯国禁，讨伐全权，惟我独操，又何烦日本政府之兵力以问其罪哉？” 5月底，清政府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前往台湾。沈葆桢到达台湾后，就组织防务，直接与西乡从道进行交涉，福建布政使和台湾道台与西乡从道反复驳难，西乡从道回答说：

“番地进退，乃系两国重事，非吾辈立谈可决。贵国若有所要，何不就吾柳原公使谋之。若夫问罪戎事，则某所独擅，何仰他人鼻息为哉！”

西乡还振振有辞历数清朝政府的不是：

“初我漂民为土番所虐杀，业经二年，贵国置若罔闻，而今乃以讨伐为己任。何其反覆，一至于此，一不可信也；向者遣副岛大使谋议番地事务，贵国政府答以化外之民，而今乃反之谓系贵国所管辖，何其反覆，一至于此，二不可信也；往年琉民为生番所残害，我政府起问罪师，首告贵国，而贵国乃让以报告后期，以至师期衍缓。何其反覆，一至于此，三不可信也。”

◎日本人所描绘的征台之役中的水门之战

◎侵台日军

由此可见，西乡从道固然有着嚣张跋扈的军阀作风，但毛昶熙当初在处理此事时的昏聩无谋，也是这一事情发展到如斯地步的一大原因。

夏天到了，日军又为当地的暑气所苦，因水土不服而死者众多。日本不得不增补军队前往台湾，又大批采购武器弹药，耗费巨大。对于正在应付财政危机的明治政府来说，征台已经成为一大负担，加上山中的部分原住民因粮尽而出降，日本方面认为部分目的已经达到，他们迫切想要结束这场战争。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在北京的交涉久未有结果，此时，又传来了清朝将派出2万大军前往台湾的消息。心急如焚的大久保利通决定自任全权处理大臣，于8月抵达北京，中日双方开始在外交场合进行第一次交锋。

事件收场

中日双方的这一次交锋令人瞩目，引起了许多列强的注意，特别是日本方面派出了重量级的人物大久保利通与清朝总理衙门进行直接交涉后。这次北京交锋，注定是一场不平静的暗战。

清朝政府，也不乏有识之士，如正在经略台湾的沈葆桢就极力反对和谈。他认为，只要集合军队，日本无隙可乘，必然引兵而去。另外，清政府也看破了日本方面急于结束战争的想法，因此，采取了相对强硬的态度。列强亦闻风而动。美国人首先站到了日本一方，大久保利通抵达天津后，美国人李仙得就前来和他会合，为他担任智囊。大久保利通住在美国使馆中，背后有美国人为他出谋划策。直隶总督李鸿章是一个外交老手，他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写信给总理衙门谆谆告诫要注意这一问题：

该使（指大久保利通）……随带人员甚多，内有李仙得……李仙得刁悍异常，闻多方胁制美领事，而该公使领事忽又纵之。彼族号令无常，形迹可怪，且必另增一起风波。

◎大久保利通

美国人的行动不过是历来政策的延续。美国不想卷进日本和中国的武装冲突中，只因害怕在华权益受到损害，因而他们十分愿意插手中日谈判——可以不流血地获取利益，是美国人的惯用伎俩。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就借口调停，获得了和英、法一样的权益。

所以，在美国的策划和支持下，大久保利通提出了要求中国赔偿军费，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土著袭击事件等要求。但总理衙门方面态度强硬，拒绝了大久保利通的无理要求。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 William N，？—1902年）、美国驻华公使艾忻敏（Benjamin Avery）和大久保利通一唱一和。毕德格与李鸿章私交甚笃，他劝说李鸿章：

“彼虽未肯明言如何办法，但揣其意，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我亦知贴补兵费，中国断不能应允，旁人亦未便强劝，惟事已至此，须想一出路。中国与日本各说有理，两边俱不认错，如何下台？据我愚见，日本总藉生番杀人为词。大久保到京，总署先给一照会，历述此事本末缘由，不必为激烈决绝之语……庶可感悟该使，渐化其桀骜不平之气，若猝与决裂交兵，各国只能各保本国商民而已。”

◎李鸿章

毕德格一语双关，先说日本方面态度强硬，不给钱不行，又带着威胁的口气表示如果中日谈判破裂，战端又启，列国肯定坐视不理。言外之意，就是要中国政府顺从一下日本的要求，表面上美国人是在“调停”，实际上却是和大久保利通唱起了双簧。

由于中国方面的坚持，大久保利通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到了9月，大久保利通知会总理衙门，威胁归国。李鸿章听说此消息后，也写信给总理衙门，说：

“东使大久保力持台湾番地非中国管辖之说，呶呶不休，无非为占地索费张本，今欲破其症结，仍须就此下手……若仅就东使议论想转圜之法，似仍以占地给费为归宿，即稍易名目，仍不出二者之范围，而以后番地究属谁主，难得分晓，后患恐多，诚如钧谕，事殊难测，惟静以待之而已。日内大久保想未有出京准期，即袭上年副岛故智，幡然欲归，伏乞尊处坚持定见，以静制动，徐图挽回，大局之幸。”

看起来，李鸿章是在要求总理衙门坚持定见，拒绝赔款。李鸿章有此底气，恐怕和美国人的态度变化有关。总理衙门在获悉大久保要离京的消息以后，惟恐谈判破裂，请出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作为调停人。这正中英国人下怀。英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对头，英国公使威妥玛极力劝说总理衙门听从大久保利通的要求，这以后，原本要求中国赔款的美国人为了和英国争夺在这一事件上的“调停”主导权，转而要求中国拒绝赔款。美国公使艾忻敏信誓旦旦地表示：台湾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如果日本方面再起战端，列强必不允许。“日本若肯就转圜，亦无贴补兵费之理，中国要不给一文兵费钱，日本要勿留屯一兵在台湾番地，乃是全交之道”。

◎威妥玛

美国人虽然快速变脸，但英国公使威妥玛最终获得了成功。在威妥玛的“调停”下，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祥等人与大久保利通达成了和议，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10月20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条约规定：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此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作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致再受凶害。

根据双方协议，中国以抚恤难民、购买日军在台所建房屋的名义支付日本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退军的条件。

在这场“征台之役”中，台湾原住民的骁勇善战给日本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日本人和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次交锋，在倒幕战争中经过血和火的锤炼并且用先进的近代化兵器武装起来的新式日本军队，在装备落后但熟悉地形且战术得当的原住民面前，没有讨到半点便宜，这为日据台湾时期的“理番”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