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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兰大海战(战列舰时代规模最大决战)

日德兰大海战简介

日德兰大海战:日德兰海战(英文:Battle of Jutland ;德国称为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Seeschlacht am Skagerrak ),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是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大海战。日德兰海战是战列舰时代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舰队决战。在这次海战中,大炮巨舰主义遭到失败。此后,德国和其它海上强国开始研发争夺制海权的新型力量和探索新的战法。

日德兰大海战过程分析——

木制战舰的衰落

继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胜利”号战舰又一次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1941年3月10日至11日夜间,纳粹德国空军对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进行空袭,一枚重约226.8千克(500磅)的炸弹落入了干船坞——该船坞自1922年以来一直是“胜利”号的家。这枚炸弹炸毁了码头的墙壁和“胜利”号的船体——在码头的砖石结构墙体上炸出了一个约6米宽的缺口,在“胜利”号的一侧炸出一个2.4米×4.6米的大洞。不过,木材的弹性再一次让“胜利”号逃脱了被毁灭的命运。

如果炸弹掉进水里——事实上,在1922年之前“胜利”号一直漂浮在朴次茅斯的港口内——那么这枚炸弹一定能把它炸沉,因为水能比空气更有效地传导震动。如果炸弹直接命中了“胜利”号,它也很有可能被大火所焚毁。总之,爆破弹对木制战舰而言是致命的,“胜利”号这次未被毁灭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一般来说,爆炸是火灾的主要来源,烧红的金属碎片散落在木材上则是造成次生火灾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些原因,由木制战舰所组成的舰队,即便是敌对方,也达成了一种默契,即:避免使用爆破弹互相攻击(在船上储存、处理这种炮弹也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大过了给敌人造成的威胁),哪怕在爆破弹成为了陆地战争中司空见惯的弹种之后很久也是如此。

直到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的30年,所有战列舰的主要攻击武器仍然是发射实心炮弹的滑膛炮。但是,自1805年以来,船舶制造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可在木制结构的船体中加入铁制框架。到了这时候,战舰的吨位已经达到了将近4000吨(但人们已经认识到,受天然木材的限制,木制战舰的尺寸已经不允许再进一步扩大了)——相比之下,“胜利”号战舰的吨位只有2600吨。蒸汽发动机和实用的可伸缩螺丝的发明,可以帮助这些重型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保持航行状态。然而,不论船只怎么进步,其甲板的外貌似乎都是一成不变的:整条船的上甲板仍然是一片畅通无阻的“空地”;从船头直到船尾,在舷墙后面,以3米左右的间距整齐排列着炮车。

然而,海军上将们不能永远否认技术的发展趋势。事实证明,当时的辅助舰船(英国皇家海军和法国海军都购买了大量辅助舰船)比战舰更能紧跟造船业的发展潮流。蒸汽机、铁制框架、明轮船桨和螺旋桨被大量用在拖船、投标船和炮艇上,充当这些船只的结构材料和推进工具。不过,先进的技术和材料被用于主力舰的建造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当变革发生的时候,其影响是广泛而迅速的。早在1822年,法国炮兵专家亨利-约瑟夫·佩克桑(Henri-Joseph Paixhans)将军就主张建立一支以蒸汽为动力的炮艇舰队,并且全部配备爆破弹。他声称,这将使法国成为海上霸主,并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复仇奠定基础。1837年,法国海军率先装备了带弹壳的整装式炮弹(Shell-firers),两年后,英国皇家海军也购买了同样的炮弹。所幸的是,在发生这些变革时候,欧洲进入了持久的和平时期,这两个国家的木制战舰没有用这些新式武器互相攻击,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血流成河的场景。然而,1853年,当俄国黑海舰队在锡诺普(Sinope)突袭土耳其舰队时,使用了爆破弹——这对还在使用实心炮弹的土耳其人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第二年,英国和法国海军参加了针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到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在自己的木制战舰上增加一些反爆破弹的措施——这未免太晚了一些。虽然由于幸运女神的眷顾,俄国的战舰并没有攻击英法海军,但锡诺普海战还是给英法两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法军有三艘专门建造的小型铁壳炮舰——“爆鸣”(Tonnante)号、“熔岩”(Lave)号和“破坏”(Devastation)号,它们在波罗的海打击俄军要塞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这三艘炮舰的铁壳既可以经受得住实心炮弹的攻击,也可以承受爆破弹的攻击。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不论是英国皇家海军还是法国海军,都根据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制造了一批新装备。1859年,法国海军下水了一艘名为“光荣”(Gloire)号的炮舰,这艘炮舰的木制船壳上覆盖了一层铁甲。第二年,英军也建造一艘类似的战舰——“勇士”(Warrior)号(目前保存在朴次茅斯造船厂,就停在“胜利”号的身旁),它被誉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铁甲舰”。值得一提的是,“勇士”号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推进技术和最新式的火炮(可以发射整装式炮弹),而且它不仅采用了铁制的龙骨和舷墙,还在船身上铺设了一层厚厚的铁制装甲。帕默斯顿(Palmerston)曾经看到“勇士”号停泊在海峡舰队中幸存的木制战舰旁边,说它看起来“就像兔子中间的一条黑蛇”。此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那些“兔子”(木制战舰)就像患上了瘟疫一样从英国皇家海军中消失了。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建造的第一艘铁制炮舰就将北方那些由传统的木制战舰所组成的舰队可耻地堵在了港口内。此后,美国南北方的海军之间,不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河,几乎所有的对战行动都是在蒸汽军舰之间进行的——这些军舰是为特定目的而临时建造的,一般来说,它们都是铁制战舰。与此同时,传统强国的海军正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舰队全都变成“黑蛇”(铁制战舰)。1865年后,英国皇家海军所有的新战舰都是用铁制的。至于那些老木船(即便是最先进的木船)则开始逐渐退役,暂时没有退役的都被包上了铁甲。到下一个十年,所有声称自己是现代海军的作战舰队都完全由蒸汽驱动的铁制战舰所组成了,它们安装了大量发射整装式炮弹的大炮,并且它们的机舱、弹药库和炮位都安装了金属制成的装甲。

然而,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作战舰队的规模仍然很小。英国皇家海军在1860年激进而冒险地“拆除了它的木墙”(意指淘汰了所有木制战舰),这让他们的主要对手——法国和俄罗斯海军——面临着自身难以承受的负担。从法国和俄国相对较低的起点来看,他们都认为,要想达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甚至是后来居上,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直到1883年,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总数(41艘)超过了紧随其后三支欧洲强国海军——法国海军、俄罗斯海军和新的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战列舰的总和(33艘)。此时,新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只有三艘主力战舰,而那些未来的海军巨人——比如美国和日本,此时还根本没有战列舰。

直到1897年,也就是仅仅15年后,这种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以及竞争对手的财富和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导致英国皇家海军虽然仍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但战列舰的总数已经落后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总和——英国皇家海军拥有62艘战列舰,而后三国则拥有66艘战列舰。此外,包括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海军强国,也拥有96艘战列舰。这种海军力量平衡的重新排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单位成本因素来解释:从木材到钢铁,从船帆到蒸汽机,从滑膛炮到膛线炮的转变导致了单艘船只的建造成本大幅增加。即使对于一个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完全依靠强大海军来维持其世界地位的国家来说,这些成本也太高了,无法用传统的预算支出来解决。但是,各强国海军还是通过深思熟虑的谋划解决了这一难题。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强国,法国的殖民利益远达西非和印度支那,它必须要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美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它在太平洋和北美大陆的大西洋沿岸划定了自己的利益边界,并且在整个西半球的政治生态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意大利在东地中海及其附属海域,日本在北太平洋,都孕育出了帝国的野心,而这种野心只能通过扩张海军来实现。最重要的是,新兴的德意志帝国选择相信了一个观点——只有建立一支庞大的公海舰队,才能在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相等同的地位。

在1866年和1870年针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中,普鲁士成为了中欧乃至西欧的新强权国家。第一任德意志帝国海军总司令施托什(Stosch)将军把德国海军视为“可移动的海防力量”,并为其配备了7艘海防装甲舰。他希望一旦发生战争,这7艘装甲舰能够帮助德国港口城市免受法国和俄国海军的攻击。接替施托什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的卡普里维将军(Caprivi,后来晋升为海军上将)扩大了舰队的规模,将主力舰扩充到了18艘,同时还增加了鱼雷船(鱼雷艇)的数量。当时,法国海军上将泰奥菲·奥比(Theophile Aube)率先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即所谓的“海军新学派”),他表示,使用鱼雷作战是一种廉价的攻击手段,可以逆转海军弱国与战列舰强国(尤其是英国)之间的地位。

然而,当卡普里维于1888年卸任时,德国还只是一个“二流海上强国”——这句话来自俾斯麦的描述,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德国高级军官一样,都认为德国应该一直保持这一地位。不过,新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年的干预改变了德国海军的未来。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德皇威廉二世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阴影下长大的,他欣赏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但他嫉妒它的声誉,他嫉妒它那强大的实力所赋予他祖母的统治权。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曾写道:“威廉王子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拥有一支比英国皇家海军更为强大的海军。”1891年,德国海军迈出了扩张的第一步——一艘真正的战列舰“勃兰登堡”(Brandanburg)号下水了。直到1897年,德国海军一共下水了8艘这样的战列舰。不过,与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整整62艘战列舰相比,这个数字根本算不了什么。为了将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威廉二世需要一个有序的海军建设计划和一个连贯的舰队使用计划。1897年6月,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海军少将被任命为海军国务秘书,威廉二世得到了一个能够同时“制定”两种计划的人的帮助。

根据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erwig,他是研究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权威历史学家)教授的描述,提尔皮茨是一位“无情、聪明、霸道、爱国、不知疲倦、咄咄逼人却又不失幽默、疾言遽色却又不失耐心,在性格和干劲上远比注定要与他合作(主要是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合作)的三位总理和七位外交部部长都要强”的人。提尔皮茨在办公室里展示了两项无与伦比的能力。第一是说服德国议会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不明显增加公民税收负担的方式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从而避免了可能会扼杀正在酝酿中的公海舰队的财政阻力。第二,是提出一种战略,它以现实为基础,即以德国的劣势地位为基础来削弱英国的海军力量——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德国仍将处于劣势。提尔皮茨将他的策略称为“风险理论”(即“Risikoge danke”),根据他的分析,自从特拉法尔加战役以来,英国皇家海军已经习惯了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甚至是试图霸占整个地球的水域。如果德国海军能够威胁到(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英国皇家海军,令其对抗其他海军强国——例如法国、俄国和美国——的能力受到损害,那么英国或许将在挑战面前退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就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从而为其从大国(Grossmachr)提升为世界强国(Weltmachr)铺平道路。

提尔皮茨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此外,他还受到了当时最重要的海军思想家之一——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分析的影响。马汉相信,相对于海岸防御部队而言,远洋舰队(即所谓的“蓝水舰队”)具有巨大的内在优势,因此建立远洋舰队会成为扩大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马汉在1890发表了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当德皇威廉二世在1894年读到这篇文章后,他的思想倾向便立即转向了“海军主义”——他相信一场最终决战(德国人称之为“Entscheidungsschlacht”,意为“决战”)会解决德国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并开始着手培养人民对此的信心。此外,威廉二世还将德国遭受的威胁视作必须要建立一支“蓝水舰队”的原因和关键,特拉法尔加战役是他“最喜欢的战役”,因为这场战役不仅完美地诠释了应该如何指挥一支舰队,还展示了一支在兵力上处于弱势的舰队是如何战胜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的。虽然此时德国所要面对的对手已经更强了,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例子对提尔皮茨和威廉二世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鼓舞,他们坚信,一支规模经过精心计算的公海舰队会为德国赢得重大胜利,就像纳尔逊曾经给英国带来的长期优势一样。

可以说,马汉的海权思想为威廉二世对于海军的“幻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1893到1914年,威廉二世有不少于1600天——整整四年半的时间乘坐他的豪华蒸汽游艇“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号巡弋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出席这类活动时,他经常身着帝国元帅(imperial Grossadmiral,这个军衔是他专门为自己创建的)的制服。在适当的时候,威廉二世还会作为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一名海军上将而出现,偶尔他还会身穿俄罗斯、瑞典、丹麦、挪威或希腊海军的海军上将制服。在德意志各邦国的王室成员中,威廉二世独自保留着身穿海军军官制服的权利,他曾穿着这些制服参加过瓦格纳的《飞翔的荷兰人》的演出,当然,他还会让自己的儿子们穿上水手服。

威廉二世还喜欢在信封背面画上战列舰,因为他相信,一个理想的设计——可能会匪夷所思地从一个热情的业余爱好者的笔下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也有这种倾向。威廉二世特别痴迷于“快速主力舰”(fast capital ship),这是一种将战列舰的装甲和火力与巡洋舰的速度相结合的新型战舰[为制衡对手,提尔皮茨的对手、英国皇家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同样致力于寻求装甲、火力与速度之间的平衡点]。

虽然提尔皮茨对德皇全心全意致力于德国海军的扩张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幻想家。如果提尔皮茨从来没有读过马汉的作品(事实上,正是他把这些作品翻译成了德语)的话,那么他永远也不会达到马汉的境界——哪怕只是马汉的一部分境界——比如有意识地使用海军为理性的国家政策服务,以克服相对的、国家地位的结构性缺陷。反观英国,他们已经自觉运用了马汉的理论。虽然英国人口少,缺乏高价值的自然资源,在最初的时候,工业也很落后,但他们最终却取得了成功。英国成功的秘诀在于:通过开发其横跨北欧贸易路线的高度优势位置,以及收购控制更远贸易路线的基地,获得了与其客观军事力量完全不相称的、足以掌控全世界的经济力量。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塑造了自己“日不落帝国”的形象——尽管失去了北美的大部分地区——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它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继承人,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主人,是西印度群岛的主导力量,是南非海角及其腹地的负责人,是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商业霸主,是东非、西非广大地区的统治者,且在阿拉伯半岛、东印度群岛和南太平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此外,英国还保留了它在地中海的传统立足点,并大力扩展自己在地中海的势力。相比之下,虽然德国拥有令人敬畏的军事实力,但是由于它成为军事大国的时间较短,且受到了一些自然条件的限制(比如进入公海还有着一些固有的不利条件),因此它错过了将军事力量转变为宏伟殖民地的机会。所幸的是,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为扭转这种局面提供了机会。

此外,“风险理论”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几乎从制定战略开始,提尔皮茨就将德国海军主力舰(在舰队中占主导地位的舰船)的数量限制为60艘——其中包括40艘战列舰和20艘大型巡洋舰,大型巡洋舰主要用于在舰队前方进行侦察,并在一般烈度的行动(并非决战)中与敌人交战。这样的数据证明,德国仍然承认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英国皇家海军坚持保有大约60艘战舰的实力,并打算永远保持住这种优势。然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今天看来却是似是而非的)论据,提尔皮茨援引了一种假定中的德国战舰的“质量优势”,最终使英德两国的海军力量达成了一种平衡——英国海军在总兵力上将只占5%的优势。关于提尔皮茨的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德国船员、船只、装备和战术的优势,以及德国在北海港口保持其舰队处于永久备战状态的能力。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因为需要在远至香港、亭可马里、百慕大、温哥华和珀斯等地方部署舰队和人员,从而分散了力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这样做所带来的战略稳定。

当然,提尔皮茨并不认为英国会放任德国对英国皇家海军提出的直接挑战。与当时德国国内所流行的观念相反,他不打算进行一场公开的海军竞赛。提尔皮茨的计划是在暗中向对手发起挑战,以不易察觉的速度增加德国战斗舰队以及其基本组成部分——战列舰的规模。提尔皮茨称之为“耐心地、一块一块地铺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达到:在每两艘紧挨着下水的战列舰中,后一艘的排水量要比前一艘增加约2000吨,并且以每年一艘左右的速度扩充主力舰的数量。提尔皮茨于1898年提出了第一个海军法案,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法案在德国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极高,而这种受欢迎的程度也削弱了他的谨慎。德国扩充海军的速度之快足以令英国人瞠目结舌,1900年,德国的第二份海军法案为舰队总兵力扩充整整一倍筹集了足够的资金,1906年的补充法案(以及紧随其后的1908年和1912年的海军法案)进一步提升了该法案的效力。虽然德国人决心“像毛毛虫一样小心翼翼——在它变成飞蛾之前”,但英国对来自任何方向上的针对海上霸权的挑战都极度敏感——尤其是在北海这样一个距离本土如此之近的地方,不管是“毛毛虫”还是“飞蛾”都会受到英国议会、媒体和公众的直接关注。1904年11月,英国修订了传统的“两强策略”(two-power standard,即英国的舰队实力必须超过其他任何两个海军强国加在一起的总和)。经修订后,新的“两强策略”规定英国舰队的实力在超过其他任何两个海军强国的总体实力之后,还要有多达10%的余量(虽然当时甚至有人喊出了“三强策略”,但那已经超过英国的国力了)。此外,在一个月前刚刚晋升为海军上将的约翰·费希尔爵士又被提升为了第一海务大臣,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重组。而这重组的目的是将英国皇家海军那些位于帝国边缘的、分散的各支舰队转变为一个处于权力中心的、可以为一个世界强国真正服务的“合理化工具”,也就是一支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强大的攻击舰队。

当时,英国皇家海军有一支由许多停泊在船坞里的老旧船只所组成的后备舰队(用以应对战争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用费希尔特有的强硬辞令来说,这支后备舰队就是“一个守财奴囤积的无用垃圾”——这支舰队首先被彻底解散。澳大利亚、亚洲和东印度群岛这三个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海外基地被合并成一支驻扎在新加坡的东方舰队;南大西洋站、北美站和西非站则被纳入到扩建后的南非好望角海军基地中;至于太平洋站,则完全被废除了。事实上,许多被废除的海军站点都早已名不副实了,它们只配备了一些拖船和炮艇——费希尔预测,“一旦开战,敌人的巡洋舰会像蚂蚁山上的犰狳一样把它们通通卷起来。”费希尔大刀阔斧的“报废计划”的最终成果是令英国皇家海军减少了154个作战单位。利用节省下来的船员和资金,他将本土舰队的规模扩充了两倍,使其拥有了17艘战列舰。与此同时,地中海舰队的战列舰从12艘减少到了8艘。只有大西洋舰队,还保持着原来的实力——8艘战列舰。总的来说,经过费希尔的改革,到1905年为止,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在德国本土水域附近建立了一支拥有25艘主力舰的战斗舰队,而当时德国只有15艘主力舰,其中还有5艘是已经服役多年的老旧战舰。

此外,在1905年,费希尔还开启了新一轮的造舰狂潮,所有现存的老旧型号都将被淘汰。自本世纪初以来,列强的造船工程师们就萌生了一种疑问:为何在战列舰的相关技术(比如推进技术、防护技术和武器技术)出现了诸多进步的情况下,这些先进技术却没有被整合到同一个船体上?比如,战列舰仍然由往复式蒸汽机驱动——由于往复式蒸汽机的垂直活塞冲程过长,所以需要在其周围铺装大量装甲,以保护它们免受炮火的攻击。而相比之下,转缸式蒸汽轮机则可以安装在船体下方,其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

在经过改进之后,当时的火炮已经拥有了更大的射程,即便距离敌人很远,也可以对它们进行攻击。至于战舰的甲板和舷侧,则都覆盖了厚厚的装甲,这些约30.5厘米厚的钢板每0.09平方米就重达250千克。鉴于这些“装甲堡垒”的迅速发展,造船工程师们认为需要尽可能地提升炮弹的重量和口径,老旧火炮可能根本无法击穿战舰的装甲。也就是说,厚重的装甲构成了战舰的“中心堡垒”——不仅仅只是为了提升防护力,还为了搭载口径更大的巨炮。因为只有覆盖了装甲的船体,才能承受住改进之后的炮塔的巨大重量。

从前的战斗哲学是利用许多大大小小的枪炮所产生的“枪林弹雨”来淹没一艘敌舰,造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损害,而现在则应该理智地接受用一种口径的大炮来攻击敌舰(而且只能用最大的口径的大炮来进行穿甲射击)的想法了。在19世纪90年代,引信的发展使得这种做法成为可能。引信可以延缓炮弹的爆炸,直到炮弹穿透了船体的装甲为止。另外,在测距光学、测距估算机械(“炮钟”,一种原始计算机)和炮术实践方面的进步,增加了实现炮术专家们在大幅增加射程的情况下仍能对目标进行精确瞄准的信心。海军上将珀西·斯科特(Percy Scott)——英国皇家海军最重要的炮术专家和充满活力的创新者,没有理会保守主义者的反对,1903年后,他迅速且成功地将舰炮的命中率从30%提升至80%,并将精确射击的射程从2000码提升到了7000码。斯科特进行的“革命”说白了很简单,就是在一艘战舰上进行集中的火力控制,而不是让各个炮塔独立开火,再训练火控军官们准确地观察和纠正射击的弹着点罢了。虽然斯科特强制推行“革命”的粗暴态度让整个英国皇家海军中充满了他的“敌人”,但他的主要支持者费希尔爵士却对那些打小报告的人不屑一顾,并表示:“只要他能准确命中目标,我不在乎他喝酒、赌博和跟女人鬼混。”

费希尔对技术的远见卓识,再加上斯科特脚踏实地的炮术实践,最终造就了一艘划时代的战列舰——“无畏”(Dreadnought)号,从而在世界海军造舰史上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无畏”号战列舰于1905年10月开工建造,于1906年2月下水——这一建造速度打破了以往的记录。而且,“无畏”号是达到费希尔的技术要求的第一艘战列舰。首先,“无畏”号是由蒸汽轮机驱动的,这令它的速度可与巡洋舰相媲美,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艘战列舰的速度。其次,“无畏”号铺设的装甲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艘已下水的战列舰都更为强大及合理,而且只搭载了能击穿敌舰装甲的重型火炮——10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分别安装在了5个炮塔内。另外,“无畏”号还仅仅只是一系列新型战舰中的第一艘而已——这些新型战舰中还有一种采用“全重型火炮”的战舰,它们为了速度而牺牲了自己的防护力,这也就是后来的“战列巡洋舰”。战列巡洋舰的任务是扫除敌军战斗舰队的侦查和辅助舰只,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一场特拉法尔加式的胜利。

“无畏”号战列舰的设计初衷既不是为了令提尔皮茨的计划作废,也不是为了在北海与德国舰队交战。它代表了一场面向未来的技术飞跃,代表了英国在其主要竞争对手——譬如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美国或意大利等国——面前先发制人的需要。就在“无畏”号的建造期间,美日两国都已经暗示或者直接授权自己的工程师和造船厂,为了安全起见,要建造一种与“无畏”号设计相近的战列舰。不过,“无畏”号的出现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令提尔皮茨的计划失败,并对德国的北海舰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提尔皮茨一听到“无畏”号下水的消息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此外,提尔皮茨当时还面临着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如何承认德国海军现有的15艘战列舰在一夜之间就过时了;第二重困境是如何令德国议会批准新的资金,以用于建造新型战舰;第三重困境是如何继续掩饰德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一砖一瓦”的军备竞赛。

提尔皮茨勇敢地废弃了现有的计划,并以特有的高压手段在议会取得了胜利。1906年5月,在提尔皮茨的辞职威胁下,一项关于建造三艘无畏舰(无畏舰为20世纪初各海军强国竞相建造的一类先进的主力战舰的统称)和一艘巡洋舰的海军补充法案在德国议会获得通过。提尔皮茨决定,从此以后,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公开对抗必须成为他的“风险理论”的一部分。此时,英国保持自己海上霸主地位的决心究竟有多大,这还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正在将巨额资金花费在老旧战列舰的替换上面。

于是,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开始了。由于提尔皮茨的事先布置,德国成功地将铺设自己第一艘无畏舰龙骨的行动隐藏了起来。然后提尔皮茨又成功地实现了暗中为建造后续无畏战舰提供资金的行动。因此,后来极为激烈的英德海军竞赛在一开始看来是非常平静的。1909年,英国决心在当年建造10艘新的主力舰,再于1910年和1911年各建造5艘主力舰。然而,英国却发现德国计划在1908年到1911年间建造16艘主力舰——这将使英国仅占有4艘主力舰的优势。此外,德国建造战舰的速度比英国更快——因为德国不仅可以提前储备资金和相关材料,还采用了英国造船厂未曾掌握的预制技术。据最乐观的估计,到1912年德国将拥有17艘新的主力舰,而英国只有20艘。而一些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1912年时德国建造的主力舰将超过英国(德国21艘,英国20艘)。另外,德国现在也已经在战舰上采用蒸汽轮机了。而且,尽管德国海军偏爱口径稍小一些的火炮(与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相比),但德国建造的舰船在装甲防护和内部舱室细分方面却明显优于英国。因此,虽然在英国国内暂时还没有危言耸听者宣称德国公海舰队的船只是不会沉没的,但是德国人的设计无疑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1909年的“海军恐慌”令英国海军部、议会和人民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中。虽然“海军至上主义者”(Navalist)在英国拥有强大的势力,但反对者也为数众多——他们反对把本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措施或其他用途的资金转而用于军事建设。然而,用驻伦敦的德国海军随员威德曼(Widermann)上尉的话来说就是,“没想到1909年春天,英国内部的紧张局势,竟然因为对德国舰队的恐惧而如此加剧,以至于呈现出一种与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传统不相符的奇观。”自由党政府当年的计划是建造四艘新的无畏舰,海军部和保守党则要求建造六艘无畏舰,最终,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在1909年和1910年分别新建四艘无畏舰。当时的英国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说过一句最令人难忘的话:“海军部要求建六艘船,经济学家提议建四艘船,最后大家妥协了——建八艘船。”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丘吉尔承认,他和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都曾是“八艘”和“六艘”造舰计划的主要反对者,他表示,“尽管(我们)在狭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命运的大潮中,我们是绝对错误的。英国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 McKenna)先生立下了大功,他在这场大争论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和勇敢,最关键是他顶住了自由党的挑战。”丘吉尔事后发现,如果没有1909年那四艘“多余的”无畏舰,那么1914年德国公海舰队的无畏舰数量就会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当,甚至更多(德国制造枪炮和炮塔的速度比英国更快)。英德海军之间所进行的“奥林匹克军备竞赛”的裁判亚瑟·马德(Arthur Marder)曾经说过,“总而言之,1909年的四艘主力舰让(英国皇家)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关键的头几个月里稍稍获得了一些安全保障。”

德国公海舰队“对决”英国皇家海军

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超大规模的战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然而,英国皇家海军那些仅有的些许物资方面的优势却不足以弥补其战略和战术思想方面的不足。在专业技术领域,英国皇家海军显得非常骄傲自满。然而事实却是,虽然英国皇家海军致力于恢复纳尔逊时期的辉煌,但是却对如何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再次取得一场特拉法尔加式的胜利感到束手无策——而且在海军中也缺乏经过实战检验的指挥官。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英国皇家海军的高层中根本没有类似纳尔逊这样的,曾经在海上战争中取得过两到三次不俗战绩的海军上将。此外,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下一个指挥层级中,也没有出现类似于纳尔逊“兄弟乐队”(即有过封锁经验、指挥过分舰队,以及单舰执行过作战任务的船长)那样的军官。虽然反奴隶制、炮舰外交,以及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沿海作战行动,让英国皇家海军的部分成员尝到了实战的滋味,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比如海军上将戴维·琼斯(David Jones)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率领一支舰队攻打俄罗斯的太平洋港口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结果他“选择”在自己座舰的后甲板上轰掉自己的脑袋,而不是在敌人的炮火下承担指挥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末期和爱德华七世国王当政的时期,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们甚至连这样的实战机会都没有。此外,令人更加尴尬的是,1914年8月参加战斗的英国海军军官大多只具有陆战经验——例如在南非清剿布尔人(Boer War)、在1896年8月对抗苏丹人,以及在1900年与义和团的战争中领导由水兵组成的“海军旅”充当炮手或步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戴维·贝蒂(David Beatty)和罗杰·凯斯(Roger Keyes)——虽然他们成为了杰出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指挥官,但他们最初都是在陆战中成名的。

英国皇家海军不仅缺乏战争经验,还缺乏相关人才储备。在战争爆发前,温斯顿·丘吉尔曾以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身份说道:“在海军上将的名单上,第一流的人才少得可怕。”1918年以后,他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有称职的管理者、各种类型的杰出专家、无与伦比的航海家、纪律严明的士兵,以及优秀的航海军官,他们都具备勇敢而忠诚的心,但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拥有得最多的却是船长,而不是能指挥作战的人。”英国皇家海军确实存在着一些令丘吉尔深感困扰的缺陷,比如在由海军中将道格拉斯·甘布尔(Douglas Gamble)爵士指挥第四战列舰分队中,有一位头脑聪明的低级军官就曾表示,“甘布尔爵士是不会承认这句话的,即‘对任何一位军官而言,在他升为海军上将之前,关于战争的知识都是无关紧要的’。但即便一个人被提拔为了海军上将,他又该如何获取战争知识呢?军校里面的老古董是不允许学生们有任何新想法的。”这里所说的“老古董”其实仅仅与纳尔逊相隔三代人,而且纳尔逊本人可是对低级军官敞开胸怀,并乐于接纳他们的新思想的。可悲的是,1914年的英国皇家海军中的很多人不仅已经把纳尔逊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抛于脑后,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轻视正规教育的价值。海军战争学院成立于1909年,专门负责为舰队指挥官和船长们提供海军战术指导课程。不过,海军战争学院中所传授的关于舰队行动的课程过于僵化,而且海军上将们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很低。另外,用纳尔逊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几乎每一位海军军官——所看重的都是在海上指挥一艘船,担负起航海、导航和领导船员的责任。在纳尔逊的时代,于舰队中服役就意味着要担负起一种独特且每时每刻都存在的责任,这教会了军官们如何自我反省和克制。因此,独立解决问题成为了当时那些军官们的一种常态。然而,费希尔改革的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是他将海军的船只,无论大小,都纳入到了更大的舰队中去,从而削弱了军官们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过,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鱼雷的出现令高价值的战列舰必须更依赖一些轻型战舰——譬如巡洋舰和驱逐舰(最初是专门进行反鱼雷作战的舰型)所提供的严密保护。此外,一旦海军上将们认识到,保护自己的珍贵的战列舰的任务最好交由那些思维敏捷,可进行独立思考的下级来完成时,那么他们很可能出于被这些人超越自己的担心,而抵制可能出现的变革。结果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服从高级军官的命令”已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一条铁律,违反者将有毁掉自己职业生涯的危险。

主力舰的舰长们和主力中队的指挥官们严格地遵守着“服从高级军官的命令”这一规定。我们知道,在特拉法尔加,纳尔逊曾自信地把自己的舰队分成了两个分队,而且他最初其实是想把舰队分成三个分队的。然而,由于“听从了某些高级军官的建议”,1914年的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其实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作战的。在纳尔逊率领的、由木制战舰所组成的舰队中,那些源自18世纪80年代的陈旧作战指令已经被搁置了,然而当拿破仑战争刚一结束,就有人把这些陈旧的作战指令又当宝似的给拿回来了。1816年,英国皇家海军重新发布了只能排成单条战列线的指令——迂腐通常来自胜利的激励——这些指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有效。相比纳尔逊那个时代的海军而言,他的“曾孙们”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信号系统,这更显得那些陈旧作战指令的“寿命”太过于长久了。比如,可以通过信号灯进行有效传输的莫尔斯电码,能大大弥补旗语信号系统容易被遮挡的缺陷,而无线电网络系统则更是在通讯领域引发了一场变革。虽然由于当时电力供应的不足,无线电在陆地战争中仍然是一种不稳定的通信手段,但是在1914年时,无线电在海上战争中的使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海上,强大的舰船发动机可以产生成千上万匹马力的冗余电力。可遗憾的是,海军将领们还是紧紧抓住升旗机,旗语依然是他们最喜欢的通信手段。要知道,老旧的旗语信号系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比如在航行时,舰队各成员之间的距离相隔得非常远(这时的战舰速度比特拉法尔加战役时的战舰快太多了),旗语信号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观察到。而且,此时烟雾已经成为了影响能见度的长期因素而非短期因素了。

不过,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们依旧制订着陈旧的作战计划,就好像他们仍然在按照“侧舷对侧舷”的原则指挥一支由木制战舰所组成的舰队一样。因为这些将领认为,胜利始终是掌握在行动最迅速、攻击最准确、火力最密集的舰队手中的——将领个人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的确,自从木制战舰被淘汰以来,在海军所经历的一切技术革命中——包括蒸汽推进、铁制结构、装甲防护和钢制大炮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海军武器装备的改进。铁制结构提高了船只的适航性,并大大延长了它们的寿命;蒸汽推进技术则使战列舰的速度提高了2倍,令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的速度提高了4—5倍,令各种类型的战舰都摆脱了对于自然条件的过度依赖。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认为,此时大炮的射程增加了整整10倍,而且只需一发炮弹就能摧毁任何一艘战舰——如果有哪枚炮弹撞到了弹药库上,就能把哪怕是最现代化的战列舰击沉。以史为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几场著名海战中都有这样的案例出现——西班牙与美国在圣地亚哥湾和马尼拉湾的海战,以及俄国和日本在对马岛的海战,都证明了此时大炮的威力。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西班牙舰队在美国大炮的轰击下全军覆没;俄国人从1904—1905年环绕地球到达对马岛后,除了少数几艘快速巡洋舰外,其他战舰均被日本人击沉,而这些快速巡洋舰也是因为临阵脱逃才幸免于难的。因此,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他们坚持认为,舰长们的职责是组成一个类似特拉法尔加那样的密集编队[在1914年的英国皇家海军编队内,各舰艇之间的标准间隔是2.5链(1链约合182.9米),也就是500码;而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英军各舰只之间的距离只有1链],然后再“听从高级指挥官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弹药库中取出炮弹并将它们发射出去。

这种策略如果得到有效运用,或许将会和日本海军在对马岛一样,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一旦没有获得成功,那么其所导致的后果将会是致命的——在海上战争中,时间是最关键、最无情的因素,而排成密集队形恰恰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在排成密集队形之后,被敌人重创的舰队也很难依靠地形掩护其撤退。可以说,英国皇家海军采用的是一种仅想取得些许战术胜利的短视战略——简而言之,就是在一场炮火对决中获胜——很可能会迅速,且不可避免地出现疏漏和错误。在1914年以前,这是英国海军战略学说的核心问题。英国皇家海军的核心策略可回溯到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但战争中的策略却注定要“与时俱进”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一旦出现纰漏,毫无疑问将导致重大灾难的发生。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英国人出现了误判)而制定的,在他的计划中,德国公海舰队将会在靠近本土港口的北海与英国皇家海军进行对抗。尽管在整体实力上,德国海军还不如英国皇家海军,但如果后者没有一举摧毁德国公海舰队——提尔皮茨相信,德国船只的优良性能将令英军迅速取胜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那么,战争就将以英国的灾难性失败而告终。英国皇家海军很可能会在一次偶然的战斗中丧失兵力上的优势,从而被迫将本国水域的绝对控制权拱手相让:要么默许德国人进入公海,要么与“其他强国”联合,并让出自己在海洋世界中的头把交椅,而更糟糕的情况则是上述两种可能同时变为现实。

对英国的战略前景而言足够幸运的是,早在1914年之前,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些领导人就敏锐地抓住了提尔皮茨理论中的漏洞。作为英国海军事务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海洋战略家马汉曾经说过:“大英帝国……不得不与德国(他在原文中好像用的是‘北欧’来代指德国)进行较量……这是一场因争夺一条至关重要的‘交通路线’所引发的较量,只有掌控这条路线,英国才能成为世界第一的海上强国。”马汉认为,英国之所以崛起成为世界级的强国,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掌控了从大洋通往法国北部、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海上路线。面对提尔皮茨的挑战,英国海军部成员——尤其是费希尔和丘吉尔,重新对现有的战略计划进行了评估,他们准备利用英国在海上的“统治力”,将德国人赶出开阔水域。费希尔和丘吉尔决定让己方舰队与德国本土港口保持一个比传统意义上更远的距离,而不是在德国人的港口附近徘徊。费希尔和丘吉尔的结论是:无须在英法之间的狭窄通道(即英吉利海峡)里部署重兵——德国人不会冒巨大的风险在此活动。德国人最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是从位于埃姆斯河(Ems)、亚德湾(Jade)、威悉河(Weser)和易北河(Elbe)河口的海军基地出发,途经挪威北部、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北海北部抵达英国本土,这条路线的长度大约为600英里,需要航行约30个小时。因此,英国皇家海军的主要基地应该从英吉利海峡和东海岸迁往苏格兰。碰巧的是,在英国为数众多的天然良港中,就有几个位于上述地区——例如爱丁堡附近的罗赛斯(Rosyth)、克罗默蒂湾(Cromarty Firth),以及奥克尼群岛之间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这样一来,提尔皮茨准备冒着巨大风险,不顾一切地在德国“家门口”进行决战的战略一下子就化为了泡影。未来,虽然德国公海舰队还有一些攻击英国本土东海岸部分城镇的机会(他们很快就在战争中付诸行动),但必须面临着从己方的安全港出航一整天之后才能与英国大舰队“决战”的不利态势。更何况,德国舰队在途中还要面对英国潜艇和搭载了鱼雷的水面舰艇的重大威胁。如果发生这样的战斗,德国公海舰队无法事先确定皇家海军的位置——在英国人转移他们的主基地之前(那时候,英军仅能从哈里奇港、泰晤士河口和英吉利海峡发动攻击),德国人是可以预判英军的动向的。此外,如果德军公海舰队的行动出了差错,则将面临在混乱中撤退的严峻考验,肯定要花很长时间(也许还会面临夜间行动和恶劣天气的挑战)才能撤回到自己坚固的基地中。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最后几年里,提尔皮茨发现自己在计算己方优势与劣势时,又回到了原点:作为“浮动炮台”的德国舰船,其优势究竟在哪呢?虽然提尔皮茨通过税收和贷款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德国始终无法匹敌英国皇家海军,更不用说超过英国舰队的规模了——如果英国皇家海军得到了英国民众的大力支持,那德国就更没戏了。自从1815年拿破仑倒台以来,欧洲人迎来了一段伟大的和平时光,然而,到了1914年7月,这段“伟大的和平”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了。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皇家海军共有20艘无畏舰、9艘战列巡洋舰和41艘前无畏舰(前无畏舰是在1880年年末至1905年期间建造的战舰的统称,它取代铁甲舰,成为了各国海军的主力,直至20世纪初被无畏舰所取代。前无畏舰装有重型火炮,外覆强化钢制装甲,配有燃煤蒸汽机),还有12艘无畏舰和1艘战列巡洋舰正在建造中。相比之下,德国公海舰队只有13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和22艘前无畏舰,另外还有7艘无畏舰和3艘战列巡洋舰正在建造中。因此,英德两国现代化主力舰的比例是29:18(如果双方在建造的战舰都能够顺利下水,那么这一比例将会变为42:28)。不过,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征用了土耳其和智利海军订购的3艘无畏舰,所以很快就将英德两国现役现代化主力舰的比例变为了32:18。

由于在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只有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半多一点,这让德国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英国皇家海军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尽管如此,提尔皮茨还是(尽可能地)估算出了德国公海舰队船只的战斗力要比英军更高。然而,德国人不得不承认,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确实是一种杰出的武器,德国直到于1909年的下水第三代无畏舰——“德皇”(Kaiser)级之后才开始使用蒸汽轮机;他们同样不得不承认,直到1914年,德国的无畏舰与英国的同类战舰相比,排水量都更小,武器威力也更小。“无畏”号战列舰装备了12英寸口径的主炮,它的后续型号则装备了13.5英寸口径的主炮,而“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级战列舰更是装备了15英寸口径的主炮(英国为土耳其和智利建造的无畏舰——“爱尔兰”号、“阿金库尔”号和“加拿大”号,均装备了14英寸口径的主炮)。相比之下,德国的无畏舰一开始只装备了11英寸口径的主炮。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海军中只有两艘“巴登”级战列舰分别装备了12英寸口径和15英寸口径的主炮,但由于它们下水太晚,并没来得及参战。不过好在所有德国无畏舰都具有一些英国战舰所不具备的优秀特性。首先,它们的装甲都异常坚固——德国无畏舰的“装甲带”沿着水线进行延伸,铺满了整个要害部位,并且始终比同时期建造的英国无畏舰厚那么一两英寸。其次,德国无畏舰的船体也比英国的无畏舰要宽大,这令其火炮的射击更加稳定。再次,德国无畏舰的内部被精心设计的水密隔层分隔开来——英国没有任何一艘无畏舰做到了这一点——良好的内部水密性是战舰在战斗中生存下来的关键因素之一。想击沉一艘像“无畏”号这样强大的战列舰,除直接命中其弹药库外——战斗经验更为丰富的德国人比英国人更早发现了弹药库防护的重大缺陷——就只有令其内部严重进水这一招了。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Titanic)号与冰山相撞后沉没,虽然从从理论上来看,“泰坦尼克”号也是一艘划分了水密舱的船只,但是它的内部舱壁没有与上面的主甲板相接——当海水涌入时,这艘船的各个船舱一个接一个被淹没,最终导致其沉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无畏舰的水密舱全部都是基于蜂窝的原理建造的,这就意味着要想令其储备的浮力消失,必须要击穿大部分的舱室才行。虽然英国无畏舰的水密舱也被建造成了蜂巢状,但舱室的数目比较少。因此,在被击穿相同数量的水密舱后,德国无畏舰也许还会有足够多的水密舱来储备浮力,而英国无畏舰则会因水密舱的数量不够,必须减慢船速或者停船修复损坏的部位,否则就会有沉没的危险。

因此,提尔皮茨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无畏舰比英国的无畏舰更有战斗力。另外,提尔皮茨的两艘最新的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Derfflinger)号和“吕措”(Lutzow)号,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战列巡洋舰,它们不仅在速度和装甲防护方面可与“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相媲美,还拥有与后者相差不大的火力装备。相比之下,英国战列巡洋舰的装甲防护水平严重不足,并存在着一些危险的漏洞。其实,英国战列舰中一些较老的型号也存在着装甲防护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它们也没有严格细分水密舱。日后,可怕的战争将证明,英国战列舰的弹药库的防护水平也远远不如德国的同类战舰——这一缺陷将给日德兰之战中的英国皇家海军带来相当大的损失。不过不得不提的是,提尔皮茨认为英国军官和船员的素质不如德国,就未免有些自欺欺人了。虽然德国水手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在义务服役期间也都受过了良好的训练,但他们的服役时间太短了,而且很多新兵都是“旱鸭子”。与之相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手都是长期在海上服役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与纳尔逊完全相同的生活区域——这些地方都是与航海息息相关的——例如西部港口、泰晤士河、梅德威镇(Medway towns)、苏格兰峡湾和河口地区,以及还有威尔士港和爱尔兰海岸。在英国皇家海军中,许多人都有在海军服役的家族历史(尤其是军官们)。纳尔逊的“兄弟乐队”中的五名成员——布莱克伍德(Blackwood)、汤普森(Thompson)、科菲斯洛(Coffesloe)、弗里曼特尔(Fremantle)和特鲁布里奇(Troubridge),还有早期的胡德,他们的直系后裔都在1914年的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至于这些人的亲朋好友的后裔,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的就更多了。

德国陆军一直遵循着从东普鲁士的乡绅阶层中招募士兵的传统,不论是冯·阿尼姆斯(von Arnims)、冯·施维林(von Schwerins),还是克莱斯特(Kleists)主政德国陆军时无不如此。可是,德国海军却无法效仿陆军的这个传统。事实上,德国海军的军官团在社会上均以德皇麾下的精锐——禁卫军和骑兵军官——为榜样,他们的专业程度和学术造诣都无可挑剔(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具有随时和自己的船只一同沉没的战斗精神)。但是,德国海军的军官团的航海技术和对海洋的理解——即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会怀疑英国皇家海军会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仍然有待证实。不论怎么说,在短期战斗中,德国人总是会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此外,直到战争前夕,德国人的长期航行能力也还没有得到实战检验。这里所说的“长期航行能力”意味着经验丰富的水手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枯燥的航海活动而毫无怨言——在航海中,他们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无法执行的任务、错失的机会、意外的船只损失和偶尔的挫折,这些都是海军历史上的所谓“例行公事”。虽然对德国人而言,他们显然做好了“英勇牺牲”(德语“Sichopfern”)的准备,但长期值夜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14年8月4日,当德国公海舰队与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次进行正面交锋时,德国人基本可以说是无所适从的,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该如何妥善使用和保养相关武器。“英国舰队,”驻扎在日德兰半岛的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莱茵哈特·舍尔(Reinhard Scheer)上将曾指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回顾这一百年来的辉煌成就,这些过去的伟大功绩一定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优越感。”德国小说家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他使用了更为戏剧化的语言:“我们没有这种自信的痕迹……旧约中没有提到我们。而英国人的行为就好像他们得到了上帝的承诺一样。”

日德兰海战之前的局势

德国海军相信,英国人已经因为自大而放松了警惕,他们的“大舰队”(英国皇家海军于1914年8月在本土海域成立的舰队),将在战争爆发之时扬帆远航,并积极寻求一场与德国公海舰队的大决战。实际上,为了这样的行动,大舰队早已经做好了充足的物资准备。萨拉热窝(Sarajevo)危机爆发时,大舰队正在进行战争动员,并且在斯皮特海德(Spithead)接受了英国王室的检阅。随着危机不断加深,英国皇家海军先将舰艇退役工作全部暂停,经过评估后,又将24艘无畏舰、35艘前无畏舰和123艘小型作战舰艇派往了位于苏格兰的新作战基地。随后,英国皇家海军更将一些最为先进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也派到了新作战基地——这令备战工作达到了高潮。到了8月4日,英国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到期时,德国公海舰队预计,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可能已经倾巢出动,并针对德国在赫尔戈兰湾(Heligoland Bight)的海军基地发动突袭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原因是双重的:首先,英国皇家海军高层决定反对“近距离封锁”而赞成“远距离封锁”方案——这是一项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英国就可以利用最小的代价控制住德国公海舰队通过苏格兰—挪威海峡进入公海的交通要道。其次,由于“大舰队”的指挥官杰利科(Jellicoe)担心,德国潜艇和雷区可能会对他派往德国本土水域的船只造成破坏,因此没有贸然出击——这同样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此外,到了1914年,不论是德国海军还是英国海军,都已经从长期的潜艇试航中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充分发展了它们的航海能力,且编组了具备进攻能力的潜艇编队。“触发式锚雷”通过一根缆绳固定在海床上,通常整个雷体都没入水面之下,一旦遭到船只的撞击就会立即引爆——这种水雷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被研发成功的,到了1914年,所有列强的海军都装备了这种水雷。

直到8月8日,德国人预想中的“战斗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才成为了现实。当天,驻扎在英国东海岸哈里奇港(Harwich)的巡洋舰分队指挥官——罗杰·凯斯(Roger Keyes)海军准将,说服海军部让他冒险率军突入赫尔戈兰湾,他希望能拦截德国公海舰队指挥官冯·英格诺尔(von Ingenohl)定期派往那里的一艘驱逐舰。凯斯不但达到了他的目标,还取得了另外的惊喜:当一些德国轻型巡洋舰驶出河口,试图营救这艘倒霉的驱逐舰时,英国人招来了贝蒂(Beatty)麾下的三艘战列巡洋舰,在凯斯发动进攻时,这三艘战列巡洋舰就隐藏在附近,以便随时出来提供掩护。在它们猛烈的远程炮火下,三艘德国轻巡洋舰顷刻间就被击沉。战斗中,凯斯曾经率领座舰行驶到距离一艘正在逐渐下沉的德国巡洋舰“美因茨”(Mainz)号很近的地方,这时,他好像听到了来自特拉法尔加的声音正在两舰之间的海面上激荡着。有当事人回忆道:

一名年轻的(德国)军官,曾热心地指挥伤员的转移行动……现在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船尾楼上。凯斯很着急,因为他的座舰要赶在“美因茨”号彻底翻船之前驶离,以免陷入危险,他猜想着这位年轻人心里可能在想些什么,便向他喊道:“你干得太出色了,但你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好赶快上船。”紧接着,凯斯伸出手来帮助他。但是,年轻人表示只要他的战舰还漂浮在水面上,就不愿离开,他更不愿意接受来自对手哪怕一丝一毫的恩惠。他挺直身子,向后滑了一步,行了个军礼,然后回答说:“谢谢,不用了。”

这位德国年轻军官名叫卡萨维安卡(Casabianca),曾是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儿子的同船战友。尽管他最后还是被英国皇家海军从海里捞了起来,并成为了俘虏,但他的行为已经证明,德国公海舰队“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只是一种戏剧化的表态而已。三个月后,当英国战列巡洋舰又一次与一支处于劣势的德国舰队对峙时,他们再次领略到了这一精神。1914年11月,在科罗内尔(Coronel)海战中,德国南方特遣队的舰只在太平洋上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些老旧巡洋舰对战,并摧毁了它们。闻听这个消息,丘吉尔和费希尔(10月29日以第一海军大臣的身份回到了海军部)都怒不可遏,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两艘大舰队的战列巡洋舰——即“无敌”(Invincible)号和“不屈”(Inflexible)号,派往南部海域追击德舰。1914年12月8日,德国分舰队指挥官斯佩(Spee)冒冒失失地来到了英属福克兰群岛,与此同时,负责搜寻他们的英军战列巡洋舰正在此地加煤。当第一批重磅炮弹飞过头顶时,斯佩才发现了自己所犯下的致命错误,他只能掉头逃跑。然而,英军战舰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的炮弹无情地掀开了德军船只薄弱的甲板,把斯佩本人和他麾下五艘战舰中的四艘都送到了海底。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德国海军的军官们都没有向敌人乞求过宽恕,甚至在生死关头,他们的表现也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巧合的是,著名音乐家瓦格纳(Wagner)的一名教子在英国皇家海军担任观测军官,他在一艘英军战列巡洋舰的桅杆上看到了德军战舰被击沉的全过程,只见南大西洋色彩斑斓,蔚为壮观,就好像在上演歌剧《众神的黄昏》一样。

1914年冬天,德国人的冒险精神在距离英国本土更近的地方得到了体现,当时,德国公海舰队两次对英国东海岸的城镇发动了突袭。英国海军部开始意识到:为进行封锁而将主力舰队撤退到遥远的苏格兰和奥克尼群岛,这令英国南部的港口暴露在了危险之中,德国人完全可以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对这些港口发动袭击。实际上,德国人在11月3日对雅茅斯(Yarmouth)的袭击,以及12月16日对斯卡伯勒(Scarborough)、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和惠特比(Whitby)的大胆进攻在各个方面都令英国皇家海军感到十分震惊。在第一次袭击中,英军战列巡洋舰分队向南狂奔,以拦截德国公海舰队,第二次更是派出了一些战列舰,但是每次德国公海舰队都逃得无影无踪。尤其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在这些行动中,英国皇家海军的基层指挥官表现出了较差的独立性,其中一位战列舰分队的指挥官——阿巴思诺特(Arbuthnot)实际上已经拦截到了德国人的舰只,但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他便没有让手下向发动偷袭的德军舰只开火。

于是,海上战役的第一个冬天就以这样一个不确定的音符结束了。在此之前,英国人已经在福克兰群岛赢得了一场无可非议的胜利——用贝蒂的话说,那就是“这场战争中最决定性的一场战斗”。而且,英国皇家海军似乎在本土附近海域的巡洋作战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过这场战事仍有遗憾,比如公海舰队的主力“探出头来”的时候,英国人却没有逮住他们。此外,他们还遭受了一些令人难堪的损失,其中一些损失是极令人痛心的——1914年10月,由于碰巧遭遇了水雷,一艘崭新的英军无畏舰爆炸沉没;当年9月,英军的三艘老式巡洋舰——“阿布基尔”(Aboukir)号、“克雷西”(Cressy)号和“霍格”(Hogue)号被一艘德国潜艇U-9用鱼雷击沉;12月,一艘英军前无畏舰“可畏”(Formidable)号在英吉利海峡被潜艇U-24击沉。总的来说,德国海军作为实力较弱的一方,其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当时,德国海军自己也认同这一点。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就连德国海军自己都不知道,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英国人通过种种手段,获得了三本德国海军密码本:一本是从太平洋上的一艘德国货船上寻获的,供商船、小型舰艇、齐柏林飞艇和U艇使用;一本是从北海海底的沉船中打捞上来的,上面记载着德国人的外交密码;一本是从波罗的海的一艘因事故而沉没的德军巡洋舰(隶属于公海舰队)上面发现的——至此,英国海军部已经取得了整个德国海军和海外殖民地密码系统的钥匙,尽管这三本密码本并不能破译德军的全部秘密通信。但即便如此,利用它们,英国皇家海军也在与德国公海舰队的对抗中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开始,德国海军对这种状况一无所知。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战争初期就对英国皇家海军发动规模最大的突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最高统帅部逐渐发现,英军对他们的行动往往具有“先见之明”,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英军大舰队对德军突袭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反应异常迅速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阿勃维尔(Abwehr,即创建于魏玛共和国并几乎贯穿整个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国防军情报局)已经发现了种种线索,足以证明英军对德国军队的动向了如指掌,事实上,根据这些线索很容易得出结论——那就是己方密码系统已经被敌人破解了,然而,德军指挥层仍然坚决不相信密码被敌人破译的说法。德国海军更愿意相信:卧底在造船厂的敌军间谍正在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送出去,或者相信一种更流行的说法:那些行驶路线经过埃姆斯河、亚德湾和威悉河河口的所谓“中立”渔船,其实都是英军的秘密间谍船,如果它们的航线还经过多格尔沙洲(Dogger Bank)的话,那么就几乎确定无疑是英军间谍船了。

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大部分被编入了第1侦查分舰队,这支舰队由弗朗茨·希佩尔(Franz Hipper)海军少将指挥。1915年1月,希佩尔提出,公海舰队应承担双重任务:第一,要将多格尔沙洲的间谍船清理干净,以斩断英军的耳目,从而令他们无法再对德军主力舰的攻击迅速做出反应;第二,要继续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进行攻势布雷,这个海湾距离英国战列巡洋舰的主要基地——罗赛斯非常近。

希佩尔的计划引发了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尔沙洲海战”,然而,双方都对这场海战的结果很不满意。由于德国人仍然对其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不屑一顾,所以英国人仍然具备最直接的优势:他们早就得到了德国人即将发动突袭的警告,当时,有3艘德国战列巡洋舰参与了行动——包括“塞德利茨”(Seydlitz)号、“毛奇”(Moltke)号和“德弗林格”(Derfflinger)号,再加上1艘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Blucher)号,这些主力舰还得到了4艘轻巡洋舰和18艘“雷击舰”的支援。德国的“雷击舰”相当于英国的驱逐舰,但普遍吨位更小,武备更弱,速度更慢。这些军舰的设计存在着重大缺陷,因此公海舰队实际上是在一种极为不平等的态势下与英国皇家海军交战的。“布吕歇尔”号的设计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它是于1907年建成的,那时候,费希尔关于战列巡洋舰的设想还没有被德国人正确地理解,因此,尽管“布吕歇尔”号航速较快且装甲精良,但火力不足。希佩尔不得不把“布吕歇尔”号列入了自己的第1侦查分舰队——因为它不适合放到其他任何地方。但实际上,将这艘船放到希佩尔的舰队中的哪个位置上都不合适。

相比之下,贝蒂麾下多艘战列巡洋舰的性能则大致相同,其包括:“狮”(Lion)号、“虎”(Tiger)号、“皇家公主”(Pincess Royal)号、“新西兰”(New Zealand)号和“不挠”(Indomitable)号。这些主力舰还得到了来自哈里奇港的3艘轻巡洋舰和35艘驱逐舰的支援,在远处,它们还可以得到来自苏格兰港口的前无畏舰和巡洋舰的支持,甚至连大舰队本身也可以在紧急时刻拍马赶到。从这两份舰队名录我们可以看出,单单在战列巡洋舰这一项,贝蒂舰队已经远远强于希佩尔舰队了。其中,“不挠”号和“新西兰”号的航速为25节,装备12英寸口径主炮。“皇家公主”号、“狮”号和“虎”号(在当时被人们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战舰,他们甚至认为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比它们更好看的战舰了)的航速为28节,装备13.5英寸口径主炮。此外,贝蒂提前获知了希佩尔舰队的行动细节,他为后者设置了一个完美的陷阱——1月24日清晨,贝蒂麾下的巡洋舰发现并锁定了希佩尔舰队,尽管希佩尔立即率舰队掉头回航,但英国战列巡洋舰利用自己的超高速度追上了他们。在前所未有的20000码的超远距离外,英国战列巡洋舰开始发射炮弹,并精准命中了目标。

接下来,希佩尔的决策从贝蒂的陷阱中挽救了德国舰队。“虎”号的船长过于墨守成规(他顽固地遵循着大舰队“集中火力”的指令),他错误地和“狮”号一起把火力集中到了希佩尔舰队的第一艘战列巡洋舰——“塞德利茨”号上面,这让第二艘战列巡洋舰“毛奇”号有了可乘之机,它对全无防备的“狮”号发起了进攻。结果,“狮”号受到了重创,它不得不从队列中脱离开来,这样就把双方的主力舰对比变成了4:4;此时,贝蒂发出的“向敌人发起全线进攻”的信号又被他的部下们误读了。结果,英国人将所有火力都集中到落在最后面的德国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上面,而其他德舰则开始稳步地撤离战场,以确保自己能安全驶回基地。

不过德国人并没有毫发无损地逃脱。“塞德利茨”号在撤退时被英军的13.5英寸口径的主炮发射的炮弹所击中,炮弹穿透了其后部炮塔的顶盖,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火灾。德国海军上将莱茵哈特·舍尔对这枚炮弹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进行了描述:

敌军炮弹击穿的部位恰好位于我舰炮塔装填炮弹的区域,炮手们正准备推入炮膛的发射药包被瞬间点燃了。火焰向上蹿到了炮塔顶盖,又向下钻到了弹药库内,两座炮塔的弹药库通过一扇大门相连接,这扇门通常是紧闭着的。然而,那些从第一个弹药库侥幸逃生的人试图跑到第二个炮塔,从而打开了大门。火焰就这样蔓延到了另一个弹药库,又从那里蔓延到第二个炮塔,两个炮塔的全体炮手几乎都因此而牺牲了。炮塔上方的火焰直冲云霄,像一栋高楼那么高。

虽然当时“塞德利茨”号的阵亡人数为165人,尚不算很多,但如果船上总重量高达6350千克(约14000磅)的发射药包被引爆的话,那受到威胁的就不仅仅是弹药库了——整艘战舰都有解体的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凭借着非凡的勇气,设法进入弹药库中并成功地打开了水阀,将600吨海水放入了弹药库,从而挽救了战舰。虽然“塞德利茨”号的舰尾没入了海水之中,但它仍然顽强地保留着推进力,并最终逃离了战场。

不过,德军舰队中速度最慢的“布吕歇尔”号没有能够逃走——四艘英军战列巡洋舰都将主要火力集中到了它的身上,而它也渐渐支持不住了。一艘德军齐柏林飞艇——“L-5”号正巧飞越了“布吕歇尔”号的上空,从近距离感受到了“它的痛苦”,飞艇上的一名军官报告说:“我们的部队撤退时,‘布吕歇尔’号被甩在了后面,它无法跟上舰队的脚步。它尽可能地开火还击,直到完全被烟雾所笼罩——舰上显然是燃起了大火。12点07分,‘布吕歇尔’的船身开始倾斜,并在不久后倾覆沉没。”一位生还者(1200名舰员中只有234人获救)为我们讲述了这艘战舰的最后时刻:

敌人的炮弹……一直打到我们的锅炉舱,舱内(锅炉舱外部覆盖着一层装甲板)储存的煤被点着了。由于锅炉舱里有一半是空的,蓝绿色的火焰迅猛地燃烧着……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中不断发生爆炸,并产生了可怕的气压……气流咆哮着穿过了舰上的每一个缺口,将每一处相对薄弱的地方撕得粉碎……当一个可怜的船员从舱门经过的时候,一颗炮弹正好在他的身边炸开了。这时候,他的身体刚好有一半在门内一半在门外。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这位船员被可怕的气流给卷了起来,抛到机器中间,当场惨死。

摩尔(Moore)是贝蒂的下属,他在“狮”号遭受重创的时候接过了英国战列巡洋舰舰队的指挥权。但是,在“布吕歇尔”号沉没之后,他并未下令继续追击希佩尔舰队。后来,摩尔的临阵指挥受到了费希尔的批评,他以自己典型的犀利语气评论道,“哪怕摩尔身上有一丝纳尔逊式的气质,他也应该率军继续追击下去,而不管上级有没有发信号。在战争中,首要的准则是‘充分发挥自主性’。如果仅依命令行事,就是一个傻瓜都能做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主流精神是反对下属们自行其是。另外,摩尔之所以因为等待贝蒂发送信号而贻误战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纳尔逊的“特拉法尔加旗语”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虽然,随着技术的进步,著名的“再近一点接敌”(Engage the enemy more closely)等鼓舞人心的语句已经从信号手册中删除了,但是却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替代它们。英军指挥官贝蒂曾从“狮”号战列巡洋舰转移到一艘轻型巡洋舰上面,然后又转移到了“皇家公主”号上,他试图追上逃跑的德军舰队,却没有成功。此时,贝蒂的战列巡洋舰舰队已经远远落在了德国人的后面。虽然英国海军部已预先知道了希佩尔的意图,但他们所部署的拦截大舰队却落在了更远的地方。在多格尔沙洲海战中,英国人无疑取得了一场胜利,可这个胜利却并不完整——虽然英军令德国公海舰队船只受损,并借此对德国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但却并未能够摧毁这支舰队。

在这场战争中,“狮”号受到了严重的损坏,300吨海水涌进船内,这大大降低了它的速度;它失去了所有的电力,并燃起了熊熊大火(甚至一度威胁到弹药库的安全),好在并没有因此而瘫痪。尽管“狮”号战列巡洋舰的装甲保护严重不足,但它似乎扛住了德国战列巡洋舰的猛烈攻击——该舰的人员损失非常轻微,只有20人受伤,1人阵亡。不过,“狮”号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应该感谢幸运女神的眷顾,它的幸运程度超乎了海军部中所有人的想象。当时,大火从“狮”号的A炮塔(最前方的炮塔)上开始燃起,很快就蔓延到了它的弹药提升机构中,并从那里蔓延到了弹药库——按常理来说,这艘战舰肯定会因此而被炸毁。但幸运的是,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狮”号A炮塔以及下方弹药库中的弹药存量已经很少了。因此,并没有引起严重火灾——火焰很快就被损管人员扑灭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并没有认识到炮塔发生火灾所导致的潜在危险,日后也没有采取相关措施并限制炮塔内的弹药数量(尤其是限制发射药包的数量),更没有在炮塔与舰体相连接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直接深入舰体要害部位的,十分重要)中加装一些精心设计的防爆设备。与此相反,德国人则因为“塞德利茨”号炮塔起火而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他们对己方船只的结构和武器的操作方式做出了大幅修改——包括成倍增加了防爆遮板,并大大削减了炮塔内部及附近可燃材料的数量。在英德两国海军舰队的下一次对战中,这些措施将在挽救舰艇和船员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可以说,德国人从这场躲避英国人追击的战斗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

不过,这时候德皇却突然颁布命令,禁止重蹈多格尔沙洲海战的覆辙,他决定保留德国公海舰队,以便与战况有了显著改善的德国陆军配合进行决定性行动。此时,德皇更喜欢专注于潜艇战,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发起了一场类似于后来“无限制潜艇战”的海上战役,对驶向协约国港口的商船发起了攻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此期间,英格诺尔的德国公海舰队总司令之位被波尔接替,不久后,波尔又被舍尔取代),德国公海舰队一直驻扎在德国北部港口,偶尔冒险突入波罗的海攻打俄罗斯人,但不会冒着与英国皇家海军对抗的风险进入北海。直到1916年3月5日,德国公海舰队才再次在北海出现,而且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尽管德国公海舰队在当年对英国采取的唯一一次重大行动——即从4月24日至25日发动的针对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突袭——被证明是“1914年危机”的重演,可是一旦德国公海舰队遭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击,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反击,都会放弃接下来的所有行动,返回基地。显然,提尔皮茨在战前所提出的“风险理论”现在已经被德国海军推翻了——任何威胁到德国公海舰队的风险都会被认为是沉重得无法承受的,这迫使该舰队一再返回港口,并将海上通行自由又还给了英国皇家海军(尽管这是英国人在一百年以来所一直享有的)。

如果波尔的继任者——舍尔将军不是一位具有纳尔逊风格的勇敢水手的话,那么,德军的“风险理论”很可能会变成纯粹的虚张声势并逐渐消亡。舍尔是一位很谦逊的人,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指挥权,只是因为致命的疾病令波尔失去了履行责任的能力而已。然而,刚一上任,舍尔就马上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并不像他的前任波尔那样经常夸大困难,他首先意识到的是德国公海舰队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作为一名鱼雷专家,舍尔相信他的水面舰艇和潜艇部队有能力对英国大舰队造成它不能接受的损害,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先将它置于不利的环境当中——这也是“风险理论”最纯粹的理念——1916年春天,舍尔一直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针对洛斯托夫特的突袭,就是舍尔所进行的一次尝试,但他事后回想起来,表示这次行动的方向过于偏南了,无法让大舰队落入自己的圈套中。1916年5月,舍尔制订了一项更为详尽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旨在迫使英军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进入由己方潜艇布设的雷区,再利用主力舰以较小的代价造成敌方的重大伤亡,并清除英军独立的分舰队。德国公海舰队现在有16艘无畏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而英国大舰队有28艘无畏舰和9艘战列巡洋舰。此外,英军大舰队还有6艘前无畏舰可以在战斗中使用。考虑到英军兵力还在不断上升,双方力量的对比并不会向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所以舍尔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公海舰队现在或永远不要与英国皇家海军打一场海上决战。1916年5月31日清晨,他命令己方的各分舰队出海行动,并希望它们在返回港口后的损失能比自己所预期的要少。

装甲战舰的世界

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教授曾经敏锐地指出,“装甲战舰”(即单词ironclads,或者术语armourclads)这一名称很好地表现出了这类战舰的特性。比如在日德兰,分别由舍尔和杰利科率领的两支舰队,利用“装甲战舰”的自身特性所采用的技战术可谓是“前无古人”的。

虽然“胜利”号和其他木制战舰也曾专用于在海战中击败敌人,但是这些木制战舰的结构、推进装置或基本配置却和当时的商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保护商船也是木制战舰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事实上,与“胜利”号同时代的、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军舰们有时候也搞一些“兼职”——比如运输货物和军火等,这并不会被当做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例如,“胜利”号就配备了一个约6.4米深的货舱——或许,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艘巨大的散货运输船。

相比之下,除了存放燃料、弹药和补给品的舱室之外,“无畏”号战列舰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来携带额外的东西。在上述三种大宗“货物”之中,燃料所占用的空间最大。而且,携带燃料的多少决定了一艘战舰的“巡航能力”——即加注一次燃料之后,所能航行的最远距离。“无畏”号战列舰可以搭载2000吨左右的煤炭,这些燃料足够其以20节的速度航行5天。至于“胜利”号,它的续航能力显然“只受它装载的食物和淡水的限制”。由于石油的燃烧效率更高,英国在战争前夕设计最新的无畏舰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石油。事实证明,石油能显著提升战舰的续航力(提升了约40%)。但是,不久之后,石油就遭遇了与煤炭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一艘战舰的载荷和排水量是有限的!因此,所占空间最大的燃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战舰必须腾出大量的空间来安装相关设备和武器。例如,“无畏”号战列舰的排水量为18000吨,其中装甲约重5000吨、机械设备约重2000吨、武器装备约重3000吨(与当时的其他战舰相比,“无畏”号的装甲、机械设备和武器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太大)。此外,“无畏”号不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舰体长度被发动机和锅炉房所占据,还有另外大约三分之一的舰体长度被炮塔、炮塔和舰体的连接机构,以及炮塔底部的弹药库所占据。所以,“无畏”号上的船员们的居住空间十分狭小——几乎和纳尔逊时代的木制战舰“胜利”号上的水兵没什么区别。在“胜利”号上面,纳尔逊的800名手下挤在45.7米长的下层甲板上;虽然“无畏”号的长度是“胜利”号的三倍,但它上面的1000名船员也不得不把吊床绑到他们所能找得到的任何可以固定吊床的地方上去。

与传统布局相反,“无畏”号的水兵船舱位于船尾,而军官船舱位于船头(传统的布局是将船员居住的“下层甲板”限制在舰桥前方约30.5米的范围内,而军官们则被安置在舰尾螺旋桨上方的一组小舱室里)。虽然这两个区域都位于保护机械设备和弹药库免遭敌人炮弹攻击的“装甲地带”之外,但在战斗中,这些“生活区域”实际上都是空无一人的——因为每个船员都有自己的职责所在,在战时他们都要前往位于舰体中央的“战斗区域”。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那就是在木制战舰时代和装甲战舰时代,船员们的职责是不同的。

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时,只有少量船员承担着具体的职责:少数船员充当水手,在甲板上操纵船帆;另一小部分人——军官和海军陆战队员——负责指挥作战或者操作轻武器;还有少数人员在材料仓库、医务室或损伤管制中心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些领域的专家;其余的绝大部分船员都被派遣到火炮甲板上去操作大炮。

而在一艘无畏舰上,各船员的战斗职责分工是极其复杂和详细的。其中,负责战舰动力系统的人员与船上其他人的工作差别很大,比如一艘以煤为燃料的船上有多达三分之一的船员都是轮机员和司炉工——其中,司炉工的工作与牛马无异,他们每小时要从煤库中转运20吨煤,再将其添加到锅炉里(他们的工作也是船上最艰苦和最低等的工作)。弹药小组的人员虽然是断断续续地工作,持续性不如司炉工,但几乎同样艰苦——他们要操纵机械装置将炮弹和发射药包从炮塔齿轮箱底部的弹药库中转移出来,然后再把它们装上吊车并送入炮塔内部。而炮塔小组的成员,则需要对弹药进行处理,并将其装填到炮膛之中。至于炮手们,则需要负责调整大炮的射击角度并进行瞄准和射击。到了1914年,在英国的军舰上通常会利用一套测距装置集中控制全舰主炮的火力——该测距装置位于战舰上层建筑的最高处,其操作人员要估算交战距离,并不断观察炮弹的下落地点,再通过位于装甲防护层之内的射击控制室发出修正个别炮塔射击角度的信号。副炮的炮手们(虽然从“无畏”号开始,战列舰副炮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但却并没有被完全取消)负责操作一些独立的火炮阵位,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敌军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他们并不受集中指挥,而是各自为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副炮也拥有自己专属的弹药输送团队。此外,按照英国皇家海军中的传统来说,一艘战列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们要在一座主炮的炮塔,以及几座副炮的弹药库内值勤。最后,一艘战舰的船员中还包括一组指挥和战斗专家。舰桥上有船长、领航员和信号员,这些人几乎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纳尔逊与他的随从一模一样,在露天的状况下工作(虽然有一座配有厚重装甲,可以为他们提供终极防护的“指挥塔”,但在实战中却很少被使用)。甲板下方的舱室中是损伤控制小组,他们训练有素,能在紧急情况下操作消防水管并堵塞弹孔,另外还有外科医生及其下属医疗团队。鱼雷手(在当时的海战中,战舰很少会发射鱼雷,因其射程通常只有10千米,而战列舰交战距离则通常在20千米以上)是一个没有限定工作区域的团队,他们主要负责维护舰船的电气系统。分散部署在各个战斗岗位的还有接线员和办事员,他们负责在舰上传送和记录信息。最后,还有一些在主机舱之外工作的工程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操作一些辅助机械——例如操舵、操纵起重机或者调整炮塔观瞄装置等——这些机械大部分都配有液压助力系统。

经过一百余年的技术革命,海军的水手或水兵的队伍构成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在木制战舰时代,英国皇家海军仅将水手划分为四个类别:一、能干的水手,可以负担高空作业和操炮等核心任务;二、不太能干的水手,可以委派他们去做苦力或者承担服务性的任务;三、从事船帆制作和木工工作的帆匠和木匠;四、海军陆战队员。而到了无畏舰时代,一艘战舰上的水手们被划分为了十几个类别。而且海军陆战队失去了他们独有的辅助工作(比如帮助炮手操炮等),变成了纯粹的步枪手。在无畏舰的水手中,除了那些传统的角色(比如弹药手和装填手、炮塔组员、瞄准手、测距员、测速员、电话员和信号员等)外,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类别——动力机组成员,其包括机械师、技工、电工以及司炉工。甚至连军官都有了六个泾渭分明的类别:枪炮军官、航海军官、信号军官、轮机军官、军需官(包括主管财务的主计军官),以及船长自己。

不过,无畏舰上的生活还残留着许多源自木制战舰的传统习惯,例如每8—10名船员可以搭伙在舰上的厨房里做一顿普通的饭菜,以供他们自己食用;船员们将船舱内的桌椅板凳移走之后,还要利用这个空间绑上吊床;虽然鞭刑已经被废除了,但舰上的纪律依然非常严苛;甚至,酒仍然是减轻舰上生活的艰辛和无聊的一个法宝。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无畏舰时代,军官和水兵已经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如果说在木制战舰时代,他们的关系还可以算是亲密无间的,那么到了无畏舰时代,两者就已经相去甚远了。另外,海军的假期是短暂且非常稀少的,“公务需要”和战舰的安全是水兵生活中的两件头等大事。

英军大舰队的船只与它们的前辈们存在着一些显著区别。在木制战舰时代,军舰和商船就像是同一棵树的两根树枝一样,所有的树枝都是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差异并不大。而且,木制战舰时代的水手们,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更偏向单纯的“海员”,而非“海军”。到了无畏舰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无畏”号和它的后继者们是一种纯粹的战斗机器,而它们的舰员——例如英国皇家海军的募兵和德国海军的义务兵,除了海军舰队之外就不曾经历过其他形式的海上生活。除了设计目的之外,无畏舰可谓是“百无一用”的,而这些所谓的“设计目的”支配着那些为它服务的人的生活观和人生观。对一艘无畏舰的舰员们而言,让战舰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进行最快速和最准确地射击,以及实现最高的操纵精度是他们团队的终极目标。舰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战舰才能正常运转。仅凭在战斗中的表现,就可以得知他们是否良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

日德兰海战

1916年5月31日凌晨1点,希佩尔率领德国公海舰队的战列巡洋舰分队驶离北海港口,2点30分,舍尔率领战列舰分队尾随其后。在这次行动中,德国公海舰队共派出了22艘战列舰、5艘战列巡洋舰、11艘巡洋舰和61艘雷击舰出海作战。其中,德军的现代化主力舰被分成了两个战列舰分舰队,每个分舰队装备8艘无畏舰;此外,还囊括了第1侦查分舰队的5艘战列巡洋舰。这两个无畏舰分队的最快航速由它们中间最慢舰只的速度来决定——第1战列舰分队包括“波兹南”(Posen)号、“莱茵兰”(Rheinland)号、“拿骚”(Nassau)号和“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号,它们的航速为20节;第2分队由于队内有前无畏舰,因而全队航速只能达到18节。因此舍尔率军出击时,不得不对这些数据进行考量。相比之下,第1侦查分舰队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26节,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并“拖住”敌方大舰队,直到己方战列舰赶到为止。

其实,希佩尔的计划并没有包含与英军决战的选项。他清醒地认识到己方在船只数量以及火力方面的差距[英德双方,主力舰主炮的炮弹投送量分别约为181.4吨和90.7吨(即分别为400000磅和200000磅)],这使德国取得一场类似英国在特拉法尔加那样的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利用U艇对英军大舰队部署在主要基地之外的舰船进行持续的袭扰,并对那些暂时与主力部队分离的舰艇和分队进行打击,给其造成损失,从而在力量对比上使双方逐渐减少差距。德国公海舰队在驶离北海港口后向正北方航行,驶向位于波罗的海外海区域的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德军后来即以这个地理名称来命名接下来这场大规模海战。希佩尔相信,这次出击的消息一定会把尾随而来的英国大舰队吸引到南方的伏击圈内。

然而,大舰队接到德军突袭的消息比希佩尔预想的要快很多——英国海军部早在5月16日就发现了他“出击”的意图,当时,德军的U型潜艇已经驶向了预定的巡逻路线,这一点在5月30日得到了确认——当天,英国海军密码学研究中心旧大楼第40室(简称40ob)破译了德国公海舰队集结的命令。杰利科立即得到了警告,由于他手头已经有现成的搜索行动或“扫荡”计划——这已经是他在那一年中第三次执行此类任务了,杰利科迅速且坚定地将这些计划转变为了全面进攻的方案。在希佩尔率军驶离亚德湾的两个小时之前,英国大舰队和战列巡洋舰分舰队也分别离开了他们位于斯卡帕湾、克罗默蒂(Cromarty)和福斯湾的基地,驶向丹麦日德兰半岛的西海岸。

按照惯例,海军历史学家将随后的战斗分为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英国人的战列巡洋舰向南出击。第二个阶段是英国人的战列巡洋舰在与德国舰队遭遇后,向北撤退。第三个阶段是英德双方战列舰分队的第一次遭遇战。第四个阶段是英德双方战列舰分队的第二次遭遇战。第五个阶段是英德双方的夜间战斗,包括双方轻型舰艇的多次对战,以及德国公海舰队成功地逃回易北河和亚德湾的过程。

现在,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分队由他麾下六艘速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所组成,包括“狮”号、“虎”号、“皇家公主”号、“新西兰”号、“玛丽女王”号和“不倦”(Indefatigable)号战列巡洋舰;第5战列舰分队的快速战列舰伴随其间,提供支援,包括:“巴勒姆”(Barham)号、“勇士”(Valiant)号、“厌战”(Warspite)号和“马来亚”(Malaya)号战列舰。这些“伊丽莎白女王”级(以该级别第一艘下水的战列舰来命名)战列舰装备15英寸口径的大炮,并具有25节的航速,是英德双方最强大的战列舰。它们的设计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追求的“快速主力舰”的概念非常相似。它们的性能比当时任何其他战列舰都要优越,速度也不比最快的战列巡洋舰慢多少,因此,一旦交火,德国战列巡洋舰恐怕只有飞速逃跑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

英国战列巡洋舰分队毫发无损地通过了舍尔部署的U艇巡逻线,它们甚至没有被这些U艇发现,杰利科的战列舰分队也是如此,这一机缘巧合使德国公海舰队的出击失去了绝大部分意义,它们除了将自己陷于险境之外将一无所获。然而,就好像上帝要刻意补偿德国人似的,英国海军部的工作人员严重误读了情报部门(第40室)破译的密码。密码学家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信息收集者,对他们所破译的信息进行解释则完全是有航海经验的军官们所负责的事情,然而,后者没有从第40室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即德国公海舰队在离开港口时已经更改了其无线电秘钥。因此,在德国人已经出海长达九个小时的情况下,海军部还在向杰利科保证它们仍然滞留在港口之内。因此,贝蒂和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分队在5月31日下午2点的时候,到达了彼此相距不到80千米的地方,也就是位于斯卡格拉克海峡以南约145千米处,而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附近。不久后,一个契机让两支舰队遭遇了,当时,双方的轻型舰艇大约同时发现了一艘中立国的商船,这艘商船就位于双方航线之间,并不断排放着显眼的浓烟,在对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两支舰队找到了彼此。双方立即开始交火,英国皇家海军“伽拉忒亚”(Galatea)号发出了那个著名的信号:“敌舰在望。视线内的两艘敌军巡洋舰可能怀有敌意,航向未知。”英国战列巡洋舰分队指挥官当即下令全队转向,靠近敌军。

由于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旗语是当时唯一的通信手段,所以命令传达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在日德兰海战中还出现这种问题就真是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因为这时已经有了更先进的通信设备——无线电。贝蒂队伍中的快速战列舰错过了他的命令,没有冲向德国人,而是坚持按照预定计划向北转弯,与杰利科会合。结果,贝蒂率领他的轻装甲战列巡洋舰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向希佩尔舰队发起了挑战。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下午3点45分主动发起了一场对他们很不利的行动。

一看到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冲过来,希佩尔就下令己方舰队转弯,他的计划是将贝蒂的舰队引到舍尔战列舰分队的航线上,后者正航行在他后方约64千米处。英国舰队的轮廓被位于西方的太阳勾勒了出来,在德国人的测距仪上清晰可见。“突然,我的观测镜上出现了几艘大船,”“德弗林格”号的炮手格奥尔格·冯·哈斯(Georg von Hase)回忆道,“它们是黑色的‘怪物’,就像六个膀大腰圆的巨人一样,正冒着热气,排成两列向我们冲过来。”与此同时,英国人的测距仪也对准了目标,就在贝蒂下令己方舰队与敌方舰队改为平行航线时,冯·哈斯向炮塔下达了指令:“敌人第二艘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的方向位于左方102°,其航速为26节,航向东南东,距离我们17千米左右。我们的目标有2个桅杆和2个烟囱,在靠近前桅的地方还有1个窄烟囱。等等,该舰的方向已改为偏左19°,密位减小100,距离为16.4千米左右。但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旗舰的开火许可。”

在几分钟后,希佩尔终于发出了“开火”的信号,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开始了齐射并不断观察修正炮弹落点。这时,贝蒂的测距员错误地高估了两支舰队战线之间的距离,而贝蒂本人也正忙着给杰利科发电报——后者此时还没有应答。最后,在德军方面开火大约五分钟后,贝蒂麾下旗舰的舰长才自作主张地发出了“开火”的命令。

由于英国战舰的测距能力不如德国(德国光学制品的质量更好),英国战列巡洋舰分队只能以比德国第1侦查分队更快的速度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但这也将使它们自己进入敌人大炮的火力范围内。因此,装备11英寸口径和12英寸口径大炮的希佩尔舰队很可能会比装备12口径英寸和13.5英寸口径大炮的贝蒂舰队更早取得跨射或直接命中目标的战绩。不过,过于谨慎的操舰使德国人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好在糟糕的信号也误导了英军的炮手,从而使位于希佩尔舰队战线上的共计五艘战列巡洋舰中的第一艘——“德弗林格”号免于遭到贝蒂舰队的六艘战列巡洋舰集群攻击整整十分钟的厄运。这次交战很快分出了胜负。下午4点,“狮”号的Q炮塔(即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驻守的炮塔)被德军炮弹直接命中,损坏严重,且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弹药库殉爆。眼见“狮”号燃起了熊熊烈火,旗舰舰长命令其退出战线,并驶离危险区域。这时,德国人认为,“狮”号肯定完蛋了。不久后,一直与德军“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交战的“不倦”号也遭受了重创。“狮”号幸存了下来,“不倦”号却没有——“冯·德·坦恩”号的一枚炮弹击穿了它薄薄的装甲甲板,而另一枚炮弹则打在了它的前炮塔附近,并引发了致命的内部爆炸:“不倦”号几乎立刻翻了过来,并迅速沉没。

现在,双方主力舰的数量相等了。“这一切令我感到十分震惊,”贝蒂麾下旗舰的舰长回忆道,“我军的战线上只剩下五艘战列巡洋舰了……我迅速抓起望远镜向敌方舰队看去。他们还有多少艘战舰漂浮在海面上呢?我一数,也是五艘。”贝蒂立即命令轻型舰艇冲到两支舰队之间的区域(差不多有14千米宽),将二者隔开。英军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冒着德军战列巡洋舰副炮的炮火,试图向德军主力舰发射鱼雷。见势不妙之下,希佩尔舰队内的轻型舰艇也冲了过来,与英军对战。不久后,就在两支舰队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利用自己的6英寸口径和4英寸口径舰炮互相炮击时,第5战列舰分队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目标,它们密集的炮火所激起的水柱比德军在战场上看到的任何水柱都要巨大。突然间,胜利女神似乎又开始青睐贝蒂了——现在英德双方的力量对比为9比5,而且英军战舰炮弹的射程和重量都要远远超过德军。然而,德国炮手们很快又为这次战斗增加了一个不确定因素——“玛丽女王”号战列巡洋舰被德军战舰12英寸口径主炮的一次齐射打个了正着,在内部发生了两次大爆炸后就随即倾覆沉没了。不过,由于贝蒂舰队得到了战列舰巨炮的强力支援,希佩尔舰队的处境也开始越来越危险了。精确瞄准的炮弹每隔20秒左右就会落在他的战舰周围,有些炮弹甚至直接击中了目标。对此,位于己方战列巡洋舰和战列舰舰桥上的英国军官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确信德国第1侦查分舰队的覆灭就在眼前了。

下午4点30分,贝蒂收到了一艘派往较远海域的轻型巡洋舰发出的信号,说它“看到了敌人的战列舰分队,大约在东南方向,航向是正北”。这条消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贝蒂坚持率领舰队向南行驶,他就将与舍尔的战列舰分队遭遇,即便是有第5战列舰分队的支持,自己脆弱的战列巡洋舰也是不可能与战列舰相抗衡的。因此,贝蒂在下午4点40分发出信号,命令己方舰队与德军舰队脱离接触,掉头转向北方——也就是转向杰利科舰队所在的海域——他想要与杰利科舰队会合。

幸好那艘英军轻巡洋舰及时发现了舍尔舰队的船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的燃煤锅炉所发出的浓浓的黑烟吸引这艘轻巡洋舰向东进行侦查的。为了确定德军舰队的规模和具体方位,这艘英军轻巡洋舰一直坚守在危险地带。当它终于转过身去逃跑的时候,后面紧随而至的是德国人所发射的重磅炮弹,其中任何一颗炮弹都可以将装甲十分薄弱的英军轻巡洋舰摧毁。有40颗重磅炮弹落在了距离英军轻巡洋舰[“南安普敦”(Southampton)号]不到68米远的地方——当时它正以25节的速度向杰利科舰队靠拢——看到这个“猎物”在炮弹炸出来的“喷泉”之间往来穿梭,德军“猎手”们感到十分困惑。与此同时,贝蒂的战列巡洋舰们已经与德国舰队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暂时脱离了危险。然而,第5战列舰分队的快速战列舰们却没有看到贝蒂发出的那些模糊的旗语信号,因此并没有及时撤离战场。事实上,在贝蒂下达命令整整五分钟之后,这些快速战列舰才转身离开,在这期间,“巴勒姆”号和“马来亚”号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马来亚”号的伤势十分严重,它的一个副炮炮塔被击穿了,水线下方也被开了个大洞。所幸的是,英国快速战列舰的火力优势发挥了作用。几艘德国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被正在撤退的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所击中,“塞德利茨”遭受重创,有沉没的危险。

因此,虽然贝蒂掉头向北行进是一场撤退,但从结果来看,它既是英军的一次挫折,也是英军的一场胜利。截至当时,英德双方仅仅是进行了初步试探而已。下午6点刚过,双方的战列舰终于进入到彼此的射程之内。德军舰队中执行掩护任务的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遭到了贝蒂舰队中的战列巡洋舰的猛烈打击,并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有三艘德军巡洋舰[“威斯巴登”(Wiesbaden)号、“皮劳”(Pillau)和“法兰克福”(Frankfurt)号]遭受重创。不过,英军方面的损失也不小,驱逐舰“鲨鱼”(Shark)号和巡洋舰“蔡特”(Chater)号被德军击沉——一位日德兰海战中的著名少年英雄——杰克·康威尔(Jack Cornwell)就是在此时阵亡的。杰克·康威尔在受了致命伤后拒绝接受治疗,并一直守在自己的炮位旁——他因此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双方的无畏舰利用它们的大炮展开真正的决斗之前,还会有更多损失出现。两艘对杰利科舰队的战列舰提供支援的装甲巡洋舰(“勇士”号和“防御”号)遭到了舍尔舰队的集火攻击,“勇士”号很快就被摧毁,而“防御”号更是被炸得粉碎——这两艘装甲巡洋舰都被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它们侧舷薄弱的装甲根本无法提供保护。而且,德军战舰的主炮射程非常远——在这个距离上,“勇士”号和“防御”号的8英寸口径主炮根本无法进行有效还击。

在杰利科和舍尔的战列舰相遇之前,英国人又发生了一场重大灾难。有三艘英军战列巡洋舰加入了大舰队的战线,它们是这个舰种中最老、最弱的三艘,分别是:“不挠”号、“不屈”号和“无敌”(Invincible)号。下午6点01分,“狮”号已经可以看到杰利科舰队了,杰利科向贝蒂打出信号问道:“敌人的战列舰舰队在哪里?”贝蒂的回答是含糊不清的,但他还是设法说服了杰利科——他必须对迫在眉睫的战斗做出准备,杰利科下令将己方舰队由纵队改为横队,也就是说,从与德军舰队的航线成一个直角改为与之相平行,并以此来接近对方。这是最适合把火力集中在敌人身上的阵型,因为它能把所有的炮塔都变成一个个目标清晰的火力点。当英军的6列纵队开始进行队列变换(一共耗时15分钟)时,“无敌”号正好位于整个舰队的最前方,它的位置处于杰利科的视线之外,但在贝蒂的视线之内,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发现了它。不幸接踵而至,本来云层和浓雾遮住了英国舰队,但在它们突然散开后,便把孤立的三艘英军战列巡洋舰暴露给了领头的德军战列舰,后者随即开火——位于英军舰队最前方的“无敌”号成为了众矢之的,它很快就被多枚炮弹击中。下午6时33分,一枚炮弹击中了位于“无敌”号中部的Q炮塔的顶部,爆炸产生的火焰瞬间冲到了这座炮塔与舰体相连的部分,不一会儿,弹药库爆炸了,巨大的力量将其撕成了两半。“无敌”号搭载的1000名船员中,只有6人幸存,其中1人是大音乐家瓦格纳的教子,他一直站在战舰的最高处观察炮弹的落点。

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无敌”号的沉没让贝蒂说出了那一句臭名昭著的言论:“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有点毛病。”实际上,这句话是他在“玛丽女王”号毁灭的时候对“狮”号的舰长说的。其实,所有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乃至所有的英国主力舰,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设计缺陷,那就是它们的炮塔和弹药库之间缺乏上文中提到的防爆设备。反观德军方面,由于“塞德利茨”号战列巡洋舰早在多格尔沙洲海战时就已经发生了几乎同样致命的内部火灾,此后,德国公海舰队的船只都经过了改装,以避免火焰沿着炮塔与舰身相连接的部分向下蔓延。英军舰队却没有进行过相关改进,这导致他们三分之一的战列巡洋舰被敌人轻松摧毁。幸运的是,英军残存的战列巡洋舰没有在后续行动中继续被击沉,而战列舰拥有足够厚的外部装甲,足以抵挡那些对“无敌”号和贝蒂麾下的其他战列巡洋舰造成致命破坏的炮弹。

此外,杰利科和舍尔的战列舰也发生了战斗,在这个方面,英国人显然占有较大的优势。虽然先头部队(指贝蒂舰队)发来的信号含糊不清,断断续续,但杰利科对两名敌军指挥官(希佩尔和舍尔)的逼近却了然于心。德国方面,希佩尔把英军大舰队即将迫近的情报汇报给了舍尔,他向后者发出了再明确不过的警告:“‘汤锅’里面有东西,我们最好不要陷得太深。”在此之前,舍尔一直坚信他已经把英国战列巡洋舰舰队困在了一个陷阱里,但现在他不得不努力克服这样一种焦虑,即这些英国战列巡洋舰们可能会得到大舰队其他成员的支援,但是,舍尔并没有得到关于大舰队所在方位的确切情报。反观杰利科,他不仅知道舍尔舰队的位置和航向,还可以进行精确的计算,以使自己的航向对准舍尔逃回德国北部港口的路线。因此,只要天一亮,只要炮火精准,杰利科就可以切断敌人的去路并歼灭他们,取得一场“特拉法尔加”式的胜利了。

英国大舰队所属的28艘战列舰在经过“无敌”号的残骸时才从纵队改成了横队——许多英国水手对己方取得胜利深信不疑,他们以为这个残骸属于某艘德国战舰,于是欢呼起来——现在,英国人占有视线方面的优势了(早些时候,一直是德国人占据着这方面优势),对西方的一切都一目了然,可以很容易地寻获自己的目标。对舍尔舰队的测距员而言,只有当杰利科舰队在其前方的海平线外发射大口径炮弹时,他们才能发现目标。整个从北到东的弧形海域都化作了一片火海。透过海平线上的浓烟和薄雾,敌舰炮口的闪光清晰可见,但仍然没有看到敌舰的影子。

当时,英国人开炮的距离大约为11千米,正好处于英军主力舰的射程之内,按照传统战术,英军舰队要对德军舰队形成所谓的“T字头”,并向其领头的战舰开火。虽然英军舰队的观察员们确信他们连续命中了目标并取得了击沉敌舰的战绩,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时的确有几艘位于德军舰队前方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在这次交锋中被炮弹击中(英国人一共命中了22发炮弹),但却没有任何一艘被击沉。

德国人以33次命中作为回应,这些炮弹全都打在了英军战列巡洋舰、巡洋舰和第5战列舰分队的快速战列舰身上。但杰利科的计划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率领舰队继续平稳地向前推进,对敌人步步紧逼,并更加深入到德国公海舰队与德国本土港口之间。这时,舍尔的神经已经崩溃了。在交战仅仅十分钟之后,他便下令“全军同时掉头离开”,试图让他的舰队脱离危险。

好在当浓烟和薄雾开始笼罩德国船只之后,它们便逐渐从英军测距员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德国人可能转向南方,但杰利科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舍尔选择了一条脱离危险的捷径,他向正西——也就是英国海岸的方向驶去,想借此骗过英国人。于是,为抄近路切断德军的退路,杰利科命令己方舰队改变航线,向南挺进。与此同时,在航行了大约十分钟(从下午6点45分到6点55分)左右,当舍尔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凭借这个诡计从大舰队的后方溜走之后,他才发出了转向的信号,并开始向正东行驶。舍尔的意图是先抵达日德兰半岛的海岸,然后再以他们之前布设在本土海域附近的雷区为屏障,安然驶回母港。

不过,舍尔的转向命令下得太早了——他高估了杰利科舰队的前进速度,因此舍尔的舰队没能从大舰队的后方穿过,而是径直朝英国人冲了过去。大约在傍晚7点10分的时候,舍尔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遭到了英国战列舰的攻击。英国人占据了T字头的有利阵位,而德军装甲防护最弱的战列巡洋舰则掉进了陷阱之中——最后一束阳光勾勒出了这些战列巡洋舰的轮廓,而英国人的舰队就隐藏在这束光阳光的背后。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当天进行的第二次遭遇战——这一次遭遇战的结果比第一次遭遇战要糟糕得多。在此战中,德军只取得了2次命中记录(均击中了“巨人”号战列舰),而英军共取得了27次命中记录——已经遭受重创的德军战列巡洋舰再次被击中。

在进行了不到十分钟的对战之后,舍尔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双方舰队的第一次炮战发生在傍晚7点10分,而7点18分舍尔就第二次对己方舰队发出了“全军同时转身离开”的命令。同时,舍尔命令自己的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和雷击舰对敌人发动“敢死冲锋”,制造烟雾并趁机发动鱼雷攻击——这次冲锋由希佩尔率领。希佩尔的“死亡之旅”——类似普鲁士胸甲骑兵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冲锋——使他的战列巡洋舰几乎全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只有一艘例外)。虽然鱼雷攻击确实能取得“四两拨千斤”的奇效,但是当德军逼近时,杰利科派出了自己的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这让大多数德军舰艇要么只能在极远的距离外发射鱼雷,要么就根本没有机会发射鱼雷。尽管如此,在混战中,还是有21枚鱼雷被射入了英军的战线,这迫使杰利科下令“掉头”并允许某些船长自行操舰以躲避鱼雷。虽然没有英军舰艇被鱼雷击中,但当杰利科重新掉头追击敌舰时,舍尔已经成功逃到了距离大舰队16.1千米到17.7千米远的地方——不仅离开了英军火炮的威胁范围,还趁机径直向南朝“老家”驶去。此时,英军舰队位于东部,大致与德军舰队平行,但已经稍显落后了。

随着黑暗的迅速来临,这次战斗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夜间行动”——即将到来。太阳在晚上8点24分落下,8点30分,舍尔命令一支由六艘前无畏舰组成的分队前去支援自己的战列巡洋舰分队——后者位于东部,此时仍在遭受贝蒂舰队的攻击。而舍尔则亲自率领舰队主力赶在杰利科舰队的前方向南逃窜。在德军的前无畏舰与贝蒂舰队交火时,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成功地从困境中逃出生天。德国海军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气概,是他们能全身而退的主要原因。当海平线上的最后一缕光线也消失之后,德军前无畏舰和英军贝蒂舰队的测距仪同时失去了视野,双方的炮火开始稀疏起来。

夜色渐浓,各舰队都完全不知道敌方的行踪,只能暂时向南集结。在双方舰队之间不到10千米的海面上,英军和德军的轻型舰艇,以及英军的轻型舰艇和德军的战列舰先后爆发了9次战斗。在第3次战斗中,英军巡洋舰“南安普顿”号用鱼雷击沉了德军巡洋舰“弗劳恩罗布”号。在第5次战斗中,多艘英军驱逐舰对德军无畏舰展开了围攻,它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冲到距离德舰约900米时施放了鱼雷,甚至还有一艘英军驱逐舰利用撞击战术重创了德舰。在第6次战斗中,一艘英军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击沉了德军的前无畏舰“波美拉尼亚”(Pommern)号——这枚鱼雷引爆了“波美拉尼亚”的弹药库。在第7次战斗中,一艘英军装甲巡洋舰“黑王子”(Black Prince)号被一艘德军无畏舰的炮火“点燃”,并在发生大爆炸之后迅速沉没。至于第8和第9次战斗,则是在英德双方的驱逐舰之间进行的——这两次战斗,让德军损失了一艘雷击舰。

直到6月1日凌晨3点30分,这些短暂而混乱的遭遇战才宣告彻底结束。德国公海舰队仍坚持向南航行,尽管其舰队的航速比英国大舰队要慢几节,但仍然从英国人后方穿了过去,并安全抵达位于日德兰半岛及其海岸旁的雷区。公海舰队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在战列巡洋舰方面,“吕措”号已经战沉,剩余的四艘战列巡洋舰中,也只有“毛奇”号能够继续战斗了;在支援舰艇方面,德军有一艘前无畏舰因殉爆沉没,以及四艘轻巡洋舰和五艘雷击舰被敌人击沉。除此之外,公海舰队还有十艘主力舰受损,其中“塞德利茨”号和“德弗林格”号的损伤十分严重——事实上,这两舰分别直到当年9月和12月才离开了修船所。德国公海舰队中共有2551名船员遇难,约500人受伤。

尽管如此,公海舰队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港——但“塞德利茨”号曾两次在靠近亚德湾的航道上搁浅,港口人员被迫先将它拖到了港口末端的浅水区并凿沉在那里——对一艘主力舰来说,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然而,公海舰队对敌人所造成的破坏要远远大于自己遭受的损失。英军方面共有:三艘战列巡洋舰——“不倦”号、“无敌”号和“玛丽女王”号,三艘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防御”号和“勇士”号,以及八艘驱逐舰战沉。此外,共有6097名英国水手遇难,约500人受伤,以及五艘英国主力舰被11英寸口径或更重型的炮弹所命中,尤其是“狮”号、“虎”号和“厌战”号,受创十分严重。然而,尽管英国人遭受了惨痛损失,但双方的兵力态势并没有发生逆转。大舰队与公海舰队的无畏舰数量对比仍然为28:16,事实上,英国人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他们一直在舍尔舰队的后方紧追不舍,直到后者进入雷区之后,才撤离了战场。不过,英国人既没有取得一场“特拉法尔加”式的胜利,也没能从根本上减弱德国人发动下一场北海突袭战的能力。正如舍尔在7月4日向德国皇帝报告的那样,“公海舰队将在8月中旬为进一步打击敌人做好准备。”

正如舍尔所说,德国公海舰队确实在8月19日出海,向北航行,想要按原计划炮击英国东海岸的桑德兰镇(Sunderland)。然而,他的行动被10艘齐柏林飞艇(德国人并没有在日德兰海战中使用它们)给阻止了。当其中一艘飞艇报告说英国大舰队正从苏格兰锚地向他逼近时,舍尔改变了航向,飞奔回家。实际上,在这次行动中,英国海军部的密码学家们早已发现了他的行踪。10月份,舍尔再次出击,可他的行踪再次被英军发现,在大舰队的威逼下,公海舰队又一次临阵脱逃,回到基地——这是公海舰队对皇家海军的最后一次公开挑战。1918年4月,当公海舰队再次溜出港口时,它的任务仅仅是对斯堪的纳维亚海域的商船进行破交作战。而且,在行动中,德军的一艘战列巡洋舰的机舱发生了故障,导致其航速大为降低,这迫使舍尔再次取消了行动,并返回港口。这标志着“风险理论”的终结,此时,公海舰队距离彻底投降和通往斯卡帕湾的旅程只剩下七个月了。

因此,从1916年6月1日直到1918年11月2日,总共29个月——也就是这场战争一半以上的时间内,公海舰队充其量只算是一支“存在舰队”,而在最后一年里,这支舰队甚至连“存在舰队”都算不上。德国公海舰队如此沉寂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点:第一,英国大舰队自身实力的迅速增长(从1916年到1918年之间,英国下水了9艘主力舰,而德国只下水了3艘);第二,1917年4月之后,美国无畏舰加入了英国大舰队,这极大增强了后者的实力;第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神经越来越敏感,他顽固地反对任何海上冒险行动。然而,将公海舰队的地位削弱为一支不起作用的部队的主要因素还是它们在日德兰半岛附近海域的行动。德国人已经建立了一支用于实战的海军。但是,在日德兰全力出战一次后,德国海军的领导层却选择了一条消极避战的道路——甚至比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的联军指挥官更为消极。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得他们不敢再作战了呢?

日德兰海战的得与失

要理解在日德兰海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点:这并非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战斗。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联军和英军的战船大致处于同一水准线上,虽然有些战舰比其他战舰更为强大——尤其是那些装备了100多门大炮的巨舰——但当时的大多数战舰在攻击力和防御力方面都是大致相同。而日德兰海战的情况则与此截然不同。19世纪末期,海军舰艇进入了多样化的时代,在鱼雷和蒸汽轮机等新式装备的推动下,新舰种——战列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蓬勃发展(尽管在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中,潜艇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使得以“弱”胜“强”成为了可能——但当时的水手们还不知道这一点。有一个明证是,在日德兰海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当杰利科与舍尔麾下的战列舰交锋时,虽然德军舰队处于弱势,但从表面上看来,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当希佩尔和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在第一次遭遇战中奋勇争先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过,这种“以弱胜强”并不是绝对的。例如,战列巡洋舰一旦与战列舰交锋,就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巡洋舰和驱逐舰则更是如此,它们在遇到敌方主力舰时——甚至在遇到与它们同级别的战舰时——都有战沉的危险。此外,在任何一艘舰艇上,按照传统定义,战斗人员主要包括:在舰桥和大炮旁边工作的水兵,以及在船舱内部为他们提供相关支持的人,包括大量司炉、机械师和弹药手,虽然他们根本看不见敌人,但同样也是“战士”,因为他们共同承担着巨大的风险——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那么,1916年5月31日,这些战士在日德兰究竟经历了什么?

战列巡洋舰之间的对决

在第一次遭遇战即将开始时,由于距离遥远,双方舰队之间的视野并不清晰。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舰队,由于光线方面的优势,于下午3点20分先发现了贝蒂舰队,而后者直到几分钟后才发现了希佩尔舰队。“3点22分,”一位“皇家公主”号的军官报告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敌人。5艘战列巡洋舰在很远的地方依稀可辨,此外还隐约看到了几艘雷击舰。从位于我舰高处的指挥塔上,首先看到的是敌军战舰喷出的烟雾,然后是它们的桅杆、烟囱和船身上部的轮廓。然而,从炮塔的潜望镜中是看不到敌军的(炮塔上也装有用于观瞄的潜望镜,一旦中心火控系统失去了作用,这些设备可以让炮塔能够实现独立作战)……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从炮塔的潜望镜中看到了烟雾。”

英军战舰的中心火炮控制装置位于舰桥的前桅上,比炮塔整整高出约18.29米,这一高度优势将其有效视野拓展了约1830米。在战斗进行期间,由于缺乏装甲防护,负责操纵该火控装置的船员受敌军炮火的影响,很快就与其他船员中断了联系。“海王星”号战列舰(隶属于杰利科舰队)上的一位军官候补生详细描述了自己为使火控装置正常运转而所做的努力:

(火控系统的操作人员)既可以通过一个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铁梯进入桅杆内部,也可以通过在桅杆支柱上铆接的铁横档从外面爬上去。一开始,我在高空中攀爬起来非常困难,就特意制作了一个蓝色的牛仔包,里面总是放着一些实用的小玩意——护耳、双筒望远镜、秒表、手枪、相机、呼吸器、围巾和羊毛帽等。我带着这个沉重的“旅行袋”,爬上了前桅右舷的支柱,越过汽笛(当我走近它时,汽笛发出了不祥的咝咝声……),再穿过了一片十分辛辣呛人的、从烟囱中冒出的烟雾,最后才顺着桅楼升降口爬到了桅杆顶部。

与特拉法尔加海战那个时代不同的是,在无畏舰时代,桅杆早已不再是敌军蓄意攻击的目标了。而且,1916年时的火炮要比1805年时的火炮精准得多,加之前桅顶部的火控装置很小,所以在战斗过程中并没有火控装置被直接击中的实例。炮手们的主要目标是敌舰的船体——特别是炮塔,哪怕被厚厚的装甲覆盖,炮塔下方也依然是易燃易爆的弹药库的入口。

“新西兰”号战列巡洋舰是贝蒂舰队的第四艘战舰,该舰上的一名火控军官描述了他在开火时的感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相信匈奴人(代指德国人)终于出现了。这就像一场战斗演习,我们和德国人转为了大致平行的航线,等待距离变得足够近之后,再彼此开火。这一切都显得非常冷血和机械,在这里没有机会看到鲜血,只有冷静的科学计算和不断下达的操炮和开火命令。在控制位置上,似乎每个人都变得异常冷静,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仪器前,等待着战斗的开始。”

战斗伊始,双方船员的行动还能冷静如常。可一旦炮弹开始飞来飞去,即使是控制舱内最沉着的操作人员也会被这种场面所感染。控制舱内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弹着点观察员,他们负责对弹着点进行观察,并发出“远失”、“近失”和“跨射”(指炮弹落在敌军战舰的两侧)等指令——其中,“跨射”意味着快要击中目标了。此外,控制舱内还有一些射击控制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测量敌军战舰是在接近,还是在远离,并由此确定己方战舰的速率。在一艘战舰上,射击控制员的视野是最好的——甚至比船长和驾驶室里的人还要好——因为他们装备了高倍率的光学观察设备。在火力控制装置(呈塔状)下方的测距塔中,测距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看清楚每一艘敌舰,但是由于仪器所限,他们的视野较为狭窄。而发射台的工作人员则什么都看不到,他们只需要把炮弹的射程、速度和偏差角度等参数记录下来,再利用“射程钟”计算出火炮的正确方位和俯仰角度,然后把这些数据传送给炮塔中的相关人员即可。此外,部分在火控塔中工作的人员,还担负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时刻关注标示舰身稳定度的仪器,只有当仪器显示战舰在左舷和右舷之间保持稳定时,主炮才可以进行射击。虽然这些人才是主炮的真正指挥者,但是他们的视野还是比位于火控塔顶端的射击控制员要狭窄得多。因此,在这个最关键的位置上,弹着点观察员和射击控制员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正如“新西兰”号战列巡洋舰的火控军官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火控指挥官正在考虑让我舰改变航向,这项决定是根据在发射台上所观察到(并推断出)的敌军航线而做出的。不久后,在接受了来自中心火控系统的简短报告,并给出单字回答后,我无意间听到了弹着点观察员和射击控制员之间的快速对话。如果不是指挥官立即对其产生了兴趣,这些例行报告通常都是不需要理会的。在位于船桅顶部的火控中心,对话内容经常是这样的:

“你看见目标了吗?”

“没有。”

“减少400(距离);以200接近(以200速率与敌人接近)。”

“无法完成。”

“在1分钟之内完成。”

“距离下降400完成。”

“继续调整并将速率提到250。”

“开火!”

“船转向右舷,以200的速率接近敌人。”

“准备,发生溅射(敌人炮弹落在近处)。”

“速率提升到200。”

偶尔,这些没完没了的“胡言乱语”会有一个停顿,但几乎立刻就会被传声筒中传来的尖锐声音所再次激活,例如“前桅楼中心火控系统!确定火控系统是否仍在工作……”,间或还会听到“冰雹式溅射”或“舰身震颤”的叫喊声(通常声音十分急促)。“冰雹式溅射”指的是敌人的炮弹打在己方战舰附近的海面上并当场碎裂,将大量的海水与弹片抛向空中,再落到火控塔顶部的薄铁皮屋顶上,发出像冰雹一样的声音;而“舰身震颤”则是指敌人的炮弹击中了己方战舰,却无法穿透船体装甲,当整个炮弹爆炸的力量都注入船体时所发生的剧烈震颤。实际上,在“冰雹式溅射”中,爆炸的炮弹通常只会产生细小的弹片,当它们扫过火控塔的一侧时并不会造成重大损伤。另外,在发生“舰身震颤”时,那些在船体装甲外爆炸的炮弹,与那些在船体内引爆的炮弹相比,造成的伤害可谓是相差甚远的。

“舰身震颤”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击中船体外部的炮弹在爆炸时所做的“功”,传导至整个船体结构后造成的。与之相反,穿透装甲和船壳的炮弹在撞击时所做的“功”,会在撞击点周围的空间中消散,并被隔层所吸收,因此不会引起“舰身震颤”。许多幸存者都发现,身处受损船只上的未受损部分中的船员,可能会对该船受损部分中所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例如,“马来亚”号战列舰上的一名海军军官候补生,在战斗时一直待在鱼雷控制室内,直到战斗结束后才来到了船首上——他回忆道:“我惊讶地看到在右舷3号6英寸副炮附近的上层甲板上,有一个巨大的弹孔……当战舰终于被灯光(由应急电路供电)所照亮时,我看到了一幅终生难忘的场景——所有的东西都被大火烧得黑黝黝的、光秃秃的;舰上的厨房、食堂和干衣间被炮弹炸得扭曲成了各种奇怪的形状,整个甲板被大约6英寸深的海水和可怕的碎片所覆盖……在甲板下和其他远离战斗区域的阵位上的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我们遭受了这样的损失和伤亡。”

即便是在战列舰上,一个轻装甲或未受保护的区域遭到敌人的直接攻击之后,所遭受的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附近所有人都会非死即伤。但如果敌人炮弹打在装甲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天下午3时55分,英国皇家海军“虎”号战列巡洋舰的Q号炮塔被一枚来自德军“毛奇”号的11英寸炮弹击中了装甲顶盖——1名炮组成员当场死亡,4名炮组成员受伤,1名海军军官候补生受重伤,并于不久后死去。不过,还有3人安然无恙,他们在其他船员的帮助下,迅速让这座炮塔重新投入了使用。一名炮塔军官记录道:“死者被安置在一旁,伤者接受了急救,必要的替补人员从甲板下方赶来替换伤员。”对损坏情况的迅速调查显示,虽然较脆弱的机械和仪器已经损坏,但大炮和装弹设备仍然可以工作。而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机的指挥官们发现,无论如何精确地投弹,也几乎不可能用炸弹来摧毁由钢铁制成的高等级机械。炮塔军官接着描述道:“在拆除了一大块装甲碎片之后,左主炮的装弹笼很快就被修好了。但右主炮的装弹笼被铁丝紧紧卡住了……因此,左主炮可以继续正常装填,而右主炮只能采用二次加载的方式进行装填……此后,在听到舰上的其他火炮开火时,Q炮塔仍然可以通过激发扳机进行发射,并接受由中央火控系统所传达的正确高度和方位——幸运的是这些接收设备都没有遭到损坏。”

尽管遭受到了重创,但“虎”号还是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如果德国人的炮弹是在其弹药库中爆炸的话,情况可就大大不妙了——“虎”号上所存储的弹药会发生殉爆并摧毁这艘船——另外几艘爆炸沉没的英军战列巡洋舰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后续的调查显示,这是因为英军炮手试图在战斗中提高射击速度而严重违反操作规范所造成的,炮手们没有意识到炮塔与弹药库的无障碍连通会有多么危险(事实上,这是无畏舰最大的一个“死因”了)。而且,为减少麻烦,这些炮手还从弹药箱里移除了防爆装置。

“狮”号战列巡洋舰上所发生的事情与“虎”号类似。下午4点,它的Q号炮塔被一枚来自“吕措”号的12英寸炮弹击中,炮塔内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其中一个弹药手在临死时,无意识地把右边主炮的装弹笼送到了工作区域,而装弹笼内还装有用无烟火药制成的发射药包。于是,一场大火便沿着炮塔内的电缆蔓延了开来,先点燃了装弹笼和工作区内的绳索,然后大火再从炮塔与舰体连接的区域向弹药库蔓延。所幸的是,炮塔军官迈尔·F.J.W. 哈维少校(F.J. W. Harvey)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失去了双腿)下令关闭了弹药库舱门,并放水将弹药库淹没。哈维少校最后的命令拯救了这艘战舰,因此他被追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敌军炮弹在炮塔中所引起的大火,对在弹药库上方工作的全体船员而言都是相当致命的。正如“狮”号的炮手长所报告的那样:

(火焰)从炮塔与舰体相接的部位向下漫延到弹药库和操作室,再从逃生梯向上进入了配电室。在后面的船舱里,除了接线员和一些电气维修人员之外,就只有一支医疗队了(由一位外科医生负责带队)。所有这些人,连同弹药库的工作人员,都在发射药包燃起的大火中丧生了。(他们的)身体和衣服没有被烧焦,而且,在双手不由自主地抬起的情况下,为了保护眼睛,其掌心都是向外张开的——被遮住的手背和脸甚至都没有被烧变色。因此,这些人的死亡一定是在瞬间发生的。

“玛丽女王”号战列巡洋舰——“虎”号和“狮”号的同级舰,遭受了类似,但却更加沉重地打击,未能幸免于难。大约在下午4点26分,在经历过多次打击之后,“玛丽女王”号的一个前炮塔又被击中了。一团因发射药包燃烧而产生的火焰窜进了前炮塔下方的弹药库中,从而引发了剧烈爆炸,并将该舰的整个前部都炸飞了。不久之后,“玛丽女王”号的X号炮塔又被击中,并再次引发了弹药库殉爆,该舰的残骸很快便倾覆沉没了。枪炮军士长E. 弗朗西斯(E. Francis)是X炮塔成员中的幸存者,他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接着发生的大爆炸(前弹药库的爆炸),让我们感到有点摇晃,我一看压力表,发现(液压)系统失灵了(在转动炮塔、举升大炮、操纵弹药升降机和装弹锤的过程中,液压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紧接着……又一次重击来临了,我悬在了半空中,挂在了一条绳套上——这令我没有重重地摔在炮塔地板上,可以说,是这个绳套救了我一命。左边那门大炮的2号和3号炮手滑倒在炮身下方,在我看来,那门大炮好像从耳轴中掉了下来,把他们俩给砸碎了。此时,船上的一切都像教堂一样安静,炮塔的地板鼓了起来,大炮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我把头从炮塔顶上的洞里探了出来,结果差点又掉了下去。我注意到这艘船的左舷一片狼藉,4英寸副炮的阵位被打得面目全非(X炮塔位于舰桥后方,看不到这艘船缺失的前半部分)。我回到炮塔内,把情况告诉了艾瓦特上尉(一位炮塔军官)。他说:“除了给弟兄们一个求生的机会,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撤离炮塔吧!”于是,我大喊:“撤离炮塔!”炮塔中幸存下来的人就都走了出去。

弗朗西斯和一位X炮塔的海军军官候补生——劳埃德-欧文(Lloyd-Owen)是“玛丽女王”号仅有的20名幸存者之一,而该舰总共搭载了58名军官和1228名船员。此外,“不倦”号战列巡洋舰也是因为弹药库殉爆而被炸毁的,它于下午4点02分沉没,舰上1000名官兵中只有2人幸存。这些浩劫,再加上英国海军后来又失去的“不倦”号的姐妹舰——“无敌”号战列巡洋舰,这些出人意料的损失将成为日德兰海战中最大的悲剧。老旧的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和“防御”号也在随后的战斗中沉没,其伤亡人数与上述战列巡洋舰相当——虽然这些伤亡令人震惊,但却没有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们本来都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敌军无畏舰的射程之内。人们早就预料到战列巡洋舰是一个“危险”的舰种,但他们没想到,这些战列巡洋舰即使不在由战列舰排成的战线之内,也无法在一场决战中承受敌军火力的连续打击。不过,德军的“塞德利茨”号战列巡洋舰和它的姐妹舰却通过了战争的考验。不论如何,对英国人来说,“无敌”号、“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在德军的远程穿甲弹火力之下的不堪一击,是他们在日德兰海战中遭遇的所有悲剧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件。

战列舰之间的对决

在那个时代,英国人对自己的物资优势和战术先进性太过于自信了,以至于许多亲眼看见了“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惨状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己方的军舰。“马来亚”号(HMS Malaya)上的一名海军军官候补生回忆道:“当我们经过一艘沉没的船只时,我们简直高兴极了,只看见残骸的周围有一群幸存的水兵正在游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是我们自己的战列巡洋舰——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不倦’号。当我们经过‘玛丽女王’号的残骸和幸存者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即使当一名站在残骸上的男子向我们挥手时,我们也认为这一定是德国人想要我们搭救他。”“马来亚”号上的船员们“想到又要执行一次无聊的清扫战场任务时,就感到厌烦得要死”。因此,当船员们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都感到异常兴奋。所以,当一枚德军炮弹落在距离“马来亚”号的左舷大约470米处时,人们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玛丽女王”号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虎”号和“新西兰”号与它的距离非常接近,这回不会出现误判了——“虎”号和“新西兰”号上的观测员看得清清楚楚。一位“新西兰”号上的观测军官看到“一小团看上去像煤尘的东西从它被击中的地方飘了出来”,然后这艘船就消失在了“一团可怕的黄色火焰”和“一团又浓又密的黑烟”当中。当“虎”号行驶到与“玛丽女王”号平行的地方时,看到后者的螺旋桨仍在旋转,“‘玛丽女王’号的船员从后炮塔的顶盖上挣扎着爬出来,而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最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后有大量的纸被吹到空中,还有大量的钢铁碎片被抛向空中。在我们周围,乱七八糟的东西纷纷从半空中坠入大海,就像雨点一样。”“虎”号指挥塔里的一位目击者看到,“‘玛丽女王’号整艘船似乎都由外向内坍塌了——它的烟囱和桅杆掉向船的中央,船身则向外破裂开来,炮塔的顶盖(重约70吨的实心装甲)被吹到30多米高,然后一切都笼罩在了浓烟之下。”

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在德军的炮火之下,英国人才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弱点在哪儿。德军炮弹在英军战舰的观测镜上看得清清楚楚,有时甚至能用肉眼看到。“它们似乎总是直冲着人的眼睛飞过来……它们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点,直到它们突然破裂,或嗡嗡作响地从我们身边飞过去,或落在我们后面为止……有时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跳弹的痕迹,跳弹的头尾旋转着,发出一种巨大的声音,就好像远处传来的火车的隆隆声。”在稍后的战斗中,一位来自“巨人”号战列舰的军官回忆道,“我们清楚地看到一颗巨大的炮弹弹了回来,这颗炮弹被漆成了黄色,上面有一道黑色的条纹。”

随着战斗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敌军炮弹击中己方战舰装甲所产生的毁伤效果也不会再被忽视了,英军船员感到异常焦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海王星”号战列舰上的一名海军军官候补生回忆道,“在远距离遭受猛烈炮击时,(敌人炮弹)的飞行时间看起来更像是30分钟,而不是实际上的30秒左右。一股股巨大的火焰从16千米外的敌人的炮口中喷涌而出,紧接着是一段摄人心魄的停顿,在这段时间内,船员们会不安地想到,在那片巨大的‘海上无人区’的某个地方,有2吨或3吨重的金属和炸药正朝他们猛冲过来。随后,如山峰一般耸立的巨型水柱宣告着每一轮敌军齐射的到来,每次都有4到5根水柱同时升起,喷涌到了极高的位置。”

“一旦被‘击中’,目标舰船会发出温暖的红光。”一位观测员回忆说,“‘敌舰上的人’很容易将这种红光与‘齐射时炮口的闪光’区分开来,而且这种红光非常漂亮。”对于目标舰船来说,这种“温暖的红光”——如果连续击中的话,很可能每隔20秒就会出现一次——是非常可怕的。在战斗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内,就是在这种“温暖的红光”的照耀下,两艘英军战列巡洋舰被毁灭了。英军战列舰,以及所有德军的主力舰都是极为坚固的目标。但是即使是一艘拥有重装甲的战列舰,敌军无畏舰主炮所发射的炮弹对其造成的物理伤害也是极具破坏性的。

英国皇家海军“厌战”号战列舰是分配给贝蒂战列巡洋舰舰队的四艘快速战列舰之一,沃尔温(Walwyn)中校在这艘战舰上担任副舰长。当时,他被舰长派去调查损失情况——后来证实,这些损失主要是在下午5点30分左右由德舰“塞德利茨”号所造成的。沃尔温对此作了详尽记录。为了加快速度,他决定跑到甲板之上而不是进入甲板之下(木制战舰和铁甲战舰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甲板上基本没有什么人,只有舰长和其他在舰桥上工作的人会留在甲板上,而其他的人都在船舱内)。“我把自己的大衣领子竖了起来,像只牡鹿一样奔跑,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恐惧。”当这位副舰长接近下属报告的损坏区域时,一枚12英寸的炮弹正好从附近的住舱甲板穿了过去。“可怕的金色火焰、恶臭的味道、浓厚的烟尘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伴随着一种可怕的声音扑面而来。我叫来了第2号消防队,他们从下面的船舱跑了上来,我们接上水管,扑灭了许多燃烧的垃圾……有几名消防队员因为这种恶臭的味道而生病了,但没有发现有毒气中毒的迹象。”——密闭空间中残留的炮弹烟雾,是危害船员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弹孔直径约为30厘米;有大块的装甲板被震落并在巨大的惯性之下穿透了住舱甲板,把一切都毁了;许多装甲的螺栓脱落了;压载水系统控制台被彻底毁坏,头顶上所有的管道和电线都被切成了碎片,浓烟从甲板上的洞里冒了出来。”但是,德军对“厌战”号的攻击仍在继续。不久之后,沃尔温副舰长收到了一条新消息:“一枚炮弹在船长休息室内爆炸了。”

沃尔温记录道,“我再次走向了船尾,发现我自己的船舱已完全被炸出了舷外……甲板中央约有一个达到一平方米见方的大洞。我的船舱里有很多还在熊熊燃烧的残骸,我只好先将火扑灭。在这堆残骸的中央是我妻子的微型画像,它的盒子被崩没了,但其他方面完好无损……休息室内总共发生了四次爆炸……跟随第5号消防队一起探查损伤情况的时候,我发现战舰的左舷遭受了重创。我协助消防队……堵住了消防水管,试图阻止水流进通风管。可是,水柱仍然从甲板上方的几个洞中不断涌出,这显然是敌军的炮弹造成的(此时仍不断有炮弹在我身边炸响)……虽然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堵住侧面的弹孔了,但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阻止海水进入机舱。最后,我们终于用厚橡胶片和松木片堵住了(通风口)……炮弹的爆炸令战舰的灯光熄灭了,我们只能点着蜡烛继续工作……所有的电灯泡都被大爆炸给震碎了。”

实际上,这片区域所遭受的破坏主要是由一枚未爆炸的炮弹所造成的。沃尔温发现,有两名司炉工正在试图切断炮弹上的保险丝,他回忆道:“我赶忙阻止了他们的这个危险举动。”与此同时,战舰的厨房被一颗12英寸口径的炮弹击中了(一个司炉工说:“我的晚餐完蛋了。”)。不久后,副舰长沃尔温得知,“厌战”号工程师办公室下方的舱室又被敌军的炮弹击中了,他回忆道,“情况看上去非常糟糕,一大片三角形的碎块(装甲板)在距离海面约30厘米的地方被从主装甲带中剥离了出来。”淡水箱和燃料箱(“厌战”号是英国皇家海军首批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船只之一)被炸成了碎片……“虽然人们试图堵住这个洞,但大量的海水不断涌进来,把他们给冲了回来。”在看到不可能堵住弹孔后,沃尔温命令船员们用吊床填满了整个受影响的隔间。“我们一共用了整整600个吊床来填满这个空间……虽然这有效地解决了麻烦,但我们一直忙到当天深夜。后来,我们又在浴室里发现了一颗(未爆炸)的炮弹。”

此时,“厌战”号战列舰还在不断遭受打击,沃尔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接到相关报告。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厌战”号右舷的副炮被敌军击中了,“一团火焰从副炮炮塔的滑动百叶窗的缝隙中喷涌而出……我只听到里面传来了很多呻吟声。”沃尔温前去查看的时候,发现右舷副炮炮塔中堆放的发射药包已经引发了一场火灾,有两名炮手被严重烧伤。此外,在战舰的指挥塔附近,也有大火在熊熊燃烧。沃尔温写道:“信号员和传令兵透过指挥塔的缝隙向外张望……他们看起来就像鸟巢里的画眉鸟,张大嘴巴高喊着‘把火扑灭’!所幸的是,我们最终接通了舰上的主蒸汽管道,从而得到了足以扑灭大火的水。”位于船身下方的航海军官住舱也燃起了大火,船舱附近堆放的400件救生衣被烧毁,“橡胶燃烧的臭味非常难闻……多根木门立柱在高温下不断燃烧,并相继破裂。战舰的甲板翘了起来,甲板敷料下层的松香像燃烧的冬青树一样噼啪作响……在甲板上方,舰上建筑的前半部分已经被完全烧毁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因着火而废弃的工厂,所有横梁都被烧黑了……一枚12英寸口径的炮弹从后烟囱钻了进来,穿过‘牛肉墙’(肉类储藏区),把2号救生艇(木船)劈成了柴火。在穿过肉墙的时候,这颗炮弹带走了一整只羊,并将它塞进了隔栏里。由于这只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位伤员呢!”

羊的尸体都被误认为是伤亡的船员,这证明了在装甲战舰内部的狭小空间中,一个具有极强冲击力的物体会造成多么可怕的伤亡。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遭受了这么次打击,但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厌战”号战列舰上却只有14人死亡、26人重伤,而且绝大部分伤亡都是由烧伤所造成的。自始至终,该舰的船员们都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战斗初期,在被敌人的炮弹命中后,“厌战”号的一个损管小组竟然被发现“正忙于寻找纪念品”;而当右舷起火时,“6英寸口径弹药补给处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正在甲板上愉快地玩牌”。副舰长回忆道,“当我忙于对战舰甲板的损坏处进行修复时,有两个司炉工过来找我,恳求我保管一些手表和信件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在那些被炮弹震晕的人身上发现的。我觉得这太不合时宜了,就好像我们军官可以随时离开军舰回家似的!”

事实上,尽管“厌战”号的舰体表面遭受了大量损伤、舰上建筑发生了火灾、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噪音攻击”(这些噪音“震耳欲聋,几乎令人神经崩溃,你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只好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喊大叫”),以及挨了整整15发11英寸口径和12英寸口径的炮弹,但这艘战舰并没有受到致命的重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从下午6点19分到6点45分),“厌战”号成为了德军战列舰的主要目标,它的一门副炮被打得无法使用了,但主炮塔、弹药库和轮机舱仍然完好无损。“厌战”号的转向舵机由于严重过热而熄火了,因此它无助地在两支舰队之间盘旋,直到故障被排除为止。在这段时间内,它被敌军的炮弹击中了11次,但只有5次造成伤害并妨碍了战舰的正常运作——不过在所有情况下,其基本功能都到了迅速恢复。“厌战”号能幸免于难,主要是因为它所有的设备都有备份——包括液压系统、蒸汽管道和电缆等。虽然所有无畏舰都采用了相似的设计,但“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无疑是更为先进和强大的——它们是日德兰海战中最好的和最新的战舰,它们的杰出性能证明了自己的设计是非常优秀的。

“厌战”号是英军在日德兰海战中遭受打击最多的一艘战列舰,而“马来亚”号和“巴勒姆”号紧随其后,分别被击中了7次和6次——它们都隶属于支援战列巡洋舰舰队的第5战列舰分队。事实上,英军战列舰分队中唯一一艘被敌军炮弹重创的战列舰是“巨人”号,这艘战列舰建于1909年,是一艘相对较老的无畏舰。傍晚7点15分左右,两枚来自德舰“塞德利茨”号的11英寸口径的炮弹击中了它的上层建筑。其中,一颗炮弹是跳弹,没有对战舰造成损伤,而另一颗炮弹的碎片造成了损伤,并引发了火灾(很快就被扑灭了)。此外,还有一枚“近失弹”也令“巨人”号受到了伤害——在该舰主炮炮塔工作的一名海军军官候补生描述了这颗“近失弹”的威力:“所有位于前舰桥的官兵都侥幸安然无恙,只有负责前舰桥测距仪的领队水手贝德多(Beddow)被弹片击中,他的右臂几乎从肩膀下方被切断,后来他的手臂被截肢了……但是,如果不是海军陆战队的队长用手帕和一根棍子临时制成了止血带……他肯定会流血而死。”

日德兰海战中的英军舰桥工作人员或许是亲历这场战争的海员们的典型代表。W.S. 查尔默斯(W.S.Chalmers)就曾站在“狮”号战列巡洋舰的舰桥上,站在贝蒂司令身边,他详细描述了舰桥工作人员的经历和他们的感受:

在舰桥上,我们幸运地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船里有两颗大炮弹爆炸了。高速行驶时产生的风声和其他噪音,伴随着我们自己大炮的轰鸣声——往往同时开四炮——敌军炮弹爆炸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然而,毫无疑问,我们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当敌人的炮弹落入大海时,在我们周围激起了比烟囱还要还高的巨大水柱。同时,还卷起了巨大的浪花,简直要把我们给淹没了。偶尔,在战斗的喧闹声中,我们还能听到炮弹碎片发出的不祥的嗡嗡声,并瞥见闪闪发光的钢片从舰桥上方飞过。

要不是“一位头上没有戴军帽、身上血迹斑斑、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的海军陆战队中士”赶来报告,舰桥上的人还对Q炮塔遭到炮弹袭击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次袭击几乎摧毁了这艘船)。查尔默斯回忆道:“我将目光投向了舰桥外面,无须做进一步证实了——Q炮塔的装甲顶盖像一个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一样被折叠了起来,浓厚的黄色烟雾从裂开的洞里袅袅升起,大炮笨拙地翘在空中……奇怪的是,这一切竟然发生在离舰队司令贝蒂只有几米远的地方,而我们这些身处舰桥中的人却都没有听到爆炸声。”

有趣的是,在日德兰海战中的战列舰对战阶段,德军战舰的舰桥成员也获得了类似的“豁免权”——尽管他们比英军杰利科舰队更容易受到攻击。如前文所述,在战列舰分队中,“巨人”号是唯一一艘被敌军炮弹直接命中的英军战列舰。相比之下,德舰“国王”(Konig)号、“大选帝侯”(Grosser Kurfurit)号、“边境总督”(Markgraf)号和“皇帝”(Kaiser)号分别被杰利科舰队直接命中了9枚、3枚、2枚和2枚重磅炮弹,而“边境总督”号、“皇帝”号和“赫尔戈兰”(Helgoland)号甚至还被英军的战列巡洋舰舰队给击中了。因此,“国王”号和“大选帝侯”号遭受了重创。不过,这些战列舰的损伤还是远远比不上“吕措”号、“德弗林格”号和“塞德利茨”号——这三艘战列巡洋舰分别遭受了24枚、21枚和22枚重磅炮弹的打击。尽管“吕措”号最终不得不在回家的路上被遗弃,但绝大部分德军主力舰都在战斗中幸存了下来,这得益于德国军舰建造时所采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吕措”号的舰长描述了该舰的最后时刻。6月1日清晨,“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在这艘船已经不可能被拯救之后,我决定先把船员送走,因为当时船里涌进来了8300吨海水,而且船身正在发生倾斜……船首下沉得很厉害,海水淹没了甲板,船尾伸出了海面。于是,按照我的命令,这艘船被G-38(一艘德国雷击舰)发射的鱼雷击沉了。它先是猛地向一侧倾斜,两分钟后,它带着飘扬的旗帜迅速地沉到了海面以下。”

另一艘没有从日德兰返回的德国主力舰是英勇无畏的前无畏舰“波美拉尼亚”(Pommern)号——在夜间战斗中,它被英军驱逐舰“猛攻”(Onslaught)号所发射的一颗鱼雷所击沉。德军的前无畏舰既没有细分水密舱室,也没有采用水下防护措施。爆炸的鱼雷把“波美拉尼亚”号炸成了两半,舰上844名船员无一生还。

造成这些船员无一生还的主要原因,是光线不足——在漆黑一片的海面上很难找到幸存者。反观英军,尽管在“玛丽女王”号和“不倦”号上发生了大灾难,但仍有一些幸存的船员被打捞了上来(其中,“不倦”号有11人幸存),这表明即使座舰沉没,部分船员还是有可能幸免于难的。至于“无敌”号,则是因为发生了整个日德兰海战中最大的一次殉爆,所以才无人幸存。被鱼雷击中后,“波美拉尼亚”号破碎的船体至少漂浮了20分钟。据推测,这艘前无畏舰是因一连串的爆炸而沉没的,从副炮开始,“波美拉尼亚”号上所发生的火灾一直扩散到了存储11英寸口径主炮发射药包和炮弹的地方。位于该舰顶部和舰桥上的人很可能是被爆炸给扔到海里去了,而当时位于上层甲板上的人很有可能逃过了一劫——但最后,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了黑暗和寒冷之中。

一旦发生内部爆炸,最危险的是弹药库和轮机舱中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逃生的希望。如果弹药手就位于发生殉爆的区域附近的话,恐怕都会瞬间全部死亡,而司炉工和机械师则可能会面临一场漫长且可怕的痛苦经历。“波美拉尼亚”号、“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上的轮机舱工作人员最后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如此:被困在甲板下方的狭窄“气囊”里,四周一片黑暗,不仅随时可能被上升的海水所吞没,还可能会受到过热蒸汽和失控机械的威胁。

轮机舱内最后几分钟的恐怖细节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英国装甲巡洋舰“勇士”号上轮机舱机组人员的经历,却向我们展示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艘装甲巡洋舰在下午6点20分左右遭到了“德弗林格”号和其他德国战列巡洋舰的攻击。“勇士”号试图支援英国战列巡洋舰舰队,却被多达15枚重磅炮弹击中,其中一枚炮弹击中了水线,海水很快淹没了整个轮机舱。

“勇士”号并没有遭受更多的攻击,因为德军很快就将主要火力转移到了“厌战”号身上——后者因为舵机失控,一直在漫无目的的盘旋。不过,德军炮弹对“勇士”号所造成的破坏已经把轮机舱中的幸存者困在了舱内。最初有8人被困住了,一位负责的军官试图把他们领出轮机舱,但失败了。借着一盏油灯发出的微光,他发现水正从地板上溢出来,曲柄坑中已经积满了水,曲柄在水中嗖嗖地转动着。“勇士”号并不是一艘采用蒸汽轮机的战舰,它还在使用老式的往复式蒸汽机。在这艘船的轮机舱内有巨大的活塞和汽缸,这些活塞和汽缸的高度与整个轮机舱平齐,在战舰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但是,一旦出了差错,轮机舱里的船员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首当其冲的就是轮机员们:

由于担心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一位轮机军官试图降低引擎功率,并关闭蒸汽。但这时水已经漫过了地板,于是他决定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水清理出去。不过,这时他已经够不着梯子了,因为地板已经被震离了原位,他很有可能会被卷进转动得飞快的曲柄里。轮机舱内的人员只能撤离,他们一起爬过管道和冷凝器,手拉手以防止被水流卷走。不幸的是,铁链断了两次,导致几个人不知怎么被困住了(不久后就被淹死了)。随着水位的上涨,其余的人只能不断往上爬,寻找相对安全的位置,从一个地方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们终于到达了最上面的栅栏为止。这时天已经很黑了,他们没有更高的地方可去,也无法把最上面的栅栏移开,显然,他们发现自己注定要死了。他们不仅有被淹死的危险,还有被滚烫的蒸汽窒息的可能,他们只能不停地往脸上泼洒混着油污的海水,以免自己的皮肤被烫掉。令人惊讶的是,发动机一直工作到汽缸里的水升到一半高度时才停止——这还是在锅炉已经被关闭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和深深的绝望中,这种恐怖的痛苦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有一位乐观的司炉军士,他拒绝承认这已经绝望的形势,他不停地说着话,好让大家都高兴起来……他们互相抓着对方,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掉了下去,消失在水里——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至于(轮机军官)本人,他先是迷路了,然后在轮机舱内滑倒了,结果发现自己被卷进了机器里,但那位乐观的司炉军士把他拽了出来,并扶着他走,直到他感觉稍微好了些。他们一度以为这艘船已经被遗弃了,但随后他们感到一股明显的冷水流了进来——很显然,这表明这艘船一定还在航行中,这意味着还有人在操纵这艘船,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鼓励。最后,他们听到有人在船上吹着笛子发出命令,于是大家一起高喊起来,并得以获救。

对于德国战列舰“波美拉尼亚”号,以及英国战列巡洋舰“玛丽女王”号和“不倦”号的轮机舱船员来说,他们所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那就是得不到任何救援。由于采用了蒸汽轮机,战列巡洋舰上的船员们不用担心被曲柄和活塞压碎或肢解,但破碎的船壳还是直接把他们带入了深海。上了年纪的“波美拉尼亚”号可谓是一艘不折不扣的“海上巨轮”,当它最终沉没的时候,一定让船上的许多司炉工和机械师受伤了。而且,在这三艘战舰中,发动机漏出的高温蒸汽会把人的皮肤活活烫掉,而剩下的人则会被淹死。

然而,现代化战列舰还是证明了它们在实战中的价值。事实表明,英国和德国的战列舰巡洋舰装甲都太轻,水密舱也分得太少,无法抵挡密集的炮弹攻击——德国的前无畏舰也是如此,“波美拉尼亚”就是其中一个不幸的牺牲品。相比之下,五艘无畏舰都在交火中幸存了下来。即使是遭到最严重破坏的“厌战”号,其船员也只有令人惊讶的微小伤亡:尽管它遭到了15枚重型炮弹的攻击——其中13枚是由德军战列舰发射的,导致了14人死亡、32人受伤。大部分伤亡是由第7次命中所造成的,当时一枚炮弹击中了“厌战”号的右舷副炮,引燃了发射药包,烧死了许多炮手。

总体来看,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其战列舰上船员的伤亡都非常轻微。第5战列舰分队的快速战列舰上共有103人阵亡,其中“巴勒姆”号上有26人阵亡,“厌战”号上有14人阵亡,“马来亚”号上有63人阵亡。在所有造成伤亡的因素中,右舷副炮发射药包起火成为了主因,共造成了102人死亡。而杰利科麾下的战列舰舰队中,只有一艘战舰上有人员阵亡——即“马尔伯罗”(Marlborough)号(共有2名船员丧生)。相比之下,德国战列舰所遭受的损失更大一些,特别是“国王”号,它上面共有45名水兵丧生——主要是副炮的炮手们。德军战列舰的总伤亡为:107人死亡、139人受伤(相比之下,德军战列巡洋舰的死亡人数为283人,受伤人数为139人)——这是被英军12英寸口径和更大口径的炮弹命中6次所导致的。所有的这些伤亡数字都必须与双方战舰发射的重型炮弹的总数进行对照——德军战舰发射了1904发重型炮弹,英军发射了1539发重型炮弹,这些炮弹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瞄准对方的战列舰发射的。英国人所发射的炮弹中,有不超过5%的炮弹命中了目标,而德国人的命中率则不超过3%。少数战列舰的炮击更为精确一些:冠军是英军战列舰“铁公爵”(Iron Duke)号——这是杰利科的旗舰,它一共发射了43枚13.5英寸口径的炮弹,在11520米的距离上命中了“国王”号7次——这些炮弹杀死了很多“国王”号上的船员。

日德兰海战中的双方船员们究竟是如何规避伤亡的,我们现在仍然知之甚少。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几名英军船长在开始交战之前就让船员们躺在甲板上,而当战斗变得激烈时,许多船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躲在位于战舰水线以下的最下层甲板或货舱内,以保证自己的安全。有间接证据表明,在日德兰海战中,很少有英国或德国的水手躲到船舱里去——这样做似乎被认为是一种玩忽职守的行为。此外,按照作战任务的要求,官兵们一般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保持直立状态。不过,所有在炮塔、弹药库或弹药处理间工作的船员都被配发了“防爆”设备,这些设备可保护他们的双手和头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只要发射药包引起的大火没有让整个弹药库失火,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即便如此,在侥幸逃脱了内爆命运的战舰中,还是有一些船员被烧成了灰烬。位于“马来亚”号战列舰右舷的6英寸口径副炮炮组中,发射药包就引发了严重的火灾。“最可怕之处,”一个海军军官候补生回忆道,“是人肉烧焦的气味,这种气味在船上滞留了好几个星期,使每一名船员都有一种十分恶心的感觉。”这种可怕的气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王”号战列舰、“塞德利茨”号和“狮”号战列巡洋舰上的船员。尤其是“狮”号,其主炮的发射药包引发了大火和爆炸,炮塔顶盖都被掀开了——但在此之前,一位医护室的护工曾勇敢地冲了进去,对伤者进行急救。爆炸过后,这名护工被从两具炮塔组员的尸体下面挖了出来——他被严重烧伤,并失去了知觉。最终,他们和其他所有位于“封闭”舱室内(炮塔内、弹药处理间和弹药库)的人一样,都被烧死了。

小型舰艇的行动

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除了作为传递信号的站点或作为紧急指挥船外,那些因为太小而无法“站在战列线上”的战舰——例如大型护卫舰、双桅横帆船(即小型护卫舰)和巡逻舰等——没有参与任何作战行动。但是,在日德兰海战中,比无畏舰更小的船只却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异。这些雷击舰、驱逐舰和巡洋舰(不论轻型和重型),不但互相攻击,甚至也对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发起了进攻——其中,巡洋舰显然不太合适,因为它们只是主力舰的低级版本,但驱逐舰和雷击舰的设计功能之一就是对敌军主力舰发动进攻。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怀特黑德(Whitehead)发明了第一种高效的自推进鱼雷之后,鱼雷舰艇就被认为是一种廉价但能出奇制胜的武器,它们常常被用来攻击大型且昂贵的铁甲舰。它们的发展激发了海军的另外一种战略理论,即认为由鱼雷舰艇所组成的舰队可以使弱小的海军力量与强大的海军力量处于潜在的平等地位(其支持者成立了所谓的“Jeune école”,即海军“新学派”)。这个理论其实是错误的——它的实现将取决于潜艇的性能是否完善,而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动力潜艇出现之后,该理论才具备可行性。然而,鱼雷、鱼雷舰艇,甚至早期和原始的潜水器对铁甲舰的行动自由施加了不小的限制,并迫使其对基本设计和战术运用进行了巨大的改变。首先,铁甲舰纷纷在船体中加入了防雷屏障,最终推出了“防雷凸出部”,后来,这一设计很快就被海军造舰师所抛弃,但被坦克设计师采用并改进为了“间隔装甲”。其次,为应对鱼雷舰艇的威胁,各国主力舰均增加了副炮的数量。相比之下,英军划时代的“无畏”号战列舰几乎没有安装副炮。这是因为费希尔陶醉于主力舰的“全重型火炮”和高速设计,以为这些就能带给它们足够的防护力,并足以抵御鱼雷攻击了。

从1906年到1914年,鱼雷的射程增加了一倍,速度增加了两倍,这让“全重型火炮”的理念受到了质疑。随着鱼雷舰艇的速度、续航力和航海性能都有了明显提高,这种质疑被加剧了。到了1914年,除了在最恶劣的天气之外,鱼雷舰艇甚至还能在舰队行动中与主力舰为伴。因此,为防御它们的攻击,在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设计上,必须为大量6英寸口径反鱼雷艇火炮留出空间,它们的装甲带和弹药库保护体系的布局也随之复杂化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日德兰海战中,主力舰上所遭受的许多伤亡都是由副炮着火爆炸所造成的,在那里,处理发射药包的安全装置必然没有大型炮塔的弹药供应系统那么复杂。

鱼雷舰艇和驱逐舰的关系很微妙——后者最初是前者的敌人,但到了1916年,尽管主力舰增加了旨在摧毁它们的副炮,但这两个逐渐大型化的舰种仍然对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然而,尽管它们的速度很快——英国驱逐舰在日德兰半岛的那种平稳的海况下轻易地超过了30节——但鱼雷舰艇还是极易受到炮火的攻击,甚至敌军4英寸口径的炮弹都能对其造成伤害。为了加快速度,它们牺牲了所有防护措施,这导致任何口径的炮弹都能穿透其船壳,击中发动机舱或弹药库这类要害。即使是炮弹撞击到水线之下,也可能造成足以淹没水泵并令整艘船沉入海底的伤害。

轻型巡洋舰虽然更大,但并不比驱逐舰更坚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方战列巡洋舰展开侦查,并在海湾处拦截敌方那些由鱼雷艇和驱逐舰所组成的舰队,它们的主炮多为6英寸,这个口径已经足以胜任上述任务了。然而,如果这些轻巡洋舰遇到敌方主力舰,那它们就只能完全任其宰割了,也只能指望利用自己的高速与之拉开距离,从而逃脱灭顶之祸。还有一种“装甲巡洋舰”,它们是战列巡洋舰的先驱,但是在无畏舰之间的角逐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由于缓慢、虚弱、火力不足,这些装甲巡洋舰对轻巡洋舰或鱼雷艇几乎没有威胁,对任何更大的战舰则只能是以卵击石。英国人在日德兰海战中损失了三艘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防御”号和“勇士”号。其中,“勇士”号因为战斗破坏而沉没,另外两艘装甲巡洋舰发生了大爆炸,使舰上人员全部遇难。

“防御”号和“勇士”号在同一场战斗中遭受了致命的伤害。它们隶属于巡洋舰分队,就在英军和德军的舰队相向而行,接近到可以互相攻击的距离时,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对支援德军公海舰队的轻型巡洋舰发起了“冲锋”。英军巡洋舰队司令罗伯特·阿布特诺爵士(Sir Robert Arbuthnot)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一场无畏舰之间的决斗中使用他那些过时的巡洋舰。他曾考虑过将自己的分舰队部署在战斗舰队的“空闲”一侧,也就是离敌人最远的地方,但他认为这将是一场“沉闷的表演”,便随即作罢。交战的时候,英军巡洋舰“防御”号采取了更大胆的策略,虽然这使它能够在冲锋中向已经遭受重创的德国轻型巡洋舰“威斯巴登”(Wiesbaden)号开火,但也将自己暴露在德军主力舰的炮火之下,这给它带来了厄运。6点20分,随着德军11英寸口径和12英寸口径的炮弹击中了“防御”号的弹药库,它突然完全消失在百米高的巨大烟柱和火焰中。爆炸似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这艘船立刻就被肢解了。

当“防御”号踏上它的“死亡之旅”时,“勇士”号也遭受了重创。“勇士”号上的一名工程师描述了它在灾难降临前的最后时刻:

就在我穿过主甲板的防弹舱门时,遇到了一些人,包括水手长,他正在往回跑,他们说我舰正在遭到一些11英寸炮弹的攻击,他们认为继续留在战场上很不安全。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发现一枚炮弹打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甲板上——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一股棕色的烟雾笼罩着四周,消防队的人抬走了三四个可怜的人,但又把他们放了下来,这些人看上去又迷糊又害怕。因此,我就直接向左舷的发动机舱跑去,看看那里是否出了什么事。(一位军官)告诉我说,他听到头顶上有爆炸声,一些灯也熄灭了,但甲板下方显然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坏。发现一切都很顺利,我决定回到右舷发动机室,返回的路上,我朝梯子顶上的工程师办公室看了看。在那里,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司炉长坐在他的手册前,好像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但他指给我看,在前方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颗炮弹。我走到外面,发现头顶上的甲板上有一个很大的裂口,日光从那里射进来,显得非常奇怪。

不久后,“勇士”号就被更多的德军炮弹击中,遭受了重创,它仍然漂浮在海面上,但这只是因为在同时,失控的战列舰“厌战”号对德军舰队来说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目标而已。“勇士”号“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战场,由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丹”(Ensadine)号拖走,但它在到达港口前就因为严重的水下损伤而沉没了。

“黑王子”号是“防御”号与“勇士”号的姐妹舰,在交战之后的夜间行动中,该舰与德国战列舰“图林根”(Thuringen)号相撞,之后又被德军探照灯所捕获,并被紧随而至的15发重磅炮弹完全摧毁。它是日德兰海战中双方舰队的最后一个重大损失。其余的轻型舰艇,包括德国的轻型巡洋舰、雷击舰和英国的驱逐舰等——所有这些舰种都是如此脆弱,以至于遭受任何炮弹或鱼雷的集中打击,无论其口径如何,都足以摧毁它们。

双方损失的几艘小船并不能改变战斗的结果。在战斗结束后,双方仍有战斗力的主力舰的数目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双方海军将领和船员们再次出海作战的意志和决心都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当日德兰海战的消息传遍世界时,小型舰艇的损失却更能给人们留下胜利(或失败)的普遍印象——在这方面,英国皇家海军的表现要比德国海军更好。

此外,与那些主力舰的战友们(他们依靠坚甲利炮的保护才得以幸存)相同,小型战舰及其船员的损失,也可以直接影响整个舰队的士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轻型巡洋舰、驱逐舰或雷击舰之间的战斗是影响日德兰海战双方战力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少于4艘德国轻型巡洋舰——“埃尔宾”(Elbing)号、“弗劳恩罗布”(Frauenlob)号、“罗斯托克”(Rostock)号和“威斯巴登”(Wiesbaden)号,另外还有5艘德国雷击舰和8艘英国驱逐舰在日德兰海战中沉没。其中一艘英国驱逐舰——“食雀鹰”(Sparrowhawk)号,是在午夜与姐妹舰“毁灭者”(Broke)号相撞并沉没的。“马来亚”号战列舰的一名军官在战斗开始时观察了小型舰艇的行动,他在早些时候曾经感慨道:“奇怪,为什么只有少量小型舰艇被敌军击中,而且在距离这么近、战斗这么激烈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发生碰撞呢?”后来,他终于发现:“在这片密集的‘枪林弹雨’中,这些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虽然它们在不断扭打着,但却还得竭力避开敌方和己方的大船,它们飞快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战术动作(为避免和大船相撞)……其视觉效果超过了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海战。”这位军官对小型舰艇没有发生碰撞的惊讶是有充分理由的。一小片海域里挤满了彼此靠得很近,且高速航行的船只,这是十分危险的。“食雀鹰”号被“毁灭者”号撞毁的这个悲剧可以被视作是这种疯狂状况(例如由“马来亚”号的军官所亲眼看见的场面)的必然结果。“食雀鹰”号舰桥上的一名军官回忆道:“看到‘毁灭者’号以28节的速度(向我们)直冲过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转移视线的景象,我完全忘记了德军和他们的炮声。就在它撞向我们的瞬间,我记得自己大声喊道‘现在’!随后,我们被困在了这艘船上。虽然肇事的‘毁灭者’号被明亮的灯光照亮,但却笼罩在一团柔和的雾气中,这一定是蒸汽从爆裂的管道中逸出造成的。”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碰撞发生。几乎就在“食雀鹰”号和“毁灭者”号相撞的同时,另一艘驱逐舰——“较量”(Contest)号也撞上了前者;英军驱逐舰“喷火”号在午夜之前不久也与德军战列舰“拿骚”号相撞。上述两艘英军驱逐舰都幸免于难,但德军方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的轻巡洋舰“埃尔宾”号与“波森”号战列舰相撞并遭受重创:它的发动机舱被海水完全淹没,因此不得不被遗弃。

其他大多数小型船只的伤亡是由不那么直接,但却更为残酷的手段所造成的。德军轻巡洋舰“弗劳恩罗布”(Frauenlob)号在夜间行动中被英军“南安普敦”号发射的鱼雷击沉。“罗斯托克”号也在夜间被一艘英国驱逐舰(“较量”号或者“伏击”号)用鱼雷击伤,当它后来又遭到英军大型轻型巡洋舰“都柏林”(Dublin)号攻击时,就只能被遗弃了。在战斗初期,“威斯巴登”号就被困在了双方两条战线之间,随即被猛烈的炮火击毁。它被15发重磅炮弹和1枚鱼雷击中,船舱内逐渐充满了水,最后,“威斯巴登”号突然倾覆沉没了。

造成德军鱼雷快艇舰队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V-48号雷击舰(德军鱼雷舰艇一直用数字编号作为舰名)被英国驱逐舰和巡洋舰发射的多枚炮弹击中并沉没。S-35号鱼雷艇则是被杰利科旗舰——“铁公爵”号战列舰的两颗13.5英寸口径的炮弹击沉的。V-27号雷击舰在它的发动机舱遭受严重损伤后沉没,V-4则是在误撞水雷后沉没的。还有V-29被英军驱逐舰“花火”(Petard)号发射的鱼雷击沉。

英军驱逐舰的损失几乎都是由德军战列舰的炮火所造成的,它们在夜间行动中大胆地对德国战列舰发起了攻击,试图切断其逃回本土的路径。“蒂珀雷里”(Tipperary)号、“湍流”(Turbulent)号、“热情”(Ardent)号、“命运”(Fortune)号、“游牧民”(Nomad)号和“内斯特”(Nestor)就是被德军战列舰的炮火所击沉的。“鲨鱼”(Shark)号先是被德国巡洋舰的炮弹击中,后来又被一枚来自S-54号鱼雷艇的鱼雷击沉。“蒂珀雷里”号、“湍流”号和“游牧民”号沉没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弹药库发生了殉爆。

这些装甲薄弱的舰艇,要想在无畏舰的猛攻中幸免于难,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高速和敏捷性,但即便如此,它们仍有很大可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位“蒂珀雷里”号的舰员(他经历了英军小型舰艇在夜间利用鱼雷攻击德军战列舰的全过程)回忆道:

大约在11点45分左右,我突然看到火光一闪,与此同时,排炮的轰鸣声也响了起来,这些火光和声音都来自一艘或几艘距离我们非常近的船只。敌人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我觉得那些炮弹似乎是从我们头顶某个相当高的地方发射的……第二声炮声响起的时候,敌人击中了我们的一条主蒸汽管道,把它炸裂了,船的尾部被一团蒸汽包围着,我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失去了动力,船上的蒸汽轮机停了下来,我们只能向后方撤退。

一共有3艘敌舰向我们开火,他们总共只发射了不超过4发炮弹(都是用至少5.9英寸口径的大炮发射的,远远超过驱逐舰的主炮口径),然后他们就这样放弃了我们……船尾被3枚炮弹击中,只有几名炮手受伤,但当蒸汽散去后,我们发现在船体中部工作的大多数船员不是被打死就是受伤,那些从机舱或锅炉舱里逃出来的人员也是非死即伤。另外,当船的前部着火时,火焰从右舷煤舱里冒了出来,舰桥也燃起了大火,很快就完全烧成了一堆残骸。

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海面较为平静,但“蒂珀雷里”号还是在苦苦挣扎了两个小时后沉没,舰上共有185人遇难。由于舰体受创严重,海水大量涌入,大部分人很快就被溺亡了。许多没有受伤的幸存者也被淹死了,还有一些人的死因是暴露在寒冷的海面上。一位军官回忆说:“在最初坐上那只救生筏的32名船员当中,有2人在夜间死亡并从救生筏上掉到了海里,还有4人是在被救上‘食雀鹰’号后死亡的。但我们上船后不久,‘食雀鹰’号的船头就被撞断并漂走了。最后,来了一艘驱逐领舰(率领驱逐舰编队的驱逐舰)——‘神枪手’(Marksman)号,它试图将‘食雀鹰’号拖走,但却发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只能带着‘食雀鹰’号的船员和我们上了船,并将该舰彻底击沉。于是,我们便乘着‘神枪手’号返回了斯卡帕湾。”

“食雀鹰”号的姐妹舰——“热情”号驱逐舰在行动中被德军战列舰(主要是“威斯特法伦”号)的5.9英寸口径炮弹击中后,陷入了更为可怕的挣扎中。该舰的船长写道:

我意识到“热情”号正在与一整支德军战列舰分队交战。然而,我们仍然一边开炮一边向着敌人猛冲过去。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或许在任何船员的生命中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的炮弹对敌人的巨舰毫无用处,因此只能发射鱼雷进行还击。我们在刺眼的探照灯强光下等待着敌人炮弹的到来,但在如此近的距离上,敌人反而不会很快打中我们。然而,敌人的攻击终究还是到来了,当第一声炮响时,我听到一个水手低声叫着“哦……哦”,就好像他正面对着一枚爆炸的礼花一样。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热情”号就被摧毁了。

这艘驱逐舰被完全打成了碎片——她的烟囱看起来就像被碾碎的肉豆蔻一样,她的救生艇破损得跟碎布一般,船舷和甲板上都有数不清的洞。我手下最好的几个水手走上前来,试图安慰我,能参与这次行动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终于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许多战友都已经倒下了,他们就躺在自己的炮位和工作区域周围。机舱和锅炉舱组员中的大多数人肯定当场就被打死了。

“热情”号燃起大火之后没过多久就又遭到四五发炮弹的洗礼(当时已是午夜前不久),随后他摇晃了几下,船头开始下沉。“当浓烟和蒸汽散去的时候,”船长回忆说,“我看见许多人泡在水里——我想大概有四五十名。除了救生圈,他们没有任何支撑……我和许多人交谈,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呼救……这些人似乎一点也不痛苦,他们好像只是躺在水里睡着了。”“热情”号的船长是这场致使78名船员丧生的悲剧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之一,他的同伴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泡在水中并最终溺亡,他的回忆给他们临终前的行为蒙上了一层英雄色彩。1944年6月,一艘英国驱逐舰在夜间在诺曼底海滩附近沉没,当时的情况与此类似,这艘驱逐舰的舰长被当时的记忆折磨至今:一群18岁的水手在黑暗中悲痛欲绝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随后被大海逐一吞没。

日德兰海战之余波

截至6月1日上午6时30分,德军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已经抵达了亚德湾的安全水域。其最后一艘受损的船只是“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号战列舰,它在清晨5点03分触碰到一颗由英国皇家海军“阿比迪尔”号(HMS Abdiel)布设的水雷,但最终还是“一瘸一拐”地逃回了家中。英军方面,不论是战列巡洋舰分队还是大舰队,以及伴随它们行动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集群均于6月2日返回了母港斯卡帕湾和罗赛斯。当天晚上9点45分,杰利科向海军部报告说,他的战舰仍然可以在接到出击命令后的四小时内起航。

这个回答影响了英军高层对日德兰海战的判断,他们认为,英国海军仍然适合采取新的行动,因此相关命令很快就下达了。德国则正好相反。德皇坚持把日德兰海战命名为“六月一日的北海战役”,以与英国人不朽的“光荣的六月一日”遥相呼应,德皇声称“特拉法尔加的魔咒已经被打破”。6月5日,他访问了公海舰队,并亲吻了许多参战船长。他提拔舍尔为海军上将,并授予他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即著名的“蓝色马克斯勋章”)。然而,舍尔本人对他是否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却不那么确信。战争结束后不久,舍尔对海军将领们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坦诚地说道:“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就像一位处女怀了孕一样。”他在7月4日向德皇提交的关于日德兰海战的官方报告中警告说,“这差不多是我方舰队行动最成功的结果了。”他含蓄地承认并未在日德兰打垮英国人,而且“不会强迫英格兰实现和平”。

德国的确理应公开庆祝在日德兰取得的胜利,因为双方的“交换比”对德军有利:公海舰队只损失了1艘无畏舰,即“吕措”号;其他船只的损失要么是老旧的前无畏舰——“波美拉尼亚”号,要么是非主力战舰,比如4艘轻型巡洋舰和5艘雷击舰等。相比之下,英国皇家海军不仅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非主力战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还损失了3艘无畏舰。

粗略地看,一比三的交换比可能会让日德兰海战看起来更像是德国人的胜利。英国人派去支援战列巡洋舰的3艘快速战舰——“厌战”号、“巴勒姆”号和“马来亚”号均遭受了严重的战损,只能返回造船厂进行修理,但杰利科的战列舰分队本身几乎毫发无损。而且尽管损失惨重,6月1日英军战列巡洋舰分队的兵力仍然超过了德军第1侦查分舰队,而且德军第1侦查分舰队也因为舰只受创严重而瘫痪了。此外,德军无畏舰也遭受了惨痛的打击:“国王”号、“边境总督”号和“大选帝侯”号回到港口后都需要进行大规模修理,在整整四周之内德国人都无法再次出击,更不用说像英军一样仅用四小时就能再次出战,除非他们想直面彻底失败的风险。

然而,英国在人员方面的伤亡要惨重得多。诚然,英国人长期以来“靠海吃饭”的传统和庞大的航海人口基础使它的损失更容易弥补。但事实是,那场战役使超过6000名英国军官和水手战死在甲板上或与他们的船只一同沉没,而德国人只损失了2500多名官兵。

与木制战舰时代的海战相比,铁甲舰时代的伤亡更为惨重。实心炮弹将纳尔逊和维尔纳夫麾下的战舰肢解,令其甲板之上和船板之间到处都散落着木头碎片。如果炮弹没有直接杀死这些船员,那么幸存者们就保留了一个迅速处理伤口和恢复健康的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把握在当时医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外科医生的手中(他们唯一的工具是探针和刀)。日德兰海战中的伤亡者所受的伤几乎都是上一代海军外科医生所不知道的,这包括金属碎片造成的伤口和被炮弹碎片划伤的伤口——它们都会将肉一条条地从伤者的身体上切下来。然而,最痛苦和最难治疗的还是爆炸所造成的烧伤,以及被热蒸汽活活剥掉皮肤的情况。“蒂珀雷里”号的一名军官描述说,他遇到了一名水手,看到“他的大腿大部分都被切除了”,这很可能是一枚炮弹碎片擦过所造成的后果。这名军官回忆道,“‘先生,我能为他做些什么?’一位正在尝试对他进行急救的鱼雷手问我。我只能用一块大棉絮遮住他的伤口,并用毯子盖住他的身体。”“感觉好多了。”受伤的人说。两小时后,当“蒂珀雷里”号沉没时,大多数船员都被淹死了,这位伤员也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那些得到某种照顾的伤员们也没有获得很大的安慰。“皇家公主”号战列巡洋舰上的医务人员详细描述了在自己工作所在的一个外科手术室里发生的事——在那里,受伤的人再次被德军炮弹打伤(“第二天大约有3斤重的炮弹碎片……从甲板上被冲走”),在船上其他地方爆炸所产生的烟雾,由于比空气重而沉降到舰体的下层舱室,迫使工作人员和伤员都戴上了呼吸器:

受伤人员开始陆续被送达,其中有一名炮手是被从后面的炮塔运送而来的,他因为被弹片直接击中而失去了行动能力。他的……一只脚几乎被炸飞了……这名炮手在大约两天前患了风疹,按规定应该上岸治疗的,但由于他病情轻微,而且他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被特别允许出海,但要被隔离在舱室中,后来我截了他的腿……我开始给一个接一个伤员做手术……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的脸上有一处被扎破的伤口,血流不止……我们刚开始做手术,敌人就击中了这艘战舰,我被迫将所有的器械都放在甲板上……情况危急,我必须继续给那位受伤的人做手术。最让人难受的是灯光太微弱了(敌人的炮火轰击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油灯),在手术中保护伤员的动脉尤其困难。此外,还有大量烧伤的伤员需要包扎,有些人烧伤的面积非常大,现在全部医务人员的时间都被占满了……事实上,大多数伤员都是烧伤,关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有精确统计,正好100人。

在吨位更小的巡洋舰“南安普顿”号上,医生们正在更差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一位舰上的海军中尉写道:

手术室其实就是司炉工宿舍的浴室……只有大约2.4米高,3.6米宽和长。房间的中央被一张较为轻便的手术台给占据了。一面钢铁墙壁上并排摆着司炉工的洗脸盆,由于湿气无法排出,墙壁上凝聚了水珠……我小心翼翼地在过道两旁一排排的伤员中间行走,把头伸进狭窄的过道里。舰上外科医生和一位年轻医生正在拼命而又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刚刚把一个男人的腿从膝盖以上的地方截了下来……我又走向船尾,下到军官舱室。这里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混乱——‘南安普顿’号一共有40—50人受伤,我们把所有的重伤员都安置在这个舰上最大的房间里。长桌上挤满了人,他们都静静地躺着,脸色煞白。

我进来的时候,(医生)向一位卧病在床的服务人员做了个手势,要他移开一个他一直俯身看着的人。四名身上被炉舱弄得很脏的司炉工不断抬出尸体。有两个人站在餐具柜上,其他人坐在扶手椅上。船舷上的一个弹孔把水引到了病房,当船轻轻摇晃时,病房里水花四溅。在齐踝深的海水中,血迹斑斑的绷带和无数战争产生的小碎片漂来漂去……不过最可怕的东西还是“烧伤”——这样的惨状是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日德兰海战的本质其实就是:英德两支舰队在北海相遇,但胜负未分,在返回港口时,双方战舰的甲板上都堆满了“可怕的箱子……其中装着可怕的尸体”。这个第一场——也将是最后一场——无畏舰之间给双方的舰员们带来了可怕伤害的大决战。诚然,海上战争的伤亡人数无法与血流成河的西线堑壕战相比。距日德兰海战仅仅一个月后,英国远征军开始进攻索姆河附近的德军战壕,一天之内就有20000人阵亡。此后,陆地战场更是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这一切都令双方的战斗部队疲惫不堪,只有当战争彻底结束的时候,阵地战的痛苦才会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英、法、德三国军队就有将近500万人阵亡,与之相比,日德兰海战中的人员损失简直“微不足道”。日德兰海战中,双方参战人员总共约11万人,伤亡接近9000人,这个伤亡比例很高,但必须考虑到这场战斗是独一无二的——在早期的战斗中,比如赫尔戈兰湾海战和多格尔沙州海战,双方人员都没有遭到严重的伤亡,在1916年5月31日之后,双方也不再有大规模的舰队行动了。

然而,在军事史上,日德兰海战是有史以来代价最大的海上战役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在太平洋爆发大规模海上冲突之后,舰队行动给双方水手造成的伤亡才可以与此比肩。日德兰海战所带来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它令人们对打造大型铁甲舰舰队的理念产生了怀疑,而无畏舰正是这种理念的最终体现:在无畏舰时代,主力舰的质量和数量对争夺制海权发挥着直接作用,在任何时候,主力舰在一国的海军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曾在贝蒂海军上将麾下的战列巡洋舰分队担任参谋长的恩勒·查特菲尔德(Ernle Chatfield)在回顾往事时说道: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纳尔逊时代)当两艘战舰相遇并交战时会发生什么,当时的人都是可以提前预知的,这是从流传下来的经验和上百次的海战中获得的知识。(纳尔逊)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并准确地考虑到了这些风险。基于长期的战斗经验,他不仅清楚地知道,为了追求战术优势和最终胜利,他麾下的战舰们要忍受暂时的劣势,也明白这种忍耐需要多长时间……而我们则必须为取得这种经验而付出代价,因为我们的武器还没有经历过高强度的战争。没有这种经验,就无法衡量风险……在日德兰海战之前,无畏舰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交战,现代化驱逐舰也没有发动过类似的大规模攻势。

木制战舰的衰落和由蒸汽驱动的铁甲战舰的出现,使海军战略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200年来,各国海军将领们都共同维系着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战舰的数量和性能,以及在战斗中偶尔的“灵光一现”(专业术语称之为“Clause”)成为了影响海权平衡的三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是否在海外的某些战略要地拥有军事基地;是否有大量训练有素的海员可用;港口的分布是否适合海军的行动;海军部队和陆军部队是否能相互配合;以及政府是否有意愿、有能力为了在公海上实现其军事目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物质优势。

事实证明,英国人通过维持一支强大的木制舰队,在追求国家权力的征途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在19世纪中叶,钢铁代替了木材,蒸汽代替了船帆,这就使英国皇家海军不得不着手解决一种看不见的危机,尽管这种危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但其历经千辛万苦所建立起来的“木制海军霸权”却已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敏锐指出的那样,“一下午”就可能被敌人击溃的海军对国家霸权而言,只是一个脆弱的工具。在铁甲战舰时代,海军不再是整个国家体系——包括社会、金融和工业体系——实力的综合体现,更多是海军技术方面的单一表现而已。在日德兰海战中,德国海军的技术要明显优于英国。德国人的战舰更结实,炮术更精准,武器更有破坏力——德军的炮弹在攻击时通常能穿透英军战舰的装甲。表面看来,最终的胜利者应该是德国人,但战争的结果却与之相反。这是由于德国海军在国民生活中是次于德国陆军的,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花在了陆军上,因此,与英国海军相比,德国海军无法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但是,英国海军本身也严重依赖一些新技术(而海军技术的进步只能由国内金融和工业的发展来支撑),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这个曾经的金融和工业强国一直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因此他们的战略态势也是有缺陷的。从1914年到1916年,英军大舰队和它的战列巡洋舰分队可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如果就投射弹丸的重量而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时的英国海军正处于一个力量“金字塔”的顶端,它的根基是不稳固的,一旦出现它没有及时掌握的新技术,那么金字塔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英国人的霸权也会随之被推翻。可以说,一支由无畏舰组成的舰队归根结底是由钢铁铸成的——钢铁铸成的舰体,钢铁铸成的大炮,钢铁铸成的炮弹。然而,到了1914年,英国的钢铁产量只能排到世界第三,美国和德国的钢铁产量均超越了英国;而且,作为一种材料,当时的炼钢技术已经达到了极致,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提升。因此,新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从钢铁转向了轻金属和合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产品是飞机。飞机于1912年首次被人类投入了战争(由意大利人在利比亚使用),实际上,在日德兰海战中,飞机也有登场,英军大舰队的阵容中就有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丹”号。尽管它搭载的飞机并没有参加战斗,但它们的出现不仅预示了未来海战的基本形态,也预示了在无畏舰时代终结之后,海军技术发展的主流将会是什么。